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中央──没有区别。”
“坦白地说：您不觉得自己有什么过错？随便什么，哪怕一点点？是无意犯的？”
“我可以明天就到法庭上去──在祖国和元首面前我是清白的。所以我才要求派我到前线部队去。我准备用自己的血来抵偿我主要的过错──我在这个恶棍的机构中工作了那么多年，竟没能看透他。”
“这样吧……我从两方面替您说请：他集团军总部讲──这是官方这条线；非官方的，我同卡尔登勃鲁纳讲讲。我对您的评价还是很高的，贝格。我准备为您打抱不平。但是，如果有人告知我，证明您与yīn谋集团有牵连，无论是什么样的材料，哪怕一点点，我都会毫不犹豫地下令qiāng毙您。”
“将军，您无法想象我是多么感激您。尽管如此，还要请您允许我将我的书面报告jiāo给您。上面申明了理由。这是报告。请相信，虽说它是用化学墨水写成的，但里面倾注了我的一腔热血。”
“好，好。重要的事情还需要食物把它压住。您还没有对我厨子的手艺作出评价呢。”
“红菜汤好极了。”
“少来点伏特加吧？”
“好吧。我现在的心情如同小时候忏悔之后的心情。”
“干杯！”
“干杯！”
“别再拖延了，今天您就开始工作。这不是建议，是命令。”
“是，将军。虽然还存在着一些困难：这次行动的前景，请相信，是非同寻常的。我说的是策反那个俄国女侦察员和我用假情报同红军总参谋部的代表接触的事。在克拉科夫的盖世太保把他们的人，而在这一决定xìng阶段又是必不可少的人派来之前，这次行动是不会顺利进行的──顺便说一句，这时我们的联合行动，所以我不会将所有的功劳全部归于军事侦察机构。”
“一刻也不要拖延，赶快工作吧！振作起来！好了，好了！就这样吧！”
“将军，我非常非常感激您。”
“哎，不要这样，”诺伊布特皱了皱眉头，“我厌恶给人以恩赐，但我认为，履行军人的天职是自己不可违抗的法规。我履行了我的职责。我觉得您记住了：只要我相信您忠于祖国，我就会为您打抱不平。一旦我对您有所怀疑──我也会以同样的决心将您送jiāo法庭。”
到了第二天傍晚，克拉科夫盖世太保的库戈·施瓦尔布来到了贝格的办公室。他来后大约过了半小时，电话铃响了，贝格拿起听筒。
“希特勒万岁！”他听到盖世太保的克吕格尔局长那响亮的、充满友好的声音。
“希特勒万岁！”贝格回答了一句。
“我的小伙子已经到您那里了吧？”局长问。
“是的。”
“很好，情绪如何？能使那个俄国女人倒戈吗？”
“现在咱们的力量大大加强了。”
“不要有顾虑，上校！您真是一个狡猾而谨慎的人，贝格！祝您成功。”
“谢谢。”
“请把进展情况随时告诉我。”
“一定。”
“施瓦尔布是个精明强干的小伙子。”
“对，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如果他蛮干，请您提醒他，他是在您的领导之下，而不是您在他的领导之下。”
“感谢您的信任。”
“请您不必拘泥于上下级关系！从什么时候起我们变成了官僚，贝格？紧握您的手！”
“握您的手。非常感谢。”
“谢什么？”
“没什么。就是谢谢。”
“好了，再见。从发报中心给我打电话。如果碰不见我，可以夜里来旅馆找我。希特勒万岁！”
“希特勒万岁！”
就在这一天，阿尼娅在贝格和施瓦尔布的护送下被转到了施杜科夫──喀尔巴阡山脚下的一座小城。
3、巨神
同任何一个妄图称霸世界、建立在以皮肤颜色、颅骨形状、眼眶特征以及讲什么样的梦话（个别的说法就是次要的了）为证明的人种优势原则上的暴君统治一样，希特勒帝国每时每刻、每分每秒都在产生一种无论是思想上，还是实践上都与这一镇压人民的庞大机器相抗拒的力量，这种抗拒最初是自发的，继而便成了一种有组织、有意识的力量。
希特勒的军、党、国一提的机器以其愚蠢的暴行和可笑的伎俩产生了一些抵抗运动的英雄人物，他们不想，确切说，是无法在这种独断专横、愚昧病态和践踏人格的条件下生活。
在希特勒的集中营里，俄国共产党人同法国神父关在一起；社会民主党人和君主主义分子在同一间木板房里受折磨；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和目不识丁的农民睡同一张木板床；五、六岁的犹太儿童和俄罗斯教授被烧死在同一个炉膛中；比利时的部长和挪威的渔夫关在同一间囚室。
希特勒分子认为，消灭所有的，哪怕是稍有表现的异端分子，就可以加强阿利安人的信仰轴心。这种大规模的镇压甚至涉及到了信奉其他宗教的德国人。越是如此，对希特勒的反抗就越强烈，这种普遍的反抗不仅表现在所有法西斯占领区的世界各国，而且也出现在德国本土上。希特勒分子无视发展规律，以为既然元首是这样说的──天下事就将如此。但他们忘记了，任何一种作用都会产生，也不可能不产生反作用。
‘雄鹰’游击队长亚努什·普希曼斯基曾是波兰社会党党液。战前他经常同共产党人作对。一九四一年八月从集中营跑出来之后，他仍认为不能完全赞同共产党。一九四一年秋天普希曼斯基带着三名同志钻进了大森林。一九四二年冬天他的队伍发展到一百多人。其中四十名是共产党员。到了一九四四年，他的游击队已达到七百来人。参谋长是共产党人。
“必须先消灭纳粹分子，”普希曼斯基说，“然后再收拾我们家里的事。共产党员小伙子是在为波兰而战──谁也不能否认这一点。”
一个亚布卢尼韦茨的农民来到游击队后遇上的第一个人是参谋长。他的参谋长说，离他家不远的地方有个形状奇特的东西轰隆隆响了一声，那东西象飞机，但翅膀很小，头又尖又长，而且没有人驾驶。
参谋长领着这位农民找到普希曼斯基说：“这位老大爷有个重要的消息。你听一听，然后下个命令，该怎么办。”
说完他就走了。
一小时后，侦察小组骑着马，拉着三辆大车赶到了那个小翅膀飞机发出声响的地方。普希曼斯基听过lún敦的广播，他知道有关飞弹的事。
夜里，这个鱼形的庞然大物被运到了游击队营地。
普希曼斯基叫来参谋长，对他说：“亚涅克，听着，我们这样做：我们要与lún敦和红军同时取得联系。如果我们为了一些人而亏待另一些人，那么褐衫党徒们就会坐收渔利。谁第一个来取这东西，我们就把它jiāo给谁。你不会指责我搞民族主义吧？”
普希曼斯基微微一笑，“我认为我作得对。”
“我的看法也是如此。”参谋长回答说。
普希曼斯基同lún敦和红军前线司令部取得了联系，告诉了地点，指定了下一次联系的实践，以便得到盟军协调一致的答复。
可是当普希曼斯基把这些电报发出去的时候，保卫维尔纳·冯·布劳恩工厂的党卫军已经封锁了飞蛋可能飞落的地区，并开始严密搜寻。当他们发现了飞蛋留在沙地上的痕迹，看到马蹄和靴子印迹后，党卫军的部队立即发出了战斗警报。
普希曼斯基的前哨警戒发现了纳粹分子的搜寻部队。普希曼斯基立刻召集全营人马，命令上山：那里有藏身之处──他明白，不这样做，他就会象落入捕鼠器的老鼠一样被敌人捕获。
施蒂利茨得到了莫斯科jiāo给的任务──在克拉科夫了解被盗飞弹的全部情报。飞弹具有战略意义。红军指挥部希望，如果施蒂利茨能利用盖世太保掌握的情况得知普希曼斯基游击队的可能去向，可以吸收与旋风有联系的波兰地下工作者参加今后的实际工作。这是冒险，然而是必要的冒险。经过周密思考的必要冒险通常是可以取得成功的。只是这次成功不能取决于施蒂利茨，因为盖世太保也不知道普希曼斯基队伍的去向。‘雄鹰’游击队留下大部分兵力坚守和掩护撤退，而中坚力量甩掉了追击，潜入了喀尔巴阡山。
奉普希曼斯基之命到克拉科夫同地下组织取得联系的参谋长与酒吧间抢劫行动的第二天，找到了谢多伊。一九三三年他们曾一起蹲过监狱，自那时起，他们就成了至jiāo。这消息经过谢多伊又转给了旋风。旋风又委派科利亚办这件事。科利亚又转告了父亲。父亲立刻开始了工作。
第十九章 假情报
1、逃走
阿尼娅被关在一间没有窗子的半地下室的小屋里。当她被带进汽车，沿着洒满阳光的城市，时而在公路上行驶，时而穿过秋季特有的棕色、褐色、蓝色、白色相间的树林时，她贪婪地望着车窗外面，想着：很快，不是很快，而就在那个拐弯处，不，不是那个，是前面那个拐弯处，不，就在那个下坡的地方，旋风会突然冒出来，站在公路当中，还有谢多伊、科利亚，他们端着自动步qiāng，拿着手榴弹，而贝格没有自动步qiāng，那个德国人也没有；我们的人朝汽车轮胎上扫shè，汽车一头栽到柏油路上，于是她朝旋风扑过去，她先扑到旋风身上，然后又扑到谢多伊、科利亚身上，不过在这之前，她还要在旋风面前站上很长时间，而他，大概会亲吻她，那时她也会回吻他，这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她还会搂住他的脖子，用前额在他那长满胡茬的脸颊上偎依一阵。
可是没有人端着qiāng从树林里冲出来，也没有任何人来解救她。汽车开进了一座敞开的绿色大门里。阿尼娅被带下车。穿过安静的栽满鲜花的小院，被领进一座整洁的小宅，进了一间半地下室，接着门被锁上了。
阿尼娅脱掉外衣，放到小桌上，在整洁的小屋里来回走了几趟，打量着房间──这是一种下意识的动作，完全是受坐牢而养成的习惯所驱使，然后她躺到床上，等待着某个人连头也不探，就在走廊里向她大喊一声：“起来！”
可是没有人来喊她。她静静地躺着，暗自想：“也好，让我把前前后后的事再琢磨一遍。现在你要坦诚地对自己说：你相信这个德国人吗？哪怕是千分之一？在你这种先为他们工作，然后逃跑的默许中，是否隐藏着这样一种企望：想抓住他递过来的以同意为我们工作为条件的稻草，来救自己的xìng命？怎么，你不能马上回答？好，我可以等一等。我能等。只是要襟怀坦白，以求得内心深处不留下任何疑虑。”
她站起身，在房间里不慌不忙地踱起步，她倒背着双手，转身的时候很迅速，就象在队列中听到了口令：“向－后－转！”
贝格和施瓦尔布一起推敲和检查第一封伪造电文，两人琢磨了很长时间。贝格斟酌每一个实例，参照着一张大型作战地图核对军队的部署，检查人名的书写，同时也掺进了一些俄语中难免的谬误。在做这一切的同时，他还努力记住那些日后能够帮助他向布尔什维克代表解释清楚的确凿证据以及这封假电报是怎样写成的，前线的局势事实是怎样的。
“她把同意合作的字据jiāo给您了吗？”施瓦尔布问。
“干吗急着要字据使她难堪呢？先让她把这组电文发出去，然后我们再让她签字承担责任。cāo之过急会使她反感。再说，别忘了，我是她的同伙，我在准备叛国。”
施瓦尔布笑了。
“我可做不到，”他说，“眼神总使我露馅。”
“这话可不要对任何人讲，”贝格建议说，“这话听起来好象是证明没有做侦察工作的能力。”
在去发报中心之前，贝格去了一趟盖世太保，他找到克吕格尔，对他说：“我不想当着您助手的面谈个人的事。我能占您几分钟的时间吗？”
“请。”
“我有个建议。”
“是吗？”
“如果我从与俄国姑娘耍的把戏中脱出身来，您看怎样？”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
“比如说，施瓦尔布把她叫到我的办公室，对她说我被捕了，他应该及早地在她的帮助下在发报中心工作一段时间，而后，他便同她一起去找布尔什维克。还可以更进一步，把元首大本营发生的悲剧暗示给她，给她看报纸……您觉得这样做怎么样？”
“我认为这不高明。那样的话，她就会得出一种印象：我们的军队是由一伙随时准备背叛祖国的叛徒所组成的，或者她会立刻看穿这一把戏。难道可能这样做吗？怎么能这样做，上校？！”
“我应该告诉您，”贝格用低沉而伤感的语调说，“前不久，我同我们的一位军事长官谈过话，要求把我调到战斗部队去，调到与布尔什维主义斗争的最前线去。我还没有得到我们领导的答复。”
盖世太保长官听完险些笑出声来：他昨天又听了一遍上校同诺伊布特的谈话录音，还做了笔记，当时就收进了专案文件。
“是啊……”他说，“这是个严肃的问题，很严肃的问题。我理解您的愿望。这是一个真正的德国人的愿望。只是……请原谅我直截了当地提出问题：是什么动机促使您向你您的长官提出这样的报告？”
“笨蛋，”贝格立即提醒自己，“我同他的谈话中没有用‘报告’这个词。关于报告的事，我只对诺伊布特提过。这下他露了马脚……”
“您知道，”贝格马上回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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