北城钢铁公司二高炉易地大修改造，资金缺口6000多万元，这足以让赵天鸿等人寝食难安！
新建和大修是两个概念。新建项目国家有拨款，用多少拨多少，不存在资金问题，但前提是项目得国家批，不是企业想建就能建。大修则是按设备使用周期走，到周期走个报批形式就可以实施，但国家不拨款，只能使用从折旧中提取的大修基金。而且由于是原样复制，所以大修基金数额不会太多。
这次二高炉易地大修改造要上37项新技术，实质上不亚于新建，这是北城钢铁公司领导层为冲破计划经济体制对企业的严重束缚而打的一个“擦边球”。因为按规定，大修后面如果缀上“改造”俩字儿，就也得报批。上报时分两部分内容，一是大修内容，只需备案；二是改造内容，须经上级审批同意，但同意后会给予一定数额的经费。北城钢铁公司之所以报“易地大修改造”而不报“新建”，是因为后者属宏观计划范畴，决定权在上级，很可能会使项目石沉大海或无疾而终；而前者属企业例行维检范畴，项目既不会夭折，也不会报批时间太长，只不过改造内容要能以充分理由说服上级同意。
但因新二高炉“改造”内容远远超过“大修”内容，而上报项目又不是“新建”，所以上级即使同意，即使拨给一定资金，其数额也不会满足需要，所以缺口自然就很大了。
由此看来，北城钢铁公司搞二高炉易地大修改造似乎是给自己出了个难题儿，若是让你修你就修，让你建你再建，这企业领导不是挺好当的吗？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像一台设备，种类c型号c功能c功率等都由国家主管部门统一确定了，企业领导只需保证设备正常运转，按时检查，定期维修，紧紧螺栓c告告机油，如果能让设备超功率运转，就称得上是优秀领导了。
这样儿的领导就像个熟练操作工，还不好干吗？
可赵天鸿不认可这点，他觉得这样看待企业不恰当c不公允：全国数百个冶金企业里有几百万人，冶金部一个司只有三个人，放着几百万人的头脑不用，让三个人去考虑c谋划c安排数百个企业的事儿，能做到及时c周全c高效吗？闲置几百万人的积极性c创造力，仅仅发挥三个人的积极性c创造力，难道不是对生产力中最关键因素的极大浪费吗？！
五八年北城钢铁厂扩建“投资大包干”的成功虽已过去近二十年，但天鸿仍记忆犹新，也使他坚信企业绝不仅是一台被固化的设备，而是一个能自我创造c自我发展c自我完善c自我增长的活生生的经济细胞。
他要让这种内在活力迸发出来。
当企业领导就要赶超国内外一流水平，这跟当军人就得打胜仗是一个道理。
两年前，从“牛棚”解放出来恢复工作后的天鸿随团去了趟日本，这次考察与其说受启发，不如说受“刺激”更为贴切。进烧结车间前，日方陪同人员为每位客人发了双白手套，请大家戴上。天鸿暗想：“烧结车间是冶金行业最脏的地方，戴白手套是不是多此一举了？”
哪知道，车间内的洁净令人无法想象，宽阔的烧结机输料台车上，平整的矿层像刚出锅儿的黑芝麻糖，不见丝毫烟尘腾起；车间内空气洁净透亮，连射进的阳光中也看不到些许纤尘；地面通道用油漆漆成青绿c桔红两色，擦拭得反着光亮；烧结机旁桔黄色隔离栏杆用手去抚摸，白手套上也没有沾染任何灰尘。
天鸿想起自己烧结厂车间里粉尘弥漫的状况，想起工人们上班儿戴着防毒面具的样子，想起他们编的那段儿顺口溜：“机头机尾转一转，体重增加二两半。”
他觉得脸在发烧，虽然并没有人发觉他的尴尬，但这种羞愧难当的感觉依然分外强烈。
参观完毕，他把白手套仔细叠好，收藏在提包里。那时他就下定决心，有朝一日，他要戴着这双手套，陪同外国人到京钢烧结厂里来参观！
改造设备的雄心固然可嘉，但“一分钱难倒英雄汉”，这6000多万元的“大窟窿”怎么堵呢？
经反复研究，北城钢铁公司领导层确定了三大措施，一是流动资金压缩10，等于1700万元。措施有五项：通过改进产品设计c改善采购链管理c加强生产管理c压缩三项费用支出等手段降低成本c费用支出；压缩库存，加速资金周转；压缩应收账款，减少呆坏账发生率；加速结算，减少结算占用；压缩生产资金占用。
二是压缩不必要固定资产配置，缓建非关键固定资产，盘活闲置资产，挤出资金800万元。
三是除上级拨给的改造资金外，再设法从冶金部掌握的停缓建项目中争取临时性调剂资金3500万元，待新二高炉建成投产，用企业超产后国家增拨流动资金的节支部分来归还。而这项任务就落在曾当过冶金部部长助理的谢观澜肩上。
谢观澜是赵天鸿的老上级c老搭挡。三八年他任金乡县委副书记，赵天鸿任县委军事部长兼县大队长。不过，观澜跟妻子印茹红都不是金乡县人，而是金乡东北方向的蒙阴县人。
说起谢观澜妻子，还有一段往事。一次战斗中，谢观澜背着名伤员撤退，来到他所认识的村妇女主任印茹红家。印茹红帮他们从屋子后窗撤向山里，敌人来搜查时又设法拖延，为他们赢得脱身时间。正当敌人一无所获准备离开时，一个鬼子发现了后窗台上的鞋印，怪叫一声“八嘎”，立刻举枪朝印茹红头部便刺。刺刀洞穿面颊，她当场昏死过去。
经过救治，印茹红侥幸保住性命，但下颌骨部位留下个凹陷的大疤痕，失去了姣好容颜。谢观澜知道后便主动与她发展感情，并最终结为夫妻。
后来，谢观澜调任八路军晋察冀平西军分区副政委，把赵天鸿推荐到军分区当侦察股长。自此，观澜每次调动，提出的唯一要求就是带上这位“左膀右臂”。解放初他们又先后到北平转入地方，天鸿调北城钢铁厂，谢观澜先调北平市军管会，几年后调到冶金工业部。
五九年初，谢观澜调国家计划部门任职，按级别待遇，给他分配东城韶九胡同一所带花园儿的宅院，前后四进，有三十余间房舍。但谢观澜住得不安稳，认为大家住房紧张，自家住这么讲究实在浪费，也脱离群众，便向组织提出意见。组织上又安排两位领导入住，可观澜仍不踏实，直接提出与一般干部同住宿舍楼单元房。后来，行政部门在西城武定胡同找了个小院儿，没东西厢房，只有南房倒座儿，连卫生间也没有。观澜满意了，简单把过道改修成卫生间，就带着家人住了进去。
观澜除了吸烟没其它嗜好，对生活水准亦无要求。手上是块戴了几十年的旧表，衣物有几件换洗的中山装，有纪念意义的物品是老领导送的一件浴衣把水果刀，妹夫送的一只烟斗c赵天鸿送的一方红泥砚。
他不让子女上集中的学校，而是去普通学校住校，过集体生活。来去不用轿车接送，自己坐公交车。直到高中毕业，每个孩子每月只给两元零花钱。孩子穿的布鞋大多是印茹红做的，还买来修鞋工具，让孩子学会钉鞋c修鞋。
一天，有位老领导到谢家串门儿，看见孩子们穿的灯芯绒夹克都不合身儿，嗔怪地对印茹红说：“你们怎么搞的嘛，给娃娃们穿的这么旧，男娃儿女娃儿都分不清喽！”
印茹红笑着回答：“这是五二年给两个大孩子每人做的一件，若虹这件是大姐穿小了刚给他的，男儿长得快，用不了多久就合身儿了；二姐这件该给四弟小虎了。”停了停又说：“咳，这比在‘老区’那会儿已经强多了！”
老领导高兴地大声说：“好啊，说得好！有些干部进城就成了‘洋包子’，自己像个‘官佬子’，娃儿要做‘少爷仔’，咱们这些‘土包子’跟不上，也不去跟喽！”又对谢观澜说：“观澜啊，‘身虽劳，犹苦卓’，你教育娃儿的办法好哇！”
正当谢观澜锐意进取，力图多做贡献的时候，突然得了一场重病，经多方医治虽然基本痊愈，但因元气大伤c体质虚弱，已难以胜任过于繁重的工作。
可观澜不愿就这么闲呆着，一次，他听东北局一位老战友说下面有个厂子问题较多，管理困难，就主动请缨前去担任代理厂长。
组织上为照顾观澜，允许他带秘书c公务员c炊事员，但他认为这不是去休养，更不是去“当老爷”，岂能前呼后拥？后在组织半命令式督促下，他只带了名公务员，而一到厂，就把公务员安排到班组当工人c学技术，只偶尔帮他照料一下生活。
这家抚顺第二河口电厂有四十多年历史，本有成熟管理经验和全套规章制度，但因管理不善，有章不循，制度不灵。全厂19台锅炉半数带病运转，到处跑冒滴漏，电器设备绝缘老化，事故频发。厂区粉尘没胫，积灰盈尺
在党中央提出的“调整c巩固c充实c提高”八字方针指引下，谢观澜倡行讲真话c做实事之风。他举例道：“一个只有几百万元产值的修配分厂，提出要在当年增创产值1亿元，这不是天方夜谭吗？！同志们，我们要坚决刹住这种浮夸风，实实在在地做好本职工作！”
这番话，听得下面职工悄悄议论起来。这个说：“听听，还是谢厂长敢讲真话！”
那个说：“咳，事儿就是那么个事儿，理儿就是那么个理儿，你不说，它不也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搁哪儿摆着的吗！”
这个说：“嗯哪，这浮夸风真是害死人！你说咱一个发电厂，非说要炼油c‘放卫星’，整了几百名老工人c技术骨干，用了一万两千多个工作日，使了90多吨钢材c120多吨水泥，建起一座炼油炉，结果啥也没练出来，白扔进去几十万块钱，还差点儿着一把大火！你说这不改能行吗？！”
那个说：“可不咋地，早就该改了！”
在讲真话c求实效思想基础上，谢观澜以《工业七十条》为指导，很快组织制定了《抚顺河口发电厂工作十七条》，使工作有了正确指导原则，起到了拨乱还治作用。接着，他狠抓十项大事，即改进领导方法c大搞调查研究c调整生产指标c加强生产第一线c调整管理机构c修订管理制度c整顿恢复设备c搞好经济核算c清理“双革”项目c抓好职工生活。这些工作迅速全面铺开，使电厂运转走上正轨。仅一年多时间，抚顺河口发电厂成为全市调整工作取得最好进展的企业之一。受到东北局c水电部表彰。
六二年初，谢观澜结束在基层的工作，进入党校研究班学习一段时期后，分配到北城钢铁公司任副经理。于是，这位赵天鸿的老上级变成了他的“新下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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