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元帅贺龙》 第 1 章 ------------------------------------------------------- 本书由www.biqugedu.com【小初夏】整理上传 附：【本作品来自互联网,本人不做任何负责】内容版权归作者所有! 如不慎该资源侵犯了您的权利，请麻烦通知我及时删除，谢谢！ ------------------------------------------------------- 《中国元帅贺龙》 作者:水工【完结】 前言 你研究过中国的元帅们吗？他们从二十年代血雨腥风中走过来，带着半个多世纪中国人民的痛苦、希望、追求和奋斗，戎马倥偬，满身征尘。他们每个人的身上，都凝结着中华民族的爱与恨、智与勇。他们各自有着不同的社会出身，特有的人生经历，展示出来的，是一幅幅绚丽多姿的人生画卷。但是，我以为，贺龙元帅的经历，是别具特色的。 贺龙诞生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逝世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他的一生，经历坎坷，命途多舛，给人们留下了不少yù解之“谜”。诸如： 有人说，他是土匪出身。说者除林彪之流以外，信者也有人在；有人说，他出身贫苦，是个农民。那么，他的社会出身到底是什么？ 人们说，贺龙是位“传奇式”的人物，“奇”在何处？ 在军阀割据的二十年代，一个没有一点后台的民军领袖，能从营长当到镇守使，其奥秘何在？ 一个有着高官厚禄的中将军长，为什么能够在共产党面临失败的最倒霉的时刻，参加共产党闹革命？ 当中国那些未来的元帅们，在解放战争的战场上，一个个叱咤风云的时候，唯独贺龙悄无声息。他到底到哪里去了？ 十年动乱之中，为什么贺龙早早在中国政坛上消失，被“立案审查”？ 现在，让我们追随元帅的足迹，将自一切真实地历史地展现开来。你也许能从中看到这位中国元帅历程之艰辛，时运之不济，xìng格之倔犟，精神之伟大。 ------------------ 1、你能想到吗？元帅祖上是名门望族，而他，却是个 挣扎在饥饿线上的小骡子客 光绪二十二年农历二月初九，也就是公元1893年3月22日，一个婴儿诞生在湖南省桑植县城北12.5公里的洪家关一户姓贺的家中。他就是后来的中国元帅贺龙。 从某种意义上说，人，是社会的产物。一个人的家庭出身。社会地位、生存环境，对于他的一生，产生着非同寻常、潜移默化的作用。洪家关的贺姓，到底是怎样一户人家？了解这一点，对于了解这位元帅，无疑是重要的，何况，长期以来，对他还有种种不同说法呢？因此，不妨先来一次“寻根”。 贺龙祖父贺良仕的墓表上写着： “祖籍湖北安陆，从军来湘，属慈利九溪，再迁桑植洪家关。门第鼎盛，簪缨蝉联，世为吾邑望族。” 原来，贺氏家族非同寻常。贺氏先人贺从先，明末从军来湘。第二代叫贺云贵。第三代兄弟五人，分别以象、虎、龙、凤、凰名之。除贺凰无出外，余者繁衍成今日洪家关贺氏四大房。从第四代起，贺氏宗族即以“大廷良土，文学兴邦，光宗耀祖，世代永昌”十六字排辈。在桑植，贺氏宗族支脉繁多，盘根错节。“门第鼎盛，簪缨蝉联，世为吾邑望族”绝非虚妄。 贺龙乃贺氏第三代长房贺象之后。先祖贺大忠，曾祖贺廷宰。廷宰公幼读诗书，颇具文采，但命jiāo华盖，屡试不第。他愤而放弃科举，开馆授业，在家乡教起私塾来了。廷宰公“丰有财宅”，热心公益，乐善好施，全乡闻名。洪家关面临港水支流玉泉河。有三条溪流，环绕河谷盆地，汇入玉泉河，所以，洪水季节，水流湍急，山水汹涌，行人无法渡河，常被阻于道。廷宰公要解民于难，倡议捐资修桥。据墓表记载，因为玉泉河地形复杂，工程量大，所捐之资财，不足以维持修桥的全部开支。廷宰公乃“斥腴亩以偿负”。他将好的田地陆续变卖，坚持修桥。从此，廷宰公这一支，家道日渐中落。 贺龙的祖父贺良仕，人称衡山公，是一名武库生。据其墓表记载，衡山公“少读书不成，转而肆武，驰怒马，挽强弓，意气(氵光)(氵光)，力屈等夷”，“然其度量渊涵，语言娴雅，有文人襟期”，“xìng狷介不为”，“生平不爱受人请托，亲戚或屈之在坐，闻其理直则喜，否则拂衣而去。”可见，衡山公是一个有文士之风，xìng情耿直的习武之人。他嗣承父志，“代继其役”，继续主持修桥。由于当时施工的技术和条件所限，桥垛屡修屡圮，经不起大水的冲击，十分困难。衡山公不畏其艰，罄其家产在所不惜。有志者事竟成。在他主持下，洪家关大桥终于落成了。这便是今日洪家关有名的“贺龙桥”。然而，桥成之日，衡山公已形神劳瘁，家产耗尽，仅留了一座三间的小木屋和少量田地，从此，一蹶不振，家境贫寒。他的三个儿子，只好以务农为生。 这座桥，在贺龙投身革命以后，被guó mín dǎng当局多次烧毁，历经沧桑。 到了贺龙出世的时候，贺家已沦为地地道道的贫农了。 贺龙的父亲贺土道，是衡山公的第三子。他上有父母，下有子女，从父亲手里接过来的，是一座小木屋和两亩薄田、半头耕牛（与别人合用一头牛）。不管怎样辛勤劳作，也无法养活一个八口之家。贺土道只得另辟蹋径，学会了裁缝手艺。从此，他常年累月离乡背井，串镇走乡，为人缝衣制裤，赚取些微薄银两，贴补家用，艰难度日。 从上述“寻根”来看，我们的元帅既是名门望族之后，又是贫苦农民子弟。这两种不同社会阶层的品德和气质，对他后来有很大影响。 按照贺氏宗族排辈，贺龙为“文”字辈。衡山公为其取名文常，字云卿，rǔ名常简。贺龙出世时，已有三个姐姐，他排行第四，却是贺家的长子，因而深受全家，特别是衡山公夫fù的疼爱。但是，贺龙出生于这样一个从望族败落下来的贫苦家庭，命运已注定他要走一条艰辛的生活之路。 何况，他又生不逢时。 贺龙出生后的几年里，湖南全省旱灾连着水灾。连《清史稿·德宗本纪》上都记载着：“赈长沙各府水旱灾”。赈灾写进了皇帝老子的小传，可见灾情之严重。湘西山国，穷乡僻壤，灾情更甚于他处，真是哀鸿遍地，饿浮载道。在这样的日子里，贺土道一家也是饥无定食，食不果腹。贺龙的母亲王金姑，是一个从湖北鹤峰县被人卖到桑植四门岩麻家当丫头的苦命人。在麻家受尽折磨，不堪其苦。贺士道到那里做裁缝，得知此事，他路见不平，倾其所有，将王金姑赎出，后来结为夫fù。王金姑为人忠厚善良，刻苦勤俭，是旧时代一个典型的农村劳动fù女。因为多子多女，生活艰难，cāo劳过度而体弱多病。在这种灾荒年月里，贺龙一生下来，她就没有足够的rǔ汁来喂养儿子，饿得贺龙整天“呱呱”啼哭。王金姑流着泪说：“这孩子命苦啊，一生下来就挨冻受饿。” 贺龙有个堂嫂，叫陈桂英。看见孩子饿得可怜，常常把贺龙抱过来，用自己的rǔ汁喂他。可怜的贺龙，长到四五岁，也没有吃过一顿饱饭。实在饿得受不了，就跑到陈桂英家里去找饭吃。他的大姐贺英追着喊：“常伢，快回来！嫂嫂家的饭也不够吃呀！”贺龙听了，只得怏怏地走回来，可是，好心的堂嫂还是盛了一碗饭送了过来，拍拍贺龙的脑壳说：“常伢，吃吧，嫂嫂疼你。” 这位堂嫂的儿子贺桂如，后来跟随贺龙参加了工农红军，当过红军团长，1929年在桑植庄耳坪战斗中不幸牺牲了。贺龙一直惦念着这位堂嫂。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他便托人带话问候陈桂英。这位堂嫂为此给贺龙寄来了一张照片。贺龙看了，感慨良多，亲笔写了一封信，让他的外甥、妹妹贺满姑的儿子向楚才带回故乡。信是这样写的： “桂英姐：你的来信我收到了。看了你的像片，你确实老了，你这一生可以说完全是靠辛勤劳动过日子，这正是你的美德。桂如侄儿虽为革命牺牲，但是他的血没有白流，换取了今天中国革命的胜利，你是很光荣的。我已写信给桑植县政府证明你是烈属。兹逢楚才回家之便，特函致复，并寄上我的照片一张，仅缺大女儿捷生一人，给你留念。贺龙1951年2月12日” 人的生命是极其顽强的。强烈的求生yù望，能使人渡过看来不易渡过的困境。在饥一顿，饿一顿中，贺龙艰难地成长到了6岁。衡山公自己虽然读书未成，却从未忘记让自己的爱孙去念书。虽然，当时他们连饭也吃不饱，但他还是老着脸皮恳请族长，把贺龙送进了洪家关私塾。开蒙就读之日，衡山公很高兴，给贺龙取了个学名，叫贺平轩。他是希望自己的孙子“平步青云，翔雾连轩”。但是，老人没有料到，他的孙儿似乎与读书无缘。 那时的私塾，教的是《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之类，方法只是死记硬背。学生们整天跟着塾师摇头晃脑、有腔有调地背个不停。贺龙天资聪颖，一本《三字经》，没几天就背下来了；《百家姓》、《千字文》更是背得滚瓜烂塾，可就不知道这里面讲的是什么意思，越背越没兴趣，于是，就向塾师提出这样那样的问题，希望弄个明白。可是，塾师不理解，也不想去理解，认为这是对自己的不敬，有违于大成至圣先师的遗训。他恼羞成怒，举鞭就打，常常对贺龙处以体罚。小小的贺龙，挨了鞭子很不服气，对读书也失去了兴趣，开始逃学。他随便找个什么借口，便留在家里帮助三个姐姐打柴、割草、犁地、拾稻。他觉得这比在私塾里死背书自在多了。可惜，幼小的贺龙井不知道，由此为他的一生留下了不少遗憾。直到外出闯dàng江湖多年以后，他才懂得了没有文化的苦处，开始自学。尤其是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为了弥补文化方面之不足，他一直十分刻苦地学习。他天份高，领会得快，进步十分明显，然而，戎马关山，读书必然受到诸多限制。máo zé dōng有一次在西柏坡对他的秘书师哲说：“贺龙同志聪明过人，可惜书读得太少了。” 贺龙不进私塾了，却迷上了听书，听民间说唱。什么禹王治水、文王盼姜尚、始皇统一天下、昭君和番、草船借箭、三关杨家将，等等，他都十分熟悉。乡里人对衡山公说：“你孙儿是十处打锣，九处有他。”可见其对听书之迷恋。 衡山公看到孙儿读书不成，心里很不是滋味，埋怨孙儿不成器。湘西一带，历来有习武之风。衡山公长期习武，有一身好功夫。心想，总不能让常订一辈子在田里混呀！学文不成就习武吧！我自己来教他。哪知，贺龙对舞qiāng弄棒，拳打脚踢倒很有兴趣，学得刻苦而且专心。一老一少常在玉泉河边摆开架式，习武练功。衡山公也乘此机会给贺龙讲了不少曾祖辈的侠义之风、为人之道，意在对其熏陶。衡山公过世以后，贺龙又拜堂叔贺立远为师。正因为从小习武，不知不觉之中，十二三岁的贺龙长得人高马大，体魄健壮，有了一副好身板。 衡山公过世后，三个姐姐相继出嫁，家里又添了两个妹妹和一个才四岁的弟弟。父亲长年在外，母亲体弱病多，贺龙成了家里唯一能下地干活的劳动力。挖土犁田，栽秧割谷，哪样也少不了他。农闲期间还要下窑挖煤，上山砍柴，去换取一些零用钱来买油盐酱醋。 1907年，yín雨连绵，湘西洪水成灾。数十里内，汪洋一片。贺家山坡上种的那点子庄稼，早被山水冲得一干二净。王金姑和儿子面对滔滔洪水束手无策。贺土道从外面赶回来，带着全家老小，逃灾到春家坡燕乐界，给财主覃金阶当了佃户。贺龙成了一名小长工。 贺龙并不怕苦，也有的是力气，却受不了财主们的气。他想另找谋生之路。 在湘西一带，有不少人是赶骡马运货做生意的，叫做骡子客。他们赶着牲口，或骡或马，走南闯北，往来于湘鄂川黔甚至云贵边境。驮棉花、贩盐巴、运茶叶、销yào材、卖骡马，从中赚一些辛苦钱。湘鄂川黔边境，山高峰防，道路艰险。他们居无定处，食无定时，十分辛苦，加之，世道不平，官府贪婪，匪盗蜂起，他们这些骡子客，被抢被诈，乃是常事，其艰难险恶，非一般常人能想见。但是，虽然赚钱不易，比起当长工、佃户来总要好一些，而且，能够闯码头，见世面，开阔眼界。贺龙十分羡慕这种生活，很想去当骡子客，可是，从哪里去找一匹牲口呢？他去找大姐贺英。 贺英比贺龙大十岁，原名贺民英，又名贺香姑，是一个很有作为、非常能干的女xìng。她是贺家的大姑娘，很小就挑起了cāo持家务的重担。侍奉父母，教养弟妹，安顿家务，做得井井有条。洪家关的人都说：“贺家香姑谁不夸．十二、三岁就当家。”1907年，表兄妹成亲，嫁给了谷绩廷，从此，她踏上了一条坎坷的人生之路。谷家也是桑植的大姓。谷绩廷，人称谷虎，曾组织起一支劫富济贫的农民武装，名震一方。他同贺龙一道，组织了湘西bào dòng，后来，与贺龙分道扬镳，被湘西地方军阀陈渠珍委任为湘西巡防右翼支队司令。哪知，这是这位军阀的一个yīn谋。1924年陈渠珍用手腕诱杀了谷绩廷。贺英悲痛yù绝，忍无可忍，挺身而出，担任了支队司令。她重整旗鼓，把队伍拉出来与官府对抗。1927年北伐战争时，贺英与四妹贺满姑到了武汉，受到贺龙的很大影响，决心投身革命。蒋汪合流以后，她根据贺龙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2 章 意见，买了一批qiāng支返回桑植，召集旧部，组织起一支游击队。1928年，贺龙、周逸群奉命来湘西开辟红色根据地。贺英闻讯赶来。周逸群这位共产党员当过贺龙领导的第二十军的政治部主任。贺英在武汉认识了他，很佩服其学识与为人。她对周逸群说： “周主任，我把这支队伍统统jiāo给你们，就算我献给共产党的一点礼物。” 周逸群十分激动，握着贺英的手说：“好极了，党正需要这样的‘礼物’。香大姐，我代表党向你致谢。” 从此，贺英加入了贺龙领导的工农红军，是创建湘鄂边红色根据地的杰出人物之一。在那一带，威望很高，人们亲切地叫她：“香大姐”或叫“香姐”。1931年4月，工农红军主力东下洪湖，贺英率领游击队留守后方。1933年4月，由于叛徒告密，她领导的游击队遭到敌人的袭击，经过顽强抵抗，不幸与贺龙的二姐贺戊妹同时牺牲，时年48岁。 贺龙是十分钦佩他这位大姐的。他说：“她不懂理论，但理解力很强，胆大，天份比我高多了。”“她确实很能干，不管多少部队，她都能够统率。她知道怎样发现人才，使用干部。许多土匪都怕她的。”“我第一次成立红军，她的帮助最大。” 这样的一位大姐，毫无疑问是会支持贺龙外出闯天下的。她对谷绩廷说：“常伢要去当骡子客，来向你借牲口，你看怎么样？” 各绩廷拍拍贺龙说：“常伢，你能出去闯闯，是件好事呀！我不是有匹花脚麻骡吗？力气挺大，让你带走。我同许家桥的王家范很熟悉，他是个老骡子客。我去跟他说说，带常伢出去。” 贺英高兴地对贺龙说：“好了，你把你姐夫的骡子牵走，回去跟娘好好说说，要让他们同意喽！” 14岁那年，贺龙牵着那匹花脚麻骡，当上了小骡子客。为养家糊口，挣扎生存，常年奔波在湘鄂川黔的丛山峻岭之中，过着一种漂泊不定的生涯。 同贺龙一起赶过骡子的张盛勋老人在70年代回忆起初见贺龙时的情形说：“记得1910年（宣统二年），我33岁。大约在4月间，我赶4匹骡子给石门县磨市‘太和鹤’茶号驮盐。一天，天刚亮，从桑植县走马坪上路，煞黑时歇到一家伙铺，刚刚喂完骡子，走进一个小骡客，有十三、四岁年纪，身上背着一捆马草，手里牵一匹小花骡。他进来后，搬条高板凳站在上面下了驮子，又把骡子栓好，铡好草让骡子吃。我望着小骡客搞事利索，心里夸奖他：这么小的伢儿就出来赶马，真不错。我走向前去问他：‘小伙计，你贵姓？’这诉儿朗声答道：‘老板，我姓贺。’我连忙摆了一下手说：‘什么老板，我是张骡客。走，吃饭去。’那时，一般的骡子客要见荤菜才吃饭，我也不例外。但这个姓贺的伢儿不吃荤菜，也不喝酒，一个人坐在桌角边，端一碗包谷粉子饭，面前放一碗‘和渣’（湘西的一种菜名，用黄豆浆和蔬菜做成——笔者注），大口大口地吃着。歇铺老板走过来收碗筷，见他没吃ròu，边走边嚼咕：‘还没骡肚子高，就出门赶骡子，皇帝老子的钱是那么好赚的？’这伢儿紧锁着浓眉，怒视歇铺老板，几口扒完碗里的饭菜。我看不过意，对老板说：‘不要多讲了。人家是个伢儿，能出来谋生就很不错了。”’ 就这样，小小年纪当了骡子客，一干就是四个年头。 ------------------ 2、他是个不安分守己的人。入哥老会，参加革命 党，他到底想走什么路？ 人离不开社会环境。环境（包括人文环境、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对于人的影响无所不在。贺龙出生在山国湘西，少年时代活动于湘鄂川黔jiāo界地区。这些地方，民风粗犷、骠悍、勤劳、豪爽。贺龙是这样描述他的故乡的：“据说，桑植是从前的夜郎国，——所谓夜郎自大呀！”“人民强悍得很。从前者喜欢械斗，打死个把人不算回事。”“一闹大，总是成千上万人参加，经常打得头破血流，就是把皇帝老子搬来都挡不住。”“这就是野蛮呀！不过，野蛮虽是野蛮，也有他们的长处呢：质朴、好胜、有骨气，不讲jiāo情硬是不讲jiāo情，一信任你，就死心塌地的不变，不管是拿官、拿钱都买不到他，并且，很勇敢，——单跟我就牺牲了不少人。”“阶级关系相当尖锐，就拿放利说吧，有大加一，跟头翻。我自己家里就是被剥削的。小时候的事情我还记得，借钱付利不算，还要说好话，送人情。可是，穷人也并不弱呢！一到年成饥荒，总是一吆喝，就把地主的谷子分了。” 湘西人的这种xìng格，毫无疑问，会在贺龙身上留下鲜明的印记。 最疼爱贺龙的祖父衡山公，光绪末年去世。贺龙从他那儿听到过许多贺氏家族的人和事。这对其xìng格的形成颇有影响。 贺龙有位堂曾祖，叫贺廷壁，是贺氏第三代二房贺虎之后。此人武艺高强，有胆有识，对清政府的腐败深为不满。咸丰四年，即公元1854年，太平天国的军队由粤入湘，攻取常德，震憾湘西。贺廷壁起而响应，与秀才李晖、谋生谷起虞揭竿而起，攻入县城，活捉知县。次年，清政府派兵镇压，起义失败，3O余人被清政府处斩。临刑前，贺廷壁之妻刘氏赶到刑场，跑到丈夫面前，撩起衣襟，接住丈夫的头颅，携而归葬。在她看来，丈夫英雄一世，岂能让他的头颅落地？这件事，在桑植、永顺一带广为流传。至今，“贺廷壁聚众造反，刘氏女仗义兜头”的民间故事仍有人在说唱；当地的汉剧中，也存留一折剧目，名曰：“刘氏兜头”。贺氏家族将其用来反抗清朝的大刀和宝剑陈列在贺氏宗祠的学堂中。贺廷壁的事对贺龙影响很深。他年幼的时候，常去祠堂抚摸大刀和宝剑，驻足沉思。后来，他经常对人说：“贺廷壁攻城，对后人影响很大。桑植城外八斗溪立有36块石碑，其中一块就是贺廷壁的。” 廷宰公、衡山公两位老人不惜毁家修桥，造福乡里的品德；衡山公度量渊涵，捐介不为的xìng格，贺龙耳濡目染，更在其xìng格的形成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还有他的父亲贺士道，虽是以裁缝为生的手艺人，但从衡山公那里学得一身好武艺，人称其为“拳师”。他平生爱挺身而出打抱不平。给贺龙印象最深的一次，是1905年祟平价米。 那年，贺龙刚满9岁。湘西大旱，饥民如潮、山民们闹起了吃大户。地方官府怕事情越闹越大，不可收拾，丢了乌纱帽，便从官仓里拨出一部分米来，卖给百姓。因为这种米价格便宜，是平价米，所以来祟米的人特别多。可是，每次卖米，都得由县衙的杜师爷来主持。他不来，堂勇们是不敢卖的。这一次，不知为什么，杜师爷迟迟不来。时间一长，人们便焦燥起来，你拥我挤，秩序一下子乱了。堂勇们见此情景，立时大怒，举鞭向人群抽去。人们被打得“哇哇”乱叫，乱成了一团。 贺土道看不惯，对堂勇们说：“大家是来粜米的，不是来挨皮鞭的，怎么能乱打人呢？” 话刚落地，一鞭照他抽来。贺土道一闪身，鞭子正巧打在身后小小的贺龙手上，一道血痕即刻显露出来。 这一下，惹火了贺士道。他抱起贺龙挤出人群，将儿子搁在一个高坎上，说：“伢子，你把箩筐看好，在这儿别动。”说完便转身挤了回去，一把夺过堂勇手里的鞭子，向那群狐假虎威的堂勇们猛抽过去，打得堂勇四处乱跑。贺土道xìng起，连刚刚出来的杜师爷也被他抽了几鞭。结果，贺士道被抓了起来，关进了牢狱。后来，经过贺氏族人的活动，才将贺士道放了出来。贺龙说，这件事“给我印象最深”“我很小就讨厌官府了。” 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的贺龙，从小就是一个不安分守己的人。他胆子大，特别好胜。洪家关一带的老人们说：“贺家常倚天不怕地不怕。”四、五岁时，就爱游泳。一到夏天，使整天泡在玉泉河里。稍大一点，敢从高高的桥上往深潭里跳。有一次，河水猛涨，水流湍急。他要与同来的小孩们比高低，率先从桥上跳下了玉泉河。结果，被洪水冲出去两里多远，幸好被人救了起来，才拣了一条xìng命。可是，事过之后，他是外甥打灯笼——照旧（舅），还在玉泉河里泡。 贺龙小小年纪，最高兴的事，莫过于跟大姐夫谷绩廷去放马。他觉得，马这种动物，最勇敢，最有神韵。人骑在马上，便英雄起来了。所以，一有机会，他就要翻身上马，纵横奔驰。有时被摔得鼻青脸肿也不在乎。贺龙一生爱马、懂马，与马结下了不解之缘。无论是土地革命时期，还是抗日战争时期，只要听说哪里有马，他总要去看一看，评论一番；是好马，不惜重金买下来，然后，送给一些没有马的战友。máo zé dōng有一匹大青马，就是贺龙在máo zé dōng转战陕北时送给他的。 长到12岁，他便敢动手打官府的人。这件事，是贺龙一直津津乐道的。 抗日战争时期，他给作家沙汀讲起这件事时说： “你们不要看，我小的时候还打过官司呢！大家晓得，清朝的时候，一个领班那有多么凶啊！什么案件都要先经过他，手下总是养起好几十个徒弟。我们县里领班叫陈小藩，无恶不作，随便捉人呀，勒索呀，什么坏事都干。他的两个儿子更是豪强霸道，没人惹得起。一骑起马来，那个劲呀，不管人呀，摊子呀，撞翻了，你自己倒霉。有一次，他跑到我们那里去了，照例骑起马在街上乱撞。我就拖出一根棍子，站在大门口说：‘是好样的给老子来撞！’这个狗娘养的硬是撞来了呢！我就给他一顿打。许多哥哥兄弟啊，也都出来帮助我，因为满街全是姓贺的。还不到半点钟，就打得他头破血流，赶紧跑了。可是，一跑回去，马上就在衙门里告了我。大家又替我担心，说：‘这下怎么办呢？’我父亲也着急了。到了审问那天，把我们族里的好多有功名的人都请来了，预先教我怎样做口供，因为，实际上我打了别人呀！你们还没有看过清朝时候问案的情形，好威严哟！把你一带上堂，就夹棍、板子，啪地一声堆在你面前。说起来我还是满大胆呢！我才不管你那一套。我说：‘我怎么敢打他呢？我在街上卖东西，他骑马乱撞，把我的酒罐呀，油罐呀，全碰烂了。要他赔，还打我一顿。’除了这个，我另外还有个供词，是一个姓王的举人跑上门教给我的。这个举人与陈小藩仇恨很深，——这也是个无恶不作的恶棍，后来叫老百姓杀了。他要我暴露陈小藩的黑幕：怎样勒索人，挖苦人，见钱就抢，并且，要我咬定那个小领班是下乡来抓人的，所以，结果，连陈小藩的领班也革职了。” 你瞧，12岁的娃娃，敢打官府的人，敢上公堂，是不是有点子湘西山国人的个xìng呢？ 当了骡子客之后，因为年纪小，吃的苦、受的累要比别人多。官府的敲诈勒索，商人的欺骗盘剥，土匪的明抢暗夺，更比别人遭得惨些。但这一切并没有磨掉他好胜心切、敢作敢为脾xìng，相反，骡子客的生涯，使得他更不安分守己了。年年岁岁走南闯北，结jiāo的朋友多了，见识广了。常年受骡子客们骠悍豪爽气质的熏陶，更使他凭添了几分侠义和豪气。 一次，他们赶着一群骡马来到四川东部的黔江县。这里是西南数省买卖骡马的大集市，各路客商云集，三教九流汇合，热闹非凡。贺龙他们要在这里看看马，相相马，价钱合适，买他几匹，贩到湖南、湖北去，可以赚些钱。 这一天，贺龙他们正在四处游逛。一个云南来的马客赶来了一匹烈马。此马满身墨黑，极为神骏，一看便知是一匹好马，但它野心未改，凶狠异常，很多人都不敢骑它。这匹马吸引了许多马客，纷纷围拢来观看。贺龙也来了，而且挤到了最前面。 云南客想借此炫耀一下他这匹马，扫了周围一眼，看见了稚气尚存的贺龙，便想跟他开个玩笑。 他走到贺龙面前微笑着说：“要是你小哥敢骑我这匹马，来回跑上一个圈子，这匹马奉送给你，分文不取，怎么样？敢不敢？” 贺龙心想。他这是瞧不起我。哼，老子就骑给你看看。他来劲了，对云南客说； “大叔，说话算数？” “当然算数。不过，丑话说在前头，你要是想逞强，摔死了，与我不相干。”云南客说。 “那还用说。”贺龙严肃地点点头，从云南客手上接过马缰绳，纵身跃上马背。 同来的伙伴十分为他担心，一个劲地喊：“常伢，算了，别逞能，这不是闹着玩的。” 谁知，你越这么喊，他越要骑。他那股犟劲上来了，谁也拉不回来。贺龙刚跨上马背，那马便长嘶一声，前蹄突然腾空。这马没有鞍子，贺龙只得紧紧地抓住缓绳，两腿夹紧马肚子，死死地贴在马背上。一会儿，那马的前蹄落下，后蹄猛烈地蹬踢起来。很显然，那马不愿意有人骑它，要用一切办法把你摔下来。好一个贺龙，小小的身体伏在马背上，任你怎么折腾，一动也不动，两腿反而越夹越紧。烈马无奈，长啸一声，冲开人群，狂奔起来。人们都为这个小骡子客担心。不一会，马跑回来了，它浑身津湿，喷着响鼻，老老实实停在一棵皂角树底下。烈马被贺龙制服了。周围一片喝彩声。 云南客树起大拇指对贺龙说：“你真行，好本事，算你发财。马归你了。” 贺龙有礼貌地笑了笑，说：“大叔，谢谢你。” 云南客刚要走开，贺龙却喊住了他。从自己的褡裢里掏出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3 章 一些银元，递到云南客跟前说； “大叔，这点钱是不够买这匹马的，不过，我只有这么多钱，就算我送给你的一点盘缠吧。” 云南客没有想到，这个小骡客竟不愿意占便宜。他激动地拍了拍贺龙的肩膀。 从此，贺龙的仗义豪爽便在骡子客中传开了，很多人都乐意同他jiāo朋友，这对贺龙闯dàng江湖帮助很大。许多人在贺龙以后的革命斗争中，还帮过他不少忙哩。 转眼到了1911年。这一年，中华大地发生了一桩桩惊天动地的大事： 3月，孙中山、黄兴在广州发动了黄花岗起义； 5月，因为清政府要将已归民办的川汉、粤汉铁路的筑路权卖给英、德、法、美四国，在鄂、川、粤诸省，bào发了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 到了10月份，震惊世界的辛亥革命bào发，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几千年来中国的封建帝王制度。 在穷乡僻壤的湘鄂jiāo界地区，虽然没有多少人投入这样那样的政治斗争，可是，都知道皇帝老子完蛋了，辫子要剪了；都知、道中国有了革命党，中国在“革命”了。不知从什么地方开始，在这一带流传着一句话：“民国反正，穷人翻身”。这大概是山区普通百姓对时局变化的一种美好愿望。他们实在太苦了。 这一年，贺龙赶骡马跑码头，走南去北，受过多少官吏的敲诈勒索，看过多少豪绅剥削穷人，多少官府欺压百姓，小小的心灵里时常感到有一股不平之气，于是，常常唱这样一支曲子：“这朝廷，原是个，名存实亡。替洋人，做一个，守主官长。压制我，众汉人，拱手投降。……”这是湖南新化人陈天华写的。人们告诉他，此人是留学日本的一个洋学生，一直从事反对清朝统治的革命活动。1904年初，与黄兴、宋教仁参与策划了湖南武装起义，事泄后，被迫逃亡日本。光绪三十一年，在日本愤而自杀，留下了一篇流传很广的万余言绝命书，鼓励国人誓死救国，“去绝非行，共讲爱国”。陈天华写的这首曲子的确写出了清政府腐败无能、屈辱洋人的实情。现在清政府终于完蛋了，世界也许真象湘鄂边流传的那句话一样，能变一变了。他的心里产生了一种冲动和兴奋。对孙中山他们的革命党十分佩服。 可是，不久，他却有些迷锅了。在湘鄂川黔边一带着到的，除了剪掉辫子之外，其他似乎一切都没有变。官府照样敲诈勒索，豪绅依然欺压穷人。民国成立，并没有给山区的穷苦百姓带来什么好处，这是怎么回事呢？他弄不明白。 这一天，他和几个常在一起的湘西骡子客赶着骡马经过芭茅溪。 芭茅溪，离桑植县城150华里，是四门崖山下长达20多华里的一条峡谷。山高谷深，林木葱定。因为北边一条狭长的山冈坡谷上长满一人多高的芭茅草而得名。这里虽是弹丸之地，仅有三户人家，却是湘西通往鄂、川、云、资几省边境的一个要道，南来北往的人络绎不绝。道光年间，湖南当局为控制川盐倾销入湘，在这里设立了查缉卡房。因有利可图，这种卡房越滚越大，后来，便在芭茅溪向家屋场设了个盐税局，驻有十来个税兵和几个税官。经过这里的货物，不管是盐巴还是其他东西，一律都要抽重税，而且从没有标准，他们高兴抽多少就抽多少。骡子客们称之为“万税关”，对这个税局恨之入骨。 这次经过这里，天下已换成“民国”了。贺龙心想，也许抽税不会那么厉害了。谁知，盐税局那个绰号“豺狗”的姓章的司秤，背着手，慢吞吞地围着他们的骡马转了一圈之后，用棍子敲敲驮子说： “好吧，你们都是常来常往的，少抽点，逢三抽一吧！” 贺龙一听，“腾”地一下，火就升上来了。“逢三抽一”？我们辛辛苦苦贩运的这点货要被他们抽去三分之一，还能剩多少？妈的，还让人活吗？他越想越火，产生了拚一下的念头。他一步跨到骡子跟前，从驮子上抽出了一把铡草的铡刀。一个同伴眼快，一把抱住了贺龙，小声警告他，说： “常伢，搞不得呀！” 一年来一直跟他在一起的张骡客赶忙走过来，解劝道： “常何，搞不得呀！你看，杂种们手里拿的是qiāng，不是烧火棍。好汉不吃眼前亏。报仇的日子在后头呢！” 伙伴们好说歹说，总算把脸色铁青的这个小伙子给拦住了。 张骡客一把夺过铡刀，放回驮子上。对贺龙说： “天下不平的事多着呢！光靠你拼命有什么用？你常伢不就有一条命吗？” 这话深深刺进了他的心灵。是呀，张大哥的话很对。一个人拚命有啥用？拚掉自己一条命，他们不是照常抽税？那该怎么办；贺龙找不到答案，闷闷不乐地赶着骡子回到了湘西。 他有些变了，爱开玩笑的小伙子变得沉默寡言了。常常一个人呆呆地坐在石头上，一言不发；对钱也不那么看重了，谁有困难，他便帮助谁；脾气也暴燥了，谁受了财主豪坤或者官府恶吏的欺压，他便站出来打抱不平，瞪着两只冒火的大眼，令人害怕。伙伴们诧异地问： “常伢，你怎么啦？有什么心事吗？” 他摇摇头，不说什么。他不想把心里想的事讲出来。近来，有一个问题使他百思不得其解，令人焦心。在当骡子客的这一年里，他与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发生过多次冲突，尽管道理都在自己一边，但却总以自己失败，忍气吞声而告终，这是为什么？他找不到解答。他想找出一条让穷人不那么受苦的翻身之路来，可是路在何方？这个时候，贺龙还没能意识到，革命之火已经在他这个十五、六岁的少年身上慢慢地燃烧起来了。 1913年的春天，贺龙赶着骡马来到了湖北西部的恩施。途中遇到了父亲。贺士道便跟儿子同行了。 走进一家茶馆，看见一个拿着长旱烟杆的中年人坐在那里抽烟。店中空无一人。贺龙走过去，招呼说：“先生是店老板吗？” 那人木然地抽着烟，毫无反应，好象根本没听见。贺龙感到奇怪。 这时，一个提着一把大铜壶的年轻人走进店来，看见贺龙父子，马上过来招呼。 “老板，这茶馆是你开的？”贺龙同他寒暄。 “我不是老板，他是。”提茶壶的人指指坐在那边抽烟的人。 贺龙十分诧异地问道：“那么，刚才我问他，他怎么也不答话呢？” 提茶壶的人长叹一声，随手给他们父子彻了两杯盖碗茶。说：“老弟，你不知道，前些日子，有几个官差，不知为了什么事把他的邻居打得好惨。他看不惯，上去劝解，结果，也被官差dú打了一顿，耳朵被打聋了，听不见了。” “这还有王法吗？还让人活吗？狗入的官差在哪儿？你告诉我。老子就是不怕这些王八蛋。”贺龙一拍桌子嚷起来。 “对，我们给这位老板出出气。”贺士道在一旁说。他也是喜欢管闲事的人。 “算了，这事已经过去了。你兄弟看来是个仗义的人。如果不嫌弃的话，jiāo个朋友如何？”提茶壶的人说；他喜欢上了贺龙。 此人是当地哥老会的首领，叫唐伯义。贺龙同他jiāo上了朋友。 哥老会，是清代民间的秘密结社“天地会”的支派。会众互称“袍哥”，首领称“龙头大爷”。哥老会最初以“反清复明”为宗旨。参加者多为手工业工人、破产农民、退伍军人和无业游民。太平天国失败后，不少会众相继接受了革命党人的领导，多次参加反清起义。辛亥革命前，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在湘、鄂两省建立了共进会，四处联络哥老会，扩大反清力量。湖北地方不少哥老会首领赞成革命党的主张，成了革命党的同路人。唐伯义就是这样一个哥老会首领。 唐伯义知书识理，很赏识贺龙这个正直侠义、有血xìng的青年，乐于和其相jiāo。一有空，他们便坐在这个茶馆里高谈阔论，吃饭喝酒。唐伯义向他介绍了哥老会的宗旨，说他们是主张打倒贪官污吏和清政府的，是杀富济贫，为穷人的，所以，穷人加入哥老会的很多。贺龙这两年四处漂泊，深感世道之不公，人间之不平，强烈希望穷人能翻个身，世道能来个变化，因此，对唐伯义讲的这一套哥老会宗旨产生了兴趣，他觉得，有这样一个组织领头，作后盾，与官府斗起来，就会有力量，也许，穷人有路可走了。 意气相投，唐伯义介绍年方17的贺龙加入了哥老会，成了袍哥。在会内被称为“十排老么”；贺士道也加入了哥老会，被叫做闲散大师。 哥老会在湘、鄂、川、黔是一个普及面很广的秘密结社。他们讲帮规、倡侠义。只要你是袍哥、不管走到那里，都可以得到当地哥老会的帮助。贺龙在闯dàng江湖中也身受其益。 有一次，在湖北咸丰，因为那里的税局无理勒索，引起了骡子客们的不满。他们群起反对，罢捐抗税。贺龙年轻气盛，是这次抗税的领头人。结果，被官府以违犯国法的罪名关押了起来。骡子客中的袍哥向当地哥老会求援。咸丰的“龙头大爷”邓渊，亲自出马，用重金打通了官府的关节，将贺龙释放了。贺龙拎着礼物，登门道谢。邓渊对他说：“小兄弟，袍哥都是兄弟，一人有难大家相帮，不用记在心上。” 还有一次，贺龙回桑植看望父母，正巧碰到桑植县税局局长来洪家关收税。他们对小商小贩横征暴敛，勒索甚巨。贺龙对此耿耿于心，邀了几个血气方刚的愣头青，在洪家关街上把这位局长揍了一顿，哄出了洪家关。两天后，县府发出通缉令捉拿贺龙。桑植驻军头目郑某，是当地哥老会首领。当他知道贺龙是个袍哥之后，亲自找县太爷求情。说，贺龙年幼无知，酒后失手，请县里开恩。县官不敢得罪军队，卖个顺水人情，下令免予追究。贺龙又一次逃脱了牢狱之灾。贺氏家族为此给郑某送了一块匾，上书“蕴武遗风”。这块匾额至今仍留在凤凰县沧江镇上。 从这些事情上，贺龙深感jiāo友的重要。自己想走南闯北，做大事情，就得广jiāo朋友。多一个朋友，多一份力量呀！因此，在赶骡马的四年中，无论走到那里，三教九流，上层下层，他都广为jiāo友，结拜兄弟。 但是，贺龙不知道，哥老会并不是一个严肃的革命组织，也是个帮派xìng极强的秘密结社。各地的哥老会所作所为不尽相同，而且，后来，这个组织不少都被反动势力cāo纵了。哥老会崇尚桃园三结义，凡事讲义气，然而，却不问事情的xìng质，只要同为袍哥，便利用其势力和各种关系，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尽力保证袍哥的生命财产、名利地位不受损失或少受损失，仅此而且。一心想着为穷人打天下，敢于站出来与官府抗衡者，在首领中，寥若星辰，有的人甚至完全站在官府一边。加入这样的组织，可以为自己带来某种利益，但很难为广大贫苦人民做些什么。随着时间的推移，贺龙也慢慢地察觉到了这一点。他的思想又陷入苦闷彷徨之中。 这年秋末，祖母罗氏病重。祖母是土家族人，贤惠善良，通情达理。衡山公变卖田地房屋为民修桥，她深明大义，全力支持。家道中落，她“食蔬安素无怨言”，因此，甚得人们的敬重。贺龙闻听祖母病重，带着赚来的一些钱，匆匆赶回了故乡。罗氏和衡山公一样，十分心爱这个长孙。1910年，由她作主，为14岁的贺龙成了亲。孙媳fù是桑植燕乐界的徐月姑，比贺龙大两岁。现在，已经有了一个两岁的小女孩，取名贺金莲。贺龙抱着女儿为祖母送了终，从此，结束了当骡子客的漂泊生涯。 1913年的中国，政局动dàng，形势多变。3月，guó mín dǎng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准备赴北京组阁，被袁世凯暗杀；5月，袁世凯调兵南下，扬言“举兵征伐”孙中山和南方独立诸省。孙中山发动各省组织“讨袁军”，进行二次革命。但是，由于参加“讨袁军”的将领意见不一，各为私利，内部涣散，到了7月份，二次革命便宣告失败。孙中山再度逃亡日本。 不断传来的这些消息，尽管片言只语，不甚其详，却也在青年贺龙的思想上引起了震dàng。 孙中山是领头革命、推倒清王朝的。现在又被袁世凯逼走了。这是为什么？他自己也常常和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发生冲突，每次也都是自己吃亏，这又是为什么？父亲总是规劝他不要同官府对抗，说攒点钱买田置屋才是正道，才能重振家业。可是，他想，穷人单凭苦干苦熬能发财吗？我在外面奔波四年，什么苦没有吃，发财了吗？穷人想发财，只有一个办法，黑了良心。那样，发了财，有了钱，到头来也要变成骑在穷人头上的豪绅。这条路我是不能走的。贺龙对父亲说：“你不要总想着攒点钱买田，我们要养活这么多人，再苦干，也买不成田，发不了财。你想发财，只有黑下心肠，你能干吗？”当施哥，本想能走出一条为穷人的路来，可是，除了多了不少朋友，给自己的行动带来一些方便之外，似乎什么也没有。贺龙不知道脚下的路应当怎么走。 1914年冬天的一个早晨，朔风凛冽。一位不速之客来到了洪家关。他是在桑植城里高等小学教书的老师，名叫陈图南。 陈图南何许人也？他是桑植县军家峪人，日本留学生，在日本参加了同盟会。孙中山再度逃到日本以后，失败了的guó mín dǎng人思想混乱，精神沮丧。孙中山为了继续革命，1914年7月8日，创立了中华革命党。他在中华革命党成立宣言中说：“此次办法，务在正本清源：一、屏斥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4 章 官僚，二、淘汰假革命党，以完成统一之效，不致为第一次革命时代（指辛亥革命——笔者注）异党人据，以伪乱真。”中华革命党以孙中山为总理，是一个秘密团体，先后在川、滇、黔、晋、陕、甘、苏、浙、阂、赣、鄂、湘各省建立了支部。陈图南在日本加入中华革命党以后，被委派为川、黔、湘、鄂联络使，回桑植联络仁人志上，扩大革命党，筹备qiāng支弹yào，组织反袁武装。陈图南返乡以后，四处奔波，物色人才。人们都说，洪家关有个贺云卿，年青有为，敢同恶势力抗衡，在桑植小有名气。于是，陈图南慕名登门造访，意在为中华革命党增添新鲜血液。 陈图南远道来访，贺龙喜出望外。几年来，走江湖跑码头。愈来愈感到没有文化之困难，所以，十分乐意同有知识有文化的人jiāo朋友。在慈利县江拒，他结识了徐小桐。其父徐桐初，清末留学日本，同盟会员。先在北京政府当总统府监督，后回湖南，在省政府司法厅当司长，颇具学识。徐小桐是个文化人，却很赏识贺龙。他对父亲说：“云卿人品不凡、xìng格爽朗，我很乐于同他jiāo往。”只要贺龙来到慈利，他都要邀请其来家中作客。贺龙呢？每次来慈利，都要到江极来，跟徐小桐一起读书、写字、下棋，看徐小桐作画、弹琴。贺龙喜称徐小桐是“琴棋书画老兄”；徐小桐则叫贺龙为“少年英雄老弟”，两人甚为莫逆。徐小桐之父徐桐初也很喜欢儿子的这位少年朋友，说他是个敢作敢为的人才。后来，徐桐初还介绍贺龙结识了法属地区的一些同盟会员，诸如，李仲衡、吴绍先、林修梅、林伯渠、吴良槐，阜振等人，其中不乏在北京政府和省政府任要职者，这对贺龙日后出任澧州镇守使也不无关系。 陈图南是个新派的教书先生，从日本归来不久，能屈尊而来，贺龙真有点受宠若惊，接待十分热情，两人谈得颇为投机。 贺龙说：“我走南闯北，看过许多不平之事，心上有火，总想管一管，可是，官府有qiāng，常常是自己吃亏。为此，我加入了哥老会，得到了他们的帮助，救过我几次。然而，各地饱哥不一样，在打倒贪官污吏这一点上，看来帮不上我什么忙，我真不知道怎么办？” 陈图南问道：“云卿，你知道不知道辛亥革命？知不知道孙中山先生？” 贺龙点头说：“知道呀！” 陈图南又问：“你知道孙中山先生的学说吗？” “什么学说？”贺龙有些茫然。他只知道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推翻了清王朝，却不知道什么“学说”。“学说”是什么东西？ 陈图南告诉他，学说是一种关于革命的理论和主张。孙中山的学说，就是他对中国革命的主张。他说“孙先生为了救中国，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民族主义就是驱除劫虏，推翻清王朝，五族共和；民权主义就是建立民国；民生主义就是平均地权，天下为公。”陈图南对此作了详细解释。 陈图南还告诉他：“中山先生为什么要建立中华革命党呢？这是他认真考虑了同盟会在辛亥革命后变成guó mín dǎng一败涂地的这段情况，感到guó mín dǎng之所以失败，原因在于党内混进了诸多官僚，主义被抛弃，党务被官僚软化。他决心改变这种情况，才建立了中华革命党，再次发动反对袁世凯的斗争。中山先生还提出了‘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按中山先生的意见，现在是‘军政’时期，就是要以武力扫除一切障碍，奠定民国的基础，革命到底，实现三民主义。” 这些话，贺龙是第一次听说，十分新鲜，感到孙中山的主张根深奥。有些他十分赞同，比如平均地权，武力扫除革命障碍等等。他对孙中山的主张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他问陈图南：“孙先生的这个革命党，对广大贫苦大众有什么好处？” 陈图南说：“有啊，就是平均地权啊！” “你给我讲讲平均地权。”贺龙要求说。 “平均地权就是土地国有化，要做到人人有地种，有饭吃。”陈图南详细地给他讲解了“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 贺龙听得很认真，最后说：“这个办法好呀！看来孙中山先生的道理不错。” 他们在玉泉河畔的这间木屋里，整整谈了一天。 临走前，陈图南说：“云卿，你是个有志气的青年，你赞成不赞成孙中山先生的主张？如果赞成，我希望你参加中华革命党；跟孙先生闹革命。” 贺龙快人快语，立即表示：“孙先生的主张我赞成，我参加呀！” 陈图南满意地告辞了。 贺龙送走了陈图南，坐在玉泉河边认真地思考起来。’他把陈图南讲的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仔仔细细地想了一遍，觉得孙中山的这些主张假使能够实现，人人有地种，有饭吃，不受剥削欺压，天下为公，世道不就变了吗？孙中山的主张很深奥也很明白，比哥老会的宗旨强得多，何况，从陈图南的介绍看来，革命党因为主张明确、想法一致，做事齐心，又有孙中山这样一个伟大人物，自然，哥老会不能与之相比。他决心定追随孙中山革命的路。 两天以后，贺龙来到桑植书院高等小学。 中华革命党规定：党员入党时必须按指模，立誓约。誓约说：“为救中国危亡，拯民生困苦，愿牺牲一己之生命自由权利，附从孙先生，再举革命。”经陈图南介绍，贺龙填写了誓约，按了指模，正式参加了中华革命党。 这样，从哥老会到革命党，贺龙选择了一条艰难的革命之路。 ------------------ 3、máo zé dōng在三湾改编时说：“贺龙同志两把菜刀起家， 现在当军长，带了一军人。”从此，“两把菜刀闹革命” 传遍神州 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流传甚广，成为这位传奇式人物的传奇内容之一。考其来源，出自máo zé dōng在三湾的讲话。 秋收起义的部队因起义之后受到一连串的挫折，部队大量减员，情绪非常低落。máo zé dōng在文家市将他们收集起来，在三湾进行了改编。他在会上说： “贺龙同志两把菜刀起家，现在当军长，带了一军人。我们现在不只两把菜刀，我们有两营人，还怕干不起来吗？” máo zé dōng是个巧妙的鼓动家。经他一说，部队的心情为之一震。他们说：“贺龙同志两把菜刀能够起家，我们几百人还不能起家吗？”于是，“两把菜刀闹革命”便不径而走，流传开来。但是，贺龙究竟怎样两把菜刀起家，很多人不知其详，因此，说法也不一样。 máo zé dōng所说的“两把菜刀起家”，是指的贺龙参加中华革命党以后，投身民主革命的事。máo zé dōng在这里是对贺龙投身武装革命的高度概括。其实，贺龙的“起家”，经历了多次的挫折和失败，奋起再奋起，用他家乡人的话来说，叫做“三起三落”。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悍然宣布把中华民国改为“中华帝国”，31日，又宣布改次年为“洪宪元年”，准备登基当皇帝。袁世凯的复辟行径遭到了全国人民的激烈反对。12月25日，云南首先宣布独立，组织护国军，由蔡锷率领，兵进四川，讨伐袁世凯。不久，贵州、广西两省宣布脱离北京政府，不少省份起而响应。孙中山和中华革命党发表了《讨袁宣言》，号召各地武装起义。 湖南的中华革命党人积极蕴酿兵暴，派贺龙到石门县泥沙镇策动兵变，组织湘西bào dòng。贺龙后来说：“才十九岁，要我搞湘西bào dòng。我说好吧，立刻就找些人把石门县团防的qiāng提了。” 当然，事情并非如此简单。 泥沙镇地处湖南石门县与湖北鹤峰县jiāo界的大山中，有二百来户人家，近千人口，盛产红茶。民国初年，豪绅子弟出身的唐荣阳当了湖南省督军署的警察队长。他利用权势，串通石门县地方势力，在泥沙镇设立了团防局，让他的胞弟唐臣之当了局长。此人在泥沙镇一手遮天，设烟馆，开赌场，敲诈勒索，为所yù为。在南来北往的商旅中，流传着这样的话：“泥沙好挣钱，一去三五年，要想回家转，身无半文钱。”可见，泥沙镇是何等去处。唐臣之的团防队有qiāng八十来枝。 所谓“团防”，是湘鄂两省在各地设立的地方武装。他们都是地头蛇，人熟地熟，要夺他们的qiāng并非易事。 贺龙当骡子客时，经常往来于泥沙镇，对这里的一切非常熟悉，在帮会里、客商中甚至团防队都有朋友。1916年1月，他与姐夫谷绩廷等十几个人来到泥沙。恰巧大庸县的革命党人罗占候也派了一个叫吴佩卿的前来泥沙夺qiāng。贺龙与他是相识的，便联合起来，在永茂茶庄里商定了一个夺qiāng计划。他们的办法是：吴佩卿设赌局诱使团丁聚赌；贺龙摆宴席，邀团防局中相识的人赴宴，使团防局无人防守，趁机夺qiāng举事。 元月21日，正是春节前泥沙镇最后一个大集。赶集的人摩肩接踵，热闹异常。团丁们利用赶集敲诈勒索，找点外快，已成惯例，这次当然也不例外。吴佩卿的赌摊上招来了一批团丁，吆五喝六，玩得起劲；贺龙、谷绩廷在饭馆里摆了四桌酒席，团丁满座，兴高彩烈。利用这个时机，贺龙带了十来个人直奔团防局，活捉了唐臣之。一qiāng未放，缴获了二十余支长qiāng。随即赶回饭馆、赌摊，对在座的团丁晓以厉害，要他们举兵讨袁。团丁们看见局长被抓，qiāng支被缴，无可奈何，出于各种目的，纷纷表示愿意随贺龙举义。 砸团防，夺qiāng枝，惊动了小小的泥沙镇。人们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惊恐万分，一片混乱。贺龙来到集市中心。大声喊道： “父老乡亲们，我叫贺龙。我们提了团防局的qiāng，抓住了干尽坏事的唐臣之。想出头的，跟我去打袁世凯，狗娘养的想当皇帝；不愿干的，我劝你们赶快离开，到别处去谋生，不然，唐家惠子的哥哥从省城回来，一准下dú手。” 这里的贫苦农民受尽官府压榨，常想扯旗造反，苦无带头之人。现在，贺龙登高一呼，青年农民响应者甚多。 贺龙第一次拉起了一支农民武装。 他们乘胜冲入泥沙附近的南北镇和皂市，夺了那里团防队的四十多支qiāng，一下子队伍发展到了三百来人，打出了“湘西讨袁独立军”的旗号，与慈利、大庸、桑植、永顺、龙山等地的起义民军联合起来，对石门县发动了两次攻击。 这些民军是一哄而起的，不仅毫无训练，qiāng弹又少，而且缺乏统一的指挥。攻城时，一拥而上，被打死上百人之后，就一哄而散了，各自回家。轰轰烈烈的湘西bào dòng迅即失败。 贺龙在谈到这次bào dòng时说：“你还没有看见农民轰动起来的时候那个情形呀！简直挡都挡不住！凡是和我认识的青年人，都参加了，都一律打扮：白绸短打，黑纱套头一后面拖这么长。不过因为城里住着一旅北洋兵，打死了我们好几百人，第三天上，剩下来的几乎跑光了。” 贺龙第一次“起家”失败了。 贺龙这个人有一个特点，从不相信有办不成的事，颇有山里人的那种坚韧xìng。他回到洪家关，听说云南护国军总司令蔡愕已经兵出四川，便派了一个人去向蔡松坡求援，请他派兵到湘西来打击拥袁武装。派去的人回来说，川事紧张，蔡愕难于分兵。贺龙想，求人不如求已，干条万条，只有一条管用：自己手里有武装。一民军散了，再想办法拉起一支队伍来，可是，要把群众动员出来，需要来一次能使人们重新振奋的行动。他想到了芭茅溪那个盐税局。把这个害人的卡子给端了，既可以夺qiāng武装自己，又能够为民除害，扩大声势、号召群众。下了决心后，他约了和他要好的二十一名青年小伙子，带了三把菜刀、两把单刀、一支火qiāng和若干匕首，连夜来到芭茅溪。 参加过这一行动的老人韦寿云在他八十五岁时对采访者描述了这次行动，他说： “大家悄悄进村，摸到盐局门口。盐局是两层楼的木房，大门用扛子顶得死死的，屋里没有一点动静。贺龙和四个学过武术的人，一个‘肩撞’，撞开大门。由于用力过猛，连人带扳倒在地上。我们点燃火把一齐冲进去。这时候，税警队长被惊醒，从耳门里一齐眉棍扫过来。韦敬慕手快，一把扭住棍子，顺势一拖，贺龙菜刀一挥，砍倒了队长。我们又打开石进房门，四个人冲进去，把盐局局长从床脚下拖出来，把屋里的八支毛瑟qiāng掳了。” “楼上的敌兵被惊醒了，抄起小椅子守住楼梯口。因为当时的毛瑟qiāng不方便，打一发塞一粒子弹，他们又被打得手忙脚乱，武器也用不好了，只好摔椅子。”“贺龙一步跨上王占标的肩头，抄起一把菜刀往楼上冲，打伤了一个敌兵”，“我们又跟着上去两个人，楼上三个兵一见，吓得赶快缴qiāng。” “这时候，四支火把将满院子照得通红，天也快亮了，老百姓以为盐局起了火，都围过来看。贺龙命令局长把盐局的帐本、公事全部jiāo出来，抬到院子里一把火烧了；把两柜子的钱财散发给老百姓。” “第二天，我们一到桑树规，洪家关的乡亲就放起鞭pào来迎接我们。……我们背起qiāng耀武扬威地走进了洪家关的大街，连原先怕事的老人也翘起大拇指说：‘贺家常伢子有胆子，有本事’。” 刀劈芭茅溪盐税局，的确起到了号召群众的作用，洪家关附近有不少青年加入了贺龙的队伍。贺龙指挥他们乘胜又打下了分水岭团防局和上溪河盐税局。贺龙的名声震动湘西。 这时，护国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5 章 黔军一部开进湘西，与拥袁军作战。湘西各地反袁民军士气大振。大庸县革命党人、民军领袖罗占峰派人来到洪家关，帮助贺龙召开了桑植县讨袁军成立大会。会上，贺龙被推举为桑植讨袁护国军总指挥。这一年，贺龙年仅ZO岁。 随后，在罗占候协助下，贺龙率领民军攻占了桑植县城，赶走了县长，宣布桑植独立，护国讨袁。慈利藉著名文士吴恭享先生曾著文说：“桑植三四年来，兵匪纵横，百姓痛苦，无可控诉，其县人贺龙起编一队，逐去北军之盘踞，人如释负。”贺龙已得民心。 1916年，护国讨袁的巨浪席卷湘西，全区ZI个县，有16个宣布独立。湖南全省形成了护国讨袁的高潮。孙中山派程潜回到湖南，召开全省讨袁大会，并就任湖南护国军总司令，统一全省护国军。贺龙率领的民军正式编入护国军序列。贺龙被任命为湘西护国军左翼第一棵团第二营营长。 贺龙又起来了，但是，等待他的却不是胜利，而是更重的打击。 在全国反袁斗争风起云涌的冲击下，北洋军阀内部的分裂表面化了。袁世凯不得不在3月22月宣布撤消帝制，并于6月6日死去。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群龙无首，直、皖、奉等派系，争权夺利，互相倾轧，直闹到兵戎相见，内战不已。南方诸省反对袁世凯的非北洋系大小军阀，失去了斗争目标，互相间的矛盾也日趋尖锐。中国政局一片混乱。在湖南，“二次革命”时，表面宣布独立，暗中阻挠反袁的湖南军阀谭延kei乘机当上了湖南省省长兼督军。 这时，由于拥袁武装王子自进攻湘西护国军，罗占候、贺龙奋起反抗，并将其围困在大庸城内。刚当上督军的谭延kei派人前来调停，宣称，为了湘西人民的利益，希望他们停止争斗，并建议罗占候、贺龙的民军移防常德，脱离接触。贺龙认为，只要王于幽不再进攻护国军，在目前情况下，无须同他冲突，因此，他和罗占候都接受了谭延kei的调停，主动撤离大庸，率部开往常德。 谁知，这是谭延kei的一计。他为了独揽湖南军政大权，千方百计削平各地的武装力量，尤其是反袁坚决的民军。这次他以调停为名，将贺、罗两部调离他们的本上，然后设计除之。涉世不深的贺龙，看不到谭延kei的yīn谋，上了当。到常德不久，大约是5月份，谭延kei采取突然袭击，由湘军旅长、渔州镇守副使卿衡将贺、罗两部包围缴械。 世界上的事往往有许多偶然xìng。卿衡发动袭击那天，贺龙恰好带了两名随从外出办事，离开了驻地，因此，未遭dú手。罗占候被关押。贺龙又成了孤家寡人。怎么办呢？思之再三，他带着两名随从、三支短qiāng返回了洪家关。 贺龙第二次反袁起义被官僚政客搞垮了。湘西其他反袁民军有的被缴械，有的被收买，名震全湘的湘西反袁斗争，刹时间，烟消云散了。 对于这次失败，贺龙很不服气。可是，他毕竟太年轻了，上了谭延kei的当，也弄不懂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对待民军。他对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十分迷们，百思不得其解，因此，返乡以后，一直闷闷不乐。 9月中旬，贺龙收到一封从长沙寄来的信。这是在湖南长沙政法学堂读书的堂兄贺连元写来的，邀请他速去长沙商讨革命大计。看到这封信，他又来了精神，把随身带来的两支qiāngjiāo给三姐贺三妹的丈夫谷青云埋藏起来，准备动身。家里人劝他说，你名声在外，独自一人出远门，谨防不测。贺龙一笑，只身离开了洪家关。 贺龙身着长衫，嘴上蓄着齐刷刷的短胡须，从常德登上日商“戴生昌”号火轮，过八百里洞庭，溯湘江而上，来到了长沙，在贺连元的小屋里住了下来。贺连元告诉他，长沙中华革命党人正在酝酿新的行动，邀你前来商量。罗占候也被谭延kei释放了，现在也在长沙。过几天，我陪你去见他们。这两天你在长沙先逛一逛。贺龙笑着答应了。 那知，谭延kei得知贺龙来到长沙，要委任他为湖南省督军署谱仪，还特地拨出两只粮船给贺龙，让他收税发财。贺龙有些愕然。这家伙搞什么鬼名堂？他不知道，治谋深算的谭延kei懂得，贺龙虽然没有了队伍，但其民军领袖的地位依然存在，在湘西有相当的声望，而他督湘以来，湖南局势一直不稳，必须设法宪络人心，因此，才有这一举动。 吃一堑长一智。贺龙对谭延kei这套把戏虽不明其义，却有了一定的警惕xìng。他对谭延kei派来的人说：“我这个湘西粗人，不会当什么馆仪。我拉队伍为的是反对苛捐杂税，打倒贪官污吏。你们让我在长沙当官收税装进口袋，这不是让我黑起良心害老百姓吗？”他断然拒绝了谭延kei的笼络。 一天，贺龙在罗占候、贺连元陪同下前往拜访林德轩。林德轩，湖南石门人，早年留学日本，加入了同盟会，当过讨袁护国军旅长。贺龙来访，正逢林府高朋满座。覃振、林祖涵、廖湘苦等湘界名流都在。原来，他们都是中华革命党人组织的“正谊社”成员。前不久，辛亥革命元老黄兴在上海逝世，即将迁葬长沙。“正谊社”准备利用这个机会,组织力量反对谭延kei。这就是贺连元告诉贺龙的“新行动”。 林德轩早就听说过湘西有位二十岁起兵讨袁的贺云卿。看见贺龙到来，赶忙起身相迎，热烈欢迎。在座的人，贺龙大都相识，彼此寒暄，jiāo谈甚欢。 谈话中，林德轩问贺龙道：“听说你有位姐夫叫谷什么，很有板眼，是你的高参，怎么没来长沙？” 贺龙说：“他叫谷绩廷。常德编散后，他改名谷虎，到澧州唐荣阳那里当了支队司令了。” “噢，他改虎，你就改龙麻！”林德轩大笑着说：“你贺云卿，有云。云从龙，风从虎呀！” 在座诸公都拍手叫好。覃振说：“贺龙，多响亮的名字，改得好！” 只有贺连元表示反对。他们贺氏家族第三代，祖上就用过“龙”字。他说：“文常也叫龙，这不是重了第三代祖人吗？恐怕族人会反对，要犯煞气的。” 贺龙听他这么一说，心想，你这个堂兄还是读书人呢！怎么这样封建？他脱口便说：“我才不怕犯煞气呢！” 林德轩附和说：“对，怕什么煞气。我们武人是不怕煞气的，到要有点杀气才好。云卿三十来岁就带兵了，怕是早超过祖先了。” 从此，贺文常改名贺龙。这个名字登过军阀的讨伐通电，上过蒋介石的通缉令，在中国现代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 贺龙在长沙住了将近两年。他后来说，这两年是“胡闹”，但也说：“不过胡闹归胡闹，长沙这两年的生活，对我的影响也蛮大呢！知道了许多事情。” 他知道了什么呢？ 一是亲眼看到了军阀、官僚、政客们的明争暗斗。这两年里，湖南军阀谭延kei与湘军师长陈复初矛盾重重，勾心斗角。谭延kei利用各种关系，打击陈复初；陈复初利用北洋政府陆军次长傅良佐的关系，控告谭延kei，在湖南闹得纷纷扬扬。贺龙奉正谊社之命，谋杀湖南善后督办主任梅植根未遂，被捕入狱。正谊社便是利用了他们的矛盾，变攻谭为攻陈，使谭延kei释放了贺龙。1917年8月，北洋政府免去了谭延kei的督军职务，由傅良佐继任。他们的这种争斗，使贺龙进一步认清了当政的军阀政客的嘴脸。这对他以后有很大影响。 二是对正谊社采用暗杀、行刺的斗争方式产生了怀疑与否定。贺龙来长沙后，两次接受任务：一次bàozhà谭延kei住宅，谋杀梅植根；一次行刺傅良佐派往湖南的先行人员，其秘书长及副官长，但均告失败。贺龙感到，革命必须有一个正确的光明正大的办法，这种恐怖行动对大局无补，是不可取的。 1917年9月，孙中山从上海到达广州，借用海军总司令程壁光以及陆荣廷、唐继尧等西南军阀的力量，召开了“非常国会”，决定组织中华民国军政府，以孙中山为军政府首脑、大元帅，开展护法运动，号召北伐。北京政府为此下令通缉孙中山。 湖南革命党人响应孙中山的号召，决定由林修梅在湘南、张溶川在湘西组织武装，进行护法。贺龙奉命返回桑植。 他很快组织起了一支二百余人的队伍，担任了湘西护法军游击司令，归湘西护法军总司令张溶川节制。 贺龙第三次起来了。 这年12月，孙中山电令湘西护法军入鄂，援助反对广州政府的鄂军。贺龙随张溶川开赴常德。湘南护法军总司令、贺龙的老朋友林修梅派其游击司令罗福来到常德拜访贺龙。那知此事却引起了张溶川的怀疑。张溶川知道，贺龙与林修梅关系密切，怕其率部归附，削弱自己的力量，于是，邀请贺龙、罗福来到常德护法军总司令部相谈，乘机扣押了他们，演出了一出摔杯为号的戏。七天以后，张溶川将贺龙的游击队编散，释放了他们俩人。 就这样，贺龙第三次失败，又成了一个平民百姓。 护法军吞并护法军，真是天下之怪事，这和军阀的做法有什么两样？贺龙怎么也想不通，十分苦恼。父亲贺士道来常德看望他，见他寄居在一个姚记商号里，而且刚刚出狱，心里很不好受，甚为儿子耽心，便劝贺龙回乡务农，图个平安，不要再在刀尖子上打滚了。回家，我们还可以重振贺家。 贺龙对父亲说：“爷爷给你改名叫立堂，是盼你立起宗堂；nǎinǎi给我改名为振家，是叫我振兴家业。结果呢？你七立八五，锅都揭不开了；我七振八振，当了骡子客。后来，我拥护孙中山，明白了建立民国，打倒贪官污吏的道理，明白了平均地权，让穷苦农民有田种，有饭吃的道理，人活着就该为这个道理干！” 贺士道吸着烟，慢吞吞地说：“你赶骡马，人家关过你两次；参加了革命党，又坐了三回班房，算是死里逃生峻。不如见好收场，莫干喽！” “莫干？”贺龙说：“该死的朝天，不该死的万年。不拖队伍，上对国家不忠，下对祖宗不孝。我就不信队伍拖不起来。孙中山还不是成了垮，垮了再干，搞出个民国来了。” 贺土道沉吟了一会，说：“道理是满对的，只是搞不好你会掉脑壳的。你现在是横下了一条心，我也不再拦你了。常何，你自己好自为之吧！”他对儿子说，我回家去了，只要你需要，我会来出把子力气的。 看来，老人是被说服了。从此，一直支情儿子投身革命斗争。192O年夏初，老人受儿子的委托，带着他的小儿子贺文掌，去浪州领取qiāng枝，途中被匪徒袭击，贺士道身中数弹，落水牺牲；贺文掌被匪徒捉去，用大甑蒸死。那年，贺士道五十七岁，贺文掌才十五岁。 在常德住了一段日子，贺龙觉得，要重新组织武装，还得回洪家关去。他已经获悉，他的队伍被吞并以后，不少人已经离队跑回了家乡。他回乡振臂一呼，是会得到不少人响应的，于是，他离开常德，返回桑植。 这一天，他走到一个叫两水井的地方。这里是桃源和慈利两县jiāo界处的一个山墟小镇。镇上有一孔泉水，人们用条石将其隔成两口水井，一口属于桃源，一口属于慈利，是一个两不管的地方。 在这地方，贺龙碰到了一个走得满头大汗的小伙子。他向贺龙打听，到桑植县洪家关怎么走。 贺龙心里一动，忙问道：“小伙子，你去洪家关做什么？” 小伙子说：“我爷爷让我去找贺云卿。让我跟着他，爷爷才放心。” 贺龙微微一笑。贺云卿就在面前，找什么？不过，他爷爷是谁呢？他问道： “你爷爷是哪一位？尊姓大名呀？” “我爷爷叫吴佩卿。我是他侄孙儿吴玉霖。”小伙子回答。 吴佩卿，泥沙夺qiāng，湘西bào dòng的老朋友，他到没有忘记我，还让他的孙儿来找我，好啊。贺龙非常高兴，便说； “我就是贺云卿哎呀呀！” 吴玉霖没想到眼前这个比他大不了多少的青年人，就是爷爷的好朋友贺云卿，一下子愣住了。盯了好一阵，突然双膝跪地，说： “贺叔祖，受孙儿一拜。” 贺龙急忙搀起吴玉霖，说：“不要从佩卿那儿论辈份嘛，我们各jiāo各的朋友。咱们年纪差不多，我就叫你老弟吧！你来找我是为什么？” “跟你去杀富济贫。” “是你爷爷说的吧？过时喽！现在是要为贫苦农民打出个天下来。”贺龙拍拍吴玉霖的肩头说。 吴玉霖兴奋地把衣襟一撩，露出chā在腰间的两把钞亮的菜刀，说： “我没得qiāng，磨了两把快刀。” 贺龙看了看，大笑起来。“好嘛，看来你是个有心人。对穷人来说，菜刀也是武器。拿菜刀也能革命。我也没得qiāng，要用的时候，见面分一半，一人一把，好吗？” 吴玉霖笑着点了点头，跟着贺龙走了。 在路上，他们看见从常德方向走来一些人。走近一看，才知道是一群兵丁护卫着一顶四人抬的大轿。看样子，里面坐着一个官。轿前有几个卫兵开道，轿后有两个卫兵压阵。他们都背着长qiāng。也许是走得太疲乏了，也许是一路上酒足饭饱，略有醉意，轿后面的两个卫兵越走越慢，和轿子已经拉开了距离。 这两个兵弁的步qiāng，引起了贺龙的注意。拉队伍就得有qiāng。qiāng从哪里来？农民起义，没钱买qiāng，唯一的办法是夺qiāng，眼前这两支qiāng是不是可以夺呢？他反复思忖着，注视着轿子后面这两个卫兵的一举一动。 这两个兵，一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6 章 晃三摇，漫不经心。有一个还叽哩咕嘻地唱起了小曲。他们走得很慢，离开那顶轿子快一百来步了。贺龙心里一亮，和吴玉霖小声啼咕了几句，俩人便不紧不慢地跟在这两个卫兵的身后。走着，走着，到了一个叫做连三湾的地方。这里古道路窄，林木茂密，而且连转三个湾，是动手的好地方。贺龙向吴玉霖一使眼色，等那顶轿子刚转过湾去，一人拎起一把菜刀，出其不意，猛扑过去。一刀一个，砍倒了卫兵，夺了两支步qiāng，然后一头扎进了树林飞快离去。事后，他们才知道，那顶轿子里坐的是到慈利上任的县长。 贺龙回到桑植，召集起十八个志同道合的青年小伙，取出了jiāo给谷青云埋藏的两支qiāng，组织起一支小小的队伍，从石门渡过澧水，北上参加湖南护法军的援鄂战斗。 贺龙刚到灌县，碰见了澧州援鄂民军游击司令王子才。他有四十来人，二十来条qiāng，他对贺龙率领十八条好汉，带四支步qiāng自动援鄂，十分钦佩，主动任命贺龙为营长，随队开往湖北石首。 石首面临长江，与北洋军一江之隔。王子才的副司令荣金芳心惊胆颤，拖qiāng逃跑了。余下的三十来人惶然不知所措。王子才长叹一声对贺龙说： “老弟，我出师不利，没打仗，人先跑了。我看，你是个人才，我把这三十来人jiāo给你吧，你好自为之。” 他自己回湖南去了。 天下之事真是不可预测。贺龙一下子成了湘西援鄂一路军所属的游击司令。他又把队伍拉起来了。命运对于贺龙既残酷又慷慨。 贺龙带着这支小小的队伍，在荆江两岸，穿梭游击，与北洋军周旋，同时发展自己。 1918年一3月，北洋军长江上游总司令吴光新率领卢金山师和冯玉祥旅进攻湘西援鄂军。民军难以抵挡，纷纷后撤。贺龙率游击队从公安退往浪县。 在援鄂作战的两个月中，贺龙的队伍发展到了五百余人，七十多支qiāng。他在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前填写的履历表上写道： “1917年底，曾用两把菜刀，发展到百余队伍，任援鄂第一路总司令所属之游击司令。” “两把菜刀起家”。贺龙经历过三次失败，这一次，他第四次拉起一支革命武装，投入民主革命的武装斗争，走上了一条曲折坎坷的人生之路。 --------------- 4、一个起自民间的民军领袖，从营长当到了镇守使， 真不简单。贺龙却并不高兴：“他拿你没办法，就给 你一顶乌纱帽，要能吃掉你，连骨头都要嚼成渣。” 1925年9月15日，湖南省政府委任贺龙为澧州镇守使。 澧州，是澧水流域九县的政治中心，素称“九澧”。在湖南，这里的镇守使，也是历来为不少人所垂涎的官职。因为，拥有这个职位，便可拥兵自重，雄居一方。贺龙是一个毫无靠山的民军领袖，能当上“九澧”的首脑，实在来之不易。长期跟随他转战的老部下，为他准备了一个极其隆重的就职仪式，要让贺龙“风光一番”。贺龙夫人向元姑、大姐贺英也从桑植来到了澧州。 向元姑是贺龙的第二位夫人。1920年，父亲贺土道携幼子贺文掌不幸被匪徒截杀之后，贺氏家族给贺土道办了七天七夜的道场，超度亡魂。他们考虑到贺龙夫人徐月姑已经仙逝，膝下无子，仅留一女贺金莲，于是，由他们作主，将凉水口土家族姑娘向元姑许配给贺龙，并按桑植民俗，要在贺土道治丧期间为贺龙举行“丧婚”，借以告慰先灵。但是，贺龙此刻正在慈利与袭杀澧州镇守史王子豳的卿衡作战，不能回乡，无暇以顾。族人便按当地习俗，让尚未出阁的小妹贺绒姑抱着一只大公鸡，与向元姑在亡父灵前拜了天地。向元姑就这样成了贺龙的夫人。 贺龙对于这次就职，有自己的看法。他让秘书长严仁珊给省长赵恒惕发了一个简单的通电。通电云：“案奉钧座委仁令开，委任贺为澧州镇守使，此状，等因。复奉发木质关防一颗，文云，澧州镇守使之关防。各等因。奉此，遵于本月删日在澧州镇署敬就职。”表示接受委任，其他一切皆免，既不庆祝，更不搞什么就职仪式。 人们对贺龙此举十分惊讶。历任镇守使就任，谁不大办宴席，热闹一番？难道贺龙疯了？为什么对这件事如此冷淡？他的一些部下一直迷惑不解，却也不敢违令。后来，贺龙对人道出了个中原委。他说： “中国镇守使多得很呢！连北京政府都不知道封了多少。他们把你没办法，就给你一顶镇守使的乌纱帽。他们要是能把你吃掉，大概连骨头都嚼成渣渣了。没有办法，啃不动，嚼不烂，怎么办？当个镇守使吧。我这个镇守使还不是靠qiāng杆子打出来的？” 起兵反袁的’“三起三落”，给年青的贺龙留下了许多难以忘怀的教训。他变得老练起来了。“两把菜刀起家”之后，便十分注意运用灵活的应变能力，在变幻莫测的中国政治风云中，与各种军阀势力虚以周旋，真可谓步步艰险。他参加中华革命党，追随孙中山，想争取一个人人有地种，个个有饭吃的民国，那知，路是那样艰难，每走一步，都有令人难以防范的馅饼。从营长到镇守使，走的是一条什么样的路，只有贺龙自己明白。他这段话，隐藏着多少辛酸与痛苦！ 贺龙的好友刘达伍在其《我所认识的贺龙将军》一文中，谈到二十年代的贺龙时，说：“每当宾客满座，谈起政治问题的时候，贺龙将军总是静听别人意见，很少谈他本人的看法。”“后来，当我们彼此都有一些了解时，我逐渐觉察贺龙将军不是没有政治见解的人，恰恰相反，他非常留意政治。他在观察每个人的政治倾向，他在冷静地思考别人提出的政治问题，他是在荆棘丛生的旷野中探索革命的道路。” 说得很对！贺龙已经懂得在那风云诡谲之中，辨别政治方向。“两把菜刀起家”之后，他无时无刻不在注视中国政局的动向，以便及时作出正确的选择，把握前进的方向，尽量不使自己走进泥潭，掉入深渊。 1928年春，段棋瑞政府重新集结兵力，进攻援鄂护法军。贺龙率部退到澧州以后，便专程去石门县拜会湘西护法军第五军军长林德轩，向前辈请教护法战争前途如何。他们俩人在长沙正谊社相识，老朋友了。林德轩坦率地告诉他，孙中山先生虽为军政府大元帅，却没有自己的武装。为他所依重的云南，广西等南方军阀并不遵循孙中山的指令，往往各行其事。有利于我者，积极执行；无利于我者，束之高阁。军政府内部矛盾重重，护法前途不容乐观。林德轩很赏识贺龙率十八勇土主动援鄂、转战十县的勇敢精神，希望他留在第五军。他说，现在，他有三个团都是空架子，人员不足，亟待充实，如果贺龙率队而来，则帮了他的大忙。贺龙考虑，援鄂返湘以后，自己尚无归属，且政局变化莫测，不如答应其要求，留在第五军中。林德轩听了很高兴，委任贺龙为第五军第一团第一营营长，驻防桃源县，后来移防桑植。 几个月以后，林德轩率第五军开往桑植，让贺龙率部随行。然而，贺龙却违命未动，脱离了林德轩。因为，不久前，他奉旅长之命，击毙了驻防水顺、桑植边界地区的二团团长马吉祥，使林德轩大为不满。贺龙后来谈起此事说： “马吉祥这支部队纪律非常坏，在地方上民愤很大。当时，我奉命打死了马吉祥。林德轩离开湘西，我的部队没有动。他也曾通知我随行，我担心再次发生常德被整编的那种骗局，部队有被缴械的可能。” 贺龙的确老练多了。 到了第二年，即1919年夏季，贺龙突然接到两张委任状：一张是湘西镇守使所属湘西巡防军统领陈渠珍委任他为支队司令的；一张是澧州镇守使王子豳委任他为团长的。 为什么他们都争着笼络贺龙呢？一言以蔽之，为了各自的利益与生存。 这一年，刚刚bào发的“五四”运动，不仅大大推动了全中国人民大众的觉醒，而且也加深了北京政府各派系之间、广州政府与南方各省军阀之间的矛盾和斗争。6月间,表面上服从军政府、暗地里拥戴桂系的前湖南督军谭延kei，赶走了湘军总司令程潜以后，便企图将湘西纳入其控制之下。湘西的武装，从历史渊源上说，多属孙中山的军政府，但因军政府软弱，鞭长莫及，大都各自为政，自行其是。谭延kei企图武力统一湘西，引起了他们的恐慌，纷纷扩大实力，以求自保。陈渠珍、王子豳正是出于这样的目的，急于将贺龙拉入自己门下。 贺龙对此十分清楚，对他们的笼络也颇反感，但是，如果不接受他们的委任，有可能引发冲突，而以自身的力量与之抗衡，势必使部队受损，乡里涂炭，何况，脱离林德轩以后，部队的给养、供给已全无来处。思之再三，他决定接受委任。然而，接受谁的呢？他的部下意见不一。有的主张接受陈渠珍的委任。理由是，陈的势力离桑植较近，难于与之抗争；有的主张接受王子豳的委任。因为王距桑植较远，我们可以保持相当的独立xìng。两种意见，都有道理。贺龙反复权衡利弊，认为，陈渠珍并不拥护孙中山，其势力又近在咫尺，易于被其控制，如接受其委任，将会受制于他，给自己今后的行动带来不利；王子豳坐镇浪州，鞭长莫及，可采用“服招不服调”的办法，与其保持距离，使自己有较多的独立xìng，而且，近年来，王子豳已逐渐在靠拢孙中山先生，政治上有所进步。于是，他以按历史习惯划分，桑植属澧州地域为理由，接受了王子豳的委任。 但是，到了1920年IO月，也就是一年以后，他却又接受了陈渠珍的委任。 这又是为了什么呢？ 1920年，材修梅来到慈利，就任湘西靖国军总司令。林修梅是贺龙早年在长沙认识的革命党人，林伯渠的堂兄，澧州地区的军界名流，拥护孙中山的湘军将领。1919年夏，谭延kei驱程主湘之后，为排挤林修梅，将他派往南方，作为驻广州军政府的湘军代表。这次，是贺龙策动澧州镇守使王子自之子王育英派员晋见孙中山，邀其来湘的。孙中山通电湖南当局说：“王育英派员前来，自请援粤，文以其颇知大义，遂令林修梅亲往该处视察一切。”并告诉谭延kei：“望赞此举，毋使林君独为其难。”林修梅来湘后，贺龙、王育美推举其担任了湘西靖国军总司令。 贺龙接受林修梅委任，担任了湘西靖国军第三梯团团长，随林修梅通电援粤讨桂。此举，令谭延kei大为恼火，急令大批湘军出兵阻拦。双方jiāo战数月，湘西靖国军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林修梅被迫离湘，贺龙率部将其一直护送到湖北长江边上，挥泪而别。林修梅回广州后，曾任军政府顾问、大元帅府代理参军长，后来，在广州病故。贺龙对此十分惋惜。他说：“林修梅是个了不起的军人，牙齿一痛，一下子死了，太可惜了。” 这时，陈渠珍取代田应诏成了湘西镇守使，正以武力统一湘西，要当“湘西王”。贺龙拥兵桑植，又是拥护广州政府的力量，要统一湘西，必先解决贺龙。陈渠珍是先兵后礼。先派其右翼司令张云龙，率其精锐之旅伏击贺龙，被贺龙击败；再委派其亲信肖某出任桑植县县长，对贺龙进行游说，促其归附，收在左右。 林修梅走了以后，贺龙的部队又一次无所归属。历年征战，qiāng支弹yào已感不足，部队薪响长年在桑植征收，乡里不堪负担。在这种情况下，如坚持与兵力雄厚的陈渠珍对抗，后果很难设想。贺龙只得违心妥协，同意陈渠珍之请，担任了湘西巡防军第二支队司令，依附陈渠珍麾下。 1921年冬，孙中山在广西桂林组成北伐大本营，准备北伐。次年春，孙中山将其控制和影响的军事力量改称为“讨贼军”，宣布国民革命进入讨贼时期。他派大本营参议、原川军将领石青阳回四川，联络四川方面倾向广州军政府的力量，策划四川讨贼事宜。 石青阳经长沙过湘西，会见了他的旧部属陈渠珍，借兵援川。对老上级石青阳的要求，陈渠珍不便推脱。陈渠珍老谋深算，知道贺龙是拥护孙中山的，深得湘西人敬重，常担心其久居湘西，可能威胁他当湘西王的企图，一直图谋除之。石青阳借兵，他觉得可以借此机会，做个顺水人情，把贺龙遣出湘西。 贺龙一向跟随孙中山。石青阳是奉北伐大本营孙中山之命入川组织革命力量的，跟他入川，能为北伐讨贼出力，这是yù谋而不得的，何况，也是摆脱陈渠珍的好机会，因此，他欣然从命，随石青阳入川了。 石青阳入川后，立即会见了熊克武等倾向孙中山的川军将领，商讨四川讨贼大计，并就任川东边防军总司令。不久，孙中山任命熊克武为四川讨贼军总司令，下辖第一、第二、第三军，由但越辛、吕超、石青阳分任三个军的军长，起兵讨伐由直系军阀支持的刘湘、杨森等川军。四川南北战争战火连天。 在一年多四川讨贼作战中，贺龙作战勇敢，指挥有方，功勋卓著；所率部队，英勇善战，纪律严明，是一个甚得民众称道的勇将。他先后担任了川东边防军警卫旅长、第一混成旅旅长。但是，对于四I；D的南北战争，他有自己的看法。他在同刘达伍谈起重庆浮图关战斗时，说：“神仙打仗，凡人遭殃，吃亏的还是老百姓。中国地方这么大，人口这么多，为什么这么穷，这么弱？就是给这帮军阀官僚搞乱了，不打倒这些人，老百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7 章 姓还能指望过好日子吗？困难呀！这么大一个烂摊子，哪个能收拾？” 看来，他一面积极作战，一面对这场战斗的前途充满忧虑。 不管他对这场战争的前途有什么想法，但对外国帝国主义的干涉却是寸步不让的。 1926年6月，贺龙率部与第H军汤子模师协同，攻占了川东重镇涪陵，切断了长江jiāo通线，阻止在万县的援川北洋军西上。8月，吴佩孚派日清公司客轮宜阳龙、云阳九装运大批军火运往重庆，支援杨森、邓锡候，并派其军械处长张运矾押送。 这两艘船都是日本人的。日本船主命令两轮挂起了日本国旗，从武汉起程，沿长江上驶重庆。吴佩孚认为，日本人一出动，日本旗子一挂，在长江上便无人敢管，援川弹yào就万无一失了。 他想错了，中国敢管的人是有的。 这件事被贺龙派往武汉的人侦察到了，急忙赶回涪陵向贺龙报告。贺龙感到此事非同一般，立即与前敌总指挥兼师长扬子模、旅长周西成研究对策。他们都认为，要是把船放到了重庆，卸下军火，充实了敌军，对讨贼军极为不利。怎么办？大家议论说，应该不准他们通过，迫其返回武汉。如果将船扣留，就会惹出大麻烦。 贺龙把手一挥，说：“轰回去不行。这是送上门的礼物嘛，扣船！没收全部qiāng械、弹yào。这玩艺我们也缺呀！扣了它，我们多了一批qiāng支弹yào，敌人少了一批qiāng支弹yào，一加一减，这个仗我们一定要打胜。更重要的，这些东西是吴佩孚勾结帝国主义的罪证。我们不是卖国的北京政府，是孙中山先生的革命队伍，一定要给他们一个下马威，长长中国人的志气。” 贺龙的主张得到了汤子模的支持。可是，船怎么扣法呢？ 贺龙说，日本商人一向见钱眼开，贪图小利。我们可以派人装成老百姓，要求搭船去重庆。日本人为了赚钱，准会允许。一上船，就由不得他了。 大家都觉得这个办法不错，既可以不在长江上公开动武，又可以解决问题，于是，决定由贺龙负责扣留“宜阳丸”，周西成负责扣下“云阳九”。 第二天拂晓，两艘日轮驶近涪陵城西无把坛都堂嘴码头，看见码头上有不少人挥手叫喊，要求搭船。日本船主观望了一阵，觉得没有异状，下令停船，但不靠码头，让搭乘人坐小船过来。 贺龙身着长袍马褂，手持“文明棍”，一副大老板模样，率先登小船而来。化了装的卫土紧跟左右。七、八条小船载着百十来人登上了轮船。贺龙一挥手仗，一部分官兵迅速散开，控制了驾驶台、机器舱、船长室、货舱等重要场所。贺龙下令：“检查！”另一部分官兵立即散开，开始检查。 日本船主自从在长江行船以来，还没有遇到过敢于检查他们日本轮船的人。他那帝国主义的老大心灵受到了损害，拔出手qiāng，开了火。贺龙的卫兵抢先一步，击毙了船主。 贺龙下令说：“船上所有人员、物资全部扣留！让轮船靠岸。” 结果，缴获子弹82万2千发，pào弹3百发，手qiāng数十支，捉住了吴佩孚的军械处长和两名日本人。 遗憾的是，周西成胆小怕事，怕得罪外国人，只派了一名副官登船，又因为计划不周密，使装满3千支步qiāng的“云阳轮”逃回了万县，连副官也让人家带走了。 贺龙和汤子模立即向日本日清公司发出抗议信。信上说：“根据中国内河航行通商条约第七条规定，不得私运军火、dú品及其它禁运物资。如不遵守条约，故意违犯，其情节重大者，须停止其营业。试问此次云阳、宜阳两轮公然参与我国内战，在作战区内，冒烟突火，输送武器，难道情节之重大有过于此吗？本军素持宽大，如该公司不吝改过，办好善后，则处罚没收两船，否则我军执法相绳，除禁止在本区营业外，还将报我政府，停止其全部营业，以做效尤。”他们强烈要求日方赔偿我方一切损失；犯罪主体，依法没收；在逃之“云阳九”必须jiāo出，并应向本军正式道歉。 这一举动，引起了轩然大波。日本政府向北京政府施加压力；云南、四川的军阀们左一个电报，右一封函件发到能克武手里，要求熊克武放船放人。日本国驻宜昌总领事资市根、驻重庆副领事康吉友专程前来涪陵，面见贺龙。 盛气凌人的日本领事质问贺龙，说：“你们这一无理行动，使宜阳九船主、领江和买办失踪，听说，已经被杀，应有谁来负责？你们必须立即释放被扣押的司轮宫崎他们两个人。先生，你太不懂法律了，即使他们有罪，也应由日方处理，你不懂吗？先生。” 贺龙用眼膘了他一下，反驳说：“日方船主、领江有否失踪，我不晓得。如果属实，我方也概不负责，因为是他们拒绝检查，并开qiāng打人。我军从没有等着挨打的习惯，当然要自卫。我方官兵也有伤亡，哪个负责？你们日本人的xìng命莫非比我们中国人高贵不成？扣押的轮船嘛，我们已有抗议信给日清公司，讲得清清楚楚。你们违犯了战争状态时期我方公布的戒严法，必须按我们的法令办理。” 日本领事说：“他们到底犯了什么法？什么罪？” 贺龙把桌子一拍，厉声说：“什么罪？砍头的罪！你们私运军火，参予别国内战，不是犯砍头罪是什么？” 贵布极端出了领事裁判权。 贺龙不予理会，板着脸说：“我只管戒严权。谁在我的防区搞鬼，我就抓谁，砍头！” 日本人碰了钉子，把北京政府、各方军阀清出来向贺龙求情。可是，贺龙铁面无私，一概置之不理。他告诉那些“大脑壳”，无论你们谁来，只有日方赔礼道歉，赔偿我军损失一百万元，才能释放被扣押的两个日本人。 这一下，使所有的“大脑壳”束手无策了。 一年以后，贺龙升任建国川军师长，率部回到湖南。走投无路的日清公司只好通过常德商会与贺龙会商，履行了赔款和赔礼道歉的条件以后，贺龙才将这两个日本人释放。 这件事，大长了中国人的志气，闻者无不拍手称快。可是，也深深刺痛了贺龙的心。他这样说： “这件事对我刺激也很深呢！和两个日本浪人一道捉起来的，还有吴佩孚的一个军械处长，叫张介一（即张运孤——笔者注）。你看呀，那两个日本浪人不过是普通的军火商人，可是好多‘大脑壳’打电报来说人情。对于那个军械处长连信都没有一封。” “这太不把自己人当人了！张介一还算是国家的官吏呢。这一来，我更加恨日本帝国主义，也更恨北洋政府了。我对那个军械处长很优待，才押到黄角灰就放了，走的时候还送盘缠。我说，我只希望你一件事情：你回去给曹锟、吴佩孚说，要想武力统一中国是不行的——你，一个布匠，一个秀才，最好同广东联合。那时候，孙中山在广东。” 1923年冬，刘湘、杨森再占重庆。成都讨贼军内部分化。熊克武去职。四川讨贼之战失败。贺龙移兵贵州省铜仁县。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bào发，孙中山决定完成北伐大业，统一全中国，发表了《北伐宣言》，申明北伐之目的“不仅在推翻军阀，尤在推倒军阀赖以生存的帝国主义。”他下令，北伐军一律改为建国军，并委任熊克武为川滇黔建国联军前敌总司令。然克武受命后，与湖南省长赵恒惕商定，“借道湘省北伐”。他委任汤子模为前敌总指挥，贺龙率部为前锋，离黔入湘。 11月，孙中山应冯玉祥之邀，北上参加国民会议，谋求国家之和平统一。行前，再委熊克武为建国川军总司令，辖建国川军第一、第二两军，与建国滇军及服从孙中山领导的部分湘军彼此呼应，待机北伐。 据此，熊克武决定，贺龙率部进驻津市、澧州；汤子模军进驻大庸、慈利、石门。 西南地区的军队驻在湖南境内，使湖南当局忧心忡仲。湖南督军赵恒惕有碍于广州政府北伐大业，表面敷衍，实则大加防范。湖南各处地方势力则极力抵制，甚至刀兵相见。贺龙率部进入津、港时，追州镇守使唐荣阳即以其全部兵力远出拦阻，但被贺龙所败。12月2日，贺龙占领治州。此时，他的部队已有了很大发展，从原来的三个团扩大到了十个团，人多势众。1925年2月，贺龙被委任为建国第一师师长，授中将军衔。 然而，到了3月份，孙中山在北平病逝。形势很快出现了变化，赵恒惕不再敷衍广州政府。他cāo纵省议会，通过了武力驱除建国川军出湘案，并发出最后通谍，限令建国川军在两个星期内离开湖南。 熊克武在常德召开军事会议，讨论建国川军的行动。会上意见不一。熊克武力生按广州政府胡汉民来电精神，将建国川军开赴广东。会议未能形成决议。 3月下旬，熊克武来潜州，动员贺龙率部与其同往广东。 对于这位老同盟会员，贺龙历来十分尊敬，但这次却对熊克武去广州的决定持反对态度。贺龙认为，孙中山逝世后，国内形势有了很大变化。广州军政府内部矛盾突出，代理大元帅职务的胡汉民与guó mín dǎng元老派结盟，力图继承孙中山的遗产；西南军阀后继尧，以副元帅身份，派人在广州活动，企图争夺大元帅的位置；驻广东的阈、滇、黔军队将领，也想乘矾扩大各自的权势。在这种情况之下，川军再去广东，不仅会增加革命阵营内部矛盾，且有可能被别人所吞并，部队存亡很难预料，这对继续完成革命大业无益。何况，自己的部队入川三载，连年征战，损失不小，直到移驻津澧，经他励精图治，整军经武，部队面目才为之一新。他的部下大都是湘西人，听说可能开赴广东，有人已泣涕请命留守本土，如果冒然行事，部队可能分裂。对于熊克武说的，他去广州是要“联络旧同志，组织新政府”更不敢苟同。对此，贺龙这样说： “熊克武曾两次来澧州找我。第二次来的时候，他提出要去‘联络旧同志，组织新政府’。我和严仁珊说，‘联络旧同志’，是什么同志？‘组织新政府’，又是什么政府？北京政府是反动政府，广东政府是革命政府，如果再组政府，是属广东政府，还是隶属哪里？我不同意熊克武的意见，并通过严仁珊，要熊克武解释这个问题，从此，我和能克武往来就少了。” 贺龙还告诉熊克武，自民国五年讨伐袁世凯以来，我就是遵照孙中山的主义干的，几经挫折，几番再起。这次不去广东，就是不能背叛主义，以免将来背上不义之名。 熊克武说服不了贺龙，率扬子模等部离湘而去。谁知，他一到广东，便被蒋介石以“叛国”罪，囚禁于虎门。入粤的西南建国军或被缴械，或被收编、遣散，从此烟消云散。陆军上将汤子模亦被其部下罗瑾光打死。看来，贺龙确有几分先见之明。消息传来，贺龙叹息说：“熊镜公不明政局也。” 不过，对于这位熊镜公，贺龙还是深记于心的。1950年，成都解放以后，贺龙专程登门拜访这位老上司。熊克武自广州被囚之后，一直拒绝出任蒋介石给他的任何职务，闲居成都。蒋介石逃离大陆前，考虑到熊在西南的影响，派人拉他去台湾，遭熊严辞拒绝。这次。贺龙来访，熊克武惊喜jiāo加，甚感意外。贺龙见他布鞋长衫，居室简朴，甚为钦佩，热情邀请熊克武出来为人民服务。熊克武说：“我年老力衰，思想陈旧，恐怕跟不上形势。”贺龙一再动员，希望他在建设新中国、新四川上出力，做一个革命老人。熊克武终于被贺龙的真诚所动，接受了邀请。贺龙致电刘伯承、邓小平和中共中央，极力推举熊克武。他说，熊锦公“一贯不满蒋，向来生活上较严肃”，“不贪污，不置私户”，“是较正派的人物”“他表示拥护共同纲领，拥护毛主席，今后愿在毛主席领导下尽自己一分力量”，建议委以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同意了贺龙的建议。 贺龙来去广东，却也面临危险局面。赵恒惕调动湘军三个师开抵益阳，进逼常德，威胁律遭。强敌当前，是战，是和？是留？是撒？怎样抉择，关系到贺龙这个师的存亡。思之再三，贺龙认为：从当前情况看，战为下策。双方兵力悬殊，我处于劣势，战必败。求和备战，是为上策。他一面布置兵力，严密戒备，一面发表留湘通电，阐述留湘缘由。他说： “去岁追随熊镜公北伐，假道湘中，从师转战，负管前驱，行战弥月，始达津澧。”但“半载屯兵，毫无进展。北伐之事无期，桑梓之祸愈炽。报国既难如愿，害民尤所痛心。午夜滂径，忧心如焚，不得已，勉循部属之请，实行还湘，保卫桑梓。” 贺龙是在告诉赵恒惕及全省各界人士，我本湘军，奉命援川，北伐未战，归还桑梓，此乃名正言顺，合情合理也。为了使赵恒惕放心，贺龙又发了第二次通电，宣称： “自今日始，无论何人，倘有勾结jiān人，以反抗我政府，扰害我人民者，即是香湘三千万人之公敌。” 公开表明了支持省府当局态度。 贺龙又派出参谋马忠岳赴长沙，疏通省议会，并请省府书记长官、桑植籍好友陈伯陶及湘西在长沙请名流鼎力相助。省会有不少政界要人与贺龙相识，主张接纳贺龙，并有人出面推荐贺龙任港州镇守使。这样，便给赵恒惕出了道难题：湘人还湘，无可指责；政要面子，难以驳回，况且，他的嫡系部队贺耀祖、刘(钅刑)、叶开差三个师，正在流水流域与老对头蔡矩献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8 章 战，没有足够的力量吃掉贺龙。赵恒惕权衡利弊，觉得从目前情况看，用灌水把贺龙围起来，不让其四处扩张，也算得上是一着棋，这样，既可以稳住贺龙，又能在湖南各界政要之中显示自己的辖达大度，以收买人心。于是，他顺水推舟，于4月15日，以湖南省政府名义委任时年二十九岁的贺龙为澧州镇守使。 但是，老好巨滑的赵恒惕，对贺龙心存戒心。他指派一位叫熊贡卿的省议员作为省府代表，长驻澧州，监视贺龙。这个熊贡卿，到了1933年，乘红军处境窘迫之际，到湘鄂边说降，被贺龙处决。谁知，到了六十年代“文化大革命”期间，此事竟成了贺龙的一大“罪状”，酿成一起骇人听闻的大冤案。此乃后话。 年轻的贺龙，穿过一条条夹缝，从营长当到了镇守使，历程之艰辛已见一斑。可以这样说，在这一历史阶段，贺龙饱尝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政治风云中的酸甜苦辣，但也显示了他那敏锐的政治嗅觉、高妙的策略手段。这一段非同寻常的奇特经历，将年青的贺龙锤炼成了政治上成熟的将领，可以在更大的暴风雨中搏击翱翔了。 ------------------ 5、元帅追随孙中山讨袁护法，柏林弹雨，最后有了疑 问：“孙中山是个伟人，可是，他依靠的是军阀队伍， 早晚靠不住。” 我们的元帅在1920年对人说：“我很想见到孙中山。别人说他是孙大pào，我看，中国就需要这样的大pào，满清政府怕他，北洋军阀怕他，就因为这门大pào有威力。他把四万万同胞鼓吹起来，这威力得了吗？” 他佩服孙中山，能用他的主义把被奴役、被压迫的中国人民唤醒，起来同封建主义、帝国主义作斗争。他自己就是被孙中山的主张鼓吹起来，参加中华革命党的。 1914年，孙中山发出了“讨袁告示”，中华革命党在各地建立了支部，组织武装讨袁。贺龙起而响应，先是与陈图南、谷绩廷一起领导了湘西bào dòng，后则刀劈芭茅溪盐税局，拉起了一支农民武装，打出了讨袁护国的旗帜；1917年，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海陆军大元帅，发动反对北洋军阀政府的护法战争，贺龙起而参加。他万万没有想到，会被同样打着护法军旗号的上司所吞并，还把他投入了牢狱。虽然，他对此无法理解，忿忿不平，极为不满，他却对父亲贺士道说，这几年，才明白了为救中国拖队伍的道理，不能半途而废，不管张溶川是什么角色，也不能因为他而放弃孙中山的主张。两把菜刀起家之后，他既不去找张溶川算旧帐，也不自立为王，走其他的路，仍然按孙中山的电令，带着刚组织起来的十八个青年，涉澧水自动援鄂护法，在荆江两岸投入生死搏斗。在松滋，由于侦察不周，被北洋军包围。他带着队伍杀开一条血路，突围而出，一次便牺牲了九个人，他自己也差点没了xìng命。 1921年，石青阳路过湘西，借兵讨贼。陈渠珍推荐了贺龙。 石青阳，四川南里人，曾赴日留学，1906年加人同盟会。“一次革命”时，率部苦战于武胜、合川之间，失败后逃亡日本，加入中华革命党。回国后，参加四川的护国战争。是川军中有名的将领。但是，此人出尔反尔，在护法战争中，孙中山任命同盟会员熊克武为四川督军，统一四川，招致了川军其他派系的忌恨。他们联合滇、黔客军，发动了“倒熊”战争。在这样的关键时刻，石青阳倒戈，参加“倒熊”行列，进攻熊克武，使护法军腹背受敌。局势急转直下，四川护法战争出现了曲折。因此，这次石青阳来借兵，有人估计，贺龙是不会随其入川的。谁知，贺龙欣然同意了陈渠珍的推荐，使不少人迷惑不解。贺龙后来回答说：“石青阳过去倒熊，挨了孙中山的批评。他这次是奉孙中山的命令回来的。要不是孙中山的意见，我就不干了。” 原来如此！他同意入川，意在追随孙中山。 1922年夏，在川东酉阳县的龙潭，石青阳向前来开会的四川将领介绍说：“你们看，我请来湖南的一条龙，才二十来岁。”贺龙赶忙欠身向川中诸将见礼。那时，他是很高兴的。以为从此便可和川中诸将共同讨贼，推行孙中山倡导的革命了。然而，中国的事情颇难预料。这些拥兵自重的权贵，今天与你联手，明天就可能翻脸。战端一开，贺龙随石青阳攻克川东重镇涪陵。他被任命为川东边防军警卫旅长，担任长江上游防务。 涪陵，是川东和黔北的水陆jiāo通枢纽。有谚语云：“守住渝涪万，四川占一半”。渝、万乃重庆和万县也，涪，即涪陵，可见此地之重要。正因为如此，贺龙驻防涪陵，引起了原黔军旅长周西成的嫉妒，借端向贺旅驻扎在火神庙的一个连发动了突然袭击，企图缴贺旅的qiāng。双方发生了巷战。贺龙亲率一个排从南门突围，留在城内的两个排被打散。贺龙十分恼火。当时，讨贼军正同四川军阀杨森、刘湘兵戎对垒，如果动武，势必影响大局。他强压怒火，一面致电石青阳，指出：“此次周西成无端横暴，予人难堪”，“龙仍安缄默，以顾本军名誉。请诸公明察，谅不至为周电所迷惑。尚乞力主公道。”一面率部移往彭水，和周西成脱离接触。事情就这样了结了。 1923年6月，孙中山委任熊克武为四川讨贼军总司令，并训令说：“仰该总司令等迅率所部，扫清残寇，奠定川局，然后会师东下，申讨国贼”。贺龙和汤子模旅奉命围攻杨森占据的重庆。在浮图关展开了激战。贺龙身先士卒，打得十分激烈。据当时报纸报导说此次战斗“尸伏十里，缴械如山”。杨森本人脱身逃走。此战，受到了孙中山大元帅的通电嘉奖。功勋卓著的贺龙，次年，被孙中山任命为四川讨贼联军第一混成旅旅长、川军第九混成旅旅长。 这时，有人告诉他说：“你随石青阳入川后，陈渠珍打电报给赵恒惕说，贺龙叛变了。” 贺龙听了，哈哈大笑说：“不错啊，我由民军叛到讨贼军，湘西王容不下我。我叛到四川，服从孙大元帅的指挥。孙大元帅要我身兼两个旅长。”追随孙中山的自豪，对孙中山亲自委任的喜悦，溢于言表。 但是，讨贼军中有些将领是口头革命，心怀鬼胎，待到刘湘、杨森、袁祖铭、邓锡侯在吴佩孚支持下大举反攻时，一个个露出了真面目。重庆失守后，贺龙率部退往川北，在安岳、乐至到淮口一线，与杨森对垒，但因得不到援助，只得退往成都，准备与依附北洋军阀的川军背城一战。哪知，新上任的四川讨贼军总司令赖心辉公开通电倒向吴佩孚，当了四川省长。讨贼军不战自溃。气得熊克武电呈孙中山自动解职。讨贼军被迫退出四川，孙中山发动的讨贼之战就此失败。 贺龙只得率部退往贵州。这时，在涪陵袭击贺龙的周西成投靠了黔军袁祖铭，对贺龙层层阻截，不准其入黔。周西成纠集王家烈等四个旅的兵力，在贵州赤水的皇汤，进行严密封锁，并宣称要“活捉贺龙，活捉湖南佬！”贺龙在汤子模帮助下，实行重点突击，突破了赤水封锁线，进入铜仁，使周西成的企图落空。 三年援川，大小战斗数百次，功败垂成，这使贺龙百感jiāo集。他在回湘通电中说： “这三年中，寡人妻，孤人子，独人父母者，不知凡已。而故乡同胞子弟，罗锋搞，丧原野者，亦不下数千人！” 真有点追溯往事，不堪回首的凄凉昧。然而，当1924年9月，孙中山乘直奉战争之机，兴师北伐，任命熊克武为川滇黔建国联军前敌总司令，假道湘西，向北进军时，贺龙又挺身而起，率部担任建国联军前部先锋，率先通电入湘北伐。贺龙对于孙中山，可谓“忠”矣！ 还有一件事，亦可为此明鉴。 1922年8月，粤军头目陈炯明叛变，孙中山被迫离开广东，避难上海。年仅28岁的贺龙，既感震惊，又为之担心。他感到，孙中山目前处境困难，须要革命者的支持，一切真心追随孙中山的军人，皆应表明心迹，不能自怀鬼胎，坐视待变。他亲笔修书一封，向孙中山表示，尽管自己取微力薄，又远在边徼，但为了革命事业，定将竭尽全力支持先生。他派周参谋持信赴沪面呈。 孙中山对此甚为欣慰。12月，给贺龙回了一封信。信是这样写的： 云卿先生鉴：周参谋持来大札，惫悉一是。边微火成，艰 苦逾恒，而壮志不渝，忠诚自矢，真可为干诚之寄，当勉望 于无穷者也。 川中久苦战，过来以各将领互开诚相，共企新图，遂有 开发实业计划，前各有书来陈说，文曾力赞其成，不独为弹 息内争，昭苏民困之要图，而给养有恃，简练益精，一俟会 讨有期，建瓴而下，且可以襄成大业，幸协图之。 我驻阁各军实力充裕，稍事休息，即须出讨。驻桂之张、 朱各军，现已下迫梧州，西江震动，陈逆料难久道。切望袜 厉待时，共勘大难。此复。即询，戍绥。 自此，贺龙与广州军政府常有书信往来。广州政府曾派议员杨宝安、袁荷生来贺龙所部视察。 四川讨贼失败之后，许多事情引起了贺龙的反思。他感到孙中山的主张深得人心，自己拥护孙中山，千里征战，完全没有错，但为什么归于失败呢？他想，讨贼军内部矛盾重重，派系林立，各谋私利。而我，又不得不受制于他们，政治上是被他们牵着走的。我为什么不直接与广州政府取得联系呢？如果能取得联系，就可以摆脱这些人的牵制，直接听命于孙中山。 一个细雨漾漾的夜晚，他来到参谋刘达伍的居室，请他代表自己去广州面见孙中山，面呈贺龙的主张。 刘达伍，原为黔军袁祖铭帐前参军，1920年，同贺龙相识。因钦佩其为人，脱离黔军，来贺龙处担任参谋，成了贺龙的好朋友。曾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一师一团团长，后随贺龙参加了南昌起义，任工农红军第四军参谋；1928年在石门县遭guó mín dǎng军袭击，身负重伤，返回了云南老家。关于这件事，在五十年代，刘达伍有一段回忆，生动地反映出贺龙那时的内心世界和追随孙中山的心情。笔者在这里引述一段。 刘达伍回忆说： 这天晚上他一进来，我就觉得有什么公事要谈。说了几句闲话之后，他果然就提出问题来了。 “达伍兄，”贺龙将军今天对我的称呼很客气。“我们相jiāo几年了，你对我贺龙有什么看法？” 这个问题叫我怎么回答呢？我告诉他：“我在军队里干了二十来年了，要是我愿意跟着袁祖铭或者杨来问，都可以升官发财。我不愿跟他们，千里迢迢来投奔你，这就是对你的看法。” “你认为我走的路子对吗？” “你常常说，你要为天下的受苦人打天下，谁能说这条路子不对？不过打来打去，还没有打出一个天下来，你也还在摸夜路啊！” “你说得对。满清倒了，袁世凯死了，全国仍是乱糟糟的，大小军阀各霸一方，我们这几千人，又能怎么样？我天天都在想这个问题。”。 于是，贺龙将军和我谈到方向问题。他说：“从全国来看，在广州的南方政府是最有希望的革命力量。孙中山提出的三大政策深得人心，拥护孙中山和南方政府，是我们的正确方向。但是，我们和广州没有直接联系。这些年，在政治上让别人牵着鼻子走，不能继续这样下去了，我们应该直接和广东联系。”谈到后来，贺龙将军提出，要我当他的代表到广州去。 第二天，我便带着贺龙将军致孙中山大元帅的专函出发了。我到广州的时间大约是十月二十日左右。第三天，我便在大元帅府会见了参谋长李烈钧。李烈钧在四川时听说过贺龙将军的名字，他表示非常钦佩贺龙将军的革命热情，带来的信，他负责亲自jiāo给孙大元帅。几天以后，孙中山离开广州北上，我的任务没有完成，只好在广州等下去。这样，直到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我才返回部队。 孙中山的逝世，对贺龙冲击不小。那时，他已率部返湘，驻扎津市、澧州。他下令驻澧部队停cāo一月，降半旗三天，自己还戴孝一年半，以示哀悼。他每天都阅读报纸，收集政治军事动态，注视着孙中山逝世后对时局带来的影响。他有一种预感，孙中山逝世后，原来他依靠的南方军阀，可能产生某种变化；广州政府中的权势人物也难于抛开一己之私利。这一点，在四川讨贼中他已深有体会。贺龙忧心忡忡，严令全师加强战备，静观待变，并派出人员去广东、长沙等地了解各方动态。 在政局变动之前，他应该做些什么呢？贺龙感到，不管局势怎样变化，只要自己掌握一支精良的素质好的部队，有一个安居乐业的地盘，就可以应付一切。他把这一想法告诉了秘书长和参谋长，他们都表示同意。于是，贺龙在津、澧开始了部队整训。 他的基本队伍是三个团，由黔入湘途中，先后来归和收编了十个团。这些部队成分复杂，尚未经过严格训练，纪律也不好。贺龙决定在司令部增设一个新兵训练处，让从保定军官学校毕业的王育英当处长。他规定，部队必须逐日训练，团、营、连长不得无故缺席，要作土兵表率。不久，他又决定成立一个随营学校（后改名为军官教导团），由各营、连挑选文理清顺的官佐三百名入学，仿效外地军官学校的做法，每期三个月，专门训练营、连以上军官。 贺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9 章 龙在军官教导团开学典礼上，讲话说： “我们现在正处在列强竞争，内政不修的时候，要想巩固国防，刷新政治，必须以军政为前题，训练一支具有军事素质的军队。” “从来那些训练有素的军队，都非常注意训练部队的实力，所以能以小敌大，以少胜多，如周武王以三千人为一心，能胜亿万敌众。” “近来，西欧各个列强对于军事训练特别重视。他们实行兵役制，按籍征名，更番补退，培养军队，训练士兵。我们应该奋起直追。” “练兵之道，首在教育，古今中外都是如此。我们的部队虽然成立已久，但因长年转战，东征西讨，时刻在qiāng林弹雨里生活，所以训练抓得不够，以至作战虽然勇敢，而造就不大。” “设官教导，实难再缓。希望全体官佐肩负重任，挺起精神，精研深造，检验揣摩。自始至终，努力前进。” 这篇登在1925年1月19日长沙《大公报》上的讲话，是迄今能找到的，贺龙关于军事训练的最早的一篇讲话。他是想学习列强，振兴军队，要把自己的部队训练成一支军政有素的军队，可谓雄心不小。 一支部队战斗力的强弱，因素很多，军纪是否严格亦是重要的一环。贺龙深知这一点，历来对部队约束甚严。这次，在训练部队的同时，他又在严肃军纪上做起文章来了。 他颁布了一系列法令，还成立了一个“津艘军警稽查处”，负责监督和维护军纪，并发布了一份军警《巡示守则》。规定，凡涉及下列情事者，应给予处分：“1．着军服士兵乘人力车者，立即禁止；2．酗酒滋事者责罚；3．与人民口角者究之；4一服装不整者查究之；5.聚赌者罚；6．估惜民间物品者责罚；7．增拉民夫者责罚；8.（原件原文残脱）。”此外，他还规定：“凡无端滋扰人民及侮辱官佐眷属以及赌钱、娼寮，公共场所滋事生端者，人qiāng一并解部惩办。”从这些规定来看，贺龙对军纪的要求真够严厉的。 在官场上，许多规定是冠冕堂皇的，实际往往部是另一码事。贺龙的这些严格的规定，是否也是一种表面文章呢？从颁布规定后的执行情形看来，并非表面文章，而是动真格的。贺龙有一个部下，名叫田鸿钧，大庸人，第六梯团团长。此人早年曾随贺龙泥沙夺qiāng，参与湘西bào dòng，后来投靠了港州镇守使唐荣阳。贺龙回湘入津港，兵讨唐莱阳，他倒戈投贺，同贺龙的关系不可谓不深。但是，他的部队甚为腐败，他们强占民家，敲诈百姓，勒索商贾，且屡教不改，影响很坏。贺龙铁面无私，下令旅长谷青云将其部缴械解散。田鸿钧负隅顽抗，被当场击毙，下属营长罗郊之逃跑。贺龙为此贴出布告曰：“军人服从，首在其纲，第六梯团，不守规章，特令解散，罪有应当，诸色人等，毋得惊慌。” 用铁腕整顿纪律，效果卓著，津湾民众翘指称道。 在此基础上，贺龙大刀阔斧地整编部队。以精悍部队为目的，把全师编成两个步兵旅，骑兵、pào兵、工兵各一个团，两个直属营，一个手qiāng队，一个训练新兵的补充团。 在整编中，贺龙采取措施，裁减了一些素质不好的队伍，撤换了军阀习气严重、军政素质差的军官，遣散了一些老弱病残人员。在整编中，贺龙严格地对各级军官量才录用，论功行赏。由于历史的原因，他的部队里有不少亲属和族人。对于他们，贺龙并不给予某种特殊照顾，一样视才任命。这样一来，出现了晚辈当长辈的上级官长的情况。这可使一些人不习惯、不适服。 一次，中队出cāo，连长贺佩卿因带队动作稍迟，被营长贺桂如当场训斥了一顿。贺桂如乃贺佩卿之侄，贺佩卿的脸面怎么搁得下？他当场同贺桂如顶撞起来，喊口令解散了队伍，弄得贺桂如下不了台。事后，两个人都跑到贺龙这里来“告状”。正巧，医官贺勋臣也在场。在贺氏家族中，他比贺龙高一辈。见此情景，便对贺龙说： “云卿，你这个家怎么当的？非把叔伯老子放到侄孙儿手下当兵？” 贺龙吻着烟斗，眯着眼说：“勋大叔，你这个医官还不是归我这个侄儿管吗？我们今天是出门带兵。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军有军纪嘛！” 接着，回头问贺佩卿说：“你是军人，还是老百姓？” 贺佩卿一看不好，这“状”不能告了，马上说：“报告镇守使，我是军人，我错了。” 贺龙把脸板了起来，说：“承认就好。这里是军队，不是家族，只有上下级，没有叔伯子便。今后规定，上级对下级叫名字，下级对上级叫职务。有不服气的，让他来找我！” 自此，一律按军纪办事，谁也不敢拿家族那一套为自己争什么了。 经过这样的整训，部队素质提高很快。建国联军总司令熊克武前来视察，见此情景，大加称赞，他说：贺龙“师次津澧，秣马厉兵，土气益励，堪称表率。”’ 贺龙抓住时机，整训待机，这步棋不仅走得准，而且走得及时。过了不久，局势就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赵恒惕为驱逐建国川军，要兵戎相见；熊克武、汤子模各有所图，南下广东，假道北伐又成泡影。而他，就凭着这样一支经过训练整顿的精兵，使赵恒惕无可奈何。 这种变化，又一次促使贺龙对自己脚下的路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他回顾了自己追随孙中山走过的每一段路程，发现每次孙中山发起的革命行动，诸如援鄂护法、四川讨贼、兴兵北伐，开头都颇轰轰烈烈，但最后不是归于失败，便是半途而废。这是为什么？他分析再三，感到不是中山先生的主张有什么错，而是孙中山没有可靠的力量。孙中山身为大元帅，却没有军队，没有qiāng，而是借用拥护他的那些南方军阀。用军阀打军阀。这些人各有所图，随时可以变脸，所以，在革命过程中，“窝里斗”不断，随风四下飘。今天我打你，明天你又打我；一会儿与北洋政府势不两立，一会儿又向北洋政府拱手称臣，其结果是中国政局总是动dàng不定，革命停滞不前。在四川讨贼时，他就有了这样的看法。 有一次，他同刘达伍谈起了讨贼失败的原因。 刘达值问道：“你觉得广东怎么样？” 贺龙说：“孙中山是个伟人，老百姓是拥护他的，可是，光靠嘴巴不行，要有qiāng。他依靠的还是军阀队伍，早晚靠不住的。要革命，就得有革命本钱。这不是当商人，可以借钱做买卖。” 这时，他的思想已经起了某种变化，对孙中山的做法产生了怀疑，也想探求一条新的路。他同刘达历议论过俄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但是，那时他仍坚定地相信孙中山，怀疑也仅是怀疑，对于俄国革命和共产党也并不了解，何况，又处于国共合作时期，因此，这种思想上的变化，仅仅象一道闪电，虽很强烈，却稍瞬即逝，因此，一年以后，他还让刘达伍去广州面见孙中山，希望与孙中山取得直接联系。 现在，这种想法越来越强烈了。他觉得孙中山在革命要依靠谁的问题上搞错了，虽然，中山先生已经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但在军事上却依然如故。孙中山去世后广州政府会发生什么变化，他心中没有数，但却不信任他们，所以，熊克武邀他去广东，即便有汤子模兴兵相逼，他也不予理睬。 正在他对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产生这样那样想法，思想上感到迷们的时候，赵恒惕任命他为港州镇守使，于是，他把全部精力用到了为民谋利上。在澧州，他采取措施全力救灾，整顿金融，开办教育，整治腐败，打击投机，发展生产，真有点子励精图治，造福一方之势。 这里举两个例子。 这年夏秋之jiāo，法属各县“三月不雨”，遭受特大旱灾。贺龙紧急召开救灾赈荒会议，通过了“买谷备荒案”，决定实行几项措施：1．免除田赋的附加部分，将收来的田赋款项采办粮食，散发救济贫民；2．在澧州设立大米平祟处，实行粮食平价买卖，不准囤积居奇，哄抬粮价，有粮必须随市价卖出，不准待价而沽。当时报载：“贺使近以亢旱异常，为救济米荒起见，伤商会赶急召开各公法团体会议，赶次平祟，借资救济。”“该处决定，定于本月5日开始平祟，地点暂设商会。每日上午6时至12时止，每升米价二百八十文。”3．按会议决定，责成殷实富户，预缴一年田赋的正洪，迅速筹办粮食赈灾，拒不缴纳者，jiāo公署重办。4，号召乡民广种杂粮，并规定，各县不准闲置耕地；严禁种植鸦片，以免妨碍种谷；定期派员到各县督促检查广种杂粮以自救。 由于这些措施的贯彻，追属各县的灾情很快得到了控制和好转，逃荒灾民纷纷回乡重建家园。 在这次紧急会上，还通过了一个“维持教育经费案”。贺龙在会上说： “这第三案比第一案（“买谷备荒案”）更为重要。教育是开发民智的根本。现在的学校，不能不整顿！高小毕业生和初中毕业生在升学上，一个也考不上，这样一剃头的学校简直等于零。”“初小是升学的初步，尤其应当注意。日本战胜俄国是归功于小学教育，也归功于小学教员。” 会议提出了三条意见：“严格选择教员，免误青年”；学风不正，系“由校长因循所致，对校长尤须严格考察”；“教育经费之困难，大都由专管人亏空。以后反对亏空学机无论何人，逃往何处，须通缉追缴严办。”会议期间，还组成了学务委员会，具体负责整顿学校工作。 在这次会议上，贺龙还提出了“整顿金融案”“整顿道路案”，大力整顿了金融，打击了滥发“市票”．投机倒把；他派出工兵营，修筑了邀州至津市的公路专又用以工代赈的办法，修筑了渲县至临澄的公路，大大方便了人民群众。 这样，一段时间以后，追属各县灾情减轻，民心安定，形势很好。据当时的报纸报导，津港一带出现了“土劝学业，农贩田畴，商迁有无，工专制作，人守其业”的局面。 有位名叫罗武帅的慈利籍名士，有感于贺龙镇守“九渲”之业绩，在贺龙外出视察，途经其家乡时，写了这样一条藏头对联贴于街口： 贺其来苏，草食壶浆以迎。 龙行于野，大地草木皆春。 可见，贺龙在澧属各县受民拥戴之一斑。 人的思想是个怪物。你看它并没有什么变化，其实是在微妙地转动，一旦遇到某种外部条件的催化，便会发生明显的甚至突然的变化。 贺龙在全力治理澧州的时候，上海bào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全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运动。湖南各地纷纷成立“雪耻会”，声援上海人民的斗争。 对于帝国主义，贺龙历来深恶痛疾。四川讨贼，扣押日本“宜阳九”，早已名闻迭尔；1924年沉陵zhà碑，更是有口皆碑。沉陵旧府坪衙门，有一块两米来高的“辰州教案”碑。贺龙返湘北伐，驻扎流陵，看到了这块石碑。他问秘书长侯宗治和警卫营长贺桂如，这块碑是怎么回壮。候宗治告诉他，这是1902年立的。所谓“辰州教案”过程是这样的：当时有两个美国传教土唆使一个姓肖的坏女人制造了一场流行病，群众病死千余。当老百姓弄清缘由之后，便捉住肖姓女人，冲进教堂，兴师问罪。在群情激愤之时打死了两个传教土。事情发生后，摄于英帝国政府的压力，除将辰州官吏一律革职查办外，还吊打了三百余人，并将其中十人相在一起用火pào轰死。英帝国主义就此向清政府勒索了白银8万余两，还强迫当局刻了这块大碑。这块碑，一面刻着英帝国政府给清政府的“抗议书”，另一面刻着清政府惩办辰卅官吏的“上谕”。 贺龙听了，围着石碑转了一圈，勃然大怒，骂道：“他娘的，这太可恶了！太丢人了！打死了两个洋人，赔了八、九万两银子，杀了那么多老百姓，还杀了两个正将，两个游击，还要一五一十地写上，立他妈的那么大块石碑，把中国人的脸给丢光了，简直太可恶了，太欺侮人了！”他当场下令：“你们给我把它zhà掉！”在贺龙眼里，怎能容得下如此的奇耻大辱！ 当晚，贺桂如就把这块20余年来一直污辱着中国人民的石碑zhà了个粉碎，人心大快。 上海的“五卅”惨案成了一副催化剂，贺龙的思想得到了一次升华。他对待这一反帝爱国运动的鲜明态度，便是最好的证明。 赵恒惕的湖南当局对这场反帝爱国运动采取了摧残与镇压的政策。湖南各地均照此办理。唯有贺龙，公开支待这一运动。他发出电报，邀请长沙一雪耻会”代表来澧州演讲，鼓励澧州人民开展反帝爱国运动；他通电声援上海的工人、学生，捐巨款资助。长沙《大公报》报导说：“澧州镇守使贺云卿氏，以此次‘五卅’惨案，举国忠愤，……沪上罢工人数已达数十万，自应设法援助，悼克坚持到底。爱于昨日（7月5日）致电驻省办事处严仁珊秘书长，就近由长沙中国银行汇寄捐助三千元，以资救济，并另电上海‘五卅’惨案失业工人募捐处查照。”长沙“雪耻会”代表来到澧州，贺龙指定有关方面召开欢迎会。 在贺龙影响下，第一师的官兵大都积极支持这一运动。二旅旅长贺敦武给上海、长沙两地工人、学生和“雪耻会”发出电报，慷慨陈词：“沪上外人杀我学生、工人，骇闻之余，不胜发指。敦武远从戎行，不克躬归吊唁，无任惭愧。探望诸君猛力奋斗，件达到圆满解决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10 章 而且。敦武乃一介武夫，夙闻匹夫有责之义，愿率数干健儿，誓为后盾。谨此电闻。湖南道州镇守使辖步兵第二旅旅长贺教武率全旅官兵简叩。”这样一种支持反帝爱国运动的鲜明态度，在当时的军队中是很少见的，也是难能可贵的。 常德声援“五卅”惨案的爱国运动也很激烈。学生、工人打着“国存家存，国亡家亡”的标语，喊着“同胞急起，抗英抗日”的口号进行了大yóu xing，遭到当局的殴打，数十人受伤，其中就有桑植籍同学。贺龙闻讯。；赶到常德，在武陵花园酒家请桑植籍来常德读书的学生代表五十余人吃饭。 贺龙在聚餐会上说：“我听老家人说，你们当中有人竟敢赶跑了在常德行上动手打农民的外国人，这真了不起！” 大家指着彭玉珊、朱茨堂两位同学说：“追赶洋人的就是他们。” 贺龙翘起大拇指说：“赶得好，有志气，中国人的志气。有人说，湘西人蛮得很，我看洋鬼子欺侮我们的时候，就请他们唯点蛮味吧！” 吃饭过程中，贺龙对大家说：“现在我提几个问题，向同学们请教。一是我们国家为什么不太平？二是怎样才能天下太平？三是怎样才能因富民安？” 彭玉珊代表同学们发了言。他认为，为什么不太平，主要是政治上国家不统——。内有军阀混战，南北争斗；外有列强侵略，挑动内战；经济上，工厂太少，洋货充斥，加上国人耕者无其田，国不富，民不安，哪来太平？他说：“要想太平，重在制止军阀混战，贵在坚持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大家致力建设国家。”贺龙细心地听着，带头鼓起掌来，称赞他们有见识，不愧是桑植人的优秀子弟。后来，彭玉珊被常德湖南第二师范开除。贺龙资助一百块银元，送他到广州，进入了máo zé dōng办的政治讲习所，成了桑植县第一个共产党员。 贺龙如此旗帜鲜明地支持共产党领导的反帝爱国运动，并非仅受民族自尊心所驱使，而是长期思想演变的必然结果。军阀官僚们也看到了这一点。1925年10月10日，赵恒惕在长沙召开湘军首脑会议，兴兵讨伐贺龙。他委任的讨贺前敌总指挥、湘军师长叶开鑫和左、中、右三路指挥贺耀祖、刘树、陈渠穆联名发出的讨贺通电中就说：“贺龙驻法数月，即稍有蓄财者，无不避涉境外。”可见，他们认为，贺龙正在赤化，故须兴兵讨伐。这从反面证明了贺龙思想上的飞跃。 这么强大的兵力压境，贺龙只得离开津澧，远避川黔边境。 他对部下说：“赵恒惕为什么打我们？因为我们军队一为救国，二为救民，所以他们穿不得我们。” 一点也不错，贺龙此时的思想正在向更高的境界飞升。 ------------------ 6、十年征战，十年探索，元帅要寻找新的革命之路。有人 给他介绍了苏俄。“中国也有共产党，他们怎么个‘共’ 法？”他想弄个明白。 人的命运真是不可预测。 1924年秋，贺龙身为建国联军先锋通电回湘，借道北伐。进湘西，奔涌陵，地方武装纷纷来投，湘西王陈渠珍远避凤凰县，何其威风！何等潇洒！一年以后，他却被赵恒惕兴兵三路，逼出湖南，借住贵州钢仁，寄人篱下。真可谓天有不测之风云，人有旦夕之祸福。一向乐观豁达的贺龙，此时不免有一丝沮丧。他除了收编一些原滇黔建国联军的零散武装，吸收部分知识青年，开办防营军官学校，进行部队训练，等待时机之外，几乎无所事事。这次挫折，使他对广州政府几乎失去了信心。孙中山几次失败，几经奋起，到现在也未完成北伐使命，仅留下一句“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遗言。眼下的广州政府仍是矛盾重重，到底能否继承孙中山的政策，贯彻孙中山的主张，把革命进行下去，难以捉摸。他对孙中山借助军阀部队统一中国的确感到失望了。他想，革命难道只有一条路？有没有比孙中山更好的路？从湘西bào dòng到现在，他已经征战十年，也想了十年。他感到，现在是寻找另一条路的时候了。因为，他已经接触到了不少新的思想，这些思想在呼唤着他。 1921年，贺龙率部驻防桃源，常和桃源县的一些知识界人士接触。当时的桃源，受“五四”运动影响，新文化运动颇为活跃。桃源有两所著名的学校：桃源女子师范和省立第二师范。这两所学校中一些的知识分子，在máo zé dōng等发起的新民学会影响下，开始探索马克思主义，传播救国救民的真理。桃源女子师范组织的爱国宣传团，名扬三江四水。这两个学校的校长彭施涤、田佐汉、陈伯陶都是贺龙的座上客。 桃源女师校长彭施涤，早年留学日本，同盟会会员，因反对日本政府《取缔清国留学生规则》，愤然归国，创办中国公学。1917年，任国会议员，并随孙中山在广州组织军政府，后来，返乡出任女子师范校长。“五四”运动后，他四出考察，、锐意革新，为办学筹集资金，不借典当衣服首饰。女师的爱国宣传团就是他扶植起来的。湘西籍作家沈从文说：“彭施涤先生在桃源，办学多年，以头脑开明而对学生有显著影响。男女同校运动都出自这个学校，不久，即推广全国。” 贺龙对彭施涤的革新精神和女师的爱国行动十分钦佩，不仅经常予以物质上的援助，而且，把自己的妻子向无姑、女儿贺金莲送进了这所学校读书。 陈伯陶，贺龙的同乡，其父陈南星，为湘西著名开明土外。贺龙曾率部驻扎他家，与陈伯陶早已相识。陈伯陶早年在常德就读，加入了同盟会，后赴美国伊利诺州立大学、哥lún比亚大学学习，是中国留美学生会会长。巴黎和会期间，组织“爱国委员会”，要求中国代表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是一个接受过欧美文化的熏陶、颇有爱国思想的学者。他主持的省立第二师范一直被誉为“湘西政治摇篮”，培养出了不少政治家。共产党里的林伯渠、膝代远、粟裕等革命家都出自这所学校。 第二师范的另一位校长田佐汉，力主改革旧学制，采用新教材，提倡学术自由，鼓励努力创新，深为社会各界进步入土所赞誉。 25岁，思想活跃的贺龙常与这样一些有识之土在一起谈古说今，论世评人，得益匪浅，使他开阔眼界，增长见识。这些人的进步革新的思想，在贺龙脑中起着潜移默化的启迪作用。 1921年是个不平凡的年代。这年7月，中国共产党诞生，黑暗的中国出现了黎明的曙光。在湖南，以máo zé dōng、蔡和森、何叔衡为代表的共产主义者，开始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 9月，贺龙的司令部里来了两位客人。一位是介绍他加入中华革命党的老师陈图南，另一位是陈图南在日本的同学，湖南宝庆（今邵阳）人花汉儒。好客的贺龙留他们在桃源住了两个星期。白天陪他们同游桃源，指点江山；晚上，与他们灯下同坐，谈政局，说主义，纵论天下大事。 这两位客人各有自己的哲学观念和政治主张。陈图南大谈俄国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他认为孙中山的平均地权虽然不错，但权力、政府是产生一切罪恶的根源，将来的中国，必须建立一个没有政府的“自由”社会。花汉儒则向贺龙宣传苏俄的社会主义。他告诉贺龙，苏俄在列宁领导下已经打倒了沙皇，建立了工农兵苏维埃。“五四”运动说到底是在苏俄十月革命影响下产生的。苏俄的路是工农当家作主的路地是中国要走的路。这两个人，观点截然不同，他们口若悬河，佩侃而谈，时常争论不休，甚至弄得面红耳赤。 这两个人宣传的东西，都是贺龙从来没有听到过的，因而引起了浓厚的兴趣。对于他们的争论，他听得格外仔细，还不时chā嘴问些弄不清的问题、名词术语什么的。他觉得，陈图南讲的，仅是一种想法，一种理论，似乎根据不足，颇似空想。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很难做到。花汉儒说的，却是一个国家已经做过的，是实实在在的现实，尽管这个国家实际情况到底怎样，他不清楚。他多次请花汉儒具体介绍苏俄革命情况。花汉儒告诉他，俄国革命是一个叫布尔什维克的共产党领导的。 贺龙问花汉儒：“世界其他地方有没有这样的政党？” 花汉儒说：“有，全世界有一个总的国际党（即共产国际——笔者注）。” “中国有没有？” “中国有许多共产主义小组，刚刚成立了共产党。”花汉儒回答，并对贺龙说：“云卿兄，带队伍光有人和qiāng还不行，还必须有一个党来作靠山，那才稳当，有方向，有力量。” 不久，贺龙奉命率部移往辰州、浦市。花汉儒返回原籍去了。陈图南却留了下来，当了贺龙的一名副手。 这是贺龙平生第一次听到共产党，听到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在他的思想上引起了很大震动。他后来回忆说： “当时，我听他讲克鲁泡特金，无论在理论上、政治上、国家、军队等问题上，都没有什么根据。而谈社会主义的，我听得条条有道理。我就问花汉儒，有没有谈社会主义的书，他找了一些书念给我听。过了几天，我又问他，有没有这样的党，他说有个国际党。我对于这个印象是很深的。对于我的思想是一个很大的启发。他们讲的党，对我很有帮助。这时候，共产党在我脑子里印象就相当深了。自从我知道了共产党，我就注意找共产党了。” 四川讨贼之战失败，他对孙中山的做法产生了怀疑，又想到了花汉儒介绍的共产党。 有一次，他和参谋刘达伍谈到讨贼失败时，突然发问道： “你听说过俄国革命没有？” 刘达历说：“前几年在四川就听说过了，近两年在云南非常闭塞，俄国革命后的情况就不大清楚了。” “我也不大清楚。”贺龙沉思着说：“听说，沙皇、贵族、地主、资本家统统被打倒了，由工农兵当家，搞‘共产’。我很想知道这个‘共产’怎么‘共’法？它和孙中山的‘平均地权’有什么不同？中国也有了共产党了，不过我想，不管怎么‘共’，要有产才‘共’得成，穷人反正是不会吃亏的，你说对不对？” 这时的贺龙，思想上已有了一些深刻的变化，他对花汉儒介绍的共产党和俄国革命的确如他所说，“印象相当深了”。因此，在旧民主革命的道路上，一遇到挫折和失败，他便会想到共产党。不过，从他的谈话来看，他并不了解共产主义。他想弄个明白，这是当时的心态。然而，上哪里才能弄明白呢？他不知道，有些无可奈何。 世界上的事是千变万化的，往往在不知不觉之中，机遇突然会来到你的面前，使你豁然开朗。哲学家叫做“必然xìng中的偶然xìng”。时局的变化，给贺龙弄明白共产党，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 1926年初，经过guó mín dǎng内左右两派的激烈较量，guó mín dǎng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接受孙中山遗嘱，继续执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通过了弹劾guó mín dǎng右派——西山会议派，处分了其首领邹鲁、谢持等人的议案；选举了包括中国共产党人在内的六十名执行委员。国共两党的合作得到了巩固。在这样的形势下，湖南人民开展了“打倒赵恒惕”，“请国民政府北伐”的运动。赵恒惕北逃，湘军第四师师长唐生智兵进长沙，并由他代行省长职务。这年夏天，广州政府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出兵北伐。作为北伐先遣队的叶挺独立团率先入湘。唐生智宣布参加国民革命军。广州政府委任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兼北伐军中路前敌总指挥及湖南临时政府省长。湖南各地形成了支援北伐的热潮。 贺龙得知广州政府开始北伐，立即离黔返湘，到达湘西首府澧陵，准备参加北伐，并派鲍君勉为代表，与广州政府联络。7月16日，广州政府任命贺龙为第八军第六师师长，后改任第九军第一师师长，在北伐军左翼作战。 对于这次北伐，贺龙充满热情。他曾对唐生智派来了解情况的第八军教导师政治部的李奇中说： “北伐战争是打土豪，打军阀，打外国强盗的，是谋求中国的统一。这正合我的心意。所以，我的部队参加了北戊战争。我以前的想法太狭隘了，以为劫富济贫就等于革命。现在已经懂得，要想大家富裕，不容许少数人发财，必须依靠大家的力量，只靠少数人的力量是做不到的。我的理想是让大家富裕。” 当时，左翼总指挥是袁祖铭，此人乃黔军首领。由于北伐军声势浩大，大势所趋，他便向广州政府提出“恳子收容”。广州政府委任他为国民革命军左翼总指挥，其部属彭汉章、王天培分任第九、第十军军长。然而，袁祖铭对北伐心存观望，只派彭汉章率第九军入湘，其余部队和他本人都按兵不动。贺龙对袁祖铭早有所认识。他在四川讨贼时就说过：“袁大脑壳这个人，又想到南京去买马，又想到北平去捐官，没个主见。”现在，此人两头观望，迟迟不动，使北伐军的整个行动受到不少的影响。贺龙心中焦急，出面敦促左翼各军积极投入北伐战争。他把彭汉章请到院陵，向其表示，只要他们肯出兵，贺某愿为前驱。彭织章在四川讨贼时就结识了贺龙，深为其大义凛然所感动，表示一定出兵北伐。贺龙又利用关系，对投靠吴佩孚的湘军叶开鑫、贺耀祖两个师做了许多争取工作。他策动叶部旅长姚继虞倒戈，投入北伐军；他说服贺部参谋长毛炳文认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11 章 清大局，不要与北伐军为敌，使贺部军心动摇。 8月，贺龙率部占领常德以后，北伐军司令部决定进行汨罗会战。兵分三路向北推进，命令左翼军出港州，取宜昌、沙市，牵制鄂敌，掩护中路军侧翼。可是，袁祖铭仍在贵州坐视不动，第十军也远在立江，只有第九军第二师杨其昌部到达常德，敌人却已经在荆江地区集结大军达八万之众，准备进攻北伐军左翼。这怎么办？事关大局，贺龙再次挺身而出，联络杨其昌，代表未到常德的第九军军长彭汉章，联名发出讨吴通电，以造成既成事实，迫使彭汉章率师北进。8月中旬，贺部占领临澄，北伐军下令发动总攻。但是，左翼第九、第十两军主力仍在湘西，袁祖铭则在贵州未动，前线只有贺龙的第一师和杨其昌的第二师。这使贺龙忧愤jiāo加。他联络杨其昌，直接致电蒋介石，要求由前来督师的党代表吕超代理左翼军总指挥，迅速指挥左翼军行动。蒋介石接受了他们的建议，终于使左翼军的情况有了改观。 贺龙顾全大局，多方奔走，努力斡旋，反映了他积极参加北伐的心态。 8月下旬，贺龙率师攻克慈利，月末，在逼迫湘军贺耀祖师倒戈以后，进入津市、遭州。 这时，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派共产党员周逸群为队长，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组成的“国民革命军左翼军宣传队”来到第九军第一师。 周逸群，贵州铜仁人，家里是个大地主，曾留学日本，回国后在上海创办刊物《贵州青年》，号召拥护孙中山。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0月，考入黄埔军校，是“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的负责人之一。贺龙两次驻防铜仁，早知周逸群其人。贺龙的秘书长天仁珊是其同乡亲戚。在严仁珊引见下，贺龙会见了周逸群。 两人一见如故。贺龙笑着说：“很对不起你哟，在铜仁的时候，我们的部队吃了你家谷仓里好多谷子呀！” “不要紧嘛。”周逸群大笑：“我家的谷子，只怕革命军吃得太少了。越吃得多，越好打仗啊！” 贺龙伸出三个手指头说：“三十多大担啊！我们刚到铜仁，正碰上缺粮，幸好你丈人老于大方，听说我贺龙缺粮，要多少挑多少，还不要过秤。” “这完全应该嘛！”周逸群说：“我家的谷子都是农民种的。看来铜仁的农民运动不兴旺，否则，这些谷子应该没收，全部jiāo给你们吃。” 听周逸群这么说，贺龙心想，听说黄埔军校，特别是青年军人联合会里有不少共产党，周逸群可能就是个共产党。但他不便直接问人家，那样太不礼貌了。他眨眨眼，问道： “选群先生，我在铜仁看见过你寄回去的材料，知道黄埔有个青年军人联合会，不知这个组织是guó mín dǎng的，还是共产党的？” 周逸群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青年军人联合会反对孙文主义学会，反对军阀，反对独裁呀！” “他肯定是个共产党。”贺龙这样想，于是，坦诚地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诸如，革命政府怎样领导军队？国民革命军为何要设立党代表、政治部和政工人员？宣传队的宗旨是什么？部队怎样整训才有成效，等等。周逸群十分认真地作了详细回答。从他的回答中，贺龙听到了许多带兵以来从未听见过的新鲜事，感努十分兴奋。第二天，贺龙召开欢迎大会，把周逸群和宣传队介经给全体官兵。 他向周途群提出：我想请宣传队帮助办两件事：一是帮助我改造部队。他说，我的这支部队把自四面八方，虽经多次整顿，亦有不少变化，北伐以来，又有不少湘黔边境的地方武装加入本师，人员庞杂，不象个革命军队，急需用新思想加以改造。能不能请广东方面派点人来？二是既是革命军队，就应有政治工作，请宣传队帮我建立政治部和政治工作。这方面我一点经验也没有。 周逸群高兴地说：“很好呀，师座。不过，改造部队不要希望广东派人，应该自己招收一些青年学生，还可选拔部分青年军官，开办一个青年军官政治讲习所。” 贺龙说：“这样好呀！” 他马上决定在随营军官学校基础上，开办国民革命军第九军第一师政治讲习所。 在第一师政治讲习所当过学员的丁志、杨伯泉回忆说：“贺龙决定创立政治讲习所开办不久，就在常德招生。在招生广告和录取学生榜上，写的所长是严仁珊（师参谋长），后来，严参谋长军务繁忙，无暇兼顾，就一直由周选群负责。” “入所前，我们每个学生除考数、理、化等科外，还要写一份自传，填一张表。表上有‘个人在学生中的地位’一栏。录取的学生多数是各校学生会的负责人。举行考试的考场，设在常德城内黄金台附近一所学校里。我和同学喜亚子一起去应考，结果我们都被录取。这次共录取学生一百五十多人，其中多数是湖南各县中学的进步学生，个别的是中山大学、湖南大学、武汉大学的学生，部分是由共产党、共青团组织介绍来的党团骨干（如黄精卫、贵立功等），也有少数黄埔军校第四期的毕业生（如向汉翔等）以及社会青年。还有来自友军师旅长的亲属（如本军第二师师长杨其昌的胞弟和第八军独立旅旅长卢嘉的胞弟）多人。” “政治课程有《中山主义大纲》、《社会主义大纲》、《世界革命史》、《资本论入门》等。军事课程有小教程，包括《步兵cāo典》、《阵中要务令》、《shè击教程》；大教程包括战略、战术、战斗指挥，步、骑、pào、工、辎重各兵种协同作战，以及防空、兵器、筑城等知识，还有cāo场式教程，野外演习，实弹shè击，夜间紧急集合等训练。” “每天除六小时政治、军事和军训课外，晚饭后还开展文娱活动或教唱《工农兵大联合》、《打倒列强除军阀》、《少年先锋队歌》等歌曲。《少年先锋队歌》由周逸群教唱。每天晚上开讨论会，每周一至二次民主生活会，检查军风纪。有时还上街开展宣传活动。” 从这些回忆中，可以看出贺龙委托周逸群办的这个讲习所，是在培养完全区别于旧军队的青年军官。这个讲习所在常德招生，到1927年3月在湖北鄂城毕业。这批讲习所出来的军官成了贺龙部队的骨干，是贺龙率领的这支部队能走向革命的基础。 周逸群在一师同贺龙朝夕相处，给贺龙思想影响很大。贺龙感到，周逸群确实是个人才，如果按照他讲的一套来治军，不仅部队能改造好，而且革命也有了办法。他多次在月明星稀的夜晚，独自(口卸)着烟斗，静静地思索着，回顾着周逸群来一师后所做的一切。周选群的种种言行，深感他们共产党人主张好，办法多，勤勤恳恳，不辞辛劳，照他们这一套做下去，很有希望。办讲习所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他发现了，这就是他多年来想寻求的东西。他想弄明白的共产党就在眼前。他好象觉得一条新的路就在脚下了。 他清严仁珊通过周选群和常德党部，去找一些左派分子来任教，以便扩大政治讲习所。1926年9月8日，中共《湖南军事报告》中记载：“贺龙近又要我们替他在常德办政治讲习所，我们以政治关系想阻其实现未果。现已派陈昌会主持其事。”陈昌，中共湖南区执行委员会委员，guó mín dǎng湖南省党部执行委员。他带领一批共产党员和从黄埔军校、保定军官学校毕业的军政人才来到一师，其中有，任总教官的贺澍，政治教官、原湖南工会副主席兼工人纠察队长武文元，军事教官、后来随máo zé dōng上井冈山的张子清。张子清是个很有意思的人。他上课时公开宣布：“我教的军事课程．如果你们回部队用不上，可以写信骂我张子清的娘。如果在这里学习不及格，那就莫怪我姓张的不批准你们毕业。” 周逸群担任了第一师政治部主任，他领导的宣传队员，除有十人去第十军王天培部工作外，其余二十余人都留在了贺龙的部队里。 贺龙想写一段新的历史。1914年，他参加中华革命党，1919年10月，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guó mín dǎng，他没有参加，现在，却想参加已经找到的共产党了。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周逸群。当时，中共中央有规定，在友军内部不准吸收高级军官入党。周逸群当然不敢贸然表态。他对贺龙说：“共产党是不关门的。只要够条件，时机一到，一定会有人来找你的。” 但是，贺龙这个人，只要他认定是正确的东西，是必须追求的，就会有那么一股韧劲，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要求加入共产党也一样。他并不因为周逸群的婉言而停止、等待，而是不断地要求。有一次，他对采访他的记者说：“有的材料写着我七十次找党，算上历次的要求，我也记不清楚了，没有七十次，恐怕也有几十次吧！” 贺龙的这些变化，引起了共产党方面的注意。中共湖南区执行委员会，1926年9月20日给中共中央写的《湘区政治报告》中说： “川黔军在湘西，……其首领袁（祖铭）、王（天培）、彭（汉章）、贺（龙）各不相下，入湘部队实力以王、贺较大……我们的政策：一、促其出湘入鄂，二、在军事上扶贺制王。第一点有三个理由：l．军事上有必要；2.湘政局上有必要；3．离湘是他们的出路。第二点有两个理由：1．我们对他们不能消极，必须拉一个有力者，于袁、王、贺中择一；2．袁在历史上绝无希望，王为保定系，贺比较与我们有关系，且对民众亦较好。” 此时，共产党尚未把贺龙看成“自己人”，但已经作为可以帮助的朋友了。 贺龙，开始寻找到了一条新的道路，书写新的历史！ ------------------ 7、周恩来为什么要委任一个不是共产党员的将军当南昌 起义军总指挥，奥秘何在？ 7月，是江西最热的月份．平伯气温在摄氏二十八度至三十度。南昌，更是闻名的”火炉”。7月28日，骄阳似火，章江门内西大街子固路这条僻静的小街，简直就象个大蒸笼。一个年青人，身着白衬衣、头上冒着大汗，穿过西大待走进子固路中华圣公会开办的一所教会学校。他便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这里是贺龙领导的国民茧命军第二十军军部。他前来拜会贺龙，有极其重要的事情相商。 贺龙、周逸群热情地把他迎进屋里。周恩来握着贺龙的手说： “我来拜访你，不是礼节xìng的，开门见山吧。我是找你商量起义计划的。我们立刻谈行吗？” 贺龙请周恩来就坐。他让送茶的副官离去，自己接过一杯茶，恭敬地送到周恩来面前，说，“好极了，周先生，请坐下谈，我洗耳恭听！” 周恩来笑了起来，指着贺龙说：“洗耳恭听是不够的。你是大将军，光动耳朵怎么成，还要动手动脚动qiāng动pào呢！” 贺龙听了大笑起来。 周逸群感到他们有大事要谈，起身告退。 贺龙扬扬手说：“逸群，你去哪里？一起听嘛。我都听得，你听不得？周先生你看呢？” 周恩来说：“好，坐下听吧。你也要谈谈意见。” 周逸群不便再说什么，只得在边上坐下。 周恩来对贺龙说，昨天，根据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了中共前敌委员会，成员有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决定7月3O日晚举行武装起义。周恩来详细讲述了经过前敌委员会讨论过的起义计划及有关问题。最后说；“贺龙同志，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贺龙说：“我完全听共产党的命令，党要我怎么干就怎么干。” 周恩来点头说：“共产党对你下达的第一个命令，就是前委任命你为起义军总指挥。” 这是中国共产党前敌委员会对贺龙的委任。8月2日，起义后新组成的中国guó mín dǎng革命委员会任命贺龙为兼代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因为，这次起义打的还是guó mín dǎng的旗号。 贺龙一惊。什么，起义军总指挥？他知道到南昌来参加起义的部队，除了二十军以外，还有叶挺领导的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朱德领导的第三军军官教导团，等等，他们都是共产党员，我怎么能……。他坐不住了，站起来呐呐地说： “我还没有入党……” 周恩来不客气地打断了他的后，说：“党是相信你的，你刚刚讲过完全听共产党的命令，怎么第一个命令就……” “好，我服从。”贺龙马上表态。 “这就对头了。”周恩来高兴地说：“南昌守军有三千多人。朱培德的第五路军总指挥部警卫团还是很有战斗力的。我们决定由叶挺同志任前敌总指挥、刘伯承同志任参谋团团长，想请你和伯承同志一起订一个具体作战计划。我想，起义军总指挥部和参谋团就设在你们二十军军部。你看，可以吗？” 贺龙说：“好，一切服从命令。只是要快，我们这场戏是杨排风上阵，连烧带打呢！” 说得大家哈哈大笑。 就这样，贺龙和周恩来、叶挺、朱德、刘伯承领导了推迟到8月1日凌晨举行的武装起义。 周恩来任命贺龙为起义军总指挥，有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共产党领导的起义，要让一个不是共产党员，而是国民革命军的一个将军来指挥起义战斗呢？有更多的人，对贺龙在革命低潮时期，抛弃高官厚禄，冒着杀头的危险，跟共产党闹革命更不理解，就连蒋介石这样的人也想不通。 抗日战争时期，1938年1月17日，蒋介石在洛阳会见前来参加第二战区将领会议的八路军将领时，就特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12 章 问过贺龙。 蒋介石是分别会见八路军来洛阳的几位师长的。在会见贺龙时，他先询问了一些关于一；70师的部署情况，接着问道： “现在，部队装备情况好吗？” 贺龙说：“装备很差啊，qiāng都是秃的（指步qiāng都没有刺刀——笔者注）。我们在塞外，天气很冷，军官士兵都没有皮大衣，没有皮帽，子弹也少得很。” 蒋介石点头说：“喔，困难不少。”突然，他转换话题，向贺龙说：“民国十六年，为什么你好端端的军长不当，去参加共产党的南昌bào dòng？” 贺龙爽直地回答说：“我和委员长政见不同嘛！” 蒋介石一时语塞，彼此沉默。一会，蒋介石把手一挥说：“过去的事，算了。” 蒋介石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对贺龙此举确实难以理解。令人不能容忍的是，混迹于革命阵营里的林彪、江青之流，在十年动乱中无中生有，制造了贺龙向蒋介石“乞降”“投敌未遂”的谣言，妄图抹杀贺龙的历史功绩。大干世界，无奇不有，做人何其难也。 其文，只要我们认认发真地研究一下这段并不复乌的历史，了解一下贺龙这个人的一生，你就会懂得，周恩来任命贺龙当总指挥，是历史的必然。他的奥秘，最根本的，是贺龙用自己的行动书写了一段很不一般的历史，被像周恩来这样有见地的共产党人所发觉、所认识。 现在，就让我们来审视一下贺龙的这段历史。 周逸群等一批共产党员来到贺龙的部队以后，以其勤奋的工作，正直的为人，聪明的才智，与群众的良好关系赢得了贺龙的赏识和钦佩。部队的许多工作，都要倾听他们的意见，照他们的主张去办。这样，贺龙领导的这支部队逐渐“左转”，成为一支有战斗力的左派武装。贺龙和周逸群的私人关系也日渐密切。 1927年初，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将第九军第一师改编为独立十五师，负责警备部西。 驻在鄂西的，以fǎn gòng著称的湘军师长何键，不能容忍左派武装进入鄂西，不断唆使他的部下向独立十五师进行挑衅，并勾结宜昌地区的地主、商人制造谣言，诬陷贺龙独占宜昌战役中缴获的qiāng弹，在宜昌强迫捐款等等，以此向武汉政府告状，一时间闹得满城风雨。黔军王天培部，听信谣言，常借故制造摩擦；guó mín dǎng中的右派利用何键的诬告，企图借机解散贺龙的独立十五师。武汉政府派出具有国共双重身份的中央委员吴玉章，率代表团到宜昌调查处理。吴玉章以中央政府特派员的身份在宜昌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并在峡州饭店同贺龙进行了长谈。这是暨夏曦、陈昌、周逸群之后，贺龙接触到的第四位负领导责任的共产党员。关于这次调查，吴玉章在其《第一次大革命的回忆》一文中记述说： “我到宜昌一看，装备精良的何键第一师和兵员众多的袁祖铭军已经剑拔弩张，做好战斗准备，就要向贺龙民军开火。民军处在qiāng少人少的不利地位。何键和那些地主、商人天天到我跟前嘀咕，他们痴心指望我同意他们取消民军的反动计划。我当场把何键申斥了一顿，然后提出一个解决方案，把贺龙同志的民军调到武汉去拱卫革命的中心，以避免在力量悬殊的情况下被右派军队吃掉。” 吴玉章机敏地处理了这一矛盾，使贺龙对共产党更加佩服，也更其按共产党人的主张办事了。但是，因此而引起了以贺龙老友陈图南为首的一批右派军官的不满，常常对周选群他们的意见顶着不办。有一次，周逸群、刘达伍拟定了一个训练计划，内有政治课一节。担任高级参谋的陈图南却藉口即将打仗、没有时间而予以否决。 事情闹到了贺龙那里。贺龙支持周逸群的意见，他说：“正因为马上要打仗，时间不多了，就更要向士兵讲清楚为什么打仗。士兵觉悟了，打起仗来才会勇敢；要是不晓得为什么打仗，本事再大又有什么用呢？有人认为我不会喜欢政治工作，错了，我贺龙光棍一条，为什么拖得这么多人来？就是因为我讲政治，才能唤起民众。”他对陈图南说：“陈参谋，唤起民众，这是你自己对我宣传的孙中山先生的主张嘛。”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陈图南语塞，只是呐呐地说，他并不反对唤起民众，而是反对高谈阔论。 贺龙说：“算了，不要争了。政治课要上。就这样定下来。” 这一具体事情解决了，但左右两派的矛盾却加剧了。贺龙不明白，为什么陈图南他们这些过去一直跟随他的人，会尖锐地反对周逸群？心里很别扭。 由于吴玉章的建议，1927年春，旧历腊月将尽之时，独立十五师从宜昌移师鄂城、黄冈，担负拱卫武汉三镇的任务。师部设在汉口。 武汉三镇，名闻遐迩，长江上的大都市，又是革命的中心。到了这里，谁不想到处走走。到达武汉的第二天，贺龙便邀了陈图南、贺锦斋、刘达伍，漫步汉口衔头，创览市容。他们走到昔日的英租界上，看到街上行人如织，自由自在，街头的革命标语令人瞩目。旧租界的痕迹一扫而光。 贺龙昂首阔步在林荫道上，很舒坦地吸了一口气说：“这才叫扬眉吐气！北伐军一到，老百姓就起来了，要求收回美租界。共产党鼓动民众是很有办法的。英国人那么四，还不是给轰跑了。共产党有办法，中国人有骨气！” “云卿兄。”陈图南笑着说：“看来你的思想越来越左了。” “什么？左？打倒帝国主义，中国人扬眉吐气就是左？这也叫左，那么我早就是左的了。”贺龙扬扬他的大手说。 陈图南说：“你又误解我的意思了。莫看武汉表面上很平静，政治上的事情是很复杂的。我们部队里有些事，值得注意。” 贺龙瞥了他一眼，冷冷地说：“这，我心里有数。” 这天晚上，贺锦斋对刘达伍说：“陈参谋上午的话，是指周逸群说的。周逸群发展了一些党员，他很不自在呢！老在常哥面前说周的坏话，常哥没理他。我看这人两面三刀，心术不正。” 贺龙当然听出了陈图南的话外之音。他很不高兴。晚上，一个人在房间里踱步，想着最近部队中的一些动向。他敏锐地感觉到，陈图南、周逸群的对立日益尖锐了。陈图南、参谋长陈淑元、手qiāng队长陈佑卿、机qiāng营长陈策勋，这帮陈姓家族搞在了一起，散布一些流言蜚语、什么“先生来了，老板把我们卖了”，什么“老板六神无主，先生当家作主”等等。他批评了几次，可是没有用。往日，不管什么事，只要他一开口，再大的分歧也能放下，如今却大不一样了。他心里很烦。 隔日，他去拜访当年同为中华革命党的老友、第六军副党代表林伯渠。贺龙知道，他是共产党里的一个重要人物，因此，专程去向他请教。林伯渠告诉他，最近，以蒋介石为代表的guó mín dǎng右派，不断制造事端，打击、排挤共产党和进步力量，制造分裂。国民政府已经迁到武汉，并宣布了武汉为首都，但是，蒋介石却在南昌召开所谓中央政治会议；通过决议说，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暂驻南昌，迁移问题留待3月间中央全会讨论。这种斗争，迟早要反映到北伐军当中来的。林伯渠一席话，使贺龙茅塞顿开。他感到，自己部队里左右两股力量的矛盾和冲突，可能就是这种进步势力与反动势力斗争的一种反映。他很不安，不知道发展下去将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2月中旬，武汉国民政府对北伐军进行了整编。这是一次非常奇怪的整编。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扩编成了两个军，即第四军，军长张发奎，副军长黄演翔，下辖两个师；第十一军，由陈铭枢任军长，蒋光鼐任副军长，下辖三个师，人员qiāng械大增。唯独贺龙的独立十五师，却令其裁减。原有三个步兵旅共十二个团，两万余人，被命令缩编成五个团，三个直属营，1万1千人。这样一来，大批官兵需要遣资还乡，有的军官需降级使用。贺龙只能照办，别无他法。他大公无私，做了大量工作，先裁减自己的至爱亲朋。在北伐战争正在进行的时候，把贺龙这支素质较好的左派武装裁减逾半，其中奥妙，贺龙心里似明镜一般。他的部队太靠“左”了。武汉政府和guó mín dǎng中央左右两派的斗争已经直接波及他和他率领的部队了。但他并未因此而右转，反而更加坚定了。 3月初的一天，贺龙在鄂城突然接到秘书长严仁珊从汉口发来的一封电报：“连日武汉有事，数日内不必返汉。”既然“有事”，为什么又不让他“返汉”？严仁珊搞什么鬼？他左思右想，不得其解。贺龙没有听从严仁珊的意见，在匆匆处理了整编中一些未了事宜之后，于3月12日返回了汉口辅堂里四十二号寓所。他要去查明究竟。 这一天，正是农历二月初九，贺龙三十一岁生日，夫人向元姑正忙着为他庆寿，客人来了不少。 周选群来了。他一见贺龙就说：“云卿，你回来得正好，明天会碰上一位贵客，他是老蒋的秘书长李仲公，带了好多钱，专找西南的将领打麻将牌的。” 严仁珊听说贺龙回来了，匆匆赶来。一见面就埋怨说。“云卿兄，我让你不要回来，你就是不听。”他告诉贺龙：“这个李仲公，原籍贵州，是我的同乡，早年留学日本。他是由汪精卫介绍加入guó mín dǎng的。他同落、汪的关系都很深。蒋介石为了扩充他的势力，在收罗西南军阀时，给他挂了一个刘湘的第二十一军党代表的头衔。现在嘛，红起来了，当了老蒋的秘书长、中央党部书记长。他这次来武汉，是善者不来，来者不善啊！所以我打电报叫你不要马上回来，免得他来纠缠你。” 原来如此！贺龙感激地拍了拍严仁珊的肩头，微微一笑。 周逸群说：“看来，此人象是专门来运动军队的。” 严仁珊说：“一点不错，为老蒋划拉队伍。” 贺龙沉吟了一会，说：“你们两位不用cāo心，这种说客，我见得多了，有的是对付的办法。” 周逸群警告说：“云卿，小心为妙啊！” 这天晚上，大姐贺英来找贺龙，对他说：“打走了北洋军识，革命队伍里还是这样勾心斗角，真不是个滋味。常讨，你跟这帮大官打jiāo道的时候，千万要提防着点。我看，guó mín dǎng的这帮左派，也不定靠得住呀！” 贺英是这年春节带着小妹满姑和几个侄儿、侄女来武汉的。 贺龙后来回忆当时的情况说：“在汉口，大姐告诉我：‘你跟那些guó mín dǎng左派搞在一起也靠不住’，当时，她就要买qiāng，向大姑娘（指贺龙长女贺金莲，十六岁——笔者注）要钱去买．随行的唐小洋亲眼看见贺英在汉口买了十几支qiāng。” 贺英的目光可谓尖锐。她买的这些qiāng，后来被贺英，贺满姑带回了家乡，在开辟湘鄂边红色根据地时，发挥了作用。 第二天，从北伐军总司令部派来任参谋长的陈淑元向贺龙报告说，武汉驻军各部在整编中都要建立guó mín dǎng党部。唐生智总指挥说，他领导下的部队是集体加入guó mín dǎng的。他对师座很器重，独立十五师guó mín dǎng党部请师座当党部委员。 贺龙听了哈哈大笑。他吸了一口烟回答说：“唐总指挥对我很好，因为我们两战鄂西，为武汉解了围嘛！不过，你那个guó mín dǎng，我还是不想加入的。” 他明白无误地拒绝了唐生智的拉拢。 贺龙后来说：“我自加入中华革命党后，从来没有转过guó mín dǎng，也没有境过证书，怎么竟当起guó mín dǎng师党部委员来了？这可见guó mín dǎng组织一向是如何马马虎虎的了。” 第三天，他来到秘书长严仁珊家。严仁珊对他说：“过一会李仲公要到我这里来，你是否不要见他？” 贺龙笑着摇摇头。 隔了一会，李仲公登门来访。寒暄之后，他对贺龙大加恭维，近似吹捧。贺龙皱了皱眉，觉得此人味道不对。李仲公说，明日，他设宴招待西南将领，务清云卿兄赏光。 贺龙笑着说：“他们都去，我也得去啊！不然，就太不给大秘书长你面子了。” 3月15日，李仲公在其下榻的刘湘驻汉办事处大摆筵席，专请在武汉的西南将领。酒过三巡，李仲公特地邀请贺龙晚间到严仁珊府上作方城之戏。他说：“久慕英名，yù与云卿兄一谈为快。” 贺龙点头答应。他心里明白，所谓“一谈为快”是什么意思。好罢，你来吧，我让你和老蒋看看表贺云卿是什么人。 当晚，李仲公在杨殷之陪同下，来到严府。见面之后，他俩看见贺龙睑色铁青，不知是何缘故。详作不知，打起牌来。李仲公在牌桌上本想说些什么，但见贺龙脸色难看，李仲公吞吞吐吐，yù言又止，顾虑甚多。贺龙yīn冷的脸上，露出一丝嘲弄的微笑。这时，走来一个人，跟贺龙嚼咕了几句。只见贺龙突然站起，厉声说：“送客！”预先部署好的警卫人员持qiāng而出，把茫然不知所措的李仲公和杨殷之抓了起来。 “师座，你这是干什么？”李仲公喊着。 贺龙把手一挥，命令道：“把他们押送到唐总指挥那儿去，看他们还搞什么名堂！” 1950年6月19日，周恩来就此事向贺龙查询时，贺龙说：“我当时观察李由南京来汉以后，那种挥霍的举动，就知道他是有任务来作活动的。散席后，当晚又在严仁珊家中一起打牌。此时，唐生智派其秘书前来告我，李仲公是来汉口捣乱革命军的，要我将他逮捕起来。” 不久，四川发生了“三·三一”重庆打qiāng坝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13 章 事件，刘湘、王陵基大肆屠杀正在集会的guó mín dǎng左派人士和革命群众，死伤一千余人。这个惨案，后来查明是李仲公按照蒋介石的旨意而策划的。武汉政府理应给予严惩，但却只把李仲公关押了二个月，就释放了。个中原因，据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徐冰1950年6月15日给周恩来写的信上说：“本来要qiāng毙他们，但那时邓演达（总政治部主任）说，李仲公是蒋介石的秘书长，不好qiāng毙。于是，只把杨殷之杀了。” 就是这个李仲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到中南海找周恩来要官做，想当贵州省人民政府主席。周恩来对他说，你想当省主席，意见可以提，但是中央需统筹考虑。李仲公却赖着不走，百般纠缠。周恩来忽然想起了贺龙，他了解李仲公啊！于是，打电话让贺龙到中南海来。 贺龙一进西花厅，周恩来指着李仲公说： “贺老总，你认识他吗？” 看见李仲公，贺龙已经明白了几分，他已经听说此公正向中央要官哩，马上接口说： “老朋友了。李先生，在武汉那年，我送你到唐生智那里，后来你怎么走的？” 李仲公满脸通红，如坐针毡，只得起身告辞。周恩来、贺龙大笑。后来，李仲公被聘为国务院参事室参事。 谁知，此人因此而对贺龙耿耿于怀，“文化大革命”中，伪造了所谓贺龙向蒋介石的求降信，诬陷贺龙，为林彪、“四人帮”张目。当然，历史是公允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李仲公因此而受到了法律的制裁。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大批共产党人和进步青年被屠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大好局面被破坏了。他在南京成立了另一个国民政府。宁汉分裂的局面形成。 在北方，奉系军阀张作霖为支持直系军阀吴佩孚东山再起，出动十万大军沿京汉铁路南下，企图夺取武汉。败退河南的吴佩孚也重振旗鼓，勾结四川军阀杨森，窥觑武汉。 在这样的形势下，武汉政府决定先行北伐，讨伐奉军，然后回师，东征讨蒋。 4月中旬，贺龙奉命率独立十五师集结武汉，待命出征。 可是，贺龙没有料到，这个时候，一团却发生了闹饷事件。其他各团亦有骚动，师机qiāng营营长陈策勋，手qiāng营营长陈佑卿、步兵营营长刘锦星拖走了二、三百人，逃回了桑植。 唐生智对于与共产党有关系的左派武装，在饷、械两项上，历来采取所谓“格外慎重”的态度，对于独立十五师更是“另眼相待”只要他的财政稍感桔据，马上只发半银．甚至不发。独立十五师已有九个月没有正式发饷。贺龙一面请周逸群向武汉政府请求，一面东奔西走，借钱维持。但所措之钱，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官兵们对此早有怨言，日复一日，不满情绪日增，有人一煽动，火就点起来了。 接到闹响报告，贺龙与周逸群立刻在一道分析情况。他们认为，一团是师的主力团队，原团长贺锦斋，共产党员，素以思想进步，文化程度较高，饶勇善战闻名，虽已升任新职，但尚未离开；新任团长刘达伍是师部训练处长，贺龙的挚友，政治上完全可以信赖，怎么会突然在一团闹饷呢？肯定有人从中捣鬼。不是有人放出风说：“师长不关响，就不上火车；哪个敢上车，就向他开火”吗？看来，闹响的目的在于阻止部队北伐。因此，绝不能单纯地看成闹炯，要看得深一点，而且必须很快解决。他们决定，由贺龙亲赴一团，处理此事。 贺龙带了手qiāng队来到一团，召集全体官兵讲话。他登上用两张方桌拼成的临时讲台，先默默地巡视了一周，然后讲话说，北伐以来，第一团历来作战勇敢，不愧为“精锐一团”。现在，第一次北伐即将开始，部队即将准备北上，消灭直奉联军，统一全中国，完成孙中山先生的遗志。眼下，上面的军响一时发不下来，有困难，大家就再吃点子苦，忍一忍。你们当中大多数人跟我贺龙征战多年，我，贺龙，是不是喝兵血、克扣车值的鬼，你们心里总该清楚吧？他说着说着，火气升上来了，嗓门也愈来愈大。他说： “不要以为我贺龙心里没得数，有人在一团捣鬼，煽动闹饷。闹什么？你怕扯你的把子？当我不晓得？” 他当场点名，叫出二个连长一个营副。这三个人中，除三营副以外，都是从唐生智那儿派来的。这次闹值的确同他们在下面煽动有关。据目击这一过程的刘应铭回忆，一连长自知理亏，老老实实让手qiāng队绑了；五连长是湘西人，被绑的时候，以为命保不住了，对他的一位同乡说：“我该死，拜托你去看看我的老婆，给她捎个信”；四连长却不一样，他大声喊叫：“你们看着我去死，看得过意吗？闹得饷，大家都有分呀！”这时，队伍里突然有人朝台上的贺龙开了一qiāng，但没有打中。看来，贺龙的命真够大的。 他自组织武装以来，素与官兵同甘苦。长年征战，发不出薪饷，甚至挨饿受冻，亦非一次，但从没有人闹过饷，更没有人朝他打过黑qiāng。周逸群批评团长贺锦斋对部队管理不善，没有防患于未然。贺龙却平静地说： “锦斋有什么办法？这个事要说麻烦，是由来已久了，事出有因嘛！要说简单，一句话就讲明白。我贺龙听了共产党的，有人为这个要摘掉我贺龙的脑壳。” 周逸群说：“云卿，你的想法并非没有道理，可是，你根据什么？” 贺龙说：“那个土兵有后台，才敢豁出命向我开qiāng。你看看那个四连长，没有后台，鬼才敢在我面前煽动捣乱。你们再想想，为什么陈策勋、陈佑卿、刘锦星这些营长，没有他们的事，先拖起qiāng逃跑呢？为什么发生了这么大事，我那位参谋长陈淑元不出来解决？我那位尊敬的老师陈图南不出头露面？明明是谋划妥当，躲在一旁，要我的好看嘛！看我贺龙和你周选群让冷qiāng毁掉，他们就出来杀治军不严、谋害师长、主任的头号叛徒，就是锦斋、达伍。这样一来，就可以把独立十五师抓在手里，找人请赏封大官喽。掏这个鬼，瞒得过我？” 周逸群说：“陈图南和你共事多年，从你加入中华革命党以后，就同你一起同甘苦。你平时又把他当老师，十分尊重他。道不同不相谋，也不该下这样的dú手吧？” 贺龙摇摇头说：“我读书不多，图南帮我长知识，拖队伍，是有大功的。如今，你站在共产党一边，还是站在蒋介石一边，这是刀头见血的事，没得二话，硬碰硬的事。分道扬镳，我贺龙以礼相送。干出这种把革命军往反革命军那里拖的把戏，可就不是好朋友之间的割饱断衣喽，是不能不下狠心呀！但愿我想的有错，我再去试一次，拿点证据来。” 周逸群、贺锦斋一听，马上提醒他说，不要拿自己的xìng命去试验别人，那是危险的。 贺龙说：“我是希望试的结果，是我贺龙估计有错，不是他们掉脑壳。” 他告诉副官说，去请陈参谋，我有机密大事要同他商量。 贺龙的分析一点也没有错。 此刻，陈图南、陈淑元和团长刘燮、柏文忠正在汉口大陆旅馆里一边喝酒、玩牌，一边等候消息。 陈淑元举杯朝陈图南说：“老板（贺龙）报销，先生（周逸群）难逃，老资格（陈图南）要当师长、军长喽。” 贺龙的副官费了一番周折找到大陆旅馆，告诉陈图南，师长请他去商量机密大事。 贺龙没有死？他们都为之一惊。陈图南先是一阵害怕，随着转念一想，他没有死，惊吓怕也不小。请我去商量事，恐怕要找台阶下吧？我要抓住这个机会。他坦然地来见贺龙。 一见面，贺龙问他说：“图南，你跑到哪里去了？师里闹的，有人向我开qiāng，我的日子不好过喽。你看怎么办？” 陈图南说；“云卿，你素来镇静有谋。你讲讲，你有什么想法。我们一起商量。” “我若有好办法又何必去把你请来。”贺龙显得一付无可奈何的样子。 见此情景，陈图南心中暗喜。他决心劝说贺龙，便说：我们共事已经十四年了。我是一直为你云卿着想的。我老实告诉你，共产党是靠不住的。武汉政府的显贵们也是各怀鬼服，也靠不住。他们没有多少信得过的队伍。唐生智心狠手辣，你们一道从四川、贵州出来的队伍，袁祖铭让他密令教导师师长周斓在常德以吃饭为名，骗出来打死了；彭汉章也被他免职查办，送到湖南囚禁起来，至今还在坐牢，原九军的部队全归了他。剩下两支队伍，王天培投奔了老落；我们这个师呢？被裁减了一半。你再老老实实跟着他们，还不是等着让他们摘掉吗？你千万别听共产党那套空道理。 贺龙默默地听着，一言不发，低头吸烟。陈图南以为贺龙被他说动了心，就大胆地告诉贺龙：“蒋介石坐镇南京，手攥上海，兵广钱多，只是缺少猛将良帅。依靠老蒋，才是出路。南京方面已经表示，只要你云卿在武汉举兵，事成之日，把你的师扩编成军，委你当军长兼武汉卫戍司令。他们说，汉阳兵工厂也可以jiāo给我们，还送一笔可观的酬金。” 贺龙眨眨眼间他说：“图南，事成之日，你怎样呢？” 陈图南说：“我要什么？我是为你云卿。大不了当你的副手，副军长兼一师师长什么的。你看行吗？” 贺龙点头说：“唉，这倒不错，你怎么不早点对我说呢？图南，你再让我想一想。” 陈图南满意地告辞了。 贺龙立刻把周逸群请来，对他说：“患难之jiāo遇到了大是大非，也是分道场镳呀！” 他把陈图南谈话的内容一五一十地叙述了一遍，最后说： “逸群，你向共产党中央报告，如何处理，我都照办。” 周逸群激动地说：“云卿同志，我们感谢你。” 周途群分别向中共中央和武汉公安局作了报告。新上任的武汉公安局长、共产党员吴德峰迅速派出武装，在大智门大陆旅馆逮捕了陈图南、陈淑元、柏文忠。刘奖拒捕，被当场打死。 经审讯，证实向贺龙开qiāng的人叫李清林，是被他们的亲信四连长陈玉安收买的兵痞。他们商定，qiāng击贺龙，造成混乱，摘掉周逸群，由陈图南接任师长，再在武汉举行兵暴，投蒋领赏。武汉市公安局将三人处以极刑。1927年5月10日汉口《民国日报》上有一则简短的报导；“公安局昨日（5月9日）奉令qiāng决落逆派来的反动分子陈淑元、陈图南、柏文忠等三名。” 陈图南死后，葬于桑植。1928年秋，guó mín dǎng湖南省议会某议员在陈图南的墓碑上刻志云：“陈烈士抱有国无共之志，誓不与共方戴天。宁汉窥燕，力避共产学说。惟时国共不分，中原鼎沸，致为逆党见疾。5月9日成时被害于汉。”陈图南的侄儿陈策勋、陈佑卿拖qiāng逃跑后，走上了反革命道路。陈策勋在给蒋介石的“快邮代电”中说：“（贺龙）盘屯湖北鄂城，勾联共产凶徒，谋一举而颠覆党国，兽化吾人。策勋私窥其隐，与陈伯卿、刘锦星等弃而违之。”这个墓志和代电，从反面无可辩驳地证明，这时的贺龙已经自觉地同共产党人站在一起，走着一条全新的革命之路。 但是，历史还在显示贺龙让共产党人深感钦佩的鲜明足迹。 1927年4月，武汉国民政府指挥北伐军，沿京汉铁路进军河南。北伐军定名为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第四方面军，总指挥唐生智，下辖三个纵队：第一纵队司令张发奎，率第四军、第十一军和贺龙的独立十五师，为右翼军，沿京汉铁路正面，攻占郑州；第三纵队是新编的武装，担任左翼军，朝莱阳方向进攻。22日，贺龙率独立十五师开赴河南，肃清红qiāng会，攻克逍遥镇，激战临颖，占领许昌。6月1日进入河南省会开封。黄河两岸奉军基本肃清，北伐军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贺龙率领的独立十五师，在这场战争中所向披靡，战功显赫。武汉国民政府中央军事委员会给贺龙等拍来电报说：“公等运筹决胜，身先士卒，与清将士之忠诚用命，为党奋斗，肯于此战见之。捷报飞来，两湖民众，欢声雷动。”汉口《民国日报》称赞独立十五师为“战绩最大，声誉最高”“异常奋勇”的“钢军”。6月15日，武汉国民政府决定，独立十五师扩编为国民革命军暂编第二十军，任命贺龙为军长，周逸群为政治部主任。 就在北伐军向河南进军途中，武汉政府日益右转，fǎn gòng反革命的逆流正在发展。一些北伐将领，已经在其管辖的部队和区域中进行“清党”，将共产党员“礼送”出境。二十军中的共产党员不免有所顾虑。贺龙了解这一情况后，诚恳地对周逸群说： “时局虽然这样紧张，我还是拥护共产党，执行共产党的决定的。你可以放心。所有在我们部队里工作的共产党员都不要离开，继续工作。我们不会‘礼送’你们的。” 周逸群感动地紧紧握住了贺龙的双手。 6月26日，贺龙奉命率第二十军回到汉口。这时，武汉三镇的形势正在日益恶化。汪精卫虽然还没有公开撕掉左派的假面具。却开始限制和破坏工农运动，yīn谋解除武汉工人纠察队的武装。武汉三镇布满乌云。各种政治力量正在重新组合。贺龙的司令部里高官显贵络绎不绝。他们并没有忘记拉拢贺龙。 唐生智派他的胞弟唐生明和叶淇前来游说贺龙；汉口卫戍司令李品仙也向贺龙大献殷勤；蒋介石又利用其参谋长朱绍良与黔军的历史渊源，秘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14 章 密前来武汉，对贺龙封官许愿。对于guó mín dǎng右派向他送来的媚眼、秋波，贺龙一概不予理睬，因为，经历了这么多事，他已经看清了这些guó mín dǎng人的真正面目了。 然而，贺龙对共产党人的态度却截然相反。7月10日，周逸群向贺龙转达中共中央军委的意见，意yù将正在遭受严重迫害的鄂城、大冶等地的工人武装纠察队秘密编入二十军教导团，征询贺龙的意见。贺龙高兴地说： “我带了多少年的兵，从来没有哪个上级给我补充过人员，连军饷都要层层克扣，要么干脆不给。肥了大脑壳，苦了当兵的。现在，共产党给我补充，工农同志愿意编到二十军来，我能不欢迎吗？他们能来，这说明什么呀？逸群，说明我们有一点子进步嘛！’” 周逸群拉着贺龙的手，仰天大笑。 从这里得到启发，他在武汉三镇广贴《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招收学兵、工兵章程》，宣布招收有文化的知识青年和有技术的工农人员。这种招兵，属军队扩编，在武汉政府备案，手续齐备，合理合法，任何人无法挑剔。贺龙用这种办法，将许多共产党员，进步青年安置在二十军中，免遭敌人的屠杀。在这批人当中，有从张发奎那里逃出来的黄霖、唐天际；从唐生智那里跑出来的共产党员陈章甫、段德昌，稍后，武汉工人纠察队队长陈赓、共产党员傅维任、武汉三镇保安总队长侯镜如、名记者范长江，都先后经周恩来介绍，由贺龙安排在二十军内担负要职。无怪乎，被汪精卫派到二十军来当高级参谋的武汉政府中央军委三局局长。唐生智的智囊陈裕新，从二十军出逃后写的《陈裕新脱险之报告忡说：二十军新编的部队“如团营连指导员，无一非CP分子，官佐弁兵夫役，均极力吸收入党。新组建的教导团、第六团、特务营、pào兵营，清一色CP。多数军官都是黄埔生。” 7月15日，汪精卫公开叛变革命，宁汉合流。武汉三镇一片白色恐怖，腥风血雨。贺龙挺身而出，让武汉的一些共产党机关和革命群众团体挂上二十军的旗帜，并派兵站岗，以阻止反动派的搜捕。7月17日，贺龙在二十军连以上军官大会上，慷慨陈辞，他说： “汪精卫叛变了革命，武汉国民政府终于撕掉了他们脸上的假面具，国共分裂了。我们本来就是工农大众的队伍，已经闹了多招革命现在，革命到了危急关头。摆在我们俪前的出路有三条：第一条，把队伍解散，大家都回老家去。这条路行不行？不行。第二条，跟蒋介石、汪精卫去平反革命，屠杀工农兄弟。这条路行不行？也不行！第一条路是死路，自杀的路；第二条路是当反革命的路，也是自杀的路，我们绝对不能走。我贺龙不管今后如何危险，就是刀架在颈子上，也绝不走这样的路。第三条路是跟共产党走。我是要跟共产党走革命的路的，坚决走到底！你们愿意跟我走的，我欢迎；不愿意的，可以对我说，我给你们盘缠钱，回到家乡替我向你们的娘老子问好，说我贺龙没照顾好你们。可是，有一条我要讲清楚，不许拉走队伍。” 当天，他又在二十军教导团讲话说： “蒋介石，汪精卫叛变了革命，今后还会有人要叛变的，可是，不用怕他们，他们不是三头六臂，和我们一样，也是一个头两条手臂，没什么了不起，只要我们大家团结一致，全力以赴，我们就可以把他们打倒。” 在风云变幻的时刻，一个不是共产党员的高级将领，能有这样的革命坚定xìng，的确是难能可贵的。贺龙用自己的行动，书写了一页可敬的历史，使处于危难之中的中国共产党人，相信贺龙是一个革命者，是值得信赖的。正因为如此，1927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军委书记周恩来专程登门会见了贺龙。 会见的地方是汉口俄租界鲍罗廷公馆，即苏联驻汉公使馆二楼。 这是贺龙第一次见到这位伟大的革命者。这年，周恩来二十九岁，贺龙三十一岁。周恩来英俊汾酒，朝气蓬勃；贺龙风流调说，豁达豪爽。两人一见如故。 贺龙握着周恩来的手说：“你的大名，我早就晓得接。逸群对你钦佩得很呢！如今，见面胜似闻名喽。” 周恩来望着这位久知其名的将军说：“疾风知劲草。我们对你是很钦佩的。” 贺龙说：“钦佩不敢当。我一直在寻找能让工农过上好日子的政党，最后，认定中国共产党是这样的党，我服从共产党的领导。只要共产党相信我，就别无所求了。” 周恩来说：“贺龙同志，我们当然相信你，我们有什么理由不相信你呢？” 接着，他们进行了深入的jiāo谈。从目前形势，谈到阶级斗争；从政治谈到军事；从待人接物谈到处世哲学。坦诚相见，谈笑风生。 贺龙最后表示：“我很清楚，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我听共产党的，决心和蒋介石、汪精卫拼个高低了。” 据当时负责招待的师部副官长贺秦封的夫人、贺龙的堂嫂陈君兰回忆：“他们一直谈得很晚，当晚，贺龙留清两位周先生在客厅用饭，坐到餐桌旁，他们还继续谈论。” 贺龙后来对他的部下谈及这次会面时说：“我遇到了真正的共产党员，他说，人要有阶级觉悟，又有阶级观点、阶级立场。要学会善于运用阶级分析来认识事物的本事。他的话，对促使我的思想觉悟起了决定作用。” 这次会面，奠定了他们两人之间以后几十年患难与共的深厚革命友谊。在贺龙走向共产主义者的道路上，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7月23日，二十军东调，到达江西九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谭平山来看望贺龙。谭平山说：“贺龙同志，我要向你讲讲我们党的一件机密大事。” “好啊，信任我贺龙，我当唯命是从。”贺龙认真地说。 谭平山告诉他，汪精卫公开叛变以后，中共中央派秘书长邓中夏和李立三来九江和叶挺研究对策。他们认为，应该在共产党领导下，决定独立的军事行动，实行武装bào dòng。中共中央同意这一想法，决定在南昌搞一次武装bào dòng，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并派周恩来主持大局，领导bào dòng。 “云卿，我们都希望你能率领二十军和我们一致行动。”谭平山最后说。 贺龙有些激动。中共能把这样大的机密告诉我，说明他们是信任我的。他说： “平山同志，我感谢共产党的信任，也感谢你把这么大的事告诉我。我只有一句话，我赞成，完全听从共产党的指示。” 得到贺龙的同意；在九江的几位共产党政治局委员深受鼓舞。他们开会决定：“（叶贺）军队于28日前集中南昌，28日晚举行bào dòng”，并急电在武汉的中共中央请示批准。 这时，九江成了斗争的中心。 7月24日，刚刚抵达的第四军军长黄琪翔在甘棠湖烟水亭大摆筵席，宴请该军和驻九江各军高级将领。应邀出席的有第五路总指挥朱培德、第九军军长金汉鼎以及叶挺和贺龙。 席间，朱培德通知叶挺、贺龙说：汪精卫、张发奎要在庐山召开军事会议，届时二位务必难时出席。 军令如山，去不去庐山呢？他俩有些犹豫。 在第二方面军工作的叶剑英急急忙忙找到叶挺，告诉他，这是汪、张的yīn谋。他们商定，当即邀请贺龙和第四军政治部主任廖乾吾去甘棠湖划船赏景，以此为掩护，进行紧急磋商。 叶剑英，入党不久，是秘密党员，在第四军当参谋长。在碧波dàng漾的甘棠湖中，叶剑英告诉他们，据他所知，汪精卫、张发奎让他们俩人上庐山，是要把他们的部队调往德安，相机扣押他俩，解除兵权。 贺龙说：“汪精卫靠不住，尽人皆知了。张发奎靠不住，还有些人不相信呢！其实在河南作战时，我就领教过他的为人了。照我看，庐山不去，德安也不去，我们只去南昌。” 叶挺说：“张发奎和我，当年都在孙中山的大元帅府。北伐以来，共产党员为主的部队替他打冲锋，他才当了军长、总司令，怎么在关键时刻这样干呢？” 贺龙说：“其实，张发奎同我私jiāo不错，但我看他满脑壳装的是争地盘，比高低，心有鬼股，靠不住的。” 叶挺、叶剑英都点头同意。他们当即决定，不去庐山，迅速将部队开赴南昌。 关于这一段历史，贺龙曾回忆说：“当时，叶挺、黄政翔的司令部，设在邵阳湖（当甘棠湖之误——笔者注）中的一座庙里。朱培德走了以后，叶挺同志、叶剑英同志和我，三个人在湖中小划子上开了一个会。我们谈到并决定了三件事：第一，考虑是否到庐山。他们问我去不去？我说，不去。他们同意了，并说这样很好。第二，张发奎命令队伍要集中德安，我们研究不到德安，而是开牛行车站，到南昌。第三，决定叶挺的部队明天（25日）开，我的部队后天开。我的车皮先让给叶挺。” 为什么要让叶挺先走呢？因为二十军打着“东征讨蒋”的旗号，先头部队已到德安，这可以迷惑张发奎，而叶挺部队仍在九江，如不及时离开，一旦张发奎生疑，出动武力拦截，就不好办了。三十六计，走为上。 25日，在征得几位师长同意后，贺龙、周逸群在九江饭店召开营以上军官会议，紧急动员，移师南昌。据会议参加者、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的唐天际中将回忆，贺龙在会上说： “到南昌干什么？大家只管放心。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我贺龙决不会带你们去钻牛角尖。你们看看，九江这过朱培德传令，说张发奎总指挥叫上庐山开什么会。九江对岸，唐生智总指挥的部队也在不断集结，搞什么名堂？无非想打我们二十军的主意。现在是火烧眉毛尖了，我们只有听共产党的，向南昌进军，除此之外，别无选择，不能稍有怀疑。”“过去我们打了很多仗，结果都是替别人打的，牺牲倒是我们自己。过去，我把政治、军事分开来看，是不对的。现在，我看清楚了，政治和军事不能分开。从今以后，我们要独立自主，政治、军事都听共产党的。” 当晚，贺龙下令，二十军从九江、德安两地同时出动，兵发南昌，参加起义。 揭开贺龙在大革命时期丰富复杂的思想历程，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周恩来委任他为南昌bào dòng起义军总指挥的原委了。这是因为，处在危难中奋起的共产党人，从贺龙的行动中，看到了他从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思想转变，看到了他对共产党领导的真诚接受，看到了他那种革命的坚定xìng，看到了他那颗火烫的心。当然，也无庸讳言，在当时，由共产党人直接掌握的武装，寥寥无几。贺龙这支几万人的左派武装，是共产党与guó mín dǎng的生死搏斗中所急需，必须下功夫争取的。谭平山、邓中夏、李立三、聂荣臻、叶挺在九江开会时，就一致认为必须“运动二十军与我们一致”。贺龙在后来谈到在九江与谭平山的接触时，也坦诚地说：“我也是共产党统战政策统过来的。”因此，从当时形势看，任命贺龙为南昌起义军总指挥，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从贺龙这方面来说，他为什么要抛开高官厚禄参加革命呢？上面揭示的这段思想历程，其实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这里再引述一段贺龙自己的话，也许更有助于读者。 1951年，贺龙在重庆回答一位新闻记者的采访时说：“我参加八一南昌起义，是由于很早就接近了共产党，是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不是偶然的。第二个原因是由于政治上没有出路，看到guó mín dǎng革什么命呢？尽是军阀政客争权夺利，腐化堕落。感到个人政治上无出路，整个军队也无出路。另方面却看到共产党的主张好，有办法，能够救中国。这是最重要的原因。第三，我本人出身于贫农，家里很苦，穷人的痛苦我知道得很深，所以，在我的部队中，是不准贪污搞钱的，跟我走的都是穷光蛋。我有一个亲三姐夫，本来家里很穷，跟我多年，我一手提拔他当了旅长。后来因为搞钱，就不能再当我的旅长而让他走了。” ------------------ 8、贺龙不愿去苏联留洋，要到农村去建立武装。他 说：“心里憋着一股劲，不相信打不败蒋介石。” 1927年11月，贺龙从香港到达上海。 南昌起义失败后，guó mín dǎng政府发出了通缉令：“据查，第二十军军长贺龙、第十一军二十四师师长叶挺，受共产党指使，公然叛变，除派兵往剿外，希一体缉拿归案。”现在，到处张贴着悬赏十万大洋捉拿贺龙的布告，因此，他到上海以后，十分小心，一个晚上要换几个地方。中共中央知道他到了上海，但弄不清他的行踪。贺龙回忆说： “从香港到上海后，开始党组织不清楚。一个晚上我换八个地方住。党派人找我贺云卿，开始也不认得。他们一个晚上也跑八个地方，一直跟我的线索找。说明共产党真伟大，真了不起，好关心我呀！” 他同中共中央接上关系以后，安排他与周逸群、廖乾吾住在一起，不久，迁往霞飞路泰辰里七十号，化名王国珍。和他同住在一栋楼里的是在中共中央军委工作的颜昌颐。周恩来特地派秦光远回武汉，寻找贺龙的家眷。 7月底，贺龙率军“东征讨蒋”，军情紧急，离开武汉时，家眷来不及疏散，只好留在汉口。南昌起义后，唐生智搜捕共产党，查封了第二十军留守处，查抄了在鲍罗廷公馆里的贺龙私人住房。眷属们闻风而逃，东躲西藏，不知去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15 章 。12月间，秦光远终于找到了她们，将贺龙夫人向元姑、女儿贺金莲，还有胡琴仙接到了上海。向元姑化名王向氏，贺金莲化名王金莲，胡琴仙化名王琳在泰辰里住了下来。 胡琴仙从小就是受苦人，成年后，以卖艺为生，生活艰难，经人介绍，来到澧州镇守使署服务，后来，与贺龙结合。王琳回忆在上海霞飞路这段生活时说： “1927年冬、他到上海后，住在霞飞路泰辰里七十号一栋四层楼上。那时，上海反动派到处贴有贺龙的照片，悬赏十万大洋捉拿贺龙。但是，贺龙沉着镇定，若无其事，说：‘他（指反动派）来我走，他走我来’。他还告诉我，嘴巴要紧点，眼睛放尖点，胆子要大点。他叫我不要怕。说上海拉黄包车的、当条房的都有我们的人。他比划着说，好比一个碗，一只手端过来，几双手都过来了。在上海，他叫我去看电影，进馆子吃饭，照相馆照相，装得阔一点，我都不敢去。他笑我象三请樊梨花，都不肯出寨。” 1928年，贺龙奉命去湘鄂边组织武装，向元姑回了桑植，后在家乡病故。王琳、贺金莲留在上海，生活十分困苦，弄得几乎没有饭吃。泰辰里改为中国共产党的一个机关，王琳在这个机关里当服务员。不久，机关被guó mín dǎng特务破坏，王琳、贺金莲被捕入狱，受尽折磨。贺金莲夭折狱中。抗日战争bào发，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经组织营救，王琳被释放出狱，隐名埋姓，流落上海，后来，她也返回了桑植故里。晚年，定居成都。十年动乱中，有人企图利用这位经历坎坷的王琳。对她百般威胁，让其诬陷贺龙。但她坚持说：“在我和贺龙相处的日子里，我认为他是个好人。”她的品德，令人钦佩。 到上海不久，贺龙便见到了周恩来。 劫后余生，老友重逢，彼此都无限感慨，贺龙拉着周恩来的手说： “部队打散了，只剩我贺龙一个人来见你，真不甘心啊！” 周恩来微微一笑，说：“贺龙同志啊，现在蒋介石悬赏十万大洋捉你，你的头很值钱哟。” 贺龙说：“我这颗头早jiāo给党峻！不论在任何情况下，我都跟党走。” 周恩来告诉他，中共中央已经对他的工作有了考虑，让他同林伯渠、刘伯承一起到苏联去学习。 贺龙说：“我是个党员，一切服从中央安排。” 贺龙是在南昌起义南下途中入党的。 前委决定起义军退出南昌之后，8月5日，贺龙率总指挥部离开南昌，19日，到达广昌。22日，贺龙率二十军为右纵队由广昌出发南进。guó mín dǎng军第11路军总指挥钱大钩指挥两个师各一部到达壬田，阻止起义军。副总指挥兼前敌总指挥黄绍站率领两个师也从赣州兼程赶到，企图围歼起义军。26日，贺龙乘钱大钩立足未稳，集中二十军全部人马，猛攻其新编二十师，迫敌退向会昌。朱德率二十军教导团追至瑞金以南五十公里处，重创敌人。起义军占领瑞金。 从广昌到瑞金途中，党的前敌委员会慎重地讨论了高级将领的入党问题，他们是贺龙、郭沫若及革命委员会成员彭泽湘。这些人早已多次提出入党请求，经历过长时间的考验，8月末或9月初的一天，在瑞金的一座学校里，由周逸群，谭平山介绍，贺龙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举行了入党宣誓仪式。参加的有周恩来、张国焘、谭平山、李立三、廖乾吾、恽代英。周恩来讲话说： “组织上对贺龙同志很了解。贺龙同志由一个贫苦农民经过斗争，成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很不容易。多年来，贺龙同志追求真理，是经过考验的，信得过的。” 李立三、恽代英、谭平山也都讲了话，表示祝贺。 关于这次入党仪式，张国焘说，是由他主持，他“以中共中央代表的名义，训以应信仰共产主义，执行决议，服从纪律等等，贺龙则誓言愿—一遵守，做一个忠实党员。接着由谭平山、周恩来、李立三、浑代英等先后向他表示欢迎的意见。” 贺龙自己说：“周总理还讲了话，廖乾香、张国焘也参加了。” 关于贺龙的入党时间，现存有几种说法：刘伯承在《南昌bào dòng始末记》一文中说：“贺龙于攻克会昌后在瑞金入党”；《周思来年谱》中记载为9月初；贺龙自传及1938年11月填写的党员登记表中写的是“攻克瑞金后入党”。据查，起义军8月27日攻克瑞金，8月30目占领会昌，9月2日，先头部队离开会昌向长汀进发，因此，笔者认为。贺龙入党时间应在8月28日至9月2日之间。 在上海泰辰里的谈话中，贺龙表示服从组织分配，周恩来很高兴，嘱咐他好好休息，注意安全，等待党的通知，赴苏学习。 周恩来走了以后，贺龙却安不下心来了。他想，自己从小没有好好学习文化，现在能够看书、写字都是在戎马倥偬中自学的，水平实在有限，要到苏联去喝洋墨水，困难不会少，何况，他的心里有一股不平之气，耿耿而不能释怀。 10月3日，汤坑受挫之后，前委召开了紧急会议。会上，贺龙明确表示：“就这样失败了，我也不甘心，我还要干到底。就让我回湘西去，我要卷土重来。”当时，前委不可能同意他的要求，决定起义部队去潮汕与农民运动相结合，主要领导人贺龙、叶挺、刘伯承、林伯渠、吴玉章等离开部队去香港。来到上海后，这种想法仍很强烈。然而，苏联，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他响往的地方，能到列宁的故乡去学习，亲眼看看社会主义是什么样子，当然是求之不得的，所以，当着周恩来的面，表了个服从组织安排的态度。事后想来，这个态表得太匆忙一点了，心中这股不平之气一时尚难于平复，他还是想回湘西去“卷土重来”，于是，产生了放弃去苏联学习的想法。他把这种想法告诉了周选群，请他转告周恩来。后来，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同刘伯承一起去苏联，他回答说： “南昌起义失败后，自己有一股不服输的思想，不相信就打不败蒋介石，所以，就想回湘鄂西建立武装，以为总会搞起来的。” 不久，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维汉来看望贺龙，他们在泰辰里作了长谈。李维汉告诉贺龙，8月7日，中共中央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guó mín dǎng反动派的总方针，把发动工农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党的主要任务。会议后，全国各地先后举行了多次bào dòng。máo zé dōng他们在湘赣边界地区举行了秋收起义，还有湖北的公安、监利、酒阳和黄安、麻城，广东的海陆丰等地都举行了起义。这些起义虽都遭到反动派的残酷镇压，但对唤起工农群众、反击白色恐怖、瓦解农村反动政权起到了重大作用，而且，初步建立了一些红色根据地，创建了一批工农武装。坚持下去，革命会由低潮转向高潮的。 在谈到南昌起义情况时，贺龙说，照我看，南昌bào dòng是正确的，是武装对抗guó mín dǎng反动派，但有两个错误：一是用了guó mín dǎng的旗帜，二是没有没收地主的土地。这是贺龙对南昌起义最早的看法。当时，他并不了解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看法，但他的意见却是直率而有见地的。 在谈到他想去湘西时，他说：“湘西是有希望的，主要是要把那里的农民发动起来。” 李维汉将贺龙的谈话向中共中央常委作了汇报。溜秋白听后说：“是不是叫贺龙洞志去湘西于一下呢？” 李维汉说：“我以为可以，先叫他们去湘西试试，有办法时再派得力同志去。” 常委会后，李维汉又来到贺龙住处。贺龙再次表示不愿去莫斯科，想回湘西。 李维汉问道：“你怎么回得了湘西呢？你现在名声很大，是南昌bào dòng总指挥，敌人正在悬赏通缉你啊！” 贺龙回答说：“只要过了武汉，走水路、走陆路回湘西，都不会有什么问题。” 但是，出于安全考虑，中共中央还是决定他和刘伯承、林伯渠于11月17日离沪赴苏。 事有凑巧，11月16日，中共有一处秘密机关被敌人破坏，敌人得悉“贺龙已潜入上海”，于是下令大规模搜捕、贺龙只得停止一切活动，隐藏起来。第二天，刘伯承、林伯渠登船走了，我们这位元帅却未能成行。 过了一段时间，周恩来再次与贺龙会面，贺龙向他详细叙述了去湘西的想法，并对周恩来说： “从武汉到湘西，沿长江一带的车湾、藕他、新堤、调关的驻军，大部分是我过去的旧部属。长江两岸土匪虽多，但大多数是逼上梁山的穷苦农民，是可以加以争取和改造的。湘西是我的家乡，我从民国5年就开始拖队伍，和北洋军阀打了十年仅，人熟地熟，干起bào dòng来是方便的，也有成功的希望。” 周恩来点头问道：“一路上的安全，你有几分把握？” 贺龙说：“问题不大，上了船自己当心点。到了汉口，我就能活动了。沿长江，走水路，我是有把握的。我叫贺龙，龙归水嘛！” 两人哈哈大笑。 真是好事多磨。1928年1月6日，在中共中央常委会上，周恩来将贺龙的请求提出来请常委讨论。他还详细地介绍了贺龙的历史，分析了贺龙的情况。然而，共产国际代表却不赞成。这位“太上皇”担心贺龙“回去变成军阀”。周恩来则明确表示，他同意贺龙的请求，认为派他回湘西，可以充分发挥其作用。由于共产国际代表的反对，常委会未作出决定。1月8日，常委会再次开会研究两湖bào dòng问题。周恩来又提出了贺龙的请求和自己的看法。最后，中共中央常委批准了贺龙回湘西组织武装的请求。 周恩来为此特地请贺龙、周逸群吃饭。告诉他们，中央已经同意贺龙的请求，并决定组成中共湘西北特委，由郭亮任书记，贺龙、周逸群、徐特立、柳克明为委员，负责发展工农武装，开展武装斗争，建立红色政权。还告诉他们，到了汉口，可与湖北省委书记郭亮取得联系，接头地点是汉口东方旅馆。临走的时候，周恩来突然对他们说：“实在不行，可以直接去找郭亮，地点是谢弄北里十七号。” 1928年1月中旬，贺龙、周逸群带着卢冬生等十余人，乘坐长江轮船离开上海去武汉。徐特立、柳克明末能同行。 这年，贺龙32岁，剃掉了蓄了多年的漂亮的短胡须，穿了一件水獭领的皮大衣，头戴海龙帽子，围了一条羊毛宽围巾，还戴上一副茶色水晶眼镜，一副大阔佬的气派。周逸群身着长袍马褂，打扮成一个管帐先生。卢冬生、史庶元、滕树云这些北伐军中当过团长、营长的共产党员也都各自化了装。尽管轮船码头军警密布，他们却大摇大摆地上了船。船上有一个guó mín dǎng特务，看见贺龙一副大老板模样，便缠着他，请大老板打几圈麻将。此人是想从贺龙身上捞点外快，顺便摸摸这位老板的底细。 打麻将，就有输赢，就要有钱，可贺龙他们总共只有五十元钱，是中共中央给的旅费，怎么能跟他赌呢？万一输了怎么办？不赌，又怕露了馅。周逸群他们非常紧张，怔怔地望着贺龙。 只见贺龙把皮袍一撩，在一张方桌前坐了下来，笑着对特务说：“好，好，闲着解闷嘛，来几圈。你老兄手下要留情啊！”他还示意会打麻将的卢冬生坐下来。 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贺龙经常周旋于军阀政客之间，与三教九流jiāo往亦多，他什么世面没有见过呢！特务的算盘，他已猜之一二，方城之戏亦属雕虫小技，何足道哉？只见他谈笑风生，应付自如。谁知，麻将却有着一种特殊的功能，保佑他们从上海到武汉一路平安。一场麻将下来，贺龙不仅赢了好几十元钱，使特务知难而退，而且，对这位大老板的身份也深信不疑了，一路上竟少去了许多麻烦。 到了汉口，他们来到东方旅馆。这里是省委的一个联络点，前几天已被破坏了。他们无法接上关系。几个人在一家小店里吃了一点东西，一筹莫展。 突然，贺龙眼睛一亮说：“逸群，直接找郭亮去。” 周逸群想起来了，周恩来是对他们说过的，但地址他却未记住。他说：“云卿，你记得地址吗？” 贺龙一笑说：“我文化低记xìng好，谢弄北里十七号呀！” 周选群高兴地拍了一下贺龙，说：“你是过耳不忘呀！” 几个人赶忙向谢弄北里奔去。 有的时候，人太心急了，就会粗心大意，闹出事来。贺龙他们一心想见到郭亮，进了谢弄北里十七号，却忘了jiāo换接头信号，一头闯了进去。郭亮的夫人吓了一跳，以为来了特务，出了一身冷汗。恰好，屋里有一个人闻声而出，看见贺龙，先是一愣，接着便立正敬礼，兴奋地说：“啊呀，总指挥，你怎么来了？” 贺龙定睛一看，认得啊，叶挺的副官长刘鸣先，老熟人了。走上去同他紧紧握手，说：“你老兄也在这里啊！” 刘鸣先赶忙给郭亮夫人引见。 郭亮夫人大笑着说：“总指挥，看你这身打扮，又不说联络暗号，我还以为特务闯进来了。你看，汗都吓出来了。” 贺龙拱拱手说。“啊呀，夫人，得罪了。中央告诉的那个接头地点被破坏了，只得冒险来闯一闯了。” 郭亮从后面走出来，笑着说：“中央通知我，你们已经动身了，我正等着你呢！贺龙同志。” 这样，他们顺利地与中共湖北省委接上了关系，住了下来，应郭亮的邀请，帮助湖北省委组织汉口年关bào dòng。不料，湖北省委的一个地下印刷所被敌人破获，搞走了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16 章 省委的bào dòng计划。谢弄北里这所房子，又是这个印刷所出具的铺保，郭亮、贺龙、周逸群等只好匆匆忙忙转移别处，bào dòng计划也无法进行了。 一天，有一个人挑着一副担子来找郭亮。郭亮对贺龙说，这是贺锦帝派来的。他在洪湖藕地组织了一支百余人的武装，近来抄了一家豪绅的银号，搞到了千把两黄金，派人送到汉口，作为党的活动经费。 一听说贺锦斋在藕池，贺龙急着马上要去洪湖。郭亮没有阻拦，只jiāo待说，现在我还离不开省委，你们到了湘西北，如果我来不了，特委成立的时候，就由选群负责。他派人给贺龙他们包了一只小汽船，给了他们五支短qiāng和一些盘缠钱，送他们从水路去藕地。 这只船的老板是个袍哥。贺龙一上船，就同他jiāo上了朋友。船老板知道贺龙也是哥老会的，辈份又比他高，便十分恭敬。船怎么走法，什么地方停靠，什么时候开船，都由贺龙决定。沿江的敌人几次搜查，都被船老板巧妙地应付过去了。贺龙偷偷地对周逸群说：“想不到，哥老会也能为革命起点子作用，嘿嘿。” 船过新堤，两岸戒备森严。贺龙问船老板，这里驻扎的是什么队伍？老板说，是李觉的一个师。贺龙让他找个僻静一点的地方靠岸，叫卢冬生派两个人去了解一下附近的情况。派出去的人回来报告说，这一带由李觉一个师驻防，只有观音洲比较松，只驻扎了一个团防队，十来个人。 贺龙一听，突然问周逸群说：“逸群，把团防队的qiāng搞来，如何？” “我们手里只有几支短家伙，行吗？”周逸群说。” 贺龙笑了笑，说：“有短qiāng就可以搞长qiāng呀！你看，他们是些什么人？”他指指船舱里的十来个人。 周选群也笑了。他知道，这十来个人，有的是二十军的团长、营长，有的是当年武汉工人武装纠察队队员，还有一个是当年苏联顾问鲍罗廷的警卫员，都是些能打仗的好手。 船靠上观音洲，贺龙、周逸群带着这十来个人大摇大摆地朝团防队走去。 团防队长看见这伙人气势不凡，以为是来了什么大官，马上吹哨集合。 贺龙走到团防队长面前，握着他的手说：“认得吗？我就是贺龙，特来向队长借qiāng。” 团防队长一听，吓得跪了下来。一个队员企图开qiāng，卢冬生手qiāng一甩，那人应声倒下，其他人一拥而上，缴下了六支汉阳造，四支驳壳qiāng。 贺龙吩咐卢冬生说：“给他开张借条，就说我贺龙借到队长大人十支qiāng，二百发子弹。” 1928年1月19日，这只小船到了岳阳的反嘴（今属监利）。江北岸有几间草屋，江边上站了不少人，在向他们喊叫。 大家不知怎么回事，不约而同地向贺龙望去。 贺龙张望了一会，对周选群说：“靠上去嘛，我们手里有qiāng，还怕什么？不过，不要先开qiāng。” 汽船靠岸了。一个身材魁梧，穿灰色棉布短袄的年轻人跳上船来，一把抱住贺龙，激动万分地说：“大哥，云卿呀，总指挥。我晓得你是凭什么敌人也打不死的。” 他转过身向周逸群敬了个礼，说：“周主任呀，我们是三辈子的缘分，又重逢了。” 他不管贺龙、周逸群说什么，径直朝岸上挥着手臂大声高喊：“我们的总指挥来了！” 他，就是北伐军第二十军第一师师长贺锦斋，贺龙的堂弟。他已经得到了湖北省委的通知，等候多天了。 贺锦斋在起义军退出南昌后，一直率一师担任二十军的前卫。10月6日，在陆丰，二十军第一、第二师被三股敌人重重围困，弹尽粮绝，伤员无数。guó mín dǎng军连续八次派人求见贺锦斋，劝其和平缴械，条件是，保证所有官兵返回湖南。为了保证第一、第二师两千多名官兵的生命，在部属请求下，他下令缴了械。但他自己却没有放下武器，突围而出了，后来，辗转来到上海。到沪时，贺锦斋回顾往事，不胜感慨，写了一首《浪淘沙》，以明心迹： 仰望蔚蓝天， 与水相连。 两岸花柳更鲜妍， 可惜一片好风景， 被匪摧残。 蒋匪太凶顽， 作恶多端。 屠杀工农血不干。 我辈应伸医国手， 重整河山。 他向中共中央承认了下令缴械的错误，恳请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再度奋起。1927年11月，他奉中共中央之命，重返鄂西。在中共湖北省委领导下，以三条驳壳论起家，在荆江两岸点燃了武装斗争之火。11月25日，中共中央在《给亦农并转湘鄂省委信》中指出：“贺锦斋是贺龙的师长，现表现悔悟，要求入党。恩来已答复他说，他是可以允许入党的。叮嘱湖北省委向他作最后答复。” 意外的会合，使贺龙兴奋异常。他走上岸去，看到贺锦斋的队伍大约有一百七八十人，不少是认识的。有的是他的亲属，象贸干成、贺学定、贺桂如、贺佳生等等；有的是参加了南昌起义的老兵。贺龙挥着手高声说：“我们又见面了！千转万转又转到一起来了。当年，我们有两万人，可惜被敌人打垮了。这算不了什么。你们干得好啊，比我贺龙干得早，有成绩。从今天起，我们一起干，我加入你们的行列，要不要我啊？” “要！”人们欢呼起来，笑声。掌声，弥漫在茫茫的长江之上。 不久，他们与中共石首中心县委、鄂中特委及鄂中、鄂西的几支bào dòng武装取得了联系。1月底，贺龙。周逸群与鄂中特委书记娄敏修、委员肖人谷、邓赤中，石首中心县委书记李兆龙，监利县委书记熊传藻等召开了联席会议，决定将鄂中、石首两支游击队与贺锦斋的游击队共五百余人，合编成三个大队，打出了“第四十九路工农革命军”的旗号。贺龙任总指挥，贺锦竞任军长。在长江两岸农民中掀起了打土豪分田地的浪潮。 不过，这时的打土豪分田地是带着“左”倾盲动主义色彩的。1927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致两湖省委的信中就说：“在乡村中大大发展游击战争，杀尽土豪劣绅，烧地主的房子，分地主的东西……”贺龙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说：“这时，打土豪的方法还很简单，因为受对白色恐怖的报复情绪的影响和盲动主义的指导，施行的政策也有错误，大致的情况是，看哪家屋子阔气，就搞哪家，然后把没收的财产分给群众。开始，群众不敢要，游击队就沿街贴标语，把东西撒在城镇外面，由群众去检。后来，许多人才敢来领。老百姓很奇怪，说红军也穿便衣，和土匪一样打扮，可是不要钱，打土豪劣绅，向着穷人。那时正是‘左’倾盲动主义高潮时期，做群众工作，找农民谈话，组织农民协会，受批评；杀土豪，烧他们的房子，受表扬。” 但是，贺龙、周逸群并没有忘记中共中央要他们组成湘西北特委，到湘鄂边开展工作的要求，因此，在四十九路工农革命军应石首中心县委请求，攻打监利失利之后，贺龙、周逸群立即决定，把洪湖地区的工农武装jiāo给石首中心县委和鄂中特委领导，他们带着贺锦斋等少数人前往湘西北，执行中共中央所赋予的任务。 2月20日，贺龙、周逸群、贺锦斋、卢冬生和石首中心县委宣传部长李良跃等十余人前往湘西，踏上了新的征程。 2月28日，贺龙一行到达他阔别已久的家乡——洪家关。可是，离故乡还有三十里时，有人告诉他，你们家乡这几天正在火讲，你得快点回家，不然就打起来了。 贺龙皱起了眉头，心想，还是老毛病，又要打群架，动qiāng动pào了。他连忙派人先去送信，就说贺龙回来了，谁也不准动手，一切等他回来解决。 乱世多事。在这混乱的年代，桑植一带出现了不少地方武装，十几个人，几十个人，甚至几百个人不等。。桑植八个乡，乡乡皆有。这些武装目标不一，情况复杂。有的是北伐时期，贺龙部队整编时被遣送回乡的老兵，他们拉起队伍，为的是等待时机；有的是南昌起义失败后带着qiāng支跑回来的军人，他们重新聚集起来，准备同敌人继续斗争；也有的是谋一己私利，拖个队伍，称雄一方。这里地方偏僻，山高皇帝远。他们各自为政，谁也管不了谁。平时，尚可相安无事。但是，队伍要吃饭，要化钱，桑植一带，贫穷落后，筹粮筹款都颇东难。为了各自的生存，常为此发生利害冲突。目前，正在酝酿一场大火排。 贺龙在桑植威望很高。你想，穷乡僻壤，出了个当镇守使、军长的大官，怎能不威震四方？何况，这些拉队伍的人，多半不是他的亲戚族人，便是他的旧部下，因此，听说贺龙回来了，立即停止了争斗。 贺龙赶到洪家关，把他们召集起来，对他们说： “都给我退下子弹！不许互相残杀。我把话讲清楚，我现在不是guó mín dǎng，也不是中华革命党。我是共产党。这次回乡，是干工农革命，干土地革命，推翻蒋介石、汪精卫的。我们在南昌bào dòng，在广东被打败，我就不服气。你们当中有参加南昌bào dòng的，你们说，能服气吗？” 下面嚷起来：“哪个龟儿子才服气！我们还想跟狗日的拚一拚。” 贺龙说：“对啊！我过去拉队伍几起几落，总是能搞起来。不“过，这次与过去不同，这次搞的是为工农打天下的革命军。想跟我贺龙升官发财，那做不到，要吃苦头，看你们愿不愿意干。哪个不愿意，我决不阻拦，可有一条，不准和反动派掺在一起反对革命。” 贺龙把周逸群拉到人们面前说。“你们不是认识吗？他是周主任呀！” 周逸群身穿长衫、身材精瘦，满脸和气，一副有学问的样子。贺龙的旧部属，无论是独立十五师的，还是二十军的，谁不认识他？就是那些没跟贺龙出去当兵的人，也都听贺英说起过这位周主任。1927年，贺英从汉口回到家乡，就常同乡亲们谈起周逸群。贺英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说他是个“大共产党”，满肚子的学问，又会带兵，办事公道，待人和气，是贺龙部队里的“定盘星”。所以，贺龙这么一问，大家几乎异口同声地说：“认得呀！” 贺龙说：“他是共产党，我贺龙也是共产党，你们的师长贺锦斋也是共产党，以后，请周主任给你们上上课，讲讲共产党闹革命的道理。” 就这样，这批队伍很容易地被贺龙收编了。隔天，参加过南昌起义的二十军的两个营长：王炳南和李云卿闻讯各带二百来人来了；贺英也把她领导的队伍，jiāo给了贺龙。 这天夜里，周逸群叫醒了李良耀。李良耀又叫李虎，洪湖地区信仰马克思主义较早的知识分子，曾担任中共石首中心县委宣传部长。周逸群拿着一本《共产党宣言》说： “马克思、恩格斯说，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现在这个幽灵在中国徘徊了好几年，把反动派吓破了胆。我在想，怎样让这个幽灵在这万山丛中扎下根来。” 李良耀说：“我们不走了，和这里的群众一起干，不就扎下根了吗？” 周选群说：“是啊，群众靠共产党去组织。我到桑植来，和胡子商量过了，他着重抓旧部队的收编，我抓党政建设。我看要把桑植县委成立起来。” 李良耀说：“我们刚来，还没有发展党员，县委怎么成立？” 周逸群说：“我们要在建立红军的同时，建立党的组织。我主张先把架子搭起来。” 李良耀点了点头问道：“谁当县委书记？” 周逸群说：“你当呀！我和胡子商量过了，你最合适。” 经过二十来天的工作，以贺英、王炳南、李云卿的队伍为基本骨干，建立了一支三千多人，七百条qiāng的工农革命军。第二天便占领了桑植县城，成立了历史上第一个中共桑植县委，李良耀任书记，并吸收了李茂林、刘德成、谷佑箴、谷志标、贺学传等四乡八里的一批进步的知识分子。李良耀后来当过中共中央军委四科科长，1932年在洪湖牺牲。 可是，事情并不一帆风顺。 4月初，贺龙为了给部队筹款，去了湖北鹤峰。谁知，guó mín dǎng军大举来犯。这支刚刚组建一个月的工农革命军，还来不及整顿，内部不纯，战斗力不强，算不得真正的革命武装，贺龙又不在，没有强有力的指挥。几仗一打，大部分演散了。有的头目带着自己的部队，跑回自己的家乡去了。 贺龙后来说：“就象抓在手里的一把豆子，手一松一下子都散了。” 周选群也在战斗中失散，不知到哪里去了。几经周折，周逸群转到了鄂西地区。后来在那里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开辟了洪湖苏区。 等到贺龙从鹤峰回来，已是人去楼空。他只得从头干起。同贺锦斋、卢冬生在桑植、鹤峰一带把打散了的队伍收集起来，有三、四百人。5月，贺龙指挥这支部队伏击了在桑植抢掠以后撤走的敌军后卫的一个辎重连，重新占领了洪家关，失散的队伍又回来了一批，工农革命军恢复到了一千五百余人 7月份，中共湘西特委代表陈协平来到桑植，带来了湖北省委的指示。省委决定撤消湘西北特委，并入湘西特委，另外成立中共湘西前敌委员会，领导红军及所在地区党的工作。前委由贺龙、陈协平、李良耀、贺锦斋、张一鸣组成，贺龙任书记。工农革命军正式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贺龙任军长，黄鳌为参谋长，下属第一师和三个支队，师长贺锦斋，党代表张一鸣，三个支队分别由文南浦、贺桂如、贺佩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17 章 卿领导。 在此后几个月里，湘鄂西省党组织陆续给红四军派来了一些领导骨干，其中有临港县委书记汪毅夫、慈利县委书记邓侠清，参加过南昌起义的刘达伍、罗统一和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生，曾任北伐军政治部秘书、湖南省军委主席的黄鳌，等等。他们的到来，使贺龙十分高兴，这一批领导骨干对红军的发展巩固起到了重大作用。 红四军建立了，编制也初步统一了，但是，部队成分复杂、思想仍很混乱，大部分人对革命认识十分模糊。有的人对党的某些政策不满，有的想借此升官发财。甚至还有的想拖队伍去当山大王。而对于搞土地革命、建立红色政权和新型的军队，无论是贺龙还是两湖省委派来的骨干，也都是面临的一项新的课题，除了中共中央那些正确的和不正确的指示之外，没有现成的办法可以遵循，因此，前委决定对红四军进行思想整顿。这次整顿十分严肃，师长贺锦斋也因为对中共中央的某些政策不满而受到了批评和党内处分。贺龙和前委提出：“1．原有的部队必须渐进的予以彻底改造，加紧下级干部和士兵训练工作，同时吸收进步的土兵为党的中坚分子；2．扩大土地革命和苏维埃政权的宣传，发动广大工农起来斗争。”可是，整顿刚刚开始，中共湖南省委、湘西特委便发来指示，要求红军到石门县，支持石门南乡的农民bào dòng。这个地区的bào dòng武装曾经有相当规模，但在敌人“清剿”下，已经失败，党的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然而，省委和特委却不了解。 贺龙率部到了石门北乡，连个响导都找不到。天有不测风云。这时，湘西特委机关也遭到了破坏，特委委员蔡以诚被捕，供出了“最近决定由贺龙割据石门，向临澧发展”，于是，湖南敌人集中了三个师的兵力，开赴石门，进攻红四军。这样严重的情况，省委、特委却没有通知贺龙，结果，红四军遭到了第十四军教导旅李云杰部和叛变投敌的石门县委军事部长罗效之率领的团防队的袭击。 贺龙指挥部队仓促应战，损失惨重。参谋长黄鳌、师长贺锦斋英勇牺牲。经过两次战斗，全军仅剩“百来人，由贺龙率群9月底转移到湖北鹤峰堰还附近的大山里。洪家关一带的后方基地也被敌人占领了。红军物资供应断绝。时值初冬，高寒山区天气极冷，部队缺粮少医，衣着不整，生活极为艰难。有的人悄悄地逃跑了，部队减员至一百来人。贺龙感到，红四军真的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了。 有人说，吉人自有天相，贺龙生来命大。这话不可信，却有事实为证，也许这就叫做巧合。正当贺龙在堰坦大山里一筹莫展，部队濒临清散的时候，大姐贺英带了一批粮食、棉衣、子弹和草yào，历经千辛万苦，找到山里来了。 看见大姐，贺龙感慨良多，百味俱全。他对贸英说： “大姐，半年多来，我把队伍组织起来了，又垮掉，再组织起来，这次看来又要垮掉了。可是，这个队伍不是我贺龙的呀！是党的，我们是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呀！我贺龙是党的前敌委员会书记，肩上担子重，我能挑，只是许多政策我还搞不清楚，怕给党带来损失呀！” 贺英说：“常伢，你不是搞的共产党吗？你组织的队伍，就要发展共产党呀！周主任不是说，要他们懂得革命的道理吗？过去人家跟你，为的是当官、发财，虽然你实行三民主义，他们也发不了多少财，可总还有个薪钢，有个升迁呀！如今，共产党闹革命，没有薪饷，没得官好升，他们投你图什么？如果不让他们懂得跟你革命的道理，哪能稳定得住啊！还不是五个手指抓豆子，抓一把，撒一把？” 几十年后，贺龙在回忆这一情况时说：“石门塔后比较苦，我身上的衣服都换不下来。脑子也清醒了些，个人英雄的骄傲劲也减少了一些。我把廖卓然、陈协平、张一鸣等召集一起，找我姐姐谈。我姐姐说，要好好整顿队伍，就整了三个儿共编成九个班，每个班都有党团员。” 在整顿中，贺龙遣散了一些年大体弱和处于动摇状态的人。红四军只剩下九十一个人，七十二支qiāng，是一支很小很小的队伍了。他们以后的命运怎样？在敌人重重包围中，能再度奋起、打开新的局面吗？ ------------------ 9、贺龙打仗真邪！一家三千人，他能把人家吃得光光。 当局惊呼：“贺龙用兵多诈”。贺龙摇头：“我贺龙算 什么？大不了出些点子嘛！” 只剩了九十一个人，在湘鄂边的guó mín dǎng当局看来，红四军已是不足为惧的“流寇”了，最多是一条翻不起大浪的小泥鳅而已。但是，他们哪里知道，这支不足一个连的小小红军，留下来的，都是一些心甘情愿为工农翻身解放而贡献一切的特殊xìng格的人。他们自动降职，重新组合。参加过南昌起义的连、营长，当了班、排长；大革命时期当过县委书记的老党员，当了班长、战士，每个班都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而且，形成了强有力的党的核心领导——中共湘鄂西前敌委员会。书记是贺龙，委员有陈协平，又叫叶乎，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曾任湘西特委宣传部长；张一鸣，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曾任湘西特委委员、慈利党组织负责人；李良耀，曾任石首中心县委宣传部长、桑植县委书记；汪毅夫，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曾任临澧县委书记；罗统一，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曾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代理团长、中共湘鄂西前委委员。请看，六个前委委员，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占了四人，南昌起义时入党的两人，都是经历了阶级斗争暴风骤雨的千磨万击的人。他们个个信念坚定，意志坚强，刻苦耐劳，机敏过人。由这样一些人组成的队伍，别看他们人数少，物质基础差，少吃缺穿，只有七十二条qiāng，但是，他们的精神力量却是巨大的，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说，人的素质很高。贺龙要率领这样一批人，重重奋起，在湘鄂西掀起一场场红色的革命风暴。 过了一个月，贺龙带领这九十一个人下山了。 贺龙胆大心细，谋多智机，打起仗来，常常出人意料，所以，有人说，贺龙打仗真邪！ 利川县有个汪家营。这里驻有guó mín dǎng的一个团防队，一百多人，三四十条qiāng。团总姓李，是哥老会的首领，在这一带称王称霸，无恶不作，群众恨之入骨。 贺龙化名王胡子，带着队伍来到这里。还没有到汪家营，这位姓李的团总便派了一个徒弟前来传话，说：“是来投奔大爷的，大爷欢迎；不是的，请赶快走开。”红军战士们心里明白，这是要红军投降的通谍，一个个都在暗暗地准备撕杀，可是，贺龙却满口答应。说： “我们正是来给大爷请安道喜的、请老哥回去报个信，说过一会王胡子登门造访。” 来人高兴地走了。 有人生气地质问贺龙说：纲测整顿好的队伍，怎么白白送给敌人呢？” 贺龙什么也没说，眨眨眼，“嘿嘿”一笑。 知道他心中有计的李良耀警告他说：“胡子，人家人多论多，不好开玩笑的。” 贺龙笑着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闹革命，就得担点风险呀！”接着，就摆出了他的那套“智取”的办法。大家听了才放心地大笑起来。 贺龙对大家说：“到什么山，砍什么柴。为了积蓄革命力量，我们不能太老实。该用计就得用计。只要大家拿出点办法来迷惑对方，就能成功。我们有九十一个人，七十来条qiāng，只要事先不露声色，这个计划是可以实现的。” 于是，大家又凑在一起详细地研究了一番。 他们走到镇口，就听见三声pào响，一队人手持长qiāng涌了过来。 一个袍哥上前抱拳说：“各位，大爷有请。” 贺龙镇静地带领大家走进了镇子，来到一所大宅子的门前。好家伙，从大门到堂屋，密密麻麻站着两排手握步qiāng、虎视眈眈的团防队员，真是威风凛凛。 贺龙小声招呼说：“记住，按计划行事，不要慌，沉住气。进去！” 他把一半人留在大门外，带着另一半人分成两排，鱼贯而入。走到院子里，贺龙一捅王炳南。王炳南突然大声喊道： “既是朋友，何必刀qiāng相见？” 坐在堂屋里的老团总只得假意高喊：“贵客来访，谁让你们拿qiāng的？快给我架起来，两旁侍候。” 随着一声“请”字，贺龙率领王炳南等几个人跨进了堂屋。其余的人，分两排站在院子里，望着那些架起qiāng来的兵丁。贺龙按照哥老会的规矩，行礼完毕，拱手坐下。就在这时，王炳南抽出匕首，迅雷不及掩耳，猛刺团总，只听“咕咚”一声，这个作恶多端的家伙栽倒在地。几乎在同时，院里的红军战士，迅速缴下了团丁们的qiāng。 贺龙站在廊檐下宣布：“我们是红军，专打guó mín dǎng反动派和土豪劣绅。今天是来除掉你们这个团总的，他作的坏事太多了，和你们团丁无关。你们当中，愿意参加红军的，我们欢迎；不愿意的，可以回家，安分守己当老百xìng。” 这一次袭击汪家营，红四军又扩大了几十个人。 在下山的时候，红四军前委就拟订了一个尽力扩大红军、医谋发展的计划。在堰垃，他们已经得知，鹤峰县邬阳关有个叫陈宗渝的共产党员，领导着一支名曰“神兵”的队伍。贺龙决心书他们吸收过来。他在前委会上说： “这些‘神兵’大都是一些农民，阶级弟兄。只要用革命的道理启发他们，一定会参加我们的队伍的。何况，领头的听说是个共产党员。” 因此，下山之前，前委决定派前委委员汪毅夫先行邬阳关，了解情况，进行联络，所以，消灭了汪家营团防队之后，贺龙便率领红四军直奔邬阳关。 所谓“神兵”，原是湘鄂边一带的贫苦农民用迷信方式组织起来的自卫武装。主要目的，是在这军匪蜂起的乱世保卫自己的家乡。他们平时都是种地的农民，打仗的时候，铜锣一响，集中起来，头上捆红带，身上系红绳，喝了朱砂，整装待发。他们以为，这样就能得到菩萨的保佑，刀qiāng不入。一声令下，呐喊着蜂拥而上，气势逼人。陈宗渝带领的就是这样一支武装。 这一带，不少“神兵”都被地主豪绅所控制，成为官府的帮凶。陈宗渝的“神兵”却不同，他们不抢老百姓东西，不杀受苦人，专跟guó mín dǎng官府作对，在邬阳关一带颇受群众拥护。但是，他孤军奋战，非常困难。只因为邬阳关地势偏僻，远离敌人统治中心，才得已勉强生存，所以，对汪毅夫的到来，十分高兴。陈宗渝说：“我盼望贺军长赶快来，好让这支队伍有个奔头。” 12月对日，贺龙率红四军到达邬阳关以后，这支有三百来人的“神兵”，便成了红四军的一部分。贺龙不想在红军中保留一支有迷信色彩的队伍。他给陈宗渝的“神兵’大队改名为特科大队，可谓煞费苦心。当然，光改名还不行，还得进行改造。贺龙深入“神兵”大队，耐心地动员他们逐步放弃种种迷信行为。 他对“神兵”们说：“红布包头要不得啊！你太耀眼，打仗不正好给敌人当靶子吗？朱砂这东西，吃多了，对身体是有伤害的。” 陈宗渝说：。不让红布包头恐怕不行，是否一律改成青布包头？喝朱砂，军长说不好，我看就喝净水，一样可以借到神力嘛！” 贺龙知道，这种事是急不得的，也就同意了。 “神兵”打仗十分勇敢，他们带着长矛大刀，借助所谓“神力”，一窝蜂地吼叫着向敌人扑过去，那股声势十分了得，往往能把敌人威慑住，吓得敌人四散逃跑，有的跪下来磕头投降，但“神兵”们全然不管，照样砍杀。这时候，贺龙便派人跟在后面，高声大喊：“缴qiāng的不要杀，留下来可以当兵。” 靠这样一点一滴的工作，几仗打下来，“神兵”们就有了进步。陈宗渝光后担任过红四军第二特科大队大队长、第四团团长等职，1931年10月，在桑植样耳坪战斗中阵亡了。 中国的政局是很难捉摸的。到了1929年1月中旬，蒋介石和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之间的矛盾加剧，双方都在准备战争，因此，guó mín dǎng当局将恩施、鹤峰一带的正规军全部调走了，鹤峰县只留下了一百来人的地方武装。贺龙抓住这个机会，乘隙一举夺取了鹤峰县城，击毙了guó mín dǎng的县长，消灭了一百来个敌人。 鹤峰城背倚大山，南临一条河，是一个山区小城，冷冷清清。这里盛产红茶，每年红茶出山，才能看到有人做点买卖。但是，对于失败后重新奋起的红四军来说，这是个了不起的胜利：他们终于又有了一个能够落脚的地方了。湘鄂西前委和贺龙在占领鹤峰以后，想的不是喘口气，更不是享受一番，而是马上着手在这里进行建立红色割据的工作。 l月中旬，他们在县城召开了一个群众大会，成立了鹤峰县苏维埃政府，公布了《苏维埃政纲》、《耕田农有法令》，宣布取消一切苛捐杂税，焚烧地生田契文约，发动群众，开展打倒土豪劣绅的斗争。中共鹤峰县委也同时成立。到了3月份，农民协会和农民警卫团逐渐建立起来。鹤峰成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湘鄂边建立的第一个苏维埃政权，第一块红色根据地。 在此期间，从上海派人给贺龙送来了中共中央1928年10月4日写的《中央给贺龙同志的信》。信里传达了中共“六大”精神，赞扬了红四军不屈不挠的英勇奋斗精神，并提出：“你们现在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18 章 实力并不很强，而龙兄在那里的目标太大，徒引起敌人联合猛力的向你们进攻。若龙兄仍不脱开，减小目标，这部分实力恐终久不能保存而要被敌消灭。中央现在希望龙兄来中央帮助中央军事工作，务望接信后，即在你们现在的群众中选出一位在群众中有相当信仰能作指挥工作的，代替你的工作，同时，中央可派一军事工作同志来任参谋帮助他们计划一切，龙兄即刻启程前来中央并为至要。” “六大”以后的两年，是中国革命从遭受严重挫折到走向复兴的关键时期。中共中央为了保存红军，一度曾主张红军分散活动，要求高级干部离开红军。中央要贺龙回中央工作，正是这一主张的具体体现。这一时期，中共中央的工作实际上主要由周恩来主持。让贺龙去中央帮助军事工作，也许正是周恩来的意见。 但是，贺龙在湘鄂西地区和红四军中有很高的威望。目前又处于红四军发展的关键时刻，怎么能离得开贺龙呢？也很难找到代替他的人，所以，湘鄂西前委于1929年3月8日回信给中共中央说：“云卿同志因红军无人负责及路途阻隔之故，暂难去中央工作，这并不是云卿不愿意去沪，而是实际的困难。”后来，由于客观形势的变化，中共中央改变了要高级干部离开红军的主张。 接到中央来信后，贺龙及前委领导红四军在堰坯、红土坪等地进行整训，传达学习中共“六大”决议，根据红四军中存在的不良倾向，开展了反对军阀主义和“拖队”思想的教育，整顿了党的组织，建立了政治机关，整编了红四军。这时，红四军已达一千余人，qiāng三百余支，其中包括陈宗渝的“神兵”特科大队。在湘鄂西这个比较落后的地区，要与有严重封建迷信色彩的当地土著武装作斗争，保持这种“神兵”形式的武装，有其特殊的作用。这在红军的建军历史上，也可算是贺龙的一个创举吧！ 在整训以后，贺龙指挥红四军纵横鹤峰全境，开展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使湘鄂边各县guó mín dǎng地方当局惊恐万分，纷纷向长沙、武汉报警。guó mín dǎng桑植县代理县长向湖南省政府发出的求援电报说：“贺匪剽悍，全湘著名，职县团防虽多……自守力尚不足，恳速派雄师，剿灭巨匪。”湖北清乡督办向湘鄂两省主席建议，说：“贺龙用兵多诈，出没无常，非双方兜击，不足以绝根株。”于是，两湖当局命令“施鹤七届”清乡司令和桑植、石门两县民团联合“进剿”红四军。这次进攻，两湖当局动用了鹤峰团防头目、湘鄂西民团联防总指挥王文轩部、桑植民团刘子维、向凤翔部，五峰民团孙峻峰部以及桑植、建始的几支团防队共约三千余人，分数路合击鹤峰，企图围歼红四军。 地方民团的战斗力虽不如正规军，但他们大都由地主豪绅组成，既顽固又残忍。这次“清剿”，声势大，人数多，不可小视。怎么对付这次“清剿”呢？在前委会议上，贺龙提出，敌人用优势兵力分几路对我进行包围，如果我们分兵防堵，就会陷入被动，应当集中主要兵力，消灭其一路。他主张，打蛇要打头，可由农民警卫团节节抵抗桑植、石门等县民团，红四军集中兵力打击王文轩部。 贺龙说：“王文轩这个人我很熟悉，当年还是朋友呢！我和顽固派打仗，他保持中立，态度还说得过去。去年我回桑植，他还给过我钱和粮食。现在革命深入了。我搞共产党、搞革命，建立红色根据地，他这个大地主、大民团头子就变脸了，成了fǎn gòng的先锋官。立场不同，好朋友拔刀相见的事，我经历得太多了。他号称总指挥，有权号令各路团防，消灭了他这一股，别的敌人必定惊慌失措，没得咒念。这些反动头子是从来不会齐心协力的。” 前委同意贺龙的意见。 贺龙把红四军埋伏在县城以东十公里的张家坪，要打他一个措手不及。这次伏击战，抒得干净利落，王文轩被打死，团防队全部被歼。贺龙又乘胜击溃了桑植的刘子维、向凤翔两个民团。这样一来，其他民团闻风而逃。鹤峰境内竟无一敌踪。 “乘胜发展呀！”贺龙对团长王炳南说。 红四军马不停蹄，兵发桑植。6月，攻占桑植县城，把桑植和鹤峰连成了一片。湘鄂边红色根据地初步形成。红四军扩大到了三千人。 湘西王陈渠珍，这些日子不断接到地方的告急文书，十分恼火。心想，贺龙这个人不可小视。护法战争以来，我多次拉拢他，都没有成功。现在投靠了共产党，回到桑植，又闹得那里不可开jiāo，听说已经有了三千多人了，不能再让他闹下去了。此时不动手，等待何时？他命令所属旅长向子云率部兵临桑植，“一举摧毁之。” 侦察人员得到这一情报，马上报告了贺龙。向子云？不就是那个在我的护法军第二梯团当过连长的向子云吗？对，是他，后来，他投奔了陈渠珍。贺龙把卢冬生叫来说： “冬生，你代我给向子云送封信。” 卢冬生莫明其妙：“胡子，不准备打仗，送什么信？” 贺龙说：“这叫做先礼而后兵，你懂吗？” 这是一封规劝向子云不要进攻桑植的信。信的结尾警告说：“若置之脑后，来则送礼而已。” 向子云投靠陈渠珍以来，一路飞黄腾达，因而骄横异常。看到贺龙送来的信，微微一笑。此一时也彼一时也。护法军时你确实是员虎将，现在却未必。去年，我们有一个战斗力不很强的旅路过桑植，就把你那几千人搞垮了，看来，你贺龙已不象过去了。别看你有三千人，拿的却是些破烂家伙，怎么跟我的部队相比？你没什么了不起，不用吓唬人，你经不起我这样的正规军打的。他把信一扔，不予理会，下令团长周寒之先率两个营一千余人进攻桑植。 贺龙说：“放他们进澧水，让周寒之背水而战。我把主力放在南岔渡口。派一部分人给我边打边跑，引诱他过河来。把河里那些船也给我放到西岸去，叫周寒之过河。” 一些参加过北伐战争的老战士对这种打法想不通。为什么不把他拒于澧水之西呢？这样一步步后退，多害人！贺龙把脸一沉，说： “你们要多动脑筋。情况是千变万化的，打仗也不能一成不变。我们红军人少，qiāng少，弹yào少，怎么能象北伐时期那样猛打猛冲？你拿什么给我冲？那是去找无谓的牺牲，这，我贺龙可不干！我们要打巧仗。既能歼敌，又少受损失，这才叫本领。我们一步步后退，可不是打不过他，而是迷惑他，让他以为我们不经打，就会放开胆子往里闯。这没什么，只要最后吃掉他们，不就行了吗？” 老兵们听得频频点头。 周寒之带着千把人追到南岔渡口，看见船只仍留在西岸，哈哈大笑说： “贺龙溃不成军了，连船也来不及弄走，快，赶快渡河，占领桑植。天助我也。” 敌人纷纷上船，向东岸划来。他们刚刚渡过澧水，马上遭到了两个团的猛烈袭击。周寒之没有准备，顿时大乱。动作快一点的跑上了船，但也来不及渡河，一千余人全部被歼于南岔渡口，周寒之也被打死了。 周寒之归天，向子云震怒。这么无能，一千来人就这样完了？怎么向陈渠珍去jiāo待？只好自己上阵了。他拍电报给陈渠珍说：“即日亲赴桑植围剿，誓灭共魁，以报党国。”他带领其全部人马和部分民团，气势汹汹，再犯桑植。 临行前，他对参谋长说：“三天以内，你给我弄几百个竹筒，装满乌鸡、黄狗的血，不得有误！” 参谋长问道：“旅座，弄这些干什么？” 向子云一皱眉，说：“你不知道吗？贺龙有一帮子‘神兵’，那是好惹的吗？他们能借神力。有了这玩艺，撒在‘神兵’身上，那神法就不灵验了。” 真是既可笑又可悲。堂堂的正规军旅长竟然会相信这些无稽之谈。不过，也流露出他害怕“神兵”的内心世界。 特科大队长陈宗渝知道此事后，嘲笑说：“这家伙太可笑了。真可惜，他带的是血，要是把那几百只乌鸡、黄狗带来，我们到可以打牙祭了。” 贺龙对大家说：“这一仗，不能大意。向子云拥兵三千，武器也好。这个人，我也了解，打仗还有股子猛劲。我们不能硬打，不然，他损失三千，我们也得损失二干，不合算。” 大家都问这一仗怎么打法。 贺龙说：“他不是想占领桑植吗？我就把他放进城来。我们先把城墙拆掉一些，让他进城后无法固守。我们都撤到八斗溪、梅家山、白家冲一带去；特务营埋伏在西界、茅岩，断他的退路；卢冬生你带一个营到赤溪河渡口去，等敌人过河以后，把河里的船弄走，准备打溃退下来的敌人。向子云用兵办法不多，好摆一字长蛇阵，等他的先头部队进了城，后续部队过了河，我们再收拢口袋，好好打一打。” 大家一致赞同，纷纷叫好。 贺龙笑了，说：“你们都同意，这就好。这种打法，我们三千人可以吃掉向子云的三千人。不过，也有坏处，打完仗我们还得修城墙，给老百姓修房子，赔些钱。” 卢冬生说：“修城墙，修房子好办啊！赔钱，就要军长你想办法了。” 贺龙把手一摊说：“我到哪里去弄钱嘛。” “你找老落讨卖头的钱去呀！”卢冬生说。 大家一阵哄笑。笑声里充满着胜利的信心和对敌人的嘲笑。 这一仗，打得好顺利。 早晨，向于云和特务营从赤溪河渡口渡过澧水，进入桑植县城，后续部队逐次渡河跟进。贺龙命令两个团攻城，两个团拦腰把敌人切成几段，截断城内敌人的退路。命令一下，qiāng声、杀声震天响。一路红军直逼城内，一路红军直chā伍家坪，截断向子云逐次跟进的长蛇阵。这一下，向子云的部队乱成了一团，溃不成军，什么乌鸡血、黄狗血也来不及用了，仓皇向赤溪渡口逃跑。这里河床狭窄，水势湍急，适逢上游暴雨，河水猛涨。卢冬生已把所有船只弄走，敌人逃到渡口，无法渡河，只能望河兴叹。他们被压缩在河滩上，死伤惨重。一部分缴械投降了，一部分想逃命，泅述过河，被溺死河中。 向子云逃到渡口，十分惊恐。怎么渡河啊？他急中生智，抓住一匹骡子的尾巴，跳进了水里。一个浪头涌来，向子云不知去向了。后来，guó mín dǎng当局在津市发现了向子云被水泡肿了的尸体。脖子上还挂着一支驳壳qiāng呢！ 贺龙在总结这一仗时说：“南岔、赤溪河战斗的胜利，说明我们红四军有了长足的进步。我们三千人，他们三千人，我们把他们吃得光光，只伤了几十个同志。这种仗打得很合算。” 有人说：“我们的军长真邪了。真有办法。” 贺龙吻着烟杆说：“你们错了。你们难道不记得了，一年前，也在自己家门口，我们三千，他们三千，仗打下来，我们都散完了。后来，又扩充到了一千五百八，石门两仗一打，又只剩下了一百来人，搞得我连件换洗的衣服都没有。今天，我们也是三千，却吃掉了向子云的三千人。这一败一胜，说明了什么呢？依我看，第一，我们的红军变了，已经有了党的坚强领导，再也打不散了，打不烂了；第二，我们每班都有了党员、团员，团结一班人，冲锋在前，撤退在后，成了一个铁军；第三，我们有了苏维埃政权，有人民的支持，我们在这里生了根啦！再嘛，大家齐心协力。你们都指挥得不错，打仗比过去机灵多了。说到我贺龙，那算什么啊！一qiāng投放，一个俘虏也没抓到，大不了，出些点子嘛！” ------------------ 10、一个入党才二三年的新党员，遇到了两次“左”倾路 线，你说怎么办？他说：“一些事弄不明白，心里很苦。” 在共产党最倒霉的时候，选择了共产党，贺龙终生无悔，但是，参加共产党以后，其命运之坎坷，却是他始料所不及的。他怎么也不会想到，踏进共产党的门槛刚刚二、三年，就被党内的“左”倾路线搞得无所适从，疲于应付。 193o年，由于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一些有利于革命的变化，在共产国际“左”倾指导思想的影响下，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中心城市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要求各路红军“会师武汉，饮马长江”。 这个时候，贺龙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团的总指挥，但是，在党内，却是一个仅有三年党龄的新党员。 红二军团是这年7月，贺龙率领红四军东下洪湖，与周逸群领导的红六军在公安会师以后，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成立的。下辖红二军（由红四军改和、红六军共十个团。贺龙的老战友周逸群担任前委书记和军团政治委员。 红二军团一成立，贺龙、周逸样制定了一个以六个月为期，拔除洪湖根据地内的白军据点，肃清地方反动武装，建立根据地中心区域坚实基础，尔后向敌人薄弱地区发展，迅速使湘鄂西各小块根据地联成一片的充满胜利信心的计划。 但是，时运不济。这一计划刚开始执行，便遇到了从中共中央贯彻下来的冒险主义路线的阻碍。1930年7月下旬，中共中央长江局强令红二军团抛开建设根据地的计划，去攻打鄂北敌人的统治中心——沙市。刚刚组建不久的红二军团怎能去强攻大于自己数倍的正规军把守的城市呢？说得不好听一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19 章 点，是用鸡蛋去碰石头。结果，不仅无功而返，而且伤亡了三千余人。这是一次重大的损失，贺龙、周逸群无言以对，感伤万分。可是，没过几天，中共湖北省委行动委员会又来了指示，命令红二军团执行中共中央指示，进逼武汉，配合鄂豫皖、湘鄂赣等地红军夺取全省政权。贺龙、周逸群接到指示，啼笑皆非，但是，命令又不能不执行，洪湖根据地的巩固也不能丢掉不管。他们决定，一面巩固苏区，一面逐步向武汉发展。这当然为执行“左”倾路线的上级所不满。9月12日，中共中央派中央行动委员会委员邓中夏到达湘鄂西，担任湘鄂西特委书记兼红二军团政治委员。中央行动委员会，是李立三在整个党组织需要“军事化”的口号下成立的，负责领导武装bào dòng的最高指挥机构。派邓中夏来洪湖，就是要全力贯彻“左”倾冒险路线的。从此，贺龙这个总指挥便十分难当了，因为，按中共中央规定，在军队，作为党代表的政治委员拥有最后决定权。凡事一经政委决定，任何人不得违反，否则，就是违反党的纪律。何况，邓中夏还是中央行动委员会委员、湘鄂西特委书记，是贺龙的上级。不过，邓中夏为人正直，对贺龙也颇尊重，在作战指挥上，有些具体意见，尚能采纳贺龙的主张。贺龙只好利用这一点，尽量提出自己的看法，做自己可以做到的事。 10月中旬，根据中共中央长江局的命令，为了配合红一、三军团攻打长沙，贺龙指挥红二军团出现在长江以南，夺南县、占华容、下津市，最后在澧州碰上了钉子，旷日持久，攻而不下。 湖南省主席何键急令其新十一师，独立一旅和湖南警备第一军前往津、法解围。强敌来援，怎么办？贺龙硬着头皮向邓中夏建议说： “何键调兵来了。我们攻不下澧州，撤了算了。干脆连津市也丢下，集中力量攻下石门，去搞一个临时的后方。这样，我们才有吃有喝，可以继续进攻。” 邓中夏也感到了目前形势的严峻，只好同意贺龙建议，撤离津、澧，转而攻占石门县，准备在这里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站稳脚跟。 但是，何键并不罢休，命令新十一师各部进攻石门，不给红军喘息之机。贺龙同邓中夏商量说，这次不打是不行了。我们分个工：你带一个师守石门，我领主力前去迎敌，把他们赶走。邓中夏表示同意。贺龙指挥红二军团主力击溃了新十一师，歼灭独一旅一部，乘势攻占了临浪县城。 在临澧，贺龙叫卢冬生去收集guó mín dǎng的报纸。 卢冬生不解，问道：“胡子，你要报纸做什么？” 贺龙说：“我们现在什么消息也没有。全国政局怎样？湖南的敌人有什么动向？外面发生了什么事？’看看报纸也许能捉摸出点什么来。” 卢冬生从临道邮局给贺龙弄来了一大难报纸，大都是汉口出版的。贺龙仔细地阅读起来。说也凑巧，他真的从报纸上获得了重要的信息：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之间的中原大战已告结束，蒋军大批军队正在南调；还得知，红一、三军团根本没有再攻长沙。他想，那么，要我们配合红一、三军团的前提已经不复存在，要红二军团渡江南征，也失去了依据，再说，蒋、冯、阎大战结束，蒋军南调，必然会给湘鄂西根据地带来严重困难。我们这里，虽然灯链暂时停止了进攻，但并不会放弃消灭红军的企图，可能正在调兵遣将。我们必须马上改变行动方针，不然将会陷入更大的被动。于是，他下令回师石门，找邓中夏去。 邓中夏见贺龙率师返回，极为恼火。他质问贺龙说： “没有我的命令，你为什么把队伍撤了回来？” “中夏，你看看这个。”贺龙把一叠报纸递到邓中夏面前。报纸上不少地方都用铅笔划了出来。他说：“一、三军团不打长沙了，我们配合谁？敌人已经大批南调，常德、桃源我们也不能去打了，再过流水也不行了。我看，还是马上返回洪湖。” 红六军军长段德昌翻了翻报纸，看了看贺龙划出来的地方，对邓中夏说： “政委，逸群、万涛不是写信给你，认为红二军团不宜久离根据地孤军南征吗？他们不是要求我们迅速返回洪湖吗？我看这个意见是对的。你应当考虑考虑。” 邓中夏看见段德昌支持贺龙，十分不悦。他说：“夺取常德是既定方针，任务完不成就走，哪有这个道理？云卿，你怎么可以随便撤回来呢？你不愿意执行中央的路线？我认为必须按照原定计划，攻打津市、澄州，夺取常德。一、三军团打不打长沙，那是他们的事。执行中央攻打中心城市的指示，不允许动摇。” 尽管贺龙的意见得到了段德昌、许光达等人的支持，但是，政治委员“不执行中央路线”的大帽子压下来，贺龙有口难辩了，只得率部重新去攻打津市、澧州，可是，他心里实在不痛快，不知道他哪一点有错。 此时，敌人已经大量增兵，骨头更加难啃了。红六军经过苦战，虽然占领了津市，但是伤亡巨大，连红六军参谋长刘仁载也为之献身了；红二军围攻浪州，依然打不进去。看到这些情况，贺龙心里真不是滋味。自己是总指挥，却要指挥部队去打这税大。该打的仗，这样的总指挥有什么用？ 但是，敌人却并不就此了事。湖南当局命令李觉的第十九师和陈渠珍的湖南警备第一军，分两路对红二军团发起了进攻。一路夺取了石门，一路从临法向澧州逐步推进，情况危急，邓中夏不得不同意将部队撤到松滋县的杨林寺、街河市一带。 这时，敌人正对洪湖根据地实行大规模“围剿”。监利、潜江、华容均已被敌人占领。周逸群、万涛再次给邓中复写信，要求红二军团迅速返回洪湖，迎击敌军，保卫根据地。 贺龙乘机向邓中夏建议说：“中夏，还是回洪湖去吧，丢掉了根据地，我们就没有依托了。” 邓中夏说：“老贺，洪湖那儿河流湖泊太多，部队行动很不方便，恐怕很难打败敌人的进攻。” 贺龙说：“别看那哪水多，但是个老根据地，老苏区，群众基础好。我们回去是可以打破敌人的围剿的。” 段德昌在打津市时负了伤，心里很不痛快，就说：“怎么不能打败敌人？有那么好的群众支持。不会象在这里，脱离根据地，孤军深入，兵家之忌。” 邓中夏不满地说：“别说了，现在不能回去。”’ 几天以后，邓中夏决定，段德昌负了伤，可以回洪湖去，到那里担任湘鄂西联县政府赤卫总队总队长。 政治委员一言九鼎，谁反对也没有用。贺龙拿起烟袋，走出屋去。段德昌满脸不高兴，跟出来对贺龙说： “胡子，这不是撤我的职吗？我有什么错呀？” “你不是不同意他的意见嘛！”贺龙抽了几口烟说：“其实，回洪湖去也好。” 看来，贺龙此时的心情相当复杂。 过了一天，邓中夏邀贺龙去看地形。他对贺龙说，他决定以松滋刘家场为中心，选择阵地与敌人决战，让红六军去进攻松滋。我们要在这里创建第二个中央苏区。 贺龙说：“你这个仗不能打，要打，去打公安，这还可以解除军团侧后的威胁，进洪湖也有了门。” 邓中夏点头说：“打公安也可以。你马上调红二军去打。” 贺龙又说：“中夏，你要在这里找阵地？找什么阵地？就因为这里有山？队伍现在没吃没喝也不行啊！决战？我不同意，这个仗不能打，让一个军在这里打？怎么行？要打也得集中两个军的兵力呀！”对于建立“第二个中央苏区”，贺龙更是强烈反对，他说：“搞新苏区可以，但‘中央’二字要除去。创造、发展苏区，我坚决干，但不能提‘中央，二字与中央苏区并立，这是不可以的。” 邓中夏听了摇摇头，否决了贺龙的意见。 贺龙后来回忆与邓中夏的这次争论说：“我那时没有多少马列主义理论，”只知道已经有了一个中央苏区，怎么能再搞一个中央苏区？头只能有一个。当年，我在津市的时候，能克武拉我去广东，他说要组织新政府，我就不赞成。这次不赞成中夏提出的口号，也就是这个原因。！ 正确意见被否决了，亏也就吃大了。 不久，敌人大兵压境，一部分突入街河市，一部分接近杨林寺，对红军形成了分割包围的态势，红六军仓促应战，两个团被敌人隔断，与主力失去联系，红二军奉命去打公安，不在身边。军团指挥部只得向刘家场转移，下令各部迅速撤退。红二军得悉军团危急，迅速驰援，但已无法挽救败局。 贺龙后来回忆说：“那一仗我军因队伍分散，打了个稀巴烂。十六师打烂了，十七师被敌人割断了。后来还是总指挥部的手qiāng大队挡了一下，才撤出来。”我再问邓中夏，他不做声了。我说，新官上任三把火，你瞎打！” 身为总指挥，却当不了家，只能听邓中夏的，这样的总指挥怎么当？有时，还要受到不公正的对待。1931年初，红二军团遇到了十分贫困的湘鄂边的长阳、五峰地区的枝拓坪。红二军团因为脱离根据地、连续作战，减员很大，又得不到补充。这一带地脊民贫，部队供应无着，衣服单薄破烂，给养困难，红二军团一下子锐减到了万把人，处境十分艰难。邓中夏要贺龙带领二军去打渔阳关。渔阳关在汉阳河边，驻有川军两个多团。他们凭险固守，火力又强。极度疲惫，消耗很大，几天来一直吃不饱饭的红军，哪里能打得下来？贺龙也没有这个本事。邓中夏却冲着贺龙大发脾气，指责说：“你不打渔阳关，因为二军是你的。” 贺龙变色道：“二军是党的，不是我贺龙个人的。你去问问战士们，他们吃饭了没有？没有饭吃，怎么去打仗？” 邓中夏是知道这一情况的。他也不敢去问忍饥挨饿的战士，只好不再说下去了。 停了一会，贺龙的气消了一些，便向邓中夏建议说：“我看，还是先去搞粮食，整顿部队。有了吃的，部队搞得有土气了，再考虑打仗不迟嘛！” 邓中夏马上说；“给你一个班，你亲自出马筹粮筹款。” 这分明是在刁难贺龙。你不是说搞粮食吗？那你去，只给你一个班，看你怎么办？ 那知，贺龙二话没说，带着一个班出发了。有人奇怪地说：“总指挥怎么啦？这个亏也吃？” 贺龙带着这个班，走到一个小镇上。有人在背后喊他：“总指挥！总指挥！” 回头一看，是一个商人，赶着一大群骡马，看样子有一、二百匹，驮着棉花、布匹、棉鞋什么的，好象要到什么地方击贩运。 只见那人匆匆忙忙跑过来，向贺龙敬礼，说：“总指挥，不认得我了？我是叶光吉呀！” “叶光吉，是你啊！”贺龙高兴地拉着他的手说。 叶光吉是他在治州当镇守作时的老部下，后来离开军队当了商人。 叶光吉说：“总指挥，作梦也没料到在这里能碰到你。” 贺龙指着那些骡马开玩笑地说：“你叶光吉是福星喽。我正愁缺粮少衣，借点子给我啊！” 叶光吉竟十分慷慨，脱口就说：“好啊，这儿的东西都jiāo给你了，总指挥，连我也jiāo给你，当红军，你要不要？” 贺龙一愣，严肃地说：“叶光吉，你当真？” “当真。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嘛！”叶光吉说：“总指挥，你要不要我当红军？” 贺龙知道叶光吉有个抽鸦片的恶习，便说：“要。但有一个条件，你得戒掉吸大烟，行不行？” “行！”叶光吉痛快地答应了，把骡马和货物全部jiāo给了贺龙，又帮助贺龙搞来了一批粮食。 贺龙回到了枝拓坪。 一进军团部，有人便问：“总指挥，搞到粮食没有？” 贺龙一本正经地摇摇头，说；“政委只给我一个班嘛，怎么搞？” 邓中夏脸一红，非常不高兴。贺龙扫了他一眼，哈哈大笑，向窗外喊道：“叶先舍．公讲讲来，让政委看看。” 邓中夏莫明其妙。不自觉地走出门去。啊呀，外面山坡上，站着一、二白匹驮满货物的骡马。邓中夏怔住了，不知贺龙用的什么魔法。 红二军团在枝拓坪休整的时候，guó mín dǎng军正在洪湖地区疯狂“围剿”，根据地处境艰难。湘鄂西特委强烈要求红二军团立即回援洪湖，但是，邓中夏不愿意回去。他认为，洪湖水多河多，大部队行动不便，他要另创根据地策应洪湖斗争，并决定开辟荆门、当阳、远安地区，以进逼宜昌、沙市。他说：“这叫‘围魏救赵’。你去洪湖，那是从井救人，人固不救，救者必死。”包括贺龙在内的绝大多数人不同意这一主张，在前委会上争论十分激烈，但邓中夏一意孤行，毫无办法。 会后，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红二军团缩编为红三军。贺龙任军长，邓中夏任政委。红二、六两军分别缩编红七、八两师。 4月2日，贺龙按邓中夏的意见率部北上，顺利渡过长江，克兴山、林归，攻占远安、荆门，进展神速。 guó mín dǎng当局急调两个师又一个旅前来进攻，红军作战失利，退往鄂西北。邓中夏“围魏救赵”计划泡了汤。 在鄂西北，红三军建立了以房县为中心的根据地。这时的邓中夏，也许是钉子碰得太多了，比较能从实际出发，较多地采纳贺龙及其他人的正确意见，所以，两人常能取得比较一致的认识，这对房县根据地的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20 章 利发展有很大影响。 9月间，贺龙得悉段德昌领导的红九师已沿襄河北上，便决定红三军南下，迎接红九师。邓中夏也同意了。但是，在从荆门、南漳向洪湖前进途中，不知为什么，邓中夏又变卦了。他说：“红九师接不到，房县苏区失败了，怎么办？” 贺龙说：“坚决去接红六军（这是洪湖群众对红九师的称谓——笔者注），在刘猴集接不到，就去沙洋，再找不到，就去游江，实在找不到，再恢复苏区也不迟。” 这场争论在群众中影响不小。第二天，就有人在驻地墙上用粉笔写了一句话：“长胡子（邓中夏）要上山，短胡子（贺龙）要下湖”。概括地说出了他们俩人分歧的原委。 在刘猴集，与红九师会合了，大家分外高兴。湘鄂西分局副书记万涛、红九师师长殷德昌、政委陈培荫前来看望他们。 段德昌悄悄问贺龙，说：“胡子，邓中夏是路线问题，你和谁一致？” 贺龙说：“我和逸群一致。” 段德昌沉痛地说：“逸群牺牲了。” 贺龙怔怔地站在哪里，一个铁骨铮铮的男子汉流下了热泪。段德昌告诉他，周逸群是今年5月，在开辟了洞庭湖十县以后，返回洪湖的途中，遭到敌人的袭击，壮烈牺牲的。 此时，中共中央已撤消了邓中夏的一切职务，并指责他犯了“立三路线”的错误。万涛在红三军团以上干部会上，传达了中共中央的这个指示。邓中夏在检查自己来湘鄂西根据地后的工作时，坦率地承认：“洪湖苏区的被摧残，第二军团削弱，都应由我负责。” 平心而论，邓中夏虽然执行了“左”倾冒险主义路线，”但他在洪湖根据地和红军的建设上，是做了许多工作的。他十分重视红二、六两军的团结，正确解决了根据地部分群众的“反水”问题，开辟了以房县为中心的鄂西北根据地。对于贺龙他们的正确意见，也并非都不尊重、全不采纳，应当公正地看待邓中夏在湘鄂西工作时的功与过。邓中夏离开洪湖返回上海，又受到了第三次“左”倾路线的打击。1933年5月，落入敌人魔掌，同年9月在南京雨花台慷慨就义。 贺龙后来回忆与邓中夏共事一年多的情景时说：“中夏很有学问，为人正派，不打击别人，能照顾团结。我和中夏争论很多，可是和他这个政治委员相处，同志关系还是好的。” 邓中夏离开了湘鄂西，贺龙觉得主要问题解决了，今后可以放开手脚，好好干一番了。他哪里知道，此时，以王明为首的第三次“左”倾路线在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更麻烦、更痛苦的事，将降临到他的头上。 王明是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厂，cāo纵中共中央领导权的。在政治上，他极力贯彻他那本《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小册子中阐述的冒险主义纲领；在组织上，一面过分地打击犯五三路线错误的同志，一面把一些有“左”倾教条主义思想和宗派主义倾向的人提拔到中央领导岗位，并派出许多中央代表到各地去，对各革命根据地和白区的党组织进行所谓“改造”。1931年3月，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夏曦被派到湘鄂西来了，组成了以他为书记的中共中央湘鄂西分局，从此，洪湖根据地逐渐陷入了痛苦的困境。 这时，贺龙率领红三军与红九师会合后，高高兴兴地回到了洪湖。但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他还没有回到洪湖，夏曦就背着湘鄂西军分会另外两名成员贺龙和万涛，发出了一个“湘鄂西军委分会对第三军的训令”，指责万涛、段德昌率领红九师到襄北伐红三军，是“改变军事计划而冒进脱离苏区，以致红军不能抽调，而使（长江）南岸的苏维埃政权，除石门七区外，全被摧残”；指责贺龙率红三军在襄北与岳口、张截港，打通襄北与洪湖根据地的联系是“没有决心来巩固苏维埃政权和巩固向前发展，是表现了第三军的领导脱离苏区，不要后方，不要群众的反国际路线和立三路线”。看到这分训令，贺龙感到莫名其妙，弄不懂是怎么回事。红九师在襄北展开是夏曦当面jiāo待并形成决议的。现在，长江南岸的苏区被敌人占领了，夏曦却想借此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为什么常堂的一个中央候补委员、湘鄂西分局书记如此不讲道理？不尊重事实呢？他带着种种疑问，迅速率部占领沙洋，进入洪湖根据地中心区域。 可是，等待他们的，一是夏监以违抗军分会命令之罪，撤消了万涛的红三军政委职务。他是根据军分会命令接替邓中夏的。段德昌、陈培荫也受到了警告处分。二是夏曦接任了三军政委，并以红三军实力不足为由，指使湘鄂西临时省委作出决定，取消红三军各师师部，将部队缩编成五个大团，受省军委指挥。这实际上是在限制贺龙的指挥权。夏曦的这种做法，在部队指挥上造成了混乱，广大指战员甚为不满。 面对夏曦如此无理的举动，贺龙有点忍无可忍了。到达分局所在地周老嘴的第二天，他就去找夏喷。两人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夏曦坚持认为，他所作的一切都是正确的，是以中央指示作根据的。 贺龙十分严肃地反驳说：“我是中央分局委员、军委分会副主席、红三军军长，为什么这些重大决策都不征求我的意见？是分局领导省委，还是省委领导分局？你凭什么让省委决定取消各师？这个决议是错误的，我可以不执行嘛！请你召开一个党员大会，大家来投票，如果赞成你的，我离开这里，回中央去。” 夏曦自知无理，只得承认省委作出的这个决定是不对的，可是，他却对贺龙说：“你去找万涛嘛！” 贺龙沉着脸说：“为什么找万涛？省委书记是杨光华。你又有什么yīn谋？什么鬼？省委可以随便作出取消各师师部的决定，你说执行不执行？派红九师出去，不是你谈话jiāo付的任务？怎么和你那个训令是两个东西？这是不是yīn谋？江南失败是谁的过错？处分了段德昌又不通知他，对吗？红三军南下错在哪里？你来洪湖才几天，情况不熟，对红军不熟，与群众不熟，可你随便处罚干部，今后怎么再与他们见面？你组织的红三军前委，不要当政委的万涛参加，是不是非驴非马的组织？你办的几件事，那一件是有党xìng的，对得起党的？我这个当军长的，昨天回到苏区，连房子都没住的。你当分局书记的睡得安稳吗？” 夏曦yīn沉着脸，闭着眼睛，一言不发，最后说了一句：“我让他们给你找房子注。” 在一次分局会议上，贺龙提议，为了救济因遭受严重水灾而挨饿的群众，应从红军中调出一部分口粮拨给灾民。夏曦却极力反对。他说：“红军的口粮也不多，也没有那么多运输力去运粮食，哪能管得了几百万群众的吃饭问题？” 两人又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贺龙说：“群众都快饿死了，我们共产党不关心他们，还搞什么革命？这几年，群众已经做出了很大牺牲。失去了群众，我们在洪湖还站得住脚吗？” 夏曦这个书记无言以答，只得同意贺龙的意见。 1932年1月。贺龙从前方赶回来参加中共湘鄂西区第四次代表大会。 在此之前，因为广大干部对夏曦的领导非常不满，万涛强烈要求湘鄂西省委派人到中共中央叙述原委，请求指示。省委书记杨光华没有办法，只好派省苏维埃秘书长尉土沟去上海。他们把希望寄托在中共中央，可是，执行王明路线的中央怎么会支持他们呢？他们太天真了。 在第四次党代会上，夏曦作了政治报告，说在他领导下，湘鄂西取得了巨大成绩。这一不符实际的论断，引起了大多数代表的愤怒，群起批评夏曦。主张按湘鄂西地区实际情形制定政策的舆论，成了大会发言的主流。坐在主席团位置上的贺龙认真听着，觉得大家的意见很中肯，分局是应当接受的。贺龙后来说：“我那时也进了主席团，因为我还是个分局委员，夏曦不得不让我为主席团一员摆样子。”夏曦呢？他坐在那里，两眼一闭，显得不屑一顾的样子，一声不吭。到了第四天，尉士均和中共中央派来的关向应赶到了。关向应在会上传达了中共中央指示。中共中央肯定了夏曦执行的路线，并且说：“一部分敌人以至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立三主义分子、邓中夏信徒，必然会利用中央分局的部分错误来作复仇的斗争来攻击中央分局的整个路线，以致攻击国际与中央。”他指责万涛抵制和批评夏曦的错误是“对中央分局进行反党的派别斗争，是反中央、反国际路线的小组织活动。”但是，也在一些具体问题，例如取消军师两级、编成五个大团等问题上批评了夏脉，因此，军师两级编制在会后才得以恢复。但是，这样一来，大的方向迅速改变，一些正确意见被压了下去，从此，确立了第三次“左”倾路线在湘鄂西地区的全面统治。 贺龙心里十分不快，他知道夏曦执行的就是中央执行的路线，他个人对此无能为力，那怎么办呢？看来只能大处服从，小处灵活处置了。但是，这也是很困难的。夏曦不懂军事，不会打仗，对红军，他还无法绝对控制，作战指挥还得靠贺龙，因此，贺龙能多次违背夏曦的意见，指挥红三军打了几次胜仗，不过，事后都受到了夏曦的批评。夏曦对贺龙他们极为不满，难以忍受。1932年2月和3月之间，他以湘鄂西中央分局和省委的名义，一连通过了五个决议，指责贺龙和红三军的作战行动没有“万分积极化”；批评贺龙他们进行的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是“因循守；日”、“保守主义”；并说，这是“党内的主要危险”；强调必须“转变到大规模平地战、城市战，为夺取中心城市而斗争。”等等。这些决议，从组织上压制了贺龙、段德昌等红军领导人，强迫他们去执行“左”倾冒险路线，不停顿地跟敌人硬打强攻，使贺龙处于非常为难的境地。夏曦用这种强制办法，一步一步把红三军推到了处处被动挨打的危险之中。 1932年3月末，guó mín dǎng集中了十五个团的兵力进行“清剿”，企图与红三军决战。在强攻京山县中损失很大的红三军全力奋战，从3月3O日上午到4月5日，在瓦庙集一带与数倍于自己的敌军进行了七天激战，歼敌二千余人，但是，红三军也消耗了二千余人，弹yào消耗甚巨，已无法补充，战斗力大为削弱。无可奈何，只得赶快撤退。guó mín dǎng军前敌指挥官徐源泉说：“红三军历年所得之于国军之兵器及弹yào耗子斯役殆尽，而肃清鄂中区匪患之成功，实基于此役。”他的话，虽在自我吹嘘，但他说的红三军“兵器及弹yào耗于斯役殆尽”，却是事实。这是一场毫无价值的消耗战。可笑的是，夏曦竟自我夸耀说：“象这样七天七夜持久剧烈的战斗，是在中夏路线领导下的二军团所绝没有的”，“是执行国际路线在中央分局领导下的红三军转变的成功”。夏曦还强令贺龙“用布尔什维克的速度进攻”。贺龙简直哭笑不得，命令又不能不服从，无可奈何地率领红三军再次进逼敌占城镇，继续打那兵书上最忌讳的消耗战。 到了6月间，蒋介石成立了“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自兼司令，调集五十万大军向红军发起了第四次“围剿”。进攻湘鄂西根据地和红三军的是其左路军十万余人。他们企图将红三军压迫至长江、襄河之间，一举歼灭，彻底“铲除”洪湖根据地。 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夏曦不仅不采取有效的措施，反而依然命令红三军不停顿地进攻敌占城镇。更严重的是，就在这时，在根据地和红军中全面地大规模地开展了“肃清反革命”运动，诬杀了大批有经验有能力的忠贞干部。红军和根据地从此陷入了外有强敌压境、内有自我摧残的危殆局面。 面对这一切，贺龙忧心如焚，但是，俗话说，胳膊扭不过大腿，他这个新党员简直一点办法也没有。贺龙后来叙述说： “在敌第四次‘围剿’第二阶段，我们提议把主力转到外线去，逼近应城，威胁武汉，敌人一定会撤。这样，不仅可以开展襄北的斗争，也可以巩固洪湖老区。贺炳炎、宋盘铭已经在襄北组织了独立团，但夏曦不同意。他要寸土必争，在洪湖内部打，要段德昌去筑碉堡。段德昌一面筑碉堡，一面笑，为了这事，德昌还受了处分。” 但是，眼看红军和根据地愈来愈走入绝境。贺龙不甘心，不管夏曦高兴不高兴，不断向夏曦提出建议。他后来说，除了打仗，这也是他唯一能做的事，接受不接受，全在夏曦。 后来，夏曦决定分兵。红三军一部分及洪湖中心区各县地方武装，由夏曦直接指挥，固守根据地；一部分由贺龙、关向应率领转入敌后，钳制敌人。贺龙后来说：“当时，我就估计一定要失败，为什么？第一，分兵不对头，指挥不统一。实际上大部分兵力留在根据地，除七师、警卫师一部分、军委警卫营外，留苏区的还有各县警卫团、警卫营，都是很能打的队伍，可是，夏曦搞寸土必争，做碉堡，使部队分散挨打；第二，大搞‘肃反’，人人诚煌诚恐；第三，真正的反革命——地富分子又进入根据地了。这些人有船，就坐船以群众面目渗进来，因为有这种估计，所以，我在转往外线时，就告诉谷志标把地图带上，可惜地图后来丢了。如果地图在，后来我就不会在伏牛山中走了一个礼拜。” 红军一分兵，搞寸土必争，固守根据地的红军遭到了毁灭xìng的损失。夏曦把电台都丢了。从此，与中共中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21 章 央失去了电讯联系。从1927年秋，经过多少人奋斗牺牲创建起来的湘鄂西根据地，全部被第三次“左”倾路线葬送了。夏曦只得逃出洪湖，去找贺龙。 贺龙率领红三军在应城、安陆、随县、枣阳之间，避开强敌，时分时聚，采用游击战与敌周旋，保存了红三军的这一部分力量。当夏曦找到他们后，他们才知道洪湖根据地全部丧失了。这给红二军广大指战员打击太大了。红三军大部分是洪湖地区的人，他则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创立了这块红色根据地，如今竟这样白白地丢失了，准不痛心？因此，强烈要求打回洪湖去。这时的夏曦，已经完全失掉了信心，不同意打回洪湖去。 贺龙默默无语，思潮起伏。他想，洪湖根据地的丢失，强敌当前，固然是一种因素，但最主要的，还在于领导者的错误。他自己是分局委员、红三军军长，可是，对此却无能为力，心里感到一种说不出的痛苦，常常仰天长叹。 夏曦得知红四方面军主力已经撤离了鄂豫皖苏区，便决定红三军绕道豫南、陕南转往湘鄂边。 数月以来，红三军被强令“不停顿地进攻”，减员甚多，弹yào消耗极大，部队疲惫不堪，而且，又要不断进行“肃反”，弄得人人自危。红三军成了一个军心不稳的疲惫之师。这样的部队，要在敌军前堵后截之中，在反动派统治严密的敌占区长途远征，其艰难险阻是可以想见的。 红三军所到之处，村寨紧闭寨门，群众逃避山林，红军无处宿营，只能露宿郊野。时值严冬，部队缺衣少被，给养匾乏，人员疲惫，减员猛增。进入伏牛山后，每日以百里的速度行军，仍不能摆脱敌人。 贺龙把贺炳炎找来说：“我们非设法打个胜仗不可。你带一个团去埋伏在觉春附近的山口子上，打一次伏击。一定要打胜。” 贺炳炎不辱使命，打了一个好仗，消灭了一部分追来的敌人，使敌人被迫暂时停止了进攻。红三军才得以喘口气。红军长途跋涉，走到陕南武关附近。这里驻有敌人一个旅，附近还有二个旅。贺龙对参谋长唐赤英和独立师师长王炳南说： “我看，要打一下武关，这是对我们红三军的一个考验，一定要打胜。不打胜仗，我们就没法通过呀！” 他亲自来到独立师作战斗动员。独立师一鼓作气，歼敌一个营，打下了武关。从此，红军才取得了一点主动。 到了12月底，在敌人追击围堵中，红三军翻桐柏山，进伏牛山，跨越七千华里，终于到达鹤峰县境，但是，一支近两万人的部队，这时，只剩下了九千人。 到了鹤峰，贺龙憋不住了。他强烈要求召开分局会议，讨论今后行动方略。夏曦同意了。召开了一个只有他和贺龙、关向应三个人参加的湘鄂西分局会议。中共中央派关向应来洪湖，是让他参予中央分局的领导，担任湘鄂西军委主席和红三军政委的，可是，夏曦实际上只让他当了红三军政委。 在这次会议上，贺龙首先提出，应当讨论三个问题：一是恢复湘鄂边根据地和整顿红军；二是打下一个县城，以便休整部队；三是停止“肃反”。贺龙对夏曦说： “现在，湘鄂边的根据地已经不复存在了，只有几支人数不多的游击队在艰难地坚持斗争。目前，首要的就是恢复湘鄂边根据地，以鹤峰为后方，向比较富庶一点的湘西地区发展，先夺取桑植，为疲惫不堪的红军找一个适于休整的地方。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整顿红军，停止正在搞的‘肃反’，不然也无法整顿。” 夏曦闭着眼直摇头。人家发言，他闭着眼睛，这是他的一种习惯。他说：“恢复根据地我同意，但不能停止‘肃反’。”他认为，洪湖失败的原因是“暗藏在党、苏维埃和红军中的大批反革命、‘改组派’的破坏”，主观上，是我们“对反机会主义斗争不彻底和对反革命的党警惕xìng异常不够”。他提出，要在红三军中进行清党，审查党员，重新登记，“肃反”必须彻底进行下去。他指责贺龙说： “你要停止‘肃反’，说明你思想右倾。” 关向应劝说道：“老夏，目前红军处于极为困难的时期，‘肃反’还是停下来吧！” 贺龙说：“‘肃反’先停一个时期，以后有反革命可以再肃嘛！” 夏曦不高兴了，大声说：“你们不用再说了。‘肃反’是中央的部署，也是我们现实的需要，一定要搞下去。大批‘改组派’在部队里，还有好吗？” 会议不欢而散。 贺龙一肚子火，晚上，他去找关向应。对他说：“夏曦这样霸道，怎么行？你来当书记，我们开个会选一下嘛，选出谁，谁当书记。” 关向应马上变了睑。批评说：“老贺，你怎么能这样？这是无组织无纪律嘛！” 贺龙无可奈何，有苦难言。他只得率领红三军去恢复苏区。1933年1月，占领了桑植县城。 “湘西王”陈渠珍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给贺龙写了一封信，要求红三军不要打他驻在桑植一带的周文卿旅，作为jiāo换，他可以把大庸等几个县让出来。 贺龙拿着信去找夏曦、关向应。 那知，夏曦大怒，说：“陈渠珍这是在玩手段，你也相信？” 贺龙耐心地向他解释，说：“目前，红三军极度疲劳。弹yào很少，又没有冬衣，草鞋都没得穿，粮食也十分困难，很难去和敌人作战，更没有取胜的把握。在这种情况厂，利用一下敌人的内部矛盾也是可以的。我们同陈渠珍暂时妥协一下，争取一个休整时期，有什么不好？” 关向应也说：“老贺的意见，我看可行。” 为了增强说服力，贺龙提议把宋盘铭、段德昌两个委员找来，征求一下他们的意见。 段德昌、宋盘铭赞成贺龙的意见，他们要求复海点头答应。 夏曦对此十分恼怒，使出了他惯用的手法：扣大帽子。夏曦说：“我看，你们这是右倾，是革命不彻底的表现，我不能同意。” 他动用“最后决定权”，强令段德自去进攻周燮卿，结果，是可以想到的：打不过人家。红军只好从桑植撤回鹤峰。可以争取到手的地盘，被夏曦葬送了。红三军又一次陷入了被动之中。 谁也无法了解夏曦是一种什么心态。过了几天，1933年1月下旬，他突然召开中央分局扩大会议，除了坚持继续‘“肃反”外．又提出了要解散党、团组织，“创造新红军”的主张。这使与会请人感到愕然。他们怀疑自己的耳朵听错了，一致表示强烈反对。 贺龙站起来说：“你要解散党，我不同意。我在旧军队时就想参加共产党，到南昌bào dòng以后才加入。我只晓得红军是党领导的，你怎么可以解散？” 段德昌勃然大怒，说：“你把红军搞完了，苏区搞垮了，又要搞垮党，你是革命的功臣还是罪人？” 宋盘铭也说：“我从小被送到莫斯科，在莫斯科加入党。解散党，我不能同意。” 夏曦把脸一板，满脸yīn沉，站起来就走。会议没有结果。 党组织没有能解散，“肃反”却越搞越凶了。1933年3月，夏曦独自决定进行第三次大规模“肃反”，逮捕了湘鄂西省委委员、省军委主席团委员、红九师师长段德昌，并准备杀害他。 段德昌，湖南南县人，1921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入党，黄埔军校毕业。北伐战争中，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第一师政治部主任。1928年任湖北公安县委书记、鄂西特委委员，领导了公安bào dòng，与周逸群一起创立了红六军，是洪湖红色根据地和红军的创始人之一，在群众中有很高威望。逮捕段德昌，贺龙怎么能同意？ 他找到夏bào，质问说：“你为什么抓段德昌？” 夏曦冷冷地说：“他是改组派！” 贺龙追问：“你有什么根据？” 夏曦说：“段德昌从前方带信来，要求带队伍回洪湖，这就是拖队逃跑叛变。” 贺龙拍案而起，说：“你毫无道理。德昌写信来是向你提出建议。他要是真的拖队伍去洪湖，何必写信给你？又何必回军部来？” 夏曦理屈，不予回答，只是大声喊：“一定要杀！” 贺龙冲着夏曦大声说：“我坚决反对！德昌有大功，算什么改组派，绝对不能杀。” 夏曦也拍了桌子：“我决定了！” 他又动用了“最后决定权”，贺龙束手无策。他是个党员啊！他只能服从上级的决定，那怕是错的。这是组织原则呀！他恨自己无能为力，救不了段德昌，流下了眼泪。 领导这次“肃反”的，是一个cāo有生杀大权的“肃反委员会”，但是，他们却把贺龙这位分局委员、红三军军长排除在外。短短三个月中，被“肃反委员会”当作“改组派”诬杀的有：湘鄂边特委委员、红九师参谋长王炳南，湘鄂西中央分局委员、红九师政委宋盘铭，红七师师长叶光吉，政治委员盛联均等一大批红军和地方的领导干部，还有许多团、营干部。不仅如此，夏曦还是不顾贺龙、关向应的强烈反对，在3月24日，个人决定解散了红三军中的党团组织。从此，红三军中就没有了共产党组织和政治机关。红三军中只剩下夏曦、贺龙、关向应三名党员了。 眼看一大批从湘鄂边到湘鄂西共同战斗的战友，一个个被诬杀了，竟毫无办法，救不了他们，贺龙内心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何况，这年5月，大姐贺英领导的游击队遭到敌人的袭击，大姐贺英、二姐贺戊妹英勇牺牲。他心如刀绞，恳求贺炳炎去收尸。他说：“你带点钱去，总还剩得有点骨头渣渣吧，收拾一下。”夏曦的．“肃反”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结束，还有多少人要被诬杀，这样下去，革命的前途太危险了。一直跟随贺龙的谭友林清楚地记得，那个时候，贺龙的情绪十分恶劣。他说：“全军都知道，那时，他鱼也很少钓，棋也很少下，跟周围同志开玩笑的朗朗笑声也很久很久没有听到了。一天到晚，老是一股劲地抽烟。” 谁能理解贺龙那时候的痛苦心情呢？ 1961年4月20日，贺龙在向编写红二方面军战史人员谈到红三军的历史时，有人问他，如果贺老总当时与夏曦斗争再尖锐一些，再坚决一些，段德昌那样的领导人是不是能不被杀害？贺龙回答说： “那时，我是个新党员，只懂得遵守党的纪律和服从组织决定。‘肃反’的中期和后期与夏曦确也有过多次尖锐的斗争，但最后总是认为按党的纪律只能服从他。起初，中央指示湘鄂西要进行‘肃反’，还批评湘鄂西中央分局、省委开展‘肃反’不力。当时，guó mín dǎng强大，我们弱小，斗争残酷。中央说有反革命打进苏区和红军，我们也是相信的。后来，夏曦不停地一批又一批地杀人，其中有许多人都是从大革命时期就跟我的，怎么会是‘改组派’呢？我才怀疑，才和夏曦有了分歧，进行斗争。夏曦说，我是军阀出身，我不怕，是不是他说我是军阀，我就变成军阀？我心里有数。只是怕弄不懂党的政策，搞错了。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按中共中央规定，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中央代表、中央分局书记更有最后决定权，那怕所有人都反对，只要中央分局书记一个人赞成，也必须按书记的决定执行，这是非服从不可的。各师、团干部，我和夏曦，从来争不赢。对基层人员只好不征得他的同意，就下令释放，夏曦皱着眉头不吭声，人也就算放了。这类情况我干了许多次。保大的，保不下来，只好服从。后来实在忍不住了，我向关向应政委建议，让他代替夏曦当中央分局书记，关向应严肃地批评了我。我那时政治水平不高，一些事也弄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搞垮自己？心里很苦。” 你看，处在“左”倾路线的夹缝中，贺龙有多么痛苦！他的心确实在流血。 夏曦对于贺龙也并非不想有所行动，只是由于贺龙的特殊身分，他有顾忌罢了。夏曦从洪湖突围跑到贺龙那里以后，有一次，在一个叫王店的地方，别有所图地对贺龙说： “你在guó mín dǎng里有声望，做过旅长、镇守使、师长、军长等大官，‘改组派’就是利用你的声望活动。我看，老贺，你需要写个申明书，好有个jiāo待。’” 贺龙一拍桌子，吼道：“你也给我写申明书！民国12年，我在常德当混成旅旅长时，你拿着guó mín dǎng湖南省党部执行委员身分的名片来找我，你记得吗？你向我要了十万块钱。我请你吃了顿饭，为你开了旅馆，还送给你五万块钱。虽然没有收条，但这是事实。你杀了这么多同志，你是什么党员？你给我写申明书！” 两人拍案相视，剑拔夸张。关向应赶快出来，给他们调停。 后来，在绕道陕南向湘鄂边转移途中，夏曦又一次发难。他突然下令，收缴了贺龙、关向应两人的警卫人员的qiāng，逮捕了两名警卫员。 贺龙大怒，质问夏曦说：“你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你的警卫员不缴qiāng？我还有一支手qiāng，你要不要？”说着，把一支勃朗宁手qiāng“啪”地一声丢在桌子上。 夏曦有些害怕，放了他们两人的警卫员，把qiāng也发还了。 “肃反”是上面决定的，但是，湘鄂西的“肃反”杀的人实在太多了。许多经过考验的优秀知识分子、工农出身的领导干部都被杀害了，造成了灾难xìng的后果。夏曦作为湘鄂西地区的最高决策者、中共中央代表，当然负有直接的不可推卸的责任。夏曦曾留学莫斯科，是一个知识分子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22 章 ，对党有过贡献的老党员，在执行王明路线上，为什么这样疯狂，这样残酷，各有各的说法，笔者在此不敢妄加断言，留待史学家们去探讨吧； ------------------ 11、看看中革军委发来的电报，他说：“接着打吧！军 委离得远，对这里情况没我们清楚。打了胜仗，换点子 批评也合算。” 黔东的十月，已经十分寒冷。贺龙穿着一件从guó mín dǎng军那里缴来的军上衣，坐在一张方桌旁翻阅报纸。哺，方桌上的报纸真不少，厚厚一叠。关向应也拿了一张报纸走到门口，迎着嗖嗖的冷风，看出了神。 “小关，你看到什么喽？”贺龙诧异地问道。 “胡子，你看，这条消息说，肖克、王震的部队已经离开江西遂川，向西边来了。”关向应回答。 “喔？我看看。”贺龙走到门口，从关向应手上拿过报纸，仔细地看了起来。 这条消息很简单，是这样写的：“据悉，盘踞湘赣的匪首肖克、王震，经国军清剿，从遂川向西窜逃，进入湘南。现国军正围堵中。匪首任弼时随行……” “还有个任弼时同志和他们在一起。”贺龙抬头问关向应说：“你认识这个任弼时吗？” 关向应说：“认识。我当共青团书记时，他是我的上级。现在地位很高，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区中央局委员、他随六军团，可能是那里的中央代表。” 一听说“中央代表”，贺龙皱了皱眉头问道：“他乱杀人吗？” 关向应笑了。说：“胡子，中央代表也不是个个乱杀人。他是你们湖南老乡，湘yīn人，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过，懂得很多，是个很能干的同志。” 贺龙没有再问什么，拍拍那张报纸，说：“这是张8月份的报纸。现在已经10月份了，假若六军团真的向西来了，那么，我估计，有可能是来同我们会合的。” “不错，有这个可能，而且，从时间上计算，应该快到竣广’关向应同意贺龙的判断。 “我们何不向南走走，迎接他们？”贺龙提议说。 关向应点点头，说：“对，去迎接他们。” 红三军是1934年6月到达贵州东部的。 黔东是个贫穷落后的大山区，jiāo通闭塞，地势险峻，封建势力也很强大。沿河、德江、印江、松桃等县及毗邻的四川酉阳、秀山地区，山高人稀，汉、苗、侗、土家族等杂居。这里的人民，长期受压迫剥削，三座大山压得他们端不过气来，有强烈的革命要求。二十年代初叶，贺龙率建国军两次经过这里，对这里的情况颇为了解。红三军在濒临绝境之时，来到这里，完全摆脱了guó mín dǎng军的追杀，很需要建立一块根据地，以休养生息。 贺龙在沿河县枫香溪召开的湘鄂西中央分局会议上，提议说：“野鸡有个山头、白鹤有个滩头，我们红军应当有块根据地。” 这时的夏曦，由于处处碰壁，无计可施，不得不同意在这里创建黔东苏区。 红三军组成许多工作组，深入群众，开展建立根据地的工作。7月，在沿河县的铅厂坝召开了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选出了由贺龙等八十人组成的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到9月份，黔东特区已拥有五个县，十万人口了。在创建黔东特区上，夏曦是做了不少工作的，尤其在发动群众方面，这是应当肯定的。实事求是嘛。 这年7月21日，一位中共中央的jiāo通员，历尽艰辛，千里跋涉来到沿河县，送来了中共中央1934年5月6日写给湘鄂西中央分局的指示信和中共中央五中全会决议。 5月来信，根据中央1933年至1934年春了解到的情况，对湘鄂西中央分局在‘肃反’中的错误，给予了严厉的批评。来信说：“你们在‘肃反’中犯了不可容许的严重错误，以肃反工作代替了反对反革命派别的政治上思想上的斗争，代替了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是极大的罪恶”“除了你们自己少数人外，完全不相信群众与自己的同志”“将反革命的力量夸大到不可思议的程度，以致使你们终日陷入疑神疑鬼的恐怖生活着（中），这种恐怖遂造成你们把肃反当作一切工作中心的根本错误”“我们绝对不能同意你们的意见：‘党苏干部十分之九为改组派’。这种估计完全是不正确的，夸大的！”信中还指出，武断地解散一切党组织，无理由地怀疑党团群众，是“拒绝了到处建立我们党的基础与繁殖我们党的工作”“这不但不能保证党的改造，而且破坏我们党的威信，使无产阶级在农村中的领导成为不可能。” 这把“上方宝剑”，解决了贺龙、关向应他们日夜担忧的问题。8月初，湘鄂西中央分局召开会议，通过了《接受中央指示及五中全会决议的决议》，对夏曦所犯错误进行了初步的批评。但是，五中全会决议仍然是第三次“左”倾路线下的产物，因此，它没有，也不可能从思想上、政治上揭示出是什么原因导致夏曦不相信群众、极端夸大反革命力量，把‘肃反’的错误发展到令人发指的程度，更不可能同第三次“左”倾路线联系起来，因而，夏曦虽然作了检查，但肤浅潦草。他在中央分局9月15日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不仅未提及滥施捕杀军队和地方干部所造成的恶果，而且依然说唐赤英（省委委员、省军委参谋长）、王一鸣（七师师长）、周小康（省委委员、湘鄂西特委书记）、段德昌（省委委员、省军委主席团委员、红九师师长）、王炳南（湘鄂边特委委员、红九师参谋长）、宋盘铭（分局委员、红九师政委）、陈培荫（红九师第二任政委、鹤峰县委书记）、叶光吉（红七师师长）、盛联均（红七师政委）等人是“改组派”。不过，中央5月来信，终于严厉批评了湘鄂西的“肃反”，使在红军和湘鄂西根据地连续进行了两年多的“肃反”停止了。 令人遗憾的是，信来得太晚了，血，已经流得够多了。 也正因为有5月来信，贺龙、关向应才能顺利地作出红三军主力南进，迎接六军团的决定。1O月15日，他们到达沿河县故岩乡水田坝，遇到了由红六军团参谋长李达率领的四百余人。他们是红六军团的先头部队。第二天，贺龙、李达合兵一处，兼程南下，寻找红六军团主力。 李达向贺龙讲述了红六军团西征的情况。贺龙这才知道，六军团西征是中共中央实施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一部分。中央是让他们到湘中创造新的根据地，并联络红三军的。李达说，实际上，我们成了中央红军的先遣队。我们先期突围，深入湖南，就可以调动敌人，摸清情况，探探路子。如果我们在湘中开辟了一块根据地，就可以让中央红军的转移有一个立足之地。李达告诉他，这次六军团西征十分艰难。他们突破在军的堡垒封锁，抢渡湘江，转战湘桂黔边，冲破三省guó mín dǎng军的围堵追击，连续作战八十余天，跨越敌境五千余里；付出了重大的代价。十八师师长龙云被俘后，让何键残酷杀害了。贺龙听了，十分钦佩。 23日，在梵净山下的江口县堰边溪的木根坡，与红六军团的五十团会合了。这个团在甘溪战斗后，与主力失去了联系。战前，军团领导告诉他们说：“如果在大地方找不到主力部队，可去印江找贺龙。”所以，当他们找不到主力部队对，就直奔印江，来到梵净山脚下。他们的团长很聪明，让司号员吹起了六军团的军号，用以联络。果然，被李达听到，于是顺利会合。 一天以后，在印江县木黄，贺龙终于见到了任弼时、肖克、王震。 军团政委王震向贺龙汇报了六军团情况后，说：“我们的情况就是这样，请贺军长指示。” 贺龙说：“指示可不敢当。不过，我建议你们当前要抓好三件事：第一是睡好觉，吃好饭；第二是洗澡、理发、洗衣服；第三是打草鞋。一定要求部队好好恢复体力。你们走这么远的路，太疲劳了。要整理部队，准备继续打仗。” 关向应要求红三军后勤部门尽一切力量保障六军团休息好。于是，红三军各部，有粮送粮，有ròu送ròu，有盐送盐，好不热闹。 两天以后，10月26日，两支红军在南腰界举行了隆重的庆祝大会。任弼时宣读了中共中央庆祝红三军与红六军团会师的贺电，报告了当前的形势，最后，他指着坐在主席台上的贺龙，高声说：“看呀，他就是两把菜刀闹革命、参加南昌起义的总指挥，我们红三军的军长贺龙同志。” 六军团广大指战员对贺龙的大名，早已如雷灌耳。听到任弼时的介绍，台上台下一齐鼓起掌来。有的人站立起来，想目睹贺龙的风采。 贺龙笑容满面，走到讲台前。他头戴八角帽，腰扎一根很宽的皮带，脚蹬旧草鞋，手里拿着根旱烟杆子，眼睛大而有神，嘴上那一小撮短而黑的胡须，更使他显得英俊潇洒。这时，贺龙三十八岁，已经承受过于磨万击，锤炼得十分钢强了。他挺着高大魁梧的身躯向台下指战员行军礼，风趣地说： “我让弼时同志夸得有点子昏昏沉沉喽！‘两把菜刀闹革命’，一把在别人手里，我手里只拿着一把，是单刀，不是双刀。” 一句话，满场bào发出愉快的笑声。 停了一会，他说：“会师，会师，会见老师！你们来自井冈山，那是毛主席、朱总司令创造的苏区，一直是我贺龙和红三军学习的榜样。我代表红三军全体指战员热烈欢迎你们！你们千里跋涉来到这里，本该休息两天，睡个好觉，可蒋介石不会让我们休息。我们一会师，树大招风，我料定，蒋介石他也睡不着喽！这里是我们新开辟的根据地，不很巩固呀！可靠的根据地在哪里呢？”他用烟竿敲敲自己的草鞋底子，说：“在我们的脚板上！靠我们行军、打仗夺取胜利，开辟更大的根据地，消灭更多的敌人。到了那一天，我贺龙请客，大家轮流睡上一天一夜！” 台下的掌声更响了。 会师以后，根据中央军委电令，整顿了组织。红三军恢复了红二军团的番号，贺龙任军团长，中央代表任弼时任政委，关向应为副政委，从六军团调来了参谋长李达，政治部主任张子意。 红二军团恢复以后，立即从六军团调来一些有经验的师、团政治工作干部，帮助红二军团恢复和发展被夏暗撤消了的各级政治机关。二军团一些被错误处理，撤消了职务的干部又重新启用；被错误地开除出党的同志恢复了党籍；基层党的工作又开始活跃起来。经过这样的组织整顿，广大干部战士的积极xìng重新被调动起来了。 两军团虽然没有形成统一的措挥机构，但是，实际上形成了以贺龙、任弼时、关向应为核心的领导集体。任弼时谦虚大度，对贺龙很尊重。贺龙和任弼时合作得很好。夏曦掌权时那种压抑感已经一扫而光了。他又恢复了那种乐观。豁达、敢做、敢说的本来面目，处处又都可以听到他爽朗的笑声了。这时的贺龙，充满了活力，聪明与才智得到了很好的发挥。打起仗来，真有点百战不殆的味道。 我们从下面叙述的几件事中，便可窥见一斑。 两军团黔东会师时，中央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已经失败，1934年10月ZI日，撤离了江西苏区，向西实施战略转移。红六军团和红三军会师前夕，任弼时接到中革军委电令，指示红六军团单独进入湘黔边境的松桃、乾城、凤凰一带。会师以后，怎么行动？是两军团集中行动，还是分开作战？是按中革军委的意见，出兵湘黔边境，还是到别的地方去？怎样才能配合红一方面军的战略转移？成为任弼时、贺龙、肖克、关向应、王震他们必须首先考虑的问题。 两军团领导在一个叫做南腰界的地方开会，分析研究目前形势和今后的行动方针。贺龙在会上毫无顾忌地表明，他不同意中革军委的意见，并摆出了他的看法。他说： “乾城、凤凰是陈渠珍的老窝子。他在那里已经统治了几十年了。他这个人，我了解，颇有些头脑，也会用兵，也很凶恶，只是野心有限，就想当个湘西的上皇帝——湘西王。他很怕蒋介石、何键来吞掉他。只要我们不主动打他，他不会拼出血本和我们打的。我们要是到他的老窝里去捅上一刀，那他是会拼老命的喽！我们到他那个地方去，活动会很困难的。六军团才三千多人，是打不赢的。如果我们两个军团一起去湘西北的桑植、大庸、永顺、石门、慈利一带，情况就会大不一样。那里不是陈维珍的地盘，他还不如我熟悉。那一带群众基础好，群众会支持我们的。我们出兵湘西北，可以牵制湖南、湖北一大批敌人，能够起到支援一方面军的作用。我们把两湖的一大批敌人背起来，一方面军肩头上也好轻一些子喽！” 任弼时想了想问道：“老贺，去湘西北打得赢吗？” 贺龙说：“一个军团去不行，两个军团一块去，打得赢。” 经过讨论，两军团领导入统一了认识，一致同意不去乾城、凤凰，而去湘西北；不分开行动，两军团集中行动。他们向中革军委发电报说：“在敌我及地方实际情形条件下，我们建议二、六军团暂时集中行动，以便消灭敌人一、二个支队，开展新的更有利于两军团将来分开行动的局面。目前分开，敌必取各个击破之策。” 哪知，中革军委不同意这一意见。1O月26日给任、肖、王的电报说：“二、六军团合成一个单位及一起行动是绝对错误的。二、六军团应仍单独的依中央及军委指示的活动地区发展，各直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23 章 中央及军委直接指挥。” 怎么办2两军团领导再次开会研究。贺龙说：“军委对乾、风地区和湘西的情况都不十分了解，对我们两军团的实际情况也知之不多。我看，再打个电报、呈述清楚这些问题。” 任弼时说：“是这么个问题。看来，我们要着重陈述清楚两军团分合的利害关系。” 关向应提议说：“那就用两军团领导的名义起草个电报。” 肖克。王震也都同意。 他们一边复电军委，一边开始行动。 IC月28日，夏曦、贺龙、关向应、任弼时、肖克、王震联名复电，再陈利害；10月3O日，两军团全体出动，发动湘西攻势。 贺龙对任弼时、肖克说：“我们去湘西北，要先兜个圈子，占邻酉阳，把陈渠珍那万把子人从永顺、大庸引出来拦截我们，我们再甩手一拐，就能进永顺城休息几天。” 肖克问：“酉阳城怎么打法？” 贺龙说：“酉阳城是川军独二旅旅长田冠石把守的。他是我当年在武汉当军长时的部下。我写封信给他，叫他让开大路，我们借个道。我们又不占他的地盘，他不会不肯的。” 任弼时点头说：“那你就给你那位部下写封信，看他听不听你的。” 果然不错，这位川军旅长接到贺龙的信，很块弃城率部而去。两军团顺利通过酉阳城，一qiāng未放。 任弼时说：“老贺这一着真灵啊！下一着不知怎样？陈渠珍会听你调动吗？” 贺龙狡猾地一笑，说：“会的，弼时同志。他怕我们去端他的老窝子呀！” 贺龙真神了。陈渠珍一听说贺龙占领酉阳，马上调周文卿、龚仁杰、杨其昌三个旅共万余人，从永绥、保靖向北行动，阻截红军。贺龙大喜。他告诉肖克、王震说： “我们先虚晃他一qiāng，渡酉水，兵进龙山县抬头寨，把他那三个旅往北再牵一牵。等他们过来，我们立即掉头东去，直chā永顺，万无一失。” 任弼时说：“老贺打仗，鬼精灵。” 11月17日，两军团顺顺当当进入了湘西的咽喉要地永顺城。 这是第一桩。 现在来叙述第二桩：龙家寨之战。 二、六军团在永顺休整了三天，进行了大量的工作，特别是两军团领导在这里开了一个会，解决夏曦的问题。会后，肖克、任弼时、王震向中共中央书记处、中革军委报告说：夏曦“执行了退却逃跑的机会主义路线，曾使党遭到先后取消党、团，取消红军中政治组织和苏维埃及群众组织的取消主义”“‘肃反中，十分之九的连以上军事、政治干部，当反革命拘捕了，因他的错误领导，使湘鄂西苏区受到损失。”“经过会议，始终没有承认他的政治路线的错误，因此，我们认为他不能继续领导，建议中央撤消他中央分局书记及分革军委会主席”“提议贺龙为分革军委会主席，肖、任副之。” 中共中央书记处11月6日复电认为，夏曦的严重错误是句“1.没有创立新的苏区根据地的坚决决心。2．肃反方面，在反革命活动面前走到了乱捉乱杀的严重状态。3．对于党与群众组织缺乏信心，并走到了取消党与群众组织的道路。”“中央决定成立湘鄂川黔边省委，以任弼时为书记，贺、夏、关、肖、王等为委员。……二军团长由贺龙同志任之，政委由弼时兼；六军团长（政委）为肖、王。两军团均直受军委领导，但在两军共同行动时，则由贺、任统一指挥之。” 接到这份电报，大家都十分高兴。贺龙想，夏曦的问题中央到底有了结论，说明自己以往同他的斗争没有错，心里感到非常轻松，可惜的是，那么多被诬杀的同志没有能等到今天，心里又感到痛苦。 这时，陈渠珍已经成立了一个“剿匪指挥部”。可是，他自己却不出马，而让他手下的两个旅长龚仁杰、周燮卿分任正副指挥官，纠集十多个团分四路纵队外向永顺。 在研究御敌对策时，贺龙说：“我的想法是先撤出县城，让他一步，叫他狂够狂足，再回过头来收拾他。这一仗，关系到我们两军团在湘西北能不能站住脚，能不能全力地支援一方面军。一定要打好。” 贺龙、任弼时随即离开永顺。走到钓矾岩，大家觉得这里地形不错，可以作为伏击地域，打他们一下。贺龙东走走，西看看，对肖克说：“这里离城太近了吧？如果围得不紧，敌人就能逃回城里，再打就难了。” 肖克说：“有道理，那就再走远一点。” 后来，他们选定了距城四十五公里的龙家寨作为伏击点。这里是一个南北长十五华里、东西宽二华里的谷地，村庄较多，村中多为木板房子，没有坚固建筑，易攻难守；两侧山坡平缓，林木茂密，利于隐蔽和出击，是个理想的伏击地域。 贺龙在山坡上一棵大树下，用望远镜仔细观察了一会，脸上露出了笑容。看来，他对部队荫蔽情况是满意的。 他对警卫员说：“这里能避风，请任政委他们到这儿来吧！” 在这棵大树下，军团领导和各师的师长、政委开了个会。贺龙用马鞭在地上画着地图，部置战斗。他说： “我这是个大口袋，口袋口子在官庄。王震同志带四十九团在那里，等敌人全部进了口袋，便把口子紧紧扎住，关门打狗。你们回去告诉大家，打埋伏要万分隐蔽。敌人进了口袋，打冲锋要迅速、突然，一下子扑到敌人跟前，chā到敌人堆里，打得越猛越好，要使敌人措手不及。” 红军撤出永顺，龚仁杰以为是红军怯战，便下令追踪。红军且战且退，不时又丢弃些qiāng枝、物资，引其上钩。16日下午四时左右，龚仁杰、周文卿两个旅进入伏击圈。贺龙马鞭一挥，一声令下，刹时间，满山遍野的红军杀了出来。两小时结束战斗，敌人大部被歼。 还有一次是浯溪河战斗，也是很能体现贺龙指挥作战的才能的。 龙家寨战斗以后，贺龙、任朗时指挥二、六军团相继占领了大庸、桑植两座县城，准备立即进攻慈利，进抵常德、桃源。 可是，11月25日，他们接到中革军委电报，命令说：“我西方军已过潇水，正向全州上游急进中，你们应该利用最近几次胜利及湘西北敌情空虚，坚决深入到湖南中部及西部行动，并积极协助西方军。首先，你们应前出到湘敌jiāo通经济命脉之流水地域。主力应力求占领玩陵，向常德、桃源方向应派出得力的游击活动。”“西方军”就是红一方面军。电报还指出，除留二军团一部分巩固苏区外，“二军团主力及六军团全部应集结一起，以便突击遭遇的正规部队。” 怎么加不理会恐怕不行，这是上级的决定啊！因此，他们只好放弃原来的计划，执行中革军委的指示，留下任弼时、王震、张子意率红六军团两个团及红二军团一个团巩固苏区；贺龙、关向应、肖克带领红二军团主力和六军团一个团按中革军委电令继续发展攻势。 他们由大庸市下，攻击化陵，以便进入湘中，但是，沈陵守军已有充分准备，袭击没有成功。贺龙当即决定改变中革军委的计划，按原来的想法，挥兵顺流水东下，乘虚进击常德、桃源。 贺龙、肖克得知，guó mín dǎng军独立三十四旅奉蒋介石之命，由湖北黄坡开到常德、桃源一带布防。旅长罗启强认为，自己弹yào充足，装备精良，想用“决战防御”与红军在常德外围决战。因此，他把其七0一团放在桃源以北之浯溪河，七O二团放在陬市、河(氵伏)地区，七00团驻守桃源，旅部在常德，企图消耗和疲劳红军，保持常、桃两城，视机决战。 贺龙认为，罗启强的这冲部署最大的弱点是各团相距太远，皆有数十里之遥，不利于互相配合，及时支援。我们应当抓住他这个弱点，先奔袭语溪河消灭七0一团，再各个击破。他命令红二、六军团主力，奔袭浯溪河。 12月14日，中革军委又发来电报，不同意贺龙率军东出常、桃，认为“主力仍应向沉江上yóu xing动，以便相当调动或钳制黔阳、甚江、洪江的敌人。如辰州附近不便渡河，可改于保靖附近南渡至沪溪、乾城、凤凰地域活动，对桃源方向只须派一支队伍去活动，以钳制与迷惑湘中之敌。” 肖克把电投递给贺龙说：“胡子，怎么办？还要让我们去代江上游” 贺龙看了看电报，抽着烟，踱了几步，回头对肖克说： “我看还是接着打吧！军委离我们那么远，对这里的情况没有我们清楚。我们按计划打，打了胜仗，即使换点子批评也会算嘛！我看，怎么对斗争有利，怎么能把敌人多背点过来，使红一方面军减轻压力，就怎么干。你说呢？” 这就是打仗时的贺龙，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过，真有点“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味道。 肖克说：“我也是这个想法。” 贺龙把电报往桌上一放，说：“那好，先别管这份电报，打仗！” 12月15日夜晚，大雨倾盆。这种天气，敌人往往疏于防守。红军抓住机会，冒雨急行军一百余里，奔袭语溪河。16日拂晓，先头部队一举突入语溪河西山敌人阵地。guó mín dǎng军集中兵力进行反扑。七0一团主力离开阵地进行反冲击。红四师抓住其脱离阵地之机，发动突然攻击。这一击，实在太重了，敌人迅即瓦解。慌乱不堪的敌人，拚命向南逃跑。由桃源赶来增援的七00团的两个营刚到语溪河，就被溃退下来的敌军冲乱了套。他们不战自溃，和七0一团的溃兵混在一起，向常德逃跑。红十七师五十一团猛打猛冲，竟一举占领了陬市。贺龙看到战斗发展如此迅速，乘势发展进攻，包围常德，占领桃源。 这一个奔袭战打得太漂亮了。由奔袭转为进攻，中间几乎没有任何间隙，弄得guó mín dǎng军的一些指挥官们来不及反应，便慌忙撤退了。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被打败的，只得说：“贺龙打仗，诡计多端，难以捉摸。” 贺龙率军占桃源，围常德，何键惊恐异常，一日数电，向蒋老头子告急：“共匪围攻常德甚急，势难固守，速飞兵来援。”他还请求湖北省主席徐源泉：“迅令在临法、鳌山夹击。”与此同时，急令正在追堵西方军的湘军三个师兼程回援常德；又令陈渠珍兵发大庸，进攻苏区。 陈渠珍与贺龙jiāo手多年，深知贺龙用兵难以预料，害怕贺龙突然攻其老窠，忙令其部队坚守湘鄂边境，不许出战。对何键的命令，置若罔闻。蒋介石呢？他害怕的是二、六军团与西方军会师，于是，下令正在追堵西方军的李云杰、李锡珩两个纵队四个师开到湘黔边境布防。这样一来，便大大减轻了在湘江之战中受到很大损失的西方军的压力，实现了中本军委的战略意图。 贺龙就是这样，敢于不避讳违背中革军委指示的嫌疑，也不怕因此而受到处分，根据中共中央“发展湘西北并配合西方军”这一总的意图，从实际情况出发，决定自己的行动方针。 贺龙的确是一位有胆识，有智谋的优秀的高级指挥员。 ------------------ 12、人们说，长征路上，贺龙有三次“神来之笔”，使 一万来人的二、六军团没有“蚀本”。máo zé dōng说：“这 是个了不起的奇迹。” 长征胜利了，一个时代结束了。贺龙和任弼时来到保安。他们要在这里会见máo zé dōng。 1936年11月的一天，黄土高原天高云淡。máo zé dōng在一间窑洞里会见了二、四方面军的部分领导人。这年，máo zé dōng四十三岁，雄姿英发，侃侃而谈。那一头浓密的长发，使他显露出几分书生气。máo zé dōng纵论红军长征，谈兴颇浓。谈到二、六军团长征情形时，máo zé dōng手里习惯地挟着一支香烟，微抬着头，望着贺龙、任弼时，说： “你们二、六军团在乌蒙山里打转转，不要说敌人，连我们也被你们转昏了头，硬是让你们转出来了嘛！出贵州，过乌江，我们是付出了大代价的幄。二、六军团却讨了巧，就没有吃亏。你们一万人，走过来还是一万人，没有蚀本，是个了不起的奇迹，是个大经验，要总结，要大家学习。” máo zé dōng的话没有错。 二、六军团从桑植刘家坪出发，进行长征，共有一万七千余人。经过历时一年，转战湘、黔、滇、康、川、青、甘、陕八省，在与红一方面军会师时，全军尚有一万一千人。长征是一次不得已而为之的战略退却，各路红军都有很大损失。红一方面军仅湘江之战，即由八万六千人锐减到三万人；红四方面军在南下川康中，由八万人减到了四万人。红二、六军团在万里长征中也付出了巨大代价，共减员约一万数千人，但能一面战斗一面补充，基本上保持了原有的兵力。无怪乎máo zé dōng要说这是个“奇迹”。当然，这个奇迹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1936年11月30日，任弼时在《关于二、六军团长征的总结与二方面军发展前途及目前任务报告大纲》中总结说：“红二方面军所以能够取得长征的胜利，是因为，广大指战员英勇果敢，艰苦奋斗；发扬了指挥员的组织指挥能力和所有指战员政治上的坚定xìng；正确地执行了党中央及军委的政治及军事路线；全国红军革命力量的配合与广大群众的拥护。”这无疑是正确的。然而，长征是一场战争，一场在退却中求生存的战争，这就和指挥战争的主要指挥员的“组织指挥能力”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不论是湘江之战，还是南下川康，之所以损失巨大，无疑与战争指挥者的决策和用兵有关，因此，谈论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24 章 二、六军团的“奇迹”，就无法避开担任主要指挥员的贺龙的指挥艺术了。 一些经历过长征的老同志，一谈起长征来，都津津乐道于贺龙在长征中的三次“神来之笔”。 所谓“神来之笔”，指的是贺龙决策和用兵之神妙。第一次，是yù入贵州，而先进湘中；第二次，是到乌蒙山去打转转；第三次，是佯攻昆明，巧渡金沙江。 下面，就来摆一摆这三次“神来之笔”的“龙门阵”，看一看，“神”在何处？ 1936年9月，蒋介石调集了他的嫡系、半摘系的中央军和湘鄂两省地方军一百三十多个团，“围剿”湘鄂川黔根据地。他们不采用通常使用的那种长驱直入、急进猛追的办法，而改为逐段修筑碉堡，jiāo替稳步前进的堡垒战术。他们日进三、五里，边筑堡，边推进，企图逐步压缩对红二、六军团的包围，把长江以南唯一的一支主力红军消灭掉。 在敌人这种步步为营，处处筑堡的进攻下，湘鄂川黔根据地的面积日益缩小，情况十分严峻。 10月中旬，中共湘鄂川黔边省委和中革军委分会在桑植刘家坪召开联席会议，讨论行动方针。会上摆出了两种可供选择的方案：一是突围转移到黔东的石吁、镇远、黄平地区，在广大无堡垒地带与敌人周旋；二是突围后，按照朱德、张国焘的电报，在苏区附近活动。这里有一点要写明白。1935年7月至8月间，红一、四方面军会师以后，中共中央曾对电台的配置作了调整。负责中革军委与红二、六军团联络的电台，残往红军总部。二、六军团因之与中央军委失去了电报联系。在9月间，六军团电台突然收到了中革军委电台的联络信号。任弼时当即致电周恩来：“你们现在何处？久失联络，请来电对此间省委委员姓名说明，以证明我们的关系。”第二天，收到了朱德，张国焘共同签署的回电：“二十九日来电收到，你们省委弼时同志书记，贺龙、夏曦、关向应，肖克、王震等委员。一、四方面军6月在懋功会合行动，中央任国焘为总政委。”二、六军团领导人还不知道，因为张国焘的分裂活动，中共中央已率一、三军团北上。中革军委电台已在张国焘控制之中，所以，电讯联络恢复以后相当一段时间里，二、六军团发给中央的电报，包括关于部队行动方针的请示报告，都未发到中央，而拍发到了朱德、张国焘这里。 大家分析认为，敌人的一百三十个团已完成了对苏区四周的封锁。苏区虽经一年多的建设，但地主武装和土匪并未彻底消灭，群众发动得也不充分，总的来说，后方是不巩固的。苏区面积不大，东有洞庭湖，北有长江，南为流水，渔水，西边是大山区，不利于大兵团机动，而且，由于敌人的压迫，本来不大的地区已愈来愈小，兵员、物资尤其是粮食的补充十分困难。红一方面军已渡江北上，四方面军也退到了川康边境，二、六军团在长江以南是一支孤军，在现地域内，根本无法粉碎敌人的“围剿”，也不能按朱、张意见在苏区周边活动，因为，敌人进入苏区后，便会逐段修筑碉堡，然后，依托他们的碉堡阵地返回来“清剿”苏区周边地区。红军突围后，如不远去，必然陷入困境，因此，会议决定，主力移出苏区，实行战略转移，突围远征，去贵州的石吁，镇远、黄平地区。 贺龙在刘家坪红二军团长征动员大会上讲话说：“现在，我们二军团已经有了三个师八个团，六军团也建立了十六师，两个军团有一万七千人，而且个个都是能征惯战的好汉子。这比我们刚刚会师的时候，扩大了一倍多。蒋介石搞了一百三十个团来围攻我们。他们修筑碉堡，步步为营，我们活动的地盘越来越小。我们苏区建设了一年多，人民群众尽了最大努力，支援红军，可是，这里山多，田少，加上敌人烧杀抢掠，那还能养得起我们两万人的红军？人要吃饭，马要吃料，可是老天爷长不出那么多粮食，所以，我们只能转移到外线去，抛开这一大帮子乌龟壳子。外边地方大着呢！我们可以行动自如呀！” 但是，要跳出这一百三十多个团的包围，转到黔东去，谈何容易。怎么办呢？在军分会会议上，任弼时让贺龙拿个主意。贺龙想了想说： “怎么走？我们突围之后直奔贵州？那样，蒋介石围攻我们的几十万大军便会盯住我们不放。屁股后头跟着十几万敌人，那可是很不舒服的喽！你打又打不过，摆脱又摆脱不掉，我们就会处于被动局面之中，这不是好办法步。” 大家认为贺龙的分析很有道理。关向应问道：“老贺，你有什么办法？” 贺龙沉默了一会，提出了他几天来反夏考虑过的意见： “我的意见，我们先到湘中去。那里地区辽阔，物产丰富。到了那里，一则可以补充物资，筹集款项，宣传抗日；二则可以威胁长沙。我们到了湘中，敌人怕我们进攻长沙，就会调兵追到湘中，我们再抛开放人，转入贵州，在敌人部署被打乱后的无计划行动中，取得主动权。” 大家听了，你一言我一句地议论起来了，最后，一致同意了贺龙的意见。 肖克说：“你这一步棋蛮鬼嘛！” 贺龙一笑，说：“兵不厌诈嘛！打仗就要有点儿机灵劲。” 11月19日，贺龙、任弼时下达了突围的命令。当晚，二、六军团从刘家坪出发，开始战略转移。 第二天，二、六军团突破敌人的灌水防线。第四天，突破沉水封锁，简而言之，从11月23日到28日，二、六军团分别占领了辰溪，浦市、淑浦，新化、兰田和湘中著名的锡矿山，控制了湖南中都不少地区。 贺龙对任弼时、关向应说：“敌人现在被我们弄蒙了，还来不及追过来。我们有时间在这个地区展开活动。两位是主角，就看你们唱戏喽！” 任弼时笑着说：“也有你的份嘛！你想偷懒？” 贺龙拱拱手，说：“贺龙不敢，请政委吩咐。” 唱戏？唱什么戏？一是要大张旗鼓地宣传抗日。早在8月间，湘鄂川黔省委就接到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统一战线和抗日救国的指示。8月26日，贺龙、任弼时，肖克、关向应、王震、张子意共同签署了一个《号召全国民众保卫中国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打倒卖国罪魁蒋介石的宣言》，现在可以开展这方面的宣传、组织活动了；二是要积极筹粮筹款、筹措物资，扩大红军。 他们的“戏”唱得很好。在此期间，建立了抗日游击队、抗日大同盟、抗日义勇军等三十八支抗日武装，有三千多名青年参加了红军。在筹粮筹款筹措物资方面，成绩显著，仅款项就筹措到数十万银元。 红军在湘中频传捷报的时候，贺龙自己也添了喜讯：夫人骞先任生了一个女儿。 1929年，贺龙在湘鄂边创建根据地时，夫人向元姑病逝，王琳和女儿贺金莲下落不明，生死未卜。这年9月，他和红四军军部军政训练班的教员骞先任结婚。现在，他们的女儿出世了，应该给她取个名字呀！有人说，等总指挥从前方回来再说。红六军团政委王震说：“等胡子回来？你知道等到什么时候？我说，红军在湘中打了胜仗，她是在捷报声中出生的。我看，就叫捷生吧！” 贺捷生在战火中诞生，襁褓中参加了长征，但是，谁又能料到，后来，她却经历坎坷，受过不少苦难。现在，她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位女将军。 蒋介石当然不是傻瓜。他看到围歼红军于龙山、永顺、桑植之间的计划破产了，红军现已挥兵沉江，长沙告急，便立即改变部署：以樊嵩甫纵队的四个师和李觉纵队的三个师为主，组成“追剿军”，由何键当总司令，“追剿”红二、六军团；陶广纵队三个师和郭汝栋纵队八个团开抵沉江西岸，负责堵截；汤恩伯纵队二个师防守长沙。蒋介石妄想把红军消灭在流水和资水之间。 根据这一情况，贺龙召开军分会会议。他在会上说：“敌人追来了，我们怎么办？大家有何高见？” 有人提议说：“按原计划，向黔东转移，不跟他们纠缠。朱总司令、张总政委不是有个电报让我们首先向东南，再求西进吗？” 于是，大家围绕朱、张电报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最后，贺龙发言说：“湘中八天，我们得到了休整，开展了工作，装备、物资都比过去充实了。敌人追来想吃掉我们，可没有那么容易。我看，我们是不是再把樊嵩甫和李觉拖一阵子。不是说先东后西嘛！我说，咱们来个声东击西，兵分两路向东边去兜个大圈子，造成东渡资水的形势，索xìng把何键这十几万人吸引过来，让他跟在我们屁股后边追；追得他人困马乏，筋疲力尽。有机会，还可以敲掉他一碗子，没得机会，掉头向北，去石吁。总而言之，不能让敌人搞清我们西去的意图。不过，我们也得辛苦点，脚板子要吃些苦头喽！” 任弼时一听，拍一下大腿，站起来说：“好，就按老贺的计划，我们来个声东击西，把他们拖个半死！” 12月11日，两军团从淑浦，带出发，兵分两路，连续九天向东南方向急进。何键果然以为红军要过资江，命令他的部队穷追不舍。桂系军队怕红军进入广西，也开始北调。 在瓦屋塘与陶广纵队打了一仗以后，贺龙、任弼时突然下令：南取武阳，经过陶广纵队，渡巫水北进！ 时值隆冬，大雪纷飞。红军在遂宁、洪江间用竹筏渡过巫水，向北进入高寒山区。这里山高岭险，海拔部在一千至一千五百米左右，气候寒冷。红军忍受寒冷和饥饿的威胁，沿崎岖山路，昼夜兼程，在江西街和托口两处再次抢渡流水，到达主江冷水铺一带。这时，红军已把数路追兵远远地甩在了后面。二、六军团在这里安安稳稳地渡过了1936年的新年。 l月9日，贺龙、任弼时率二、六军团按预定计划到达贵州石吁地区。 这是贺龙的第一次“神来之军”。“神”就神在声东击西上。他们是要西去贵州，却东向湘中，完全打乱了蒋介石的“围剿”计划，陷入被动，还弄不清贺龙到底想兵进何处。要说鬼，也真有点子鬼得难以捉摸。 石汗地区地瘠民贫，严重缺粮，地形也不利于打运动战。1936年2月2日，贺龙挥兵黔西。他指挥两军团巧渡鸭地河，占领黔西、大定、毕节三个县城及其周围地区。在这里展开了建立根据地的工作。贺龙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在这一地区建立了九十个乡、镇、村苏维埃政权，并吸收了五千多新兵。长征四个月来，红军天天行军打仗，与敌周旋，在这里，才得到了一次较长时间的休整。 小小的毕节城，住着一位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他叫周素园，五十七岁，清末秀才，是辛亥革命时期贵州反清举义的领导人，担任过贵州军政府行政总理、云贵川总司令部秘书长。1925年退出军界。在西南地区有很高的声望。红军来毕节前，guó mín dǎng政府专员莫雄专程拜访周素园，劝他跟其一起逃走。 周素园说：“我不走。要走，你就撤走算了，不要跟红军为难。何况，你们也打不赢红军。贺龙是一员虎将，你莫去拿鸡蛋往石头上碰。” 红六军团占领毕节后，有的红军干部到周素园家里去。出乎意料，这位当过大官的人，居然没有多少家产，却有相当多的书。他们惊奇地发现，在众多的书中，还有guó mín dǎng明令禁止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有的已被这位老先生批注得密密麻麻。他们很纳闷，告诉了政委王震。王震听了，邀请了已担任六军团政治部主任的夏曦同去拜访。 寒喧之后，王震问道。“周老先生，你当过大官呐，红军来了，你为什么不走？” 周素园微微一笑，回答说：“我当过大官；可没有做过伤天害理的事，又没发过不义之财，没得什么家产，两袖清风，我怕什么？何必跑呢！” 王震又问：“你怎么还有不少马克思主义的书呀？” “孙中山革命失败了，如今的中国乱成了这个样子，我总该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吧？”周素园回答说：“你大概不相信吧？我研究马克思的学说足足有十年了。我看，马克思讲得是对的，我相信他的理论。可惜人老了，只能是纸上谈兵喽！” 夏曦问道：“周老先生，你研究马克思主义，好啊！现在我们共产党的政策是抗日反蒋，不知老先生赞成不赞成？” 周素园说：“当然赞成！我完全赞成！” 王震、夏曦十分感动，把周素园的情况向贺龙作了汇报，并建议说：“总指挥，把他请出来，怎么样？” 贺龙说：“对，王胡子，不清这样的人出来，我们清谁？我去请。” 周素园真的被贺龙请出来了，当了贵州救国军总司令员。这位老先生一出任，立刻团结了一些上层开明人士，工作很有成效。 周素园同云南的一些头面人物是很熟悉的。贺龙、任弼时请他给云南的龙云、孙渡写信。老先生欣然同意。他在给孙渡的信中说：“蒋介石派中央军嫡系万耀煌，樊嵩甫等进入云南、贵州来打红军，也叫你们打红军。红军是那么好打的吗？退一步说，即使你们把红军打败了，也是两败俱伤。万、樊将挟天子以令诸侯，那时的云南，还会是你们的。假道灭貌，史有明鉴。”后来，孙渡在威宁按兵不动，使红军可以侧重对付东面的敌人，不能不说是这封信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在红军撤离毕节时，贺龙对任弼时说：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25 章 “周素园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好，跟我们一道长征，他是受不了的。这位先生为人刚正，影响又大，让他留在毕节也不合适。我看可以请他转到香港去，为我们党做些统一战线工作，发挥他的长处。”任弼时认为贺龙想得周到，表示赞同。贺龙便派人向周素园转达了他们的意见，并给他送去一批黄金和银元，作为他到香港之后的生活费用。 周素园甚为感动，老泪纵横。他说：“我在黑暗的社会里摸索了几十年，想为中国作些贡献，但是到处碰壁。现在我参加了红军，才看到了光明。请告诉贺龙同志和其他首长，谢谢他们对我的关心。我周素园就是死，也要死在红军里头。” 贺龙知道以后，高跷大姆指说：“好啊！有骨气，我佩服，我赞成这样的人。就是拿出十八个人不去打仗，专门照顾他，我也要抬着他长征。我就同他同生死，共患难喽！” 周素园跟随红军长征到了陕北。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高级参议。1938年，因年老体弱，返回了原籍。全国解放后，曾任贵州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副省长。máo zé dōng在延安曾多次与他畅谈，称他是“我们的一个十分亲切而又可敬的朋友与革命同志。” 红军在黔、大、毕地区搞得如此红火，蒋介石怎能听之任之。他从南京飞抵贵阳，部署“围剿”。他下令贵阳行营主任顾祝同指挥五个纵队进攻二、六军团，郭思演、孙渡两个纵队从东西两面防堵，川军杨森、李家钰沿长江布防，阻止红军北上。 大军压境，来势汹汹，怎么对付？中共川滇黔省委和军分会召开联席会议讨论对策。大家认为，红军在黔、大，毕地区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并未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未消灭其有生力量。目前，东面敌人已占领黔西、大定，三路敌人靠拢，紧逼毕节。敌人总兵力已达一百二十个团，我军处于不利形势之下，因此，会议决定主动撤离毕节。可是，向何处撤退呢？因为不久前朱德、张国焘曾来电报指示说：“1．目前时局将有大变动，日在华北将努力夺取北端五省；上你们即可单独行动，暂不宜渡江，即在黔、滇、川、湘、鄂广大地区作运动战，建立你们的新根据地。”所以，大部分人主张转在黔南安顺地区，建立临时根据地，以观时局，如有大变动，再东进湘黔边境。这样，二、六军团便于2月27日退出毕节，进入乌蒙山区。 乌蒙山南北走向，纵越云贵西省，平均海拔二千公尺，山高谷深，人烟稀少，气候恶劣，且多瘴疫。在这样的自然条件下，与敌周旋，其困难是可以想见的。顾祝同见红军进入乌蒙山，立即调动万耀煌，樊嵩甫、郝梦龄三个纵队从东面追击二、六军团；李觉、郭汝栋二个纵队阻止红军从乌蒙山南出；云南军阀龙云，既怕红军西人云南，又怕蒋介石“假道灭(豸虎)”，为保云南，他将孙渡纵队全部放在昭通、咸宁地区，以逼迫红军北走四川；四川军阀呢？也怕红军入川，于是，将杨森，李家钰等十几团在川南沿江布防。 在这样的形势下，红军进入乌蒙山以后向何方行动？贺龙说：“怎么行动？先在山里打转转，看情况再说，先想法子南去安顺，如果不行，干脆向西，把敌人尽量往西调，我们再往南去。” 然而，敌人也不是吃素的。李觉很快堵死了南进安顺的道路，跟在红军后面的樊嵩甫的先头部队竟前出到了二、六军团的左前方。贺龙说：“南下不行了，向西有孙渡，我们走西北，那里的川军远在金沙江，还来不及过来。想办法把追我们的几个纵队往西北方向调，看看能不能敞开南面或东面的道路。” 红军向西北方向一动，顾祝同误认为红军要过金沙江。他命令万耀煌，樊嵩甫、郝梦龄三个纵队转向西北。看准这个机会，贺龙马上指挥二、六军团东向镇雄，希望从这里脱出敌人的包围。红军从西北突然东去，顾祝同以为红军被追得筋疲力尽，走投无路，开始瞎闯了。他命令尾追的三个纵队全部东进。当贺龙从敌人的两名逃兵中得知万耀煌亲率其十三师从章坝向镇雄连来时，他当机立断，来了一个大杀回马qiāng。他命令红六师十一、十二团到章坝迎敌，要求他们拉得猛，打得狠，把敌人打乱。“逃跑”的红军突然杀了回来，而且一下子冲进了万耀煌的司令部。这是这位纵队司令万万没有想到的。他的部队一下子被打乱了，几乎失去了控制。万耀煌自己在溃乱中只身逃脱，免于一死。郝梦龄纵队拼命赶来援救，贺龙立即命令二、六军团向前急进，摆脱敌人。 就这样，贺龙指挥二、六军团在乌蒙山中一会儿向东，一会儿向南，一会儿又向西北，拖着敌人辗转手里，搞得顾祝同蒙头转向，拖得万、樊、郝三个纵队疲惫不堪。 但是，这种整天有一百几十个团跟在后面的大回旋战，是一种在被动中求主动的仗，打起来非常艰苦，尤其在贵州这样的高寒山区。贺龙的脚板底上裂了一寸多长的口子，露出渗血的嫩ròu，每迈一步，疼得全身发抖。一到休息，他就坐在山坡石头上，给伤裂的脚板挂些油，用火来烧牛伤口，痛得他脸色发白，满头大汗，但他紧咬牙关，一声不响。后来，油用完了，就直接去烧伤口。你想，一个全军的最高指挥官尚且如此，其他指战员的艰难困苦就可想而知了。 人有旦夕祸福。偏偏在这个时候，任弼时的肺病犯了。贺龙很着急，他把红二军团的卫生部长、有关的医生、护土还有副官都找来了，十分严肃地说：“你们要照顾好任政委呀！你们晓得，不是他带着六军团，带着电台，冲破敌人封锁来和我们会合，想想嘛，我们就是离群的孤雁啊！大家一定要照顾好他，他是有水平，有正义感的中央代表啊！” 卫生部长说：“你放心吧，我们一定照顾好任政委。” 贺龙点头说：“那就好，我是怕你们马马虎虎出了毛病。” 其实，他还是放不下心。有时，总跟在任弼时的担架旁，拄着一根木棍，摇摇晃晃地走着，还不时给任弼时讲点子笑话，好象他自己什么事也没有，其实，他的脚正在流血。 夏曦就是在这一次大回旋战中，溺水牺牲的。 一天，贺龙召开了军分会会议。贺龙在会上说：一我们的情况不妙啊！后面的郝梦龄、万耀煌跟得紧，南面的李觉也赶了过来，北面的樊嵩甫正在向这边靠拢。在乌蒙山，敌人越聚越多，包围越来越紧。我们的部队已经非常疲劳，不过，敌人的情况更不妙。他们从湖南、湖北、四川过来，让我们拖起跑，罪受得比我们多。他们又只听顾祝同一人的，行动常常不一致。现在敌人主力大部分被调动到我们的北面和东面去了。顾祝同还以为我们快垮了，有点骄傲了。我看，时候到了，应当从敌人的空隙中钻出去了。要迅雷不及掩耳，跳出包围圈，把他们留在乌蒙山。我们尽快进入云南，桶一捅龙云这个马蜂窝。” 大家同意贺龙的意见，经过讨论，决定从郭汝栋和樊嵩甫两个纵队的接合部向西北方向突围。贺龙强调，他们的接合部虽是个薄弱点，但也要十分小心，秘密突围。根据贺龙的命令，各部队马裹蹄，人衔枚，从郭、樊两纵队的夹缝中，突然跳出包围圈，兼程急进，在昭通、威宁之间，穿过孙渡的防线，直奔滇东，使顾视同指挥的那几个纵队在乌蒙山中白白地疲于奔命了一个来月，一无所获。 乌蒙一月，是二、六军团离开湘鄂川黔根据地以来，处境最危险的一次，许多老同志事后想起来都有些后怕，但是，却在贺龙、任弼时他们出神入化的指挥下，硬是将十几万紧迫不舍的敌人远远甩开，化险为夷，二、六军团依然保持着他的完整xìng。这的确是指挥上的又一次“神来之笔”，无怪乎máo zé dōng要大加赞赏。 1936年3月，二、六军团在盘县、亦资孔地区进行了休整。朱德，张国焘两次来电报，要求二、六军团北渡金沙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因此，军分会经过慎重研究，决定经普渡河在元谋渡江，而后沿华坪、永北北进。万一过不了金沙江，可向澜沧江方向游击。 肖克对于决定渡江北上的情况回忆说：“这时我们对一、四方面军会合时张国焘闹分裂及中央的情况，一点也不知道。当时我们还想在滇黔边站住脚，虽然查明来包围这地区的敌人比进攻黔西、大定、毕节地区少了，但也还在五十个团以上。时间久了，敌情也可以变化，是否能站得住，是个未知数。总司令部要我们北上抗日，找们从当时整个国内形势看，认为北上抗日是大势所趋，经军分会的考虑，决定执行总司令部的指示，与四方面军会师，北上抗日。” 3月五日，二、六军团开始行动。他们冲破滇军防线向普渡河急进。 这时，蒋介石组织了一个滇黔“剿匪”军总司令部，由龙云当总司令，并命令滇军迅速组织追击堵截，樊嵩甫、李觉、郭汝栋三个蒋介石的嫡系纵队也向滇东追击。顾祝同飞往昆明，代表蒋介石督战。 4月6日，二军红六师攻占寻甸。在昆明的龙云认为，二、六军团可能沿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从元谋渡金按江，因此，他急令其近卫第一、第二团，工兵大队和警卫营从昆明赶到普渡河铁索桥两侧防堵；命令孙渡纵队加快追击二、六军团的速度，将红军阻止在普渡河东岸。孙渡受命后，即分两路尾追红军，并与张冲混成旅相配合，形成对红军的夹击。滇军倾巢而出，加上蒋介石的三个纵队，二、六军团要在元谋渡江，困难很大。 怎样才能渡过金沙江呢？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肖克、王震聚在一起研究对策，他们认为，当务之急在于能否甩开滇军主力，争取几天机动时间，这是渡江的一个重要问题。对此，贺龙提出，在蒋介石的三个纵队追到之前，佯攻昆明，以甩掉滇军主力，此乃上策。贺龙说：“现在有一个渡江的重要问题，就是怎样抢在樊嵩甫、李觉、郭汝栋围拢上来之前，甩开滇军主力，争取几天机动时间。龙云把老本都掏出来了，把牌押在普渡河，他那个省会昆明成了空城。他要唱空城计。我们不是司马懿，没那么胆子小。我看，我们就打昆明。龙云，还有那个顾祝同，准会吓得魂灵出窍，把兵调回昆明。这时候，我们一掉头向西，就能甩掉滇军，起码争取到三天、五天机动时间。这样，我们可以到石鼓、丽江去过金沙江。江是死的，人是活的，何必一定到元谋去渡江呢？天下地方大得很，我们走我们的，不跟他纠缠。” 贺龙这个大胆而巧妙的计划，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同，于是，详攻昆明的方案就决定了。 说打就打。第二天，二、六军团掉头南下，穿过孙渡、张冲两部之间的间隙，向昆明扑去。当天，先头部队红二军团六师十八团突然出现在昆明以北地区，并派小部队前出距昆明十五公里之处。第三天，两军团全部进入距昆明二十公里的富民城，摆出一副即将攻打昆明的架势。 这可吓坏了顾祝同与龙云。龙云更是惊恐万分。这是他的老窝，要是被红军占领了，他便什么都没有了。昆明全市紧急戒严。龙云一方面把军官学校的学生拉出来守城，一面发出十万火急的电报，催孙渡、张冲回援昆明。 滇军急如星火朝昆明赶来。贺龙却指挥二、六军团突然转向滇西，完全甩掉了滇军，使敌人完全陷入了被动应付的局面。 贺龙指挥二、六军团分两路西进，日行百里。这些地方没有敌人的正规军，只有民团，红军势如破竹，几乎每天占领一座县城，横扫滇西。4月17日，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电告朱德、张国焘说：“我们决定采取鹤庆、丽江中间路线前进。现我们已抵镇南，姚安之线，估计七天到十天迟到两星期可赶到金沙江边。”直到这时，敌人才发觉上了贺龙的大当，再拼命也赶不上了，急得顾祝同cāo着一口涟水话直骂娘。 25日，红军前卫部队到达石鼓，两军团全部人马也陆续到达。石鼓，是金沙江上游的重要渡口，也是通往康藏地区的重要门户。金沙江由北向南湍湍而下。二、六军团前卫部队在这里找到了七只船，自制了不少竹筏、木排，动员了二十八个船工，开辟了五个渡河点。从25日夜里开始，到28日黄昏，两军团一万七千人全部渡过金沙江。 追赶红军最快的滇军刘正富旅匆匆忙忙赶到金沙江边，这里已是空无一人，只有一条醒目的大幅标语“来时接到宣威城，走时送到石鼓镇，费心，费心，请回，请回！”刘正富仰天长叹，啼笑皆非。 洋攻昆明，大获成功。朱德、张国焘致电贺龙、任弼时说：“金江既渡，会师有期，捷报传来，全军欢跃，谨向横扫湘黔滇万里转战的红二、六军团致以热烈的祝贺和革命敬礼。” 二、六军团的长征的确是胜利的长征。máo zé dōng“是个大经验，要总结，要大家学习”乃肺腑之言，决非客套。 ------------------ 13、贺龙对张国焘说，你是共产党员的时候，我还是个 “军阀”，现在，我做了共产党员，你反而变成了军阀。 7月的川西高原，是一年中一个很好的季节。虽然，这个月是这里最热的月份，但平均温度最高仅达摄氏十七度。天气晴朗，万里无云，空气清鲜，凉风习习，使人备感舒适。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带着几个警卫人员正向甘孜方向赶路。 红二、六军团在翻过海拔五千七百米的哈巴雪山到达中甸以后，贺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26 章 龙、任弼时原来准备在这里好好休整一番，筹集一些粮食、衣服、yào品等必需品，再行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然而，中甸是康藏高原上一个只有几百户人家的荒僻山城，人烟稀少，贫穷落后，居民多为藏族，实行政教合一的农奴制。红军到达这里的时候，居民们被guó mín dǎng反动宣传所迷惑，已逃避一空。城外有一座喇嘛寺，名曰归化寺，是中甸的实际威治中心，僧侣众多。他们虽没有逃走，但寺中最高僧侣松木活佛严令众僧侣紧闭寺门，防范红军。 到达中甸，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即严令红军各部队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尊重藏民族的生活习俗，保护寺庙，公平买卖，现金jiāo易，严守纪律。贺龙亲自致函归化寺八大老僧，阐述红军的政策和纪律，并应邀人寺拜访，对活佛表示敬意。红军的实际行动感动了僧俗人等，他们纷纷归来，帮助红军筹粮等款。但是，中甸实在太小太穷，尽最大努力，也无法保证红军所需，不得已，缩短休整时间，提前行动。 红二、六军团分成左右两路前往甘孜。红二军团为左纵队，经得荣、巴塘、白玉前往甘孜；红六军团为右纵队，经定乡、稻城、理化、瞻化向甘孜前进。 贺龙、任弼时随二军团行动。他们连续翻越三座雪山，昨天，到达了绒坝岔。在这里，遇到了前来欢迎他们的红四方面军三十军，他们才知道朱德、刘伯承已专程从甘孜出发，前来迎接他们。他们俩人坐不住了，带了几名警卫人员，立即起身向甘孜附近的甘海子奔去。 快要同红四方面军会师了，他们心里充满着喜悦，何况，红军总指挥朱德，参谋长刘伯承还远道来迎。现在，他们的心境，就象这川西高原一样，晴空万里。心情好，话也多，两人并辔而行，边走边谈，其乐融融。 任弼时不知想起了什么，问贺龙：“老贺，你认识红军总政委张国焘吗？” “认得。南昌起义时就认得。我还同他发了脾气呢！”贺龙回答说。 任弼时好奇地问道：“喔？为什么？” “那时，他以中央代表身份来南昌阻止起义，我看不惯。我还不是党员，不买他的账也没关系，哈哈。”说着，贺龙大笑起来。也许，他又想起了在南昌同张国焘吵架的情形。 “哈哈，你啊！”任弼时也笑了起来。“这么说，你对我们这位总政委有所了解娄？” “那是啊！我在瑞金入党以后，同他编在一个党小组，整天混在一起，到了潮汕失败才分手喽。不知什么时候，他跑到四方面军去了。”贺龙说。 任弼时轻轻地叹了口气说：“我对这位总政委可不太了解。” 贺龙看了任弼时一眼，没说什么，心里想，我的这位政委大概想起了什么。 还没到甘海子，远远就看见朱德、刘伯承骑马迎了过来。 “弼时，总指挥来了。下马，下马！”贺龙眼尖，一下子就发现了，赶快下马迎了上去。 朱德、刘伯承握着他俩的手说：“你们终于来了。欢迎，欢迎！” 贺龙突然有一种感觉，朱德的话里似乎深藏着不少潜台词，但不便多问，一起来到了甘海子。 一进村，贺龙便看见村边墙上贴着醒目的标语：“欢迎横扫湘、鄂、川、黔、滇、康的二、六军团！”“欢迎善打运动战的二、六军团！”他们的住处打扫得干干净净，准备好了干柴，烧好了开水。后来，他们得知，不光是对他们这些领导人，所有二、六军团驻扎的地方，红四方面军的同志都作了周到的准备，给二、六军团广大指战员提供了很好的宿营和生活条件，并且还赠送了不少毛衣、毛袜。这一切，使贺龙深受感动。他对关向应说：“四方面军的同志多好啊！” 夜里，朱德、刘伯承来了，同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进行了彻夜长谈。 这次谈话，使贺龙大吃一惊。 朱德告诉他们，1935年6月，一、四方面军会师以后，máo zé dōng、朱德、周恩来、洛甫、博古和军委参谋长刘伯承从抚边赶到两河口，欢迎这位中央政治局委员张国焘。26日，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一共开了三天，作出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指出当前的战略任务是集中主力向北发展，在运动中消灭敌人，先取甘南．创造川陕甘苏区。 说到这里，朱德拿出两份文件，指着其中一份说：“这一份就是两河口决议。哪个晓得，张国焘是反对的呀！这一份是后来的毛儿盖决议。你们可以看一看。” 朱德接着说，张国焘在两河口会议上表示同意党中央的北上方针，到了7月6日，中央派伯承同志，还有李富春、林伯渠、李维汉组成慰问团到四方面军慰问，并帮助传达两河口决议。谁晓得，张国焘却提出了一个与中央决议完全相反的南下川康的主张，并且以“统一指挥”“组织问题”没解决为理由，拖延四方面军主力北上。他又让中共川康省委出面，向中共中央提出改组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由张国焘任军委主席，不然，就无法集中领导，顺利消灭敌人。张国焘以为四方面军有八万之众，不把只一、二万人的中央红军放在眼里。这不是想夺取红军的指挥权吗？中共中央为了团结张国焘，任命他当了红军总政委。 8月份，中革军委重新制定了《夏（河）洮（河）战役计划》，决定一、四方面军在中革军委统一指挥之下，分左右两路北上。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和四方面军的第三十军组成右路军，由máo zé dōng、周恩来率领，以毛儿盖为中心集结，向班信、巴西地区开进；一方面军的第五、第九军团和四方面军的第九军、第三十一军、三十三军组成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率领，集结马塘、卓克基，向阿坝开进，然后在班佑地区同右路军靠拢，共同向甘南进军。占领夏河、洮河流域广大地区。8月ZO日，中共中央在毛儿盖开会，就上述方针形成一个《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 但是，当他们到达阿坝后，张国焘却致电中共中央公开反对党的北上方针，命令已东进的红五军返回阿坝，准备南下。他还致电徐向前、陈昌法，命令“一、三军暂停向罗达前进，有路军即准备南下”。中共中央几次致电张国焘，措出北上才是出路，向南对前途极为不利。到了9月份，党中央再一次指令张国焘立即率左路正向班佑、巴西开进，但张国焘置之干理．反而下令有路军中的四方面军部队随他南下，企图分裂红军，分裂党。他在阿坝召开的中共川康省委扩大会上，挂了一条横幅：“反对毛周张博北上逃跑”。他在会上说：“毛儿盖会议是错误的，北上是行不通的，还是要南下，建立天（全）芦（山）雅（安）根据地，相机向四川发展”，这次会议还通过“决议”说，北上是“右倾逃跑”、“机会主义”，南下才是“进攻路线”。他们还煽动一些人围攻朱德、刘伯承，逼他们表态。 到了IO月份，张国焘已经再过草地南下，在松冈附近，公然另立“中央”，宣布开除毛、周、张、博的党籍。他致电中共中央说：“此间已用党中央、少共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总司令部等名义对外发表文件，并和你们发生关系。”还要给朱德、刘伯承的头上加许多头衔，意在收买吧？但遭到了朱、刘的严辞拒绝，并呼吁党要团结、红军要团结，结果，张国焘免去了刘伯承总参谋长的职务，让他去当红军大学校长。 张国焘发起的天（全）芦（山）名（山）雅（安）战役，红军伤亡惨重，代价极大，红四军南下东进皆已不可能。这时候，又不断传来消息说，一、三军团已与陕北红军会合，陕北根据地发展了二十多个县。部队指挥员开始议论纷纷，认为不应当违背中央路线。中共中央又来电，命令张国焘取消非法组织，迅速北上。共产国际代表林育英也致电张国焘说，国际完全同意中央的政治路线，不承认他另立的“中央”。张国焘走投无路，才被迫同意北上，最后退到了这里。 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听了，十分气愤。贺龙“啪”地把他的烟竿摔在桌上说：“这种搞法是绝对不允许的！” 关向应说：“这么说，我们一直没有同中革军委联络上呀？” 朱德说：“是啊，一、四方面军会师以后，电台作了调整，与你们联系的电台调到红军总部，由张国焘管了。” 任月时苦笑一声说：“我们一直被蒙在鼓里了。” 朱德在谈话的最后说：“张国带目前同意取消非法中央和北上，是不得已的，他还是反对毛、周、张、博的，他反对中央的问题没有完全解决，但是，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是好的，他们是拥护中央，拥护北上的。所以，此时，我们的工作是做团结工作，团结包括张国焘在内的广大四方面军指战员，也就是如何想办法带他们去会合中央。我就盼望你们来，和我一起做这份工作。” 刘伯承也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南下打了败仗，西边又是大草地，大雪山，往西康去也站不住脚，张国焘的路线事实证明是不对的。总指挥说得对，我们现在要多做团结工作，说服他们北上。”他看看贺龙，语重心长地说：“老贺，对张国焘可不能冒火，冒火要分裂。你知道，中央在前面，不在这里(口欧)！” 任弼时间朱德说：“总指挥，张国焘要我们过金沙江，北上会合，他是什么意思呢？” 朱德说：“要你们渡江的电报是我和他共同签发的。不过，我们两个人的想法可不一样。我让你们来会合，是想把你们那边的力量拉过来，不然，我们在这里一直很孤立。你们过了江，我们的气就壮了，北上的把握更大了。他的想法，无非是想拉拢和控制你们，增加他对抗中央的分量。” 刘伯承点头说：“你们可得小心，他很会搞这一套喽！” 贺龙一笑：“没有关系，找有我的办法。” 7月2日，二、六军团全部到达甘孜地区。在甘孜举行了庆祝两大主力会师的联欢大会。朱德很兴奋。他讲话说：“同志们，我祝贺你们战胜了雪山，也欢迎你门来与四方面军会合，但是，这里不是目的地，我们要继续北上。要北上就必须团结一致，不搞好团结是不行的。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还有茫茫无人烟的草地。我们要有充分准备，克服一切困难。”他简略地介绍了甘孜地区的情况，最后说：“中央去年带一方面军胜利通过草地，到达了抗日前哨阵地——陕甘地区。现在，陕甘边根据地巩固扩大了，红军也壮大了。” 张国焘也在会上讲了话。贺龙后来回忆说：“还有开庆祝会师大会，张国焘是红军总政治委员，自然要讲话。在主席台上，我坐在他身旁，他刚刚站起来要讲话，我半开玩笑半认真地给了他一句悄悄话，我说，国焘啊，只讲团结，莫讲分裂，不然，小心老子打你的黑qiāng！张国焘就没敢讲不利团结的话。其实，我那里会打他的黑qiāng？他自己心里有鬼嘛！” 张国焘要二、六军团渡江北上，的确是企图控制这支部队，以增加他对抗中央的实力。会师以后，他马上以红军总政治部的名义，派出了一些“工作组”来到二、六军团，到处找人谈话。张国焘也亲自出马找二军团师以上干部谈话。王震有一次在谈到红二方面军历史时说：“在甘孜休息时，张一个一个把我们召去谈话，送我四匹马，给我们戴高帽子，说我们勇敢，能打，他那个军阀主义呀，不象话。刘元帅说，送给你，你收下。后来给贺总一说，贺总说，这是我们参加共产党以前干的事嘛！” 这些“工作组”的人说，张国焘与中央分裂了，责任在中央，不在张国焘。他们还散发了一本叫《干部必读》的小册子，攻击毛、周、张、博，宣传中央路线是错误的。贺龙、任弼时立即发现了他们的活动。任弼时给甘泗淇写了一封信，告诉他，通知四方面军来的干部，只准讲团结，不准讲中央和一、四方面军的争论；要求政治部门一律不准下发张国焘拿来的小册子。有人将一本《干部必读》送给了贺龙。他看了以后拍案而起：“张国杰分裂中央是错误的。这个材料不能发！” 来人说，这是工作组的人带来的。 贺龙生气地说：“来者不善啊！”他立刻给二、六军团各师首长打电话，下令说：“把你们收到的《干部必读》统统给我收上来。这是张国杰分裂党和红军的yīn谋！” 贺龙是个从不愿打被动仗的人。对张国焘如此明目张胆地到二、六军团来搞yīn谋活动，十分愤慨。他要反击。可是，朱德已经说了，目前主要是做好团结工作，带他们北上。那怎么办呢？他终于想到，张国焘敢于对抗中央、分裂红军，依仗的就是四方面军人多，我为什么不从这里下手呢？他找到张国素，对他说，二、六军团在长征中损失很大，需要补充，你这个总政委，能不能从四方面军抽两个师给我们？你们人那么多呢！张国焘弄不明白贺龙的真实意图，又无法驳回这种堂而皇之的理由，还想拉拢二、六军团，因此，未置可否。贺龙便经常就此事纠缠他。朱德后来说：“贺老总对付张国焘很有办法，不争不吵，向他要人，要qiāng要子弹，硬是要过来一个军，尽管人数不多。张国焘对任弼时、贺龙都有些害怕呢！一起北上会合中央，贺老总是有大功的。” 1936年7月5日，中央军委颁布命令，成立红二方面军，由二、六军团和三十二军组成。贺龙为总指挥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27 章 兼二军军长，任弼时为政委兼二军政委，肖克为副总指挥，关向应为副政委，陈伯钧为六军军长，王震为政委。 朱德建议，任弼时随总部行动，这样，他可以中央政治局委员和红二方面军政委的双重身分，亲自去做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傅锺、李卓然等人的工作，也便于同红四方面军其他干部jiāo流思想，了解情况，做团结工作。可是，张国焘却提出要召开两军联席会议，妄图从组织上以多数压少数，迫使红二方面军就范。任罚时看到了这一点，当即表示反对。他说：“你召开联席会议，谁来作报告？如果产生不同意见，结论怎么做？由谁做？” 贺龙支持这一意见，他说：“国焘作报告，我不同意；弼时作报告，你大概也不同意，开什么？怎么开？” 这一时期，贺龙处事十分小心谨慎，既要讲团结，又要保持警惕xìng。1961年，他在谈起这一时期的斗争时说： “朱老总、伯承向我们讲了张国弼搞分裂的事，我们以前并不知道。不过，张国素这个人我还有所了解的。南昌起义前两天，他作为中央代表来南昌阻止起义，我还和张国弼发了脾气。后来，在瑞金我入了党，又和他编在一个小组，整天在一起直到潮汕失败才分手。到了甘孜，他人多，我们人少，我们又不听他的，得防备他脸色一变下狠手。我有我的办法，我让弼时、向应和朱老总、伯承、张国焘都住在一幢两层的藏民楼里。那时，在甘孜组织了一个汉藏政府，叫‘巴博依得瓦’。我们大家就住在主席府。整个住处的警卫是我亲自安排的。警卫人员每人两支驳壳qiāng，子弹充足得很呢！你张国焘人多有个大圈子，我贺龙人少，搞个小圈子。他就是真有歹心也不敢下手。张国焘搞分裂，我们搞团结，可是对搞分裂的人不得不防嘛！” 贺龙、任弼时等二方面军领导人反对张国森的斗争，加强了朱德这位红军总指挥的发言权。张国焘控制不了二、六军团，也没了章法。在大家的努力下，张国焘被迫放弃了他的主张，同意北上。 于是，红二、四方面军离开甘孜，北上与一方面军会合。贺龙在二方面军师以上干部会上动员说：“同志们，这里是张国焘搞的假中央，真的中央是毛主席领导的，已经到了陕北。为了抗日，我们必须马上北上，与真正的中央，与一方面军会合。” 川西高原南部，是大片的沼泽地。从甘孜到甘南，要经过漫长的、没有道路、渺无人烟的大草地。这种草地一望无际，布满沼泽，空气稀薄，天气变化无常。刚刚是万里晴空，刹那间彤云密布；一忽儿大雨倾盆，一忽儿又风雪jiāo加。在这样的自然条件下，每走一步都要克服极大的困难。经过草地的原红二方面军骑兵通讯排排长、老红军吴先举回忆说： “草地，那一望无际的草地，绿茫茫地伸向天边。在草地上啊，许多同志由于长期饥寒jiāo迫，耗尽了全身的每一分热，每一分力，走着走着，忽然身子一歪就倒在地上牺牲了。人马在稀糊糊的烂泥草墩上走，就象手指弹豆腐一样，周围几十步的地面，全部颤抖地动弹起来。有时，人马一脚踩空，陷进泥潭里，如果不敢快救出来，就会越陷越深，被黑乎乎的泥浆恶水吞没进去。不少同志就这样牺牲了，有的只露出一只胳膊伸在水草外面；有的只剩下半个头和一顶缀着红星的帽子。贺老总看着牺牲在草地上的战士，心里十分难过。他伤心地急促地叫我：‘吴仅，吴讨，骑传排长！’我赶紧挣扎着跑到他身边。他说：‘再给各师申述一下命令，在任何艰难困苦情况下，决不要丢掉一个伤员，活着的同志只要还有一口气，都要抢救，这是阶级兄弟啊！”’ 最严重的是粮食。从甘孜出发时，化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筹措到七、八天的粮食，沿途荒无人烟，又无法补充粮食。开始每人每天分到三两青棵粉，后来就断了粮，只能杀牲口，挖野菜，啃羊骨，煮皮带来充饥。自然环境如此艰难，红军能否走出草地；贺龙作为总指挥责任重大。他把自己骑的马拿出来，专门驮伤病员；他组织大家挖野菜；为了防止中dú，亲自遍尝百草；见到小河，他就去钓鱼。他说：“只要是能吃的东西，都要抓来吃。不好吃也得吃，要革命就得吃。”最后，实在没有办法了，他下令将那匹一直跟随他征战的枣红马杀掉，把马ròu分给战士们充饥，以维持生命。老马夫看见枣红马被杀，难过得掉了泪。贺龙安慰他说：“不要哭了。我不到十岁就放马，十来岁就出去赶马帮。人对马亲，马对人亲。我们爱马，马也爱我们。可是，我们和马都为革命。我们常说，当革命需要的时候，不惜牺xìng自己的生命，现在，为了革命，难道还舍不得一匹马？” 在草地里走了二十来天，终于看见了一座座村庄，一片片田地；看见了地里的牛羊，屋上的炊烟。他们战胜了死亡，走出了草地，到达岷山县的哈达铺。 8月9日，与总部一起行动的任弼时从救济寺给贺龙、肖克、关向应、甘汹淇写了一封信，信上说：“我这次随朱、张行动，力求了解过去一、四方面军会合时的党内争论问题，并努力促进我党的完全团结一致。我与朱（德）、张（国焘）、刘（伯承）、陈（昌浩）、徐（向前）、傅（锺）、李（卓然）等同志谈话，大家对党的组织上的统一，建立最高集体集权领导，是认为迫切问题。陕北同志亦同样是认为迫切需要的……我对陕北同志建议召集中央全体会议，已得到他们的同意……我现在正在这边同志中要求他们将来在六中全会上很客观、冷静、正确的自我批评，根据目前形势与党的策略路线决议基础重新估计过去中央领导。”“我想二方面军在促成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合上是负有重大责任的，必要时将来可以二方面军指战员名义发一告一、四方面军同志书，这将来到哈达辅时面谈决定。” 收到这封信，贺龙立即召开会议，明确表示赞成任弼时的意见。8月16日，他们致电任弼时说：“在救济寺留的信，我已收到。我们完全同意你对过去党内斗争所采取的立场。我们坚决站在这一立场上，为党的统一而斗争。” 这次通信，明白地表达了贺龙、任弼时等坚持党内团结统一的立场。他们和张国焘的斗争，也就是维护党的团结和统的斗争。 对于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活动，贺龙极为愤慨。他认为，张国焘是一个共产党员，为什么把他领导的几万红军作为自己的资本呢？而且竟以此来反对中央、分裂中央，这同那些拥兵自重、独霸一方的军阀有什么不同？完全一样啊！在军阀混战的二十年代，他自己也没有象张国焘这样打这种牌谋一己之私利。可是，共产党里却有人说他是“军阀”，他感到好笑。现在，一个共产党的老党员却真的成了用军队谋私利的军阀了。这真是一种大倒退，令人痛心啊！ 红军到达陕北，特别是“西安事变”以后，有了一个比较安定的环境，中共中央着手解决党内、军内的矛盾问题，以统一全党的思想和认识，加强党的团结和统一。1937年3月下旬，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张国焘的错误进行揭露和批评。贺龙参加了这次会议。他在会上的发言，鲜明地表达了他的这种心情。他对张国焘说： “当你是共产党员的时候，我还是个‘军阀’；现在，我做了共产党员，你反而变成了军阀。你张国焘是人变猴子，倒退了！” 他的这几句话，言简意赅，令人深思，甚得与会人们的赞赏。 ------------------ 14、“我们要象孙猴子那样，到华北前线去，闹他个天 翻地覆。”贺龙如是说。真有点豪气冲天 1937年，“七七”事变bào发。 卢沟桥的qiāng声，把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推向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贺龙是带着某种个人被委屈的不快进入这个轰轰烈烈的新时代的。 “西安事变”以后，贺龙率红二方面军进驻富平县庄里镇，根据红军前敌总指挥部的命令，积极准备东进抗日。谁知，前总突然指示，要在红二方面军中开展反军阀主义的斗争。据说，此举是为了进一步做好抗战的思想准备的需要。然而，这次却有些奇怪，有点和往常党内斗争不一样。据关向应留下的笔记记载，6月23日，他在前总开会时，已决定召集红二军第四师党的特别小组会，反对十二团团长的军阀主义。从关向应的笔记来看，主要是因为他与政治委员关系不好，但上纲却很高：“实质是军阀主义倾向反对党的斗争”。但是，经过批评斗争，这位团长“基本上还未能了解自己的错误”，于是，斗争转向了师长卢冬生，指责他“对政治制度的反对倾向”“只相信个人，不相信组织，对上关系对下团结均如此”，是“四师工作的主要阻碍”，同时也肯定他“对革命的态度基本上是好的”。 这里的“只相信个人，不相信组织”，含有不少潜台词。卢冬生，一个老共产党员，1925年在上海随贺龙来到湘鄂西之后，一直是贺龙的部下。由于这种历史的原因，同贺龙的关系十分密切，因此，这种“只相信个人”的指责，很明显指的是贺龙。 贺龙是极其敏感的。他意识到所谓反对军阀主义虽然目前的斗争对象是团长、师长，然而，其矛头是冲着他来的，因此，在特别小组会上，他主动发了言。关向应在其笔记中记载说：“在会议中，云卿以自我批评的态度，提出对冬生他们，过去与其错误斗争不够，不够的原因，因为过去过火的思想斗争方式不满而形成的成见。”显然，这个发言是颇工心计的。他以自我批评的形式，提出了避免重犯土地革命中“肃反”时那种过火的行为。 但是，我们的党内斗争往往有一种顽症，在某个运动中，正确的、相反的意见是很难被人们接受的，而且，只要上面不松口，温度只会愈来愈高。卢冬生不检讨，贺龙不检讨，事情便不会结束。 贺龙心里对此十分明白。虽然他对这场突如其来、矛头指向他的斗争感到不可理解，但这是从上面来的。作为一个党员，一个党xìng很强的党员领导干部能公开反对吗？他的思想陷入极度矛盾之中。中共中央已决定改编红军，出师抗日。这种无谓的斗争旷日持久，很难将广大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的思想集中到抗日斗争上去，对大局是很不利的。他应当怎么办？作个检讨xìng的发言？好，委屈就委屈吧！ 其实，关向应也在为此而苦恼。他在7月19日的笔记上写道：“冬生非但未了解自己的错误，而且有很深的意见，值得我们警觉，奈何！奈何！”看来，关向应处在两难之中，有点无可奈何。 30日，对卢冬生的批判被推上了团级以上干部参加的党的积极活动分子会议，也就是说，对卢冬生的批判斗争升级了。看到这种情况，贺龙觉得自己必须站出来了。他在活动分子会议上发了言。关向应在6月30日的笔记中写道：“本日（第二次会议）有极大发展，即公开与冬生的军阀主义倾向做斗争，特别是云卿说：‘我没有错误吗？因为我过去当过军阀，党没有公开批评就是的。’又说：‘冬生的错误我是看到的，因为我过去政治落后，没有纠正就是了。”’对于贺龙在会上的发言，关向应用了“极大发展”四个字，其含意不是很清楚的吗？ 贺龙违心作了检讨，可卢冬生并不理解。他打电话向关向应提出：“一、我要饭回家去。二、你把我送到后方去，我不干了。”他不知道，这样一来，便把贺龙推到了斗争的前沿，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贺龙了。 贺龙忍无可忍，不再退让了。据跟随他的警卫员说，他们在室外听到贺龙拍了桌子，他说，你们要赶我走？办不到！毛主席让我走，我就走！关向应在他的笔记上对此也有所反应。他写道：“8月23日，晚上与云卿谈几个问题的误解——我并批评了云卿怀疑态度的历史根源”。为了这场无聊的斗争，大概关向应做了不少工作。 这样一来，这个反军阀主义进行不下去了。此时，为了早日出师抗日，红军改编迫在眉睫，有许多事已推到了眼前，而且，中央又通知贺龙、关向应去洛川出席中共中央扩大的政治局会议。于是，这个弄了一个来月的反军阀主义只得不了了之。 虽然，至今也未弄清这场半途夭折的反军阀主义斗争的“来龙”，但其后果却是很不好的。看一下当时担任团级干部的朱辉昭在1943年延安整风时的发言，即可窥见一斑。朱辉照说：“我们过去对贺的认识有不正确的地方，未从历史上看出其伟大。庄里镇反军阀主义斗争，造成对贺的模糊认识。实际上，贺对党是绝对忠诚的，对群众利益是非常关心的，对干部也无什么偏差。这次在延安几次会，已彻底认识了。” 就在反军阀主义的“反兴”尚浓之时，贺龙带着一大难想不通又不便说的问题，出席了在云阳镇召开的红军军以上高级干部会议。 早在7月14日，中共中央一面命令红军作好开赴抗日前线的准备，一面派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再上庐山同guó mín dǎng谈判。这次高级干部会议就是要为红军开赴抗日前线作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会议讨论了三个问题：1．卢沟桥事变后的形势发展；2.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的意义与任务；3．改编中和改编后的政治思想工作。 会上，就中共中央联蒋抗日的方针、红军改编开赴抗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28 章 日前线的意义和态度进行了充分讨论。贺龙就此作了简短的发言。他说： “我拥护中央确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抗战是全国人民与军队的职责，是不允许动摇观望的。我们红军自己抗战，也要促使蒋委员长领导他的军队抗战到底，但是，他们这些大资产阶级、地主官僚军阀政客中的有些人，对抗日是动摇不定的。说不定，他们还会同日本人勾结。我们要时刻严防他们对抗日的捣乱和破坏。依我看，国共两党总是达不成实质xìng协议，是因为，蒋委员长现在正处于矛盾之中。他既怕将红军放出陕甘宁，会象孙悟空大闹天宫一样，无法驾驭，又希望将红军送到最前线，好借日本人之手消灭我们红军。我们就要象孙猴子那样，到华北抗日前线去，闹他个天翻地覆，使日本鬼子不得安宁。” 贺龙的发言虽然通俗风趣，却一针见血地道出了蒋介石的心态，说透了蒋介石迟迟不愿与共产党达成红军改编协议的原委，而且，字里行间，都表达了他对中共中央抗日主张的拥护，对开赴抗日前线的高度热情，真有点儿豪气冲天。 他的确希望早点东进抗日。“七七”事变后，他一直忧心忡忡地在恼人的反军阀主义斗争中，不断注视着时局的变化。他知道，日本政府已决定增调十万陆军来华，扩大侵华战争；他了解，guó mín dǎng里有人大唱“战必失败，和未必乱”的亡国论调。中国真是面临了亡国的危险境地。当今之时，只有全民动员，抗击日寇，把他们打出去，这是当前高于一切的任务。他自己就有一种到前线去为民族生存而战的强烈冲动。会议期间，朱德向他透露，军委有个想法，陕北红军第二十七、第二十八军可能同红二方面军合编，对此，他十分高兴，一有空就去找二十七军、二十八军参加会议的人谈话，详细询问他们的战斗历程、干部状况、思想工作乃至后勤工作。 关向应笑着问他说：“云卿，你找他们做什么？” “了解点情况，做到心中有数呀！”贺龙说。 关向应乐了。说：“云卿，你是不是走得太快了点？前总还没决定呢！” “走快点比走慢点好啊！”贺龙回答说。 7月末，中共中央决定，主力红军迅速改编，做好出师准备。8月中旬，红二十七军、红二十八军陆续开到庄里镇，由贺龙、关向应主持进行改编。 改编，对于红军来说，本来是件家常事，一会儿师改编成团，军改编为师；一会儿这个部队与那个部队合编。哪一个红军战士没有经过几次改编呢？可是，这次改编却遇到了许多使各级领导干部头痛的事。 这次改编要改名，不叫红军了，叫国民革命军；不戴红五星了，要戴青天白日帽徽，穿guó mín dǎng军的军装。红军战士个个苦大仇深，和guó mín dǎng军打了十年仗，一看见戴青天白日帽徽的“白狗子”就恶心，打心眼里反感。今天，自己也要戴“白帽徽”，和“白狗子”的模样相同，这个弯子实在难转。于是，牢骚、怪话成箩成筐，情绪波动很大，个别的人留张条子，自己走了，说死了也不当“白狗子”。 对于这一切，高层领导了解得一清二楚。彭德怀在前敌总指挥部召开的会议上说：“改编以后，我们红军就要编入国民革命军的序列，要穿灰军装，戴青天白日帽徽了。不戴行不行？不行！蒋介石是作为共同抗日的条件提出来的。他是逼着我们戴呢！对这点非原则问题，我们也得妥协一点。合作抗日嘛！” 贺龙与关向应、甘泗淇商量决定，为了做好改编的思想工作，主要领导分头深入部队，了解情况，做好工作。 几天以后，贺龙来到了四师十二团二营六连。他不进连部，一脚跨进了战士宿舍。他走到战士住的统铺旁边，打开一床被子，用手摸了一会，抬头对陪同的团长说：“山西北部冷得很呢！被子薄了不行幄！” 他又拿起几条毛巾闻了闻，满意地说：“还不错，毛巾上没有什么臭味。” 他一眼看见几双排放整齐的草鞋，弯腰拿起一双，端详了一会，对代理连长说：“草鞋没娘，越穿越长。平时要让战士多穿一穿，踩软和了，行军、打仗时穿起来才不会磨脚。” 贺龙又走到qiāng架旁边，伸手拿起一支步qiāng。 他要到团里来，头天晚上就得到了通知，所以，都有了准备。你看，qiāng擦得锃亮，摆得一溜齐，连论带都一样长短，无懈可击。代理连长心里美滋滋的。 谁知，贺龙看了qiāng，睑突然沉了下来，拎着qiāng背带对连长说：“你们的qiāng背带怎么都一样长？” 连长、指导员不知怎么回答，默不作声。 贺龙严肃地说：“你们这样一律化，摆起来好看，可不适用啊！一个班的战士有高有低，qiāng带子都一样长，高个儿背起来嫌短，矮个子背起来嫌长，怎么用呀！”说完，做了一个背qiāng的动作。他体格魁梧，qiāng背不上肩，于是，批评说：“怎么样？我就背不上呀！你们要从实际出发，不要搞这套不中用的东西嘛！” 连队干部十分尴尬。贺龙看了他们一眼，说：“走吧，到你们连部去，跟你们谈谈。” 说完大步跨出了门。 在连部，贺龙说：“我问你们个问题，战士思想情绪怎么样？” 指导员是刚调来的，情况不熟悉，事先已确定由代理连长汇报。他是有准备的。他知道贺龙一直对军事训练抓得很紧，这次下来，一定要检查训练。没想到，贺龙要了解的却是思想情况。好在他一直生长在这个连队，情况熟悉，想了一下便说：“我们连普遍存在两个不愿意。” 贺龙问道：“两个不愿意？哪两个？” “一不愿意住下来练兵，想打仗，认为练兵没有用。不过，经过这几个月的训练，这个问题看来解决了。第二个不愿意红军改名，大家认为，国共两党合作，全民抗战是可以的，但是，为什么非要红军改名呢？红军改了名，戴了白帽徽，不成了白军了吗？这个问题至今还没弄通，我自己也不通。” “你说的情况有代表xìng。红军改名我也不愿意，你们团长大概也不愿意。”贺龙听了说：“同志们，这可不行。为了国共合作，团结抗日，使中国人不当亡国奴，红军就得改名，戴白帽徽。红军不改名，蒋介石就不肯合作抗日哟。同志们，红军改了名就不是红军了？这不对。红军名改心不变，一颗红心为人民嘛！红军改了名，还是党中央、毛主席、朱总指挥领导。红军改名，是党中央的决策，全体红军战士、共产党员，必须无条件服从。我，贺龙，就无条件服从。” 连长、指导员当即表示：“名改心不变，我们通了。” 贺龙高兴地笑了，说：“好嘛，蛇无头不走，鸟无翅不飞。你们通了，就好给战士们做工作了。” 8月赔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威逼南京，蒋介石在庐山坐不住了，急需调红军开赴抗日前线，于是，国共谈判出现了急转直下的变化。18日，蒋介石发表同意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的谈话，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僵持很久的红军改编设不设指挥机构问题得到了解决，同共产党达成了协议，并于22日正式公布命令将陕甘宁地区主力红军改变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下辖三个师，每师定员一万五千人。 中共中央决定8月22日至25日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人称洛川会议。8月ZO日，贺龙、关向应来到了陕西洛川冯家村。 为什么要召开这次会议呢？因为随着进入抗日战争的新时期，八路军即将出师抗日，有一些新问题推到了中国共产党的面前，须要给以回答，其中重要的是政治路线、国共关系和红军出兵以后的作战方针问题。 máo zé dōng在会上首先作了关于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报告。在军事方面，他指出，在新的形势下，红军在兵力使用和作战原则方面，必须有所改变。他说，红军的基本任务，是创造恨据地，牵制、消灭敌人，配合友军作战。这种配合主要是战略配合，但有一个扩大红军。争取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权问题。他主张，红军的作战方针应该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包括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与平原发展游击战争，但着重于山地。”红军的作战原则是“分散发动群众．集中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汀不了就跑。”关于国共两党关系，máo zé dōng指出，在坚持和巩固统一战线中，要记取199年革命失败的教训。他提出了。统一战线与政治警觉xìng”问题。他说：现在统一战线正在成熟中，但另一方面，党的阶级的独立xìng问题应提起全体党员的注意。在讨论中，máo zé dōng又提出，我们的方针，最基本的是持久战。会议通过了máo zé dōng起草的《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人 对于máo zé dōng提出的这些新问题，讨论十分热烈。贺龙拥护党的政治纲领和关于军事问题和国共关系的意见，拥护红军迅速出师，尤其赞成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作战方针。在处理国共关系上，他认为发展统一战线必须注意党的独立xìng。会议对国共关系、战略方针和迅速出师取得了一致意见。对于游击战与运动战的主次关系，会上出现了三种不同意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独立自主的游击运动战和独立自主的运动游击战。但是，由于出师在即，这个问题未能充分展开讨论、贺龙认真听取了大家的意见，没有发言。他倾向于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东进山西，就得活动在山区，不是山地游击战是什么？但又觉得运动战似乎也不能放弃。他一时拿不准，想再思考一番，会议也未就此进一步讨论，因此，在洛川会议的记录中查不到他的发言。 还有两个问题，也有不同的意见。因为是具体问题，并未在大会中讨论，但却是有关八路军出师的。 一个是军切问题。红军改编之后，国民政府将按规定发给八路军一定数量的军响。这笔款项并不多，杯水车薪，但对于长征以后的红军来说，亦属一项重要补给。这笔军切是按蒋介石核准的三个师的人数发给的，可是，红军不光是三个师，还有中共中央、后方机关和学校。对于这个问题，贺龙主张十分明确。他认为应当由中央和出师的八路军共同使用，而且要多留一些给中央，八路军可到前方去自筹粮款。洛川会议之后，他对一二０师的干部说：“guó mín dǎng只发给我们三个师的钱，可是，除了三个师，还有机关、学校，他们没有钱怎么办呀？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就要有共产主义精神呀！这就叫审福同事，有难同当’．所以我们每个月只能发给每人一元钱零花钱。我和大家一样，一月一元，请大家监督。”据一二０师的后勤干部说，当时国民政府每月只发给八路军军他四十万元，一半留给中央，一半发给前方，实际上，一二０师每月只能领到四至六万元。这笔钱，只给了两年，到了1940年，国民政府就一个钱也不给了。 还有一个问题是，八路军三个师是不是全部东进，还要不要留一部分兵力保卫陕甘宁边区。6月18日，周恩来、叶剑英电告máo zé dōng，蒋介石已同意发表朱、彭为八路军正副总指挥，提议‘’以东开为利”“至少应派一个旅为先遣队，日内东进”，中共中央当即同意，并派红一军团为先遣队，先行出动。林彪便以此为线由，不公开对留不留人的问题表态。贺龙快人快语，当即表示不能全部开走，应留下一部分，并说，他与关向应商量，愿将红二方面军的一部分留在陕北保卫党中央。徐向前也表示不能全部开过黄河，应当留兵保卫陕甘宁。máo zé dōng当时并未当面对林彪的态度有所批评。几年以后，在延安同贺龙谈及林彪时，却对此表示了不满。他说，林彪想一走了事。 事后，根据中共中央的安排，一二０师留下了一个团和四个亘属营，相当于一二０师全部兵力的十分之四。 贺龙对这些事情的处理，反映了贺龙对出师抗战的积极心态。 在洛川会议上，组成了新的最高军事指挥机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成员十一人。máo zé dōng任主席，朱德、周恩来任副主席，贺龙被选为委员。8月23日，中央政治局又决定成立中共中央军委前方分会（后称华北军分会人朱德为书记，彭德怀为副书已，委员有任弼时、张浩、林彪、聂荣臻、贺龙、刘伯承、关向应。这是贺龙第一次被选入中央的领导矾构。反军阀主义中留给他的不快，此时才得到了释怀。 会议结束当天，中央军委任命贺龙为一二０师师长，肖克为副师长，周上第为参谋长，关向应为政治处主任，甘洒淇为副主任。于是，回在里镇之后，贺龙便开始了一系列繁忙的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的准备工作。 9月2日，一二０师在庄里镇举行抗日誓师大会，朱德、任捕时来了。朱德在会上说：“同志们，你们思想不通，党中央知道，毛主席也知道。我是受党中央与毛主席的委托，来做你们的上作的。现在国共合作了，我们工农红军改编成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为了消除各阶层的疑虑，我们可以穿统一的服装，戴青天白日帽徽，同志们思想不通，甚至有的高级干部思想也不通，这个心情我们理解。毛主席说，红军改编，统一番号是可以的，但是．有一条不能变，就是一定要在共产党领导之下。” 朱德的话引起了阵阵掌声。贺龙很高兴，他在会上讲起了自己。他说：“就我本人来说，国民革命军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29 章 的军装，过去我穿过；青天白日帽徽，过去我戴过；青天白日旗，我也打过。有人说，我当将军，皮靴不穿，愿穿草鞋跟红军爬山；高楼不住，愿跟红军钻芦苇，可是，他们哪里知道，当红军，穿草鞋，钻芦苇，是炎的心愿。算起来，从大革命失败到现在，我已经闯dàng了十年，跟guó mín dǎng斗了十年。现在国难当头，为了国家与民族的生存，共同对付帝国主义，我愿带头穿guó mín dǎng发的衣服，戴青天白日帽徽，和guó mín dǎng部队统一番号，这样，看起来我们的外表是白的，但我们的心却是红的，永远是红的。”’ 贺龙讲话，历来鼓动xìng极强，何况，他讲的是自己，生动深刻，干部战士印象极深。多少年过去了，别的话都从记忆里消失了，唯独这“白皮红心”至今还记在一些白发苍苍的老战士心里。 9月11日，贺龙、关向应同乘一条木船从芝川镇渡河。木船在宽阔湍急的黄河里漂了四十余里，到达河东。 进入华北战场以后，贺龙要到哪里去“闹地个天翻地覆”呢？一二０师到了山西，中共中央军委还没有最后决定。本来，洛川会议上确定一二０师跟随—一五师同去恒山山脉。8月21日，前总在电报中命令他们经太原到代县，以便进驻蔚县、广灵。然而，这是未掌握战争实际的一种预想，因此，在渡河之前，前总又通知他们，因为战争的发展和尚需征求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的意见，还未能对他们的去处作出决定，让他们去晋西北的忻县待命。 贺龙心里十分焦急。你想，－一个带兵打仗的人，进入了战场，还不知道自己的待机地域，此乃兵家之大忌也。他不能消极等待，要主动“出击”。他同关向应商量，请他先行到太原走一趟，面见周恩来，把“底”摸清楚，要不怎么带这近万人的队伍呢？ 关向应刚走，彭德怀发来一份电报，告诉他，因为他们是去五台还是去娘子关尚未定夺，部队不用去忻县，可到榆次下车。决策上的这种反反复复，反映了八路军出师之不易。阎锡山能同意八路军进入山西已属无可奈何，让八路军到那里会同日本人拼命，他得认真盘算一番，免得留下麻烦。这就造成了一二０师这种大军已行，’去向不明的状态。 贺龙着急了。王震的三五九旅已经到了侯马，明天就要乘火车北上忻县了。他把周士第找来，对他说：“老周，你到九旅去一趟，带他们到榆次，然后，你也去一趟太原，直接找彭总，让他赶快确定下一步行动。也去找找关政委和肖副师长，摸摸情况，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两天里头，他把政委、参谋长都动员出去了，这个指挥官真不好当。 其实，着急的不光是贺龙，还有掌握战争全局的máo zé dōng。máo zé dōng日夜密切注视着战局的发展。这时。占领大同的日本关东军察哈尔兵团主力已沿同蒲铁路南下，正在进攻阎锡山部队把守的长城要隘雁门关、茹越口；日军第五师团已占领蔚县、广灵、滦源，正在进犯平型关，企图配合察哈尔兵团击溃第二战区主力，实施右翼迂迎。根据这一形势，máo zé dōng判断，恒山山脉将成为日军夺取冀、察、晋三省的战略中枢，如果八路军全部进入恒山，将会处于敌人战略大迁迎中，陷入被动局面。máo zé dōng认为，现在不能去理会阎锡山怎么打算了，必须马上改变部署。他决定；一二０师转入晋西北管涔山地区，一二九师在适当时候进入吕梁山，一一五师进入恒山山脉南段，并逐渐南移，展开于太行、太岳两山脉中，使自己保持主动。19日，他又给彭德怀一道命令：“贺部应位于晋西北，处于大同、太原之外翼，向绥远与大同游击。方能给敌南进太原相当有效的柑制作用。”“贺师应速赴晋西北占先着，将来刘师可与林师靠近，位于晋南太岳山脉至吕梁山脉（吉县汾河间）。” 还是máo zé dōng有这样大的魄力。贺龙终日挂在心上的事由máo zé dōng一锤定音。他经太原，会同关向应、肖克来到忻县。周士第已先两天率三五九旅到达这里。 贺龙刚到，彭德怀匆匆赶来，在忻县芦家野场与他们见面。 彭德怀历来如此，一见面就开门见山，很少客套。他说：“毛主席9月17目的电报你们已经看到了，你们的目的地是以管治山为中心的晋西北地区。我就是为此事而来。” 贺龙举着烟斗问道：“彭总，总部有什么具体指示？” 彭德怀说：“毛主席19日给我命令，要你们师位于晋西北，处于大同、太原之外舆，而且催你们快去。根据这一指示，朱总和我认为！你们应以宁武为中心展开，神池、五寨、青岚、岚县、河曲、保德都是你们的活动范围，还可以派兵去雁北游击。你们看怎么样？” 贺龙说：“我们马上按总部部署行动。” 彭德怀征求关向应、肖克的意见。他们表示没有异议。 彭德怀点点头，微笑着对贺龙说；“那就这样走了。你们迅速行动，争取时间。还有一件事同你们商量。红军进入山西，总的部署现在是这样的：你们进入管洋山，对付大同、朔县南下之敌；林彪的陈光旅在上塞附近，徐海东旅进入河北阜平东北，对付灵丘、沫源西来之敌；刘伯承师开到正太路以南，展开于太行山。他们出发得晚，目前尚未到达指定位置。太行一时成了空档，所以，我们想让王震旅先去五台以北的豆村镇、台怀镇一带，等刘伯承师到了正太路，再让他们归建，不知你们同意不同意？” 关向应说：“彭总，王震一走，去晋西北只有一个旅了。” 彭德怀说：“是啊，人少了点，希望你们照顾大局，挤出这个旅来。” 贺龙在一旁抽着烟。他想，关向应说得对。王震走了，到晋西北的主要兵力实际上只有两、三个团，人的确太少了。彭总也知道这一情况，但他是从全局考虑的，我还能说什么呢？讨价还价，那也不象共产党员了。 彭德怀见贺龙没说话，笑着问道：“你有意见吗？说说嘛！” 贺龙说：“彭总，我们按总部决定办。有困难自己来克服。” 彭德怀一笑，说：“那好，你们抓紧点。王震从现在起归总部指挥，让他们马上去五台。请通知王震，即刻与总部联系。” 就这样，贺龙率领三五八旅开进了管涔山区，在这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原上点燃了熊熊的抗日烽火，建立了抗日战争中一块主要的根据地。他自己因此而同这块贫瘠的黄土地结下了难解之缘。 晋西北这块抗日根据地地盘不大。它东至同蒲铁路，北到长城，南抵汾离公路，西邻黄河，南北长约二百七十公里，东西宽仅一百六十公里，人口仅一百几十万，而且地瘠民贫，是山西有名的贫困地带。不仅如此，其政治环境在1942年以前是很不好的。阎锡山这个山西的土皇帝，并不愿意将晋西北这块贫穷的土地拱手让给共产党。在这个区域里，他放了三个军一个师；县以上政权都掌握在他手中，只有两个行政专员是秘密的共产党员，可以通过他们撤换某些县长，改造某些政权。只有抗日的群众团体站在共产党一边，总的来说，晋西北的政权在阎锡山cāo纵之中。1939年初，阎锡山撤掉了这两个专员，情况就更复杂了。 máo zé dōng划给贺龙的，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它给贺龙带来了成功的喜悦，也带来了不少烦恼。 进入晋西北的最初岁月里，贺龙着力进行了几件事： 第一件是打击日寇，大闹“天宫”，配合正面战场。他指挥了雁门关南北的游击战，有声有色，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的忻口战役。 第二件是“招兵买马”，扩大八路军。他认为，抗日没有兵怎么行？蒋介石只允许八路军三个师编成“二二制”，是其限制八路军发展的一种手段。我决不能听他随便摆布。máo zé dōng不是说过要“独立自主”吗？当然也应当包括这一方面。因此，一过黄河，他就指派一些得力的干部远出“招兵买马”。领星银、彭德大到了序县，刘导生、陈宗尧到了河北平山县。到了1939年初，他们就各自组织了一个团。一二０师军政委员会讨论怎样才能在晋西北站稳脚跟时，贺龙又建议，派出工作组到管涔山区各县去发动群众，组织抗日群众武装，为八路军“招兵买马”。关向应、甘测淇率领的地方工作团分赴各地开展群众工作，贺龙、关向应为他们规定的三项任务中，第一项就是宣传中共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这些工作组，在短短二十天里，就组织起了五千六百余人的抗日队伍。太原失陷以后，máo zé dōng指出华北正规战争阶段结束，以八路军为主体的游击战争阶段开始。贺龙抓住时机，把在各地建立的抗日武装编入了一二０师序列，使一二０师扩大为两个三团制的旅，五个直属团队，二个直属营。全师从渡黄河入晋时的八千二百二十七人，发展到了二万九千一百六十二人，扩大了三倍多。 然而，贺龙没有料到，他为抗日“招兵买马”竟然会给他招来一些意想不到的烦恼。 第三件是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在晋西北有着特殊的意义。晋西北国共两党的军队同处一地，彼此都要扩大自己的力量，因此，摩擦时有发生。贺龙来到晋西北以后，一直按照洛川会议确定的原则积极贯彻统一战线政策，团结guó mín dǎng军共同抗日。在日军进攻太原时，傅作义的三十五军损失很大，一个军仅剩几千人。为了团结友军，贺龙批准将八路军工作队收容的散兵和部分参军青年约三千人输送给了他。在对日作战中，贺龙总是主动拜会guó mín dǎng军将领，力争与他们共同抗日，协同作战。 1938年3月，日军向晋西北大举进攻，连夺七城。贺龙率一二０师主力从同蒲铁路匆匆赶到晋西北腹地岚县。他想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想方设法集中国共两党军队，共同作战。有人认为，日本人进攻时，除了傅作义将军在方山、娄烦一带稍作抵抗外，其他guó mín dǎng军都避而不战；guó mín dǎng政权的县长、乡长、区长，不顾百姓的死活，纷纷脚底擦油，格之大吉。对于这样的军队，我们”还跟他们协同什么？贺龙却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对于友军应当主动团结。他们不想打，要想办法把他们拖上战场。两个人的力量总比一个人大。这也是统一战线问题。他说：“我们主张联合旧军（指阎锡山的部队）一起来打，他不干，就拉起他们来打。我们要把赵承绶、郭载阳统一过来。”赵承缤是guó mín dǎng军骑一军军长，郭载阳，又叫郭宗汾，是步兵七十一师师长。他们都驻在晋西北腹地。贺龙亲自登门拜访，先我郭载阳。 贺龙对他说：“这次我们一起来打，我推赵军长当总指挥，你看如何？” 郭载阳却诉苦说：“贺师长，你看，我的一个师连自己的一个pào兵营都不能掩护，我怎么打？” 贺龙又跑到静乐拜会赵承缓。他是阎锡山的一员大将。一见面，赵承绶便向贺龙作揖说：“啊呀，贺师长，你可回来了。你们再不回来，我也要走了。” 贺龙笑着说：“军座，你不要走。你当总指挥，我们一起来打。我看，有一个月的功夫，我们就可以收复失地了。” 赵承绶却推却说：“贺师长，我一百个骑兵，只能抽出三十个人去打仗，要七十个人看马，我怎么去打？” 贺龙说：“军座，我们都驻在晋西北，这个时候，可要同舟共济啊！不能一走了之。” 最后，赵承绶算是被说服了。他再去说服郭载阳，大家商量了一个互相协同作战的计划。那知，他们根本无心抗日。战端一开，郭载阳一兵未发，赵承绶只派了两个山pào连，带了两门山pào来配合一二０师。这使贺龙非常窝火。八路军只好自己独立担负起这一战役的作战任务了。 更使贺龙恼怒的是，战役胜利以后发生的事。 1937年12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委王明归国以后，中共中央召开了一个政治局会议，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十二月会议”。王明在会上作了题为《如何继续全国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他说：“今天的中心问题是一切为了抗日，一切以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他批评洛川会议过分强调了独立自主。他说：“过去提出guó mín dǎng是片面抗战，是使他们害怕，要提出政府抗战很好，要动员广大人民来帮助抗战，不要提得这样尖锐，使人害怕。”王明的这种投降主义路线虽然没有在全党占据主导地位，但在晋西北并非毫无影响。收复七城以后，阎锡山利用他在晋西北力量上的优势，加强了同八路军的对抗。他强令收回被他们丢失、后来由八路军、动委会恢复和建立的各县政权；不准八路军在晋西北筹粮筹款。晋西北地区的抗日统一战线面临挑战。在这种情况下，由于王明思想的影响，有人幻想用迁就、让步的办法来维护统一战线。贺龙对此不能容忍。他尖锐地批评说：“这叫什么‘统一战线’？乱弹琴。这明明是捆住自己的手脚，让人家把你摘掉嘛！” 1938年7月7日，guó mín dǎng岚县县长主持召开纪念抗日战争一周年大会。国共双方都参加了会议。贺龙在会上大义凛然地对guó mín dǎng提出了强烈的批评、他说：“八路军要抗日，要打仗，不筹粮不筹款不征兵，那怎么行2难道要饿死八路军，困死八路军吗？” 关于这件事，贺龙后来回忆说：“他们上去一讲就变了，说什么春耕忙啦，粮食没啦，军队不要随便筹粮筹款啦，要吃饭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30 章 得拿钱买啦，不讲抗日。我问群众，抗日要不要吃饭？群众说，要吃饭。没钱怎么办？体政府解决。吃了饭要去抗日；不抗日，没饭吃。我越讲越有劲。肖克扯我衣服，也没理，还是讲我的。”他历来主张在统一战线问题上，遇有矛盾，特别是对方的无理摩擦，必须进行严肃的斗争。他针对guó mín dǎng不准八路军筹粮筹款的批评，正是力图排除妨碍统一战线巩固的顽固势力的一种斗争。 然而，始料不及的是，在共产党内，有人对贺龙“招兵买马”，扩大抗日力量，坚持独立自主，进行原则斗争产生了误解。他们认为，贺龙的这种态度会损害同guó mín dǎng的关系，损害统一战线，批评他在庆祝大会上的讲话“把统一战线骂坏了”，不能这样尖锐，于是，有人便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反映他们的意见，并且建议将贺龙调出一二０师，去中央党校学习。 这件事，使贺龙极为烦恼。他不明白，自己的同志为什么不同意他的做法。máo zé dōng在1937年11月13日，即太原失陷后给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的电报中明明白白地写着：“发动群众，收编演军，扩大自己”，我主张“招兵买马”有什么错？在哪一点上妨碍了统一战线？洛川会议上，máo zé dōng说过，在统一战线中，有一个把guó mín dǎng提高到共产党所主张的全面抗战呢？还是把共产党降低到guó mín dǎng的片面抗战的问题。我批评他们不抗日，不准八路军筹粮，正是为了把他们提高到全面抗战的高度，错在何方？难道只有自己捆住自己的手脚，一切听阎锡山摆布，才算统一战线，那样，我贺龙决不干。 关向应是个很精细的人，对于某些同志的“意见”，他思之再三，认为并不妥当，便赶到延安，向máo zé dōng请示。 máo zé dōng当然看到了那封信，他就这件事同关向应谈了话，批评了信上的错误看法。他对关向应说：“二方面军准是旗帜？是贺龙。”“贺龙同志有三条嘛，一、对敌斗争坚决；二、对党忠诚；三、联系群众。” 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但在贺龙心灵上难免造成某种苦涩。他弄不懂，自己积极抗日，为什么又反他的“军阀主义”？又会有人向中央告他的状？这块yīn影，直到1942年整风运动讨论党内若干历史问题后才彻底摆脱。不过，这件事以后，他对máo zé dōng更加敬佩。对máo zé dōng的指示，执行起来忠贞不二，连讲话的称谓也变成“毛大帅”了。 ------------------ 15、贺龙大闹冀中，延安振奋，重庆惊愕，北平日寇惊 呼：“贺将军此来，对北支之威胁更非昔比。” 一谈起共产党11年抗战，人们所言不是平型关大捷，便是百团大战，似乎除此之外，八路军便没有打过大的运动战了，只有麻雀战、地雷战、地道战等全民xìng的游击战了，其实，这是宣传上的一种误区。 翻开1939年6月26回延安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报《新中华报》，有一条通栏大标题：《华北新胜利与贺师长光荣负伤》马上跃入你的眼帘。这篇排在头条的社论，占据了这张四开报纸头版的一半，更为奇特的是，这份报纸还在醒目的地位，登载了蒋介石、阎锡山以及guó mín dǎng内其他高级将领致朱德、贺龙的电报。这在《新中华报》上是极为罕见的。它反映出中共中央的喜悦和振奋的心情。 这张报纸所说的“华北新胜利”，就是贺龙指挥的河间齐会战斗。 从1939年1月到8月，贺龙千里挺进，在冀中大闹了八个月，打了许多胜仗，齐会战斗是其中规模较大的成功的一次平原运动战，歼灭日本正规军一个大队，七百多人。 冀中，位于南北jiāo通大动脉平汉、北宁、津浦三条铁路之间，沃野千里，河道纵横，村镇密布，人口众多，紧靠日军华北侵略军大本营——北平，是日军重点“清剿”地区。1939年，为巩固日军在华北的统治，在冀中，集中了日军第十、第二十七、第一０一等三个师团，进行大规模“机敏，神速的讨伐”，而贺龙从晋西北带来的只有三个团的部队，加上后来在冀中发展的也只有主力部队两个旅，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在这样的情况下，能打这样一个歼灭战，的确了不起。 我们这位元帅，凭什么在敌人鼻子底下“大闹天宫”呢？不妨让我们来揭示一下其打仗的奥妙。 1938年9月中旬,中共中央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贺龙、关向应、肖克参加了会议。máo zé dōng根据日军占领武汉以后，逐渐从正面战场转移其主要兵力打击八路军、新四军，并将重点置于华北的情况，提出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方针。会议期间，有一天，中共中央军委王稼祥、彭德怀来到贺、关住处，向他们传达军委的决定。 彭德怀说：“巩固华北，一二０师要向东去，到冀中平原去。冀中那里没有八路军主力。吕正cāo的部队实际上只有两个营，其他部队是地方党收拢起来的各种地方武装，部队新，力量单薄，在敌人回师的时候，将会遇到很大困难。一二０师到那里去，可以帮助冀中这块根据地巩固起来，还要协助吕正cāo的部队巩固和发展。－二０师到那边去，自己也才能得到发展，那里人多呀！你们晋西北，人不满百万，要大发展是很困难的。”彭德怀还说：“冀东斗争失败了，冀热察地方很大，可以很好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就用来时轮、邓华的力量来搞。中央决定，肖克同志带一部分干部去组织一支冀热察挺进军，创立新的根据地。带哪些部队去冀中，哪些人去冀热察由你们讨论决定。”彭德怀还告诉他们，林师、刘师的主力也要进入冀南、冀鲁豫平原和山东。 听了彭德怀传达的中央决定，贺龙是很兴奋的。老实说，他虽然领导一二０师开辟了晋西北，但总觉得这几天地太窄，拳脚使不开，何况，还有阎锡山在那儿绊手绊脚。他早想有朝一日，能到更广阔的天地里去大显身手。这不好了。冀中是河北的腹地，可以同日本鬼子干上一番了，弄得好，还可以捅到关外去呢！这种心情，反映在他回到晋西北以后那种忘我工作上。他先派出侦察队去了解同蒲铁路忻县到阳曲段的敌情。铁路是由日军重兵控制的，沿线布满许多据点，铁路上不时出现巡逻的铁甲车。八路军要过铁路，就等于越过一道封锁线，决非轻而易举之事，因此，准确地掌握敌情十分重要，接着，他又会监督后勤部门筹集和补充武器、弹yào、粮食和物资。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啊！他对一二０师供给部长陈希云说：“从现在起，我管供给部，你给我两天汇报一次。”他似乎把后勤部门由大权揽到了自己手中。他又严令司令部、政治部迅速安置老弱病残，精悍队伍。这也是一件很复杂、令人头痛的事，但是，做不好将影响这次敌后大进军，他不得不管。虽然忙得不可开jiāo，却十分愉快，人们处处都可听到他爽朗的笑声。 一天，挂着上校军衔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驻一二０师的联络参谋陈宏谟来找贺龙。红军改编以后，根据国共协议，国民政府军委会向八路军三个师派驻了联络参谋，负责直接向蒋介石报告情况，沟通关系。派往一二０师的是个四川人。他问贺龙道：“师长，听说明天要出发？” 贺龙满面春风，说：“是啊，明天一早就走。再这样老吃山yào蛋、莜麦，连人都吃蠢了！” 你听出来了吗？他对离开晋西北有多高兴。 12月20日，贺龙、关向应率领一二０师主力从岚县出发了。肖克要去晋察冀组织挺进军，随队同行。这天，大雪纷飞。贺龙骑在马上，望着纷纷扬扬的大片大片的满天飞雪，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他感到今天的空气是那么清新，那么爽净，令人心旷神信。他笑了。 经过长途行军，1939年1月19日，贺龙率部越过同蒲、平汉两条铁路，进入冀中平原，很快与八路军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cāo取得了联系。 “七七”事变以后，guó mín dǎng政府弃地南逃。中共保届省委适应形势变化，迅速推动和组织了抗日武装。此时，冀中地区出现了许多打着抗日旗号的武装，其中，除由共产党领导的之外，还有地主豪绅牵头的联庄会，guó mín dǎng军警流散人员的队伍，以及其他各种杂式武装。他们各立门户，自封官职。当地群众形容说：冀中地区“司令赛牛毛，主任遍地跑”。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在冀西会见贺龙时也说：“那个地方‘司令遍天下’，杂牌武装、联庄会多得很。”1937年10月，在guó mín dǎng第五十三军第六九一团当团长的共产党员吕正cāo，拒绝guó mín dǎng南逃的命令，在河北晋县小樵镇起义，改编为人民自卫军，进入冀中，在保属省委领导下，与冀中其他抗日武装一起，开辟了冀中抗日根据地。1938年4月成立了八路军第三纵队和冀中军区。冀中的抗日武装经过几次整编，组成了四个分区，四个支队，还有一些部队编成了五个独立支队和两个游击师，情况大有改观，但仍有一些部队只是名义上接受冀中军区领导。冀中军区和八路军第三纵队的司令员是吕正cāo，政治委员是新由中共中央派来的程子华。贺龙是认识的。中共冀中区党委书记是黄敬。 贺龙和甘泗淇在大王果庄会见了他们。一见吕正cāo，贺龙便开起玩笑来，说：“你这个司令官不小呀！冀中的人口比陕甘宁还多两倍呢！” 这一夜，贺龙和他们抵足而眠，反复告诉他们率一二０师来到冀中的目的，以消除他们对老八路干里而来引起的某种疑虑和紧张心情。第二天，一二０师到达惠伯口，与冀中军区汇合，召开了一个联欢大会。贺龙是极其兴奋的。跟随贺龙从延安来到冀中的国内知名作家沙汀有这样一段记述： “他在人丛中站着，挂着六轮qiāng，军帽掀高一点，神气活象一个刚从火线上下来久经战斗的老兵。他把我们介绍给军区联络部长。”“一转身，他又把我们介绍给了政治部孙主任，其次是目正cāo同志，长个子，又瘦又黑，穿着相当整洁。当我们正同我们的新相识寒暄的时候，而他忽然又走掉了。聚餐过后，我们才在大会场中见到他，并且听了他那热情而又坚决的讲话。毫无疑义，大行军的完成，太使他高兴了。” 联欢会的戏没有演完，敌人就进攻了。吕正cāo十分担心。贺龙说：“不用着急嘛，我来调部队。”他叫来了一个小个子团长——七一六团的黄新廷，让他调一个营负责掩护。吩咐完毕，他笑着对吕正cāo说：“照常看戏嘛！看完了再走也不迟。”这真是大将风度，处惊不变。他的这种态度，无疑对在场的人是一付镇静剂，那种慌乱的心情顿时消失。可是，戏一演完，贺龙便悄悄对吕正cāo说：“老吕，快走！别耽搁呀！看样子，敌人真的进攻了。” 于是，贺龙大闹冀中的活剧就在这不知不觉之中开场了。 这是日军对冀中平原发动的第三次围攻。日军二十七师团、一０一师团和鸡立第八混成旅团共出动七千多人，分别从沧州、泊头、保定、定县等向冀中港龙河、子牙河之间地区进行围攻，其规模比前两次大得多，引起了冀中军民的很大不安。 面对这样的形势，贺龙觉得，要打败强敌，首先得有一个广阔的、便于机动的战场，这是游击战争取得主动的必要条件。冀中军区虽然成立了四个分区，但人力、物力、群众基础等条件并不很具备，因此，贺龙决定，从一二０师抽出兵力，去开拓战场。他同时组织了三个支队分赴各地，给他们的任务是：巩固已有的分区部队，协助那里的地方党，组织群众，扩大抗日武装，开拓一个具备良好条件的游击战场。’在敌人大举进攻面前，敢于将有限的兵力分出一部分去为取得未来的胜利作准备，也真够有勇气、有魄力的，只有优秀的指挥员才能这样做。 其次是要捕捉战机。在于变万化的战场上，这也并非易事。它必须摸清敌人的行动规律、兵力部署、战斗力高低，还要准确把握自己的力量和可利用的条件，即所谓知己知彼。贺龙凭借他敏锐的洞察力和长期的作战经验，在冀中平原这块不熟悉的土地上，一下子抓住了四次战机。 第一次在曹家庄。他充分利用了日军自进入冀中以来，从未受到中国军队的打击而将骄兵狂的心理，孤军出扰的弱点，集中一个团的兵力，对河间的第二十七师团宫崎联队远离据点、抓丁抬粮的二百来人，给予突然的歼灭xìng打击，一下子消灭了日军一百五十余人。 第二次在大曹村。日军受到打击，非常震惊。他们不知道冀中来了老八路，以为又是那些一打就跑的游击队干的，倍感受辱，于是派出步骑兵一千多人，前来报复。贺龙料定狂傲日军的这种心理，便在其必经之路的大曹村埋伏了一个主力团。在日军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出其不意，又歼灭其三百余人，一个日军大队长被打死。 第三次是个遭遇战。贺龙率领师机关转移到德lún河以南，突然遇到了从献县、安平出来的三、四百日军。师部有将无兵，有可能被人家吃掉。但是，敌人为过沧石公路配合冀南敌人“扫dàng”，行程匆匆，没有发现他们。当贺龙弄清这一情况后，息令从大青山刚刚赶到冀中的七一五团，抓住日军急于过沧石路而无心恋战的心理，狠狠打了一下，然后撤离。这一次，又歼灭其一百三十余人。 第四次是主动出击。日军虽然连续遭到三次打击，但其指挥官不相信冀中来了老八路，没有放在心上。河间日军照样派兵出来抓丁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31 章 抢粮，只是不敢走得太远，还准备了一部分支援兵力。他们活动很有规律，双日出东门，单日出西门。贺龙抓住这个规律，派七一六团单日到城西的黑马张庄打伏击。不用说，抢粮的日军进入了伏击圈，不过一打起来，日军连续三次增兵，总兵力达到四百五十多人，与七一六团在黑马张在对峙起来。贺龙认为，此时只要设法使日军无法增兵，就能发起攻击，取而胜之。于是，他命令三纵队三十一大队去佯攻河间县城。日军被迫两面作战，无法再行增兵。七一六团抓紧时机发动猛攻，歼灭了一百三十多人，日军熬到半夜，退回城里去了。 一个月内，贺龙指挥一二０师打了四次胜仗，歼灭日军四百多人，这在冀中平原上是从未有过的大胜利，引起了很大反响。日军震惊了。他们终于朗日遇到老八路了，而且是赫赫有名的贺龙领导的。第三次围攻只得僵旗息鼓。最高兴的是冀中老百姓。他们原来对这些从山里下来、穿着破烂的老八路能不能打败鬼子，心存疑虑，所以，敌人一进攻，就心惊胆伯，人心浮动。曹家庄、大曹村战斗，他们亲眼看见了八路军打死不少日本人。长期受压抑的心情一下子振奋起来了。他们一反常态，主动为八路军服务，送饭、送馍馍直接上了前线；村村都准备了牛车，伤员一下来，主动帮助运下火线，个别的老乡，甚至直接参加了战斗。这样一来，无论是地方政权、冀中武装还是冀中人民，对抗日胜利的信心一下子提高了，被第三次围攻弄得惊恐万状的冀中平原稳定了下来。 兵书云：“夫惟无虑而易敌者，必擒于人。”贺龙深知，四战四捷，虽然打击了日军的疯狂气焰，但也给日军敲起了警钟，日军必然会认真对待，此后，冀中地区将面临更加严峻的形势，必须抓紧敌人围攻的间隙，作最充分的准备。 冀中是块大平原，村庄密集。相隔很近，只要日军知道八路军的行踪，合围是很容易的，所以，贺龙来到冀中以后，几乎每天都要转移。行军转移成了一项重要任务。有时，一天要换两个地方。就在这种频繁转移的情况下，贺龙抓紧时间做了几项迎接日寇更大规模围攻的准备； 首先是确定冀中区对敌斗争的方针。2月14日，关向应从北方分局开会回来以后，贺龙立即同他商量，在肃宁县东湾里召开了第一次冀中区党政军联席会议。在这次会上，贺龙说；当前的作战指导思想，是要尽最大力量保持八路军现有地区，不能轻易丢失，在此基础上，相机收复新近被敌人占去的地方，使主力部队有个回旋的余地。目前，主要是在内线作战，必要时可以转到敌军的侧后去，把敌人从据点里引出来，找其弱点进行打击。他指出，在冀中，敌我力量的对比十分悬殊，因此，决不能硬拚，硬拚，会受损失，要吃亏。我们应当避其锋芒，利用平原的广阔地域，同鬼子多兜圈子，寻找机会，消灭它一部分，能敲掉多少就敲掉多少，几十、几百都行，以削弱他的有生力量为目的。我们在冀中，不同鬼子争一城一镇的得失，而是要壮大自己，消灭敌人。 这个方针，是贺龙从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出发，总结了一二0师几次成功战斗的经验后提出的，得到了会议的肯定，成为一二０师后来8个月的基本作战指导思想。 为了应付日军的频繁扫dàng，贯彻好这一作战方针，必须使老八路、新八路、地方武装在统一指挥之下统一行动。会议根据北方局的意见，成立了冀中区军政委员会，作为该区域的领导核心，统一领导党政军民各项工作；同时，成立冀中区指挥部，统一指挥冀中军事行动。 第二是搞好冀中部队的整训和提高。冀中军区的部队，从军事素质方面来看，目前尚无法适应日益残酷的斗争，急待解决c 在讨论这一问题时，吕正cāo说：“本来早应按八路军总部的指示，进行整训，但是，敌人连续进行围攻，把整顿给冲掉了，老总，你看怎么办？” 贺龙说：“整训很有必要，不然无法同日寇作战。冀中情况特殊，可以采取特殊的办法。我的意见，目前的反围攻任务主要由一二０师来担任，三纵队只作些配合。你们可以尽可能多地抽出部队进行整训。” 关向应表示同意，并建议说：“请正cāo、子华同志考虑一下，整训的部队是否可以到冀西去？那样，可以使整训效果好些。” 贺龙说：“这个办法好，要是你们两位同意，我让彭绍辉的教导团也到冀西去，帮助三纵队整训。他们搞这一套有经验，文武都行。” 会议决定，三纵队第一期整训抽调几个精干的团，作为冀中长期坚持抗日游击战争的骨干。据此，冀中军区决定，三纵队的第十六团、十七团、二十团和津南自卫军移往晋察冀边区的冀西地区整训，并提出了“按照八路军的样子建设三纵队”的口号。经过几期整训，冀中军区建成了十四个主力团，以新的姿态出现在冀中平原上。 第三是扩大八路军。适应冀中平原抗日游击战争的需要，贺龙、关向应将冀中军区的独立第四支队、独立第五支队、独立第六支队和津南自卫军逐步同一二０师的部队合编了。第一次冀中区军政委员会会议后，贺龙。关向应首先将一二０师七一五团与高士一领导的独立第四支队合编为一二０师独立一旅；贺炳炎、余秋里领导的一二０师独立三支队与江东升领导的独立第六支队合编成一二０师独立第三支队。 第四是加强冀中区的地方工作，搞好战场建设。冀中区军政委员会会议后，立即组织人员深入各地，发动群众，做好基层党和政权的组织工作，加强各地地方武装，帮助群众坚壁清野，精简各级党政机关，以适应长期坚持游击战争。 这些工作的逐步完成，为贺龙指挥一二０师和冀中军区部队，在千里沃野上打击日本侵略者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不久，日军第二十七师团、一０一师团兵分七路对冀中发动大规模围攻，目的在于寻找一二０师进行决战，消灭八路军主力。日军专门派出战斗力很强的第二十七师团宫崎联队紧紧盯住一二０师指挥机构。 敌人来势汹汹，怎么对待？在讨论时，有人主张集中兵力，打敌一路，瓦解其围攻。贺龙不同意，他说：“目前只有肃宁、任邱、文安三个县在我们手中。敌人声势这么大，我估计，这几个县城都会丢失。敌人大批涌来，在冀中任何地区，数十里内都会有敌人据点，你想集中兵力也不可能，而且，敌人正要找你的主力决战，你一集中，就上了他的当。他可以充分发挥机动快速的特点来合围你，所以，我主张，主力分散，避实就虚，各部队分区域跟日本鬼子盘旋式地打圈子，让他跟着我们转，以疲惫敌人，伺机打击其中的最弱者，在艰苦转战中争取主动。” 他的想法，得到了大家的赞同，于是，八路军在冀中广阔的平原上，利用稠密的村落，同日军兜起圈子来。 这种靠两条腿的战术是十分艰辛的。有时，八路军刚刚同日军的小部队打了一仗，马上就会落入日军大部队的包围之中，得想法立刻跳出去。宫崎联队有四次找到了一二０师司令部，并迅速组织合围，可是靠着准确的侦察，熟悉的地形，群众的拥护，游击队的配合，每次都能以神速的行动，从合围的空隙中跳出包围圈，迅速转移地去，使宫崎联队次次落空，白辛苦一场。吕正cāo后来回忆这一时期的情况说：“不管战斗多么激烈，环境多么危险，贺龙同志总是沉着、坚定、自信，仿佛在他面前，世界上没有什么可怕的事情。在冀中，常常在敌人打到高我们驻地十里左右，qiāngpào声清晰可闻的时候，贺老总还在兴致勃勃地看球，不然，就是叼着烟斗，悠然自得地和同志们聊天。记得有两次，恰好我们出村子东头，敌人从西口进来，就象换防一样。在我们主动出击或打击的时候，他也同样从容、镇静，往往在部署结束后，他还得去干点什么，然后，亲临前线指挥，而且坚持到底。” 这就是贺龙的风格。你不觉得这位元帅真是雄兵百万，决胜千里吗？ 就这样，贺龙指挥一二０师和冀中军区部队拖着日本的精锐师团在平原上兜了四十来天的圈子。日军天天东奔西跑，疲于奔命，却象一只没头的苍蝇，一舍儿东，一会儿西，总是弄不清八路军主力在什么地方，更不用说指挥机关了。虽然占了几座县城，却损失了六、七百八。不得已，放弃了这次围攻。 这次围攻被粉碎后，贺龙便想打一打运动战了。 经过三个来月的作战，他对日军在平原上作战的规律已经摸得较为清楚了；对冀中各分区的地形也已了如指掌，最重要的，三个月来，冀中人民抗战热情已经空前高涨，基层组织、群众武装有了很大发展和提高，战场条件基本具备了；冀中军区部队在实战中进步很快，过去那种不敢与日寇面对面作战的情况没有了，战斗力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一二０师的部队积累了平原作战的经验，部队也在战斗中扩大了。从冀中区八路军的总体力量来看，是可以抓住时机，组织大一点的战斗了。 贺龙在注视着日军的动向，寻找战机。 说来也巧，这一天，贺龙正在大朱村的司令部里召开旅以上干部会，讨论怎样对新编成的独一旅、独二旅进行整训，接到紧急报告说，刚从沧州调到河间的第二十七师团第三联队第二大队八百多人，携带山pào两门，机qiāng四挺，掷弹筒四具，还有几十辆装满弹yào的大车，下午由河间出动，向北运动，具体目标不详。这个联队是新从华中战场调来的所谓“功勋联队”，大队长叫吉田，很有战斗力。 参谋长周士第分析，吉田可能要在任邱、吕公堡等据点日军配合下，对河间以北，也就是我们这一带进行游击xìng扫dàng，寻找八路军主力，也许他们嗅出点什么了。 贺龙认为，这个分析有道理。他说：“不过，看来鬼子还是耳目不明，是个瞎子行动呀！这一带我们集中了七个团的兵力，他一个大队，还不是孤军深入吗？我说他是瞎子行动。我OJ要准备他来。来了，就集中兵力吃掉他。我有七个团，八百来人，我吃得下！” 他下决心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在这方圆一百四十余平方公里的地域内打一次歼灭战。 20日拂晓，吉田大队越过古洋河，向齐会村发动了进攻。 齐会，是一个有四百多人的大村落。村里有一条南北大街，两旁房屋密集。街东是一片比较坚固的砖瓦房，村南头有一座小石桥，桥下一片大水坑，地势低洼，附近村里的水都往此汇集。齐会因此而得名。村东地形平坦，其他三面皆布满坟地、灌木丛和楞坎，地形较为复杂。 驻齐会的是七一六团三营，营长王祥发是个很能打仗的老红军。吉田将他包围在村内，他便依照贺龙在旅以上干部会上的预先安排，利用村缘砖房造成有利的固守条件。在群众支援下，将村边各家房屋打通，使村沿所有房屋贯通起来，构成一座便于防守、能够联络、运动的堡垒，与敌人展开激战，坚守齐会村，吸引吉田的全部兵力。 打这一仗，贺龙的基本指导思想是：以一部扼守要点，吸引敌人，再集中优势兵力，对敌人实行反包围，使八路军在总的内线防御中，实行局部的外线进攻。 日军没有遇到过这样强硬的中国军队，一个上午，没有任何进展。吉田下令放火烧毁村沿房屋，发shèdú气弹。他非要攻下齐会村不可。 齐会，火光冲天。qiāngpào声震耳yù聋。 贺龙担心吉田攻不下齐会，要迅速撤走，那样，他的整个计划便会落空。他带领几个参谋人员来到前沿阵地，拿着望远镜观察战况。看到齐会村大火熊熊，日军愈攻愈猛。王祥发的三营完全吸引住了古田大队，他放心了。突然，凡发pào弹打来，在附近bàozhà。这是几颗dú瓦斯弹。顿时，贺龙感到一阵头晕目眩，呼吸困难，泪流满面，全身乏力。参谋人员也中了dú。医生、护土急忙赶来抢救。所谓抢救，只不过给每人带上一只用尿醮泡过的口罩。他们看见贺龙无力地坐在一块石头上，马上抬来了担架，要把师长抬到急救所去。 贺龙摆了摆手，拿过一只口罩带了起来，慢慢地说：“莫慌嘛，我没得事，不用管我。” 他站起来，又去观察敌情。医务人员知道贺龙的脾气，这时，你用九条牛也拉不动他的，只得作罢。 贺龙观察了一会，觉得很快天就要黑了，他可以走第一步棋了：包围吉田大队。他命令七一六团一、二营，天黑以后与村内的三营相配合，对吉田实施夹击。贺龙也预计到，吉田大队战斗力很强，也很狡猾，只要他一发现被包围，可能马上突围溜走，于是，他立即调动独一、独二旅的四个团，迅速进入预定地域，在更大一点的范围内部署一张网。他说：“这叫做大包围套小包围。” 晚8时，黄新廷团长下令对正在进攻齐会的吉田大队发动攻击。吉田两面受敌，马上抢占部分房屋和村沿工事，顽强抗击。吉田知道这次凶多吉少，拚命攻击齐会村。战斗十分激烈，王祥发营长的腿被打断，抬下战场后，由白求恩大夫为他动了切除手术。 这个白求恩，就是máo zé dōng称赞的那个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加拿大医生。贺龙和白求恩是一年前，即1938年相识的。那时，白求恩从延安去晋察冀边区，路过岚县，贺龙尽地主之谊，留他在岚县住了一星期，对一二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32 章 ０师野战医院进行指导。今年2月，他带了一个十八人的医疗队随关向应来到冀中。贺龙帮他为医疗队作了安排：一半去冀中军区，一半随一二０师。贺龙还派了师卫生部长随其左右，处理一切事务。齐会战斗打响后，白求恩找贺龙要求任务。 贺龙说：“白大夫，你和医疗队就随我行动。” 白求恩不同意，他说：“我们是医疗队，师长，得往前去。” 贺龙问道：“白大夫，这为什么？” “战士们需要我们和他们在一起。”白求恩严肃地回答。 贺龙听了十分佩服，就在离齐会不远的小店附近一座小庙里为他开设了一个战场包扎所。白求恩在此为负伤的许多八路军干部、战士做过大量手术。 战斗打响后的第二天拂晓，吉田大队坚持不住，向南逃跑，遭到七一五团的打击，不得已，吉田下令向东进入一个叫找子营的村庄。 “机会来了，老周，下令第二次包围。”贺龙对周士第说。 他在走第二步棋了。 于是，七一五团、三团从三面包围了找子营。经过突击，占领了找子营大部分房屋。吉田没办法，向南留路村发动进攻，图夺路而逃。日军一连对南留路发动了九次冲击。防守在这里大独一旅三团坚守村落，顽强阻击。战斗呈白热化，三团伤亡很大。政委朱吉昆三次负伤不下火线，最后身中数弹，英勇牺牲。吉田无奈，退到了南留路与找子营之间的一个坟地里。 看到这一情景，贺龙高兴了。平原作战，抢占村落作为依托，至关重要，失去了这个依托，在平原上，，他的全部人马就暴露在外了。吉田现在困守坟地，失去村落的依托，这就造成了全歼他的条件。贺龙知道最后胜利的时机来到了。但是，他考虑到平原地势开阔，吉田一退人坟地，便挖壕筑沟，准备坚守。他们武器精良，白天攻击，易受伤亡，必须扬我之长，避我之短。同时，他还要看一看从吕公堡前来增援的日军，一团能否将其击退。因此，他下令：“白天围困，夜晚总攻。”他认为，吉田大队经过两次包围打击，伤亡惨重，士兵饥渴jiāo加，疲劳万分，已处于草木皆兵的境地，一发起总攻，是可全歼。 然而，天下事往往难从人愿，有不少突发的偶然事件会毁掉你本已十分完美的计划。这次总攻就是这样。贺龙刚刚下达命令，平原上大风骤起。平原上的大风是很厉害的。大风一起，千里平原沙尘茫茫，天昏地暗。时近黄昏，一时间竟弄得伸手不见五指。吉田是个有经验的指挥官，他当然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带着残余部队，乘大风偷偷向南突围。从一二０师来说，也许是由于战斗过于激烈，人员疲乏，也许是指挥上有疏漏，有的部队对坟地的包围得不严，留下了空隙。吉田逃跑了。七一五团发现后，尾随追击了二十余里，歼灭一部分残敌。吉田只带了八十来人，逃回了河间县城。 这次战斗，战果辉煌，三昼夜连续作战、歼敌七百余人。日军是很残忍的。当他们无法运走尸体时，便割下每个死者的耳朵，写上姓名，带回去jiāo账，尸体则全部焚烧。这次战斗，有一百多具尸体未及烧掉，可见其逃跑时之狼狈。 贺龙指挥一二０师大闹冀中，连战皆捷，在开会又歼灭了二十七师团精锐的吉田大队，引起了强烈反映。 华北日军大为震惊。人们从缴获的日军文件中发现，日军华北大本营在一份指示中惊呼：“贺将军此来，对北支之威胁更非昔比，尤其直接威胁平津，不容坐视，必须立即覆灭其势，以确永久之治。” 延安，极为振奋。前一段日子，在重庆的何应钦发表谈话，中伤八路军，指责八路军深入敌后，是“游而不击”。齐会战斗的胜利，完全揭穿了这种谎言。《新中华报》立即发表社论，指出：“消息传来，全国振奋。不但给敌人‘扫dàng’计划以有力打击，增加在敌后活动的其他游击队胜利的信心，并以事实揭破了部分别有用心的顽固分子对八路军的造谣中伤、恶意宣传的鬼计。”中共中央书记处专电贺龙对其中dú表示慰问。 重庆则惊愕异常。蒋介石没有想到八路军如此英勇。他不得不承认八路军战功卓著。他分别致电阎锡山、朱德、贺龙，表彰一二０师。蒋介石致电朱德说；“贺师长杀敌致果，奋不顾身，韩堪嘉奖！除宣战绩外，希转电慰勉为要。”他也致电贺龙，电文说：“贺师长，贵恙致深，系念。兹发医疗费三千元，由总部承须转给，以资疗养，特电慰问。” 蒋介石能对八路军将领如此“嘉奖”，在抗日战争中实属罕见，可见贺龙大闹冀中之影响，并非一般。 ------------------ 16、抗日战争最艰难的岁月，máo zé dōng让他去理财，担任 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兼财办主任，他行吗？ 人的一生，常会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事。 正当贺龙安下心来，在晋绥根据地干得起劲的时候，máo zé dōng把他调到了延安，让他当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军司令，也就是西北地区八路军的最高军事长官，顾名思义，是统率陕甘宁和晋绥根据地军事力量的。但奇怪的是，máo zé dōng却给了他三项任务：第一项，“统一晋西北与陕甘宁两个区的军事指挥及军事建设”；第二项，“统一两个区的财政经济建设”；第三项，“统一两个区的党政军民领导”。这三项任务中，第一项无容置疑，乃联防军司令员之本职；第三项，从贺龙作为西北地区八路军最高军事领导人，参加中共中央西北局的领导来说，也是可以理解的。唯独这第二项，是贺龙来延安时没有想到的。让一个带了一辈子兵的人来理财，而且是在根据地经济最困难的岁月，这是为什么？人们不知道máo zé dōng是怎么想的。 调贺龙来延安，肯定是máo zé dōng和中共中央深思熟虑后的决定。从贺龙来延安后，中共中央让他参预的一些活动来分析，máo zé dōng调他来延安至少有两个原因： 一是借助他的威望来解决陕甘宁边区当时存在的军队与地方党和政府的关系问题。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朱德《年谱》记载，朱德在中共中央军委检查留守兵团工作的会议上作结论时，肯定了留守兵团工作成绩，同时提出其缺点和错误，希望他们今后更好地服从中共中央西北局的领导，更加尊重陕甘宁边区政府。贺龙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所作的《关于整军问题》的报告中说：“过去在部队某些干部中，对西北中央局的领导不够尊重，有个别的只说拥护党中央，不说拥护边区政府。认为1939年以前的政府是好的，1939年以后的政府是不好的。”这年10月，中共中央又将留守兵团并入联防军，兵团司令肖劲光当了联防军副司令。从这些迹象来分析，当时的留守兵团与中共中央西北局、边区政府之间显然存在一些矛盾和问题，máo zé dōng需要一个威望高的人来解决这些矛盾，贺龙是一个合适的人选。因而，贺龙到延安后的头一件事，就是让他参加由朱德、王稼祥领导的军委考察团，检查留守兵团的工作，不久，中共中央便把留守兵团纳入了联防军。 二是，1942年由于guó mín dǎng的严重封锁，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权为困难。máo zé dōng在回顾1940年和1941年的经济困难时说：“我们曾经弄得几乎没有衣穿，没有饭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们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guó mín dǎng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他把经济困难比做“抗日航部今后的暗礁”。解决如此严重的经济困难，单靠陕甘宁边区的力量显得太单薄了，必须借助外力，最可行的是与毗连的晋绥根据地联系起来，这自然需要贺龙的参领。 除此之外，máo zé dōng对于贺龙理财的能力也略知一二，因为，贺龙已在治理晋西北经济困难上初露锋芒。 1932年12月，阎锡山制造“晋西事变”。guó mín dǎng军对晋西北作了一次洗劫，把饱受战争摧残，连年天灾的晋西北，搞得经济极其困难。据调查，1940年初，晋西北的农业劳动力比抗战前减少了三分之一，骡驴等大牲畜减少了十分之八；许多土地荒芜，耕地面积仅达战前的百分之八十四。粮食产量降低三分之一以上，棉花总产量只及战前的百分之三。本来不发达的手工纺织业百分之百地停顿了。吃饭、穿衣成为最严重的问题。粮食的匾乏极为惊人，部队筹措不到食用谷物，只能以黑豆充饥。这种黑豆，本来是用来喂牲口的，现在却成了人们的主粮，而且，就连这种黑豆也供应不足。部队、机关每天只能喝黑豆煮的稀饭。贺龙、关向应他们稍好一些。他们把黑豆的皮去掉，将其碾成小颗粒，煮成平饭，其味苦涩，当地人把这种做法叫做“黑豆渗渗饭”。副官怕贺龙、关向应天天吃黑豆影响身体，想法给他们从别处弄来点白面和小米。贺龙生气了。他说：“你们这是干什么？大家能吃，为什么我们不能吃？拿走5”副官只得照办。在财政上困难更大。晋西北原来使用的是阎锡山发行的钞票。蒋介石是不准各省自行发行纸币的。1939年，阎锡山一面向中央政府要钱，一面私自发行钞票，坑害百姓。阎锡山以晋兴出版社作掩护，在山沟里秘密印制他的纸币。由于印刷质量不佳，人们把这种纸币叫做“大花脸”“二花脸”。初发行时，每一无可买小麦三斤，两年后，一元钱买不到一斤。阎锡山在晋西北留下了几千万元“大花脸”。“晋西事变”以后，阎军逃往晋西南，这种钞票一夜之间成了废纸。贺龙、关向应向中共中央北方分局报告说：“我军保存的大多是‘大花脸’，故‘大花脸’打倒给了我们以严重打击。”弄得抗日政府一贫如洗。 为了摆脱如此严重的财政经济困难，贺龙亲自担任了晋西区党委财经委员会书记，想方设法，用尽心血，克服困难。 第一件事是解决金融问题。首先急需筹措资金，以应急需。可是到哪里去弄钱呢？开始他派一二０师的正副供给部长分别到晋中和晋北去筹款，结果，收效甚微，后来，他想出了一个办法：做生意。他派师供给部副部长范子瑜到绥远大青山游击根据地筹集土特产，然后，卖到敌占区和guó mín dǎng统治区去，换回晋西北所需的资金。这个办法很见效。第一次，范子瑜将从大青山筹集来的土特产变卖以后，带回来三四十万块银元。贺龙很高兴，这三四十万块银元至少可以应付眼前的急需。可是，一天以后，新任军委参谋长叶剑英和军委后勤部长叶季壮打电报给他，说中央经济困难，特向他求援。贺龙拿着电报，把两位供给部长找来，问道：“你们看这事怎么办？” 两位部长心想，好不容易弄来的这一点钱，还不够晋西北用的呢！他们怎么表态？可司令员问他们，又不能不说。供给部长陈希云机灵，他说：“一切请老总裁定！” 得，他把贺龙踢来的皮球又踢了回去。 贺龙一笑。他明白下级的心思，便问道：“你们从大青山带回来多少钱？” “三十万块银元。”副部长范子瑜回答。 周上第、甘汹淇估计，不给是通不过的，所以，他们说：“老总，你决定个数，送走吧！” 贺龙沉思了片刻说：“你们从中拿出三分之二，连夜送到延安去。” 三分之二？我的妈，留下来的钱还好干什么呢？陈希云真急了，马上说：“老总，我们部队还没有棉衣过冬呢？”他反映的是晋西北的实际情况。 哪知，贺龙把脸一沉，说：“你要头，还是要身子？” 好一个贺龙，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胸怀？在他看来，支援中央，支援延安，义不容辞。没有延安，晋西北也不复存在。晋西北再穷也首先要保证延安之所需，它是“头”啊！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晋西北到底向延安送过多少钱？笔者曾向管过钱的老同志询问。他们笑着说：“那多了，谁说得清？” 筹措资金只能是一种临时的应急办法，更重要的是要有自己的金融机构。他和区党委协商以后，把晋西北绅士刘少白清出来筹建自己的银行。让一个名士绅出来主持共产党的银行，这事也真新鲜。不少人不理解贺龙是怎么想的。贺龙心里是有数的。 刘少白毕业于山西大学法律系预科，当过河北省建设厅厅长、天津市商品检验局的科长，虽是晋西北有名的绅士，但是位不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他熟悉金融财政，了解晋西北的情况，将他请出来自然是最合适不过的。刘少白不辱使命，筹建了西北农民银行，发行了晋西北根据地的货币——西北农币，使得晋西北有了一个可以运用有效机制，稳定物价，发展生产，沟通城乡物资jiāo流，保证供给的金融机构。 贺龙做事一步一个脚印。请出刘少白以后，他就去抓生产。生产是解决经济困境的根本呀！他亲自召开了晋西北财经会议，把发展生产尤其是农业生产作为中心任务，为此，他亲自动员党政军机关和群众团体联合起来，组成晋西北春耕委员会，统一领导全区党政军民开展大规模的生产运动。在抓粮食生产的同时，他又发动部队多种棉花，建设了河西被服厂；又要求部队建立油榨房、粉房；晋西北煤多，又动员各部队抽出人力开矿挖煤，用以解决部队、政府和群众急需的燃料。贺龙是个很有经济头脑和市场意识的人，他懂得只抓生产，不搞流通，经济无法活跃，人民群众供给也得不到保证，因此，他同时指示各部队开办商店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33 章 开拓物资流通、活跃经济的渠道。半年内，晋西北各部队在发展生产基础上开办了十六个商店，赢利法币七十万元、农币六十万元，方便了群众，改善了部队生活。 在贺龙这位财经委员会书记的领导下，到1943年他离开晋西北时，经济状况已有了显著的改善。 这些，máo zé dōng心里自然十分明白，因此，才点名让这位老总来陕北理财。 1942年6月8日，西北财经委员会成立，委员由陕甘宁和晋西北两区域主要负责人和从事财经工作的负责干部共十九人组成。林伯渠任主任，贺龙任副主任。晋西北高级干部会议后，又成立了西北财经办事处，作为财经委员会的办事机构，负责管理边区财经工作。贺龙以财委副主任身份兼任财经办公室主任。 当时，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中突出问题是政府收支不平衡，入不敷出，边区政府穷得无法负担必要的开支。 贺龙上任后的头一斧头，就是采取了一项临时应急措施，解决边区政府的困境。他的办法是：给边区各军分区拨款五百万元，让军分区自行包干本区的经济支出，也就是说，让军队来负担政府的开支。这当然加重了军队的负担，军队干部能想得通吗？不少人意见纷纷。 贺龙把军分区的领导找来，对他们说： “过去，水是顺流的，由上往下。43年，要由下往上流，上面向下面要饭吃，因为你们有生产力量啊！不找你们找谁？”“从我们延安来看，北门外住的是中央、军委，南门外住的是边区政府、西北局，他们有什么东西？而我们军队却开了许多商店，有西北商店、河口商店、恒丰商店、金隆客栈、大生客栈，等等。所以，靠上头是没有办法的，相反，要靠你们养活，靠你们吃饭，因为，第一、你们有地盘，陇东、关中、绥德和直属区等；第二、你们能挣钱；第三、你们有群众；第四、有qiāng杆子；第五、有商店；第六、有工厂；第七、有几百个骡马大店；第八、有运输站；第九、你们也有钱。这些东西都在你们手里。还要上头来养活你们，从道理上也讲不通。”他指出，我的包干办法，就是“你们军队吃什么，地方干部吃什么；你们穿什么，地方干部穿什么；地方上没有饭吃，没有衣穿，没有办公纸张就向你们要。上面总共补助五百万元，其余的要军队来负担。过去，上面养活你们，现在有困难，你们要挑这付担子，而且要排好。”他指出，各分区要成立个财经委员会，统一领导军队、地方的财经工作，集中财力，分区包干，渡过难关。 你也别说，他用行政命令搞的这个财经“包干”，的确起了相当作用。虽然加重了军队的负担，但也提高了他们发展全区生产和解决本区财经困难的责任感。 不过，贺龙心里明白，这只能是一种应付困难的权宜之计，并非长远之策。根本的问题，一是要设法增加边区政府的收入，二是要发展生产。来延之后，他深入实际，广为调查，发现边区政府入不敷出的原因，在于收人没有保证。陕甘宁和晋西北根据地当时最主要的收入来源，是向guó mín dǎng统治区输出食盐和别的各种土特产品。但是，这几年来，由于领导不统一，管理不科学和各自为政，各做各的生意，只管自己小单位赢利，不管政府受损，政府得不到应有的收益，，因此，贺龙向财经委员会建议，成立边区政府物资局，统一领导境外贸易，对食盐和土特产实行统销政策。这样一来，边区政府的收入逐渐有了保证。 发展生产，一直是贺龙大力提倡的。1942年12月，máo zé dōng亲自出马，对陕甘宁根据地的财政经济作了一番调查，写出了一份历史文献《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提出了著名的“发展经济，保证供给”的方针。máo zé dōng想听取更多的意见，委托贺龙向正在召开的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进行传达，以期展开讨论。 贺龙在传达发言中说，máo zé dōng“把发展生产看成是解决一切问题的中心环节”“我想，他这个想法很正确。如果不生产，让天上往下落吗？天上也落不下来，落下来的是雨，而雨有时候也不落。靠我们的国家？国家一个响也不发，子弹也不发，什么也不发。那靠什么？就靠自己。我们边区政府是穷的，只有靠自己生产。”他在会上说；“你要是对生产取消极、轻视、忽视态度，就是违反抗战与革命的利益。”他特地表扬了五位对边区发展生产作出贡献的知识分子，并大声疾呼：“他们是坚决抗战的，这些人对我们边区有这样大的帮助，自己搬机器来，埋头苦干，什么话也不讲，只要工作，我们对这样的人应当尊敬他们。” 这种表扬，应该说，是很震动人心的。要知道，那可是1942年底。整风运动正在深入开展，批判丁玲、王实味闹得知识分子人心惶然，接着来的，又是“抢救失足者”运动，更多的厄运已降临到知识分子头上。在这样的时刻，我们这位元帅敢于表扬几位从国统区来的知识分子，其胆略也够可以的了。 但是，发展生产仅口头号召是不行的，要有钱，要资金投入。边区银行因为资金有限，不敢放手发放农业贷款。他们严格规定，农业贷款不论军队、政府还是群众，都必须有一定抵押，没东西抵押，就不能得到贷款，这叫做抵押贷款。边区本来就穷，哪来东西抵押？别说一般农户，就连开展生产运动较早的军队和政府机关，也是一无金银财宝，二无房屋田产，用什么来抵押？因此，银行的大部分资金到不了基层生产单位和农民手上。贺龙认为，银行有银行的道理，不能算错，但是，银行大部分资金应当用于发展生产，这是最根本的。你把钱锁在钱柜里，你银行还有什么作用？生产发展不起来，贸易就无法进行，政府也不可能增加收入。银行资金也不会充裕，这怎么行呢？他去找边区银行行长朱理治，同他作彻夜长谈。 贺龙对他说：“今天的问题是要发展生产，你应当把银行的票子投到生产上去，你说对不对？” 朱理治说：“老总，我们银行是抵押贷款，没有抵押品，放出去的资金就收不回来，这可麻烦了。” “你不给他票子，他没有资金来扩大生产，两手空空，拿什么给你做抵押？他用人做抵押，你要吗？你帮他发展了生产，他就能有钱，有了钱就可以还你，你也有利可收，政府收入也有保证。你把钱放在那里，是死钱，既不利于发展生产，也不利于银行业务的开展，你说对不对？我看，我们改一改，搞信用贷款怎么样？你怕发放了贷款，银行没资金？那好办，我给你从晋西北调。” 朱理治终于同意了贺龙的意见。银行从1943年起向生产单位发放信贷。贺龙为了支持银行，从晋西北调集了数百万元的法市。1943年，边区银行向机关、部队的生产投资比1942年增长了三十八倍；向农民发放的农贷，增长了十多倍，在农业生产上发挥了积极作用。贺龙在1944年总结1943年财政金融问题时说：“如果没有这笔资金投下去，没有这批马兰草票子，那我们去年，生产成绩是不会这么大的。” 陕甘宁边区银行发行的钞票，叫达市。是用边区的一种叫马兰草作原料制造的纸张印刷的，所以，贺龙称之为马兰草票子。 在组织生产中，贺龙特别重视边区部队的生产。战争年代，过的是军事共产主义生活，军队的一举一动，举足轻重。边区部队的生产，不仅能起到带头作用，推动整个地区的生产，而且可以大大减轻边区政府和人民群众的负担，这对于整个财政经济的好转作用很大。máo zé dōng早就看到了这一点。他和朱德提出过“屯田政策”，“南泥湾政策”，就是要八路军发展生产，自给自足。三五九旅七一八团，就是根据这个指示，开到荒凉的南泥湾开展生产运动的。他们一年内就开荒播种一万二千二百亩，粮食、蔬菜的自给率占百分之八十以上。贺龙曾亲赴南泥湾考察，并在1942年12月西北局高级干部会上，详细介绍过三五九旅从事农业生产的经验。1942年11月底，他在作整军问题总结时说：“我们要下最大的决心，努力完成明年的生产任务，并争取到1944年，不但不向政府部门要钱，做到吃的粮食、穿的衣服完全达到自给自足，而且还能抽出一部分粮食、副食和钱上jiāo政府。”这个指标是不低的。 在他的领导和推动下，边区部队的生产运动搞得轰轰烈烈，他们“一手拿qiāng，一手拿锄”开展了生产大竞赛。1943年，开荒二十余万亩，占全边区开垦荒地总数的三分之一，共收细粮三万石。南泥湾生产部队做到了粮食自给自足，其他部队也做到了大部自给。边区部队养猪一万余头，羊一万五千只，每人每月可吃三斤ròu。你别笑这个数字，这在当时可是个了不起的大事，连máo zé dōng他们一个月也很难尝到ròu味的。他们还建立了十一个纺织厂，年产四十万匹粗布和许多毛毯、毛巾，不仅做到了máo zé dōng提倡的‘咱己动手，丰衣足食”，减轻了政府和人民的负担，而且有力地支援了政府和群众。 经过一年的努力，到1944年春，边区的财政经济状况开始好转。这一年，陕甘宁边区扩大耕地面积一千万亩，增产细粮十六万石，运销盐和土特产三十万驮（指一头骡子可驮的重量），种棉花十五万亩，织布十万匹，公营和私营的工商业也有了不小的发展。延安的市场上日渐繁荣，人民生活得到了普遍改善。抗日根据地虽然又面临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等待贺龙去解决，但已经渡过了最艰难的岁月。 贺龙理财行吗？事实给了肯定的回答。máo zé dōng不愧是一个知人善任的领袖。 这一年，对贺龙个人来说，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贺龙来延安不久，由于双方感情长期不合，他的夫人骞先任与他离了婚。贺龙过起了单身生活。热心人到处都有。延安有些人忙着给贺龙当“红娘”。西北局组织部长陈正人，把中共延安县委组织部长薛明介绍给了贺龙。 薛明，河北霸县人。抗日战争bào发以后，她随平津学生请愿团来到南京，要求政府积极抗日，宣传抗日救亡，后来辗转到了江西，经中共地下党组织介绍，来到延安，先后在中共中央党校、fù女大学学习。毕业后，到清涧县工作。由于工作成绩突出，被选为县参议员。后来，调任中共延安县委任组织部长，是中共中央西北局着意培养的fù女干部。 1942年春末夏初的一天，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高岗陪着贺龙来到延安县委。县委书记和薛明接待了他们。 高岗向贺龙介绍说：“这位就是薛明同志。” 贺龙同薛明握了握手，彼此寒暄之后，贺龙问薛明说：“薛明同志，你认识叶群吗？” “认识呀！”薛明回答说。 贺龙点点头说：“今天是星期天，同高书记到这儿来转转，问点情况。我知道你同叶群是朋友。叶群在马列学院把林彪同志给她写的信拿出来给同学们看，这很不好。谈恋爱嘛，你要是不同意就算了，为什么把林彪同志的信拿给别人看呢？你俩很熟悉，你是不是可以跟她说，不要这样做。” 叶群是同薛明一起到南京的，彼此是熟悉的。她也听说，林彪在追求叶群。她觉得贺龙的态度很诚恳，是关心同志的。叶群也大可不必那样做，所以，点头说：“贺老总，我可以跟她去说。” 贺龙高兴了，说：“那好啊，朋友嘛，就要这个样子，互相关心嘛！你认为怎么样？” 薛明说：“我同意贺老总的意见，这件事找可以去办。” 贺龙说：“那好，我要说的话就这么多。我知道你在清涧工作得很不错。” 薛明微微一笑说：“老总你过奖了。” 临走时，贺龙突然问道：“薛明同志，听说你是天津人？” “离天津不远，霸县。” “哦。”贺龙笑了一下，似乎有点抱歉，情况没有弄准确。他说：“我有个厨师，会做天津包子。我觉得很好，你可以去尝尝，看象不象。以后有空，请到我那儿去玩。” 说完，也不等薛明回答，(口卸)着烟斗，拉起高岗，甩开大步退直下了山坡。 这次会面，给彼此印象都不错。在贺龙看来，这位女同志很成熟，待人接物颇有分寸。薛明觉得，这位老总诚恳豪爽，大约是位很好相处的人。从此，两个人开始了jiāo往，而且感情日深。 不过，彼此都不无有所顾虑，那就是年龄相差稍大一点。这年，贺龙四十六岁，已到知天命之年；薛明二十六岁，正是青春年华。一个觉得，对方比自己小那么多，人家恐怕不会同意，所以，一直没有开口；一个在想，对方人品的确不错，可是，彼此在年龄上相差大了一些，有些犹豫。所以，都不愿对今后的发展有所想法。西北局的“红娘”们看出了这一点，都设法来做工作。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彭真从晋察冀来延安。他是贺龙的老朋友。他找薛明谈话说：“人们相爱，年龄并不是主要的，关键在于双方感情的发展。如果把年龄的大小看成彼此结合的主要因素，那就不叫爱情了。其实，人们相jiāo，能否结合，在于彼此思想一致，追求一致，感情专一。”彭真的谈话起了作用，打动了薛明的心。 1942年8月1日，是贺龙参加南昌起义十五周年纪念日，他与薛明结婚了。 这一天，贺龙住的窑洞里高朋满座，欢声笑语。任弼时、林伯渠来了，高岗、张邦英、陈正人等西北局的领导人来了，贺龙的老部下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34 章 王震、李井泉也来了。 林伯渠举着一杯酒，指着陈正人说：“你这个红娘做得不错啊！他们同意结婚，我就来喝喜酒。老贺，祝贺你，我先敬你一杯。” 薛明曾听贺龙的一位部属告诉她，贺老总有胃病，不宜饮酒。她一伸手接过了林老手中的酒杯，一饮而尽，于是，大家都冲着薛明开起玩笑来了。窑洞里洋溢着洋洋喜气。 过了几天，一二０师战斗篮球队在贺龙住处等待máo zé dōng的接见。只见máo zé dōng与贺龙边谈边走，潇洒而来。 薛明是第一次同máo zé dōng直接见面，有点儿羞怯。máo zé dōng却大步走了过来，对着薛明拱了拱手，说：“薛明同志，好呀！恭喜恭喜！” 薛明只是轻轻地说了一声：“主席！” 贺龙在一旁微笑着，那么开心，那么甜美。在漫长的人生之路上，他有过几位夫人。有的去世了，有的失踪了，有的分开了，现在，他终于有了一位伴随他终生的伴侣了。此时此刻，元帅的心境也许是颇为复杂的。 ------------------ 17、彭德怀、刘伯承、陈毅、聂荣臻和林彪，这些未来 的元帅们在解放战争的战场上叱咤风云的时候，贺龙却 悄无声息。他干什么去了？ 中国人民的三年解放战争，是中华大地上光明与黑暗的决战。它用血与火送走了一个旧时代，迎来了一个新时代。 在这场大决战中，中国未来的元帅们一个个运筹帷幄，决战千里，挥兵百万，叱咤风云。彭德怀大战胡宗南，三战三捷，西北称雄；刘伯承、陈毅淮海摆战场，歼敌五十五万五千人，世所罕见；聂荣臻驰骋华北，与林彪一道攻天津，进北平，非同一般；林彪、罗荣桓横扫东北，决战辽沈。真是各显神通，自有干秋，可是，你是否注意到，在这场震惊世界的大决战中，有一个曾被蒋介石出十万大洋买其头颅的军事统帅，却悄无声息，人们甚至不知道他身在何处。他，就是贺龙元帅。 那么，他在哪里？在干什么？ 此刻，他正骑着一匹大青马匆匆忙忙地奔驰在黄土高原光秃秃的山梁上，让干涩的西北风、劈面而来的沙尘，吹打着那刚毅而坚韧的脸庞。他行色匆匆，在忙些什么？他东奔西走，正在为彭德怀筹措大战胡宗南急需的粮食、弹yào、被服、金钱。用他自己的话来说：“给你们当个后勤部长。” 1947年3月，蒋介石全面进攻解放区严重受挫，不得已，改变方针，集中主要兵力对东西两翼的山东和陕北实施重点进攻。蒋介石调动他的媳系部队、养精蓄锐、装备精良的胡宗南集团和“青宁二马”马步芳、马鸿送的三十四个旅，二十五万余人，准备入侵陕甘宁解放区，攻占延安。用guó mín dǎng政府国防部的话来说，他们是要“摧毁匪方党、政、军神经中枢，动摇其军心，瓦解其斗志，削弱其国际地位。” 这时，在陕北的人民解放军只有四个野战旅，约一万七千人，在兵力对比上，处于绝对的劣势，但是，兵法云：“因地以度军势”。陕北高原，山丘起伏，沟壑纵横，地形复杂，周旋余地大。从guó mín dǎng军方面来看，他们深入我根据地，群众条件、地形条件均对其不利，而且，陕北地瘠民贫，资源缺乏，大批军队涌来，吃饭问题便是他们的一个大包袱。从人民解放军方面看，陕北地区经过中国共产党多年的治理，群众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都很高，对战争领有准备，完全可以与敌人周旋，如能充分利用各种有利条件，便可达到牵制和逐步削弱、最后消灭胡宗南集团。所以，中共中央高层决定：人民解放军在陕北战场的基本作战方针是，诱敌深入，必要时放弃延安，与敌周旋于延安以北的黄土高原上。陷敌于疲惫、缺粮的困境，然后，抓住有利战机，在运动中集中兵力逐次歼敌，将胡宗南集团拖死在陕北战场。 陕北即将开战，谁来统率这一万七千人呢？论理，应由贺龙来指挥。他是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这一万七千人原在他管辖之下。但是，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máo zé dōng已让他“下山”，去当晋绥野战军司令了。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担任解放军总参谋长的彭德怀是个急xìng的人，他向máo zé dōng提出；“在贺龙同志未回延安之前，陕北几个旅加上后勤人员也不过两万来人，是否由我暂时指挥？” 彭大将军毛遂自荐，máo zé dōng也有其考虑，于是表示说：“很好！” 这样，3月16日，中央军委决定组成西北野战兵团，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陕北地区的部队从此统归彭大将军指挥了。 贺龙对此有何想法？不得而知，但是，他曾对其部属说：“军队是党的军队，不是哪个人的。我带的部队，旁人也能带，军队要有党指挥嘛！”这是从他加入共产党以后，一直坚持的一条原则。南昌起义以来，始终不渝，而且，在这个问题上对自己要求甚严，十分谨慎。远的不说，1946年11月上旬，贺龙刚刚将晋绥地区所有野战部队编成三个野战纵队，中央军委便下令，调其第一纵队西渡黄河，保卫陕甘宁解放区。贺龙二话没说，亲自来到山西临县三jiāo镇给干部讲话，动员他们愉快地服从命令，执行保卫延安的任务。1947年，他还托人捎话给第一纵队领导说；“你们的任务很光荣。毛主席在陕北，要保证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安全。要多打胜仗，多消灭敌人，听彭老总的指挥，这样才对得起党和人民。”前不久，敌人进攻延安，中央军委下令，调晋绥野战军第二纵队开赴陕北。他照样不折不扣地执行命令，送王震过了黄河，投入保卫延安的战斗。这时，贺龙这位司令官的手下，只剩一个野战纵队了。 1947年3月19日，人民解放军主动撤离延安，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领导机关有一部分撤到了晋西北。这里一下子成了西北战场的后方。3月30日，贺龙从兴县赶到临县三jiāo镇，在这里会见了从陕北赶来的周恩来。 周恩来向他传达了3月19日中共中央枣林沟会议的决定：成立以刘少奇、朱德为首的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晋察冀；组成以叶剑英、杨尚昆为首的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留驻晋西北；máo zé dōng、周恩来、任弼时留在陕北，指挥战争。 贺龙问周恩来，说：“毛主席为什么不离开陕北呢？在那里很危险的啊！” 周恩来告诉他说：máo zé dōng说：“我不能走，党中央最好也不走。我走了，党中央走了，蒋介石就会把胡宗南投到其他战场上去，其他战场就要增加压力。我留在陕北，拖住胡宗南，别的地方能好好地打胜仗。” 贺龙听了，甚为感动。他觉得máo zé dōng这个人了不起，总是从战争全局的高度来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连他自己的安危，也要放在战争全局的高度来处理。他从心眼里敬佩这位毛大帅。 周恩来又告诉他，前不久，máo zé dōng、刘少奇从战争的发展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来考虑，认为中央机关撤到晋西北的人员不宜过分集中。他这次来，就是要专门同贺龙研究一下中央机关留晋人员怎么处理。 他们经过一番商量，决定有一部分人随刘少奇、朱德去河北；少部分回陕北，担负中央必须从事的工作；一部分留晋西北，由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领导。 周恩来对贺龙说：“贺老总，中央机关来河东的人员、单位一大堆，还有许多年老的同志、fù女和孩子，事情很麻烦，一切要靠你来安排。” 贺龙说：“你放心，我亲自负责，保证他们的吃、住和安全。” 周恩来笑了。他了解贺龙。这位老总办事一向认真，不会马虎的。回到陕北以后，当máo zé dōng问起留晋人员的安排情况时，周恩来对他说：“中央机关到河东以后，贺老总亲自作了安排，安全是没有问题的。” 5月上旬，贺龙收到彭德怀发来的一份电报，说，西北野战军正集结在延安以东，伺机杀敌，目前急需弹yào，特来向贺龙求援。贺龙马上命令晋绥军区后勤部调集二万分肯吃弹送往河西，后来，一连给彭德怀送了三次弹yào。彭德怀为此拍来电报，表示感谢。 彭德怀要弹yào，触动了贺龙那历来敏感的神经。他想，未来的西北战场所需弹yào肯定是越来越多，这让彭德怀到哪儿去找呢？除了从运输大队长蒋介石那里缴获一部分之外，只能向晋西北这样的后方伸手。可是，晋绥地区的军火工业规模很小，条件也差，尤其缺乏技术力量和机器设备，生产能力极有限，不可能满足战争日益发展的需要。怎么办呢？贺龙一时找不到解决的办法。 说来也巧，这时，联防军军工局长李强来到晋西北，向贺龙汇报陕甘宁边区军火工业的情况。陕甘宁边区的军火工业是抗日战争时期搞起来的，规模也不大。目前，陕北地区战火连天，已无法生产，机器都已坚壁起来了。李强的汇报，一下子打开了贺龙的思路。他想，能不能把陕甘宁同晋绥的军火工业合并起来呢？这样，一则可以保存陕甘宁的那一点点来之不易的“家产”，二则两地区军火工业合并后，人力、物力集中，可以扩大军火工业的生产能力，满足前方之急需。这不是一件一举两得的事吗？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李强。李强拍手赞成。他说：“老总，你想得好啊，给河西发个电报，听听彭老总的意见。” 贺龙点点头，马上给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发了个电报，提议将河西军火工业的人员、设备全部迁往河东，集中两区力量发展军火工业，支援前线。习仲勋把这件事告诉了彭德怀。彭总觉得贺龙的想法很有战略眼光，便让习仲勋以他俩的名义发电表示赞同，并请贺龙负责筹划一切。于是，贺龙在晋绥军区组建了一个工业部，具体负责两区军火工业的合并和发展生产。晋绥区的军火工业由此得到了很大发展，到1948年已有十一所工厂，一所工业学校，七千五百名职工，生产了大量的pào弹、子弹、手榴弹和zhàyào，在一定程度上，支援了西北解放战争。 办完这件事，贺龙就病倒了。他患了胆囊炎，住进了晋绥军区碧村医院，由一个苏联医生负责治疗。 住进医院没有几天，中共中央发来电报，让他速去陕北参加一个重要会议。苏联医生不同意他去，对他说；“贺司令员，你的胆囊炎还没有好，现在，血压又比较高。你要去陕北，一定要骑马，骑马是很劳累的，对你的病很不利，不好办啊！是不是请个假？” 贺龙想，西北战场战火正酣，这个时候开会，一定有关系到全局的大事要讨论。他必须出席，不能请这个假。他决定立即出院。院方无奈，只得让这位苏联医生跟随他去陕北。 临走之前，他突然想起了一件事。他把警卫员找来，问道：“我记得还有一斤水果糖吧？” 警卫员点点头，有些茫然。他不知道这位老总这个时候要水果糖做什么？这一斤水果糖是去年有位同志特地送给贺龙的。水果糖，现在是极为普通的东西，有的孩子恐怕都不愿吃它，要吃洋味的巧克力，可是，在那个年代，在解放区恰是一种来之不易之物，别说一般干部，就连贺龙这样的大干部，也是很难见到的。送来的这一斤水果糖，他一直舍不得吃，让警卫员保存了起来。 “老总，水果糖。你要它干什么？”警卫员赶忙拿出糖来，递到贺龙面前。 贺龙接过那包水果糖，仔细地看了一遍，见到保存完好，满意地笑了笑说： “毛主席离开延安，整天和敌人周旋，生活一定很苦。你把这包水果糖带上，送给主席。” 9月18日，贺龙渡过黄河赶到靖边县小河村。máo zé dōng、周恩来、任弼时转战陕北途中，目前正住在这个依山傍水的小村子里。 他远道赶来，máo zé dōng走出来表示欢迎，同贺龙紧紧握手。 贺龙仔细地端详máo zé dōng，看见他略加消瘦，便说：“主席，你比在延安的时候瘦多了呀！” máo zé dōng摸摸自己的脸说：“是吗？我觉得比在延安的时候更结实了。看来，行军是个好事呢！可以锻炼身体。现在，不骑马走他十里、二十里，也不觉得累了。” 这的确是máo zé dōng的切身体会。撤离延安时，他身体不好。撤离后的最初几天，骑着马行军，才走了一会，就要出一身虚汗，还得停下来休息一会。现在可不一样了，就是步行十来里路也仍然精神抖擞。 贺龙高兴地说：“主席呀，我们就放心了。” máo zé dōng踉他谈起了这次会议的主题。máo zé dōng说，蒋介石集中主要兵力在陕北和山东这东西两翼发动重点进攻之后，中段的兵力就不多了。他们凭借黄河天险进行防御。这种部署，就象个两头大，中间小的哑铃。人民解放军从中间这个薄弱部位来个拦腰突破，强渡黄河，chā到南京、武汉之间的鄂豫皖三省jiāo界的大别山去，那就会象一把钢刀，chā进蒋介石的统治中心。刘、邓集团渡过黄河，已将此序幕揭开。陈赓纵队原来计划西渡黄河，去加强陕北的军事力量。现在有另一种考虑：目前，胡宗南把他在豫西的兵力大都调到了陕北，豫西兵力空虚了，所以，我们不想让陈赓过黄河，要他直接去豫西。这样不仅能够迫使胡宗南从陕北分兵，有利于彭德怀在陕北各个歼灭敌人，而且，对刘、邓南下有重要的配合作用。máo zé dōng说，我们已经征求过彭总的意见，这次，陈赓来了，再征求一下他的意见，在会议上议论一下。 máo zé dōng又说，陕北战场还得依靠你们晋绥。军事上也好，财政上也好，特别在粮食上都要依靠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35 章 你们晋绥，所以，中央有这样一个考虑：让你贺老总把这两个区统一管起来，使陕北战场有一个统一的后方，也好让彭老总放手去打胡宗南。máo zé dōng强调说：“刘小看了后方啊！打仗，没有一个好的后方，仗是打不下去的。贺老总，你看怎么样？有什么意见？” 贺龙说：“我听从中央的安排，一切服从战争的全局利益。” 1947年7月21日，小河会议召开了。来参加会议的有彭德怀、贺龙、陈赓、陆定一、杨尚昆、习仲勋、王震等人。máo zé dōng跟前的工作人员阎长林叙述当时的情况说：“小河会议是在一个地主的小院子里召开的，院子中间有一棵大槐树。毛主席、周副主席、任弼时同志都住在这里。贺老总也住在这里。我们警卫人员用树枝搭了个棚子，放了几张桌子，一些长凳。贺老总见到这个棚子非常赞赏。他说：‘我们在晋绥，开会都有个房子、会议室，有些人还觉得很艰苦。主席召开会，只能搭个棚子，谁艰苦呀！我回去一定要好好宣传、宣传。”’ 会议开始，máo zé dōng首先讲话。他说：“军事计划，原先计划把边区和陈反两部集中起来打。现在决定分开来打。这从战略上、粮食上看，都是有利的。对蒋介石的斗争，计划用五年解决，看过去这一年的成绩，是有可能的。”máo zé dōng又说：“陕甘宁边区军事上、财政上都得依靠晋绥，今后，更加如此，因此，决定由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贺老总统一领导这两个区的工作。” 周恩来在会上详细总结了解放军在战争第一年取得的成绩，分析了敌我双方力量对比的消长趋势。他说，过去一年里，蒋军从建制人员和武器上说，损失了约三分之一；从质量说，还不止降低了三分之一。敌人去年7月至1O月，占领解放区一百零四座城市。今年3至6月，敌人的攻势已成强弩之末、只有山东、陕北两地了。其他各地，解放军都转入了反攻，已夺取城市六十二个。人民解放军去年停战时，主力、地方部队共一百四十多万，7月份内战bào发后，又陆续增加，连后方机关已达一百九十万，已经超过了解放区的负担能力，所以，今后的发展必须求之于新区。 经过讨论，大家都同意陈赓纵队挺进豫西的决定，认为中共中央决定不等敌人的重点进攻被完全粉碎，不等解放军在数量上、装备上超过对方，立刻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从敌人兵力薄弱的中原地区为主要突击方向，实行打出去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会议最后一天，máo zé dōng发出电报，建议刘、邓“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个月行程，东出大别山”，“陈谢集团至豫西后，受刘邓指挥作战”。会议认为，máo zé dōng关于为陕北战场建立一个良好的后方的决策甚为重要。会后，中共中央决定：“由贺龙统一领导陕甘宁、晋绥两地区工作”，“解决统一后方、精简节约，地方工作三个问题”，“以集中一切人力、物力、财力，支援西北解放战争。” 这样，máo zé dōng便让贺龙管起了陕北战场的后方工作。从这时候起，当那些未来的中国元帅们在解放战争的战场上潇洒走一回的时候，贺龙便默默地埋头在摆弄粮食、弹yào、被服、兵员、钞票这些东西上，给横刀立马的彭大将军当了个“后勤部长”。 让一个一辈子带兵打仗，驰骋沙场的老总，在战火最炽烈的时候，去管后方工作，搞后方建设，许多人觉得不可理解。有各种各样的猜测。贺龙呢？我们找不到反映他内心世界的材料，无从描述，但是，从后来他在一些重要会议上的讲话，和对后方工作的认真筹划来看，他是接受了máo zé dōng的这一决定的，而且态度积极。这一点，不管是出于党xìng，还是别的什么，都是令人敬佩的。 小河会议结束不久，他在绥德地区中共县委书记联席会议上讲话说：“两个边区1942年就统一过一次。这次是第二次统一，还由我来当牵头人。两地区的党和军队早就统一了，就是财政和行政不统一，今后一定要统一。如果不统一，很难支持目前严重的战争。”这可以说是贺龙对máo zé dōng决定的最明确的表态。在这次会上，他提出了造成两边区统一后方的具体想法，这就是：1．统一两边区的生产建设、金融贸易，建立独立自主的财政经济体系；2．加强当前工作的组织领导，有计划地使用人力、物力、财力。精简后方机关，把多余人员组织起来生产，为前方服务；3.搞好土地改革，从根本上调动劳动人民生产、支前的积极xìng。可以这样说，这是他接受máo zé dōng指示后发表的一次简短的“施政纲领”。 7月末，贺龙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把晋绥野战军的最后一个野战纵队——晋绥野战军第三纵队调拨给了西北野战军，以后，集中全部精力，组织力量支援西北解放战争。 贺龙采取的第一个步骤，便是根据陕北战场支前的需要，在体制上进行改革。首先，把陕甘宁和晋绥两个区域的财政统一起来。具体办法是，由他亲自兼任西北财经办事处主任；两个区的银行、贸易公司进行合并，组成统一的西北农民银行和西北贸易公司。其次是将联防军后勤系统的财务和供给两部门合并，使军队做到财供统一，并在供给制度上突施统筹统支的方针。第三，在陕甘宁各地组织起各级兵站，由地区专员或县长担任站长，负责在本区域内筹粮筹款、运输、供给，使野战部队走到哪里，便可在哪里得到供应。这样一来，整个财政、供给系统便能更加有效地保障战争的顺利进行。 8月中旬，中共中央为了迷惑胡宗南、掩护西北野战军主力在榆林以东的集结，máo zé dōng让贺龙、林伯渠率领后方机关大模大样地移往黄河以东，给胡宗南造成解放军主力东渡黄河的假象。他刚刚率领后方机关在胡宗南部队的追击下，渡河到达山西临县沙原村一带，máo zé dōng便发来一封急电：“请迅速分赴各县动员粮食，只要有七千至一万担粮食，即可保障作战计划之完成。”没过几天，8月27日，中央军委又发来电报：“野战军南下，已无粮食携带，着从速令绥德、延安两地区沿途筹粮。” 粮食！粮食！封封电报都是向他要粮食的，真是急如星火。看来，能否保证粮食供应，成了在西北战场能否取胜的关键。 然而，陕甘宁、晋绥缺少的就是粮食。 当时；西北野战军共约六万人，中共中央、陕甘宁边区机关、学校及游击队约二万人。据计算，这八万人每月需用粮一万六干石，这还不包括河东晋绥地区的部队和地方工作人员所需粮食。但是，这两个地区处于黄土高原、土地贫瘠，农业生产落后，产量很低。guó mín dǎng军入侵陕北，“胡祸”横行，破坏极其严重，加之年来陕北和山西北部雨水不调，旱灾严重，粮食的收成仅有丰年的四、五成。贺龙在西北野战军前敌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谈到这方面情况时，说：“陕甘宁边区胡宗南部队到处为祸，大片土地荒芜，供给异常困难，加上天灾，绥德地区就有四十万人缺粮。河东的灾荒也很重，朔县、神府、平鲁基本上没有收成。岚县稍好，也只有二成的收成。” 缺粮严重，情况紧急，到哪里去解决陕北战场急需的粮食呢？ 一封封电报，犹如千斤重担，压在贺龙心上，都快使他bàozhà了。最后，却逼出两个字来：“借粮”。 向哪里去借？兄弟解放区啊！他们有的都比我们富。这年9月，他通过周恩来向晋冀鲁豫解放区要了十万石粮，可是，路途遥远，哪有力量前去运粮？ 林伯渠一筹莫展，怔怔地望着贺龙。 贺龙说：“我把薛兰斌调来办这件事。” 薛兰斌，西北野战军后勤部供给部长。贺龙一封电报，薛兰斌匆忙赶到了临县沙原村。贺龙、林伯渠跟他谈话，jiāo待任务。 薛兰斌一听要他去运粮食，就抓了头皮，差点儿跳起来。他连忙说：“老总，千里不运粮，百里不运草啊！这么多粮食要运到陕北，又没有车，路也不好走，要过中条山、吕梁山、汾河。我的妈，困难太大了。” 贺龙敲敲烟斗，不动声色，等薛兰斌说完，他开口说：“困难是大的，但任务必须完成，没什么价钱可讲，不然，把你调来干吗？前方战士没粮食吃，饿肚皮，你不知道吗？” 林伯渠说：“薛兰斌同志，只要能把这批粮食运过黄河，就是支援了战争，支援了陕北没粮食吃的老百姓。我和老总相信你能完成这一任务。” 薛兰斌知道，不去是不行了，只得提提要求。他说：“老总，运粮就得有人、有牲口啊！” 贺龙把手中的烟斗一挥说：“那好办。我马上给晋绥军区发电报，让他们派人，出牲口。” 贺龙可真有办法。过了几天，不知怎么他把延安大学在晋绥的一千多名师生给动员出来了。他对薛兰斌说：“这一千多人都jiāo给你，当运输队的骨干，加上晋绥派给你的人，依靠他们准能完成任务。你还可以到晋南、晋冀鲁豫去求援嘛！缺少骡马，就人人动手背啊！” 薛兰斌很快率队出发了。 贺龙心里很不放心。虽然他向薛兰斌下达了“必须完成任务”的命令，但是，他很清楚，薛兰斌面临的困难有多大。他让参谋们经常与薛兰斌保持通讯联系，使他能及时了解情况。后来，他到晋南去，专程赶到运粮队去检查工作。一路上，他看到沿途各地，男女老少齐动员，车运肩扛，运粮大军络绎不绝，场面十分感人。各解放区人民和政府的鼎力相助，使贺龙极为感动。见到薛兰斌和运粮队的同志，他紧紧地握着他们的手说：“你们辛苦了，你们做了件大好事。我代表西北局谢谢你们！” 贺龙从晋中、晋西南、晋冀鲁豫调运了大批粮食。为了运往陕北，在各地人民政府帮助下，他动员和组织了庞大的劳动大军。1948年3月31日，贺龙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报告说：河东支援前线出动的人力，“任务超过了抗日战争的总和。在榆林战斗中，第一、二、六、九、十分区都动员群众背粮，仅临县三个乡就动员了六十九万人次，其中fù女占二万人次。绥德地区有部分粮食还是从河南运来的。在晋南，也有数万人运粮。运粮的牛车络绎不绝。” 多么艰巨的工作！多么罕见的奇迹！这在现代战争史上是很少见的，就这一点而言，西北解放战争的胜利，贺龙的功绩是不可泯灭的。曾任西北野战军副参谋长的王政柱，后来在回忆西北解放战争时，感慨地说：“西北野战军所用的粮食，主要是贺老总组织晋绥解放区的人民群众，从千里之外运到陕北来的呀！” 陕北这个地方不仅缺粮，也缺钱，缺各种物资，可以说什么都不足。在这种地方打这样规模的战争，真是太不容易了。胡宗南吃亏也吃在这上面了。他的几十万大军，不仅被彭德怀所磨垮、拖垮，也被找不到吃而饿垮。相比之下，解放军幸运多了。他们不仅有一个能够决胜千里之外的彭大将军，还有一个能使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贺老总。 1947年冬季即将来临，西北野战军准备南下作战，把战争推向guó mín dǎng统治区。他们急需越冬的被服装具和长途南进的经费。彭德怀急电贺龙，向他伸手。笔者查阅过这个时期西北战场统帅们的来往函电，见到大量反映中共中央和西北野战军领导在这方面焦急心情的电报，这些电报大都是打给贺龙的。那么，到哪儿去弄这些东西呢？这可使贺龙煞费脑筋。他在和林伯渠、习仲勋商量时，认为最有效的办法是做点生意，将陕甘宁特别是晋绥区的土特产运到边界地区，让商人们贩往国统区去出售，这样，就可以较快地筹措到所需的钱和物资，可是，战火连天，千里运输，哪里去找能完成这样特殊任务的人呢？大反攻在即，西北战场人力还感不足呢！ 林伯渠说：“贺老总，你这个办法不错，可是，让谁去执行这个任务呀？” 贺龙说：“我想过了，把绥蒙军区副政委张达志调来，让他去完成这个任务。” 命令一下，张达志带了两个骑兵团从绥远赶来。 贺龙对他说：“西北野战军现在困难得很，衣服穿不上，伙食钱也没有。冬天快到了，要想一切办法支援他们。我给你一个很特殊的任务，当运输队长，做买卖。你带两个骑兵团，一个到关中，一个到晋南。我给你两部电台，直接同联防军司令部联系。” 张达志说：“老总，运输队还用得着两部电台吗？” 贺龙指着他说：“张达志，你别小看这件事。你带的人不算太多，可任务却不轻。你要把土特产卖掉，换成我们需要的各种物资，什么棉花啦，布匹啦，鞋袜啦，还要换成钱、金子、银元什么的，任务重得很。你必须同我直接保持联系。我们每天要向你通报敌情，怎么不用两部电台？” 张达志不再说什么了。 “明天你派人去领装备，每匹马两个装货物的口袋，你也不能例外。”贺龙jiāo待说。 张达志带着两个骑兵团要出发了。贺龙跑来亲自查看了他们的行装，临走时对张达志jiāo待说：“为了行动方便，我任命你为陕甘宁晋绥游击司令。你每天要同我保持联系，作详细报告。换到的东西和钱，在路上碰到西北野战军的部队，他们要钱给钱，要东西给东西，只要他们打个收条。你无论如何要保证钱和物资万无一失。” 张达志带领两个骑兵团，活跃了一个冬季，换回了大量金钱和所需物资，一直到1948年z月才结束了贺龙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36 章 给他的这一特殊使命。 这种为战争筹措物资的办法，你翻开世界战争史，大概是很难找到的。恐怕也只有贺龙这样的人能想得出来。 彭德怀打仗不仅要粮、要钱，更主要的是要人，要有兵源补充。向谁去要？向máo zé dōng？当然不行，只有找联防军司令官贺龙，他总管后方嘛！陕甘宁、晋绥人口稀少，加上战争的摧毁，兵员补充困难很大，那么，贺龙有办法吗？有，困难再大也难不倒他。 从贺龙给máo zé dōng写的报告来看，他的办法主要有三条：1．在部队，紧缩机关，充实连队；2．在老区，尽可能地动员失散兵员归队；3．在新区，广泛动员青年农民参加游击队，扩大地方兵团，逐步升为主力。他的办法很见成效。1947年一年里，在联防军区管辖范围内，就动员了三万人参加野战军，五万人参加地方兵团。请想一想，能在陕甘宁、晋绥这样的地方动员出这么多人，其工作之艰辛不言而喻了。在兵员动员、扩大地方兵团基础上，1948年底，西北野战军就扩大到了七个纵队零Th个旅，到1949年6月，彭德怀指挥下的军队已经从小河会议时人员不充实的三个纵队两个旅，发展到了按三三制编制的十八个师、六个军、二个兵团，二十二万人的大军了。 无怪乎，1954年，电影《沙家店》剧组的创作人员在听取彭德怀的意见时，彭德怀特别指出：“光在粮食问题上表现贺龙同志是不够的。他不顾一切地支援西北战争，非常热情地动员新兵，搞医院，搞粮食，还亲自到部队中去进行鼓动。你们要加强描写贺龙同志。” 然而，贺龙在后方为战争所作的贡献，人们是很少言及的，因为，战争展示给人们的，是一幕幕胜利的战场厮杀和导演这些活剧的站在前台的风云人物，幕后那些辛勤的默默无闻的奉献者，常常在刀光剑影中被人们所忽略，此乃常情也。 所以，轰轰烈烈的光明与黑暗的两种命运的决战，在贺龙这位元帅的经历中，似乎留下了一段空白，然而，实际的情况却向人们展示了另一种辉煌。 ------------------ 18、máo zé dōng让他带十万大军入川，要求是，把胡宗南的 几十万人拖在秦岭山区。贺龙等着说：“发而不打，攻 而不破，行啊！” 天安门广场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没有几天，贺龙驱车来到了中南海。 10月的中南海，秋高气爽，碧波dàng漾，林木葱定，鲜花盛开，真是景色宜人。贺龙却没有心思欣赏这秋天的美景，他是来参加máo zé dōng主持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会议，接受新任务的。这次会议要讨论进军大西南的问题。 从1947年起，贺龙就一直没有带兵出征，现在máo zé dōng要让他挥兵入川，你知道吗？这对一位戎马一生的将军意味着什么？笔者这样的文人，是很难猜度得出贺龙此刻的心情的。是兴奋？是感慨？是庆幸？还是兼而有之，不得而知。 他是在没有思想准备的情况下，接受这一任务的。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中国大地天翻地覆的日子里，贺龙正忙于为西北的解放做一些准备工作：在山西临汾，他主持筹组了两所学校——西北军政大学、西北人民工业学校，为即将解放的大西北培养干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以后，他受彭德怀的委托，到东北去学习恢复和发展生产的经验，筹措西北地区急需的物资。1949年5月，中共中央任命他为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西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让他主持西北地区最大城市的接管工作。 贺龙匆匆忙忙中断了东北之行，赶到西安，做起他从未做过的事来。在西安，他这个军管会主任主要抓了这样几件大事： 第一件，接管工作。他领导军管会把接管对象分成几种不同的类型，采取不同的处理办法。对同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公用事业，接、管并进，接下来就管；对国家银行和guó mín dǎng军队后勤系统留下的企业，先接后管；对铁路、公路等jiāo通部门，先管起来恢复生产，然后接收；对guó mín dǎng政府在西安的党政机构，接下来便打碎。贺龙提出，军管会工作的重点放在“管”字上。这种区别不同情况，采用不同做法，极大地提高了接管工作的效率，短短一个月内，军管会便顺利地接管了西安市guó mín dǎng旧政权的二百四十个机关、工厂和企事业单位，人员达二万五千六百七十五人，并使各公私企业相继恢复了生产。 第二件，肃清guó mín dǎng的残余匪特，安定社会秩序。贺龙发动群众、加强治安、很快捕获了一大批特务、土匪；他采取不同政策，处理了游dàng在西安的大批散兵游勇和从河南跑来的十万难民及失业人员，从而使西安市的社会秩序渐趋好转。 第三件，稳定金融，平抑物价。根据西安市解放后金融中存在的问题，他采取的主要办法是打击银元贩子的投机活动、维护人民币的正常流通。经过三个月的工作，在稳定金融、平抑物价上就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正在贺龙忙于肃清匪特、稳定金融时，连续接到máo zé dōng的两份电报。5月23日的电报说；“一野（四个兵团三十五万人）年底以前可能占领兰州、宁夏、青海，年底或年初准备分兵两路：一路由彭德怀率领位于西北，并于明春开始经营新疆；一路由贺龙率领经营川北，以便与二野协作，解决四川、贵州、西康三省。”7月16日的电报说：“刘邓五十五万人，除陈赓所率之四个军外，其主力决于九月取道湘西、鄂西、黔北入川，十一月可到，十二月可占重庆一带。另由贺龙率十万人左右入成都，由刘伯承、邓小平、贺龙等同志组成西南局，经营川、滇、黔、康四省。” máo zé dōng让贺龙带兵进川，对于我们这位惯于征战的元帅当然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此时，他的心情，是可以想见的。他急如星火，在繁忙的接管西安工作中，抽出时间去找彭德怀、习仲勋，要从西安地区抽出一批军队和地方干部为入川作准备。 彭德怀说：“我同意呀，贺总。你是西北局第二书记，有权去办理嘛！” 于是，贺龙从西北地区抽调了地方干部一千五百二十八人，军队干部一千五百一十二人，集中在山西临汾，组织集训，准备南下。 他又通过李井泉，从晋绥分局、晋绥军区抽调了一些干部，组成调查小组，化装成商人、百姓，潜入川北，调查那里的军事、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的情况，以便心中有数。 这位元帅的xìng格就是这样，一有任务，雷厉风行，积极xìng之高，令人钦佩。 开国大典以后不久，中共中央决定组成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军政委员会和西南军区，由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分任第一、第二、第三书记，刘伯承为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贺龙为西南军区司令员。这就是说，máo zé dōng让他掌管西南地区的兵权。 今天的中央军委会议，就是要讨论进军西南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其中包括要确定贺龙带哪些部队入川。现在，他的手上没有一兵一卒。 máo zé dōng确定的进军西南，是“取大迂回动作，chā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之方针”。具体的部署是：在第四野战军发起广西作战的同时，刘、邓大军以大迂回动作，取道湘西、鄂西直出贵州，挺进叙府（现宜宾）、沪州、重庆一线，切断胡宗南集团及川境清敌通往云南的道路。贺龙的任务是，积极吸引、抑留胡宗南集团于秦岭地区，待二野切断川敌退往康、滇的道路后，迅速占领成都地区，协同二野聚歼胡宗南集团。 máo zé dōng问贺龙说：“贺老总，你看，你带哪支部队入川？” 带哪支部队入川？这真是个问题。作为指挥员当然希望带一支自己熟悉的部队，但是，他带领的那些老部队，经过三年解放战争，都已成了第一野战军的主力，目前，正在彭德怀指挥下解放西北广大地区，还要进军新疆，怎么能从彭老总那儿抽出一个兵团呢？一野的兵力本来就不多，何况，他已经从西北抽调了不少干部了。想来想去，觉得带领目前正在秦岭和天水一线的华北野战军十八兵团比较合适，一则，其所处位置，进川比较方便；二则，十八兵团司令员周上第，抗日战争时期是他的参谋长，曾长期一起共事，彼此比较了解，可以合作得很好。 他向máo zé dōng建议说：“主席，我还是带十八兵团入川吧！” “很好嘛！”máo zé dōng表示同意。 后来，经过军委研究，确定第十八兵团、第七军、第十九军共十四个师，由贺龙率领从陕西入川。 有些长期跟随贺龙的人有点想法，他们悄悄问贺龙说：“老总，你为什么不带你自己带出来的部队进川呢？” “怎么，不可以吗？为什么一定要带我从前领导的那些部队呢？”贺龙不满意地反问说：“军队是党领导的，不是我贺龙个人的。如果我不带十八兵团，非要带自己领导出来的部队，那我贺龙就不象个共产党员了。” 听了这席话，人们除了敬佩和折服，还能说些什么呢？ 关于由陕入川的作战方针，máo zé dōng叮嘱说：“歼胡作战时间，不应太早，应待刘、邓进至叙府、沙州。重庆之后，你再发起攻击，时间大致在12月中旬。在此之前，你得把胡宗南拖在秦岭，不让他过早逃入四川。” 贺龙笑着说：“主席是要我发而不订，攻而不破，我看行啊！” máo zé dōng哈哈大笑。他一向认为贺龙聪明过人，一点即破，果然如此。 开宪军委会议，贺龙又来到临汾，检查入川干部的集训情况。在这里，他遇到了中共四川地下党负责人李宗林、马识途。他们是来汇报四川情况，迎接大军入川的。贺龙很高兴。他可以当面向四川党组织的同志了解第一手材料了，马上会见了他们两人，询问关于四川的政治、社会情况。 关于这次会见，马识途后来回忆说：“我们被带到一个普通的小院子里，看到一个大个子披着一件宽大的布军棉衣。他把我们很热情地让到屋子里去。”“‘你们从四川过来很不容易吧？古话说，蜀道难嘛！’我没有想到这位高级军事指挥员说起话来这么文雅，更没有想到他说的几乎是四川话，感到十分亲切。贺老总问了我们一些关干四川的情况，包括那些地方军阀的名字和活动，我们作了回答。”“他看出我们希望大军迅速南下，解放四川的急切心情，他知道这也是灾难深重的四川人民的期望。他说：‘快了，到你们成都过年去。”’ 从临汾回到西安，已是11月份了。同他一起来西安的还有李井泉、张经武、王维舟，他们都是确定随贺龙入川的。过了几天，第十八兵团司令员周士第、副司令兼副政委王新亭奉命由天水来到西安。他们在张学良将军扣押蒋介石的地方——西安市高桂滋公馆，进行了一系列入川的准备工作：以十八兵团领导机关为基础，组成了西南军区司令部；以原西北军区为基础组成西南军区后勤部、供给部和运输部；组成了入川作战的指挥机构——西南军区司令部前线指挥所。同时，为了在与中共中央西南局会合之前有一个统一的党的领导核心，贺龙向中共中央建议，成立川西北军政委员会。中共中央很快复电，同意这一建议，并确定“以贺龙为主任，统一领导军事、政治、党务、民运等项工作。”这样，到11月中旬，贺龙已从组织上做好了入川的准备。 但是，入川部队中并非没有问题，其中尤为重要的是思想障碍问题。有相当一部分北方人不想进川。他们有的害怕不服川康水土；有的顾虑吃不到面食，又吃不惯大米，生活不习惯；有的怕同少数民族难于相处，无法工作，总之，思想问题不少。贺龙觉得，这是一只“拦路虎”，搞不好就会影响太川部队的斗志，必须予以解决。他把马识途请来，让他给干部们详细介绍四川的政治历史、风土人情、生活习俗，使干部们对四川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他让刚参加了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的十八兵团政治部主任胡耀邦向干部们作形势报告，引导干部从全局看问题。在这样一步步打开干部们思路的基础上，贺龙召开了南下动员大会，由他作深入一步的动员。 他在会上说：“毛大帅jiāo给我们的任务，是歼灭胡宗南的部队，配合二野解放祖国的大西南。这个任务非常艰巨。”“不错，西南和华北等地相比，许多地方还很落后，条件也是很艰苦的。大家不要怕艰苦嘛L共产党从来就不怕艰苦。”“我们有些同志一听说西南是‘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手’，还天天吃大米，就想留在家乡不去了。我们在座的都是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和革命战士，我们不是天天说要解放全人类吗？现在，西南还有几千万同胞在受苦，蒋介石还有几十万军队盘踞在那里，要把西南当成卷土重来的反攻基地，你们留在家乡能安居乐业得下吗？我也不是北方人，家乡在湖南桑植，我就算是吃大米长大的吧！为了革命，为了抗日，我们许多南方人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到了晋绥，吃了整整八年的小米和黑豆，难道在座的同志就不能为了革命，到西南去吃几年大米吗？这个大米可比黑豆好吃，营养也不少啊！”“解放西南，是大陆上的最后一仗。你能参加，是很光荣的。我希望每个同志都不要错过这个立功的机会，争取带上解放西南的纪念章！” 贺龙讲话，历来鼓动xìng很强。这次，他以朴实真挚的感情，打动了许多干部的心。担任过中共四川省委副秘书长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37 章 、从晋绥南下的干部贾丕基谈起此事深有感触。他说：“我当时就是不大愿意到西南来的，怕不适应环境，大米吃不惯。听了贺老总这一席发自肺腑的讲话，我确实为之动容，事情已过去三十多年了，他说的那些话我都记不住了，唯有他说‘难道你们就不能为革命到西南吃几年大米吗’这句话，我一直铭记至今。这句话很简单，却又是那样感人肺腑。我就是听了这句话以后，下决心参加南下队伍到四川来的，至今也不后悔。” 早在8月中旬，贺龙在西安拍电报给周上第，命令他发起秦岭战役，目的在于迷惑敌人，实现máo zé dōng“吸引、抑留胡宗南集团于秦岭山区”的部署。贺龙告诉周士第，秦岭战役仅为佯攻，以造成yù经川陕公路入川的态势，引诱胡宗南上当，在这一带摆开战场。你们的任务就是“攻而不破”。 8月29日，十八兵团发动秦岭攻势，以六十军全部、六十一军两个师向防守川陕公路正面秦岭要隘的胡宗南集团第二十八军发起攻击。这一着果然有效。胡宗南及其高级幕僚认为，共军必定采用三国时邓艾伐蜀之策，度yīn平，出等口，直取成都的战略，决不会舍近而求远，经两湖远道进J；！。他们估计，解放军将分两路，一路从兰州南下，经武都出碧口；一路则沿川陕公路南下，而后合成一把尖刀，直chā成都。解放军的秦岭攻势就是明证。坐镇重庆的蒋介石对胡宗南的这一判断亦无异议，因此，在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召开的军事会议上，他决定：“以陇南、陕南为决战地带”，以川、陕边为守备重点，并沿秦岭、大巴山、巫山、武陵山组成所谓“西南防线”。蒋介石叮嘱胡宗南说：“你要确保四川，决不准共军南下，川东也要注意。”他的具体部署是：胡宗南集团固守川、陕、甘边境，巩固川北；张群集团的宋希流、孙震、罗广文等部在川、鄂、湘边担任守备。 秦岭攻势打响以后，关键是恰当地掌握好“火候”，既象真打，又打而不破。十八兵团于8月3O日攻占东河桥、黄牛铺等地，控制了秦岭主脉，引日，又向风县和江口镇追击。贺龙觉得，打得这样就差不多了，再打，“火候”就大了。他下令停止攻击，转入休整。这一下，胡宗南高兴了。这位将军是蒋介石的亲信，自恃拥兵四十万，美国式的装备，虽然，在陕北被彭德怀打得落花流水，但并不甘心，仍很骄横。贺龙故意攻而不破，他却误以为是共军无力攻破其防线，得意地向蒋介石报告说：“匪军多次猛攻秦岭，无一处突破”，并向老头子保证，他的两个兵团固守秦岭防线，将万无一失。蒋介石信以为真，颇感满意，下令任命胡宗南为川陕甘边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洋洋得意，命令李文的第五兵团四万余众守备秦岭川陕公路两侧地区；裴昌会的第七兵团六个军沿川陕边的白龙江、米仓山、大巴山市防，构成第二道防线，摆好了坚守的态势。 看到这些，在西安的贺龙拍手叫好，看来，拖住胡宗南的任务完成得不错。他告诉周上第，抓紧时机，安排十八兵团进行作整，深入进行南下四川的思想动员以及山地作战的训练，养精蓄锐，待机而全。他本人和副政委王新亭速来西安，商讨组织入川作战指挥机构问题。 就在贺龙积极组织入川作战指挥机构的时候，刘、邓指挥的二野大军在南起贵州天柱，北至湖北巴东的五百公里地段上，向guó mín dǎng军实施了多路突击。11月15日，解放贵阳；21日，解放遵义；在鄂川边境围歼了川湘鄂边绥靖公署主任宋希赚的部队，占领建始、恩始、宣恩，解放彭水、黔江，生仔宋希麻部第十四兵团司令钟彬。直到这时，蒋介石才觉察出máo zé dōng入川的战略是由湘鄂进黔川迂回重庆。他大吃一惊，亡羊补牢，急令胡宗南集团由秦岭、巴山迅速南撤。 胡宗南接到命令，马上向川北撤退。 对于胡宗南的退却，贺龙早已料到。他对周上第说：“胡宗南为了缩短防线，集结和保存实力，势在必撤。” 周士第问道：“老总，不用追击吗？” 贺龙点头说：“当然，不用忙嘛！他这一撤，我们已不可能在秦岭歼灭他了。现在，我们不要过于压迫他。逼紧了，胡宗南会加快逃跑速度，这对完成我们的战略意图不利，但我们要扫清前进道路上的障碍。你可以派得力的干部率先头部队配属一个团的工兵，尾敌前进，为大军追击创造条件。” 随军南下的马识途不明白为什么解放军在敌人逃跑时，不加快追击，跑去问贺龙说：“老总，敌人现在真是望风披靡，只顾往成都跑了。我们为什么不快一点进军，一股作气，击破巴山，直捣成都呢？” 贺龙大笑，说：“你是个文人，怪不得你啊！我也巴不得明天就进成都，但是，我们的目的，不光是解放四川，更要紧的是歼灭胡宗南集团，不叫他福到云南边境去，所以，我们现在要慢慢走，把胡宗南的几十万大军尽可能地滞留在巴山一带，等刘、邓大军封住了他们的退路，再加快攻击，把他们包围在川西彻底歼灭。这就是毛主席说的院慢后使’。” 马识途恍然大悟，对统帅们的雄才大略甚是钦佩。 12月3日，贺龙收到刘、邓拍来的电报：“刻我十一、十二军及四野之四十七军均已渡江，十军3日可能已到合江边，五兵团之十六军6日可到沪州南岸叫一八军跟进，因此，在胡宗南部署未定时，我十八兵团及刘金轩部可加快速度前进，形成南北钳形攻势，最为有利。” 看完电报，贺龙微微一笑，知道刘、邓大军即将切断胡宗南集团南逃滇康的退路。他挥挥手中的烟斗说：“是时候了，我们出发！” 他下令十八兵团主力分三路出动，按预定路线，即六十一军沿川陕公路向汉中前进；六十二军向武都攻击；七军主力向略阳方向前进。 12月6日，贺龙率领前线指挥所从西安出发，到宝鸡同十八兵团会合。 一见面，他便问周上第说：“十八兵团是不是可以加快追击速度呀？” 周士第回答说：“当然可以，马上执行。” 他们连夜签发了一个《关于加速向南造歼胡宗南集团结各军的指示》，命令十八兵团各部“均应加速前进，提前到达预定集结位置”。 11日，大雪飘飘，寒风凛冽。贺龙率指挥所冒雪从宝鸡出发，沿川陕公路，直奔秦岭山区。 秦岭山脉海拔二千米以上，主峰海拔三千七百米，到处峭壁悬崖，深沟峡谷，除一条川陕公路蜿蜒而过外，只有几条狭窄的古驿道。这里，人烟稀少，物资缺乏，加上天气寒冷，部队经过这里时，处境极为困难。宿营不便，粮食菜蔬均无法就地补给。古驿道上，车辆、马匹皆难以通行。因此，所需物资只能由战士们自己背负，每个战士平均负重高达四十五斤左右。 看到背着沉重物资行进在古驿道上的战士，贺龙深为感动。他对周士第、李井泉说；“战士们靠‘十一号’（指两条腿），在山路上行军打仗；我们坐‘屁股冒烟’的邮汽车），走公路。最辛苦的是战士，他们的功劳是第一位的呀！” 他走下车去，来到战士们中间，向他们了解情况，鼓励他们说：“前几天，我们为了稳住胡宗南这只‘惊弓之鸟’，不让他过早逃跑；现在，刘、邓大军已经解放了重庆，切断了敌人的退路，我们要关起门来打狗，这就靠你们走得快了。走快了，就是胜利！” 贺龙指挥的三路大军，以平均每口超过百里的速度，直通四川。 人民解放军的神速进展，使川康的地方势力极为震惊。他们眼见蒋介石大势将去，急需为自己寻找一条出路。奇怪的是，蒋介石手下的人，在形势危急中，仍不思联合，一门心思打这些地方势力的主意。胡宗南、宋希赚曾向蒋介石建议：“消灭刘文辉以控制川康，扫清通向云南的障碍。”蒋介石到底比这些人聪明，告诉他们，如此一来，西康的刘文辉、邓锡侯会为此生变，徒然增加我们的困难，因此，没有同意他们的意见。然而，蒋介石业已感到四川难保，便在西昌设立了一个大本营，派顾祝同和胡宗南主持西南军政长官公署。 在这风吹落叶的形势下，川康的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于12月9日通电起义；云南省主席卢汉也在昆明宣布起义，接受中央人民政府领导。 康、滇他去，四川无望，蒋介石陷入极度失望之中。12月IO日凌晨，由成都乘飞机逃往台湾去了。 这一天，贺龙率前指到达双石铺；六十军逼近巴中、三百；六十二军和七军则踏上了邓艾偷渡阳平的古道，直下川西。 贺龙每天都处在紧张之中，一面走路，一面处理文电，指挥作战。实在(目困)了，就在汽车上和衣而卧，最好的，是能够借到一处民房，搭个门板睡上一夜。近来，他接到的报告中，最多的是关于部队行军的安全问题的。部队行军速度加快，山路难行，加上雪后路滑，各部队都摔伤了不少人，更为严重的是，有一些汽车翻下了山谷，造成了严重的人员伤亡和物资损失。看到这些报告，贺龙对李井泉说：“他们的父母把儿女jiāo给我们，是要他们打蒋介石、胡宗南，他们还没来得及打仗，自己在车祸中作了无谓的牺牲。我们将来没办法向他们的父母jiāo待呀！” 贺龙让参谋处做三件事：1．发一个通知，要求各级部队的领导把安全行军作为头等大事来抓，必须订出几条死规定，比如每日出发前必须检查防滑链等等；2．命令各部队及时报告每天的行军序列和事故情况；3．命令各部队在安排行军序列时要人车分开。贺龙说；“以后安排行军序列，要尽量把汽车团放在前面，让车队先走，部队后走，把人和车错开。战士本来就很辛苦，我们坐车，他们走路，再让他们吃土怎么行啊！” 兵贵神速。在贺龙指挥下，I4日，十八兵团解放了广元；17日，占领著名关隘剑门关，打开了通向成都的门户；20日，十八兵团进抵巴中、绵阳。刘、邓大军亦进到了简阳、仁寿、双流。胡宗南集团及其他guó mín dǎng军数十万人被人民解放军包围在成都附近。人民解放军可以瓮中捉鳖了。 刘伯承、邓小平、贺龙决定，21日，发起成都战役。 惊恐万分的胡宗南，知道厄运难逃，在新津召开了一个军以上高级干部会，要大家“同舟共济”“共赴危险”，打到西昌去，作为fǎn gòng的最后堡垒。他自己呢？却从成都坐飞机逃到海南去了。 就在胡宗南逃走的这一天，贺龙乘车经过剑阁前往粹植。他兴致勃勃地同周上第、王维舟、张经武一起登上了七曲山顶。这里是四川盆地的边缘。放眼望去，山势雄伟。此时，旭日东升，群山在灿烂的阳光下，显出一种特有的气势。贺龙在霞光中望着成都方向，兴奋地说：“离1950年元旦，还有最后一个星期了，无论是武力解决，还是和平解决，我们都可以到成都过年了。” 参谋处报告说，胡宗南集团第七兵团司令装昌会派人前来接洽起义。 贺龙说：“好啊，识时务者为俊杰。我们欢迎。你们好好招待他，就说，对裴司令的行动，我们表示欢迎。”他告诉周士第，安排裴昌会在德阳见面。 关于这次接见，裴昌会有一段回忆，不妨引述一下： “25日上午，我和李竹亭准时来到县署。贺司令员派人来把我们引到县署东北面一家别墅去。在距离四五十米处，已见到贺司令员好立门外等候我。他一见到我，就走下台阶和我亲切握手说：‘老朋友，有幸又在这里重逢了。’（抗战时期我们在洛阳见过他）接着，他又向我介绍了和他在一起的李井泉、王维舟同志。入座后，贺龙同志爽朗地说：‘先把话说清楚，在战场上打死人不算血债。’接着便问胡宗南逃跑的情况和部队西撒意图。我说，胡宗南仅带几个亲信乘机逃走了，去向不明。他企图把部队撤到西昌集中，再转移到云南边境，然后退到缅甸，从海上转去台湾。但他仓皇出走前，对部队没有下达过下一步如何行动的命令。贺龙同志听后哈哈大笑，问我：‘你在川陕公路两侧还有这么多部队，你对他们有把握没有？’我说：‘绝对把握也很难说，不过，目前上无斗志，官气不扬，我想不致有什么异动。’他说：‘我的主力部队要明天才能到达德阳。我还要回去处理一些事情，等后续部队到了，我再来。”’“28日，贺司令员回到德阳，先到了我这里，说：‘你准备好，元旦前我们到成都去，还要举行入城式。你跟我一块儿去！’贺龙给我的印象是文质彬彬，很有礼貌。他那种恢宏大度的胸怀和坦率诚挚的语言，很令人佩服。默念我以待罪之身，和他们又素昧生平，他对我是那样诚恳热情，一见如故，谈笑风生，肝胆相照，令人铭感无既，永志不忘。” 在人民解放军强有力的军事、政治攻势面前，兵败如山倒的guó mín dǎng军纷纷起义、投诚。从ZI日至25日，短短五天里，就有guó mín dǎng川陕鄂边绥靖公署副主任董守市、第六兵团副司令曾(更生)元、第十五兵团司令罗广文、第二十兵团司令陈克菲先后宣布起义；第五兵团司令李文率残部在邓殊地区被包围后，向解放军投诚；2：’日．第十八兵团司令李根在成都以东宣布起义，当天，成都解放。至此，蒋介石在大陆上的最后一支主力部队全部覆灭，战役胜利结束。1950年3月中旬，刘、邓、贺指挥人民解放军解放了西昌地区，云、贵、川、康四省回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38 章 到了人民的怀抱。中国大陆（除西藏外）的解放战争基本结束。 从此，贺龙结束了从1916年领导湘西bào dòng以来挥兵征战、骋驰沙场的三十四年戎马生涯，步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 19、进军世界屋脊，和平解放西藏，可不是件简单的事。 “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一面进军，、一面 修路”。邓小平让他这个司令官来筹划一切 许多人都知道五十年代的一大壮举：人民解放军和平解放西藏。但是，如果你问他，谁是这次进军世界屋脊的具体组织者，大多数人恐怕只能摇头jiāo白卷，因为，从来没有什么媒体透露过这方面的“内幕”。 这一伟大行动的具体组织者，就是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 成都战役刚刚结束，195O年I月2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便发出了关于进军西藏的第一个指示。指示说：“以西南局和第二野战军为主，在西北局和第一野战军配合下，于4月开始组织向西藏进军，10月前占领全藏、进藏部队到西藏后，要认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和做好统一战线工作，要争取上层，影响和团结群众，保护爱国守法的喇嘛寺庙，尊重宗教信仰自由和风俗习惯，亲密团结这个民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爱国力量，集中打击帝国主义及其忠实走狗——亲带分裂主义分子。” 西南四省刚刚解放，在西南局和西南军区面前有大量急需解决的问题，诸如： 一、改造起义、投诚的guó mín dǎng军。在解放西南过程中，guó mín dǎng军起义，投诚和被俘的官兵高达九十万，其中起义的占了五十六万。这些部队大都是在被解放军包围后，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宣布起义或投诚的。情况极为复杂。必须抓紧时间，迅速采取有效措施，予以改造，化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 二、剿匪反霸。西南是大陆上最后解放的地区。蒋介石在逃往台湾前，要求在大陆繁殖“游击战争”，“建立游击根据地”以“fǎn gòng复国”。1949年，guó mín dǎng在成都、贵阳分别成立了“游击干部研究班”，培训了近五千人的特务土匪的领导骨干。在川西北和其他地区建立了“fǎn gòng救国军”、“游击挺进军”等土匪武装，并按行政区域搞了各级指挥部，原四川省主席王陵基当了总司令。guó mín dǎng的军统局也在西南成立了特务武装；胡宗南逃往海南岛前，也搞了一个“中国guó mín dǎng四川省救民义军”和“别动队”，因此，剿灭这些fǎn gòng反人民的土匪武装，成为西南地区的当务之急。 还有，稳定金融，平抑物价；恢复和发展生产，保障人民生活等等。 这些严重问题，都需要由西南局、西南军政委员会和西南军区抓紧时机进行解决，工作极其艰巨。可以想见，作为西南地区的主要领导人邓小平、刘伯承和贺龙有多么忙碌。中共中央赋予他们这个非常困难又极其光荣的任务——进军西藏，无疑是给他们本来很重的担子上又加上了一个分量极重的破码。 邓小平对贺龙说：“你是军区司令员，就由你来具体筹划准备进军吧！大政方针由西南局根据中央精神来决定。” 他把这件事的具体组织工作jiāo给了这位西南军区第三书记。 贺龙这个人历来办事十分认真、邓小平jiāo下任务以后，他立即在成都展开了工作。在组织剿匪反霸、改造起义部队的同时，他派人到华西大学等在蓉的高等院校借来了大量有关西藏的图书资料，腾出时间，埋头苦读，从历史、宗教、地理、民俗等各方面了解西藏的沿革、变迁和现状；他亲自请来了不少了解西藏情况的人进行深入jiāo谈，成立了一个咨询研究机构，开展研究西藏的工作，为解放西藏出谋划策。关于这件事，他向中共西南局报告说：“我曾找一些人谈了一下，其中有道士、和尚、博士、留洋学生，男的女的都有，搜集到一些情况，有些情况很有用。”他向中共中央报告说：“在成都已找到几个研究康藏问题的人，著名的有李安宅、于式玉（于露琳之姐）夫fù、法尊和尚谢安。他们对宗教方面有深刻的研究。”他请求中共中央说：“现在北京有研究康藏问题的人，已知的有：黄明信、于道民（在北大，是于露琳之死）或者其他地方尚有此种人才，请设法将他们介绍到西南局集中研究。现在这些人，已组织进行对康藏情况的研究。” 经过这个小组一番认真深入的研究，195o年1月10日，贺龙向máo zé dōng、中央军委以及邓小平、刘伯承写了一份《康藏情况报告》，为进军西藏制定方针政策和战略部署提供依据。这份报告对进藏路线的选择、康藏军队的情况、康藏的气候特征以及宗教情况等四个方面作了详细的报告。 关于进军路线，贺龙指出有三条线路可供选择：一、由打箭炉经甘孜、德昌、昌都、嘉黎至拉萨；二、由甘孜至玉树北行，经类五齐、德庆、萨尔松多、索克中至黑河，再向拉萨；三、由甘孜至玉树西行，至唐古拉、黑河，向拉萨。他还指出了这三条路线各自的难易，最后说：“路线的选定，还需进一步研究，但无论走哪一条，均需以甘孜为补给线。甘孜至打箭炉有旧公路基，可以修复通车。我们已着手编成三个工兵团，稍加训练准备后，即可开去修路。” 关于藏军情况，他报告说：其常备军为增代本（相当于营），每营五百人，约一千人，再加民兵共约万人左右。西藏执行征兵制，但人极分散，贵族、喇嘛又不服兵役，战时可征调的数目不可能太大。他建议：“由此，我们进去的人数不宜太多（因供给极为困难），需要精壮、装备好，最好能调一部分蒙古骑兵，约一个骑兵师，步兵只去两个精选的师即可。” 关于气候特征，在叙述了一些具体数据后，他说，康藏有句谚语：“一、二、三雪封山，四、五、六霜得苦，七、八、九正好走，十冬腊月学狗爬”。 关于宗教，他详细叙述了藏传佛教的派别、黄教掌权及政教合一的情况以后，报告说：“对宗教问题处理适当与否，是一个决定的关键，因而要十分慎重。一般的见解是前方派赴易，后方勤务难；军事收拾易，政治收拾难。guó mín dǎng在康藏所以失败，即由于对其内部宗教问题处理得不好。”“我们应采取何种政策、口号，尚须作进一步研究。”他建议，除提出民族自治、民族平等，信教自由等口号外，“最好增加保护宗教的口号”。 这是中共西南局关于进藏问题送给中共中央的最早一个报告。它提出的一系列有关西藏各种情况的信息和关于进藏的若干问题的建议，对于进军西藏有关各项问题的决策，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也是贺龙对进军西藏的第一个贡献。 在贺龙带领一批专家致力研究康藏问题时，华西大学边疆研究所的李安宅教授告诉他，他们的研究所里有一位西藏地图学的学者正在绘制一幅二十万分之一的西藏地图。 那时，我国还没有一份二十万分之一的西藏地图。进军西藏，离不开地图，贺龙正为此发愁呢！李安宅提供的这一信息，使贺龙喜出望外。他马上派人把这位学者请到了设在商业街原励志社里的川西军区司令部。 这位学者叫任乃强。在刘文辉主持西康时，曾专门让他编纂西康通志。他利用这个机会跑遍了西康，而且也收集了不少西藏的历史地图和外国人绘制的西藏地图，并对此有了充分的研究，目前，在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他正在绘制中国第一张二十万分之一的西藏地图。 贺龙在励志社同他作了长时间的谈话，倾听他关于进入西藏路线的意见。最后，贺龙说：“你绘制的地图不是还有两幅嘛？我派两个搞测绘的同志给你当下手，半个月能不能搞好？” 任乃强对贺龙礼贤下士十分感动，表示一定尽力。贺龙又特地给他批拨了一部分经费。十天以后，一张二十万分之一的西藏”地图绘制出来了。贺龙立即下令印发给进藏的部队。 1950年2月，西南局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研究和决定西南地区面临的许多重大问题。在讨论进军西藏问题时，贺龙作了主要发言，他说：“从已了解到的情况看，有两个问题最困难：第一个是运输问题。这要比用兵困难好多倍。地是冰冻的，雪很厚，卡车很难进去，好卡车一小时只能走五公里。修路又需有特别的工具，因为路比崖还坚硬。路修不起来，运输就很难解决，因此，对修路及运输要有一个长远计划。据了解，西藏还有帝国主义势力，故兵还是要多去点，但要精。电影队、剧团等可以慢点去。多路进军也是一个办法，可能比较容易些。”“第二是政治问题。现在这方面的情况了解得还太少。要组织一个学习委员会，把对边疆有经验的人组织在里面，集中学习民族政策，约法八章，同时，有针对xìng地准备进藏宣传品。”“首先要把guó mín dǎng的汉化方针丢掉。guó mín dǎng要把藏人变汉人的政策是不对的，也是失败的。”“西藏地方政权的情况也未弄得很清楚c他们是政教一体，政为教服务的。”“政教分开的提法不好，还是提倡信仰自由为好。”“我们必须把以上问题很好解决，如果搞得不好，还要被打出来的。” 邓小平在听了贺龙的发言和会上讨论的意见后，他把进藏问题高度概括为两句话，叫做“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邓小平不愧是一个天才的领导者。他的这两句话，准确地反映了进军西藏的特点和工作方向，成为整个进军西藏这一伟大斗争的指导方针。 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决定：进藏部队为一个军，任务jiāo给了由张国华率领的第十八军，并决定立即成立进军西藏支援司令部，统一领导进藏部队的后勤保障工作。这个司令部统辖七个工兵团，十个辎重团和一个空军运输大队。 2月初，被任命为支援司令部政治委员的前光义来到成都向贺龙报到。前光义是1932年参加红军的老战士，当时是西南军区后勤部副部长。贺龙调他来担此重任，是看中了他在后勤工作上的组织才能和丰富经验。 贺龙对他说：“我们这次进军西藏，不是在军事上能不能打胜仗的问题。我们在军事上打胜仗是没有问题的，因为解放军是经过考验的。现在对于我们来说，是政治上怎样争夺民心的问题。你们后勤支援工作的重要任务之一，是研究如何使装备轻便，减轻战士的负重。因为，进藏以后，汽车用不上，只有用牲口，有些地方牲口也不行，得靠人背。进藏部队的武器装备要质量好、重量轻，适应高原作战的特点。部队装备好，进藏以后就可以振奋人心” 根据贺龙的建议，甘光义组织支援司令部的有关专家、技术人员从被服装具到战士食品展开了一系列研究工作。贺龙对军区参谋长李达说：“要大力支持他们的研究工作，他们需要什么，只要办得到的，就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被服装具设计出来之后，贺龙都要逐个亲自检查，连衣服缝了多少针，口袋怎么开法，帽子挡寒与否，都—一过问。贺龙对他们说：“试制部队装具，既要适应高原的生活条件，又要适应作战需要。要多在保证部队吃饱、穿暖、减轻负担等方面出主意、想办法。服装的式样一定要设计好，质量要高一点。军人就要有军人的样子，不要穿得窝窝囊囊。服装做得好，战士们爱穿，也爱惜，这实际上是节省了。” 战士的服装试制出来以后，他亲自跑去试穿了一番，感到满意了，这才批准生产。对进藏部队的装具、饮食等，贺龙作了极严格的规定，例如，每人带了些什么，什么质量，每天的食物热量、维生素要保持什么标准，等等。 máo zé dōng说过：“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这话的确是个真理。贺龙的认真，使进藏部队的各项准备工作做得既扎实又有效。仅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各种准备工作便如期完成了。 3月14日，第十八军成立了前进指挥所和先遣支队。25日，在乐山召开了动员誓师大会，向西藏进军。 进军世界屋脊的确困难重重。 十八军4月份到达西康的甘孜，便被困在那儿了。由于修路进度缓慢，空军的试飞又未成功，先遣队供应困难，发生了粮荒。每人每天只能吃到一斤粮食。到了s月6日，空军试飞空投成功，这给进藏部队带来了喜讯，盼望空军能把他们的给养源源不断地送来。可是，支前司令部的空运大队只有两架飞机，根本无法保证先遣支队的粮食供应。 贺龙心里十分着急。他对邓小平说；“政委同志啊，你说怎么力、啊？” 邓小平笑着说：“老总，你向中央军委去要飞机嘛！” 贺龙点头说：“对，向毛主席伸手去。” 他立即以邓小平和他的名义给máo zé dōng、中央军委写了个报告，说：为了保证9月份在甘孜屯积一百五十万公斤粮食，准备昌都作战，必须加强空运力量，请中央考虑。 邓小平的办法真灵。máo zé dōng接到贺龙送来的报告，立即批准购买一批运输机，用以空投进藏物资。但是，máo zé dōng毕竟是máo zé dōng，他站得高，看得远。在批准购买飞机的同时，4月1日打电报给邓小平、贺龙说，进军西藏要“一面进军，一面修路”，部队走到哪里，路就要修到哪里，各种物资也要运到哪里。这样，才能保证万无一失。 邓小平拿着máo zé dōng打来的电报，对贺龙说：“我的老总，主席让我们修路，不要光靠飞机喽！” 贺龙看了电报也笑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39 章 ，说：“一面进军，一面修路，怎么办？我只好执行接！” 雷厉风行，说干就干，这是贺龙办事的特点。很快，他便成立了一个康藏公路筑路司令部，调集了六个工兵团，三个步兵团，组成了一支筑路大军，不惜一切代价，克服一切困难，抢修雅安到甘孜的公路。他又指示云南省军区滇西援藏司令部，组织部队和一万七千人的民工，抢修大理到中甸的公路，以便使云南省军区进藏部队迅速开进。 在这位老总的领导下，到这年的1O月份，就修筑公路七百五十公里，真正做到了“一面进军，一面修路”。随着公路的不断延伸，十八军陆续从四川开抵金沙江东岸的巴塘一带。贺龙指示，飞机、汽车、马车齐上阵，将上万吨的物资运到甘孜。 此时，配合十八军行动的云南省军区和青海省军区骑兵支队，已分别到了贡山和玉树。至此，人民解放军已从东、南、北三面接近了进入西藏的门户——昌都。 中共中央的既定方针是和平解放西藏。中央人民政府多次通知西藏地方政府当局，要他们派代表前来北京举行和平谈判，但却遭到了一些分裂主义分子的阻挠。他们一面故意拖延时间，不来北京，一面加紧军事准备，妄图用武力阻止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看到这些，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甘孜白利寺格达活佛忧心仲忡。他是力主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不希望彼此兵戎相见。他向邓小平表示，自己愿意前往拉萨，晋见达赖喇嘛，做西藏地方当局上层人士的工作，化干戈为玉帛。 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开了个小会，研究格达活佛的请求。他们一致认为，格达活佛在藏传佛教中的地位仅次于达赖和班禅。他同共产党的关系比较深。1936年红军在甘孜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博巴自治政府时，格达活佛便担任了副主席。如果他能亲自前往拉萨，这对避开帝国主义分子的牵制，建立内地的直接沟通大有好处，对于和平解放西藏是颇为有利的。他们三人联名打电报给中共中央，建议说：“争取和平解放西藏的可能xìng较前增大”，“进行和平谈判必须条件恰当，而且要从西康内地去沟通联系，才能避开英美的牵制，才有实现可能”，“格达亦可考虑人藏。”中共中央批准了邓、刘、贺的建议，同意格达活佛入藏。然而，谁也没有料到，格达活佛行至昌都，即被驻在昌都的西藏当局边使噶lún拉鲁鲁桑旺所软禁，不准格达前往拉萨晋见达赖。 格达活佛对拉鲁鲁桑旺说：“我死亦不悔，但求能去拉萨一见达赖活佛。” 拉鲁鲁桑旺死活不答应。格达活佛身陷昌都，后来，竟被外国特务dú死，随员被押往西藏。 西藏地方当局将用英美武器装备起来的七个代本的全部人马和三个代本的部分军队，部署到了昌都周围，妄想阻止解放军从康西、青南和滇西北人藏。西藏地方当局自己关上了谈判的大门。 在这种形势下，、邓小平、刘伯承、贺龙为了打击西藏地方当局中的分裂主义者，促使其内部的分化，打通和平解放西藏的道路，经中央军委批准，决定发起昌都战役。 贺龙、邓小平签署了《昌都战役基本命令》，规定9月中旬发起攻击，争取10月10日前占领昌都。贺龙要求十八军军长张国华指挥部队从侧翼作深远的迂回。他说：“抓住敌人就有办法，包围住了就是胜利。这就要求你们用两条腿，快速迂回。” 十八军按照这一作战原则，10月6日，向昌都地区藏军发起进攻。12日，进占芒康。第九代本德格·格桑旺堆率部起义。贺龙亲自向格桑旺堆赠送礼品，表彰其认清大局之举。解放军迅速逼近景都。昌都总督阿沛·阿旺晋美宣布起义。他命令第二、第三、第四、第七等四个代本及其他武装一千七百余名官兵停止抵抗。昌都战役结束。 贺龙、邓小平立即电示张国华：“第一，加紧进行俘虏或投诚官兵工作，用高度热情和诚恳的态度去对待他们，严禁侮辱和虐待。”“第二，对于噶lún及代本等高级军官，尤应妥为招待，采用座谈方式予以教育和争取，以便他们回去影响拉萨政府，立即脱离英美影响，速派代表到昌都或北京商谈和平解决西藏问题。” 贺龙、邓小平这两位指挥昌都战役的统帅，始终没有放弃和平解决西藏问题。昌都战役虽是一次军事行动，但其目的却在于重新打开被西藏地方当局关闭的和谈之门。事实上，昌都战役歼灭了藏军主力，粉碎了西藏当局用武力阻止解放西藏的企图之后，西藏上层的顽固势力很快发生了动摇和分化，为西藏的和平解放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昌都战役结束后，阿沛·阿旺晋美写信给达赖喇嘛，劝说其派代表到北京谈判。经过中央人民政府的等待和催促，费了一番周拆，西藏当局终于在1951年2月12日，派遣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代表的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赴北京谈判。二十三天以后，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决西藏办法的协议》。 根据这一协议的规定，贺龙、邓小平命令十八军政委王其梅率领包括统战、公安、外事等方面干部组成的先遣支队，同阿沛·阿旺晋美率领的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先期进藏。十八军主力一万零七百人，分两个梯队随后西进。第一梯队于10月26日抵达拉萨，举行了入城式，从此，西藏回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怀抱。 西藏和平解放，紧接着就是要修一条通往西藏的公路。有了公路才能把西藏与祖国内地紧密联系起来，推动西藏人民迅速摆脱贫困落后，迈向一个新时代。在向西藏进军时，máo zé dōng告诉贺龙、邓小平要“一面进军，一面修路”。前不久，他又题词说：“为了帮助兄弟民族，不怕困难，努力筑路”。修筑康藏公路，成为摆在贺龙面前的一项迫切任务。 然而，要在连飞鸟都难到的世界屋脊上修一条公路，谈何容易。翻开世界筑路史，大概很难找到在海拔四、五千米的高山深谷间修筑的公路。贺龙当然懂得这一点。1951年夏，他在重庆召开的筑路会议上说： “修筑康藏公路，难度之大，不仅在我国筑路史上，而且在世界筑路史上都是空前的。我们解放西藏，就要帮助西藏人民进行建设，而要建设，没有公路是很难想象的。所以，这条康藏公路不但坚决要修，而且一定要在1954年把汽车开到拉萨！” 这一段话，向人们申述了他的决心：不管困难有多大，路必须修通，而且只有四年的时间。我们的元帅，真是无所畏惧。 不过，他可不是说大话的莽撞人，做起事来脚踏实地、心细如缕。重庆筑路会议之后，他调来了十八军后方司令员陈明义、西南军政委员会jiāo通部长穰明德，组成了康藏公路修建司令部，一个当司令员，一个当政治委员，开始了康藏公路的建设工作。 早在1950年秋，为了进军西藏，人民解放军已经修通了甘孜到昌都的公路，目前要修筑的是昌都至拉萨这一段。这里是藏东高山峡谷区，一系列由东西走向逐渐转为南北走向的高山深谷布满其间，海拔均在四千米至五千二百米之间。怒江纵贯其间，地形十分复杂，因此，首先要选择一条合理的路线。 从1951年起，贺龙先后派出了六支勘探队在雪山、峡谷、沼泽、丛林中跋涉五千多公里，查明了这一带的地质、地貌。1952年秋写出了勘察报告。这个报告提出了两个通向拉萨可供选择的筑路方案： 一是走北线。从昌都经丁青、索县、旁多到拉萨。沿线多为牧区，路段较为平坦，但地势高寒，海拔一般皆在四千多米，冬季冰雪封山严重，且缺乏燃料和木材等建筑材料。 二是走南线。从昌都经邦达、波密、林芝、太昭到拉萨。这里海拔较低，气候较好，沿线多为农区，有波密、色弄拉等森林地带，问题在于地形地质较复杂，沿路有怒江激流，还有冰川、泥石流。工程艰巨。 在这两个方案的选择上，工程技术人员中有不同看法，争论很大。陈明义、镇明德等筑路司令部的领导也拿不准。9月中旬，他俩来到重庆，向贺龙请示。 关于康藏公路定线经过，陈明义有这样一段回忆。他说： “穰明德同志打开了地图，仔细地向贺老总介绍了南、北两条路线的地形、地质、气候、物产、经过的地方以及工程的难易和利弊，勘探工程技术人员的争论观点等等。贺老总仔细地看着地图，听着、询问着、思索着，象战争年代制定行军路线图，又象战前审查作战计划。这是世界屋脊上修筑第一条横跨东西的公路啊！”“经过深思熟虑，贺老总挥动红笔，果断地说：‘公路走南线。第一，南线气候温和，海拔低。在西藏高原，这是黄金都买不到的优点；第二，南线经过森林、农业区、草原、湖泊、高山、物产比北线丰富，不仅修路时有木材、石料等建筑材料，还有青棵、牛羊、水果、燃料等，方便生活。更重要的，将来开发西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里有着丰富的资源和极大的经济价值，有着广阔的前途。公路走南线，更符合西藏人民的长远利益。这就是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我们马上想到，南线的冰川、流沙、怒江激流等艰险工程，眼睛也止不住盯在地图上这些地方。贺老总一眼看透了我的心思。他拍着我的肩膀，目光炯炯地说：‘当然，怒江天险、冰川、流沙，会给我们找麻烦，甚至带来意想不到的艰险困难。但是，怒江也好，冰川也好，流沙塌方也好，它们能挡得住中国人民解放军吗？……至于北线，将来仍然要修。因为祖国的西藏高原，将来要修很多公路，要修成四通八达的公路网咧！’”“这时，老穰把地图一卷，高声说：‘贺老总，等着我们通车拉萨的捷报吧！’‘贺老总点起一支香烟，微笑地转过头来，轻声问：‘什么时候通拉萨？’‘一九五四年底！’穰明德同志卷起袖子，狠劲地把手一挥说：‘贺老总，一九五四年底汽车通不到拉萨，我把头拿下来见你！’贺老总哈哈大笑，笑得胡子直抖。稍停，他兴致勃勃地说：‘我等着为你们通车拉萨庆功！为了更具体地了解情况，解决你们修路部队和职工的生活供应、物资保障等问题，我们打算派军区后勤部长余秋里同志到川藏公路去一趟。’” 通往拉萨的第一条大动脉康藏公路，原来还是我们这位元帅定的线。这也是一段人们知之不多的历史。 1952年11月22日，在康藏公路原定至昌都段扩建通车以后，贺龙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西南局送上了一份综合报告。在报告昌都至拉萨段勘测定线问题时，他详细叙述了南北两线方案。各自的有利和不利条件以后，建议说：“我们研究结果，认为采用南线为好。” 报告很快送到了máo zé dōng的案头。1953年l月1日，máo zé dōng批示说：“同意此项意见。”并将报告批转给周恩来、邓小平说：“采取南线为适宜。”同意了贺龙的定线意见。 这样，康藏公路的选线工作最后完成了。后来的事实说明，贺龙的这一抉择是有其科学头脑的。 在世界屋脊上修路，担负筑路任务的部队是极其艰苦的。贺龙曾报告说： “筑路部队处于海拔三千二百米以上的高原环境，在空气稀薄，含氧量少，紫外线强，气候寒冷，变化无常的自然条件下，进行着高度紧张的劳动，体力消耗很大，经常遭受雨淋，终年居住帐篷，得不到充分的休息，生活很艰苦。筑路部队因任务很紧，经常移动，无法生产，很少吃得到新鲜蔬菜和ròu类……1951年生病者达百分之一百，一九五二年上半年占百分之九十八。” 建设者们的艰辛，连着贺龙元帅的心。他特别告诉后勤部门说：“你们要千方百计，定质定量地搞好实物供应，保证战土的健康。” 贺龙指派西南军区后勤部长余秋里带了三个工作组深入工地，切实解决筑路部队的生活问题。他亲自对改善筑路部队的生活提出了具体意见，他规定：“为保持筑路部队的营养量，按每人每日四两猪ròu，一两猪油，五钱蛋粉，一斤青菜，七钱盐，生姜、辣椒各七分，茶叶二钱五，粮食二十六两（旧市制），供给实物，保证定量走质，使部队能够真正吃到。”他还通过中央人民政府向全国各省市求援。中央人民政府从华东、华北、华南、东北调来了大量的钢材、木料、机械、布匹、yào品和罐头食品，支援康藏公路筑路部队。 贺龙元帅还几次要求去西藏看望筑路工人，视察建路情况，但是，máo zé dōng、周恩来考虑到他患有高血压等病，不直到高原地区活动，因此，没有批准。他感到十分遗憾，只得派军区参谋长李达代表他到筑路部队去看望。 贺龙这个人是很懂得精神生活的重要的。他认为，环境愈艰苦，精神生活应当愈丰富，那样才能使部队保持良好的饱满的精神状态。他多次下达指示，要求西南军区文工团、京剧团组织队伍到筑路工地去演出。这些文艺团体在工地一演就是七、八个月，深受筑路部队的欢迎，为艰难中奋战的战士带来了欢乐。贺龙还组织一些优秀的文艺创作人员深入筑路部队，体验生活，搜集创作素材，创作了反映解放西藏和修筑康藏公路英雄事迹的一大批文艺节目。一直在全国流传的优秀歌曲《英雄们战胜了大渡河》、顺胞歌唱解放军》、《歌唱二郎山》，就是由他组织创作和大力推广开来的。 19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40 章 54年12月25日，康藏公路全线通车。贺龙，这位修筑世界屋脊第一条公路的组织者心潮起伏，夜不成寐。他为这条路花费了大量心血，现在终于结出了硕果。穆明德、陈明义他们说话是算数的，现在还不到年底，汽车就开到了拉萨。他高兴，为那些长期战斗在世界屋脊崇山峻岭中的建设者而骄傲，他们是伟大的。中国人民是什么高峰都能攀登的，什么困难都能克服的。他在北京伏案疾书。他写道： “这样气魄雄伟，艰巨而法大的工程，在我国历史上是亘古未有的创举，在全世界也是罕见的奇迹，从此，祖国的心脏——北京与遥远的康藏高原更加紧密地接连起来了。” ------------------ 20、邓小平来电话，让他当国家体委主任。máo zé dōng“认 为你最合适”。不当军区司令，当体育头目？贺龙一 笑：“老规矩，中央叫我干，我干！” 人的命运的确是很难预测的。不知什么时候，某一种机遇会把你推到一个你根本想不到的位置上。 贺龙就是这样。 1952年9月的一天，西南军区司令部司令员办公室那只直通北京的红色电话机响起了清脆的铃声。 贺龙放下手中的文件，拿起听筒，说：“喂，我是贺龙。” “贺老总，你好啊！”电话里传来了一阵笑声，爽朗、开怀。贺龙听出来了，是邓小平打来的电话。 “哦，是小平同志。你好啊！” “贺老总，我给你找了个好差使，请你出马喽！”邓小平笑着说。现在，他是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主持日常工作的副总理。周恩来的第一助手。 “啥子好差使嘛？你尽管吩咐。” 邓小平告诉他，政务院最近决定组建中央体育运动委员会。共青团中央给刘少奇写了个报告，建议说：“委员会主任委员，最好请贺龙那样的一位将军来担任。” 邓小平在电话中说：“总理和我商量，准备同意他们的意见。” 贺龙沉默了片刻，问道：“主席的意见呢？” 说实话，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对贺龙不会没有震动。他的一生都在带兵打仗，现在是大军区司令员，指挥着千军万马。虽然，他知道，最近正在进行机构调整，大区一级要撤消，他的工作也会有所变动，然而，让他去管体育，大概不是他预料之中的。听到这个消息，决不会象有些文章所说的那样，是无动于衷的。我们没有材料说明贺龙当时的心情，但是，他的这个问话里，不是隐藏着潜台词吗？ 邓小平理解贺龙的意思，他笑着说：“毛主席也赞成，认为你最合适。” 听邓小平这么说，他什么也不问了，十分干脆地回答：“好，小平同志，老规矩，中央叫我于，我就干！” 电话里传来一阵震耳的大笑声。 1952年11月15日，周恩来主持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上，经周恩来提名，贺龙被任命为中央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副主任是民革中央的蔡廷锴。 1953年4月，贺龙来到北京，主持第一次全国体育工作会议。 贺龙知道，他这个体委主任面对的是怎样一个天地。旧中国的体育运动，不是沙漠，也是一片荒凉的原野。直到1948年，中国人还没有在世界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得到过一块奖牌，也没有在任何一个单项体育项目上有过建树。水平之低，令人心寒，偌大的一个中国，没有一处象样的体育场馆，没有一支健全的运动队伍。群众体育运动更谈不上。体育人才严重缺乏。长期以来，一直遭到西方人的各种嘲笑，最令中国人伤。办的，是他们给中华民族戴上了一顶“东亚病夫”的帽子。这是侮辱，一种伤害民族感情、难以忍受的侮辱，但却也是某种可悲的事实。要在这样一个烂摊子上搞体育，何其难也！贺龙对此深有所知。他在第一次全国体育工作会议上说： “旧中国本来就是个烂摊子，体育事业更是如此。我们是为了改造旧中国才革命的，不能事现成的福，而是要白手起家，艰苦创业，摘掉‘东亚病夫’的帽子，超越世界先进水平。” 看来，这位老总有着面对困难的准备，也有顽强拚搏的决心。 贺龙到北京主持第一次全国体育工作会议的时候，中央体委住在北京西单未英胡同三十三号一座小院子里。全班人马只有荣高棠、黄中率领的从共青团调来的十几名干部，这怎么行呢？ 贺龙打电话给邓小平，说：“我得向你要人，要钱！” “贺老总，老脾气胆。还没走马上任，就要把兵买马了？”邓小平又发出了爽朗的笑声。他说：“你这个老总，想要人还不容易。战争年代，你能把人家的县太爷挖来打篮球，现在，你当了中央体委主任，要几个人。谁敢不给？钱嘛，你去找薄一波伸手嘛！” “要得！”贺龙畅怀大笑，开始调兵遣将，组建体委领导机关。 回到重庆，第一个点的将是张之槐。 此人1937年毕业于北平体育专科学校。抗日战争时期，是一二０师“战斗”篮球队队长，跟随贺龙南征北战。现在是西南军区司令部干部处长，一名大权在握的人事干部。1953年，军队正处在酝酿实行军衔制，这对军队干部是颇具吸引力的。张之槐不愿意在授军衔之前转业到地方上去。 贺龙知道后，对张之槐说：“体育事业同样是建设新中国的一条战线。我到北京开会，住在北京饭店。马路斜对面就是长安街的一个体育场，每天晚上，那里的灯光球场里都挤得满满的，门外还拥挤着一大片人。群众那么喜欢体育运动，需要有人来领导和组织呀！同志，我们现在要管天下。管天下，各行各业都要去搞嘛！体育，是一条重要的战线，你是学过体育的，科班出身，干这一行的专家，你不去干，叫谁干？” 张之槐说：“在部队工作也一样重要。” 贺龙严肃地说：“我是西南军区司令员，你说重要不重要？中央要我去当体委主任，我就得去。不光去，还得干好！我们都是共产党员嘛！张之瑰，听我说，你可别光想当官扛牌牌，不考虑事业。你回去好好想一想，想不通，我们来开个支部大会，辩论辩论。你可以讲不去的理由，如果把大家说服了，我也不勉强你；如果你说不服大家，就非去不可。好了，三天后，我听你的回答。” 这位老总好厉害。这一夜，张之愧无法入眠。贺龙给他出了一个难题。他怎么能到支部大会上去申述不去的缘由呢？他是共产党员呀，要服从革命的需要嘛！ 第二天，他就去找贺龙。 贺龙问他：“张之槐，想得怎样了？三天还没到呢！” “老总，想通了，我同意去。”张之槐这回很干脆。 贺龙听了很高兴。他说：“要认识体育工作的重要xìng啊！你想，洋人都笑我们是‘东亚病夫’啊！现在，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一定要摘掉这顶帽子。可是，谁来摘呀2搞体育的人来搞，我们大家来摘嘛！这个任务很艰巨，也很光荣。总理、小平推荐我当体委主任，我还真想当这个主任呢！说实后，能把‘东亚病夫’这顶帽子摘掉，并不那么简单。你想通了，很好嘛，快去北京报到吧！” 除了张之瑰，贺龙又调来了正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某pào兵团政委的张联华，在东北军区空军某部担任军械处长的朱德宝。他们一个曾经是一二０师“战斗”篮球队队员，一个是抗日时期，由东北籍干部组成的东北干部篮球队队员。他们三人是一同到未英胡同找荣高棠报到的。张之槐当了体委干部训练司副司长，张联华担任体委国际联络司副司长，朱德宝是体委运动竞赛司副司长。 1954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贺龙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 10月，贺龙携家带口，乘民众轮顺江而下，取道武汉，到北京赴任。 和他同行的有宋任穷、蔡树藩、刘秉林、王凌、武岳松、张非垢、张彩珍等人。他们都是西南局的干部。大区撤消以后，被分配到北京去工作的。贺龙是个有心人。他打听了一下，他们都是去中央各部门的，可是，没有一个是去体委的。他想，他们在西南同我共事多年，比较了解，都是一些很有才干的人，应当把他们拦到体委去。于是，在长江轮船上，在火车上，他展开了一系列的“外jiāo攻势”。 他首先看中了蔡树藩。抗日战争时期，他是一二九师的政治部主任。在西南，担任中共西南局委员、军政委员会劳动部长。现在，他要去国务院当内务部副部长。贺龙与他在西南共事五年，很了解他的为人。蔡树藩一直很折服贺龙独特的勉力，觉得与贺龙合作乃人生一大快事，因此，愉快地答应了。他对贺龙说；“老总，光我同意怕不行，你要通过邓政委那一关哟。” 贺龙说：“要得！一到北京，我就去找他。” 贺龙开了口，邓小平能不同意吗？蔡树藩被委任为国家体委副主任。 第二位是女将王凌。这位西南局的女干部，原是去地质部工作的。在轮船上，被贺龙游说到了体委担任了办公厅副主任。 武岳松，西南军区保卫科的干部，也被贺龙拉到体委当了新建的北京体育馆副馆长。 西南局宣传部副部长张非垢，是位能动笔杆子的才子。贺龙觉得体委很需要这样的“秀才”，没有“秀才”，体委也无法开张。他在火车上向张非垢展开了“攻势”。张非垢难却这位老总的盛情，点头同意了，后来当了国家体委秘书长。贺龙又让他把同去外文出版社的女干部张彩珍也拉到体委来。 张非垢对张彩珍说：“去体委吧，这是贺老总的命令。我也是文人进武庙，你也进这个武庙吧！” 张彩珍真的跟着来到了体委。 对此，贺龙井不觉得满足。他历来的作风是不等不靠，一切自己动手。那时，体育运动在人们眼里可不象今天这样，被人们狂热地迷恋着，他们最多不过把体育当成一种调剂生活的业余活动而已，从来没有把体育当作“正经事”，所以，谁也不想来搞体育。自己不想办法，单纯依靠组织部门；国务院批准体委配备的二百三十二名干部何时才能配齐？ 一到北京，他便亲自动手了。 体委缺一名副主任，他亲笔下书，邀请起义将领、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卢汉前来共事。卢汉不敢怠慢，欣然从命。 他把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组织部长路金栋请到自己家中，对他们说：“体委刚刚成立，需要加强。我们做的也是青年人的工作，任务很繁重，要靠各方面支持。耀邦呀，这也是你的事哟。从你那里调点人，你给哪一些呀！” 胡耀邦当过十八兵团政治部主任，是贺龙挥兵入川时的部下。他熟悉这位老总，不给人是无论如何过不了关的，因此，早有准备。他说：“贺总，我们来你这儿之前，已经选了一些人的档案，请你亲自挑吧。” 路金栋赶忙把一包档案放到贺龙面前。 贺龙笑了，说：“感谢你们的支持哟。今天我请客。请你们尝尝刚从新疆运来的最好的哈密瓜。” 他又从西南调来了李梦华，中南调来了陈光，华北要来了曹建纯，西北要来了董念黎。 著名体育专家董守义，解放前担任过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总干事，1947年被选为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委员，是国内为数不多、很有经验的体育行家，只是年纪大了点。贺龙求才若渴，亲自登门，同他谈搞好新中国体育活动的一些想法，征询他的意见，动员这位老教授“出山”为新中国体育事业出力。董守义很受感动，欣然同意，担任了中央体育学院的教授。 有一次，贺龙到体委机关食堂检查，看到伙食不好，便对蔡树藩说：“吃得不行啊！我们在四川的时候就那么几个钱，吃得不错嘛！” 荣高棠说：“体委机关管理工作存在不少问题，现在又没有懂行的人才。” “把金鉴萍调来。如果你们赞成，我发电报。”贺龙说。 蔡树藩、荣高棠求之不得，合掌称善。 金鉴萍是谁？抗日战争时期，此人在延安联防军司令部搞行政管理，是个管家理财的能手。目前正在重庆。贺龙一封电报打过去，谁敢违命？金鉴萍立即到体委报到，当了体委办公厅副主任。体委的行政管理工作很快走上了轨道。 长期在体委工作的荣高棠说：“贺龙同志明确指示我们，要发展体育运动，首先要有一批忠诚体育事业的干部，要有骨干力量。他亲自做工作，报请中央批准充实健全体委领导班子，调蔡树藩、张非垢同志参加体委工作。他们协助贺龙同志，在发展体育事业上都有过很大贡献，可惜在一九五八年先后去世。贺龙同志还选调了一批抗日战争时期在解放区搞过体育工作的同志来充实体委各部门。这些同志调到体委后，贺龙同志亲自找他们谈话，要求他们发扬光荣传统，为发展新中国体育事业努力奋斗。” 我们的元帅长期领兵打仗，最重视的，其实并非那些军、师机关，而是能动刀动qiāng的战斗部队。到了体委之后，他还是这个脾气。不过，新中国的体育事业形同白纸，他这才先抓领率机关，使他在这张白纸上画起画来，有一些出谋划策的左膀右臂。现在，机关有了，他便把全付精力转移到广揽体育人材上来了。 新中国开创之初，在体育事业上最困难的，就是缺乏人才。各种体育项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41 章 目的教练员、运动员屈指可数。不少优秀运动员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流落海外。广罗人材，乃当务之急，可是，那时有些领导者，他们最怕千百万人流血牺牲打出来的江山，被“几类分子”篡夺，所以，在选用人材上最重出身成份，尤其忌讳有海外关系的人；有些人虽无此想法，却怕担风险，被人指责。这就加大了延揽人材的难度。 我们的元帅却不管这些，选拔人才不拘一格。遇有阻力，常常力排众议，亲自拍板。他的这种博大的胸怀，恢宏的气魄和惊人的胆识，令许多人为之叹服。真的要感谢máo zé dōng，让这位元帅来统率体育战线，这也是知人善住吧！ 让我们来举几个例子。 国家体委建立了游泳队，有些人就是不同意游泳运动员徐广斌入队。他们说，涂广斌游泳技术虽然不错，本人表现也好，但他曾随其舅父去过台湾，社会关系复杂，不宜吸收为国家队队员。好家伙，在五十年代，一提起“台湾”两字，那就成了“政治问题”，谁也不敢说什么了。这种“理由”一摆出来，就象一块铁板，很难敲开它的。没有办法，有人把这事捅到了贺龙那里。 贺龙把烟斗在空中挥了挥说：“这算个啥问题呢？他是个青年，能从台湾回来，说明他喜欢咱们新中国。这样的运动员，不但应该吸收到国家队，还应该很好地培养呀！” 贺龙一拍板，那些人只得照办。涂广斌成了国家队队员，不久，当了教练，培养出了象穆祥雄这样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优秀运动员。 曹其纬，从上海人选国家女子排球队的运动员。她的祖父，就是当过袁世凯北洋政府外jiāo部长、jiāo通部长，参与“二十一条”卖国条约谈判的曹汝霖。在当时，象她这样出身的人能进入国家队，已得益于贺龙的不拘一格，再不敢有其他非分之想了。谁知，在一次会议上，遇到了贺龙。 “啊，曹其纬！”贺龙高兴地把她拉到了陈毅元帅的面前，介绍说：“陈总，你看过电影《女篮五号》吗？她就是那里面的小五号，曹汝霖的孙女。现在是我们国家队队员。” 陈毅哈哈大笑，说：“你可比你爷爷的名气大喽！” 说得曹其纬把脸一红，不知说什么好。 几天以后，体委副主任荣高棠jiāo给她一封信，是贺龙亲笔写给她的。信中勉励她戒骄戒躁，为祖国多做贡献，不要背上家庭出身的包袱。要靠拢组织，争取加入共青团，并嘱咐说：“你写份自传给我。” 曹其纬拿着这封信，泪水夺眶而出，不知是感动还是兴奋。荣高棠对她说：“小曹，贺老总亲自给运动员写信，这还是头一次。这是一份珍贵的礼物啊！” 吴传玉，是从印度尼西亚归国的华侨，在比赛中多次获奖的优秀游泳运动员。贺龙邀请他到自己家中来作客。 他对吴传玉说：“你回到祖国来，很不容易，为祖国作出贡献，更值得欢迎。你要继续努力，提高游泳技术，为祖国争取更大的荣誉。” 吴传玉在1953年国际青年友谊运动会上，获100米仰泳金牌；1954年第十二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上，获100米仰泳和100米蝶泳亚军。在当时，这是中国运动员在国际比赛中取得的最好成绩。贺龙认为，这样的优秀运动员，应该有资格代表体育界参预管理新中国的国家大事。他力荐吴传玉为人大代表。吴传玉是第一位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新中国运动员。可惜的是，1954年10月，吴传玉在出国学习途中，因飞机失事不幸罹难。贺龙深为悲痛，亲自出席了追悼会。 最令体育界津津乐道的，是乒乓球运动员傅其芳的事。 傅其芳，香港著名的乒乓球运动员，但他在香港却郁郁不得其志，很想回大陆，为振兴中国的乒乓球运动出力。但是，他背着一屁股债务，难以解脱；对于回大陆后的前途，也无法预测，因此，十分苦闷。 事情传到了贺龙的耳朵里。他把蔡树藩、荣高棠找来，对他们说：“要把傅其芳搞回来，这是个人才啊！他欠的债，我们来还！” 他决定，由国家体委为博其芳还清债务，邀请他到国家乒乓球队任职。 傅其芳没有想到中国共产党如此重视一个落魄香港的运动员，怀着感激之情来到了国家乒乓球队。在第二十四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中国男队获男子第三名，脐身世界前列，他是主力队员之一。1958年以后，他担任中国男子乒乓球队主教练，探索出了一条近台快攻的路子，培养出了庄则栋、徐寅生、李富荣、张燮林等一批世界级名将。他多次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但有人认为其历史复杂，不应考虑。1965年，第二十六届世乒赛上，他带领中国男子乒乓球队一举夺得了世界冠军，中国队的名字有史以来第一次刻在思韦斯林杯上。傅其芳立下了功勋，但入党问题却仍然得不到解决。 贺龙恼怒了。早在1963年，他就建议乒乓球队党支部考虑傅其芳的入党问题，为什么这样长的时间不让这样的好同志入党呢？他站出来干预了。 荣高棠回忆说：“在一次会上，贺龙同志很严肃地批评我们，对一个同志的政治生命不够关心。他说：‘看人不能看死，要看他的发展，看他的进步。说博其芳历史复杂，还能比我复杂？旧社会过来的人，历史总是复杂一点。我们要看现实的政治表现。十几年的培养教育，多次立功受奖，又决心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这样的同志应当吸收到党内来。’贺龙同志还讲了周恩来同他介绍著名京剧演员程砚秋同志入党的事。说：‘你们不介绍，我同荣高棠介绍！’” 在贺龙亲自过问下，傅其芳终于实现了多年来的夙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贺龙也为他而高兴。不幸的是，十年动乱，贺龙遭诬陷后，傅其芳也被扣上一个“特嫌”的帽子，同贺龙一样，被迫害致死了。这是多么的不公啊！ 贺龙的不拘一格，广揽人才，团结了一大批国内的体育专家、优秀运动员，吸引了海外赤子纷纷归来。许多世界级运动员都是在贺龙主持体委时期回国效力的，例如，著名的羽毛球运动员王文教、林丰玉、陈福寿、方凯祥、汤仙虎、侯加昌、陈玉娘、梁小牧；我国第一位乒乓球世界冠军容国团，等等。我们说，正因为我们的元帅有如此宏大的气魄、非同寻常的胆识，才使新中国的体育队伍蒸蒸日上，人才辈出。这么说，大概是不算过分的。 现在的北京体育学院，闻名遐迩；各省市和解放军也都有自己的体育院校，业余体校更是星罗棋布。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完善的体育教育体系。你知道吗？新中国体育教育的开拓者是谁？ 是我们的元帅贺龙。 他出任国家体委主任不久，便开始筹划建立一座培养体育人才的最高学府。他向中共中央宣传部长习仲勋要一名院长，来主持筹建体育学院。 习仲勋两手一摊，说：“老总，我这里可没有搞体育教育的合适人选，还是你自己想办法去找吧。只要在我管辖范围内，给你大开绿灯。” 自己找？找谁？他反反复复在自己的记忆库中搜索，终于，目标定在四川省文教委员会副主任、年方四十岁的钟师统身上。钟师统在战争年代就搞教育，在这方面有一定的经验，特别在打开局面的头几脚上。贺龙了解他，是个合适的人选。他来到了重庆，得知钟师统正在昆明疗养。他可不管这些，马上打了个电报，让他速回重庆。 钟师统不知其详，但军令如山，星夜赶回了重庆。 一见面，贺龙便问：“钟师统，身体养好了吗？能工作啦？” 钟师统说：“好多了，正准备回来上班。” 贺龙点点头，说：“现在，中央让我搞体育。要搞，先要抓培养干部。中央体委党组已决定在北京办一个体育学院。你办学校有经验，这个院长你去当吧！” 搞体育？钟师统从来没有想过，也不太愿意，便说：“贸总，我不熟体育，搞工业倒可以。” “搞工业？”贺龙笑了，用手中的烟斗指着他说：“你这身体，瘦骨磷峋，受不了的。我看，你搞体育教育合适。” “我不懂体育，怕搞不了呀！” 贺龙瞥了他一眼，说：“钟师统，你是看不上这个院长吧？你不要小看了这个院长。当院长可是了不起的。鼎鼎大名的刘伯承不就是从我们这儿到南京当了军事学院的院长吗？” “贺总，我不是看不起院长，主要是我不懂体育。”钟师统反复强调他的理由。 “我还不跟你一样？不懂体育，不是也当起体委主任来了？” 钟师统无话可说了，只得表态：“老总，我看由你亲自任这个院长，我去做具体工作。” “你这个钟师统真罗嗦。那是战争年代，我兼校长。现在情况不同了，用不着那样。你就放心大胆去干。要什么帮手，提出来，我给你调嘛！有什么问题，随时找我。” 一锤定音，钟师统来到北京。 1953年11月1日，北京先农坛体育场门口挂起了一块引人注目的牌子：“中央体育学院”。体育场的看台底下当师生的宿舍，搭几个棚子便是教室。新中国的第一所体育学院就这样诞生了。现在听起来，有点好笑，在体育场里办大学？目前在体育学院里读书的学子们，大概没有几个人知道，可这的确是事实。很久以后，贺龙才在北京市政府协助下，在圆明园遗址北面为体育学院选定了新址。 这位老总管起事来特别具体，也许是考虑到创业的艰辛吧？他从体育学院的基本建设、办校方针、学制安排、课程设置到学生生活都—一过问。一张体育学院基本建设的设计蓝图，他先后审查过好几次。他说：“体育是一门科学，体育学院应该担负起这个任务。要在战术、技术、解剖和体育理论诸方面都搞出一套东西来，为提高运动技术水平和训练水平而服务。”“中央体育学院是我国体育界的最高学府。在学术上要有我们自己的教授，要力争成为世界上一个有权威的体育中心。”他认为，体育学院应有两种教育形式。他说：“体育院校，一种是长期的，培养师资；一种办短期轮训班，包括训练干部、教练员、运动员。”而中央体育学院，他认为重点是培养高级体育人才，他说：“中央体育学院要培养出高质量的体育专业人才，要出运动健将。”这些，就是这位老帅从我国当时的情况出发，提出的关于体育教育的一些方针xìng的意见。这给初期的体育教育的建立和发展规划了一个明确的方向。 贺龙为中央体育学院向北京市要的土地面积是六十公顷。在他亲自审批的建设规划中，有教学楼、实验室、八座室内体育馆和各类运动场，建筑面积达九万平方米，这在当时，可以说是设施比较齐全的了。这所高等学府在先农坛体育场开学时，只有教师十四名，学生五十一人，然而，仅仅六年以后，到1959年，教师队伍已经是三百三十六名，学生增加到了二千六百四十四人，成了名符其实的一个堂堂的高等学府了。 在此基础上，贺龙又组建了北京体育科学研究所，亲自批准他们组成考察组，赴苏联考察。 贺龙在国家体委党组会上强调说：“体育科研所也要加强一下，给他们出些题目，让他们去研究。”这位老帅竞亲自出起研究课题来了。1962年，他向体育科学研究所提出：“钉子鞋、乒乓球权，就值得研究。” 科研所真的接受了这个课题，连续研制了四批多种类型乒乓球扳，十五种胶皮，七种海棉护品。通过试验、数据分析，找到了适合中国乒乓球运动员使用的乒乓球拍，称雄在世界乒坛。 体育也是个系统工程，体育场馆就是其中的一项。 当时的北京，除了一座1937年建造、设施十分落后的先农坛体育场外，其他什么场馆都没有。偌大的北京城，甚至连一座带看台、有灯光设备、规模大一点的篮球场也难找到。这怎么能适应体育运动的发展呢？体委的领导者十分着急，决定在北京修建一座设施比较齐全、比较先进的体育馆。 荣高棠、黄中跑遍了北京，在天坛东侧的太阳宫附近找到了一块面积适合的地皮。他俩高兴地向贺龙汇报说：“老总，地皮找到了，但我们体委没有施工力量，也不懂建筑，怎么办？” 贺龙(口卸)着烟斗微微一笑，说：“这事我来想办法。” 在他的记忆库里此时出现了一个名字：万里。这个万里，担任过西南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委员，组织过重庆市的城市建设，现在是北京市的副市长。找他不正合适吗？ 他把电话打到了市政府。办公室的同志说，万里副市长不在市里，出差去了。 贺龙问明地点，随手挂了一个长途电话。 第二天，万里返回了北京，马上去找荣高棠。 荣高棠见他这么快就回来，有些诧异，问道：“你不是出差了吗？怎么提前回来了？” 万里一笑，cāo着一日浓重的山西口音回答说：“贺老总打长途，让我回来抓体育馆的建设，说你们连地皮都找到了。军令如山倒嘛，我怎么敢耽误，还不立即找你来报到？” 荣高棠哈哈大笑，说：“只有贺老总能调得动你这位副市长大人呀！” 贺龙又从西南给万里调了个副手。此人叫张一粟，主持修建过轰动巴蜀的重庆人民大会堂。 北京市副市长一挂帅，事情好办多了。要钱有钱，要人给人，进展十分迅速。在施工过程中，贺龙经常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42 章 抽空到工地去，同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jiāo谈。他郑重地说：“这个工程，是体委在北京修建的第一座体育馆，一定要建好喔。中央和北京市许多部门都支待你们的。”这个体育馆建筑面积三万三千平方米。1950年秋大动工，1954年4月，一座由比赛馆、游泳馆、训练馆组成的北京体育馆全面峻工，jiāo付使用。从现在的眼光看来，这座体育馆规模不大，设施也不先进，可是，在五十年代初期，新中国成立不久，这样的体育馆，已经是第一流的了。 这里，我们仅仅从人到物粗略地勾画了一下贺龙为新中国体育事业奠基所作的一小部分“功绩”，并没有涉及这位元帅在体育方针、政策的制定、各类体育竞赛项目的建立和发展、群众xìng体育运动的推动、运动员的培养等等方面所花费的心血，但已经可以窥见这位元帅在新中国体育事业上所作的开拓xìng工作。1986年，国家体委专门召开了“贺龙体育思想学术讨论会”，对贺龙在领导新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上，一些独创xìng。开拓xìng的思想，进行了系统的学术研究。荣高棠说，我们的元帅是“社会主义体育事业的开拓者”，这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 21、中国队夺得“斯韦思林杯”，中华振奋。小将们把 饭店职工赶制的大蛋糕抬到了贺龙家。贺龙笑了，但还 有更多的忧虑：“三大球上不去，我死不瞑目。” 1959年5月的一天,从多特蒙德归来的中国乒乓球队全体教练员、运动员，聚集在灯光灿烂的北京饭店一间大房间里。桌上放着一只被各国乒乓球运动员看成至高无尚的“圣·勃莱德杯”。他们载誉归来，在等待国家领导人的接见。但是，室内却并无洋洋喜气，运动员们坐在沙发上，一声不响，空气显得有些沉闷。这是怎么回事？ 原来，中国乒乓球队在多特蒙德第二十五届世界乓乒球锦标赛上，由于实力不够，在团体赛中，没有获得参加决赛的资格。虽然，容国团经过顽强拚搏，战胜世界一流高手，夺得了男子单打冠军，但是，球队的领队、教练仍感到未完成任务的巨大压力。运动员也一样。因为，中国人历来最重视能体现国家整体实力的团体比赛。 贺龙来了。 “容国团，你为祖国立了功，我感谢你！”一进门，贺龙便亮着他那大嗓门喊道。“同志们，你们这次打得不错嘛！很有成绩，容国团不是捧回了一个奖杯？” 他乐呵呵地同大家—一握手，围着桌子饶有兴趣地看起奖杯来。等他坐下来，领队向他汇报比赛情况和所取得的教训，最后说：“贺老总，我们这次没有完成任务，大家的心情都很沉重。” 贺龙哈哈大笑，说：“胜败乃兵家常事，有什么可以沉重的？容国团不是打得很好嘛！今天，就为这个，我请你们吃顿饭。” 宴会的时候，周恩来匆匆地赶到了北京饭店，同运动员、教练员—一握手。周恩来举起杯来向大家敬酒。他说： “你们这次打得不错嘛！希望你们胜而不骄，败而不馁，埋头苦练，生生不已，在全世界放了异彩。” 周恩来、贺龙的话，使在场的领队、教练和运动员都十分感动，乒乓球队主力队员徐寅生后来回忆说： “贺老总在接见中，高度赞扬了容国团同志为祖国立了功，他还兴致勃勃地仔细观看了世界冠军的奖杯。在接见中，我们有的同志向贺老总汇报了男子团体赛没有打好的情况，说大家感到没有完成任务，心情很沉重。贺老总鼓励我们要向前看，一点没有责怪的意思。这不禁使我们想起不久前在西德比赛的情景。当时，团体赛我男队输给匈牙利队，失去了与日本争夺冠军的机会，大家的信心受挫。就在这个关键时刻，贺老总嘱咐国家体委打电报给乒乓球队，鼓励我们不要气馁，要认真总结经验，以利再战。贺老总和国家体委的电报给我们增添了力量。容国团同志与匈牙利老将西多决赛男子单打冠军时，大家帮助他想办法，订战术，最后终于取得了胜利，为祖国争得了荣誉。在荣高棠同志向贺老总介绍，说我打败了日本冠军成田时，贺老总高兴地和我握手，连声说：‘好嘛！’贺老总的亲切笑容和热情鼓励，充满着对我们年轻运动员的期望。我当时既感激又内疚。团体赛我认输给了匈牙利，我虽没有上场，但当时自己缺乏担重担的勇气；在单双打比赛中，由于责任心不强，个人患得患失，所以没有打好。对这些情况，贺老总是知道的，但他老人家没有批评我，反而肯定我所取得的一点成绩。后来，敬爱的周总理也来参加宴会，贺老总又特地把我介绍给周总理。周总理还笑着跟我碰了杯，这更使我感到不安和惭愧。” 在这次接见中，贺龙告诉他们，说：“二十五届世界乒乓球代表大会下面设立的五个咨询委员会，都选上了中国委员。代表大会通过：1961年在中国举行第二十六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 这个消息，使教练员、运动员极为振奋。宴会上立即欢声笑语，响起一阵掌声。 贺龙说：“1957年初，周恩来总理在莫斯科同在苏联参加比赛的运动员见面时，提出了一个问题，用十年的时间，使我国的体育运动赶上国际水平问题。解放前，我国的体育运动在国际上毫无地位，人们称我们‘东亚病夫’。但是，我们仅仅用了九年半的时间，你们就取得了今天这样的成绩。这是大家奋斗的结果。” 他用充满期盼的目光，望着容国团、徐寅生、庄则栋、李富荣、张燮林这批生气勃勃的小将，说：“下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我们国家进行，希望你们争取能拿到团体冠军哟！” 第二十六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组织世界xìng的单项体育比赛。这对于中国体育界乃至中国政府来说，都是一件大事。为了这次比赛，国务院拨出专款，兴建了世乒赛的主要场地—一北京工人体育馆。贺龙，这位体委主任，则把整个国家体委都动员了起来。他亲自组织了一个强有力的工作班子。组长由体委副主任荣高棠担任，成员有体委副主任黄中、竞赛和司长李梦华，球类司司长张之槐，群众体育司司长、全国乒协主席陈先等七、八位司局级干部。 1959年12月，贺龙对他们说：“乒乓球队现在必须加强领导，强化训练，你们一定要亲自蹲下去，充实蹲点的干部力量，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抓好技术训练。无论如何也要把这次世界乒乓球比赛搞好。” 根据贺龙的这个意见，工作班子作了分工：黄中负责筹备世乒赛的各项组织准备工作；荣高棠率领其他成员组成国家体委“蹲点小组”进驻国家乒乓球集训队所在的工人体育馆，现场办公，全力抓好运动员的技术训练、体能训练和思想训练。 国家乒乓球集训队是一百零八名通过多次全国xìng比赛选拔出来的运动员组成的。荣高棠他们进驻乒乓球集训队，使很多问题能够很快获得解决，这就大大提高了训练水平。从中，教练员、运动员都感觉到了贺龙的力量。他们说：“好像伙，贺老总决心真大，他把半个国家体委都搬到我们这里来了！” 可不是吗？象打仗一样，贺龙是把组织和参加第二十六届世乒赛作为他指挥的一个战役来打的。 国家乒乓球集训队1961年元旦以后开始训练。这年2月，贺龙奉军委之命，与罗荣桓元帅一起南下视察人民解放军。临行前，他专程去拜访陈毅元帅。对他说： “陈总，我要下部队去了，拜托你这位外jiāo部长给乒乓球队作一次动员，给他们卸一卸思想‘包袱’。如何？” 陈毅笑了，说：“体委主任贺老总有令，小的怎敢不听？” 3月12日，陈毅陪着周恩来，一起到东郊新建成的工人体育馆看望正在紧张训练的国家乒乓球集训队队员。荣高棠向他们汇报了训练情况和存在问题。 陈毅听了，向全队人员讲话说：“贺老总南下视察人民解放军去了。他让我来给大家讲讲话。我代表党中央，国务院表个态。你们打好了，鼓励你们；你们没打好，没有取得特别的优胜，也不责备你们。现在，报纸上光讲胜利、将来打不赢，会打起架来的。胜利的英雄，我们尊敬；失败的英雄，我们更尊敬。我们鼓励你们力争胜利，也鼓励你们失败了不泄气。中国是个泱泱大国，要有大国风度，不要斤斤计较，赢得输不得。赢了，笑嘻嘻；输了，哭啼啼。那样不好嘛！如果你们全部失败，回来我也要请你们吃饭，给你们敬酒献花，鼓励失败的英雄，再度奋起。” 周恩来在会上说：“你们要好好练习，好好注意身体。你们用不着紧张，我们是在为国家争光嘛！这次，我们不仅仅是参加比赛，还要学习，要把别人的长处统统吸收过来。不要去争一日之短长哟。胜了，还要再胜；不胜，下次再来。不要光看今年这一次比赛，要看得长远些嘛！” 说得多好啊！一个讲不要以成败论英雄，一个说，不争一日之短长。说到了中国竞技体育中思想上的弊病，一针见血，听来，却又那么人情入理，感情动人。 晚上，陈毅请全体运动员共进晚餐。他举着酒杯说：“我代表贺老总请你们吃顿饭。我刚才说了，你们失败了，我们请你们吃饭、敬酒。我希望你们谁也不要来参加我举办的这个宴会，不来喝我敬的酒。祝同志们胜利、健康、艺高人胆大。希望你们轻松愉快地与世界名将周旋，把对手打得落花流水。” 真不愧是一位元帅外jiāo家。风趣幽默的一席话，给了已经满负荷的运动员一杯急需的清凉饮料，那么解渴，那么沁人心脾，使他们来到国家集训队以后，那种过分紧张的心情得到了缓解。贺龙请陈毅出马，不愧为一着好棋。 贺龙回到北京时，离二十六届世乒赛开幕只剩四天了。他不顾长途奔波的劳累和疲乏，风尘仆仆，拉了陈毅，直奔华侨饭店，去看望即将开赴战场参加比赛的运动员。 他们刚走进华侨饭店，有人便说：“两位元帅给乒乓球队鼓劲来了。” 可是．贺龙的第一句话。就出乎人们之所料。 贺龙说：“今天，我们是来看望你们，不是来向你们要奖杯，给你们增加包袱的。” “哈哈”，会场上bào了一片笑声。临战前的那种紧张空气一扫而空了。 。我们的乒乓球队从1953年第一次参力3世界锦标赛到现在，还不到九岁，是个‘红领巾’。”贺龙接着说，会场里有轻轻的“嘻嘻”的笑声。“我当主任的，对你们已经获得的成绩是满意的。一个九岁的娃娃，要把三十多个国家包起来，把七个奖杯都当包袱背起来，是背不起的。九岁的娃娃，经验不多，与日本、瑞典、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相比，都比他们年轻。匈牙利拿过六十八个冠军啊！他们都是前辈，都是老师。后辈打前辈，学生打先生，应当没有包袱。对什么队——不管是强队还是弱队，都要拚命打，象打老虎一样，打出风格，打出水平。身上没有‘杯子’，就可以放松打。七个杯子压在身上，就打不好。七个杯子你们都留下，人家远道而来，一个杯子也争不走，岂不扫兴？我们一个杯子也不要，准备别人全拿走。我这样说，并非扫兴，是要你们打出信心来。”“你们很年轻，要放松打。这届不行，还有＞十六、二十八、二十九届。杯子不稀奇嘛，中国做得最好，你们要，自己可以多做几个。别人把我们做的杯子拿走，还可以宣传我国的工艺品哩。” “嘿嘿”听了如此风趣的讲话，有人发出了一阵轻松的笑声。 贺龙也笑了。他接着说：“对日本队，过去我们畏敌，怕他们。看了他们在香港的比赛，大家又轻敌了。这畏故和轻教结合起来．就必然要失败。畏敌不好，轻敌也不好，二者都不能打出风格。狡兔三窟，要重视哟。特别对不出名的，一定要小心。对日本人尤其不能轻视，因为技术差不多嘛！他在‘碉堡’中瞄准了我们，我们要想尽一切办法去打。要研究，要斗智，破他们的绝招——弧圈形主旋球，而不是学上旋球，跟在他们屁股后面跑。”“打乒乓球要快、准、狠、变。我看，你们现在快、狠有了，但准、变不够。要看到对方变了、人家变了，你不变，你就挨打。关于单打，你们特别要研究第三局，要研究十七平、十八平、十九平，这些关键球。有的人十七比十九落后，还能取胜。” 贺龙妙趣横生地讲了两个多小时。讲者滔滔不绝，听者兴趣盎然，最后，贺龙说：“我再讲一遍，不要背‘包袱’。我看，在座的人都有‘包袱’。你们都把‘包袱’卸下来。初生牛犊不怕虎嘛！怕，还能打仗？我今年六十三岁了，是个独子。打了几十年仗没打死。你不怕死，就不一定死；不怕输，就不一定输。希望小将们把各国种子队员多打下去几个，为中国种子队员开路。看你们这些小罗成有没有这种本事峻！” 坐在贺龙身旁的陈毅站起来说：“贺老总说得对！有啥子‘包袱’嘛？我不是说，你们打输了，我请你们吃饭嘛！” 贺龙大笑，说：“打输了，陈老总请客。你们打赢了，我请你们吃饭。总之，都有饭吃。”／ 屋子里又一次bào发出畅快的笑声。 贺龙这一席卸“包袱”的讲话，象一阵春风，吹得参赛运动员心情舒畅，信心大增。徐寅生描述他们听了贺龙讲话后的心清说：“每次听了总是感到心胸豁然开朗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43 章 勇气倍增。”“既长了志气和信心，又能不背包袱，轻装上阵。” 这就是贺龙、陈毅这些元帅们的领导才能。他们总能在最关键的时刻、最关键的地方，用很轻松的方式，给你最有力的指导，帮你了解自己奋斗之路，为你进行最有效的“心理训练”。他们的这种思想工作或者叫心理训练的艺术，是很值得今天的一些领导者学习的。 贺龙为了这次在中国举行的世乒赛，为了中国乒乓球运动在世界的崛起，从组织工作到思想工作都是煞费了一番苦心的。 1961年4月14日，第二十六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北京工人体育馆拉开了战幕。在这场世界乒乓球大赛中，中国乒乓健儿，经历了顽强拚搏，终于获得了男子团体冠军，夺取了“思韦斯林杯”。 劳累了几天的贺龙，从气氛热烈的比赛场地回到家里，洗漱休息，但他兴奋依旧，无法入睡。他觉得，我们这些运动员太可爱了。他们年纪轻，不畏强敌，敢于拚搏，善于动脑，前途无量。庄则栋大战星野，旗开得胜；徐寅生十二大板，脸炙人口；害国团失利不惊，力克星野，一分定乾坤……看他们脍球，令人目不暇接，心畅神恰。这些小将打出了中国人民的志气、中华民族的风格，难能可贵。女队也不示弱，夺得了亚军，跻入了世界乒乓运动的前列，真使人倍受鼓舞。他从床上坐起，喊来了他的女儿，让她马上给荣高棠打个电话，代他向运动员、教练员表示祝贺和慰问。 贺龙睡不着，全国人民也兴奋得睡不着。这一夜，有多少人挤在电视机旁，守在收音机边？有多少人流下了欢乐的眼泪？有多少人走上大街庆祝胜利？谁能说得清？ 华侨饭店的职工，收听了现场广播以后，连夜聚在一起，大家动手，赶制了一只迎春花篮、一盘绘有锦标赛会标的大蛋糕。运动员从赛场回到饭店，他们便派出代表将花篮和蛋糕送到运动员的面前，向胜利归来、为国争光的英雄表示祝贺。 望着这美丽的花篮，漂亮的蛋糕，小将们心潮起伏，思绪万千。这是全国人民的一片心意啊！它表达了全国人民的喜悦心情，反映了全国人民对中国体育事业的期盼，谁有资格去接受呢？谁有权利来品尝呢？他们默默地坐在会议室里，谁也不敢去触动那花篮、那蛋糕。 一位年轻的运动员提议说：“我说，这个大蛋糕应该送给贺老总！” “对！”大家几乎异口同声地喊起来。 为了夺取今天的胜利，我们这位元帅花费的心血比谁都多啊！ 他们当场决定，把这份珍贵的礼物送给贺龙，以表达运动员、教练员敬爱之心。 “现在就送去！”有人提议说。 他们推举出乒乓球代表团领队张钧汉和几位运动员，捧着大蛋糕、乘车送往东jiāo民巷。此时，已经是15日凌晨一点多了。 我们的元帅吃过yào已经入睡，夫人薛明出来接待了他们。 清晨，贺龙起床以后，发现客厅里放着一只绘有世乒赛会标的蛋糕。他已经猜到这个蛋糕必定与乒乓球运动员有关，忙去问夫人薛明。 薛明给他讲述了小将们凌晨一点送蛋糕的经过。贺龙极为感动，异常兴奋。小将们的一片心意深深敲打着他的心。长期以来，因为身患糖尿病，遵照医生的嘱咐，他从来不吃甜食，可是，今天早晨他却拿起了刀叉。 薛明提醒说：“你是不能吃甜东西的。” 贺龙用刀切着蛋糕说：“今天你得让我破个例。小将们送的蛋糕，我不能不尝。这份蛋糕份量重啊！” 第二十六届世乒赛还在继续进行，捷报频传。庄则栋力挫群雄，夺得男子冠军的“圣·勃莱特杯”，丘钟惠苦战匈牙利名将高基安，首次夺得女子单打冠军“吉·盖斯特杯”，李富荣获男子单打亚军，丘钟惠、孙梅英获女双亚军，李富荣、韩玉珍获混双亚军。中国队在第二十六届世乒赛上共夺得三项冠军、四项亚军和八个第三名，震动了世界体坛。外国通讯社报导说：中国乒乓球运动员“执掌了世界乒乓球运动的牛耳！” 中国乒乓球运动腾飞了！ 举国欢腾，万民震奋，小小银球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已经在向世界体育高峰冲击了。从此，世界人民将对中国刮目相看。 在这捷报频传的日子里，人们常常看到贺龙叼着烟斗，站在窗口沉思，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感到纳闷。谁能知道，此时此刻，我们的元帅却是“心事浩茫连广宇”。 小球上去了，大球怎么办？乒乓球在我国有着很广泛的群众基础，要腾飞尚且颇费了一番周折，足球、排球、篮球三大球基础比较薄弱，何年何月能够腾飞？他这个体委主任的肩上，担子重得很啊！ 贺龙当国家体委主任以后，对三大球已经花了不少功夫。 先拿足球来说。1954年，国家体委决定派青年足球队去足球强国匈牙利学习，临行前，贺龙把蔡廷错、荣高棠找到家里，请他们转告足球队，说：“我们足球事业的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你们一定要勤学苦练，把外国的先进技术学到手，结合自己的特点去发展，为提高我国的足球水平作贡献。”1955年，领队柯轮回国汇报，贺龙详细询问了运动员的学习和生活情况，并特地给中国驻匈牙利大使馆临时dài bàn郝德青写了封信，jiāo柯轮带往驻匈使馆。他在信上请求使馆加强对足球队的领导和帮助，对他们的学习和生活予以关照。 然而，中国足球运动的基础实在太薄弱了。这支青年足球队虽然在东欧学到了一些先进的足球技术，有了一定的进步，但是，1955年8月，在华沙第五届世界青年联欢会上以“2：3”输给了波兰华沙足球队；在雅加达召开的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上，又负于乌拉圭队，未能进入前四名；1956年2月，南斯拉夫国家二队来华访问，又以“2：4”失利。 足球队的青年小伙子背起了“包袱”，情绪低落。贺龙在上海体育学院接见他们的时候，一个个低着头，坐到了后排，甚至不敢看元帅一眼。 贺龙见状，哈哈大笑，说：“你们昨天踢得很好嘛，很顽强嘛！你们打出了中国人的志气和精神，这就是完成了任务，干什么缩在后头？不敢见人？快坐到前边来。” 运动员不好意思地蹭到了前面，贺龙对在座的上海女子篮球队员说：“你们快给足球队员倒水呀！他们辛苦啦！” 弄得青年小伙子们一个个都来了个大红脸。 贺龙笑着说：“输了怕什么？球虽然踢输了，但下半场是二比二，有后劲，实力也相当嘛！你们要牢记这场球，认真总结，不断发扬这种拚搏精神。我们的足球运动一定是大有希望的。” 青年足球队在新兴力量运动会上失利而归，教练员、运动员心情紧张，但贺龙并没有去批评任何人，而是引咎自责。他在国家体委会议上说：“你们谁也用不着检讨，我是体委主任，运动队没搞好，是我的责任，不能去怪运动员。” 他一心想为中国足球打翻身仗而努力。1964年春，贺龙给国家体委球类司提出了一些怎样促进足球运动的意见，请他们召开一次足球工作会议加以认真研究。他对黄中说：“我对足球现状是很不满意的，你们一定要通过这次召开的全国足球工作会议解决一些问题。足球一定要上去！” 第一次全国足球会议，针对我们足球现状、存在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国家体委根据贺龙的意见发出了《关于大力开展足球运动，迅速提高技术水平的决定》，提出了确定十个城市和地区重点开展足球运动；中小学为开展群众xìng足球活动的主要基地；运动员进行大运动量训练，在技术全面发展基础上，狠抓以shè门为中。动的三十米硬功夫等提高足球运动水平的具体措施。收效甚好。到1964年底，几个主要城市已有百分之五十左右的中小学建立了足球队；甲、乙两级联赛的升降级制度也得到了恢复；全国的乙级队，达到了八十六个。群众xìng足球运动发展很快。 虽然如此，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的足球运动依然水平不高。足球是世界各国人民最喜欢的运动项目之一，是最有魅力的竞技体育项目，他这个体委主任怎么能不为之而忧心忡忡呢？ 篮球情况稍好一些。篮球在中国开展得还算普遍，至少各大、中、小学都有这项运动，专业运动队也有一定的基础，从1953年到1957年，中国篮球队共参加了二百八十三场国际比赛，胜了一百六十三场，平七场，负一百一十三场，应该说，成绩算是不错的。但是，要与世界强队相抗衡，距离还很大。1957年冬，白俄罗斯男女篮球队来北京访问，同我国篮球劲旅“八一”队和北京队进行了四场比赛，结果，输了三场。 在这次访问比赛中，贺龙每次都到场观看。看完与白俄罗斯队的最后一场比赛，马上把三个体委副主任和有关同志蔡树藩、荣高棠、黄中、李梦华、张之槐、朱德宝、王克、张子沛以及两个参赛队的领队、教练留在了体育馆里，由他亲自主持，召开会议分析失利的原因。贺龙逐个点着名让他们发言，倾听各方面的看法，最后，贺龙说：“你们分析了很多原因，这都是球队存在的问题。但我看，关键问题是在于迷信思想、怕洋人！即使赢了，也不相信自己能赢。为什么都是在领先情况下，败下阵来呢？你们首先要解决的，是解放思想，敢于斗争，敢于胜利。” 贺龙在这里指出了中国运动员长期存在的一个问题，用现代流行的话来说，就是心理因素不稳定。这个问题，直到现在，在大型国际比赛中，仍然常常成为失利的原因之一。贺龙提出的这个问题，在当时的篮球界引起很大震动。因为，他们还没有看到运动员的心理训练之重要，可是，我们的元帅给他们放到了面前。 贺龙是非常喜欢篮球的。从红军时代起，他就亲手组织了篮球队，活跃部队文化生活。抗日战争时期，著名的一二０师“战斗”篮球队，就是由他一手组织起来的。许多队员还是由他亲自挑选的呢！我们的元帅对篮球是有一定研究的，因此，对我国篮球运动的发展问题，提出过许多中肯的意见，例如，他指出：“对篮球要提出个矮个子打败高个子的要求。欧洲人一般比我们高大，光凭个子，我们总不能取胜。一定要左右两手都会投篮，也要学会投远篮。投远篮也是为了投中篮、近篮。总之，远篮、中篮、左手、右手，什么篮都会投，这样，才能成为一个强的球队。” 他对国家女子篮球队员说：“你们用人家的办法，怎么能打败人家呢？不能学苏联，打苏联；学东欧，打东欧。要搞自己的名堂，坚决走自己的路。一定要把将要失传的老运动员的绝招很快恢复起来，而且还要提高，还要发展。” 他对国家体委有关人员说：“篮球不要照搬欧洲高中锋的打法。提倡来个小个打大个，发挥中国人灵巧、速度快、弹跳好的特点，狠抓投篮命中率，保持和发扬篮球‘砸眼’等传统绝招。” 这些指示，既涉及我国篮球的发展方向问题，也有篮球的具体技术问题，特别是，提出了一个博采众长，但又不照搬照抄，根据中国运动员的特点，走自己的路的方针xìng的问题。这是非常有见地的。 和足球相比，篮球运动进步还是比较快的。1959年第一届全国运动会期间，贺龙邀请了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三个篮球队来华访问。当时，保加利亚篮球队曾获奥运会第四名和欧洲冠军，是一支欧洲劲旅。中国国家篮球队经过充分准备，顽强拚搏，终以“86：77”战胜了保加利亚篮球队，轰动了北京城。女子篮球队成绩也不错。1960年在法国马赛举行的中、罗、匈、法四国女篮对抗赛中，中国女篮夺得了冠军。尽管如此，但要脐身世界强队之列，还有很长一段路程。 1965年，贺龙曾对国家女子篮球队说：“老是在国内争名次有什么稀奇？要有雄心壮志。要打外国人。不要怕高鼻子。不要内战内行，外战外行。不要老在国内打坛坛罐罐。今年9月，在保加利亚比赛，‘八一’男队就不敢打冠军，计划保住亚军。得个冠军，又有什么了不起呢？” 我们的元帅，多么希望中国篮球队能走向世界，在世界篮坛占有一席之地呀！ 众所周知，三大球中，女子排球是进步最快的。中国人都为中国女排夺得世界冠军，荣蝉“五连冠”而激动过、兴奋过，但是，有几人知道，中国女子排球的崛起与贺龙的关系呢？ 不少人在回顾中国女排攀登世界高峰的历程时说，中国女排的成功，与日本教练、已故的大松博文先生有点关系。那么，我们就来说说这方面的事。 1956年，中国排球队第一次参加在巴黎举行的世界排球锦标赛，女队获第六名，男队获第九名。与足球、篮球在世界xìng比赛中的表现相比，应当说成绩是蛮好的了，但是，与世界一流球队相比，差距甚大，尤其是同一衣带水的邻邦，被称为“东洋魔女”的日本女子排球队相比，实在是只有招架之力。 1959年冬，日本女排应邀来华访问。中国排球界人士观看了她们的训练，这才发现，她们的“秘诀”在于以大运动量训练为特征的大松博文训练方法。贺龙早就提倡过“训练的难度应当比比赛时大两倍”，因而，大松博文的训练方法引起了他的注意。他jiāo待国家体委主管这项工作的李达说：“有机会，可以邀请日本女排来华作较长时间的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44 章 访问。” 1964年6月，大松博文率领世界女子排球锦标赛冠军、日本“贝冢”队应邀来华作长达二十二天的访问。 日本队来华首场比赛的前一天，贺龙来到北京体育馆，观看“回家”队的训练。一个国家副总、理、共和国元帅，亲自观看一个外国球队的训练，而且，一看就是一个下午，这在世界各国领导人的历史中，大概也很难找到的。 贺龙被大松博文的训练场面深深地吸引住了。 在训练中，大松给队员的扣球，其力度之大，速度之快，频率之高，角度之刁，都是中国排球界闻所未闻的。日本女排队员不顾伤痛，不怕艰辛，顽强扑救，毫不松懈，直到精疲力尽，倒地不起。但是，大松并不怜悯，一边大声责骂，一边将球向队员身上猛砸过去，逼着她们挣扎着起来救球。在场观看的中国教练和运动员一个个都为之动容。他们哪里见过如此大运动量、如此凶狠的训练呢？有的人甚至说：“这哪叫训练？是整人。” 贺龙看了大松博文的训练深有触动。11月24日，他让李达将在京的排球队都集合起来，去观摩大松的训练，并组织运动员进行座谈，学习她们的长处，主要是学习大运动量训练。他又把李达、黄中、李梦华找来，对他们说：“我有个想法，如果大松博文先生同意，是否可以邀请他明年来华指导训练？请大家研究。” 讨论中，大家都同意贺龙的意见，但提出，中日两国尚未恢复邦jiāo，邀请大松博文，没有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外长的同意，是很难办的。 贺龙说：“这事由我去办。” 他亲自向周恩来和陈毅陈述了体委的意见，并请周恩来、陈毅先去看看大松的训练。 11月25日，周恩来来到北京体育馆，观看大松博文的训练。周恩来看后，亦大为所动，立即接见了大松博文。他邀请大松再次来访。周恩来说：“大松先生，你这次带队来，不能久留，欢迎你以后再来中国访问。” 泱泱大国的总理、副总理亲临观摩他的训练，在大松的经历里是从未有过的。这是他的荣誉，因此，大松慨然同意，明年再度来华访问。周恩来对此表示谢意。 回到休息室，周恩来对陪同他的黄中、李梦华和女排教练解永伍说“日本队的训练，比打比赛时还累。练习时难度这样大，比赛时就容易了。人家训练的每一手段都有实际意义。训练超过实战需要，比赛时就能过硬。你们的训练多半浪费时间。第一不能做到教练员参加实践，第二不能为队员出难题，第三技术不过硬。如果解决了上述三点，就差不多。但是，我们不能学大松博文打骂运动员，但他那种严格精神，是和我们提出的‘三从一大’一致的。”所谓“三从一大”，即从难、从严、从实战，大运动量训练。 这时，贺龙办完紧要的公务后匆匆赶来。他听了周恩来的讲话后，说：“我们以前提的‘三不怕’，我看还要加上‘两过硬’：思想、技术过硬。日本队训练的严格精神应当接受过来。” “贝家”队要去上海了，他们在那里打完比赛就启程回国了。贺龙决心借助大松这股冲击波，冲击一下全国的排球界和其他各项体育训练。他决定，乘“贝家”队在上海比赛的机会，在沪召开全国排球工作会议，并将各省市自治区体委领导和主要体育项目的教练员召集到上海来，一共三百二十人，一边观摩大松博文的训练，一边对照日本女排的训练方法，找差距，想办法。这次会议进一步肯定了“三从一大”的训练原则，树立“三不怕”“五过硬”的作风，强调了基本技术训练要“全面、熟练、准确、实用”。李梦华在会上传达贺龙的意见，说：“大松的训练方法有许多是科学的，合乎辩证法的，值得我们借鉴，但他打人骂人的作风，我们不能学，也不能丢掉我们快攻等优良传统打法。要用民族方法加上别国的方法，以我为主，发展中国的特点。” 这次会议，不仅在排球界，而且在其他体育项目上都有深远的影响。 贺龙在北京，很不放心上海会议精神能否落实，他要亲自摸一摸。195o年1月ZO日，他闯进了训练馆，观看国家女排的训练。看了以后，很为不满。他批评说：“你们的训练要难度大。难度大才能比赛。日本队就是训练难度大，所以，她们愿意比赛。我看你们难度太小了。日本队摔跤能救球，你们是光摔不救球。人摔下去，为什么不能把球救起来？摔跤是为了救球。你们教练对一个人只打一下，不打两下，打得也不狠，再打到身上嘛。象打乒乓球反应就要快，象火箭。”最后，他向国家女排提出：“今年还有11个月，你们训练11个月，打败苏联队，有没有这个雄心？” 大家齐声回答：“努力争取！” 贺龙笑了。他说：“你们第一个对象打败苏联，今年打不赢，明年再打。第二个对象是打败日本队，花三年功夫打败日本。” 这位元帅的心里确实心潮澎湃。他多么希望中国的三大球走向世界，脐入世界强队之中。只有三大球达到了世界水平，中国的体育才算真正打了个“翻身仗”，然而，这又非一月之功。三大球到底能不能腾飞？何时腾飞？说实话，他这个体委主任是没有把握的，但是，他又不甘心让中国“三大球”徘徊在世界先进行列之外。这时，我们的元帅已经六十八岁，为了中华民族的腾飞，为了中国体育脐身强国行列，他怎么能不心焦？1964年春天，贺龙把荣高棠等几位国家体委的领导找到家里，研究体育工作。贺龙极其庄严地说： “我不晓得你们安心不安心？‘三大球’为什么上不去？解放到现古，已经十五年了，再搞不上去，难道要搞他个五十年？我们必须下大功夫啊！我快七十岁了，我希望在见马克思之前，能看到‘三大球’翻身。” 他停了下来，拿起那只不离身的烟斗，默默地抽了几口烟，望着在座的同志，庄重地宣布： “‘三大球’上不去，我是死不瞑目！” 这句话，震动了国家体委的领导同志，震动了中国体育界，也震动了中国人民。我们的元帅对祖国的赤子之心，对他一手开拓的新中国体育事业的殷切期望，对中国体育走向世界前列的宏伟志愿，都凝炼在这一句话里。 不幸的是，我们的元帅这番充满激情的话语，竟成了他对我国体育界的最后的遗言。他是带着一种未能实现宏愿的遗憾，离开我们这个世界的！他，壮志未酬！ ------------------ 22、大跃进遗风尚在，国家进入经济困难时期。这种时 候，让他去主管国防工业。他遇到的是重重困难 不知何故，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贺龙“官”运亨通。1959年9月，中共中央组成了新的军事委员会。máo zé dōng任军委主席，副主席只有三个人，贺龙是其中之一，另外两个人，一个是林彪，一个是聂荣臻。林彪负责主持中共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196O年1月，贺龙又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军委国防工业委员会主任，让他执掌中国军事工业之牛耳，可谓大权在握。 当时，我们这位元帅对此有什么想法，不得而知。不过，他上任不久，在国防工业系统各企事业单位负责干部的会议上，曾郑重地申明：“党要我管，我就要真管。我管国防工业，不能只挂牌子，不做实际工作、我要扎扎实实地把工作抓起来。” 这或许是有感而发，不过，看来，我们的元帅是以一种极其认真的态度接受这副担子的。这就是他的xìng格。 然而，那个年代却对他极为不利。 1960年，是一个天灾加人祸的时代。它给许多中国人的心灵上投下了痛苦的yīn影。1958年的“大跃进”，1959年的“反右倾”，其灾难xìng的后果，在1960年完全反映出来了。祸不单行，老天爷还把严重的自然灾害降到了正在受人祸之害的中国人民头上。粮、油、棉大减产，中国农村发生了大面积的饥荒，既而，波及城镇。全国工业，由于原料极其缺乏，许多项目被迫下马。全国工农业生产陷入了十分严重的困境。人民生活因日常必需品的普遍缺乏，水平日益下降，连máo zé dōng也粗茶淡饭，三月不知ròu味了。 中国的国防工业，是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建设的。它占了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一百五十六个重点建设项目的百分之二十七。不少工厂是在“大跃进”的疯狂年代里建设的，当然，逃脱不了“大跃进”带来的灾难。尽管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开始，中共中央领导全党纠正已觉察到的“大跃进”中的错误，但是，由于i959年7月中央政治局庐山会议后期，máo zé dōng发动了“反右倾”斗争，中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在不少国防工业工厂中，“大跃进”的遗风犹在，浮夸风、弄虚作假并未绝迹。 这位新上任的国防工业委员会主任面临的是一个十分困难的局面。 贺龙对此，心里是很明白的。上任的第二天，在国防工业委员会会议上，他宣布：“国防工业委员会是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领导下的协商机构，是研究、发展国防工业并协调解决建设中有关问题的办事机构，是协商委员会。国防工委向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提出发展和建设国防工业的建议，经批准后组织和监督执行。委员会不是一级行政机构，不代替国务院、中央军委行使行政职权。” 贺龙领导的国防工业委员会由二位元帅、二位副总理、二位大将、四位上将、一位中将和一些国务院的部级干部组成，阵营强大。但是，贺龙在其就职演说中，却反复强调，委员会仅仅是一个“协商机构”，不行使行政职权。你不觉得有点奇怪吗？可见贺龙的用心何其良苦。然而，这个委员会，后来几经改组，还是成了国务院、中央军委双重领导的一个“职能机构”，贺龙无可奈何。 不过，就这位元帅的xìng格而言，要管必然会认真地管，决不会只挂牌子。这种xìng格是崇高的，但也常常为此而付出代价。 他上任不久，196o年2月，便邀请委员会委员聂荣臻、罗瑞卿从广州出发，去西南视察国防工厂。他要作些调查研究，亲自摸一摸国防工业的实际情况。 3月17日，他们来到了成都飞机制造厂。这个厂是1958年由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二个歼击机制造厂。 1958年春，máo zé dōng在杭州会议和南宁会议上严厉批评了1956年的“反冒进”。他说：这是个政治问题，一反就泄气，六亿人民一泄气不得了。他提出：“争取三年内大部分地区的面貌基本改观”。在成都会议上，他又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和“拔白旗，chā红旗”的口号。这样，一场带来灾难xìng后果的“大跃进”运动开始形成。在这种追求多快好省的急进冒进的“左”倾思想影响下，这个厂竟提出了“一年建成”，当年生产飞机的口号。这不是开玩笑吗？一个歼击机工厂从基本建设到制造飞机只要三百六十五天？真有点子“天方夜谭”的味道。遗憾的是，这是“一天等于二十年”那个年代里的现实。 贺龙对此早有所闻，虽心存疑虑，但在那种政治气候下，他没有开口。这次，是想来亲自看一看这个厂究竟是什么状态。眼见为实嘛！他邀请主管国防科研的聂荣臻元帅、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空军司令刘亚楼上将一道到西南来，也出自这样一种考虑。他们都是有关的人呀！ 这时，贺龙正患眼疾，尚需以手杖助行。他们刚一走进工厂的办公室，就看见厂党委书记夹着厚厚一叠文件迎上来。 贺龙问道：“你拿那么多资料干什么？是不是要汇报？” “是的。” “先不用汇报了。我们到处走走再说。”贺龙让他放下文件夹。随即抬头看了看办公室里的屋顶，又看看墙壁、窗户。这里的墙壁还没有来得及抹灰，露着粗粗的墙缝。贺龙随手用手杖轻轻捅了捅，不料，一块墙砖竟被他捅出了墙外。墙上顿时出现了一个洞。 “嗯，怎么搞的嘛？”贺龙感到惊奇。 厂里的工程师回答说：“这是建厂时，为了“多快好省’，用空心砖砌的空心墙，又没有填满土，砂灰粘接又不牢，所以……” “四川素称天府之国，穷得连砖都没有了吗？”贺龙生气地打断了工程师的话。“这么简陋的房屋，我看不是‘多快好省’，而是‘少慢差费’！” 这话分量不轻。也许凝聚着这几年来他心中的一些郁闷，借此排遣耳。 他又在屋子里转了一圈，指着刘亚楼说：“你是空军司令官，是使用飞机的。你也到外国考察过，人家的飞机制造厂是这个样子吗？” 刘亚楼苦笑了一声，没有回答。 聂荣臻说：“别说飞机制造厂，就是玩具厂也不应该这样的吧？” 贺龙用手杖指着桌上那叠材料，对党委书记说：“你拿的那么多材料，是不是想说建成了多少面积，速度如何？” 元帅竟然如此毫不留情。 党委书记既紧张又害怕，呐呐地说：“我们厂是大跃进中建设的。为了省钱，一个钱顶两个钱用，还要求一年建成，第二年国庆节飞机上天……” “我们就是来看你们去年上天的飞机的。”贺龙尖刻地打断了他的话。“是好是差，眼见为实啊！” 往常，贺龙很少打断别人的话，这次毫不客气地连续打断人家说话，看起来，心里的气真不小。 聂荣臻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45 章 看到屋里空气有些紧张，就说：“贺总，去看看别的地方吧！” 他们走进了总装配车间。这个厂房，无论从设计还是施工的角度来看，都是不合格的。跨度三十多米的厂房，立柱和横梁却细得可怜。一眼望去，真有点发发可危之感。 贺龙盯住了这横梁和立柱。他用手杖敲敲柱子说：“这么大跨度，柱子和横梁又这么细，会不会垮下来？” 聂荣臻打趣地说：“贺总，可别把我们几个理在里面咏！” 贺龙笑了起来，指着罗瑞卿说：“聂总，你不用怕嘛，罗长子会代我们撑一撑的。” 罗瑞卿说：“贺总，你看我同那根柱子一样细，靠不住的。” 大家一阵哄笑。笑声中却有着一种苦涩和酸楚。 总工程师说：“设计人员说，有安全系数，能不能垮，现在还难说，但实际上必须加固。” “你能保证不垮吗？”贺龙毫不放松，追问道。 “他是工程师，是管生产的，不管基建。”厂党委书记给尴尬地站在那里的总工程师解围说。 “那好。”贺龙转换了话题说：“你既然管生产，我就问你，这样的厂房能生产飞机吗？” “不能。在建厂过程中存在很多问题，也有过不少争论，我们也提出过意见，但没有采纳。”这大概是这位总工程师建厂以来第一次在上级领导面前说了实话。能在两位元帅面前诉述自己的意见，他心里感到非常痛快。 “上级，哪个上级？”贺龙问道。 “机械工业部、航空工业管理局和基本建设设计院，都是我们的上级。”总工程师回答说，看来，他没有顾虑了。 “你们向中央反映过没有？建筑质量这么差。你们有意见，上级不采纳，这是怎么回事？你们可以向中央反映嘛。”贺龙说。 “没有。”党委书记回答说。他心里想一我们敢吗？反映了，怕早就被打成“右倾”，被拔“白旗”了。 贺龙说：“建设国防工厂，要保证工程质量，这是百年大计啊！你们厂搞成这个样子，不能生产，这怎么行？你们马上整理个材料，我离开成都时带走，拿着‘通天’去。”他用手杖朝天空指了指说。 “这回要说实话，不要说瞎话嫩！”聂荣臻对党委书记嘱咐说。 书记点点头。他心里很高兴，能由元帅们去“通天”，他们厂就有救了。 贺龙问道：“你们去年上天的飞机在哪里？我们去看看。” “新飞机？连影子还没有呢！”工程师回答。他心里的气也不少。 “吹牛皮嘛？”罗瑞卿说：“两位老总，我们走吧，没得什么可看了呀！” 贺龙脸色铁青，无可奈何地摇摇头，什么也没有说，拄着拐杖，走出了厂房。他心里可不是滋味。这叫什么“多快好省”？叫什么“大跃进”？还不是骗人骗自己吗？国防工业要是都是这样，那还得了啊！ 这一夜，贺龙没有睡好。他叼着烟斗，坐在沙发里，深思着，一动也不动。 在北京，对于“大跃进”、“多快好省”，他也是举手赞成的。准不希望早点建成社会主义呢？谁不希望使自己的祖国快点强大呢？可是，眼前的现实，是他不愿意接受的。但事实总归是事实，他能不接受吗？他主管的国防工业，如果都这样，那可怎么办？从一滴水看一个大海，他已经大体推测到，国防工业总的情况是不会太好的，但他还希望能出现一些奇迹。 他拿起电话，拨通了聂荣臻和罗瑞卿的房间，同他们约定，明天去视察成都航空发动机厂。 进了厂，他们不再进办公室，径直朝车间走去。 这个厂的党委书记，对于工厂的设计和基建本来就有气，又无处可以申诉。听说两位元帅要来厂视察，认为这是一个难得的“通天”的好机会，准备一吐为快。他快步赶上两位元帅，边走边汇报。他说： “这个厂是在1958年10月18日破土动工的。上级提的口号是‘一个钱顶两个用’‘一百天建成工厂’，全面铺开，快速施工，就地取材，因陋就简。要求边施工，边试制，边生产。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十七个月，但主厂房仅仅建成了外壳，内部设备还没有安装，辅助系统也只有工具、木工两个车间投产。” 贺龙、聂荣臻、罗瑞卿都放慢了脚步，认真地听着。 党委书记说：“我们觉得所有厂房设计标准过低，屋架跨度太大，但横梁小，立柱断面细，承受重量过大。厂房全部采用木屋面、木望板、木檩条、木框天窗和木制侧窗，就连铸、锻和热处理高温车间也是木结构的。这很不保险，随时都有失火的危险。车间地坪过薄，而且把原设计的水泥地面改为沥青的。机器一动，地面就震动、下陷，不可能保证加工精度。因为存在这样一些问题，我们到现在已经不是‘三边’，而是‘六边’了。” 聂荣臻问道：“什么‘六边’？” “边施工，边反工；边开工，边停工；边建设，边加固。” 贺龙摇摇头说：“还是到车间去看看吧！” 他们来到了三号车间，看见一扇大型水平折页玻璃窗敞开着。贺龙便问： “天气还凉呢，为什么不关上？” 他走过去，用手杖往上轻轻推去，想把窗户关上。不料，一块近一平方米的玻璃劈头掉落下来，贺龙急忙后退几步，那块玻璃在他脚前摔得粉碎。震耳的响声，吓坏了党委书记和在场的人。我的妈，要是把贺老总砸伤了，怎么得了。 贺龙震怒了，他吼道：“这么搭浆，怎么行呢？这样的厂房还能生产发动机？开玩笑！工人的安全能有保证吗？” 无人回答，一片沉默。 聂荣臻说：“你们要认真检查一下，别再出事了。走吧，贺总，不用再看了。到办公室听他们说说吧。” 进了会议室。贺龙怒气仍未消散。他不停地用手杖戳着地板，大声说：“建厂的钱，是六亿人民勒紧裤带省下来的。把工厂建得这么糟，简直是犯罪行为！设备还没有搬进来，房子到快塌了。你们对得起老百姓吗？有人说，你们厂在搞多快好省，我看是少慢差费。” 聂荣臻说：“是糊弄人！” 厂长呐呐地说：“我们提出过这样盖厂房不行，但胳膊扭不过大腿，争不赢呀！” “你们为什么不坚持原则？”聂荣臻问道。 “你们为什么不直接向中央报告？”贺龙也问道。 “我们向主管部门汇报过，但只同意我们维修，不批准我们重建。他们说，如果重建，就是否定大跃进的成果，其实，维修比重建还费钱。”党委书记说。 “乱弹琴！”贺龙骂了一句，不知是指“大跃进”，还是指讲这话的人。他说：“你们写个报告，什么时候向谁汇报过，都给我写清楚。我是倾向推倒重来的。我回北京请建委派专家来，在技术上再作一次检查。谁不推，最后由技术部门确定。” 这次成都之行，对贺龙的思想震动很大。他不仅了解了让他主管的国防工业形势的严峻，而且，切身感受到了“大跃进”带来的严重的后遗症，对这场“左”倾运动有了感xìng认识。“大跃进”运动是máo zé dōng发动的，他似乎不便多言，言必有失啊！但国防工业的后遗症，又必须处理，怎么办呢？在返回北京的火车上，他反复地思考着。 3月25日，贺龙、聂荣臻、罗瑞卿他们回到了北京。 第二天，贺龙便匆匆地来到了中南海西花厅。他需要找周恩来，听取他的意见。 他们两人从下午一直谈到了入夜时分。这次谈话，因没有收集到资料，笔者不能妄加猜测，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谈话一定是推心置腹的。周恩来日理万机，时间宝贵，能同贺龙谈这么长的时间，一定给贺龙面授了什么机宜，出了什么处理这一问题的“点子”，所以，贺龙从中南海回到家，马上给副总理李富春挂了电话。他们又在电话里jiāo谈了一段时间。放下电话，贺龙便亲笔写了一封信，附上成都两个飞机工厂的调查资料，派人急送给了李富春。这一系列的活动，无疑是同周恩来jiāo谈的结果。 4月以后，李富春派出一个由国家计委和第一机械工业部组成的联合检查组，赴成都调查。二个月后，检查组写出了《关于成都两厂质量问题的检查报告》。 贺龙迅速将它呈送给了中共中央，得到的批复是：“成都两厂工程质量问题的xìng质是严重的，必须从中吸取教训”，机械工业部应“进行一次全面的工程质量检查，凡质量不好的，影响安全和生产的工程，从速采取措施，予以解决。” 这个批示，对成都两厂的处理并未明确的办法，但肯定了“xìng质是严重的。”贺龙抓住这一点，请罗瑞卿亲自去成都，对两厂返修重建。 罗瑞卿是支持贺龙的做法的。他去了成都，对两个工厂进行返修重建。在整个返修的几年里，他每年都要去成都督促检查。这样，这两个工厂的基建和生产才走上了正规。 这不是对“大跃进”的否定吗？贺龙可没有这么说。他只是从质量和安全的角度提出工程存在的问题。在他看来，只要有实际成果，管他有什么别的呢！ 这年IO月，贺龙、罗瑞卿率领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到朝鲜访问。按照中共中央的决定，这次访问期间，要送给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家主席金日成一架中国制造的飞机，作为此次访问的礼北然而，飞机并没有送到。中央对我国的国防工业估计太高了。他们相信了下面那些虚假的报告。浮夸风、弄虚作假，是“大跃K”的产物。“大跃进”的创导者，被“大跃进”欺骗了。这也是一种讽刺。 送飞机的话已经说出去了，却不能兑现。我们的元帅和大将脸上无光，处境尴尬。他们十分生气。在从朝鲜归国的火车上。罗瑞卿对贺龙说： “贺总，该给朝鲜的飞机我们没有给，这影响我们的国际信誉呀！已经告诉人家了啊！” 贺龙沉吟道：“总理亲口答应送给胡志明的一架直升飞机，工厂电jiāo不了帐。这次又是一回。人家对我们那么友好，我们答应纪人家的东西，到时候却拿不出来，很难堪呀！” 罗瑞卿建议说：“老总，我们不回北京，先到哈尔滨和沈阳的Q机厂去看看，摸摸是怎么回事。” 贺龙是国防工委的主任，答应jiāo付的飞机jiāo不出来，他脸上实在不好看。他正想探察一下此事的究竟，因此，马上表态说：“好，一块去看看。” 军事代表团到延吉后，贺龙让这趟列车取道哈（尔滨）图（门江）线直驰哈尔滨。他把代表团的成员，那些上将、中将们都拉到哈尔滨。谁都知道，这几天，这位元帅为飞机的事心情不好，所以，谁也没敢说什么，只得跟着走。 14日上午，贺龙、罗瑞卿带着六位上将和中将，浩浩dàngdàng来到了哈尔滨飞机发动机制造厂。 这个工厂早一天得到了消息，连夜作了准备：弄好了一本厚厚的汇报稿，布置了一个小型实物展览室，当然，丰盛的午餐更是不会遗忘的。尽管正处在困难年月，也要尽力而为之。这是下面应付上级检查团、考察团常用的办法，而且特别有效。因此，时至今日，此种方法仍很盛行。 工厂党委书记作了精心的布置，自以为万无一失。 贺龙一行来到展览室。他一眼就看见了入口处挂着的一张醒目的红底白字的“前言”。他站在那儿认真地看了一会，微微地摇了摇头，一句话也没有说，一屁股坐在沙发里。 党委书记拿起汇报稿念起来：“这个工厂是从1948年开始恢复建设的……” “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我来过这里。”贺龙突然打断了他的话。他对这种教条模式的汇报很为反感，可是，这位书记没有理解，不知所措地停了一下，又照常念起来：“开始是修理，后来搞制造……” “你别念了。讲讲目前产品的质量情况吧。”这一回，元帅毫不客气地打断了对方的汇报，并且出了题目，要他就题作文。这一下，使那些在场的领导心里发了毛。 书记吞吞吐吐地说：“产品质量，我，我还……说不清楚。” 贺龙毫不放松，又问：“这几年来，你们厂jiāo付了多少台合格的发动机？” 书记哑口无言，难以对答。 厂里另一位干部回答说：“三年来，还没有jiāo付过一台合格的发动机。” “为什么？”贺龙步步紧逼。 没有一个人回答。他们怎么回答？“大跃进”的遗风尚残留在他们的心上哩！ 贺龙站起来，看来有些激动，他说：“三年了，投入那么多材料，合格的发动机还造不出来！你们知道制造发动机的材料是哪里来的吗？这是全国人民省吃俭用、节约外汇买来的，被你们白白地糟蹋了。要是人民知道你们这样干下去，是不会饶恕你们的。帝国主义封锁仇视我们，苏联撤销合同卡我们，都是看我们落后，欺负我们，你们还不争口气，一旦发生战争，怎么办？”他说着，用手杖“咚咚”地戳着地板。 这一下，小小的展览室里，气氛相当紧张。厂里的领导们一个个低着头，一声不吭。贺龙可不管那些，他要从这里向浮夸风。弄虚作假开刀，他走到挂着“前言”的地方，用手杖指着，对书记说： “你把我们当成什么人？对我们也不讲实话。明明三年没有出过一台合格的发动机。这上面却写上‘胜利地完成了党和国家jiāo给的任务’。完成在哪里？你拿两台发动机出来！这套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46 章 做法不就是浮夸吗？” 罗瑞卿说：“贺总批评得很对呀！你们没有造出发动机，就说造不出来的原因。为什么要那样呢？请你们好好想一想。”他是在缓和室内的紧张空气。 “行了，什么也不用看了，走吧！”贺龙说完，拄着拐杖走出了展室。将军们鱼贯而出。 在路上，贺龙对一直低头不语的党委书记说：“你当党委书记几年了？” “六年多了。” “当了六年多党委书记，讲不出生产和质量情况。你这是既不红，又不专啊！要好好学习哟，先去掉那种浮夸作风。”贺龙对他语重心长。 书记一个劲地点头，愧疚地说：“我马上把前言撤下来。” “先不要撤。”贺龙用手杖指指工厂大门说：“要有勇气把这个愉言’放在工厂大门口‘示众’三天，让职工0请看。” 下午，他和罗瑞卿决定去飞机制造厂。贺龙打电话给省委，请他们把哈尔滨几家工厂的厂长、党委书记都召集到那里去，他要开个会。 贺龙带着将军们先来到飞机制造厂的总装车间。看见工人们正在检修飞机，便问厂领导说： “你们制造的飞机jiāo付情况怎么样？” “几年来还没有jiāo付一架合格的飞机呢！”党委书记回答说。他大概已经听到了这位元帅视察发动机厂的事情了，不敢再说瞎话了。 听他这么一讲，贺龙哪里也不想看了，径直来到厂部会议室。哈尔滨各家军工厂的头头都在这里等候呢！ 贺龙对他们说：“今天召集大家来，主要是谈军工产品质量问题。先请你们飞机制造厂来谈谈。” 驻飞机制造厂的军代表发言说：“这个厂制造的一架直升飞机，原来是准备送给胡志明主席的，但运到南宁以后，因为质量有问题，没有送出去。飞机上的零件还全部是进口的呢！” 这就是周恩来亲回答应胡志明要送给他的那一架飞机，贺龙是知道的，可他不知道零件全部是苏联产品。我们对人家说的是全部由中国制造的，怎么用了苏联的所有零件呢？这不是弄虚作假到外国去了吗？他心头的火按捺不住了，严肃地说： “你们装的什么人的零件？又去送给谁？你们也不看着对象？这种没有志气的做法，怎么也说不过去。找们有义务支援兄弟国家，但要用力所能及的东西去支援，要实事求是，不能搞欺骗。全部苏联零件，还说中国制造，这太没出息了。这种直升飞机是比较落后的。你们试制了三年，jiāo付了几架呀？” “还没有jiāo付过一架合格飞机！”厂长回答。 贺龙指着会议室墙上挂的领袖象说：“你们要为毛主席、少奇同志想想，要为周总理、小平同志想想，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国防想想。你们对得起谁？你们建一个大厂，国家花了这么多钱，可你们几年出不来合格的飞机，还这样心安理得，弄虚作假？” 他看看发动机厂的党委书记，接着说：“你们那个厂还在‘前言’里写上‘胜利地完成了党和国家jiāo给的任务’。三年没有出合格的发动机，给谁完成了任务？现在看来，国防工业靠修修补补不行了，必须下决心同过去那一套一刀两断，要采取个彻底的办法，重新来过。” 贺龙没有明确解释什么是“一刀两断”，怎样“重新来过”。但明眼人都知道，这些工厂的“过去那一套”是什么；不就是“大跃进”那一套冒进浮夸的做法吗？贺龙要他们“一刀两断”的。首来，正是“大跃进”的种种弊端。 11月28日，贺龙和将军们又来到了沈阳飞机制造厂。这是一家制造歼击机的工厂。 他们走进了这个厂的总装车间，望着一排排飞机，贺龙问工人师傅说： “这些飞机的质量怎么样？”工人回答说“修来修去，还是出不了厂。” 贺龙一抬头，看见车间黑板上写着“质量第一”四个字，不过，看得出来是刚刚写上去的；墙上也贴着这样一条标语。他用手摸了摸，浆糊还没有干。他微微一笑，心想，这是做给我们看的。造的飞机出不了厂，还讲什么“质量第一”？ 他转身问这个厂的总工程师说：“飞机质量究竟怎么样？问题在哪里？” 总工程师说：“飞机的抖动问题没有解决，出不了厂。” 贺龙叹了口气，带着将军们来到这个厂的停机坪。这里停放着两排银白色的米格19歼击机，可是，每架飞机都有故障，不能出厂，所以，工人们戏称这里是“养鸡（机）场”。 望着这个“养鸡场”，贺龙非常难过，十分感慨。 他对厂长说：“质量问题，5月份，军委作过决定；9月份，国防工业电话会议上，我又直接给你们作了传达。三番五次讲质量，按理说大家应该执行了。可是，你们看，这么多飞机摆着出不了厂，但你们还在投料，还在追求产值。六亿人民克服困难，不吃ròu，不吃鸡，换回来的材料，被你们做成超差产品，你们怎么对得起全国人民？” 驻厂军代表chā话说：“上次空军接收的飞机，是一架不合格的。” “阿？”贺龙吃了一惊，说：“上次听说那架飞机合格了。我在电话会议上说，要发电报表示祝贺，原来是架不合格的。我们受骗了。” 罗瑞卿站起身来，气愤地说：“你们敲锣打鼓喊着报捷，我们听了非常高兴。我想，苏联的那些专家撤走了，我们自己也可以造出飞机嘛！心里真高兴。我见了毛主席、刘主席、周总理，见了元帅们，都报告了。大家都挺高兴，还给你们发了贺电。没料训，你们在搞假动作，假的，瞒上啊！” 弄虚作假，浮夸风是“大跃进”的遗风，必须铲除，这首先是思想领域的事。但是，这个厂还在投产这种不合格的飞机，这件事，怎么处理？难道还能让他们继续下去吗？他和罗瑞卿jiāo换意见以后，果断地当场作出决定：“重新试制，不采取目前这种修修补补的改良办法。新旧之间必须一刀两断。正在生产的飞机，到此为止，不准再投料；新的试制，从设计图纸、工艺流程到每道工序都要重新来过，要严格把关，不得马虎。现存的生产出来的不合格的飞机，另外想办法补救。 11月23日，贺龙一行回到了北京。 这次东北之行，给贺龙的印象太深刻了。“大跃进”的遗风不铲除，人的思想不转变，飞机还是出不了厂，出了厂的，也是假的，不合格的。怎么办呢？在整个视察期间，他都在想这个问题。他的看法是，国防工业系统领导干部的思想，必须来一个根本的转变，从“大跃进”的遗风中跳出来。不走出这个怪圈，很难使国防工业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他在离开东北前，在沈阳地区国防工厂负责人会议上说：“抓军工产品的质量，我们已经搞了整整一年了。但收效甚微，到头来飞机还是出不了厂。原因在什么地方？我看是我们领导干部的思想问题。这需要整顿一下。我回北京以后，准备召开一个大一点的会议，整顿一下领导干部的思想。” 在返回北京的火车上，他又反复思考了这个问题，并同罗瑞卿jiāo换了意见。他决定，在国防工业系统召开一个三级干部会议，整整风，来一次比较强烈的“冲击波”，促使国防工业系统的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来个转变，重视产品质量，坚决打掉浮夸风和弄虚作假。 11月25日，贺龙便向中共中央的高层递上了一份进行质量整风的设想报告。 máo zé dōng点头同意了，并说：“帝国主义压迫我们，修正主义也欺负我们，我们要争口气呀！” 1960年11月30日到1960年1月7日，我们这位元帅主持召开了国防工业系统三级干部会议。贺龙在预备会议上，阐述了此次会议的目的。他说： “当前，国防工业的军品质量问题很多，很严重。这次会议的中心任务是：以整顿军工产品质量为中心，整顿国防工业各级干部的思想和作风。”“摆事实，讲道理，把以前质量不好的情况都翻出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目的不是追究谁的个人责任，而是找出经验教训，改进今后的工作。”他在会上检讨说：“国防工业产品质量不好，已经受到了损失。这个损失由我向中央、军委去检讨，因为我是主管国防工业的，不要你们负责。” 但是，既然是思想整顿，整风形式，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就会触及一些人，而且，我们党有个顽症，只要开展思想斗争，必然会出现过火、过头的现象。这次国防工业系统三级干部会议也一样，因此，也伤害了一些干部，招来了一些人的不满，直到今天，对于这次以整顿军工产品质量、整顿领导思想为目的的三级干部会议，仍然存在这样那样的争论。这是我们这位元帅始料所不及的。 在东北视察时，贺龙曾愤慨地说：“我今年六十五岁了，我还要拚命干它几年，拚死了就算了。” 他出任国防工业委员会主任短短两年时间里，先后巡视了全国二十多个重点的国防工业企业，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国防工业中存在的问题，探讨解决的办法，特别是设法解决敏感的“大跃进”的遗风。由他主持起草的有关国防工业的文件就有三十余份。在国防工业战线上，我们的元帅实现了开始执掌这一工作时的诺言；“党要我管，我就要真管”，而且，确实取得了相当的成绩。别的不说，“大跃进”遗留下来的那种浮夸、虚假风，到底被击退了，国防工业在产品质量上有了不小的进展。无庸讳言，这位元帅也逃脱不了那个时代的局限，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和错误。但是，在那个时代的大背景下，敢于和“大跃进”遗风奋战，已属难能可贵，气魄非凡了。 到了1961年11月，国务院成立了国防工业办公室以后，我们的元帅便退居二线了。 ------------------ 23、林彪借口有病，四出休养。1963年9月，máo zé dōng指令 贺龙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从此，他的前途堪忧了 1959年9月，彭德怀罢官以后，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由林彪主持。 对此，贺龙心里引起了波澜。 1954年9月，他担任了军委常委，开始参预军队许多重大问题的决策。那时，在彭德怀主持下，他和徐向前负责各特种兵的工作。1956年又分工由他主管海军工作。工作起来心情舒畅，得。已应手。现在，彭老总下台了，林彪主管军委工作。他对林彪提出的那一套东西，虽然觉得有点儿哗众取宠，但是，牵涉máo zé dōng，何况，是对是错，他一时也说不清，所以，并未有什么明确的态度。但是，和林彪共事，从直觉上，总有一点子不安全感。然而，新军委成立之后，他是三位副主席之一，总应当做好自己应做的工作，为军队建设出力。因此，很想到部队里走走，调查研究一番。但是，不久，中央又任命化为中央军委国防工业委员会主任。这一年．他为国防工业忙得不可开jiāo，根本抽不出时间下部队去，直到196O年底至1961年初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máo zé dōng为了战胜全国xìng的严重经济困难，提倡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提出1961年要成为调查年，实事求是年，他才借此良机，实现了下部队调查的夙愿。 东jiāo民巷八号，住着三位元帅：贺龙、陈毅、罗荣桓。陈毅当外jiāo部长以后，迁入中南海。现在只有贺、罗两位元帅为邻。他们天天见面，一起散步。贺龙xìng格爽朗，为人坦dàng；罗荣桓谨慎稳重，学者风度，两人jiāo往甚密，也颇知心。罗荣桓元帅私下里一直戏称贺龙为“龙头大哥”。罗荣桓1956年底辞去总政治部主任，1960年再度复出以后，对部队情况感到有些生疏，尤其是在目前这样的经济困难岁月，指战员们的思想状况究竟如何，不知底细，所以，也很想到部队去亲自了解一番，于是，两人商定，结伴而行，顺京沪铁路南下。 2月4日，火车离开北京不久，贺龙敲开了罗荣桓所住的车厢门。 他是个不能忍耐寂寞的人，没有事，总想找人摆摆龙门阵。两人坐在沙发上，清茶一杯，无拘无束，信日谈来。说是“信口’，其实并非没有主题。他们谈的大都是关于此次南下调查研究的内容，自然而然地谈到了林彪提出的学习máo zé dōng著作的所谓“立竿见影”问题。 贺龙说，他觉得学习máo zé dōng著作不是什么都可以“‘立竿见影”的。例如，máo zé dōng的哲学著作，一下子还学不懂，学不通，要反反复复地学，怎么能“立竿见影”呢？再如，máo zé dōng的“十大军事原则”，字数虽不多，却内容深奥，是中国人民革命战争长期实践的结晶，要掌握它、运用它，并非易事，很难“立竿见影”。他提出来向罗荣桓请教。 罗荣桓并不同意林彪的所谓“三十字方针”。不久前，他在总政治部召开的青年工作座谈会上，曾说：“如何学习máo zé dōng思想，是学习词句，还是学习立场、观点、方法，这是严肃的政治问题。”这次，他也没有正面回答贺龙的问题，他说：“还是应当学习立场、观点、方法。你们俩口子吵了架，有了矛盾，怎么到《毛选》中去找答案？” 贺龙点点头，赞同他的看法。在这个问题上，看来彼此观点一致。 车到浦口，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副政治委员肖望东过江来迎接两位元帅。那时，还没有长江大桥，火车要被一节一节地运上轮渡，摆渡时间很长，要一个多小时。利用这段时间，他们在轮渡上听取了许世友、肖望东的汇报。 许世友告诉两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47 章 位元帅说：“现在部队干部每人每月只能吃到三十一斤粮，一天一斤，又没有ròu吃，油水很少。团以下干部年纪轻，要带领部队爬山涉水，搞训练，体力已普遍下降。” 罗荣桓问道：“干部战士情绪怎么样？” 许世友说：“大家情绪到很好，没有听到什么怨言。” “没有怨言？”贺龙不大相信。连肚子都吃不饱，情绪会很好？胡闹！许世友不敢说吧。其实，他在汇报中已经摆了部队面临的困难了。吃不饱，这是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他吸了一口烟，说：“这个问题可要注意啊！军队是国家的命根子。没有人民的军队就没有人民的一切嘛！过去我们靠军队打天下，今天还要靠它来保卫社会主义建设。干部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可不能把他们的身体搞垮了唤！” 罗荣桓不愧为总政治部主任，说起话来总带有概括xìng。他说：“贺老总说得对。你们反映了一个重要情况，这可能是一个全军带普遍xìng的问题，要很快解决。我们的干部是很好的。他们懂得体谅国家的困难，越是这样，我们做领导的越要关心他们。” 贺龙点点头，心里便挂念上了这个问题。一到南京，他便同罗荣桓专程到一个警卫部队的连队里去视察。他们跑伙房，下猪圈，走菜地，同干部、战士jiāo谈，了解连队搞生产的情况。他们看到这个连队的伙食搞得不错，心里感到安慰许多。在连队，两位元帅同战士们谈起了那时的热门话题：学习máo zé dōng著作问题。 罗荣桓间连队干部说：“林副主席最近提出‘带着问题学’，你们怎么理解？” 指导员吞吞吐吐地说：“我们支委会开了几次会，但我们水平低，研究来研究去也不知道怎么学才能立竿见影。” 贺龙听了，挥挥手说：“上面是那么讲的，你们下面学习的时候，要灵活运周嘛！” 他想，“立竿见影”不是给下面出了难题吗？什么都要“见影”，怎么可能呢？所以，他强调了“灵活运用”。 罗荣桓却说得比较明白。罗帅说：“要认真学习，注意联系实际，领会精神实质。至于‘见影’不‘见影’，究竟何时‘见影’，那是学习以后的成效问题，先不要考虑。” 这两位元帅显然对林彪的那一套提出了挑战。 2月7日，两位元帅到上海的第二天，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上海警备区副政委方中锋，空军驻沪部队政委江腾蚊前来看望他们。 方中铎在汇报中说：有些战士的家乡遭了灾，乡亲们挨饿；有的社队干部作风不好。探家回来，有些怪话。有人就说这是反对“三面红旗”。他们把战士划为三类。这些战士被划为落后分子。 罗荣桓当即指出：“在战士中不能划类！把战士划为落后分子，没有好处嘛！副作用大。”’ 贺龙站起来说：“对啊，可不能因为说了几句怪话，就说人家是落后分子。现在说几句，可能以后说得还要多些，因为现在才2月份。南方5月，小麦登场；北方到7月，小麦才登场，困难还在后头呢！” 罗荣桓说：“怪话说得多的，往往是阶级出身好的。他们没顾忌．敢说话．‘怪话’就可能多一点。有些中农出身的，比较谨慎‘河顾虑，往往不多说，不敢说，并不等于没有意见。不要因为战f：说些怪话就说是落后分子，不能随便戴帽子。” “是啊，帽子可是不能随便戴的。”贺龙在室内踱了几步，坐下来说：“帽子大了不好，小了也不好，戴得不好就不舒服。我们不能太伤感情，要尊重战士的自尊心。一定要强调说服教育，不能压服。逼得太厉害了，就会铤而走险。” 罗荣桓说：“贺总说得对，要把战士当自己的亲兄弟，做到战士心里有话，都愿意向指导员说。如果战士有话，闷在心里，不敢或不愿同指导员讲、我们的工作就落后了。现在，国家还有困难，粮食不够吃，吃不到ròu，菜也很少。战士们天天训练那样辛苦，做到这一点就不简单了，怎么还能喊他们是落后分子呢！” 后来，总政治部根据罗荣桓指示，向各单位打招呼说：在文件、报纸上，取消“落后分子”的称呼，必要时，可相对于“先进”，改用“后进”的提法。 方中铎汇报说，现在有些老百姓常来偷连队种的蔬菜，使连队头痛。 贺龙说：“你们可以学习北京军区一个部队的方法：同公社联系好，把老百姓找来，开了一个会，同他们讲清道理，以后他们就不来了。部队种的菜多，就应该主动送给老百姓一些。军民鱼水情。在困难时期，军队要想办法帮助老百姓。老百姓现在吃不饱，我们看着不管，就不能称得上人民的军队。过去打胜仗还不是靠老百姓帮助，现在军队节省一点，帮助老百姓是应该的。你们这些将校，不要做了官，住了大房子，就忘本。” 农历腊月二十八，两位元帅来到福州。除夕之夜，他们把福州军区领导请到宾馆，向他们祝贺春节，询问有关海防的情况。谈话中，一位领导干部反映，有的地方的党支部书记带领一百来人去抢粮。 贺龙听后说：“这是群众发动得不好，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嘛！这一百来人难道都是地富反坏？不会的。如果我们的工作做得好，群众发动得好，个把子坏人鼓动闹事，群众自己就会把他搞出来的。” 罗荣桓对此表示同意。他说：“抢粮事件的发生，恐怕主要是人民生活没有安排好。安排好了，坏分子煽动闹事就煽动不起来，所以，这几个月，安排好人民生活是件大事。” 两位元帅，身居高位，却时时惦记着人民群众，处理问题都从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这真是难能可贵啊！ 春节刚过，他们便深入莆田、泉州、厦门。对驻军进行视察，就保卫海边防、搞好民兵工作谈了许多极为中恳的意见。 此后，他们又去了赣、湘两省。 这次深入部队，历时一个半月。2月30日，返回了北京。贺龙深切感到，在这样天灾人祸严重的灾难xìng岁月，怎样才能保持部队的巩固，最重要的，是要踏踏实实做好思想工作。因为，部队生活困难，干部战士吃不饱，这是个现实问题，是不能回避的，关键是做好深入细致具体的政治思想工作，决不能用“划类”、扣帽子这样的办法。学习máo zé dōng著作，要学习辩证唯物主义的观察和处理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根本上提高干部战士的水平，而不是去搞追求轰轰烈烈的花架子。因此，这年10月，在看了福州军区政治委员刘培善的调查报告后，写信给他说；“我们的军队不同于任何其他军队，它不是靠强迫命令，而是靠政治工作。”“能不能把党的工作，特别是支部工作做好，是部队工作能否过硬的一个根本因素。”在这封信里，他没有象当时流行的一些文件那样，强调阶级斗争，强调“活学活用”，而是只讲扎扎实实做好基层支部的工作。在那个年代，他这位军委副主席，大概也只能如此了。 1962年3月，中共中央军委广州会议之后，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林彪便一直称病，不参加军委常委会议。讨论研究军队的一些重大问题时，他常常不出席。林彪为什么大权在握的时候称病不出，笔者没有确切的材料，其原委也不拟妄测。但是，从四年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便异乎寻常地活跃起来这一点来看，林彪此时称病不出，恐不在“病”耳。 林彪撂挑子以后，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落到了贺龙、聂荣臻两位元帅身上。 他们的处境是很尴尬的。军委日常工作不能停顿。他们也是军委副主席，有责任挑起这副担子来，保证军队工作的正常运转。但是，中央并没有赋予他们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任务，因此，凡事经过军委常委讨论，作出了决定，还得向林彪报告。稍有不慎，便会产生某种介蒂。 1962年，中国正处于多事之秋。国内的经济困难尚未过去，党内“左”的指导思想，不仅未予扭转，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了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以后，又有了新的发展；国际上，反华浪潮高涨；东南沿海地区局势紧张；中印边界发生武装冲突，等等。事情很多，很急，不能不予处理。在这段时间里，贺龙、聂荣臻主持了几次军委常委会议，正确处理了东南沿海紧急战备中的若干问题；根据中共中央的意图，巧妙地处理了中印边界冲突中的军事和政治问题。每走一步，他们除了请示中央军委主席máo zé dōng以外，同时也向在外地“疗养”的林彪报告。林彪常常是既不表示赞同也不表示反对，弄不清他的想法。好在有máo zé dōng的批示，可以作为他们决策的依据，才使军队的各项工作能够顺利的进行。 1963年5月初，叶群根据林彪的意见，突然从外地给军委办公厅打电话，说：“林彪同志身体还是不好，现在主要是养病，不能过多地考虑工作，请军委办公会议和总部的同志不要等他的指示，具体工作由第一线的同志和办公会议处理，大一点的问题请个委常委处理，重大问题，直接请主席、中央决定。” 就这样，林彪自己放弃了中央军委的领导工作。 1963年9月，máo zé dōng在中南海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有关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的若干问题。据参加会议的中共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党委书记王恩茂说：“会议到最后，毛主席提出，林彪的身体不好，实际上主持不了军委日常工作，建议由贺龙同志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中央政治局的同志都同意。” 这样，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责任落到了贺龙身上。 但是，这给贺龙带来的，并非喜讯，而是恶兆。林彪没有想到，máo zé dōng会指派贺龙接替他主持军委日常工作。这样一来，不是等于将自己排除在军委之外了吗？贺龙不是夺了他的权了吗？他当然不会默不作声的。于是，贺龙的前途堪忧了。 贺龙似乎并没有想到这一层，善良的人是不会想到这些的。他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以后，同军委副主席聂荣臻、军委秘书长罗瑞卿密切协同，到1965年底，军委常委作出了一系列有关军队建设的重要决定。例如，关于国防工业建设规划，关于国防科研机构的建设，关于设防问题，关于加强边防建设问题，关于在全军推广“郭兴福教学法’。和普及“尖子”经验，关于加强民兵建设以及各大军区、军兵种和国防工业、国防科委等部门领导干部的调整等等。这些都是在没有林彪参预下形成的，林彪怎能不耿耿于心。 1963年12月下旬，叶剑英元帅到南京军区参加了军区推广“郭兴福教学法”现场会，认为很好，于是，给中央军委写了个报告，建议在全军推广“郭兴福教学法”。贺龙积极支持叶帅的建议，请罗瑞卿呈送máo zé dōng。 máo zé dōng对这个报告看得很仔细，在一些他感兴趣的地方都划上了红杠，肯定了叶帅的意见。 1964年1月3日，中央军委向全军转发了叶剑英的报告。很快，在全军掀起了一个学习郭兴福教学法的运动。 5月的羊城，春意盎然、百花盛开。贺龙、聂荣臻、徐向前、叶剑英四位元帅在广州珠江宾馆接见广州军区学习“郭兴福教学法”评比现场会评选出来的先进代表。 贺龙在会上说：“兵是练出来的，就是过去战争时期，也很重视练兵。如果一百发子弹给一个新兵，就得用五十发训练他打棍，表面上看，这样划不来，用一百发子弹打敌人不是更好吗？可是，没有经过训练的战士，一百发子弹不一定能打中一个敌人，相反，一个经过训练的战士，五十发子弹可能消灭五十个敌人。” 聂荣臻说：“近战，是我们的光荣传统，一定不能忘掉。” 徐向前说：“部队一定要坚持在复杂条件下的训练，做到在任何情况下，都发挥威力。” 罗瑞卿问一个pào兵班长袁春阳说：“表演时，为什么最后一发没有命中？” “pào筒打热了，影响命中率。”战士回答说。 “恐怕是有点子紧张吧？”贺龙笑着说，引起了一片欢笑声。“办什么事都要思想领先。我们的政治工作一定要做到训练中去，做到每个战士身上去。如果，元帅们、将军们来看就影响命中率，打起仗来怎么办呀？” “我们不怕敌人。”战士坚定地回答。 贺龙赞许说：“好啊，脑子里经常装个敌人，任谁来了，心里也不紧张，也不影响成绩。” 对于推广“郭兴福教学法”，在全军普及练兵“尖子”的经验，贺龙充满了热情。1964年这一年，在这个问题上，他花费了相当的精力。他把北京军区作为自己抓好这项工作的一个“点”，先后七次到军区部队看训练，看表演，作指示，进行视察。他还去海军、空军、pào兵、工兵等部队观看“尖子”表演，发表了一系列指导xìng的意见。风尘仆仆。 4月初，北京军区召开军训工作会议。会议期间，组织了几个学习“郭兴福教学法”的“尖子”分队进行表演。贺龙在看了北京军区某师七连七班的单兵冲击表演后，对在场的军区领导说： “单兵、班、排、连、营都要这样练。鄙队平时不打仗，要练好兵才有战斗力。” 他尤其欣赏七班长徐国栋的带兵方法。这位班长善于用启发诱导的方法，会讲、会做、会教、会做思想工作。贺龙赞赏地说： “每个班长、排长、连长和指导员都要这样作。要学会这种方法，都懂得五大技术。这样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48 章 练出来的兵，打仗就有把握了。” 他对陪同来的北京军区副司令员郑维山、滕海清说：“配好领导班子很重要，要把连、营、团的班子都配好。” 看了七班的徒手格斗，他高兴地同全班战士—一握手，对他们说：“你们是北京军区学习郭兴福教学法的标兵，但是，要不骄不躁，回去继续好好练，还要提高一步。部队是个革命大学校，每个战士都要好好学习。” 表演完毕，郑维山请他给干部们讲几句话。贺龙对在场观看表演的军、师、团领导干部说：“各部队一定要认真推广‘郭兴福教学法’。他们是一些‘尖子’，要把这些‘尖子’的经验，普及到全军去。应该把我们每个战士都练成这个样子，全解放军都练成这个样子，人人过硬，就能大大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就能打胜仗。”他强调说：“搞好部队训练，先要抓好干部训练。干部训练不好，战士就训练不好。” 看了北京军区训练标兵的表演，贺龙十分振奋。他觉得应当想个办法进一步推动全军的练兵热潮，可以考虑用这种表演的方法。 4月，经过军委办公会议的讨论，中央军委决定，在全军进行一次军事训练的“比武”，并成立了全军的军训比武筹备委员会，由总参谋部主管军事训练的副总长张宗逊负责。 贺龙则深入到北京军区去亲自抓“点”。他两次来到北京军区训练现场会，检查他们的训练情况和选拔参加全军“比武”代表的情况。他不顾六十八岁的高龄，看完白天的比赛科目，接着看夜间比赛科目，真是不辞辛劳。 在北京军区新河靶场，他强调说：“训练为了打仗，所以训练首先是个政治问题，不仅军训部门要抓，作战部门、通讯部门也要抓；不仅司令部门要抓，政治部门、后勤部门也要抓，都要了解部队的训练情况。只有这样，全军的训练才能搞好，所以，这种表演，要把作战部门的同志请来看看。作战部门不知道部队训练情况，怎么指挥打仗？总政、总后的同志也要看看，因为这不单纯是个训练问题，还是一个很大的政治思想工作问题。你们说是这样的吗？” 他对军区司令员杨勇、副政委张南生说：“摆在你们军区、军、师、团看级司政后机关面前的是要研究怎样普及的问题。一方面推广‘郭兴福教学法’，一方面找出你们自己的郭兴福，把你们自己的东西总结出来。” 我们的元帅把军事训练说成“首先是政治问题”，要把全军各部门都动员到军事训练中来，这不是在同林彪的“突出政治”相对抗吗？贺龙元帅没有去想这些，依然积极地在推动全军的练兵热潮。他在新河靶场看了两个排的对抗项目：pào兵对固定和运动目标白天和夜间shè击以后，又作了不少具体指示。几天以后，他又赶到了天津杨村，在这里，观看了白天和晚上的十二个项目。每个分队的表演，都使他十分兴奋，颇为满意。 回到北京，他感到需要向上头“造造舆论”了。解放军的军事训练搞得如此热火朝天，中央领导者还不知其详，那怎么行呢？ 他去找罗瑞卿商量，说：“长子，我们是不是向中央报告一下？” 罗瑞卿想了想说：“对，老总，我也这么想。请他们去看看表演？” “这个办法好。我先去踉总理吹吹风。”贺龙觉得罗瑞卿的想法太好了。 贺龙来到西花厅，向周恩来报告了部队推广“郭兴福教学法”和全军准备进行“尖子”分队表演的情况和打算，并提议中央领导有空可以去看看表演。 周恩来听了很高兴，接受了贺龙建议。 5月ZO日，周恩来、彭真、陈毅由贺龙、罗瑞卿和杨勇陪同，来到了天津杨村，观看北京军区“尖子”分队表演。 白天，周恩来他们观看了步兵轻武器shè击、打坦克、汽车过钢轨桥、侦察兵搜索、攀登等八个项目的表演。 周恩来看得很高兴，不时地鼓掌说：“好极了，了不起，个个过硬。” 白天的表演结束了。周恩来他们舍不得离去，还要观看夜间项目。夜里，天下起了小雨，周恩来、彭真、陈毅冒雨观看，兴致不减。 表演结束，周恩来对杨勇说：“你们的表演很好。我看了很高兴，练兵就要这样的练法。” “总理，现在表演的都是‘尖子’，以后主要是普及推广的问题。”杨勇说。 周恩来一边点头，一边说：“把兵练成这个样子，把民兵也练好，那就什么敌人也奈何不了我们。” 第二天，周恩来公务繁忙，要回北京。彭真、陈毅着兴正浓．不想回去，要留下来再看其他项目。贺龙陪着周恩来先走了。 回到北京，贺龙想到了一个问题：应该给林彪通通气，把北京军区军事训练和“尖子”分队表演情况告诉他。他是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最好能把他请出来看一看，表个态，这对进一步推动部队的训练会有很大帮助的。于是，他伏案给林彪写了一封信。 哪知，信发出以后，音如黄鹤。林彪对此未予理睬。贺龙的心上升起了一团疑云，不知林彪有什么想法。他哪里知道，林彪看了信以后，丢在一边说：“这就是毛主席批评过的单纯军事观点。” 林彪没有回音，máo zé dōng却发出了令人鼓舞的信息。6月初，贺龙把全军淮广“郭兴福教学法”，掀起练兵热潮以及北京军区“尖子”分队表演情况向máo zé dōng作了汇报以后，引起了máo zé dōng很大兴趣。máo zé dōng在一份反映比武情况的简报上批示说： “此等好事，能不能让我也看看。” 很快，批示转到了贺龙手里，他立即给正在济南观看济南军区军事表演的罗瑞卿和副总长张宗逊打了个电话，向他们通报了máo zé dōng的批示，请他们俩考虑如何组织安排。 罗瑞卿同张宗逊商量，从北京军区和济南军区抽调“尖子”分队到北京，为中央领导作汇报表演。 贺龙同意这一安排，请罗瑞卿负责组织。 6月几日和16日，是在北京西山、阳坊和十三陵向中央领导作汇报表演的日子。 这一天，máo zé dōng、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来了；董必武、彭真、李先念、谭震林、乌兰夫、薄一波、康生、陆定一、杨尚昆来了；贺龙、陈毅、聂荣臻、罗瑞卿当然是少不了的，还有正在出席中央工作会议的各中央局，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和解放军三总部及军兵种的领导人。一时间，北京西郊地区大官云集，精美荟萃。这可忙坏了那些保卫工作人员。 战士们的高超技术、过硬功夫、成功表演，征服了这些老革命家、老战士。他们精神饱满，兴致勃勃，jiāo口称赞，掌声不断。 看了shè击表演，máo zé dōng对坐在身旁的贺龙说：“不错嘛！” “主席来观看，有的战士太紧张了。我看的时候，半自动步qiāng。冲锋qiāng，好多是百发百中。”贺龙说。 máo zé dōng点了一支烟，说：“紧张了还是不错。要注意多搞夜战，搞近战。” 贺龙说；“今天晚上，主席可以看看他们‘夜老虎连’的表演。” “什么叫‘夜老虎连’？”máo zé dōng没弄明白，他问道。 “就是专搞夜间训练的连队。现在，他们每个团都有这样的连队。”贺龙连忙解释说。 “好，就是要搞夜战，搞近战。训练部队晚上行军，晚上打仗。”máo zé dōng十分注重近战和夜战。 在观看表演的过程中，máo zé dōng还说：“军队无非学两个东西，一个会打，一个会走。会打，会走，军队都要学。” 在这里，máo zé dōng对军队训练作了高度的概括。就军队的职能来说，不就是要会打吗？会打就要学会走，不会走无法去抒。即使在武装高度现代化的今天，军队训练也离不开这一打一走。máo zé dōng真是言简意赅。 máo zé dōng还说：“训练要从困难着想。什么问题从困难着想就不怕，不妨把它多想一点，想尽。” máo zé dōng提出了“从难”的要求，贺龙点头称是。 máo zé dōng又说：“要多练习，要注意普及。练武还要练文，注意学习文化。” 后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máo zé dōng又赞扬了这次比武表演，并对各省、市、自治区的领导人说： ．“你们不能光议政，不议军啊！” máo zé dōng认可了这种训练和表演，贺龙心里象吃了一粒定心丸。máo zé dōng的首肯，说明军委全力推广“郭兴福教学法”做得是对的、正确的，得到中央肯定的。他无需担心什么了，下一步的问题是搞好普及和推广了。所以，表演一结束，17日下午，他便主持召开了一次军委常委会议，请军委秘书长罗瑞卿传达máo zé dōng在这次观看表演中的指示，并请军委办公厅主任肖向荣向未能到会的军委常委汇报，其中当然包括林彪。 纯朴的贺龙怎么也想不到，这次成功的军事表演会引起林彪对他的忌恨，给他的政治生命抹上了一层yīn影。 林彪认为，“比武”是那几位老帅单纯军事观点的表现，不感兴趣，也没有出席观看，但是，他没有料到，máo zé dōng会亲自出席，并带去了那么多领导人，对这次表演作了充分的肯定、全国的各种宣传媒体也因此而进行了大张旗鼓的宣传，“八一”电影制片厂还拍了大型纪录片，全国发行。毛、刘、周、朱、陈、邓和各位老帅观看表演谈笑风生的镜头，令人兴奋。但这一切却没有他林彪，报纸上连他的名字也没有出现。林彪有些懊恼，甚至有点儿后悔。比武表演也请了他，为什么自己不去呢？这不是给自己找难堪吗？好象我林彪同máo zé dōng有不同看法。我怎么那么蠢？要是贺龙、罗瑞卿他们把我不理睬、不支持他们搞军训的情况捅到máo zé dōng那里，就更麻烦了。想到这里，他将这股恼怒全部转嫁到贺龙、罗瑞卿的头上。 他对叶群说：“他们想通过大比武突出他们自己，贬低我！” 叶群当然是顺着他的思路，火上加油。 林彪开始寻找贺龙、罗瑞卿的“岔子”。他要待机而发了。 贺龙、罗瑞卿对此却一无所知，反而越干越上劲。 这次表演之后，máo zé dōng把贺龙召到中南海谈了几次话，主要是强调要普及“尖子”的经验，尤其是“夜老虎连”要推广普及。1964年9月16日，贺龙让张宗逊在各军区、军兵种军训部长会议上传达说： “我已向毛主席说了，三年可以把‘尖子’经验推广开来，普及全军。”“普及工作要造成声势，雷厉风行；要象今年推广‘郭兴福教学法’和搞游泳训练一样，抓好普及工作。一定要搞出点成绩来。” 在推动普及“尖子”经验中，他着重纠正训练中出现的形式主义偏向。8月23日，他同陈毅、罗瑞卿在工程兵技术学校观看“尖子”分队表演时；专门谈到了形式主义问题。他说： “普及工作一定要实事求是。训练是为了打仗的，不能弄虚作假。我看了一些材料说，在选拔‘尖子’比武中有一些作弊、拼凑‘尖子’，调人换qiāng，冒名顶替，代替cāo作，挡步qiāng准心缺口，打不好不算，等等，名堂实在多着哩。” 陈毅chā话说：“打仗打不赢，可不能再来第二次！” 贺龙接着说：“打球也不行呀！全国都学解放军，解放军自己不大健康，弄虚作假，怎么让人学？三总部要反对这个东西民带头反，部队也要反。” 24日，贺龙对杨勇、廖汉生说：“从杨村到北京进行了几次大的表演。毛主席、刘主席、周总理等许多国家领导人都看了。这对大家是个鼓舞和鞭策。今后，应该把兵练好，从实战需要出发，都练出过硬的本领。训练千万不能搞形式主义那一套。要踏踏实实培养出更多的郭兴福。” 其实，这种形式主义、锦标主义等不健康现象不过刚刚露头，还没有形成气候，但贺龙他们这些军事训练的组织者们已经看到了、他们是在做防患于未然的工作。 贺龙的工作精神是令人钦佩的。全军“尖子”分队表演结＞后，他一直在部队检查督促，抓落实普及工作。他到昌平看工程兵表演、看“蓝军”的“尖子”；去青岛视察海军；来济南检查民兵，简直是马不停蹄。这对于一个已经六十八岁高龄的人来说，已非易事。 有人问他说：“贺总，你累不累？” 他笑着说：“大家劲头这么足，累也变得不累了。” 其实，他怎么能不累呢？他是个糖尿病患者呀！ 然而，就他个人的处境来说，干得越起劲，倒霉便来得越快。因为一只yīn谋的手已经向他伸来。 1964年12月，林彪派他的老婆叶群带了一个工作组悄悄来到广州军区某部“蹲点”。名曰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实则搜集“大比武”的“罪证”。叶群在这个团“蹲”了一个月，先后写了四份“调查报告”，把“大比武”中出现的形式主义等缺点收集起来加以夸大。她在一份“关于军事训练问题”的报告中说：“今年的军事训练不够正常，它打破了正常的生活秩序，‘四个第一’受到了冲击，败坏了部队的作风。许多干部战士整天忙于扣眼（shè击）、扣米（投弹）和一、二、三（单双杠）、一条线（队列），很少关心世界大事、国家大事、党的大事。”她危言耸听地说：“长此以往，部队培养出来的将是没有政治头脑的‘木头兵’、‘木头官’，而不可能是红色接班人。”此后，便有人散布流言蜚语，说“尖子”都是假的，十三陵表演是欺骗毛主席，等等。 林彪看到叶群的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49 章 报告，心中大喜。他把总政治部一位领导同志找来，说：去年的军事训练时间过多了，出现了一些不适当的做法，“冲击了政治”，要打电话给总参管军训的副总长张宗逊，让他作检讨。根据林彪的指令，1965年的《解放军报》元旦社论讨论稿中，给1964年的军事训练罗织了一大堆“罪名”。 罗瑞卿是个正直的人，他的眼里揉不得沙子，对于此种行径当然是不买帐的。他召集了军委办公会议扩大会，讨论怎样评价1964年的军事训练。 贺龙心里明白，叶群的调查报告、给张宗逊的电话和《解放军报》元旦社论讨论稿，其矛头是对着他和始作源者叶剑英以及积极的组织者罗瑞卿的，心里很气愤，但推广“郭兴福教育法”、大比武是máo zé dōng已经肯定了的，怕什么？是可以理直气壮地辩论一下的。他光明磊落，坦然处之，支持罗瑞卿召开这次会议，并指示，将叶群的调查报告，作为会议文件，印发给与会者。 林彪自有其追随者。在这次会上，就有人授林彪意图发难，指责“大比武”冲击政治，是单纯军事观点；济南军区民兵比武中的三代民兵是假的；十三陵军事表演是欺骗了毛主席，等等。叶群的报告和这一发难，引起了与会的军区、军兵种大多数领导者的不满。他们认为，这种说法是以偏盖全，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否定1964年军事训练的成绩是错误的。他们起而反驳。 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说：“去年，我们学习郭兴福教学法，军事训练真正打破了教条框框，技术训练达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高度，是我军多年来最突出的，成绩最好的一年。”他愤怒地责问说：“有人说，去北京表演的选手是假的，三代民兵是假的。他们打靶时一qiāng一个，百发百中，凡参观的人都心服，怎么是假的？” 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十分愤慨。他说：“你们说，军事冲击了政治，什么时候冲击了政治？谁向林副主席反映军事训练冲击了政治，谁就是别有用心。” 副总长张宗逊列举了1964年军事训练的时间少于政治学习的事实，说明军事训练“冲击政治”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会议争论很激烈，原准备开一天的会议，结果开了四天，大家们言犹未尽。大多数人不同意林彪的看法。 罗瑞卿刚直不阿，他把这次会议的情况向林彪作了汇报。林彪真是个善于伪装、善于变化、善于搞yīn谋的人。当他知道各大军区、军兵种领导大都反对他的说法时，竟然向罗瑞卿说： “向你们传达的电话记录是不准确的。” 这样轻轻一笔，俺盖了他的面目。 他又说：“解放军报社论是个讨论稿，可以改嘛！” 淡淡一句，事情就此了结。 罗瑞卿信以为真，高高兴兴地回到了北京，以为他们正确的抗争取得了胜利。 谁知，林彪玩弄的是退一步、进两步的策略。一年以后，他又搬出了“大比武冲击了政治”，旧帐新算。他公开指责说： “贺龙搞大比武，冲击了政治。”“这是个大yīn谋。罗瑞卿的后台就是贺龙！” 时机已到，他要把这笔帐同贺龙、罗瑞卿清算了。 善良的元帅，耿直的大将怎么也想不到，他们的政治生命危在旦夕了。 ------------------ 24、理直气壮地保罗瑞卿。罗瑞卿罢官，他感到了某种 不祥之兆1965年冬，中国大地上黑云滚动，风雨yù来。 11月间，全国各大报纸转载了上海《文汇报》的一篇长文《评新编历史剧》。这是经máo zé dōng修改并批准发表的。它向人们发出了一种信号：一场政治大风暴即将来临。 六十九岁的贺龙，刚刚从遥远的新疆代表中央出席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成立十周年的纪念活动后，回到北京，他便听说军委直属机关正在对军委办公厅主任肖向荣中将开展批判。他不知道肖向荣犯了什么错误，但这是林彪的指示，想必是有原因的吧？他不便过问。 事情是非常奇怪的。 贺龙不想过问，却偏要找到他头上来。11月底，批判肖向荣的会议快结束的时候，不知为什么，会议的主持者、总参谋部的一位负责人特地跑到贺龙住所。 他对贺龙说：“贺总，现在军委直属机关正在批判肖向荣。他的xìng质是敌我矛盾。肖的后台是罗瑞卿。” 贺龙感到诧异，便问道：“你们的根据是什么？” 这位负责人说：“有一次，一个外国的国防部长来访，罗瑞卿听说他不爱看打仗的片子，就说：‘不看战争片，怕见流血，他还是个国防部长呢！’罗说这话，是暗指林总的，说林总不能当国防部长。” 贺龙听了摇摇头。他说：“还有别的根据吗？” “没有了。” 贺龙吸了一口烟，说：“如果你们没有别的根据，就不要胡乱猜疑了。罗瑞卿是杜大旗的，是拥护毛主席，拥护林总的，说他反对林总，这是不可能的事。你们不要再往那方面去想了。” 这位负责人默默地走了。 贺龙坐在沙发上，抽着烟，沉思了很长一段时间。他和罗瑞卿是很熟悉的。罗长子（他总爱这样称呼他）1926年加入共青团，1928年转入共产党，1929年参加红军。长征的时候是红一方面军的保卫局长。抗日战争时期，当过抗日军政大学副校长，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时期，担任晋察冀军区副政委、晋察冀野战军政治委员、华北军区政治部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当了公安部长。他忠于职守、成绩卓著，尤其重视对máo zé dōng等国家领导人的安全保卫工作。máo zé dōng每次外出，他几乎都要跟随同行。1959年以后，任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副部长、中央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是máo zé dōng信得过的人。他和罗长子，一个是主诗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一个是军委秘书长，不仅工作联系密切，而且彼此相知。他对毛主席忠心耿耿，天可明鉴，怎么会反对毛主席呢？贺龙相信自己的判断。 可是，两天以后，这位负责人又来找贺龙了，而且坐下来就哭。 “哭什么嘛！有什么事你就说。”贺龙最看不惯男儿泪轻弹，尤其是一位将军。他有些不耐烦。 “贺总，还是上次那件事。” “怎么啦？”贺龙问道。 “马上要出会议简报。简报里还要写上肖向荣的后台是罗瑞卿。” 贺龙真的生气了。怎么搞的嘛，为什么纠缠不清呀！他大声说：“我上次不是说了，你们不要往那上面想吗对 这位负责人说：“那不解决问题。贺总，我现在听你一句话，你能不能担保罗瑞卿没有问题？” 这是什么话？党内有这样办事的吗？要我担保，好。他生气地说：“我可以担保罗瑞卿不是反革命，他绝不会反党！” “贺总，你这话能不能传达？”真是步步紧逼。 贺龙斩钉截铁地说：“我既然说了，当然就可以传达。” 这件事有些奇怪，为什么罗瑞卿的问题要对一位军委副主席采取这种紧逼的态度呢？这难道是正常的吗？无人知晓。现在，这位当事人已经去世。对于这件事一直未见其提及，也就成了一个难解之“谜”，只能留给人们在适当的时候去“考证”了。 军队中一些敏感的人，为这位元帅理直气壮地保罗瑞卿担心。人们都知道，罗瑞卿得罪了林彪。196O年，林彪经过精心揣磨，抛出了一个“最高最活”的说法。罗瑞卿不敢苟同，直言不讳，说：“‘最高最活’，难道还有‘次高次活’？毛主席知道了也不会同意的。”他又同贺龙、叶剑英一起推广“郭兴福教学法”，搞“大比武”，直接同林彪的“突出政治”唱了对台戏。他还说过：“政治是统帅嘛！政治工作要保证军事任务的完成，否则，天天讲突出政治，业务工作总是搞不好，那就不是真正的政治好。”现在，林彪已经对他开刀了。林彪授意海军副司令李作鹏写了一份关于近年来海军两种思想斗争情况的材料，诬陷罗瑞卿“有野心”“想当国防部长”。12月2日，máo zé dōng也在一份报告上批示说：“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yīn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máo zé dōng没有指名道姓，这是他一贯的做法，然而，这是他11月末听了叶群的汇报后写的，明眼人一看便知矛头所向了。军队中一些敏感的人，从追肖向荣后台这件事上，已经感到罗瑞卿政治生命之发发可危了。他们不理解，为什么贺龙竟如此大胆，理直气壮地保罗瑞卿。他怎么啦？难道他看不清目前的政治形势？还是年纪大了，有些糊涂了？ 八天以后，贺龙接到通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让他前去参加。 按照惯例，通知开会的同时要发下“安民告示”，告之会议内容，使大家有思想准备。这次却有点反常，除了开会日期，什么也没告之。贺龙有些纳闷。他想起中央最近发出过加强东南沿海战备的通知，是不是研究这方面的问题？所以，当秘书问他带什么东西时，他说带上作战地图。 到了上海，贺龙才被告之，会议是“要解决罗瑞卿问题”。同时，给他们一包材料，其中有叶群到杭州向máo zé dōng汇报的提纲，林彪给máo zé dōng的亲笔信。信上说：“有重要事情需向主席报告，先由叶群前去送材料和作口头报告。”贺龙大吃一惊，这才感到此次会议非同寻常，而且，很快联想到自己保罗瑞卿的事。坏了，这次我怕要沾上了。 他的住处被安排在兴国路一号的一座平房里，和刘少奇住得很近。晚上，李井泉来看他，恰巧刘少奇、王光美顺道来访。 刘少奇问贺龙道：“事情真有些突然。贺老总，你是管军委日常工作的，这件事，你应当事先知道的吧？” 贺龙摇摇头说：“我也是刚刚知道。” 刘少奇甚感奇怪，又问李井泉说：“你呢？事先知道吗？” “我也不知道。”李井泉回答说。 彼此沉默，心情沉重。 还是刘少奇打破了沉默。他说：“这么说，咱们大家事先都不知道喽！” 贺龙点点头。他已感到山雨yù来风满楼了。 第二天开会，连中共中央委员都不是的叶群，竟成了这次政治局扩大会上的主要发言者。真可谓奇闻怪事。叶群在会上，历数了罗瑞卿的“罪状”，指责他“个人主义野心已经发展到了野心家的地步，除非林彪同志把国防部长让给他。他当了国防部长又会要求更高的地位，这是无底洞。”“罗瑞卿掌握了军政大权，一旦出事，损失太大了。” 与会的人，对此，有的极为迷惑不解，有的根本不相信，有片将信将疑，但是，空军政委吴法宪、海军副司令李作鹏等人却在会上发言，为叶群捧场，对罗瑞卿落井下石。 贺龙对叶群的发言甚为不满。开会回来，他便对薛明说：“今天，叶群一个人在会上就讲了好几个钟点，中间还不断chā话。” 薛明好奇地问：“叶群发言说什么了” 贺龙说：“她说了罗瑞卿那么多坏话，有的离奇得很。叶群说，罗瑞卿要取代林总当国防部长。罗瑞卿会做得出来吗？不，不会的。我看叶群的话是靠不住的。” 薛明叹口气说：“叶群这个人，唉！” “这都是搞些什么事啊！”贺龙愤愤不平。他为罗瑞卿不平。 谁知，会议第四天的傍晚，叶群突然来到了兴国路，拜访薛明。她们是老朋友嘛！叶群对薛明说：“林总很关心贺总，让我来代他问好。” 薛明说：“不敢当啊！请代我们向林总问好。” 彼此闲谈了一会，叶群客气地告退。 出于礼貌，过了一天，薛明前往林彪住处回访。 叶群似乎甚为热情。寒暄之后，她说：“1965年8月1日，《人民日报》上刊登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民主传统》那篇文章，是林总决定用贺总的名义发表的。你知道为什么吗？林总考虑，贺总在群众中威望高，特别近几年来在国防建设上有功。” 不知出于什么目的，叶群给贺龙戴起高帽子来了。 叶群还以自责的口吻说：“过去我多年不到你们家里去，是因为怕贸总骂我。薛明，说真的，我摸不透贺总的脾气。” 薛明一时弄不清叶群说这些话的目的，心存疑虑，她只好敷衍说：“你是贵人，太忙了。” 闲谈了一会，叶群突然说：“过去你说了我那么多坏话，只要以后不再说了，我也就既往不咎了。” 薛明说了叶群什么“坏话”？让叶群为此耿耿于怀。 这已经是抗日战争年代的事了。 叶群，原名叶宜敬，又叫叶瑾。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她在南京guó mín dǎng控制的电台当过广播员。在青年战地服务训练班的时候，又与guó mín dǎng的一个教官关系暖昧。她还参加过三民主义青年团举办的“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演讲比赛，又为guó mín dǎngCC派办的壁报供稿。从一个人的生活之路来看，当时，叶群年纪很轻，本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无需向组织隐瞒，讲清楚也就可以了。这些事，当时随平津学生赴南京请愿的薛明都知道。延安整风时，要进行干部审查。薛明出于对叶群的关心，动员她向组织上讲清楚，以免不必要的麻烦。关于这件事，薛明是这样说的： “1942年延安整风时，贺龙同志去部队视察工作，林彪也去了重庆参加国共谈判。我曾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50 章 找叶群谈南京的事。她承认在南京讲演，内容是三民主义，并说过‘只有蒋介石才是我们唯一的领袖’，但我要她自己去向组织上作jiāo待时，她当场耍赖，又哭又闹，满地打滚，说我趁林彪不在，要害她。我觉得问题不好办了，就把她拉到中央组织部组织科长王鹤寿那里去了。” 叶群指的“坏话”，就是这样一件事。 薛明听她说什么“既往不咎”，心里有点恼火，但不便发作，便说：“过去的事，你我都清楚。” 薛明对叶群提的问题没有明确表示，叶群甚为不快。 过了两天，叶群又来找薛明，对她说：“我提醒你一个问题，你们的邻居林月琴的弟弟是军统特务，这样的情况，你门还来往那么密切，还把机密文件给他们看，要说你们通军统，你们就说不清了。” 林月琴是罗荣桓元帅的遗漏。 罗荣桓和林彪虽然长期共事，但对林彪的一些观点和做法常有不同看法。林彪对他亦颇耿耿于怀。林月琴的弟弟并非军统特务，是被人诬陷的一桩冤案，后来被迫害致死了。贺龙和罗荣桓两家同住一院，来往自然密切，可这又有什么不对呢？ 薛明向她解释说：“文件是总政一位负责同志让我给她看的。” 叶群把睑一板，说：“我这是关心你和贺总。” 从叶群的谈话来看，她的来访，显然是有目的的。林彪当然知道，对罗瑞卿的揭发批判，必然会触动贺龙。工于心计的林彪自然不放过这个机会。他让叶群前来，便是要放出几个试探xìng的气球，探一探贺龙的虚实。 贺龙是看到这一点的。他预感到叶群的主动登门的不良之兆。他对薛明说：“不能小看了叶群的来访啊！叶群说，以前的事情她不记恨，难道她真的是这样吗？如果她真的不记恨，还会这样念念不忘？” 薛明默然。她的心绪很乱，不知道这次会议会出现什么事。 贺龙抽了几口烟，说：“叶群来访不是来问好的。这次会议也不那么简单，整一整罗长子。我看还有更大的目的呢！”’ 他翘首向窗外望去，外面是漆黑的夜空。他心守法茫。 上海会议开了七天，8月15日结束。这一天，林彪召集了一个军委常委会议，罢免了罗瑞卿的一切职务，也不让贺龙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了。 林彪的“病”已经完全消失，要出来“收拾残局”了。 林彪复出，罗瑞卿罢官，自己jiāo权，这一切就象一片浓黑的yīn云压在贺龙的心上。他感到了一只不祥之鸟已经向他扑来，但又无法预测，无法设防，心里很为烦躁。他想，最好的办法，是努力工作。máo zé dōng不久前曾让他去看看四川攀枝花钢铁基地建设得怎样。这件事还没有做，不如按计划而行。这样也许可以忘掉这次会议带来的种种不快。他让薛明独自返回北京，自己先到广州，放松一下被搞得烦躁不安的心绪，而后，独自去了四川。 等他再回到北京，已是1966年春末夏初了。máo zé dōng亲自发动的一场“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5月4日至26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上，通过了标志着这场动乱全面发动的《五·一六通知》；林彪发表了大讲“政变”经的“五·一八讲话”。他危言耸听，蛊惑人心地说：“最近有很多鬼事，鬼现象，要引起注意，可能发生政变，要杀人，要篡夺政权。”“你们经过反罗瑞卿，反彭真，反陆定一和他的老婆，反杨尚昆，可以嗅出一点味道，火yào味了。”“他们现在就想杀人，用种种手段杀人。……罗瑞卿就是一个，彭真手段比他们更隐藏更狡猾。“这是一个充满卑劣谣言的讲话。遗憾的是，竟得到了máo zé dōng的认可。会议罢了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的官。紧接着，掀起了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狂潮，矛头直指刘少奇、邓小平。在8月份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máo zé dōng发表了使大多数与会者感到骇然的《pào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不点名地公开批判了处在第一线的刘少奇。máo zé dōng还写信给清华大学“红卫兵”；对其“造及行动”大加赞赏，于是，一场浩劫遍及中华大地。处处抓“牛鬼蛇神”，各地斗“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文化濒于5民灭，全国陷入一片混乱之中。 尽管贺龙的党xìng很强，对máo zé dōng、党中央忠贞不二，坚信不疑，但他还是不理解这场由他最崇拜的领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他的良知使他不能把美好当作邪恶，把光明说成黑暗；不能接受一贯忠心耿耿、出生入死的干部，一夜之间变成“叛徒”、“特务”、“走资派”这种历史的颠倒。 当他看到，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有人把反对刘少奇的大字报贴到了北京最繁华的王府井大街上，着急地说：“这样做很不妥当。刘少奇是国家主席嘛！把一个国家主席弄成这样，对外影响多不好！” 有一天，李井泉、王任重来东jiāo民巷看望贺龙。他把这个意见说出来，征询他们的看法。这两个人表示完全赞成。大字报是从批判刘少奇夫人、清华大学工作组成员王光美为发端的。他们建议贺龙向正在负责解决清华大学问题的周恩来反映一下。贺龙欣然同意，让夫人薛明去人民大会堂，向周恩来转达他的意见： “请总理考虑，解决清华的问题，应该和北大有所不同。我们要照顾到团结。” 显然，贺龙的意思是，刘少奇是国家主席，在处理王光美问题时，应考虑到这一点。 薛明来到人民大会堂，向周恩来说明了来意。 周恩来问道：“这都是谁的意见？” 薛明说：“是贺龙、李井泉，还有王任重，他们在一起研究的意见。” “他们是这样说的吗？” “是”。薛明回答。 周恩来默默点了点头。 薛明回来向贺龙叙述了见到周恩来的情况。贺龙沉思良久。说：“好，能见到就好。” 他似乎预感到，他的这种意见也许不会起任何作用，有点悲观。 8月18日，máo zé dōng在天安门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当时，在天安门举行群众大会，什么人上了天安门，可是一个政治晴雨表。人们可以从某个领导人有否出席，站在什么位置来判断其政治地位的变化。尽管刘少奇、邓小平已经被máo zé dōng点了名，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但这次接见，仍然安排他们登上了天安门。对此，贺龙感到满意。他认为，人难免会犯错误，但不应当一棍子打死。会后，他听到一个工作人员说：“今天场面很大，效果也很好，就是刘少奇有点灰溜溜。” 贺龙把脸一板，严肃地说：“你这个同志是咋个搞的嘛？一个国家主席，有什么可灰溜溜的？你这样说是不对的。以后不要这样说喽！” 贺龙仍然在维护着刘少奇这位革命家的国家主席地位，其实，他的这颗善良之心，在这场浩劫中毫无作用。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期和会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连续召开“党的生活会”，解决刘少奇、邓小平的问题。 由于máo zé dōng已经发表了《我的一张大字报——pào打司令部》，于是，在党内斗争中常见的现象出现了；墙倒众人推。会议越开，上纲越高，离实事求是越远。 贺龙忧心忡忡，一言未发。 在一次开会之前，máo zé dōng在会前碰到了贺龙。 máo zé dōng问贺龙道：“贺老总，你发言了没有？” máo zé dōng这是明知故问。 贺龙回答说：“还没有发言。” 贺龙是如实报告。 máo zé dōng又问道：一怎么不讲一讲？” máo zé dōng似在有所紧逼。 贺龙把身板挺了挺，说：“报告主席，我上不了纲。” 贺龙实事求是，言为心声。 máo zé dōng看了贺龙一眼，没有说话，径直走上了他的座位。 好心的人见此情景，甚为这位老总担心。你这种态度不是给毛主席难堪吗？谁知，我们的元帅却不以为然，他回答说： “这有什么？在党的主席面前，就是应该有什么说什么。如果人人都不说真话，党的主席不了解真实情况，那么，党怎么好得起来呀！” 话是不错的，可是，老帅啊，当时的政治形势，讲真话是很难的呀！有人为他捏了一把汗。 不久，生活会不开了，很多人不知其因。 有人问贺龙，说：“贺总，你说生活会怎么不开了？” 贺龙说：“我的同志，再开下去不得了，还要上纲呀！” 他似乎答非所问，但其内心世界跃然活中。 他上不了纲，人家却要上他的纲。他哪里知道，正在他全力维护刘少奇、邓小平，考虑党的团结的时候，一只dú手已经悄悄地向他伸了过来。 ------------------ 25、máo zé dōng把林彪送来的诬告信jiāo给贺龙。林彪在“小 型打招呼会”上说：对贺龙“夺权yīn谋”“提高警惕”。 贺龙发脾气说：“告我的yīn状，我不怕。” 我们这些老帅是善良的。他们虽然对máo zé dōng发动的这场“革命”很不理解，但仍然相信以máo zé dōng为首的党的领导。不过，他们没有想到，在这场政治大风暴中，我们的党已经发生了一些令人极为担心的变化。有一位作家曾这样叙述说：德高望重者沉默地背过脸去；卖身求荣者的鼓噪淹没了仗义执言者的呼声；心地善良的人被迫缄口不言，或违心附合；反复无常的人则高举风旗，脸上堆满狞笑，血口喷火。实际情况正是这样。 对党忠心耿耿的这些老帅们，总想跟上他们无法理解的“战略部署”。1966年10月，贺龙在中央工作会议第四小组会上，为此就作了违心的检讨。他说：“北京体育学院的文革运动，体委派工作组，不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而是包办代替，结果，把那里轰轰烈烈的文革运动搞得冷冷清清。……体委本身的文革也搞得不深不透。体委一些领导，怕字不少，框框很多，对这场文革的领导，还处于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情况，……我是有责任的。根本问题是对主席思想学得不好，跟得不紧。” 然而，那些有权的yīn谋者并不满足于他的检讨，而是要逼他走上绝路。一系列针对他的yīn谋活动已经在紧锣密鼓中展开了。 早在7月27日，身居“中央文革小组”顾问的康生在北京师范大学群众大会上煞有介事地说：“今年二月底、三月初，彭真他们策划政变，策划把无产阶级专政推翻，变成他们的资产阶级专政。他们的计划之一是把北京大学、人民大学每一个学校驻上一营部队。这个事情是干真万确的事情。”后来，他又造谣说：“贺龙私自调动军队搞‘二月兵变’，在北京郊区修碉堡”，“在体育日yīn谋组织政变队伍”，以此来陷害贺龙与彭真。 这完全是一件子虚乌有的事。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1966年初，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北京军区为卫戍区组建了一个团，准备担负民兵训练任务。他们一时找不到营房，恰好北京各大学有部分师生在农村搞“四清”．有些空房。为了应急，卫戍区派人到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去为这个团联系借房。事有凑巧，卫戍区借房的时间和“二月提纲”事件相近。当时，“怀疑一切”的思潮泛滥。北京大学团委有一个干部，即以《触目惊心的二月兵变》为题贴出大字报，提出了借房是要搞兵变的“假说”。 康生是有意借此大做文章，血口喷人。 1980年IO月16日，中共中央批转的《关于康生问题的审查报告》中指出：“一九六六年七月前后，在北京市闹得满城风雨的所谓‘二月兵变’事件，纯系康生图谋打倒彭真。贺龙同志而制造的谣言”。1982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为贺龙同志彻底平反的决定》中也指出：所谓贺龙“yīn谋篡夺军权”搞“二月兵变”等问题，“完全是林彪、康生等为陷害贺龙同志而蓄意制造出来的谎言。” 堂堂一个政治局委员，竟然会公然制造谣言，蒙骗人民，其堕落的程度可想而知。顾问尚且如此，“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是何模样，可想而知了。 不久，林彪也亲自出马了。1966年8月28日，林彪把吴法宪这位空军政委叫到毛家湾地的寓所，对他说：“贺龙是有野心的，到处chā手，总参、海军、空军、政治学院都chā了手。”“你们空军是一块肥ròu，谁都想吃。你要警惕他夺你的权。”他让吴法宪把贺龙“chā手空军”的情况写个材料送给他。 吴法宪唯唯称是，回西郊做文章去了。 9月2日，林彪打电话给海军副司令员李作鹏，对他说：“你要注意贺龙。贺龙实际上是罗瑞卿的后台，拉了一批人来反对我。军委很快要开会解决他的问题。你就这个问题尽快写个材料。” 李作鹏遵旨照办。 林彪为什么策动这两个人来诬告贺龙呢？也是事出有因。 1959年，林彪接任国防部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以后，便在海、空军拉拢了一批人，打击一些不愿意盲目跟他走的干部，因此，罗瑞卿被罢官以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时，这两个单位内部的斗争十分激烈。在海军，李作鹏在林彪支持下大搞地下活动，制造假材料，想把海军的一些领导干部打成“罗瑞卿分子”，以便把海军的权力抓在手里。在空军，吴法宪的种种派别活动，受到了不少干部的抵制，斗争一开始就呈胶着状态，吴法宪一直处于被动地位。为了摆脱困境，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51 章 他采取了不正当的手段，妄图把不跟他走的干部打成“反党集团”。他们的这些问题，7月初，反映到了在北京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那里。他们指示中央军委去解决这两个单位的问题。 7月7日；中共中央军委举行常委会讨论海军问题。此时，贺龙已不再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了，但他看不惯李作鹏的不正当的地下活动，仍然仗义执言。在传达刘少奇、邓小平指示的“李作鹏等搞地下活动是不对的”时，贺龙忍不住chā话说： “搞地下活动是第一位的错误。有问题摆到桌面上来，要搞阳谋，不要搞yīn谋嘛！” 此话使善于搞yīn谋活动的林彪大为不快。 7月11日，中央军委常委又讨论空军问题。贺龙在发言中不避忌讳，严厉批评了吴法宪。指出他在空军工作中“只报喜，不报忧”，“政治思想工作薄弱”，“有许多东西是假的”。空军，是林彪亲自抓的“点”。贺龙的这种批评，能使林彪高兴吗？ 会议对这两个单位的问题展开了讨论，与会的老帅们集中批评了李作鹏和吴法宪。林彪一看，情况不妙。为了稳住自己由阵脚，他匆忙提出：“海空军的问题要解决，海空军现在的班子不要动。” 但是，贺龙不知深浅，突然针锋相对地说：“根据刘少奇、邓小平同志的指示，个别的可做些调整嘛！” 林彪一时又陷入了被动，十分恼怒。 现在，林彪看到时机已到，可以同贺龙算帐了，所以，他向这两位卖身求荣者耳提面命。 更为恶dú的是，林彪通过叶群，策动了一个叫宋治国的来诬告贺龙。 宋治国何许人？他是中央军委办公厅警卫处长。此人常在林彪、叶群身边走动。9月5日和6日，有人看见，叶群在人民大会堂把宋治国拉到了西大厅，窃窃私语了很长一段时间。过了一会，宋治国便出来找毛笔和白纸。 有人问他说：“宋处长，你要练毛笔字吗？” 宋治国看见问话的人同他关系不错，便悄悄地说：“不，叶主任jiāo给我一个重要任务。” 朱治国找到了纸和笔，自己端了一张小桌，放在西大厅一个不引人注意的角落，伏案作起文章来了。人们看见他一连忙了两天，因为是“叶主任”jiāo的“任务”，谁也不便多问。 宋治国写了四封揭发信，亲自送到了叶群办公室。 叶群是很会做戏的。她当着办公室一些秘书的面，故弄玄虚。 她问来治国：“你写的这些材料是否都是事实？是，我们送走；不是，我们就不送了。” 来治国当然知道叶群的意思，忙说：”‘完全是事实，我负责。” 但是，叶群仍然是心虚的。这是玩弄yīn谋者的特有心理，于是，她又让办公室的秘书就此事写个证明。1966年9月27日，三位秘书写了一份《关于宋治国写材料情况的证明》，证明宋治国写的材料完全出自“自己的主动和自愿”。宋治国写的诬告，由林彪办公室里的人来写“证明”，这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不打自招！ 宋治国写的是什么“材料”呢？ 198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在对林彪、江青等十名主犯起诉时，公布了宋治国诬告信的原件。 宋治国写道： “罗瑞卿的家里办公桌玻璃板底下压着一张照片，其中有贺（龙）、薛明、罗（瑞卿）、郝治平四人合影，天天看，但没有主席的照片。” “我觉得贺（龙）与罗（瑞卿）、彭（真）、杨（尚昆）反党分子来往很为密切。他们经常密谈”，“常在他（指贺龙）家的人神态不正常。” “贺（龙）本人自己房间里亲自保管着一支精制进口小手qiāng，夜间睡觉时常压在自己的枕头底下，外出带上，不知为了什么？”“这支qiāng最近两个月又每天放在枕头下，最近外出也自己带在身上。” “他对警卫人员的教育不是以政治挂帅，而是业务挂帅，如教育人家如何将qiāng法练好，并要求每个警卫人员要练得百发百中。” “听说体委自动销毁了一百二十部电台，此事甚为可疑。” 这里抄录的是未治国诬告信的部分内容，你只要有一点分析的头脑，一看便可知晓皆为捕风捉影、无中生有。林彪、叶群利用这样的材料来达到他们的目的，其卑劣程度不言而喻了。 后来，还有告密说：贺龙把手qiāng放在家住中南海的国家副主席董必武女儿那里，以便贺龙“借到怀仁堂开会之机，用来暗杀毛主席”。这真是二十世纪的“天方夜谭”。 关于这件事，董必武的女儿董楚青在《我的爸爸董必武》一文中有详细的叙述。笔者在此引述一些有关段落，也许长了一点，但却有许多丰富的内涵，务必请你耐心地读一下。好在董楚青的文字很生动，很好读的： 1967年春末夏初的一个中午，爸爸刚刚从中央开了会回 来，走到后院来叫我，我闻声赶忙跑过去。爸爸的精神有些 不安。……爸爸微微地皱着眉，看着窗外的蓝天，慢慢地问 我说：“是不是贺老总给了你一把手qiāng？”爸爸的情绪感染了 我，我“嗯”了一声承认着。爸爸转过脸看着我，两只手都 挂在后腰间，又问我说：“这qiāng是不是叶向真在文化大革命初 jiāo给你的？说是替贺老总收藏的？”我听了这话，简直莫名其 妙，但也品出些不对头的味道。我于是先回答了一句：“不是。” 就赶快搜拢那逝去了十多年的记忆…… 那是我们搬入中南海前的一个夏末的星期日，哥哥约了 叶剑英叔叔的儿子选宁和女儿向真等一大帮孩子——大部分 是男孩子，我实在记不清都有谁了，那时我也跟在哥哥的后 面。我们一起去看望贺老总。贺老总在他的客厅里愉快地接 待了我们，他手里拿着已和他浑然一体了的烟斗。贺老总豪 爽的气质鼓励了所有在坐的年轻人，男孩子们纷纷向贺老总 要鸟qiāng，贺老总一口答应了，并立即让他们自己去挑选。…… 男孩子们一涌而出，只有我还坐在那里，尽管心里也想 要一支qiāng，但我有点胆怯，不是怕qiāng。心里正盘算着怎么说 明白女孩子也可以玩qiāng，也应该玩qiāng。也许贺老总看出了我 的犹豫，他走了过来，站在我的面前，把烟斗从嘴里拿出来， 微微地弯了腰，背过手去，问：“给你什么呢？也是qiāng，好不 好？”我高兴得站起来，连连说：“好，好，好！”贺老总笑了， 回头叫着一个什么人，说：“去把那支小手qiāng给女娃娃拿来。” 拿来了，那是一支小巧的手qiāng和四粒子弹。qiāng完全象一个玩 具。…… 回到家里，我们送给妈妈看了……妈妈又教我擦qiāng，她 是打过仗、带过兵的人，qiāng对她来讲并不陌生。擦好qiāng，统 一由妈妈收藏起来了…… 爸爸听了我的叙述，精神明显地松快了，说：“今天开完 会，总理留住我，说：‘你女儿在北京吗？’我说：‘在呀！’总 理小声地说：‘有人说，你女儿最近从叶向真手里接收了一支 小手qiāng，qiāng是贺龙同志的。那人还说，贺龙同志借到怀仁堂 开会之机，到你女儿那里拿qiāng，来暗杀主席的。’”我听了这 个类似《天方夜谭》的话，感到无限惶悚和愤懑！…… 爸爸说：“你去把qiāng找出来，jiāo到中南海警卫局。现在就 去找” 当天下午，在妈妈的帮助下翻箱倒柜地找到了我阔别了 十多年的小手qiāng。那可爱而又可怜的珍品，被几层布包着，因 为多年没有人动它，它锈蚀了，qiāng栓都拉不开了。…… 第二天早饭后，爸爸要我立即把手qiāng送到警卫局。…… 警卫局出来了一位三、四十岁的男同志。他听了我关于qiāng的 全部叙述后，查看了qiāng，先轻轻地拉了拉qiāng栓，拉不动，才 又鼓起很大的劲去拉，这样，才动了一点。他笑了笑，说： “这支qiāng根本没法用了。”他收了qiāng，走了。 读了这一段真实的故事，人们会有什么感想？董楚青在文章中十分感慨地说：“现在想起来仍然感到十分对不起贺老总！不过，我想，也许正因为它的锈蚀，恰恰倒说明贺老总不可能用它去谋杀主席了！在陷害贺老总的万千个假罪中，该少掉了一桩吧？” 然而，林彪他们可不管真与假。他们要以假为真，到máo zé dōng那儿去“告状”。经过如此这般地一番策划，林彪将吴法宪、李作鹏、宋治国以及其他一些诬告，陆陆续续、一份一份地送给了máo zé dōng。 林彪为什么要整垮贺龙呢？仔细分析起来，既有突出的现实原因，也有深刻的历史原因。 贺龙在林彪“休养”期间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同叶剑英。罗瑞卿一道，通过推广“郭兴福教学法”，搞“大比武”’，刮起了一股强劲的军事训练的旋风，同林彪精心谋划的“突出政治”大唱反调，而且，还得到了máo zé dōng的首肯。这使林彪感到了一种威胁，既怕他那套“突出政治”失效，又怕máo zé dōng委贺龙以重任而把他挤掉。他不能坐以待毙，必须行动。这是近因。 但是，还有更深远的历史原因。1943年，贺龙到延安担任联防军司令员，同máo zé dōng接触甚多。有一次，máo zé dōng同他谈起了林彪。说遵义会议期间，林彪表面上承认máo zé dōng的领导，背地里却经常散布不满，甚至骂娘，到了会理，又给中革军委写信，要求更换中央领导人；1937年，洛川会议时，林彪不顾大局，对是否留兵保卫陕甘宁边区默不表态，máo zé dōng甚为不满，等等。不知怎么搞的，máo zé dōng跟贺龙的这次谈话，被林彪知道了。他一直很紧张。搞yīn谋的人，最怕别人揭发出他历史上不怎么光彩的地方，所你还是过去的三条：忠于党，忠于人民；对敌斗争狠；能联系群众。” 接着，máo zé dōng岔开了话题，同贺龙扯起了民国之初的护国战争、护法运动中的一些历史问题，扯了很长一段时间。其实，贺龙此时此地那有心境谈这些遥远的往事呢！ máo zé dōng是有保留的。他只给了贺龙一封吴法宪的诬告信，其他材料没有拿出来。 处在痛苦和恼怒中的贺龙元帅，实在想不到，máo zé dōng同他谈话后的第三天，即9月8日，林彪召开了一个没有贺龙这位军委常委参加的常委扩大会，即“小型打招呼会”。他向出席会议的人打招呼说：贺龙的问题很严重，他担心máo zé dōng百年之后，贺龙会闹事，对贺龙的“夺权yīn谋”要“提高警惕”。 隔了一天，9月9日晚上，máo zé dōng却让秘书徐叶夫给贺龙打电话说：“经过和林彪还有几位老同志做工作，事情了结了，你可以登门拜访，征求一下有关同志的意见。” 贺龙放下电话，自言自语地说：“有什么能耐摆到桌面上来嘛！背后摘咕算什么本事呢？” 他对林彪他们暗地里的活动十分气愤。他坐在沙发上，抽着烟，半晌才冒出了一句话： “哼，告我的yīn状，我不怕！” 不过，贺龙是遵守纪律的，他还是听从máo zé dōng的话，到毛家湾和那几位老同志那里征求意见去了。然而，结果对他很不利。 在毛家湾，贺龙当面向林彪征求对他的意见。 林彪说：“贺老总，我对你没有意见。”． 多么虚伪的一个伪君子！向máo zé dōng密报的人竟有脸说出这样的话。中国共产党确立这样一个人当接班人，岂非历史的大玩笑？ 贺龙说：“不，林总，总会有一点吧？” 林彪停了一会，扬起那张死一般yīn冷的脸，似乎想起什么似地说：“要说有呢，也只那么一点点，就是，你的问题可大可小，主要是今后要注意一个问题：支持谁，反对谁。” 林彪话中有话，弦外有音。他把贺龙逼到悬崖上，又给他放出一个信号：你要是支持我，一切好说，问题就小了；要是不支持我，用力一推，你就掉下去了，问题就大了。由你选择。林彪得意地暗暗一笑。 可是，我们这位元帅不知是未能听出其弦外之音，还是没有看到林彪风头正健、权势正重的特殊地位，或是他故作糊涂，也回敬一个言外之意。只见贺龙淡淡地回答说： “林总，我革命这么多年，支持谁，反对谁，你还不清楚。谁反对党中央、毛主席，我就反对谁；谁拥护党中央、毛主席，我就支持谁。” 林彪没有再说什么。他把瘦瘦的身体理在沙发里一动不动，他在回味贺龙此话的意思。他感到贺龙这是回敬他，也是话中有话。他那两条浓黑的眉毛微微一动，下决心搞掉贺龙，决不手软。 贺龙坦然起身告辞。他不知道，这次只身来访曾使林彪、叶群如临大敌，他们被自己制造的谎言吓破了胆。据林彪办公室秘书张云生198o年5月18日证实，林彪听说贺龙来访，神经立即紧张起来。叶群慌忙布置了几名警卫人员埋伏在大厅一侧的落地帷幕后面。叶群吩咐说：“你们几个躲在这里，把手qiāng拿在手上，子弹推上膛，谁也不准咳嗽，不准发出一点声响。我负责观察动静，一有情况，我一挥手，你们赶快冲出去，用身体和生命保卫首长。” 真是做贼心虚，贻笑大方，可悲可恶！ 贺龙还去拜访了几位老同志，但是，贺龙不知道他们都参加了“小型打招呼会”，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52 章 此，或者背过脸去，缄口不语；或者违心批评，附和形势。贺龙有苦难言，悄然回家。到了这时，我们这位元帅已经完全感觉到了林彪的威逼，感觉到了自己极为危险的处境，然而，他不愿束手就擒，所以，在12月28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máo zé dōng突然跟他打招呼，请他坐到前排来时，他微微一笑，并不问máo zé dōng此举有何内涵，竟然毫不推辞，大大方方地坐到了máo zé dōng的身边。这一举动，使林彪深感不解，如坐针毡；令一些人莫明其妙，呆坐不动。 一个即将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政治局委员，坐到了发动这场“大革命”的党主席身边。我们的元帅最后一次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竟如此富有戏剧xìng和讽刺意味！ ------------------ 26、西花厅不能住了，他被送到了西山。周恩来伤神地 说：“等秋天我去接你回来。”天凉了，叶黄了。贺龙 茫然若失：“总理已经无能为力了。” 时间到了1966年底1967年初，中国社会发生了剧烈的震dàng。人们惊恐地注视着这场“文化大革命”，目瞪口呆，不知所措。他们弄不明白好端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这段时间里，发生了一些令人惊心动魄的事： 江青、康生等人公然鼓吹打倒国家主席刘少奇，说他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全国掀起了“打倒刘少奇”的狂澜。1967年1月13日，刘少奇在人民大会堂向máo zé dōng提出两项要求：一是广大干部是好的，主要责任由我承担。尽快把他们解放出来；二是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的职务，和妻子回延安或老家去种地，以尽快结束“文化大革命”，然而，máo zé dōng没有接受。 一大批老革命家、党政军领导人横遭蹂躏。他们被揪斗，被囚禁，被dú打，人权和法律dàng然无存。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垮台。“无产阶级司令部”一手摧毁了中国共产党地方各级党委，无政府主义的幽灵在中国大地上四处游dàng。 “一月风暴”，全面夺权如疯如癫。中国真的天下大乱了。 在这样险恶的形势下，贺龙焉能逃脱得了？1966年12月，江青在清华大学专门把贺龙的儿子、清华大学的学生贺鹏飞找来，对他说：“你爸爸犯了严重错误，我们这里有材料。你告诉他，我可能要触动他啦！”“你妈妈也不是好人。”江青是很懂得造舆论的。她去清华大学找贺鹏飞，正是为了制造打倒这位元帅的舆论。不久，在一次群众大会上，江青又大声宣布：“贺龙有问题，你们要造他的反！”“要把贺龙端出来！”这样，“打倒贺龙”的大字报一夜之间贴满了北京街头。打冲锋的是体育系统的造反派。他们把揪斗的目标从荣高棠等人的身上移到了贺龙身上。造反派们日夜不停地一批一批地包围着东jiāo民巷8号。薛明曾向中共中央办公厅报告说： “一批一批的人来我们家，共事先就掌握了家里的一切情况，连什么东西放在哪里都一清二楚，一下子抢走7所有的机密文件。” 周恩来出面了。12月26日，他对贺龙说：“你身体不好，在家中，造反派天天找你，你得不到很好的休息。组织决定，你暂时搬到新六所去住。家中的事情由我来管。” 贺龙搬到了位于万寿路附近的新六所。这里，五十年代曾作过苏联军事专家的招待所。现在大部分房屋已经破旧，无人居住。然而，这里也不是贺龙的避难所。搬来不久，解放军政治学院的造反派们便得到了消息，扬言要到新六所来批斗贺龙。 薛明着急了，三次向周恩来告急。她还能找谁呢？只有一个周恩来了。但是，不知为什么，迟迟未见答复。贺龙本不愿意住在这里，他对薛明说： “有什么了不起的事。他们是瞎胡闹！走，我们回东jiāo民巷，同他们去讲理嘛！” 元帅太天真了。受人cāo纵，灵魂变形的造反派同他们的幕后人一样是无理可讲的。 薛明无奈，只好跟随他坐车进城。 经过中南海的时候，贺龙突然想起来了，应该先向周恩来报告，他说： “我们先去见见周总理，向他报告一下，我们搬回家去了。” 周恩来正在人民大会堂开会。秘书对贺龙夫fù说： “总理让你们先在这里休息．暂时不要回家。”并且，在西花厅给他们夫fù搭好了床铺。 贺龙夫fù便在周恩来家里住下来了。 薛明后来回忆说：“在这段时间里，总理对我们关怀备致。邓大姐还叫秘书带上便笺来对我们说：‘想吃点什么就写上，请厨房的同志们做。’总理工作十分繁忙，有时叫人把他准备好的饭拿到我们住的地方来，以便利用吃饭时间和我们谈话。贺龙同志很觉不安，多次列”我说，不应再打扰总理。我们每天都看到总理一直忙到天亮才回家。回家以后，还要批阅文件。” 但是，周恩来越来越忙，每天从他们的住处匆匆而过。贺龙站在窗口，长久地看着周恩来的背影。他说不想打扰周恩来，其实，他的内心是多么想同周恩来推心置腹地谈一谈。现在肯帮助贺龙的只有他啊！ 贺龙住在西花厅的日子里，中国社会已被夺权的风暴颠簸得快要失控了：安徽省委第一书记，铁道部部长被迫站在大卡车上，顶着凛冽的寒风，在天安门广场被人揪斗；煤炭工业部部长被戴上十来斤重的铁帽子接受批斗，最后，遭dú打身亡；东海舰队司令员突然不明不白地死在舰队的一个招待所里……太多的残酷，太多的血。 贺龙虽然住进了中南海，林彪他们的yīn谋活动却不断升级。1967年1月9日，林彪在军委碰头会上说：贺龙是个土匪，几十年来灵魂深处是个大野心家，经常请客吃饭，拉拢干部，在各军区、军兵种都有他的人，是反毛主席的。他到处夺权，是个“刀客”。实际上，林彪已经在军内宣布，贺龙是打倒的对象。于是，他们开始在全国各地揪斗贺龙的亲属、贺龙的部下以及同贺龙有过工作联系的人，想从他们那里罗织贺龙的“罪状”。 在这样的形势下，1967年1月19日下午4时，周恩来、李富春来到西花厅，同贺龙正式谈话。所谓正式谈话，就是说，这次谈话是代表组织，代表党中央的。 周恩来说：“本来这次谈话还有江青同志，但她临时说有事不来了。” 江青是很鬼的。她是“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对这样一位政治局委员的“正式谈话”，她为什么不来呢？ 周恩来告诉贺龙说：“林副主席说你背后散布他历史上有问题。说你在总参、海军、空军、装甲兵、通信兵到处伸手，不宣传máo zé dōng思想，毛主席百年之后他不放已” 周恩来传达的是林彪的意见，其实，周恩来很明白，贺龙作为军委副主席同这些单位都是工作关系，谈不上伸手不伸手。林彪说的“伸手”，不过是因为这些单位都有一些贺龙的老部下，红二方面军的干部，真是可笑之极，但是，周恩来又不能不说。 周恩来还谈到一些历史问题。他说；“还有，关于洪湖的‘肃反’扩大化问题，你、夏曦、关向应都有责任。你要好好地想一想。” 贺龙听了周恩来的谈话，有很多话要说。实在按捺不住了，他站起来想申述自己的观点。周恩来何等聪明，不等贺龙说话，便阻止他说： “你不要再说了。毛主席不是保你的嘛！我也是保你的。我给你找个地方，先去休息一下，等到秋天，我去接你回来。” 周恩来留下这个许诺的时候，暗然伤神。 贺龙木然地站在那里。周恩来的“正式谈话”，使他伤心极了。他没有想到党组织会这样来看待他。半晌，他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我没想到把我看成这样的人。” 周恩来没有再说什么，只说了一句：“我还有事要办”，便同李富春匆匆离开了西花厅。 l月20日凌晨三时，周恩来派杨德中和负责警卫工作的杨青成护送贺龙夫fù到了北京西山一个偏僻的去处。 这是一处建在半山腰的平房院落，三面环山，有一条路可以出入。这里，除了贺龙夫fù和几个警卫战士之外，看不到什么人。环境清静，没有尘世的喧啸。如果是文人学者来此读书、写作，自是一处佳境，然而，对于我们这位大半辈子都是在激烈的战斗和紧张的工作中渡过的元帅，让他突然离开群众，离开工作，到这样一个与世隔绝的山沟里来，实在使他难以忍受。何况，他身背不白之冤，不知来日之短长、命运之祸福。他怎能安得下心来在此“休息”呢？ 他躺在木板床上，叹着气对薛明说：“我是真不愿到这个鬼地方来呀！我真不明白，别人不了解我，难道总理还不了解我？”说着，他坐了起来：“洪湖的事我可以考虑，其他事情都是林彪对我的陷害。我在旧社会见过各种人，碰到过各种主义，选择来选择去，最后认定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从此以后，我就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共产党和共产主义。两把菜刀闹革命、北伐、南昌起义、陕甘宁、晋西北，谁不知道我贺龙？毛主席不是赞扬过我吗？我要回去，找他们算帐。” 周恩来的“正式谈话”，看来深深地刺痛了这位一生对党忠心耿耿的老元帅。敌人的诬蔑，他不在乎；党的误解，他很难承受。他起身穿上鞋，走到院子里，望着周围象要压下来的高山，叹了口气，又走了进来，颓然坐下。他象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雄狮，整日烦躁不安，坐卧不宁。 周恩来的“正式谈话”，给他的压力实在太大了。据薛明说．这段日子里，贺龙同她的谈话，反反复复都是围绕着这次谈话的。 贺龙对她说：“说我背后散布林彪历史上有问题，这完全是无稽之谈。说我到处夺权，不宣传máo zé dōng思想，也是林彪他们编造的。你有证据吗？能有人相信吗？这话听起来厉害．实际上，完全是胡扯。” 谈起洪湖的“肃反”，他感到委屈。他说：“湘鄂西‘肃反’。说我要负多大责任，我想不通。当时，我不是‘肃反委员会’的委员，审讯、杀人我都不知道。”“过去，同逸群曾经跟我说过，要警惕‘老鸡婆’（机会主义分子），我懂得什么‘老鸡婆’？我参加党才那么几年，政治水平只有那么高。要说我当时作为最高负责人之一，最终没有保住段德昌这样的一大批好同志，使党的事业受到了损失，我是有责任的，但也不能各打三十大板。那样是不公平的。” 过了一些日子，贺龙的心情平静了一些。他开始用读书、看报来消磨这难熬的岁月。书，只有一套《máo zé dōng选集》，报纸到给了两种：《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人 当时的中国，已经失控，到处都在夺权。各有背景却又观点相异的派别为夺权争斗不休，甚至动用武力。打、砸、抢。机之风蔓延全国。军队也乱了。当时担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的徐向前元帅在《历史的回顾》一书中是这样叙述的：“当时，军队乱得一塌糊涂。各大军区的主要领导同志纷纷来京，住在京西宾馆‘避难’。驻京部队的许多领导干部，有的被一派揪走，有的被一派成起，不知下落。各地的‘造反派’无法无天，到处哄抢档案、查抄文件、冲击军事机关、抡劫武器弹yào……军队指挥失灵，无法担负战略任务。我们叫天天不应，叫他地不灵。” 贺龙读着报纸，心似潮涌，忧心如焚。他对薛明说：“这是要不得的啊！连起码的生产都不搞了，将来人民吃什么、穿什么呢？”“建国这么多年，大运动经历了好几次，难道还有这么多反革命，还有那么多的组织和干部需要打倒和砸烂吗？” 晚上．他又拿起一张报纸，抖动着说：“洪湖大搞‘肃反’时，有多少好同志呀！都是忠心耿耿的，能打仗，有本事的，都被诬陷为改组派而杀掉的，啊，一滩滩的血，真是血的教训噢！把革命的同志当作敌人对待，是要不得的呀！我真担心有人再搞这一套。” 这个时期，中国的报纸在报导重大政治活动时，都要刊登出席会议人员长长的名单，这也是一种政治晴雨表。贺龙在百无聊赖中，也养成了看名单的习惯。每当地看到一个熟悉的干部名字时，嘴角上会挂着笑意；发现过去同他一起战斗过的老干部不见了，便会自言自语地说：“大概又和我连到一起了。要是我能出去，替他说上句把话就好了。” 他仰天长叹，无法释怀。 老俩口相濡以沫，在西山共度艰难。这里用水要自己从外面抬。一个下雨天，夫fù俩往屋子里抬水的时候，薛明叮嘱说：“你当心点，地下滑。” 贺龙笑着说：“不要紧，你也小心点。” 话刚说完，贺龙脚下一滑，“咕咚”一声，摔在台阶上，水泼了一身，腰也扭伤了。 贺龙疼痛难忍，顺口说：“腰扭了，能找个热水袋敷一敷多好。” “到哪里去找热水袋呀？”薛明感到为难。想着想着，她笑了，对贺龙说：“我来给你做热敷。” 她能做热敷？用什么做？贺龙感到茫然。 只见薛明紧搓双手，把手心搞热了，然后，按在贺龙扭伤的地方。 贺龙感到了一股热流，不知是薛明的手热，还是他自己的心热。心想，真难为她了。他幽默地说：“想不到，薛明的两只手还是个小小的发电厂呢！” 贺龙的头发、胡子长了，薛明用做衣服的剪子给他理发、修胡子。她哪里会理发？不过是把头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53 章 发剪短一点而已；胡子嘛，到修得比较整齐。贺龙用手摸摸头发和胡子，对薛明说： “很好。薛明还真行，同北京饭店理得也差不多，完全可以去参加宴会了。” “啊呀，你就不要穷开心了。”薛明笑了。 贺龙望着窗外高耸的青山说：“我币是穷开。O。他们越是迫害我，我贺龙越应该是贺龙的样子。” 这是他的心声，他是不会屈服的。他要用各种可能的办法同迫害他的人斗到底！ 在西山的日子里，夫fù俩已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了，但他们却在为自己的孩子而耽心。 贺龙有四个孩子：贺捷生、贺鹏飞、贺晓明、贺黎明。贺龙知道，那些人是不会放过他的孩子的。在西花厅住着的时候，他听说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造反派’”正在抓捕他的孩子。杨德中、杨青成送他们到西山，临走的时候，贺龙拉着杨青成的手说： “大老粗，今后我们会见面的。有件事拜托作，你要替我保护好孩子，说什么也不能让他们给抓去呀！” 杨青成点了点头。 现在，已经过了两个月了。孩子们怎么样了呢？有没有被抓走？到哪里去了？还活在人世吗？贺龙日夜思念，心急如焚，但却闭口不言，从不向薛明提起。薛明是很爱孩子的。贺龙怕触动做母亲的那根最脆弱的神经，增加她的痛苦。她已经被我连累了，不能再让她的心灵受伤害了。感情多么丰富细腻的元帅啊！他不只是一个能征惯战、使敌人闻风丧胆的老帅，也是一个有血有ròu。有喜怒哀乐的普通人！ 其实，薛明也在天天思念他的孩子，日夜为孩子的命运煎熬着。她是个母亲啊！她内心的痛苦比贺龙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她也从不谈起孩子，怕的是引起贺龙的耽心。他身上的压力已经够大的了，怎么能再把这份痛苦给他加上去呢？薛明曾经瞒着贺龙，向中共中央组织部提出：作为父母，很想念孩子，能不能让我们见见他们。然而，沓如黄鹤，没有答复。从此，她只好把思念的眼泪往肚子里流。 3月下旬，杨德中代表周恩来到西山看望他们，对贺龙说：“老总有什么事要我办吗？” 贺龙终于憋不住对孩子的思念，对杨德中说：“我的孩子现在不知怎么样了？我这个父亲保护不了他们，总可以知道他们的下落吧？我想请总理帮助我找找孩子。” 杨德中说：“老总，我回去就向总理汇报。” 几个月过去了，还没有音讯，贺龙十分担心。一天，警卫人员递给他们一封信。谁写来的信？他们到西山来是秘密的，大概除了周恩来，别人都不知道，谁能写信给我呢？贺龙疑惑着。薛明已经打开了信封。 “是幺女的信！”薛明高兴得叫了起来。 孩子来信了，这太好了，怎么能送到这边来呢？他明白了，这一定是周恩来派人找到他们的。真要感谢总理啊！ 贺龙推想得没有错。 周恩来听了杨德中的汇报，马上就派人去找。皇天不负苦心人。他终于找到了躲在何香凝老人那里避难的贺龙的小女儿贺黎明。 何老的住室，是中央规定不许任何人冲击的“禁区”。贺黎明．躲在这里自然比较安全。周恩来让她给爸爸妈妈写封信。 贺龙从薛明手上接过信纸，戴上老花镜，认真地看了好几遍。 贺黎明在信上说：我很好，很想念爸爸妈妈。哥哥（贺鹏飞）、姐姐（贺晓明）隐姓埋名在一只海船上劳动，表现也很好。八级大风也不晕船，水手们对他们很爱护。 后来，薛明才知道，三个孩子在走投无路之中，打电话给廖承志夫人经普椿。廖家素来尊敬贺龙。经普椿马上找到了正在中南海避难的廖承志。 廖公一听，立即回答：“收下他们，全部收留，再难也要收留。” 这样，贺鹏飞带着妹妹晓明、黎明住进了廖家，可是，住下以后，他们才知道，廖叔叔处境亦很艰难。他们三个人住在这里，目标太大了，会给廖叔叔带来更多的麻烦。兄妹三人商定，另觅。藏身之所。 第二天一早，他们向经普椿倾吐心迹，说明去意。经普椿说什么也不同意，但是，鹏飞兄妹去意甚坚，最后，只得把十六岁的小妹黎明留在了廖府，兄妹两人拿着经普椿给的钱和粮票，藏躲于茫茫人海之中。后来，隐姓埋名到一只海船上做了苦工。 有一天；廖公获准悄悄回家看望何香凝老人。他把黎明拉到身边说：“好，好，你就住在这里。” 他又告诉经普椿说：“实在危急，就用妈妈这把保护伞。” 就这样，贺黎明躲在何香凝的居室里，渡过了最险恶的日日夜夜。 贺黎明这封短短的信，给两位日思夜想的父母，带来了无比欢乐。一连几天，贺龙都十分兴奋，他心上的石头落了地。他一遍一遍地读着这封信，不时地念叨着：“幺女哟，我们的幺女来信喽！” 一天，他突然对薛明说：“我要给幺女、小龙他们写信。” 薛明理解贺龙的心情，说：“写吧，我来写。” “不，我写。”贺龙有生以来从未给自己的孩子写过信，这次却要自己动笔了。 他戴上老花镜，伏案写起来。从此，便一发不可收拾，隔一段日子，就要给孩子们写一封信。他在给小龙（贺鹏飞）的信中说：“今后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你要跟着共产党干革命，这个决心不能有丝毫动摇。” 其实，他写的信，只能是做父母的一种自我安慰。这封封充满父爱深情的信，孩子们是一封也收不到的。 孩子有了着落，现在只等着秋天的到来了。贺龙在盼望着秋天。 薛明这样描述说：“从树上出现最初一片黄叶的时候，贺龙同志就时时掀开窗帘的一角向外眺望了。他久久地望着山下不远处通往北京的那条公路，直到掀着窗帘的手酸麻了，才怅然地离开。可是，过不了一会，听见点什么响声了，他又踱到了窗前。每逢这样的时候，我就心头发酸。我知道，他心里老记着年初和周总理告别时总理说过的话：‘到秋天我去接你回来。’” 他能盼望到什么呢？我的老天爷。 西山的树叶一片片地枯黄了，在萧瑟的秋风里，满山飘落。周恩来没有来接他。贺龙没有失望，还在等待着，企盼着。西山的落叶乔木露出了光秃秃的枝桠，经受着寒霜的侵袭，已经是初冬了，周恩来还没有来接他。日子一天天消失，山下的那条公路依然空dàngdàng的，没有一辆车影。他失望了，感到一种可怕的威胁正在向他逼来。 薛明也一样，感到了不祥之兆。她劝贺龙不委再去掀动那窗带了。周恩来不可能派人来接他回去了。 贺龙呻吟着，沉重地说：“总理没有派人来，说明总理也无能为力了。党内斗争这么复杂，可能总理自己也相当困难了。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全国都搞成这个样子，难道他不知道？我现在理解总理跟我谈话时的心情了。他说那些话，也是不得已啊！我们住在他的家里，林彪、江青那些人会不攻他？” 我们的元帅此时此刻心情十分复杂。他失望、愤懑，感到自己受了某种欺骗，厄运正在逼近，但他理解周恩来，感到周恩来处境之困难和无奈。一下子，他的心情变坏了。 终于，我们的元帅病倒了。他本来患有高血压和糖尿病，现在又感到疲乏、心慌、头昏、睡眠不好，脉膊跳动不规则。他又患了脑缺血失误症。薛明着急了，提笔给中共中央办公厅写了病情报告，请求给予治疗。1968年3月26日，贺龙被送进了医院。 但是，“文化大革命”已经败坏了一些人的灵魂。人道主义——这医务工作者应有的品格在他们身上dàng然无存，有的只是什么上面下达的“医疗为专案服务”。这位接诊医生竟说贺龙是“诈病”，在他的病历上写了“要知道，右派是从反面教育我们的人”，“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两行大字。这是什么病案？真是天下奇谈！搜遍天下病人的病历，也不会找到这样的东西，这是医生吗？不，这是被“文化大革命”扭曲了的可悲的灵魂。 在这样的情况下，贺龙怎能得到良好的医冶？不得已，住了几天，他要求返回了西山。 薛明见他这么快就回来，痛苦地摇摇头。作为妻子只能强颜欢笑，安慰丈夫。 贺龙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说：“你把它贴在我的床头吧！” 这是在延安时，máo zé dōng写给王观澜的信，是谈对待疾病的态度的。máo zé dōng说：“既来之，则安之，自己完全不着急，让体内慢慢生长抵抗力和它作斗争直至最后战而胜之，……” 贺龙是从医院里抄录来的。他要将此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与疾病和命运作顽强抗争。 贺龙告诉薛明，在医院里，一位战士对他说，有好几位老干部被打成了反革命L贺龙点着名数给薛明听，然后，愤愤地说：“这些干部都是反革命？他们也成了反革命了？我不信。看来问题复杂了，他们是要把老一代都搞掉噢！” 他激动起来，用手重重地捶着床板。声音一会儿便便噎了。 薛明怕他血压升高，赶快耐心地规劝他。 在贺龙住院期间，薛明想起很长时间没有给周恩来写信汇报情况了，便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汇报说，贺龙来西山后，对自己要求很严，许多生活上的事情都是自己动手，每天坚持学习，记笔记、练字，但对许多事情又感到委屈，无法接受，要求与总理谈一谈。贺龙回来后，薛明把信拿出来请他过目。贺龙看了一遍，对薛明说： “你写这封信要达到什么目的呢？你不想想，现在是1968年春天，已经过了周总理要接我回去的1967年秋天了。这说明总理已经无能为力了。这封信你发出去，很可能弄到林彪、江青、叶群手里。他们看了之后，还会以为你去向他们求情呢？我们要向他们求情？绝对不能。我就不相信，看他们要把我怎么样？”“我本来就是在共产党最背时的时候参加革命的，所以，无论多么背时，我都不怕。可是，现在搞成这个样子，党怎么办？国家怎么办？” 元帅无所畏惧，个人命运不值一论，但他却耽心着党的命运、国家的命运。这种心境，有谁会知晓？ 从医院回来以后，他的忧国忧民之心更重了。大概在住院期间听到了不少则、道消息”，使他不能平静。这当然是可以理解的。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他们这一代经过流血牺牲、艰苦奋斗缔造的，国家的命运，党的命运是与他们息息相关的啊！启己参与缔造的国家被弄得国不将国，老元帅能不痛心疾首吗？他常常对着报纸愤怒地责骂。 看到报纸上天天喊夺权。贺龙说：“他们在夺难的权7这些老干部跟着毛主席南征北战，是有功的嘛！是为无产阶级掌权嘛！都叫他们给夺去了。他们是什么人？” 四川省夺权，点了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等几个人的名字。贺龙敲着桌子骂道：“活见鬼！说他们搞‘独立王国’，这是有所指嘛！要搞我，就公开搞嘛！为什么要找替死鬼？老子不怕！” 晚上，他常常躺着躺着就坐起来，吸几口烟，对薛明说：“我看，我们党里出了鬼，出jiān臣啦。现在不是我们个人命运如何，而是整个党、整个国家处在危险之中，人民正在受舌难啊！’ 元帅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不能自拔！ 薛明看见他睡不好，吃不好，情绪波动很大，怕影响他的身体健康，心中分外焦急，总想弄出个办法来，使贺龙的情绪好一点。 一天，她对贺龙说：“我们俩个今天开下夫妻会吧！我给你唱支歌。” 薛明认真地唱起了战争年代常唱的歌。开始，贺龙坐在床上仔细地听着。这歌声，使他回到了遥远的如火如荣的年代。但是，他偶然向窗外一瞥，看见荷qiāng在门口走来走去的哨兵，不知怎的，刚刚好起来的心情马上被破坏了。贺龙把手一挥，说： “算了吧！你不要再表演了。我知道你这样做是为了什么。你的年纪也不小了，你这个表演，你自己的心里是什么滋味，你自己也很清楚的。” 说完，他苦笑一声，颓然睡下。 室内一片沉默，死一样的沉默。 ------------------ 27、中国大冤案。贺龙被“立案审查”。在“背靠背” 会诊之后，一代开国元勋，含恨离开了人间 贺龙悄然消失在西山，林彪他们却没有放弃整垮他的企图。 1967年2月14日，一个名叫晏章炎的人，写了一封信给“中央文革小组”，说，1933年，贺龙曾通过熊贡卿向蒋介石“乞降”，企图“叛变投敌”。 这是在歪曲历史，无中生有，颠倒黑白。 1933年夏，由于蒋介石重兵“围剿”和“肃反”运动的自我摧残，贺龙率领的红三军在湘鄂边处境艰难。蒋介石看准时机，派国民政府参议员熊贡卿到湘鄂边向贺龙游说。 这个熊贡卿，贺龙是认识的。1926年，湖南督军赵恒惕在任命贺龙为澧州镇守使的同时，让省参议员熊贡卿长驻澧州，监视贺龙。这次故人来访，游说劝降，贺龙毫不留情，将其逮捕。经中共湘鄂西分局批准，1934年l月23日，由贺龙主诗，在湖南龙山县灰岩塘进行了公审，立即qiāng决。贺龙在公审大会上说： “今天，我们要qiāng毙一个坏蛋，他叫熊贡卿。他干什么来了呢，是蒋介石派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54 章 来劝降的说客。这对我们红军是一个极大的污辱，同时，他又是一个好细。我们不可以放他回去。蒋介石的算盘完全打错了，他完全是痴心妄想！艰难困苦吓不倒红军，高官厚碌收买不了红军，yīn谋诡计也骗不了红军。” 1934年3月17日，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就此事给中共中央写了报告。 这个晏章炎密报的就是这一件事。 晏章炎又是何许人？他是武汉市第二十中学的一个教员。他的老子是蒋介石南昌行营第二厅厅长。当年蒋介石派熊贡卿去湘鄂边，具体事宜皆由其父一手承办。熊贡卿被杀，其父亦受责备。晏章炎利yù熏心，看到林彪他们要打倒贺龙，便想借此附势，有所获益，于是，将他从父亲那里听到过的一丁半点之事，编造了贺龙“乞降”的谣言，密报“中央文革”。 林彪看见此信，真是如获至宝。他马上批转给了江青、康生请人，并派出心腹人员佯作“调查”。其实，这件事无须调查，因为，湘鄂西中央分局给中共中央的报告就存放在北京郊区的中央档案馆里，拿出来一看便知。但是，他们却置历史档案于不顾，既不取物证，也不找人证，便将此事说成是贺龙“叛变投敌未遂”，并于7月12日正式上报中共中央。 林彪此时心喜若狂。1967年9月7日，叶群在一次中央日常工作会议上说：“贺龙在湘鄂西同guó mín dǎng大员秘密接头，企图投敌，问题十分严重，一定要立案审查。”参加所谓中央日常工作会议的，就是“中央文革”那帮人。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都在座。他们积极支持叶群的提议。到了9月13日，一个被蒋介石悬赏十万大洋买其人头的元帅贺龙，被中国共产党中央正式批准“立案审查”了。这真是一种莫大的讽刺。 这个专案组由康生、叶群亲自掌握。11月8日，康生、叶群主持讨论了对贺龙专案审查的《工作设想》。康生对专案组的人说：“不要客观主义，要有倾向xìng”，“要防止右倾”，“不要被同化”。 请看，专案审查竟可以不要客观事实，而要服从于他们整垮别人的那种“倾向xìng”。在六七十年代，被扭曲了的中国，多的是这样的所谓“专案组’：、他们根据cāo纵者的意志，收集“材料”，网罗“证据”，合我者用，异我者弃，成为那个时代毛骨悚然的莫须有罪名的制造者。 贺龙的专案组就是这样。他们不去查阅档案，却忙着从guó mín dǎng的报刊上复印敌人诬蔑贺龙的消息和报导；他们不去作公正认真的调查，却派人会同各单位的“造反派”，将贺龙的亲友、部属乃至其子女非法关押起来，严刑逼供，强令他们按专案组的意愿提供“罪证”。这样，不知有多少贺龙的亲友、红二方面军和一二０师的老同志，在西南军区工作过的人，上至大将、上将、中将，下到通讯员、警卫员、炊事员，轻者被批斗，重者被关押刑讯，受尽精神和ròu体折磨，成为当代中国一桩令人胆战心凉的大冤案。 1968年，专案组从中央档案馆拿到了夏曦、贺龙、关向应就熊贡卿一事给中共中央写的《湘鄂西中央分局来信》。信上说： “去年12月，蒋介石派一代表熊贡卿来游说贺龙同志，企图收编。熊先派一梁素佛来。贺龙同志首先即发觉和暴露来人之yīn谋，认为侮辱，提到中央分局。我们为要得到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及四方面军之破坏工作的消息，遂允熊来。据熊说，落已派四个人（有两个是浙江人）到四方面军去，中央苏区亦建立多年工作，此等人均做上层收买工作。我们乃将熊事公开举行群众审判qiāng毙之。” 说得多么清楚。这个报告给诬陷贺龙“叛变投敌”之说是无情的否决。但是，专案组要按林彪、康生、江青的意图颠倒是非，竟不将这个报告呈送máo zé dōng，把它隐匿起来，写了一份诬陷贺龙“投敌叛变未遂”的所谓调查报告，送到了máo zé dōng那里。 对于贺龙，专案组开始不闻不问，后来让他就这件事或那件事写证明材料，到了1968年下半年，他们才加紧了对贺龙的“审查”。因为，Ic月份要召开八届十二中全会，为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准备。他们必须就贺龙问题有个jiāo待，阻止其重新出山。专案组计划了一个同贺龙“面对面的斗争”方案。但是，被康生、江青、陈伯达还有叶群参加的所谓“中央文革碰头会”否定了。他们害怕贺龙“脾气大，怕斗不过”，不跟贺龙面对面，改成“背靠背的斗争”，即由专案组提出问题，让贺龙书面回答。 审查者害怕被审查者，你说，真理究竟在谁一边？ 9月18日，他们终于给贺龙送去了一份“要jiāo待的问题”，其中有：“南昌起义你干了什么yīn谋活动？你要如实jiāo待你的罪行。”“1929年你怎样派亲信持密信向guó mín dǎng乞降的？”“1933年蒋介石的招抚员熊贡卿去你处叙旧，你是怎样向他表示乞降蒋介石的？你，是怎样谈判的？最后达成什么协议？” 读过本书上面各章的人，都会明白，这些所谓“问题”，完全是于虚乌有，是故意制造出来的。 贺龙把这份东西往桌子上一摔，怒不可遏。他说：“真是活见鬼！那里有这种事？人都给我qiāng毙了嘛！栽赃，完全是栽赃！白日撞见鬼了。” 停了一会，似乎心情稍有所平静。他对薛明说：“我相信毛主席，不相信这些办事的人。27、28、33年的事情统统是假造的。他们想用毛主席指示来压我，完全是给我栽赃呀！” 他愤怒，他痛苦，一连几天吸烟很多，不停地在室内踱着步。一个一生对党忠心耿耿的党员，被党所冤屈，这是最令人痛心的。有时，他突然从踱步中坐下来，在笔记本上反反复复地写着两个大字：“冤枉！” 但是，不回答问题是不行的，他们代表的是党组织。几天以后，贺龙坐了下来，针对林彪他们的造谣和诬蔑，对历史作了详细的回顾。就南昌起义、湘鄂西“肃反”、qiāng毙熊贡卿以及其他一些问题的来龙去脉作了不掩饰、不夸大、实事求是的叙述，让薛明记录下来，作为强加给他的那些罪名的反击。此时，他还想，我写的这些材料或许máo zé dōng能够看到。 可惜，这只不过是他的一种幻想。 他写的材料是通不过康生把持下的专案组的。他们看了贺龙写的历史回顾，十分害怕。这一点，从现存的贺龙专案组档案中看得非常清楚。这里，只要例举一下康生在专案组上进的有关贺龙问题的材料上的批示，就可以窥见其一斑了。 1968年8月6日，康生在贺龙写的一份材料上批示说：“贺龙写的材料没有jiāo待一个实质xìng的问题”，“到底如何要他jiāo待，要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议一议”。 1968年8月21日，康生批评专案组不应该将贺龙写的材料原样上送。他批示说：“不摘要．不提问题，不说你们的看法，即送出传阅，这办法很不适当，望注意。”’ 1968年8月27日，专案组将贺龙写的有关材料作了摘要，并在上送报告上写道：贺龙写的材料“极力吹嘘标榜自己，不jiāo代（待）实质xìng的问题，并有诬蔑、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同志处”，“由于我们的水平低也缺乏历史知识，摘要的内容可能有错误，希首长阅后给予批评指示”。 专案组的日子大概也不太好过．看起来，真有点诚惶诚恐的样子。 康生阅后，在贺龙写的材料上批日：“极不老实’”，“吹嘘自己，掩盖错误，不jiāo待问题。我建议专案组要仔细研究，寻找漏洞，现在不必传阅，以免干扰”。 看来，贺龙实事求是的不屈服态度，使他门很难办。唯一的办法，就是封锁，“不必传阅，以免干扰”。他们很怕máo zé dōng看到事情的真相。 然而，年事已高的máo zé dōng，已经完全偏听偏信了林彪、江青、康生的诬告。在1968年10月13日举行的中共中央八届十二中全会上，máo zé dōng在讲话中说，他对贺龙不保了。 从1968年6月3日起，林彪他们的手伸进了西山，周恩来也管不了了，于是，各种迫害接履而至。贺龙夫fù陷入了困境。 “专案组”的人借口有人要来揪斗贺龙，不能被人发现，将整个居室蒙上了黑色窗帘，不许他们再拉开来，使他们整日见不到一缕阳光。 床上的被褥、枕头不知为什么也被收走了。有一段时间，贺龙夫fù只能睡在光秃秃的木板上，用手臂当枕头。 伙食更差了，两格圆形的饭盒，一格是盛不满的米饭，一格经常是清水煮白菜、萝卜，或者是老得似甘蔗皮的豆角。贺龙经常处于饥饿之中。薛明只得到允许他们活动的山边去挖些野菜，用饭盒煮煮给贺龙充饥。 有一次，薛明看到山边长着一种形似豆角的野菜，高高兴兴地摘了一大把用衣服兜了回来。贺龙过来看了看，对薛明说：“这个不能吃，你白费劲了。” 贺龙很懂得野菜。在长征途中，为了解决战士们的食粮，他曾带头尝过很多野菜。 薛明拿着这把野菜自嘲地说：“唉，真是空欢喜一场。” 水，也有了限制。“专案组”的人借口水源困难，弄水不方便，在大热天，只给一小壶饮用水、其他生活用水全靠老天下雨。只要一下雨，贺龙夫fù就忙着把大盆、小盆、茶杯、饭盒都拿出来去接雨水。整整四十五天只靠每天一小壶水生活。 最残酷的是在医疗上大做手脚。 贺龙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等多种疾病的老人，离不开yào物治疗。来西山以后，他们的医疗是由警卫一师某营营部一名姓沈的医生负责的。这位青年医生很关心贺龙，经常来看望他们，还不时帮助他们下山去买些必需的yào品和日常生活用品。贺龙夫fù很感激他。可是，到了1969年三月，姓沈的医生突然不见了，换来了另一名医生。后来，他们才弄明白，此人并非医生，而是一个根本不懂得糖尿病、高血压等内科疾病的神经科的男护士。据他自己说，是经过六次“政审”才挑选来的。此人一来，贺龙夫fù大遭其殃。 大概是有什么人的授意，此人一来就以检查yào品是否变质为名，强行收走了贺龙从家中带来的全部自备yào品；在用yào上，又借口yào少，减少了一些常用的重要yào品，这样，贺龙每天必需的降糖yào便没有了保证。专案组还指示此人说：“尽量用现有yào物；维持现在的水平就行，也不要象对待好人那样。” 一天，此人送来一些yào，其胶囊皆已破裂，yào末泄漏；胶囊上甚至还有黑色手印。薛明警惕xìng很高，非常生气地说：“这yào我们不能吃。弄成这个样子，谁知里面装的是什么。” 贺龙说：“把它退回去！要小心啊，他们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 过了几天，此人让一个战士来送yào。yào里忽然多了一片不知什么yào片。薛明发现了，提出了抗议和责问。 此人无奈，解释说：“这是选错了。” 贺龙生气地责问说：“把yào都送错了，你还是个医生呢！” 此人白白眼说：“哼，要不是上级决定，我还不愿意来呢！” 贺龙骂道：“什么上级？我骂的就是你那个上级！医生是救死扶伤的，是有人道主义的，你这个医生干什么的？” 他怒气冲冲地把手杖向门口一指说：“滚，你给我滚！” 此人无可奈何地走了。 贺龙对薛明说：“他们竟派来这么一个蠢人，和他吵吵心里也痛快些。他是来监视我们的，你骂他，他只有听着，向上面打小报告，反正谁也不敢来见我。” 贺龙说对了。这个人真的身负监视他们的责职。 一天夜里，突然来人要贺龙夫fù从住在半山腰的平房里搬到山脚下的平房里去。这位“医生”就住在这里。贺龙夫fù搬下来以后，不论是在走廊里散步还是去上厕所，都要经过此人的房间。他们的一切都在此人的视线之内。 薛明懂得了为什么要让他们搬下来的缘由，她指指房子周围说：“说不定，这屋里还为我们装了窃听器呢！我来找找。” 贺龙阻止她说：“你不用找了。有窃听器才好呢！我可以骂他们这些野心家、yīn谋家。毛主席也应该听听各方面的意见，再不能总让他们愚弄呀！其实，只要毛主席说一句话，就能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我们这些受冤枉的人，不要总是处在被告的地位，也让我们说说话。这可是关系到国家命运的大问题啊！” 这种不声不响的无情折磨，使贺龙愈来愈清楚了林彪他们的险恶用心了。他对薛明说： “你知道他们想干什么？他们硬是想把我困死、拖死，杀人不见血啊！我不死，我要活下来和他们斗到底！” 他用手杖敲着挂在墙上的一张máo zé dōng和林彪的合影中的林彪，说：“你这个卑鄙的家伙，为什么不准我革命？你这个家伙，心虚得很，怕别人授你的把柄！党内出了好臣，这个jiān臣就是你。” 他转过身对着坐在那里补衣服的薛明说：“江青也是个整人的家伙。你看报上那一套，都是她搞的。他们要把老同志都搞掉，搞得毛主席身边没有人了，他们好大换班。还有林彪那老婆，也不是好东西。过去你在延安揭发过她，她能饶得了你？” 薛明听了说：“可能由于我这个问题，牵连了你。” 贺龙摇着头说：“你不要这样想，不是由于你的问题。他们要打倒我，是因为我会妨碍他们夺权，他们才打倒我，反而是我牵累了你。” “九大”开完了。林彪作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55 章 为“máo zé dōng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进了党章。贺龙戴着花镜，详细地看完了《人民日报》上登载的关于“九大”的报导、“九大”会上的报告，他沉默了好几天，只是抽烟，几乎什么话也没说一句。薛明望着他那怔怔的样子，心里着急。 一天，贺龙用手杖指着máo zé dōng和林彪的照片说： “现在，已经不是这个人（搭着林彪）的问题，而是这个人（指着máo zé dōng）的问题了。只要毛主席说一句‘贺龙没有问题’，事情就完结了。我相信毛主席总有一天会说这个话的。” 多么憨厚的老帅呀！他哪里知道，máo zé dōng已经完全相信了林彪他们的诬告，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期间对他表过态了。元帅仍然相信他的“毛大帅”，这是在长期历史风浪中形成的，无可指责，况且，máo zé dōng后来还是真的纠正了他对贺龙问题的失误，只是，已经太晚了。 贺龙虽然相信máo zé dōng会说句公道话，但是，他还是作了最坏的准备。 一天，他对薛明说：“要有思想准备啊！他们完全可能把我们分开的。” 薛明说：“你不用耽心，我不会跟你分开。没有人照顾你怎么行呢？” 贺龙从开着的屋门朝院子里望了望，一片乌云正笼罩在山头上，大概要下雨了。他说：“要做好最坏的准备。你放心，我是完全能够自己照顾自己的。” 过了两天，薛明因为眼睛近视，被允许去医院配眼镜。等她从医院回来，十分惊奇地发现，屋里的地已经打扫过了，烟灰缸也清理了，窗口的竹科上，还晚看一件洗好了的衬衣。这是贺龙在告诉她，万一出现意外，把他们分开，他是可以独立生活的。 薛明心里一阵酸楚，眼泪夺眶而出。 贺龙又让薛明为他弄一个布挎包，装上一点粮票、钱和日常用yào，挂在墙上，随时备用。薛明心想，我上哪里去给你弄这些东西呢？但她还是难过地点了点头。 贺龙元帅作好了应付最坏情况的准备。 1969年5月上旬，贺龙的糖尿病突然恶化。在屋里走得好好的便会摔倒。请看那时“看守日志”上的几则记载： “5月2日4时20分，哨兵发现贺龙躺在屋门前地上，头朝西，脚朝东，拖鞋一只在台阶下二十厘米处，一只在近墙根处，人距离鞋一尺左右。十一时，贺龙又从坐椅上摔在地板上。” “5月10日零时45分，贺龙尿时摔倒，躺在地板上，头枕在沙发上。” 从记载上看，5月上旬，他连续摔倒了七次。这样的连续摔倒，对于一个糖尿病患者来说，是一个很坏的征兆，可是，那个“医生”却视而不见。每次摔倒以后，他只是察看一下手、臂、头部等处，是否摔伤，不作其他任何检查。薛明多次要求他给贺龙检查血糖和尿糖，他却始终不予理睬。开始，他还把贺龙摔倒作为一个情况向他的上级报告，后来，便不当回事了。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专案组也没有放过他，不断送信来让他写材料。据《看守日志》记载，贺龙连续摔倒后，5月16日，专案组“送来三封信”“要贺龙jiāo待的提纲”；6月2日，有关人员来找贺龙，内容是“关于材料问题”。此时的贺龙，薛明已不敢让他轻易在地下走动了。他整天躺在床上，怎么给他们写材料？可是，他们根据康生“指示”，“要找漏洞”，那管你的病情？薛明急得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有一次，贺龙起来解小便，又摔倒了。醒来之后，他忽然听到一阵歌声：“洪湖水啊，浪呀么浪打滚，洪湖岸边，是啊么是家乡……”声音不大、唱得也不太难确，但它却震憾了贺龙的心。洪湖，在他的生命历程里有着特殊意义。在那里，他和guó mín dǎng军队作过殊死的斗争；在那里，他和善良而穷困的人民同生死共甘苦；在那里，他和两次“左”倾路线作过艰难的斗争；在那里，埋葬着他的多少战友；在那里，他有欢乐，有痛苦，是他终生忘怀不了的地方。这只歌，“文化大革命”以来已经被“革”掉了，禁止唱了，说是在为贺龙树碑立传。当初，他听到这种说法，曾轻蔑地嗤之以鼻。现在，在这种时候，能听到这只歌，真使他心似潮涌，百感jiāo集。 他喊道：“薛明，是谁在唱歌呀？” 薛明掀开窗帘看了看，外面正下着雨，一个哨兵站在窗下避雨，嘴里哼着歌。便回答说：“一个哨兵。” “你问问他是哪里人。” 薛明又掀开窗帘小声问站在窗外的战士说：“同志，你是什么地方人呀？” “湖北，……阳。”声音很小，又夹着雨声，薛明没能听清。 贺龙说：“沔阳，一定是沔阳。洪湖过去叫新堤，归沔阳管。” 薛明走过来，深情地望着他。她知道丈夫现在是一种什么心情，就说：“好地方啊！” “是啊！”贺龙轻轻地叹了口气，又谈起了他难以忘怀的洪湖，最后说：“人民是历史的真正主人，是最公正的裁判。谁为人民做了好事，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谁在人民面前犯了罪，人民也绝不会饶恕他。” 6月8日，听完早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贺龙吐了，连续吐了三次，呼吸急促，全身无力。 薛明不懂医学，但她长期照顾丈夫，对他身患的糖尿病是知道一些的。她曾看过一些这方面的书，也听保健医生详细讲述过注意事项，因此，她已感到可能出现了保健医生说过的，糖尿病的严重症状——酸中dú。她非常着急，跑去找那个“医生”，但是，此人外出了。中午十二时，“医生”回来，薛明马上跑去向他讲述了贺龙的病情。下午三时，这位“医生”才珊珊来迟。正好，贺龙又吐了。吐的都是胃液和黄绿色的胆汁。二小时后，血压下降，上腹剧烈疼痛。“医生”这才决定向他的上级报告。这个上级，不是医务部门，而是专案组。四个小时以后，专案组才派来两名医生。 这时，距贺龙早晨呕吐发病，已过了十三个小时了！这不足无视人的生命吗？ 更令人生疑的是，派来的两名医生听了薛明的诉说，不作必须做的血糖、尿糖检查，反而极不正常地将贺龙的尿样派人送往丰台yào品检验所去化验。他们想干什么？原来，专案组在怀疑贺龙是“服dú自杀”。这种从某种“政治”需要出发的反科学的判断。毫无疑问会被科学所粉碎。他们这才确认贺龙是糖尿病酸中dú。。 可是，令人惊异的是，他们挂起了两个瓶子，给贺龙大量输入高渗葡萄糖。 内科学上说：糖尿病“基本病理生理为绝对或相对的胰岛素分泌不足所引起的醣、脂肪及蛋白质等代谢紊乱。”对于糖尿病酸中dú的治疗，内科学上明确指出：“在治疗开始初数小时内应给予足量短效胰岛素，以便迅速控制高血醣和血酮。” 然而，这两个医生却使用了相反的措施，这到底为什么？在一旁的薛明极为愤怒，认为他们是在故意杀人。这也并非没有道理。 贺龙的病情在输入葡萄糖后不但没有缓解，反而急剧恶化了。这两个人害怕了，怕贺龙死在他们手中，承担责任，不得不打电话要求送医院抢救。此时，已经是9日凌晨零点四十分钟了。 贺龙的神志还是清醒的。他看见两个医生出去了，便对薛明说：“他们都跑了？要小心，他们要害死我。” 薛明含着泪安慰他说：“他们不敢，你放心。” 贺龙说：“我不能死，我还要活着和他们斗下去。” 一会儿，两个医生和警卫连长来了。他们宣布：立即送贺龙去三０一医院。 贺龙说；“我没有昏迷，我不能去住院。那个医院不是我住的地方。” 医生正色道：“你必须去。这是组织决定，非去不可。” 贺龙有什么办法呢？他是一个被剥夺了自由的元帅。他仰起睑，望着薛明，问道：“我去住院，你呢？” 我们的元帅怎能离开患难与共、相濡以沫的伴侣呢？他离不开她呀！ 薛明大声说：“我当然跟你一起去！” 她用征询的目光看着周围几个人。谁知，她看到的是一张张木然的脸、冷酷的脸。他们不肯同意一个病危者的亲人的最起码的要求。他们的人xìng哪里去了？ 薛明失望了。她含着泪对丈夫说：“如果他们不允许，我就在这间房子里等你。” 她忘情地拉着贺龙已变得瘦骨嶙嶙的大手。贺龙也紧紧拉着她的手。他们这对患难夫妻此时此刻有多少诗要说啊！薛明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一次握手，竟成了她与贺龙的最后诙别！ 贺龙被送进了三０一医院。原三０一医院院长斯莱在1974年9月23目承认，早在贺龙入院之前，当时的总后勤部部长、林彪集团主要成员邱会作曾对他指示说：“如果专案组找医院，叫我们不派医生，不要派主任，派一般医生就可以了。”所以，他并没有事先把贺龙的病情通知病房，病房也没有针对糖尿病酸中dú做好抢救工作，当然也不会通知有经验的专家来作紧急处理，因此，当贺龙被抬来以后，病房只得匆匆忙忙临时组织抢救。 8点55分，送到病房，10点25分才开始抢救，贻误了一小时三十分。到10点55分，贺龙的血压下降到了70/40，生命垂危。主治医生着急了。他向院方提出，必须组织有经验的专家来会诊和抢救。院方同意会诊，但却不让专家们直接接触病人，使他们知道患者是贺龙，要“背靠背”会诊，让他们“根据汇报情况，结合化验、X光片讨论”。 看病而不准接触病人，这真是千古奇谈，这种古今医疗史上的“独创”，是中国医疗史上的耻辱！ 而且，不知为什么，到了13时3O分，也就是说，拖了两个小时以后，才对贺龙进行“背靠背”的会诊。参加会诊的只有心肾科、放shè科、呼吸科的专家，却没有代谢科的内外专家。要知道，糖尿病酸中dú属于新陈代谢的疾病，他们这是干什么？ “背靠背”的会诊之后一个半小时，我们这位曾使敌人闻风丧胆的一代开国元勋、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始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带着满腔委屈和愤恨，带着对党和国家未来命运的担忧，带着对亲属的思念，很不甘心地离开了这个令他难以理解的人间！此时，时钟正指在15时零4分。一个令人落泪的时光。 从贺龙被抬入三０一医院，到他逝世而去，只有六小时零九分。在这个过程中，身边没有亲人，没有好友，只有他一个人孤独地昏迷在一间小小的病房里。有人听见他用极微弱的声音在呼喊着什么，一直到含恨而去。 薛明在西山等待着贺龙的归来。 她是那么焦虑，那么痛苦，整日站在房门口，一动也不动地望着那条无人的小路，翘首盼望着她那不幸丈夫的归来。然而，来的却是卫戍区的一个参谋。此人告诉他，上级让她去“核实材料”。薛明纳闷了，到哪里去核实材料？这是怎么回事呢？她带着满肚疑惑、无可奈何地跟着那个一言不发的参谋来到了医院。 贺龙的几个孩子，在不同的地方陆续得到了同样的通知。这些孩子如堕五里雾中，有什么材料要他们去核实？一路上，他们一个个满腹疑狐不解。 到了医院，他们才知道自己的丈夫、自己的父亲已经离开了人世。一个不知姓名的人带他们到了第十四病室。他们看到了贺龙的遗体、一张倔犟坚毅的脸上，留着去世前的愤怨，伤心的眼泪夺眶而出。他们不敢大声哭喊，以抒发内心的悲哀和愤懑。他们没有这个权利啊！妻子、儿女只能在受伤的心灵里流淌着无尽的泪水。这不是泪水，这是血啊！ 薛明在《向党和人民的报告》一文中，这样叙述了这悲惨的一刻： 到了医院。我刚跨进一个房间，一个专案人贡迎面 走过来。他冷冷地向我宣布：“人已经死了！” 什么？人已经死了？我那朝夕与共的亲人贺龙同志 不在了？那个乐观豪迈、生龙活虎的贺龙同志已经不在 了？明明六小时以前还在和我讲话嘛！为什么贺龙同志 竟然不在了？ 那人还在恶狠狠地讲着：“在他临死以前，他的反革 命活动一直没有停止过。” 听了这话，我明白了：贺龙同志直到最后一刻，还 在和他们进行着斗争！我继续想着：他，那个让敌人听 见名字就丧胆的贺龙同志，那个敌人出十万大洋买他的 头颅，而他仍然战斗的贺龙同志，他，他怎么会不在了？ 有人拉我坐下，一个身穿白衣的医生向我叙述贺龙 同志住院检查的经过。我还处在半麻木状态听不真切，只 记得他说血糖1700，下午三点零九分死亡。三点零九分， 这就是说，从离开我的身边到死去，只有六小时零九分 钟。“1700”，这是一个比他以往血糖高出十几倍的数字。 思索着数字的意思，我开始慢慢清醒些了。我悔恨 这六小时。我和他一起生活，多少风雨，多少艰难都和 他在一起，为什么这六小时我不在他的身边？我怀疑这 六小时，贺龙同志患的是糖尿病，六小时前，他还是清 醒的，进了这样治疗抢救条件完善的医院，有这么多国 内知名的医生，为什么仅仅六小时便造成死亡？ 我还在想的工夫，儿女被接来了。分别了两年多，母 子总算见面了，然而我见到了孩子，孩子却没有了爸爸； 我由两个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56 章 子搀扶着、拖拽着，经过长长的走廊，被 带到了贺龙同志的遗体旁边。 没有哀乐，没有花圈，没有党旗，没有同志和战友， 只有一条床单盖着贺龙同志那颀长的身躯。 啊，这就是我亲爱的贺龙同志。 还是那高高的额角。你的头脑里曾经思考过多少战 役战斗，曾经为党和国家思索过多少重大问题啊！在那 最后的时刻，你都想了些什么？如今还在想着什么？ 那浓黑的双眉紧蹙。这双眉曾经冷对过多少凶狠的 敌人？眼角里眼泪未干，难道他们又对你进行了新的折 磨，增添了你心头的愤怒和仇恨？ 口还微微张着。这口里曾经发布过多少作战命令，迸 发过多少琅琅笑声啊，你有很多要讲的话没有说完。在 那最后的时刻，你是不是呼唤过战友和同志？你说了些 什么？还想说些什么？ 你胡子也没修剪，连身囫囵衣服也没穿上。我多想 走上前再给你洗把脸，再给你修一修后上的胡敦，把那 双干净的袜子给你穿上……可是他们要把我和孩子带走 了！我，什么也不能帮你做了…… 直到1978年，薛明将自己写的《向党和人民的报告》送给邓颖超看的时候，她才知道，能见到贺龙的遗体还多亏了周恩来。那天，在李井泉家里，邓颖超拿着这份材料，对薛明、贺鹏飞和在座的李井泉、谭震林、叶飞说：“如果周恩来看到这个材料，会哭死的。贺总去世时，周恩来很难过，是他通知黄永胜让你们去三０一医院与遗体告别的。” 和遗体告别以后，他们又分别被送走了。遗体问时火化，火化后放在何处，没有人告诉他们。他们也无权过问，一切都要由“专案组”来处理。直到贺龙平反以后，他们也不知道贺龙的骨灰放在何处，怎么找也找不到，费了许多周折，才在八宝山火葬场一位好心的老工人帮助下，找到了骨灰盒，盒上面连贺龙的名字也没有，只有一个专案组给取的化名——王玉。堂堂的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死了之后，竟连自己的名字都无权写在骨灰盒上，公理何在？难道这不是一桩千古奇冤吗？ ------------------ 28、máo zé dōng在中南海游泳池说：“我看贺龙没有问题” “我有缺点，听一面之辞”。周恩来抱病出席骨灰安放 仪式，泪如雨下：“我没有保护好他啊！” 贺龙去世以后，薛明在西山孤灯相对，形影孓立，痛不yù生。 一天，突然来了一些人，把她押送上了火车。她知道，贺龙死了，该向她下手了。可是，要送她到哪里去呢？坐了几天几夜的火车，来到了贵州贵阳机场附近一个小山沟里，一个班的空军士兵，把她作为重要犯人监禁起来。她不明白，怎么看押的战士换了空军了？是谁在对我下dú手？ 是谁？是叶群。 贺龙去世以后，她给吴法宪打电话说：“贺龙死了，还有薛明。她也不是好人，你们要把她送得远远的。” 吴法宪唯命是从，向叶群表示，此事由他亲自去办。 叶群jiāo待说：“一不能让她死了，二不能让她逃掉，三不能让她胡说八道。” 他们害怕真理，害怕人民知道元帅之死的真相。 于是，薛明被转移到了吴法宪手上，送到了这个叫做磊庄的小村子里。在这里，对她看得很紧，无论是劳动、吃饭、睡觉、上厕所都有人轮流看守。他们要薛明下田劳动，却不安排在附近的农村，而是让她到较远的菜田里去干活，每天薛明要来回步行二十多里。这不是在故意折磨一个五十多岁的老人吗？ 1971年5月17日，也就是贺龙逝世两年以后，专案组写出了一份《贺龙罪行的审查报告》。这份报告把贺龙定为“党内军内通敌分子”，“篡军反党分子”，提出：“开除军籍、党籍，并在一定范围内公布其罪行，肃清流dú和影响”。然而，中共中央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形势发生了变化。林彪集团和“四人帮”的斗争加剧，中共中央没有讨论这个报告，被搁置了起来。 1971年，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薛明感到一阵喜悦。林彪死了，叶群死了，她的命运也许会出现转机。哪知，事与愿违，一切依旧。他们常常借口“紧急战备”，等薛明睡到半夜，把她叫醒，让她打上背包，在狭小的房间里跑步，直跑得薛明气喘嘘嘘，步履踉跄，但是，薛明记得贺龙的话：“好好活下去”。她带着贺龙同志自己卷制的、没有来得及抽掉的纸烟，带着立女那封给他们夫fù带来温暖的信，顽强地忍受着。 1971年9月，林彪摔死之后，周恩来便四处查询薛明的下落，终于，他知道了薛明现在贵州。他马上派齐英武、徐心坦两位同志飞往贵州，接薛明回北京。当他们来到磊在，找到薛明的时候，见到的是一个满头白发、身体虚弱，连路都走不太动的老太太。本来，他们已经联系好，请薛明乘飞机回京，因为，周恩来正心焦地等待着她的归来。可是，这样虚弱的身体，怎么能坐飞机呢？不得已，只好在火车上晃dàng几天了。 薛明多高兴啊！她终于能重见天回了。 回到北京，周恩来便把她安排在西城二里沟新疆办事处住了下来，并委托国务院科教组照管她。特别使她高兴的是，失散了五年，音讯不通的孩子又被送到了她的身边。薛明泪水满眶。孩子们一个个小小年纪竟受了那么多罪，做母亲的能不痛心吗？此番劫后余生，她恍若梦中，亦真亦幻，高兴之中，又想起了贺龙。老天爷太不公道了，为什么不让他看到林彪集团覆灭呢！ 然而，yīn云还没有离她而去。 没过几天，身居国务院科教组副组长的迟群，突然来到了新疆办事处。“她找薛明谈话说：“你回来了，好嘛！贺龙的问题不谈了，我不感兴趣，说说你自己吧！主要是说说你和叶群的关系。你们是什么关系？” 要追查她和叶群的关系，真是天大的玩笑。迟群是江青的人。薛明知道，自己又落入了这位“女皇”的监视之中了。不久，迟群派来了两名女护士。迟群说：“薛明，你身体不好，让她们两个来照顾你。”但是，经历了那么多危难的薛明，怎么能轻易地相信呢！ 果不然，其中有一个女护士，她叫张法妮，是位好姑娘。在没有人的时候，她告诉薛明说：“给我们的任务实际上是监视你，叫我们和迟群配合好，让你jiāo待和叶群的关系，但是，我相信你是个好人。” 薛明感激她的正直，同她紧紧握了握手。 máo zé dōng作为领袖犯过错误，但是，他不愧是一位伟大的革命者。在清理林彪集团罪行材料的过程中，máo zé dōng逐渐了解到贺龙问题的真相，对自己有所反思。1973年2月底，máo zé dōng在中南海游泳池对张春桥说： “我看贺龙没有问题，策反他的人，贺龙把他杀了。” 他作自我批评说：“我有缺点，听一面之辞。” 然而，这个自称“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张春桥，却对“最高指示”密而不宣，不向中共中央政治局传达，更谈不上着手为贺龙平反了。 12月21日，在调动八大军区司令员职务时，máo zé dōng在中央军委常委扩大会上讲话的时候，说： “我看贺龙搞错了，我要负责呢！”“当时，我对他讲，你呢，不同，你是一个方面军的旗帜，要保护你。总理也保护你呢！”“要翻案呢，不然少了贺龙不好呢！” máo zé dōng再一次作了自我批评，他说：“都是林彪搞的。我听了林彪一面之辞，所以，我犯了错误。” 到了1974年9月4日，máo zé dōng又催问了这件事。他在一次谈话中问道： “贺龙恢复名誉搞好了没有？不要核对材料了。” 在máo zé dōng频频过问之下，中共中央于1974年9月29日发出了一份中共中央25号文件《关于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这份通知，在概略叙述了“贺龙专案”一直为“林彪、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等人所把持”的情况后，说： “一、所谓‘通敌’问题，完全是颠倒历史、蓄意陷害。事实是：1933年12月蒋介石曾派反动政客熊贡卿‘游说’贺龙同志，企图‘收编’。贺龙同志发觉后，报告了湘鄂西中央分局，经分局决定，将熊贡卿处决，并于1934年3月17日，将此事经过报告了中央。二、所谓‘图谋篡夺军权’和支持军队一些单位的人‘篡夺军权’的问题，经过调查，并无此事。三、关于所谓贺龙同志搞‘二月兵变’的问题，纯系讹传。” 但是，这个“通知”是留有尾巴的，平反是不彻底的。可举两点为证： 一、通知特地写个“中央当时认为，把贺龙同志的问题搞清楚也是必要的。”这实际上是说，对贺龙的非法审查和拘禁是合法的。 二、通知说，贺龙是“病故”。这是将残酷迫害而死的事实真相隐瞒了起来。 1975年，在贺龙逝世六周年的时候，在八宝山公墓举行了“贺龙同志骨灰安放仪式”。病中的周恩来闻讯特地赶来，泪如雨下。许多人在休息室外面，清楚地听到了周恩来和薛明的哭声。 薛明这样叙述说：“事先，我不知道总理会亲自来参加。突然，休息室门外，传来了总理的声音，他大声叫我：‘薛明，薛明啊！’门被推开了，周总理走进来，我连忙迎上去，扑在总理的怀里。总理抚着我的肩膀，声音颤抖地说：‘薛明，我没有保住他啊！’说完，眼泪刷刷地流了下来。我望着总理那被疾病折磨得消瘦的脸颊，感动得只说了一声：‘总理。感谢你对我们全家的关怀……’就什么也说不出来了。这时，晓明走进来，说：‘周伯伯，你要保重身体呀！’总理缓缓地说道：‘我的时间也不长了！’顿时，整个休息室里的人都失声痛哭起来。” 周恩来在哀乐声中，来到贺龙的遗像前，深深地三鞠躬。他的内心此时此地怎么样，笔者无从得知，但从他对薛明说：“我没有保住他啊”这句话来看，这位伟大的革命家可能为自己不能保护贺龙而有所抱槐吧？ 周恩来即席发表了讲话，对贺龙的一生作出了他自己的评价。他说： “贺龙同志是一个好同志。在毛主席、党中央领导下，几十年来为党、为人民的革命事业曾作出重大贡献。他的一生，无论在战争年代，或全国解放以后，他忠于党、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忠于社会主义事业。” 这是周恩来生前留下的他对贺龙的看法。如果，贺龙地下有知，将会含笑感激他这位伟大的战友的。 与周恩来相反，江青他们却是另一种态度。事过不久，江青竟把经中共中央批准的贺龙骨灰安放仪式，说成是“右倾翻案风的典型”，是用死人压活人，并且开始收集与贺龙一起工作过、现在正在工作岗位上的老同志的“材料”。江青想把已经技正了的历来再颠倒过来，以此作为攻击周恩来和邓小平的“子弹’”。 但是，历史在它的运动中。会曲折，却不会倒退。 1976年来临了。máo zé dōng、周恩来、朱德相继去世。中国共产党彻底粉碎了王、张、江、姚“四人帮”，结束了带给中国人民深重灾难的十年动乱。 1978年12月18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一个新时代即将来临。在此之前。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查证贺龙死亡的原因。据此，有关部门组成了一个联合调查组，进行深入调查。 经过一年多的工作，1980年3月24日，写出了《关于贺龙被迫害致死的情况报告》。报告列举了大量事实证据，明确指出：“贺龙同志完全是被林彪、康生、江青一伙残酷迫害致死的。”他们“直接cāo纵和控制专案组”，对贺龙“在精神上肆意摧残折磨，生活上虐待，医疗上阻制、拖延和反治疗，使贺龙同志的糖尿病发展、恶化成酸中dú引起一系列共发症，含冤而死。” 中央军委和中央保健委员会还组织首都各大医院的著名专家对贺龙的死因作了科学的分析。现将这些专家签署的《对贺龙同志医疗经过的意见》的结论部分抄录如下： “一、贺龙同志的糖尿病本来是轻的、稳定的，这种病在正情况下愈后良好。1967年一1968年的情况进一步证明，即使存在其他不利因素，只要有一般的yào物和饮食条件，病情仍能保持平稳。 二、贺龙同志的病情恶化是从1969年初开始的。这种恶化具有明显的诱因，主要是失去了充分的yào物治疗和必要的饮食治疗，精神折磨也有重要关系。没有这个量变的基础，不致引起最后酮症酸中dú的发生。 三、酮症酸中dú虽然是糖尿病的严重并发症，但在通常情况下，只要有恰当和及时的医疗措施，愈后仍属良好。但是，在贺龙同志的酮症酸中dú治疗过程中，在某些方面存在着与一般治疗原则相反的、有重大错误的治疗措施，以至不但起不了治疗作用，反而促使病情一步步趋于严重，直至造成死亡。” 这两个报告，推翻了1974年25号文件的“病故”之说，并被中共中央所批准，从此，贺龙被迫害致死的事实才得以确认。 又过了两年，1982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终于发出了《关于为贺龙同志彻底平反的决定》。这个决定指出：“贺龙同志被林彪、江青和康生一伙残酷迫害致死，是十年内乱期间发生的一起令人极为痛心的大冤案”，“1969年6月8日，在贺龙同志病情恶化后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57 章 ，林彪、江青一伙不但不采取应有的抢救措施，致使贺龙同志于1969年6月9日含冤逝世。”《决定》撤消了1974年中共中央25号文件，”对林彪、江青和康生一伙强加给贺龙同志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全部予以推倒。” 真不容易啊！从1973年2月，máo zé dōng说：“我看贺龙没有问题”，到1982年10月，中共中央发出彻底平反的决定，先后花了近十年的时间，经历了几多周折，这桩中国奇冤才终于大白于天下。 历史恢复了他的本来面目。 我们的贺龙元帅，经历人间的风风雨雨，走过世上的沟沟坎坎，但他并不为此而悔恨。他信念坚定，奋斗不息，直到生命划上了一个悲剧的句号。他是伟大的、崇高的。他的一生留给后人许多值得思考、值得探索的问题。人们是不会忘记这位元帅的，人们将在元帅的漫长经历中沉思。 一九九四年一月十五日脱稿于北京 中国元帅贺龙--后记 后记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参加了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贺龙传》的写作。除了完成分工给我的那一部分写作任务外，利用空隙，我认真地阅读和研究了我们这个组十年来收集到的大量档案材料、访问记录、回忆录和各种资料。贺龙元帅曲折的经历、坎坷的命运，给人们留下了许多思考。它深深地震动了我的心灵，并且产生了一种想把自己对贺龙元帅一生的思索传达给读者的冲动，于是，我想跳出全面完整地反映贺龙全部经历的历史正传的框架，集中几个人们为之关心的问题，用大量史实给予回答，这也许有助于人们对贺龙——这位富于传奇特色的元帅的了解。后来，在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的支持和帮助下，终于写成了这样一本书。既然，这是一本探索贺龙元帅复杂人生的书，当然带着一家之言的缺点和不足，热诚欢迎专家和读者批评。 在本书写作过程中，参阅了我的朋友徐惠恩、黎白、朱泽云以及王鼎华、刘正栋两同志长期研究的成果；写作的立意和构思。得到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的沈丹英、冯世平两同志的指导和帮助，在此，向他们致以最真诚的感谢。 作者 一九九四年一月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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