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一定要保护住肋骨、肩和股骨。当然还有头部。我从小就对太阳穴特别担心。我记得我们同院的一个小女孩，由于顽皮，妈妈用小勺照她的太阳穴打了一下，她就死了。那一下打得并不重，可小女孩还是死了──睡下后再也没有醒过来。
隆隆声越来越近了。这是料车在翻身把煤倒入运煤车。我听见在备用线路上开动的一辆火车头的汽笛声。又听到另一辆火车头在一边呼哧喘气──显然是在抽水。我有时还能听到德国人的说话声。这意味着我自由了，因为德国人没有吼叫，没有骂人。在自由的时候他们完全是另一种样子，一旦走进铁丝网的那边，走进我们集中营，他们就变成了野兽。
我听到车厢缓冲器的碰撞声，在我的身下，在整个车站，响起了一阵连续的欢快的丁当声。
在集中营我从来没有听到过这种响声，没有听到过火车头的汽笛声，也没有听到过不是吼叫和咒骂的谈话声，以及缓冲器的丁当声──所有这些声音现在对我来讲都是自由的象征。
我朝运煤车飞去。我尽量缩成一团，侧身朝下，使身子富有弹xìng并变得小一些，但是没来得及完全做到。在最后的一瞬间我看到了由于星光的照shè而变成蓝色的钢轨，接着便感到后脑勺受到沉重的一击，往下就什么也看不到，听不见了，只有妈妈在唱歌，在摇晃我……
我睁开眼，想动动身子，可是我的手脚一点也动不得。我被煤块挤压得紧紧的。我被活活地埋掉了。我绷紧全身的肌ròu。我感到压在我身上的煤块活动了，我蜷曲着身子，喊叫着，眼珠差点要憋出来了。
在这种情况下很难迫使自己平静下来进行思考。我没能立刻做到这一点。等我终于平静下来思考一下自己的处境时，我开始明白：不是母亲在摇晃我，也不是母亲在说话，只不过是运煤车正在轨道上行驶，我被煤压在了下面，这没有什么可怕的，只要不失去理智，不把力气消耗在无益的动作上。应该把身子翻过来，把煤从身上弄开。没什么可怕的，我不是被埋在土下，而是躺在把我带往自由的运煤车中。
当我从煤堆里爬出路后，全身都汗湿了。我看到星辰密布的天空。我久久地坐在煤堆上，尽量使自己恢复常态，平静下来。我喘了口气，接着开始唱起了歌。
天亮了，车停了。我重新把身子埋在煤堆里，不知不觉地睡着了。我不知道睡了多长时间。我仿佛是被什么东西撞醒的。我浑身发冷。我摸了摸额头。我的手指冰冷，额头却象烤炉一般发烫，随后我看到周围的煤全是白色的。
“发高烧了，”我心想。“糟糕。”
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因为煤上落了一层雪，一层松软的、颗粒很大的雪。
深夜，在一个小站，我从运煤车上爬下来，走进一片树林。
我感到我是朝正东方向走。我自己也不知道，我为什么如此自信。我走得很快，身上也越来越冷。但我知道，在任何情况下也不能停下来，不能放慢我深入树林后就保持的行速。
“夜里我要点上篝火，”我想道，“一定要用杉树枝点上一个大篝火，好好暖和一下。先烤背，再烤胸和腰。那时就不会感到冷了，一切就会正常了。”
起初我没想到没带火柴，没想到没有火柴什么篝火也别想点。但是越往前走，我心里也就越明白，篝火是点不成了。于是我开始说服自己，可以用摩擦的办法取火。
“我要找一块干桦树皮，用力摩擦它，一直磨到企烟。一开始是青烟，然后慢慢变成灰色的、浅蓝色的、白色的烟，最后烟消失了，变成了火。”我一边这么想，一边急速地朝东走去。“一定要不停地走，一分钟也不能停。”
傍晚十分我来到一条公路旁。一辆辆汽车在宽阔的混凝土公路上飞驰而过。我听到汽车转弯时轮胎发出刺耳的尖叫声。我躺到一片灌木从中，等待天黑下来。一躺下就昏然入睡了。
我在树从中约莫躺了两个小时，因为我睁开眼后，天已经黑下来了。我浑身发抖。两排牙齿咬得很紧，我怎么也张不开嘴。我觉得，要是现在不赶快站起来，我就再也站不起来了。
我开始在地上滚动，想止住讨厌而虚弱的颤抖，并使身子稍稍暖和些。我站了起来，但浑身依旧发抖，嘴也张不开，两排牙齿就象长到了一起，结成了一个整体。
我已经不大清楚我正往什么地方走。只是等我看到周围一幢幢漂亮的单层房子时，我才明白走进了一座村落。我没有害怕。由于饥饿，由于浑身发抖，也由于肚皮瘪得快要贴上后背，我已经不会感到害怕了。突然间我的前胸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我看到，离我两米远的地方站着一个人：身穿夹克衫，脚登皮鞋，头戴chā着羽毛的猎人帽。在他的脚旁象金字塔似的摆放着一盒盒的罐头，在他脑袋上方的一条绳子上挂着火腿、香肠和一串串的小灌肠。
“是座商店。”我平静而清醒地想道。我明白，打破橱窗就意味着毁掉自己。不过我真想打破橱窗，把这个不知寒冷的瓷人的衣服扒光。
我开始摸门，找锁。我记得，在商店门上应该用的是大挂锁。可是门上没有。很清楚，这是德国人的店铺。这个善于发明的民族，让它见鬼去吧！门是用暗锁锁上的。似乎是两把暗锁。我在戏剧学院学过分析戏剧家的创作，学过舞台行星的体现和音乐理论，可偏偏没有学过橇锁的本领。只好自学了。
把门橇了一阵子之后，我明白自己在这方面不会有任何收获。于是我在这座房子的四周绕了一圈。商店还有一个门，与门并排有一个窗户，上面挡着一块象飞机机身一样的皱褶锌板。只是后来我才想起这种挡板叫百叶窗。百叶窗上锁着一把小锁，就象邮筒上常用的那种。
我的两腿发软了。我蹲到地上。我坐在柏油路上，望着这把小锁。
云在上空飘过。它们仿佛是黑色的，因为天空晴朗，布满了星斗。星星好象在彼此眨眼睛，月亮shè出惨白的冷光。
小锁一下子就橇开了。我把百叶窗往上一推，橇开窗户，便钻进了商店。久已忘记的香味差点使我窒息。一眨眼的工夫我就吃掉了一串甜熏肠。我的肚子胀得疼了起来。我觉得可恶的熏肠在肚子里翻滚抓挠！
我把身上的衣服全脱了。我先在箱子里找到一件毛衣。我找了很长时间，因为白色的月光投到对面墙上，那里放的是食品。我只好一个箱子一个箱子找，最后才找到这件毛衣。接着，又找到一双很厚的毛袜子。我把这些童话般的东西穿到身上，顿时感到暖和起来了。然后我穿上西服和大衣，戴上帽子，又找到一双大皮鞋，接着往口袋里塞满了香肠、nǎi酪和沙糖，拿起原来穿的衣服，又从窗口爬了进去。
我一走进树林，便埋掉了原来穿的衣服。又往前走了一段路，钻进一片树丛，往地上一躺就昏然入睡了。
……父亲曾对我讲：“你进了剧院，到国外演出时，给我带一件猎服回来。德国人做的猎服最好。还能去病消灾呢。我准备用它宽大的裤腿做副手套……”
我醒来后，立刻想起父亲的这些话。我躺在地上，想弄明白为什么我偏想起了这些话？我想的不是他本人，一位没有腿的白发老人，也不是他那有点沙哑和带点嘲笑味道的声音，而是他的这几句话。
接着我听到一个男孩子的声音。一个小男孩用德语在唱歌。我转过身，推开灌木从，看见一个小男孩正在林间小道上骑自行车。就是他在唱歌。
我现在要是有辆自行车就太好了。我的穿戴很正常，跟德国人一样，如果有辆自行车，可以很快离开这地方。可是我为自己这种念头感到羞愧：怎么可以从一个小孩子手里抢自行车呢？孩子们并没有参加我们的“游戏”，和他们一点关系也没有，让这些穿短裤的孩子们去骑车唱歌吧，我自己可以徒步离开这里。
路象橡胶一样松软。树叶落在小路上，路面富有弹xìng。走在这种路上是很舒服的。腿不觉得累，身上很暖和，甚至有点热。
“怪不得我早晨想起父亲说的猎服了，”我恍然大悟。“它又轻便又暖和，所以才会这么热……”
四周很静，秋天的太阳照耀在晴朗的天空上。可以听到树叶掉落的声音。这时很忧伤的，大概是因为幼年时落叶是同我们上学联系在一起的吧。
我甚至对这种想法笑了起来。但马上吓得闭上了嘴。我从小路上钻到一片密林中，在那里站了大约十分钟，看看有没有动静。
我在河边停下来休息。从口袋里拿出香肠吃了。口渴极了，我多次爬到河边喝水。河水清澈冰冷。
人吃饱了就会变得无忧无虑。我吃饱了香肠，喝足了凉水，往灌木从里一钻，便躺下睡觉了。
……黄昏时分。寒冷的空气中依然静悄悄的。树叶已经不再飞落，因为没有一丝风。
我从地上站起来，又吃起了香肠。我突然感到一阵长时间的剧痛，仿佛肚子要被割破似的。我蜷缩着，侧身躺到地上。
我在河边的树丛中躺了三天，因为我走不了路。我感到颧骨上的ròu皮拉得越来越紧。痢疾是一种非常可恶的东西。我不停地发抖，肚子也疼如刀绞，还直恶心。我终于明白，我不能再吃，也不能再喝河水了。可是那些可恶的肥香肠总是引诱着我。于是我闭上眼把香肠扔到了河里。接着骂了半天。我骂自己，骂香肠，骂天空和落叶。不久便不省人事了……
到第三天尽头我可以走了。我走起路来感到很轻松，甚至过分轻松，因为我完全感觉不到自身的存在。我走路摇摇晃晃，有时还昏昏沉沉的，但是肚子不疼了，所以我不停地往前走。我应该走到一条公路上，根据路标确定一下我在什么地方，应该往什么地方走。
在一条混凝土路的jiāo叉口，我借助月光看到了路标：“柏林──１９７公里。德累斯顿──２１９公里。”我在路边坐下来，用手指画了一幅德国地图。我明白自己正处于这个国家的中心。
我感到一阵恐惧。我第一次想到：“我走不到了……”但是我立即制止了这种想法。我不应该有这种念头。绝望是懦弱的姐妹……
波格丹诺夫沉默了。在远方的一座教堂上，大钟响了三下。
“天快亮了，太阳快出来了。”
“你想睡吗？”
“不想。”
“把你的火柴给我用用，我的潮了。咱们还是睡一会儿吧？那些恶棍一审讯起来就是六、七个钟头。”
第四章 “苍蝇”
1、
绝密！ 国家重要文件！
１９４４年６月１１日 共印四份
瓦维尔
电报 Ａ·７·佛罗拉０６０７
加急！ 第二份
发往克拉科夫市瓦维尔城堡
党卫军首脑希姆莱
首脑：
现将在霍伊布特上将那里召开的有关解决欧洲斯拉夫文化发源地问题的会议记录呈报给您。
霍伊布特：先生们，问题的实质显然是与会者们所熟悉的。因此我要使自己摆脱一个沉重的义务，那就是去论证──这是我们的官方宣传部门喜欢做的事情──计划采取的行动的必要xìng。请报告一下设想。
米勒：我把实际工作jiāo给了多论费尔德和克劳赫去完成。
霍伊布特：工作进行到什么程度了？
米勒：我已经将多lún费尔德和克劳赫召来了。他们可以提出报告。让他们进来吗？
霍伊布特：没有必要。你作为工程领导人，显然能向我们讲述全部细节。至于可能出现的一些特殊问题，可以留待会后解决。
米勒：我等待吩咐。
霍伊布特：请吧。
米勒：离市区九公里处的帕斯捷尔尼克要塞──请看地图，在这里──被我们作为完成这次行动的指挥部。这里将铺设电缆网络。旧城，要塞，教堂，旧市场，大学，以及一切具有重要价值的建筑物都将铺设地雷。
霍伊布特：不行，不行，米勒。这样的表述准会被党卫军司令部否决的。问题关系到全部建筑物，是全部──我要强调这一点。我们是士兵，不是研究家，用不着我们去确定历史文物的价值。只有摧毁全部，而不仅仅是挑选的建筑物，行动才是有效的。而且，如果只摧毁经过挑选的珍贵文物，那么后人将会指责我们毁灭文明。彻底摧毁则可用战争的逻辑加以辩护。
比尔戈夫：将军阁下，为我们的行动进行辩护不是士兵所应考虑的问题。我们的本分就是执行命令。
霍伊布特：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你是十岁吧？
比尔戈夫：我说出了自己的一个真诚观点。
霍伊布特：是两个吧？也许更多，继续讲，米勒。
米勒：我们一定作出修正。全部建筑物都要布设地雷。设在帕斯捷尔尼克的总部，由党卫军负责守卫，总部可以在任何必要时刻把克拉科夫市掀入空中。为了对主要电缆加以伪装，我们将挖几条壕沟，假装是在修理上下水管道。这可以帮助我们迷惑可能派遣来的红军间谍，以及当地的民族注意地下组织。
霍伊布特：顺便chā一句，比尔戈夫，我曾在卢浮宫兴奋地哭了起来。若不是我知道这个行动是一个必要的军事措施，我本会加以反对的。
比尔戈夫：你们打算使用什么样的地雷？会不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正当我们的士兵熟睡的时候，克拉科夫飞上了天？波兰人是有可能去干这种残暴勾当的。
米勒：你认为波兰人会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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