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通史》 第 1 章 ------------------------------------------------------- 本书由www.biqugedu.com【泣血的玫瑰】整理上传 附：【本作品来自互联网,本人不做任何负责】内容版权归作者所有! 如不慎该资源侵犯了您的权利，请麻烦通知我及时删除，谢谢！ ------------------------------------------------------- 小说下载尽在http://www.biqugedu.com--【白鹰魅影】整理 附：【本作品来自互联网,本人不做任何负责】内容版权归作者所有! ================= 书名：土耳其通史 作者：哈全安 出版社：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4年12月 ISBN：9787552007282 所属分类：图书>历史>世界史>亚洲史 内容推荐 本书追溯了安纳托利亚的古代历史，即安纳托利亚自赫梯文明时代、爱琴海东部沿岸希腊诸城邦时代、罗马时代至拜占庭帝国时代的历史变迁及其横跨欧亚和东西jiāo融的历史特色，全面叙述了自突厥人西迁至奥斯曼帝国崛起和征服的波澜起伏的历史过程，分析了奥斯曼帝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尤其是奥斯曼帝国的由盛转衰、新政举措和宪政运动，最后论述了自青年土耳其党革命、土耳其共和国诞生至21世纪正义与发展党执政的土耳其现当代历史的发展，包括凯末尔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艰难的民主化进程，民主制框架下世俗政治与宗教政治的此消彼长，土耳其共和国的经济发展、社会变迁和文化成就，是我国学者撰写的第一部贯穿古今、脉络清晰、内容翔实的土耳其通史。 作者简介 哈全安 1961年出生，吉林省吉林市人，回族。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世界史专业，1991年在东北师范大学取得博士学位。现任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天津市政协常委、天津市政协文史委员会副主任。主讲《世界上古中古史》于2004年入选国家精品课程，2013年入选首批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在《历史研究》、《世界历史》、《史学理论研究》、《世界宗教研究》、《西亚非洲》等学术刊物发表论文多篇，所著《中东史6102000》（上、下卷）于2011年获新闻出版总署“三个一百”原创著作奖。 ================= 序　言 土耳其共和国作为中东大国之一，地跨亚欧两洲，疆域包括亚洲西北部的小亚细亚半岛以及欧洲巴尔干半岛南部的色雷斯地区，与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希腊、保加利亚诸国接壤，国土面积近78万平方公里，人口7 470万（2011年统计）。 安纳托利亚高原也称小亚细亚高原，在地理上构成土耳其共和国的主体区域，约占土耳其共和国国土面积的97%，东接亚美尼亚高原，北侧、西侧和南侧为黑海、爱琴海和地中海所环绕，东西长约1 000公里，南北宽约600公里，海岸线绵延约3 500公里，地势自东向西倾斜。安纳托利亚高原腹地，平均海拔900米，地表崎岖，峡谷纵横，气候干燥，降雨匮乏，季节变化明显，农业与畜牧业错综分布。 庞廷山脉也称黑海山脉，位于安纳托利亚高原的北侧，长约1 000公里，呈东西走向，山势自东向西倾斜，主峰卡其卡尔山海拔约4 000米。庞廷山脉与黑海之间的狭长区域，地势低平，森林茂密。陶鲁斯山脉位于安纳托利亚高原的南侧，也呈东西走向，长约1 200公里，山势陡直，构成安纳托利亚与阿拉伯世界之间的天然分界线，主峰大阿勒山海拔约5 000米。陶鲁斯山脉与地中海沿岸之间称西里西亚，土质肥沃，物产丰富。 安纳托利亚高原西侧的爱琴海沿岸平原，气候潮湿，盛产谷物。安纳托利亚高原东部，欧洲人曾经称之为土耳其的亚美尼亚，群山纵横，经济生活以游牧为主，穆什、凡湖周围和厄尔祖鲁姆一带的平原和峡谷也有少量的农业区域。由于自然环境的差异，沿海平原人口稠密，内陆高原人口稀疏。 克孜勒河源于安纳托利亚高原中部的克孜勒山，长约1 200公里，穿越庞廷山脉，在土耳其北部城市萨姆松附近注入黑海。萨卡里亚河也源于安纳托利亚高原中部，长约800公里，流经土耳其西北部城市伊兹米特，注入黑海。幼发拉底河源于安纳托利亚高原东部，土耳其人称之为非拉特河，突厥语中意为希望之河。著名的凡湖位于安纳托利亚高原东部，水域面积约3 700平方公里，湖面海拔超过1 600米，是土耳其境内最大的内陆咸水湖。 黑海海峡也称土耳其海峡，位于小亚细亚半岛与色雷斯之间，包括博斯普鲁斯海峡、马尔马拉海和达达尼尔海峡，全长375公里，既是连接土耳其共和国境内亚洲区域与欧洲区域的纽带，也是自黑海通往爱琴海和地中海的唯一通道。 安纳托利亚一词似乎源于希腊语，本意为日出之处，特指希腊人眼中的日出之处，即爱琴海东岸。安纳托利亚作为亚洲大陆与欧洲大陆的接合点，具有极其悠久的历史传统。独具特色的地理位置，形成了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在安纳托利亚的重叠与jiāo汇。古代赫梯人创造的文化积淀以及《荷马史诗》中关于特洛伊战争的动人故事，诉说着安纳托利亚的尘封往事。透过古典建筑的断壁残垣，不难发现古希腊和罗马文化在安纳托利亚的斑斑痕迹。拜占庭帝国统治时期，安纳托利亚构成基督教世界的东部边缘，安纳托利亚南侧的陶鲁斯山则是穆斯林对基督徒发动圣战的理想去处。11世纪塞尔柱突厥人兴起后，伊斯兰教自东向西逐渐传入安纳托利亚，基督教的信仰随之悄然淡去。 伊斯坦布尔横跨博斯普鲁斯海峡，是奥斯曼帝国的首都和土耳其共和国最大的城市，其前身是古代希腊移民城市拜占庭和东罗马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古城多处遗址至今犹存，拜占庭帝国时期建造的圣索菲亚教堂与奥斯曼帝国时期建造的蓝色清真寺以及托普卡帕宫jiāo相辉映。 土耳其共和国首都安卡拉位于安纳托利亚中部，地处古代商路要冲，赫梯城市、罗马神庙和拜占庭城堡的遗迹以及塞尔柱时期建造的阿拉丁清真寺浓缩着往日的辉煌。伊兹密尔位于爱琴海东岸，其前身是古代希腊移民城市士麦那，《新约全书启示录》也曾提及此处，现存古代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阿耳忒弥神庙遗址。 土耳其共和国的主体民族是土耳其人，系欧罗巴人种地中海类型，cāo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的分支土耳其语，土耳其人约占土耳其共和国总人口的85%。库尔德人是土耳其共和国最重要的少数民族，也属于欧罗巴人种地中海类型，cāo印欧语系伊朗语族的分支库尔德语，约占土耳其共和国总人口的15%，主要分布在安纳托利亚高原东南部山区。 土耳其一词源于西方人的称谓。早在11世纪末的十字军东征时代，欧洲人开始将信奉伊斯兰教的突厥血统穆斯林所征服的安纳托利亚称作土耳其。土耳其人的祖先，是游牧于中亚草原的突厥部落。奥斯曼帝国时期，统治阶层自称奥斯曼人，以示具有高贵的血统，至于土耳其人则泛指分布在安纳托利亚高原诸地和cāo突厥语的下层村民。土耳其语在奥斯曼帝国时期采用阿拉伯字母的书写形式，凯末尔时代改用拉丁字母。 土耳其具有伊斯兰教的浓厚氛围，穆斯林约占全国总人口的99%，盛行逊尼派伊斯兰教，也有少量什叶派穆斯林，属于什叶派的分支阿拉维派。现代意义上的土耳其人特指cāo土耳其语和信仰伊斯兰教的土耳其国民。尽管土耳其共和国宪法明确区分国籍与宗教信仰的差别，然而土耳其共和国的非穆斯林国民中自称土耳其人者寥寥无几。 目　录 序言 第一章　安纳托利亚的古代历史 一、赫梯文明 二、吕底亚、弗里吉亚与乌拉尔图 三、地中海世界古典文化的遗存 四、君士坦丁堡与拜占庭帝国 作者点评 第二章　突厥人的西迁 一、伊斯兰教传入中亚 二、塞尔柱突厥人称雄西亚 三、安纳托利亚的罗姆苏丹国 作者点评 第三章　征战中崛起的奥斯曼帝国 一、奥斯曼国家的兴起 二、对基督教世界的圣战 三、伊斯兰世界的征服 作者点评 第四章　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制度 一、苏丹与宫廷 二、御前会议与桑贾克 三、奴隶政治 四、西帕希和耶尼切里 五、宗教与神权 作者点评 第五章　奥斯曼帝国的社会与经济 一、疆域与人口 二、米勒特制度 三、封邑制度 四、农业与农民 五、城市与行会 六、商业与商人 作者点评 第六章　奥斯曼帝国的文化成就 一、奥斯曼帝国文化的演进氛围和历史地位 二、文学 三、史学 四、哲学 五、建筑艺术 六、科学技术 作者点评 第七章　奥斯曼帝国黄金时代的结束 一、苏丹权力的式微 二、包税制的兴起 三、商路转移与价格革命 四、对外战争的败绩 作者点评 第八章　自上而下的新政举措与宪政运动 一、塞里姆三世与马哈茂德二世的新政举措 二、花厅御诏与坦泽马特时代的改革 三、宪政运动 作者点评 第九章　传统经济社会秩序的衰落 一、西方列强的贸易扩张 二、市场化进程的启动 三、智力的觉醒 作者点评 第十章　从青年土耳其党革命到奥斯曼帝国的灭亡 一、巴尔干起义 二、青年土耳其党革命 三、奥斯曼帝国的灭亡 作者点评 第十一章　土耳其共和国的诞生 一、从伊斯坦布尔到安卡拉 二、从《色佛尔条约》到《洛桑条约》 三、从大国民议会到1924年宪法 四、凯末尔时代的威权体制 作者点评 第十二章　凯末尔主义的理论与实践 一、从奥斯曼帝国的意识形态到凯末尔时代的民族主义 二、共和主义与民众主义 三、世俗主义 四、国家主义 五、凯末尔主义的时代特征 作者点评 第十三章　威权政治的终结 一、伊斯梅特与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 二、一党制时代的结束 三、1950年大选 作者点评 第十四章　民主化进程的艰难探索 一、20世纪50年代民主党的执政历程 二、1960年军事政变与1961年宪法 三、20世纪60年代的民主政治实践 四、1971年军事政变与70年代的议会选举 五、多元化的政党政治 六、暗流涌动的伊斯兰主义 作者点评 第十五章　民主制框架下世俗政治与宗教政治的消长 一、1980年军事政变与1982年宪法 二、祖国党执政：文官政治的重建与新经济政策的实施 三、伊斯兰政党的崛起：从繁荣党到贤德党 四、政党政治与民众参与 作者点评 第十六章　异军突起的政坛奇葩正义与发展党 一、埃尔多安与正义与发展党的建立 二、2002年大选 三、正义与发展党的施政举措 四、2007年大选 五、2007年大选后的政治走向 作者点评 第十七章　凯末尔时代的经济发展战略 一、人口的变迁 二、从温和到激进的经济政策 三、工业的缓慢进步 四、农业的发展与土地改革的初步举措 作者点评 第十八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土耳其共和国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 一、农业的进步 二、乡村社会的变革 三、产业结构的转变 四、进口替代的工业化发展模式 五、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新经济政策 六、城市化进程 作者点评 第十九章　土耳其共和国的文化成就 一、传统与现代土耳其共和国文化的主题 二、语言文字 三、教育改革 四、宗教思想 五、艺术成就 六、文学成就 作者点评 主要参考书目 附录　奥斯曼王朝苏丹世系表 后记 第一章　安纳托利亚的古代历史 一、赫梯文明 安纳托利亚（Anatolia）自远古时代就有人类活动，是古代世界种植业和畜牧业以及制陶业的重要发源地之一。沙塔尔休于（atalhyük，又译恰塔尔休于、加泰土丘）位于安纳托利亚西南部地中海沿岸城市安塔利亚附近，是目前已知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之一，考古学家在此发现了大约公元前7000年人类种植谷物、驯养家畜、制陶和纺织的遗迹。大约自公元前5000年起，安纳托利亚开始进入青铜时代，文明的曙光由此冉冉升起。 安纳托利亚的地理位置，介于古代世界的两大语系即闪米特语系与印欧语系分布区域之间。安纳托利亚早期的土著居民是哈梯人，也称原始赫梯人，处于原始社会的历史阶段，所cāo语言既非闪米特语系的分支，也非印欧语系的分支，语系归属不详。 首先登上安纳托利亚文明舞台的古代族群是赫梯人（Hittites）。赫梯语属于印欧语系的分支，赫梯语文字刻于泥版之上，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7世纪中叶，是迄今所知的最古老的印欧语系文字，已经被捷克学者赫罗兹尼（Bedich Hrozn）成功解读。然而，赫梯人究竟从何处移入安纳托利亚，目前学术界尚无定论。据研究者推测，赫梯人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2 章 可能来自黑海北岸的草原地区，经高加索山移入安纳托利亚高原。也有研究者认为，赫梯人的故乡是亚洲内陆的突厥斯坦。 公元前20世纪初，赫梯人出现在安纳托利亚高原中部的卡帕多细亚（Cappadocia），种植谷物和豆类作物，牧养牲畜，经营商业贸易。铁矿的开采、金属的冶炼技术、马匹的饲养和战车的使用，标志着赫梯人在物质生活领域的重要成就。赫梯人建立的城邦是安纳托利亚最早的国家，库萨拉是最重要的赫梯人城邦。赫梯人城邦的建立，掀开了安纳托利亚古代文明的序幕。 赫梯人到来之初，安纳托利亚的中部是亚述商人的势力范围，分布着为数众多的亚述商业殖民地，名为卡鲁姆。赫梯人从亚述商人那里学习书写，采用美索不达米亚流行的楔形文字（Cuneiform）作为赫梯文字的记录形式。公元前18世纪，赫梯人驱逐亚述商人，结束了亚述商人在安纳托利亚中部的贸易活动。与此同时，赫梯人建立的诸多城邦逐渐统一，形成赫梯王国。赫梯王国的创立者是皮塔纳斯和安尼塔斯父子，安尼塔斯曾经被赫梯人誉为“伟大的国王”。公元前17世纪，赫梯王国征服陶鲁斯山与地中海沿岸之间的西里西亚。赫梯王国的国王穆尔西利斯一世（Mursili I，又译穆尔西里一世，约公元前1620前1590年在位）当政期间，进军幼发拉底河流域，公元前1595年攻陷巴比lún城，灭亡古巴比lún王国。公元前16世纪后期，赫梯王国逐渐衰落，疆域局限于安纳托利亚中部。赫梯王国末期的国王铁列平（Telipinu）当政期间颁布的法律名为《铁列平立法》，明确规定王位继承的家族世袭原则，是古代世界的著名法律文献。 公元前14前13世纪是赫梯文明复兴的阶段，史称赫梯帝国（Hittite Empire）。赫梯帝国的国王穆瓦塔里什（Muwatallish，又译穆瓦塔里二世）自安纳托利亚挥师南下，进入叙利亚，进而与埃及新王国的法老拉美西斯二世（Ramses II）的军队形成对峙的局面。公元前1299年，赫梯帝国与埃及新王国之间在奥lún特河畔的卡叠石bào发战争，史称卡叠石战争（Battle of Kadesh，又译卡迭石战役）。据说，赫梯国王穆瓦塔里什派出了3 500辆战车和35 000名战士投入战场，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二世几乎丧命。卡叠石战争持续长达16年之久，双方均未取得决定xìng的胜利。公元前1283年，赫梯的新国王哈图西利斯三世（Hattusili III，又译哈图西里三世，约公元前1275前1250年在位）与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二世签署和约，埃及法老承认赫梯国王对于叙利亚的统治权力。 公元前13世纪末，伴随着所谓“海上民族”的入侵，赫梯帝国寿终正寝。公元前10世纪开始，赫梯人再度活跃，赫梯人建立的城邦分布在陶鲁斯山南麓的西里西亚和叙利亚一带，史称新赫梯王国。公元前8世纪，亚述帝国军队征服新赫梯王国（New Hittite Kingdom），赫梯人最终消失于西亚的历史舞台。 哈图沙（Hattusa）是赫梯王国的都城，位于土耳其共和国首都安卡拉西北约145公里的克孜勒河畔，最初曾经是古代亚述商人建立的商业殖民地，公元前17世纪初一度毁于战乱。赫梯王国的国王哈图西利斯一世（Hattusili I，又译哈图西里一世，约公元前1650前1620年在位）当政期间，重建哈图沙城，作为赫梯王国的都城。在赫梯王国的鼎盛时期，哈图沙城占地1.8平方公里，包括内城和外城，石材建造的宫殿和神庙位于哈图沙的内城，木料和土坯建造的民宅和商铺位于哈图沙的外城，人口约为5万。公元前12世纪初，赫梯王国灭亡，哈图沙城随之沦为废墟。20世纪初，西方考古学家在哈图沙城遗址发掘出数以万计的泥版文书，其中包括赫梯王国时期的《铁列平立法》、《哈吐什尔一世遗嘱》和公元前13世纪赫梯国王哈图西利斯三世与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二世在卡叠石战争后签署的和约原本。 赫梯王国都城哈图沙外城的狮门 二、吕底亚、弗里吉亚与乌拉尔图 大约在公元前14世纪，当赫梯帝国称雄安纳托利亚东部和叙利亚之时，吕底亚人（Lydians）移入安纳托利亚西南部，建立国家。吕底亚人的语言属于印欧语系的分支安纳托利亚语族，与赫梯人的语言具有较为密切的亲缘关系。公元前8世纪赫梯人退出西亚历史舞台之后，吕底亚人成为安纳托利亚最重要的政治势力。公元前7世纪是吕底亚文明的鼎盛阶段，领有黑海与爱琴海之间的广大地区，都城是距爱琴海约80公里的萨迪斯（Sardis，又译萨第斯）。吕底亚人由于其分布区域濒临爱琴海东岸，与希腊人之间保持着频繁的贸易往来。吕底亚人具有尚武的传统，国王阿迪斯（Ardys II，约公元前645前615年在位）当政期间一度征服希腊人在安纳托利亚建立的大部分城邦。吕底亚人与希腊人在安纳托利亚建立的殖民城邦之间的战争，提供了古希腊神话传说的历史素材，诸多动人心弦的故事情节流传至今。公元前546年，波斯帝国的开国君主居鲁士大帝（Cyrus the Great）讨伐安纳托利亚，攻陷萨迪斯，生擒吕底亚的末代国王克罗伊斯（Croesus），吕底亚王国的疆域被纳入波斯帝国的版图。吕底亚的末代国王克罗伊斯是古希腊神话传说中的重要人物，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所著《历史》一书也用相当的篇幅记述了吕底亚文明的兴衰历程，其中关于吕底亚国王克罗伊斯与雅典政治家梭lún之间的对话曾经在古典世界广为流传。吕底亚人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卓越贡献是，利用安纳托利亚高原丰富的矿产资源，通过精湛的冶炼技术，合成黄金和白银，首创金属铸币，名曰白金币。吕底亚人制作的白金币，因为刻有狮头的图案，也被称作狮币。希腊人和波斯人制造的金属铸币，在时间上均晚于吕底亚人制造的白金币。 继吕底亚人之后，大约在公元前12世纪，弗里吉亚人（Phrygians）移入安纳托利亚西北部。弗里吉亚人的语言属于印欧语系的分支，与古希腊人以及亚美尼亚人的语言具有较为密切的亲缘关系，采用早期希腊字母作为书写形式。《荷马史诗》曾经提到生活在桑加里额斯河（即位于土耳其共和国境内的萨卡里亚河）流域的弗里吉亚人，希罗多德的《历史》以及相当数量的亚述铭文记载了弗里吉亚人的历史和文明。 公元前8世纪中叶，弗里吉亚人建立国家，都城是桑加利亚，位于今土耳其共和国首都安卡拉西南约80公里处萨卡里亚河畔的戈迪翁。弗里吉亚王国的第一任国王戈耳狄俄斯曾经出现于希腊神话之中，其子迈达斯是弗里吉亚王国最著名的统治者。弗里吉亚王国与古希腊城邦之间往来频繁，相传弗里吉亚人曾经卷入特洛伊战争（Trojan War），也传弗里吉亚国王迈达斯曾经娶希腊女子为妻并向希腊宗教圣地德尔菲神庙贡献祭品。弗里吉亚人具有精湛的木雕技术和金属加工技术，弗里吉亚王国制作的陶器远销希腊市场，弗里吉亚人发明的刺绣术在古代地中海世界闻名遐迩。 公元前7世纪中叶，弗里吉亚王国衰落，相继被乌拉尔图人和亚述人征服，直至沦为吕底亚王国的属地。公元前546年居鲁士大帝灭亡吕底亚王国之后，弗里吉亚被波斯帝国吞并。 乌拉尔图人（Urartu People）生活在安纳托利亚东部的凡湖周围地区，所cāo语言凡语既非印欧语系的分支，也非闪米特语系的分支，而是属于古代语系胡里特乌拉图语系，与安纳托利亚的土著居民哈梯人以及亚美尼亚的土著居民胡里特人的语言似乎具有同源的关系，采用楔形文字的书写形式，也保留了象形文字的书写传统。20世纪30年代，德国学者弗里德里希成功释读楔形文字书写体的凡语。关于乌拉尔图人的最早记载，出现于公元前13世纪的亚述铭文之中；亚述人将凡湖周围地区称作乌如阿特如，是为乌拉尔图一词的原型。 乌拉尔图人于公元前9世纪建立国家，亚述铭文中提到的第一任国王名为阿拉姆（约公元前858前844年在位），乌拉尔图铭文中提到的第一任国王名为萨尔杜里一世（约公元前844前832年在位）。乌拉尔图王国也称凡湖王国，乌拉尔图人自称比亚伊尼里国，都城图什帕位于今土耳其共和国境内的凡城。此后两个世纪中，乌拉尔图王国不断开疆拓土，鼎盛时期的版图甚至囊括南高加索、幼发拉底河中上游和叙利亚北部。公元前743年，乌拉尔图王国败于亚述帝国军队，幼发拉底河中上游被纳入亚述帝国的版图，国势由盛转衰。公元前6世纪初，米底人和西徐亚人灭亡乌拉尔图王国，凡湖周围地区被纳入米底王国的版图。 三、地中海世界古典文化的遗存 由于特定的地理位置，安纳托利亚的古代历史与希腊罗马时代地中海世界的古典文明之间具有极其密切的历史渊源。包括特洛伊、士麦那、以弗所、米利都和帕加马在内的古希腊移民建立的众多城邦，犹如璀璨的明珠镶嵌在安纳托利亚西部的爱琴海沿岸。亚历山大大帝东征之后，古希腊移民城邦帕加马的阿塔罗斯王朝领有地中海与黑海之间的广大地区，是希腊化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公元前2世纪起，安纳托利亚西部成为罗马人统治下的亚细亚行省（Asiatic Province）。地中海世界古典文化的遗存，在安纳托利亚留下了清晰的历史印记。 特洛伊（Troy）位于达达尼尔海峡南侧的希萨利克，是大约公元前16世纪古希腊移民建立的城邦，扼守自爱琴海进入黑海的咽喉要道，青铜时代曾经繁荣一时。公元前12世纪，以希腊半岛南部的迈锡尼城邦为首的希腊联军渡海远征特洛伊，战争持续10年之久，史称特洛伊战争。相传，迈锡尼联军在特洛伊遇到了顽强的抵抗，久攻不下，最后巧施木马计，方得以攻破城池。特洛伊战争以后，特洛伊城沦为废墟，直到公元前8世纪希腊人再度移入该地，特洛伊改称伊利昂（Ilion）。公元324年罗马皇帝移都君士坦丁堡以后，毗邻君士坦丁堡的伊利昂逐渐淡出世人的记忆。西方文学瑰宝《荷马史诗》中的《伊利亚特》即取材于特洛伊战争，《伊利亚特》也被译为《伊利昂纪》，特洛伊城邦由于《荷马史诗》的流传而名垂青史。19世纪后期，德国学者施里曼（Heinrich Schliemann，又译施利曼）追寻《荷马史诗》和古典作家的相关记载，在希萨利克发掘古代遗址，特洛伊的历史和文化得以重见天日。从特洛伊到伊利昂的考古发掘深达30米，时间跨度涵盖自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4世纪的不同历史时期，建筑遗址包括王宫、神庙、市场和剧院。 士麦那（Smyrna）是土耳其共和国第三大城市伊兹密尔的旧称，位于安纳托利亚西侧的爱琴海沿岸，也是地中海世界最古老的城市之一，系古希腊移民于公元前10世纪所建，希罗多德的《历史》一书记载了士麦那的早期历史。士麦那被古希腊人视作著名诗人荷马的出生地，公元前7世纪繁荣一时，公元前6世纪被吕底亚王国占领并沦为废墟，亚历山大大帝东征后得以重建。公元初年，士麦那成为基督教名城；启示录中曾经提到早期基督教的七大教会，士麦那教会便名列其中。 《圣经》中提到的以弗所（Ephesus），土耳其语中称作艾菲索斯，距离伊兹密尔约40公里，是来自希腊半岛的移民于公元前10世纪建立的城邦，曾经臣属于吕底亚王国和波斯帝国，公元前5世纪一度屈从于雅典。罗马帝国初期，以弗所是仅次于罗马的第二大城市和安纳托利亚的贸易中心。公元3世纪哥特人攻陷以弗所，城池毁于战火。 以弗所是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的故乡，以弗所城中的阿尔忒弥斯神庙是古代世界的七大奇观之一。阿尔忒弥斯神庙建筑于公元前6世纪，供奉以弗所女神；以弗所女神被时人誉为古希腊十二主神之一的月神阿尔忒弥斯，故名。阿尔忒弥斯神庙用大理石精工雕琢而成，建筑规模超过雅典的帕特农神庙，代表了古希腊时代神庙建筑的最高水准。以弗所在早期基督教中占据重要地位，相传圣母马利亚在耶稣受难之后迁居此处，使徒保罗和约翰均曾在此驻足，而以弗所教会则名列早期基督教的七大教会之中。 以弗所剧场 米利都（Miletus）位于以弗所以南的爱琴海沿岸，由古希腊移民于公元前12世纪所建，希腊波斯战争前曾经是希腊世界东部最大的城市和商业重镇，在黑海沿岸拥有众多的商业据点，著名学者泰勒斯（Thales）、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er）、阿那克西美尼（Anaxcomnes）创立的米利都学派（the Milesians）代表了古希腊哲学的重要成就。公元前499年，米利都城邦举行起义，反抗波斯人的统治，成为引发希腊波斯战争bào发的导火线。希腊波斯战争期间，米利都城邦加入雅典主导的提洛同盟。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米利都城邦加入斯巴达主导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希腊化时代，塞琉西王朝与阿塔罗斯王朝激烈角逐对于米利都城邦的控制权。罗马帝国时代，米利都被奥古斯都和图拉真视作东方明珠。 古希腊移民城邦帕加马（Pergamum），位于伊兹密尔附近巴克尔河畔的贝尔加马，距爱琴海约26公里，公元前5世纪已经出现，原本在希腊世界并不著名，直到亚历山大大帝东征之后，成为阿塔罗斯王朝的都城和安纳托利亚最负盛名的希腊化城市，而阿塔罗斯王朝统治下的安纳托利亚西部地中海与黑海之间称作帕加马王国。阿塔罗斯王朝的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3 章 国王仿照雅典卫城建造了帕加马卫城，帕加马图书馆是希腊化世界仅次于亚历山大图书馆，据传藏书多达20万册。帕加马城内的宙斯祭坛建造于约公元前180年，呈U形结构，包括巨大的柱廊和浮雕墙，因规模宏大和艺术精湛而被誉为古代世界的七大奇迹之一。帕加马人发明的羊皮纸，后来成为罗马时代地中海世界最重要的书写材料，英文中“羊皮纸”（Parccomnt）一词即来源于帕加马。罗马人征服东地中海期间，帕加马王国曾经与罗马人结为盟友，反对希腊半岛的马其顿王国。阿塔罗斯王朝的末代国王阿塔罗斯三世去世前夕，由于没有子嗣，立下遗嘱，将帕加马王国赠予罗马人。公元1世纪，基督教传入安纳托利亚西部，帕加马教会成为早期基督教的七大教会之一。 四、君士坦丁堡与拜占庭帝国 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位于博斯普鲁斯海峡西岸的欧洲一侧，地处山丘之上，毗邻马尔马拉海，扼守黑海的出海口，俯瞰色雷斯平原，宛若天造地设的要塞。君士坦丁堡jiāo通便利，贸易发达，城市的北侧是可供商船停泊的天然港湾，时人称之为金角湾。 君士坦丁堡 君士坦丁堡的前身是始建于公元前7世纪的希腊移民城市拜占庭，相传系雅典附近的墨伽拉人拜占遵从神谕所建，故名。拜占庭建城之后，吞并了博斯普鲁斯海峡对岸的另一希腊移民城市卡尔西顿，城区囊括博斯普鲁斯海峡两岸。此后数个世纪，拜占庭在希腊世界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城市，知名度远远不及安纳托利亚西侧爱琴海沿岸的希腊移民城市士麦那、以弗所、米利都和帕加马。公元324年，罗马帝国皇帝君士坦丁一世（Constantine I）下令扩建拜占庭城区，耗时5年之久。330年，君士坦丁移都拜占庭，并将拜占庭更名为新罗马，也称君士坦丁堡。公元395年罗马帝国分裂后，君士坦丁堡成为东罗马帝国的首都。此后千年间，君士坦丁堡以欧洲最大的城市著称于世，俨然成为基督教世界财富和权力的象征，东罗马帝国也因建都于希腊移民城市拜占庭而被后人称作拜占庭帝国（Byzantine Empire）。拜占庭的古希腊人曾经以新月作为城市的徽记，其后的拜占庭帝国继承了古希腊人的传统，新月成为拜占庭帝国的徽记和东正教的重要标志。 19世纪末位于伊斯坦布尔老城中心亲兵街的君士坦丁纪念柱，这个罗马纪念柱又名被烧之柱，由罗马帝国皇帝君士坦丁一世下令修建于330年，用来纪念拜占庭改名新罗马 君士坦丁堡横跨欧亚两洲，可谓举世无双的世界名城。根据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记载，君士坦丁时代扩建后的君士坦丁堡仿照罗马的格局和风格，皇室宫殿、贵族宅邸、教堂、剧院、竞技场、浴池、廊柱鳞次栉比，高架水渠将淡水从30公里外的色雷斯平原引入城中，城区面积超过拜占庭旧城数十倍。 君士坦丁堡分为内城和外城，内城的皇宫坐落于城内山丘之上，南临马尔马拉海，包括拉马尼奥尔宫、达夫纳宫和沙尔克宫，由拱廊连接，皇家花园点缀于宫殿之间。毗邻皇宫的君士坦丁堡大竞技场也称赛马场，始建于希腊移民城市拜占庭时代，君士坦丁一世在位期间仿照罗马大竞技场予以扩建，作为举行竞技和集会庆典的场所，据称可以容纳观众10万人。君士坦丁一世曾经下令将德尔菲阿波罗神庙的普拉提亚三脚祭坛（也称蛇柱）移入大竞技场的中央，狄奥多西一世（Theodosius I）则将古埃及法老图特摩思三世建造的花岗岩方尖碑从埃及南部卢克索的卡尔纳克神庙移入大竞技场的赛道内侧。圣索菲亚教堂作为君士坦丁堡的标志xìng建筑，始建于君士坦丁一世在位期间，最初系供奉古希腊智慧之神索菲亚，查士丁尼一世（Justinian I，527565年在位）即位后于532537年改建为基督教堂，平面采用希腊式的十字形结构，占地面积约8 000平方米，中厅圆顶直径33米，高55米，规模宏大，结构极其复杂，内饰精美的马赛克镶嵌壁画，堪称拜占庭建筑艺术的典范，是拜占庭帝国历代君主举行加冕礼的所在，建筑规模位居中世纪基督教堂之首，被誉为基督教世界令人向往的十大教堂之一。 圣索菲亚教堂 拜占庭帝国自330年君士坦丁一世迁都起，至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历经12个王朝，93个皇帝先后在位。以君士坦丁堡作为都城的拜占庭帝国也称东罗马帝国，中国古代史书称之为大秦。君士坦丁一世于313年颁布《米兰敕令》，承认基督教在帝国境内具有合法地位，325年主持召开尼西亚主教会议，制定基督教的官方法规，确认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学体系，临终前接受洗礼，成为第一位信奉基督教的罗马皇帝。在以罗马作为都城的西罗马帝国于476年灭亡之后，拜占庭帝国延续罗马帝国的历史长达千年之久。其间，拜占庭帝国的疆域处于波动的状态，而安纳托利亚、色雷斯和希腊半岛无疑构成帝国疆域的核心区域。查士丁尼一世当政期间是拜占庭帝国的黄金时代，拜占庭帝国的版图几乎囊括整个地中海世界。查士丁尼一世死后，拜占庭帝国的疆域逐渐缩小，亚平宁半岛、伊比利亚半岛和北非西部分别落入日耳曼人的分支东哥特王国、西哥特王国和汪达尔王国手中。公元7世纪，阿拉伯人兴起后，从拜占庭帝国手中夺取了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阿拉伯帝国的倭马亚王朝哈里发穆阿威叶、苏莱曼和阿拔斯王朝哈里发哈lún曾经先后3次大举出兵，围攻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均无功而返。1054年，基督教会正式分裂，东部教会改称希腊正教，即东正教，西部教会改称罗马公教，即天主教，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作为东正教牧首的驻地而成为基督教世界东部的宗教中心。1204年第四次十字军东侵期间，来自西欧天主教世界的十字军攻陷君士坦丁堡，进而在安纳托利亚西北部和巴尔干半岛南部建立拉丁帝国，下辖帖撒罗尼迦王国、阿卡亚公国和雅典公国，仅尼西亚、伊庇鲁斯和特拉布宗等个别地区处于拜占庭帝国残余势力的管辖之下。1261年，拉丁帝国灭亡，拜占庭帝国复国。巴列奥略王朝（Palaeologan Dynasty，12611453年）时期，拜占庭帝国已经失去了往日的辉煌与荣耀，苟延残喘，疆域版图仅存君士坦丁堡及其周边地带、尼西亚、色雷斯和马其顿一隅。 作者点评： 安纳托利亚作为当今土耳其共和国的主体区域，尽管地处亚洲大陆的西北端，却与欧洲具有极其密切的历史渊源。早在近4 000年前，文明的曙光就冉冉升起在安纳托利亚高原。印欧语系的分支赫梯人建立的诸多城邦，开辟了安纳托利亚古代文明的先河。古希腊人的移民浪潮和罗马人的军事扩张，给安纳托利亚注入了地中海世界的文明元素。拜占庭帝国时代，君士坦丁堡犹如镶嵌在地中海世界的璀璨明珠，成为欧洲基督教文明的重要标志。 第二章　突厥人的西迁 一、伊斯兰教传入中亚 土耳其人（Turks）并非安纳托利亚的土著居民，也非古代赫梯人的后裔。土耳其人属于突厥人的分支，位于亚洲大陆腹地的中亚是突厥人的古老家园。 突厥人最初生活在蒙古草原西部的叶尼塞河上游一带，处于游牧状态，追逐水草，居无定所。公元初年，继匈奴人衰落之后，突厥人逐渐自北向南迁徙，进入吐鲁番盆地以北的博格达山区。公元5世纪，突厥人迫于柔然人的压力，迁徙到天山与阿尔泰山之间的准噶尔盆地。公元6世纪中叶，突厥人击败柔然人，建立所谓的突厥帝国，是为最初的突厥国家。此后，突厥帝国联合波斯萨珊王朝，灭亡中亚大国哒，其活动范围扩展到咸海以东的广大地区。6世纪末，突厥帝国分裂，形成东西两大汗国，分别领有蒙古草原和中亚的巴克特里亚、费尔干纳、粟特、花剌子模诸地。 位于亚洲大陆腹地的中亚，原本生活着印欧语系和阿尔泰语系的诸多族群。在历史的长河中，这些族群经历了突厥化的过程，逐渐演变为突厥人的不同分支。突厥斯坦一词原为波斯语，意为“突厥人之地”，最早出现于公元8世纪阿拉伯人撰写的地理书之中，泛指咸海以东至帕米尔高原西侧突厥人统治的辽阔区域。 突厥人原本信奉原始宗教，盛行图腾崇拜。相传，突厥人是狼的后代，狼在突厥人的图腾崇拜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考古学家曾经在一处突厥人的古代遗址中发现一条腰带，上面绣有一头母狼喂养4个突厥男孩的图形。公元8世纪的突厥碑铭，也刻有母狼喂养突厥男孩的画面。哈里发国家征服之前，中亚地区的诸多族群信奉佛教、拜火教（即琐罗亚斯德教）、景教（即聂斯托里派基督教）和萨满教。 阿姆河（Amu Darya）系中亚地区重要的内陆河，自东南向西北流入咸海。阿姆河的左岸是波斯人的传统家园，而阿姆河的右岸则是突厥人的世界。倭马亚王朝（Umayyad Dynasty）时期，阿拉伯穆斯林将领古太白穆斯林率军东进，于705年越过阿姆河，攻入巴克特里亚，占领阿姆河上游重镇巴勒黑。706712年，古太白穆斯林率军攻入粟特，占领阿姆河中游的两座重镇布哈拉和撒马尔罕，进而降服阿姆河下游花拉子模一带。713年，古太白穆斯林的队伍深入锡尔河流域，攻占费尔干纳。古太白穆斯林在阿姆河右岸的中亚地区焚毁佛教庙宇、拜火教神殿、景教教堂和萨满教神像，建造清真寺，迁入阿拉伯人，强迫土著人口改奉伊斯兰教，向拒绝改奉伊斯兰教的土著人口征收人丁税，初步奠定中亚伊斯兰教化的基础。此后，突厥人常将其儿童作为贡赋上缴哈里发国家，突厥人随之逐渐流入伊斯兰世界的腹地。阿拔斯王朝（Abbasid Dynasty）建立后，突厥士兵开始出现于哈里发国家的军队之中。817年，阿拔斯哈里发国家在平息伊拉克反叛势力的过程中，首次使用突厥士兵组成的外籍新军，战绩颇佳。阿拔斯王朝哈里发穆尔台绥姆当政期间，曾经购买7万名突厥奴隶充当战士。 阿拔斯哈里发国家的藩属萨曼王朝（Samanid Dynasty，819999年），系改奉伊斯兰教的古代波斯贵族后裔建立的伊斯兰政权，采用埃米尔的称号，领有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的河中地区。位于阿姆河中游的撒马尔罕和布哈拉，相继成为萨曼王朝的都城。河中地区位于咸海以南，是连接伊朗与中亚的天然通道，也是哈里发国家与突厥人jiāo往的重要历史舞台，相互之间的jiāo往方式则表现为频繁的战争、活跃的贸易、移民的浪潮和伊斯兰教的传播。萨曼王朝在其鼎盛阶段，屡屡征讨盘踞在中亚各地的突厥人，兵锋远至帕米尔高原西侧的怛罗斯，迫使喀喇汗国的都城向东迁至喀什噶尔（今新疆喀什）。在怛罗斯的清真寺，聚礼的穆斯林祝福着巴格达的阿拔斯哈里发和萨曼王朝的埃米尔。萨曼王朝以伊斯兰教作为国教，尊奉逊尼派，实行伊斯兰教法。萨曼王朝统治时期，中亚地区的伊斯兰化程度进一步加深。萨曼王朝的统治者奖掖伊斯兰教文化，撒马尔罕和布哈拉可谓群贤毕至，英才云集，宛若象征中亚伊斯兰教的两颗璀璨的明珠。名垂青史的穆斯林学者，包括医学家拉齐和伊本西那、哲学家法拉比和比鲁尼、诗人费尔多西和鲁达基，皆曾在萨曼王朝统治者的庇护下从事学术活动。 喀喇汗国（Qarakhanid Dynasty）也称黑汗王朝（8401212年），位于中亚和新疆西部，兴起于9世纪中叶，分为东西两支，东支都于巴拉沙衮，西支都于怛罗斯。喀喇汗国的突厥人原本并非穆斯林，信奉萨满教、拜火教以及摩尼教和佛教。10世纪初，喀喇汗国西支的可汗萨图克博格拉汗（Satuq Boghra Khan）皈依伊斯兰教，成为首位信奉伊斯兰教的突厥可汗，自称苏丹。 萨图克博格拉汗之子巴依塔什当政期间，20万帐（即20万户）突厥人皈依伊斯兰教。喀喇汗国鼎盛阶段，领有东起新疆库车、西至咸海的中亚辽阔区域。在喀喇汗国统治下的中亚，突厥游牧族群经历了定居化和伊斯兰教化的转变过程。萨曼王朝的影响和苏非教团的传教活动，是喀喇汗国和突厥人得以迅速实现伊斯兰教化的重要原因。 962年，突厥将领阿勒普特金（Alp Tigin，又译阿尔普特勤）占据加兹尼城（位于今喀布尔西南150公里处），自立为埃米尔，建立加兹尼王朝（Ghaznavid Dynasty，又译伽色尼王朝，9621186年）。976年阿勒普特金死后，其婿苏卜克特金（Sabuktigin，又译苏布克特勤）承袭加兹尼王朝的统治权力，拓展疆域，攻占锡斯坦，夺取喀布尔和白沙瓦。 苏卜克特金之子马哈茂德（Mahmud of Ghazni）当政期间，加兹尼王朝国势极盛。999年，马哈茂德联合喀喇汗国，夹击布哈拉，灭亡萨曼王朝，并以阿姆河为界与喀喇汗国瓜分萨曼王朝的辖地。1006年，马哈茂德在巴勒黑击败喀喇汗国军队，进而夺取花拉子模。1029年，马哈茂德攻陷莱伊，占领伊朗西部诸地。马哈茂德不仅在伊斯兰世界东部横扫千军，而且以雷霆之势三次南下，远征印度。加兹尼王朝的征略，打开了穆斯林冲击印度的门户，尤其是奠定了印度西北部地区伊斯兰教化的基础。马哈茂德因此在伊斯兰世界声威大振，成为穆斯林仰慕的英雄，在伊斯兰史上首次获得加齐（Ghazi，意为圣战者）的桂冠，并被哈里发嘎迪尔赐封为雅敏道莱的称号。 二、塞尔柱突厥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4 章 称雄西亚 萨曼王朝建立后，在中亚诸地极力传播伊斯兰教，突厥人纷纷加入穆斯林的行列。北方的拜占庭帝国边境和东方的中亚诸地，曾经均为穆斯林对异教徒发动圣战的前沿，吸引着来自伊斯兰世界腹地的众多圣战者，戍边拓土。萨曼王朝时期，突厥人相继皈依伊斯兰教，使穆斯林在中亚的圣战成为违背伊斯兰教法的行为，圣战者人数锐减，萨曼王朝的东部随之丧失应有的防御，边境门户顿开。突厥人改奉伊斯兰教以后，逐渐形成难以遏制的西进浪潮。 塞尔柱突厥人（Seljuk Turks）系突厥血统乌古斯部落联盟的一支，因其首领塞尔柱杜卡克而得名。10世纪末，塞尔柱叶卡克率领族人离开中亚的吉尔吉斯草原，向西迁徙，进入锡尔河下游一带，先后依附于萨曼王朝和加兹尼王朝。塞尔柱突厥人原本信奉萨满教，西迁之后改奉伊斯兰教，加入逊尼派穆斯林的行列，成为萨曼王朝和加兹尼王朝的加齐战士，致力于发动对于异教徒的圣战。1025年，正值加兹尼王朝的马哈茂德南下印度之时，塞尔柱突厥人越过阿姆河，进入伊朗高原的东部。1040年，塞尔柱突厥人在木鹿附近的丹丹坎击败马哈茂德之子麦斯欧德的军队，夺取呼罗珊。随后，塞尔柱突厥人首领图格里勒自称伯格（意为头领），定都内沙浦尔，并挥师西进，击败什叶派穆斯林政权白益王公的军队，攻陷莱伊、哈马丹、伊斯法罕诸城，占领伊朗全境，兵抵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 波斯血统的白益王公祖居里海南岸，945年入主巴格达，此后称雄伊斯兰世界腹地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白益王公尊奉什叶派伊斯兰教，无视阿拔斯王朝哈里发的宗教权威。1055年，图格里勒应阿拔斯哈里发嘎伊姆之召，兵抵巴格达城下。白益王公属下的巴格达守将白萨希里无力抵御塞尔柱人，弃城逃走。哈里发嘎伊姆遂将图格里勒迎入巴格达，赐封他为东方和西方的苏丹（Sudan，苏丹一词在阿拉伯语中本意为权柄，引申为君主），统揽阿拔斯王朝的所有世俗权力，视若逊尼派伊斯兰教的捍卫者。此后，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作为象征xìng的宗教领袖，受到塞尔柱突厥人的礼遇。1058年，白萨希里趁图格里勒出征北方之机，纠集残部，卷土重来，攻入巴格达。不久后，图格里勒班师伊拉克，白萨希里兵败身亡。 1063年图格里勒死后，其侄阿勒卜阿尔斯兰（Alp Arslan）继任苏丹。阿勒卜阿尔斯兰（突厥语中意为雄狮）尚武善骑，长于征战，即位以后，离开内沙浦尔，迁都伊朗西部的伊斯法罕。阿勒卜阿尔斯兰当政期间，与喀喇汗国实行联姻政策，娶喀喇汗国公主为妻，并将自己的女儿远嫁喀喇汗国的王子。在稳定东部边境之后，塞尔柱突厥人大举进攻伊斯兰世界的宿敌拜占庭帝国，于1064年占领亚美尼亚首府阿尼。1071年，阿勒卜阿尔斯兰在凡湖以北的曼齐喀特重创拜占庭军队，俘获拜占庭皇帝罗曼努斯四世（Romanos IV Diogenes），取得圣战的决定xìng胜利，彻底摧毁了拜占庭帝国的东部防线，占领了亚美尼亚全境和安纳托利亚大部。长期以来，陶鲁斯山是伊斯兰世界与基督教世界的天然分界线，倭马亚王朝和阿拔斯王朝的历代哈里发虽然屡屡兵抵君士坦丁堡城下，却始终未能将陶鲁斯山北侧地区据为己有。曼齐喀特战役（Battle of Manzikert，又译曼齐刻尔特战役）以后，塞尔柱突厥人自亚美尼亚长驱西进，陶鲁斯山北侧广大地区成为穆斯林新的家园。与此同时，塞尔柱突厥人击败什叶派穆斯林政权法蒂玛王朝，夺取叙利亚，收复希贾兹的两座圣城麦加和麦地那。 塞尔柱苏丹阿勒卜阿尔斯兰羞辱俘获的拜占庭皇帝罗曼努斯四世 阿勒卜阿尔斯兰之子马立克沙（Malik-Shah I）于1073年即位后，定都木鹿。1081年，塞尔柱突厥人攻占中亚重镇布哈拉和撒马尔罕，兵锋远至费尔干纳和花剌子模。马立克沙当政期间，塞尔柱突厥人的势力达到顶峰，东起中亚、西至叙利亚和小亚细亚半岛、北起亚美尼亚、南至阿拉伯海的广大地区尽归其所有。1091年，马立克沙离开木鹿，迁都巴格达。在星期五聚礼的呼图白中，巴格达的穆斯林祝福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同时祝福塞尔柱突厥人的苏丹。马立克沙还将女儿许配给哈里发穆格台迪，与阿拔斯家族结为姻亲。 阿勒卜阿尔斯兰和马立克沙当政期间，波斯人尼扎姆穆勒克（Nizam al-Mulk）出任维齐尔，辅佐苏丹，整顿朝纲，推行新政，发展生产，改善jiāo通，使饱受战乱的西亚诸地逐渐恢复了往日的繁荣景象，政绩颇佳。塞尔柱突厥人素有尚武的传统，而尼扎姆穆勒克青睐文治，崇尚学术。在尼扎姆穆勒克的庇护和赞助下，教义学家安萨里完成了神学名著《圣学复苏》，诗人欧默尔赫亚姆完成了文学佳作《鲁拜集》。尼扎姆穆勒克还耗费巨资，在巴格达创办尼扎米叶大学，传授逊尼派伊斯兰教的神学思想和教义学说，旨在抗衡什叶派政权法蒂玛王朝在开罗创办的爱资哈尔大学。尼扎姆穆勒克著有《政治论》一书，阐述治国之道，影响甚广，足以与西方学者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相媲美。 1092年马立克沙死后，塞尔柱突厥人分裂。马立克沙之子桑贾尔（Ahmad Sanjar）承袭父位，以大塞尔柱苏丹的名义领有呼罗珊。与此同时，马立克沙的兄弟台台什领有叙利亚，马立克沙之子巴基亚卢格控制伊朗，家族内讧，兵戎相见。1157年，桑贾尔死于木鹿。此后，塞尔柱突厥帝国急剧衰落，所辖领地被来自中亚的另一突厥人政权花拉子模沙王朝吞并，塞尔柱突厥帝国名存实亡。 三、安纳托利亚的罗姆苏丹国 自7世纪中叶开始，安纳托利亚成为拜占庭帝国仅存的亚洲领土，安纳托利亚南侧的陶鲁斯山则是拜占庭帝国抵御阿拉伯穆斯林进攻的天然屏障。安纳托利亚原本是基督教和希腊人的世界，处于拜占庭帝国的统治之下，时人称之为罗姆，意为“罗马的土地”。1071年曼齐喀特战役后，拜占庭帝国的东部边境门户顿开，塞尔柱突厥人自东向西涌入安纳托利亚，安纳托利亚的政治格局、人种构成和宗教信仰随之逐渐改变。塞尔柱苏丹阿勒卜阿尔斯兰将安纳托利亚赐封其族弟苏莱曼库特米鲁什；1077年，苏莱曼库特米鲁什（Suleiman bin Qutalmish，10771086年在位）自立为苏丹，建立罗姆苏丹国（Sultanate of Rum，又译鲁姆苏丹国，10771308年），都于尼西亚（Nicaea，今土耳其的伊兹尼克），尊奉逊尼派伊斯兰教，领有安纳托利亚东部和中部直至爱琴海沿岸的广大地区，拜占庭帝国在安纳托利亚的疆域仅限于君士坦丁堡和黑海沿岸的特拉布宗一带。罗姆苏丹国于1116年迁都科尼亚，故而也称科尼亚苏丹国。 苏莱曼库特米鲁什创立罗姆苏丹国以后，一度试图争雄伊斯兰世界的霸主地位，进军叙利亚北部重镇阿勒颇，1086年兵败身亡。苏莱曼库特米鲁什死后，罗姆苏丹国致力于对基督徒的圣战，安纳托利亚成为罗姆苏丹国的立国之地。 曼齐喀特战役之后，拜占庭帝国的形势岌岌可危，拜占庭帝国皇帝被迫求助于罗马教皇。1096年，历时近两个世纪之久的十字军东征拉开序幕。此后的两个世纪，罗姆苏丹国在安纳托利亚顽强抵御来自西欧诸国十字军发动的攻势。13世纪前期，罗姆苏丹国的国势达到鼎盛，攻占地中海沿岸城市安塔利亚和黑海沿岸城市锡诺普，迫使拜占庭帝国残部尼西亚帝国和特拉布宗帝国称臣纳贡。波斯人贾拉lún丁鲁米祖居阿富汗的巴勒黑，后迫于蒙古西征的压力，移居罗姆苏丹国都城科尼亚，从事诗歌创作，堪称最伟大的苏非派神秘主义诗人，所作长诗《玛斯纳维》甚至被誉为“波斯文的古兰经”。 曼齐喀特战役 1243年，塞尔柱突厥人在锡瓦斯东北60公里处的科赛达格败于大举西征的蒙古军，科尼亚的苏丹被迫向蒙古军称臣纳贡，直至沦为蒙古四大汗国之一伊儿汗国的附庸。此后，罗姆苏丹国逐渐衰落，诸多埃米尔国遂各自为政，号令一方。其中，卡拉曼埃米尔国占据安纳托利亚的中南部，都于罗姆苏丹国旧都科尼亚，特克埃米尔国控制安纳托利亚的东南部沿海，都于安塔利亚，特克埃米尔国以北是哈米德埃米尔国和格尔米延埃米尔国，分别都于伊斯帕尔塔和屈塔希亚，爱琴海南岸系门特什埃米尔国的领地，艾丁埃米尔国和萨鲁罕埃米尔国位于门特什埃米尔国以北，分别都于伊兹密尔和玛尼萨，萨鲁罕埃米尔国以北至达达尼尔海峡是卡列西埃米尔国，卡列西埃米尔国的西北侧是奥斯曼埃米尔国。1308年，罗姆苏丹国的末代苏丹被蒙古伊尔汗国的统治者处死，罗姆苏丹国的历史最终结束。 作者点评： 土耳其人作为突厥人的分支，其生活的家园在历史的长河中经历了沧海桑田的变化。阿拉伯穆斯林的东征，密切了哈里发国家与中亚土著族群之间的联系和jiāo往。伊斯兰教在中亚的广泛传播，逐渐淡化了西亚与中亚之间的信仰差异，进而敞开了突厥人西迁的大门。在阿拔斯王朝日渐衰落之际，突厥人在伊斯兰世界异军突起，成为主宰哈里发国家命运的崭新政治力量。骁勇善战的突厥战士在圣战的旗帜下踏上了安纳托利亚广袤的土地，深刻改变了安纳托利亚的历史进程，开辟了安纳托利亚之突厥化和伊斯兰教化的先河。 第三章　征战中崛起的奥斯曼帝国 一、奥斯曼国家的兴起 安纳托利亚地处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世界的中间地带。长期以来，穆斯林与基督徒在安纳托利亚频繁攻战，形成深刻的宗教对立。信仰的狂热和对于战利品的渴望，驱使着来自伊斯兰世界腹地的穆斯林涌向圣战的前沿。十字军东征（Crusades）时期，叙利亚成为穆斯林与基督徒jiāo锋的主要区域，穆斯林与基督徒在安纳托利亚的宗教对抗有所缓解。十字军东征结束后，安纳托利亚的战事再度进入高潮。穆斯林与基督徒之间的激烈厮杀，吸引来自伊斯兰世界的圣战者不断涌入安纳托利亚。以捍卫信仰的名义劫掠异教徒的土地和战利品，则是驱使穆斯林加入圣战者行列的直接诱因。在穆斯林看来，圣战的胜利既是物质财富的来源，更是权力合法xìng的根基。 奥斯曼人（Ottomans）的国家脱胎于穆斯林在安纳托利亚发动的圣战实践，奥斯曼国家的兴起可谓安纳托利亚之穆斯林圣战实践的逻辑结果和历史产物。另一方面，13世纪蒙古帝国兴起以后，大批突厥血统的穆斯林迫于蒙古西征的强大压力，从亚洲大陆腹地的中亚和伊朗高原自东向西移入安纳托利亚，进而导致安纳托利亚人口构成的明显变化。蒙古西征无疑加深了安纳托利亚的突厥化和伊斯兰教化的进程，而安纳托利亚的突厥化和伊斯兰教化则提供了奥斯曼人异军突起的重要社会基础。 奥斯曼人与11世纪入主西亚的塞尔柱人同属突厥人乌古斯部落联盟的分支，因其首领奥斯曼而得名，曾经在伊朗高原东北部的呼罗珊地区从事游牧活动，尊奉逊尼派伊斯兰教。13世纪初，由于受到蒙古西侵的威胁，乌古斯部落联盟的分支凯伊部落离开呼罗珊地区，向西迁至两河流域上游。凯伊部落在其首领苏莱曼死后分裂为两支，其中一支返回呼罗珊地区并依附于蒙古征服者，另一支大约400帐（即400户）在苏莱曼之子厄尔图格鲁尔率领下进入安纳托利亚西北部萨卡利亚河畔的索古德地区（位于今土耳其城市埃斯基谢希尔附近），依附于罗姆苏丹国，戍守边境，致力于讨伐基督徒的圣战。 1281年厄尔图格鲁尔死后，其子奥斯曼（Osman，12811326年在位）承袭父职。奥斯曼1258年出生于安纳托利亚东北部的瑟于特，承袭父职后，娶苏非教团长老艾德巴里之女玛尔哈顿为妻，接受艾德巴里赠予的宝剑，得到苏非教团的支持，进而以圣战的名义袭击拜占庭帝国的边境，抢劫财物，拓展疆土，围攻拜占庭帝国城市尼西亚（Nicaea，今土耳其城市伊兹尼克）。1299年，奥斯曼自称加齐，在其领地范围建立国家，是为奥斯曼人国家的雏形。奥斯曼是十分虔诚的穆斯林，恪守宗教功修，生活简朴，热衷于对基督徒的圣战，史书称奥斯曼为“部落首领，加齐英雄”。 奥斯曼召集加齐勇士 13世纪的安纳托利亚是穆斯林圣战的前沿，而在加齐云集的圣战前沿中脱颖而出的前提条件，是取得圣战的重大胜利和被安纳托利亚的穆斯林首领塞尔柱苏丹赐封贝伊（Bey）的称号。奥斯曼于1301年在巴法埃农击败救援尼西亚的拜占庭帝国军队2 000人，旋即被罗姆苏丹国的苏丹阿拉丁二世授予贝伊的称号，获赠作为权力标志的战袍、战旗、战马和战鼓。巴法埃农之战的胜利提高了奥斯曼的声望，来自安纳托利亚各地的圣战者纷纷慕名投奔奥斯曼的帐下。1302年阿拉丁二世死后，罗姆苏丹国分裂，奥斯曼遂放弃贝伊的称号，改称埃米尔（Emir），创建奥斯曼埃米尔国，定都萨卡利亚河谷的卡拉加希萨尔（卡拉加希萨尔原为希腊人的主教驻地，距离布尔萨约两天的路程），继而向黑海和马尔马拉海方向拓展领土。 1326年奥斯曼死后，其子乌尔汗（Orhan，又译奥尔汗，13261360年在位）即位，移都布尔萨。1326年乌尔汗定都布尔萨，被后来的史家视作奥斯曼帝国之始，而乌尔汗则被誉为奥斯曼帝国的真正创立者。 乌尔汗 布尔萨（Bursa）位于安纳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5 章 托利亚的西北部，地处乌卢山南麓，始建于公元前3世纪，建城之初名为普鲁萨，曾经是拜占庭帝国的军事重镇。奥斯曼人于1317年起围攻拜占庭军队重兵防守的布尔萨，1326年攻陷布尔萨。奥斯曼死于布尔萨陷落之时，乌尔汗便将奥斯曼的遗体葬于布尔萨，布尔萨由此成为奥斯曼人心目中的圣城。 乌尔汗移都布尔萨后，率军攻占拜占庭帝国的重镇尼西亚（1331年）、尼科米底亚（1337年）和于斯屈达尔（1338年）诸地，兼并原属罗姆苏丹国的大部领土，成为安纳托利亚最具实力的穆斯林政权，进而将扩张的矛头指向巴尔干半岛（Balkan Peninsula）。1345年，乌尔汗兼并卡列西埃米尔国，兵临马尔马拉海，控制达达尼尔海峡，进而打开通向欧洲的大门。1354年，乌尔汗的长子苏莱曼率军东征，攻占安卡拉。 穆拉德一世（Murad I，13601389年在位）当政时期，兼并格尔米延埃米尔国和哈米德埃米尔国，降服卡拉曼埃米尔国，控制安纳托利亚中部。穆拉德一世死后，巴叶济德一世（Bayezid I，又译巴耶济德一世、巴耶塞特一世，13891402年在位）即位。1390年，巴叶济德一世征服爱琴海沿岸的萨鲁罕埃米尔国、艾丁埃米尔国和门特什埃米尔国。1397年，巴叶济德一世的军队占领安纳托利亚内陆重镇科尼亚，兼并卡拉曼埃米尔国。 14世纪末，帖木儿帝国（Timurid Empire）崛起于中亚。帖木儿（Timur，13361405年）是突厥化的蒙古察哈台汗国贵族后裔，1370年在撒马尔罕建国，进而征服伊朗、阿富汗以及南高加索地区的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1398年，帖木儿的军队一度攻入印度北部，洗劫德里。帖木儿的军队于1400年攻入叙利亚，击败马木路克王朝的守军，占领阿勒颇和大马士革。1402年，帖木儿率军15万人攻入安纳托利亚。帖木儿的大军自锡瓦斯出发，沿克孜勒河向西，穿过卡帕多西亚，到达安卡拉城外的齐布克平原，与巴叶济德一世率领的奥斯曼军队7万人jiāo锋。奥斯曼军队战败，巴叶济德一世被俘后忍辱而死，安纳托利亚归降帖木儿帝国，奥斯曼帝国由此进入大空位期（Interregnum，14021423年）。 巴叶济德一世被帖木儿俘获后忍辱而死 安卡拉战役（Battle of Ankara）后，帖木尔恢复格尔米延、萨鲁罕、艾丁、门特什和卡拉曼诸埃米尔国在其原有领地的统治权，巴尔干半岛的塞尔维亚人、瓦拉几亚人和阿尔巴尼亚人也相继反叛。奥斯曼人在安纳托利亚仅保留东起阿玛萨西至布尔萨和马尔马拉海的地带，由帖木儿分别赐封给巴叶济德一世的4个儿子伊萨、苏莱曼、穆罕默德和穆萨。其中，伊萨领有布尔萨和安纳托利亚西部，苏莱曼领有埃迪尔内和巴尔干半岛南部一隅，穆罕默德领有阿玛萨一带，穆萨处于穆罕默德的监护之下。1403年，苏莱曼与拜占庭皇帝签署协议，以归还萨洛尼卡为条件，换取拜占庭皇帝的支持。 帖木儿返回中亚以后，巴叶济德一世的4子之间相互厮杀，内战持续了10年之久。1404年，苏莱曼（Soliman）的军队夺取布尔萨，控制安纳托利亚西部。1409年，穆罕默德指使穆萨潜入巴尔干半岛，在瓦拉几亚人的支持下控制保加利亚东部和色雷斯，迫使苏莱曼撤军，安纳托利亚西部遂成为穆罕默德的领地。1411年，穆萨攻占埃迪尔内，苏莱曼死于逃往君士坦丁堡的途中。1413年，穆罕默德的军队越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夺取埃迪尔内，穆萨在索非亚附近兵败身亡。1415年，穆罕默德占领卡拉曼埃米尔国西部，重新兼并萨鲁罕埃米尔国。1421年穆罕默德死后，其子穆拉德在布尔萨即位，是为穆拉德二世（Murad II，14211451年在位）。穆拉德二世即位后，首先平息觊觎苏丹权位的奥斯曼人反叛。1422年，已故苏丹穆罕默德的胞弟穆斯塔法在拜占庭帝国的支持下举兵反叛，占据鲁梅利亚，在埃迪尔内自称苏丹，旋即被苏丹穆拉德二世处死。1423年，穆拉德二世的胞弟小穆斯塔法举兵反叛，自称苏丹，占据伊兹尼克，也被处死。随后，穆拉德二世出兵围攻君士坦丁堡，继而于1424年灭亡艾丁埃米尔国，1425年灭亡门特什埃米尔国，1428年灭亡格尔米延埃米尔国，奥斯曼帝国再度中兴。 穆拉德二世 二、对基督教世界的圣战 1341年拜占庭帝国皇帝安德洛尼卡三世（Andronikos III Palaiologos）死后，其子巴列奥略在君士坦丁堡加冕即位，称约翰五世（John V Palaiologos）；康塔库尊拒绝承认约翰五世，在色雷斯自立为拜占庭帝国皇帝，是为约翰六世（John VI Kantakouzenos）。1342年，巴列奥略与康塔库尊之间为争夺拜占庭帝国皇位而bào发内战。1346年，康塔库尊与奥斯曼人结盟，将其女狄奥多拉许配给乌尔汗为妻。同年，乌尔汗的长子苏莱曼率军6 000人开赴色雷斯援助康塔库尊，夺取伊斯坦布尔以北的黑海沿岸地区，是为奥斯曼人首次踏上欧洲的土地。 1331年，斯蒂芬杜尚（Stephen Duan）继任塞尔维亚王位。斯蒂芬杜尚即位后，利用拜占庭帝国内讧之机，开疆拓土，夺取阿尔巴尼亚、色雷斯和马其顿地区，俨然成为巴尔干半岛的霸主。1346年，斯蒂芬杜尚自称塞尔维亚人和希腊人的皇帝，继而与威尼斯人结盟，君士坦丁堡成为塞尔维亚人和威尼斯人觊觎的目标。1349年，乌尔汗出兵2万人帮助拜占庭帝国击败塞尔维亚统治者斯蒂芬杜尚的军队，收复一度为塞尔维亚人占领的萨洛尼卡。1352年，巴列奥略与康塔库尊之间内战再起，乌尔汗派遣苏莱曼率军驰援康塔库尊，兵锋一度远至亚得里亚堡。1354年，苏莱曼率军渡过达达尼尔海峡，占领了达达尼尔海峡欧洲一侧的加利波利半岛。苏莱曼将突厥穆斯林战士从安纳托利亚移入加利波利半岛，加利波利半岛随之成为奥斯曼人进攻巴尔干半岛的桥头堡。另一方面，加利波利半岛陷落后，君士坦丁堡处于奥斯曼人的直接威胁之下，基督教世界为之震惊。罗马教皇和西欧基督世界开始筹划发动新的十字军东征，意yù拯救君士坦丁堡，抵御伊斯兰教向欧洲的传播，进而实现东西教会即天主教会与东正教会的统一。 穆拉德一世当政时期，延续乌尔汗生前的扩张路线，奥斯曼人绕过君士坦丁堡，开始大规模进军东南欧地区。此时的东南欧地区在政治上四分五裂，斯蒂芬杜尚死后的巴尔干半岛犹如一盘散沙。民族矛盾和教派对立的错综jiāo织、基督徒王公的内讧、东正教与天主教之间的分歧、民众不满情绪的蔓延，以及伊斯兰教的宗教宽容政策，提供了奥斯曼人得以征服巴尔干半岛的外在条件。另外，在欧洲基督教世界尚未出现职业化军队的时代，耶尼切里作为奥斯曼帝国的职业化战士，训练有素，准备精良，占据明显的军事优势。 亚得里亚堡（Adrianople）也称哈德良堡，地处色雷斯、希腊与保加利亚之间，是罗马帝国皇帝哈德良在征服巴尔干半岛后建立的军事要塞，战略地位极其重要。罗马帝国军队于378年在亚得里亚堡与哥特人发生激战，罗马皇帝瓦lún斯兵败身亡。1357年苏莱曼死后，穆拉德负责戍守加利波利半岛，奥斯曼人逐渐控制马里查河谷以及君士坦丁堡通往亚得里亚堡的道路，形成对亚得里亚堡的包围态势。1361年，奥斯曼军队攻占亚得里亚堡，切断拜占庭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与巴尔干半岛之间的联系，东南欧地区门户顿开。穆拉德一世将奥斯曼国家首都从布尔萨迁至亚得里亚堡，亚得里亚堡改称埃迪尔内。穆拉德一世迁都巴尔干半岛边境城市埃迪尔内，预示着奥斯曼人在东南欧方向的进一步圣战。 1363年，奥斯曼军队占领菲利比，切断希腊与保加利亚之间的联系，控制君士坦丁堡的谷物供应，迫使拜占庭帝国皇帝臣服于奥斯曼苏丹。然而，面对奥斯曼人的威胁，巴尔干半岛的基督教王公不甘效仿拜占庭皇帝，拒绝向奥斯曼苏丹俯首称臣。1364年，塞尔维亚、波斯尼亚和匈牙利的基督教王公组成联军，在匈牙利国王路易的统率下开赴马里查河谷，驱赶刚刚踏上巴尔干半岛土地的奥斯曼人，遭遇奥斯曼人的伏击，兵败而退，数以千计的基督徒溺亡于马里查河，是为巴尔干半岛的基督徒携手抗衡奥斯曼人入侵的首次尝试，史称“塞尔维亚人的溃败”（Serbian Defeat）。 科索沃战役 1366年，罗马教皇发布诏书，呼吁欧洲基督徒对信奉伊斯兰教的奥斯曼人发动圣战。随后，萨伏伊伯爵阿曼德斯二世的舰队从奥斯曼人手中夺回加里波利要塞，归还拜占庭帝国皇帝。然而，加里波利的得而复失已经无法阻止奥斯曼人在巴尔干半岛的进攻势头。1376年，拜占庭帝国皇帝安德罗尼库四世（Andronikos IV Palaiologos，又译安德洛尼卡四世）将加里波利重新献予奥斯曼苏丹穆拉德一世，作为奥斯曼人支持其走上王位的酬谢。 1371年，奥斯曼军队在马里查河畔的塞尔诺文击败塞尔维亚人，迫使巴尔干诸地向穆拉德一世称臣纳贡。此次战役史称第二次马里查战役（Second Battle of Maritsa），奥斯曼帝国编年史则称之为“塞尔维亚人的毁灭”（Serbs Destroyed）。奥斯曼军队自1380年起发动新的攻势，1383年占领塞里，1385年占领索菲亚，1386年占领尼什，1387年占领萨洛尼卡。1389年，巴尔干诸地发生反叛，塞尔维亚人以及保加利亚人、波斯尼亚人、匈牙利人和阿尔巴尼亚人组成联军，在塞尔维亚国王拉扎尔（Lazar of Serbia）统率下进攻奥斯曼军队。塞尔维亚联军逾10万人，奥斯曼军队大约6万人，双方在科索沃平原展开决战。据史书记载，一个塞尔维亚贵族潜入奥斯曼军营，用浸过dúyào的匕首刺死苏丹穆拉德一世。穆拉德一世之子巴叶济德一世（13891402年在位）随后向塞尔维亚人发起进攻，擒获塞尔维亚国王拉扎尔，并下令处死包括拉扎尔在内的所有战俘。塞尔维亚联军残部退出战场，奥斯曼军队也暂时中止了进一步的军事行动。 自1392年起，巴叶济德一世平息安纳托利亚的反叛后，在巴尔干半岛发起新一轮的军事攻势，降服塞尔维亚，占领保加利亚，攻入瓦拉几亚（Wallachia，今罗马尼亚）。相传，巴叶济德一世曾经誓言征服匈牙利和意大利，在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饮马庆功。1394年，开罗的哈里发穆台瓦基勒赐封巴叶济德一世以苏丹的称号，奥斯曼国家随之由埃米尔国演变为苏丹国。1395年，巴叶济德一世挥师攻入伯罗奔尼撒半岛，继而攻占希腊全境，瓦兰吉亚大公米尔恰也被迫向奥斯曼人苏丹俯首称臣。 瓦拉几亚 1396年，匈牙利国王西吉斯蒙德统率的匈牙利军队与来自法国、英国、德意志的十字军组成的联军，自布达沿多瑙河南下，围攻多瑙河下游的奥斯曼军事要塞尼科堡（Nicopolis，位于今保加利亚境内），巴叶济德一世亲率大军从君士坦丁堡驰援，俘获万人，进而完成对于巴尔干半岛的征服。尼科堡战役之后，巴叶济德一世挥师安纳托利亚，1397年占领科尼亚，1398年占领锡瓦斯，控制黑海沿岸。拜占庭帝国此时大势已去，仅余几座孤城，从亚得里亚海和匈牙利平原至幼发拉底河的广大地区纳入奥斯曼苏丹国的版图，首都君士坦丁堡四面楚歌，危在旦夕。 1402年安卡拉战役后，奥斯曼人遭受重创，继而陷入争夺苏丹权位的内讧，拜占庭帝国得以侥幸苟延残喘。苏丹穆罕默德一世（Mecomd I，14131421年在位）即位后，重振国势，恢复疆土。1422年，穆拉德二世（Murad II）借口拜占庭帝国皇帝干预苏丹的权位继承，发兵进攻君士坦丁堡，迫使拜占庭帝国皇帝割让君士坦丁堡城周围除供水区外的所有地区，每年缴纳3万金币作为岁贡。1430年，穆拉德二世的军队击败威尼斯人，再度攻陷帖萨罗尼加，控制爱琴海水域。1436年，奥斯曼帝国再度占领阿尔巴尼亚，继而平息塞尔维亚人的反叛。 穆罕默德一世 穆罕默德二世 1441年，匈牙利人反叛，奥斯曼帝国军队被迫退出塞尔维亚南部。1443年，基督教十字军进入保加利亚，夺回索菲亚。1444年，奥斯曼军队在黑海西岸的瓦尔纳击败匈牙利国王弗拉迪斯拉夫率领的基督教十字军。1448年，穆拉德二世在科索沃平原再度取胜，洪雅迪率领的匈牙利军队战败求和，是为第二次科索沃战役（Second Battle of Kosovo）。穆拉德二世的胜利巩固了奥斯曼人在东南欧地区的统治地位，巴尔干半岛的基督徒丧失了反击奥斯曼人的最后力量。 君士坦丁堡地处亚欧大陆的接合部，扼守黑海与地中海的通道。夺取君士坦丁堡，是历代穆斯林统治者的夙愿。穆罕默德二世（Mecomd II，14511481年在位）即位时，拜占庭帝国领土丧失殆尽，财源枯竭，首都君士坦丁堡尽管地势险要，城墙坚固，然而城内人口锐减，防务空虚，兵力不足万人，无力抵御奥斯曼人发动的强大攻势。 1452年，奥斯曼人继巴叶济德一世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亚洲一侧构筑城堡之后，又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欧洲一侧构筑新的城堡，作为进攻君士坦丁堡的军事要塞配置大量火pào。 1453年4月6日，穆罕默德二世指挥5万人的大军和数百艘战船，分别从陆路和海路发起进攻，经过53天的鏖战，于5月29日攻陷君士坦丁堡。热那亚人是奥斯曼军队攻陷君士坦丁堡的内应，奥斯曼帝国给予保留热那亚人在君士坦丁堡城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6 章 内加拉塔区的商业殖民地特权为条件。在热那亚人的暗中配合下，奥斯曼军队利用涂油板将数十艘战船运至加拉塔山丘，然后用战船搭成浮桥，潜入金角湾，从君士坦丁堡侧面发起攻击，从而突破拜占庭帝国守军的防线。君士坦丁堡继1204年被第四次十字军攻陷之后再遭厄运，历时千年之久的拜占庭帝国至此寿终正寝。穆罕默德二世于攻陷城池的当日进入君士坦丁堡，在城内的圣索菲亚教堂主持了征服者的聚礼，宣布圣索菲亚教堂从此改为穆斯林的清真寺。君士坦丁堡改称伊斯坦布尔（Istanbul），成为奥斯曼帝国的首都。在欧洲基督徒的眼中，奥斯曼帝国的苏丹俨然是罗马文明和拜占庭帝国的继承人。 19世纪末博斯普鲁斯海峡景色：如梅利城堡和安纳托利亚城堡 穆罕默德二世进入君士坦丁堡 君士坦丁堡陷落后，穆罕默德二世延续在巴尔干半岛和东地中海的战事。1454年，奥斯曼帝国的舰队驶入黑海，迫使黑海沿岸的热那亚人以及特拉布宗和摩尔达维亚向伊斯坦布尔的苏丹称臣纳贡。1456年，奥斯曼帝国占领雅典，征服希腊。1458年，奥斯曼帝国连续发动4次战役，完成对于塞尔维亚地区的再征服，多瑙河成为奥斯曼帝国与匈牙利王国的分界线，整个多瑙河以南地区均被纳入奥斯曼帝国的版图。14631466年，奥斯曼帝国征服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1468年，奥斯曼帝国征服阿尔巴尼亚北部。1475年，奥斯曼帝国征服克里米亚汗国，黑海成为奥斯曼帝国的内湖。14631478年，奥斯曼帝国与威尼斯人激烈角逐爱琴海，占领爱琴海诸岛屿。1480年，奥斯曼帝国的军队越过亚得里亚海，兵临意大利本土的奥兰多。 苏莱曼一世（Suleiman I，被称为苏莱曼大帝，15201566年在位）即位后，奥斯曼帝国在东南欧发动新的攻势。1521年，哈布斯堡家族的查理五世（Charles V）与法国国王弗兰西斯一世（Francis I of France，又译弗朗索瓦一世）为争夺神圣罗马帝国皇位bào发战争，成为奥斯曼帝国发动圣战的天赐良机。奥斯曼帝国的军队自索非亚出发，占领匈牙利人长期据守的巴尔干半岛战略要地和中欧门户贝尔格莱德，进而控制匈牙利平原和多瑙河上游，威胁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奥地利腹地。1522年，奥斯曼帝国的舰队在围攻半年之后，占领十字军骑士据守的海上要塞罗德岛，进而打通伊斯坦布尔与埃及亚历山大港之间的水路，控制东地中海水域。1526年，法国国王弗兰西斯一世遣使赴伊斯坦布尔，谒见苏丹苏莱曼一世，与奥斯曼帝国结盟，旨在共同遏制哈布斯堡王朝。同年，奥斯曼帝国军队在摩哈赤战役中击溃匈牙利军队，占领布达和佩斯，控制匈牙利大部地区。1529年，苏丹苏莱曼一世亲率奥斯曼帝国军队出征，再次占领布达和佩斯，将奥地利军队赶出匈牙利，继而兵临哈布斯堡王朝首都维也纳城下。1532年，奥斯曼军队再次进攻奥地利，止步于维也纳以南的克塞格。1543年，哈布斯堡王朝被迫放弃对于匈牙利的宗主权，承认匈牙利为奥斯曼帝国的藩属，向伊斯坦布尔的苏丹称臣纳贡。1566年，苏丹苏莱曼一世统率奥斯曼帝国大军出征，平息匈牙利的反叛，死于征战途中。 摩哈赤战役 苏莱曼一世 1570年，奥斯曼帝国的海军击败威尼斯舰队，占领塞浦路斯。此后，苏丹政府将大量的突厥人从安纳托利亚移入塞浦路斯，而将塞浦路斯cāo希腊语的居民迁往安纳托利亚的安塔里亚一带，塞浦路斯的人口构成由此开始发生改变。1645年，奥斯曼帝国的军队一度远征克里特岛，占领克里特岛的多处港口。 三、伊斯兰世界的征服 奥斯曼帝国崛起于伊斯兰世界的边境地带，对基督教世界的圣战可谓奥斯曼帝国的立国之本。自16世纪开始，奥斯曼帝国的统治权力逐渐延伸到伊斯兰世界的腹地。苏丹塞里姆一世（Selim I，又译塞利姆一世，15121520年在位）即位后，奥斯曼帝国的扩张主要表现为伊斯兰世界的领土兼并。奥斯曼帝国征服伊斯兰世界的主要对手，是崛起于伊朗高原西北部的萨法维王朝和雄踞阿拉伯世界的马木路克王朝（Mamluk Sultanate，又译马木留克王朝）。萨法维王朝（Safavid Dynasty，又译萨非王朝）于1501年建立后，为抗衡奥斯曼帝国的霸权，尊奉什叶派伊斯兰教作为官方信仰，支持反叛奥斯曼苏丹的部族势力和苏非教团，威胁奥斯曼帝国的东部。奥斯曼人的军队首先平息安纳托利亚东部的反叛势力，继而于1514年在安纳托利亚东部的查尔迪兰重创伊斯马仪沙的波斯军队，一度攻占萨法维王朝的首都大不里士及阿塞拜疆诸地。1515年，苏丹塞里姆一世降服库尔德斯坦，迫使生活在西起乌尔米耶湖、东至幼发拉底河上游的库尔德人承认奥斯曼帝国的宗主权。此后，奥斯曼帝国的扩张矛头指向马木路克王朝。 塞里姆一世 自1258年巴格达陷落和阿拔斯王朝灭亡之后，马木路克王朝领有埃及、叙利亚和阿拉伯半岛西部的希贾兹诸地，既是穆斯林抵御蒙古入侵的中坚力量，也是宗教圣城麦加、麦地那和耶路撒冷的保护者，控制几乎整个阿拉伯世界，俨然成为逊尼派伊斯兰教的象征。开罗的马木路克苏丹暗中勾结伊朗的萨法维王朝，试图与伊斯坦布尔的奥斯曼苏丹分庭抗礼，而陶鲁斯山则是奥斯曼帝国与马木路克王朝的分界线。 1516年，奥斯曼帝国的军队越过陶鲁斯山，攻入叙利亚，在阿勒颇附近的马尔吉达比克击败马木路克王朝的军队，马木路克苏丹阵亡，阿勒颇、大马士革、的黎波里、耶路撒冷以及黎巴嫩和巴勒斯坦被纳入奥斯曼帝国的版图，哈里发穆塔瓦基勒在阿勒颇大清真寺赐封苏丹塞里姆一世“麦加与麦地那的仆人”的称号。 1517年，奥斯曼人的军队自加沙出发进入尼罗河流域，攻占开罗，马木路克苏丹统治下的埃及被纳入奥斯曼国家的版图，麦加的谢里夫家族将圣城的钥匙赠予塞里姆一世，希贾兹的贝都因人部落随后宣誓效忠于伊斯坦布尔的苏丹。奥斯曼帝国的舰队随后抵达亚历山大港，将苏丹塞里姆一世率领的得胜之师以及马木路克王朝庇护下的哈里发穆塔瓦基勒和为数众多的埃及工匠运回伊斯坦布尔。阿拉伯世界的降服，标志着奥斯曼帝国不再仅仅是圣战的征服者，而且成为伊斯兰世界的统治者，俨然是伊斯兰教的象征。 苏莱曼一世即位后，以逊尼派穆斯林的保护者自居，讨伐尊奉什叶派的伊朗萨法维王朝。奥斯曼人的军队在东部战场再度击败萨法维王朝的军队，吞并库尔德斯坦，占领伊拉克，兵抵波斯湾西侧的哈萨一带。1555年，奥斯曼帝国与萨法维王朝签署《阿玛西亚和约》，确定以格鲁吉亚和扎格罗斯山作为双方的分界线。15831584年，奥斯曼帝国的军队击败萨法维王朝的军队，吞并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控制南高加索地区。 1533年，奥斯曼人的军队进入北非马格里布地区，征服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利比亚诸地。1547年，奥斯曼军队攻占萨那，进而将也门划分为沿海和内陆两省。1568年，奥斯曼军队击败反叛的栽德派武装，再度攻占萨那，随后合并也门沿海和内陆两省。1576年，奥斯曼军队占领菲斯，迫使摩洛哥向伊斯坦布尔的苏丹称臣纳贡。 16世纪堪称奥斯曼帝国的黄金时代，伊斯坦布尔的苏丹统治着欧亚非三洲的中央地带。在东南欧，多瑙河和萨瓦河以南皆被纳入奥斯曼帝国的版图，位于匈牙利与黑海之间的特兰西瓦尼亚、瓦拉几亚、摩尔达维亚和克里米亚的统治者成为苏丹的附庸。在亚洲，高加索山以南、扎格罗斯山以西、波斯湾以北、红海以东的广大地区处于奥斯曼帝国苏丹的统治之下。在非洲，尼罗河流域的埃及成为奥斯曼帝国苏丹统治下的行省，埃及以西的马格里布地区，包括的黎波里、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从属于伊斯坦布尔的宗主权。黑海和红海俨然是奥斯曼帝国的内湖，多瑙河、尼罗河以及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则被视作奥斯曼帝国横跨三洲之辽阔疆域的象征，伊斯兰教的三大宗教圣城麦加、麦地那和耶路撒冷的清真寺在举行聚礼的仪式上祝福着伊斯坦布尔的苏丹。鼎盛的奥斯曼帝国，令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的神圣罗马帝国和萨法维王朝统治的伊朗相形见绌。 13001683年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变迁 作者点评： 奥斯曼人的国家自14世纪初横空出世，在百余年间攻城拔地，兼并安纳托利亚，征略巴尔干半岛，降服阿拉伯地区，势如破竹，所向披靡，一路凯歌，开创600年基业，雄踞于亚非欧大陆的中央地带，东地中海世界的政治格局由此明显改变。奥斯曼帝国堪称世界历史上屈指可数的疆域辽阔和人口众多的庞大帝国，长期的战争贯穿于奥斯曼帝国的兴衰历程。对于信仰不同宗教的诸多民族的征服和统治，无疑是奥斯曼帝国的骄傲，而民族矛盾与教派对立的错综jiāo织，最终成为奥斯曼帝国解体和崩溃的历史隐患。 第四章　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制度 一、苏丹与宫廷 奥斯曼帝国在长达6个世纪的兴衰进程中，奥斯曼家族的最高统治者经历了36代传承。奥斯曼帝国采用君主政体，苏丹的权位遵循奥斯曼家族世袭的继承原则。奥斯曼帝国苏丹即位的仪式通常在宫廷举行，以大维齐尔为首的军政要员和大穆夫提为首的宗教学者欧莱玛宣誓效忠苏丹，接受苏丹的封赐。奥斯曼帝国崛起于穆斯林的圣战实践，具有鲜明的圣战色彩，加齐的首领是苏丹的第一身份，领导圣战既是苏丹的首要职责，也是苏丹权力合法xìng的重要来源。自奥斯曼帝国的奠基人奥斯曼开始，直至1566年死于圣战征程的苏莱曼一世（Suleiman I），奥斯曼帝国前期的历任最高统治者每逢战事皆亲自出征，驰骋疆场。在塞里姆二世（Selim II，又译塞利姆二世）即位以后，苏丹出征御敌的行为逐渐与时尚不符。苏丹穆拉德四世（Murad IV）于1635年率军征服埃里温，1638年率军征服巴格达，被视作奥斯曼帝国历任苏丹中最后的战士。 塞里姆二世 伊斯坦布尔的苏丹凌驾于臣民之上，俨然是臣民的主宰者和保护者，是臣民效忠的对象。苏丹被视作牧人，称作拉伊亚的臣民则是顺从苏丹的羊群。奥斯曼家族的苏丹是奥斯曼帝国的象征，“没有奥斯曼家族，便不会有奥斯曼帝国”。[1]然而，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西亚北非和东南欧地区，并非卡尔魏特夫所说的所谓东方水利社会，伊斯坦布尔的苏丹也非拥有绝对权力的专制君主。奥斯曼帝国的苏丹对于西亚北非和东南欧诸多地区的控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势力与伊斯坦布尔之间的关系。奥斯曼帝国的北部版图即安纳托利亚和巴尔干半岛构成苏丹统治的重心所在，南部版图的阿拉伯世界长期处于相对自治的地位。米勒特制度（Millet system，又译米利特制度）的实施、行会的自治地位和苏非教团的民间色彩，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苏丹统治的绝对权力。另一方面，苏丹即使在理论上也并非具有无限的权力，宗教传统和称作沙里亚的伊斯兰教法构成制约苏丹统治权力的重要因素。 宫廷不仅是苏丹及其家族成员的住地，更是奥斯曼帝国的权力核心。宫廷的所在地是奥斯曼帝国的都城。13021326年，奥斯曼人国家的都城位于安纳托利亚西北部萨卡利亚河谷的卡拉加希萨尔。13261402年，奥斯曼帝国定都距卡拉加希萨尔约两天路程的布尔萨。14021453年，奥斯曼帝国迁都巴尔干半岛南部色雷斯、希腊与保加利亚之间的埃迪尔内。1453年以后，地跨安纳托利亚和巴尔干半岛的伊斯坦布尔成为奥斯曼帝国的都城。穆罕默德二世自1453年进入伊斯坦布尔之初便下令在城市中央建造宫殿，1458年宫殿完工。苏丹穆罕默德二世于1459年下令在博斯普鲁斯海峡旁另建新的宫殿，1478年完工。新宫殿结构复杂，自成体系，俨然是伊斯坦布尔的城中之城。 早期的奥斯曼苏丹以圣战作为首要职责，征战时必亲临前线，宫廷的实际所在地随苏丹的征战活动呈移动状态。据14世纪的阿拉伯历史学家伊本巴图塔（Ibn Battuta，又译伊本白图泰，13041368年）记载，乌尔汗的临时住地多达近百处。即使到15世纪，奥斯曼帝国苏丹每逢夏季也通常统兵出征，征战结束后返回都城。16世纪中叶以后，除穆罕默德三世（Mecomd III，15951603年在位）于1596年征战匈牙利、奥斯曼二世（Osman II，16181622年在位）于1621年征战波兰、穆拉德四世（Murad IV，16231640年在位）于1635年征战埃里温和1638年征战巴格达外，历任苏丹大都不再亲临战场，伊斯坦布尔的托普卡帕宫成为苏丹的常驻地。 群臣在托普卡帕宫第二庭院吉兆之门前引见塞里姆三世 托普卡帕宫（Topkapi Palace）包括后宫、内宫和外宫三部分。后宫的人员，包括苏丹的女眷、女仆和阉奴。苏丹的生母是后宫的核心人物，其次是苏丹的长子的生母，依此类推。苏丹的生母具有崇高的地位。在17世纪的奥斯曼帝国，苏丹穆拉德四世（Murad IV，16231640年在位）和易卜拉欣一世（Ibrahim I，16401648年在位）的生母克塞姆，以及苏丹穆罕默德四世（Mecomd IV，16481687年在位）的生母图尔汗，干预国事，掌管政务，左右政局，长达40年之久，史称苏丹女权时期。内宫位于后宫与外宫之间，是苏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7 章 丹处理国事、召开御前会议和接受外国使节谒见的场所。内宫人员由苏丹的奴仆和侍卫组成，服侍苏丹的起居生活。外宫的人员构成庞杂，包括维齐尔和其他军政显贵以及教界首领。后宫的阉奴最初大都是来自高加索山区的塞加西亚人，16世纪以后主要来自撒哈拉以南的非洲。苏莱曼一世当政期间，苏丹的宫廷约1万人。 托普卡帕宫帝国大殿 奥斯曼帝国在全体穆斯林的范围内执行伊斯兰教法。奥斯曼帝国尊奉的伊斯兰教哈奈菲派教法规定，一个女子只能在同一时间嫁给一个男子，而一个男子可以同时娶4个女子为妻，并且可以纳女奴为妾。奥斯曼帝国早期，苏丹往往通过娶异族异教王公贵族之女为妻，达到联姻结盟的政治目的。奥斯曼曾经将俘获的希腊贵族之女尼鲁福尔许配其子乌尔汗，乌尔汗也曾娶拜占庭皇帝康塔库尊之女提奥多拉为妻，奥斯曼帝国由此开始直接涉足拜占庭帝国内部的王位纠纷，进而踏上欧洲的土地。苏丹穆拉德一世娶保加利亚王公西思曼之妹为妻，意在控制保加利亚。穆拉德一世还曾将安纳托利亚的格尔米延埃米尔国王公雅库布之女许配其子巴叶济德，以使格尔米延埃米尔国向奥斯曼苏丹称臣纳贡。巴叶济德一世即位后，分别娶萨洛尼卡希腊王公之女和塞尔维亚国王拉扎尔之妹奥利维拉为妻。另一方面，奥斯曼帝国的苏丹，大都系女奴所生。15世纪中叶的奥斯曼历史学家舒克鲁拉写道：苏丹巴叶济德一世有6个儿子：厄尔图格鲁尔、苏莱曼、穆罕默德、伊萨、穆萨、穆斯塔法，他们的母亲都是女奴，苏丹穆罕默德一世有5个儿子：穆拉德、穆斯塔法、艾哈迈德、尤素夫、马哈穆德，他们的母亲也都是女奴，苏丹穆罕默德二世和巴叶济德二世的生母均为女奴。按照奥斯曼帝国的惯例，苏丹的男xìng子嗣首先由其生母分别抚养，至一定年龄时，出任行省总督，继续由其生母陪伴，处于伊斯坦布尔苏丹的控制之下，权力通常限于享有封地的收益。 伊斯兰世界不同于中世纪西欧的继承制度，无论在官方的层面还是民间的层面，也无论是权位的继承还是财产的继承，苏丹的所有男xìng子嗣，不分长幼，在理论上均系苏丹权位的合法继承人，享有同等的合法继承权，是为奥斯曼帝国权位继承的基本原则。因此，苏丹的任何一个男xìng子嗣都是苏丹其他男xìng子嗣的潜在政治对手。由于苏丹后宫庞大，子嗣众多，加之缺乏权位继承的明确规定，王室成员内讧不断，继任苏丹者弑兄戮弟的现象屡见不鲜。乌尔汗当政期间，奥斯曼家族内部似乎尚未出现王室内讧。穆拉德一世即位后，首开王室内部杀戮之先河，处死乌尔汗的其余所有子嗣。1400年的奥斯曼诗人艾哈迈迪曾经在《列王史》中写道：穆拉德的所有兄弟都变成了他的仇敌，穆拉德剥夺了他的所有兄弟手中的权力，穆拉德用宝剑杀死了他的所有兄弟。此后的200多年中，历任苏丹竞相效仿穆拉德一世的做法，继任苏丹者弑兄戮弟成为奥斯曼家族权位继承的惯例。穆拉德一世之子巴叶济德于1389年即位，是为巴叶济德一世，他的兄弟雅库布死于同年。1451年，穆罕默德二世于即位的当日处死其父穆拉德二世的另一子嗣。穆罕默德二世当政期间，曾经颁布法令，宣布诸王子中继任苏丹者有权处死其余王子，以求消除内战隐患和维护帝国统一。1481年穆罕默德二世死后，长子巴叶济德即位，是为巴叶济德二世（Bayezid II，又译巴耶塞特二世或巴耶济德二世，14811512年在位），次子杰姆在布尔萨自称苏丹，试图与巴叶济德二世分庭抗礼。巴叶济德二世派大维齐尔杰迪克艾哈迈德率军击败杰姆，杰姆兵败逃亡埃及，次年返回安纳托利亚，再度兵败逃亡，被迫求助于罗德岛的圣约翰骑士团的庇护，而杰姆的幼子则被巴叶济德二世处死。1512年，苏丹巴叶济德二世之子塞里姆举兵反叛，迫使巴叶济德退位，继任苏丹，是为塞里姆一世（Selim I，又译塞利姆一世，15121520年在位），次年处死同胞兄弟库尔库德和艾哈迈德。苏莱曼一世曾经于1553年和1561年先后处死其子穆斯塔法和巴叶济德，以平息内乱。穆拉德二世明确规定，只有苏丹的长子享有继承苏丹权位的资格，余者不得涉足军政要务和号令一方。穆拉德三世（Murad III，15741595年在位）即位之日，处死所有5名同胞兄弟。穆罕默德三世（Mecomd III，15951603年在位）即位后，处死兄弟19人，并且废除委派苏丹子嗣出任封疆大吏的习俗，将苏丹子嗣囚禁于宫内的牢笼，后者不得与外界联系，生活于恐惧之中。艾哈迈德一世（Acomd I，16031617年在位）即位时，面对众多大臣的苦苦哀求，其弟穆斯塔法方被免于处死；艾哈迈德一世死后，其子尚未成年，穆斯塔法被拥立为苏丹，是为穆斯塔法一世（Mustafa I，16171618年在位）。穆斯塔法一世翌年退位，艾哈迈德一世之子奥斯曼即位，是为奥斯曼二世（Osman II，16181622年在位）。奥斯曼二世即位后，在获得大穆夫提的准许下，处死长兄穆罕默德。穆拉德四世（Murad IV，16231640年在位）即位后，处死4兄弟中的3人，只有1人即伊卜拉欣幸免被害，原因是穆拉德四世本人无后。1876年宪法颁布以后，王室内部的杀戮现象逐渐废止。 穆拉德四世 二、御前会议与桑贾克 伊斯坦布尔的御前会议是辅佐苏丹的最高权力机构，每周召开4次，每次历时78小时，御前会议的成员包括维齐尔、大法官和财政官。维齐尔掌管军政要务，人数不定，15世纪至16世纪初的御前会议通常包括3名维齐尔，16世纪中叶增至4名维齐尔，后来增至7名维齐尔，17世纪中叶达到11名维齐尔。大法官的职位始建于穆拉德一世当政期间。穆罕默德二世以后，大法官由1人增至2人，分别掌管鲁梅利亚和安纳托利亚的司法权力。塞里姆一世征服埃及和叙利亚以后，增设第三名大法官，不久后撤销。15世纪的御前会议有财政官1人，16世纪初增至2人，分别掌管鲁梅利亚和安纳托利亚。16世纪末，财政官增至4人，分别掌管鲁梅利亚、安纳托利亚、伊斯坦布尔和多瑙河地区。奥斯曼帝国前期，苏丹亲自主持御前会议。穆罕默德二世即位以后，御前会议由大维齐尔主持，苏丹改为垂帘听政。自17世纪开始，苏丹大都不再亲自料理政务，而是退居埃迪尔内的行宫，伊斯坦布尔的御前会议转变为由大维齐尔主持的国务会议，大维齐尔的官邸即最高波尔特（the Sublcom Porte，又译奥斯曼朴特，又称庄严朴特、最高朴特）随之演变为奥斯曼帝国中央政府的象征。 最高波尔特 维齐尔（Wazir）代表苏丹掌管国家的行政机构，统兵征战，拥有广泛的世俗权力，位高权重，然而其政治命运往往取决于苏丹的意志。另一方面，维齐尔的身世和种族背景十分复杂。君士坦丁堡征服之前，维齐尔大都具有突厥血统的显贵背景，家族世袭者甚多。坎达里海尔丁帕夏在苏丹穆拉德一世当政期间出任维齐尔，其子坎达里阿里和坎达里易卜拉欣在苏丹穆拉德一世、巴叶济德一世、苏莱曼和穆斯塔法一世当政期间承袭父职。坎达里易卜拉欣之子坎达里哈利勒，以及坎达里哈利勒之子坎达里苏莱曼，也曾出任维齐尔。苏丹穆罕默德二世即位后，坎达里家族逐渐失去权势，坎达里苏莱曼于1453年奥斯曼帝国军队攻陷君士坦丁堡后被苏丹处死。坎达里哈利勒之子易卜拉欣在苏丹巴叶济德二世当政期间出任维齐尔，是为坎达里家族最后的维齐尔。 穆罕默德二世当政期间，首开任命异族基督徒作为大维齐尔的先河。来自希腊北部色萨利的斯拉夫血统贵族后裔马哈茂德帕夏自14551474年出任维齐尔，是奥斯曼帝国历史上第一位异族基督徒出身的维齐尔。在14531623年的48位维齐尔中，只有5人具有突厥的血统，却有33人属于皈依伊斯兰教的基督徒，分别来自希腊人、阿尔巴尼亚人、斯拉夫人、意大利人、亚美尼亚人和格鲁吉亚人。14851497年，出身德米舍梅的阿尔巴尼亚人达乌德帕夏担任维齐尔。14891496年担任维齐尔的伊斯坎德尔帕夏来自特拉布宗，其父是热那亚人，其母是希腊人。1521年以后，维齐尔多数来自巴尔干半岛西部募集的奴隶，出身卑微。16世纪中叶，奴隶出身的阿尔巴尼亚人易卜拉欣帕夏、卢夫提帕夏和波斯尼亚人鲁斯塔姆帕夏相继出任维齐尔。16世纪末17世纪初，维齐尔大都出自阿尔巴尼亚人。17世纪中叶，来自高加索地区的塞加西亚人、阿布哈兹人和格鲁吉亚人出任维齐尔者明显增多，成为制约阿尔巴尼亚人的政治力量。1623年，格鲁吉亚人穆罕默德帕夏出任维齐尔，是为第一位来自高加索地区的维齐尔。16501654年，阿布哈兹人马利克艾哈迈德帕夏、希亚乌什帕夏和伊布希尔帕夏先后出任维齐尔。16561703年，阿尔巴尼亚人科普鲁鲁穆罕默德及其家族成员长期出任维齐尔，成为御前会议的核心人物，史称科普鲁鲁时期。相比之下，自15世纪中叶开始，突厥血统的穆斯林出任维齐尔者寥寥无几。至于御前会议中的大法官和财政官，依旧多为具有伊斯兰教背景的突厥穆斯林。 奥斯曼国家建立初期，具有家族政治的浓厚色彩。奥斯曼曾经将都城卡拉希萨尔的管辖权jiāo给其子乌尔汗，奥斯曼之弟阿勒普古恩都斯掌管军权。乌尔汗即位后，其长子苏莱曼受封色雷斯，三子哈利勒受封伊兹米特，都城布尔萨则由乌尔汗直接管辖。另一方面，奥斯曼帝国征服巴尔干半岛初期，被征服地区的基督教王公通常在向苏丹称臣纳贡的同时，延续原有的统治权力，处于相对自治的地位。自巴叶济德一世时代开始，奥斯曼帝国逐渐强化对于被征服地区的统治权力，直接任命地方长官，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和行政体制随之不断完善。 奥斯曼帝国的地方行政区域名为桑贾克（Sanjak，土耳其语中意为旗帜），桑贾克的长官称作桑贾克贝伊（Sanjak-bey）。巴尔干半岛征服以后，奥斯曼帝国的疆域明显扩大，苏丹穆拉德一世遂在鲁梅利亚和安纳托利亚西部设立行省，行省长官称作贝勒贝伊，也称帕夏，驻节地分布为埃迪尔内和屈塔希亚。巴叶济德一世当政期间，奥斯曼帝国疆域东扩，于是增设鲁姆作为第三个行省，驻节地为阿玛西亚。1468年，穆罕默德二世增设卡拉曼作为第四个行省，驻节地为科尼亚。奥斯曼帝国征服阿拉伯世界后，埃及、叙利亚、迪亚巴克尔和库尔德斯坦成为4个新的行省。16世纪中叶，奥斯曼帝国夺取伊朗萨法维王朝在扎格罗斯山以东的疆域，增设埃尔祖鲁姆、凡城、舍赫里祖尔和巴格达4个行省。至17世纪初，奥斯曼国家的行省达到32个，北非的突尼斯和的黎波里、东地中海的塞浦路斯、巴尔干半岛的波斯尼亚和卡尼查、黑海沿岸的奥查科夫和特拉布宗成为新的行省。 典型的行省建立在军事封邑即提马尔制度的基础之上。每个行省下设数量不等的桑贾克，每个桑贾克包括若干称作提马尔的军事封邑，军事封邑的领有者称作西帕希。苏丹苏莱曼一世在位期间，鲁梅利亚省下设30个桑贾克，安纳托利亚省下设20个桑贾克。贝勒贝伊、桑贾克贝伊和西帕希代表伊斯坦布尔的苏丹，行使统治地方的世俗权力。桑贾克贝伊的任期通常不超过3年，届满后由贝勒贝伊举荐至御前会议，再由苏丹任命为其他桑贾克的贝伊。桑贾克贝伊的定期轮换，旨在削弱地方势力的离心倾向，保证苏丹对于地方事务的有效控制。 17世纪初，鲁梅利亚行省下辖24个桑贾克，安纳托利亚行省下辖14个桑贾克，大马士革行省下辖11个桑贾克。也有一些行省不设桑贾克，如伊拉克的巴士拉和巴格达、阿拉伯半岛的哈萨和也门、北非的埃及、的黎波里、突尼斯和阿尔及尔。在巴尔干半岛，阿尔巴尼亚、波斯尼亚和塞尔维亚皆划分为若干个桑贾克，隶属于鲁梅利亚行省的贝勒贝伊。行省处于奥斯曼帝国苏丹的直接控制之下，行省总督由伊斯坦布尔的苏丹任免。行省之外也有相当数量的封邑，主要分布在巴尔干半岛多瑙河南侧的缓冲区域摩尔达维亚、瓦拉几亚、特兰西瓦尼亚、杜布罗夫尼克诸地，封邑的领主大都系基督教贵族，向伊斯坦布尔的苏丹缴纳贡赋，提供辅助xìng兵员，职位世袭，处于相对自治的地位。 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贵族 三、奴隶政治 阿拔斯王朝时期，哈里发为了削弱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家族势力的影响，常常在中亚和高加索地区以及非洲征募奴隶出任官职，奴隶出身的高官显贵和封疆大吏屡见不鲜。埃及的马木路克王朝，便是异族出身的奴隶皈依伊斯兰教之后在尼罗河流域建立的政权。奴隶政治的广泛影响，由此可见一斑。奥斯曼人兴起之前，安纳托利亚的塞尔柱人政权罗姆苏丹国也曾征募奴隶充当战士甚至委以重任，科尼亚的奴隶学校负责培训奴隶的军事技能和管理国家的行政技能。伊斯兰教承认奴隶制的合法地位，这构成伊斯兰世界奴隶政治长期存在的理论依据。 奥斯曼和乌尔汗当政期间，奥斯曼国家具有家族政治的浓厚色彩。奥斯曼家族成员位高权重，盘根错节，势力坐大，往往制约苏丹行使统治权力，甚至觊觎苏丹权位。相比之下，来自远方且无家族背景的奴隶，成为苏丹的忠实奴仆，奴隶政治随之逐渐兴起。 伊斯兰教法禁止以穆斯林作为奴隶，也禁止将伊斯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8 章 兰国家的非穆斯林作为奴隶，奴隶的合法来源只限于非伊斯兰国家的非穆斯林人口。奥斯曼国家的奴隶，最初主要来自巴尔干半岛的战俘，长期的圣战为奥斯曼帝国提供了充足的奴隶来源。15世纪以后，奥斯曼帝国的奴隶大都来自帝国境内基督教臣民的征募，尽管这样的做法有悖于伊斯兰教法的相关规定。定期征募基督徒儿童的制度，称作德米舍梅制。德米舍梅制始于巴叶济德一世当政时期，穆拉德二世和穆罕默德二世当政时期流行，至16世纪末起逐渐减少，17世纪时已不多见。征募奴隶的范围只限于基督徒居住的农耕地区，穆斯林和居住在城市的基督徒不在苏丹征募奴隶的范围之列，只有波斯尼亚改宗伊斯兰教的家庭除外，其子弟可以成为苏丹征募奴隶的对象。根据相关资料的记载，苏丹的官员定期来到基督徒居住的村庄，召集全体男xìng村民，宣布苏丹的征募令，征募820岁的男xìng充当苏丹的奴隶。如果一户有数子，征募其中一名青年，如果一户只有一子，则免于征募，贵族、教士、孤儿、身材过高或过低者、无胡须者、已婚者、有一技之长的工匠也免于征募。被征募者称作德米舍梅，进入伊斯坦布尔和埃迪尔内的宫廷学校，登记本人姓名、父亲姓名、原住址以及所属的封邑，由医生进行身体检查，直至接受严格的训练和培养，学习语言、宗教、骑术和战法，其中条件最佳者选入苏丹的宫廷，直至涉足仕途并被委以重任，余者加入苏丹的近卫军团。在16世纪，奥斯曼帝国每年征募奴隶的数量大约在1 000人左右，也有史料记载每年征募奴隶约3 000人。 德米舍梅 “在奥斯曼社会，成为苏丹的奴隶意味着荣誉和特权……甚至苏丹的生母和御师亦大都具有奴隶的身世”。[2]奴隶出身的官吏拥有可观的个人财产和显赫的社会地位，苏丹则是他们的绝对主人。“他们拥有的权力来源于苏丹的意志，他们是苏丹的工具和奴仆。苏丹可以随意罢免和惩处他们”。[3]一份17世纪初的史料曾经就德米舍梅制排除征募穆斯林子弟的原因作出如下的解释：“如果穆斯林的子弟成为苏丹的奴隶，将会滥用自己的特权，他们的亲属和家人将会欺压百姓和拒绝纳税，他们将反对桑贾克的贝伊而成为反叛者。如果基督徒的子弟皈依伊斯兰教，他们将会热衷于自己的信仰而成为其基督徒家人的仇敌。”[4]德米舍梅制的目的，在于削弱奥斯曼人的部族传统，强化苏丹的政治控制力。奴隶出身的官吏作为苏丹的忠实仆人，在维系奥斯曼帝国中央集权和克服地方离心倾向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马基雅维里甚至认为，奥斯曼帝国是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上的绝对君主制。直至中世纪末期，身世的贵贱尊卑在欧洲诸国构成决定仕途的首要因素。相比之下，奴隶政治的广泛影响构成奥斯曼帝国的鲜明特征。 奴隶出身的德米舍梅（Devicom，又译德夫希尔美）在奥斯曼帝国的政治舞台上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忠君思想和圣战精神是德米舍梅的两大标志。1453年，苏丹穆罕默德二世在攻陷君士坦丁堡的两天后，罢免穆拉德二世在位期间的奥斯曼重臣坎达里担任的大维齐尔职务，由德米舍梅的首领塞格诺斯帕夏接替坎达里出任大维齐尔，主持政务。1481年穆罕默德二世死后，德米舍梅拥立穆罕默德二世的长子巴叶济德继任苏丹，是为巴叶济德二世。巴叶济德二世任命德米舍梅首领伊斯哈格出任大维齐尔，依靠德米舍梅的支持，平息觊觎苏丹权位的穆罕默德二世次子杰姆和奥斯曼贵族在安纳托利亚发动的反叛。 苏莱曼一世当政期间，奥地利使臣出于其特定的政治文化背景，曾经对此作出如下评述：“在土耳其人中，丝毫不看重出身；对某个人的尊重程度，是按他在公务中所担任的职务来衡定的。苏丹在作出任命时，并不注重财富和等级这一类假象……他是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来考虑取舍的……人们在部门中得到升迁，靠的是功绩。这种制度保证了各种职务只委派给能力相称的人。在土耳其，每个人都把自己的祖宗家系，还有自己的命运前程，掌握在自己手里，至于是成是毁，那就全看他自己了。”[5] 四、西帕希和耶尼切里 奥斯曼国家起源于穆斯林对基督徒的圣战，武力的扩张构成奥斯曼国家历史进程的鲜明主题。奥斯曼人的国家机构具有浓厚的军事色彩，俨然是庞大的战争机器。军事贵族的特权地位，构成奥斯曼文明的明显特征。领土的征服与战利品的分享，则是维系奥斯曼帝国的纽带。另一方面，庞大的奥斯曼帝国建立在领土兼并的基础之上，辽阔的疆域内存在着诸多的种族和宗教，伊斯坦布尔的苏丹面临地方离心倾向的挑战，中央集权的国家制度构成维系统一帝国的政治基础，维持强有力的军事力量则是克服地方离心倾向的首要任务。 奥斯曼国家的军队主要由西帕希和耶尼切里组成。西帕希（Sipahi，又译希帕希）建立在封邑制的基础之上，系封邑的领有者，自备兵器和马匹，平时为民，战时出征，是典型的中世纪骑兵和奥斯曼帝国的主要军事力量。“西帕希享有国有土地的受益权，征收农民缴纳的地租和赋税，保障土地处于耕种状态。遇有战事，西帕希根据受封土地的收入，向苏丹提供相应数量的战士和战争物资”。[6]西帕希骑兵的服役期通常为每年的310月，其后返回各自的领地。因此，奥斯曼帝国苏丹发动的战争，通常从每年的春季开始，秋季收兵，冬季处于休战的状态。西帕希处于苏丹的直接控制下，因此不同于西欧中世纪等级结构的封建军队。 奥斯曼帝国的军事封邑面积不等，年收入不足2万阿克切（银币名称）的封邑称提马尔，年收入在2万10万阿克切的封邑称齐阿迈特，年收入超过10万阿克切的封邑称哈斯。奥斯曼帝国规定，3 0005 000阿克切的年收入须提供1名骑兵以及相应的武器和粮饷。1473年，奥斯曼帝国的军队为10万人，其中来自鲁梅利亚的西帕希骑兵4万人，来自安纳托利亚的西帕希骑兵2.4万人。1525年，奥斯曼帝国的西帕希骑兵约5万人。1527年，奥斯曼帝国共有3.7万个提马尔领地，提供西帕希骑兵7万8万人。1607年，提马尔领地增至4.4万个，提供西帕希骑兵10万人。 西帕希骑兵 耶尼切里（Janissary，又译近卫军、苏丹亲兵）建立在雇佣制的基础之上，领取薪金，系奥斯曼国家的常备军。耶尼切里“是奥斯曼帝国的精锐部队，在几个世纪中堪称欧洲最精良的步兵”。[7]耶尼切里本意为新军，也称卡皮库鲁，起源于乌尔汗和穆拉德当政时期，主要招募巴尔干地区的基督徒男童，组成苏丹卫队，后来演变为直接隶属于苏丹的近卫军团，装备火器。耶尼切里的规模，穆拉德当政时期约1 000人，巴叶济德当政时期扩大为5 000人。穆罕默德二世当政期间，奥斯曼帝国的兵员总数约10万人，其中耶尼切里1.2万人。苏莱曼即位后，耶尼切里增至4万人，招募范围也逐渐扩大到小亚细亚半岛和高加索地区。耶尼切里自幼从军，待遇优厚，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奉行独身原则，不得娶妻成婚，由此形成封闭的状态。至苏莱曼当政期间，耶尼切里的独身原则逐渐废止。苏莱曼二世（Suleiman II，16871691年在位）即位后，甚至允许耶尼切里将其男xìng子嗣列入军饷名册，作为后备战士，进而导致耶尼切里内部普遍的职业世袭化现象。至17世纪末，奥斯曼帝国停止直接招募非穆斯林少年组成耶尼切里，耶尼切里的封闭状态不复存在，耶尼切里的来源构成呈开放的倾向。形形色色的社会成分加入耶尼切里，兵员的混杂状况日趋严重，耶尼切里的战斗力随之明显下降。 耶尼切里 奥斯曼帝国前期，历任苏丹致力于陆地的攻战征伐，周边海域处于基督徒舰队的控制之下。1453年攻陷君士坦丁堡之后，特别是1517年征服埃及之后，奥斯曼帝国开始与基督徒舰队争夺周边海域的控制权，奥斯曼帝国的海军随之应运而生。 早在奥斯曼帝国军队于1377年重新夺回达达尼尔海峡欧洲一侧的军事要塞加里波利之后，苏丹穆拉德一世就下令建造战船。巴叶济德一世当政期间，奥斯曼帝国海军初具雏形。穆罕默德二世即位后，开始大规模建造战船。奥斯曼帝国的海军兵员包括突厥人、希腊人、阿尔巴尼亚人，兼有封邑制与雇佣制。海军统帅最初采用桑贾克贝伊的称谓，后来改称贝勒贝伊并参加御前会议。爱琴海诸地是海军主要的提马尔所在，海军封邑大都分布于此。 奥斯曼帝国的海军游弋于地中海以及爱琴海和黑海水域，屡次击败欧洲基督教国家的舰队，从西班牙人手中夺取北非的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护送穆斯林及犹太人逃离西班牙的宗教迫害。阿尔及尔的统治者海德丁巴巴罗萨（Hayreddin Barbarossa，约14781546年）是奥斯曼帝国海军的创建者；苏丹苏莱曼一世在位期间，海德丁巴巴罗萨统率的奥斯曼帝国海军屡屡击败哈布斯堡王朝海军和威尼斯舰队。 海德丁巴巴罗萨 1571年，奥斯曼帝国海军与以西班牙为首的神圣同盟舰队在希腊附近海域发生地中海水域规模空前的大海战，史称勒班陀海战。jiāo战双方投入战船数百艘，5.9万人战死，奥斯曼帝国舰队遭受重创，损失近200条战船，仅有约30条战船侥幸逃脱。西班牙文学名著《堂吉诃德》的作者塞万提斯曾经参加此次海战，jiāo战中负伤，失去左手。翌年，奥斯曼帝国重建规模庞大的舰队，再度与欧洲基督教海军角逐地中海霸权。据史书记载，在伊斯坦布尔的造船厂，若值造船高峰时，每天都有舰船下水。 勒班陀海战 在红海和印度洋水域，皮里雷斯统领的奥斯曼帝国海军于1548年击败葡萄牙舰队，夺取亚丁，1552年再度击败葡萄牙舰队，占领马斯喀特。1568年，奥斯曼帝国的舰队甚至远赴苏门答腊岛，协助土著穆斯林抵御葡萄牙人的入侵。 奥斯曼帝国的军事力量，除西帕希骑兵和耶尼切里雇佣兵以外，还包括来自被奥斯曼人征服地区的附庸国仆从军。巴尔干半岛的基督教王公作为奥斯曼帝国的封臣，跟随苏丹征战各地，接受土地赐封，分享战利品。瓦兰几亚、特兰西瓦尼亚和摩尔达维亚是奥斯曼帝国最重要的3个基督教附庸国，提供大量的步兵和骑兵。克里米亚的鞑靼人一直是奥斯曼土耳其的忠实盟友和军事仆从，安纳托利亚高原东部的库尔德人也在苏丹召集时随耶尼切里一同出征。 五、宗教与神权 奥斯曼帝国沿袭哈里发国家的历史传统，采用教俗合一的政治制度，政治生活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在苏丹之下，以大维齐尔（Grand Vizier）为首的军政贵族和以大穆夫提（Grand Mufti）为首的欧莱玛（Ulama，又译乌理玛）分别构成奥斯曼帝国权力结构的世俗体系和宗教体系，地方行政机构桑贾克也实行教俗二元的权力体系，世俗权力与宗教权力处于平行的状态。 16世纪40年代，苏莱曼一世开始采用哈里发的称谓，以先知穆罕默德和麦地那时代四大哈里发的继承者自居，奥斯曼帝国的苏丹俨然成为整个伊斯兰世界和全体穆斯林的精神领袖。保卫伊斯兰世界的疆域、统率穆斯林对基督教世界发动圣战和维护伊斯兰教法的神圣地位，是奥斯曼帝国苏丹的首要职责。奥斯曼帝国征服君士坦丁堡后，苏丹穆罕默德二世在著名的圣门弟子艾卜阿尤布安萨里的陵墓所在处建造清真寺，供穆斯林凭吊。艾卜阿尤布安萨里曾经于倭马亚王朝初期参与围攻君士坦丁堡，战事期间病故，葬于君士坦丁堡城外的金角湾附近。穆罕默德二世将艾卜阿尤布安萨里的陵墓所在视作圣地，意在提高伊斯坦布尔和奥斯曼帝国在伊斯兰世界的宗教地位，拉近伊斯坦布尔与阿拉伯半岛两座圣城之间的距离，拉近奥斯曼帝国家族与先知穆罕默德之间的距离。从1514年起，每逢奥斯曼帝国军队出征前夕，苏丹必先亲自凭吊艾卜阿尤布安萨里的陵墓。1566年苏丹塞里姆二世即位后，凭吊艾卜阿尤布安萨里的陵墓成为历任苏丹登基仪式的组成部分。新即位的苏丹首先自宫廷出发，经海路抵达金角湾，凭吊艾卜阿尤布安萨里陵墓，然后经由陆路返回伊斯坦布尔城内，凭吊已故历任苏丹。奥斯曼帝国鼎盛时期，甚至远在苏门答腊诸岛、印度和伏尔加河流域的穆斯林也将伊斯坦布尔的苏丹视作伊斯兰世界的保卫者，求助奥斯曼帝国抵御葡萄牙人和俄国人的军事威胁。 19世纪末金角湾 艾卜阿尤布安萨里陵墓 欧莱玛泛指伊斯兰教学者，包括领导穆斯林聚礼及宣讲教义的伊玛目（Imam）、审理穆斯林诉讼的卡迪（al-Qadi）、解释伊斯兰教法和发布宗教法令的穆夫提（Mufti）。根据伊斯兰教的传统理论，包括哈里发和苏丹在内的统治者必须遵从安拉的法度，即称作沙里亚（Sharia）的伊斯兰教法，而穆斯林民众顺从统治者的前提，是统治者的言行必须符合沙里亚的原则。在教俗合一的奥斯曼帝国，欧莱玛作为伊斯兰教法的诠释者和执行者具有举足轻重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影响，欧莱玛的支持则是苏丹统治权力合法xìng的来源所在。 奥斯曼帝国早期，尚无完善的世俗官僚体系，行政事务通常由欧莱玛负责掌管，最初的历任维齐尔也多由欧莱玛担任。15世纪的编年史家批评巴叶济德一世将管理帝国的诸多权力jiāo给世俗官吏掌管，表明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9 章 行政体制经历世俗化的转变过程。尽管如此，在奥斯曼帝国6个世纪的历史进程中，欧莱玛始终掌管宗教、司法和教育，构成独具特色的社会群体。欧莱玛一般不从政府领取俸禄，其主要经济收入来自宗教地产瓦克夫（Waqf，又译瓦合甫），因此区别于世俗官吏，处于相对自治的地位。宗教地产瓦克夫约占奥斯曼帝国国有土地的1/3，构成欧莱玛的经济支柱。 称作卡迪的宗教法官遍布奥斯曼帝国的各个角落，主持法庭，执行伊斯兰教哈奈菲派教法，仲裁诉讼，征集战争物资，募集兵源，保障jiāo通和道路安全，监督市场jiāo易，宣布苏丹的法令。“卡迪在奥斯曼帝国的日常事务管理方面或许扮演最重要的角色。奥斯曼帝国境内的每一个城市、村社和定居点都处于卡迪的司法管辖之下。卡迪管辖区域内的所有人，无论信奉何种宗教，均可向卡迪主持的法庭提出申诉”。[8] 伊斯坦布尔的大穆夫提，作为官方欧莱玛的最高宗教首领，接受苏丹的任命，地位仅次于大维齐尔。位居伊斯坦布尔的大穆夫提之下的欧莱玛首领，是鲁梅利亚的卡迪和安纳托利亚的卡迪。穆罕默德二世曾经将“伊斯兰的舍赫”的称号授予伊斯坦布尔的大穆夫提，大穆夫提发布的法令即法图瓦“不仅涉及宗教信仰，而且包括战争动员和征收赋税以及生活起居的各个方面”。[9] 奥斯曼帝国尊奉逊尼派伊斯兰教（Sunni Islam）作为官方的意识形态，逊尼派伊斯兰教的哈奈菲派教法构成官方法律制度的基础。沙里亚位于奥斯曼帝国法律体系的顶点，规定穆斯林的个人行为以及穆斯林与非穆斯林的相互关系，直至规定社会秩序和国家制度，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和不可侵犯的神圣xìng。沙里亚被视作安拉意志的体现，苏丹只是沙里亚的捍卫者，欧莱玛则是沙里亚的执行者。苏丹颁布的法令称作卡农，构成沙里亚的延伸和补充。苏丹颁布的法令，在颁布者死后，被视作无效，直到新的苏丹即位后重新确认，方可继续生效。突厥人以及其他被征服地区的习惯法称作阿戴特，构成法律体系的最低层次。卡农和阿戴特具有明显的世俗色彩，主要涉及刑事诉讼、租佃关系和税收制度。 宗教学校是传授沙里亚的载体，包括初等学校和高等学校。附属于清真寺的宗教小学称作麦克台卜（Maktab）。麦克台卜遍布乡村和城市，构成初等学校的基本形式，学习内容包括诵读《古兰经》、伊斯兰教常识和宗教道德。高等学校是伊斯兰教经学院，称作麦德莱赛（Madrasah）。麦德莱赛主要讲授阿拉伯语、波斯语、经注学、圣训学、教义学和教法学，培养伊斯兰教的神职人员和宗教法官。宗教学校处于瓦克夫的地位，具有一定程度的独立xìng。奥斯曼帝国时期，伊斯兰教的宗教教育体制日臻成熟，宗教学校开始出现等级结构。穆罕默德二世于15世纪70年代在伊斯坦布尔建立的8所宗教学校，可谓奥斯曼帝国的最高宗教学府。 麦克台卜 宗教教育的体系化和宗教学者的官方化，是奥斯曼帝国时期的突出现象。与此同时，崇尚苦行、禁yù和神秘主义的苏非教团逐渐成为民间伊斯兰教的载体，进而与官方伊斯兰教分道扬镳。苏非派系伊斯兰教内部致力于寻求凡人与安拉直接jiāo流进而获得信仰真谛的神学倾向，专注于个人潜修。伊斯兰教苏非派自1071年曼齐喀特战役后传入安纳托利亚，进而渗透到穆斯林宗教生活的诸多层面。苏非教团兴起于12世纪，在伊斯兰世界的民间层面根基深厚。奥斯曼帝国境内的苏非派信徒分别隶属于自西亚传入的卡迪里教团、里法伊教团、纳格什班迪教团和安纳托利亚高原形成的麦乌拉维教团、拜克塔什教团，派系繁杂，人数众多，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拜克塔什教团（Bektashiyyah）的信众大都分布在鲁梅利亚即巴尔干乡村，是在巴尔干半岛传播伊斯兰教的主要载体。由于奥斯曼帝国长期在巴尔干地区募集兵源，拜克塔什教团与近卫军团逐渐形成密切的联系，充当近卫军团的随军神职人员，而近卫军团的战士则自称拜克塔什的子孙，尊崇拜克塔什教团的苏非长老。 麦乌拉维教团的信众主要分布在安纳托利亚的城镇地区，与手工业者及商人阶层联系密切，是奥斯曼帝国政府用于制衡拜克塔什教团的重要宗教势力。“梅夫莱维派（即麦乌拉维教团）的首脑，是一个极受尊敬的有名人物，有时候他出面主持新苏丹登基时举行的佩剑礼”。[10] 作者点评： 亚非欧大陆的中央地带幅员辽阔，四通八达，素有帝国统治的历史传统。伊斯兰教诞生前的千余年间，来自地中海世界的罗马拜占庭帝国与崛起于伊朗高原的波斯帝国长期处于战争状态，在西亚北非地区形成东西对峙的政治格局。伊斯兰教诞生后，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在圣战的旗帜下走出贫瘠的家园，涌向武力征服的战场，dàng平波斯帝国，重创拜占庭帝国，继而主宰西亚北非地区长达600余年。奥斯曼帝国作为继阿拉伯帝国之后传承伊斯兰文明的历史载体，继承哈里发时代的宗教政治传统，实行君主至上和教俗合一的政治体制，世俗权力与宗教权力错综jiāo织，而家族血统和圣战实践提供了奥斯曼帝国统治权力的合法xìng来源。奥斯曼帝国在世界历史的舞台上历经600余年的沧桑，可谓亚非欧大陆中央地带最后的封建帝国。 * * * [1]　Inalcik， H.， The Ottoman Empire： the Classical Age 1300-1600， New York 1973， p.59. [2]　Inalcik， H.， The Ottoman Empire： the Classical Age 1300-1600， p.87. [3]　Cleveland， W. L.， A History of the Modern Middle East， p.46. [4]　Inalcik， H.， The Ottoman Empire： the Classical Age 1300-1600， p.78. [5]　戴维森：《从瓦解到新生》，张增健等译，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第50页。 [6]　Karpat， K. H.， Social Change and Politics in Turkey， Leiden 1973， p.33. [7]　Turnbull， S.， The Ottoman Empire 1326-1699， New York 2003， p.19. [8]　Imber， C.， The Ottoman Empire， 1300-1650， p.232. [9]　Lewis， G.， Modern Turkey， New york 1974， p.32. [10]　路易斯：《现代土耳其的兴起》，范中廉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428页。 第五章　奥斯曼帝国的社会与经济 一、疆域与人口 奥斯曼帝国的人口数量并无准确的统计，然而瘟疫、饥荒、战争、移民无疑是影响奥斯曼帝国人口数量的主要因素。根据相关资料的统计，鼎盛时期的奥斯曼帝国由三大区域组成，其中包括希腊、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塞尔维亚、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在内的欧洲东南部巴尔干地区的领土面积约88万平方公里，安纳托利亚的领土面积约76万平方公里，包括叙利亚、伊拉克、埃及、马格里布和阿拉伯半岛沿海地区在内的阿拉伯世界领土面积约75万平方公里。 另据资料统计，奥斯曼帝国的总人口，苏莱曼一世当政期间约为1 200万人，16世纪末增至2 200万人。1800年前后，奥斯曼帝国的总人口约为2 500万3 000万人，其中巴尔干半岛约有人口900万，安纳托利亚约有人口600万；在阿拉伯世界，埃及约有人口350万，马格里布约有人口450万，叙利亚约有人口175万，伊拉克约有人口125万，阿拉伯半岛约有人口100万。 奥斯曼帝国的不同地区在人口密度方面表现为明显的不均衡状态。巴尔干地区的人口密度是安纳托利亚地区人口密度的两倍，安纳托利亚地区的人口密度是新月地带人口密度的3倍，阿拉伯半岛长期处于地广人稀的状态，人口密度不及安纳托利亚的1/5。 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者所遵循的传统治国理念是，公正的社会秩序需要国家的有效统治，国家的有效统治需要维持强大的军队，维持强大的军队需要充足的物质财富，充足的物质财富需要臣民的辛勤劳作。基于上述治国理念，苏丹的臣民至少在理论上严格区分为阿斯卡里（Askari）和拉伊亚（Layia）两大阶层。阿斯卡里一词源于阿拉伯语，本意为军人或战士，特指称作加齐的圣战者和称作欧莱玛的穆斯林宗教学者以及宫廷的侍从和政府的官吏，享有免纳赋税的特权，构成奥斯曼帝国的统治阶层。拉伊亚一词也源于阿拉伯语，本意为牧人看守的畜群，特指经济活动的从事者，包括商人、手工业者和农民，承担缴纳赋税的义务，构成奥斯曼帝国的依附阶层。拉伊亚按照生活方式区分为定居者与游牧者，按照从事职业区分为农民、工匠、商贩和牧人，按照民族血统区分为突厥人、阿拉伯人、柏柏尔人、库尔德人、塞加西亚人、斯拉夫人、希腊人、亚美尼亚人、犹太人等，按照宗教信仰区分为穆斯林、基督徒和犹太教徒。奥斯曼帝国规定，不同的社会阶层身穿不同的服饰，以便相互区分，避免混淆，其中农民和工匠不得身穿华丽的服饰，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不得身穿相同的服饰，不同的宗教群体居住在城市和乡村的不同区域。 二、米勒特制度 奥斯曼帝国疆域辽阔，臣民的社会构成表现为明显的多元状态，语言、血统、经济活动和生活方式诸多方面差异甚大，不同的宗教信仰则是确定社会成员地位和区分诸多社会群体的基本标志。在此基础上，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者沿袭哈里发时代形成的吉玛人（al-Dhimmah）制度，实行所谓的米勒特制度（Millet system）。 吉玛在阿拉伯语中本意是保护xìng的契约；吉玛人也称吉米（Dhimmi，又译齐米），意为根据契约受到保护的人，特指在伊斯兰国家的疆域内通过订立契约的形式而接受统治者保护的非穆斯林臣民。吉玛人的概念源于《古兰经》的相关启示。《古兰经》严格区分多神崇拜的阿拉伯人与一神信仰的犹太人和基督徒，将前者称作“以物配主的人”，而将后者称作“有经典的人”。先知穆罕默德时代，伊斯兰国家局限于阿拉伯半岛的范围，曾受天经是非穆斯林接受伊斯兰国家保护的先决条件，吉玛人则是所谓“有经典的人”之宗教概念在现实领域的逻辑延伸。先知穆罕默德去世后，伊斯兰国家征服阿拉伯半岛以外的广大区域，非穆斯林臣民数量剧增，犹太人和基督徒无疑处于被保护者的地位，琐罗亚斯德教徒也被纳入吉玛人的行列。 提供保护与人身依附两者之间无疑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吉玛人作为被哈里发国家保护的社会群体，长期处于依附和从属的地位。与穆斯林相比，吉玛人至少在理论上处于无权的地位。另一方面，吉玛人在缴纳人丁税的前提下构成相对自治的社会群体。吉玛人有权自行征税，自行审理诉讼，cāo各自原有的语言，延续各自原有的生活方式，自行选择宗教信仰。 奥斯曼帝国将苏丹统治下的臣民划分为穆斯林米勒特、希腊人米勒特、亚美尼亚人米勒特和犹太人米勒特四大群体。米勒特一词源于阿拉伯语，本意为宗派和教派。“米勒特是一种宗教政治社群，因其归属之宗教命名。米勒特的成员遵守该宗教的规定甚至于该宗教的法律，由自己的领袖主持行政自然，其限度是不能和国家的法律与利益相冲突”。[1] 穆斯林的米勒特包括奥斯曼帝国境内信奉伊斯兰教而cāo土耳其语、阿拉伯语、库尔德语、阿尔巴尼亚语以及希腊语和其他巴尔干、高加索地区语言的诸多族群。奥斯曼帝国的穆斯林最初主要分布在安纳托利亚地区；1500年，安纳托利亚的穆斯林约80余万户。16世纪征服阿拉伯地区的结果是，穆斯林人数剧增，成为奥斯曼帝国最大的米勒特。与此同时，阿拉伯人取代突厥人，成为奥斯曼帝国境内最大的穆斯林族群。 希腊人的米勒特是人数最多的非穆斯林米勒特，包括信奉基督教东正教派的希腊人、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罗马尼亚人以及少量的阿尔巴尼亚人、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希腊人的米勒特，其最高首领是伊斯坦布尔的东正教教宗。东正教教宗的任命需经苏丹核准，被授予3根马尾的帕夏标志，具有广泛的宗教权力和相应的世俗权力。 亚美尼亚人的米勒特包括信奉亚美尼亚派基督教的亚美尼亚人以及埃及的科普特派基督徒和叙利亚的雅各派基督徒，而亚美尼亚派在拜占庭帝国统治时期长期被东正教视作异端教派。亚美尼亚人的米勒特，其宗教首领的驻地最初位于高加索地区的埃希米亚兹因，穆罕默德二世当政期间于1461年迁至伊斯坦布尔。 犹太人的米勒特包括cāo西班牙语的犹太人、cāo阿拉伯语的犹太人和cāo希腊语的犹太人，分布在奥斯曼帝国的众多城市。巴叶济德二世（Bayezid II，14811512年在位）当政期间，超过20万犹太人被天主教徒逐出伊比利亚半岛，移居奥斯曼帝国境内，分布于伊斯坦布尔、伊兹密尔、埃迪尔内、萨洛尼卡和巴勒斯坦，帖撒罗尼迦成为当时世界上拥有最大数量犹太人的城市。此外，来自德意志和中欧地区的犹太人移民，称作阿什肯纳兹，也生活在奥斯曼帝国境内的诸多地区。16世纪的伊斯坦布尔约有人口70万，其中穆斯林占58%，包括东正教徒和亚美尼亚人在内的基督徒占32%，犹太人占10%。 巴叶济德二世 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诸多族群尽管划分为不同的米勒特，却呈错综jiāo织的分布状态。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10 章 在巴尔干半岛，多数居民属于斯拉夫人、希腊人和阿尔巴尼亚人，土耳其人构成少数族群。在安纳托利亚高原，土耳其人占据人口的多数，也有相当数量的居民属于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和库尔德人。叙利亚、伊拉克、阿拉伯半岛、埃及和马格里布无疑构成传统的阿拉伯世界，而土耳其人则是凌驾于阿拉伯人之上的统治者。“在奥斯曼帝国，没有一个行省的人口cāo单一的语言”。[2]另一方面，奥斯曼帝国的臣民尽管包括不同的族群，分别属于不同的米勒特，然而土耳其语无疑构成奥斯曼帝国的官方语言。政府官员无论来自哪个族群，均须在正式的场合cāo土耳其语。 米勒特作为宗教群体，并不具有民族的内涵。换言之，每个米勒特包含不同的民族成分，相同的民族却由于信仰的差异而分别属于不同的米勒特。米勒特制度的实质，在于苏丹与诸多宗教群体首领的权力分享，进而构成奥斯曼帝国统治臣民的重要政治基础。向奥斯曼帝国缴纳人丁税，是非穆斯林诸米勒特区别于穆斯林米勒特的主要标志。人丁税通常采用货币的形式缴纳，征纳对象是具有相应经济条件的成年男xìng自由人，教士、fù女、儿童和赤贫者免纳人丁税。基督徒和犹太人在缴纳人丁税的条件下，享有一定程度的自治权利，处于二等臣民的地位。据统计，1477年，伊斯坦布尔共有居民16 324户，其中9 486户属于穆斯林米勒特，3 743户属于希腊人米勒特，1 647户属于犹太人米勒特，434户属于亚美尼亚人米勒特。另据统计，14901491年，巴尔干地区缴纳人丁税的非穆斯林为67.4万户，安纳托利亚缴纳人丁税的非穆斯林为3.3万户。1528年，奥斯曼帝国征纳的人丁税总额为4 600万阿克切，占奥斯曼帝国全部岁入的8%，其中4 230万阿克切征自鲁梅利亚，370万阿克切征自安纳托利亚。 奥斯曼帝国的社会结构呈现为马赛克镶嵌的状态，定居社会与游牧世界、城市与乡村、贵族与平民处于不同的社会地位，诸多的社会群体利益各异，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间的信仰差异尤其构成划分社会群体的首要因素。奥斯曼帝国境内的穆斯林主要分布于安纳托利亚和阿拉伯地区，基督徒大都分布于巴尔干地区。被奥斯曼帝国征服以后，在阿尔巴尼亚、波斯尼亚、克里特和保加利亚，为数众多的基督徒改奉伊斯兰教。相当数量的穆斯林分布于巴尔干地区的波斯尼亚和阿尔巴尼亚以及马其顿和色雷斯，安纳托利亚和阿拉伯世界也有少量的基督徒。奥斯曼帝国境内的穆斯林大都属于逊尼派，巴尔干半岛、安纳托利亚、叙利亚和伊拉克分布着少量的什叶派穆斯林，苏非教团的影响遍及城市和乡村的各个角落。基督徒划分为诸多教派，其中东正教的信众人数居多，形成伊斯坦布尔、安条克、耶路撒冷和亚历山大四大教区。 19世纪末阿尔巴尼亚斯库台穆斯林 不同的米勒特成员生活在城市和乡村的各自区域，分别恪守各自的宗教法律，cāo各自的传统语言，沿袭各自的生活习俗，隶属于各自的宗教首领，相安无事。穆斯林男子与非穆斯林女子之间的通婚现象随处可见；非穆斯林女子嫁与穆斯林男子后，可保留原有的宗教信仰，但是所生的子女则被视作穆斯林。与中世纪基督教世界的宗教迫害相比，奥斯曼帝国长期奉行宗教宽容的政策，允许异教信仰的合法存在，对于异教徒提供相应的保护。然而，由于奥斯曼帝国坚持伊斯兰教统治的传统原则，穆斯林贵族垄断国家权力，非穆斯林不得担任政府官职，不承担兵役，不得分享国家权力。米勒特制度的意义在于，诸多宗教社团俨然是奥斯曼帝国境内的国中之国，诸多宗教的文化传统在奥斯曼帝国长期延续，进而导致奥斯曼帝国社会结构之浓厚的多元色彩，直至成为奥斯曼帝国解体和崩溃的隐患。 三、封邑制度 奥斯曼帝国沿袭哈里发时代的历史传统，援引伊斯兰教的相关原则，实行国家土地所有制。奥斯曼帝国的国家土地所有权，起源于奥斯曼帝国作为征服者的统治权。奥斯曼帝国的国有土地称作米里（Miri），特指乡村的耕地，耕作内容局限于粮食作物。城市的土地和乡村的宅地以及牧场和果园系非国有的私人地产，不属于米里的范畴。 伊斯坦布尔的苏丹至少在理论上拥有全国的土地，以提供兵役作为条件将土地赐封给穆斯林贵族，进而在奥斯曼帝国直接控制和执行奥斯曼帝国法律的巴尔干和安纳托利亚诸多地区建立封邑制度。奥斯曼帝国封邑制度的原型，来自拜占庭帝国的普洛尼亚制度和塞尔柱苏丹国时代的伊克塔制度。封邑制度作为国家土地所有制的逻辑延伸，不仅是奥斯曼帝国军事制度的重要基础，而且成为奥斯曼帝国经济社会制度的突出特征。 奥斯曼帝国的军事封邑不同于中世纪欧洲基督教世界的采邑领地，其前提条件是国家对于土地的绝对控制，而封邑面积的增减与国家土地所有制的兴衰表现为同步的状态。伊斯坦布尔的苏丹明确宣布，所有耕地皆为米里即国有土地，只有称作穆勒克（Mureck）的自由领有地和称作瓦克夫的宗教地产不在其列。1528年，87%的耕地被纳入米里的范围。封邑包括土地和耕种土地的农民。封邑的耕作者构成国家的佃农，处于政府的保护之下，世代享有土地的耕作权，地租的征纳标准、征纳时间和征纳方式由苏丹确定，封邑的领有者无权更改。奥斯曼帝国的法律禁止农民弃田出走，封邑的领有者在规定的期限内有权追回逃亡的农民。封邑的领有者并无土地的所有权，只是土地收成的享用者，未经国家允许不得出卖和转让土地或将土地赠予他人。根据伊斯兰教法，封邑的领有者必须保证土地处于耕种的状态；如果土地荒芜超过3年，则由国家收回。封邑制度的实质，在于土地受益权的赐封而非土地所有权的赐封。 奥斯曼帝国的封邑制度沿袭哈里发时代的惯例，土地受益权的非世袭xìng和封邑的频繁更换构成奥斯曼帝国封邑制度的明显特征。所有封邑至少在法律上由苏丹直接赏赐，并由中央政府登记造册，贵族内部的等级分封则被严格禁止。尽管封邑的领有者试图获得苏丹的允准，将封邑传给子嗣，然而封邑的世袭显然缺乏必要的法律依据，提供必要的兵役无疑是领有封邑的前提条件。1530年，苏莱曼一世颁布法令，明确禁止行省长官即贝勒贝伊自行分配军事封邑。“从这时起，贝勒贝伊必须为有资格得到封地的人提出申请，帝国政府根据申请书发给授地通知，并将他登记在封地簿册上”。[3] 苏莱曼一世 苏莱曼一世在位期间，巴尔干和安纳托利亚普遍实行封邑制，阿拉伯地区则实行包税制。16世纪后期开始，苏丹往往在封邑的领有者死后收回封邑，改为包税地，由包税人直接向伊斯坦布尔缴纳赋税，封邑制度随之出现衰落的征兆。进入17世纪，封邑数量逐年减少，包税范围不断扩大。以安纳托利亚西部的艾丁桑贾克为例，1573年的封邑包括提马尔590处和齐阿迈特50处，1633年的封邑下降为提马尔260处和齐阿迈特30处，下降幅度接近40%；1563年，70%的提马尔由领有者世袭继承，1610年，只有10%的提马尔由领有者世袭继承。另以埃尔祖鲁姆为例，1653年时共有提马尔5 620处，1715年时提马尔数量减少2 120处，下降幅度为2/5。 四、农业与农民 奥斯曼帝国属于典型的农本社会，绝大多数的人口生活在乡村，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构成奥斯曼帝国经济生活的基础，土地无疑是获取财富的首要来源，小农经济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农民普遍沿袭休耕和轮种的农作技术，采用家庭耕作的传统方式，农具简陋，技术落后，粗放经营，自给自足。奥斯曼帝国传统农业的典型作物，是以谷物为主的粮食作物。冬小麦构成最重要的粮食作物，秋季播种，春季收割。夏季作物种类繁多，水稻、亚麻、棉花、烟草、甘蔗和咖啡在诸多地区广泛种植。至于游牧的经济活动，主要分布于定居世界边缘的高原、山区和沙漠地带。游牧民大都从属于传统的血缘组织，处于居无定所的生活状态，追随称作舍赫和贝伊的部族首领，向奥斯曼帝国缴纳赋税，提供劳役。 奥斯曼帝国实行国家土地所有制，土地税构成奥斯曼帝国首要的岁入来源。耕种米里的农民作为国家的佃农，领有称作西夫特的份地，缴纳国家规定的租税，享有世袭租佃权，不得改变土地的用途，不得随意转让和分割继承，不得置土地处于荒芜状态超过3年，由此形成规模庞大的小农阶层。“在土地上劳动的农民，只要保持耕作和纳税，他就有权一直耕种这块土地……农民可以把这种权利传给儿子，但是在没有得到提马尔领主的特别允许之前不能把它卖掉或赠与别人”。[4]在理论上，官府根据土地的耕作条件征纳农作物产量的10%50%作为土地税。然而，实际情况千差万别，征纳的数额取决于国家控制的程度。农民除缴纳土地税以外，还承担名目繁多的杂役，所剩无几。税收包括货币税和实物税两种形式，各地区由于所处自然环境、地理位置和jiāo通状况不同而存在明显的差异，货币税与实物税的比例不尽相同。 伊斯兰教法禁止农民弃田，强调土地必须处于耕种状态，旨在保证农业生产和土地收益。官府严格限制农民的迁徙行为；耕作者固着于土地，弃田逃亡者受到领主和官府的相应惩罚。1539年颁布的一项法令规定：如果农民离开土地而使土地荒芜超过10年，需缴纳一定数量的罚金；如果农民离开土地不足10年，封邑的主人有权在法官准许的情况下要求遣返农民。“离开土地并试图在城镇定居的农民被强制遣返。农民只有设法在城市居住超过10年并且拥有经常xìng的工作而无需社会援助时，才能成为合法的城市居民”。“假如一个耕作者成为一个有收入的手工艺者，西帕希（Sipahi）会强迫他纳税以作为补偿金，这种税称为‘中断耕作税’”。[5]另一方面，奥斯曼帝国的农民在诸多方面处于官府的保护之下，境况不同于中世纪西欧的农奴。西帕希通常行使维持乡村秩序的权力，然而教界的卡迪负责乡村的司法审理，形成对于西帕希的监督和制约。 西帕希 村社组织和部族群体作为中东地区的古老传统在奥斯曼帝国境内长期延续，农民普遍生活于具有浓厚血缘色彩和封闭倾向的村社和部族之中。村社首领和部族长老控制水源的分配和耕地的使用，在一定的范围内行使征纳赋税和仲裁纠纷的职责，构成连接国家与农民的中间环节。农民作为土地的耕作者，依附于村社首领和部族长老，处于村社和部族的保护之下。分成制是中东地区由来已久的租佃方式，地主与农民根据耕地、水源、劳动力、农具和种子五项要素划分农作物的收成。农民主要缴纳实物地租，同时承担一定的劳役，货币地租尚不多见。国家所有制的土地制度，以及村社和部族对于土地的共同占有权，排斥着农民支配土地的个人权利。 五、城市与行会 奥斯曼帝国的城市普遍位于定居地区，依托定居农业作为基本的粮食供应地，为农产品提供市场，吸收乡村的剩余产品，同时向乡村提供手工业品，满足乡村市场的需要，进而形成与乡村之间的密切联系。另一方面，奥斯曼帝国的城市大都分布于商路沿线。安纳托利亚的伊斯坦布尔、布尔萨和安卡拉，巴尔干半岛的埃迪尔内，埃及的开罗，叙利亚的大马士革和阿勒颇，伊拉克的巴士拉和巴格达，皆为奥斯曼帝国的贸易枢纽。伊斯坦布尔作为奥斯曼帝国的首都，具有庞大的市场需求和发达的区域xìng贸易。保证伊斯坦布尔的物资供应，是苏丹政府的重要职责。伊斯坦布尔地处东南欧与亚洲以及地中海与黑海之间，系东西方之间过境贸易的jiāo汇点。欧洲的纺织品和东方的香料构成伊斯坦布尔过境贸易的首要内容，商旅驼队频繁往返于伊斯坦布尔与伊朗、叙利亚、伊拉克、中亚之间。马尔马拉海东侧的布尔萨（Bursa）也是安纳托利亚的重要商业据点和东西方之间的商品集散地。1340年，乌尔汗在布尔萨建成大型的巴扎。此后，布尔萨的人口迅速增多，1485年约5 000户，1530年增至6 350户，1580年达到12 850户。伊朗的生丝、欧洲的毛纺织品、埃及的糖和印度的香料，是布尔萨市场的主要商品。 城市作为奥斯曼帝国的重心所在，具有经济、政治、军事和宗教的多重功能。伊斯坦布尔无疑是奥斯曼帝国最大的城市，然而1453年穆斯林攻陷此城时，人口不足5万。苏丹穆罕默德二世当政期间，以归还财产和给予信仰自由作为条件，吸引出逃的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和犹太人重返故里，同时下令从鲁梅利亚和安纳托利亚迁4 000户家庭移居伊斯坦布尔，迁3万户农民移入伊斯坦布尔周围的35个无人居住的乡村，以保障伊斯坦布尔的农产品供应。14531481年，奥斯曼帝国在伊斯坦布尔新建清真寺209座，学校24所，公共浴室32处，客栈和巴扎12处。1477年，伊斯坦布尔的总人口接近10万。16世纪初，伊斯坦布尔的人口达到40万，成为当时欧洲和中东最大的城市。16世纪末，伊斯坦布尔的人口增至80万，其中40%系非穆斯林，主要分布于加拉塔（Galata）地区。热那亚人曾经是伊斯坦布尔最大的商人群体。随着奥斯曼帝国的广泛征服，希腊人以及犹太人和亚美尼亚人逐渐取代热那亚人的地位。希腊人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11 章 包税、大宗贸易批发和航运领域独占鳌头，加拉塔区几乎成为希腊商人的世界。 19世纪末伊斯坦布尔加拉塔大桥景色 1800年前后，奥斯曼帝国约15%的人口生活在1万人以上的城市。另据相关资料的统计，1800年前后，安纳托利亚的主要城市伊斯坦布尔约有人口75万，伊兹密尔约有人口10万，布尔萨约有人口5万，安卡拉、埃尔祖鲁姆和科尼亚也有相当数量的城市人口；埃及10%的人口生活在开罗、艾斯尤特、马哈拉、坦塔、罗赛达、迪米耶塔、亚历山大港等城市，叙利亚20%的人口生活在大马士革、阿勒颇、霍姆斯、哈马、耶路撒冷、的黎波里等城市，伊拉克15%的人口生活在巴格达、摩苏尔、希拉、巴士拉等城市。一些研究者甚至认为，1800年前后中东的城市人口比例高于同时期的基督教欧洲。 伊斯坦布尔街头小吃摊 清真寺和市场是城市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伊斯坦布尔的大市场位于圣索菲亚教堂的附近，店铺超过千家，构成伊斯坦布尔的主要商业区。14631470年，穆罕默德二世在伊斯坦布尔建造新的大清真寺，周围环绕着8所宗教学校，学生总数超过600人，2处客栈每天接待旅客160人，附近的大市场有店铺320家。17世纪中叶，伊斯坦布尔有清真寺150座，宗教学校130所，客栈100处。 官府将城市划分为各个特定的生活区域，派出官员进行管理，其中最重要的官员是称作卡迪的穆斯林法官，负责向米勒特和行会颁布法令并确保执行。称作伊赫提萨卜的市场稽查制度是伊斯兰世界的传统制度，旨在保障公平的jiāo易，被纳入沙里亚的框架之中。市场稽查员称作穆赫台绥卜，作为穆斯林法官卡迪的下属和伊赫提萨卜的执行者，履行管理市场的职责，监督产品的质量和jiāo易的过程，规定jiāo易价格和jiāo易内容，征纳jiāo易税。每个城市按照宗教或职业划分为若干社区，每个社区围绕自己的宗教建筑或市场，社区之间相互独立。耶尼切里在和平时期充当城市警察的角色，负责城市的治安管理。 奥斯曼帝国城市主要的手工业部门包括食品加工业、纺织业、建筑业、金属加工业、制革业和木材加工业。城市手工业普遍采用作坊的经营方式，设备简陋，资金匮乏。在奥斯曼帝国的诸多城市，手工作坊通常组成行会，其内部体系与中世纪西欧城市的行会颇为相似，具有明显的等级xìng、封闭xìng和排他xìng。在17世纪的伊斯坦布尔，手工业的从业者共计26万人，分别属于1 109个行会；在同时期的开罗，手工业的从业者共计12万人，分别属于262个行会。“所有手工匠都有自己的行会，所有手艺人都属于自己的团体，当然农村手工匠例外，他们独自经营”。[6]手工业行会由从事同一行业的若干手工作坊组成，作坊内部实行严格的等级制，明确规定工匠、帮工与学徒的地位。学徒的期限通常为1 001天，其间由工匠负责学徒的食宿，不支付报酬。学徒在期满之后，经考核升至帮工，继续在作坊从业35年，领取报酬，直至成为工匠和独立开设作坊。然而，工匠开设作坊往往受到行会的严格限制，加之财力匮乏，困难重重。行会首领通常负责以固定的价格购置生产原料，然后分发给行会的各个作坊。行会垄断原料供应，实行统一的原料供应价格，规定和限制原料供应的数量，监督生产工艺和产品质量，限制作坊的数量和从业者的人数，排斥内部竞争。在大多数情况下，行会的产品主要销往本地市场，而市场通常处于行会的垄断和控制之下。行会内部存在明显的职业世袭现象，工匠与帮工、学徒之间往往具有家族色彩的宗法关系。 伊斯坦布尔的理发师 行会作为城市的民间组织，行使广泛的公共职能。官府在向行会成员征纳捐税的前提下，通常允许行会自行管理内部事务。安纳托利亚的行会表现为明显的自治倾向，行会首领在城市具有广泛的权力和影响。“工匠和手艺人都加入行会，行会则对其成员和产品实行监督，有些地方行会势力很大，足以有效地控制当地的政府”。[7]另一方面，行会通常存在于米勒特的框架之内，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行使相应的社会职能。“行会执行所有种类的社会职能，经常与宗教团体或米勒特联合……作为其所属的宗教对个人的强制xìng要求的补充”。[8]在安纳托利亚，穆斯林的行会大都建立在苏非教团的基础之上，隶属于不同的苏非教团，处于不同苏非教团的保护之下，崇拜各自教团的苏非圣徒，与苏非教团形成错综复杂的关系，进而构成苏非教团在城市社会的延伸，具有浓厚的民间色彩。 六、商业与商人 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亚非欧大陆中央地带，最重要的运输方式是陆路的驮运。驮运的规模相当可观。1800年，苏丹达尔富尔前往开罗的商队由5 000峰骆驼组成，运载货物超过1 000吨；特拉布宗与大不里士之间的商队由1.5万峰骆驼组成，每年往返3次，运送的货物超过2.5万吨。然而，驮运的特点是速度慢、费用高、危险xìng大。地中海和黑海沿岸的希腊人以及红海和波斯湾沿岸的阿拉伯人采用海运的方式，多瑙河、尼罗河、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构成主要的内河运输通道。运往伊斯坦布尔的谷物和运往埃及的木材，主要采用海运的方式。 奥斯曼帝国的商业活动，包括地方贸易、区域贸易和国际贸易三种类型。地方贸易构成最重要的贸易活动，经营者大都系小商人和手工业者，通常采用实物jiāo易的方式。区域贸易系奥斯曼帝国境内不同地区之间的贸易，如安纳托利亚与埃及的贸易、埃及与叙利亚的贸易、伊斯坦布尔与其粮食供应地之间的贸易，往往采用集市贸易的方式。国际贸易包括中东与欧洲之间的贸易以及中东与中亚、印度等地之间的贸易，后者的重要xìng超过前者，红海和波斯湾构成国际贸易的主要通道。奥斯曼帝国与欧洲之间的贸易主要通过4条路线，即通过里海和黑海与俄国之间的贸易，通过巴尔干地区与奥地利之间的贸易，通过地中海与西欧之间的贸易。伊斯坦布尔是奥斯曼帝国最重要的国际贸易枢纽，布尔萨、埃迪尔内、亚历山大港和开罗也在奥斯曼帝国的国际贸易中占据重要的地位。 奥斯曼帝国具有发达的区域xìng贸易，日常生活用品是区域xìng贸易的主要内容。伊斯坦布尔人口众多，谷物作为首要的生活物资来自帝国境内的诸多地区。色雷斯、多瑙河盆地、南俄草原、安纳托利亚西部沿海和埃及出产的谷物，经海路和陆路源源不断地运抵伊斯坦布尔。1483年，驶向伊斯坦布尔的商船多达4 000余艘。黑海俨然是奥斯曼帝国的内湖，黑海沿岸则是伊斯坦布尔和爱琴海地区的主要农产品供应地。希腊商人长期经营黑海贸易，希腊商船航行于伊斯坦布尔与黑海诸多港口城市之间，贩运谷物、ròu、鱼、油、盐、皮革和木材。埃及素有“地中海谷仓”的美誉，所产谷物不仅供应伊斯坦布尔，而且销往叙利亚和希贾兹，同时从安纳托利亚南部输入木材，从叙利亚输入染料、橄榄油和各种干果。 19世纪末伊斯坦布尔景色 伊斯兰教法明确区分伊斯兰世界与异教的世界，两者之间在理论上只能处于战争的状态，奥斯曼帝国也起源于加齐对基督徒发动的圣战实践。然而，奥斯曼帝国与基督教欧洲的战争并未导致东西方之间商路的中断和贸易的衰落。相反，奥斯曼帝国与基督教欧洲之间的贸易往来呈明显的上升趋势，关税和贸易税的征收构成苏丹政府的重要财源。蒙古西征期间，阿塞拜疆的大不里士曾经是东西方之间的贸易枢纽。自14世纪开始，安纳托利亚成为欧亚大陆的主要贸易通道，而布尔萨（Bursa）逐渐取代大不里士成为安纳托利亚最重要的贸易中心和东方商品销往欧洲的集散地。伊朗的生丝、埃及的糖、印度的香料以及弗兰德尔和佛罗lún萨的毛纺织品，是布尔萨市场的主要商品。 13世纪中叶，意大利的托斯卡尼成为欧洲最早的丝绸生产中心，所产的丝绸销往罗马、布鲁日、lún敦和香槟市场。14世纪，波lún那、热那亚、佛罗lún萨和威尼斯相继建立丝绸加工业，伊朗北部的里海沿岸则是欧洲主要的生丝来源。伊朗商人将生丝自大不里士经安卡拉运抵布尔萨，继而由热那亚人转运到欧洲。15世纪的一位欧洲旅行家曾经在大马士革跟随一支穆斯林商队前往布尔萨，3 000峰骆驼运载着来自东方的香料及其他货物，而货物的买家则是热那亚商人和佛罗lún萨商人。与此同时，安纳托利亚成为连接东欧诸地与印度洋世界的贸易纽带，来自南方的香料、糖和各种织物与来自北方的毛皮和奴隶成为南北方之间的贸易内容。 奥斯曼帝国征服马木路克王朝以后，派遣海军赶走葡萄牙人，占据也门和亚丁港，控制自埃及经红海水域至印度洋的贸易通道，埃及的开罗和亚历山大港、叙利亚的阿勒颇、也门的亚丁以及伊拉克的巴士拉成为奥斯曼帝国在阿拉伯世界的贸易中心。阿勒颇（Aleppo）是黎凡特地区最重要的生丝和丝织品集散地。伊朗和叙利亚的生丝及丝织品运抵阿勒颇，继而由威尼斯商人销往欧洲，1600年的jiāo易量达到140吨，价值150万金币。15991602年，阿勒颇的关税年收入达到30万金币，而整个叙利亚每年上缴苏丹的全部关税收入为46万金币。1605年，从阿勒颇出口威尼斯的货物价值150万金币，出口法国的货物为80万金币，出口英国的货物为30万金币，出口荷兰的货物为15万金币。17世纪，伊兹密尔（zmir）成为布尔萨和阿勒颇在东西方贸易领域的竞争对手。每年有56支亚美尼亚商队贩运伊朗的生丝和丝织品，经大不里士埃里温安卡拉伊兹密尔的商路销往欧洲。 巴尔干地区与意大利之间长期保持密切的贸易往来，众多商业城市分布于多瑙河流域和亚得里亚海沿岸，杜布罗夫斯克则是意大利商人在巴尔干地区最重要的贸易据点。意大利商人主要贩运波斯尼亚和塞尔维亚的银矿资源，同时向巴尔干地区出口意大利纺织品，换取皮革、羊毛、rǔ酪、鱼、蜂蜜和奴隶。 苏丹政府鼓励东西方之间的商业jiāo往，保护帝国境内穆斯林臣民土耳其人、阿拉伯人、波斯人和非穆斯林臣民希腊人、犹太人、亚美尼亚人、斯拉夫人的贸易活动。与此同时，苏丹政府以条约的形式保护来自欧洲诸国的基督教商人在帝国境内的贸易活动。最早获得条约保护的欧洲基督教商人是意大利的热那亚人。14世纪中叶，热那亚与威尼斯处于战争状态，威尼斯与拜占庭以及保加利亚结盟，奥斯曼帝国则与热那亚结盟，是为苏丹政府赐予热那亚人条约保护的直接原因。14世纪80年代，穆拉德一世赐予威尼斯商人享有条约保护的贸易地位。15世纪中叶，奥斯曼帝国与威尼斯激烈争夺巴尔干沿海地区和爱琴海岛屿，穆罕默德一世遂赐予威尼斯的对手佛罗lún萨商人享有条约保护的贸易地位。巴叶济德二世当政期间，奥斯曼帝国与威尼斯依然处于战争状态，苏丹遂于1498年赐予那不勒斯商人享有条约保护的贸易地位。1536年，苏丹政府赐予哈布斯堡家族的对手法国商人享有条约保护的贸易地位。1580年，英国获得条约保护的地位。1612年，荷兰获得条约保护的地位。进入17世纪，法国逐渐取代威尼斯，控制黎凡特地区的过境贸易。至于奥地利商人，由于哈布斯堡家族与苏丹政府处于战争状态，其在帝国境内的贸易活动不受条约的保护。 所谓的条约，实际上是苏丹政府颁布的特许状，赐予帝国境内的欧洲基督教商人享有米勒特的自治地位，苏丹赐封的领事作为米勒特的最高首领行使贸易监督权和司法权。在条约的保护下，欧洲基督教商人获准在奥斯曼帝国境内自由旅行。欧洲基督教商人的米勒特，主要分布于伊斯坦布尔、伊兹密尔、贝鲁特、阿勒颇、开罗。法国商人和意大利商人居多，其次是英国商人和荷兰商人。 作者点评： 综观世界历史，诸多国家和地区皆曾经历封建主义的发展阶段，而贵贱尊卑的等级社会和自给自足的农本经济构成封建主义的普遍现象，奥斯曼帝国也不例外。奥斯曼帝国是建立在圣战基础上的庞大封建帝国，通过领土的兼并形成了辽阔的版图，囊括了亚非欧大陆中央地带的不同教派和诸多族群。奥斯曼帝国延续了阿拉伯帝国的历史传统，一方面具有浓厚的伊斯兰教色彩；另一方面奉行相对宽容的宗教政策。米勒特制度提供了穆斯林臣民与非穆斯林臣民长期并存的社会框架，避免了同时期欧洲基督教世界宗教迫害现象的发生。不同宗教信仰的诸多族群尽管处于贵贱尊卑的不同社会地位，却得以在伊斯坦布尔苏丹的统治下相安无事，奥斯曼帝国呈现出马赛克镶嵌的斑斓色彩。在近代西方冲击的大潮到来之前，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亚非欧大陆中央地带具有农本社会的典型特征，个体生产和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据主导地位。农业无疑构成基本的生产领域，土地则是首要的财富来源。在国家土地所有制的条件下，农民依附于土地，进而依附于封建国家。 * * * [1]　路易斯：《中东：激dàng在辉煌的历史中》，郑之书译，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0年版，第426页。 [2]　Imber， C.， The Ottoman Empire， 1300-1650， p.2. [3]　布罗克尔曼：《伊斯兰各民族与国家史》，孙硕人等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345页。 [4]　Sha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12 章 w， S. J. ＆ Shaw， E. K.， 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Modern Turkey， Cambridge 1976， vol.1， p.126. [5]　Shaw， S. J. ＆ Shaw， E. K.， 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Modern Turkey， vol.1， p.150， p.126. [6]　马茂德：《伊斯兰教简史》，吴云贵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01页。 [7]　戴维森：《从瓦解到新生》，第56页。 [8]　Shaw， S. J. ＆ Shaw， E. K.， 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Modern Turkey， vol.1， p.157. 第六章　奥斯曼帝国的文化成就 一、奥斯曼帝国文化的演进氛围和历史地位 伊斯兰文化是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波斯人、突厥人、柏柏尔人诸多民族共同创造的文化，奥斯曼帝国的文化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奥斯曼帝国疆域广阔，境内民族和宗教众多，除了突厥人之外还有阿拉伯人、波斯人、犹太人、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匈牙利人、阿尔巴尼亚人、保加利亚人和塞尔维亚人，等等，除了伊斯兰教之外还有基督教和犹太教，等等。帝国境内诸多族群文化积淀深厚，社会jiāo往明显扩大。帝国位于亚洲、非洲和欧洲的jiāo汇处，与基督教文明、波斯文明和印度文明jiāo流密切。因此，奥斯曼帝国的文化也是一种兼容并蓄的复合文化，主要包括以下文化要素：突厥人特别是奥斯曼人的固有文化、古典伊斯兰世界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基督教世界的文化、波斯文化与印度文化。奥斯曼帝国的文化演进，仿佛涓涓溪流汇成滔滔江河一样，长达数百年之久。奥斯曼人的征服、奥斯曼帝国的统治、社会结构的变化、诸多民族的融合和伊斯兰教的传播，无疑构成奥斯曼帝国文化演进的深层背景。尤其需要提及的是，帝国雄踞世界数百年，经济长期保持繁荣稳定，多位苏丹承袭哈里发的宗教宽容政策，积极支持发展文化事业，即便在帝国事业显露颓势之时也不例外，例如14211566年的历任苏丹，18世纪前期“郁金香时代”的苏丹艾哈迈德三世，以及此后的诸多苏丹。 15世纪初至16世纪初是奥斯曼帝国文化的起步时期。穆拉德二世（Murad II，14041451年，14211451年在位）鼓励将阿拉伯文和波斯文的经典著作译成奥斯曼土耳其文，以此发展帝国文化和培养伊斯兰教学者。穆拉德二世统治时期，约有2万名学生进入附属清真寺的宗教学校研读经训，学习满7年后才能毕业，继而担任宣讲师和法官等职，甚至可以荣获“学者”称号。他还创办宫廷学校，聘请国内著名学者任教，其中多名学者出自经验丰富的高级官员，令诸位王子、廷臣子孙、亲密侍从入校，甚至择取战俘和奴隶中的佼佼者入校，以全面培养忠于职守、具有真才实学的各级管理人才。 穆罕默德二世（Mecomd II，14321481，14511481年在位）自幼在父亲创办的宫廷学堂中接受良好教育，通晓土耳其语、阿拉伯语、波斯语和希腊语，粗识塞尔维亚语和意大利语，在即位之后高度重视文化教育事业。他本人爱好广泛，喜欢阅读斯多葛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论著，熟知亚历山大大帝与罗马皇帝的传记，关心文艺复兴和雅典建筑。1456年奥斯曼帝国征服雅典和希腊，穆罕默德二世因对希腊的建筑遗迹心驰神往而赋予雅典自治地位。为了了解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实况，他曾允许拉古萨用意大利手稿代替贡金。他熟悉波斯、希腊和罗马的古典诗篇并尝试写诗。他全然没有顾及先知穆罕默德关于绘像的禁令，不仅收藏大量名贵绘画，而且于1480年即去世之前一年，令威尼斯人金蒂尔贝里尼为他画像，这幅画现藏威尼斯来亚得美术馆。他在伊斯坦布尔营造新的宫殿，将衰败的基督教堂改建成清真寺，并在法蒂赫清真寺附近建设多所高等宗教学校，聘请伊斯兰世界的饱学之士前来授课，其中包括阿劳德丁图西（Alauddin Tusi）、布尔萨里宏卡扎德穆斯里胡德穆斯塔法艾芬迪（Bursali Hocazade Muslihiddin Mustafa Efendi）和米弗拉纳阿卜杜尔克里木艾芬迪（Mevlana Abdulkerim Efendi）。穆罕默德二世时代，曾经破败不堪的千年古城君士坦丁堡再次成为首屈一指的文化中心。巴叶济德二世（Bayezid II，14811512年在位）爱好科学和诗歌，利用希腊和保加利亚的专家修造街道和桥梁，而巴叶济德清真寺是这一时期最为宏伟的宗教建筑。塞里姆一世（Salim I，14671520年，15121520年在位）是一位诗人，他的作品于1904年在德国出版。他还尊敬学者，奖掖学术。 16世纪前中期是奥斯曼帝国文化的鼎盛时代。苏莱曼一世（Suleiman I，14941566年，15201566年在位）是奥斯曼帝国史上富有学养的开明专制君主的典范。他擅长写作诗歌和散文，曾将“穆希比”作为诗歌笔名，并留下《战争日记》一书。苏莱曼一世当政时期，奥斯曼帝国在伊斯坦布尔修建街道、桥梁、学校、医院、驿站和浴池等公共设施，首都面貌焕然一新。他在四处征战之余，还在各地广建清真寺，重修著名学者的坟墓，以此弘扬伊斯兰文化。1535年帝国军队征服伊拉克后，苏莱曼一世下旨在巴格达城内为哈乃斐教法学派的创始人艾布哈尼法兴建清真寺，并重修苏非派卡迪里教团创始人吉拉尼屡遭破坏的坟墓。15501557年间他下令建筑学家锡南在伊斯坦布尔督造苏莱曼清真寺，该寺后来被誉为奥斯曼建筑史上“最富丽堂皇的纪念碑”。 16世纪后期至19世纪末是奥斯曼帝国文化的转型阶段。艾哈迈德三世（Acomd III，16731736年，17031730年在位）在大维齐尔达乌德易卜拉欣帕夏的诱导下，率先追求法国王室的建筑艺术和生活情趣。艾哈迈德三世时代，大维齐尔受命在首都近郊督造苏丹的“逍遥宫”（Sa’dabat），刻意仿效法国枫丹白露宫的建筑风格，新建的别墅、园林、喷泉、凉亭和浴室开始出现打断的挑檐板、成群的壁柱、卷边形牌匾等，法国的建筑艺术开始影响整个帝都。同时，引自欧洲的名贵花卉郁金香盛开于伊斯坦布尔的皇宫和别墅，故艾哈迈德三世统治时期被称为“郁金香时代”（The Tulip Period）。此后，“政治和经济的瓦解并非与大多数文化领域的衰落同步发生。相反，由于苏丹此时把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皇宫中能够推动和实践的文化事业上，不受军事和政治问题的困扰，也由于部长们和总督们一样总是极力仿效他们的主人，所以在长达几个世纪的帝国瓦解的过程中产生了许多文化上的领军人物。由于古典时代的活力继续发挥作用，这样也许抵消了日益增长的混乱对社会所有阶级的影响”。[1] 郁金香时代建筑风格的代表艾哈迈德三世喷泉 关于奥斯曼帝国文化成就的历史地位，学界争议不断，莫衷一是。欧洲国家的诸多学者对奥斯曼帝国的文化成就充满傲慢和偏见，他们想当然地认为，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人重新学习古典知识以前，穆斯林思想家仅仅充当这些知识的存储器。德国历史学家卡尔布罗克尔曼在其著作《伊斯兰教各民族与国家史》中这样写道：“奥斯曼人的学术生活几乎完全没有独创之处，而是局限在传统的固定范围中。对穆斯林来说，科学并不意味着取得新知识，而是意味着尽到最大可能全面地掌握前人的研究结果。关于宗教和宗教法律的知识受到最大的尊重，宗教法和民法分不开而且控制着民法。由于伊斯兰教经典著作是用阿拉伯文写成的，奥斯曼学者中的神学作家一般也使用阿拉伯文。只有启发俗人的某些书籍才用民族文字写成。奥斯曼学者的优点不是大胆或深刻的思想而是记忆力强和刻苦钻研的精神。”[2]美国学者斯坦福肖这样解释欧洲学者的傲慢和偏见：“他们得出这种结论是因为他们缺乏语言学和美学修养，只有具备了这种修养，才能辨别和欣赏在欧洲人的经验和意识之外发展起来的文化。”[3] 如果说部分西方学者和少数中国学者出于宗教偏见、文化隔膜和知识匮乏等原因，轻视整个伊斯兰文化的话，那么奥斯曼帝国文化受到一些人的蔑视，原因还不止于此。奥斯曼帝国树敌太多，而且这些敌人在文化上影响太大，导致帝国的征战与文化呈现“狗猛酒酸”的奇特关系。奥斯曼人始终具有强烈的尚武精神，奥斯曼帝国则是一个把征战视为生命的国家，为主道进行圣战成为奥斯曼人和帝国安身立命的根基所在。帝国从建立到崩溃，处在四战之地，与数不胜数的国家、民族和教派发生冲突，它的敌人除了欧洲基督徒之外，还有阿拉伯人和波斯人等穆斯林。帝国的征战导致周边地区的普遍仇恨和长期恐惧，使被侵略者和被征服者无法以冷静心态正视敌寇的文化成就。伴随着西方基督教世界在全球以及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在伊斯兰世界的话语霸权，这种心理又遗传到现今的世界。相比之下，此前阿拉伯人建立的哈里发国家，其扩张进程停止较早，特别是自阿拔斯王朝建立后，哈里发国家几乎实现罢兵休战，境内外诸多族群得以和平相处，具备足够时间去消解仇恨并共同创造崭新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 但是，毋庸置疑的是，奥斯曼帝国的文化辉煌灿烂。西方的中东史泰斗伯纳德刘易斯在《现代土耳其的兴起》一书中写道：“土耳其的文化生活和智力活动，可以说只是到了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由于旧的传统已完全失去作用，新的创造力量又还没有出现，因而才真正开始崩溃。并且即使在那个时候，在破烂不堪的宫廷习俗的幔帐后面，土耳其人简朴的民间艺术和民间诗歌依然像过去那样在流行着。”[4]奥斯曼帝国的文化成就，主要体现在文学、史学、哲学、建筑艺术和科学技术等领域。 二、文学 依据创作主体和受众的不同，奥斯曼帝国文学大体可以分为宫廷文学和民间文学两类，两类文学均发源于13世纪即奥斯曼帝国建立前后。民间文学特别是民间诗歌的主要创作者是云游四方的托钵僧侣或者弹奏单弦“萨兹”的行吟诗人（saz sairs），因此民间文学又被称作“行吟诗人文学”或“神秘信仰文学”，主要影响下层百姓特别是农牧民和普通士兵。相比之下，宫廷文学大都由达官贵人或其庇护下的文人创作，主要涉及都市上层人士，在帝国文坛长期占据统治地位。 奥斯曼帝国时期，就文学体裁来说，诗歌仍是主要体裁，而散文仅在宗教学、法学和史学等领域有所发展，至于小说和戏剧直到19世纪才从欧洲引进帝国。诗歌是阿拉伯伊斯兰文学的主要体裁。一些诗歌称赞某部落，某宗教，或者某潜在的赞助人；一些诗歌则嘲笑诗人的对手；另一些诗歌则唤起对安拉的敬畏或者抒发在传奇经历后的兴奋之情；更有一些诗歌赞颂爱情、酒和安拉，有时可能赞颂以上三种。阿拉伯人擅长诗歌，诗歌是阿拉伯人最重要的文学体裁。查希里叶时代，各个部落的诗人往往汇聚在欧卡兹集市，举行赛诗会。那时的诗歌，分为称作麦格图阿的短诗和称作格绥达的长诗。诗歌的内容，主要是夸耀部落的高贵谱系，称颂部落的征战业绩，思念情侣和诽谤仇敌。麦加克尔白神殿墙壁上的7首“悬诗”，被视为阿拉伯诗歌的精品，代表了查希里叶时代阿拉伯诗歌创作的最高成就。伊斯兰教诞生初期，宗教的炽热情感和圣战的狂潮使阿拉伯人似乎忘却了自己的诗歌，诗人的地位急剧下降。倭马亚王朝建立后，诗歌创作再度兴盛。在希贾兹的两座圣城，歌舞升平，娱乐成风，爱情诗颇为盛行。阿拔斯王朝前期，阿拉伯人传统的诗歌风格在伊斯兰世界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后来，由于异族文化的广泛影响，伊斯兰世界的诗歌创作开始突破阿拉伯古诗风格的界限，新的诗歌形式渐趋盛行。 散文是伊斯兰文学的另一重要体裁。伊斯兰教的经典《古兰经》系先知穆罕默德在610632年传教过程中陆续宣布的“安拉启示”的汇集，它确立了伊斯兰教的基本教义、基本功修、lún理道德和教法律例，反映了7世纪早期阿拉伯半岛希贾兹地区的社会状况与伊斯兰教曲折的传播过程，同时也是第一部韵体散文的阿拉伯文典籍，兼具文学xìng、宗教xìng和史料xìng。《古兰经》风格质朴，语言简洁，气势宏伟，意境奇妙，抑扬顿挫，娓娓动听，堪称阿拉伯散文的典范佳作，甚至西方的基督教学者也对《古兰经》的文学价值多有称道。阿拔斯时代，刻意追求辞藻华丽和风格优雅成为伊斯兰世界的文学时尚，具有波斯文学之浓厚色彩的艺术散文逐渐风行。 奥斯曼帝国文学的主要成就集中表现在宫廷诗歌方面。奥斯曼帝国的宫廷诗歌竭力模仿波斯风范，甚至一度流行用波斯文作诗，刻意追求每对句子甚至全诗押韵，主要形式包括：鲁巴伊（Rubai），只有4对句子；加泽尔（Gazel），包含415对句子；卡西德（Kaside），包含15对以上句子；米斯耐维（Mesnevi），长诗。“正如在科学方面阿拉伯人被认为是模范一样，在诗歌方面波斯人被认为是模范。模仿波斯人被认为是有教养的人值得做的唯一的事情。奥斯曼人以其特有的彻底精神从事于波斯诗的研究。在用语言学阐明波斯经典作品方面，他们的成就是卓越的”。[5] 自13世纪的霍加德哈尼（Hoca Dehani）起，土耳其宫廷文学特别是宫廷诗歌的神秘色彩趋于淡化，开始强调歌颂旖旎景色、追求美酒爱情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13 章 和赞扬上流社会。不过，在这一时期，民间文学表现更为活跃。著名的神秘文学家包括鲁米（Jalāl ad-Dīn Muhammad Rūmī，12071273年），他首创土耳其民间文学的神秘主义原则；其子苏尔坦维列德（Sultan Veled，12271312年）；尤努斯埃穆瑞（Yunus Emre，12381329年），等等。在13世纪出现一位享誉世界的民间文学家，特别擅长讲述幽默诙谐的民间故事，埃及人称其葛哈，波斯人叫他摩拉纳斯勒丁，而土耳其人将其命名为纳斯勒丁霍加（Nasreddin Hoca），此人就是中国人熟知的纳斯勒丁阿凡提（Nasr alDin Khujah，阿凡提意为“先生”）。 鲁米 纳斯勒丁 纳斯勒丁于1208年生于安纳托利亚半岛西南部锡夫里希萨尔城左近的霍尔特村。他自幼接受传统的伊斯兰教育，通晓《古兰经》，善于辩论，爱好诗歌，喜欢谚语。在30岁左右，他到阿克谢希尔定居，以后致力于将当时中东伊斯兰世界流行的“朱哈笑话”改编为“纳斯勒丁笑话”，直至1284年逝世。纳斯勒丁的笑话歌颂和善、机敏、勇敢、正直，嘲弄残忍、愚昧、怯懦和势利，语言幽默，主旨鲜明，情节生动，雅俗共赏。例如，一个男人曾向纳斯勒丁抱怨家中没有阳光。纳斯勒丁反问：“你家花园中不是有阳光吗？”“是的”，此人回答。“那好”，纳斯勒丁说，“那就把你家搬进花园中吧！”早在16世纪，土耳其著名诗人拉米伊（？1532年）就将纳斯勒丁的部分笑话编入《趣闻》一书中。在18世纪左右，纳斯勒丁的笑话传入中国的新疆地区，称作“阿凡提故事”，后在中国家喻户晓。目前每年7月510日，土耳其的科尼亚（Konya）均举办纳斯勒丁霍加狂欢节。 艾哈迈德古尔赛赫（Acomt Gulsehri，？1317年）与塔楚丁易卜拉欣艾哈迈德（Tacuddin Ibrahim Acomdi，13351412年）是14世纪奥斯曼帝国宫廷文学家的主要代表。艾哈迈德古尔赛赫将法里杜德丁阿塔尔的波斯文长诗《鸟儿的推理》（Mantik al-Tayr）译成土耳其文，并添加其他内容，这些内容反映了14世纪安纳托利亚半岛的社会现实，特别是揭示了穆斯林战士的一些表现。 塔楚丁易卜拉欣艾哈迈德为巴叶济德一世之子苏莱曼撰写长诗《伊斯卡德传》（Iskenderncom），通过8 250对句子描述亚历山大大帝的传奇一生。 阿师格帕夏（‘Ashiq Pasha，又译阿舍克帕夏，约12721333年），是14世纪奥斯曼帝国民间诗人的杰出代表。他长期活跃在安纳托利亚半岛的科尼亚等地，用土耳其语从事创作，代表作品是长诗《异乡苦修者的故事》。《异乡苦修者的故事》包括10章，每章下设10节，合计1.1万行诗，其中大量征引经训，从伊斯兰教逊尼派穆斯林的视角评价苏非派的信仰和苦修，以此劝导世人弃恶扬善。 德德考尔库特（Dede Korkut）是14世纪土耳其最为杰出的民间散文家。他的散文集描述土库曼人在高加索山区与格鲁吉亚人以及在安纳托利亚高原东部与拜占庭人的斗争史，反映了这一时期突厥人的部落习俗和道德标准。 自空位时期（14021413年）之后，奥斯曼帝国从帖木儿西征的蹂躏中恢复过来，帝国统治趋于稳定，重新迈出扩张步伐，宫廷文学也迅速发展。苏丹穆拉德二世（Murad II，14041451年，14211451年在位）也是一位诗人，他崇尚波斯抒情诗歌的韵律和内容。艾哈迈德帕夏布尔萨尼（Ahmad Pasha al-Bursani，？1497年）是15世纪后期奥斯曼帝国最伟大的宫廷诗人。他生于布尔萨，其父是穆拉德二世的大法官。他自幼受过正规的伊斯兰教育，谙熟阿拉伯语和土耳其语，后来成为伊斯兰教义学家和教法学家，早年曾在乌尔汗苏丹开设的布尔萨伊斯兰经学院讲授逊尼派教法学，继而于1451年被任命为埃迪尔内的首席教法官，在穆罕默德二世在位期间被擢升为首席军事法官兼法律顾问，于1453年随驾征服君士坦丁堡，在巴叶济德二世执政期间担任大穆夫提，直至逝世。布尔萨尼尤其擅长创作诗歌，有称颂诗、言情诗和劝善诗数十首，其中渗透着他对宗教和哲学的独特见解，被誉为奥斯曼帝国宫廷文学的第一位大师。 内西米和苏莱曼谢莱比两位苏非派学者是15世纪奥斯曼帝国民间诗歌的杰出代表。内西米（Seyid Imadeddin Nesimi，约1369约1418年）又称阿里阿拉，苏非派学者，通晓阿拉伯语、波斯语和土耳其语，并利用这三种语言创作了多首诗歌，代表作是一本土耳其语的诗集（divan），其中包含约300首加泽尔抒情诗和150多首四行诗鲁巴伊，侧重表达其神秘主义的宗教情怀。1418年他因在奥斯曼帝国传播异端信仰而被处决。 苏莱曼谢莱比（Sulayman Shlabi，？1429年）是奥斯曼帝国苏丹穆拉德一世的大臣艾哈迈德帕夏之子，苏非派哈尔瓦提教团谢赫，曾担任苏丹巴叶济德一世的宫廷伊玛目和宗教顾问，在1402年后任布尔萨一家清真寺的教长。他还是一位诗人，代表作是关于先知穆罕默德诞生的称颂诗。 16世纪是奥斯曼帝国文学尤其是宫廷诗歌发展的黄金时期，文人墨客脱颖而出，约1/4的杰出诗人生活在16世纪中后期即苏莱曼一世及塞里姆二世在位时期，群星璀璨，佳作迭出。 穆罕默德阿卜杜勒巴基（Muhammad Abdul-Baki，15261600年）出身贫寒，但有诗歌天赋，因此获得上层人士甚至苏莱曼苏丹的青睐。他的诗歌强调生命短暂和个人享受，迎合了上流社会的价值取向。他被时人誉为“诗人之王”和颂歌作家，死后享受国葬待遇。 穆罕默德阿卜杜勒巴基诗集chā图：巴基与其读者 穆罕默德伊本苏莱曼富祖里（Muhammad ibn Suleyman Fuzuli，约14831556年）的诗歌水平在当时仅次于巴基。他在白羊王朝统治时期（White Sheep Turkomans，13781508年）生于伊拉克希拉城的一个什叶派家庭，自幼接受良好教育，精通阿拉伯语、波斯语和突厥语。1501年，伊斯玛仪（Ismail I，15011524年在位）率领长期追随萨法维教团的乌斯塔吉鲁等7个土库曼人部落即凯兹巴什进军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在沙鲁尔战役中击败白羊王朝的军队，进而占领大不里士，自称“伊斯玛仪沙”，建立萨法维王朝。15031510年，伊斯玛仪相继征服安纳托利亚高原东部、伊拉克、伊朗高原东部的呼罗珊直至阿姆河左岸地区，初步奠定萨法维王朝的疆域基础。这时富祖里受到伊斯玛仪一世的庇护，为波斯萨法维王朝宫廷写颂诗。1534年奥斯曼帝国军队占领巴格达后，富祖里企图邀宠，便给苏丹苏莱曼一世写称颂诗，但似乎收效不佳。此后他的作品多次感叹人生苦短，命运无常。富祖里的代表作是小说《怨诉之书》、诗歌《心灵之友》以及15361537年创作的长诗《莱伊拉和马季农》等。《怨诉之书》抨击苏丹苏莱曼宫廷的腐化和残暴，歌颂普通百姓的机智与憧憬。《心灵之友》侧重劝导世人弃恶从善。《莱伊拉和马季农》则生动描绘在陈规陋俗桎梏中出现的一个恋爱悲剧。 穆罕默德伊本苏莱曼富祖里 行吟诗人是16世纪奥斯曼帝国民间文学的主体，他们在弹奏萨兹吟唱诗歌之时，往往借助皮影戏（Karagoz）来加深受众的视觉感受，主要包括因反叛苏丹而被处决的皮尔苏尔坦阿布达尔（Pir Sultan Abdal），为塞里姆一世征服埃及之举喝彩的巴赫希（Bahsi），讲述黑海沿岸生活状况以及奥斯曼帝国军队东征波斯概况的欧克苏兹阿里（Oksuz Ali），以及亲自参加赴波斯远征军的考洛格鲁（Koroglu）。 在17世纪，宫廷诗歌非常繁荣，其主要形式是至少包括15对句子的卡西德，代表人物有17世纪前期的奈菲仪（Nef‘ī，约15721635年）、泽科里亚栽德雅赫亚艾芬迪（Zekeriyya Zade Yahya Efendi，15521644年）和17世纪后期的约瑟夫纳比（Yusuf Nabi，16421712年）。 奈菲仪是这一时期最为著名的诗人。他出身寒微，曾以华丽的卡西德极力赞颂艾哈迈德一世、奥斯曼二世和穆拉德四世，但似乎并未赢得苏丹青睐。他痛感怀才不遇，有些愤世嫉俗，多次嘲讽行贿纳贿和任人唯亲等腐败风气，因此不容于当世，多次被流放，最后被大维齐尔白拉姆（Bayram）绞死。 泽科里亚栽德雅赫亚艾芬迪的xìng格和命运与奈菲仪迥然不同。他是大教长泽科里亚艾芬迪（？1593年）之子，自幼接受良好教育，成年之后多次担任大教长，才高八斗，风度翩翩，品德端正，左右逢源，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学者。虽然他也擅长作卡西德，但并不像奈菲仪那样钟情波斯诗的格律，而且终生备受苏丹的宠信，曾陪伴穆拉德四世远征伊拉克，随驾途中多次作诗称颂。一帆风顺的他最后以92岁高龄寿终正寝。 约瑟夫纳比多才多艺，除在文学领域成绩斐然之外，他对历史学、宗教学、哲学、地理学领域也多有涉猎。他的诗歌注重借鉴阿拉伯、波斯诗歌的风范，偏爱爱情、美酒和宗教题材。 在17世纪，帝国的民间文学也有所发展，成绩可圈可点。穆罕默德尼亚孜米绥尔（Mecomt Niyazi Misri，？1693年）、卡拉加奥兰（Karacaolan，约1606约1680年）、埃斯克欧麦尔（Asik comr，？1707年），可谓这一时期民间文学三杰，其中穆罕默德尼亚孜米绥尔是苏非教团成员并因此多次遭流放，卡拉加奥兰描绘安纳托利亚半岛的自然环境和风俗习惯，埃斯克欧麦尔记述穆罕默德四世时期奥斯曼帝国与俄国、奥地利和威尼斯的战斗场景和边境地区的风土人情。这一时期的许多民间诗人浪迹江湖，往往吟诵短诗，或讴歌爱情、赞美风景，或评述历史、宣传教义，其格律比较自由，语言通俗诙谐，题材贴近生活，因而在军营、广场、集市和咖啡馆等公共场所拥有大量粉丝。 在18世纪，一部分宫廷文学家依旧受到波斯风格的巨大影响，致力于将加泽尔（包含415对句子）和卡西德（包含15对以上的句子）发扬光大；另一部分作家则开始发掘本土精神，大量采用安纳托利亚下层土耳其人的常用词汇，注重借鉴本土格律。从总体上看，自郁金香时代起，波斯词汇在奥斯曼帝国宫廷文学中的比重迅速下降，同时西方基督教世界的文学对奥斯曼帝国尚未造成足够影响，因此奥斯曼语的宫廷文学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异彩纷呈。继承波斯传统的著名诗人，主要有奈维栽德埃塔（16831734年）、穆斯塔法萨米（？1734年）、穆罕默德拉希特艾芬迪（？1735年）、伊斯玛仪阿斯姆艾芬迪（？1760年）、苏莱曼纳菲（？1739年）、考卡穆罕默德拉西普（16991763年），以及18世纪后期最伟大的诗人、备受苏丹塞里姆三世青睐的穆罕默德爱萨特艾芬迪（Mecomt Esat Efendi，17571799年），等等。发掘本土韵致的著名诗人，主要是埃劳丁撒比特与艾哈迈德奈迪姆。埃劳丁撒比特（Alauddin Sabit，？1713年）首次将土耳其普通民众常用的谚语、双关语和笑话引入奥斯曼语宫廷文学，使自己的作品显得幽默风趣。 艾哈迈德奈迪姆 艾哈迈德奈迪姆（Acomt Nedm，约16811730年）是郁金香时代最为杰出的宫廷诗人。他出生于伊斯坦布尔，其父是宗教学者。他自幼接受良好教育，成年后受到大维齐尔达玛特易卜拉欣的赏识，进而被派到苏丹艾哈迈德三世身边，时常即兴吟诵诗篇。他的诗歌杜绝神秘主义，追求世俗快乐，赞美爱情，歌颂美酒，勾勒鸟语花香的园林景色，刻画庄严华美的逍遥宫殿，庆祝彩灯闪烁的热闹游船，描述万人空巷的烟花表演，用词雅致，格律和谐，感情真挚，意境优美，令上流社会赞叹不已。穆罕默德艾敏贝里戈（Mecomt Emin Belig，？1758年）与法兹尔（Fazil，？1810年）也效法艾哈迈德奈迪姆，继续采用优美词句歌颂世俗情感和宫廷生活，只是目光更加下移，开始刻画浴室、店铺、酒馆等常见事物，注重描绘顾客、店家等寻常百姓的喜怒哀乐，相关作品雅俗共赏。 艾哈迈德奈迪姆诗歌赏析： 请求你母亲允许，对她说这是为了这个星期五神圣的祈祷， 不合时宜的痛苦的紧要关头，让我们俩都占去一天， 通过秘密的通道和小径溜向码头， 让我们到游乐园去，来啊，我逍遥自在的柏树， 只有你和我，还有一位唱着高雅曲调的歌手可是， 另一个：在你仁慈许可的情况下，内迪姆，狂烈的诗人； 今天让我们忘记我们的好友，我那快乐的蜂鸟 让我们到游乐园去，来啊，我逍遥自在的柏树。[6] 19世纪土耳其新文学的创始人，一般认为是以下3位：伊卜拉欣邢纳西（brahim inasi，18261871年）、齐亚高卡尔普（Ziya Gokalp，18251880年）和纳米克凯末尔（Namk Kemal，18401888年）。“大约从19世纪中叶开始，由于从形式到内容都同古典奥斯曼作品迥然不同的土耳其文学的兴起，便大大加速了西方思想的传播，使得土耳其人开始在态度上有了同西方的社会与政治态度相适应的转变。在这方面，法兰西文学开始代替伊朗的经典著作，成为土耳其人灵感的源泉和模仿的对象”。[7] 伊卜拉欣邢纳西 纳米克凯末尔 伊卜拉欣邢纳西被穆斯塔法雷什德帕夏派到巴黎学习，他在法国参加1848年革命并将共和国国旗挂到先贤祠。1856年奥斯曼帝国诏书颁布时，他已回国，针对此事致信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14 章 雷什德帕夏：“生命、财产和荣誉，是我们心中的烛光，你的公正是明灯，引导我们脱离了强烈的压迫。你使得我们获得自由，我们这些暴政下的奴隶，我们用自己的无知像锁链一样束缚了自己。你的法律是使奴隶得到解放的一种举动，你的法律告诉苏丹他是有限度的。”1859年，邢纳西将百余首法国诗歌译成奥斯曼文，而且将法文和奥斯曼文各11页对照列出，其中包括1719世纪拉辛（16361699年）、拉封丹（16211695年）、弗朗索瓦费奈隆（16511715年）和阿尔封斯德拉马丁（17901869年）等法国文豪的诗作。1862年，邢纳西创办《舆论解说报》（Tasvir-I efkar，1925年被凯末尔政权查封）。 齐亚高卡尔普同样精通法语，同样受到雷什德帕夏的宠信。他于18671872年逃往欧洲，其间多次撰文抨击土耳其的内政，以《梦》最为著名。《梦》描绘了这样一幅场景：齐亚躺在英国lún敦一座公园的条凳上入睡，梦到自己同苏丹阿卜杜勒阿齐兹一世辩论。苏丹反对设立国民大会，认为这种机构会削弱自己的权力，并且使这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帝国分崩离析，离心离德。齐亚反驳说，欧洲多国已建立立宪君主制，这是一种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因此奥斯曼帝国也应顺应这一潮流。他曾将法国思想家卢梭与戏剧家莫里哀的作品译成奥斯曼文。 纳米克凯末尔精通法语，擅长创作诗歌、小说和戏剧。他曾与邢纳西合作，在1862年开办《舆论解说报》，并在1864年邢纳西出逃后继任该报主笔，特别关注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1867年，他与齐亚高卡尔普一起逃往欧洲。1871年首相阿里帕夏死后他才得以回国，并于1873年创作剧本《祖国与西利斯特里亚》。该剧歌颂1854年奥斯曼人在西利斯特里亚要塞组织的抵抗俄罗斯人入侵的保卫战，激发奥斯曼人的爱国热忱，以致威胁苏丹的统治。因此，政府在该剧第二次演出后勒令禁演，并将纳米克凯末尔流放到塞浦路斯岛。1876年苏丹阿卜杜勒阿齐兹一世死后，他获准回到伊斯坦布尔，不久激怒哈米德二世，再度流亡，被迫来到开俄斯岛上，担任有名无实的所谓“总督”。他主张尊奉伊斯兰教的基本信仰，提倡个体的思想自由，鼓励学习欧洲特别是英国的政治制度、教育制度和思想文化，由此建立现代民族国家。 19世纪末20世纪初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统治末期，政府在思想文化领域维持高压态势，强制进行文学检查，严厉打击具有民族主义和宪政主义倾向的作品，奥斯曼帝国的文学家处境困难，只能创作忧郁感伤的颓废作品。18961901年，一些作家以《知识宝库》杂志为阵地，形成一个文学团体，被称作“知识宝库派”，主张“就艺术而论艺术”，闭门创作，莫谈国事，代表人物有诗人杰纳普谢哈贝丁（18701934年）和小说家哈立德齐亚乌瑟克雷吉勒（18661945年），后者的代表作是长篇小说《蓝与黑》和《被禁止的爱情》。 1908年7月青年土耳其革命与1909年宪法颁布之后，思想文化领域空前活跃。1908年7月25日《努力日报》发行量达到6万份，《晨报》发行量达到4万份，而且供不应求，当天下午每份日报售价竟然高出原价40倍。1912年，奥斯曼帝国出现一个名为“土耳其人之家”的文学团体，通过《土耳其祖国》这一刊物发表文学作品。这一时期具有代表xìng的文学作品，除齐亚格尔克艾尔普的诗歌作品之外，还有女作家哈立德艾迪卜的长篇小说《磨难》，等等。 三、史学 伊斯兰国家历代统治者都比较重视史学，借此汲取先辈的经验教训并记录自己的重要言行，奥斯曼帝国苏丹也不例外。伊斯兰世界的历史学起源于圣训学的研究，最早研究历史的穆斯林皆为造诣极深的圣训学家，最初的历史著作主要是追寻阿拉伯人的历史，考证“圣训”中提及的诸多内容，如阿拉伯人的谱系、查希里叶时代的传说、先知穆罕默德的生平、历次圣战的始末。阿拔斯王朝建立以前穆斯林编写的历史著作大都失传已久，只有断章残篇散见于后世的著述之中。阿拔斯王朝建立以后，伊斯兰世界的历史学不再只是考证“圣训”，逐渐成为独立的学科。然而，在阿拔斯王朝初期，历史学家的视野依旧局限于阿拉伯人的范围。自9世纪末期开始，历史学家的视野逐渐从阿拉伯人的历史扩展到其他穆斯林民族的历史，直至探寻伊斯兰世界周边地区各民族的历史，历史著作的编纂随之进入崭新的阶段。总之，中东伊斯兰世界的史学著作类型多样，包括地方志、区域国别史和世界史，古史和今史，人物传记，史学著作的记录对象涵盖上自帝王、世俗高官和宗教学者，下至士兵、书吏和苏非的各个阶层。奥斯曼帝国史学则是中东伊斯兰世界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奥斯曼帝国史学发源于15世纪前中期，即穆拉德二世和穆罕默德二世时期。当时，奥斯曼帝国已从15世纪初安卡拉战役的惨败和大空位时期的纷乱中恢复过来，重新迈出扩张步伐，苏丹开始重视记录奥斯曼家族的起源和最初几任苏丹的故事，以此强调奥斯曼帝国统治的合理xìng。艾哈迈德（Acomdi）写出《奥斯曼王室史诗》（Destan-I Tevarih-I Muluk-I Al-I Osman），阿斯科帕萨扎德（Asikpasazade）写出《奥斯曼家族史》（Tevarih-I Al-I Osman），卡西菲（Kasifi）写出《加齐在罗姆的故事》（Gazancom-I Rum），讲述奥斯曼家族的起源和奥斯曼帝国的建立。阿卜杜勒拉赫曼比斯塔米（Abdur-rahman Bistami）记述从1402年安卡拉战役结束到15世纪中叶的奥斯曼帝国史。克里托夫洛斯（Kritovolos）则写出资料较为翔实的《苏丹穆罕默德二世之事》（Tevarih-I Sultan Mecomt Han-I Sani）。巴叶济德二世时期，阿斯科帕萨扎德（Asikpasazade）写出安卡拉战役以来一个世纪左右的帝国编年史，聂斯里穆罕默德艾芬迪（Nesri Mecomt Efendi）侧重考察巴叶济德二世时期的奥斯曼帝国史，伊德瑞斯比特里斯（Idris-I Bitlisi）主要记录15世纪波斯和安纳托利亚半岛东部的重大事件。艾哈迈德塞姆塞德丁伊本凯末尔（Acomt Semseddin ibn-I Kemal，？1536年）是巴叶济德二世时期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他出生于奥斯曼家族，早年接受良好教育，谙熟教义学和教法学，后来加入封邑制骑兵团希帕西，因此具备良好的军事经验和较强的写作能力。他的名著《奥斯曼王朝史》（Tevarih-I Al-I Osman）是现存最早的最佳反映奥斯曼帝国早期情况的史学著作。 16世纪中后期是奥斯曼帝国最为繁荣和强盛的阶段，也是奥斯曼帝国史学发展的黄金时期，这一时期最为杰出的历史学家是霍加萨度德丁艾芬迪（Hoca Sadeddin Efendi，约15361599年）、穆斯塔法阿里（Mustafa l，15411600年）和穆斯塔法塞拉尼基（Mustafa Selaniki，？1600年）。霍加萨度德丁艾芬迪在苏莱曼一世在位期间尚不知名，到穆拉德三世即位前已担任其老师，在穆罕默德三世时代升任大教长。他的名著《历史高峰》（Tc üt-Tevrh）以大量原始资料和亲历者的口述为基础，详细记载从奥斯曼帝国建立至1520年塞里姆一世驾崩共两个世纪的历史，侧重塑造政坛人物和知识分子的历史形象，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他还写过《塞里姆一世传》即《献给塞里姆一世》（Selimncom）及一本评述苏莱曼一世时期帝国史的笔记，在其去世后由儿子穆罕默德艾芬迪（Mecomt Efendi）汇编成书，这是霍加萨度德丁艾芬迪留给后人的重要遗产。 穆斯塔法阿里是一位著作等身的历史学家兼诗人，据统计他的史学著作超过40部，主要讲述奥斯曼帝国史特别是苏莱曼一世时期的对外战争和宫廷争斗，其中包括：帝国的艺术成就；苏莱曼一世统治后期其子巴叶济德与塞里姆（即后来的塞里姆二世，15661574年在位）的储位之争；1522年奥斯曼帝国海军占领十字军据守的罗德岛，打通埃及亚历山大港与奥斯曼帝国首都的海上运输线，控制东地中海；1566年苏莱曼一世驾崩前夕与哈布斯堡王朝之间bào发的西盖特瓦尔战役（Siege of Szigetvár）；奥斯曼帝国在高加索地区发动的多次战役；等等。他的代表作是一本讲述4个阶段的世界通史。第一阶段介绍世界地理概况，并讲述从人类始祖亚当到耶稣基督时期的历史；第二阶段勾勒从7世纪前后先知穆罕默德到1258年蒙古军队消灭阿拔斯王朝期间的历史，即古典伊斯兰史；第三阶段阐释从上古到奥斯曼王朝崛起期间的突厥史；第四阶段考察从奥斯曼帝国建立到1597年穆罕默德三世统治初年期间的奥斯曼帝国史。 西盖特瓦尔战役 穆斯塔法塞拉尼基的代表作是《塞拉尼基的历史》（Tarih-i Selniki），记载从1563年苏莱曼一世统治末年到1599年穆罕默德三世统治中期的奥斯曼帝国史，其中涉及15951599年穆罕默德三世统治前期的部分最具史料价值，对历史学家穆斯塔法奈玛艾芬迪后来撰写《土耳其帝国编年史》极有裨益。 在17世纪的奥斯曼帝国，卡蒂普切勒比与穆斯塔法奈玛艾芬迪是史学研究的佼佼者，可谓史学空域的双子星座。 卡蒂普切勒比（Ktip elebi，16091657年），全名穆斯塔法伊本阿卜杜拉（Mustafa bin Abdullah），别称哈只赫勒法（Haji Khalifa，因其曾朝觐圣城并在穆罕默德四世时期担任办事员而得名），是17世纪前期一位百科全书式的著名学者，其史学著述的影响力经久不衰。卡蒂普切勒比年轻时随父远征巴格达和埃尔祖鲁姆，开始对旅行、地理和藏书产生浓厚兴趣。在旅行期间他竭尽所能收集整理书籍和手稿，并写成名著《概论对书籍和科学名称的思考》（Kashf al-unūn ‘an asāmī al-kutub wa-al-funūn），介绍当时伊斯兰世界著名学者的生平和成就，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他将1 500多本阿拉伯语、波斯语和突厥语著作的名称和内容详细记录下来，从而为后人留下一笔丰厚遗产。卡蒂普切勒比的史学成就同样显著。他写成《概要》（Fezleke）一书，详述15911655年奥斯曼帝国的历史；他的《大事年表》（Takvim al-Tevarih）讲述从安拉创世纪到1648年期间的世界历史，其中涉及诸多显赫王朝的时间起迄，并且列出奥斯曼帝国苏丹、大维齐尔与其他高官的姓名和在任时间；他的《土耳其海战史》（Tuhfat ul-Kibar fi Asfar al-Bihar）描述地中海及其诸岛屿，1651年以前奥斯曼帝国的历次大海战，以及帝国海军的武器装备和英雄人物。 卡蒂普切勒比论述世界地理著作的地图chā图 穆斯塔法奈玛艾芬迪（Mustafa Naima Efendi，16551716年），奥斯曼帝国第一位宫廷编年史官（vakanuvis），是17世纪末18世纪初的著名历史学家。他的名著《土耳其帝国编年史》（Ravzat al-Huseyin fi Hulasat Ahbar al-Hafikayn）不仅包括17世纪末18世纪初苏丹的起居注和其他大事年表，而且记录15911660年的帝国历史。在讲述15911660年的帝国历史时，他参考前人撰写的编年史和帝国档案，结合本人的特殊体验，强调在史学研究中既要求真又要分析。求真，既不为统治者溢美，又对史料去伪存真，尤其是不轻信流言，历史学家“不能描述虚构的事情”，“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谨慎地发掘问题的真相，而不要管这种真相究竟是什么”，“如果不了解任何特定问题的真相，那么历史学家必须亲身请教那些熟知此事的人”。分析，是在还原史实的基础上力求分析事件的原因。《土耳其帝国编年史》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在该书序言中，奈玛从分析1699年《卡罗维兹和约》的利弊入手，借鉴伊本赫勒敦与卡蒂普切勒比的观点，分析奥斯曼帝国走向衰落的原因，进而提出改革举措。 17世纪末，奥斯曼帝国在欧洲屡遭惨败。1683年奥斯曼帝国军队兵败维也纳城下，匈牙利和贝尔格莱德脱离奥斯曼帝国；威尼斯人夺取希腊，俄国军队攻克位于黑海北岸的亚速。1699年奥斯曼帝国苏丹被迫签订《卡罗维兹和约》，承认波兰拥有乌克兰南部、奥地利统治特兰西瓦尼亚和匈牙利、威尼斯占据希腊南部、俄罗斯控制德涅斯特河以北地区。奈玛认为，1699年奥斯曼帝国与基督教国家签署《卡罗维兹和约》，类似于628年先知穆罕默德与麦加偶像崇拜者签订《候德比耶和约》。《候德比耶和约》是628年先知穆罕默德与麦加古莱西人代表苏海勒阿姆尔在麦加以南16公里处的侯德比耶签订的和约，由阿里执笔。和约规定：双方休战10年；休战期间，穆斯林不得庇护擅自投奔麦地那的麦加人，而背叛先知穆罕默德的人却可留居麦加；先知穆罕默德放弃该次朝觐撤回麦地那，古莱西人保证在翌年朝觐期间撤出麦加3日，以便穆斯林在克尔白履行宗教义务。《侯德比耶和约》的订立，尽管没有使先知穆罕默德达到在该年朝觐克尔白的目的，但是毕竟标志着麦加的古莱西人对于先知穆罕默德及其宗教的初步承认，从而为先知穆罕默德以胜利者的身份重返故乡铺平道路。《侯德比耶和约》的订立可谓穆斯林克复麦加的重要起点，《古兰经》曾称此事是先知穆罕默德的“一种明显的胜利”（《古兰经》，48：1）。629年先知穆罕默德率领2 000余名穆斯林自麦地那出发，驱赶作为祭牲的60峰骆驼，前往麦加。古莱西人按照《侯德比耶和约》的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15 章 定，预先撤至麦加郊外。麦地那对于麦加的胜利已是大势所趋。630年先知穆罕默德讨伐麦加古莱西人并克复麦加。先知穆罕默德来到克尔白神殿，绕行7周，触摸玄石，命令穆斯林捣毁神殿内所有的供奉之物，仅保留玄石作为圣物。先知穆罕默德向众人高呼：“真理已经来临，虚妄已经消灭；虚妄确是易灭的。”（《古兰经》，17：81）伊斯兰教在先知穆罕默德的故乡取得了彻底胜利，古莱西人顽固恪守的多神崇拜从此dàng然无存。奈玛认为，两个和约都是为了休养生息而暂时退却，并非腐败无能的辱国之举。 不过，奈玛也不得不承认，《卡罗维兹和约》的签署毕竟说明奥斯曼帝国正在走向衰落。为什么会衰落呢？他开始借鉴伊本赫勒敦在《历史大全》中提出的历史循环论。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13321406年）全名阿布栽德阿卜杜勒拉赫曼伊本穆罕默德伊本赫勒敦哈德拉米（Abū Zayd ‘Abdu r-Ramān bin Muammad bin Khaldūn Al-adrami），是伊斯兰世界历史哲学的开创者，系西班牙阿拉伯人的后裔，长期生活于马格里布地区。伊本赫勒敦所著《阿拉伯人、波斯人、柏柏尔人历史的殷鉴和原委》（简称《历史大全》，Muqaddimah）共计7册，分绪论、正文和附录3部分。《绪论》是全书精华，集中表述其历史哲学观点。《历史大全》上起远古祖先，下至当代，包括阿拉伯人、柏柏尔人、波斯人、希腊人和罗马人诸民族的历史。伊本赫勒敦的《历史大全》并未局限于叙述历史现象，而是着重分析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游牧世界与定居社会、部落制度与国家秩序、物质生产与文化生活相互之间的逻辑联系，强调历史进程的内在规律。伊本赫勒敦认为，宗教是推动人类从野蛮向文明过渡的关键因素，每个民族的历史均表现为诞生、成长、鼎盛、衰败和灭亡周而复始的循环过程。伊本赫勒敦在历史哲学方面独树一帜，被后人誉为“中世纪最伟大的历史学家”。奈玛认为，国家的确类似人体，会经历建国、巩固、承平、过渡和消亡5个时期，自1683年奥斯曼帝国军队兵败维也纳城下起，奥斯曼帝国已进入过渡期。接着，他开始引述卡蒂普切勒比的体液平衡论，将国家的武装力量、知识阶层、其他阶层、农村阶层四大阶层比作人体的四种体液，分别对应黏液、血液、黄色胆汁和黑色胆汁，认为人体的健康状况与四种体液的比例密切相关，而国家的衰亡与否仰赖四大阶层特别是武装力量与农村阶层之间的平衡状态。最后，他把伊本赫勒敦的历史循环论与卡蒂普切勒比的体液平衡论结合起来，并加以发挥，认为武装力量、知识阶层、其他阶层、农村阶层四大阶层的关系变化，导致国家出现建国、巩固、承平、过渡和消亡5个阶段。 伊本赫勒敦 如何救亡呢？奈玛在上述论证基础上提出五条原则：减少花费，平衡收支，这主要是照顾农村阶层；准时发放津贴和薪金，平息百姓的怨怒，这主要是照顾知识阶层和其他阶层；整顿军队，提高战斗力，抵抗外敌并维护治安，这主要针对武装力量；公正对待各省；苏丹应恩威并济，使臣民既爱又怕；后两项原则涉及四大阶层。 传统社会的历史学备受政治形势变化和统治阶层好恶的影响，18世纪的帝国史学便是如此。当时，苏丹素质明显下降，大维齐尔迅速更迭，社会开始动dàng，统治阶层对历史学的兴趣大大降低，因此帝国宫廷编年史家往往开始记流水账，缺乏创新冲动和独立意志，几乎乏善可陈。继穆斯塔法奈玛艾芬迪之后担任宫廷编年史官的是穆罕默德拉希特艾芬迪（Mecomt Rasit Efendi，？1735年），他主要记录16601722年的奥斯曼帝国编年史。 继穆罕默德拉希特艾芬迪之后担任帝国宫廷编年史官的是屈楚克切勒比栽德伊斯玛仪阿西木艾芬迪（Kucuk Celebi Zade Ismail Asim Efendi，？1759年），他主要记录17231730年郁金香时代后期的奥斯曼帝国编年史。从1730年艾哈迈德三世被废黜到1783年艾哈迈德法斯夫艾芬迪（Acomt Vasif Efendi，17391807年）担任宫廷编年史官，不断更换的低级文书接手帝国编年史的记录工作，他们未能对这一时期的历史进行任何分析。18世纪可谓奥斯曼帝国史学发展的低谷期。 进入19世纪，随着奥斯曼帝国苏丹素质的提高、现代改革的启动、中央集权的强化和政治局势的稳定，帝国编年史官的地位再度得到提高，他们的史学成果中也再次出现真知灼见。17831807年艾哈迈德法斯夫艾芬迪担任宫廷编年史官，他写成《最美好的遗产和真实的故事》（The Most Beautiful Relics and Truths of Events）一书，记录从1774年阿卜杜勒-哈米德一世登基到1805年塞里姆三世被废黜前夕的奥斯曼帝国编年史，书中再次出现对史料的鉴别和对事件的评价。 继艾哈迈德法斯夫艾芬迪之后于18071808年担任宫廷编年史官的是艾哈迈德阿斯姆艾芬迪（Acomt Asim Efendi，17551819年），他主要考察17911808年的奥斯曼帝国历史，其中大量资料涉及1807年塞里姆三世被废黜和新军遭解散等重大事件。继艾哈迈德阿斯姆艾芬迪之后担任宫廷编年史官的是穆罕默德艾特拉赫萨尼栽德（Mecomt Ataullah Samizade，？1827年），他主要记录18081822年的奥斯曼帝国编年史。此人观念保守，但是敢于评价历史事件。继穆罕默德艾特拉赫萨尼栽德之后担任宫廷编年史官的是穆罕默德爱萨特艾芬迪（Mecomt Esat Efendi，17891848年），他主要考察1826年苏丹马哈茂德二世出动新军消灭近卫军团一事的具体过程并论证苏丹此举的合理xìng。艾哈迈德卡福德特（Acomt Cevdet，18221894年）汇编并研究19世纪宫廷编年史官的全部记录，侧重探讨17741825年的奥斯曼帝国编年史，系19世纪奥斯曼帝国编年史记录和研究的集大成者。 四、哲学 伊斯兰哲学系阐述伊斯兰教义及有关对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的哲学基本问题的学说或世界观体系，阿拉伯语也称哲学为“伊勒姆希克迈”（’Ilm al-Hikmah，即智慧之学）。先知穆罕默德和最初4位哈里发当政期间，麦地那和麦加是伊斯兰世界的两大文化中心。那时的学者主要是阿拉伯血统的圣门弟子，他们大都长于宗教学的研究。圣门弟子中阿拉伯人居多的状态，导致纯粹阿拉伯风格的文化在伊斯兰世界中的主导地位。倭马亚时代，圣门弟子相继去世，再传弟子成为伊斯兰文化的主要代表，伊拉克的巴士拉和库法逐渐取代希贾兹的麦地那和麦加，成为新的文化中心。再传弟子中固然不乏阿拉伯人，但是异族血统的穆斯林日渐增多，其中一些学者在伊斯兰世界闻名遐迩。相比之下，阿拉伯血统的再传弟子大为逊色。随着伊斯兰教的广泛传播和再传弟子中异族穆斯林的增多，非阿拉伯风格的文化倾向在伊斯兰世界日趋显见。许多犹太人和基督徒改奉伊斯兰教以后，往往根据《圣经》中的相关传说诠释《古兰经》中的某些启示，从而形成“基督教式与以色列式”的经注学。 希腊哲学博大精深，堪称西方古典文化的精髓。倭马亚时代，许多穆斯林学者对希腊哲学颇有研究，试图借鉴希腊哲学的逻辑推导和理xìng思辨的原则论证伊斯兰教信仰，探讨诸如安拉的本体与其属xìng的关系、安拉前定与自由意志的关系以及宇宙观、认识论等神学命题和哲学命题，进而形成穆斯林特有的宗教哲学体系即教义学。另外，拉丁语及希腊语与阿拉伯语的法学术语颇多相似，体现了地中海古典世界的法学思想和法律概念对于伊斯兰教法的广泛影响；基督教中关于救世主的概念，应是什叶派伊斯兰教之马赫迪思想的原型。阿拔斯王朝哈里发实行博采诸家、兼容并蓄的文化政策，大力赞助翻译和介绍外国的科学和哲学著作。9世纪初，阿拔斯王朝哈里发马蒙（Al-Ma’mūn，813833年在位）在首都巴格达创立“智慧馆”，对希腊的科学和哲学著作进行了有组织和大规模的翻译和注释。10世纪时，柏拉图的《国家篇》、《蒂迈欧篇》、《智者篇》，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物理学》、《lún理学》、《范畴篇》、《解释篇》、《前分析篇》、《后分析篇》，普罗提诺的《九章集》，波菲利的《亚里士多德〈范畴篇〉导论》，阐述新柏拉图主义流溢说的主要哲学著作《亚里士多德神学》和《原因篇》等已被译为阿拉伯文并加以注释。同时波斯、印度的古典学术著作也被译成阿拉伯文。 奥斯曼帝国的哲学是伊斯兰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包括经院哲学和苏非哲学。 经院哲学是以伊斯兰教欧莱玛（即宗教学者）阶层为主体，在探讨基本信仰和教义（即凯拉姆）的基础上而形成的不同哲学流派。经院哲学旨在探讨安拉的本体及其属xìng等一系列教义学命题。比如：神的启示是否高于人的理xìng？安拉是宇宙中一切善恶的创始者吗？如果安拉全能，那么为何还有人胆敢否认安拉的存在并违反神圣教法呢？如果安拉业已前定人类的所有行为，那么人类究竟应该为其所作所为承担何种道德责任？这些哲学问题，以及与穆斯林统治下的犹太人和基督徒进行的更为繁琐的争论，都催生了穆斯林教义学。 奥斯曼帝国的经院哲学成就主要表现在1415世纪，达夫德开塞利（Davud-u Keyseri，？1350年）、毛拉费纳里（Mollah Fenari，13501431年）、贝德里丁西玛夫尼（Bedreddin-I Simavni，即贝德里丁马哈茂德，Bedruddin Mahmut）谢赫以及霍加栽德穆斯里胡德丁穆斯塔法艾芬迪（Hocazade Muslihuddin Mustafa Efendi）是这一时期最为杰出的教义学家。达夫德开塞利与毛拉费纳里将阿拉伯的经院哲学著作译成土耳其语，使法拉比的哲学观点成为奥斯曼帝国经院哲学的基础。法拉比本名阿布奈斯尔穆罕默德法拉比（Abu Naser Muhcomt al-Farabi，约872950年），生于中亚法拉布附近，其父是波斯人，其母是突厥人。法拉比不仅承袭古代希腊的哲学传统和肯迪的哲学思想，而且深受苏非主义神秘思想的影响。法拉比认为，安拉是永恒不变的第一存在，宇宙现象始于安拉的“流溢”，万物的形式蕴涵于安拉的本体之中；“流溢”过程的起点是作为最高精神的安拉，终点是人的精神；自安拉“流溢”的外部世界包括土、水、火、空气诸种物质，运动和变化是物质的特xìng。法拉比认为，人具有认识外部世界的能力，感官的认识与理xìng的认识具有内在的联系；认识开始于感官的认识，最终上升到理xìng的认识，从而达到认识的目的。法拉比还认为，人的灵魂并非独立于ròu体的存在，而是与ròu体具有密切的联系；人死后，其灵魂回归永恒的宇宙灵魂。法拉比深谙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被誉为继亚里士多德之后的“第二导师”和“伊斯兰东方最伟大的哲学权威”。 贝德里丁西玛夫尼谢赫的教义学著作侧重探讨世界的本原、天堂和地狱、天使和魔鬼等概念。霍加栽德穆斯里胡德丁穆斯塔法艾芬迪是备受苏丹穆罕默德二世宠信的宗教学者，他的观点对奥斯曼帝国的经院哲学影响最大。霍加栽德穆斯里胡德丁穆斯塔法艾芬迪极力反对伊本鲁世德的观点。伊本鲁世德（bin Rud，11261198年）全名穆罕默德艾哈迈德穆罕默德鲁世德（Abū l-Walīd Muhammad bin Ahmad bin Rud），西方人称之为阿维罗伊（Averroes），生于西班牙的科尔多瓦，后来在马拉喀什、塞维利亚和科尔多瓦等地著述和讲学。伊本鲁世德在伊本巴哲和伊本图菲利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哲学的世俗倾向。伊本鲁世德承认安拉是无始的最高存在和世界的第一推动者，同时强调物质和运动及其固有规律的永恒xìng，强调物质与其外在形式的统一xìng和不可分割xìng，尤其否认“无中生有”和“先有而后无”的传统神学观念。伊本鲁世德认为，灵魂并非独立于ròu体的存在，而是与ròu体不可分离，灵魂将随ròu体的死亡而消失。伊本鲁世德发展了伊本西那的“双重真理论”，强调哲学与宗教的不悖xìng和理xìng与天启的不悖xìng，认为宗教的真理来源于天启，具有象征xìng和寓意的形式，是对世人的训诫和约束世人行为的规范，而哲学的真理来自理xìng和思辨，是真理的最高形式。伊本鲁世德甚至认为，哲学的论证高于宗教的信条，声称“相信宗教的人不应当惧怕哲学的不同论断”。霍加栽德穆斯里胡德丁穆斯塔法艾芬迪则反其道而行之。他认为正统伊斯兰教的基本观点无需甚至厌恶逻辑学的严密论证。在苏丹支持下，奥斯曼帝国教界开始将霍加栽德穆斯里胡德丁穆斯塔法艾芬迪的观点奉为圭臬，帝国的经院哲学逐渐丧失活力。 阿维罗伊 苏非（Sufi）一词在阿拉伯语中本意为“羊毛”。苏非主义（Sufism）倡导禁yù和苦行的生活，其追随者大都身穿羊毛粗衣，以示质朴，故得此名。苏非主义的禁yù倾向，源于《古兰经》的如下启示：“你们yù图今世生活的浮利，但是安拉那里有丰富的福利”，“你们yù得尘世的浮利，而安拉愿你们得享后世的报酬”，“你们应当知道：今世生活，只是游戏、娱乐，点缀、矜夸，以财产和子孙的富庶相争胜……在后世，有严厉的刑罚，也有从安拉发出的赦宥和喜悦；今世生活，只是欺骗人的享受”（《古兰经》，4：94，8：67，57：20）。 苏非主义是一种由来已久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16 章 的宗教思潮。苏非哲学是以经训的某些内容为依据，在新柏拉图主义和其他宗教神秘主义思想影响下，以著名的苏非为主体形成的神秘主义派别。苏非哲学主要讨论的问题是安拉与人的关系问题，安拉与自然界的统一问题，等等。苏非哲学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有拉比尔阿德维娅、达拉尼（？850年）、穆哈西比、左农米斯里、比斯塔米、哈拉智、祝奈德、萨拉吉（？988年）、侯吉维里、库萨伊里（？1074年）、安萨里、叶海亚苏哈拉瓦迪、伊本阿塔尔、伊本阿拉比、伊本法里德、鲁米、萨迪、哈菲兹、巴哈丁纳格什班迪、贾米等。早期的苏非主义，具有朴素的禁yù倾向，蔑视世俗的荣华富贵，提倡苦修、独身、冥思、节食，主张连续守夜和徒步朝觐。对于苏非主义的追随者来说，尘世的贫苦、谦卑、忍耐、忏悔、静默，会使自己从永久的惩罚中得到拯救，进而享受天园的快乐。苏非主义的禁yù倾向，体现了身居社会下层的穆斯林对统治者奢侈和荒yín的消极反抗。阿拔斯时代，苏非主义在崇尚禁yù和苦行的基础上，吸收新柏拉图主义和印度瑜伽学派等外来思潮的某些内容，逐渐形成颇具神秘色彩的宗教思想，而追求凡人与安拉的合一则构成苏非主义神秘思想的基本准则。8世纪后期，苏非主义的神秘思想主要是以神爱论阐述凡人与安拉的关系。根据伊斯兰教的传统观点，安拉是宇宙的主宰，凡人受造于安拉，是安拉的奴仆，因此凡人只有敬畏安拉和顺从安拉。不同于上述的传统观点，苏非主义的神爱论将安拉视作爱的对象，强调爱是接近安拉的必经之路，凡人与安拉之间惟有爱与被爱的关系。9世纪初，苏非主义开始追求凡人与安拉之间的某种直觉和内心的领悟，进而形成神智论的思想。9世纪后期苏非主义神秘思想进入泛神论阶段。 苏非主义的宗教实践，最初只是建立在个人基础之上的无组织的信仰方式。自塞尔柱苏丹时代开始，苏非主义的追随者逐渐出现聚合的倾向，进而在伊斯兰世界各地形成诸多教团组织。苏非教团的成员通称德尔维什（源于波斯语，本意为贫民、乞丐），他们根据个人修炼的不同水平，分为若干等级。德尔维什即内心无任何念头的人，言而无语，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无味，无动无静，无喜无忧。每个教团都有称作道堂的宗教中心，也有各自的活动区域。教团成员的主要功修内容是迪克尔，即时刻记念安拉，反复赞颂安拉，直至达到无尽无休的程度。迪克尔作为苏非教团的功修，源于《古兰经》的如下启示：“信士们啊！你们应当常常记念安拉，你们应当朝夕赞颂他超绝万物。”（《古兰经》，30：17）迪克尔的念词，包括称作沙哈达的清真言、《古兰经》的启示、赞颂安拉和先知穆罕默德的内容，以及某些具有神秘色彩的苏非派诗歌和散文。教团成员或高声赞念，修炼ròu体，或低声默念，启迪心灵，或伴以和谐悦耳的音乐，或伴以婆娑旋转的舞蹈，种类多样，形式各异。苏非教团的首领对于普通成员拥有绝对的权威，教团的创始人则往往被后来者视作圣徒并加以尊崇，由此形成苏非教团特有的圣墓崇拜。圣墓在阿拉伯语中称作“拱北”，波斯语中称作“麻札”。个别教团常以朝拜圣墓取代朝觐克尔白。 苏非教团数量繁多，大体分为三个系统。卡迪里教团、苏哈拉迪教团和里法伊教团始建于12世纪，分别以巴格达和巴士拉作为道堂所在，构成苏非教团中的伊拉克系。13世纪，沙兹里叶教团兴起于突尼斯，巴达维教团兴起于埃及，构成苏非教团中的非洲系。阿萨维教团、库布拉维教团和契斯提教团分布在中亚和印度诸地，统称苏非教团中的呼罗珊系。 苏非主义并非独立的宗教政治派别，只是表现为特定的信仰方式和生活原则。所谓的苏非派（al-Sufiyyah），泛指追求禁yù生活和神秘信仰的穆斯林，他们中的一些人尊奉什叶派伊斯兰教，而更多的人则属于逊尼派伊斯兰教，其政治观点和宗教信条或与什叶派相同，或与逊尼派吻合。苏非教团改变伊斯兰教以往不在民间传播的习俗，致力于在异教地区的传教事业。中亚、南亚、东南亚和非洲内陆的许多民族，皆因苏非的布道，相继皈依伊斯兰教。另外，苏非的传教活动并不诉诸武力，而是采取和平的劝说方式；由于其布道对象大都是文化相对落后的民族，因此允许皈依者保留固有的生活习俗，颇为宽容。 奥斯曼帝国时期，崇尚苦行和禁yù的苏非教团逐渐成为民间伊斯兰教的载体，与官方伊斯兰教分道扬镳。奥斯曼帝国境内的苏非派信徒分别隶属于自西亚传入的卡迪里教团、里法伊教团、纳格什班迪教团和安纳托利亚高原形成的麦乌拉维教团、拜克塔什教团，派系繁杂，人数众多，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麦乌拉维教团的信众主要分布在安纳托利亚的城镇地区，与手工业者及商人阶层联系密切，是奥斯曼帝国政府用于制衡拜克塔什教团的重要宗教势力。梅夫莱维派（即麦乌拉维教团）的首脑，是一个极受尊敬的有名人物，有时候他出面主持新苏丹登基时举行的佩剑礼。拜克塔什教团的信众大都分布在鲁梅利亚即巴尔干乡村，是在巴尔干半岛传播伊斯兰教的主要载体。由于奥斯曼帝国长期在巴尔干地区募集兵源，拜克塔什教团与近卫军团逐渐形成密切的联系，充当近卫军团的随军神职人员。 一首诗歌如此描绘16世纪中期奥斯曼帝国的拜克塔什教团： 没有胡须，心灵也受到挫伤，手里握着戟，羊皮围裙围在他的腰间； 装扮着铃铛和羽毛： 写着爱的本本带在他腰里边，腰上系着绳子，上面坠有圆盘形的周边刻着 凹槽的石头， 头上歪顶着他的水罐， 他敞着怀，而且没有裹上衬衫； 狂烈，粗野，赤luǒ，光秃； 赤脚，也不戴帽； 他的母鹿样的眼睛带着眼yào水的痕迹。[8] 五、建筑艺术 伊斯兰教勃兴之时，生活在阿拉伯半岛的贝都因人，最初并无严格意义的建筑可言。流动的帐篷是他们的宅居，浩瀚的旷野是他们的庙宇，无垠的沙丘是他们的坟墓。后来，穆斯林借鉴吸收欧亚非三大洲各族群的建筑艺术精华，修建大量伊斯兰建筑，主要包括清真寺、伊斯兰学校、普通住宅、宫殿、陵墓等，是世界建筑艺术和伊斯兰文化的独特组成部分。 宗教建筑历来是建筑艺术的典型佳作。遍布各地的清真寺堪称伊斯兰世界的标志xìng建筑，清真寺建筑风格的演变过程则是阿拉伯人传统文化风格与被征服地区异族异教艺术时尚渐趋融汇的缩影。清真寺在阿拉伯语中称作麦斯只德，意为穆斯林礼拜的场所，殿堂和浴室是清真寺的基本要素。根据《古兰经》的相关启示，麦加的克尔白应是最古老的清真寺。麦地那的先知清真寺始建于622年，代表早期伊斯兰时代朴实无华的建筑风格。敏白尔是阿拉伯语中讲台一词的音译，即清真寺殿堂前部的宣讲台，系伊玛目在聚礼时念诵宣教词即呼图白的专用设施，又称呼图白楼，也始建于先知穆罕默德时期。伴随着哈里发国家的扩张，先知清真寺的建筑风格逐渐传入被阿拉伯人征服的广大地区。倭马亚时代，在被征服地区异族异教艺术时尚的影响下，清真寺的建筑风格发生了变化。穆斯林模仿基督教堂的供坛，首先在麦地那的先知清真寺殿内正墙增设凹壁（阿拉伯语中称作米哈拉卜），用来指示礼拜的朝向，其他诸地的清真寺于是竞相效法。穆斯林还模仿叙利亚原有的望楼和基督教堂的高塔，在清真寺的院墙增设宣礼塔（阿拉伯语中称作米宰纳）。叙利亚的宣礼塔往往采用石块建造，呈四方形。埃及的宣礼塔多用泥砖砌成，建筑风格与亚历山大港的著名灯塔颇为相似。在伊拉克，建于阿拔斯时代的萨马拉清真寺，其宣礼塔模仿古巴比lún的庙塔，分为七级，代表日月和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耶路撒冷的萨赫莱清真寺、阿克萨清真寺和大马士革的倭马亚清真寺，明显不同于麦地那的先知清真寺以及巴士拉、库法、弗斯塔特、凯鲁万等地最初建造的清真寺，体现了阿拉伯人的建筑风格与异族异教艺术时尚的完美结合。阿拔斯时代，伊斯兰世界的建筑艺术日臻成熟。巴格达的绿圆顶宫、萨马拉的巴尔库瓦拉宫、科尔多瓦的阿萨哈拉宫以及萨马拉清真寺、科尔多瓦清真寺、菲斯的卡拉维因清真寺、弗斯塔特的伊本土lún清真寺、开罗的爱资哈尔清真寺，皆可称作伊斯兰建筑艺术的瑰宝。 奥斯曼帝国的清真寺，特别是较为著名的清真寺，大多出现于16世纪之后，只是由基督教堂改建而来的爱亚索菲亚清真寺例外。这些位于首都伊斯坦布尔的清真寺均采用大圆顶覆盖至地面的形式，规模宏大，富丽堂皇，令游人乐而忘返。 阿尤布清真寺（Eyüp Mosque）是1458年苏丹穆罕默德二世在殉道者艾卜阿尤布安萨里的坟墓附近修建的一座清真寺，是奥斯曼人征服伊斯坦布尔后最早建造的清真寺。艾卜阿尤布安萨里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好友，在678年阿拉伯人第一次进攻君士坦丁堡时牺牲。阿尤布清真寺建成之后，奥斯曼帝国苏丹均在此地举行登基仪式，佩以象征权力和威严的奥斯曼之剑，以此表明誓将针对西方基督教世界的战事进行到底。 阿尤布清真寺 “爱亚索菲亚”（Ayasofya）原为希腊语，意为“神圣的智慧”，伊斯坦布尔爱亚索菲亚清真寺（Ayasofya Mosque）的前身是君士坦丁堡圣索菲亚大教堂，本是拜占庭帝国皇帝查士丁尼一世（Justinian I，527565年在位）下令修造的希腊正教大教堂，也是皇帝举行加冕仪式的地方。原建筑为淡黄色的石砌立方体，覆盖以直径33米的大圆顶，由4根高24.3米的柱子支撑，顶上有40扇窗子，殿内面积7 570平方米，内壁用大理石、云斑石、花岗石和宝石及黄金镶嵌而成，并饰以壁画，四周圆柱林立，外观富丽堂皇。1453年奥斯曼帝国苏丹穆罕默德二世攻陷君士坦丁堡后，下令将该教堂改为清真寺，撤掉十字架，将殿内原有的生物壁画及圣像彩绘涂抹遮盖，在东南面半圆形后殿中间修建朝向麦加的凹壁即米哈拉布，凹壁右边增设宣教讲坛即敏白尔，讲坛对面设置有专供苏丹祈祷的配间即麦格苏赖，从穆罕默德二世到塞里姆二世共建造4座宣礼尖塔，穆拉德四世统治时期在内壁和圆柱的圆形盾牌上用绿底金字书写阿拉伯文安拉的尊名、先知穆罕默德及四大正统哈里发的名字，塞里姆二世还在大拱顶上用青铜建造了一个直径约30米的新月。1935年，土耳其共和国总统穆斯塔法凯末尔下令将爱亚索菲亚清真寺改成军事博物馆，但名称不变。 爱亚索菲亚清真寺内景 穆罕默德二世清真寺是14631469年苏丹穆罕默德二世下令希腊建筑师克里斯托都洛斯建造的清真寺，位于伊斯坦布尔城中心。清真寺顶覆盖着大圆顶，由4个圆柱支撑；寺中开着6排大窗，光照充足；正门右面的一块大理石板上用金字刻着先知穆罕默德的预言：“他们定会征服君士坦丁堡！祝完成这项事业的君王和军队幸福！”寺外矗立两座宣礼塔。清真寺对面的小山上分布着宗教学校、澡堂、餐厅、驿站、贫民收容所和医院等附属建筑物。 巴叶济德清真寺修建于14971503年，风格特异。由圆柱支起的八角形井房位于前庭中心，前庭周围环绕着苍翠高大的柏树和悬铃木，用以遮yīn。黑白相间的大理石尖形拱门矗立在碧玉和美斑石柱上，4个波斯式大门向外敞开，宣礼塔并没有耸立在寺的角落而是分散在独立的侧翼。 苏莱曼清真寺（Süleymaniye Mosque）是15501557年苏丹苏莱曼一世下令建筑师锡南（Mimar Sinan，约14891588年）建造的清真寺。为了建造这座清真寺，苏莱曼一世在旧皇宫以北划出大块地区，并且将一些古老的基督教堂和旧的建筑材料拨归锡南使用。该寺堪称奥斯曼帝国建筑史上“最富丽堂皇的纪念碑”。礼拜殿由前厅、正厅、侧厅组成，用3个大拱顶连为一体，凹壁用波斯式彩釉瓷砖装饰，墙上的9个大窗由当时最著名的玻璃画家塞尔豪什易卜拉欣涂以极其华丽鲜明的颜色。殿上正中覆盖着直径31米的大圆顶，由4根方柱支撑。在大圆顶的四周环绕着的是建在大殿四角的众多半圆形小屋顶。大殿四周由连拱廊环绕。藻井顶部为车轮圆周形，中轴黑底金字，书写着《古兰经》 第35章“创造者”的节录。寺内有4座宣礼尖塔，其上共有10个阳台，以纪念奥斯曼帝国第十代苏丹苏莱曼一世。寺院西侧附设宗教学校和医院，南边则是穆斯林名人的墓地。 苏莱曼清真寺 19世纪末的苏莱曼清真寺 塞里姆二世清真寺在15691575年由锡南建造，拥有帝国建筑史上最大的清真寺圆顶，直径达102英尺，由8个台墩支撑。凹壁米哈拉布的侧面是用陶瓷材料制作的护墙，讲坛敏白尔位于清真寺正中，用马尔马拉大理石精雕细刻，讲坛下有喷泉。 “在最早期，这些工匠大多是非穆斯林，主要自征服地的当地百姓中抽调而来。后来，随着伊斯兰化的历程，信仰伊斯兰教的工匠和建筑师越来越多，可是在整个中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们对这些人的了解并不多……建筑师则是个特殊族群。在奥斯曼王朝时代，大多数的建筑师是军官，他们除了拥有工艺技术之外，也是组织人员和行政人员，在大工程中发号施令，手下有大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17 章 批工作人员，为政府、宗教、城市提供一些基本的需要：为政府建造宫殿和碉堡，为宗教建造清真寺、修院和学校，为城市建造桥梁、澡堂、市场、客栈和各式各样的住房等。重要的建筑师不只是盛名在外，他们也受到历史学者甚至于传记学者充满敬意的关注。”[9] 锡南是奥斯曼帝国最为著名的建筑师。他出生在安纳托利亚半岛上的一个基督教家庭，父亲为建筑师。1512年，他应征入伍，参加贝尔格莱德、罗得岛和摩哈赤等地的战役，担任过军队工兵营造官，在设计建造桥梁、堡垒等工事时已初显建筑才能。后在巴格达寄居，考察研究当地清真寺和陵墓等伊斯兰建筑。据传此时他改奉伊斯兰教并成为虔诚的穆斯林。1538年他被奥斯曼宫廷聘用，不久被苏莱曼一世任命为宫廷建筑总监，长期在宫廷主持全国的建筑工程。他一生设计建造了75座大清真寺、49座小清真寺、49所学校、7所《古兰经》研究院、17个公共施食站、3所医院、7座高架桥、7座桥梁、27所宫殿、18个行商客栈、5个金库、31个澡堂和18个殡仪馆。代表作品是3座瑰丽壮观的清真寺塞扎德清真寺（ehzade Mosque）、苏莱曼清真寺和塞里姆清真寺。他将罗马建筑、波斯建筑和阿拉伯伊斯兰建筑的风格融为一体，形成土耳其建筑的基本格调。他建造的大清真寺多覆盖以宏伟的圆顶，四周耸立着尖塔，构架高大雄伟，布局合理，选料精细，精工细作，装饰雕刻华丽，多呈几何图案，外观色调和谐，庄严肃穆。他较小的作品中以陵墓和纪念碑最受人推崇。锡南著有《锡南自传》一书，1865年在伊斯坦布尔出版。 锡南 苏丹艾哈迈德清真寺（Sultan Acomd Mosque）是16091616年奥斯曼帝国第十四代苏丹艾哈迈德一世（Acomd I，16031617年在位）下令锡南的高足穆罕默德阿迦建造的。由于礼拜殿内四壁镶嵌着2万多块蓝色瓷砖拼成的几何图案，因而别称“蓝色清真寺”。礼拜殿面积长72米，宽64米，可容纳3 500人同时礼拜。礼拜殿顶部中央为一大圆顶，四周建有4个小圆顶，屋顶由4根大石柱承重。大殿地面饰以大理石，铺满紫红色的土耳其地毯。苏丹艾哈迈德清真寺是世界上唯一拥有6座宣礼塔的清真寺，其中4座建在大殿四周，与殿顶4小圆顶相对应，其他2座建在大殿左侧。 艾哈迈德清真寺（蓝色清真寺） 奴鲁奥斯玛尼耶清真寺（Nuruosmaniye Mosque）在17481756年即马哈茂德一世和奥斯曼三世时期由建筑师西蒙卡尔发建造。西蒙卡尔发（Simon Kalfa）是一位基督徒，深受欧洲大陆建筑艺术的影响。该寺风格东西合璧，庭院不是传统的方形而是马蹄形，喷泉位于显著位置，波浪形挑檐板和弯曲的扶壁柱非常醒目。 奴鲁奥斯玛尼耶清真寺 奴鲁奥斯玛尼耶清真寺入口 伊斯兰学校和清真寺关系密切，有的学校就建造于清真寺左近或内部。例如，奥斯曼人征服君士坦丁堡之后，各个清真寺附设资料丰富的图书馆，并增建学校、医院、贫民施食站、旅店、澡堂和井。 中世纪伊斯兰世界的普通住宅大多就地取材，使用石块和泥砖，偶尔还有木材。高顶和窗户有助于夏季通风。在冬季，唯有暖和的衣服、热气腾腾的食物，还有可能加上一个炭火盆才能使人们忍受室内生活。许多住房建在拥有花园、喷泉和小池塘的庭院周围。室内并无家具；人们习惯在地毯上或低台上盘腿而坐。当人们准备入睡时会将床垫和其他铺盖展开，起床后再将它们卷起。富人家中的厨房设施往往位于不同隔间。密室总是存在。 奥斯曼帝国的宫殿是伊斯兰住宅建筑的极品。托普卡帕宫（Topkap Palace）是14741477年苏丹穆罕默德二世下令修建的宫殿，位于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欧洲沿岸一角，坐落在伊斯坦布尔金角湾南岸的“皇宫岬”的山顶上，因建在拜占庭原托普卡帕城堡遗址而得名，成为15世纪末至19世纪中叶奥斯曼帝国苏丹的后宫兼政府所在地。宫殿有7座大门，4座朝陆地，3座朝海边，正门面对阿亚索菲亚清真寺和苏丹艾哈迈德清真寺所在广场。大门内300米处有一道中门，为皇宫的入口处。中门内为御花园，花园右侧为厨房和粮库，左侧经过“白人宦官门”则是苏丹、嫔妃的内宫。位于花园深处的“库贝阿尔特”殿是苏丹召集大臣议事之地。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后，托普卡帕宫被辟为博物馆。 托普卡帕宫崇敬门，第二庭院的入口 多尔马巴赫切宫（Dolmabahe Palace）建于19世纪中叶，同样位于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欧洲一侧海岸，设计者是亚美尼亚的尼克格斯巴尔提，装饰者是巴黎歌剧院的设计者塞尚，1856年苏丹阿卜杜勒-迈吉德一世（Abdücomcid I，18391861年在位）迁入居住，为奥斯曼帝国晚期苏丹的后宫。同样建于19世纪的贝勒贝伊宫（Beylerbeyi Palace）则位于博斯普鲁斯海峡亚洲一侧的岸边，院中布满玉兰花，是帝国晚期苏丹的避暑胜地以及外国贵宾的下榻处。 多尔马巴赫切宫 贝勒贝伊宫 穆斯林去世之后，普遍实行土葬和薄葬。但这并不意味着伊斯兰世界没有陵墓建筑。伊斯兰陵墓建筑始建于中亚地区，突北（Türbe）意为“塔形的陵墓”，指塞尔柱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王公贵族和宗教学者陵墓的建筑形式。这种墓塔最早流行于伊朗，后随着塞尔柱帝国的扩张而传到美索不达米亚和安纳托利亚半岛，一般包括方形主体（大厅内设死者的坟墓）、圆柱形鼓座、饱满的穹顶和挺拔的尖塔，外观强调高大对称，显示庄严肃穆。 六、科学技术 “中古伊斯兰教科学的成就并不限于保存希腊的学术，或把古老东方和遥远东方的因子掺合成一个整体。中古伊斯兰教的科学研究者由于自身的努力和贡献而大大地丰富了他们传递给现代世界的遗产。整体上来说，希腊科学是比较理论xìng了一点，而中东中古的科学则实际得多。中古中东的实验和观察，把医学、化学、天文学和农艺学方面的古典遗产明晰化并加以补益”。[10] 数学是自然科学的基础，尤其与天文学具有密切的关系。伴随着伊斯兰世界天文学的发展，穆斯林在数学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异族异教典籍文献的翻译，是伊斯兰世界数学研究的起点。曼苏尔当政期间，穆罕默德易卜拉欣法扎里在翻译印度天文学典籍《西德罕塔》的过程中，将印度的数字符号和十进位法介绍到伊斯兰世界。在此基础之上，花拉子密系统阐述了印度数字和十进位法的种种优点，如10个数码可以组成所有的数字，零的符号可以用来填补多位数中个位、十位、百位等数字的空白，书写和运算也极为便捷。在花拉子密之后，印度的数字符号和十进位法在伊斯兰世界得以推广。花拉子密的著作被译成拉丁文后，印度的数字符号传入基督教欧洲，西方人称这种数字为阿拉伯数字。希腊数学也是阿拉伯数学的主要来源。阿拔斯王朝初期，欧几里得、托勒密、亚里士多德和阿基米德的著作被译成阿拉伯文，成为阿拉伯数学研究的起点。 1516世纪是奥斯曼帝国盛期，也是数学研究起步和辉煌的时代。15世纪奥斯曼帝国的数学研究开始起步。阿里库斯楚（Ali Kuscu，14031474年）是中亚数学家兼天文学家卡迪栽德穆萨（Kadizade Musa）的学生，两人都曾管理撒马尔罕天文台。穆萨曾对欧几里得的理论作过注释。阿里库斯楚则在穆罕默德二世统治时期在宫廷担任教师，颇受礼遇。他还在首都的阿亚索菲亚学校向宗教学者讲授数学知识。在16世纪，由于宗教高级学校即麦德莱斯的普遍开设，数学和医学等科学知识得到普遍传播。16世纪前期最为著名的数学家是纳苏赫乌尔谢拉海乌尔马特拉齐（Nasuh ul Silahi ul Matraki），其代表作是《关于两个伊拉克战役的沿途宿营地》（Beyan- Menazil-i Sefer-ul Irakeyn）。另一位著名数学家是阿尔及里安阿里伊本威利（Algerien Ali Ibn Veli），其代表作《奇妙的数字》（Tuhfet ul-adad）主要涉及三角学、算术学和代数学，这是世界上最早论及对数的数学著作。 天文学的前身是占星术。自古以来，阿拉伯人便对天象颇感兴趣，往往根据星宿的变化判断气候，预卜吉凶。阿拔斯王朝建立以后，印度学者拜尔赫姆卡特所著的天文学典籍《西德罕塔》和罗马时代亚历山大港学者托勒密的著作《天文学大全》相继被译成阿拉伯文，穆斯林随之开始对天文学的研究。《西德罕塔》的翻译者穆罕默德易卜拉欣法扎里（？796年），成为伊斯兰世界的第一位天文学家。 马蒙当政期间，阿拔斯王朝在首都巴格达和撒马尔罕、内沙浦尔、军迪沙浦尔、设拉子、拉卡、大马士革、弗斯塔特等地设置有天文台，借助于浑天仪、天象仪、象限仪、天球仪、地球仪、星盘等各种较为精密的仪器观测天体运动。马蒙曾经命天文学家在幼发拉底河上游的辛贾尔平原与叙利亚的帕尔米拉之间实地测量子午线一度的距离，据此推算地球的直径和周长的数值。花拉子密（Muammad ibn Mūsā al-Khwārizmī，又译花拉子米、花剌子模，约780约850年）全名穆罕默德穆萨花拉子密，西方人称之为阿尔戈利兹姆，生于中亚的花拉子模。花拉子密汲取印度、波斯、希腊和罗马天文历算的成就，参照新的观测资料，编制《花拉子密历表》，是为伊斯兰世界的第一部天文历表。该表后来被译成拉丁文，在基督教欧洲广泛流传，成为西方人编制天文历表的蓝本。 花拉子密 白塔尼（al-Battānī，约858929年）全名穆罕默德贾比尔希南哈拉尼，西方人称之为阿尔巴特尼乌斯，是继花拉子密之后伊斯兰世界又一杰出的天文学家。白塔尼生于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哈兰，原系萨比教徒，后来改奉伊斯兰教，曾在拉卡的天文台观测天象长达40余年，被誉为“阿拉伯世界的托勒密”。白塔尼在希腊天文学理论的基础之上，根据长期的天体观测，运用精确的数学计算和严密的逻辑推理，编制《恒星表》（也称《萨比天文历表》）。白塔尼改进了天体运行的计算方法，所得数值的精确度超过前人，他在天文学领域的突出贡献是发现地球的近日点运动，即地球运行的轨道呈经常变化的椭圆。白塔尼还在《恒星表》中引用《古兰经》关于太阳和月亮按其轨道运行的经文，依照天文观测的事实予以解释，进而证明安拉创造天地万物的伟大。如同《花拉子密历表》一样，白塔尼的《恒星表》也被译为拉丁文，对基督教欧洲的天文学影响甚大，曾经被哥白尼和拉普拉斯等人多次引用。 白塔尼 阿布瓦法（Abu al-Wafa’ al-Buzjani，940998年）生于呼罗珊的布兹占，曾在巴格达从事天文学研究和天象观测，主持建造用于观测星体的象限仪台。阿布瓦法将三角学的正切函数和余切函数应用于天象的观测，最早发现月球运行的“二均差”，即月球的中心差和出差在朔望和上下弦以及弦望之间皆有盈缩的偏差。阿布瓦法的这一发现，曾被误认为是600年后文艺复兴时期丹麦天文学家第谷布拉赫的功绩。阿布瓦法还对地球呈球体形状的传统观点进行了科学论证，提出地球绕太阳运行的假说，进而纠正了托勒密“地球中心说”的错误理论。 比鲁尼（Al-Biruni，9731048年）全名阿布拉哈尼穆罕默德艾哈迈德比鲁尼，生于中亚的花拉子模，曾在加兹尼王朝苏丹马哈茂德和麦斯欧德的庇护下从事学术研究，著述颇丰。所著《麦斯欧德的天文学与占星学原理》，总结穆斯林在天文学领域的研究成果，论证地球自转的理论和地球绕太阳公转的学说，并且对地球的经度和纬度加以缜密的测量，堪称伊斯兰世界的天文学百科全书。 比鲁尼 欧默尔赫亚姆（10401123年）生于呼罗珊的内沙浦尔，曾在塞尔柱苏丹马立克沙的庇护下主持天象观测。欧默尔赫亚姆参与编订的太阳历称作《哲拉里历》，根据这种历法，平年为365天，闰年增设1日即366天，每128年中设闰年31次。当时在基督教欧洲流行的格里哥利历每积3 330年便相差1日，而《哲拉里历》则积5 000年方差1日。 塔基郁德丁穆罕默德（Takiyuddin Mecomt，约15211585年）是奥斯曼帝国时期最为杰出的天文学家，独领风骚数百年。他曾修正撒马尔罕天文台的观测数据并撰写《天文台的仪器》（Alat ul-Resadiye）一书，在担任御用天文学家期间于伊斯坦布尔制高点建起一座新的天文台。然而，由于大教长卡迪栽德艾哈迈德塞穆赛德丁艾芬迪（Kadizade Acomt Semseddin Efendi）对这座天文台充满敌意，因此苏丹于1580年1月22日下令近卫军团耶尼切里将其拆毁。此后，奥斯曼帝国的天文学发展停滞，与西欧的差距越拉越大，奥斯曼帝国民众与学者的天文知识极其荒谬。18世纪末曾任英国驻伊斯坦布尔的领事兼商人威廉伊顿这样描述当时奥斯曼人的天文学知识：“从穆夫提（伊斯兰教宗教领袖）到农民都普遍相信，地球被一根大铁链固定悬挂着，它的外面有七个天堂；太阳是一个巨大的火球，至少也有奥斯曼省那么大，它是因为要给地球提供光明和热量而形成的；月食的发生是因为有时候一条巨大的龙想要吞食月亮；星星是用铁链固定在最高的一层天堂中的……”[11] 1577年塔基郁德丁穆罕默德在伊斯坦布尔天文台观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18 章 测研究 奥斯曼帝国地理学与海军联系密切，前者为后者提供指南，后者为前者创造需求。16世纪奥斯曼帝国海军全盛时期，地理学也成绩斐然，代表人物均为海军将领。皮利雷斯（Piri Reis，约14701553年）是16世纪奥斯曼帝国最伟大的地理学家。他自15世纪90年代起就跟随叔叔凯末尔雷斯（Kemal Reis，约14511511年）在奥斯曼帝国的地中海舰队服役。14991502年在奥斯曼帝国与威尼斯的海战中，皮利雷斯因军功升任指挥官。在1517年皮利雷斯率领舰队攻占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在开罗绘制出尼罗河三角洲的地图，并将自己绘制的世界地图献给苏丹塞里姆一世。这张世界地图以阿拉伯人、葡萄牙人、西班牙人的地理发现及哥lún布绘制的大西洋图为蓝本，显示出包括印度和中国在内的欧亚非三洲海岸线，并包括加勒比海沿岸的美洲轮廓。这张世界地图没有公开发行，而是被苏丹收藏在皇宫中，直到1929年才在皇宫图书馆中被发现，至今仍存残片。1521年他写成其代表作《海军志》（Kitab-i Bahriye），将此前800年伊斯兰水手和地理学家关于海洋和航行的地理知识、他本人及西方水手的相关经验收录其中，详细描述地中海及奥斯曼帝国东部海域中的重要海港、危险礁石、潮汐规律和暴风雨等，另外记载航海指令与葡萄牙人的地理发现，全书共129章，合1 200节，每一章均附一张地图，后将此书献给苏丹苏莱曼一世。15281529年，皮利雷斯又绘制一张地图，显示出北大西洋沿岸的欧洲西部和北美洲轮廓，至今仍有残片。1553年，他因作战失利而被处决。 凯末尔雷斯的旗舰葛克号（1495年） 皮利雷斯第一次绘制的世界地图残片（1513年） 皮利雷斯第二次绘制的世界地图残片（1528年） 皮利雷斯死后，红海舰队总司令希提阿里雷斯（Seydi Ali Reis，14981563年）于1554年写成地理学著作《海洋》（Kitb ül Muhit： El Muhit f lmi’l Eflk ve’l Buhr）。他是著名数学家兼天文学家阿里库斯楚（？1474年）的学生，他根据自己的体会，借鉴此前几个世纪航行于印度洋上的穆斯林水手的讲述，介绍红海、波斯湾和印度洋海域及沿岸的情况。 在飞机问世以前，穆斯林旅行家主要利用既有的海陆通道，从北非和中东进入黑非洲和远东。路线是经由地中海进入西班牙，进而从西班牙抵达欧洲其他地区；沿着陆上丝绸之路抵达中国；阿拉伯商人则经海路航行至印度。最早的穆斯林旅行家，一是伊本法德兰（艾哈迈德伊本法德兰伊本阿巴斯伊本拉希德伊本哈马德）；二是伊本居拜尔（阿布侯赛因穆罕默德伊本艾哈迈德居拜尔）。伊本法德兰在其书信中几乎没有提及自己，而其游记描述了921年巴格达哈里发派往伏尔加河流域保加利亚人的外jiāo使团。伊本居拜尔系12世纪西班牙的一位阿拉伯旅行家，在书信中记录在地中海周围航行以及曾到达麦加和麦地那的经过；这是他在所进行的3次旅行中唯一做过旅行记的一次旅行。 萨姆撒拉丁伊本白图泰（Ibn Batutah，13041377年）是中世纪伊斯兰世界最伟大的旅行家，他从1325年到1354年曾3次出游，足迹遍及马格里布、西非、中非、埃及、西亚、中亚、南亚次大陆、中国、东南亚等地。1354年，他奉摩洛哥马林王朝苏丹艾布阿南的旨意回到非斯城，向王室书记官穆罕默德伊本朱扎伊（Muhammad ibn juzayy，13211357年）口述其旅行见闻，后者用阿拉伯文笔录并于翌年汇编成书《异国风光和旅途奇观》。与马可波罗类似，伊本白图泰及其游记遭到时人质疑，质疑者包括伟大的伊斯兰历史学家伊本赫勒敦。仍然与马可波罗相似的是，当代学界指出《伊本白图泰游记》的绝大部分内容基本可信。总之，《伊本白图泰游记》可谓关于当时伊斯兰世界的简明百科全书。 1327年伊本白图泰访问大不里士 艾菲里亚切勒比（Evliya elebi，1611约1682年）与卡蒂普切勒比（Ktip elebi，16091657年）是17世纪奥斯曼帝国的著名旅行家和地理学家。 艾菲里亚切勒比又译艾弗里雅埃芬迪，是继伊本白图泰之后最杰出的旅行家之一。他生于伊斯坦布尔，其父德尔维斯穆罕默德齐力艾芬迪是托普卡帕宫的首席宝石工艺技师，家资殷盛。其母系苏丹艾哈迈德一世给予其父的赠礼，与大维齐尔好像有亲缘关系。艾菲里亚切勒比的家境，使他既能够接受良好教育，具备优秀学养，又有闲暇和时机前去旅行。他曾跟随苏丹穆拉德四世远征匈牙利和特兰西尼亚，并多次在奥斯曼帝国境内及邻国进行考察，足迹遍及亚、非、欧三大洲。1680年他结束旅行，返回伊斯坦布尔，用其余生将旅行记汇编成书《一个旅行家的编年史》（Seyahatncom），共计10卷，18971938年间在伊斯坦布尔正式出版。该书记述奥斯曼帝国与邻国的地理、历史、宗教、民族概况，资料翔实，内容丰富，文笔流畅。18461850年《一个旅行家的编年史》被译为英文，在欧洲流传开来。艾菲里亚切勒比的游记堪与伊本白图泰的《异国风光和旅途奇观》相媲美。 艾菲里亚切勒比 卡蒂普切勒比全名穆斯塔法伊本阿卜杜拉（Mustafa Ibn Abdullah），别称哈只赫勒法（Haci Halife），因曾朝觐圣城并在穆罕默德四世时期担任办事员而得名。他的《世界地理》一书，不仅采信穆斯林旅行家的观察记录和地理学家的研究成果，而且收录莫卡托、霍迪乌斯、奥特利乌斯和克鲁威利乌斯等基督徒的地理知识，成为这一时期地理学知识的集大成者。1656年，卡蒂普切勒比写成《土耳其海战史》（Gift of the Greats on Naval Expeditions）一书。当时奥斯曼帝国的穆斯林，上自苏丹、宗教学者和军政高官，下至普通士兵和下层居民，均鄙视和憎恶基督教世界。这种心理优势导致他们不屑于了解、更不可能学习文艺复兴以来基督徒的科学成就，科学素养极度匮乏。因此，卡蒂普切勒比在《土耳其海战史》一书序言中强调地理知识和地图测绘学的重要意义：“对掌管国家事务的人来说，地理科学知识是必须掌握的。他们可以不知道整个地球是什么样的，但是至少应该知道奥斯曼帝国和与其相邻国家的地图。这样他们就能够在率军征战时在现有知识的基础上取得进步，了解敌国的情况，同时使得边防前线的保卫变得容易。征求那些不懂地理科学的人的意见是得不得满意的效果的，即使他们对当地的情况了如指掌。绝大多数这样的人都不能完整地绘制出本地区的草图。”“能充分并用力地证明学习这门科学必要xìng的证据是那些不信真主的人，他们学习并应用这些知识发现了新大陆并占据了整个印度市场。不仅如此，甚至像威尼斯人这样一些可怜的家伙他们的统治者在异教君主中只有公爵级的地位，那些国王们称他们是‘渔民’居然也推进到奥斯曼境内的达达尼尔海峡，与统治东西两方的无上光荣的国家为敌”。[12] 伊斯兰世界的医学理论主要来源于古代希腊以及波斯、印度医学典籍的翻译和研究。穆斯林学者没有从根本上触动古代医学的理论体系，却在长期的医学实践过程中丰富诊断和治疗的诸多技术。穆台瓦基勒哈里发当政期间，宫廷御医阿里赛海勒拉班泰伯里根据希腊和印度的医学理论，写成《智慧的乐园》一书，是为最早的医学纲要。 拉齐（865925年）全名阿布伯克尔穆罕默德宰克里亚拉齐，生于伊朗的莱伊，曾在萨曼王朝和阿拔斯哈里发的庇护下行医，并从事著述。拉齐所著《曼苏尔医书》、《医学集成》和《天花与麻疹》，皆被译成拉丁文，在基督教欧洲长期被视为医学领域的经典作品。《曼苏尔医书》论及解剖学、生理学、皮肤病、热病、dú物、诊断和治疗各个方面，颇有见地。《医学集成》系统阐述了希腊、波斯、印度的医学理论和伊斯兰世界的医学成就，堪称医学领域的百科全书。《天花与麻疹》是关于天花和麻疹两种疾病的第一部专门xìng著作，在传染病的诊断和治疗方面影响甚大。 伊本西那不仅在哲学领域颇负盛名，而且精通医学，所著《医典》一书广泛继承了古代世界的医学遗产，全面总结了穆斯林学者在医学实践过程中取得的丰硕成果。伊本西那首次将疾病划分为内科、外科、脑科、胸科、精神、眼科和fù产科，系统论述了各种疾病的病理症状和诊断治疗方法，强调养生、yào物和手术兼施并用。《医典》一书代表了古典伊斯兰世界医学领域的最高成就，伊本西那也被后人誉为“医学之王”。 15世纪奥斯曼帝国医学发展非常迅速。最杰出的医学家当属萨卜楚格鲁赛睿费德丁（Sabuncuolu erafeddin，13851468年），他在奥斯曼帝国一家公立医院担任首席医生，并于1465年写出一本颇有见地的外科医学专著。斯诺普鲁穆敏（Sinoplu Mumin）在吸纳阿拉伯和波斯医学成就的基础上，于1437年写出一本医学专著。奥尔图楚栽德（Altuncuzade）是著名的泌尿学专家。赫凯姆雅库布（Hekim Yakup）和拉里（Lari）是穆拉德二世的御医，他们也为奥斯曼帝国医学的进步作出了较大贡献。在16世纪，附属清真寺的高级学校麦德莱斯强调学习医学和数学等科学知识，从而加快了奥斯曼帝国医学的发展步伐。这一时期最为杰出的医学家是阿海艾哈迈德切勒比（Ahi Acomt Celebi，14361523年），他曾撰写一本关于肾脏和膀胱结石的医学著作，并利用家资在约40座村庄里设立医疗机构，赞助医生穆萨查理努斯伊斯瑞利（Musa Calinus ul-Israili）进行yào学和医学研究。 萨卜楚格鲁赛睿费德丁 印刷术的传播是奥斯曼帝国后期最具进步意义的文化成就。印刷术是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活字印刷渐渐向西传播。然而，就在基督教世界普遍采用活字印刷之时，奥斯曼苏丹巴叶济德二世担心印刷术会亵渎《古兰经》和阿拉伯字母，因此于1485年下诏禁止臣民开展印刷业务。几年后，西班牙基督徒大肆迫害和驱逐犹太人，迫使后者逃到中东地区。经犹太难民苦苦申请，同时鉴于保护文书和书法家的既得利益，奥斯曼帝国于16世纪初允许犹太人在首都及其他几座城市设立印刷所，但是只能印刷希伯来文字和欧洲文字，不得印刷阿拉伯文和土耳其文。1567年伊斯坦布尔出现一家亚美尼亚文印刷所，1627年一所希腊文印刷所宣告成立，设立者均为基督徒，且严格执行上述禁令。因此，严禁印刷阿拉伯字母的诏命实际实施约有200年，严重影响奥斯曼帝国臣民识字率的提高和思想文化的jiāo流。 18世纪前期，奥斯曼帝国处于郁金香时代，法国文化、宫廷生活及科学技术在奥斯曼帝国颇受欢迎。在这种氛围中，经驻法大使伊尔密赛基兹切勒比穆罕默德（Celebi Mecomt）之子、曾经随父前往巴黎并醉心法国文化的穆罕默德赛义德（Mecomt Sait）提议，苏丹艾哈迈德三世的大维齐尔达玛特易卜拉欣希望在奥斯曼帝国境内设立土耳其文印刷所。为此，他首先说服大穆夫提发布一道“菲特瓦”，准许印刷不涉及宗教领域的土耳其文书籍，即不得用阿拉伯字母印刷《古兰经》、经注、“圣训”、教法等书籍。继而沉醉于法国文化的苏丹艾哈迈德三世于1727年7月5日下诏准许在首都设立一家土耳其文印刷所，但是不得印刷宗教领域的土耳其文书籍。在大维齐尔的支持下，易卜拉欣莫特法利卡（Ibrahim Muteferrika，16741745年）在首都开设了第一家土耳其文印刷所。 易卜拉欣莫特法利卡生于匈牙利的一个基督徒家庭，后于1692年被奥斯曼人捕获为奴，继而改奉伊斯兰教，为奥斯曼帝国服务。易卜拉欣莫特法利卡在家里设立一家土耳其文印刷所，在他去世之前共印刷17部著作，涉及历史、科学、军事等领域，前两部书只印1 000套，第三部书只印1 200套，最后15部著作只印500套。易卜拉欣莫特法利卡出版的系列编年史著作，侧重叙述史实，观点都很保守，以免激怒苏丹、宗教学者和其他大臣。这些著作包括：《帖木儿编年史》，苏海利艾芬迪所撰塞里姆一世征服前后的埃及史，卡蒂普切勒比的《大事年表》（截至1648年），穆斯塔法奈玛所撰奥斯曼帝国编年史（15911660年），穆罕默德拉希特所撰奥斯曼帝国编年史（16601722年），库楚克切勒比栽德伊斯玛仪亚辛艾芬迪所撰奥斯曼帝国编年史（17221729年），易卜拉欣莫特法利卡所撰奥斯曼帝国征服波斯尼亚史，等等。 易卜拉欣莫特法利卡出版的系列科学著作或地图对奥斯曼帝国的未来影响最大。它们主要包括马尔马拉海地图（11321720年）和黑海地图（11371724年），卡蒂普切勒比（Katip elebi）的《世界地理》（Cihannama）和《土耳其海战史》（Gift of the Greats on Naval Expeditions），易卜拉欣莫特法利卡所撰《西印度史我们所知晓的新大陆》（Tarih al-Hind al-Garbial Musamma bi Hadis-I Nav），另外还有易卜拉欣莫特法利卡编译的几本英文和拉丁文著作，除解释笛卡尔和伽利略等人的科学成就之外，着重介绍对奥斯曼海军至关重要的罗盘针。他的努力令人感佩，他的业绩引人瞩目。“米特费里卡的出版社促使奥斯曼人睁眼观察近代世界，其影响是无法估量的。但是这种觉醒仍在继续，到这个世纪后期出版社出版了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19 章 更多的著作，实际上奥斯曼的启蒙运动继续显现出来。从这个事实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米特费里卡的工作也许是郁金香时代留下的最杰出的遗产”。[13]1796年，伊斯坦布尔开始发行法文报纸。1824年，伊兹米特发行法文报纸。1831年，马哈茂德二世在首都开办首份土耳其文周报，公布政府法令和官方消息。此后政府对印刷业的限制逐渐放松。到1883年，伊斯坦布尔有印刷所54家；1908年，伊斯坦布尔的印刷所增至99家。19世纪下半叶，伊斯坦布尔和其他主要城市的印刷所出版图书约3 000种，其中宗教类图书390种，诗歌类图书360种，语言类图书260种，历史类图书180种，小说类图书180种，政府公报140种，数学类图书80种，科学类图书80种，经济财政类图书20种。 《世界地理》中的日本地图 奥斯曼帝国的科学技术成就，在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医学和印刷术领域可圈可点。然而，奥斯曼帝国上下长期以来极端鄙视欧洲，从而严重阻碍奥斯曼人从敌人那里汲取科技营养。1718世纪，渐趋衰败的奥斯曼帝国仍旧鄙视同一时期的欧洲基督教世界。“帝国衰微的又一症状和原因是，穆斯林对西方有一种优越感：他们妄自以为自己是不可战胜的。当时他们根本就没有想到自己或许能从邪教徒即异教徒那里学到些什么。他们的这种态度部分源于宗教偏见，部分则源于伊斯兰教在早先数世纪里的惊人成就伊斯兰教已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教派成长为世界上最大、发展最迅速的宗教。因此，凡是与基督教欧洲有关的东西，穆斯林的官吏和学者都示以轻蔑和傲慢”。1756年，法国波旁王朝与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结盟，法国驻奥斯曼帝国大使将这一震惊欧洲的消息通报帝国政府，后者竟然表示他们对于“一头猪与另一头猪的联合”毫无兴趣。迟至18世纪末19世纪奥斯曼帝国式微时期，奥斯曼人依然轻视已经崛起的西方基督教国家，还蔑称开辟新航路并发现新大陆富于冒险精神的西班牙人为懒虫，蔑称发起文艺复兴的意大利人为杂种，蔑称建立海上贸易帝国的荷兰人为nǎi酪贩子，蔑称建立安立甘宗新教的英国人为无神论者，蔑称盛产启蒙思想家而且多才多艺的法国人没有信仰，蔑称建立路德宗新教的德国人为亵渎神灵的异教徒，蔑称通过改革已经强大的俄国人为疯狂的异教徒。“这种唯我独尊的态度最有破坏xìng的一个后果就是，在穆斯林世界和西方之间，特别是在愈益重要的科学领域里，放下了一道思想铁幕。实际上，穆斯林学者对于帕拉切尔苏斯在医学方面、维萨里和哈维在解剖学方面、哥白尼、开普勒和伽利略在天文学方面所做出的划时代的成就一无所知。他们不但不了解这些科学进步，而且那时他们自己什么也没做，也没有将来要做的任何动力”。18世纪末曾任英国驻伊斯坦布尔的领事兼商人威廉伊顿这样对比西欧和奥斯曼帝国的科学观及科学素养：“在基督教治下的欧洲，拥有一般xìng科学知识的人比比皆是，且被认为是不可或缺的；但是在奥斯曼帝国，这样的人没有名气。除工匠外，如果有人也去关心如何铸造大pào、建造船只之类的事情的话，人们会把他看成是一个疯子的。这种狭窄的视野导致的必然结果就是，不论是文科教授还是理科教授都十分无知，这种极端荒谬的情形还和他们的胡乱猜测jiāo织在一起。”[14] 在奥斯曼帝国长达600多年的历史上，其文化成就绝不限于文学、史学、哲学、建筑艺术和科学技术五大领域，至少还包括戏剧、音乐（奥斯曼军乐与民间音乐）、舞蹈、美术（书法、传统细密画与西方式绘画）等艺术形式，以及宗教教育和世俗教育。然而，目前国内外学界的相关研究比较薄弱，可供笔者参阅的论著明显不足。这一状况与中世纪伊斯兰世界穆斯林的文化见解有密切关系，正如伯纳德路易斯在《中东：激dàng在辉煌的历史中》一书中所言：“在古典的观念中，只有文学可以跻身于文明艺术之列，而从事文学创作的人，才值得人们注意和尊敬。玩音乐的包括演奏家和作曲家都是些奴隶或是其他的社会低下人物，而音乐之所以重要，只是因为它是一个媒介，可作为诗歌吟唱时的搭配。我们所知道的音乐家名字很少，而我们之所以知道这些名字，是因为文学作品中曾经提到。视觉艺术则是手工匠人和工艺师傅的作品，这在不允许人像表现的时期和地方，尤其是如此。”不过，本书《土耳其共和国的文化成就》一章将系统阐述宗教教育和世俗教育，并适当回顾奥斯曼帝国时期的戏剧、音乐、舞蹈、美术等艺术形式。 作者点评： 特定文化的历史地位，只有在对照此前文化、同期文化和此后文化时才能够显现出来。坦率地讲，奥斯曼帝国的文化成就有些“生不逢时”。 与此前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相比，奥斯曼帝国文化的开创xìng不足。在文字、语言和文学方面，自皈依伊斯兰教之后，奥斯曼人出于对《古兰经》的语文阿拉伯语文的崇拜，同时出于对波斯人璀璨文化的仰慕，采用阿拉伯字母拼写奥斯曼文，并大量吸收阿拉伯文和波斯文借词和语法，使奥斯曼语成为阿拉伯语、波斯语和突厥语三种语言的混合物。因此，奥斯曼文不易书写，而且不能体现奥斯曼语的发音；奥斯曼语严重脱离下层民众，而且成为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附庸。既然如此，奥斯曼帝国的文学特别是宫廷文学，难以摆脱阿拉伯和波斯文学的影响，逐渐变得格律僵死、修辞复杂、内容枯萎。在史学方面，奥斯曼帝国的诸多学者侧重编写苏丹起居注和奥斯曼帝国编年史，内容单一，见解平平，名家太少，暮气沉沉，显然不能与哈里发国家的阿拉伯伊斯兰史学成就相提并论。在哲学、数学、天文学和医学方面，与哈里发国家相关领域百家争鸣、大师辈出的现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奥斯曼帝国的经院哲学和天文学走向保守化，数学和医学迅速平庸化。必须承认，建筑艺术和地理学在16世纪奥斯曼帝国的鼎盛时期发展较快，但是两者均未超越哈里发国家时期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框架，而且建筑艺术与虚耗民力，地理学则与海军征战，不可避免地被连在一起。更何况，奥斯曼帝国的地理学在17世纪之后便处于停滞状态。 与同期的西方基督教世界文化相比，奥斯曼帝国文化不在同一档次。哈里发国家时代，西方基督教世界文化还很落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哺rǔ基督教文化数百年。然而自14世纪之后，欧洲先后兴起文艺复兴、全球探险、宗教改革、殖民扩张、科学革命、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在文化领域已经反超伊斯兰世界，迅速俯视奥斯曼帝国文化，开始反哺伊斯兰世界。在最具可比xìng的科学技术领域，奥斯曼帝国中后期的数学、天文学、医学、地理学明显落伍，至于印刷术也是在15世纪末才从西班牙传入，到18世纪前期才逐渐推广。 与此后的土耳其共和国文化相比，奥斯曼帝国文化缺乏借鉴意义。伴随着凯末尔政权的语言和文字改革，帝国的文学、史学、哲学和书法成就被弃若敝屣；伴随着奥斯曼帝国灭亡以及凯末尔政权的世俗化改革，西方的建筑艺术和教育制度传入土耳其共和国，奥斯曼帝国的清真寺和陵墓建筑艺术被视为鸡肋，奥斯曼帝国的宗教教育被迫在夹缝中求得生存；伴随着西学东渐和西化改革，奥斯曼帝国的科学技术完全没有用武之地，奥斯曼帝国的戏剧迅速让位于共和国的电影和电视节目，奥斯曼军乐出现明显革新，奥斯曼帝国的细密画走向衰败，而西方式绘画则风靡共和国，凡此现象不一而足。 * * * [1]　（美国）斯坦福肖著，许序雅、张忠祥译：《奥斯曼帝国》，青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56357页。 [2]　（德国）卡尔布罗克尔曼著，孙硕人、诸长福等译：《伊斯兰教各民族与国家史》，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359页。 [3]　（美国）斯坦福肖著，许序雅、张忠祥译：《奥斯曼帝国》，青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80页。 [4]　（英国）伯纳德刘易斯著，范中廉译：《现代土耳其的兴起》，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4142页。 [5]　（德国）卡尔布罗克尔曼著，孙硕人、诸长福等译：《伊斯兰教各民族与国家史》，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361362页。 [6]　（英国）弗朗西斯鲁宾逊主编，安维华、钱雪梅译：《剑桥chā图伊斯兰世界史》，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267268页。 [7]　（英国）伯纳德刘易斯著，范中廉译：《现代土耳其的兴起》，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44155页。 [8]　（英国）弗朗西斯鲁宾逊主编，安维华、钱雪梅译：《剑桥chā图伊斯兰世界史》，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71页。 [9]　（英国）伯纳德路易斯著，郑之书译：《中东：激dàng在辉煌的历史中》，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0年版。第327328页。 [10]　（英国）伯纳德路易斯著，郑之书译：《中东：激dàng在辉煌的历史中》，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0年版。第351页。 [11]　William Eton， A Survey of the Turkish Empire， 4th ed， London， 1809， pp.190-193.转引自L. S. 斯塔夫里阿诺斯著，董书慧等译：《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第7版）》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56357页。 [12]　（美国）伊兹科维兹：《帝国的剖析：奥托曼的制度与精神》，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第110112页；L. S.斯塔夫里阿诺斯著，董书慧等译：《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第7版）》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88页。 [13]　（美国）斯坦福肖著，许序雅、张忠祥译：《奥斯曼帝国》，青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01页。 [14]　William Eton， A Survey of the Turkish Empire， 4th ed， London， 1809， pp.190-193.转引自L. S.斯塔夫里阿诺斯著，董书慧等译：《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第7版）》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55357页。 第七章　奥斯曼帝国黄金时代的结束 一、苏丹权力的式微 奥斯曼帝国鼎盛时期，苏丹凌驾于社会之上，行使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力。第十代苏丹苏莱曼一世当政期间，可谓奥斯曼帝国的黄金时代，而此时的西欧正值文艺复兴和近代民族国家初兴的历史阶段。 16世纪的意大利政治思想家马基雅维里曾经对当时奥斯曼帝国苏丹与法国国王的权势作出如下比较：“就土耳其人来说，整个王国全在一位主公的控制之下，其他人都是他的藩属；他把全国分成若干州或政府，并把其中一些人派往那里；另外的人，他愿意杀就杀，愿意撤换就撤换。但是，法兰西国王只是席坐一堂的众多位主公中的一位主公，他们这些人都是老早就被他们的臣民承认如此了得，受他们的臣民的爱戴，有说不尽的显赫重要；国王要想把他们的国家从他们的手里拿走，那便要冒着老大的危险。”[1] 然而，自1566年苏莱曼一世去世后，苏丹的统治权力日渐式微，奥斯曼帝国的宫廷政治日趋腐败，后宫参政，苏丹更替频繁，内部冲突迭起，政局动dàng。奥斯曼帝国的前10位苏丹，平均在位27年，皆久经沙场，能征善战。相比之下，自1566年苏莱曼一世去世和奥斯曼帝国黄金时代结束到1789年塞里姆三世即位和首开新政举措的先河，历经17位苏丹的统治，他们平均在位13年，大都系碌碌无为的平庸之辈。 苏丹塞里姆二世（Selim II，15661574年在位）酗酒成xìng，时人称之为“酒鬼塞里姆”。他沉迷后宫，疏于国事，长期将朝政jiāo付大维齐尔索库鲁穆罕默德掌管，放任廷臣与后宫之间的权力倾轧，官场腐败成风，奥斯曼帝国的衰落迹象已经开始初步显现。 与此同时，伊斯坦布尔的中央政府对于地方局势和行省事务的控制不断削弱，政治生活的天平开始倾斜，包括帕夏和贝伊在内的世俗贵族以及执掌宗教权力的欧莱玛往往各行其是，成为挑战苏丹统治地位的隐患。在安纳托利亚，奥斯曼帝国中央政府的实际控制范围局限于马尔马拉海沿岸、布尔萨、埃斯基萨希尔和卡拉曼一带；安纳托利亚西部的其他地区，包括安卡拉、特拉布宗、艾丁、安塔利亚和阿达纳，分别隶属于六大封建家族。在鲁梅利亚，多瑙河的保加利亚沿岸、埃迪尔内、阿尔巴尼亚分别隶属于四大封建家族。巴格达的马木路克首领苏莱曼帕夏统治着两河流域。“在奥斯曼帝国的大部分地区，苏丹的统治权力是微弱的；在北非和阿拉伯半岛，苏丹的统治权力实际上是不存在的”。[2] 埃迪尔内喷泉广场 1786年，出使伊斯坦布尔的法国人舒瓦瑟尔古菲曾经在信中说：“这里不像在法兰西那样，皇帝可以独自作主。在土耳其，恰恰相反，若是想要做点什么事的话，便必须设法去说服那些事事都得由他们来评断道理的欧莱玛，去说服不论过去的或是现在的国家掌权者。”1803年，来自印度的穆斯林旅行家米尔扎阿布塔利布汗写道：“他们的皇帝无权随便杀人，也不得凭着一时的高兴或是感情用事随便赦免罪人。在所有重大事务上，皇帝都有义务要同朝中权贵进行商量，而这些权贵们，由于希望得到提升，或是由于害怕惩罚，一个个全都变得服服帖帖的。”[3] 二、包税制的兴起 自1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20 章 世纪开始，在与欧洲基督教诸国的战事中，传统封邑制骑兵即西帕希的战斗力明显下降，装备新式火器的雇佣制步兵即称作耶尼切里的近卫军团取代传统骑兵而成为奥斯曼帝国军事力量的核心成分。伴随着军事技术的变革，货币的支付取代土地的赐封成为维持军队的基本形式，封邑制出现衰落的趋势，封邑领有者的人数逐年减少。据相关资料统计，奥斯曼帝国的封邑领有者，1475年为6.3万人，1610年下降为4.5万人，1630年已不足1万人。 “为了迅速而便利地取得现金的回转，苏丹没有直接去管理这类土地的赋税，而是采取按照不同的租约和转让方式，把赋税放给别人的办法”。[4]于是，包税制逐渐取代封邑制，成为奥斯曼帝国开辟财源和聚敛财富进而保证军饷支出的有效手段。包税者大都出自商人阶层，构成连接中央政府与乡村民众的重要纽带。最初，包税者仅仅充当非官方的征税人，征税期限通常为3年，征税标准由中央政府规定。久而久之，包税权逐渐世代相袭，包税者权力范围扩大，控制乡村民众，形成广泛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影响，进而构成否定国家土地所有制直至挑战苏丹和帝国政府的潜在隐患。 封邑制的衰落明显削弱苏丹政府对于行省和桑贾克的直接控制，助长奥斯曼帝国地方势力的离心倾向。另一方面，包税制的推行切断了国家与农民之间的联系，农民失去政府提供的保护，逐渐依附于包税人；与此同时，包税人不断扩大其对于土地的支配权和控制权，进而演变为大地产主和乡村的统治者。“在理论上，他们只是作为租约人和租税包收人而占有地产的，但是，日益变得软弱的政府失去对各省的控制权，这些新土地所有者因而能够增多他们占有的土地，并且增强了这种占有的可靠xìng。在17、18世纪，他们甚至开始篡夺政府的一些职权”。[5] 三、商路转移与价格革命 尽管奥斯曼帝国的崛起并非导致新航路开辟的主要原因，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导致新航路开辟的观点具有夸大和虚构的成分，然而新航路的开辟对于奥斯曼帝国无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奥斯曼帝国横跨亚非欧大陆的中央地带，扼守东西方之间传统贸易的十字路口。中国、印度、波斯与基督教欧洲之间的陆路贸易，以及红海、黑海和地中海东部的海上贸易，无不处于奥斯曼帝国的控制之下。伊斯坦布尔、布尔萨、杜布罗夫斯克、阿勒颇和亚历山大港，构成奥斯曼帝国贸易网络的重要枢纽。幅员辽阔的奥斯曼帝国具有巨大的市场需求，东西方之间的过境贸易尤其构成奥斯曼帝国的重要财源。奥斯曼帝国控制陆路贸易，长期采用商旅驼队的贩运方式。欧洲基督教诸国控制海路贸易，主要采用商船贩运货物。 新航路的开辟引起世界范围内商路的转移，大西洋成为东西方之间的主要贸易通道。自大西洋经好望角至印度洋的新兴海上贸易，开始挑战奥斯曼帝国控制的传统陆路贸易。17世纪的一位奥斯曼学者曾经这样写道：“现在欧洲人已经学会认识整个世界；他们的船只派往世界各地，并夺取了重要港口。在过去，印度、信德和中国的货物照例都是首先来到苏伊士，然后经穆斯林的手分发到世界各地。但是，如今这些货物都已改由葡萄牙、荷兰和英国等国船只载运前往法兰基斯坦，再由那里分运到世界各地。凡是他们自己不需要的东西，便运来伊斯坦布尔和其他伊斯兰的地方，并以五倍的高价出售，从而大发其财。伊斯兰各地因此越来越感到金银的缺乏。奥斯曼帝国必须设法取得也门沿海各地，以及通过那些地方的贸易，否则，在不久的将来，欧洲人便将控制伊斯兰各地。”[6]然而，基督教欧洲商人经营的海上贸易此时并未完全取代途经奥斯曼帝国的陆路贸易。“1630年后，欧洲消费的香料和胡椒肯定已改经大西洋运输，但是丝绸，不久以后的咖啡和yào材，再往后的棉花以及印花布或单色布，仍由近东运往欧洲”。[7] 奥斯曼帝国长期实行银本位的货币制度，银币阿克切构成奥斯曼帝国的基本货币形式。新航路开辟后，美洲的贵金属特别是廉价的白银，经欧洲大量流入中东，导致奥斯曼帝国的所谓价格革命。奥斯曼帝国自16世纪末开始出现明显的货币贬值。金币与银币的兑换比例，1580年是1∶60，1590年为1∶120，1640年为1∶250。货币贬值导致奥斯曼帝国政府岁入锐减，从1534年的500万金币下降为1591年的250万金币。与此同时，小麦的价格在16世纪上涨20倍。尽管如此，也不应过分强调价格革命与奥斯曼帝国衰落之间的必然联系，不应将奥斯曼帝国的衰落简单归结为价格革命的结果。所谓的价格革命缘起于新航路的开辟，价格革命首先影响西欧诸国，继而波及奥斯曼帝国境内，后者所受影响的程度远不及前者，价格革命在西欧诸国和奥斯曼帝国所导致的后果也迥然不同，进而形成西欧诸国与奥斯曼帝国之间日趋明显的历史落差。 四、对外战争的败绩 伊斯兰教的传统理论强调社会成员的信仰差异，明确区分穆斯林统治的伊斯兰领土与异教徒统治的战争区域，进而将征服异教徒统治的战争区域视作伊斯兰国家的终极目标。奥斯曼土耳其人兴起于伊斯兰世界与基督教世界接壤的边疆地带，奥斯曼帝国赖以存在的历史基础在于穆斯林对基督徒发动的圣战和伊斯兰世界的领土扩张，而奥斯曼帝国的衰落直接表现为对外战争的失利与领土的丧失。 17世纪中叶，奥斯曼帝国在东南欧领有的疆域超过法国和西班牙面积的总和，奥斯曼帝国的军队驻扎在波兰南部的布格河、俄罗斯南部的顿河和第涅伯河沿岸。奥斯曼帝国在亚洲领有的疆域，西起红海，东至扎格罗斯山，北起高加索山区，南至波斯湾。在非洲，埃及和马格里布的穆斯林祝福着伊斯坦布尔的苏丹。在东地中海水域，罗德岛、克里特岛和塞浦路斯的基督徒向奥斯曼帝国称臣纳贡。17世纪后期，奥斯曼帝国在与欧洲基督教诸国的战争中屡遭败绩。1683年，奥斯曼帝国军队攻势受挫，兵败维也纳城下，匈牙利和贝尔格莱德脱离奥斯曼帝国，伊斯坦布尔的苏丹在多瑙河以北地区的统治权力丧失殆尽。与此同时，威尼斯人夺取希腊诸地，俄国军队攻占黑海北岸的亚速。1699年，奥斯曼帝国苏丹穆斯塔法二世（Mustafa II，16951703年在位）被迫签订《卡罗维兹和约》，承认波兰对于乌克兰南部的统治权、奥地利对于特兰西瓦尼亚和匈牙利的统治权、威尼斯对于希腊南部的统治权、俄罗斯对于德涅斯特河以北地区的统治权。《卡罗维兹和约》（Treaty of Karlowitz，又译《卡尔洛夫奇条约》）的签署，标志着奥斯曼帝国与基督教欧洲之间的关系开始出现明显的变化，奥斯曼帝国对于基督教欧洲的军事态势由主动xìng的战略进攻转变为被动xìng的战略防御。 穆斯塔法二世 签订《卡罗维兹和约》 17世纪，奥斯曼帝国在基督教欧洲的主要战争对象是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进入18世纪，哈布斯堡王朝（Habsburg Dynasty）与普鲁士激烈角逐中欧的霸权，奥斯曼帝国与俄国的战争逐渐取代与哈布斯堡王朝的战争，巴尔干半岛、黑海北岸和南高加索地区的领土成为奥斯曼帝国与俄国之间的主要争夺目标。1711年，彼得大帝率领的俄军进攻奥斯曼帝国，俄军败绩。17681773年，奥斯曼帝国与俄国再次bào发战争，奥斯曼帝国军队败绩，苏沃洛夫统率的俄军占领布加勒斯特，控制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攻入南高加索地区，俄国舰队进入爱琴海水域。1774年，奥斯曼帝国苏丹被迫与沙皇俄国签订库《楚克开纳吉和约》（Treaty of Küük Kaynarca），奥斯曼帝国丧失克里米亚和黑海北岸穆斯林汗国的宗主权，支付750万阿克切的战争赔款，俄国获得多瑙河以及黑海、达达尼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的航运权，同时俄国政府获准向伊斯坦布尔派驻公使，奥斯曼帝国境内的东正教徒处于俄国政府的保护之下。对外战争的屡屡失利和疆域的接连丧失，标志着奥斯曼帝国的衰落。 法国是奥斯曼帝国的传统欧洲盟国。自16世纪起，奥斯曼帝国与法国建立了密切的外jiāo联系，旨在共同反对称霸中欧的哈布斯堡王朝。1569年，苏丹塞里姆二世与法国签署协议，给予法国人在奥斯曼帝国境内的贸易优先权，允许法国船只自由进出奥斯曼帝国海域和港口。进入18世纪，普鲁士的兴起导致欧洲政治格局的深刻变化，法国与哈布斯堡王朝以及奥斯曼帝国的关系随之发生变化。1798年，拿破仑率领法军从土lún出发，在亚历山大港登陆，继而占领开罗。1799年，奥斯曼帝国与英国、俄国建立反法联盟。1801年，驻守埃及的法军向英军投降。此后，英国成为影响奥斯曼帝国的主要外部势力。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中东，地处英国本土与英属印度之间的重要战略位置。控制英国本土与英属印度之间的贸易通道，以及扩大英国工业品在中东的市场，构成促使英国chā足奥斯曼帝国的主要原因。 作者点评： 大自然中没有不败的花朵，历史的长河中同样没有日不落的帝国。花开花落，斗转星移，既是亘古不变的自然规律，也是历史长河的形象写照。奥斯曼帝国脱胎于安纳托利亚西北一隅的弹丸之地，百余年间雄踞亚非欧大陆的中央地带，如日中天。至苏丹苏莱曼一世去世后，疆域辽阔的庞大帝国矛盾叠加，衰落的迹象日渐浮出水面。崛起中的欧洲诸国与相对停滞的伊斯兰世界之间形成巨大的历史落差，奥斯曼帝国无力抗衡来自西方的冲击，江河日下，往日的辉煌随之渐渐远去。 * * * [1]　路易斯：《现代土耳其的兴起》，第468页。 [2]　Zurcher， E. J.， Turkey， A Modern History， London 1993， p.11. [3]　路易斯：《现代土耳其的兴起》，第468页，第469页。 [4]　路易斯：《现代土耳其的兴起》，第471页。 [5]　路易斯：《现代土耳其的兴起》，第471页。 [6]　路易斯：《现代土耳其的兴起》，第34页。 [7]　布罗代尔：《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三卷，施康强、顾良译，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540页。 第八章　自上而下的新政举措与宪政运动 一、塞里姆三世与马哈茂德二世的新政举措 奥斯曼帝国的衰落与近代欧洲的崛起两者之间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自新航路开辟以来，特别是自工业革命开始，基督教欧洲诸国的现代化进程逐渐启动。相比之下，奥斯曼帝国恪守传统秩序，墨守成规，长期处于相对停滞的状态。由此形成的历史落差，改变着基督教欧洲与奥斯曼帝国之间的力量对比。奥斯曼帝国面临近代欧洲崛起的巨大压力，来自基督教世界的战争威胁促使伊斯坦布尔的苏丹开始推行自上而下的新政举措，所谓的西化进程由此拉开帷幕。 法国是奥斯曼帝国的传统盟友。早在18世纪初的郁金香时代（the Tulip Era），法国文化和时尚已经令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者心驰神往。1789年，正值法国大革命bào发之际，塞里姆三世（Selim III，17891807年在位）继任奥斯曼帝国苏丹。塞里姆三世即位之前，曾经与法国国王路易十六保持书信往来，仰慕路易十六的君主专制，将路易十六视作模范君主。塞里姆三世即位后，颁布诏书，实行新政，名为尼扎姆贾迪德，旨在扩大苏丹的权力，强化中央集权的政治秩序，克服地方势力的离心倾向，重建奥斯曼帝国的强盛与辉煌。塞里姆三世的新政举措，主要是仿照法国模式组建新军，裁减称作耶尼切里的近卫军团以及称作西帕希的封邑制骑兵，而组建新军的直接原因，是奥斯曼帝国与俄国之间的战争需要。 塞里姆三世 塞里姆三世推行新政举措之前，奥斯曼帝国的近卫军团约15万人，其中5万人驻扎在首都伊斯坦布尔。1792年，塞里姆三世首先组建员额600人的新军，身穿欧式军服，采用西方战术，聘请法国军官主持训练。此后，新军的规模不断扩大，1797年为2 500人，1801年增至9 000人。1807年，新军人数达到3万人。新军的兵源，主要是来自安纳托利亚的土耳其青年。塞里姆三世组建的新军实行薪俸制，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分别驻扎于伊斯坦布尔和安纳托利亚。 与此同时，塞里姆三世重组御前会议，调整御前会议成员的职责，削减大维齐尔的权力，缩短行省长官的任期，缩小包税范围，设立直接征收赋税的专门机构，扩大财源，筹集军费，创办新式医院和军事学校，向lún敦、巴黎、柏林和维也纳派出常驻外jiāo机构。1793年，塞里姆三世从包税商手中收回约400处封邑，实行直接征税。此后，越来越多的封邑处于苏丹的直接控制之下。 塞里姆三世的新政举措，损害了传统的军事贵族、近卫军团、欧莱玛阶层和包税商的既得利益，遭到保守势力的激烈反对。1807年5月，驻扎在伊斯坦布尔的近卫军团发动兵变，以新政举措与伊斯兰教法不符为由，解散新军，罢免塞里姆三世，拥立穆斯塔法四世（Mustafa IV，18071808年在位）出任苏丹。穆斯塔法四世即位后，谴责塞里姆三世的改革举措系违背教法的邪恶行为，宣布取消新军，恢复奥斯曼帝国的原有秩序，新政随之夭折。 1808年7月，多瑙河地区的奥斯曼贵族巴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21 章 拉克塔尔穆斯塔法帕夏率军入主伊斯坦布尔，废黜苏丹穆斯塔法四世，在塞里姆三世死于保守派的暗杀后，拥立马哈茂德继任苏丹，是为马哈茂德二世（Mahmud II，18081839年在位）。马哈茂德二世当政期间，恢复塞里姆三世时期颁布的新政法令，延续塞里姆三世制定的新政举措，扩大改革的领域，时人称之为奥斯曼帝国的彼得大帝。 马哈茂德二世 塞里姆三世的新政举措，主要局限于军事层面。相比之下，马哈茂德二世的新政举措，涉及奥斯曼帝国统治制度的诸多领域，包括军队的欧式化、土地制度的非封邑化、政府机构的官僚化和政治生活的世俗化，其中新军的重建构成新政的核心内容。 马哈茂德二世首先致力于重建新军，新军配备新式qiāng支和火pào，聘用普鲁士军官，采用普鲁士的训练模式。1826年5月，马哈茂德二世与驻扎在伊斯坦布尔的近卫军团发生冲突；苏丹出动新军镇压近卫军团的反叛，进而解散近卫军团。1827年，新军人数达到2.7万人，分为31个团，其中10个团驻守伊斯坦布尔，21个团驻守行省；每团包括3个营，每营包括8个连。马哈茂德二世当政后期，新式步兵达到6.5万人。 1831年，苏丹宣布将提马尔收归国有，废除封邑制，全面改革税制，旨在扩大财源，为重建新军提供必要的经济支持。与此同时，马哈茂德二世改革奥斯曼帝国传统的官僚机构，设立新的国务会议，下辖陆军部、内务部、外jiāo部、财政部、司法部和瓦克夫事务部，大维齐尔改称首相（不久后又弃首相的称谓而恢复维齐尔的称谓），起用新官吏，身穿欧式官服，实行薪俸制，旨在强化苏丹的统治，削弱贵族的离心倾向。 此外，马哈茂德二世效法埃及的统治者穆罕默德阿里帕夏，在保留传统宗教教育体制的同时，推行世俗教育，进而形成教俗二元的教育体系。马哈茂德二世当政期间，派遣留学生赴西欧诸国学习军事技术，创办包括陆军学校、海军学校和军事医学院在内的新式学校，聘用欧洲教官，采用欧洲教学模式，使用欧洲语言授课，旨在培养新军将领及政府官吏，是为奥斯曼帝国世俗教育的原型。 苏非派拜克塔什教团长期以来与近卫军团保持密切关系，制约苏丹的权力，构成奥斯曼帝国政治舞台上举足轻重的社会势力。马哈茂德二世解散近卫军团之后，平息拜克塔什教团发动的叛乱，进而取缔拜克塔什教团，没收拜克塔什教团的财产。1826年，马哈茂德二世任命伊斯坦布尔的大穆夫提作为欧莱玛的最高宗教首领，同时规定瓦克夫事务部掌管欧莱玛控制的宗教地产，剥夺欧莱玛的经济自主权，由国家向欧莱玛发放俸禄，宣布教育部和司法部分别掌管学校教育和司法审理，将欧莱玛纳入苏丹控制的国家体系，进而开辟奥斯曼帝国世俗化进程的先河。 二、花厅御诏与坦泽马特时代的改革 1839年6月马哈茂德二世死后，其子阿卜杜勒-迈吉德一世（Abdücomcid I，18391861年在位）即位。马哈茂德二世生前所致力推行的新政举措并未由于苏丹的更替而夭折，新苏丹延续着强化中央集权和实施现代化改革的历史发展方向。阿卜杜勒-迈吉德一世即位之际，正值穆罕默德阿里在埃及的势力日渐强大，开罗与伊斯坦布尔之间矛盾加剧，奥斯曼帝国急需得到欧洲列强的支持，遏制穆罕默德阿里的领土扩张。1839年11月，在托普卡帕宫外的玫瑰花园广场，大维齐尔穆斯塔法雷什德帕夏（Mustafa Reid Pasha， 18001858年）以苏丹的名义颁布敕令，史称花厅御诏（Edict of Gülhane）。花厅御诏的内容包括：1．保障苏丹臣民的生命、荣誉和财产；2．废除包税制，实行直接征税制；3．采用征兵制，明确限定服役期限；4．打破宗教界限，强调权利分配的世俗原则，即帝国臣民无论信仰何种宗教，皆享有同等的法律地位。 阿卜杜勒-迈吉德一世 奥斯曼帝国颁布的花厅御诏，无疑包含自由平等的法律原则和世俗化的政治倾向。自由平等的法律原则，来源于西方近代的宪政思想。奥斯曼帝国内部诸多民族和非穆斯林宗教群体日趋高涨的反抗运动，构成法律地位之平等思想的社会基础。花厅御诏颁布的目的，在于缓解奥斯曼帝国境内的社会矛盾，争取西方列强的支持，进而遏制穆罕默德阿里的离心倾向。西方列强要求改善基督徒的地位和对基督徒提供保护所形成的压力，也是促使奥斯曼帝国颁布花厅御诏的重要原因。 1839年花厅御诏的颁布，标志着奥斯曼帝国进入坦泽马特时代（Tanzimt，又译坦志麦特，18391876年）。坦泽马特是土耳其语改革一词的音译。坦泽马特时代沿袭和发展塞里姆三世和马哈茂德二世的新政举措，强化奥斯曼帝国的中央集权构成坦泽马特时代的历史主题，大维齐尔穆斯塔法雷什德帕夏以及卡吉扎德马哈茂德福阿德帕夏和马哈茂德艾敏阿里帕夏主持的最高波尔特成为奥斯曼帝国的核心政治机构。 阿卜杜勒-迈吉德一世即位后，扩充新军，打破宗教界限征募士兵，组建5个军团，军队将领由中央任命，隶属伊斯坦布尔的苏丹，不再从属于地方行政长官，哥萨克人、鞑靼人、土库曼人和库尔德人构成辅助xìng的军事力量。新军配备普鲁士制造的qiāng支和火pào，由普鲁士军官训练，服役期为5年。1869年，重组新军，第一军驻扎在伊斯坦布尔，第二军驻扎在多瑙河流域的萨姆拉，第三军驻扎在蒙纳斯迪尔，第四军驻扎在埃尔祖鲁姆，第五军驻扎在大马士革，第六军驻扎在巴格达，第七军驻扎在也门；每军员额26 500人，包括6个步兵团、4个骑兵团和2个pào兵团。继阿卜杜勒-迈吉德一世之后继任苏丹的阿卜杜勒-阿齐兹一世（Abdülaziz，18611876年在位）热衷于扩充海军，此时奥斯曼帝国的舰队规模一度位居欧洲第三。 阿卜杜勒-阿齐兹一世 阿卜杜勒-迈吉德一世按照欧洲国家的政府模式改组奥斯曼帝国的政府机构，在国务会议之外增设司法会议，初步实现行政与司法的权力分割。与此同时，阿卜杜勒-迈吉德一世宣布成立地方议会，议会成员包括地方官员、欧莱玛以及选举产生的穆斯林和非穆斯林的民众代表，隶属各级行政长官，负责商讨诸如道路和桥梁的建设、税收、农业生产、商业贸易以及民众的诉求。1840年，奥斯曼帝国开始实施新的税收体制，原有的各种税收合并为三种基本税收，即征收于非穆斯林的人丁税、征收于穆斯林的什一税和征收于全体臣民的公共税。1864年，奥斯曼帝国援引法国的行政区划颁布法令，将全国划分为27个行省（维拉耶特），下辖州（桑贾克）、县（卡扎）、乡（纳希耶）和村（卡里耶），行省总督由苏丹任命。 传统的伊斯兰教理论，坚持沙里亚的神圣地位，否认世俗的立法权，同时强调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间的信仰差异和法律界限。坦泽马特时代，传统的伊斯兰教法并未废止，然而其应用的范围逐渐缩小。奥斯曼帝国在沿袭传统法律框架的同时，开始尝试世俗领域的立法实践，引进世俗法律，进而形成伊斯兰教法与世俗法律并存的二元体系，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间的法律界限和法律地位的差异逐渐淡化。1840年，奥斯曼帝国颁布新的刑法，在遵循传统的伊斯兰教法的基础上，首次引入苏丹的所有臣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司法原则。根据传统的伊斯兰教法，叛教者应处以死刑；1844年，该项法律被苏丹废除。1855年，奥斯曼帝国宣布废除征收于非穆斯林的人丁税，代之以数量相同的代役税。奥斯曼帝国于1850年从法国引入商法，1863年制定海上贸易法，进而启动世俗立法的先河。1867年，奥斯曼帝国颁布法律，允许外国人在帝国境内购置土地。1869年，奥斯曼帝国建立世俗xìng质的混合法庭，也称尼扎米耶法庭，负责审理涉及非穆斯林的法律诉讼。坦泽马特时代，奥斯曼帝国的法庭除传统的沙里亚法庭依旧由穆斯林宗教学者穆夫提和卡迪主持之外，刑事法庭、商业法庭和上诉法庭均由穆斯林法官和非穆斯林法官共同主持，允许非穆斯林出庭指证穆斯林，具有明显的世俗色彩。世俗法律的制定和世俗法庭的创建，导致奥斯曼帝国的二元司法体系，开始打破欧莱玛在司法领域的垄断地位，进而限制欧莱玛的司法权力，构成坦泽马特时代世俗化改革的重要内容。与此同时，诸多的非穆斯林宗教族群内部也经历世俗化的过程，世俗法律逐渐取代宗教法律，基督教和犹太教的教士阶层地位随之下降，米勒特制度趋于瓦解。 坦泽马特时代，教育领域出现明显的世俗化倾向，而创办世俗教育的首要目的，在于满足军队和政府机构的需要，培养新式的军人和官员。奥斯曼帝国于1846年创办公共教育会议，1847年改称公共学校部，1866年成立公共教育部。1869年，奥斯曼帝国根据法国的教育模式，制定公共教育法，宣布12岁以下的儿童实行强制xìng教育，采用现代教育方式，规定在帝国境内的乡村和城市普遍设立不同层次的世俗学校，其中500人以上的村庄设立称作鲁斯迪耶的四年制初级学校，千人以上的市镇设立称作伊达迪耶的三年制中等学校，省城设立称作苏勒塔尼耶的高等学校，同时创办女子学校，面向穆斯林和非穆斯林招收学生，教育经费纳入政府预算。初级学校开设宗教、语言、算术、历史、地理等课程，中等学校开设逻辑、经济、地理、历史、数学、工程、物理、化学、绘图等课程，高等学校开设人文科学、外语、经济、国际法、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奥斯曼帝国的第一所高等学校名为达尔法农（Darülfünun），成立于伊斯坦布尔的加拉塔区，系伊斯坦布尔大学的前身，采用法语和法国教学方式。此外，美国、奥地利、法国、英国、德国和意大利在奥斯曼帝国境内相继创办教会学校，其中多数为初级学校，也有少量中等学校，采用西方教学模式，学生主要来自非穆斯林的宗教族群。克里米亚战争期间，奥斯曼帝国仅有世俗初级学校60所，学生3 370人，均为男生。1867年，世俗初级学校增至1.1万所，男xìng学生24万人，女xìng学生13万人。1895年，世俗初级学校达到2.9万所，男xìng学生64万人，女xìng学生25万人。另据相关统计，1895年，世俗中等学校的学生为3.5万人，世俗高等学校的学生为0.5万人，军事学校的学生为1.7万人。1895年，奥斯曼帝国总人口1 900万，包括穆斯林人口1 400万和非穆斯林人口500万，教育机构包括伊斯兰教的传统宗教学校麦克台卜和麦德莱赛、官办世俗学校、基督徒和犹太人米勒特资助创办的私立学校、欧洲基督教诸国资助创办的教会学校在内的各类学校，学生总数为130万人，其中世俗学校的学生人数约90万。世俗教育的发展，形成对于宗教教育的挑战，国家权力随之在教育领域逐渐延伸。 19世纪末加拉塔和佩拉（今名贝伊奥卢）景色 坦泽马特时代的新政，主要局限于上层建筑领域，触及封建社会经济基础的改革举措尚不明确。1839年颁布的花厅御诏强调推行税制改革，废除包税制，统一税收标准，缩小免税范围。然而，税制改革进展缓慢，政府岁入并无明显的增加，农民也未摆脱税吏的盘剥。奥斯曼帝国政府尽管鼓励投资工业，兴办新式工厂，然而步履维艰，成效甚微。1857年，奥斯曼帝国颁布移民法，向来自境外的移民分配国有土地，其中定居鲁梅利亚的移民6年免纳土地税，定居安纳托利亚的移民12年免纳土地税，领有土地的移民20年内不得出售土地或离开土地，必须保证土地处于耕作的状态，成为苏丹的农民。1858年，苏丹颁布农业法，明确土地所有权，将所有土地划分为五种类型，即称作米里的国有土地、称作穆勒克的私人地产、称作瓦克夫的宗教地产、称作米特鲁卡的公共土地和称作麦乌特的荒地，将原有的各种土地税合并为收成10%的什一税，扩大租种国有土地的农民的经营自主权，直至赋予农民对于所租种土地的jiāo易权，旨在鼓励农业生产。农业法的实施，加速了土地所有制的非国有化进程。然而，由于技术落后，工具简陋，加之局势动dàng，战乱频繁，奥斯曼帝国的农业生产长期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 三、宪政运动 青年奥斯曼党（Young Ottomans）形成于坦泽马特时代后期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是奥斯曼帝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现代意义的政治组织，其社会基础来自具有世俗教育背景和现代自由理念的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青年奥斯曼党具有泛奥斯曼主义的思想倾向，抨击花厅御诏和坦泽马特时代的世俗化改革屈从西方列强的压力、背离伊斯兰教的信仰和出卖奥斯曼帝国的主权，进而试图突破坦泽马特时代的政治框架，倡导宪政主义、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强调伊斯兰教的意识形态与西方现代文明之间的包容xìng，强调伊斯兰国家理论与西方自由主义的结合，主张通过君主立宪实现苏丹制与民众政治参与的结合，通过宪法的方式限制官僚机构的权力和保护民众的利益，将选举产生的议会作为实施宪法和实现不同米勒特之政治联合的必要载体，呼吁保卫奥斯曼帝国的领土、维护奥斯曼帝国的统一和重振奥斯曼帝国的辉煌。 纳米克凯末尔（Namik Kemal，18401888年）出生于奥斯曼帝国的贵族家庭，曾经担任报刊撰稿人，后来由于与政府不睦而一度流亡欧洲。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22 章 米克凯末尔作为青年奥斯曼党的代表人物，崇尚法国近代政治文化，深受法国启蒙运动时期思想家孟德斯鸠和卢梭的影响，持自由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政治立场，反对坦泽马特时代的苏丹热衷于模仿西方体制和强化独裁统治而无视奥斯曼帝国传统和伊斯兰教信仰的新政举措，强调现代西方的自由民主与早期伊斯兰教的政治理念具有一致xìng，倡导回归伊斯兰教的政治原则和民众主权的政治理念，主张制定宪法和实行选举，建立代议制政府，保障公民权益。纳米克凯末尔声称：“人民的主权，意味着政府的权力来自人民……它是由每个个人天然具有的独立xìng中必然会产生出来的一种权利”，“每个人都是他自己那个世界的皇帝”，[1]“我们唯一真正的宪法是伊斯兰法典……奥斯曼帝国是建立在宗教原则之上的，如果违背了这些原则，国家的政治生存将处于危险之中”。[2] 1865年，纳米克凯末尔等人建立秘密政治组织，名为爱国主义联盟，也称青年奥斯曼党。此后两年间，青年奥斯曼党的成员达到数百人，其中包括奥斯曼帝国王室成员穆拉德帕夏和哈米德帕夏，以及埃及统治者伊斯玛仪帕夏的胞弟穆斯塔法法兹勒。纳米克凯末尔与穆斯塔法法兹勒等人在lún敦、巴黎和日内瓦从事政治活动，创办报刊，发表时局评论，阐述青年奥斯曼党的思想纲领，反对奥斯曼帝国政府的专制统治。1871年，纳米克凯末尔等人返回伊斯坦布尔，宣传自由与宪政思想，倡导英法模式的议会制度，屡遭苏丹政府的迫害。青年奥斯曼党的出现，标志着奥斯曼帝国政治生活的崭新模式初露端倪，具有深远的政治影响。青年奥斯曼党阐述的政治思想，提供了宪政运动的理论框架。 卡吉扎德马哈茂德福阿德帕夏和马哈茂德艾敏阿里帕夏作为坦泽马特时代推行新政的核心人物，位高权重，左右政局，力主强化奥斯曼帝国的独裁专制。19世纪70年代初，卡吉扎德马哈茂德福阿德帕夏和马哈茂德艾敏阿里帕夏相继去世，新兴政治势力遂开始浮出水面，是为宪政改革的重要条件。18731874年，安纳托利亚遭遇严重的自然灾害，乡村人口锐减，导致政府税收明显下降，财政拮据。与此同时，基督徒人口居多的巴尔干地区bào发叛乱，波及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和保加利亚。奥斯曼帝国出兵镇压，大量的叛乱者被处死，时人称之为“保加利亚大屠杀”（Bulgaria Massacre），伊斯坦布尔的苏丹政府因此面临来自欧洲基督教诸国的巨大压力。1876年5月，苏丹阿卜杜勒-阿齐兹一世被迫退位，曾经参与青年奥斯曼党政治活动、热衷于宪政改革并与纳米克凯末尔jiāo往甚密的穆拉德帕夏即位，是为穆拉德五世（Murad V，18761876年在位）。同年9月，穆拉德五世退位，哈米德帕夏继任苏丹，是为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Abdul Hamid II，18761909年在位）。 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 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即位后，指定青年奥斯曼党的重要成员米德哈特帕夏（Midhat Pasha，18221884年）以大维齐尔的身份主持召开立宪会议。立宪会议包括28名成员，其中政府官员16名，欧莱玛10名，军官2名。1876年10月，立宪会议制定议会草案，颁布临时选举法。同年12月，奥斯曼帝国历史上的第一部宪法即1876年宪法正式公布。1876年宪法的颁布，“至少在理论上标志着奥斯曼帝国从独裁君主制转变为立宪君主制。在奥斯曼帝国600年的历史上，苏丹不再享有绝对的权力，民众分享的政府权力得到承认，尽管这样的权力可能受到种种的限制”。[3] 奥斯曼帝国颁布的1876年宪法以1831年比利时宪法和1850年普鲁士宪法作为蓝本，包括12章119款。1876年宪法规定，成立由上议院和下议院组成的两院制议会，上议院议员由苏丹任命，终身任职，下议院议员选举产生，每5万名男xìng国民选举1名下议院议员，任期4年，上议院议员的人数不得超过下议院议员人数的1/3；全体议员必须宣誓效忠苏丹和遵守宪法；内阁提jiāo的法案和预算首先由下议院审议，然后由上议院审议，直至获得苏丹的批准；议员不得同时担任政府公职。根据1876年宪法，苏丹拥有广泛的权力，包括召集和解散议会、任免内阁大臣、批准议会制定的法律、统率军队、对外宣布战争与缔结和约；苏丹具有哈里发的身份，是伊斯兰教的保卫者和沙里亚的监护者，处于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不对任何他人或机构负责。1876年宪法规定，奥斯曼帝国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帝国境内的所有臣民皆称作奥斯曼人且处于平等的法律地位和享有同等的权利，司法独立，保障人权和人身自由，保护私有财产，伊斯兰教是帝国的国教，其他宗教受帝国政府的保护，土耳其语为官方语言。1876年宪法规定，内阁政府对苏丹负责，首相及内阁大臣由苏丹任免；大维齐尔主持内阁会议，内阁决议须经苏丹批准方可生效。 1877年1月，奥斯曼帝国举行第一次议会选举，穆斯林获得71个席位，基督徒获得44个席位，犹太人获得4个席位；苏丹任命26名上议院议员，其中21人为穆斯林。1877年3月，奥斯曼帝国召开第一届议会。同年6月，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宣布解散第一届议会。1877年11月，奥斯曼帝国举行第二次议会选举，穆斯林获得64个席位，基督徒获得43个席位，犹太人获得6个席位。同年12月，第二届议会在伊斯坦布尔召开。 奥斯曼帝国召开第一届议会 1876年宪法的颁布和立宪君主制政体的建立，史称奥斯曼帝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宪政运动。1876年宪法无疑包含诸如自由、平等、选举、议会、司法独立和权力制约等现代政治要素。然而，1876年宪法强调苏丹的权力与臣民的义务，至于苏丹的责任和臣民的权利则缺乏明确的规定。1877年3月召开的第一届议会与苏丹政府处于合作的政坛；议长由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提名保守派人士艾哈迈德瓦菲克担任，议会俨然是苏丹政府的口舌，反对派议员的声音微乎其微。相比之下，1877年12月召开的第二届议会与苏丹政府之间的关系出现明显的变化；议长由议员选举自由派人士哈桑法赫米担任，议会讨论具有浓厚的民主氛围，反对派占据议会的多数席位，苏丹政府的诸多政策遭到反对派议员的激烈抨击。1878年2月，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宣布议会休会。 1876年宪法规定，“倘若苏丹解散议会，新的议会必须在6个月之内召开”，“宪法条款不得以任何借口予以中止”。[4]然而，自1878年起的30年间，议会停止召开，宪法如同一纸空文，宪政制度名存实亡，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作为拥有绝对权力的专制君主，长期统治奥斯曼帝国。宪政运动的发起人和大维齐尔米德哈特帕夏遭到撤职流放，1884年死于阿拉伯半岛的塔伊夫。继米德哈特帕夏之后，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于短短6年间任免16位大维齐尔，却不授予大维齐尔以管理国家的实际权力。与此同时，苏丹的宫廷取代大维齐尔主持的最高波尔特，成为奥斯曼帝国的权力中心。最高波尔特下辖警察部、内务部、外jiāo部、宗教部、军事部、司法部、财政部、教育部、贸易与公共工程部，作为奥斯曼帝国的内阁，处于从属宫廷的地位，成为苏丹实行独裁统治的御用工具。自塞里姆三世和马哈茂德二世时代开始的旨在强化苏丹统治地位和奥斯曼帝国中央集权的政治理想，在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当政的时代终于成为现实。 米德哈特帕夏 作者点评： 自15世纪末开始，近代的曙光在亚非欧大陆的西端冉冉升起。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欧洲基督教世界迅速崛起。相比之下，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亚非欧大陆中央地带处于停滞的状态，农本社会长期延续，由此形成与欧洲基督教世界之间的巨大历史落差。进入19世纪，在西方世界的外力冲击下，伊斯坦布尔的苏丹自上而下推行新政，组建新军，改造政府机构，旨在强化中央集权，应对来自西方的威胁，试图延续奥斯曼帝国在亚非欧大陆中央地带的霸主地位，古老的封建帝国开始经历蜕变的过程，现代化的历史帷幕由此徐徐拉开。 * * * [1]　路易斯：《现代土耳其的兴起》，第153页。 [2]　戴维森：《从瓦解到新生》，第102页。 [3]　Devereux， R.， The First Ottoman Constitutional Period， Baltimore 1963， p.47， p.59， p.15. [4]　戴维森：《从瓦解到新生》，第111页。 第九章　传统经济社会秩序的衰落 一、西方列强的贸易扩张 奥斯曼帝国地处亚非欧大陆的核心区域，长期控制东西方之间的贸易通道。然而，奥斯曼土耳其人具有尚武的传统，热衷于圣战事业，鄙视商业。欧洲基督教商人以及奥斯曼帝国境内的非穆斯林亚美尼亚人、犹太人和希腊人，成为沟通奥斯曼帝国与西方基督教世界之间贸易jiāo往的重要纽带。1536年，奥斯曼帝国与法国签署通商条约，伊斯坦布尔的苏丹赐予法国商人在奥斯曼帝国境内享有自由贸易权和治外法权即领事裁判权。此后，欧洲基督教诸国竞相效尤，与奥斯曼帝国签署一系列享有同样特权的通商条约。 鼎盛时期的奥斯曼帝国，无疑是建立在农本社会基础之上的东方传统文明。自塞里姆三世和马哈茂德二世推行新政开始，奥斯曼帝国逐渐形成西化的色彩和重商主义的倾向，奥斯曼帝国与欧洲基督教诸国之间的贸易jiāo往明显扩大。坦泽马特时代，正值欧洲经济的繁荣阶段。1838年，英国与奥斯曼帝国签署商务协约，规定奥斯曼帝国政府从英国进口货物按5%征收关税，出口则按12%征收关税。此后，其他西方国家也从奥斯曼帝国政府获得类似的贸易优惠。奥斯曼帝国与欧洲基督教诸国之间的贸易额，1783年约合440万英镑，1845年约合1 220万英镑，1876年约合5 400万英镑。安纳托利亚港口城市伊兹密尔与法国港口城市马赛之间的进出口贸易额，1750年为990万法郎，1850年增至6 700万法郎，1881年达到3.2亿法郎。另据估计，1840年奥斯曼帝国的出口产品约占国内生产总量的4%5%，1870年奥斯曼帝国的出口产品约占国内生产总量的7%8%，其中出口农产品约占农产品生产总量的12%16%。18001900年，安纳托利亚、埃及、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对外贸易额增长10倍，年贸易额从不足1 000万英镑增至超过1亿英镑。与此同时，奥斯曼帝国的贸易赤字呈明显上升的趋势。 19世纪80年代的伊兹密尔港 19世纪以前奥斯曼帝国与欧洲基督教世界之间的传统贸易，主要是中东地区手工业制品的输出以及包括伊朗、印度在内的东方物产的贩运，来自奥斯曼帝国以及伊朗、印度的纺织品、金属器皿、纸张、玻璃、蔗糖、丝绸、香料畅销于欧洲市场。进入19世纪，奥斯曼帝国与欧洲基督教世界之间的贸易模式经历逆向的变化，中东地区的农作物出口和欧洲基督教世界的工业品在奥斯曼帝国市场的倾销呈明显上升的趋势。欧洲基督教世界的工业品和所谓的殖民地产品即来自西印度群岛的咖啡、甘蔗，主要经过伊斯坦布尔、伊兹密尔、亚历山大港，以及叙利亚沿海城市伊斯肯德lún、拉塔基亚、的黎波里、贝鲁特、西顿、阿克，或经过巴尔干半岛和多瑙河，进入奥斯曼帝国境内。 1800年以前，来自马赛的法国商人控制奥斯曼帝国与欧洲基督教世界之海路贸易的一半以上，尤其是在黎凡特地区的进出口贸易领域独占鳌头。法国商人主要经营法国毛纺织品出口中东的贸易；与英国的高档毛纺织品相比，法国的毛纺织品价格低廉，在黎凡特地区具有广阔的市场。随着拿破仑战争结束后欧洲政治格局的变化，特别是英国工业革命完成以后，法国的贸易优势逐渐丧失，英国商人开始控制欧洲基督教世界与奥斯曼帝国之间的海路贸易，进而导致英国工业品在中东市场的倾销，棉纺织品成为英国商业扩张的主要工具。以黎凡特地区为例，1816年即拿破仑战争结束后的第一年，英国在黎凡特的出口额约为30万英镑，其中棉纺织品19万英镑；1818年，英国在黎凡特的出口额增至80万英镑，其中棉纺织品55万英镑。18281831年，英国向奥斯曼帝国出口的棉纺织品增长10倍；18351855年，英国向奥斯曼帝国出口的棉纺织品再次增长10倍。1850年，英国出口安纳托利亚的商品总额为252万英镑，其中棉纺织品占198万英镑；英国出口叙利亚的商品总额为30万英镑，其中棉纺织品占27万英镑。伊斯坦布尔和伊兹密尔是奥斯曼帝国境内最重要的英国工业品集散地，安纳托利亚则是奥斯曼帝国境内最重要的英国工业品市场。19世纪中叶，英国出口奥斯曼帝国的商品中，约75%销往安纳托利亚的市场。与此同时，英国工业品经过黎凡特港口城市贝鲁特，进入叙利亚腹地的大马士革和阿勒颇，直至销往伊拉克市场。 穆斯林商人通常经营奥斯曼帝国境内的地方贸易和区域贸易，国际贸易处于基督教商人和犹太人的控制之下。奥斯曼帝国与欧洲基督教世界之间贸易jiāo往的扩大，导致奥斯曼帝国境内欧洲移民人数的增长。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和黎凡特地区的沿海城市，俨然是欧洲人在中东伊斯兰世界新的家园。奥斯曼帝国境内的欧洲移民一方面与欧洲银行保持密切的信贷联系，另一方面与土著商贩建立密切的商业联系，成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23 章 为中东伊斯兰世界与欧洲基督教世界之间贸易jiāo往的纽带和桥梁。与此同时，欧洲基督教世界在奥斯曼帝国境内的私人投资均呈明显上升的趋势，私人投资的领域主要是铁路、公路、港口和银行以及其他与出口联系的公共部门的投资。 奥斯曼帝国境内犹太人 坦泽马特时代的新政举措，特别是组建新军和扩充官僚机构，耗资巨大，奥斯曼帝国财政入不敷出。由于与西方贸易的不断扩大，奥地利、法国和俄国的货币充斥于奥斯曼帝国的市场，成为帝国境内重要的jiāo换媒介，货币贬值作为缓解财政危机的传统方式逐渐淘汰。亚美尼亚商人开办的银行尽管向苏丹政府提供借贷，然而数额有限，且需支付高额利息。1851年，大维齐尔穆斯塔法雷什德帕夏与英法政府签署借贷5 500万法郎的债务协议，遭到苏丹的否决。1854年，奥斯曼帝国政府迫于克里米亚战争的需要，与英国签署债务协议，首开向西方列强举债的先河。此后20年间，奥斯曼帝国政府13次签署债务协议，至1875年债务总额达到2.4亿英镑。1876年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即位时，奥斯曼帝国财政岁入的80%用于偿还外债，政府财政濒临崩溃的边缘。1881年，奥斯曼帝国苏丹允准成立奥斯曼债务管理局，由来自英、法、德、意和奥匈等国的外国债务人代表组成的理事会领导该机构，雇员超过5 000人，负责管理以税收作为基础的帝国岁入，偿还公共债务。奥斯曼债务管理局充当奥斯曼帝国政府与西方债权国及投资者的中介机构，旨在维护西方债权国和投资者的利益。奥斯曼债务管理局的建立，严重损害了奥斯曼帝国的主权。 二、市场化进程的启动 19世纪的奥斯曼帝国，尽管经济活动依旧建立在个体农业的基础之上，然而农作物的种植结构无疑经历着剧烈的变化。奥斯曼帝国与欧洲基督教世界之间贸易jiāo往的扩大，为中东地区的农产品提供了广阔的市场。西方列强的贸易扩张和工业品倾销的直接结果，是奥斯曼帝国农产品出口的急剧增长。赋税和地租的货币化，也是加速农产品市场化进程的重要因素。与此同时，农作物播种的区域xìng分工日益明显。在奥斯曼帝国境内的地中海沿岸地区，特别是安纳托利亚西部、叙利亚和黎巴嫩山区，面向流通领域和国际市场的经济作物播种面积不断扩大，棉花、生丝、甘蔗、烟草、鸦片产量呈明显的上升趋势，农业生产的市场化程度随之逐渐提高。相比之下，奥斯曼帝国的内陆地区普遍播种粮食作物，依旧维持自给自足的传统经营模式，农业生产的市场化程度低下，由此形成与沿海地区农业经营模式的明显差异。 奥斯曼帝国境内农业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和农作物出口的增长，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并非通过改善农业技术、改进经营方式和增加农业投资，而是在大多数情况下依旧采取传统的生产技术和经营方式，主要依靠耕地的扩大和劳动力投入的增长，延续传统的小生产模式。尽管如此，jiāo换关系的扩大刺激着农民的生产积极xìng，大规模的垦殖运动和耕地面积的增长则是农作物市场化程度提高的逻辑结果。另一方面，国家土地所有制以及村社和部族的土地共同占有权日渐式微。尤其是1858年奥斯曼帝国土地法颁布以后，私人土地所有制呈上升趋势，私人地产明显扩大，越来越多的土地作为商品进入流通领域，导致乡村社会的剧烈分化。无地农民日渐增多，沦为雇佣劳动力。 西方列强的贸易扩张和西方工业品倾销的另一结果，是奥斯曼帝国传统手工业的衰落趋势。“奥斯曼工业的总衰退，在时间上可以一直回溯到19世纪初期，当时的土耳其也像其他许多国家一样，正经受着不断扩张的欧洲工业资本主义的冲击，势如潮涌的大量廉价工业品不断流入土耳其市场。进口货中最重要的是纺织品，老式的土耳其棉业和丝业织造者因而受到了打击。其他进口货物包括铁器、刀、时钟、纸张和食糖，而对于这些东西，土耳其的地方工业照样无法与西方竞争”。[1]至19世纪后期，奥斯曼帝国逐渐沦为西方工业国的农产品供应地和工业品市场，传统手工业濒临崩溃的边缘。城市的行会组织尽管长期延续，然而其传统的经济社会职能逐渐丧失。市场化程度的提高排斥着行会经济的垄断地位，政府机构的完善否定着行会原有的社会影响。随着乡村家庭手工业规模的扩大和城市行会手工业的衰落，工业生产与行会组织的共生状态逐渐消失。 马哈茂德二世当政期间，开始创办现代工业，主要生产军需品。阿卜杜勒-迈吉德一世即位后，从欧洲引进技术和设备，现代工业的规模进一步扩大。奥斯曼帝国的早期现代工业，大都分布在巴尔干半岛、伊斯坦布尔和安纳托利亚西部以及黎凡特地区，萨洛尼卡、伊兹密尔、贝鲁特和伊斯坦布尔成为奥斯曼帝国现代工业的中心所在，产品主要满足国内市场的需求。布尔萨是奥斯曼帝国的丝织业中心，1845年开始出现瑞士人经营的丝织企业，采用蒸汽动力，至1876年，采用蒸汽动力的丝织企业超过14家。伊兹密尔有地毯编织厂多家，雇佣工人千余人，另有面粉厂、榨油厂、玻璃工厂、造纸厂、棉纺厂、织布厂，大都由西方商人投资兴办。1853年，黎巴嫩有丝织企业9家，产品销往法国。1861年颁布的矿产法，结束政府对于矿产开采的垄断，允许私人投资开采。此后，西方商人投资采矿业，奥斯曼帝国境内的矿产资源随之流向欧洲基督教世界。 19世纪末的布尔萨景色 人口的增长与新旧秩序的更替以及现代化的进程之间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1800年以前，奥斯曼帝国的人口长期处于停滞的状态，甚至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趋势。18001914年，奥斯曼帝国的人口呈持续增长的趋势，人口年增长率约为1%，其中19世纪后期的人口增长速度超过19世纪前期。根据相关资料的统计，18001914年，安纳托利亚地区的人口从650万人增至1 470万人；伊拉克的人口1860年仅120万人，1914年达到320万人。另据资料统计，18001900年，叙利亚和黎巴嫩的人口从30万人增至240万人，巴勒斯坦的人口从30万人增至60万人。经济社会环境的改善以及瘟疫和灾荒的减少，是导致人口增长的基本原因。 另一方面，奥斯曼帝国的人口分布出现明显的变化，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呈持续上升的趋势。18001914年，奥斯曼帝国境内的主要城市伊斯坦布尔从40万人增至110万人，伊兹密尔从10万人增至30万人，安卡拉从20万人增至40万人，贝鲁特从0.6万人增至15万人，耶路撒冷从1万人增至8万人，巴格达从5万10万人增至15万人，巴士拉从0.4万人增至2万人。另据统计，18501900年，阿勒颇从7.7万人增至9万人，海法从0.1万人增至0.5万人，雅法从2万人增至4万人，大马士革从5万人增至8万人。此外，奥斯曼帝国境内的游牧人口与定居人口也经历着此消彼长的变化过程，农田的扩大与牧场的减少成为19世纪奥斯曼帝国经济生活的突出现象。在安纳托利亚、叙利亚和伊拉克，游牧部落的活动范围逐渐缩小。 直至1800年，奥斯曼帝国依然沿袭传统的jiāo通运输模式，内陆运输普遍依靠商旅驼队，古老的帆船航行于尼罗河、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以及奥斯曼帝国的周边海域。进入19世纪，随着西方列强的贸易扩张和中东市场化进程的启动，奥斯曼帝国在jiāo通运输领域经历革命xìng的剧烈变革。现代jiāo通运输体系的初步建立，明显加速着人流和物流的运动，进而构成推动奥斯曼帝国经济生活市场化进程和瓦解传统社会之封闭状态的重要杠杆。 奥斯曼帝国境内最早出现的现代jiāo通工具是西方制造的蒸汽船。19世纪20年代初，蒸汽船首先出现于多瑙河流域。1828年，第一艘蒸汽船抵达伊斯坦布尔，奥斯曼帝国与西地中海之间的定期航线随之开通。30年代，蒸汽船进入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水域。19世纪后期，蒸汽船的平均排水量达到1 000吨，相当于传统帆船排水量的1020倍。1895年，奥斯曼帝国共有各种船只5万余艘，其中蒸汽船约3 000艘。1905年，奥斯曼帝国的各种船只总数增至6.9万艘，其中蒸汽船达到4 800余艘。19世纪60年代，在抵达伊斯坦布尔港的各类船只中，传统帆船是蒸汽船的4倍；1900年，在抵达伊斯坦布尔港的各类船只中，传统帆船仅占5%。随着蒸汽船的广泛使用，港口建设出现长足的进步，伊斯坦布尔、伊兹密尔、贝鲁特、伊斯肯德lún、亚丁、巴士拉成为奥斯曼帝国现代航运的重要枢纽。18301913年，进入贝鲁特港的船只吨位从4万吨增至170万吨，进入伊兹密尔港的船只吨位从1.5万吨增至220万吨，进入巴士拉港的船只吨位从1万吨增至40万吨；伊斯坦布尔作为东地中海沿岸最重要的港口，1913年进港船只吨位达到400万吨。 19世纪奥斯曼帝国在jiāo通运输领域最重要的变化是铁路的开通。如果说蒸汽船的出现标志着航运领域的革命，进而影响着奥斯曼帝国沿海地区的经济社会生活，那么铁路的开通标志着陆路运输的革命，进一步密切着广袤的内陆世界与沿海地区之间的经济社会联系。奥斯曼帝国境内的铁路始建于克里米亚战争之后。1866年，自伊兹密尔通往安纳托利亚内陆的铁路动工兴建。伊斯坦布尔至维也纳的铁路始建于1868年，1888年完工。阿卜杜勒-迈吉德一世当政期间，奥斯曼帝国境内的铁路通车里程达到450公里，分布于巴尔干半岛和安纳托利亚西南部。1874年，比利时人巴龙德希尔什主持建成著名的东方铁路，自伊斯坦布尔经埃迪尔内至索非亚，全长560公里；1888年，东方铁路经贝尔格莱德延伸至奥地利边境。自伊斯坦布尔通往东方的铁路，1873年到达伊兹米特，1892年到达安卡拉，1896年到达科尼亚，1914年与巴格达铁路相连，直至到达波斯湾港口城市巴士拉，是为闻名遐迩的中东铁路。1892年，法国商人和英国商人分别投资兴建耶路撒冷至雅法的铁路和大马士革至阿克的铁路，是为叙利亚最早的铁路。1908年，自大马士革至麦地那的希贾兹铁路建成通车，全长1 320公里。铁路是西方投资的重要领域，奥斯曼帝国境内的铁路主要由英国、法国和德国承建。19世纪末20世纪初，铁路投资占法国在奥斯曼帝国境内投资总额的62%，占德国在奥斯曼帝国投资总额的86%。1911年，奥斯曼帝国共有铁路4 000公里，从事铁路运输者1.3万人，运送旅客1 600万人，运送货物260万吨。其中，巴尔干半岛1 000公里的铁路运送800万旅客，安纳托利亚1 500公里的铁路运送旅客700万人。相比之下，在地广人稀的阿拉伯诸省，1 500公里的铁路仅运送旅客90万人。 1883年最初的东方快车 1888年东方快车的宣传广告 1891年东方快车的宣传广告 三、智力的觉醒 奥斯曼帝国前期，文化生活表现为明显的二元色彩，安纳托利亚的城市和定居地区的社会精英崇尚波斯文化，而广大乡村和边境地区的游牧群体盛行突厥文化。神秘主义的苏非教团遍布各地，成为民间文化的社会载体和精神家园。相比之下，奥斯曼帝国的西化进程始于18世纪，首先表现为法国文化对于奥斯曼社会的广泛影响。苏丹艾哈迈德三世（Acomd III，17031730年在位）当政期间，热衷于法国文化，追求法国的生活方式，奢华之风蔓延。大维齐尔易卜拉欣在伊斯坦布尔的黄金角海岸建造新的宫殿，名为萨巴达特宫，由水池、喷泉、雕塑、花园和亭阁组成，建筑风格模仿法国巴黎的枫丹白露宫。萨巴达特宫建成后，伊斯坦布尔的贵族竞相效仿。此时，法国花卉郁金香引进伊斯坦布尔，成为苏丹宫廷和贵族宅邸之中不可或缺的点缀之物，所谓的郁金香时代由此得名。 郁金香时代的代表xìng建筑艾哈迈德三世喷泉，后面是爱亚索菲亚清真寺 郁金香时代最重要的历史遗产，是易卜拉欣米特费里卢翻译的西方著作。易卜拉欣米特费里卢是匈牙利人，出生于特兰西瓦尼亚的新教家庭，后以奴隶的身份皈依伊斯兰教，进而在奥斯曼帝国步入仕途，追随大维齐尔达马特易卜拉欣帕夏。易卜拉欣米特费里卢兼有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双重文化背景，通晓西方语言，从政期间致力于向奥斯曼帝国介绍西方科学知识和统治艺术。易卜拉欣米特费里卢于1731年出版《民族秩序中的科学方法》，继而将笛卡尔和伽利略的科学著作翻译成土耳其文。进入19世纪，法国大革命期间形成的政治思想逐渐传入奥斯曼帝国，开始挑战伊斯兰世界的传统政治理论，奥斯曼帝国智力觉醒的序幕由此徐徐拉开。 伊斯兰世界的传统政治理论，强调统治者的权力和臣民的义务；统治者应当遵循公正的原则，所谓的仁政构成理想的政治模式；臣民理应履行相应的义务，至于臣民拥有的权利则无足轻重抑或无从谈起。阿拉伯语中曾有如下的格言：“如果哈里发为人公正，那是他的赏赐而你应该表示感谢。如果哈里发为人不公正，那是他的罪过而你应该保持耐心。”[2]伊斯兰世界的传统政治理念，由此可见一斑。 所谓的自由在传统社会是相对于奴隶的法律概念，在现代社会则是与公民权密切相关的政治概念。1789年bào发的法国大革命，赋予自由一词以崭新的政治内涵，主权在民成为自由的前提和保障，自由主义成为反对人身依附之封建思想的理论工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24 章 具，宪政和代议制政府成为民众向往的政治典范，而民族主义则成为巴尔干地区诸多基督教民族反抗苏丹统治和争取自由的意识形态，尤其是助长了希腊人和塞尔维亚人的民族解放运动。继巴尔干地区基督教诸民族之后，阿拉伯世界也以民族主义作为反抗奥斯曼帝国统治和争取自由的革命意识形态。 奥斯曼帝国最早的印刷业，源于15世纪末16世纪初巴叶济德二世当政期间来自西班牙的犹太移民在伊斯坦布尔和萨洛尼卡（Salonika）建立的印刷所。“印刷术似乎是在1492年西班牙驱逐犹太人之后，由西班牙的犹太难民带到中东地区”。[3]1551年访问伊斯坦布尔的法国人德尼克雷曾经在《土耳其游记》中写道：来自西班牙的犹太人，“不惜使基督教蒙受巨大损失而教给土耳其人许多有关军事的创造发明、战术和组织方法，包括制造大pào、步qiāng、火yào、子弹以及其他武器，等等。同样，他们还给这个地区带去了过去所从来没有见过的印刷术，并用精美的字体印制出不同语言的书籍，如希腊、拉丁、意大利、西班牙等文字，甚至还有希伯来文字”。[4] 1567年，来自维也纳的基督教传教士在伊斯坦布尔创办亚美尼亚教派印刷所。1627年，伊斯坦布尔出现了希腊人创办的印刷所。然而，在奥斯曼帝国，印刷术的传播与火器的传播经历了不同的道路；火器的引进旨在用于圣战的实践，印刷术的引进则与异教思想的出现密切相关。因此，当来自西班牙的犹太人请求巴叶济德二世准许在土耳其建立印刷所时，巴叶济德二世告诫犹太人只能印刷希伯来文字和欧洲文字而不得印刷土耳其文字和阿拉伯文字。1727年，伊斯坦布尔出现第一家穆斯林经营的土耳其文印刷所，印刷设备从西欧进口，雇佣犹太人和基督徒印刷工匠，主要印刷历史、地理和语言书籍。这家印刷所曾经于1742年一度倒闭，1784年重新开业。 1796年，伊斯坦布尔开始发行法文报纸。1824年，伊兹米特（Izmit）开始发行法文报纸。1831年，苏丹马哈茂德二世在伊斯坦布尔创办第一份土耳其文周报，发布政府法令和官方消息。19世纪后期，苏丹政府对于印刷业的限制逐渐放松。1883年，伊斯坦布尔有印刷所54家；1908年，伊斯坦布尔的印刷所增至99家。19世纪下半叶，伊斯坦布尔和其他主要城市的印刷所出版图书约3 000种，其中宗教类图书390种，诗歌类图书360种，语言类图书260种，历史类图书180种，小说类图书180种，政府公报140种，科学类图书80种，数学类图书80种，经济和财政类图书20种。18401860年，英国记者威廉丘吉尔创办了中东的第一份民间报纸，打破了官方的新闻垄断。 奥斯曼帝国最早的报纸，是发行于1840年的《新闻报》，近似于官方的政府公报。1862年，奥斯曼帝国出现了第一种民间发行的报纸，具有自由主义和爱国主义的色彩，包含对于政府的温和批评，至19世纪60年代末趋于激进。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报纸和出版业成为传播自由主义和立宪思想的载体和工具。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当政期间，报纸种类增加，发行范围扩大。然而，由于严格的审查制度，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和宪政主义以及批评政府的内容受到明显的限制，传统主义和伊斯兰主义的宣传以及科学和文化的内容占据报纸的主要版面。 此外，19世纪30年代以前，欧莱玛控制的宗教学校构成奥斯曼帝国的主要教育载体。兼设传统宗教课程和现代世俗课程的官办穆斯林学校始建于1839年，标志着奥斯曼帝国现代教育的初露端倪。1856年，奥斯曼帝国颁布法令，允许非穆斯林进入官办学校接受教育。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当政期间，致力于发展现代教育，创办新式学校多达1万所。始建于1859年的文官学院，经过不断的改进和完善，成为奥斯曼帝国知识界的中心所在和滋生新思想的温床。伊斯坦布尔大学也称达尔法农（Darülfünun），创办于1900年，是奥斯曼帝国和整个伊斯兰世界的第一所本土化的现代高等学府。另据1908年的官方统计，奥斯曼帝国共有师范学院31所，分布在首都和诸多省区。 19世纪末奥斯曼帝国战争部，后成为伊斯坦布尔大学校园 作者点评： 西方世界对于奥斯曼帝国的冲击，不仅表现为战争的威胁，而且表现为贸易的扩张。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无疑是农本社会和传统文明的物质根基。进入19世纪，西方世界的贸易扩张导致亚非欧大陆中央地带的经济结构发生深刻的变化。随着货币关系的扩大、地租形态的转换、农作物结构的调整、农产品出口的增长、农业生产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传统手工业的衰落、现代工业的兴起、蒸汽船和铁路的引入、西方现代政治思潮的传播，奥斯曼帝国传统文明的冰山开始出现溶化的迹象。 * * * [1]　路易斯：《现代土耳其的兴起》，第482页。 [2]　路易斯：《现代土耳其的兴起》，第141页。 [3]　路易斯：《中东：激dàng在辉煌的历史中》，第12页。 [4]　Shaw， S. J. ＆ Shaw， E. K.， 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Modern Turkey， vol.1， p.235. 第十章　从青年土耳其党革命到奥斯曼帝国的灭亡 一、巴尔干起义 塞里姆三世和马哈茂德二世推行的新政举措以及19世纪中叶的坦泽马特运动，始终围绕着完善中央集权的鲜明主题，旨在强化伊斯坦布尔的专制独裁和遏制地方势力的离心倾向，进而维持奥斯曼土耳其人对于诸多被征服民族的封建统治。在奥斯曼帝国之多元民族构成的特定历史条件下，民族主义运动的高涨成为苏丹统治下的民众反抗专制独裁和争取自由民主的首要形式。 19世纪的奥斯曼帝国，民族矛盾与宗教矛盾错综jiāo织。伊斯坦布尔的苏丹政府始终面临而无法解决的严重问题，是在西方列强的冲击和干预下帝国境内欧洲省区非穆斯林臣民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浪潮。19世纪初，奥斯曼帝国苏丹统治下的东南欧地区，包括希腊、保加利亚、塞尔维亚、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门德内哥罗（黑山）、摩尔达维亚和瓦兰几亚，面积约24万平方公里，人口约800万。 1804年，塞尔维亚人发动起义，首开东南欧地区民族解放运动的先河。1806年，卡拉乔尔杰彼得罗维奇（Karaore Petrovi， 17681817年，通称卡拉乔尔杰）领导的塞尔维亚起义军击败奥斯曼帝国军队，攻占贝尔格莱德，迫使奥斯曼帝国苏丹塞里姆三世缔结和约。1813年，奥斯曼帝国军队恢复在塞尔维亚的统治权力，实行高压政策。 卡拉乔尔杰彼得罗维奇 1815年4月，塞尔维亚人再度起义，推举米洛什奥布雷诺维奇（Milo Obrenovi，17801860年）为起义军首领，夺回塞尔维亚大部分地区。同年10月，在俄国政府的干预和斡旋下，苏丹被迫承认塞尔维亚人作为奥斯曼帝国的臣民享有自治的权力，允许塞尔维亚人拥有武装和自行征税。1817年，塞尔维亚召开国民议会，米洛什奥布雷诺维奇当选塞尔维亚大公。 米洛什奥布雷诺维奇 1821年，希腊人发动起义，摆脱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和争取民族独立是希腊人起义的宗旨。起义首先在希腊半岛bào发，继而扩展到克里特岛、爱琴海诸岛和马其顿。英国著名诗人拜lún曾经于1823年作为志愿者奔赴希腊，解囊相助，帮助组建希腊舰队，1824年病逝于希腊。伊斯坦布尔的苏丹不得不依靠埃及统治者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 Ali）帕夏出兵介入，平定希腊人的起义。穆罕默德阿里帕夏之子易卜拉欣于1825年率埃及军队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登陆，1826年攻陷雅典。1827年，英国、法国和俄国介入希腊战争，要求奥斯曼帝国在保留宗主权的前提下给予希腊自治地位。同年，英法俄联合舰队在纳瓦里诺海战中击败奥斯曼帝国和埃及联合舰队。1829年，苏丹被迫签署埃迪尔内条约，承认希腊独立，给予摩尔达维亚和瓦兰几亚（即罗马尼亚）公国以及塞尔维亚部分地区的自治权，并且将巴尔干东部地区割让给俄国。 19世纪6070年代，罗马尼亚、塞尔维亚、门德内哥罗、波斯尼亚、保加利亚和帖萨罗尼加诸地相继摆脱奥斯曼帝国的统治。1878年，奥斯曼帝国与英国、法国、俄国、奥匈帝国、意大利、德国的代表召开柏林会议，签署条约，宣布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和门德内哥罗永远脱离奥斯曼帝国，奥斯曼帝国在延续宗主权的前提下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驻军权和行政管辖权让与奥匈帝国，保加利亚在承认奥斯曼帝国苏丹之宗主权的前提下获得自治地位。柏林条约的签署，意味着奥斯曼帝国丧失大约1/3的疆域和超过1/5的人口，伊斯坦布尔的苏丹对于东南欧地区的统治濒临终结的边缘。 至19世纪90年代，马其顿（Macedonia）和亚美尼亚（Acomnia）成为奥斯曼帝国境内民族宗教矛盾的焦点。马其顿地区的人口构成极其复杂，包括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希腊和马其顿血统的东正教徒和阿尔巴尼亚、土耳其血统的穆斯林以及犹太人，民族矛盾与宗教矛盾错综jiāo织，政治倾向各异。亚美尼亚人主要分布在安纳托利亚东部和南高加索地区，大都属于东正教基督徒，也有少量亚美尼亚人信奉天主教。据大致的统计，生活在安纳托利亚的亚美尼亚人约有150万人，占安纳托利亚总人口的1/10。在安纳托利亚东部，信奉基督教的亚美尼亚人与信奉伊斯兰教的库尔德人之间的关系长期处于紧张的状态。1890年，亚美尼亚人创建政治组织，名为亚美尼亚革命联盟，致力于争取亚美尼亚的独立运动。 19世纪末黑塞哥维那莫斯塔尔土耳其人街铺景色 二、青年土耳其党革命 自19世纪中叶开始，反对苏丹专制独裁和争取自由民主的政治倾向在奥斯曼帝国的统治民族即土耳其人中逐渐萌生，青年奥斯曼党的政治实践和1876年宪法的颁布可谓奥斯曼帝国历史上宪政运动的最初尝试。1878年，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解散议会，镇压立宪派。此后30年间，奥斯曼帝国的极权政治达到顶峰，苏丹的独裁权力明显膨胀，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则被视为血腥的暴君。“他企图恢复最后的东方式的专制来巩固自己的权力。他的帝国中的每一个自由的思想活动都在萌芽时就被扼杀”。[1]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的高压政策，导致宪政倾向与独裁统治之间的矛盾日趋激化，政治革命的客观形势逐渐成熟。 1887年，帝国医学院的6名学生首创统一与进步协会。1889年即法国大革命100周年之际，阿尔巴尼亚裔的穆斯林伊卜拉欣特莫在伊斯坦布尔发起创立激进的反对派政治组织奥斯曼统一协会，秘密宣传宪政思想。此后，由于苏丹政府的迫害，奥斯曼统一协会的许多成员流亡国外，继而在热那亚和巴黎成立统一与进步委员会，西方人称之为青年土耳其党（Young Turks），继续反对苏丹政府，艾哈迈德礼萨（Acomd Rza，18591930年）是该组织的核心成员。青年土耳其党主张恢复1876年宪法，召开新的议会，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君主立宪制，捍卫奥斯曼帝国。 艾哈迈德礼萨 青年土耳其党内部包括诸多的政治群体，具有不同的政治背景和政治倾向，倡导不同的斗争方式，分别在lún敦、巴黎、热那亚、日内瓦、布加勒斯特和埃及以流亡者的身份从事政治活动，发行各自的报刊。穆罕默德穆拉德埃芬迪（Muhammad Mured Effendi）等人强调泛伊斯兰主义的意识形态，寻求与苏丹的政治妥协，主张温和的改良运动。1897年，穆罕默德穆拉德埃芬迪等人接受苏丹政府的劝说，从日内瓦返回伊斯坦布尔，脱离青年土耳其党。1902年，青年土耳其党人在巴黎召开奥斯曼自由主义者大会，参加者包括土耳其人、亚美尼亚人、阿尔巴尼亚人、阿拉伯人、库尔德人等，呼吁恢复1876年宪法，实现奥斯曼帝国臣民的平等地位和领土主权的完整。不久，青年土耳其党内部再次分裂。艾哈迈德礼萨坚持恢复议会选举，限制苏丹权力，通过议会君主制的形式保障公民权益，实现自由和民主的政治目标。从伊斯坦布尔逃亡巴黎的奥斯曼皇室成员萨巴赫丁创立奥斯曼自由主义者协会，主张争取欧洲列强的支持和介入，通过军事政变推翻苏丹政权，实现奥斯曼帝国境内的广泛民族自治。 青年土耳其党人进入伊斯坦布尔 1905年日俄战争之后，俄国召开立法会议，启动宪政进程。1906年，波斯bào发宪政运动，颁布宪法。国际形势的变化加快了奥斯曼帝国的政治反对派的行动步伐，青年土耳其党在奥斯曼帝国军队中的影响迅速扩大。包括后来成为土耳其共和国国父的穆斯塔法凯末尔在内的部分军官在大马士革成立自由与祖国协会，马其顿则是奥斯曼帝国境内反对派政治势力的主要活动区域。 1906年，自由与祖国协会并入青年土耳其党在萨洛尼卡创立的奥斯曼自由协会，进而以驻守马其顿的第三军和驻守埃迪尔内的第二军作为争取对象，并与巴黎的反对派组织建立联系。1908年年初，青年土耳其党各个分支在巴黎召开会议，就基本政治纲领达成共识。1908年7月，奥斯曼自由协会成员恩维尔等人在马其顿的萨洛尼卡发动兵变，迫使苏丹承诺恢复中断30年之久的议会选举，由此开始了奥斯曼帝国历史上的第二次宪政运动，史称青年土耳其党革命（Young Turk R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25 章 volution）。 1908年9月，青年土耳其党在伊斯坦布尔召开代表大会，通过政治纲领。青年土耳其党的政治纲领，沿袭第一次宪政运动的基本思想，强调议会君主制的政治目标和泛奥斯曼主义的意识形态，进而确立第二次宪政运动的基本框架。青年土耳其党人声称：“专制政府已经消失。从此以后，我们都是兄弟。再也没有保加利亚人、希腊人、罗马尼亚人、犹太人和穆斯林的区分；在同一片蓝天下，我们是平等的，我们为自己是奥斯曼人而自豪。”[2] 1908年10月，奥斯曼帝国举行议会选举，议员来自穆斯林和基督徒的不同教派以及犹太人，分别属于奥斯曼帝国境内的诸多民族。在议会275个席位中，土耳其人占142个席位，阿拉伯人占60个席位，阿尔巴尼亚人占25个席位，希腊人占23个席位，亚美尼亚人占12个席位，犹太人占5个席位，保加利亚人占4个席位，塞尔维亚人占3个席位，弗拉其人占1个席位。同年12月，奥斯曼帝国议会在伊斯坦布尔召开，流亡法国的青年土耳其党人艾哈迈德礼萨当选为议长。 1909年4月13日，保守派在伊斯坦布尔发动兵变，撤换内阁首相以及部分青年土耳其党军官，罢免艾哈迈德礼萨的议长职务，恢复伊斯兰教法。统一与进步委员会成员被逐出伊斯坦布尔，马其顿成为青年土耳其党人的主要据点。4月24日，驻守马其顿的第三军团司令穆罕默德谢夫凯特率军占领伊斯坦布尔，平息保守派发动的兵变，废黜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推举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的胞弟雷沙德出任苏丹，是为穆罕默德五世（Muhammad V，19091918年在位）。 穆罕默德五世 与1876年宪法相比，1909年宪法在沿袭第一次宪政运动的基本框架即实行君主立宪政体和捍卫奥斯曼帝国领土完整的同时，明确限制苏丹的权力，集中体现了青年土耳其党的政治纲领。根据1909年宪法，议会采取两院制，包括上议院和下议院；上议院议员中1/3由苏丹指定，终身任职，上议院另外2/3的议员和下议院议员通过选举产生，任期4年；取消苏丹将所谓危害国家安全者驱逐出境的权力。1909年宪法进一步保障公民权利，规定20岁以上的帝国公民皆享有选举权而不受财产资格的限制，公民享有结社的权利。1909年宪法扩大议会权力，规定内阁对议会负责而不再对苏丹负责，议会行使充分的立法权而无需苏丹的批准。 19091913年奥斯曼帝国政治生活的突出现象，是诸多政党的相继建立和新旧政治势力在议会展开的激烈角逐。1909年年底，统一与进步委员会的政敌创建自由党和改革党。1910年春和1911年年初，统一与进步委员会中的持不同政见者创建人民党和新党。1910年9月，左翼知识分子侯赛因希勒米创建奥斯曼社会主义党。1911年11月，包括自由党、改革党、人民党、新党在内的13个政党以及来自希腊、亚美尼亚、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的反对派议员组建自由与谅解联盟，进而在议会内部同统一与进步委员会分庭抗礼。自由与谅解联盟主张实行地方分权的国家体制，给予奥斯曼帝国境内的民族宗教少数派以一定程度的自治地位。相比之下，统一与进步委员会主张实行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强化奥斯曼帝国政治生活的土耳其色彩。 1912年春，奥斯曼帝国议会举行青年土耳其党革命后的第二次选举，统一与进步委员会采用暴力干预投票程序，进而控制议会席位，史称“棍棒下的选举”。1913年1月，陆军大臣恩维尔（Enver Pasha，18811922年）、内务大臣塔拉特和海军大臣杰马尔发动政变，建立军事独裁，取缔反对派政党，统一与进步委员会作为唯一的合法政党，占据议会275个席位中的269个席位。19131918年，苏丹的统治名存实亡，青年土耳其党军官成为奥斯曼帝国政治舞台的主导力量，军人寡头的权力垄断则是此时奥斯曼帝国政治生活的突出特征。 恩维尔 青年土耳其党执政期间，致力于稳定社会局势、改革行政体制、完善政府机构和强化国家职能，挽救濒临崩溃的奥斯曼帝国。在军事方面，青年土耳其党政府重组军队，聘请数百名德国军官担任军事顾问，直至任命德国军官冯谢lún多夫为参谋总长。此时，传统宗教势力遭到进一步的排斥。1913年，青年土耳其党政府依照德国的相关法律，颁布新的财产继承法。1916年，伊斯坦布尔的大穆夫提不再受邀出席内阁会议。1917年，宗教法庭划归司法部管辖，宗教学校划归教育部管辖，宗教地产划归瓦克夫事务部管辖。同年颁布的家庭法，鼓励女xìng走出家庭，走向社会，接受现代教育和积极参与公共事务。与此同时，青年土耳其党政府致力于发展民族经济，并且试图通过扩大对外贸易的方式改善与西方列强的关系。然而，修改不平等条约和提高关税的谈判无果而终，贷款的要求也遭到拒绝。奥斯曼帝国与西方列强之间的尖锐矛盾，导致青年土耳其党政府倾向于民族主义和国家干预的经济政策。1914年，青年土耳其党政府宣布废除旧的不平等条约，取消奥斯曼帝国苏丹给予西方列强的领事裁判权。1917年，青年土耳其党政府成立国家信贷银行，资金400万奥斯曼镑，发行股票，股权属于奥斯曼帝国臣民，用于支持民族工业。 三、奥斯曼帝国的灭亡 早在19世纪初，自穆罕默德阿里入主开罗以后，奥斯曼帝国在尼罗河流域的统治权力已然名存实亡。与此同时，西方列强不断蚕食埃及以西的马格里布地区。1830年，马格里布中部的阿尔及利亚被法国占领。1881年，马格里布东部的突尼斯也被法国占领。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bào发后，埃及正式脱离奥斯曼帝国。 青年土耳其党执政时期，奥斯曼帝国进一步解体。1908年，保加利亚宣布独立，奥匈帝国吞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克里特岛纳入希腊版图。1909年，阿尔巴尼亚bào发起义，宣布脱离奥斯曼帝国。1911年，意大利占领奥斯曼帝国在北非的属地利比亚。 19121913年，包括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希腊和门德内哥罗（黑山）在内的巴尔干同盟与奥斯曼帝国之间bào发战争，史称巴尔干战争（Balkan Wars）。1912年10月，门德内哥罗首先对奥斯曼帝国宣战，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和希腊随后也向奥斯曼帝国发出通牒，要求奥斯曼帝国军队撤出巴尔干地区，继而对奥斯曼帝国宣战。巴尔干同盟与奥斯曼帝国在马其顿、萨洛尼卡和色雷斯展开激战，希腊海军攻占爱琴海诸岛屿，奥斯曼帝国军队败绩。1913年6月，jiāo战双方签署lún敦和约，奥斯曼帝国在东南欧的属地丧失殆尽。同年7月，奥斯曼帝国发动反攻，重新夺回旧都埃迪尔内。巴尔干战争结束后，奥斯曼帝国人口锐减，从1897年的约4 000万人下降为1914年的1 850万人。 1913年3月占据埃迪尔内城外城堡的保加利亚军队 巴尔干战争结束后巴尔干边界 1914年，奥斯曼帝国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由于奥斯曼帝国的宿敌沙皇俄国与英法结盟，建立协约国阵营，支持巴尔干半岛的民族独立运动，青年土耳其党政府遂与德国、奥匈帝国组成同盟国，对抗协约国。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马尔马拉海峡地区、高加索南部和肥沃的新月地带是奥斯曼帝国与协约国之间的主要战场。1914年年底，在东部战场，奥斯曼帝国军队攻入高加索南部，奥斯曼帝国舰队驶入黑海水域，向沙俄军队发动攻势。在南部战场，奥斯曼帝国的军队从巴勒斯坦出发，越过西奈半岛，试图控制苏伊士运河，被驻守埃及的英军击退。1915年年初，奥斯曼帝国军队在高加索南部遭受俄军重创。与此同时，英法舰队进攻马尔马拉海，企图控制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进而切断奥斯曼帝国与德奥之间的联系，未果。1916年，奥斯曼帝国军队在高加索南部再度败绩，沙俄军队占领安纳托利亚东部重镇埃尔祖鲁姆、特拉布宗和埃尔津詹。同年，奥斯曼帝国军队在伊拉克击败英军，俘获万余人。1917年，英军击败奥斯曼帝国军队，攻陷巴格达和耶路撒冷，占领伊拉克和巴勒斯坦。 埃尔祖鲁姆城堡 1916年5月，协约国方面的英国与法国签订瓜分奥斯曼帝国领土的秘密协议，得到俄国的赞同，史称《赛克斯皮克特协议》（Sykes-Picot Agrecomnt，又译《赛克斯皮科协定》）。根据《赛克斯皮克特协议》，安纳托利亚高原东部的埃尔祖鲁姆、特拉比宗、比特利斯和凡湖地区划归俄国，安纳托利亚高原南部的阿达纳、西里西亚和叙利亚沿海地区划归法国，地中海东岸的海法、阿克和新月地带的伊拉克中南部划归英国，安纳托利亚高原西南部的伊兹密尔、安塔利亚和科尼亚划归意大利，巴勒斯坦地区划归国际监管。1917年十月革命后，苏俄政府将《赛克斯皮克特协议》公之于世，引发阿拉伯世界对协约国的强烈不满。与此同时，俄国和英国政府分别煽动奥斯曼帝国境内的亚美尼亚人和阿拉伯人发动叛乱。 1918年10月，奥斯曼帝国战败投降，青年土耳其党政府垮台，青年土耳其党领袖恩维尔、塔拉特和杰马尔出逃，苏丹穆罕默德六世（Mecomd VI，19181922年在位）与协约国签署《穆德洛斯停战协定》。根据《穆德洛斯停战协定》（Armistice of Mudros），奥斯曼帝国解散军队，放弃在也门和麦地那的宗主权，割让除伊斯坦布尔以外的所有欧洲领土，达达尼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实行非军事化，伊兹密尔由希腊管理，协约国控制奥斯曼帝国财政税收以及铁路、航运和通信线路。《穆德洛斯停战协定》规定，协约国有权在认为必要的情况下占领奥斯曼帝国的任何地区，协约国有权对亚美尼亚人地区进行武力干涉。《穆德洛斯停战协定》签署以后，英、法、意军占领伊斯坦布尔，进驻安纳托利亚高原及色雷斯，迫使苏丹俯首称臣，奥斯曼帝国奄奄一息，往日的辉煌已经成为远去的历史。 穆罕默德六世 作者点评： 鼎盛时期的奥斯曼帝国雄踞亚非欧大陆的中央地带，兵锋远达欧洲腹地。进入19世纪，奥斯曼帝国雄风不再，国势江河日下，疆域萎缩，已然沦为西欧列强眼中的欧洲病夫。在巴尔干半岛诸地，基督徒反抗伊斯坦布尔苏丹的武装起义如同多米诺骨牌一般自南向北蔓延。青年土耳其党人试图拯救濒临崩溃的奥斯曼帝国，虽励精图治，却已无力回天。第一次世界大战的bào发，敲响了奥斯曼帝国覆灭的丧钟，伊斯坦布尔的苏丹俨然成为西方列强手中的玩偶。 * * * [1]　布罗克尔曼：《伊斯兰各民族与国家史》，第431页。 [2]　Miller， W.， The Ottoman Empire 18011913， Cambridge 1913， p.476. 第十一章　土耳其共和国的诞生 一、从伊斯坦布尔到安卡拉 青年土耳其党革命包含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双重倾向，恢复宪政制度和抵御西方列强构成青年土耳其党革命的基本目标。“统一与进步委员会领导的青年土耳其党革命，通常被视作土耳其的雅各宾派革命”。[1]青年土耳其党的政治实践不仅体现了奥斯曼帝国行将就木之际新旧秩序的激烈对抗，而且与土耳其共和国的建立两者之间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青年土耳其党建立的军事独裁不可与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的君主专制同日而语，所谓“统一与进步协会以反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的专制统治开始，又以建立自己的独裁统治而告结束”也非历史的讽刺。[2]青年土耳其党执政期间，奥斯曼帝国的传统政治秩序遭受重创，苏丹制度和哈里发制度名存实亡。正是在青年土耳其党执政期间剧烈动dàng的政治环境之中，奥斯曼帝国让位于土耳其共和国。青年土耳其党的政治实践，构成从奥斯曼帝国向土耳其共和国过渡的中间环节。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奥斯曼帝国的大部分疆域处于协约国军队的占领之下，伊斯坦布尔的苏丹俨然成为协约国占领军的傀儡。与此同时，在色雷斯和安纳托利亚各地，出现了形形色色的穆斯林自发武装组织，以“保卫权益”作为其共同口号，统称安纳托利亚和鲁梅利亚保卫权益协会。阻止夙敌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利用协约国军队占领之机统治安纳托利亚，是安纳托利亚和鲁梅利亚保卫权益协会的政治目标。 19181923年是土耳其历史上的英雄时代，也是土耳其人争取民族独立的抗争时代。土耳其人的家园面临被肢解的危急局面，土耳其人与西方列强之间的民族矛盾异常尖锐。深刻的民族矛盾导致土耳其民族主义运动的高涨，安纳托利亚高原成为土耳其国家重建和民族复兴的政治舞台。 土耳其共和国的缔造者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蒂尔克（Mustafa Kemal Atatürk，又译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18811938年）出生于马其顿省首府萨洛尼卡的一个下级官僚家庭，1905年毕业于伊斯坦布尔军官学校，授上尉军衔，青年土耳其党革命时期开始涉足政治领域，1911年参加奥斯曼帝国抵御意大利军队入侵利比亚的战争，1912年出任奥斯曼帝国驻保加利亚使馆武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出任师长和军团司令，晋升将军并获得帕夏的称号，先后在色雷斯、高加索南部和叙利亚战场服役，表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凯末尔于1919年3月受苏丹政府指派前往安纳托利亚黑海沿岸整肃军队，随后投身于土耳其人的民族独立战争，成为土耳其人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26 章 的民族英雄。 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蒂尔克 1919年5月，凯末尔在黑海南岸城市萨姆松召开东部各省保卫主权大会，拒绝接受丧权辱国的穆德洛斯停战协定，谴责苏丹穆罕默德六世出卖国家利益和沦为协约国的傀儡，进而与西方列强支持的伊斯坦布尔苏丹政府分庭抗礼。同年7月，凯末尔在安纳托利亚高原东部城市埃尔祖鲁姆发出倡议，呼吁捍卫国家的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9月，凯末尔在安纳托利亚中部城市锡瓦斯召开安纳托利亚与鲁梅利亚主权保卫大会，宣布在安卡拉筹建新的民族政府，作为土耳其的唯一合法政府，取代伊斯坦布尔的奥斯曼帝国苏丹政府。 1919年12月，奥斯曼帝国举行新一届的议会选举。1920年1月，奥斯曼帝国议会通过国民公约，明确支持凯末尔在埃尔祖鲁姆发出的倡议。同年4月，协约国军队占领伊斯坦布尔，苏丹宣布解散帝国议会，帝国议会的议员纷纷从伊斯坦布尔逃往安卡拉，加入凯末尔主持召开的大国民议会。此后，安纳托利亚内陆城市安卡拉取代奥斯曼帝国的首都伊斯坦布尔，成为领导土耳其民族独立战争的大本营和政治中心。 二、从《色佛尔条约》到《洛桑条约》 1920年4月，协约国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一方，邀请奥斯曼帝国苏丹政府的代表出席巴黎和会。同年8月，协约国与奥斯曼帝国苏丹政府的代表在巴黎附近的色佛尔签署条约，是为《色佛尔条约》（Treaty of Sèvres）。《色佛尔条约》规定，奥斯曼帝国在欧洲的大部领土主要由意大利和希腊瓜分，博斯普鲁斯海峡、达达尼尔海峡和马尔马拉海地区由协约国共管，奥斯曼帝国放弃对于西亚和北非阿拉伯地区、亚美尼亚、塞浦路斯以及爱琴海诸岛屿的主权，废除征兵制，兵员总数不得超过45 000人且不得拥有海空军，财政和关税接受协约国财政委员会的监督，财政岁入须优先支付战争赔款。《色佛尔条约》的签署标志着土耳其人濒临亡国的边缘，凯末尔领导的安卡拉政府拒绝承认《色佛尔条约》，进而拒绝承认伊斯坦布尔苏丹政府的合法地位。《色佛尔条约》签署之日即1920年8月10日，后来被土耳其共和国定为国耻日。 1919年5月，希腊军队乘坐英法军舰在安纳托利亚西部爱琴海沿岸的港口城市伊兹密尔登陆。1920年6月，希腊军队从伊兹密尔出发，向安纳托利亚高原腹地挺进，试图占领安纳托利亚高原西部，建立环爱琴海的希腊东正教帝国。与此同时，希腊军队在色雷斯发起攻势，占领埃迪尔内。1921年7月，希腊军队占领屈塔希亚，攻入安卡拉以西50公里的萨卡利亚河流域。同年9月，凯末尔领导的土耳其军队挫败希腊军队的攻势，初步扭转了战场的局势，jiāo战双方形成僵持状态。随后，凯末尔被土耳其大国民议会授予加齐的称号，晋升元帅。1922年8月，土耳其军队在凯末尔的指挥下发动反攻，取得了决定xìng的胜利，从希腊军队手中夺回屈塔希亚、布尔萨和伊兹密尔，收复安纳托利亚西部和色雷斯东部，迫使协约国接受停战协议，同意废除《色佛尔条约》，继而于11月在瑞士的洛桑与安卡拉政府重新举行和谈。 土耳其军队进入伊兹密尔 1922年凯末尔在西部战线视察恰伊 1923年7月，土耳其大国民议会与西方列强及希腊签署《洛桑条约》（Treaty of Lausanne），取代《色佛尔条约》，明确划定土耳其与希腊、法国委任统治地叙利亚、英国委任统治地伊拉克之间的边界线，取消西方列强在土耳其的财政监督、战争赔款和治外法权。《洛桑条约》签署后，协约国军队撤出伊斯坦布尔和博斯普鲁斯达达尼尔海峡地区。如果说《色佛尔条约》是协约国强加给奥斯曼帝国的不平等条约的话，那么《洛桑条约》则体现了谈判双方之间的平等地位。《洛桑条约》的签署，标志着土耳其作为主权国家的诞生。 三、从大国民议会到1924年宪法 1920年4月，凯末尔在安卡拉主持召开大国民议会。安卡拉的大国民议会创建于奥斯曼帝国的政治框架之外，由此形成安卡拉大国民议会与伊斯坦布尔奥斯曼帝国议会分庭抗礼的政治格局。一方面，安卡拉的大国民议会不同于伊斯坦布尔的奥斯曼帝国议会，兼有立法和行政的广泛权力；另一方面，大国民议会具有广泛的代表xìng，包括来自伊斯坦布尔的106名奥斯曼帝国议会议员和安纳托利亚内陆腹地选举产生的232名议员。凯末尔当选为大国民议会主席；根据凯末尔的提议，大国民议会选举11名议员组成内阁政府。 1921年1月，大国民议会宣布，土耳其国取代奥斯曼帝国，成为新的国名。9月，大国民议会通过基本法23款，作为土耳其国的临时宪法。1921年临时宪法并未明确规定国家元首的正式称谓，以求避免共和派与君主派之间的政治分歧。1922年11月，大国民议会宣布，苏丹穆罕默德六世勾结西方列强，出卖国家利益，犯有叛国罪。穆罕默德六世畏罪潜逃，流亡马耳他，阿卜杜勒-迈吉德二世（Abdücomcid II，19221924年在位）继任苏丹。1923年10月，大国民议会颁布法律，废除苏丹制，允许奥斯曼王室以哈里发的名义保留有限的宗教权力。随后，大国民议会举行选举，凯末尔获得议会287名议员中158名议员的支持，当选土耳其国总统，伊斯梅特伊诺努（Mustafa comt nnü）出任内阁总理，定都安卡拉。 穆罕默德六世出逃 阿卜杜勒-迈吉德二世 1924年3月，大国民议会宣布废除哈里发制度，驱逐末代哈里发阿卜杜勒-迈吉德二世和苏丹家族成员出境。同年4月，大国民议会颁布新宪法即1924年宪法，废除奥斯曼帝国于宪政时代颁布的1876年宪法和青年土耳其党革命期间颁布的1909年宪法，正式宣布土耳其国实行共和制的政体形式，大国民议会作为土耳其共和国的最高权力机构，兼有立法和行政的双重职能，土耳其共和国的官方语言为土耳其语，土耳其共和国的首都为安卡拉，伊斯兰教为土耳其共和国的国教。 1924年宪法规定，议会实行一院制，议员通过选举产生，任期4年，可连选连任；总统由议会选举产生，任期4年，总统任命内阁总理，统率三军，议会通过的法律须经总统批准方可生效，总统有权在10天内要求议会重新审定已经通过的法律；内阁对议会负责，政府无权解散议会；每2万人选举议员一名，年满18岁的男xìng公民具有选举权，年满30岁的男xìng公民具有被选举权；议员不得兼任政府职务和军队职务；司法独立；所有公民享有同等的法律地位，宗教信仰自由，私有财产受法律保护。1928年，大国民议会修改宪法，删除伊斯兰教作为土耳其共和国国教的内容。1930年，土耳其fù女获得地方议会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1934年，土耳其fù女获得大国民议会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在1935年举行的大国民议会选举中，18名女xìng当选为大国民议会的议员。 四、凯末尔时代的威权体制 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初期的政治形势，在一定程度上仿佛是1908年青年土耳其党革命后历史进程的重演，经过短暂的动dàng混乱和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逐渐形成权力的高度集中和威权的国家体制。与奥斯曼帝国颁布的1876年宪法和青年土耳其党革命期间颁布的1909年宪法相比，1924年颁布的土耳其共和国宪法强调立法权与行政权的合一，总统取代议会成为国家权力的核心。极权政治在共和政体的形式下进一步强化，一党制的政党制度成为凯末尔时代极权政治的逻辑延伸。 早在1922年12月，当希腊军队被赶出安纳托利亚西部和色雷斯东部、洛桑和谈开始举行之后，凯末尔向土耳其民众宣布，经过3年半的英勇奋斗，消灭了企图奴役土耳其民族的外国势力，实现了国家的独立，和平已经指日可待，然而，仅仅在军事上打败我们的敌人还远远不够，我们需要在政治和经济上同样强大起来，才能彻底粉碎敌人的yīn谋，为了实现这样的伟大目标，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党，这个党的名称叫作人民党。1923年11月，凯末尔在安纳托利亚和鲁梅利亚保卫权益协会的基础上正式创建人民党。凯末尔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人民党的宗旨是保证整个国家的繁荣和整个民族的幸福，而不仅仅是代表某个特定的阶级或者阶层。在凯末尔看来，整个土耳其民族是处于西方压迫之下的被压迫者。1924年，人民党改称共和人民党（Republican People's Party），凯末尔出任共和人民党主席。 共和人民党初创之时，包括城市与乡村、传统与现代以及宗教与世俗的诸多社会成分抑或社会阶层，具有民族主义的浓厚色彩，是典型的民族主义政党和实践民族主义的政治工具，可谓土耳其民族主义的象征。尖锐的民族矛盾和高涨的民族解放运动，决定了共和人民党的民族主义的鲜明政治倾向。共和人民党的基本纲领包括：全部政权集中于国家，议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构，保卫国家安全，改革司法制度和诉讼程序，发展国民经济，健全政府体制，鼓励私人投资经济建设。1924年颁布的土耳其共和国宪法集中体现了共和人民党的政治纲领，凯末尔主义成为共和人民党的意识形态，建立共和政体的世俗民族国家则是凯末尔主义的核心内容。 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初期，库尔德人与土耳其人之间存在尖锐的矛盾，两者之间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库尔德人信奉伊斯兰教，经济活动以游牧为主，长期保留传统的部落组织。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库尔德人构成支持奥斯曼帝国苏丹的重要军事力量。共同面对亚美尼亚人和沙皇俄国的威胁，曾经是土耳其人与库尔德人结盟的政治基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亚美尼亚人的迁徙和沙皇俄国的崩溃，意味着土耳其人与库尔德人面临的共同威胁不复存在，库尔德人与土耳其人之间的矛盾随之加剧，由此形成库尔德人日渐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1918年，库尔德人复兴协会（Kurds Revival Association）在伊斯坦布尔成立，其在安纳托利亚东部的分支组织分别属于逊尼派和阿拉维派（Alawites）。独立战争期间，库尔德人支持凯末尔领导的民族抵抗运动。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后，库尔德人占全国人口的20%。然而，凯末尔和土耳其政府并未兑现独立战争期间的承诺，尊重库尔德人的民族属xìng和赋予库尔德人以民族自治的地位，却将库尔德人称作“山地土耳其人”和“讲库尔德语的土耳其人”。1924年宪法规定，凡土耳其公民，不分种族和宗教，皆为土耳其人，使用土耳其语。随后，土耳其政府依据1924年宪法，关闭库尔德人学校，禁止使用库尔德语，甚至强行迁移库尔德人离开祖居的家园，强制同化库尔德人。凯末尔推行的以土耳其人为基础的土耳其化统治政策，无疑损害了库尔德人的民族利益。自1924年起，库尔德人与土耳其政府的关系日趋恶化。1925年2月，库尔德人在安纳托利亚东部的迪亚巴克尔地区发动叛乱，反对安卡拉政府的土耳其化政策，要求恢复哈里发制度和伊斯兰教法，试图脱离土耳其共和国，建立独立的库尔德人国家，遭到伊斯梅特内阁的残酷镇压。大国民议会授予伊斯梅特内阁为期两年的独裁权力，授权伊斯梅特内阁在安卡拉设立特别法庭，负责审理叛乱分子，超过2万的库尔德人被安卡拉政府强制迁离家园，移入安纳托利亚西部。 1924年宪法并未明确实行党禁，也未否认多党制的合法xìng。1924年，共和人民党内部出现严重的政治分歧，凯末尔以及伊斯梅特代表的左翼激进势力与侯赛因劳夫（Hüseyin Rauf Orbay，18811964年）领导的右翼温和派形成明显的对立状态。1924年11月，侯赛因劳夫领导的32名右翼温和派议员宣布脱离共和人民党，组建进步共和党（Progressive Republican Party），获得政府批准。进步共和党倡导西方国家的自由民主模式，主张司法独立、权力制衡和保障公民自由的原则，反对凯末尔实行的极权政治以及国家主义和政府干预的经济政策，强调鼓励私人投资和吸引国外投资，具有自由主义的浓厚色彩。1925年3月，大国民议会颁布维护秩序法，给予政府以平息国内叛乱和打击政治反对派的广泛权力。19251927年两年间，超过500人被根据维护秩序法建立的特别法庭判处死刑。1925年6月，进步共和党由于涉嫌参与库尔德人的叛乱，遭到政府取缔，土耳其共和国的政治生活进入一党制时代。此后20年间，土耳其共和国的合法政治反对派不复存在，共产主义和库尔德民族主义构成土耳其共和国境内主要的非法政治势力。 进步共和党创建者，右二为侯赛因劳夫 1927年，凯末尔获得大国民议会319名议员中288名议员的支持，第二次当选总统。1930年8月，凯末尔委托共和人民党的温和派成员费特希奥克亚尔（Ali Fethi Okyar，18801943年）组建新的政党，取名自由共和党（Liberal Republican Party），作为民主政治的点缀和制约总理伊斯梅特的政治工具。费特希奥克亚尔1903年毕业于伊斯坦布尔军事学院，1907年加入统一与进步协会，1913年当选奥斯曼帝国议员，1918年创立奥斯曼人民党，1921年出任安卡拉政府的内务部长，1923年8月和1924年11月两度出任内阁总理，1925年起出任土耳其驻法国大使。自由共和党的纲领包括：奉行共和主义、世俗主义和自由主义，反对政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27 章 府的经济垄断，主张降低税收和稳定货币政策，增加农业信贷，鼓励民间投资和吸引国外投资，实行直接选举，保障公民言论自由，保障fù女权益。费特希奥克亚尔尽管长期追随凯末尔，却与伊斯梅特积怨甚深。自由共和党作为议会内部的反对党，继承1924年侯赛因劳夫创建的进步共和党的衣钵，激烈抨击伊斯梅特政府的经济政策，进而成为反对共和人民党一党独裁的政治平台。在自由共和党宣布成立后的12天内，1.3万人申请加入该党。1930年9月，费特希奥克亚尔访问伊兹密尔，受到当地民众的热烈欢迎。自由共和党于1930年8月创建初期，仅占据大国民议会的15个席位。在同年10月举行的议会选举中，尽管受到官方的干预和阻挠，自由共和党仍然获得大国民议会502个席位的30个席位，其潜在的社会动员能量和政治空间由此可见一斑。1930年11月，自由共和党迫于共和人民党的压力而在成立99天之后宣告解散，是为凯末尔时代一党制极权政治的chā曲。此后10余年，反对派政党在土耳其的政治舞台上销声匿迹，共和人民党成为唯一的合法政党。独立人士曾经在1931年的议会选举中获得30个席位，在1935年的议会选举中获得16个席位，可谓共和人民党一党独裁政治的点缀。 费特希奥克亚尔 1931年，凯末尔获得大国民议会317名议员中289名议员的支持，第三次当选总统。同年，共和人民党召开第三次大会，通过党纲和党章，确定共和人民党与土耳其国家机构的重合关系，共和人民党主席兼任共和国总统，副主席兼任内阁总理。1935年，共和人民党召开第四次大会，决定实行共和人民党与政府机构的一体化，共和人民党总书记兼任政府的内政部长，共和人民党地方组织的负责人兼任省长。政党政治与政府政治浑然一体，凯末尔等同于共和人民党而共和人民党等同于土耳其共和国，成为凯末尔时代土耳其政治制度的明显特征。所谓的“一个政党，一个民族，一个领袖”，构成凯末尔主义的基本政治原则。 20世纪30年代中期，共和人民党成员为124万人，约占土耳其总人口的7.7%，共和人民党的地方组织分布于全国62个省中的50个省。1931年，凯末尔建立所谓的“人民园地”和“人民之家”，作为从属于共和人民党的民间组织。“人民园地”包括479个分支机构，“人民之家”包括4 322个分支机构。“人民园地”和“人民之家”的宗旨是，宣传共和人民党的基本纲领和凯末尔主义的意识形态，在文化、教育、卫生和社会福利诸多层面控制民众，进而构建连接城市与乡村的纽带。 1935年，凯末尔获得大国民议会399名议员中389名议员的支持，第四次当选总统。同年，共和人民党召开第四次大会，明确规定将凯末尔主义作为共和人民党的纲领和“基本的和不可改变的原则”。1937年，凯末尔主义被写入宪法，成为土耳其共和国的官方意识形态，凯末尔主义遂被称作“土耳其人的宗教”。1938年11月凯末尔去世后，共和人民党宣布凯末尔为该党“永远的领袖”，伊斯梅特则以共和人民党“终身主席”的身份出任土耳其共和国总统。 作者点评： 安纳托利亚无疑是具有久远文明传统和深厚历史积淀的古老土地，然而土耳其共和国却是诞生在奥斯曼帝国废墟之上的崭新国家。历经第一世界大战结束后风雨飘摇的动dàng时代，踏过崎岖颠簸的艰难旅程，历史的车轮从伊斯坦布尔向安卡拉一路驶来，奥斯曼帝国的身影渐行渐远，安纳托利亚大地重新迎来了现代化的活力和生机。 * * * [1]　Balkan， N.， The Politics of Permanent Crisis： Class， Ideology and State in Turkey， New York 2002， p.5. [2]　彭树智主编：《中东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1页。 第十二章　凯末尔主义的理论与实践 一、从奥斯曼帝国的意识形态到凯末尔时代的民族主义 坦泽马特时代，奥斯曼帝国的官方意识形态是奥斯曼主义（Ottomanism）。奥斯曼主义强调苏丹的统治地位与奥斯曼帝国境内不同民族和宗教群体的政治一致xìng，即奥斯曼帝国的所有臣民不论宗教和语言的差异而皆须忠实于伊斯坦布尔的苏丹和共同捍卫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奥斯曼主义形成于19世纪中叶奥斯曼帝国的社会环境，伊斯坦布尔的苏丹对于奥斯曼帝国境内诸多民族的绝对统治构成奥斯曼主义的政治基础。 19世纪后期，随着巴尔干地区及北非领土的不断丧失，奥斯曼帝国的亚洲色彩和伊斯兰教色彩逐渐加强。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采用哈里发的称谓，由保守的欧莱玛和苏非派教团舍赫所倡导的伊斯兰政治理论在奥斯曼帝国的影响日渐扩大，奥斯曼主义逐渐让位于泛伊斯兰主义。泛伊斯兰主义（Pan-Islamism）强调包括突厥人、阿拉伯人、波斯人、库尔德人、阿富汗人和印度穆斯林在内的伊斯兰教诸民族的共同利益，试图重建温麦和强调伊斯兰教的广泛实践，抵御西方基督教国家的威胁。泛伊斯兰主义的思想根源于19世纪后期西方列强对于伊斯兰世界的侵略和瓜分，体现了穆斯林反抗西方侵略的思想情感，争取民族独立的政治斗争表现为反抗基督徒和异教统治的历史形式。著名的伊斯兰现代主义者贾迈勒丁阿富汗尼（Jamal ad-Din al-Afghani，18381897年）可谓泛伊斯兰主义的杰出思想家，奥斯曼帝国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则是泛伊斯兰主义运动的积极推动者。诸多伊斯兰教国家相继沦为西方列强殖民地的社会现实，促使分布在不同地区的穆斯林将争取独立和振兴伊斯兰世界的希望寄托于伊斯坦布尔的苏丹，是为泛伊斯兰主义兴起的政治基础。 贾迈勒丁阿富汗尼 20世纪初，随着奥斯曼帝国的崩溃，泛伊斯兰主义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继奥斯曼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之后的大土耳其主义（Pan-Turkism）兴起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其核心思想是主张突厥人的广泛政治联合以及土耳其人的特权地位。青年土耳其党执政期间，曾经将大土耳其主义奉为官方意识形态，强制推行土耳其化的政策，否认奥斯曼帝国境内非土耳其人各民族的自治权，实行高压的民族政策。 奥斯曼主义、泛伊斯兰主义和大土耳其主义形成于奥斯曼帝国的政治框架之内，伊斯坦布尔的苏丹对于奥斯曼帝国境内诸多民族的统治构成奥斯曼主义、泛伊斯兰主义和大土耳其主义赖以存在的前提条件。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包括希腊人、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和亚美尼亚人在内的非穆斯林以及信仰伊斯兰教的阿尔巴尼亚人和阿拉伯人相继走上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道路，奥斯曼帝国的崩溃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奥斯曼主义、泛伊斯兰主义和大土耳其主义随之相继销声匿迹。 继奥斯曼主义、泛伊斯兰主义和大土耳其主义衰落之后，具有现代民族国家色彩的土耳其民族主义逐渐萌生，cāo土耳其语和信仰伊斯兰教成为所谓土耳其民族的特定标志，安纳托利亚则被视作土耳其民族的祖国和家园。奥斯曼帝国寿终正寝之际尖锐激烈的民族矛盾，塑造了土耳其民族主义的政治思想。新兴的土耳其共和国诞生于奥斯曼帝国的废墟之上；传统疆域的丧失和人口构成的改变，提供了奥斯曼主义演变为土耳其民族主义的客观物质基础。1927年，土耳其血统的穆斯林构成土耳其共和国总人口的97.3%，是为土耳其民族主义的历史根源和土耳其共和国的民族基础。凯末尔主义的政治实践，可谓土耳其民族主义思想的逻辑延伸。 在凯末尔时代的土耳其共和国，土耳其民族被视为具有共同的语言、政治疆域、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的社会共同体，明显区别于奥斯曼帝国时代的米勒特即宗教共同体。凯末尔宣传的民族主义，强调世俗的民族忠诚取代传统意义上与温麦及哈里发制度相联系的宗教忠诚，进而包含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理论。凯末尔的民族主义思想，其实质在于放弃传统的奥斯曼主义、泛伊斯兰主义和大土耳其主义，强调土耳其民族主义，强调土耳其共和国的单一民族xìng，强调土耳其民族与土耳其共和国的一致xìng，旨在强化新兴的土耳其共和国的社会凝聚力与政治向心力。“民族主义的构想和实行，首先着眼于与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巩固紧密相关的政治目的”。[1]凯末尔于1921年声明，自己是“在为土耳其人民进行奋斗，不是为超出民族边疆以外的不论根据宗教或种族来规定的任何更加模糊、更加广泛的实体进行战斗”。凯末尔宣称，“土耳其大国民议会政府做出一项坚定的、积极的、具体的政策，而这样做的目的正是为了保全生命和独立……在规定的民族疆界之内”。[2] 土耳其语言学会成立于1926年，强调土耳其语是人类最悠久的语言和诸多其他语言的历史源头，着力推广土耳其语，消除阿拉伯语、波斯语的传统影响。阿拉伯语是伊斯兰教的宗教语言，阿拉伯字母以及阿拉伯化的波斯字母在奥斯曼帝国时代曾经是土耳其文的书写形式。1928年11月，土耳其政府宣布采用拉丁字母，取代阿拉伯字母和波斯字母，作为土耳其文的书写形式。1929年，土耳其政府禁止所有出版物使用阿拉伯字母和波斯字母，新的拉丁字母成为强制推行的法定字母。土耳其字母的拉丁化，标志着新兴的土耳其共和国与奥斯曼帝国文化传统的决裂，构成至关重要的西化举措。土耳其字母拉丁化的强制实施，则是凯末尔时代极权政治的体现和标志。 土耳其历史学会成立于1931年，强调土耳其人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和文化根基，宣称祖居中亚的突厥人曾经在亚欧大陆核心地带的安纳托利亚、爱琴海和美索不达米亚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宣称匈奴首领阿提拉和蒙古首领成吉思汗皆为传播突厥文化的使者，宣称苏美尔人及赫梯人与突厥人之间具有内在的文化传承关系，旨在弘扬土耳其民族的辉煌历史，淡化土耳其共和国与奥斯曼帝国之间的历史渊源，增强土耳其人的民族自豪感和社会凝聚力。土耳其人与阿拉伯人习俗相似，原本大都有名无姓，常以父名或出生地作为姓氏的替代。1934年，土耳其政府推行新的姓氏制度，议会将阿塔蒂尔克（意为土耳其之父）作为凯末尔家族的专用姓氏，凯末尔的正式称谓遂由穆斯塔法凯末尔改作凯末尔阿塔蒂尔克（Kemal Atatürk）。与此同时，奥斯曼帝国时代的贵族头衔帕夏、贝伊和埃芬迪被土耳其政府明令废止。 二、共和主义与民众主义 共和主义作为凯末尔主义的政治基础，缘起于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奥斯曼帝国的政治环境。坦泽马特时代，共和主义的政治理念在奥斯曼帝国初露端倪。19世纪后期，青年奥斯曼党的代表人物纳米克凯末尔（Namik Kemal）声称，共和制起源于早期伊斯兰时代的政治实践，共和制的建立是实现民众主权的前提条件，美国和法国的政治制度则是共和制的典范。然而，青年奥斯曼党无意否定苏丹制，其所倡导的所谓共和制实为民众主权基础上的宪政君主制。1876年宪法的颁布和议会的召开，开辟了奥斯曼帝国宪政运动的先河。1908年青年土耳其党的革命，标志着奥斯曼帝国宪政制度的广泛实践。 凯末尔的共和主义思想，在继承坦泽马特时代特别是青年土耳其党革命期间政治理念的基础上，强调否定奥斯曼帝国传统的苏丹制度和米勒特制度，实行共和政体。1921年颁布的《基本组织法》规定，土耳其的国家主权属于土耳其人民。凯末尔宣称：“土耳其大国民议会（Grand National Assembly of Turkey）拥有立法权和行政权，是决定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权力机构”，“大国民议会是土耳其的最高权力机构……大国民议会政府是土耳其共和国的唯一代表”，“大国民议会不属于哈里发，而是属于土耳其人民”。[3]自1923年起，共和主义构成土耳其共和国的基本政治原则，反对传统的君主政治、宣传民众主权的政治思想与强调共和制度则是土耳其共和国政治生活的核心内容。“人民的声音便是安拉的声音”。[4] 民众主义的历史内涵，在于实现民众主权的政治原则，倡导民众在法律上的平等地位，强调国家与民众之间双向承担的责任和义务。1919年，凯末尔在安卡拉发表演讲，初步阐释了民众主义的基本思想：“在我们的组织内……全体国民拥有最高的权威……每个人都必须关注自己的命运。这种自下而上的结构，从地基到屋顶，将是坚不可摧的……我很高兴地注意到，我们的国民组织……已经拥有了它所依赖的关键xìng资源，得到了全体国民的支持。从此，自下而上的政治结构也将开始形成。”1920年8月，凯末尔表示：“权力应当直接jiāo付给人民，并保持在人民手中”，“如果我们一定要给我们的政府下一个社会学上的定义的话，我们就把它叫作‘人民政府’……我们是不幸的民族，正在努力拯救自己的生命和独立……我们是遵循这样一种原则的人，即它将使我们能够为了保全这项权利和确保我们的独立，为了反对企图粉碎我们国家的帝国主义和企图吞并我们国家的资本主义而进行全民xìng的斗争……这就是我们的政府赖以维持的基础。”[5]1921年，《基本组织法》明确规定议会是“人民的唯一真正代表，是立法和行政两项权力的保持者”。[6] 土耳其共和国建立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28 章 后，民众主义表现为共和主义的逻辑结果，主权在民构成民众主义的核心内容，大国民议会以及共和人民党则是民众主义的政治载体。1924年宪法规定：土耳其所有的人民，无论其宗教和种族如何，就其身份而言，均属土耳其人；所有土耳其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任何团体、等级、家族和个人的特权均在被取消和禁止之列。然而，在凯末尔时代的土耳其，社会处于国家的cāo纵和控制之下，民众生活缺乏必要的政治空间，民众主义具有明显的虚构xìng。凯末尔强调民众的整体利益高于一切，淡化土耳其社会的阶级差异、宗教差异和民族差异，禁止以阶级、宗教和民族作为基础的政治活动，尤其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活动。1931年，凯末尔宣称：“我们的基本准则是，土耳其共和国的人民并非划分为不同的阶级，而是由不同职业阶层组成的共同体。”[7]在此基础上，凯末尔强调土耳其民众具有共同的政治利益和经济诉求；共和人民党作为唯一合法的政党，代表诸多职业群体的共同利益。 凯末尔（前左二）和伊斯梅特伊诺努（前左一）等走出大国民议会大厦 三、世俗主义 奥斯曼帝国实行教俗合一的政治制度，欧莱玛构成奥斯曼帝国传统秩序的重要社会基础，官方伊斯兰教理论则是捍卫奥斯曼帝国的精神支柱。16世纪中叶苏莱曼一世去世后，苏丹权力日趋衰微，欧莱玛逐渐成为制约苏丹独裁统治的政治隐患。自塞里姆三世和马哈茂德二世推行新政举措开始，极权政治日渐强化，所谓的世俗化成为排斥欧莱玛和巩固苏丹统治地位的重要举措。 19181923年民族解放战争期间，民族矛盾尖锐，教界与世俗民众同仇敌忾，捍卫苏丹和伊斯兰教成为争取民众抵抗列强的政治口号，安卡拉政权得到逊尼派、阿拉维派和众多苏非教团的广泛支持。1920年4月召开的第一届大国民议会中，73名议员来自宗教界，包括苏非教团长老10人，占议员总数的20%。第一届大国民议会召开前夕，伊斯坦布尔的大穆夫提在伊斯坦布尔苏丹的授意下宣布凯末尔是异教徒，而凯末尔则授意安卡拉的穆夫提发布宗教法令予以反驳，宣布伊斯坦布尔的苏丹政府背叛国家。同年4月，凯末尔呼吁全国民众“为哈里发和苏丹政权、为信仰和帝国、为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而祷告”。[8]5月，安卡拉的152名穆夫提联名发布宗教法令，谴责伊斯坦布尔的苏丹屈从西方列强，呼吁穆斯林支持凯末尔领导的民族解放战争。1921年9月，议会授予凯末尔以加齐（圣战者）的称号。1922年11月苏丹穆罕默德六世出逃后，安卡拉的穆夫提再次发布宗教法令，授权大国民议会选举新的哈里发作为穆斯林的宗教领袖。 民族解放战争胜利后，民族矛盾逐渐缓解，世俗化进程再次启动。以民众主权取代安拉主权和废止教俗合一的国家制度，成为凯末尔时代世俗化改革的政治形式。“凯末尔主义者的宗教政策的基础是政教分离主义，而不是非宗教论；其目的不是要消灭伊斯兰教，而是要使伊斯兰教与政府分离停止宗教及其阐释人在政治、社会及文化事业中具有的权力，使宗教的权力局限于信仰及礼拜方面”。[9] 哈里发制度是传统伊斯兰教神权政治的象征和教俗合一国家体制的外在形式，欧莱玛阶层则是哈里发制度的诠释者和传统神权政治的捍卫者。凯末尔的世俗主义，强调国家与宗教机构的分离，旨在削弱教界对于国家的政治影响。废除哈里发制度和进一步排斥欧莱玛阶层，构成凯末尔时代世俗化的首要内容。1923年，土耳其议会宣布：哈里发的职位属于奥斯曼王室，哈里发只能依靠土耳其国家而存在，应由议会遴选“奥斯曼王室中最属品学兼优的人”出任。1924年3月，凯末尔在议会宣布：必须“把伊斯兰信仰从数世纪以来惯于充任政治工具的地位中拯救出来，使其得到纯洁与提高”。[10]随后，议会连续通过三项法令，废除哈里发制度，将奥斯曼王室成员驱逐出境；罢免大穆夫提，撤销教法与宗教基金部，关闭宗教法庭，宗教法官即卡迪纳入世俗司法体系，成立隶属于政府的宗教事务管理局，负责任免教职人员、管理教产和解释教法；取缔欧莱玛控制的宗教学校麦克台卜（Maktab）和麦德莱赛（Madrasah），取消宗教课程，所有学校纳入政府的管辖范围，实行单一的世俗教育，旨在强化政府对于宗教活动、宗教场所和教职人员的管理。1933年，土耳其政府规定，清真寺的宣礼一律使用土耳其语，不得使用穆斯林传统的宣礼语言阿拉伯语。1938年，议会通过政党法，禁止组建宗教政党。 苏非教团作为伊斯兰教的民间形式，具有完整的组织结构和严密的等级体系，在奥斯曼帝国的历史上具有广泛的宗教影响和社会影响。奥斯曼帝国末期，包括麦乌拉维教团、拜克塔什教团和纳格什班迪教团在内的诸多苏非教团同情青年土耳其党，反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的独裁统治。独立战争期间，苏非教团构成支持凯末尔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重要社会力量。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后，苏非教团表现出抵制凯末尔主义极权化和世俗化的政治倾向，支持库尔德人发动叛乱。库尔德人分别属于不同的部落，缺乏统一的政治组织，长期处于支离破碎的状态，而苏非派卡迪里耶教团和纳格什班迪教团则超越血缘群体的狭隘界限，在诸多库尔德人部落中具有广泛的宗教凝聚力和社会影响。“1925年的叛乱曾经被说成是库尔德民族运动或分离运动。但是考虑到运动的领导人是托钵僧以及所公开宣布的目标，看来政府认为这是由于反对世俗化改革而引起的一次宗教反作用的说法，似乎是不无理由的”。[11]1925年库尔德人叛乱平息之后，土耳其政府颁布第677号法令，取缔苏非教团，关闭苏非道堂，禁止使用舍赫和德尔维什等苏非派称谓和举行相关的宗教仪式。 凯末尔时代世俗主义的核心内容，是国家体制的世俗化和官方意识形态的非宗教化，强调土耳其不存在官方的宗教抑或国家的宗教，强调宗教信仰的个人化和非政治化，强调公共生活的非宗教化和国家对于宗教机构的绝对控制。1925年，土耳其政府颁布法令，规定凡无正式宗教职务之人不得穿着宗教服饰和佩戴宗教徽记，政府公职人员必须身着西服。在此基础上，土耳其政府在全社会的范围内提倡以西方礼帽取代奥斯曼帝国时期盛行和象征穆斯林身份的菲帽（Fez），即无边圆形塔状礼拜帽，限制伊斯兰教服饰，以土耳其语取代阿拉伯语作为清真寺宣礼的语言。菲帽自苏丹马哈茂德二世时代引入，百年来流行于穆斯林社会。凯末尔声称，菲帽是土耳其人无知愚昧和抵制社会进步的标志，而西方礼帽则是现代文明的象征。以西方礼帽取代菲帽，时人称之为“帽子的革命”。然而，在穆斯林民众看来，西方礼帽并非现代文明的象征，而是基督教的象征，因此表现出强烈的抵触情绪。由于抵制政府的法令，7 500人被捕，660人被处死。1926年，大国民议会宣布采用欧洲公元历法，取代传统伊斯兰历法，作为土耳其共和国的官方历法，伊斯兰历法仅限于宗教活动的氛围。与此同时，引进瑞士民法、意大利刑法和德国商法，禁止一夫多妻制，取消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间的婚姻限制，赋予婚姻以自由和平等的原则，废除贝伊和帕夏等奥斯曼帝国时期的贵族称谓，采用公尺制，规定星期日作为每周的休息日。1926年颁布的刑法规定：滥用宗教、宗教情绪或在宗教上被认为神圣之物，借以在人民中间进行不拘任何形式的煽动，直至发生危害国家安全之行动者，或为此目的而集会结社者，必须追究刑事责任；不得组织以宗教或宗教情绪为基础的政治社团，不得在规定的宗教场所之外举行宗教活动。1927年11月，共和人民党大会宣布，在国家和民族的层面实现宗教与世俗的分离。1928年4月，大国民议会修改宪法第2款，删除伊斯兰教作为土耳其国家宗教和官方意识形态的内容，确定世俗民主是土耳其共和国的基本属xìng，标志着凯末尔时代世俗化改革在政治层面达到顶峰。 希土战争中头戴菲帽的土耳其士兵 凯末尔时代倡导的世俗主义“并非国家与宗教的分离，其实质在于创立作为世俗国家机构组成部分的官方伊斯兰教”。“清真寺处于宗教事务局的控制之下，教职人员成为政府即世俗官僚机构的雇员”。政府cāo纵的宗教机构也曾编写教科书，告诫穆斯林“必须热爱自己的国家，遵守国家的法律，服从政府官员的管理，掌握现代科学技术”。[12]凯末尔时代的世俗主义实践，推动了土耳其世俗教育的长足进步。19231940年，乡村学校的数量增长一倍，从5 062所增至11 040所；教师总数从12 458人增至28 298人，增长133%；学生总数从352 668人增至1 050 159人，增长300%。1927年，识字率为10.6%；1940年，识字率达到22.4%。1933年，奥斯曼大学改称伊斯坦布尔大学。1936年，土耳其政府创办安卡拉大学。19231940年，高等学校从9所增至20所，教师从328人增至1 013人，学生从2 914人增至12 147人。欧莱玛在1920年第一届大国民议会占据20%的席位，1923年第二届为7席，1927年第三届为4席，1931年和1935年的第四届和第五届为3席，1939年第六届为2席，1943年第七届为1席。 伊斯坦布尔大学 四、国家主义 国家主义作为凯末尔主义的经济原则，于1929年首次提出，1931年列入共和人民党纲领。共和人民党在1931年的宣言中对于国家主义曾作出如下阐释：“尽管考虑到私人事业和私人活动仍是我们的基本主张，我们的主要政策之一是促使国家积极关心于涉及民族的一般xìng和重大利益的问题，特别是有关经济的问题，以便能在尽可能短的时期内，把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导向繁荣。”[13] 所谓的国家主义即强调政府在经济领域的主导作用，是凯末尔时代一党制极权主义的政治原则在经济领域的逻辑延伸。国家主义的广泛实践，提供了一党制极权主义政治原则的物质保障。“关于‘国家接管一切’的理论，在像土耳其这样一个国家里，已经成为一种司空见惯的事情，并且对于统治者或被统治者来说，又都是十分合乎他们继承的传统和习惯的。在集权的、官僚式的和家长式的凯末尔主义政权看来，由国家来指导和管理经济生活的这些想法，是处于统治地位的上层阶级拥有的权力、特权和职能的自然而明显的延伸”。[14]国家主义的主要举措包括：制定和执行国民经济发展计划，保护关税，国家投资，实施进口替代政策，加强外汇管理。国家主义的宗旨，是服务于民族主义和极权主义的需要。 国家主义不同于社会主义，其核心内容是在私有制的前提下实现国家对于经济活动的广泛干预，旨在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强调政府在经济领域特别是工业化进程中的主导作用。另一方面，国家主义并非私人经济的国有化，强调私人经济与国有经济的长期并存和相得益彰。国家主义的实质在于国家资本主义，扶持基础薄弱的民族工业和加速土耳其的工业化进程则是凯末尔时代国家主义经济政策的核心内容。 1935年，凯末尔对于国家主义的经济政策作出如下说明：“我们正在实行的中央集权下的经济统制，是由土耳其本身的需要促成的，是一种特有的制度。它意味着，在承认私人企业是主要基础的同时，也认识到许多活动没有开展起来，国家必须被赋予对经济的控制，以应付一个很大的国家和一个伟大民族的一切需求……国家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开展某些尚未由私人企业开展的经济活动，结果它成功地这样做了……我们选择遵循的道路是一种区别于经济自由主义的体制。”[15]1937年，凯末尔政府发布第3125号法令，对国家主义作出如下解释：在经济和制造业领域，私人投资感到困难时，以国家经营的形式及更大的力量来从事，即在允许私人经营的同时，凡关系到公共生活及国家的和更高的利益所及的行业，由国家经营。 五、凯末尔主义的时代特征 研究者常将凯末尔主义的核心内容归结为共和主义，认为凯末尔政权充分肯定共和制。实际情况不然。凯末尔主义形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列强瓜分奥斯曼帝国领土和土耳其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特定历史环境，尖锐的民族矛盾和深刻的民族危机构成凯末尔时代的突出现象。新兴的土耳其共和国诞生于凯末尔领导的民族解放运动，创建独立的主权国家是土耳其民族解放运动的首要目标。土耳其共和国的建立符合土耳其民族的根本利益，凯末尔俨然成为土耳其民族尊严和国家主权的象征。凯末尔主义的核心内容在于民族主义的政治思想；凯末尔时代极权主义的政治实践，既是奥斯曼帝国后期政治变革的历史结果，也是土耳其共和国建立过程中民族主义高涨的逻辑延伸。“民族主义成了新土耳其共和国的意识形态。共和主义、民粹主义、现世主义、中央集权下的经济统制和改良主义在1931年被正式宣布为增补原则，并吸收进1937年的宪法。它们仅仅是民族主义的必然结果”。[16] 另一方面，极权政治的强化构成凯末尔时代土耳其共和国政治生活的核心内容，共和人民党的权力垄断集中体现了凯末尔时代土耳其共和国的极权主义政治倾向。如果说青年土耳其党与法国大革命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29 章 期间的雅各宾派颇多相似之处，那么凯末尔主义则是土耳其现代化进程中的波拿巴主义。“就阿塔蒂尔克在共和国里的地位来说，他似乎可以同拿破仑和克lún威尔相并列”。“凯末尔在国民议会中的重新当选，只不过是一种形式而已。事实上，他享有终身任命，拥有像任何一位苏丹所拥有的大权，并且能够随意任免国务总理以及各部的部长”。[17]换言之，伴随着土耳其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和土耳其共和国的建立，凯末尔主义的思想内涵经历了深刻的变化；从民族主义到极权主义的发展，构成凯末尔主义演进的历史轨迹。 现代化无疑是土耳其共和国历史发展的基本方向，凯末尔时代诸多改革举措的宗旨在于推动土耳其共和国的现代化进程，而极权政治则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土耳其现代化改革的客观需要和推动土耳其现代化进程的有力杠杆。凯末尔之作为土耳其国父的个人魅力和绝对权威，构成极权政治得以实践的重要条件。凯末尔作为共和人民党的领袖和克里斯玛式的统治者，具有不可替代的绝对权力。凯末尔主义之官方意识形态的地位，则是凯末尔时代极权政治的产物和表现。苏丹制度的废除和哈里发制度的终结以及其后的一系列世俗化举措，无疑包含着宗教政治衰落和世俗政治强化抑或从神权向俗权转变的历史内容。然而，土耳其共和国的世俗化进程与政治民主化进程并未表现为同步的趋向。凯末尔主义的世俗化政策，不仅损害了传统教界的既得利益，而且导致官方思想与民间信仰的严重对立，进而在意识形态方面切断了连接国家与民众的重要纽带。所谓的世俗主义和国家主义旨在服务于民族主义和极权主义的政治需要，而革命主义则集中体现凯末尔时代土耳其共和国的剧烈政治变革。政府、共和人民党与凯末尔的三位一体，构成凯末尔时代土耳其共和国的政治模式。凯末尔时代一党制的政治实践与共和主义之主权在民的政治理念大相径庭，所谓的共和主义和民众主义可以说徒具虚名，只是凯末尔美化个人的政治口号抑或土耳其共和国政治生活的发展方向，并非“凯末尔主义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各地视察的凯末尔 作者点评： 土耳其共和国诞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风雨飘摇和战火纷飞的民族危亡之际，西方列强的凌辱和希腊军队的入侵激发了土耳其人的民族情感。凯末尔主义作为土耳其共和国早期的主流思想和官方意识形态，根源于凯末尔时代的特定历史环境。民族主义无疑是凯末尔主义的核心内容，异常尖锐的民族矛盾赋予凯末尔主义之民族主义的鲜明色彩。共和主义、平民主义、世俗主义、国家主义和革命主义作为民族主义的逻辑延伸，则是新兴的土耳其共和国摆脱奥斯曼帝国遗留的传统yīn影进而实现土耳其民族复兴和推动土耳其共和国现代化进程的历史模式。 * * * [1]　卡尔帕特：《当代中东的政治和社会思想》，陈和丰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70页。 [2]　路易斯：《现代土耳其的兴起》，第371372页。 [3]　Aksan， A.， Quotations from Mustafa Kemal， Ankala1982， p.33， p.37， p.39. [4]　路易斯：《现代土耳其的兴起》，第491页。 [5]　Aksan， A.， Quotations from Mustafa Kemal， p.34. [6]　路易斯：《现代土耳其的兴起》，第267页，第490页，第492页。 [7]　Ozbudun， 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ccom Distribution in Turkey， New York 1979， p.38. [8]　Shaw， S. J. ＆ Shaw， E. K.， 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Modern Turkey， vol.1， p.347. [9]　路易斯：《现代土耳其的兴起》，第434页。 [10]　路易斯：《现代土耳其的兴起》，第276页。 [11]　路易斯：《现代土耳其的兴起》，第431页。 [12]　Atasoy， Y.， Turkey， Islamists and Democracy， London 2005， p.38. [13]　路易斯：《现代土耳其的兴起》，第301页。 [14]　路易斯：《现代土耳其的兴起》，第496页。 [15]　卡尔帕特：《当代中东的政治和社会思想》，第511页。 [16]　卡尔帕特：《当代中东的政治和社会思想》，第462页。 [17]　路易斯：《现代土耳其的兴起》，第508页，第391页。 第十三章　威权政治的终结 一、伊斯梅特与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 伊斯梅特（comt nnü）1884年出生于伊兹密尔，毕业于伊斯坦布尔军官学校，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任奥斯曼帝国军队的军团司令。土耳其独立战争期间，伊斯梅特出任安卡拉军队的参谋总长，于1921年两次率军在伊纳尼击溃入侵安纳托利亚的希腊军队，取得了辉煌的战绩。1934年，土耳其政府推行新的姓氏制度，议会将伊诺努作为伊斯梅特的专用姓氏，以表彰其在土耳其独立战争期间特别是在两次伊纳尼战役中的卓越贡献。1923年，伊斯梅特作为外jiāo部部长，代表土耳其政府与协约国签署《洛桑条约》。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后，伊斯梅特长期担任内阁总理。1938年11月10日，凯末尔在伊斯坦布尔病逝。次日，大国民议会选举伊斯梅特继任总统，他成为土耳其共和国的第二任总统。伊斯梅特于19381950年担任总统期间，土耳其共和国经历了威权体制衰落和民主化进程启动的深刻变革。如果说凯末尔是土耳其共和国的缔造者，那么伊斯梅特可谓土耳其共和国民主化进程的开创者。 伊斯梅特 凯末尔时代是土耳其共和国威权政治的典型阶段，共和人民党作为唯一合法政党垄断了国家权力，议会选举流于形式，民众的合法参与缺乏必要的政治空间，反对派政党在政治舞台上销声匿迹，安纳托利亚东南部山区的库尔德人武装组织成为仅存的反政府势力，持不同政见的保皇派、自由主义者、伊斯兰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只限于在遥远的巴黎、索菲亚、大马士革和开罗发出微弱的声音。1939年6月，共和人民党召开第五次大会，实行政党组织与政府机构的分离，尝试推动执政党内部的改革进程。然而，土耳其共和国的政治生活依旧沿袭凯末尔时代自上而下的威权模式，总统凌驾于社会之上，cāo纵共和人民党和大国民议会，控制内阁政府，共和人民党、大国民议会和内阁政府构成威权政治的御用工具。 第二次世界大战bào发后，土耳其政府保持中立，一方面向德国提供战争物资，另一方面接受同盟国的军事援助，直至1945年轴心国覆灭前夕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土耳其尽管并没有直接卷入欧洲战场，然而面对轴心国对巴尔干半岛的军事占领和由此受到的安全威胁，被迫加大军事投入，军队员额从12万增至150万，军费支出几乎占政府财政预算的1/2。土耳其政府为了保证必要的军费来源，强化国家主义的经济政策，实行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干预市场价格，增加税收，导致城市民众特别是工商业资产阶级的普遍不满。政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征收农产品税和降低农产品价格的政策，导致乡村社会的强烈反对。在农民的眼中，共和人民党仿佛是宪兵和税吏的象征。在一党制的历史条件下，民众对于政府的不满直接表现为反对共和人民党统治地位的政治倾向。然而，特定的国际环境和尖锐的民族矛盾，制约着国内矛盾以及共和人民党内部的裂变，一党制的政治体制得以延续。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国际形势趋于缓和，土耳其国内的政治对立逐渐加剧，大国民议会开始成为诸多政治群体角逐权力的重要舞台。 美国总统罗斯福、土耳其总统伊斯梅特和英国首相丘吉尔 早在1944年11月，总统伊斯梅特在大国民议会发表演说，开始强调宪法赋予的议会权力，允诺实行民主政治和承认反对派政党的合法存在，旨在缓解日益加剧的国内矛盾，共和人民党对于国家权力的垄断出现松动的迹象。 1945年5月，大国民议会审议新的土地分配法案。审议期间，新的土地分配法案尽管得到了总统伊斯梅特的支持，却在大国民议会内部引发了明显的分歧和尖锐的对立，土耳其政坛开始出现反对派的声音。同年6月，共和人民党议员阿德南门德列斯（Adnan Menderes，18991961年）、凯拉勒拜亚尔（Cell Bayar，18831986年）、拉菲克科拉尔坦和福阿德科普鲁卢向大国民议会提jiāo《四人备忘录》，即《关于修改党章若干细则的建议》，要求执政党即共和人民党尊重1924年宪法规定的民主原则，保障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修改与民主原则不符的法律条文。《四人备忘录》尽管遭到共和人民党主导的大国民议会的否决，却在民间诸多社会阶层得到广泛的赞同。福阿德科普鲁卢在随后发表的文章中，指责一党独裁背离民主制的政治原则，抨击共和人民党政府滥用权力，呼吁强化大国民议会对于政府的制约功能。 1945年7月，伊斯坦布尔的企业家努里德米拉格获得官方的准许，创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个反对派政党，名为民族复兴党（National Revival Party），主张实行自由主义和发展私人经济。民族复兴党的创立，预示着土耳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多党政治和民主化进程的发展方向。 1945年11月，伊斯梅特在议会表示，土耳其民主制的主要瑕疵是缺乏反对派政党，应当采用直接选举取代间接选举，废除限制自由和民主的若干法律条款，允许持不同政见者组建反对党。伊斯梅特声称，允许反对党的存在“是发展我国政治生活的正当途径，而且也是促进民族福利和政治成熟的更带建设xìng的办法。我们必须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来防止因政治上见解不同而形成同胞之间的彼此敌视”。[1] 二、一党制时代的结束 1946年1月，被共和人民党开除的议员阿德南门德列斯、拉菲克科拉尔坦、福阿德科普鲁卢和辞去共和人民党议员职务进而宣布脱离共和人民党的凯拉勒拜亚尔创建新的反对派政党，名为民主党（Democratic Party）。民主党在强调政府控制港口、铁路、电力、水力、矿业和林业必要xìng的同时，反对国有企业的特权地位。民主党脱胎于共和人民党，民主党主席凯拉勒拜亚尔曾经担任凯末尔时代的内阁总理，伊斯梅特也曾设想使民主党成为共和人民党的合作伙伴和忠实的反对党。然而，民主党自创建伊始，凝聚了反对共和人民党的诸多社会元素，进而挑战共和人民党作为执政党的权力垄断，工商界和知识界成为民主党的中坚力量。 1946年5月，共和人民党召开第六次大会，实行党内的民主化改革，废除党内领袖的终身制，规定共和人民党主席选举产生和任期4年的组织原则，宣布终止政府的新闻审查和舆论管制，给予大学以自治的地位，同时决定将原定于1947年7月举行的议会选举提前至1946年7月举行，取消间接选举，实行直接选举。 1946年7月举行的议会选举，在土耳其共和国的历史上首次由执政党和反对党共同参与，投票率为85%。执政的共和人民党在大选中获胜，赢得大国民议会465个席位中的396个席位，民主党作为反对党赢得大国民议会的62个席位，独立候选人赢得大国民议会的7个席位。随后，共和人民党主导的大国民议会选举伊斯梅特出任总统，伊斯梅特任命雷杰普佩克尔（Recep Peker，18891950年）作为内阁总理，组成新一届政府。根据民主党的说法，该党实际获得的席位是279个，选举程序具有明显的瑕疵，选举结果缺乏公正。 雷杰普佩克尔 1946年7月大选后，获胜的共和人民党试图争取民主党加入内阁，作为自己的执政伙伴，遭到民主党的拒绝。共和人民党庞大的分支机构和广泛的政治势力，特别是选举程序的缺陷，明显影响了1946年7月的选举结果。另一方面，民主党与共和人民党在基本纲领上并无本质的区别，凯末尔主义的民族主义和世俗主义构成共和人民党和民主党共同的政治原则。反对共和人民党的诸多社会群体，成为支持民主党的主要政治力量。尽管如此，1946年7月的大选毕竟开辟了执政党与反对党角逐议会席位的先河，打破了长期以来共和人民党垄断议会席位的局面，标志着土耳其共和国的政治民主化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1947年1月，民主党召开第一次大会，发表自由宪章，肯定凯末尔在实现民族独立和改造社会方面的历史功绩，宣布致力于民主政治的建设，在1920年民族宪章的基础上完成凯末尔的未竟事业。会议期间，民主党主席凯拉勒拜亚尔明确提出著名的三项要求，即修改选举法、总统与执政党主席职位分离、废除违背宪法和民主原则的相关法律条款。 1947年7月，伊斯梅特宣布，承认反对派政党的合法地位以及反对派政党与共和人民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平等地位，赋予工人自行组织工会的合法权利。伊斯梅特声称：“在一个多党制的国家里，总统应该置身于政党政治之上，应该是一个无党派的国家元首，并且对于各个政党都负有同样的义务。”[2]随后，伊斯梅特与来自共和人民党的内阁政府总理雷杰普佩克尔、民主党主席凯拉勒拜亚尔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政党组织与政府机构的分离。一党制的政党制度由此彻底退出土耳其的历史舞台。 1946年，共和人民党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30 章 府起草新的五年计划，沿袭凯末尔时代的原则，继续实行国家主义的经济政策，提jiāo大国民议会审议。民主党议员反对共和人民党的国家主义政策，要求限制政府对于经济领域的直接干预，发展私人经济，少数民主党议员甚至将国家主义比作法西斯主义的残余。1947年1月，伊斯坦布尔商人成立商人联合会，批评国家主义阻碍经济进步，支持民主党的自由主义纲领。1947年9月，雷杰普佩克尔辞职，哈桑萨卡（Hasan Saka，18851960年）出任内阁总理。同年11月，共和人民党政府修改新的五年计划，强调自由主义的经济原则，争取加入国际货币基金会和获得西方的经济援助，强调发展农业和轻工业以及公路建设，同时拒绝了民主党关于出售国有企业的要求。 三、1950年大选 1950年2月，迫于民主党的压力，共和人民党主导的大国民议会修改选举法。同年5月，土耳其举行新一届的大国民议会选举。1950年大国民议会选举的突出特点在于自由和公平的选举环境，首次实行选民的直接选举取代以往的间接选举，由司法机关取代行政机关监督选举程序，采用秘密投票和公开计票的原则。在全国总计890万选民中，795万选民参加了投票，投票率为89%。大选结果是，民主党获得424万张选票，占选票总数的53.3%，共和人民党获得318万张选票，占选票总数的39.7%。民主党赢得了西部发达省份的多数选票，共和人民党的选票大都来自相对落后的东部省份。根据土耳其的选举制度，民主党获得大国民议会487个席位中的408个席位，共和人民党获得大国民议会的69个席位，1948年脱离民主党而另立门户的民族党获得大国民议会的1个席位，独立候选人获得大国民议会的9个席位。在同年秋季举行的地方选举中，民主党再次胜出。 1950年民主党取代共和人民党而成为执政党的根本原因，在于诸多传统社会阶层与新兴社会群体的广泛支持。凯末尔时代，政府致力于工业化的经济发展战略，现代化的改革举措局限于城市的范围，城乡差距明显，广大农民游离于政治舞台的边缘地带，共和人民党的支持者主要来自凯末尔时代崛起的精英阶层。相比之下，民主党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更多的支持者分布在广大的乡村，俨然是土耳其民众利益和诉求的象征。“农村豪门、农民、新兴商业阶级和旧宗教阶级，这些大概便是1950年支持民主党的最重要的分子”。[3]民主化进程的启动和多党制的议会选举，提高了农民的政治地位，吸引农民的支持成为诸多政党在大选中争夺选票的重要因素。议会选举的框架下农民的政治化和乡村社会的广泛政治参与，无疑是民主党在1950年大选中胜出的关键因素。 1950年大选后，伊斯梅特结束了长达14年的总理生涯和长达12年的总统生涯，共和人民党失去执政党的地位而成为大国民议会中占据少数席位的反对党。凯拉勒拜亚尔当选为土耳其共和国的第三任总统并辞去民主党主席的职务，拉菲克科拉尔坦当选议长，阿德南门德列斯以民主党主席的身份出任内阁总理。 凯拉勒拜亚尔 自1876年至1950年，奥斯曼帝国和土耳其共和国先后经历14次议会选举，其中只有第二次宪政革命期间即青年土耳其党时代的1908年、1912年和1919年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946年、1950年5次选举出现多党竞选的局面，只有1950年的选举出现执政党向在野党移jiāo权力的政治变动。“1950年的选举结果颇具戏剧xìng。作为共和国创立者的政党在选举中落败，反对党却以83.8%的选票获得选举的胜利”。[4] 1950年的议会选举，可谓土耳其现代政治史的重要分水岭，标志着土耳其现代化进程中政治层面的深刻变革和政治民主化的长足进步。从1946年多党政治的合法化到1950年议会选举的民主化，在短短的4年时间中通过和平的方式实现政治领域的历史xìng转变，在发展中国家堪称绝无仅有。凯末尔于1919年首次提出的“真正的自下而上的结构”的政治实践，由此拉开历史的帷幕。不同政党之间通过议会选举的形式实现权力的和平移jiāo，成为此后土耳其共和国政治生活的基本原则。官方政治与民间政治趋于一致，民众的选择成为国家权力的合法来源。 作者点评： 从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和主权国家的建立到民主化的长足发展和民主政治的广泛实践，可谓贯穿土耳其共和国成长历程的鲜明主题。凯末尔时代的威权政治，无疑是土耳其民族主义高涨的历史产物和逻辑延伸。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威权政治的终结、多党政治的合法化和议会选举的民主化，标志着土耳其共和国政治生活的重大转折。共和人民党与民主党之间通过1950年的议会选举实现执政地位的转换和执政权力的和平移jiāo，成为土耳其共和国民主化进程的历史丰碑。 * * * [1]　Ahmad， F.， The Turkish Expercomnt in Democracy 1950-1975， London 1977， p.9. [2]　Ozbudun， E.， Contemporary Turkish Politics， Boulder 2000， pp.16-17. [3]　路易斯：《现代土耳其的兴起》，第334页。 [4]　Sayari， S.， Politics， Parties， and Elections in Turkey， Boulder 2002， p.2. 第十四章　民主化进程的艰难探索 一、20世纪50年代民主党的执政历程 20世纪50年代，伴随着普选制的完善与多党制的广泛实践，总统权力逐渐削弱，议会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核心舞台。1950年大选之后的大国民议会，其人员构成与凯末尔时代存在明显的区别。新议会的成员更加年轻，与所在的选区联系更加密切；更多的议员不再具有官僚和军人的政治背景，因而更加富于民间色彩和非政府倾向。另一方面，国家、政党与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在20世纪50年代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共和人民党执政时期，政府机构与共和人民党组织在某种程度上处于重合的状态，政党政治与政府政治浑然一体，共和人民党成为国家控制社会的政治工具。1950年民主党执政以后，国家、政党与社会之间的传统模式遭到否定，政党政治与政府政治逐渐分离。 民主党在取得执政地位之前，可谓民众意志的代言人和民主政治的象征。1950年民主党在大选中获胜后，安卡拉的宗教界人士曾经表示：“感谢安拉让我们从共和人民党的统治下获得解放。”民主党议员也公开宣称：“凯末尔是象征独立的总统，伊诺努是象征独裁的总统，而拜亚尔则是象征自由的总统。”[1]民主党内阁的建立标志着土耳其共和国的政治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阿德南门德列斯领导的民主党内阁被视作代表民众意志的第一届真正意义上的民选政府。 然而，民主党在取代共和人民党成为执政党以后，排斥政治异己的专制倾向逐渐显现，其对于共和人民党的限制程度甚至超过共和人民党执政时期对于民主党的限制程度。1950年的议会选举无疑是土耳其现代化进程中政治层面的重要分水岭。然而，民主党执政时期，土耳其的民主政治在诸多方面仍有待成熟，甚至出现了逆向的变化。不可将民主党与共和人民党之间的权力角逐简单归结为民主与专制的抗争。在不同的历史时代抑或历史条件下，在从专制向民主过渡的进程中，共和人民党与民主党所扮演的角色经历了变化的过程。此类现象在中东诸多国家普遍存在。因此，研究政党政治，不仅需要分析其社会基础和政治纲领，更需要分析该政党在不同历史环境下特别是由非法组织转变为合法组织以及由反对党转变为执政党之历史进程中的政治实践。 民主党执政期间，其与共和人民党之间的关系始终处于紧张的状态。民主党自称是民众意志的代言人，负有推动社会转型的历史使命，同时希望共和人民党成为顺从自己的合作伙伴。共和人民党作为凯末尔主义的象征，长期以来在官僚和军队中具有较大的影响，尽管丧失了执政的地位，仍然不失为举足轻重的政治势力，加之拥有雄厚的财力支撑，构成挑战民主党执政地位的潜在威胁。1951年，民主党政府取缔共和人民党的重要外围组织“人民园地”和“人民之家”。1953年，民主党控制的大国民议会通过决议，将共和人民党以及“人民园地”和“人民之家”的财产收归政府，旨在打击共和人民党的势力和削弱共和人民党作为反对党的政治影响。1954年1月，脱胎于民主党的反对党民族党被执政的民主党予以取缔。随后，民族党成员创建共和民族党，成为新的反对党。 20世纪50年代前期是土耳其经济的繁荣时期，也是民主党执政的黄金时期。在此期间，民主党主导土耳其的政治舞台，共和人民党尚无力挑战民主党的执政地位，政治局势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另一方面，民主党执政后，重视发展国民经济，推行减税计划，取消政府专卖制度，降低银行贷款利率，鼓励民间投资和社会消费。19501953年，投资总额从100万里拉增至21亿里拉，1960年达到78亿里拉，经济增长呈现良好的势头，民众生活逐步改善。1950年，执政的民主党提出的口号是“实现前所未有的发展”，以美国作为效仿的对象，将使土耳其在不久的未来成为“小美利坚”。 民主党政府强调农业在土耳其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优先考虑农民的利益，向农民提供低息贷款，高价收购农产品，积极推广农业机械。民主党政府推行的政策促进了土耳其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农业产值增长迅速，农民成为新经济政策的最大受益者。据统计，19481952年，拖拉机数量从1 750台增至超过3万台。另据统计，19481956年，耕地面积从1 450万公顷增至2 250万公顷，耕地面积的增长远远超过人口增长的幅度。农业的巨大进步换取了农民对于民主党政府的广泛支持，经济政策的成功保证了民主党在新一届议会选举中的胜利。 1954年5月，土耳其举行议会选举，登记选民1 026万人，投票者910万人，投票率达到88.6%。大选的结果是，民主党获得515万张选票，占选票总数的56.6%，超过1950年大选时获得的53.3%的选票，共和人民党获得316万张选票，占选票总数的34.8%，少于1950年大选时获得的39.9%的选票。民主党在大国民议会中的席位从420个增至505个，共和人民党在大国民议会中的席位从63个降至31个。奥斯曼布鲁克帕希领导的民族党曾经参与1950年大选，获得1个议会席位，1953年因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而遭到取缔，1954年重建，更名为共和民族党，获得4.8%的选票和大国民议会的5个席位。该党获得的选票，全部来自奥斯曼布鲁克帕希的故乡克尔谢希尔省。此外，独立候选人赢得0.6%的选票和大国民议会的2个席位。 20世纪50年代是土耳其外jiāo政策的转型时期。民主党政府一改土耳其政府自凯末尔时代以来长期恪守的中立外jiāo原则，奉行亲西方的外jiāo政策，旨在借助西方的保护抵御来自苏联和共产主义阵营的潜在威胁。早在1950年年底，一支4 500人的土耳其旅被派到朝鲜战场，加入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1952年2月，土耳其正式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1953年2月，土耳其与希腊、南斯拉夫建立巴尔干三国同盟，试图遏制苏联在巴尔干半岛的扩展。同年5月，民主党政府拒绝了苏联方面递出的橄榄枝。1955年2月，土耳其与伊拉克缔结《巴格达条约》（Baghdad Pact），建立中东地区的亲美军事同盟；同年4月、9月和11月，英国、巴基斯坦和伊朗也相继加入《巴格达条约》组织。此时正值阿拉伯世界民族主义运动空前高涨，大多数阿拉伯国家持反美立场，而《巴格达条约》组织的建立导致土耳其与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受到严重的损害。 20世纪50年代中叶开始，土耳其经济增长速度下降。19501955年，财政赤字额增长8倍。19501958年，里拉与美元的兑换比率由2.8∶1上升为10∶1，通货膨胀率由3%上升为20%。1960年，外债高达15亿美元，约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1/4。经济形势的恶化导致社会不满的加剧，民主党政府的支持率随之下降。在1955年举行的地方选举中，共和人民党和共和民族党抵制选举，民主党作为执政党仅仅获得37%的选票。 19461950年共和人民党执政期间，民主党挑战共和人民党执政地位的主要手段是自由主义的竞选纲领。然而，20世纪50年代中叶以后，随着经济形势的恶化和社会不满的加剧，民主党政府逐渐放弃自由主义政策，收缩民主框架，趋向于极权主义的政治立场，不断强化对于社会和民众的控制，压缩反对派的政治空间，直至形成阿德南门德列斯的独裁统治，民主化进程出现了逆转的趋势。 1955年8月，民主党政府与英国及希腊谈判解决塞浦路斯的未来政治地位。同年9月，土耳其民众举行一系列的抗议活动，许多地区出现袭击希腊人的骚乱，局势出现失控的迹象，民主党政府宣布在伊斯坦布尔、安卡拉和伊兹密尔三大城市实行军事管制。11月，阿德南门德列斯向总统拜亚尔递jiāo内阁辞呈，继而受总统拜亚尔的委托组建新一届政府。12月，反对阿德南门德列斯独裁统治的部分议员宣布脱离民主党，成立自由党。此后，自由党与共和人民党、共和民族党共同构成大国民议会内部的反对党。 1954年大选后，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31 章 民主党政府将支持反对派的马拉提亚省一分为二，又将支持反对派的克尔谢希尔省降格为克尔谢希尔县。另一方面，民主党主导的大国民议会修改选举法，禁止不同政党联合提名候选人，旨在为反对派竞选大国民议会席位设置障碍。1956年夏，阿德南门德列斯援引1940年的《国家安全法》，控制市场物价和物资供应，强化新闻管制，取缔政治集会，压缩反对派的政治空间，民主党政府的极权主义倾向进一步加强。1956年8月，共和人民党总书记卡希姆古里克遭到监禁。1957年4月，工会联盟遭到取缔。同年7月，共和民族党领导人奥斯曼布鲁克帕希被司法机构逮捕。 民主党政府的高压政策导致反对派政党的联合趋势。1957年8月，大国民议会内部的反对党共和人民党、自由党和共和民族党试图建立竞选联盟，共同挑战民主党的执政地位。9月初，民主党创始人之一福阿德科普鲁鲁宣布退出民主党，加入反对派阵营。来自反对派的巨大压力，迫使民主党政府决定提前举行大选。与此同时，民主党政府颁布法令，禁止不同政党建立竞选联盟，禁止退党者在6个月内成为其他政党提名的候选人。 1957年9月底，土耳其在紧张的政治气氛下举行议会选举。登记选民1 210万人，投票者934万人，投票率仅为77.15%，低于1950年89.06%的投票率和1954年88.75%的投票率。福阿德科普鲁鲁在投票日前夕告诫选民，此次选举可谓整个土耳其民族与试图复兴一党制的独裁者阿德南门德列斯个人之间的角逐。民主党尽管再次获得议会选举的胜利，却丧失了原有的绝对优势，仅获得437万张选票，占选票总数的47.3%，在大国民议会的610个席位中赢得424个席位。相比之下，反对党呈上升趋势，共和人民党获得375万张选票，占选票总数的40.6%，赢得大国民议会的178个席位，自由党获得3.8%的选票和大国民议会的4个席位，共和民族党获得7.2%的选票和大国民议会的4个席位。1957年的议会选举结果，反映出民主党在土耳其政坛的衰落趋势。 二、1960年军事政变与1961年宪法 共和人民党与军方之间具有密切的历史渊源，行伍出身的共和人民党领导人伊斯梅特在土耳其军中素有极高的威望。相比之下，民主党领导人凯拉勒拜亚尔和阿德南门德列斯均为文官出身，并无军旅生涯，排斥军人的政治干预。民主党于1950年执政伊始，首先更换包括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在内的军方高层将领，以求消除军事政变的隐患。20世纪50年代后期，阿德南门德列斯的独裁统治导致军方的强烈不满。1957年12月，9名军官涉嫌反对政府，在伊斯坦布尔遭到逮捕，民主党政府与军方之间的关系开始出现恶化的征兆。“19591960年政府针对反对派所采取的镇压xìng手段，仅仅是企图遏止要求变革的不断高涨的潮流的绝望挣扎”。[2] 1958年10月，农民党与共和民族党宣布合并。同年11月，自由党与共和人民党宣布合并。1959年1月，共和人民党举行反对派民主论坛，呼吁大国民议会实行两院制、成立宪法法院、承认大学的自治地位、保障新闻自由。1959年4月，包括伊斯梅特和46名议员在内的反对派在乌萨克（Usak）举行政治集会，其间遭到民主党政府的干扰。伊斯梅特在随后从伊兹密尔返回伊斯坦布尔的途中，险遭暗杀。同年5月，共和人民党议员与民主党议员在大国民议会发生激烈的肢体冲突。 1960年4月，民主党控制的大国民议会决定成立专门委员会，调查政治反对派，共和人民党议员旋即退出议会，以示抗议。随后，伊斯梅特发表演讲，指出土耳其人经过长期的努力才结束共和人民党的一党独裁，建立多党制的民主体制，如果民主党继续排斥和迫害反对派政党，势必引发新的政治革命。与此同时，在伊斯坦布尔和安卡拉，学生举行示威，反对民主党的独裁专制，民主党政府随后宣布在这两座城市实行军事管制。 1960年5月，军方发动政变，接管安卡拉和伊斯坦布尔的政府机构，解散议会，逮捕包括阿德南门德列斯在内的民主党官员，宣布成立由38名军官组成的民族团结委员会（National Unity Committee）作为行使立法权和行政权的最高机构，推举前陆军司令杰马尔古尔赛勒出任国家元首、内阁总理兼国防部长。军方政变受到共和人民党支持者的欢迎，许多城市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然而，在安纳托利亚内陆的广大乡村，下层民众对于军方政变和民主党政府垮台的反应相对平淡。 杰马尔古尔赛勒 军方将被捕的民主党官员关押在马尔马拉海的一个戒备森严的岛屿， 任命9人组成的特别法庭负责审理。1961年9月，特别法庭作出判决，裁定123人无罪释放，判处31人终身监禁，判处418人有期徒刑，前总理阿德南门德列斯以及前外jiāo部长祖尔鲁和前财政部长波拉克坦被执行死刑，前总统凯拉勒拜亚尔由于年事已高和健康原因而免予执行死刑，1966年获释。判决结果宣布后，许多外国政府首脑和共和人民党领导人伊斯梅特曾经表示希望赦免阿德南门德列斯、祖尔鲁和波拉克坦的死刑判决，遭到民族团结委员会的拒绝。1990年9月，土耳其政府在伊斯坦布尔为阿德南门德列斯、祖尔鲁和波拉克坦举行国葬，恢复3人的政治名誉。 军方在政变后发表的声明中宣布：“把这次军队接管政权视为普通的政变是不对的……政府应该保护公民权，应该体现国家、法律、公正、道德和公共利益的原则，而公共服务已经变成了受个人野心以及阶级特权影响的物质力量代表……国家已经变成了谋求个人利益和实现个人野心的工具……因此政权失去了与其真正的权力来源的所有精神联系，所以要结束这个政权……这个政权现在实际上已经违背真正国家的基本的核心制度，也违背阿塔蒂尔克的改革……从合法xìng的角度来看，现在的状况也是一样。一个合法的政府应该源于其依法行政的能力。政府及其权力机构不断pào制违反宪法的新的法律，然后将这些法律作为破坏宪法的工具。政府还做出了一些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事情……我们的目标在于重建法律秩序……以上就是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些理由，这些理由说明何以必须重新组织和重建我们的国家机构和社会机构、政治权力和合法政府。我们把民族团结委员会安排国家部队和机构接管政府的行动看作是为了重建合法统治而采取的手段，目的在于改变这样一种情况：社会机构实际陷于瘫痪、人民被唆使相互残杀，及其导致的无政府状态。”[3] 1960年5月，在发动政变的次日，军方召集来自伊斯坦布尔大学的5名法学教授在首都安卡拉发表声明，认同军事政变的合法xìng和法理依据。6月，由发动政变的军官控制的民族团结委员会指定法学教授拟定临时宪法，阐述军事政变和政权更替的法律基础，宣布民主党政府违背宪法。8月，民族团结委员会清洗持不同政见的军官，包括总参谋长拉吉卜古姆斯帕拉和200余名将军在内的约5 000名军官被解除职务。9月，民族团结委员会宣布取缔民主党。 在民族团结委员会内部，杰马尔古尔赛勒（Cemal Gürsel，18951966年）为首的多数成员持相对温和的政治立场，主张恢复宪政体制、举行大选和还权于民选政府。阿尔帕斯兰图尔克斯（Alparslan Türke，19171997年）上校是1960年军方政变的重要组织者，也是民族团结委员会的核心人物之一，代表军方内部的激进政治势力，主张延续军人政权和推行自上而下的改革举措。1960年11月，民族团结委员会的14名激进派军官成员，包括阿尔帕斯兰图尔克斯上校，由于涉嫌反对恢复文官政治和试图建立军人独裁而遭到杰马尔古尔塞勒的清洗。1961年1月，民族团结委员会解除政治活动禁令，允许政党参与选举，进而召开272人组成的制宪会议，邀请除民主党以外的其他政党和社会各界的代表，与民族团结委员会成员共同参加制宪会议，讨论由伊斯坦布尔大学校长希迪克萨米奥纳尔和安卡拉大学法学教授亚乌兹阿德南分别主持拟定的两部新宪法草案，最后确定将亚乌兹阿德南主持拟定的新宪法草案jiāo由全民公决。1961年7月，土耳其举行新宪法草案的全民公决，635万人支持，支持率为61.7%，393万人反对，反对率为38.3%，另有241万人弃权，新宪法获得通过。 1924年颁布的所谓第一共和国宪法，首次确定共和制的基本政治制度，强调主权在民的民主政治原则，赋予公民广泛的法律自由和政治自由，议会构成共和制和民主政治的外在形式。然而，在凯末尔时代，政治制度与政治实践之间不尽吻合，而是存在明显的差异，政治生活的突出特征表现为共和人民党的权力垄断。1937年，凯末尔主义的六项原则作为共和人民党的基本纲领被列入宪法。20世纪50年代民主党执政期间，公民的法律地位和政治地位发生变化，多党制的政党制度助长着政治舞台的多元化倾向。政治生活的进步，导致修改宪法以适应新的政治环境的客观需要。 1961年颁布的宪法，一方面沿袭1924年宪法的政治框架和凯末尔主义六项原则规定的基本发展方向；另一方面强调权力的平衡与国家机构的制约原则，明确规定立法权属于大国民议会而行政权属于总统和内阁。选举程序不受政府干预，由独立于政府的最高选举委员会和地方选举委员会监督实施。大国民议会根据政党在大选中获得的选票数量分配议员席位，总统与政党分离的原则成为1961年宪法区别于1924年宪法的显著特征。 根据1961年宪法，作为立法机构的大国民议会实行两院制，下院包括450名议员，议员产生于直接选举，按照各省的选民人数分配名额，任期4年，上院包括选举产生的150名议员和总统任命的15名议员，任期6年，每2年改选其中的1/3，上院有权以2/3的多数票否决下院决议，旨在强化大国民议会内部的权力制约。新宪法规定，总统由大国民议会选举产生，任期7年，不得连选连任；总统当选以后，须脱离原有政党和军籍，终止议员资格；总理由大选中获多数票的政党领袖担任，内阁对大国民议会负责；大国民议会的正副议长由议员选举产生，不得参与政党活动。大国民议会选举由最高选举委员会和地方选举委员会实施监督，政府不得干预选举程序。根据新宪法，设立独立行使司法权力的宪法法院，负责裁决大国民议会通过的法律法规是否符合宪法原则，同时确认大学的自主地位、新闻媒体的独立地位和社会舆论的自由氛围，充分保障公民权利。新宪法还规定，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由总统领导，成员包括武装部队参谋总长为首的军方将领和政府总理以及相关的内阁部长，掌管国家的安全事务。此项规定提供了军方干预政治的法律依据，进而在其后数十年形成军方特殊的政治影响。 与1924年宪法相比，1961年颁布的新宪法赋予民众更多的政治自由，左翼势力和右翼势力在政治舞台上取得平等的地位。此外，1961年宪法规定土地改革和保障公民权利的诸项内容，承认工人享有结社权和罢工权，成立国家计划委员会负责制定国民经济的长期发展计划，克服民主党执政时期国民经济的混乱状况。“1961年宪法创造了土耳其共和国前所未有、即使在当代世界亦不多见的民主和法律框架，旨在限制国家权力的膨胀和促进公民社会的繁荣”。[4] 1960年的军事政变和其后两年间的军人统治，是土耳其政治民主化进程的重要阶段。民主党和阿德南门德列斯的独裁倾向，无疑是导致军方发动政变的直接原因。军人的干预并未导致政治民主化进程的中断和独裁政权的建立，也未改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土耳其政治民主化的发展方向，而是成为进一步否定凯末尔时代绝对主义传统和一党制政治模式的重要杠杆。军人政权在土耳其政治民主化进程中的主要贡献，在于颁布1961年宪法、实行两院制议会和设立宪法法院。1961年宪法的制定和实施以及大国民议会的改组和宪法法院的设立，标志着土耳其民主化进程的长足发展，政党制度进一步成熟，多党制的政治生活空前繁荣。政党政治的多元化，特别是共和人民党与正义党的分庭抗礼，成为20世纪60年代土耳其政治生活的核心内容。 1960年的军事政变，在土耳其民主化进程中首开军人以强力手段废黜民选政府继而归还国家权力于民众的先河，具有深远的政治影响，军人政治成为此后土耳其政治生活的重要元素和政治舞台的重要角色。1961年宪法可谓此次军事政变最重要的历史遗产，强化了公共权力的分割和制约的法律原则，在国家体制的层面巩固了多党政治和民众参与的政治基础。1961年宪法也为土耳其提供了“带来一场合法的社会和经济革命的框架”，表达了渴望实现社会公平的民众诉求，1960年军事政变因此具有积极和进步的政治内涵。 三、20世纪60年代的民主政治实践 1961年1月，民族团结委员会宣布解除政党禁令。同年10月，土耳其举行议会选举，共有14个政党参加竞选，登记选民1 291万人，投票者1 052万人，投票率为81%。得到军方支持的共和人民党获得372万张选票，占选票总数的36.7%，赢得大国民议会下院173个席位，在民主党的基础上重新组建的正义党获得353万张选票，占选票总数的34.8%，赢得大国民议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32 章 会下院158个席位，在自由党的基础上重新组建的新土耳其党获得139万张选票，占选票总数的13.7%，赢得大国民议会下院65个席位，持保守立场的共和农民民族党获得142万张选票，占选票总数的14%，赢得大国民议会下院54个席位。大国民议会上院的议员按照一省一席的多数票制产生，共和人民党获得议会上院36席，正义党获得大国民议会上院70席，新土耳其党获得大国民议会上院28席，共和农民民族党获得大国民议会上院16席。在随后举行的大国民议会第一次会议上，民族团结委员会主席杰马尔古尔赛勒当选为土耳其共和国总统，民族团结委员会成员成为大国民议会上院的终身议员。随后，杰马尔古尔赛勒宣布解散民族团结委员会，结束军方对于国家的控制，正式恢复文官政治，土耳其由此进入第二共和国（Second Turkish Republic）时期。[5] 20世纪50年代，土耳其的政治生活具有两党制的浓厚色彩，民主党与共和人民党分别作为执政党和反对党处于分庭抗礼的局面。在1950年、1954年和1957年的议会选举中，民主党与共和人民党分享超过90%的选票和98%的议会席位。然而，20世纪50年代的民主党作为执政党长期垄断国家权力，排斥政治异己，日渐独裁，具有非民主化的明显倾向。1960年的军人政变具有否定民主党权力垄断和政治独裁的积极作用，可谓推动土耳其民主化进程的历史杠杆。 第二共和国时期，多元化的政党政治日渐活跃，进而构成诸多社会群体和利益集团实现政治参与和分享国家权力的基本形式。19611977年，共和人民党与在民主党的基础上组建的正义党尽管依旧构成最重要的两大政党，然而两大政党的政治影响力无疑呈下降的趋势，在此期间的5次选举中仅获得73%的选票和80%的议会席位。与此同时，诸多小党的政治影响力逐渐上升，进而分别与两大政党组建联合政府和分享内阁职位。选举政治的完善，提供了政党政治长足进步和多党制政党政治日渐成熟的基本框架。 19611965年，土耳其政治生活的突出现象是多党联合政府的建立和内阁的频繁更替。1961年的议会选举结果表明，共和人民党与民主党的继承者正义党之间的角逐依然主导土耳其的政治舞台。新宪法赋予的政治自由并未导致右翼政党和伊斯兰政党的兴起，左翼的土耳其工人党也未获得进入大国民议会的足够选票。1961年议会选举之后，大国民议会中的第一大党共和人民党试图邀请新土耳其党共同组阁，遭到新土耳其党领导人的拒绝。随后，在军方的压力和干预下，共和人民党与其政治夙敌正义党组成联合政府，内阁职位由共和人民党与正义党成员分享，年近八旬的共和人民党主席伊斯梅特出任内阁总理，是为土耳其共和国历史上的首届多党联合政府。正义党主席拉吉卜古姆斯帕拉并未担任内阁职务，意在与共和人民党保持适当的政治距离，以求在新一届大选中取而代之。 1962年5月，正义党由于与共和人民党存在政见分歧，无法达成共识，宣布退出联合政府，伊斯梅特随后辞去内阁总理的职务。6月，伊斯梅特再度出任内阁总理，组成包括共和人民党、新土耳其党、共和农民民族党以及独立人士在内的新一届联合政府。 1963年11月，正义党在地方选举中胜出，赢得45.9%的选票，共和人民党紧随其后，赢得37%的选票，相比之下，新土耳其党和共和农民民族党的支持率仅仅为6.5%和3.1%。12月初，在地方选举中落败的新土耳其党和共和农民民族党宣布退出内阁，领导的联合政府垮台，伊斯梅特被迫辞职，总统杰马尔古尔赛勒要求拉吉卜古姆斯帕拉领导的正义党组建新的联合政府。12月底，正义党组阁失败，伊斯梅特受命组建包括共和人民党、独立人士在内的联合政府。 1965年2月，共和人民党内阁提jiāo的财政预算未获议会通过，伊斯梅特辞职，独立人士苏阿特海里乌尔古普鲁出任内阁总理，正义党主席德米雷尔出任副总理，组成正义党主导包括新土耳其党、共和农民民族党在内的联合政府。 1965年10月举行的议会选举，登记选民1 368万人，投票者975万人，投票率为71.3%。正义党获得492万张选票，占选票总数的52.9%，赢得大国民议会下院450个席位中的240个席位，共和人民党获得268万张选票，占选票总数的28.7%，赢得大国民议会下院134个席位，共和农民民族党获得58万张选票，占选票总数的6.3%，赢得大国民议会下院31个席位，新土耳其党获得35万张选票，占选票总数的3.7%，赢得大国民议会下院19个席位，土耳其工人党获得28万张选票，占选票总数的3%，赢得大国民议会下院14个席位。 1964年，拉吉卜古姆斯帕拉病逝，苏莱曼德米雷尔（Süleyman Demirel，1924 ）继任正义党主席。苏莱曼德米雷尔出生于安纳托利亚西部伊斯帕尔塔省的一个乡村农户，20世纪50年代民主党执政时期曾经主持水利工程，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土耳其政坛的杰出政治家。1965年大选之后，苏莱曼德米雷尔作为大国民议会第一大党正义党主席，出任内阁总理，进而登上其政治生涯的顶峰。 苏莱曼德米雷尔 19651969年，正义党作为大国民议会多数党单独组阁；土耳其政坛继20世纪2040年代的共和人民党和50年代的民主党时代之后，进入正义党的时代。相比之下，共和人民党下降为大国民议会的第二大党，成为正义党执政期间最大的反对派政党。 1969年举行的议会选举，登记选民1 479万人，投票者952万人，投票率为64.3%。正义党获得423万张选票，占选票总数的46.5%，赢得大国民议会下院256个席位，共和人民党获得249万张选票，占选票总数的27.4%，赢得大国民议会下院143个席位，信任党获得60万张选票，占选票总数的6.6%，赢得大国民议会下院15个席位，新土耳其党获得20万张选票，占选票总数的2.2%，赢得大国民议会下院6个席位，土耳其工人党获得24万张选票，占选票总数的2.7%，赢得大国民议会下院2个席位，共和农民民族党获得29万张选票，占选票总数的3.2%，赢得大国民议会下院6个席位。正义党作为议会多数党再次单独组阁，共和人民党再次成为大国民议会内部的主要反对党。 19651971年，正义党成为土耳其政坛的主导力量，正义党领袖苏莱曼德米雷尔长期担任内阁总理，土耳其政坛在此期间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经济保持良好态势，GDP年均增长率达到20%。 四、1971年军事政变与70年代的议会选举 尽管正义党承袭民主党的政治传统，然而苏莱曼德米雷尔政府与阿德南门德列斯政府在诸多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极权和独裁的倾向明显削弱。1961年宪法强调司法独立，增设宪法法院，保障公民权利的法律体制进一步完善，新闻媒体和大学获得自治的地位，政府权力处于法律和社会舆论的制约之下。 进入20世纪70年代，苏莱曼德米雷尔领导的正义党内阁面临诸多的压力和挑战，财政赤字，通货膨胀严重，失业率上升。与此同时，左翼思潮日趋活跃，激进政治势力暗流涌动，街头政治泛滥，政局动dàng。1970年6月，数万名工人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抗议，进而与军警之间bào发冲突。 1971年3月，军方再次介入政治，要求建立强有力的政府，按照“凯末尔主义的精神”实施改革，稳定日益恶化的政治局势，结束混乱状态，摆脱政治危机，否则将履行“宪法赋予军方的职责”和接管政府。包括总参谋长和三军司令在内的军方上层在向总统苏奈提jiāo的备忘录中声称：“由于政府和议会顽固的政策、观点和行为，国家已经陷入了无政府的状态，骨ròu相残，社会经济动dàng。在民众的心目中，实现阿塔蒂尔克提出的现代文明的目标和希望已经破灭，土耳其的未来已经陷入严重的危险之中……军队将全力执行保卫土耳其共和国的职责，将政权直接掌握在自由手中。”[6]在军方的压力下，苏莱曼德米雷尔被迫辞职，共和人民党右翼成员尼哈特埃里姆（Nihat Erim，19121980年）出任总理，承诺恢复秩序，推行经济社会改革，包括制定新的土地改革法案、征收土地税、采矿业国有化和保护民族工业，试图缓解社会矛盾和政治对立。与此同时，尼哈特埃里姆领导的内阁提jiāo宪法修正案，取消大学的自治地位，限制新闻自由和宪法法院的权力，成立国家安全法庭，旨在压缩民众政治空间。在右翼政治势力的支持下，尼哈特埃里姆内阁提jiāo的宪法修正案在大国民议会获得通过。 1971年4月，国家安全会议宣布在11个省实行军事管制，打击左翼和右翼极端势力，取缔土耳其工人党和民族秩序党。同年5月，左翼激进组织“土耳其人民自由军”（Turkish People's Liberation Army）绑架以色列驻伊斯坦布尔总领事，随后军方逮捕5 000余人，其中包括土耳其工人党重要成员和工会联盟领导人，土耳其工人党和民族秩序党遭到取缔。1972年4月，尼哈特埃里姆辞职，与正义党长期合作的信任党（Republican Reliance Party）领导人费里特梅lún（Ferit Melen，19061988年）出任总理，组建新内阁。 1973年4月，军方归还国家权力，总统苏奈任期届满，军方提名总参谋长法鲁克古尔勒（Faruk Gurler）出任总统，因诸多政党的反对而未获通过。随后，大国民议会选举退役将领法赫里克鲁图尔克（Fahri Sabit Korutürk，又译法赫里萨比特科鲁蒂尔克，19031987年）出任总统，法赫里克鲁图尔克任命经济学家纳伊姆塔鲁作为看守内阁总理。 法赫里克鲁图尔克 1973年10月，土耳其举行议会选举，登记选民1 680万人，投票人数1 122万，投票率66.8%。布lún特埃杰维特（Bülent Ecevit，19252006年）领导的共和人民党获得357万张选票，得票率33.3%，获得大国民议会下院186个席位，苏莱曼德米雷尔领导的正义党获得320万张选票，得票率29.8%，获得大国民议会下院149个席位，内切梅廷埃尔巴坎领导的救国党获得127万张选票，得票率12%，获得大国民议会下院48个席位。 1974年1月，共和人民党与救国党组成联合内阁，布lún特埃杰维特出任总理，内切梅廷埃尔巴坎出任副总理。1974年9月，布lún特埃杰维特辞职。1975年4月，苏莱曼德米雷尔领导的正义党邀请救国党、民族行动党与正义党共同组建新的内阁。 1977年6月举行新一届议会选举，8个政党参加竞选，共和人民党获得41.4%的选票和大国民议会下院213个席位，正义党获得36.9%的选票和大国民议会下院189个席位；此外，救国党获得8.6%的选票和大国民议会下院24个席位，民族行动党获得6.5%的选票和大国民议会下院16个席位。布lún特埃杰维特试图组建共和人民党与独立人士的联合内阁，未获大国民议会通过。随后，正义党与救国党、民族行动党组成联合内阁，苏莱曼德米雷尔出任总理。1978年1月，苏莱曼德米雷尔内阁辞职，布lún特埃杰维特再次组成共和人民党与独立人士的联合内阁，在大国民议会获得通过。1979年10月，布lún特埃杰维特辞职，苏莱曼德米雷尔出任总理，由正义党与独立人士组成新的内阁。 五、多元化的政党政治 土耳其政党政治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奥斯曼帝国末期即19世纪末20世纪初。青年土耳其党革命期间和凯末尔时代，政党政治对于土耳其的政治生活产生了广泛和深刻的影响。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多党制的议会选举标志着土耳其的政党政治进入新的发展阶段。19231950年，共和人民党是土耳其唯一的执政党。共和人民党的裂变，开启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土耳其多元化政党政治的先河。19501960年，继共和人民党之后执政长达10年之久的民主党，在多元化的政党体制中居于一党独大的特殊地位。1960年军人政变后，一党独大的现象淡出政坛，政党破碎化成为20世纪6070年代政党政治的突出现象。 始建于1923年的共和人民党（Republican People’s Party，19231980年，1992年至今），直至20世纪40年代末期以前具有明显的极权倾向，是凯末尔主义得以付诸实践的政治工具。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在多党制的历史条件下，共和人民党的思想纲领和内部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强调极权主义和国家主义转变为倡导民主政治和私人经济，激进的政治倾向随之逐渐让位于温和的政治色彩。20世纪5060年代，共和人民党的支持者大都来自偏远落后的乡村和欠发达地区。在60年代前期，共和人民党在土耳其政坛占据主导地位，持相对温和的政治立场，主张发展混合经济，实行公平税制和土地改革，缩小城乡之间的差别，鼓励私人经济，增加投资，限制进口，保护民族工业，完善工人的社会保险，旨在争取中下层民众的支持。60年代中期，布lún特埃杰维特倡导的中左立场成为共和人民党的政治纲领；共和人民党俨然是土耳其政坛之中左翼政治势力的象征，区别于正义党的中右翼政治形象。1966年10月，共和人民党举行第十八次大会，布lún特埃杰维特当选共和人民党总书记。60年代后期，共和人民党丧失在土耳其政坛的主导地位，1965年和1969年两次议会选举中均落后于代表中右翼政治势力的正义党。进入20世纪70年代，共和人民党在大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的支持率逐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33 章 上升。1972年5月，伊斯梅特伊诺努辞职，布lún特埃杰维特当选共和人民党主席。1973年和1977年，共和人民党突出平民政治的竞选原则，积极争取游离于政治舞台边缘的社会下层民众的广泛支持，获得巨大的政治资源，直至在议会选举中胜出。在1977年举行的议会选举中，共和人民党在伊斯坦布尔、伊兹密尔和安卡拉三大城市所在的省份得票率均超过50%。 民主党（Democratic Party，19461960年）作为20世纪50年代的执政党，其政治纲领与共和人民党并无根本的区别。在多党制的历史条件下，民主党与共和人民党作为相继主宰土耳其政坛的两大政党，分别属于中右翼与中左翼政治派别，均表现为相对温和的政治倾向。民主党与共和人民党的jiāo替执政，体现了多党制时代土耳其政治生活的温和色彩。1950年民主党赢得议会选举的首要原因在于农民的支持。民主党在执政期间也采取相应的倾斜政策，实行相对宽松的宗教政策，增加清真寺数量，恢复宗教广播和宗教学校，尤其是在经济领域增加乡村的资金投入，发展乡村道路和公共设施，进口农业机械，保障农产品的价格。民主党内阁因此被时人称作“乡村的政治机器”。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民主党政府财政赤字加剧，外债大幅上升，进而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引发民众的广泛不满。20世纪50年代末，民主党倾向于极权政治，极力削弱军人、官僚和知识分子的势力，促使后者倒向共和人民党一方。1960年9月，民主党遭到取缔。 1961年2月，民主党的支持者创建正义党（Justice Party，19611980年）。1962年12月，正义党召开第一次大会，前武装部队总参谋长拉吉卜古姆斯帕拉当选主席。1964年6月，拉吉卜古姆斯帕拉去世，正义党两位副主席萨阿德丁比尔季奇（Sadettin Bilgic）和苏莱曼德米雷尔竞选党主席的职位。12月，正义党召开第二次大会，苏莱曼德米雷尔以1 072票对552票击败对手萨阿德丁比尔季奇，当选正义党主席。正义党系城市工商业者与乡村地主以及宗教界的政治联盟，沿袭民主党的政治传统，强调自由主义政策，鼓励发展私人经济和吸引外国投资，主张削减中央政府的权力和扩大地方政府的自治权力，在政府垄断的经济部门推动非国有化的进程，降低税收，发展现代农业和推进土地改革，促进包括教育和卫生在内的社会福利事业，具有中间偏右的倾向和伊斯兰教的色彩。正义党的纲领强调，所谓的世俗主义并非亵渎神灵和对宗教持怀疑的态度。正义党重要成员萨阿德丁比尔季奇声称：“宗教是社会现实和民众需要，世俗国家并不意味着人民没有宗教信仰，与保守派斗争的途径是培养高素质的宗教人士，而伊斯兰教并未妨碍社会进步。”[7]正义党长期保持与苏非教团的政治合作，苏莱曼德米雷尔曾经提出的竞选口号是“中间偏右，通向安拉”。正义党的伊斯兰教色彩在土耳其政坛引发争议，救国党屡屡指责正义党借助宗教争取选票的政治目的。1961年，正义党获得35%的选票。1965年和1969年，正义党连续两次在议会选举中胜出，分别获得52.8%和46.5%的选票，成为议会的多数党。在1973年举行的议会选举中，正义党获得29.8%的选票。1977年，正义党再次获得36.9%的选票和大国民议会下院189个席位，成为土耳其的第二大政党。 内切梅廷埃尔巴坎（Necomttin Erbakan，19262011年）出生于黑海小城锡诺普，早年毕业于伊斯坦布尔技术大学机械工程系，与德米雷尔、厄扎尔以及库坦曾为同窗学友，深受纳格什班迪教团长老穆罕默德扎希德库特库伊斯兰主义思想的影响。内切梅廷埃尔巴坎在伊斯坦布尔技术大学毕业后，留学德国亚琛大学，取得博士学位，继而创立土耳其第一家内燃机工厂，曾经担任土耳其工商界联合会会长。1969年，内切梅廷埃尔巴坎试图加入德米雷尔领导的正义党，遭到拒绝，遂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进入议会。1970年年初，内切梅廷埃尔巴创建民族秩序党（National Order Party，19701971年）。 与正义党和民族行动党相比，民族秩序党更具伊斯兰主义色彩，主张恢复伊斯兰教作为土耳其官方的意识形态，实施伊斯兰教法，复兴伊斯兰文化，抵制西方文化，可谓土耳其政坛的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伊斯兰主义政党。苏莱曼德米雷尔领导的正义党与努尔库教团长期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相比之下，内切梅廷埃尔巴坎领导的民族秩序党得到穆罕默德扎希德科特库和纳格什班迪教团的支持。民族秩序党在强调土耳其民族、土耳其历史与伊斯兰教之间内在联系的基础上，倡导民主制度，反对“利用世俗主义原则作为迫害宗教的手段”，声称“离开思想和信仰的自由，则民主政权无法存在”，主张限制大商业资产阶级，抵制西方资本主义，恢复伊斯兰教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地位，实施伊斯兰教法，重振伊斯兰道德。民族秩序党的支持者大都来自安纳托利亚内陆地区，以传统工商业者居多，徘徊于政治舞台的边缘。1971年军事政变后，宪法法院以“反对世俗主义基本原则”为由，取缔了民族秩序党。 1972年10月，内切梅廷埃尔巴坎在原民族秩序党的基础上创建救国党（National Salvation Party，19721980年）。救国党核心成员大都属于受过良好教育的世俗中产阶级和新兴政治精英，与苏非派努尔库教团、纳格什班迪教团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救国党是“沉默的穆斯林多数”的政党和民族秩序党的翻版，具有浓厚的伊斯兰主义色彩，致力于土耳其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信仰的结合，强调弘扬伊斯兰教与推动现代化进程之间的同步xìng和内在逻辑联系，谴责政治腐败和社会不公。救国党认为，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皆为舶来品，具有异教的色彩，不适合土耳其的传统和国情，土耳其民族面临道德的危机，而“道德的危机来自信仰的危机”。救国党声称：“伊斯兰教不是土耳其民族落后的原因。伊斯兰教是具有高尚道德的宗教，在历史上散发出光芒，开辟通往文明的道路。”[8]救国党主张振兴民族精神和物质生活、实现民族凝聚、保护民族经济、发展民族工业、完善工业体系和建立公正的税收体制，呼吁限制大企业主以保护小规模的地方工业，强调实现社会公正和维护弱势群体的利益，反对高利贷，谴责贫富不均，宣传伊斯兰社会主义思想，声称穆罕默德是最早的社会主义者，穆罕默德在麦地那创立的温麦则是社会主义的萌芽，土耳其成为强国的前提条件是回归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文明。救国党在外jiāo方面主张扩大与阿拉伯国家和伊斯兰世界的jiāo往，淡化与欧洲经济共同体和北约的联系。 1973年，救国党首次参加议会选举，提出“伊斯兰社会主义”的竞选口号，赢得12%的选票和大国民议会下院48个席位，进而成为土耳其议会的第三大党，加入共和人民党主导的联合政府。在1977年的议会选举中，救国党获得的选票从12%下降为8.6%，其所占有的大国民议会下院席位从48个减少为24个。1974年，救国党与正义党、信任党、民族行动党组成土耳其政坛的“民族阵线”。1975年，“民族阵线”组成联合政府，正义党领导人德米雷尔出任内阁总理。在1977年的议会选举中，救国党获得8.5%的选票和大国民议会24个席位，作为仅次于共和人民党和正义党的议会第三大党，加入苏莱曼德米雷尔领导的联合政府。 救国党的社会基础是欠发达地区的社会边缘群体，支持者来自相对落后的内陆省区和宗教氛围浓厚的社会群体，代表弱势阶层的政治诉求。据统计，救国党在1973年大选中获得的选票，67.2%来自乡村，32.8%来自城市；救国党在1977年大选中获得的选票，63.2%来自乡村，36.8%来自城市。另据统计，救国党于1973年获得的大国民议会下院48个席位中，34个席位来自安纳托利亚中东部的内陆选区，只有14个席位来自西部沿海选区；救国党在1977年获得的大国民议会下院24个席位中，19个席位来自东安纳托利亚中东部的内陆选区，只有5个席位来自西部沿海选区。“1973年和1977年的大选结果表明，救国党的选票主要来自发展速度最快的地区和相对弱小的地区；在后一种情况下救国党赢得选票可能与伊斯兰教的传统情感有关，而在前一种情况下，救国党则得到了包括小商人和手工业者在内的受到排挤的选民的支持，他们丧失了先前的地位”。[9] 1979年，内切梅廷埃尔巴坎和救国党公开支持伊朗伊斯兰革命。救国党极端成员甚至要求在土耳其实行伊斯兰政治体制，声称“今天的伊朗，明天的土耳其”，将内切梅廷埃尔巴坎称作“土耳其的霍梅尼”。1980年9月6日，在军方政变的前夕，救国党在科尼亚发起组织名为“拯救耶路撒冷”的群众集会，抗议以色列宣布将耶路撒冷作为其首都，进而公开反对土耳其现行的世俗国家体制，要求实施伊斯兰教法，高呼“主权属于安拉”、“《古兰经》是宪法”、“世俗主义是无神论”、“我们准备圣战”的口号。1981年，救国党因与世俗主义的政治原则相抵触而被宪法法院取缔，救国党领导人内切梅廷埃尔巴坎由于反对世俗主义、试图建立伊斯兰体制和煽动民众暴力而遭到军方关押，获释后流亡瑞士。 民族党（National Party，19481953年，19621969年）系民主党内部的反对派势力于1948年创建的政党，持右翼保守的政治立场，1953年由于反对凯末尔主义而被取缔。民族党于1954年改称共和民族党（Republican National Party，19541957年）。1957年，共和民族党与农民党合并，改称共和农民民族党（Republican Peasant’s Nationalist Party，19571969年），领导人是奥斯曼布鲁克帕希。1962年6月，包括奥斯曼布鲁克帕希在内的30名议员脱离共和农民民族党，重建民族党。民族党在意识形态方面持fǎn gòng的立场，将无神论的共产主义视为土耳其所面临的最大威胁，在外jiāo方面持反苏的立场，也不赞成追随西方世界，强调土耳其的民族主义。民族党尽管在1965年大选中只获得不足2.2%的选票，却是其后15年中在土耳其政坛产生重要影响的政治力量。阿尔帕斯兰图尔克斯于1964年加入民族党，1965年当选民族党主席，进而将民族党改造成具有战斗xìng和暴力色彩的右翼政党。阿尔帕斯兰图尔克斯于1965年在《九盏灯》一文中阐述了民族党的意识形态，即民族主义、理想主义、道德、社会责任、科学思想、争取自由、保护农民、发展、工业化。 1969年，民族党在阿达纳召开大会，正式更名为民族行动党（Nationalist Movcomnt Party，19691980年，1983年至今）。民族行动党坚持国家对经济活动进行温和干预的原则，努力改进收入分配机制，争取实现社会公平，推动社会进步。与此同时，民族行动党放弃世俗的传统，倡导泛伊斯兰主义的政治原则，强调伊斯兰教作为土耳其的民族遗产和土耳其民族的宗教，将伊斯兰教作为扩大民众动员的政治工具，旨在与诸多世俗政党争夺议会选票。阿尔帕斯兰图尔克斯宣称：“伊斯兰教不是土耳其民族落后的原因。伊斯兰教是具有高尚德行和道德的宗教，在历史的进程中，不论它在哪里，总会散发出光芒，开辟通往文明的道路”，[10]“我们作为土耳其人，犹如（中亚的）腾格里山；我们作为穆斯林，犹如（麦加附近的）希拉山，土耳其和伊斯兰教是我们的原则”。[11]19691974年，民族行动党游离于政坛的边缘地带。1969年，民族行动党首次参加议会竞选，获得3.2%的选票和大国民议会下院1个席位。1973年，民族行动党再次参加议会竞选，获得3.4%的选票和大国民议会下院3个席位。1975年，民族行动党与正义党、救国党共同组成联合政府，其政治影响逐渐扩大。1977年，民族行动党获得6.4%的选票和大国民议会下院16个席位。 新土耳其党（New Turkey Party，19611970年）创建于1961年2月，包括领导人埃克莱姆阿里坎（Ekrem Alican，19162000年）在内的核心成员大都来自1957年脱离民主党而另立门户的自由党，积极吸纳前民主党成员。新土耳其党持右翼自由主义立场，强调世俗主义的政治原则，反对国家主义和政府干预的经济政策，呼吁将私有化和工业化作为土耳其经济的发展方向，主张发展私人经济、鼓励国外投资和扩大自由贸易，支持石油国有化和土地改革。新土耳其党在1961年大选中曾经有上佳的表现，然而自1962年加入共和人民党主导的联合政府后，民众支持率大幅下降。 20世纪60年代土耳其政治生活的突出现象，是马克思主义影响力的扩大、左翼意识形态的传播和左翼政党的活跃，左派政治渐露端倪，其中最具影响的左翼激进政党是土耳其工人党（Turkish Labor Party，19611971年，19751980年）。土耳其工人党于1961年由工会领导人和左翼知识分子创建，主要活动区域是伊斯坦布尔、安卡拉和伊兹密尔，领导人是穆罕默德阿里艾伊巴尔。土耳其工人党是20世纪60年代土耳其政坛具有合法地位的左翼政党，代表产业工人的利益，在知识分子中也有一定的影响，强调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倡导土地改革，主张工业、矿产业和石油的国有化，主张土耳其在外jiāo政策方面的独立地位和摆脱美国的控制。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34 章 然而，在土耳其工人党内部，也存在温和派与激进派之间的严重分歧。1965年大选时，土耳其工人党在许多地区建立起分支机构，赢得3%的选票和大国民议会下议院15个席位。在1969年举行的议会选举中，土耳其工人党赢得2.7%的选票和大国民议会下院2个席位。土耳其工人党作为政治舞台的左翼势力，不仅参与议会选举和竞选议会席位，而且致力于议会外的校园政治和街头政治。1971年，土耳其宪法法院宣布取缔土耳其工人党，理由是该党yīn谋颠覆国家。随后，土耳其工人党的20名领导人遭到逮捕和囚禁。 工业化进程与工人运动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工业化进程构成工人运动的历史基础，而工人运动的影响则往往取决于特定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环境。18711908年，奥斯曼帝国发生罢工共计24次，政治影响微乎其微。1908年，青年土耳其党颁布宪法，承认工人享有组建工会的合法权利。此后，工会组织渐露端倪。凯末尔时代，工业化的进程导致工人数量的增长，1924年宪法也承认工人享有组建工会的权利。然而，由于特定的政治模式，工会长期处于共和人民党的控制之下，工人和工会的政治参与程度低下。1925年颁布的维持秩序法，实际上禁止工人参与社会活动和政治活动的权利。1935年颁布的刑法，将罢工纳入刑事犯罪的范畴。1936年颁布的劳动法，禁止某些特定行业的罢工活动。1938年颁布的结社法，禁止成立具有特定阶级属xìng的社会组织。1946年重新修改的结社法，删除了禁止成立具有特定阶级属xìng的社会组织。然而，1947年颁布的工会法，明确强调工会活动的非政治化原则，将工会的活动局限于经济和社会领域。 多党制的政治实践无疑是民众广泛政治参与的外在形式，完善的社会组织和广泛的社会动员则是多党制政治实践的逻辑结果。自20世纪50年代起，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导致工人数量的增长。与此同时，多党制的政治模式为民众的政治参与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进而导致工会数量的急剧增长和工人政治参与程度的明显提高，工人逐渐成为政党政治和普选政治的重要砝码。1950年，土耳其工人总数约为37.4万人，其中工会成员为7.8万人，分别属于88个工会，工人加入工会的比率为21%。1950年大选中，工人成为民主党的重要支持者。20世纪50年代民主党执政期间，工人境况得到改善，工会数量增长了5倍，工会人数增长了3倍。“土耳其工会联盟”成立于1952年7月，直至20世纪50年代末长期从属于民主党政府。 自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土耳其工会联盟逐渐成为独立于政党和政府的社会组织，进而从依附于民主党政府转变为支持反对派共和人民党。1960年，土耳其工人总数达到82.5万人，其中工会成员为28.3万人，分别属于432个工会，工人加入工会的比率为34%。1961年宪法明确规定国家保护工人的权利，承认罢工是工人的基本权利。1963年，颁布新的劳动法，工会组织进一步发展。1970年，土耳其工会增至717个，工会成员超过200万人。1977年，工会数量达到863个，工会成员接近400万人。另一方面，自1961年罢工合法化开始，工人罢工次数呈上升趋势。1963年，出现8次罢工，罢工人数为1 500人。1970年，出现罢工72次，罢工人数增至2.1万人。1980年，出现罢工220次，罢工人数增至3.4万人。1990年，出现罢工458次，罢工人数达到16.6万人。罢工次数的上升和罢工人数的增长，表明土耳其政治民主化进程的长足进步和民众政治参与程度的明显提高。 1967年，土耳其工会联盟出现分裂，形成持温和立场的“土耳其工会联盟”与具有激进倾向的“革命者工会联盟”。前者强调维护工人的经济和社会权益，其成员主要来自国有企业；后者强调工人的政治参与，其成员主要来自私营企业。具有激进倾向的工会组织革命者工会联盟取得合法地位，表明工会组织的发展进入崭新的时期。工会组织和罢工的合法化，构成沟通民众意志与国家意志的重要纽带，标志着土耳其的政治民主化进入新的阶段。20世纪70年代，工会的成员占工人总数的1/2，其中70%75%的工会成员属于温和立场的土耳其工会联盟，20%25%属于激进倾向的革命者工会联盟，另有少量工会成员属于保守的国家主义者工会联盟。 土耳其的工商业者组织，主要包括“手工业者行会联合会”、“企业家协会”、“工商业联合会”和“土耳其企业家与商人联盟”。手工业者行会联合会由为数众多的手工业者行会组成，代表传统小手工业者的利益。土耳其的手工业者行会，1950年为253个，1955年为1 460个，1960年达到2 745个，1965年增至3 578个。1978年，土耳其的手工业者共计300万人，其中50%属于手工业者行会联合会。手工业者行会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和广泛的社会功能，与诸多政党政治联系密切，是支持政党政治的重要社会势力。企业家协会成立于1961年。1971年，企业家协会包括1 000家较大的企业，这些企业雇用约35万工人。工商业联合会属于半官方组织，包括雇用工人超过10人的所有企业和商家。土耳其企业家与商人联盟是1971年成立于伊斯坦布尔的民间组织，代表大企业家、大商人、银行家和保险经纪人的利益。 六、暗流涌动的伊斯兰主义 所谓的世俗主义和伊斯兰主义，均为历史现象。世俗主义与伊斯兰主义的矛盾对抗和此消彼长，根源于特定的历史环境。奥斯曼帝国时代，伊斯坦布尔的统治者采用苏丹和哈里发的双重称谓，兼有世俗和宗教的最高权力，宗教色彩的政治生活和教俗合一的政治制度构成奥斯曼帝国的明显特征。传统的伊斯兰教与奥斯曼帝国的统治秩序具有共同的利益和密切的内在联系，进而构成奥斯曼帝国的官方意识形态和伊斯坦布尔的苏丹统治民众的政治工具，欧莱玛作为官方的伊斯兰教学者则被纳入奥斯曼帝国的政府体系。另一方面，派系繁杂的苏非教团构成穆斯林的民间宗教组织，苏非教团的德尔维什（长老）与官方伊斯兰教的欧莱玛（宗教学者）貌合神离。 第二次宪政运动期间，诸多苏非教团支持青年土耳其党发动的政治革命。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苏非派拜克塔什教团、麦乌拉维教团和纳格什班迪教团支持凯末尔领导的土耳其民族独立战争，诸多苏非教团的德尔维什加入1920年在安卡拉召开的第一届大国民议会。 1924年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后，共和人民党主宰政坛，推行一系列的世俗化政策，严格控制宗教活动，取缔苏非教团，关闭宗教法庭和宗教学校，教职人员处于世俗政府的监管之下，教俗关系空前恶化。然而，土耳其共和国并非绝对世俗的国家。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后，官方明确界定所谓土耳其人的基本要素，即cāo土耳其语和信仰伊斯兰教。自凯末尔时代开始，宗教色彩的社会与世俗体制的国家两者之间形成明显的悖论，而伊斯兰主义的暗流涌动则体现社会与国家之间的互动和消长，进而构成民众崛起的特定外在形式。 土耳其共和国现代化进程的早期阶段，政治层面的变化并未表现为民众广泛的政治参与和民主化的历史进程，而是表现为独裁统治的加强和极权化的明显倾向，世俗化则构成政治极权化的同步现象。官方推行的世俗化根源于绝对主义的政治模式，服务于绝对主义的政治需要，构成凯末尔时代极权政治的重要手段。“土耳其共和国的世俗主义，其实质并非在于宗教与政治的分离，而是旨在强化国家对于宗教的控制，进而将宗教作为国家控制社会的政治工具”。[12]极权政治的发展和自上而下的一系列经济社会改革举措，构成此时土耳其共和国现代化的基本线索和主要内容。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作为极权政治时代经济社会深刻变革的逻辑结果，绝对主义的政治模式逐渐衰落，民主化进程随之启动。建立在多党制基础之上的选举政治和议会政治，构成土耳其共和国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外在形式。在多党制议会选举的历史条件下，诸多政党极力争取宗教群体的选票支持，甚至不惜鼓励民众的宗教情绪，以求增加各自的竞选砝码，导致土耳其政治领域的非世俗化倾向，现代伊斯兰主义随之登上土耳其共和国的历史舞台。伊斯兰复兴运动的暗流涌动，标志着民众政治参与的进一步扩大。伊斯兰文化的复兴与伊斯兰政治的实践，既是伊斯兰主义运动的两个阶段，也构成伊斯兰主义运动的两大层面。 19451960年，土耳其的伊斯兰主义主要表现为文化的复兴。 凯末尔时代，世俗化的改革举措主要局限于城市的范围，乡村依旧保留伊斯兰教的浓厚色彩，是为伊斯兰主义得以登上土耳其历史舞台的社会基础。20世纪30年代，土耳其政府试图在乡村推广世俗教育，进而取代传统的伊斯兰教育，但成效并不明显，在全部4万个自然村中，只有约5 000个自然村设立世俗学校，且规模甚小，附属于清真寺的传统宗教学校依然构成乡村教育的基本形式。根据1940年的官方统计，在全部1 780万国民中，文盲约占80%，包括城市40%的学龄儿童和乡村78%的学龄儿童。超过80%的人口生活在乡村约4万个村落，其中3.1万个村落没有正规学校。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共和人民党政府逐渐放松对于宗教活动的限制。1946年和1947年，来自伊斯坦布尔的议员哈姆杜拉苏非坦里奥沃尔和来自布尔萨的议员巴哈帕尔斯先后向大国民议会和共和人民党大会建议在公立世俗学校开设宗教课程，旨在抵御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引发大国民议会及共和人民党内部的激烈争论，土耳其政坛开始出现伊斯兰主义的呼声。 19451950年间，在多党制的政治框架下，24个政党相继登上土耳其的政治舞台，其中约1/3的政党在其政治纲领中提及伊斯兰教的主题，呼吁建立伊斯兰世界联盟，强调保护伊斯兰文化，倡导伊斯兰教价值观，促进伊斯兰事业的发展和繁荣。 自1949年起，宗教学校在中断25年后逐渐恢复，安卡拉大学设立伊斯兰经学院，旨在培养伊斯兰教神职人员的伊玛目哈提卜学校（Imam Hatip school）在全国各地陆续建立，包括小学和中学在内的普通世俗学校获准开设宗教课程，使用官方审定的宗教教材。伊玛目哈提卜学校作为隶属于政府的公立职业学校，在教育部规定的普通课程之外，增加相关的宗教课程。1951年，政府首先在7个城市设立伊玛目哈提卜学校。至1955年，设立伊玛目哈提卜学校的城市增加为16个。1958年，伊玛目哈提卜学校达到19所，在校学生3 476人，其中多数学生来自生活在城市棚户区的乡村移民家庭。与此同时，宗教出版物明显增加，去清真寺做礼拜的人越来越多，用阿拉伯语撰写的经文随处可见。宰牲节期间前往麦加朝觐的人数也呈上升趋势，1950年的朝觐者达到9 000人之多，众多新闻媒体派出记者对朝觐过程予以追踪报道。身穿穆斯林传统服饰的土耳其人开始出现在公共场所，特别是越来越多的穆斯林fù女披戴面纱，挑战着凯末尔时代世俗主义的清规戒律。 1950年大选构成土耳其共和国政治生活的重要转折点，政治参与由城市民众延伸到乡村社会，世俗主义的削弱抑或非世俗化的倾向则是乡村社会政治参与的逻辑结果。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初期，执政的共和人民党坚持世俗主义的政治原则，民主党也反对改变国家政治生活的世俗基础。1950年民主党执政以后，在沿袭共和人民党的世俗主义原则和捍卫国家政权世俗xìng质的同时，实行相对宽容的宗教政策，扩大宗教教育，增设宗教课程，兴办宗教学校，政府拨款修缮原有的清真寺和建造新的清真寺，恢复阿拉伯语作为清真寺的宣礼语言，电台播放阿拉伯语诵读的《古兰经》经文，允许穆斯林fù女披戴宗教头饰，鼓励私人基金赞助穆斯林的宗教活动，开放苏非派圣徒陵墓。19501960年民主党执政的10年间，政府财政预算中的宗教经费从300万里拉增至4 000万里拉。1957年议会选举期间，民主党声称执政7年中新建清真寺1.5万处，承诺将使伊斯坦布尔成为第二个麦加，使清真寺的宣礼塔像工厂的烟囱一样林立，同时指责共和人民党奉行的世俗化政策侵犯民众的宗教自由和背离伊斯兰教的信仰。1960年，土耳其全国共有清真寺7.5万座，仅伊斯坦布尔便有清真寺1 800座之多，其中19501960年间新建清真寺1.5万座，平均每天新建清真寺4座。随着清真寺数量的增多，宗教学者的数量也呈上升的趋势。 1925年凯末尔政府平息库尔德人叛乱以后，苏非教团遭到取缔，苏非教团的宗教活动被迫转入地下。19501960年民主党执政期间，苏非教团的政治影响逐渐扩大。民主党为争取宗教势力的支持，承认宗教信仰与社会发展的非矛盾xìng，允许宗教组织的合法存在。19461950年，民间组织数量从814个增至2 023个，其中宗教色彩的民间组织从11个增至154个，在全部民间组织中所占的比例从1.3%上升为7.1%。1955年，民间组织达到5 799个，其中宗教色彩的民间组织为1 088个，占全部民间组织比例的15.8%。1960年，民间组织达到12 034个，其中宗教色彩的民间组织5 104个，占全部民间组织比例的29.7%。诸多宗教组织普遍具有民间xìng、自治xìng、参与xìng和民众动员xìng的浓厚色彩，宗教组织的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35 章 不断增多无疑推动了土耳其公民社会的成长。相对宽容的宗教政策，成为民主党争取民众支持和竞选议会席位的有力工具。在1954年和1957年两次大选中，苏非教团的信众大都表现为支持民主党的政治立场，民主党政府的内阁总理阿德南门德列斯则被苏非教团的舍赫赛义德努尔西誉为“伊斯兰教的倡导者”。由此可见，民主化程度的提高、政治环境的宽松与伊斯兰主义的兴起呈现为同步的趋势，三者之间具有明显的内在逻辑联系。 1961年宪法沿袭1924年宪法的世俗主义政治原则，明确限制宗教活动。然而，进入20世纪60年代，多党政治日趋完善，多党联合政府成为土耳其政治生活的突出现象，政治环境进一步宽松，伊斯兰主义的复兴遂由文化领域逐渐延伸至政治领域，苏非教团恢复合法地位，诸多具有伊斯兰教色彩的政党相继建立。 20世纪70年代，正义党政府和共和人民党政府均对伊斯兰主义持温和的态度。1970年建立的民间组织“启蒙的熔炉”，成员来自商界、教育界和政界，致力于打破左翼世俗知识分子在政治、社会和文化领域的垄断地位，主张依据伊斯兰教的原则改造土耳其社会，强调土耳其文化的源泉在于具有2 500年历史的突厥传统和具有1 300年历史的伊斯兰教传统。清真寺数量在20世纪80年代明显增加，至1990年达到7.5万处，仅伊斯坦布尔便有清真寺近1 800处，教职人员由1979年的约5万人增至1989年的超过8万人。1979年，土耳其约有200个宗教基金会；1987年，宗教基金会增至1 258个。与此同时，教科书以及广播电视中的宗教内容日益丰富，伊斯兰出版物发行量扩大，多处苏非派圣地重新开放，宗教服饰随处可见，甚至内阁成员也频繁参加宗教活动。 多党制时代土耳其伊斯兰主义的政治组织，大体包括三种类型：长期游离于政治舞台边缘和具有暴力色彩的非法伊斯兰极端主义组织、处于半合法状态而在土耳其政治舞台扮演重要角色的苏非派教团和具有合法地位而致力于议会选举的伊斯兰政党。 20世纪2030年代，土耳其国内的反政府暴力活动主要来自非法伊斯兰极端主义组织。进入20世纪40年代，在来自威权政府的高压环境下，非法伊斯兰极端主义组织的反政府暴力活动逐渐销声匿迹。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非法伊斯兰极端主义组织的暴力活动死灰复燃。相比于土耳其共和国早期的非法伊斯兰极端主义组织与苏非教团之间的密切联系，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浮出水面的非法伊斯兰极端主义组织大都活动于苏非教团的框架之外，甚至将苏非教团视作攻击的目标。 20世纪70年代后期，土耳其国内经济形势的恶化，导致社会局势剧烈动dàng，校园政治和街头政治泛滥，政治暴力呈上升的趋势。与此同时，非法伊斯兰极端主义组织卷入多党制的政治漩涡，成为救国党抗衡右翼极端政党民族行动党的政治工具。19761977年，民族行动党的外围组织“灰袖”与亲救国党的土耳其全国学生联盟关系紧张，引发暴力冲突，后者常处于下风。为此，救国党开始利用其下属的袭击者同盟建立武装组织，抗衡民族行动党及其外围组织灰袖。1978年起，救国党开始建立军事训练营。至1979年，救国党建立的军事训练营达到32处，分布在乡村各地。1979年12月，总部设在安卡拉的袭击者同盟被官方取缔。1980年1月，救国党成立青年袭击者同盟，总部设在科尼亚，军事训练营依然延续。1980年9月军方政变后，土耳其全国学生联盟和青年袭击者同盟均被官方取缔，军事训练营头目被捕入狱。 1980年军方政变以后，面对来自官方的高压政策，非法伊斯兰极端主义组织脱离持温和立场的合法伊斯兰政党的掌控，开始演变为独立的政治力量，表现出暴力xìng和支离破碎xìng的明显特征，甚至得到国外政治势力的支持，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超国界的政治倾向。然而，由于政治环境的相对宽松和政治氛围的相对温和，非法伊斯兰极端主义组织在土耳其始终缺乏适宜的土壤，政治影响力微乎其微。 土耳其真主党（Turkish Hezbollah）始建于20世纪80年代，系安纳托利亚本土的非法伊斯兰极端主义组织，与黎巴嫩的真主党并无关联，却与库尔德问题密切相关，成员多为土耳其境内的库尔德人，主要活动范围是东南部的迪亚巴克尔（Diyarbakir），包括费丹古恩格尔领导的“门泽勒”和侯赛因维里奥格鲁领导的“伊里姆”两个集团。侯赛因维里奥格鲁出生于巴特曼省的一个库尔德人村庄，毕业于安卡拉大学，热衷于校园政治和伊斯兰学生运动，加入救国党和土耳其全国学生联盟，崇尚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致力于在土耳其创建沙里亚基础上的伊斯兰国家。费丹古恩格尔也是20世纪70年代土耳其全国学生联盟的积极分子，热衷于校园政治活动。20世纪80年代，持激进伊斯兰主义立场的真主党面临库尔德工人党的威胁，后者持库尔德民族主义立场，主张在东南部库尔德人地区建立库尔德人国家。 土耳其真主党尽管属于逊尼派，却得到伊朗方面的支持，与伊朗安全机构长期保持情报合作。另一方面，在土耳其真主党内部，费丹古恩格尔与侯赛因维里奥格鲁存在分歧，前者主张效仿伊朗革命的模式，崇尚教法学家统治的神权政治，后者受赛义德库特布的极端思想影响，主张效仿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模式，推翻世俗国家，反对教法学家的统治。 土耳其真主党的支持者，主要来自城市下层的乡村移民，城市边缘的棚户区是真主党的据点所在。土耳其真主党的活动，包括公开的宗教宣传和秘密的政治暗杀。土耳其真主党的主要对手是库尔德工人党，后者具有明显的乡村色彩，试图向城市扩展。20世纪90年代前期，约600人死于土耳其真主党分支伊里姆的袭击，其中3/4是库尔德工人党成员。90年代后期，土耳其真主党对库尔德工人党的袭击次数明显下降。在真主党内部，伊里姆与门泽勒之间也有冲突。20世纪90年代前期，超过200人死于双方的相互暗杀，其中多数死者属于门泽勒。1994年夏，费丹古恩格尔和多数门泽勒领导人迫于伊里姆的暗杀威胁，移居伊斯坦布尔。1994年9月，费丹古恩格尔在伊斯坦布尔的家中被伊里姆成员绑架，押回巴特曼省，遭到处决。费丹古恩格尔死后，门泽勒从政坛消失。 20世纪90年代后期，土耳其安全机构加大镇压伊里姆的力度。1999年3月，安全机构搜查了马尔丁附近的一处伊里姆据点。在查获的文件中发现超过2万人的伊里姆成员名单，其中约4 000人属于武装分子。同年，超过1 500名伊里姆武装分子被安全机构逮捕。1999年，为躲避安全机构追捕，侯赛因维里奥格鲁先后移居阿达纳、科尼亚和伊斯坦布尔。2000年1月，侯赛因维里奥格鲁在伊斯坦布尔的家中被安全警察击毙。随后，安全警察根据在侯赛因维里奥格鲁家中查获的文件，在全国44个省逮捕伊里姆武装分子3 300余人。侯赛因维里奥格鲁死后，伊萨阿尔特索伊成为伊里姆新的领导人。进入21世纪，伊里姆并未销声匿迹，却逐渐放弃暴力，致力于伊斯兰主义的政治宣传和社会慈善事业，周济贫困穆斯林。 伊斯兰运动组织和大东方前线伊斯兰袭击者组织也是土耳其国内重要的非法伊斯兰极端主义组织。 伊斯兰运动组织（Islamic Movcomnt）始建于1987年，领导人是伊尔凡卡格里奇。伊尔凡卡格里奇毕业于伊斯坦布尔大学，深受伊朗革命影响。1982年春，伊尔凡卡格里奇在德黑兰亲眼看见了革命后的伊朗，回国后秘密筹建武装组织，试图在土耳其发动伊斯兰革命。1984年年末，该组织在伊斯坦布尔抢劫一家珠宝店，遭到警方拘捕，伊尔凡卡格里奇逃亡伊朗。1987年，伊尔凡卡格里奇持伊朗护照回国，定居在库尔德人城市巴特曼，创建伊斯兰运动组织，招募武装分子，具有明显的暴力色彩。伊斯兰运动组织的宗旨，是通过10年的努力，在土耳其建立遵循沙里亚的伊斯兰国家。1990年3月，伊尔凡卡格里奇在伊斯坦布尔qiāng杀著名的世俗派记者切廷艾米克。同年9月，伊斯兰运动组织成员在伊斯坦布尔qiāng杀另一著名世俗派作家图兰杜尔苏恩。1991年12月，伊斯兰运动组织试图在伊斯坦布尔的一个世俗集会上制造bàozhà事件，未遂。1992年6月，伊斯兰运动组织试图在伊斯坦布尔再次制造bàozhà事件，未遂。1996年3月，伊尔凡卡格里奇被警方拘捕。2000年7月，伊尔凡卡格里奇被判处死刑，后改判终身监禁。 大东方伊斯兰袭击者组织植根于救国党青年运动，创立者是萨利赫伊泽特埃尔迪斯，也名萨利赫米尔扎贝尤格鲁。萨利赫伊泽特埃尔迪斯出生于东南部的埃尔津詹，1984年创立大东方伊斯兰袭击者组织，旨在以土耳其为基地，建立跨越国界的伊斯兰国家，具有逊尼派色彩，反对什叶派和阿拉维派，强调穆斯林的圣战义务。大东方伊斯兰袭击者组织的成员主要分布在伊斯坦布尔和安卡拉，大都来自库尔德人移民。20世纪90年代中期，大东方伊斯兰袭击者组织的暴力活动达到顶峰。1998年，萨利赫伊泽特埃尔迪斯和其他领导人被捕，萨利赫伊泽特埃尔迪斯被判处死刑，后改判终身监禁。 土耳其伊斯兰主义政治复兴的主要力量是具有合法地位的苏非教团。所谓的苏非主义（Sufism），系伊斯兰教中的神秘主义。苏非一词在阿拉伯语中本意为羊毛；苏非主义的信徒常身穿羊毛粗衣，以示简朴，故而得名。苏非主义最初始于禁yù主义的生活方式，继而融入神秘主义的思想倾向，至12世纪中叶以后逐渐进入制度化和组织化的发展阶段，形成诸多苏非教团。土耳其的苏非教团，一部分恪守传统主义，奉行非政治化的宗教原则；另一部分崇尚现代伊斯兰主义，强调宗教政治化的信仰原则，具有明显的政治倾向xìng。凯末尔时代，一党制政府对于宗教势力采取高压政策，苏非教团的政治活动主要表现为秘密的政治宣传和非法的武装叛乱。多党制时代，苏非教团参与土耳其政治生活的首要方式是与诸多合法政党建立密切的联系，进而借助于政党政治的形式阐述和宣传相应的宗教政治纲领。 拜克塔什教团（Bektashiyyah）是13世纪末14世纪初的呼罗珊人拜克塔什在安纳托利亚创建的苏非教团，自15世纪开始逐渐形成完整的宗教组织和严格的信仰体系，社会影响随之扩大。拜克塔什教团的主要特征，在于浓厚的什叶派色彩，崇拜什叶派伊玛目阿里，甚至将伊玛目阿里与先知穆罕默德相提并论。奥斯曼帝国时期，拜克塔什教团与苏丹近卫军团联系密切。1826年奥斯曼帝国苏丹马哈茂德二世平息近卫军团的反叛后，拜克塔什教团遭到官方取缔，直到苏丹阿卜杜勒-迈吉德一世当政期间得以重建。1925年，凯末尔政府再度取缔拜克塔什教团，禁止拜克塔什教团的政治活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民主化进程的启动和多党制的政治实践，拜克塔什教团开始活跃于政治舞台，成为参与政党政治的重要社会力量。多党制时代，拜克塔什教团先后支持民主党和民族党。由于逊尼派是土耳其穆斯林的主要派别，随着伊斯兰主义的复兴和伊斯兰运动的高涨，具有什叶派色彩的拜克塔什教团逐渐被边缘化，在中右翼政党主导的政治舞台，成为诸多左翼政党争取的对象。 麦乌拉维教团是13世纪著名神秘主义诗人麦乌拉纳贾拉lún丁鲁米（Mevln Celleddin Mecomd Rumi，12071273年）在安纳托利亚创建的苏非教团，科尼亚是麦乌拉维教团的中心所在。麦乌拉纳贾拉lún丁鲁米被其追随者称为毛拉，该教团故而得名。旋转舞是麦乌拉维教团最具特色的宗教仪式，麦乌拉维教团的成员因此被称作“舞蹈的苦行僧”。奥斯曼帝国时期，麦乌拉维教团的道堂遍布帝国各地，宗教政治影响十分广泛。 麦乌拉纳贾拉lún丁鲁米教导弟子 土耳其最具影响力的教团，是纳格什班迪教团（Nageshibande）。该教团系塔吉克人穆罕默德白拉丁于14世纪创建于中亚的布哈拉，15世纪传入安纳托利亚。纳格什班迪教团的标志xìng修炼方式，是在胸前划线以示净化心灵，穆罕默德白拉丁则被其追随者称作纳格什班德，意为画家，该教团故而得名。纳格什班迪教团是典型的逊尼派教团，明显区别于具有什叶派浓厚色彩的拜克塔什教团，以积极入世、关注现实、参与社会和干预政治而著称。纳格什班迪教团于1925年因涉嫌参与库尔德人叛乱而遭到取缔，20世纪50年代逐渐取得合法地位。纳格什班迪教团长老穆罕默德扎希德科特库于19581980年任伊斯坦布尔的伊斯坎德尔帕夏清真寺伊玛目，与包括内切梅廷埃尔巴坎和图尔古特厄扎尔（Turgut Sunalper）在内的土耳其政坛精英来往密切，长期支持民族秩序党和救国党，致力于伊斯兰教育的发展，伊斯坎德尔帕夏清真寺则成为纳格什班迪教团的重要据点。1980年穆罕默德扎希德科特库死后，纳格什班迪教团转向支持祖国党和繁荣党。纳格什班迪教团具有现代伊斯兰主义的政治倾向，主张恢复伊斯兰教法，重建伊斯兰教的政权，抵制西方影响，被土耳其世俗界视为最具颠覆形象的苏非教团。 努尔朱教团（Nurcus）是纳格什班迪教团的重要分支，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尊奉库尔德学者赛义德努尔西（Said Nurs，18781960年）作为教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36 章 团的奠基人和精神领袖，强调神秘主义的信仰方式，捍卫伊斯兰文化，反对世俗主义的国家体制，主张以《古兰经》作为宪法和回归教法治理下的社会秩序。赛义德努尔西一生历经奥斯曼帝国、凯末尔时代和多党制民主化时代，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支持土耳其民族独立运动，继而因反对世俗主义改革与凯末尔政权分道扬镳，多次被土耳其共和国政府以反对世俗主义的罪名判处监禁，而政府的迫害无疑扩大了赛义德努尔西的影响，提高了赛义德努尔西的声望。赛义德努尔西强调《古兰经》与现代科学的一致xìng和非矛盾xìng，主张随着时代的变迁和进步而重新解读《古兰经》，不可拘泥于传统的诠释，致力于非暴力的政治参与，倡导不同信仰和不同教派之间的宗教宽容，呼吁伊斯兰世界与基督教世界之间的文明对话。 1950年民主党在大选中获胜后，发布特赦令，释放赛义德努尔西。获释后的赛义德努尔西成为民主党的支持者，在1954年大选期间为民主党争取选票。努尔朱教团于20世纪50年代支持民主党，20世纪6070年代支持正义党和救国党，8090年代支持正确道路党和祖国党。努尔朱教团大约包括10个分支，持不同的宗教和政治倾向，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分支是法特胡拉葛兰的追随者。葛兰1941年出生于东部埃尔津詹省的克鲁库克村，1958年任职于埃迪尔内清真寺，1962年任职于伊兹密尔清真寺，1971年因从事非法的宗教宣传被判处7个月监禁，20世纪90年代初成为拥有众多追随者的精神领袖。90年代初，葛兰的追随者控制着遍布全国的公司、非政府组织、慈善基金会、学校、媒体，人数约为50万100万。 苏莱曼哲教团也属于纳格什班迪教团的分支，由苏莱曼希勒米图纳罕（18881959年）创立，反对凯末尔主义、世俗化和共和制，具有明显的极端倾向，支持正义党和祖国党。 与诸多伊斯兰极端主义组织和苏非教团相比，具有合法地位的伊斯兰政党普遍表现为温和的政治倾向，承认现存的政治秩序和社会制度，崇尚伊斯兰教的治国方略和伊斯兰文化的普世原则。多党制时代第一个伊斯兰政党是伊斯兰民主党（Islamic Democratic Party），始建于1951年年初，创始人是切弗特里法特阿提尔罕，持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立场，6个月后遭到取缔。 民族行动党（Nationalist Movcomnt Party）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创建者是阿尔帕斯兰图尔克斯，宣传泛伊斯兰主义的政治思想，谴责凯末尔的世俗主义。 20世纪60年代中叶，苏莱曼德米雷尔领导的正义党带有浓厚的伊斯兰教色彩，伊斯兰主义与世俗主义的抗争构成正义党与共和人民党角逐政坛的重要内容。诸多伊斯兰政党的政治实践，标志着土耳其的伊斯兰主义运动步入新的历史阶段。 伊斯兰主义的复兴，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土耳其现代化进程的长足发展呈同步的趋势，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包括诸多传统社会势力和新兴社会群体。“土耳其伊斯兰复兴运动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发展进程而产生发展的。它在不发达地区捍卫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经济群体的利益，在较发达地区则代表了受资本主义急速发展的消极影响而出现的个人或群体的抗议运动”。[13]土耳其早期的伊斯兰主义政党，主要代表“安纳托利亚那些在以伊斯坦布尔作为据点的现代部门的冲击下寻求保护的店主、手工业者以及小商人”的利益和要求。[14]相比之下，“繁荣党诉诸社会福利、社会公正和政治自由……进而试图接近政府职员和工人，以便在将来使他们成为自己的支持者”。[15]然而，土耳其伊斯兰复兴运动和诸多伊斯兰政党的领导人大都缺乏宗教的身世，而是出自世俗的阶层，具有中产阶级的社会背景，普遍受过良好的世俗教育。以1973年大选中的救国党为例，参与竞选议会席位的450名救国党成员中，自由职业者占33.7%，公职人员占19.2%，工商界人士占21.2%，而教职人员仅占2.8%；当选议员的48名救国党成员中，自由职业者占55.8%，公职人员占20.7%，工商界人士占10.4%，而教职人员仅占12.4%。如同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一样，土耳其的诸多伊斯兰组织强调保障弱势群体的利益，致力于慈善互助事业和社会救济活动，在社会中下层民众中具有广泛的影响。另一方面，土耳其的伊斯兰主义和宗教政治不同于伊朗，缺乏众望所归的宗教领袖和完整严密的组织体系，无论是伊斯兰极端主义组织和苏非教团还是伊斯兰政党皆各行其是，难以形成否定世俗政治的广泛社会基础和政治影响。 不同于赛义德库特卜和霍梅尼阐述的现代伊斯兰主义，土耳其的诸多伊斯兰政党无意建立伊斯兰教法至上抑或教法学家统治下的神权政体。内切梅廷埃尔巴坎和雷赛普埃尔多安均强调建立幸福的社会作为其最终目标，而完善选举基础上的民主制是实现其最终目标的手段和工具。诸多伊斯兰政党在经济方面强调区别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伊斯兰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的贫富差距和社会主义的政府干预，倡导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基础上的公正分配秩序。诸多伊斯兰政党指责世俗政党使土耳其在政治上成为西方的仆从国，在经济上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奴隶。与形形色色的世俗政党相比，诸多伊斯兰政党不仅表现为浓厚的宗教色彩，更具有鲜明的阶级倾向。诸多伊斯兰政党的社会基础，在于弱势和边缘的社会群体。诸多伊斯兰政党的所谓激进xìng，根源于其社会基础的边缘xìng。宗教政党与世俗政党的消长，体现了民众政治与精英政治的尖锐对立。 有学者认为，“从世界范围看，拥护还是反对土耳其革命所确立的政教分离、世俗主义原则，事实上已成为区分进步与保守的重要标志”。也有学者认为，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兴起是世俗政权之“容忍乃至鼓励的结果”。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从奥斯曼帝国时代教俗合一的政治模式，到凯末尔时代世俗政治的一元倾向，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伊斯兰主义复兴的历史条件下宗教政治与世俗政治的抗争，构成土耳其政治现代化进程的历史轨迹。从伊斯兰文化的复兴到伊斯兰政治的复兴，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土耳其伊斯兰主义复兴的基本线索。现代化进程中政治层面的核心内容，无疑是民主政治挑战极权政治。所谓伊斯兰主义的兴起和伊斯兰复兴运动的滥觞，其实质并非回归先知穆罕默德时代的社会秩序和重建早期伊斯兰教的信仰体系，而是民众借助于宗教的形式质疑官方政策和挑战现存政治秩序。20世纪70年代世俗政治的危机，导致80年代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宗教化倾向。80年代宗教势力的泛滥以及非世俗化的潮流，则与政治生活的民主化进程呈同步的趋势。换言之，世俗主义垄断地位的不复存在和宗教势力的扩大，成为政治多元化的产物和体现。由于世俗主义的膨胀与凯末尔时代的极权政治密切相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伊斯兰主义的兴起作为多党制政治实践的伴随现象和政治自由化的逻辑结果，构成民众广泛政治参与和民主政治挑战极权政治的外在形式。20世纪90年代，伊斯兰复兴运动趋于高涨，伊斯兰主义成为土耳其政治生活中举足轻重的政治要素和政治力量。世俗政党与伊斯兰主义政党的权力角逐，集中体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土耳其政治生活多元化与政治制度民主化的历史走向。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土耳其伊斯兰复兴运动的突出特征在于明显的温和色彩，宗教政治与世俗政治并未表现为尖锐的对抗和激烈的冲突，尤其是没有形成否定现存政治秩序和重建伊斯兰政体的政治纲领。相反，宗教政党与世俗政党的广泛合作，构成土耳其政党政治与政治生活的明显特征。然而，土耳其的宗教反对派之所以“采取温和的低姿态的方式，强调在不改变现行政治体制的前提下积极参与政治进程”，其原因并非“所面对的是一个得到大多数人民拥护的、以武装力量为后盾的、强大的国家政权，力量对比悬殊”和“善于伪装”。历史经验充分表明，统治模式决定反抗模式。伊朗巴列维国王时期独裁专制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氛围，无疑是导致宗教政治与世俗政治之间尖锐对立和激烈冲突的根源所在。相比之下，土耳其多党制的政治体制和相对宽松的政治氛围，决定了土耳其伊斯兰主义和宗教政治的议会形式与温和倾向。 作者点评： 政党政治与民主化进程两者之间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多党制基础上的议会选举提供了民众实现政治参与和表达政治诉求的合法渠道。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多党政治的合法化和议会选举的民主化颠覆了共和人民党一党独裁的威权体制，土耳其共和国的政治发展由此进入民主化艰难探索的历史阶段。20世纪50年代民主党执政期间，排斥异己，形成一党独大的政治局面。20世纪6070年代，政党政治表现出破碎化和多元化的明显趋势，诸多政党分享议会席位，多党联合组阁成为常态化的政府形式。军方长期占据举足轻重的政治地位，在多党制议会选举和民主化艰难探索的历史条件下扮演着捍卫国家利益和维护政局稳定的重要角色。在此期间，暗流涌动的伊斯兰主义，预示着世纪之jiāo世俗政治与宗教政治的激烈角逐。 * * * [1]　Geyikdagi， M. Y.， Political Parties in Turkey， New York 1984， p.74. [2]　卡尔帕特：《当代中东的政治和社会思想》，第467页。 [3]　卡尔帕特：《当代中东的政治和社会思想》，第476479页。 [4]　Schick， I. C. ＆ Tonak， E. A.， Turkey in Transition， Oxford 1987， p.130. [5]　研究者通常按照土耳其共和国1924年宪法、1961年宪法和1982年宪法的颁布，将19231960年称作第一共和国时期，19611981年称作第二共和国时期，1982年以后称作第三共和国时期。 [6]　Hale， W.， Turkish Politics and the Army， London 1994， pp.184-185. [7]　Geyikdag， M. Y.， Politial Parties in Turkey， p.98. [8]　卡尔帕特：《当代中东的政治和社会思想》，第535页。 [9]　Schick， I. C. ＆ Tonak， E. A.， Turkey in Transition， p.229. [10]　卡尔帕特：《当代中东的政治和社会思想》，第535页。 [11]　Rubin， B.， Political Parties in Turkey， London 2002， p.27. [12]　Balkan， N.， The Politics of Permanent Crisis： Class， Ideology and State in Turkey， New York 2002， p.107. [13]　Toprak， B.， Islam and Political Develocomnt in Turkey， Leiden 1981， pp.118-119. [14]　Acomd， F.， The Making of Modern Turkey， London 1993， p.161. [15]　Heper， M. ＆ Evin， A.， State， Democrary and the Military： Turkey in the 1980's， New York 1988， p.129. 第十五章　民主制框架下世俗政治与宗教政治的消长 一、1980年军事政变与1982年宪法 第二共和国阶段，土耳其政治生活的明显特征在于长期以多党联合政府作为施政主体，20世纪60年代相继经历4届多党联合政府，70年代则始终延续联合政府执政的政治局面，内阁更迭频繁，政治局势依然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共和人民党尽管在1973年和1977年大选中连续胜出，成为大国民议会中的第一大党，却无法获得单独组阁所需的议会多数席位。另一方面，20世纪70年代后期，土耳其国内经济形势日趋恶化。国内生产总值的实际年增长率，1975年为8%，1976年下降为7.7%，1977年下降为4%，1978年下降为3%，1979年下降为负0.3%，1980年下降为负0.7%。1977年，失业率为15%；1980年，失业率上升为20%。与此同时，通货膨胀率逐年上升，1976年为16%，1977年为24%，1978年为44%，1979年为60%。1980年，安卡拉的通货膨胀率达到140%。政府实行紧缩货币政策，试图控制物价，引发黑市jiāo易泛滥。 经济形势的恶化导致社会局势的动dàng，来自左翼和右翼激进组织的政治暴力呈上升趋势，校园政治和街头政治泛滥。1977年，230人死于政治暴力。19781979年，2 500人死于政治暴力。1980年18月，2 000人死于政治暴力。另据资料统计，19751980年，超过5 000人死于政治暴力。1980年夏，政治暴力事件日均超过20起。1980年9月，49个激进左翼组织卷入政治暴力活动。1978年，安卡拉大学的学生阿卜杜拉奥贾兰（Abdullah calan，1948 ）创建库尔德工人党（Kurdistan Workers’ Party，PKK），试图在土耳其东南部建立社会主义的库尔德人国家，由此形成了新的政治暴力漩涡。埃杰维特和德米雷尔领导的文官政府既无力扭转日趋恶化的经济形势，也在日益蔓延的政治暴力面前束手无策，整个社会濒临失控状态的边缘。 经济形势的恶化无疑是政治暴力泛滥的根源，而政治暴力的泛滥则导致军方的政治介入。1979年夏，军方开始筹划接管政府。同年12月，军方在伊斯坦布尔召开会议，决定向文官政府递jiāo最后通牒。1980年9月，军方继1960年和1971年两次军事政变之后第三次接管国家政权，解散大国民议会和内阁政府，取缔政党，解散工会组织“革命者工会联盟”和“民族主义者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37 章 会联盟”，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正义党主席德米雷尔和共和人民党主席埃切维特以及诸多政府要员遭到军方软禁，救国党主席埃尔巴坎被指控危害世俗主义原则，民族行动党主席图尔克斯则被指控煽动内战，约240名政治家被剥夺510年的从政权利。军方指控诸多政党试图分裂国家和制造纠纷，指控工会组织煽动政治xìng罢工活动和破坏经济秩序。土耳其共和国自1923年诞生以来首次出现排斥政党的政治局面，大学和新闻媒体受到军方的严格监控，学生和教师被禁止参加政治组织和从事政治活动，多家杂志和报纸遭到查封。随后，总参谋长科南埃夫lún（Kenan Evren，1917 ）出任国家元首，军人控制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成为最高权力机构，军方任命27人组成新内阁，负责执行国家安全委员会制定的政策，退役将领布lún特乌鲁苏（Bülend Ulusu，1923 ）出任内阁总理，组成非政党xìng的技术官僚和学者型政府。军方主导的国家机构沿袭苏莱曼德米雷尔时期的经济政策和外jiāo政策，致力于政治秩序的重建，强化控制社会群体和社会组织，禁止工人罢工，排斥和遏制左翼政治派别和极端右翼势力民族行动党。 布lún特乌鲁苏 1980年10月，国家安全委员会授意筹建咨询委员会，负责起草新宪法及选举法和政党法。科南埃夫lún宣布，新宪法必须尊重人权和自由，保障社会正义，确立政府的法治原则。国家安全委员会宣布解散包括共和人民党和正义党在内的所有现存政党和没收政党财产，禁止被解散政党的领导人参与政治活动，指责现存政党热衷于权力角逐而将党派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是导致社会动dàng、暴力泛滥和政治危机的罪魁祸首。与此同时，军方致力于打击恐怖势力和平息街头政治。在政变后的最初6周，11 500人被军方逮捕。至1981年年底，军方共计逮捕超过12万人。军方将被捕者送jiāo军事法庭，3 600人被判处死刑，其中15人被执行死刑，数以千计的人被判处监禁。 1981年10月，召开制宪会议，制宪会议包括160名成员，其中120人由军方任命，另外40人由国家安全委员会任命。随后，制宪会议选举15人组成制宪委员会。1982年1月，科南埃夫lún宣布，新宪法草案将于1982年夏季由国家安全委员会审查并举行全民公决，议会选举将于1983年年底举行。1982年7月，国家安全委员会公布新宪法草案。 新宪法草案在坚持凯末尔主义的基础上，总结19611980年间的政治实践，确定国家体制的未来方向。新宪法草案依旧规定总统由大国民议会选举产生，任期7年，不得连任，不得具有政党身份，同时赋予总统以广泛的权力，包括任命政府总理和内阁成员、任命宪法法院法官、任命武装部队参谋总长、任命大国民议会上院1/4的议员、主持国家安全会议、解散议会、宣布紧急状态，总统取代大国民议会成为国家权力的核心。根据1961年宪法，总统作为国家元首，超越党派的界限，象征土耳其共和国的最高利益，却无实际上的行政权力。相比之下，根据1982年宪法草案，总统的行政权力明显扩大，进而形成总统与大国民议会、内阁相互制约的多元化行政体制。新宪法草案区别于1961年宪法的另一方面是，限制新闻自由、结社自由和个人权利，强调公民的个人权利不得违背国家利益和公共秩序。同时颁布的新政党法和新选举法对于政党活动予以限制，规定所有合法政党必须在超过半数的省区设立分支机构，只有在大选中获得选票超过10%的政党可以加入大国民议会和拥有大国民议会席位。新宪法草案以及新的政党法和选举法的制定，体现出在经历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过度自由、民主权利滥用和社会混乱的状态后民主秩序的理xìng收缩。 1982年10月，新宪法草案通过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审查。1982年11月，在强制的气氛中举行新宪法的全民公决，约200万拒绝参与投票的人被剥夺未来5年的投票权。1 888万人参与投票，投票率为91.3%；1 722万人投票赞成新宪法，支持率为91.4%，163万人投票反对新宪法，反对率为8.3%。新宪法的反对者大都来自土耳其东南部的库尔德人地区。根据全民公决通过的新宪法，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科南埃夫lún出任总统。 二、祖国党执政：文官政治的重建与新经济政策的实施 1983年4月，新政党法颁布。新政党法规定，新建政党必须完全脱离原有的旧政党，政党组织必须遵循民主程序，政党纲领不得违背凯末尔主义的原则。根据1983年政党法，政党的中央机构由全体党员大会选举产生，包括党主席、执行委员会和纪律委员会，政党地方组织包括省级分支，政党执行委员会必须在司法机构的监督下提名议员人选。随后，国家安全委员会宣布废除政党禁令，解除党禁，重新启动政党政治。 1983年6月，新选举法颁布。新选举法规定，只有在大选中获得超过10%选票的政党方可进入大国民议会，也称“10%的门槛”，旨在避免大国民议会席位分散和小党林立的混乱局面。 1983年春夏之jiāo，新建政党15个，包括前正义党领导人苏莱曼德米雷尔创建的正确道路党、前总统伊斯梅特之子埃尔达勒伊诺努创建的社会民主党、图尔古特厄扎尔创建的祖国党、退役将领图尔古特苏纳尔普创建的民族民主党和内切德特卡勒普创建的民粹党。祖国党持中右翼立场，强调自由主义和市场经济，主张扩大私有化和外向经济，以增加投资实现经济的发展。民族民主党持右翼立场，强调保护自由竞争，吸纳国外投资。 1983年11月，土耳其举行议会选举，标志着文官政治在1980年第三次军事政变和军人接管政府之后得以重新恢复。92.3%的选民参与投票，达到1946年多党制议会选举以来的最高投票率，获准参加竞选的政党包括持中右立场的民族民主党、持中左立场的民粹党和持中间立场的祖国党，其中民族民主党和民粹党得到军方的支持，而祖国党系非军方支持的平民政党。1983年议会选举的结果是，祖国党获得45.6%的选票和大国民议会下院211个席位，民粹党获得30.8%的选票和大国民议会下院117个席位，民族民主党获得23.6%的选票和大国民议会下院71个席位。祖国党作为议会第一大党组成新一届内阁，祖国党主席图尔古特厄扎尔出任内阁总理。祖国党在议会选举中的获胜，出乎军方的意料，标志着土耳其的民主化进程真正步入文官政治的道路，军人政治从此逐渐淡出政坛。 图尔古特厄扎尔（Turgut zal，19271993年）出生于土耳其东南部城市马拉提亚一个虔诚的穆斯林家庭，毕业于伊斯坦布尔技术大学，20世纪70年代加入救国党，1977年曾经作为救国党提名的候选人竞选议员落败。1983年5月，厄扎尔创建祖国党（Motherland Party），该党核心成员大都具有伊斯兰主义的宗教政治背景。1980年军方政变后诸多旧政党的解散和由此出现的政治真空，提供了厄扎尔和祖国党崛起于土耳其政坛的绝佳条件。 图尔古特厄扎尔（右） 图尔古特厄扎尔政府时期，建立在选举政治和多党政治基础上的文官政治重新取代军人政治，成为土耳其政治生活的常态形式。图尔古特厄扎尔领导的祖国党兼有原正义党、救国党和民族行动党的多重政治元素，代表土耳其政坛的中右翼势力，政治理念相对温和，强调法律秩序和法治国家，兼顾世俗原则和宗教诉求。祖国党也具有民族主义的浓厚色彩，坚持土耳其伊斯兰一体化的思想，强调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倡导民主的政治原则和宽松自由的政治环境，主张扩大地方政府的自治权力。 祖国党执政期间，政治形势趋于稳定，政治环境日渐宽松，多元化的政党政治进一步活跃。1983年6月，前正义党领导人苏莱曼德米雷尔创建正确道路党（True Path Party）。该党自称是20世纪50年代的民主党和6070年代的正义党的延续，强调捍卫民族利益、保障公民权利和实现社会公正，同时坚持世俗主义的政治原则，进而区别于伊斯兰主义政党。祖国党和正确道路党均为20世纪80年代主导土耳其政坛的右翼政党。相比之下，民粹党（Populist Party）继承共和人民党的政治传统，系左翼政党，强调推动工业化进程和政府必要的经济干预，反对垄断，主张通过税收政策缓解贫富差距，扩大就业，降低失业率，支持者主要来自城市中下层和知识界。繁荣党（Welfare Party）始建于1984年，系救国党的延续，强调推动民主化进程、繁荣经济和实现社会公正，主张摒弃国家主义，倡导伊斯兰主义的发展模式。 1984年年初，祖国党主导的大国民议会通过修改政党法的议案，解除1983年军方颁布的政党禁令，允许遭到军方取缔的政党继续从事政治活动和参与选举。由于总统科南埃夫lún的否决，修改政党法的议案未能获准正式颁布。在随后举行的地方选举中，祖国党赢得41.5%的选票，伊斯梅特伊诺努之子厄尔达勒领导的社会民主党赢得23.5%的选票，苏莱曼德米雷尔领导的正确道路党赢得13.5%的选票。相比之下，1983年大选期间军方支持的民粹党和民族民主党仅仅赢得9%和7%的选票，在救国党基础上组建的繁荣党仅仅赢得4.5%的选票。1985年11月，民粹党与社会民主党合并，改称社会民主民粹党（Social Democratic Populist Party），厄尔达勒伊诺努出任党主席。1986年年初，民族民主党解散，其主要成员分别加入祖国党和正确道路党。与此同时，前共和人民党领导人布lún特埃杰维特创建民主左翼党（Democratic Left Wing Party）。1986年9月举行大国民议会补充选举，涉及7个选区和11个议会席位，祖国党赢得32.3%的选票和6个议会席位，正确道路党赢得23.5%的选票和4个议会席位，社会民主民粹党赢得23.4%的选票和1个议会席位。 1987年9月，土耳其就修改政党法举行全民公决，以50.3%对49.7%的微弱多数获得通过，由此解除军方执政期间颁布的政党禁令，恢复原有政党领导人的从政权利。随后，厄扎尔宣布提前举行大选。 1987年11月，土耳其举行新一届的议会选举。与军人干预下的1984年大选相比，1987年的议会选举在明显宽松和公平的环境下进行，民主政治在军方政变后得以回归。7个政党参加竞选，其中包括共和人民党分裂后组建的民主左翼党和社会民主民粹党。图尔古特厄扎尔领导的祖国党赢得36.2%的选票和大国民议会下院292个席位，埃尔达勒伊诺努领导的社会民主民粹党赢得24.7%的选票和大国民议会下院99个席位，苏莱曼德米雷尔领导的正确道路党赢得19.1%的选票和大国民议会下院59个议会席位。此外，布lún特埃杰维特领导的民主左翼党获得8.5%的选票，埃伊库特埃迪巴里领导的改革民主党获得0.8%的选票，内切梅廷埃尔巴坎领导的繁荣党获得7.1%的选票，阿尔帕斯兰图尔克斯领导的民族行动党获得2.8%的选票，独立候选人获得0.8%的选票，均未达到进入大国民议会所需的10%的选票，未能赢得议会席位。1987年大选后，祖国党作为大国民议会下院的第一大党继续执政。 厄扎尔执政期间，具有一定的伊斯兰倾向，放宽原有的宗教限制。1988年，厄扎尔已故的母亲下葬于纳格什班迪教团精神导师穆罕默德扎希德科特库陵墓所在的苏莱曼尼亚清真寺墓地。厄扎尔经常率内阁成员出席清真寺的宗教活动，斋月的晚餐通过媒体的报道而被赋予官方的色彩，宗教出版物明显增多，国营电视台播放宗教节目。1988年7月，厄扎尔成为首位赴麦加朝觐的土耳其内阁总理，土耳其国营电视台在国内转播厄扎尔朝觐的视频。1989年11月，厄扎尔以新任总统的身份出席在安卡拉最大的清真寺举行的星期五聚礼。厄扎尔执政6年，平均每年新建清真寺约2 000座。至1990年，全国清真寺总数达到63 675座。在宗教教育方面，19831989年，新建6所伊玛目哈提卜学校，伊玛目哈提卜学校达到383所，在校学生人数增长29%，从207 000人增至267 000人。 1983年12月，厄扎尔组阁不久，宣布允许建立无息的伊斯兰银行，名为特别财政机构，旨在吸引阿拉伯世界的海外投资。1985年1月和4月，两家伊斯兰银行相继建立，系沙特阿拉伯与土耳其合资银行。1989年3月，成立第三家伊斯兰银行，系科威特与土耳其合资经营。1990年10月，祖国党内阁颁布法令，解除大学校园内对于女xìng服饰的限制。随后，反对党共和人民党向宪法法院起诉。1991年4月，宪法法院裁定祖国党内阁颁布的法令违宪。 在经济方面，祖国党支持自由主义的经济原则，强调市场化和出口外向型的经济原则，主张扩大投资渠道，鼓励私人投资，吸引国外投资，反对政府的经济干预和进口替代的经济发展模式，同时承诺增加就业和改善社会福利，关注民众生活。 厄扎尔政府上台后，致力于推行新经济政策，积极扩大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合作，贬值土耳其货币里拉，上调金融利率，冻结工资，提高物价，补贴出口产品，简化出口程序，在安纳托利亚西部爱琴海沿岸港口城市伊兹密尔和南部地中海沿岸港口城市阿达纳建立自由贸易区，旨在促进自由化的外向出口型市场经济。与此同时，厄扎尔政府致力于基础设施的完善，新建第二座横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大桥，开通伊斯坦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38 章 布尔的环城公路，铺设从苏联到土耳其的天然气管道。厄扎尔政府还在安纳托利亚东南部筹划建造巨大的水电工程，预计扩大耕地面积160万公顷。 厄扎尔政府的新经济政策成果显著。20世纪80年代前期，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仅为4.5%，19861987年达到8%。对外贸易的大幅增长，是祖国党执政期间经济增长的最大亮点。外商投资也呈上升趋势，进口商品充斥于市场。据相关资料统计，19801987年，出口额年均增长22%。出口商品构成也发生改变；19791988年，农产品占出口商品总额的比例从60%下降为20%，工业品占出口总额的比例从45%上升为72%。纺织品是土耳其最重要的出口产品，约占出口总额的1/4。20世纪80年代初，土耳其商品主要出口到中东地区的其他国家，伊朗是土耳其最大的出口市场。80年代后期，欧洲取代中东成为土耳其最重要的出口市场。据统计，土耳其出口商品总额，1979年仅为23亿美元，1988年达到117亿美元，相比之下，土耳其进口商品总额，1979年为50亿美元，1989年达到144亿美元，始终高于出口商品总额，外贸逆差的现象十分突出。由此带来的后果，是外债的大幅增长。土耳其政府的外债，1980年约为135亿美元，1989年增至400亿美元。在此期间，每年出口创汇的约70%用于偿还政府的外债。 厄扎尔政府的新经济政策，直接受益者主要是经济实力雄厚的富豪家族，进出口贸易的增长和建筑业的繁荣促成了新富人阶层。相比之下，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并未提高下层民众的生活水平，大多数土耳其人的生活状况呈下降的趋势，工资增长落后于通货膨胀的上升幅度。1987年，工人平均工资与1980年的实际收入相比下降19.8%。经济的繁荣也未带来就业形势的改善。据官方公布的数据，1987年的失业率达到8.4%，高于1980年的7.9%。19841987年消费品价格指数年均上升41.7%，包括工人和政府职员在内的工薪阶层的实际收入明显下降。物价上涨、工资冻结和利率上调，导致工薪阶层的社会购买力在祖国党执政期间下降40%60%。 新内阁并未扭转经济形势和改善民众生活，也未能遏制政府腐败的蔓延。此时，厄扎尔执政期间推行的新政策所导致的社会变化和政治影响开始显现。第二届祖国党内阁执政后，经济形势恶化，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1988年下降为1.5%，1989年下降为0.9%，低于此时2.2%的人口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呈上升趋势，1980年度前期约为30%40%，1988年达到70%。祖国党内阁于1989年制定的第六个五年发展计划，无视客观经济形势，继续追求高增长率。进入20世纪90年代，经济发展陷入低谷。厄扎尔政府多次宣布向私人出售国有企业，然而私有化进程缓慢，民间资本对于收购国有企业缺乏必要的信心。厄扎尔政府忽视农业发展，农业投资不足。农业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的60%，农业产值却不足国内生产总值的20%。20世纪80年代末，自然灾害造成农业的大面积歉收，水利建设的停滞和落后所带来的后果由此显现。与此同时，政府腐败现象蔓延。 厄扎尔领导的祖国党尽管在1987年大选中再度胜出并继续执政，然而其执政地位开始出现削弱的趋势。与1983年大选中45.6%的支持率相比，祖国党在1987年大选中的支持率下降9.4个百分点。20世纪80年代后期，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不断上升，社会成员的贫富分化逐年加剧，引发民众对于祖国党内阁的不满。1989年3月举行地方选举，社会民主民粹党赢得28.2%的选票，正确道路党赢得25.6%的选票，相比之下，祖国党的支持率大幅下降，仅仅赢得21.9%的选票。 1989年10月，科南埃夫lún的总统任期届满，祖国党占据多数席位的大国民议会选举图尔古特厄扎尔接替科南埃夫lún，出任土耳其共和国第八届总统。土耳其共和国的历届总统大都具有军方背景抑或从军经历，图尔古特厄扎尔则是继凯拉勒拜亚尔之后大国民议会选举产生的第二位文职总统。1989年图尔古特厄扎尔当选总统，“可谓土耳其共和国民主化进程的分水岭”。按照土耳其宪法的相关规定，图尔古特厄扎尔退出祖国党，议长伊尔迪里姆阿克布鲁特继任祖国党主席和内阁总理。 19891990年，土耳其政府开始实施自由化和保障人权的政策。1991年，大国民议会宣布增加议员席位，实行总统的直接选举，允许在非官方的范围内使用库尔德语，删除1982年宪法第141款、第142款和第163款关于限制政治活动的内容。1991年7月，总统图尔古特厄扎尔邀请新当选的祖国党主席马苏德耶尔马兹出任内阁总理。 1991年10月举行议会选举，6个政党参加竞选，正确道路党赢得27.3%的选票和大国民议会下院178个席位，祖国党赢得23.9%的选票和大国民议会下院115个席位，社会民主民粹党赢得20.7%的选票和大国民议会下院88个席位，民族行动党和繁荣党组成的竞选联盟赢得16.6%的选票和大国民议会下院62个席位，民主左翼党赢得11%的选票和大国民议会下院7个席位。同年11月，大国民议会第一大党正确道路党与第三大党社会民主民粹党组成联合政府，正确道路党主席苏莱曼德米雷尔出任总理，祖国党内阁就此终结。 苏莱曼德米雷尔 1992年，大国民议会通过法令，取缔对于政党的诸多限制，共和人民党得以重建，丹尼泽拜克尔当选共和人民党主席。1993年4月，图尔古特厄扎尔病逝。同年6月，苏莱曼德米雷尔出任总统，同时退出正确道路党，塔恩苏齐莱尔作为正确道路党的新主席，出任联合政府总理，是为土耳其历史上的首位女xìng总理。 三、伊斯兰政党的崛起：从繁荣党到贤德党 19501960年是民主党主导政坛的时代，19601980年系共和人民党与正义党平分秋色的时代。相比之下，在第三次军人政变后的20世纪80年代，祖国党在土耳其政坛独领风骚，取得1983年和1987年两次大选的胜利，成为继20世纪50年代的民主党和60年代的正义党之后第三个在大国民议会占据多数席位的政党和单独组阁的政党。 进入20世纪90年代，政党政治出现明显的变化，诸多小党在议会选举中的政治空间呈扩大的趋势，获得议会席位的政党数量明显增加，在1991年、1995年和1999年三次大选中，正确道路党、繁荣党和民主左翼党尽管先后成为议会下院第一大党，然而累计得票率分别仅为27.1%、21.4%和22.2%，议会非多数党的联合组阁再次成为土耳其政坛的突出现象。与此同时，伊斯兰复兴运动日渐高涨，伊斯兰政党异军突起，进而挑战世俗政党在土耳其政坛的主导地位。 土耳其伊斯兰政治的兴起，根源于厄扎尔执政期间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的历史环境。祖国党政府推行的新经济政策，导致贫富差距扩大和失业率上升。19801988年，失业率从16.4%上升为22.9%，失业人口总数从280万人上升为480万人。19871994年，占总人口80%的中下层群体的收入呈下降的趋势，占总人口20%的富裕阶层的收入呈上升的趋势，由此产生的结果是贫富差距的扩大。据统计，占总人口20%的富裕阶层在国民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1987年为49.9%，1994年上升为54.9%。相比之下，占总人口20%的贫困阶层在国民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1987年为5.2%，1994年下降为4.9%。与此同时，中东部内陆地区与西部沿海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也进一步扩大。20世纪80年代后期，由于出口外向型经济政策的实施和出口贸易的扩大，被誉为安纳托利亚之虎的内陆中小私营企业开始挑战大公司的垄断地位。1990年5月，内陆中小私营企业成立具有浓厚伊斯兰色彩的行业组织，名为独立企业家和商人联合会，旨在抗衡代表大公司利益的土耳其企业家和商人联合会。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独立企业家和商人联合会拥有约2 000家企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0%。1994年4月，伊斯坦布尔市议会举行首次会议，会议召开伊始，全体议员举行祷告，随后通过的第一批法规包括禁止在议会大厦服务区出售酒精类饮品的法令，体现出伊斯兰的宗教色彩。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导致政治生活的相应变化，进而加剧伊斯兰政党与世俗政党之间的角逐，伊斯兰模式开始成为下层民众寻求改善生活和提高社会地位的新出路。 繁荣党（Welfare Party）始建于1984年大选前夕，与民族秩序党和救国党具有明显的政治渊源，均为内切梅廷埃尔巴坎一手创建，持相对温和的政治立场和伊斯兰主义的政治倾向。内切梅廷埃尔巴坎先后作为3个伊斯兰政党即民族秩序党、救国党和繁荣党的核心人物，被誉为“土耳其伊斯兰复兴运动之父”，可谓土耳其伊斯兰复兴运动的灵魂，长期活跃于土耳其的政治舞台，20世纪70年代作为救国党主席加入3届联合政府，出任内阁副总理，致力于现行国家体制内与世俗政党的政治合作。 相比于救国党的支持者主要来自相对落后地区的小商人和手工业者，繁荣党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支持者包括农民、蓝领工人、小商人、手工业者和其他中低收入者，分支遍布土耳其各地，触角延伸至土耳其社会的各个角落。“繁荣党的组织建立在投票站的基础上，每个投票站范围内的每条街甚至每栋楼都会派出专人监督，旨在保证选举期间所有的选民踊跃参加投票”。[1]繁荣党的外围组织包括分布在全国的诸多基金会、文化协会和青年组织，其中最重要的是全国青年基金会。该组织系1975年由救国党创建，是土耳其最大的青年组织，20世纪90年代初有1 500余个分支，为成千上万的贫困学生提供奖学金。 繁荣党强调土耳其人的民族独立、民族意识和民族利益，强调自由民主的政治原则。“解放、民主意识和民族跃进”，是繁荣党倡导的基本纲领。繁荣党具有浓厚的伊斯兰教色彩，强调伊斯兰教的意识形态，反对教俗分离，抨击贫富分化，主张恢复伊斯兰教法，完善民族经济，建立福利xìng的经济制度、公正的社会秩序和自由的政治环境，保护劳动者的福利和权益，缩小贫富差距，实行独立的外jiāo政策，实现不同地区之间的平衡发展，捍卫土耳其的民族利益，谋求民众的最大利益。繁荣党反对国家控制宗教的政治原则，主张修改1982年宪法的第24款，即任何人不得以宗教规范作为国家之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和法律的基础，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实现政治目的。在1995年的竞选纲领中，繁荣党抨击土耳其的现行制度存在瑕疵，是“欺骗民众的、假民主的和黑暗的统治”，宣称繁荣党致力于建设“多元的和真正意义上的民主”。繁荣党强调，选举是通向政治权力的唯一道路。繁荣党领导人内切梅廷埃尔巴坎曾经表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皆存在诸多严重弊端，是代表着剥削和压迫的制度和秩序，繁荣党的目标是建立既非资本主义也非社会主义的第三者秩序即“公正的秩序”，而先知穆罕默德时代的伊斯兰社会则是“公正的秩序”的典范。此外，繁荣党反对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加给土耳其政府的新经济政策，抨击西方模式的民主是西方文化帝国主义的特洛伊木马，落后于先知时代的伊斯兰民主，在外jiāo方面持反对以色列的立场，反对加入欧盟。 在1984年举行的地方选举中，繁荣党首次亮相于土耳其政坛，获得78万张选票，支持率为4.4%，夺取凡城和乌尔法市的两个市长职位。在1987年举行的议会选举中，繁荣党获得17万张选票，支持率为7.5%，低于选举法规定的“10%的门槛”，未能赢得议会席位。1989年，土耳其举行地方选举，繁荣党获得9.8%的选票。在1991年的议会选举中，繁荣党获得13%的选票和议会下院61个席位。 在1994年3月举行的地方选举中，正确道路党赢得21.4%的选票，祖国党赢得21%的选票，相比之下，繁荣党位居第三，赢得19.1%的选票，高于1991年大选时的16.9%的支持率。繁荣党在28个省议会占据优势，其中包括伊斯坦布尔、安卡拉、迪亚巴克尔、科尼亚和开塞利等重要城市。内切梅廷埃尔巴坎随后在伊斯坦布尔的阿尤布清真寺向其支持者宣布：这是来自安拉的恩赐，繁荣党将会取得更大的胜利，公正的秩序是解决目前所面临的种种危机的唯一出路，繁荣党的胜利不会止步于此，繁荣党的下一个目标是建立世界伊斯兰联盟，伊斯坦布尔将会成为伊斯兰世界的政治首都。 伊斯坦布尔阿尤布区街景 1995年12月，繁荣党在大选中胜出，赢得21.4%的选票和大国民议会下院158个席位，伊斯兰政党首次成为土耳其大国民议会的第一大党。持中右翼立场的祖国党和正确道路党分别获得19.7%的选票及大国民议会下院132个席位和19.2%的选票及大国民议会下院135个席位，持中左翼立场的民主左翼党和共和人民党分别获得14.6%的选票及大国民议会下院76个席位和10.7%的选票及大国民议会下院49个席位，成为大国民议会中的少数党。 繁荣党尽管在大选中胜出，然而缺乏单独组阁所必需的议会席位。包括军方、司法机构在内的土耳其政坛的世俗阵营极力阻止繁荣党进入内阁，于1996年3月推动占据大国民议会135个席位的正确道路党和占据大国民议会132个席位的祖国党以及占据大国民议会76个席位的民主左翼党组成联合政府，繁荣党成为议会主要反对党。祖国党与正确道路党通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39 章 过谈判协商，组成联合政府。双方约定，祖国党主席马苏德耶尔马兹（Mesut Ylmaz，又译梅苏特耶尔马兹，1947 ）首先出任内阁总理，至1997年1月由正确道路党主席塔恩苏齐莱尔（Tansu iller，又译坦苏奇莱尔，1946 ）接任总理职务。1996年6月，由于祖国党与正确道路党分歧不断，祖国党主席马苏德耶尔马兹与正确道路党主席塔恩苏齐莱尔之间相互攻击，联合政府解体，于是繁荣党与正确道路党组成联合政府，繁荣党主席内切梅廷埃尔巴坎出任总理。 繁荣党作为执政党，在经济方面延续厄扎尔时代的基本框架，坚持市场经济体制，继续推进私有化的改革进程，致力于改善民众的物质生活。在外jiāo方面，繁荣党奉行疏远西方和亲伊斯兰世界的外jiāo政策，与沙特阿拉伯、利比亚、伊朗jiāo好。内切梅廷埃尔巴坎打破土耳其历届总理以美国作为首次外访对象的惯例，出任总理后首先访问伊朗、巴基斯坦、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继而访问埃及、利比亚和尼日利亚。1996年8月，内切梅廷埃尔巴坎在出任总理6周后，首次外访选择伊朗，签署为期22年和从伊朗进口230亿美元天然气的协议，倡议召开土耳其、伊朗、叙利亚、伊拉克四国首脑峰会，讨论地区合作。内切梅廷埃尔巴坎还委派司法部长和教育部长访问伊拉克，重修土伊关系，促进两国之间的贸易往来，重新开通两国之间的石油管道。 内切梅廷埃尔巴坎在出任总理后，邀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组织哈马斯（Islamic Resistance Movcomnt，Hamas）、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和阿尔及利亚伊斯兰拯救阵线代表出席繁荣党会议。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在访问土耳其期间，就埃尔巴坎邀请埃及穆斯林兄弟会成员的举动，对于埃尔巴坎干涉埃及内政表示关切。 1996年12月，内切梅廷埃尔巴坎领导的内阁试图与伊朗签署军事合作协议，遭到土耳其军方的抵制，未果。在内政方面，埃尔巴坎内阁试图取消禁止在大学校园和政府机构的女xìng披戴头巾的法令，建议在伊斯坦布尔象征凯末尔主义的塔克西姆广场建造清真寺，呼吁重建司法体制和实行包括伊斯兰教法在内的多元法律体系，引起世俗势力和军方的强烈不满。 1997年1月，埃尔巴坎邀请多名苏非教团领袖在总理府共进斋月晚餐。随后，内阁通过法令，调整斋月期间的工作时间，以便于穆斯林履行斋戒的宗教义务。同月，时任安卡拉市辛坎区长的繁荣党成员贝吉尔伊尔迪兹组织集会，要求实施伊斯兰教法，张贴巴勒斯坦哈马斯和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画像。随后，土耳其军方出面干涉，拘捕贝吉尔伊尔迪兹。 塔克西姆广场共和国纪念碑 1996年10月，在伊斯坦布尔召开的伊斯兰国家会议上，内切梅廷埃尔巴坎提出组建“穆斯林八国集团”的设想，呼吁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孟加拉、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埃及、尼日利亚八国之间进一步密切经济协作，强化伊斯兰世界的团结，抗衡西方七国集团。同年11月，“八国集团”宣布成立，秘书处设在伊斯坦布尔。1997年6月，尽管面对世俗主义的巨大压力，八国集团峰会在伊斯坦布尔如期召开。内切梅廷埃尔巴坎表示，西方国家在苏联解体后延续冷战思维，将伊斯兰教视为新的对立面，而不是致力于实现世界和平，八国集团的宗旨则是消除冷战思维和推动和平进程。八国集团的目标是：要和平，不要战争；要对话，不要冲突；要公平正义，不要双重标准；要平等，不要特权；要合作，不要剥削；要人权、自由和民主，不要压迫和颠覆。 长期以来，军方扮演着左右土耳其政治舞台的重要力量，恪守凯末尔主义的基本原则。1960年、1971年和1980年的3次军事政变，体现出军方干预政治生活的巨大影响力。军方cāo纵下制定的1982年宪法，规定了军方享有的特权地位，提供了军方干预政府和发挥政治影响的法理依据。退役将领出任总统成为惯例，总统主持的国家安全会议和总统任命的宪法法院，是维护军方特权地位、制约多党制议会和民选政府、监督社会的重要国家权力机构。此外，在正式国务活动的礼宾排序中，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通常排在总统、议长、总理之后，位居第四，军方地位由此可见。国家安全会议是1980年军方政变的产物，根据1982年宪法的相关条款设立，成员包括5名文职人员即总统、总理、国防部长、内务部长、外jiāo部长和5名军方将领即总参谋长、陆军司令、空军司令、海军司令、宪兵司令。1982年宪法规定，内阁会议应优先考虑国家安全会议的事关国家安全、领土主权和社会稳定的相关决议。 在繁荣党于1996年10月召开的执政后第一次党务大会上，内切梅廷埃尔巴坎表示，繁荣党作为土耳其政坛主流的组成部分，强调继承凯末尔主义的传统，关注与世俗势力的妥协，努力保持与军方的良好合作关系，体现出繁荣党之温和、务实和理xìng的政治倾向。繁荣党副主席阿卜杜拉居尔（Abdullah Gül）表示：我们是一个民主的政党，我们将从民众的支持中获得执政的合法xìng。我们不能强迫民众违背自己的意愿而接受伊斯兰主义的实践，民众享有自行选择的自由。 尽管如此，埃尔巴坎内阁推行的具有伊斯兰主义色彩的施政举措，引发世俗主义阵营和军方的不满。祖国党主席马苏德耶尔马兹指责繁荣党是土耳其的纳粹党，试图通过民主的方式掌握政权，进而在土耳其建立独裁统治。民主左翼党主席布lún特埃切维特告诫民众，繁荣党在军官中传播伊斯兰主义思想，内切梅廷埃尔巴坎则与许多伊斯兰国家的非法武装保持密切联系。军方宣布，19家报纸、110家杂志、51家电台、20家电视台从事非法的伊斯兰主义宣传，伊斯兰主义者成立了2 500个协会、500个基金会、1 000家公司和超过800所学校。海军司令古芬埃尔卡亚认为，伊斯兰化已经成为土耳其国家安全的首要威胁。武装部队总参谋长伊斯梅尔卡达拉耶声称，繁荣党正在将土耳其带回到中世纪。总统苏莱曼德米雷尔也加入反对繁荣党的阵营，呼吁保卫土耳其的世俗民主体制。然而，德米雷尔认为，军事政变并非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政变不能解决土耳其的任何问题……正是1980年的军事政变造成了土耳其当前的复杂局面。应当通过政党从事政治活动”。 1997年2月28日，军方主导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宣布，政治伊斯兰是土耳其共和国面临的头号威胁，进而通过决议，要求埃尔巴坎内阁采取有效的行动，阻止正在各地蔓延的伊斯兰主义活动，遏制伊斯兰主义势力向国家机构的渗透，强化国家对于宗教活动的控制。不同于1960年、1971年和1980年的军方政变，此次的政治干预，军方并未接管政府、解散政党和实行军事管制，军人也未走出军营，所有的一切均未超出法律的基本框架，时人称之为“军方的温柔介入”。军方领导人深知，军事政变的时代已经远去。 1997年5月，总检察长乌拉尔萨瓦什以“繁荣党已经成为反对世俗主义的核心”为由，向宪法法院提起公诉，要求取缔繁荣党。乌拉尔萨瓦什指责繁荣党倡导允许女xìng在大学校园和政府机构披戴头巾、试图在土耳其建立伊斯兰政体、繁荣党领导人内切梅廷埃尔巴坎在斋月期间宴请苏非教团首领，声称伊斯兰主义的政治实践正在将国家带入内战的边缘，誓言将竭尽所能地致力于取缔伊斯兰主义、分离主义、法西斯主义和社会主义政党。1997年6月，繁荣党被宪法法院取缔，内切梅廷埃尔巴坎领导的联合政府垮台。宪法法院裁定，禁止内切梅廷埃尔巴坎以及另外6名繁荣党领导人5年内从事政治活动。 面对世俗势力的指控，内切梅廷埃尔巴坎强调繁荣党致力于捍卫世俗主义原则，否认繁荣党利用宗教从事政治活动，要求重新界定世俗主义原则，认为世俗主义与伊斯兰教并非存在根本的对立，声称繁荣党是土耳其最大的民主政党，如果繁荣党遭到取缔，新的政党将会马上继承繁荣党的事业。1997年12月，在内切梅廷埃尔巴坎的授意下，伊斯梅尔阿尔帕特金创建贤德党（Virtue Party），成为继繁荣党之后土耳其政坛最重要的伊斯兰主义政党。 贤德党继承了繁荣党的伊斯兰主义倾向，其成员中近半数来自被取缔的繁荣党，加之部分祖国党议员由于对党主席耶尔马兹心存不满也转向加入贤德党，贤德党因此在大国民议会下院拥有144个席位，成为议会第一大党。 1998年5月，雷杰库坦取代伊斯梅尔阿尔帕特金出任贤德党主席。雷杰库坦在随后发表的电视讲话中宣称，尊重人权、自由、民主和法治是贤德党的政治准则，强调完善民主是保障人权的首要条件。在外jiāo方面，贤德党不同于繁荣党的立场，突破狭隘的宗教界限，支持土耳其加入欧盟，强调加入欧盟符合土耳其的国家利益，将加入欧盟视为提升土耳其民主政治的重要外部力量。 在1999年大选前夕，贤德党的竞选口号是：土耳其伟大、建设发达的民主国家、实现独立公正的司法，强调民主国家、廉洁政府和自由社会作为三项基本原则。贤德党在竞选纲领中呼吁修改1982年宪法的相关条款、关闭国家安全法庭、按照民主政治的原则重组国家安全会议、削减国家安全会议的权力、压缩中央政府的权力、扩大地方自治、促进公民社会组织、加速私有化进程、推动欧洲式的民主化政治改革、改善与西方世界的关系，主张强化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联系、降低国民的税收负担、提高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与此前的繁荣党相比，贤德党的竞选纲领表现出明显的世俗色彩。 在1999年4月举行的议会选举中，贤德党获得15.4%的选票和大国民议会下院111个席位，成为议会第三大党。在1999年大选期间，贤德党提名的议员候选人中包括17名女xìng，其中3人进入大国民议会。在随后举行的地方选举中，贤德党在包括伊斯坦布尔和安卡拉在内的多数省份胜出。 2000年5月，贤德党举行大会，选举党内领导人，埃尔巴坎支持的雷杰库坦以633票对521票的微弱优势，击败阿卜杜拉居尔，连任贤德党主席。2001年6月，贤德党被宪法法院宣布取缔，成为自1971年以来继民族行动党、救国党、繁荣党之后第四个被宪法法院取缔的伊斯兰主义政党。 四、政党政治与民众参与 土耳其的政治民主化进程，经历从社会上层和精英政治向社会下层和民众政治的扩展，以及从城市范围的政治参与向乡村地区的政治动员的延伸，而日趋完善的政党政治，则是土耳其现代化进程中的突出现象和明显特征。一党制时代，土耳其的现代化主要局限于上层精英社会和城市的范围。从一党制向多党制的过渡，标志着土耳其政治民主化的长足进步。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土耳其逐渐启动多党制的政治进程，诸多政党相继登上土耳其的政治舞台。此后的半个多世纪，土耳其的政党政治经历了从一党制的衰落到诸多政党的破碎化再到逐渐整合的发展过程，世俗主义的左翼温和政党、右翼温和政党和伊斯兰主义政党三足鼎立，世俗政治与宗教政治此消彼长，而共和人民党是唯一经久不衰而贯穿土耳其共和国历史进程且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政党。另一方面，民主党作为多党制时代首个通过议会选举取得执政地位的政党，在20世纪50年代垄断国家权力长达10年之久，继一党制时代之后再次出现一党独大的执政局面。自1961年军方政变后，民主党淡出政坛，政党政治形成多元化的浓厚色彩，诸多政党角逐政坛成为常态，一党内阁与多党联合政府表现为轮流更替的过程，是为土耳其政党政治区别于其他中东伊斯兰国家的显著特征（见表1）。 表1　多党制时代的诸多政党及其政治倾向 （续表） 附：多党制时代的内阁模式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至2002年正义与发展党崛起于政坛之前，土耳其现代政党政治的发展，主要表现为右翼温和立场的民主党→正义党→祖国党→正确道路党与左翼温和立场的共和人民党→社会民主民粹党→民主左翼党两大势力的此消彼长。在多党制的历史条件下，政党政治成为土耳其民众政治参与的基本形式，周期xìng的议会选举构成民众政治参与的主要环节。根据相关统计，1950年议会选举的投票率为89.3%，其中左翼温和派获得39.9%的选票，右翼温和派获得53.3%的选票，右翼激进派获得3.3%的选票；1965年议会选举的投票率为71.3%，其中左翼温和派获得28.7%的选票，右翼温和派获得56.6%的选票，左翼激进派获得3%的选票，右翼激进派获得8.4%的选票；1977年议会选举的投票率为72.4%，其中左翼温和派获得41.4%的选票，右翼温和派获得40.7%的选票，左翼激进派获得0.5%的选票，右翼激进派获得15%的选票。左翼温和派主要是代表中左翼政治势力的共和人民党，右翼温和派主要是代表中右翼政治势力的民主党及其政治延伸组织正义党、祖国党和正确道路党，左翼激进派主要来自土耳其劳动党，右翼激进派包括救国党和民族行动党。上述选票分布表明，多党制时代宽松的政治环境与温和的政治生活两者之间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温和派构成土耳其政坛的主导势力，两党制则是土耳其政党政治的基本框架，共和人民党与民主党及其政治延伸组织正义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40 章 党、祖国党和正确道路党平分秋色，右翼温和派略占上风，激进和极端的政治势力处于国家权力的边缘地带，由此形成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 通货膨胀的加剧、失业率的上升和库尔德人的地位，构成土耳其政府面临的主要问题。自20世纪70年代起，激进势力在土耳其政坛呈上升趋势，开始挑战温和派共和人民党和正义党在土耳其政坛的主导地位，欠发达的乡村地区和城市棚户区的下层民众构成激进政治势力的重要社会基础。在1991年举行的大选中，右翼温和派阵营获得51%的选票，左翼温和派阵营获得31.6%的选票，持激进政治立场的伊斯兰政党获得16.9%的选票。在1995年举行的大选中，右翼温和派阵营获得38.8%的选票，左翼温和派阵营获得25.4%的选票，持激进政治立场的伊斯兰政党获得29.6%的选票。在1999年举行的大选中，右翼温和派阵营获得26.4%的选票，左翼温和派阵营获得30.9%的选票，持激进政治立场的伊斯兰政党获得35.2%的选票。在2002年举行的大选中，右翼温和派阵营获得23.5%的选票，左翼温和派阵营获得21.8%的选票，持激进政治立场的伊斯兰政党获得46.2%的选票。另据资料统计，19832002年，右翼温和派阵营所获得的选票在全部选票中的比例从30.5%下降为21.8%，左翼温和派阵营所获得的选票在全部选票中的比例从68.4%下降为23.5%。上述选票分布的变化，反映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土耳其国内政治氛围的变化。 土耳其政治变迁的历史轨迹，表现为从独裁基础上的稳定到民主化探索阶段的动dàng再到成熟民主政治的稳定。多党制的广泛政治实践，作为土耳其政治民主化的外在形式，构成推动土耳其的现代化进程从上层精英社会向下层民众社会延伸以及从城市向乡村延伸的有力杠杆。民众意志与国家意志借助于多党制的广泛政治实践而逐渐统一；主要的全国xìng政党往往反映民众的普遍利益，次要的局部xìng政党则通常反映特殊社会群体的特定利益。多党制的政治实践与民众的政治动员以及民众广泛的政治参与之间无疑具有密切的内在联系，而民众政治参与程度的提高则导致国家政策的相应改变。现代化从城市向乡村的延伸、农业的发展和农民地位的改善，以及相对宽松的宗教政策等诸多内容，均为多党制时期民主化的政治实践尤其是普选活动的政治需要之逻辑结果。 作者点评： 军方干政是土耳其共和国民主化进程中的突出现象，1960年、1971年和1980年的三次军人政变集中反映了军方在土耳其共和国政治舞台和政治生活中举足轻重的政治地位和广泛的政治影响力。然而，军方干政和军人政变并未导致军人独裁的政治结局，土耳其共和国的民主化进程也未由于军人政变而发生逆转的趋势。1980年军人政变之后，土耳其共和国重新回归议会选举和文官政府，政治生活的车轮在民主化的轨道上继续前行，民主政治渐趋成熟。与此同时，具有鲜明宗教色彩的伊斯兰复兴运动出现上升的趋势，诸多伊斯兰政党开始挑战凯末尔主义的世俗国家体制，世俗政治与宗教政治错综jiāo织。 * * * [1]　Ozbudun. E.， Contemporary Turkish Politics， p.92. 第十六章　异军突起的政坛奇葩正义与发展党 一、埃尔多安与正义与发展党的建立 雷赛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an，又译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1954 ）出生于黑海东部里泽省的一个贫困村庄，家境贫寒，13岁时移居伊斯坦布尔的工人区卡斯姆帕萨，属于乡村移民的后代，曾经就读于伊玛目哈提卜学校，20世纪70年代成为救国党青年组织领导人，深受埃尔巴坎的伊斯兰主义思想的影响，1973年毕业于伊斯坦布尔的马尔马拉大学，1984年加入繁荣党，1994年由繁荣党提名当选伊斯坦布尔市长。 雷赛普埃尔多安具有浓厚的伊斯兰教情结，深受苏非主义的影响，与纳格什班迪教团以及努尔库教团jiāo往甚密。雷赛普埃尔多安将伊斯兰教视为土耳其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将伊斯兰教信仰视为土耳其民众的选择，坚持土耳其民族的伊斯兰文化传统，强调伊斯兰教与现代民主政治的兼容xìng。雷赛普埃尔多安在1994年当选伊斯坦布尔市长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99%的土耳其人信仰伊斯兰教，他们是尊奉沙里亚的穆斯林，沙里亚意味着伊斯兰教和安拉的法则，我们所实行的体制不能背离安拉的旨意，不能背离沙里亚的原则。 雷赛普埃尔多安担任伊斯坦布尔市长期间，曾经于1997年12月在安纳托利亚东南部城市希尔特公开朗诵著名诗人齐亚格卡尔普（Ziya Gkalp，18761924年）的诗句：“清真寺，你是我们的营房；你的圆顶，是我们的头盔；你林立的尖塔，是我们的刺刀；穆斯林，就是我们的战士。”因此，他于1998年4月被指控反对世俗主义原则而遭遇牢狱之灾，被判处10个月监禁。雷赛普埃尔多安于2003年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表示：“无论如何，我首先是一个穆斯林……我必须向安拉负责，我受造于安拉，我会竭力履行我作为一个穆斯林的义务，但是我必须把这一切同我的政治生活区分开来，宗教活动是我的私人事务……一个政党不能有宗教信仰，但是个人可以有。宗教是至高无上的，宗教不能被政治利用。” 根据2000年7月的民意调查，31%的受访者支持雷赛普埃尔多安创建政党。另据2001年6月的民意调查，41%的受访者认为，如果具有伊斯兰主义色彩的贤德党被官方取缔，雷赛普埃尔多安将会创建新的政党。埃尔多安在土耳其社会的政治威望，由此可见一斑。 2001年6月贤德党被宪法法院取缔后，土耳其国内的主流伊斯兰主义派别发生分裂。2001年7月，贤德党保守派成员创建幸福党（Felicity Party），雷杰库坦（Recai Kutan，1930 ）出任党主席。同年8月，贤德党改革派成员创建正义与发展党（Justice and Develocomnt Party），埃尔多安出任党主席，阿卜杜拉居尔（Abdullah Gül）当选副主席。幸福党以内切梅廷埃尔巴坎的追随者自居，强调宗教色彩的意识形态，持相对激进的政治立场。相比之下，正义与发展党在延续繁荣党和贤德党传统的基础之上，极力淡化意识形态的宗教色彩，主张在现代民主的政治框架下谋求自身的政治合法xìng，承认世俗主义的基本原则，反对宗教歧视、xìng别歧视和种族歧视，持明显的中右政治立场。正义与发展党兼有世俗主义与伊斯兰主义的双重倾向，一方面赞同凯末尔倡导的世俗主义，坚持与西方世界的广泛jiāo往；另一方面将伊斯兰教视为土耳其文化传统的根基，强调民众享有合法的宗教自由，反对以世俗主义限制和排斥穆斯林的宗教行为。 正义与发展党成立后，拥有数以百计的基础组织，涵盖土耳其广大的城市和乡村，形成不可小觑的社会动员力。以往倡导伊斯兰主义的民族秩序党、救国党和繁荣党，支持者主要来自徘徊于社会边缘的弱势群体。相比之下，正义与发展党的社会基础更为广泛，不仅反映了弱势群体的利益和诉求，而且得到了包括知识分子和公职人员在内的中产阶级的有力支持，具有明显的多元色彩。尽管埃尔多安宣称，正义与发展党并非任何其他政党的延续，然而该党无疑吸纳了诸多其他政党的精英分子。正义与发展党的竞选纲领是发展与民主，竞选口号是“一切为了土耳其”。据2002年大选前的民意调查，1999年大选期间贤德党支持者的69%、民主行动党支持者的42%、祖国党支持者的29%、正确道路党支持者的23%、民主左翼党支持者的18%以及未投票选民的25%倾向于支持正义与发展党。 然而，正义与发展党成立伊始，极力避免由于其伊斯兰主义色彩而遭到世俗主义者的指责。在该党成立的新闻发布会上，会场悬挂凯末尔的大幅照片，全体出席会议者向凯末尔静默一分钟，会议结束前，埃尔多安和所有人在凯末尔照片前起立以示尊重，新闻发布会结束后，埃尔多安和其他与会者集体拜谒了凯末尔的陵墓。 2001年12月，正义与发展党发表长达65页的发展与民主化纲领，重申坚持凯末尔主义，声称“本党将阿塔蒂尔克的原则和改革视作提升土耳其民众之现代文明水准和实现社会公正的首要方式”，同时强调重新诠释世俗主义，反对歪曲凯末尔倡导的世俗主义和将世俗主义与宗教截然对立的错误观点。 二、2002年大选 1997年6月内切梅廷埃尔巴坎内阁垮台后，祖国党与民主左翼党组成新的联合政府，祖国党主席马苏德耶尔马兹（Mesut Ylmaz）出任总理。同年11月，马苏德耶尔马兹领导的联合政府垮台，民主左翼党领导人布lún特埃杰维特出任总理，组成看守内阁。 1999年2月，库尔德工人党领导人阿卜杜拉奥贾兰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被捕。奥贾兰1949年出生于土耳其东南部尚勒乌尔法省的库尔德农民家庭，曾经就读于伊斯坦布尔大学和安卡拉大学，1978年创立库尔德工人党，此后长期致力于反政府的政治暴力，在境外成立武装组织，派遣武装分子潜入土耳其从事恐怖袭击，威胁土耳其的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在土耳其民众看来，奥贾兰及其领导的库尔德工人党在过去的15年中从事恐怖活动，导致3.5万人死于政治暴力。奥贾兰事件对随后举行的大选产生影响，助长了土耳其的民族主义。 1999年大选具有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和伊斯兰主义倾向。民主左翼党领导人布lún特埃杰维特在塞浦路斯和库尔德人的问题上一贯持强硬立场，而民族行动党强调泛突厥主义思想，其领导人巴赫切利甚至将“绞死奥贾兰”作为该党的竞选口号。 在1999年4月的议会选举中，21个政党参与角逐，5个政党获得大国民议会席位，其中，民主左翼党赢得22.2%的选票和大国民议会136个席位，民族行动党赢得18%的选票，首次进入大国民议会并赢得129个议会席位，在繁荣党基础上组建的贤德党赢得15.4%的选票和大国民议会111个席位，祖国党赢得13.2%的选票和大国民议会86个席位，正确道路党赢得12%的选票和大国民议会85个席位，独立候选人赢得大国民议会剩余的席位。任期即将届满的总统苏莱曼德米雷尔授权民族左翼党、民族行动党和祖国党组成联合政府，民族左翼党主席布lún特埃杰维特出任内阁总理。随后，联合组阁的民族左翼党、民族行动党和祖国党共同提名宪法法院院长阿赫迈特内吉代特塞泽尔为下届总统候选人，大国民议会中的反对党贤德党和正确道路党也对提名阿赫迈特内吉代特塞泽尔为下届总统候选人表示欢迎。同年5月，阿赫迈特内吉代特塞泽尔出任土耳其共和国第十任总统。 布lún特埃杰维特与美国总统小布什 进入21世纪，土耳其陷入共和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影响波及几乎社会各个阶层。据统计，2000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为6.8%，2001年跌至—5.7%，通货膨胀率从2000年到2001年上升69.6%，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998年的3 255美元下降为2001年的2 143美元，外债达到1 200亿美元，消费品价格上涨68.5%，失业人数超过600万人，失业率高达42%，破产的私人企业达到60万家，230万人因此失去工作，贫富差距明显扩大。 2002年5月，民族行动党主席和内阁副总理巴赫切利呼吁解散民主左翼党主导的联合政府和提前举行大选。与此同时，民主左翼党副主席和内阁副总理厄兹坎力劝埃杰维特辞去总理职务，邀请主要反对党正确道路党加入联合政府，遭到埃杰维特的拒绝。7月，民主左翼党53名议员宣布退党，包括外jiāo部长杰姆在内的多名内阁成员相继辞职，民主左翼党主导的联合政府陷入危机。 经济形势的恶化和联合政府的无为，引发民众对长期以来占据政坛主流地位的世俗政党的强烈不满，正义与发展党以其崭新的政治形象寄托了广大选民企盼走出经济低谷和摆脱经济危机的迫切希望，特别是正义与发展党的竞选口号“让失业者有工作，让贫困远离百姓”在下层民众中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号召力和政治动员力。 2002年11月，土耳其大国民议会进行表决，以449票赞成和62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决定提前举行大选。在随后举行的议会选举中，18个政党参与角逐议会席位。雷赛普埃尔多安领导的正义与发展党在参选的18个政党中脱颖而出，赢得1 088万张选票，支持率达到34.3%，获得大国民议会全部550个席位中的363个席位，一举成为大国民议会压倒xìng多数的执政党。相比之下，德尼泽巴伊卡尔（Deniz Baykal，1938 ）领导的共和人民党赢得610万张选票，支持率仅为19.4%，获得大国民议会的178个席位，成为大国民议会中唯一的反对党，独立候选人赢得大国民议会的剩余9个席位。包括1999年联合组阁的民主左翼党、民族行动党和祖国党以及贤德党保守派创立的幸福党在内的其余16个政党由于未能获得选举法规定的获得大国民议会席位所必需的10%的选票，均被排斥于大国民议会之外。其中，民主左翼党的得票率从1999年大选时的22.2%下跌为1.2%，民族行动党的得票率从1999年大选时的18%下跌为8.3%，祖国党的得票率从1999年大选时的13.2%下跌为5.1%，幸福党的得票率仅为2.5%。 2002年大选结束了土耳其政坛10余年来多党组阁的局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41 章 ，正义与发展党在选举中的大获全胜甚至被众多媒体称作是“安纳托利亚的革命”。正义与发展党在2002年大选中的胜出，掀开了土耳其政党政治史的崭新一页。自1987年大选以来，正义与发展党首次成为占据大国民议会多数席位的政党。另一方面，正义与发展党成为继20世纪90年代中期繁荣党之后再次赢得大选的伊斯兰主义政党。与此前的繁荣党相比，正义与发展党的立场更为温和。土耳其一改20世纪90年代多党联合政府的施政模式，由正义与发展党单独组阁。加入内阁的正义与发展党成员大都具有繁荣党的从政经历，少数具有祖国党的从政经历，反映出正义与发展党与繁荣党以及祖国党之间的历史延续。由于1998年宪法法院关于繁荣党领导人5年内不得从政的禁令尚未解除，正义与发展党主席雷赛普埃尔多安的从政权利遭到封杀，正义与发展党副主席阿卜杜拉居尔受命组阁，出任内阁总理。正义与发展党内阁执政后，首先推动议会解除雷赛普埃尔多安从政的禁令。2003年3月，雷赛普埃尔多安在锡尔特省举行的大国民议会补缺选举中当选议员。随后，阿卜杜拉居尔向总统塞泽尔递jiāo辞呈，宣布辞职，雷赛普埃尔多安出任内阁总理。 2004年3月，土耳其举行地方选举。在全部48个合法政党中，20个政党参与竞选地方议会的席位，其中只有正义与发展党、共和人民党和民族行动党赢得超过10%的选票，正义与发展党赢得41.7%的选票，占据81个省议会全部席位的71%，共和人民党赢得18.3%的选票，占据81个省议会全部席位的12%。正义与发展党的执政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 三、正义与发展党的施政举措 正义与发展党尽管在21世纪之初以崭新的面貌登上土耳其的政治舞台，却无疑具有伊斯兰主义的深厚根基。正义与发展党的前身是2001年被宪法法院裁定反世俗主义进而予以取缔的贤德党，而贤德党的前身则是20世纪90年代活跃于土耳其政坛的伊斯兰主义政党繁荣党。正义与发展党的主要成员，包括总理雷赛普埃尔多安、外长阿卜杜拉居尔和议长布lún特阿林奇，均为繁荣党及其继承者贤德党的重要成员。宗教色彩浓厚的意识形态、强调宗教认同的社会动员方式以及淡化阶级对立和民族差异的政治原则，可谓正义与发展党区别于其他诸多世俗政党的明显标志。 2002年大选前夕，许多西方媒体将正义与发展党称作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政党。正义与发展党在大选中胜出后，被西方媒体称作伊斯兰主义政党和伊斯兰政党。正义与发展党致力于推行政治改革以符合加入欧盟的条件后，西方媒体称之为植根于伊斯兰主义的政党。正义与发展党执政两年期间推出一系列政治改革法案后，西方媒体称之为具有改革倾向的伊斯兰政党。2007年大选后，英国权威杂志《经济学家》称正义与发展党是温和伊斯兰主义政党。显而易见，正义与发展党被视作具有伊斯兰主义色彩或伊斯兰主义倾向的政党，已是不争的事实。 在土耳其共和国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世俗主义缘起于凯末尔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建立在公权至上的基础之上，表现为自上而下的过程。相比之下，20世纪70年代以来兴起于土耳其政坛的伊斯兰主义运动，主要表现为自下而上的过程，旨在挑战公权至上的政治原则，构成民众政治崛起和民众政治参与扩大的载体。 伊斯兰教信仰和伊斯兰价值观在土耳其社会根深蒂固。凯末尔主义的世俗主义原则包含世俗国家与宗教社会的悖论倾向，民主政治的缺失和民众意志与官方意志的非吻合xìng是凯末尔主义之世俗主义原则长期延续的历史根源。所谓世俗政治与宗教政治的消长，历经世俗威权政治的膨胀、世俗民主政治的初步实践和宗教政治的异军突起三个阶段，其历史内涵在于政治发展进程从自上而下到自下而上的转换。民主化无疑是世界历史的发展潮流，宗教权利构chéng rén权的要素之一，宗教自由则是公民自由的组成部分。在民主化的进程中，随着民众的政治崛起和政治参与程度的提高，民众对于宗教自由的诉求上升到政治层面，是为政治伊斯兰抑或伊斯兰主义政党在土耳其政坛异军突起的深层背景。宗教与世俗并非存在根本的对立，是为伊斯兰主义政党之世俗化转向的历史基础。伊斯兰主义与世俗主义的消长和并存，特别是正义与发展党的执政理念和执政举措，体现了土耳其民主进程中的多元化倾向。在民主化的历史背景和多党制议会选举的政治框架下，伊斯兰主义政党兼顾民众的宗教诉求和世俗诉求，旨在广泛动员民众、争夺选票和竞选议会席位，其竞选纲领和施政理念在诸多领域与世俗政党可谓异曲同工。 正义与发展党在大选期间提出的竞选纲领，无疑具有浓厚的伊斯兰主义色彩。然而，正义与发展党的伊斯兰主义倾向，只是其动员民众和争夺选票进而竞选议会席位的政治手段。所谓的伊斯兰主义，包含伊斯兰文化、伊斯兰价值观、伊斯兰认同感、伊斯兰生活方式、伊斯兰经济、伊斯兰教法和伊斯兰神权政治的不同层面，伊斯兰主义运动在不同的国家表现为不同层面的内容，不可一概而论。正义与发展党极力淡化自身的伊斯兰主义色彩，淡化宗教与世俗的政治界限，自称“保守的民主政党”。雷赛普埃尔多安宣称，正义与发展党创建之前活跃于土耳其政治舞台的繁荣党、贤德党和幸福党，过分突出伊斯兰教的政治功能，不具有广泛的代表xìng和社会基础，而现行的世俗体制既是合理的也是无可替代的，正义与发展党拒绝将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施加给政党和国家，正义与发展党不会将宗教道德延伸到政治领域，更不会成为宗教政党。 正义与发展党执政之后，并未推行类似伊朗伊斯兰革命后的伊斯兰化政策和实施伊斯兰教法，而是延续世俗框架下的现代化发展方向，强调多元化的政治原则，致力于推动民主化进程、加速私有化进程、完善市场经济、推进社会文化领域改革、加大反腐败的力度、清除效率低下的政府机构和削弱威权政治色彩。正义与发展党作为执政党，一方面承认世俗国家体制的合理xìng，标榜坚持凯末尔主义的政治原则，自居为凯末尔主义的继承者；另一方面重新诠释和界定凯末尔主义的政治内涵，强调凯末尔主义、民主政治与伊斯兰教的一致xìng和相容xìng，反对世俗政治的极端化倾向，挑战军方代表的世俗政治，致力于保障人权、完善自由平等和推动民主化进程。雷赛普埃尔多安因此声称，正义与发展党领导下的土耳其正在经历一场“安静的革命”。部分西方媒体甚至将正义与发展党推行的改革称作继阿塔蒂尔克之后的土耳其第二次革命，而将雷赛普埃尔多安誉为土耳其共和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内阁总理。 正义与发展党执政后，致力于发展经济，坚持紧缩计划，降低通货膨胀率，改善基础设施建设，明显扭转了长期处于低谷状态的经济形势，形成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长的势头，得到国内民众的广泛认可和国际社会的赞许。据相关资料统计，20022007年，土耳其的国内生产总值从1 800亿美元增至4 000亿美元，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7%，其中，农业产值年均增长率从12%下降为9%，工业产值年均增长率从24%上升为25%，服务业产值年均增长率从64%上升为66%，而在此期间人口增长率约为1.26%，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明显超过人口增长率。20022007年，劳动力总数从2 380万增至2 480万，失业率从10.3%下降为9.9%。正义与发展党执政5年间，大幅增加基础设施投资，新建公路6 600公里，新建住宅27 000套，发电量增长40%，通货膨胀率下降至个位数。20022007年，外向型经济明显发展，外贸量扩大，进出口总额在GDP中所占的比例从38%上升为42%。进口商品主要是工业材料，消费品仅占10%。工业品出口从92%上升为94%，农产品出口从8%下降为6%。纺织品出口在出口工业品中所占比例，2001年为50.5%，2007年下降为20.1%。2007年，土耳其外贸出口总额达到创纪录的850亿美元。20世纪90年代，外商投资徘徊在每年10亿美元的水平。正义与发展党执政期间，私有化的推进加速了外商投资的力度。2005年，外商投资达到98亿美元，2006年，外商投资达到202亿美元，这个数字超过了19802000年20年间土耳其吸引外资的总和。旅游业是土耳其重要的外汇来源，国外游客人数从2002年的116万人增至2007年的233万人，旅游业收入从2002年的100亿美元增至2007年的185亿美元。20022007年，土耳其的外汇储备从190亿美元增至734亿美元。与此同时，里拉与美元的兑换率逐渐稳定在2003年的1.5∶1，2007年达到1.18∶1。外贸对象发生变化，2002年欧盟27国占土耳其外贸总额的50%以上，2008年下降为43%。2008年，俄罗斯取代德国成为土耳其最大的外贸伙伴，土耳其的石油和天然气40%从俄罗斯进口。与此同时，土耳其与中东的贸易也呈上升趋势，进口石油，出口工业品。2007年，土耳其从中东其他国家进口158亿美元，出口191亿美元。另一方面，2003年，国外在土耳其直接投资61亿美元，其中72%来自欧盟；20042007年国外在土耳其直接投资365亿美元，其中64%来自欧盟，26%来自中东，由此形成土耳其与阿拉伯世界的密切联系。 正义与发展党在推行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同时，积极扩大社会福利，关注社会下层，保护弱势群体，增加对于贫困阶层的补贴，逐渐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据统计，20032007年，正义与发展党政府支出的生活物资救济、医疗援助和教育补贴累计超过33亿新里拉，600万贫困家庭获得累计超过3.2亿新里拉的食品和440万吨燃煤。在此期间，正义与发展党政府改革医疗体制，改善中低收入人口的医疗条件，在全国81个省为低收入家庭提供27万套公寓，增加国有企业工人的工资，提高贫困学生的奖学金标准，增加农产品收购的政府补贴。正义与发展党致力于缓解由于贫富分化而引发的社会对立，俨然是诸多社会阶层共同利益的代表，使得社会边缘群体和新兴中产阶级成为其坚定有力的支持者，体现出其整合社会的政治倾向。 在外jiāo方面，作为美国和西方世界的重要盟友，正义与发展党政府一方面强调土耳其作为北约成员国的地位，强调加强与欧洲国家的联系是土耳其外jiāo的首要目标，强调与美国的防务合作以及密切与美国的经济文化jiāo流，致力于反对国际恐怖主义；另一方面试图改变以往从属于美国和依附于西方世界的传统，提升土耳其的国际地位，促使美国和西方世界承认土耳其在国际舞台上的政治影响力。与此同时，正义与发展党改变长期以来亲西方的外jiāo政策，致力于东西方之间的平衡外jiāo，积极改善与包括叙利亚和伊朗在内的周边国家的关系，支持巴勒斯坦民族解放事业并赞赏哈马斯的民选政治，谴责以色列实行国家恐怖主义，呼吁黎巴嫩实现民族和解，提升其在中东和伊斯兰世界的政治影响力。2003年，土耳其政府高级代表团4次访问德黑兰，伊朗政府高级代表团6次访问土耳其。2004年1月，叙利亚总统巴沙尔访问土耳其，是为叙利亚现任总统的首次访问土耳其。萨达姆政权垮台后日趋复杂的库尔德人问题，无疑引起土耳其、伊朗和叙利亚的共同关注。2004年3月，以色列暗杀巴勒斯坦哈马斯领导人艾哈迈德亚辛（Acomd Yassin），同年5月，以色列军队袭击加沙。雷赛普埃尔多安抨击以色列是国家恐怖主义，拒绝以色列的访问邀请，召回土耳其驻以色列大使。2006年2月，土耳其政府邀请哈立德马沙阿勒率领的哈马斯代表团访问安卡拉。 雷赛普埃尔多安与奥巴马 土耳其共和国自1923年成立伊始，遵循西化的发展道路，积极扩大与西方世界的jiāo往合作，直至成为北约成员国。1987年，土耳其政府提出成为欧洲经济共同体完全成员国的申请。1993年，欧盟哥本哈根峰会决定，规定了土耳其申请加入欧盟的先决条件，包括政治改革、完善法治、保障人权和少数族群的权益、市场经济、承担欧盟相关义务的能力。1999年，欧盟赫尔辛基峰会决定，将土耳其列为欧盟正式候选国。2004年12月，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召开的欧洲议会全会投票表决，通过支持欧盟立即启动与土耳其之间入盟谈判的决议。 正义与发展党执政伊始，确定将推动加入欧盟的进程作为首要的施政目标。与此同时，正义与发展党致力于推动民主化的进程，在相关领域改革现行体制，完善保障人权的法律规定，而推动民主化进程既是加入欧盟的重要条件，更是土耳其社会进步的强烈诉求。根据1982年宪法第76款，以言论和行动扰乱秩序的人不得当选议员。1998年，雷赛普埃尔多安因曾经被指控发表煽动xìng言论而入狱，2002年大选期间被剥夺竞选议员的资格。2002年12月修订的刑法第76款，将原有条款改为从事恐怖活动的人不得当选议员。根据新的刑法修正案，雷赛普埃尔多安在随后举行的大国民议会补缺选举中当选议员，进而成为内阁总理。2004年修订刑法，得到主要反对党共和人民党的支持，涉及10项条款，包括废除死刑、解散军方参与的国家安全法庭、强调xìng别平等。同年，大国民议会通过新的结社法，给予非政府组织以进一步宽松的政治环境和自治的权利，允许非政府组织无需政府批准而接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42 章 受国外资金，禁止政府随意干涉非政府组织的合法活动，年满15岁者均可加入非政府组织。2006年宪法修正案，将议员的最低年龄由30岁改为25岁，军方财产被纳入政府的审计范围。正义与发展党积极推动修改政党法，保障政党的合法权利，规定取缔政党必须得到宪法法院3/5多数票的批准。此外，为了符合加入欧盟的先决条件，正义与发展党逐步改善国内少数民族库尔德人和亚美尼亚人的社会地位，允许学校使用库尔德语授课，允许电台播放库尔德语节目。2005年，正义与发展党主导的大国民议会通过关于公共管理和地方行政的法案，削减中央集权，扩大地方分权。 自1980年政变以来，国家安全会议是军方干预政治和左右政府的重要机构。国家安全会议的成员，由文职官员和军方将领10人组成，包括总统、总理、国防部长、内务部长、外jiāo部长以及总参谋长、陆军司令、海军司令、空军司令、宪兵司令。根据1982年宪法，内阁政府必须优先考虑国家安全会议就维护国家安全提出的议案。2002年大选后，正义与发展党主导的大国民议会致力于改变文官政府与军方之间的政治天平，削减军方控制的国家安全会议的权力，增加国家安全会议中的文官比例，限制军事法院对文官的量刑裁定，军方财务jiāo由政府审计，废除国家安全法院。2003年7月，国家安全会议由每月召开改为每两月召开，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由以前从高级军官中提名改为从高级军官和高级文官中提名。自2004年8月起，该职务一直由文官担任，国家安全会议的主要职责不再代表国家意志，而只是负责向内阁政府提出相关建议。国家安全会议职能的转变和地位的下降，明显削弱了军方的政治影响力。 1961年宪法明确承认公民享有宗教自由的合法权利，赋予伊斯兰文化复兴以必要的法律空间。旨在培养伊斯兰教神职人员的伊玛目哈提卜学校自1949年恢复以来，学校数量和学生人数一直处于上升的趋势，成为土耳其国民教育的重要形式。19601968年，伊玛目哈提卜学校的教师人数增长4倍，从300人增至1 200人，伊玛目哈提卜学校的学生人数增长8倍，从4 500人增至38 000人。伊玛目哈提卜学校包括初级和高级两个阶段，初级阶段学制4年，侧重世俗的文化知识，高级阶段学制3年，侧重职业xìng的宗教知识。20世纪5060年代，伊玛目哈提卜学校的毕业生仅仅被政府承认初中学历，直到1971年军方政变后，其高中学历得到政府的认可，进而具备参加大学入学考试的学历资格。伊玛目哈提卜学校的毕业生，一部分成为清真寺的神职人员，另一部分则升入世俗高等学校。从1964年到1972年，世俗学校的数量增长127%，伊玛目哈提卜学校的数量增长611%。1978年，伊玛目哈提卜学校达到430余所，在校学生13万余人。1980年军事政变后，官方强调土耳其伊斯兰一体化的思想，宗教教育随之重新定位，成为国家义务和国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宗教课程则被官方规定为普通学校的必修课程。据统计，从1974年到1984年，世俗学校的数量增长35%，伊玛目哈提卜学校的数量增长500%，至1988年，伊玛目哈提卜学校超过700所，在校学生达到24万人，宗教教育的迅猛发展势头由此可见。1997年2月，国家安全会议通过决议，要求埃尔巴坎内阁阻止正在各地蔓延的伊斯兰主义活动，遏制伊斯兰主义势力向国家机构的渗透，强化国家对于宗教活动的控制，同时改革教育体制，规定新的八年制强制xìng义务教育，极力排斥宗教教育，限制伊玛目哈提卜学校的毕业生参加高等学校的入学考试。此后，伊玛目哈提卜学校急剧衰落，在校学生人数从19961997学年的51万人锐减为20022003学年的6.5万人。2004年5月，正义与发展党政府提出修改高等教育法相关条款的法案，规定包括伊玛目哈提卜学校在内的所有职业中学毕业生享有与普通中学毕业生通过高等学校入学考试和接受高等教育的同等资历，试图改善伊玛目哈提卜学校的惨淡形势。总统赛泽尔拒绝批准该法案，理由是宪法第131款授权国家高等教育会议全权制定教育政策，大国民议会无权干预高等学校入学考试。不仅如此，赛泽尔总统强调，阿塔蒂尔克革命的宗旨是实现土耳其社会的现代化，而世俗主义是阿塔蒂尔克革命的基石，更是自由、民主和人权的基础。总参谋长也发表书面讲话，坚持民主政治与世俗原则的同一xìng，指责伊玛目哈提卜学校旨在培养宗教狂热分子，有悖于世俗主义的教育原则。 长期以来，军方不仅是国家安全的保卫者，而且在土耳其的政治舞台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一方面，在理论和法理上，1923年宪法规定了军人与政治分离的法律原则，军人当选议员者必须辞去军职；其后的相关法律规定，军人不得具有政党身份，不得加入政治组织，不得参与集会示威。另一方面，相关法律规定，军人的职责是根据宪法赋予的权力保卫土耳其领土和保卫土耳其共和国，进而延伸为军人是凯末尔主义作为共和国基石的捍卫者。文官政府与军方的博弈，构成土耳其民主化进程的鲜明特征。1960年、1971年和1980年的3次军事政变，以及1997年向文官政府施加压力进而迫使埃尔巴坎辞去总理职务，显示出军方干预的政治倾向。 土耳其军方发动的政变缘起于不同的政治环境，针对不同的政治危机。1960年军方政变的背景是，执政党民主党与反对党共和人民党矛盾激化，执政党日趋独裁，进而丧失民主政治的合法xìng。然而，1960年军方政变后颁布的宪法即1961年宪法，试图在尚不成熟的条件下构建过度宽松自由的政治环境，超越了土耳其民主化政治进程的历史阶段，引发民主化的负面影响，极端政治势力膨胀，政治暴力蔓延，民选政府无力掌控，政局失控，经济形势由于社会动dàng而趋于恶化，民主政治的收缩和政治秩序的重建成为实现社会稳定的条件。1971年和1980年的两次军方政变，无疑构成重建政治秩序和实现社会稳定的重要历史环节。1980年军方政变后颁布的宪法即1982年宪法，旨在压缩民众参与的政治空间，进而强化社会秩序的稳定和避免经济形势的恶化。 在中东现代化进程中产生政治影响的新军人抑或所谓的青年军官组织，是新兴阶层特别是中产阶级的代言人，试图从传统地主贵族手中夺取权力，进而改造传统经济社会秩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诸多中东国家均经历了军人政治的发展阶段，普遍表现为威权统治的国家模式，而土耳其1960年、1971年和1980年3次军事政变以及由此形成的所谓军人政治则独具特色，可谓推动民主化进程的良xìng元素和积极因素。军人政治并非表现为新兴阶层与传统贵族的对立，而是表现为新兴阶层内部的博弈和角逐，军人俨然是凌驾于社会之上、驾驭社会和遏制矛盾的政治力量。另一方面，土耳其军方似乎无意建立威权政治，只是在文官政府陷于政治危机的关头充当国家秩序的捍卫者。因此，土耳其的军人政治并未成为民主化进程的逆向因素，俨然是民主化进程的保驾护航者。 土耳其军方的特权地位，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宪法监护委员会颇有异曲同工之处，均与民选政府处于平行的状态，进而形成国家政治体制的二元色彩。不同之处在于，伊朗的宪法监护委员会象征宗教政治，民选政府具有相对世俗的政治色彩，而土耳其的军方持世俗主义的意识形态，民选政府具有宗教色彩。 世纪之jiāo世俗政治与宗教政治的消长，标志着土耳其共和国的政治文化从凯末尔主义的单一形态逐渐转化为伊斯兰主义色彩的多元形态，土耳其人的公民属xìng随之从土耳其民族的单一属xìng逐渐演变为土耳其族和库尔德族的二元民族属xìng。另一方面，在所谓的伊斯兰主义与凯末尔主义之间的意识形态之争的背后，是文官政府与军方之间的政治博弈，而捍卫凯末尔主义的世俗原则和维护社会稳定，提供了军方干预政治和维护自身特权地位的合法xìng来源。军方以凯末尔主义的捍卫者自居，持保守的政治立场。伴随着世俗政治与宗教政治的消长，军方的政治影响力逐渐削弱，多党制基础上的民选文官政府逐渐主导政治舞台。与此同时，军人政治与文官政治的二元倾向逐渐淡出，世俗政治与宗教政治之间的界限逐渐淡化，民主政治进入新的阶段。 1997年军方的所谓温柔干预以及宪法法院于1998年取缔繁荣党和2001年取缔贤德党，未能遏制土耳其政坛的伊斯兰主义浪潮。作为凯末尔主义和世俗国家代言人的军方，指责伊斯兰主义是威胁土耳其安全的头号敌人。然而，正义与发展党在2002年大选中的胜出，与军方的指责形成鲜明的对比，也折shè出军方意志与民众意志的悖论倾向。另一方面，世俗反对派和军方的指责，印证了正义与发展党的伊斯兰主义属xìng。正义与发展党在2002年大选中的胜出，可谓对凯末尔主义之世俗主义政治原则的最大挑战。军方在土耳其政坛扮演着凯末尔主义和世俗政治捍卫者的角色，是具有浓厚伊斯兰主义色彩的正义与发展党的首要政治对手。宗教政治与世俗政治的博弈，体现为正义与发展党内阁与军方之间的权力角逐。削弱军方的政治影响力，则是正义与发展党内阁所致力的主要目标之一。 正义与发展党与军方之间的关系，2002年年底至2006年年底，处于有限冲突的状态。在此期间任职的总参谋长希勒米奥茨柯克作为军方的核心人物，对正义与发展党政府持相对温和的立场，与雷赛普埃尔多安保持良好的私人关系，被雷赛普埃尔多安称作“我的老师”，军方上层也表现温和。2002年11月4日，在正义与发展党在大选中胜出的第二天，希勒米奥茨柯克发表声明，表示军方接受人民的选择和大选的结果，尊重人民的意愿和新政府的权威。尽管如此，以奥茨柯克为首的军方在一些关键的政策上多次与政府发生分歧。2002年年底，政府着手解决塞浦路斯问题，接受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提出的在塞浦路斯实行希腊族和土耳其族分治的联邦共和制，撤走驻军3万人，遭到军方的强烈反对。2003年1月，陆军司令奥伊塔克雅尔曼视察所谓的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宣布联合国的塞浦路斯方案是不可接受的。2003年8月，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图恩切尔基里尼克持强硬立场，批评正义与发展党政府的自由化改革。2004年8月，陆军司令奥伊塔克雅尔曼和宪兵司令赛尼尔埃鲁古尔因蔑视总参谋长的温和立场而被解除职务。2005年8月驻守伊斯坦布尔的第一军团司令胡尔希特托lún被解除职务。 2006年8月，希勒米奥茨柯克退休，陆军司令雅萨尔布于卡尼特出任总参谋长，军方再度关注伊斯兰主义组织的政治活动。雅萨尔布于卡尼特在通过电视向全国直播的总参谋长就职仪式上宣布，强调伊斯兰主义组织对于世俗国家体制的威胁，保卫共和国的基本原则是军方的神圣职责，其与正义与发展党的关系出现紧张的迹象。同年9月，雅萨尔布于卡尼特在出席军事学院开学仪式上通过直播电视警告正义与发展党政府，军方不允许世俗主义原则受到侵犯，伊斯兰主义正在威胁共和国的世俗体制，告诫军人恪守捍卫世俗主义原则作为宪法赋予的职责。前总参谋长侯赛因基弗里克古鲁（19982002年任职）就此预言，正义与发展党与军方之间维持4年的平静状态终于结束了。 2007年2月，政府建议与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自治政府谈判，遭到以雅萨尔布于卡尼特为首的军方反对，理由是库尔德工人党民兵将伊拉克北部作为基地从事恐怖活动，得到库尔德自治政府的默许，计划搁置。随后，军方试图越境打击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工人党武装，遭到政府反对。 四、2007年大选 2007年是土耳其共和国的大选之年，包括总统选举和议会选举。正义与发展党代表的伊斯兰主义阵营与世俗主义阵营，围绕总统选举和议会选举展开博弈。 2002年议会选举之后，主要反对党共和人民党作为世俗主义政党无力抗衡占据大国民议会多数席位的正义与发展党，军方、宪法法院和总统成为抵抗伊斯兰主义的三大支柱。长期以来，总统扮演凯末尔主义捍卫者的角色，有权批准和否决内阁总理提名的高官人选，有权任免宪法法院法官和高等教育会议成员以及大学校长和高级法官，是武装部队最高统帅，主持国家安全会议，颁布紧急状态令。2007年，总统赛泽尔任期届满。赛泽尔出生于1941年，曾任宪法法院院长，2000年5月继德米雷尔后出任总统。雷赛普埃尔多安以内阁政府总理和正义与发展党主席的身份，提名外jiāo部长阿卜杜拉居尔作为新的总统人选。 阿卜杜拉居尔是正义与发展党和21世纪土耳其政坛仅次于雷赛普埃尔多安的第二号人物，是贤德党内部伊斯兰主义运动阵营资深领导人埃尔巴坎的第一个反叛者，是正义与发展党的首任内阁总理，在土耳其政坛可谓举足轻重。阿卜杜拉居尔（Abdullah Gül）1950年出生于开塞利，毕业于伊斯坦布尔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曾经留学英国，回国后就职于土耳其的萨卡里亚大学，19831991年任职于沙特阿拉伯的伊斯兰发展银行，1991年成为议员，担任繁荣党国际事务委员会副主席，1995年进入埃尔巴坎领导的繁荣党内阁，任国务部长和新闻发言人，1999年当选贤德党议员，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43 章 吁放弃对于世俗主义内涵的狭隘界定，主张重新解读凯末尔确立的世俗主义，解除女xìng披戴头巾的禁令，强化与中东伊斯兰国家的联系，2002年大选后一度出任正义与发展党内阁总理，2003年埃尔多安复出政坛后辞去总理职务，转任外jiāo部长。 继任总统的人选成为正义与发展党与所谓世俗阵营关注的焦点，雷赛普埃尔多安提名阿卜杜拉居尔继任总统，遭到包括军方、司法界、知识界和诸多反对党在内的世俗阵营的反对，引发土耳其政坛的剧烈震dàng。在反对派看来，伊斯兰主义的正义与发展党已经占据大国民议会的多数席位，总统职位是捍卫世俗主义原则的最后堡垒。共和人民党领导人丹尼兹巴伊卡尔宣称，如果总统职位落入正义与发展党的手中，将意味着世俗共和国失去抵御伊斯兰主义的最后堡垒，反对正义与发展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阿卜杜拉居尔。 根据宪法，总统选举的条件是超过2/3的议员即367名议员出席，总统候选人必须在前两轮投票时赢得全体议员中2/3即367议员的支持，如果举行第三轮投票，则只需要大国民议会267票的简单多数。2007年4月，控制大国民议会363个席位的正义与发展党动议举行总统选举，雷赛普埃尔多安提名外jiāo部长阿卜杜拉居尔作为总统候选人。随后，“阿塔蒂尔克思想协会”在安卡拉、伊斯坦布尔、伊兹密尔、麦妮萨、卡纳卡勒和萨姆森等城市举行百万人集会，可谓土耳其共和国历史上的首次大规模街头政治，发起者包括退役军官和世俗反对派，要求捍卫共和国的世俗体制，反对具有伊斯兰主义背景的居尔继任总统。民众集会的口号是：“土耳其现在是世俗国家，将来也是世俗国家”、“我们都是土耳其人”、“不要沙里亚，也不要军人政变”。 2007年4月27日，大国民议会举行总统选举的第一轮投票表决。由于共和人民党的抵制，出席投票的议员没有达到法定的2/3多数，而阿卜杜拉居尔作为正义与发展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未能获得2/3的法定票数支持。 4月27日当晚，总参谋部网站发表声明，重申捍卫凯末尔主义和共和国世俗体制的决心：“围绕总统选举进程所产生的问题，集中表现为对于世俗主义的不同看法。土耳其武装力量决心履行法律赋予的使命，保卫土耳其共和国不可动摇的现行体制。近来，某些政治势力竭尽所能地试图改变土耳其共和国的基本价值观，特别是试图颠覆世俗主义的原则。他们要求重新界定共和国的基本价值观，淡化象征国家统一的民族节日，代之以其他的节日庆典。他们公开挑战国家体制，不惜利用广大国民的神圣宗教情感，试图利用宗教的伪装，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伟大的领导人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蒂尔克曾经说过：‘将自己称作土耳其人，是多么幸福的人。’反对这样的原则的人，是土耳其共和国永远的敌人。土耳其武装力量坚决履行法律赋予的使命，捍卫土耳其共和国不可动摇的现行体制。土耳其武装力量的态度和立场是坚决的和不可怀疑的。”总参谋部网站发表的上述声明，也称“电子备忘录”，被视作军方发出威胁的信号。然而，面对正义与发展党的骄人政绩，反对派以坚持凯末尔主义和捍卫世俗国家体制的名义谴责正义与发展党奉行伊斯兰主义的言论变得苍白无力。所谓的“电子备忘录”并未产生1997年2月军方干预的政治效果，正义与发展党内阁对军方的威胁作出了强硬的反应，表示军方的威胁违背民主制的政治原则，是民选政府所无法接受的。司法部长凯米尔西切克表示，根据宪法，总参谋部隶属内阁总理，无权批评政府。 4月28日，主要反对党共和人民党就议会举行的总统选举向宪法法院起诉。宪法法院在军方声明和民众集会的压力下，裁定阿卜杜拉居尔继任总统缺乏议会2/3议员的多数票支持，选举结果无效。雷赛普埃尔多安指责宪法法院的裁定是shè向民主制心脏的子弹，随后要求提前举行大选，建议修改宪法的相关条款，以总统的民众直接选举取代总统的议会选举，总统任期由7年改为5年，议会任期由5年改为4年，出席议会的议员法定人数由367人改为184人。5月3日，议会550名议员中的458名议员投票通过将原定11月举行的大选提前到7月，同时通过宪法修正案，总统由议会选举改为民众直选，任期由7年缩短为5年，不得超过两届任期。5月25日，总统赛泽尔否决了议会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强调总统职位的象征xìng和非党派xìng，反对总统实行全民选举，反对政党提名总统人选。随后，正义与发展党主导的议会再次通过草案，总统和共和人民党议员则诉诸宪法法院裁决。2007年7月，宪法法院裁定，宪法修正案草案jiāo由全民公决。 2007年7月，土耳其举行议会选举，约7 400位候选人参与角逐，竞选550个议会席位，登记选民约4 300万人，投票率超过82%。据选举前夕的民意测验，共和人民党的支持率约为15%，民族行动党的支持率约为10%，相比之下，正义与发展党的支持率高达35%40%，可谓稳cāo胜券。民主左翼党与共和人民党曾经于2007年5月组成竞选联盟，然而政党竞选联盟的成立并未改变选举结果。选举结果揭晓后，正义与发展党赢得46.7%的选票和341个大国民议会席位，再次单独组阁，共和人民党和民族行动党作为反对党分别获得20.9%和14.3%的选票，以及大国民议会112个席位和71个席位，独立候选人获得5.2%的选票和26个议会席位。正义与发展党由于占据议会多数席位而单独组阁，雷赛普埃尔多安作为正义与发展党主席连任内阁政府总理。 2007年的选票分布表明，在中低教育背景的选民中，正义与发展党赢得76.7%的选票，共和人民党赢得49.1%的选票，在具有高等教育背景的选民中，正义与发展党赢得4.7%的选票，共和人民党赢得20.3%的选票。在职业方面，正义与发展党的选票更多来自工人、农民和家庭fù女，共和人民党的选票更多来自国企雇员、私企经营者、白领职员和学生。在收入方面，正义与发展党赢得中低收入者62%的选票和高收入者10%的选票，共和人民党赢得中低收入者38%的选票和高收入者26.3%的选票。在选民分布方面，正义与发展党的支持者36.3%来自乡村，占乡村人口的45.7%，共和人民党的支持者23.8%来自乡村，占乡村人口的12.2%。在全国的范围，共和人民党在发达地区，包括马尔马拉海地区和爱琴海地区，占据优势，正义与发展党则在相对落后的中部、东部和东南部占据优势。另据统计，20022007年，正义与发展党的选票在马尔马拉海地区从29.3%增至38.8%，在爱琴海地区从27.7%增至40.8%，在地中海地区从31.3%增至38.3%，在黑海地区从39.3%增至51.8%，在中部从44.2%增至55.6%，在东部从24.9%增至49.1%，在东南部从25%增至52%。2007年，在全部81个省中，正义与发展党在63个省获胜。 马尔马拉海地区费内巴切 2007年大选期间，主要反对党共和人民党代表的世俗势力，抨击正义与发展党具有伊斯兰主义属xìng和威胁国家安全，而幸福党领导人埃尔巴坎则指责正义与发展党背离伊斯兰主义的原则，不再具有伊斯兰主义政党的属xìng，一些世俗选民则将正义与发展党视作中右翼政党。然而，正义与发展党无疑得到了诸多苏非教团和伊斯兰组织的支持。2007年，65%的人口生活在城市，其中伊斯坦布尔、安卡拉和伊兹密尔三大城市的选民约占2007年登记选民总数的1/3，而正义与发展党在城市移民区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居住在城市棚户区的乡村移民及其后裔是正义与发展党的有力支持者。此外，东部、东南部、中部、地中海地区和黑海地区的乡村也是正义与发展党的重要票仓。正义与发展党对库尔德人的相对宽松的政策，以及投资改善东南部库尔德人地区的基础设施，得到了库尔德人选民的支持。 在正义与发展党两次胜出的2002年大选和2007年大选前夕，选民关注的首要问题是经济状况的改善，降低失业率和抑制通货膨胀则是关乎民生的焦点议题，至于所谓的伊斯兰主义与世俗主义的孰是孰非，并非选民所关注的焦点。正义与发展党的经济政策是追求两个方面的平衡，一方面是促进市场经济的增长和国际化；另一方面是满足草根支持者的经济需求。针对日趋恶化的经济形势，在2002年的竞选纲领中，正义与发展党放弃了此前繁荣党的反对资本主义、废除利息和国家保护下发展小企业的立场，宣布加强私人企业是实现经济进步的首要资源，政府致力于确保市场化条件下的自由竞争，扫清私人企业面临的障碍，支持土耳其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和国际市场，推动大型国有工业企业和服务业的私有化进程，同时促进社会公正，降低失业率，缩小贫富差距。2007年的竞选纲领延续2002年的基本原则，强调政府规范和监督市场经济的公共职能，强调正义与发展党的宗旨是实现社会公正。正义与发展党执政前夕的2001年，土耳其的国内生产总值仅为1 540亿美元；至正义与发展党执政末期的2006年，土耳其的国内生产总值上升为4 030亿美元。另据世界银行世界各国国内生产总值2005年的排名，土耳其居第20位。正义与发展党的执政业绩，由此可见一斑。正义与发展党在2007年大选中再度胜出，并非由于其伊斯兰主义的意识形态，而是因为其执政期间带给民众的经济繁荣和社会福利，表明选民对其经济政策的支持和经济成就的肯定。土耳其选民对于经济社会问题的关注和正义与发展党执政期间在经济社会方面所取得的成绩，特别是在满足贫困人口生活需求方面的长期努力，决定了2007年大选的结果。 2007年8月，大国民议会举行总统选举，正义与发展党提名的候选人阿卜杜拉居尔当选土耳其共和国第十一任总统，正义与发展党议员科克索尔托普坦当选议长。根据宪法的规定，阿卜杜拉居尔当选总统后，宣布退出正义与发展党，成为凌驾于政党之上的国家元首。不同于前任总统赛泽尔代表世俗主义而屡屡否决正义与发展党主导的议会通过的议案，阿卜杜拉居尔出任总统后，与正义与发展党主导的大国民议会以及正义与发展党内阁保持良好的政治合作，正义与发展党在土耳其政坛如虎添翼。 阿卜杜拉居尔 五、2007年大选后的政治走向 1982年宪法是土耳其共和国历史上继1923年宪法和1961年宪法之后的第三部宪法。作为1980年军事政变的产物，1982年宪法强调国家权威和公权至上，被视作民主化进程的理xìng收缩，自颁布以来历经15次修订，旨在扩大公民自由和保障公民权利，削弱军方的政治影响力。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反对派政党社会民主民粹党和正确道路党率先呼吁修改1982年宪法。社会民主民粹党呼吁大国民议会采取3/5的多数票原则选举总统，削弱总统权力，强调司法独立和大学自治。正确道路党则呼吁实行总统经由全民直接选举，给予总统解散大国民议会的权力，给予民众以更多的自由和更大的政治空间。1987年5月，执政党祖国党主导的大国民议会通过第3261号法案，该法案规定，选民年龄从年满21岁改为年满20岁，大国民议会席位从400席增至450席，大国民议会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可在提jiāo全民公决后生效，同时以293票赞成和85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将撤销关于前政党领导人从政禁令的法案提jiāo全民公决并获得通过。20世纪90年代，大国民议会再次通过法案，撤销1982年宪法第133款关于国家垄断广播电视经营权的规定，允许私营广播电视，撤销限制民众自由结社的规定和禁止社会组织参与政治活动的规定，选民年龄下降为年满18岁，大国民议会席位由450个增至550个，撤销禁止高等学校学生参加政党的法令，修改1982年宪法第143款，改组包括军事法官在内的国家安全法庭，实行国家安全法庭的文官化。进入21世纪，修宪的热点是总统由大国民议会选举改为全民直选以及总统任期由7年一届改为5年两届。 正义与发展党在2007年大选中提出的竞选纲领，包括承诺修订1982年宪法，在达成广泛共识的基础上完善民主制，进一步保障公民权利，在人权和法治的框架下建立民主和世俗的新国家，规范内阁与大国民议会的关系，重新界定总统的权力。早在大选前的2007年6月初，雷赛普埃尔多安就指定数名法学专家开始着手起草宪法修正案，正义与发展党称之为“公民宪法”。同年9月，雷赛普埃尔多安召开法学专家和正义与发展党领导层联席会议，讨论宪法修正案。宪法修正案强调以下三项原则：1．按照国际标准改善人权和自由，宪法法院有权废止与国际人权标准不符的法律条款，严格限制取缔政党的司法裁决，废除被取缔政党领导人5年内不得从政的法律条款；2．宪法法院17名法官中的8名法官以及法官和检察官最高会议17名成员中的5名成员由大国民议会选举产生；3．总统改由全民直选，同时延续议会内阁制的政治体制。2007年10月，正义与发展党提出的宪法修正案经全民公决获得通过，投票率67.5%，支持率68.9%。 凯末尔时代世俗主义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在社会文化领域摒弃具有宗教色彩的传统服饰和推广西方现代服饰。长期以来，身穿伊斯兰教传统服饰，被视作挑战世俗主义和违背凯末尔主义原则的行为。1980年军方发动政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44 章 变之后，过渡政府于1981年12月颁布法令，规定大学校园的女xìng着装必须符合凯末尔主义的世俗原则，不得披戴具有宗教色彩的传统头巾。20世纪80年代末期，fù女在大学校园披戴具有宗教色彩的传统头巾是否合法，成为伊斯兰主义与世俗主义争论的焦点。伊斯兰主义者从尊重人权的角度出发，主张取消关于fù女披戴传统头巾的禁令。1988年11月，祖国党主导的大国民议会颁布法令，允许女xìng披戴传统头巾进入大学校园。然而，该项法令遭到总统科南埃夫lún的反对，宪法法院也于1989年3月裁定该法令违宪。1990年10月，祖国党主导的大国民议会再次宣布，解除披戴传统头巾的女xìng进入大学校园的禁令。随后，主要反对党社会民主民粹党向宪法法院起诉，宪法法院于1991年4月再次裁定该法令与宪法不符。 据统计，在土耳其国内，64.2%的成年女xìng披戴传统头巾。1999年和2006年的民意调查表明，超过70%的受访者支持解除该禁令。其中，1999年支持解除禁令的受访者为76.1%，2006年支持解除禁令的受访者为71.1%。2002年大选期间，在正义与发展党的支持者中，披戴传统头巾的女xìng支持者占全部女xìng支持者的94.6%，而正义与发展党在竞选纲领中也明确支持解除披戴传统头巾的女xìng进入大学校园的禁令。然而，正义与发展党在其执政的第一个任期，考虑到共和人民党、军方和司法机构的世俗主义倾向，并未提出解除该禁令的法案。 2008年年初，女xìng披戴传统头巾的禁令再度引发政坛热议的焦点，是否解除女xìng披戴传统头巾的禁令成为政界首要的政治议题。雷赛普埃尔多安在出席马德里会议时表示，该禁令应当解除，无需制定新的宪法，只需通过宪法修正案。雷赛普埃尔多安的讲话遭到共和人民党的反对，却得到第二大反对党民族行动党的支持。2008年2月，正义与发展党与民族行动党经过协商达成共识，正义与发展党278名议员和民族行动党70名议员联名向大国民议会提jiāo议案，要求修改宪法第10款和第42款，以411票赞成和103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通过在大学校园解除女xìng披戴传统头巾禁令的法案，允许女xìng在除军事学院和警务学院之外的普通大学校园披戴传统头巾。 进入21世纪，世俗阵营与伊斯兰主义阵营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不同于1997年2月的所谓温柔干预，土耳其军方并未对正义与发展党的所谓伊斯兰主义举措作出强烈反应，而是保持沉默的态度。2007年8月，军方尽管拒绝出席阿卜杜拉居尔的总统就职仪式，随后又拒绝出席10月举行的新一届大国民议会召开的仪式，表达对于伊斯兰主义阵营的不满，却已经无力改变选举结果。2008年1月，正义与发展党与民族行动党领导人就解除女xìng披戴传统头巾的禁令达成一致意见，总参谋长雅萨尔布于卡尼特仅在媒体代表军方表示反对，并未采取进一步的过激行动。相比之下，司法机构以及主要反对党共和人民党逐渐取代军方，成为进入21世纪以来捍卫世俗主义原则的最后据点。 2008年3月，总检察长阿卜杜勒拉赫曼亚尔辛卡亚启动取缔正义与发展党的司法程序，向宪法法院提jiāo长达162页的文件，指控正义与发展党延续繁荣党的伊斯兰主义倾向，反对世俗主义原则，包括强化伊斯兰主义宗教教育、任命伊斯兰主义者担任重要政府职务、以健康为由禁止售卖酒精饮料、解除女xìng披戴传统头巾的禁令，涉嫌违宪活动，要求取缔正义与发展党，禁止包括总统阿卜杜拉居尔和总理雷赛普埃尔多安在内的正义与发展党71名成员在未来5年内从事政治活动。阿卜杜勒拉赫曼亚尔辛卡亚声称，正义与发展党是业已遭到取缔的繁荣党的翻版，土耳其共和国面临来自政治伊斯兰的威胁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针对总检察长阿卜杜勒拉赫曼亚尔辛卡亚的指控，雷赛普埃尔多安引用《古兰经》的启示作出回应，声称拒绝接受宗教信仰的人无异于牲畜，而阿卜杜勒拉赫曼亚尔辛卡亚对于正义与发展党的指控违背了民众的意愿。美国和欧盟方面也认为，正义与发展党是民选政府，司法机构应当尊重选民的意志和民众的选择，而试图取缔正义与发展党的起诉无疑背离民主的原则。据2008年6月的民意调查，53.3%的受访者反对取缔正义与发展党，34.3%的受访者支持取缔正义与发展党，30.3%的受访者宣布，如果重新举行大选，会将选票投给正义与发展党，12.7%的受访者表示将选票投给共和人民党，11.7%的受访者宣布将选票投给民族行动党。总检察长阿卜杜勒拉赫曼亚尔辛卡亚的起诉得到宪法法院11名法官中6名法官的支持，却未达到宪法规定3/5多数即宪法法院11名法官中7名法官的多数票。2008年7月，宪法法院驳回关于正义与发展党违宪和取缔正义与发展党的上诉，只是向正义与发展党发出司法警告和作出予以经济处罚的司法裁定。宪法法院随后发表声明，认定正义与发展党具有伊斯兰主义政党的政治倾向，与世俗主义原则不符，同时强调正义与发展党并未诉诸政治暴力，而是致力于提升土耳其的政治民主化程度。正义与发展党没有因为被指控违背世俗主义原则而如同以往伊斯兰主义政党一样遭到取缔。对于宪法法院的上述裁决，军方再次持沉默的态度，并未作出进一步反对的强硬姿态，表明世俗政治与宗教政治的天平业已发生改变。2002年和2007年两次大选中民众的支持，给予了正义与发展党以合法的地位。 库尔德人是土耳其最大的少数民族，人数约1 500万人，分布在东南部山区和西部诸多沿海城市。凯末尔主义强调土耳其共和国民族构成的单一xìng以及土耳其民族之语言和文化的同一xìng，否认库尔德人延续其语言文化的合法xìng，长期以来引发库尔德人的强烈不满。始建于1978年的库尔德工人党（Kurdistan Workers‘ Party）是最具影响力的库尔德人政党，致力于诉诸暴力手段维护库尔德人的民族权益，库尔德族的乡村贫困人口和游离于社会边缘的城市青年是库尔德工人党的主要支持者。1980年9月，在叙利亚政府的支持下，库尔德工人党领导人阿卜杜拉奥贾兰（Abdullah calan）在大马士革附近的贝卡谷地建立训练营。1984年的库尔德人新年之日，成为库尔德工人党游击队发动武装袭击的起点。土耳其政府军屡次进剿，始终没有取得明显的战果。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库尔德工人党逐渐弱化其在安纳托利亚东南部乡村的暴力倾向。20世纪90年代前期，繁荣党呼吁承认库尔德人语言文化的合法地位，给予库尔德人自治的政治地位。然而，繁荣党自1996年执政后，并未兑现承诺，再度强调库尔德人与恐怖主义的联系，进而继续保持对于库尔德人的高压态势。 库尔德民族主义并非浑然一体，而是表现为极端与温和的不同倾向。库尔德民族主义的极端派别致力于暴力活动和创建独立的库尔德人国家，库尔德民族主义的温和派别则强调在多党制议会选举的框架内维护库尔德人的语言和文化传统以及区域自治的政治权利。土耳其官方的高压态势无疑助长了库尔德民族主义的极端倾向，而宽松和民主的政治环境则有助于库尔德民族主义的温和倾向。另一方面，凯末尔主义的世俗民族主义排斥了库尔德人的政治参与，而伊斯兰主义在淡化民族差异的基础上则有助于实现库尔德人融入土耳其社会。伊斯兰教强调宗教的纽带而淡化世俗的民族界限，是为伊斯兰主义政党与世俗政党的区别。 1999年阿卜杜拉奥贾兰被土耳其政府拘捕后，库尔德工人党宣布单方面停火。2002年正义与发展党执政后，放弃对库尔德人的高压政策，逐渐改善政府与库尔德人之间的关系。自从2003年伊拉克战争以来，库尔德工人党宣布终止停火决定，库尔德工人党武装的恐怖袭击呈上升的势头，活跃在伊拉克北部地区的库尔德工人党武装人员频繁向土耳其渗透，策划和发动恐怖袭击活动。然而，尽管军方强烈要求出兵围剿，正义与发展党内阁拒绝采取武力镇压的手段。2006年1月，广播电视管理委员会宣布，允许私立电台和电视台每天播放不超过45分钟的库尔德语节目。2008年6月，广播电视管理委员会宣布，允许国有电台和电视台播放非土耳其语的节目。2009年元旦，库尔德语电视频道开播，每天播放24小时，雷赛普埃尔多安在首播中向库尔德人表达了良好的祝愿。 阿拉维派是土耳其最大的非逊尼派穆斯林教派，根据不同的统计数字，人数在600万到1 700万之间，约占土耳其总人口的12%25%。由于受到逊尼派的歧视和排斥，阿拉维派支持世俗主义原则和共和人民党，而伊斯兰主义政党的选票主要来自逊尼派穆斯林。2002年大选期间，正义与发展党并未给予阿拉维派选民以足够的重视。2007年大选期间，正义与发展党调整竞选战略，重视争取阿拉维派选民的支持，提名阿拉维派议员人选。2007年选举后，阿拉维派作家卡姆鲁格鲁应邀担任总理雷赛普埃尔多安的顾问。2008年1月和2009年1月，雷赛普埃尔多安出席阿拉维派的阿舒拉节并发表讲话，阿拉维派对正义与发展党和雷赛普埃尔多安的态度逐渐改善。 2010年2月，土耳其政府以涉嫌策划军事政变和试图推翻政府为由，在安卡拉、伊斯坦布尔和伊兹密尔等9个城市逮捕约50名退役军方将领和现役军官，其中包括前副总参谋长埃尔金萨伊贡、前空军司令易卜拉欣弗尔特纳和前海军司令厄兹登奥尔内克。总理雷赛普埃尔多安表示，警方依照检察机构指令实施逮捕，被捕者将按照司法程序受到处置。此次大规模逮捕军方将领的行动，被媒体称作“执政党qiāng挑军方”。土耳其的国内政治天平，由此开始进一步向文官政府倾斜。 2010年9月，土耳其举行全民公决，以58%对42%的多数票通过新的宪法修正案，修改1982年宪法的24项条款，新增两项条款，主要涉及限制宪法法院的权力、重新界定土耳其人的属xìng、结束军方特权和自治地位、削减总统权力、强化地方分权原则、进一步保障公民合法权利、承认库尔德语的合法地位、完善市场经济等项内容。宪法法院是世俗主义的重要基地，自1963年成立以来，先后以违宪的理由取缔25个政党。新的宪法修正案规定，宪法法院法官人数从原有的11人增至17人，其中14人由总统任命，3人由议会任命，宪法法院的裁定必须获得2/3的法官而不是以往的3/5的法官的同意，从而增加了裁定的难度。雷赛普埃尔多安在随后发表的讲话中声称，此次宪法修正案的获得通过，是土耳其共和国民主化进程的重要里程碑，土耳其共和国正在向着成熟的民主与法治国家的目标大步前行。 作者点评： 诞生于奥斯曼帝国废墟之上的土耳其共和国，迄今已经走过了90年的发展历程。伴随着历史的脚步，从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到民主化的长足进步，从一党制的威权政治到多党制的议会选举，从军人干政和军方政变到文官政治的渐趋成熟，从世俗主义的绝对原则到伊斯兰主义的政治实践，土耳其共和国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生活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发生了沧海桑田的变化。伊斯兰复兴运动并非土耳其共和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逆流，正义与发展党的异军突起奏响了土耳其共和国走进21世纪的崭新乐章。 第十七章　凯末尔时代的经济发展战略 一、人口的变迁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bào发前夕，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包括安纳托利亚、色雷斯、伊拉克、叙利亚、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半岛，总人口约2 000万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伊拉克、叙利亚、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半岛相继脱离奥斯曼帝国。安纳托利亚的人口，1 800年约600万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增至1 750万人。数以百万计的穆斯林自黑海北岸、高加索山区和巴尔干半岛移入奥斯曼帝国境内，构成安纳托利亚人口增长的主要因素。穆斯林移民的涌入导致安纳托利亚人口结构和族群分布的明显改变，非穆斯林人口在安纳托利亚所占的比例急剧下降。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其后的民族独立战争期间，安纳托利亚人口锐减，人口死亡率达到20%，其中穆斯林死亡人数为250万人，亚美尼亚人死亡约为60万80万人，希腊人死亡约30万人。不仅如此，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初期，数十万亚美尼亚人自安纳托利亚移居苏俄和其他国家，也有大量希腊人逃离安纳托利亚。根据《洛桑条约》，生活在安纳托利亚的90万希腊东正教徒移居希腊，40万穆斯林从希腊移居安纳托利亚。《洛桑条约》实施的直接后果是安纳托利亚的人口减少10%，安纳托利亚的人口构成和族群分布随之进一步改变，亚美尼亚人从130万人下降为10万人，希腊人从180万人下降为12万人，而穆斯林在安纳托利亚的全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由80%增至98%。 1924年土耳其共和国建立之初，安纳托利亚及色雷斯地区的人口为1 320万人，土耳其语和库尔德语成为安纳托利亚的两种主要语言，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叙利亚基督徒、西班牙犹太人、塞加西亚人和阿拉伯血统的穆斯林成为安纳托利亚的残存人口。城市人口所占的比例，由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25%下降为战后的18%。此后，土耳其共和国的人口数量呈逐渐上升的趋势。1929年，土耳其共和国的人口增至1 430万人。1940年，土耳其共和国的人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45 章 达到1 780万人。 埃尔祖鲁姆的亚美尼亚人 二、从温和到激进的经济政策 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后，新政府致力于推行相对温和的经济政策。早在1923年23月，土耳其政府在伊兹密尔召开全国经济大会，参加者包括农民、工人、企业主和商人的代表3 000余人。会议期间，农民要求废除传统的什一税，工人要求享有组建工会的合法权利和保护自身的权益，企业主要求提高关税和保护国内市场，商人呼吁政府限制非穆斯林族群在外贸领域的特权，而市场化的自由主义和政府干预的国家主义成为与会者讨论的核心议题。伊兹密尔大会初步确定土耳其经济发展的基本方向，即发展现代民族工业、保护关税、鼓励私人投资和吸收外国投资。在伊兹密尔大会讨论的基础上，共和人民党制定9点纲领，其核心内容是采取国营企业与私营企业并存的混合所有制结构，大力发展进口替代型的现代工业（ISI），强调政府在投资领域的主导作用。凯末尔宣布，在法律允许的框架内，允许外国公司和境外商人在土耳其的投资行为。与此同时，以经济部长马哈穆特伊萨特波兹库尔特为代表的“新土耳其经济学派”阐释了20世纪20年代土耳其政府的基本经济政策，即奉行国家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双重经济原则，实行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并存以及民族资本与外国资本并存的混合结构，提高关税和限制进口，保护民族工业，强调国家在信贷和工业领域的主导地位。 20世纪20年代的政府投资，首先是国有铁路的建设。土耳其共和国在1924年建立之初，共有4 100公里铁路，均由外国资本控制，分布于安纳托利亚西部沿海地区，连接伊斯坦布尔、伊兹密尔、科尼亚、阿达纳和安卡拉，而安纳托利亚东部广大地区尚无现代意义上的jiāo通网络。由于jiāo通不便，安纳托利亚西部沿海工业城市的农产品供应严重依赖国际市场，伊斯坦布尔从北美经海路进口的粮食价格甚至低于来自安纳托利亚东部乡村的粮食价格。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后，采用政府投资的方式，在安纳托利亚中东部兴建铁路，连接安卡拉、锡瓦斯、埃尔祖鲁姆和迪亚巴克尔，内陆农作物产地与沿海农产品市场之间的流通环境因此得到明显的改善。19241929年，土耳其政府投资铺设铁路800公里。1929年，新增800公里铁路开始铺设。1924年，政府决定购买外国铁路公司在土耳其境内自伊斯坦布尔至阿达纳和自梅尔辛至阿达纳两条线路的运营权。然而，直至20世纪20年代末，尽管土耳其政府从外国铁路公司购买铁路线长达3 000公里，仍有2 300公里铁路由外国资本控制，主要分布于色雷斯和伊兹密尔地区。 1921年的阿达纳 1924年，土耳其成立第一家私人银行，名为商业银行，拥有资产100万里拉，其中25万里拉属于凯末尔的个人资产，共和人民党重要成员杰拉尔拜亚尔（Cell Bayar）出任商业银行总经理。1930年，商业银行存款达到4 500万里拉，提供投资达到3 230万里拉，建设两座制糖厂，同时经营伊斯坦布尔的航运业。1925年，土耳其政府投资2 000万里拉，成立工矿业银行，接管土耳其共和国从奥斯曼帝国继承的数家纺织厂，并且投资私人经营的纺织厂、玻璃厂、粮食加工厂、制糖厂和发电厂。1930年，工矿业银行的工业投资达到640万里拉。 20世纪30年代，土耳其政府放弃相对温和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推行激进的国家主义经济政策，大力发展国有经济，强调工业优先发展的原则，扩大政府对于工业生产的干预和投资，旨在加速工业化的进程。应对19291933年西方经济危机对于土耳其经济的负面影响，是土耳其实施国家主义政策的直接原因。总理伊斯梅特伊诺努声称：“自由主义的理论并不适合我国的国情，有必要实施温和的国家主义经济政策”，“在经济领域采取国家主义政策，我认为首要的是应当视为一种防卫措施。若干世纪以来，由于我们的失误，长期遭到在工业上不平等的侵略。在新时代，我们为了从险恶的形势下得到拯救，使国家得到安全，最要紧的使经济免于崩溃。因此，在经济上采取国家主义是我们在谋求发展的道路上所使用的防卫措施”。[1]1931年5月，在共和人民党大会上，国家主义成为新的经济政策和凯末尔主义的组成部分。然而，凯末尔主义的国家主义并非公有制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私人所有制依然构成土耳其共和国的重要经济基础。 所谓的国家主义，也被称作“现代形式的重商主义”，旨在通过政府干预经济的形式实现资本积累，推动现代民族工业的发展，扩大工业生产的规模，完善工业生产的结构和改变工业生产的布局，进而构成土耳其共和国工业化进程早期阶段的基本形式。国家主义的主要举措包括：制定和执行国民经济发展计划、保护关税、扩大政府投资、构建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模式、加强外汇管理。作为国家主义经济政策的外在形式，土耳其政府于20世纪30年代聘请苏联顾问，参照苏联的国民经济发展模式，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重点发展化学工业、钢铁工业、造纸工业、纺织工业、制糖业、采矿业、电力工业、机器制造业和jiāo通运输业。土耳其的国家主义政策，强调民族经济和工业优先的基本原则，旨在实现私人工业企业与国有工业企业的同步发展，而国有银行构成国家参与经济建设和保证政府投资的重要手段，1932年创办的农业银行（Agricultural Bank）、1933年创办的苏美尔银行（Scomrian Bank）和1935年创办的赫梯银行（Hittite Bank）则是国家主义在金融领域的集中体现。苏美尔银行、赫梯银行和农业银行作为国有银行，不仅收购外国资本控制的铁路、矿山、企业和公共设施，支持国有经济，而且积极参与非国有领域的经济活动。至20世纪30年代末，苏美尔银行控制冶铁业的100%、炼钢业的80%和水泥业的55%，赫梯银行控制煤炭开采的100%和铜矿开采的100%，农业银行按照政府核算的成本，统一收购和销售农产品，进而控制农业领域。 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国民经济的民族化则是20世纪30年代土耳其政府实施国家主义经济战略的重要内容。土耳其共和国建立之初，外国资本在土耳其的经济生活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金融、铁路和矿山开采处于外国资本的控制之下。1927年，英法控股的奥斯曼银行提供了土耳其生产信贷的大约1/2，甚至享有发行纸币的权利。1930年，土耳其政府成立中央银行，负责制定货币政策，调节货币供应，同时收回纸币的发行权，收购外国企业和外国资本经营的铁路和港口，国民经济的民族化程度明显提高。 三、工业的缓慢进步 19世纪苏丹政府实施的所谓发展工业的一系列举措，并未从根本上触及奥斯曼帝国的基本经济结构。直至1910年，农业依然构成安纳托利亚最重要的经济部门，农作物播种面积550万公顷，其中90%的耕地播种谷物，农作物年产值2 000万土镑。奥斯曼帝国灭亡前夕的1913年，制造业、采矿业、建筑业和运输业产值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7%，而农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6%。由于缺乏关税的保护，西方工业品倾销于奥斯曼帝国的市场，传统手工业濒临崩溃。1913年，奥斯曼帝国80%的棉花出口国际市场，而80%的棉纱、90%的棉纺织品和60%的毛纺织品依靠从国外市场进口。安纳托利亚西部的主要城市伊斯坦布尔、布尔萨、伊兹密尔、乌萨克、马尼萨和班迪尔马，19131915年只有264家工业企业，其中55.4%的企业从事纺织品生产和食品加工，工业年产值630万土镑；在全部264家企业中，214家属于私人企业，22家属于国有企业，28家属于国家与私人合作经营的企业；264家企业雇用的工人，1913年为16 309人，1915年为13 485人。另据1921年的统计，奥斯曼帝国境内（不包括处于外国占领下的主要工业城市伊斯坦布尔、伊兹密尔、阿达纳和布尔萨）共有各类企业3.3万家，雇用劳动力7.6万人，平均每家企业雇用劳动力2.3人。工业企业规模之小，由此可见。直至20世纪20年代中期，农业产值占国民总产值的40%50%，工业产值占国民总产值的17%18%。不仅如此，在奥斯曼帝国末期，现代意义上的经济部门，包括铁路运输、矿山开采和金融机构，大都处于外国资本的控制之下。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在奥斯曼帝国的工业领域占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中希腊人控制工业资本的50%和工业劳动力的60%，亚美尼亚人控制工业资本的20%和工业劳动力的15%。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安纳托利亚西部的工商业大都处于希腊人的控制之下。相比于信奉基督教的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信奉伊斯兰教的土耳其人仅控制工业资本的15%和工业劳动力的15%。土耳其共和国初期，政府实施移民政策，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数量锐减，工业生产深受影响。诞生于奥斯曼帝国废墟之上的土耳其共和国，仍然是典型的传统农业国，工业基础十分薄弱。 19世纪末的布尔萨景色 自共和国建立开始，工业化构成土耳其经济发展的战略基础。然而，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初，土耳其工业基础薄弱，发展速度相对缓慢。20年代，土耳其的大多数企业依旧处于手工劳动和分散经营的落后状态，私营企业居多，技术落后，集中于食品加工、纺织品生产和矿山开采等传统部门。根据1927年的统计，土耳其共有65 245家企业，雇用劳动力256 855人，约占全国人口的2%，其中雇用劳动力超过10人的企业仅占全部企业的3%，而雇用劳动力13人的企业占全部企业的78%，采用机械动力和机器加工的企业只有2 822家，其余企业采用传统的手工劳动。1927年，雇用劳动力超过4人的企业共计13 683家，分别属于10 941个企业主，其中10 259个企业主是土耳其人，642个企业主是外国人。1927年，土耳其政府制定工业发展法，对采用机械动力和雇用工人超过5人的国内工业企业实行优惠政策，由政府免费提供10公顷的工业用地，免征机器和建筑材料的进口税，政府机构必须优先购买国产工业品。工业发展法的颁布，明显促进了制糖业、纺织业和水泥制造业的增长速度。1929年，《洛桑条约》期满，土耳其政府立即制定新的关税政策，征收40%的进口税，旨在限制国外工业品进口，发展进口替代的现代工业。19241929年，水泥年产量从2.4万吨增至7.3万吨，煤炭年产量从70万吨增至99万吨。19271930年，糖产量从5 000吨增至近10万吨。然而，19241930年，农业产值平均年增长率为11.4%，相比之下，同期工业生产的平均年增长率为8.6%，工业生产的增长速度依然明显落后于农业生产。 20世纪30年代，土耳其政府强调国家主义的经济原则和工业优先的经济政策，工业成为政府投资的主要领域。最初的两个五年计划着力发展基础工业；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农业产值的增长，主要得益于耕地面积的扩大，并非由于政府的投资和生产条件的改善。19301939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6%，其中农业产值年均增长率为5%，工业产值年均增长率为11%。1923年，农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为39.8%，工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为15.8%，服务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为41.7%。1940年，农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为38.7%，工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为22.3%，服务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为38.4%。1935年，农业劳动力在全部劳动力中所占的比例为81.8%，非农业劳动力在全部劳动力中所占的比例为18.2%。以上数字表明，凯末尔时代，土耳其的产业结构尚未出现明显的变化。 20世纪30年代，国家主义的广泛实践明显加速了土耳其工业化的进程。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19341938年），土耳其政府投资20个工业项目，主要涉及轻工业领域，其中规模最大的是开塞利纺织厂。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19391943年），黑海沿岸的宗古尔达克和卡拉比克成为最重要的重工业生产基地。至1946年，糖的年产量达到10万吨，水泥的年产量达到32.5万吨，棉纱的年产量达到2.8万吨，纸张的年产量达到1.5万吨，煤炭的年产量达到31万吨，发电厂装机容量达到25万千瓦。19241946年，铁路从4 086公里增至7 585公里，其中，19241929年新建铁路783公里，19291939年新建铁路2 455公里。19271946年，铁路货运能力从91.9万吨增至810万吨。19271940年，公路从22 000公里增至41 000公里。19291939年，农业生产的平均年增长率仅为5.1%，工业生产的平均年增长率则达到11.1%。 伊斯坦布尔锡尔凯吉火车站昔日东方快车的东部终点站 大型现代企业与传统小手工业生产的长期并存，构成20世纪30年代土耳其经济生活的突出特征。直到30年代末期，传统的小手工业依然占制造业产值的60%，占制造业劳动力的80%。传统的小手工业基本上属于非国有经济成分，而大型现代企业主要依靠政府投资建设。20世纪30年代无疑是土耳其现代化进程中国家主义的典型阶段，然而国有经济的广泛发展并未导致私人经济的普遍衰落。19331939年，经济领域的私人投资占50%65%，投资比例超过政府投资。使用机器和受益于工业发展法的大型私人企业，1932年为1 473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46 章 家，1939年为1 144家，1941年为1 052家，虽然在数量上呈下降的趋势，但是产值和规模均呈明显上升的趋势。1939年，非国有企业生产棉纺织品的65%、毛纺织品的40%、制革业产品的38%和水泥的45%，而国有企业则几乎垄断人造丝绸、纸张、钢铁和化工产品的制造。 四、农业的发展与土地改革的初步举措 奥斯曼帝国长期实行国家土地所有制的经济制度，土地和农民处于国家的控制之下；广泛存在的小所有制和小农经济，构成土耳其共和国从奥斯曼帝国继承的重要历史遗产。另一方面，自19世纪开始，西方工业品的倾销和商业资本的侵蚀不断瓦解着奥斯曼帝国的传统经济秩序，自给自足的封闭状态逐渐削弱，农业生产的市场化进程随之启动。包括伊斯坦布尔在内的沿海地区非农业经济活动的发展和非农业人口的增加，特别是欧洲诸国工业化进程中对于农产品的广泛需要，构成安纳托利亚农业生产市场化的重要诱因。伊斯坦布尔周围的马尔马拉海沿岸、伊兹密尔周围的爱琴海沿岸、梅尔辛周围的东地中海沿岸以及安纳托利亚铁路沿线地区，市场化的农业生产尤为发达。根据奥斯曼帝国于1910年发布的官方统计数字，在沿海的阿达纳、艾丁、哈尔普特和伊兹密尔4个省，超过1/5的耕地播种经济作物，构成主要的农作物出口地区。青年土耳其党执政期间，战乱频仍，人口锐减，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土耳其共和国建立之后，政治局势趋于稳定，农业生产逐渐恢复。 土耳其共和国从奥斯曼帝国继承的农业表现为两个方面的特征：一是地产之非转让xìng的法律规定导致小农经济的统治地位，家庭构成农业生产的基本单位；二是农业生产在安纳托利亚长期表现为明显的自给xìng和封闭xìng，城市化和国际化是推动农产品市场化的主要因素，市场化的程度取决于是否靠近都市和港口以及是否具备便利的jiāo通。 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初期，鼓励农业生产的重要举措是废除什一税，政府财政收入因此减少近1/3，而农民境况因此得到了改善。1924年，土耳其政府设立农业部，增加农业投入，推广现代农业技术，引进农业机械，补贴进口拖拉机约2 000台，鼓励开垦荒地，扩大耕作面积，改良农作物品种，引进茶和甜菜等新作物，规范土地租佃关系。农业银行发放的农业贷款，1924年为1 700万里拉，1930年增至3 600万里拉。1929年，政府建立农村信用合作社体系，下设570余家农村信用合作社，旨在满足乡村农业的信贷需要。与此同时，政府投资修建公路和铁路，为农产品出口提供便利的条件。 耕地面积的扩大和农作物产量的提高是农业进步的重要标志，而政府的鼓励措施产生了良好的效果。在安纳托利亚高原，耕地所占的比例从1917年的4.86%增至1924年的10.2%，至1940年上升为12.25%。19231929年，农作物产量增长115%，包括马铃薯、甜菜、棉花、烟草和干果在内的经济作物增长幅度尤为明显。其中，棉花年产值从1914年到1924年增长18%，1927年再度增长15%，烟草年产值1927年达到7 000万公斤，伊兹密尔周边的无花果产量从1923年的2 050万公斤增至1928年的3 200万公斤。19231929年，农产品的年均出口率为20%；1927年，土耳其的棉花出口率达到41%，烟草出口率达到62%，葡萄干的出口率达到40%，榛子的出口率达到75%。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期间，农产品市场急剧萎缩，对土耳其农业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土耳其5项主要出口农产品的国际市场价格，棉花下跌48%，榛子下跌73%，无花果下跌52%，葡萄干下跌43%，烟草下跌50%。 20世纪30年代，土耳其政府实行国家主义和进口替代型经济政策（ISI），导致农作物种植结构发生改变，经济作物逐渐让位于粮食作物。19341941年，谷物种植面积从655万公顷增至820万公顷，蔬菜种植面积从41万公顷增至43万公顷，棉花种植面积从25万公顷增至33万公顷，马铃薯种植面积从5.5万公顷增至7.3万公顷。19271940年，小麦产量增长205%，大麦产量增长260%，玉米产量增长482%。随着锡瓦斯萨姆森（Sivas-Samson）铁路的开通，埃尔祖鲁姆省的谷物产量从1934年的78 000吨增至1938年的372 000吨，卡尔斯省的谷物产量从1934年的67 000吨增至1938年的264 000吨。政府向农民支付高于市场的收购价格，鼓励农民种植谷物。20世纪20年代，土耳其粮食的20%需要依靠进口。土耳其自20世纪30年代初停止从国外进口粮食，30年代后期甚至开始出口粮食。 土地改革是中东诸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普遍现象，土耳其共和国也不例外。土耳其政府声称：农民是国家的主人，进而以农民的保护者自居。在此基础上，凯末尔强调：“首先，必须使我国不再存在没有土地的农民。比这更要紧的是制定一项法令，阻止土地的兼并，使土地的大小足以养活农民一家。有必要按土地的肥沃程度和地区内人口的密集程度对土地拥有的数量实行限制。”[2]凯末尔时代的土地改革，主要是有偿分配国有土地和移民过程中出现的无主土地，涉及范围相对有限。1924年，政府向来自巴尔干地区的农业移民出售国有土地100万公顷。19271929年，政府向无地农民分配国有土地73万公顷。19341938年，政府向无地农民分配国有土地150万公顷。根据20世纪30年代的统计数字，地产超过500公顷的大地产主418户，占农户总数的0.02%，占有耕地640万公顷，占全部耕地的3.7%；地产50500公顷的中等地产主5 764户，占农户总数的0.23%，占有耕地1 720万公顷，占全部耕地的9.96%；地产不足50公顷的农民249万户，占农户总数的99.75%，占有耕地1.49亿公顷，占全部耕地的86.34%。大地产包括两种类型：一种是实行传统的分成制和分散经营的大地产，主要分布在东部内陆的落后地区；另一种是商业化经营和出口型的大地产，主要分布在爱琴海和地中海地区。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仍有300万农户缺乏足够的土地，按照分成制的传统方式租种土地。 凯末尔主义的广泛实践，导致土耳其的城市社会在诸多方面发生变化，官员、知识分子和企业主阶层逐渐成为新政权的重要社会基础。然而，凯末尔时代土耳其的现代化实践主要局限于城市的范围，惠及乡村的改革举措甚少。以现代化重要内容之一的电气化为例：19231943年，发电量增长10倍，然而电力供应仅仅覆盖城市地区；直到1953年，在全国约4万个村落中，通电的村落寥寥无几。另一方面，凯末尔时代，政府直接控制乡村和农民；宪兵和税吏遍布各地，成为农民憎恨的对象。约占总人口80%的乡村农民，生活境况以及卫生条件和教育水平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依旧沿袭传统的习俗。在土耳其乡村，传统宗教服饰原本并不多见，fù女头戴面纱也不流行，识文断字者则寥若晨星，凯末尔主义世俗化改革的诸多举措对于乡村生活并无明显影响。凯末尔时代颁布的新法律禁止一夫多妻制，然而一夫多妻的现象在土耳其乡村屡见不鲜。20世纪30年代，政府试图在乡村推广世俗教育。然而，在土耳其共和国全部4万个自然村中，只有5 000个自然村建立世俗学校。新建的世俗学校大都规模较小，往往是每所学校只有一名教师。 作者点评： 综观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在经济层面普遍表现为jiāo换关系的扩大、流通领域的活跃、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产业结构的转变、从农本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渡。脱胎于奥斯曼帝国的土耳其共和国，成立之初可谓劫后余生，百废待兴。凯末尔时代，土耳其政府致力于在国民经济民族化和混合所有制结构的框架下实施从温和到激进的经济发展战略，作为民族主义逻辑延伸的国家主义和自上而下政府干预的相关举措提供了推动经济现代化进程的历史杠杆。 * * * [1]　杨兆钧：《土耳其现代史》，云南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08页。 [2]　卡尔帕特：《当代中东的政治和社会思想》，第514页。 第十八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土耳其共和国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 一、农业的进步 凯末尔时代，土耳其政府长期奉行国家主义的经济政策，强调工业优先的经济战略，农业发展速度相对缓慢。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土耳其政府的经济政策逐渐由国家主义转变为自由主义，强调农业在土耳其现代化进程中的基础作用，优先考虑农民的利益，向农民提供低息贷款，通过政府购销而保持农产品的较高价格。20世纪50年代可谓土耳其共和国历史上的农业革命阶段，农业生产出现了空前繁荣的状态。国际市场农产品价格的上涨，以及民主党政府的相关政策，诸如增加农业的信贷投资、政府对于农产品实行价格保护、推广农业机械和鼓励开垦荒地，提供了土耳其农业发展的良好环境。农业银行以及各种信贷机构提供的农业贷款，1950年为8.1亿里拉，1955年增至28.6亿里拉，1960年达到47.6亿里拉。19501959年，主要农产品价格增长近一倍。农业领域的公共建设投资在全部公共建设投资中所占的比例，1950年为15.4%，1959年增至27.9%。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土耳其农业的进步，首先表现为耕地面积的扩大。土耳其的耕地面积（包括播种地和休耕地），1948年为1 390万公顷，1956年增至2 245万公顷，1959年达到2 294万公顷。20世纪50年代的10年间，耕地面积共计增加930万公顷，增长幅度达到67%。与此同时，土耳其的土地利用形式出现明显的变化。19501960年，农田所占全国土地的比例从18.7%上升至29.9%，牧场所占全国土地的比例则从48.7%下降至36.9%。 耕地面积扩大的直接原因，是拖拉机的推广使用和农业机械化程度的提高。凯末尔时代，农民主要使用包括木犁和铁犁在内的传统农具耕种土地，耕作效率低下，农作物产量增长缓慢。1927年，21.1万农户使用铁犁，118.7万农户使用木犁。1936年，土耳其全国仅有拖拉机961台。1948年，土耳其全国仅有拖拉机1 756台，播种机6 171台，联合收割机1 291台。1949年马歇尔计划的实施，是土耳其共和国农业生产机械化的重要起点。政府提供专项贷款，负责cāo作培训，为农业生产的机械化创造了条件。 自20世纪50年代起，农业生产的机械化程度逐渐提高。拖拉机无疑是首要的农业机械，农业机械投资的75%由于购置拖拉机，拖拉机的数量呈明显上升的趋势，1952年为31 415台，1954年为37 743台，1956年为43 727台，1958年为42 527台，1960年为42 136台，1970年为105 865台，1980年为435 000台，1990年为692 454台，1997年达到775 442台。1955年，播种机为16 600台，联合收割机为8 600台。1960年，播种机为38 270台，联合收割机为11 130台。1965年，播种机为47 880台，联合收割机为15 340台。1977年，播种机增加到14万台，联合收割机增加到2万台。农业机械化程度的提高，直接表现为机耕面积的增加。1948年，耕地总面积为1 390万公顷，其中机耕面积仅10万公顷，机耕面积不足耕地总面积的1%。1950年，耕地总面积为1 450万公顷，其中机耕面积120万公顷，机耕面积约占耕地总面积的9%。1960年，耕地总面积为2 330万公顷，其中机耕面积320万公顷，机耕面积约占耕地总面积的14%。1970年，耕地总面积为2 430万公顷，其中机耕面积790万公顷，机耕面积约占耕地总面积的33%。1972年，耕地总面积为2 510万公顷，其中机耕面积1 020万公顷，机耕面积约占耕地总面积的40%。 化学化和水利化也是农业生产力水平提高的重要标志。相比于20世纪50年代的农业生产机械化，进入20世纪60年代，化学化和水利化成为推动农业发展的首要手段。在化学化方面，1950年，农yào投入量为950吨，化肥投入量为4.2万吨，施肥面积仅占全部播种面积的0.04%。1960年，农yào投入量为2.3万吨，化肥投入量为10.7万吨，施肥面积占全部播种面积的0.07%。至1975年，农yào投入量达到6.2万吨，化肥投入量为370万吨，施肥面积在全部播种面积中所占的比例达到34%。在水利化方面，1950年，农田灌溉面积为80万公顷，占全部耕地面积的0.6%。1960年，农田灌溉面积为118万公顷，占全部耕地面积的5.1%。至1975年，农田灌溉面积为223万公顷，在全部耕地面积中所占的比例达到9.5%。1990年，农田灌溉面积增至390万公顷。1997年，农田灌溉面积达到456万公顷。 耕地面积扩大和农业技术进步的结果，是农作物产量的明显提高。1955年以前，农作物的平均年增长率长期徘徊于1.5%。19551960年，农作物的平均年增长率增至3.9%。19601965年，农作物的平均年增长率达到4.5%。主要粮食作物小麦的播种面积由1950年的448万公顷增至1970年的860万公顷，1990年达到942万公顷，小麦的年产量由1950年的387万吨增至1970年的1 008万吨，1990年达到2 000万吨。大麦的播种面积由1950年的190万公顷增至1970年的259公顷，1990年达到332万公顷，大麦的年产量由1950年的205万吨增至1970年的325万吨，1990年达到730万吨。玉米的播种面积由1950年的59万公顷增至1970年的65万公顷，1990年下降为52万公顷，玉米的年产量由1950年的85万吨增至19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47 章 70年的104万吨，1990年达到210万吨。主要经济作物棉花的播种面积由1950年的45万公顷增至1970年的53万公顷，1997年达到72万公顷，棉花的年产量由1950年的12万吨增至1970年的40万吨，1997年达到83万吨。甜菜的播种面积由1950年的5万公顷增至1970年的12万公顷，1997年达到47万公顷，甜菜的年产量由1950年的89万吨增至1970年的425万吨，1997年达到1 840万吨。烟草的播种面积由1950年的13万公顷增至1970年的33万公顷，1997年下降为29万公顷，烟草的年产量由1950年的9万吨增至1970年的15万吨，1997年达到29万吨。 土耳其的耕地在全部国土面积中所占的比例，1960年为29.9%，1976年为31%。换言之，20世纪6070年代，耕地面积并未出现明显的增长趋势；在此期间农作物产量的增长，主要在于农业技术的进步和土地利用率的提高。主要农作物小麦的单位面积产量，1925年为每公顷344公斤，1950年为每公顷865公斤，1960年为每公顷1 097公斤，1980年为每公顷1 829公斤，1997年为每公顷1 997公斤。棉花的单位面积产量，1925年为每公顷437公斤，1950年为每公顷264公斤，1960年为每公顷283公斤，1980年为每公顷744公斤，1997年为每公顷1 152公斤。甜菜的单位面积产量，1925年为每公顷1 752公斤，1950年为每公顷16 781公斤，1960年为每公顷21 608公斤，1980年为每公顷25 119公斤，1997年为每公顷39 424公斤。烟草的单位面积产量，1925年为每公顷849公斤，1950年为每公顷785公斤，1960年为每公顷735公斤，1980年为每公顷1 024公斤，1997年为每公顷988公斤。另据资料统计，大麦的单位面积产量，1948年为每公顷1 186公斤，1960年增至每公顷1 304公斤，1975年达到每公顷1 731公斤，19481975年单位面积产量增长超过50%。马铃薯的单位面积产量，1948年为每公顷6 909公斤，1960年增至每公顷8 750公斤，1975年达到每公顷13 911公斤，19481975年单位面积产量增长超过100%。 在耕地面积扩大、农业机械推广、农业技术进步和农作物产量增长的基础之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土耳其的农作物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经济作物的增长幅度加快，农业生产的市场化程度随之提高。1950年，粮食作物的播种面积为825万公顷，产量为780万吨，经济作物的播种面积为85万公顷，产量为180万吨。1960年，粮食作物的播种面积为1 300万公顷，产量为1 520万吨，经济作物的播种面积为129万公顷，产量为650万吨。1970年，粮食作物的播种面积为132万公顷，产量为159万吨，经济作物的播种面积为1 320万公顷，产量为750万吨。粮食作物在农业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19501952年为44.6%，19731975年下降至37.4%。相比之下，经济作物在农业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19501952年为17.4%，19731975年上升为23.7%。根据相关的统计，土耳其农产品的市场化比率，1950年为33.5%，1960年达到46.7%，1970年上升为64.6%。另据1970年的统计，土耳其谷物产品的市场化比率平均为32%，其中小麦的市场化率32%，燕麦的市场化率26.6%，小米的市场化率32.8%，玉米的市场化率37%，大麦的市场化率19.7%，而主要经济作物棉花、烟草、甜菜和茶的市场化比率超过99%。值得注意的是，地产的规模与农业市场化的程度两者之间具有一定的内在联系。1970年，面积不足2公顷的地产，小麦和大麦的市场化比率平均为7.2%和5.2%；相比之下，面积超过100公顷的地产，小麦和大麦的市场化比率平均达到76.2%和64.5%。尽管如此，随着从内向型经济模式到外向型经济模式的转变，包括棉花、烟草和干果在内的传统农产品在出口商品总额中所占的比例呈明显下降的趋势。传统农产品在出口商品总额中所占的比例，1960年为76%，1980年下降为57.4%，1997年下降为8.8%。与此同时，工业品在出口商品总额中所占的比例，1960年为17.9%，1980年上升为36%，1997年上升为89.6%。 二、乡村社会的变革 1945年，乡村人口占土耳其共和国总人口的83%，分布在超过4万个村落之中。1945年以后，土耳其经济社会领域的突出现象，是乡村人口增长速度的相对缓慢以及乡村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的下降。据统计，土耳其的乡村人口，1950年为1 570万人，占总人口的75%；1960年为1 890万人，占总人口的68.1%；1970年为2 190万人，占总人口的61.5%；1980年为2 510万人，占总人口的56.1%。另一方面，乡村与城市之间的联系逐渐密切，农业进一步融入市场化的经济体系，乡村传统的封闭状态随之削弱。1968年，3/4的村社与公路相连或毗邻公路。1960年，73%的村社建有学校；1968年，建有学校的村社增至88%；1972年，五年制学校取代三年制学校成为乡村学校的基本模式。1968年，约有一半的村社至少每周可以读一次报纸。收听广播的村民从1962年的19%上升为1968年的40%，乡村的收音机数量从1965年的每千人28部增至1975年的每千人58部。1968年，约一半的村社设有医疗机构。 1945年5月，大国民议会审议新的土地改革法案。根据新的土地改革法案，私人拥有地产的最高限额为50公顷，超过部分应当出售给耕种土地的贫困农民；在人口稠密的地区，分成制农民和佃户的份地应由2公顷分割为0.5公顷；政府向农民发放期限20年的无息贷款，用于购置土地和相关农具。“据估计，大约占农村人口1/3的将近500万人，将从这些法律中得到好处，如果全部得以实现的话，那将是推行一项主要的革命，从而把土耳其变成为一个独立小农的小土地所有者的国家”。[1]然而，该项法案遭到来自各个方面的激烈抨击，被迫修改为向贫困农民出售的土地局限于国有土地，私人地产未被纳入土地改革的范围。1950年，政府规定私人拥有地产的最高限额为500公顷。到1951年，只有1.6万公顷土地分给农民，其中只有360公顷属于私人地产，仅3.3万户农民从国家获得土地。 民主党尽管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反对执政的共和人民党制定的土地改革法案，却在19501960年执政期间推行土地改革；其间，31.2万户农民从国家获得土地。1973年，大国民议会通过新的土地改革法，计划将32万公顷耕地即全部耕地的11.5%纳入重新分配的范围，向54万户贫困农民提供耕地，其中8.3万公顷来自私人地产的征购，其余来自国有土地的出售，同时规定私人拥有地产的最高限额，即灌溉耕地（水浇地）不得超过310公顷，非灌溉耕地（雨浇地）不得超过4.720公顷，视不同地区而实行不同的标准。然而，上述诸多法律和政策大都只是一纸空文。至1977年宪法法院废止新土地改革法为止，只有1 200户无地农民获得2 300公顷耕地。土耳其共和国的大地产多数分布于安纳托利亚高原的东南部，主要采用传统的小生产和分成制租佃制；在西部的爱琴海沿岸、黑海沿岸和色雷斯地区，传统模式的大地产为数较少，中等地产居多，大都采用雇佣劳动和现代经营方式，具有商品经济的明显特征。因此，土地改革的阻力主要来自安纳托利亚东南部。 土耳其共和国乡村社会的主要特征，在于小所有制的广泛存在和大地产数量的相对有限。1937年，地产不足2公顷的贫困农户约40万户，占全部农户的38.8%；地产25公顷的自耕农约30万户，占全部农户的27.7%；地产520公顷的富裕农户约27万户，占全部农户的26.3%；地产超过20公顷的大地产主约7万户，占全部农户的7%。1952年，地产不足2公顷的贫困农户约77万户，占全部农户的30.6%；地产25公顷的自耕农约80万户，占全部农户的31.5%；地产520公顷的富裕农户约81万户，占全部农户的32.2%；地产超过20公顷的大地产主约14万户，占全部农户的5.7%。1963年，地产不足2公顷的贫困农户约127万户，占全部农户的40.9%；地产25公顷的自耕农约86万户，占全部农户的27.8%；地产520公顷的富裕农户约85万户，占全部农户的27.5%；地产超过20公顷的大地产主约11万户，占全部农户的3.7%。另据统计，1963年，地产不足5公顷的贫困农户占有全部耕地的25%，地产5公顷以上20公顷以下的中等农户占有全部耕地的42%，地产超过20公顷的富裕农户和大地产主占有全部耕地的33%；1970年，地产不足5公顷的贫困农户占有全部耕地的31.3%，地产5公顷以上20公顷以下的中等农户占有全部耕地的47.5%，地产超过20公顷的富裕农户和大地产主占有全部耕地的21.2%。地产超过50公顷的大地产主，1952年占农户总数的1.5%，占有全部耕地的24.8%，1963年占农户总数的0.5%，占有全部耕地的13.2%；1970年占农户总数的0.4%，占有全部耕地的6%。1950年，72.6%的农户处于自耕的状态；1963年，85.3%的耕地处于自耕的状态。以上数据表明，从静态的角度来看，占地5公顷以下的农户居多，占地超过20公顷的大地产较少，而从动态的角度来看，地权结构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占地超过20公顷以上的大地产呈下降的趋势，并未发生大规模的土地兼并，乡村社会处于相对平稳的状态。 19501981年，农户总数从232万户增至556万户，其中拥有土地的农户从199万户增至384万户，无地农户从34万户增至172万户，无地农户所占的比例从14.5%上升为30.9%。换言之，19501981年，农户总数增长140%，拥有土地的农户增长94%，无地农户增长410%。1973年，无地农户和地产不足1公顷的农户占农户总数的25.8%，占有全部耕地的2.5%，地产1公顷以上5公顷以下的农户占农户总数的44.8%，占有全部耕地的18.8%，地产5公顷以上20公顷以下的农户占农户总数的24.4%，占有全部耕地的38.7%，地产超过20公顷的农户占农户总数的4.7%，占有全部耕地的40%。1991年，地产超过50公顷的大地产主占农户总数的0.92%，占耕地总面积的17.1%；地产1050公顷的中等地产主占农户总数的14.04%，占耕地总面积的40.8%；地产不足10公顷的小农占农户总数的84.86%，占耕地总面积的42.1%，其中地产超过1公顷而不足10公顷的小农占农户总数的68.96%，占耕地总面积的40.7%。以上数字表明，20世纪后期，土耳其的地产分布依然呈分散的状态，中小地产占主导地位。 20世纪60年代土耳其乡村的突出现象，是地产不足2公顷的小农户大都将土地出租给地产超过5公顷的大地产主和中等地产主，在不改变所有权的前提下由大地产主和中等地产主集中经营，而小农户将地产出租以后往往移入城市务工或者在乡村从事非农业xìng劳动，由此形成所有权与耕作权的分离。直至20世纪70年代，上述现象依然延续。 经济的市场化无疑是现代化进程的基础层面，而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与乡村社会的封闭状态则是制约经济市场化进程的明显障碍。农业的发展与乡村社会的进步，导致农业生产与非农业的经济活动之间以及乡村民众与城市人口之间形成稳定和密切的经济联系，进而构成经济市场化的重要环节。与同时期的中东其他主要国家埃及、伊朗、伊拉克相比，土耳其现代化进程的突出现象是未曾经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乡村的地权分布与地产结构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小农经济在土耳其乡村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由此出现的问题是，土地改革与现代化进程之间具有怎样的内在联系，即土地改革是否构成实现农业生产发展和乡村社会变革的必要条件。在理论上，土地改革的经济根源，在于特定的地权分布与地产结构，即小农经济的普遍衰落与大地产的广泛发展；高度发达的极权政治，则是土地改革得以实践的前提条件。埃及、伊朗和伊拉克的大规模土地改革发生于纳赛尔时代、巴列维时代和复兴党统治时期；大规模的土地改革既是否定乡村社会的传统模式和促进农业生产发展的重要环节，也是极权政治自城市向乡村广泛延伸的历史形式。换言之，埃及、伊朗和伊拉克的大规模土地改革与地权分布的严重不平等状态以及极权政治之间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与埃及、伊朗、伊拉克相比，土耳其乡村的贫富分化程度较低，加之缺乏高度发达的极权政治，土地改革的相关政策和历史进程独具特色。 三、产业结构的转变 土耳其共和国初建之时，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凯末尔时代，经济的发展主要表现为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工业化进程的启动。20世纪30年代，政府强调国家主义的经济原则和工业优先的经济政策，现代工业成为政府投资的主要领域。最初的两个五年计划着力发展基础工业；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农业产值的增长，主要得益于耕地面积的扩大，并非由于政府的投资和生产条件的改善。19301939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6%，其中农业产值年均增长率为5%，工业产值年均增长率为11%。1923年，农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为39.8%，工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为15.8%，服务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为41.7%。1940年，农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为38.7%，工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为22.3%，服务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为38.4%。1950年，农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为37.3%，工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为1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48 章 6.5%。1935年，农业劳动力在全部劳动力中所占的比例为81.8%，非农业劳动力在全部劳动力中所占的比例为18.2%；1950年，农业劳动力在全部劳动力中所占的比例为85.7%，非农业劳动力在全部劳动力中所占的比例为14.3%。以上数字表明，凯末尔时代，土耳其的产业结构尚未出现明显的变化。 自20世纪50年代起，土耳其的工业化进程明显加快，农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地位逐渐下降，产业结构随之改变。根据土耳其政府制定的第三个五年（19631967年）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农业投资预计占投资总额的17.7%，实际占投资总额的13.9%，工业投资预计占投资总额的16.9%，实际占投资总额的占20.4%。根据第四个五年（19681972年）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农业投资预计占投资总额的15.2%，实际占投资总额的11.1%，工业投资预计占投资总额的22.4%，实际占投资总额的占26.8%。根据第五个五年（19731977年）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农业投资预计占投资总额的11.7%，实际占投资总额的11.8%，工业投资预计占投资总额的31.1%，实际占投资总额的占28.2%。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农业年均增长率为3.7%，工业年均增长率为10.6%。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农业年均增长率为3.6%，工业年均增长率为9.9%。第五个五年计划期间，农业年均增长率为3.3%，工业年均增长率为9.9%。 19501960年，农业产值的年增长率为5.4%，工业产值的年增长率为8.3%，服务业产值的年增长率为6.7%。19601978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年增长率为6.2%。其中，在20世纪60年代，农业产值的年增长率为2%，工业产值的年增长率为10.5%，服务业产值的年增长率为6.7%；至20世纪70年代，农业产值的年增长率为3.8%，工业产值的年增长率为7.6%，服务业产值的年增长率为7.5%。19601978年，农业产值从268亿里拉增至450亿里拉，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从37.9%下降为21.4%；工业产值从112亿里拉增至535亿里拉，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从15.9%上升为25.5%；服务业产值从303亿里拉增至1 040亿里拉，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从42.7%上升为49.6%。1980年，农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为21.1%，工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为30.2%，服务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为45.6%。以上数字表明，自20世纪50年代起，土耳其的经济增长主要表现为非农业经济部门的迅速发展，工业和服务业的增长幅度明显超过农业的增长幅度。至20世纪70年代后期，工业产值和服务业产值在国内总产值中所占的比例均已超过农业产值。 产业结构变化的重要标志是劳动力分布状态的变化。19501973年，农业劳动力年均增长0.8%，工业劳动力年均增长4.1%。其中，19501963年，农业劳动力年均增长1.4%，工业劳动力年均增长3.9%；19631968年，农业劳动力年均增长0.2%，工业劳动力年均增长3.7%；19681973年，农业劳动力年均增长负0.5%，工业劳动力年均增长4.9%。1950年，农业劳动力在全部劳动力中所占的比例为86%，工业劳动力在全部劳动力中所占的比例为7%。1960年，农业劳动力在全部劳动力中所占的比例下降为75%，工业劳动力在全部劳动力中所占的比例上升至10%。1976年，农业劳动力在全部劳动力中所占的比例下降为59%，工业劳动力在全部劳动力中所占的比例上升至13%。1980年，农业劳动力在全部劳动力中所占的比例下降为58%，工业劳动力在全部劳动力中所占的比例上升至16%。 四、进口替代的工业化发展模式 自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开始，工业化构成土耳其经济发展的战略基础，工业生产尤其是制造业经历了明显的发展过程。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初，土耳其工业基础薄弱，发展速度相对缓慢。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一党制向多党制的过渡和民主化进程的启动，经济发展战略出现从政府干预的国家主义向市场化的自由主义变动的迹象。早在1947年，共和人民党作为执政党已经制定了自由化的经济政策。进入20世纪50年代，土耳其政府强调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鼓励民间资本和外国资本投资工业领域，同时建立土耳其工业发展银行，向投资工业的民间企业家提供贷款。1954年，土耳其政府颁布《外国投资法》（Foreign Invescomnt Act）即第6224号法令，向来自境外的投资者提供诸多的优惠条件，开放国内市场，吸引境外投资者。土耳其贸易部长声称，我们的任务就是最大限度地为吸引国外投资提供便利的条件。来自美国、西德、法国和意大利的投资者接踵而至，现代工业部门成为外国投资者首选的投资领域。其间，私人企业数量和规模均呈大幅上升的趋势。据统计，超过10人的私人企业，1951年为660家，1953年增至1 160家，1960年达到5 300家；与此同时，上述私人企业雇用工人的平均数从25人增至33人。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土耳其政府采取多项积极措施，包括对投资新兴产业的私人企业家实行减税政策和进口设备的关税优惠政策、向进口工业品征收高额关税以及向私人企业提供低息贷款，鼓励发展私人工业，私人企业的发展速度明显加快，私人企业的产值急剧增长，私人企业的产业结构出现相应的变化。 然而，由于私人企业资金匮乏，技术落后，其在工业领域的投资存在诸多局限。相比之下，国有企业资金雄厚，技术先进，尽管在体制上存在种种弊端，却在推动工业化的进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尤其是在冶金和化工领域独占鳌头。1950年民主党执政后，曾经许诺推动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进程。然而，在民主党执政的10年间，国有企业始终在工业化进程中占据主导地位。国有企业大都属于基础工业和重工业，规模庞大，私人资本既无力收购，也难以控制。国有资本经历了与国内私人资本以及境外资本融合的过程，进而在国有经济领域形成一定程度的混合所有制。私人企业与国有企业的长期并存，构成土耳其共和国工业化进程的突出特征。 在土耳其，铁路构成国有经济的重要形式，而公路则与私人经济密切相关抑或更具民间色彩。凯末尔时代，政府投资的重要领域是铁路建设，连接城市和工业中心是铁路运输的主要内容。相比之下，公路建设进展缓慢，乡村长期处于封闭状态，农产品的运输受到严重的制约。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私人经济成分明显扩大，铁路建设趋于停顿，公路建设成为发展jiāo通运输的主要形式。19401960年，铁路仅从7 000公里增至7 900公里，而公路则从41 600公里增至61 500公里。1950年，土耳其全国仅有铺面公路1 600公里。民主党执政10年间，致力于公路建设，新建铺面公路5 400公里，形成四通八达的公路网，汽车保有量从53 000辆增至137 000辆。 1961年颁布的宪法，强调私人经济与国有经济的共同发展，强调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有机结合，强调国家在金融领域的主导地位。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土耳其政府连续制定19631967年、19681972年和19731977年3个五年计划，加强经济领域的宏观控制。国有经济的投资领域，集中在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冶金和化工等资金和技术密集的大型企业。私人经济的投资领域，主要是诸如食品加工和纺织业等日常消费品生产领域的中小企业。 据相关资料统计，1950年，土耳其共有国有企业103家，固定资本占制造业全部固定资本的54.4%，雇用劳动力7.6万人，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的58.3%；私人企业2 500家，固定资本占制造业全部固定资本的45.6%，雇用劳动力8.7万人，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的41.7%。1954年，国有企业增至146家，固定资本占制造业全部固定资本的59.4%，雇用劳动力8.6万人，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的50.5%；私人企业增至3 700家，固定资本占制造业全部固定资本的40.6%，雇用劳动力13.1万人，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的49.5%。1958年，国有企业达到195家，固定资本占制造业全部固定资本的57%，雇用劳动力11.8万人，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的45%；私人企业达到5 000家，固定资本占制造业全部固定资本的43%，雇用劳动力17.3万人，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的55%。另据统计，1950年，国有企业平均雇用劳动力738人，私人企业平均雇用劳动力40人；1976年，国有企业平均雇用劳动力640人，私人企业平均雇用劳动力83人。 19631967年，政府投资占工业企业投资总额的32.7%，私人投资占工业企业投资总额的67.3%；19731977年，政府投资占工业企业投资总额的43.4%，私人投资占工业企业投资总额的56.6%。1963年，国有企业产值在工业生产总值中占52.7%，私人企业产值在工业生产总值中占47.3%；1977年，国有企业产值在工业生产总值中占29.7%，私人企业产值在工业生产总值中占70.3%。1975年，在食品与烟草行业，国有企业产值占48%，私人企业产值占52%；在纺织业，国有企业产值占15%，私人企业产值占85%；在石油与化工行业，国有企业产值占58%，私人企业产值占42%；在冶金行业，国有企业产值占9%，私人企业产值占51%；在机械制造业，国有企业产值占12%，私人企业产值占88%。另据资料统计，1973年，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534亿里拉，其中政府投资251亿里拉，占投资总额的46.8%，私人投资293亿里拉，占投资总额的53.2%；1980年，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8 640亿里拉，其中政府投资4 820亿里拉，占投资总额的55.8%，私人投资3 820亿里拉，占投资总额的44.2%。 1970年，国有企业数量占企业总数的5.3%，私人企业数量占企业总数的94.7%；国有企业雇佣的工人数量占工人总数的36.8%，私人企业雇佣的工人数量占工人总数的63.2%；国有企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54.3%，私人企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45.7%。1980年，国有企业数量占企业总数的4.7%，私人企业数量占企业总数的95.3%；国有企业雇佣的工人数量占工人总数的36.5%，私人企业雇佣的工人数量占工人总数的63.5%；国有企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40.4%，私人企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59.6%。 以上数字表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有与私有混合型的经济结构长期并存，国有企业与私人企业平分秋色；国有企业数量较少而规模较大，私人企业数量较多而规模较小；国有企业与私人企业在固定资本与工人数量之间的比例方面明显不同，国有企业技术设备含量较高而私人企业劳动力含量较高；国有企业在资金、技术和生产规模方面占据优势，私人企业的生产效益和市场竞争力则高于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的投入产出率较低，私人企业的投入产出率较高；国有企业的规模及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例呈逐渐下降的趋势，私人企业的规模及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例呈逐渐上升的趋势。尽管如此，国有企业依然在土耳其工业生产领域长期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 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在进口替代的经济框架下，工业化取得长足进步，工业品产量迅速增长，现代工业部门趋于成熟，伊斯坦布尔以及伊兹密尔和阿达纳成为土耳其主要的工业中心。19501960年，工业生产总值增长一倍。1960年军事政变后，土耳其政府成立国家计划署，负责制定和实施经济社会发展计划，在混合所有制的基础之上，提高进口关税，保护国内市场，优先发展新兴工业，工业投资的增长幅度明显高于农业投资的增长幅度。据相关资料统计，19631967年5年间，农业投资占国内投资总额的13.9%，工业投资占国内投资总额的20.4%；19681972年5年间，农业投资占国内投资总额的11.1%，工业投资占国内投资总额的26.8%；19731977年5年间，农业投资占国内投资总额的11.8%，工业投资占国内投资总额的28.2%。另据资料统计，19631970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6.4%，其中农业产值年均增长2.6%，而工业产值年均增长10.4%；19711977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7.2%，其中农业产值年均增长4.3%，而工业产值年均增长10.1%。出口工业品在出口商品总额中所占的比例，1960年为13%，1975年上升为35%。19621978年，钢铁年产量从45万吨增至295万吨，拖拉机年产量从2 600台增至15 000台，汽车年产量从3 100辆增至79 000辆，水泥年产量从232万吨增至1 529万吨，玻璃年产量从2.2万吨增至16万吨，化肥年产量从16万吨增至262万吨，毛纺织品年产量从2 100万米增至5 600万米，棉纺织品年产量从53 300万米增至133 700万米。 五、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新经济政策 工业化的深层背景，是人口的增长所导致的工业品市场需求的扩大。在进口替代的经济框架下，政府主导工业投资，工业分布呈不平衡的状态，工业企业主要分布在伊斯坦布尔地区以及伊兹密尔和阿达纳，工业化进程主要依托国有企业，国内工业品市场处于政府的保护之下，工业品主要满足国内市场需求，进口工业品受到严格的限制，国内工业产品缺乏国际市场的竞争力，经济发展表现为明显的内向xìng和封闭xìng。另一方面，土耳其的能源严重依赖于国际市场的石油进口。20世纪70年代国际市场石油价格的上涨，对于土耳其经济产生负面的影响，导致严重的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20世纪70年代初，土耳其的通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49 章 货膨胀率为20%，1979年上升至90%。1979年，土耳其政府以减少进口限制、削减发放补助金、提高物价和削减政府开支作为条件，从国际货币基金会和世界银行获得18亿美元的贷款。进入20世纪80年代，土耳其政府放弃进口替代型的工业发展模式，制定新的经济发展战略，鼓励私人投资，扩大市场经济，建立自由贸易区，强调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提高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外向型的经济模式逐渐成熟。 1980年1月，德米雷尔政府宣布新的经济改革纲领，放弃内向型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战略，减少政府的直接干预，降低进口关税，实施自由化的经济政策，制定外向型和市场调节的经济战略，是为土耳其经济发展模式的历史转折点。 1980年9月军方发动政变后，在致力于打击极端派别、平息政治暴力和恢复社会秩序的同时，着手扭转日趋恶化的经济形势。军方在政变之前支持德米雷尔政府实施的新经济政策，解散德米雷尔政府后延续经济改革的发展方向，任命厄扎尔（Ozal）作为副总理，主管经济事务。在军方政变后的一年内，厄扎尔推行的经济复兴计划初见成效，通货膨胀率从140%下降为35%，政府财政收支渐趋平衡。 1983年厄扎尔当选总理后，加大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力度，贬值货币，提升利率，冻结工资，鼓励私人投资，吸引国外投资，鼓励出口，放宽进出口贸易和货币限制，提高出口竞争力，旨在缓解贸易赤字、改善财政收支状况和抑制通货膨胀。与此同时，政府致力于改造国有企业，推动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进程。1981年，土耳其共有大型国有企业38家，其中16家盈利，22家亏损。自1984年起，政府取消国有企业享有的优惠和补贴政策，实行国有企业与私人企业的公平竞争，向民间发售国有企业的证券和股票，取消私人投资限制，扩大私人投资领域。 20世纪80年代实施的新经济政策，并未削减固定资本的政府投资。据统计，1974年固定资本投资总额为730亿里拉，其中政府投资占47.9%，民间投资占52.1%。与20世纪70年代相比，80年代的固定资本投资比例并未发生明显的变化，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比例大体持平。1985年，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55 547亿里拉，其中政府投资占58.1%，民间投资占41.9%。1988年，固定资本投资总额为255 240亿里拉，其中政府投资占47.5%，民间投资占52.5%。政府投资领域主要是基础设施、jiāo通和能源，私人投资在房地产领域大幅上升。尽管如此，进入20世纪90年代，国有企业与私人企业经历了此消彼长的过程。1990年，国有企业数量占企业总数的4.6%，私人企业数量占企业总数的95.4%；国有企业雇佣的工人数量占工人总数的24.4%，私人企业雇佣的工人数量占工人总数的75.6%；国有企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31.3%，私人企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68.7%。1993年，国有企业数量占企业总数的3.8%，私人企业数量占企业总数的96.2%；国有企业雇佣的工人数量占工人总数的21.8%，私人企业雇佣的工人数量占工人总数的78.2%；国有企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25.6%，私人企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74.4%。 20世纪80年代实施的新经济政策，加速了土耳其经济的发展。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1983年为3.3%，1985年为5.1%，1987年为7.5%，1989年为1.9%。相比之下，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发展速度，除1991年和1994年外，普遍超过了20世纪80年代。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1990年为9.4%，1991年为0.3%，1992年为6.4%，1993年为8.1%，1994年为—6.1%，1995年为8%，1996年为7.1%，1997年为8%。另一方面，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导致进出口贸易的迅速增长。出口贸易增长幅度，1981年增长62%，1982年增长22%，1983年增长停滞，1984年增长25%，1985年增长12%，1986年增长6.3%，1987年增长36.7%。出口商品额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19771979年仅为3.8%，19831986年上升为13.6%。19811986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5.1%。相比之下，19801987年，出口额年均增长22%；19791988年，出口额从23亿美元增至117亿美元。伴随着进出口贸易的增长，出口商品结构经历明显的变化；工业品出口额呈持续上升的趋势，构成20世纪80年代外向型经济长足发展的突出现象。1980年，土耳其出口商品总额为29亿美元，其中农产品在出口商品总额中所占的比例高达64.7%，工业品仅占出口商品总额的26.9%。1990年，土耳其出口商品总额增至130亿美元，其中农产品在出口商品总额中所占的比例下降为25.5%，工业品在出口商品总额中所占的比例上升为67.9%。1997年，土耳其出口商品总额达到262亿美元，其中农产品在出口商品总额中所占的比例仅为20.8%，工业品在出口商品总额中所占的比例达到74.9%。 新经济政策的后果是经济领域的剧烈波动，贫富分化加剧，由此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和深刻的政治影响，是为伊斯兰主义在土耳其政坛异军突起的历史背景。19881994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2.6%，其中1988年达到9.1%，1994年下降为5.4%。通货膨胀率，20世纪80年代初低于40%，1987年上升为70%，1992年达到120.7%。1987年，20%的富人拥有49.9%的收入；1994年，20%的富人拥有54.9%的收入。 六、城市化进程 1927年，土耳其共和国的乡村人口共计1 140万人，规模超过万人的城市人口共计220万人，规模超过万人的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为16.4%。1950年，乡村人口共计1 710万人，规模超过万人的城市人口共计390万人，规模超过万人的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为18.5%。其间，乡村人口年均增长1.7%，城市人口年均增长2.4%；城市人口的增长速度与总人口的增长速度大体持平，城市化水平低于同时期的中东国家埃及和伊朗。 自20世纪50年代以后，土耳其的人口增长速度明显加快，从1950年的2 100万人增至1970年的3 485万人，1990年达到5 610万人。流通领域的活跃和市场经济的成长密切了乡村与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产业结构的转型导致人口分布的相应变化，工业化和农业市场化的长足进步加速了土耳其的城市化进程。工业化进程产生了城市对于劳动力的巨大需求，而农业机械化程度的提高导致乡村农业劳动力的大量剩余，城市化可谓两者的合力叠加的结果。 19501970年，土耳其出现了空前的人口流动浪潮，大量人口离开乡村，涌入城市，城市规模由此迅速扩大。尽管政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实行优先发展农业的政策和大幅度增加农业投资，20世纪50年代仍然出现乡村人口流向城市的明显趋势，约150万人离开土地，其中60万人移入4个最大的城市。19501960年，城市人口从524万人增长到886万人，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从25%上升为32%。19701980年，城市人口从1 369万人增长到1 965万人，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从38.5%上升为44%。至1997年，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达到65%。 19501975年，土耳其人口年均增长率2.7%。其间，尽管乡村人口出生率高于城市40%，然而乡村人口年均增长率仅为1.3%，城市人口年均增长率高达6%，其中规模超过10万人的大城市人口年均增长7.4%。大量乡村人口移入城市，无疑是城市人口增长速度高于乡村人口增长速度的直接原因。据统计，1970年，超过60%的城市人口，其出生地系其他省份，属于外来移民。移入城市的乡村人口，主要来自无地或少地的农民。1950年以前，乡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具有明显的季节xìng；1950年以后，移入城市的乡村人口大都转化为城市常住居民。 城市化进程加快的突出表现，是城市规模的扩大。20世纪20年代，人口超过10万人的城市只有伊斯坦布尔和伊兹密尔；20世纪40年代，人口超过10万人的城市也只有伊斯坦布尔、伊兹密尔和安卡拉，另有人口5万10万人的城市6个，人口2.5万5万人的城市21个。1955年，人口超过10万人的城市增至6个，人口5万10万人的城市增至11个，人口2.5万5万人的城市增至26个。1960年，人口超过10万人的城市增至9个，人口5万10万人的城市增至18个，人口2.5万5万人的城市增至30个。1940年，城市的平均规模为3.3万人；1975年，城市的平均规模达到5.7万人。19501980年，规模超过10万人的城市增至29座；1980年伊斯坦布尔、安卡拉和伊兹密尔三大城市人口占城市总人口的36%，其余规模超过10万人的城市人口占城市总人口的27%。安卡拉的人口由1950年的29万人增至1970年的124万人，1990年达到256万人。伊斯坦布尔的人口由1950年的98万人增至1970年的214万人，1990年达到622万人。伊兹密尔的人口由1950年的23万人增至1970年的52万人，1990年达到176万人。阿达纳的人口由1950年的12万人增至1970年的35万人，1990年达到92万人。1997年，人口超过50万人的城市达到10个，其中伊斯坦布尔900万人，安卡拉360万人，伊兹密尔310万人，布尔萨190万人，阿达纳160万人。土耳其的大城市主要分布于经济发达的色雷斯、马尔马拉海沿岸、爱琴海沿岸和地中海沿岸，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意味着土耳其的人口分布自安纳托利亚中东部的高原内陆农业地区向西部工业地区及伊斯坦布尔、伊兹密尔和阿达纳诸多大城市的人口移动。相比之下，黑海沿岸和安纳托利亚东部及东南部的贫困地区没有人口超过20万人的城市，16个城市中只有5个城市人口在10万20万人之间。 19世纪末伊斯坦布尔街道 作为人口迅速增长和工业化长足进步的历史结果，城市化导致社会结构的相应变化，塑造着崭新的社会阶层。一方面，现代产业工人逐渐崛起，成为举足轻重的社会势力；另一方面，乡村移民居住的棚户区逐年扩大，城市贫困人口急剧膨胀。1950年，城市周边的棚户区住户约5万户，居住人口约25万人，棚户区人口约占城市总人口的4.7%。1960年，城市周边的棚户区住户约24万户，居住人口约120万人，棚户区人口约占城市总人口的16.7%。1970年，城市周边的棚户区住户约60万户，居住人口约300万人，棚户区人口约占城市总人口的23.6%。1980年，城市周边的棚户区住户约115万户，居住人口约575万人，棚户区人口约占城市总人口的26.1%。1990年，城市周边的棚户区住户约175万户，居住人口约875万人，棚户区人口约占城市总人口的33.9%。以上数字表明，20世纪50年代是城市化进程最快的阶段，而20世纪80年代，城市周边的棚户区数量、居住人口数量和占城市人口的比例均呈明显上升的趋势。随着城市周边棚户区的逐年扩大和城市贫困人口的急剧膨胀，城市社会的贫富对立日趋凸显，加之传统秩序的崩坏导致从乡村移入城市的下层民众处于无助的状态以及严重的失业现象，提供了激进势力和极端倾向滋生的土壤。 作者点评： 现代化进程可谓土耳其共和国90年历史的主线，而现代化进程中经济社会秩序的变动与政治的发展之间具有内在的逻辑xìng和关联xìng。从国家主义到自由主义的消长、私人经济的活跃、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与政治领域民主化的长足进步表现为同步的趋势。现代化进程中威权政治的膨胀无疑是导致所谓三农问题的根源所在，土耳其共和国自1950年以来常态化的多党制议会选举提供了乡村民众实现政治参与的合法渠道，乡村民众的相关权益得以在体制层面受到保障，城乡差距得以缩小。20世纪80年代实施的新经济政策，堪称土耳其共和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分水岭，内向型和进口替代的经济模式逐渐转化为外向型和国际化的经济模式。回首90年前土耳其共和国建立伊始百废待兴的经济残局，今日的土耳其共和国已经步入了国际社会20强经济体的行列。 * * * [1]　路易斯：《现代土耳其的兴起》，第500501页。 第十九章　土耳其共和国的文化成就 一、传统与现代土耳其共和国文化的主题 传统与现代，可谓土耳其共和国文化生活的首要主题。 自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新航路开辟以来，人类逐渐从相对隔绝走向普遍jiāo往，世界经济也由分散发展转为一体联动。然而人类的普遍jiāo往颇具非平等xìng，世界经济的一体联动也呈现不平衡xìng。西方基督教世界逐渐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体系，经受数个世纪的思想启蒙，科技和军事力量不断增强，掀起对外扩张的社会浪潮，开始执世界经济之牛耳，现代化逐渐启动并渐次深入。相比之下，伊斯兰世界长期墨守传统社会的政治制度、社会准则、经济活动、军事组织和保守思想，在与西欧国家的激烈竞争中不幸落伍，长期蒙受军事失败、领土萎缩、主权沦丧等历史屈辱。尤其严重的是，因邻近西欧这一现代化策源地，包括奥斯曼帝国在内的中东地区较早地被卷入资本主义体系之中，沦为基督教世界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农业剩余和社会财富开始大量外流，思想文化领域面临严峻挑战。然而，奥斯曼帝国现代化的艰难启动与土耳其共和国现代化的长期延续，也为不争的事实。 现代化理论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其核心思想是进步观或发展观，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深入而持续发展。早期现代化理论或狭义现代化理论，又称经典现代化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50 章 理论或传统现代化理论，盛行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弗兰克萨顿、列维、布莱克、拉斯托、亨廷顿、丹尼尔勒纳、沃德等现代化理论家或明或暗地提出，现代化具有以下九大特征。1．革命xìng：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根本不同，所以现代化是一种根本xìng转变。2．复杂xìng：现代化涉及人类思想与行为的方方面面。3．系统xìng：现代化诸多要素之间相互联系。4．全球xìng：现代化缘起西欧，并随着欧洲思想和技术的传播而扩展至其他地区，当前社会要么是传统社会，要么是现代化和现代社会。5．长期xìng：现代化因具有革命xìng而带有长期xìng。6．阶段xìng：现代化固然从传统社会阶段开始，到现代社会阶段结束，但是在这一长期xìng的过渡过程中又分为若干阶段；各个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也许有所不同，但是一般而言都要经历大致相同的几个阶段。7．同质化：传统社会各不相同，但是现代社会却大体相似。8．不可逆：现代化在某些时期的某些方面也许会出现挫折和倒退，但是从整体上看其趋势是上升向前的。9．进步xìng：现代化会引发巨大阵痛，但是从长远来看能够带来福祉。 但是，经典现代化理论具有时代局限xìng，而且本身存在逻辑缺陷，因此许多学者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起开始批判传统现代化理论，修正主义现代化理论随之出现。修正主义现代化理论家包括约瑟夫古斯菲尔德、米尔顿辛格、莱因哈德本迪克斯、劳埃德鲁道夫、苏珊娜鲁道夫、S. N.埃森斯塔特、F. C.希斯塔尔曼等人。这些学者对传统现代化理论的批评主要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现代xìng和传统xìng这两个概念的含义和适用xìng；现代xìng与传统xìng的关系；现代化概念本身的模糊xìng。 现代xìng和传统xìng这两个概念的含义和适用xìng。首先，就现代xìng和传统xìng两者关系而言，它们并非对应概念。现代xìng的含义相对明确，但是传统xìng是一个“剩余概念”，含义过于模糊，从而抹杀“传统xìng”内部的诸多差异。实际上，现代xìng和传统xìng内部存在诸多差异，而且有时这种差异甚至还大于现代xìng与传统xìng之间的差异。其次，传统xìng并非一成不变，也不是浑然一体。最后，现代xìng并不等于西方xìng。现代xìng在多大程度上是西方xìng？西方xìng在多大程度上是现代xìng？“非西方”（这是“西方”的剩余概念，含义同样模糊）的现代社会与西方的现代社会之间的差异，与西方传统社会和西方现代社会之间的差异，两者相较哪个更大？ 现代xìng与传统xìng的关系：传统现代化理论认为，现代xìng与传统xìng截然对立而且此长彼消。但是修正主义现代化理论指出，现代xìng与传统xìng在诸多方面并非截然对立，而是并行不悖甚至相互强化。 现代化概念本身的模糊xìng：首先，传统现代化理论尽管指明现代化具有不可逆xìng和进步xìng，但是对现代化的范围、时间、方法和速度关注不够。其次，传统现代化理论尽管指出传统社会、现代化和现代社会三大发展阶段并认为现代化缘起于传统社会并终结于现代社会，但是并未指明他们所划分的三大发展阶段是历史阶段还是理想类型。如果是理想类型，则能被用来分析任何时期的社会，不会出现什么问题。但如果是指历史阶段，则不合逻辑。如果兼具传统xìng与现代xìng的现代化是一个历史阶段，那么传统xìng与现代xìng将不复成为一个历史阶段，只能充当历史的起点和终点，而这一结论显然与事实不符，也与逻辑相悖。最后，传统现代化理论所公认的现代化九大特征也一一遭到批判。1．革命xìng：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并非截然对立，而是在诸多方面并行不悖甚至相互支持；因此，现代化并不具有革命xìng或曰根本xìng，而是具有较强延续xìng。2．复杂xìng：现代化可能仅仅在某些方面发生巨变。3．系统xìng：现代化某一方面的进步可能与另一方面的进步毫无关联。4．全球xìng：现代化只是西方的独特现象。5．长期xìng：后出现的现代化国家可以凭借革命手段或借鉴早先现代化社会的经验和技术，从而缩短现代化时间。6．阶段xìng：由于后出现的现代化国家可能缩短现代化时间，因此传统现代化理论家设想的现代化阶段可能被跨越。7．同质化：现代化可能强化每个社会的不同特征。8．不可逆：现代化可能是一种历史循环。9．进步xìng：现代化具有诸多消极影响，从整体上讲不具有进步xìng。 迄今为止，诸多学者认为，现代化缘起于西欧和北美，继而扩展至其他地区，是一个历史过程和一种进步趋势，体现在诸多领域。现代化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具有全球xìng、阶段xìng和全面xìng。各个国家和地区在现代化浪潮中概莫能外，因而现代化具有全球xìng。现代化是一个长期xìng的转变过程，故不可避免地带有阶段xìng。由于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在诸多方面尖锐对立，所以现代化又呈现出全面xìng。在经济层面，从农本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即工业化，从自给自足到互通有无即市场化是其主要内涵。社会现代化则主要指城乡联系加强、闭塞状态消失、城市化进程以及职业流动。在政治层面，通常表现为民族国家的建立、官僚体制的形成、政治参与的扩大与依法治国的原则。此外，现代化还表现在意识形态层面。但是，少数学者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学者，对现代化的内涵和意义持有不同看法。 印度学者A.R.德赛在《现代化概念有重新评价的必要》一文中指出，诸多学者将“现代化”这一概念不加区别地广泛使用，认为西方的价值观和制度具有普适xìng，发达社会已经成功实现转变而其他社会可能具备也可能不具备实现这一转变的能力。作者认为，尽管现代化的核心过程也许具有普适xìng，但是后发现代化国家的现代化道路与内源xìng现代化国家不同，而且社会主义现代化与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也有差异。埃及学者盖拉尔A.阿明在《依附xìng发展》一文中批驳当时盛行于西方并被联合国所采纳的“现代化”概念。作者认为，西方人所创造的这一词汇仅能表明西方社会的一种独特历程，绝不具有普适xìng，不应成为欠发达国家的追求目标。关于当时欠发达国家的所处历史时期，作者非常悲观，他认为当时欠发达国家既没有出现发展，也没有出现现代化，仅仅是遭遇异质文明的入侵并在损失惨重之后向这种拥有优越感的文明屈膝投降而已，因此作者甚至质疑官僚机构的完善、知识的迅速增长、城市化水平提高等是否具有价值。土耳其共和国当代思想家法图拉葛兰在其《迎向失落的天堂》一书中指出，现代化并不等于文明化。文明化是指一个社会共同体在创新社会制度、发展科学技术和提高生活水平的同时，还要提高精神境界，即坚定信仰、保持爱心、拥有热情和敢于担当。他认为，西方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并未消除由精神失落导致的唯利主义和野蛮屠杀等恶劣现象，所以并未实现文明化。同样的，长期效法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土耳其共和国，更不可能实现文明化。法图拉葛兰所强调的“文明化”，实际上指融合传统、兼顾精神、全面和谐的“现代化”。 二、语言文字 语言是传递情感和信息的重要媒介，其表现形式有语音、文字、符号、图案、肢体动作和面部表情，等等。文字是人类用来记录语言的符号系统，换言之，文字是语言的书面形式。语言的出现早于文字，但文字自发明之后则成为最为重要的语言形式。不过，语言改革显然比文字改革范围更广，难度更大。现代土耳其语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目前土耳其共和国约九成民众以现代土耳其语为母语；其他国民则使用阿拉伯语、希腊语、亚美尼亚语、库尔德语等数十种语言。现代土耳其文由奥斯曼文发展而来，后者使用阿拉伯字母，前者改用拉丁字母。始于20世纪20年代末的土耳其共和国（Türkiye Cumhuriyeti）语言文字改革则是奥斯曼语（文）转变为现代土耳其语（文）的重要节点。 奥斯曼文所用的阿拉伯字母表 现代土耳其文所用的拉丁字母表 文字改革是语言改革的重要内容，一般分为三种类型。一是正字法，即仅仅确定原有文字的形体标准和书写规则。比如汉字的正字法，一般旨在纠正错别字、清理异体字、反对乱用繁体字、严禁私造简化字，等等；比如拼音文字的正字法，主要用以规范原有字母的手写体和印刷体样式、缩写、标点，等等。二是改变字母体系。奥斯曼文采用阿拉伯字母，而现代土耳其文则采用拉丁字母，包括8个元音和21个辅音字母。三是改变文字xìng质。比如从表意文字转变为表音文字。土耳其共和国的文字改革，主要属于第二种类型，改变字母体系。 伊斯兰教经典《古兰经》以阿拉伯文书写，用阿拉伯语诵读。奥斯曼土耳其人虔信伊斯兰教，而且仰慕阿拉伯文化。因此，奥斯曼文采用阿拉伯字母书写。例如，奥斯曼帝国在阿拉伯文中写作，在奥斯曼文中写作。阿拉伯字母不易书写，而且无法表达奥斯曼语的发音和语法。因此，奥斯曼文不易提高识字率，不利于凸显土耳其的民族特色，不利于印刷书籍报刊进而传播进步思想，成为阻碍奥斯曼帝国发展的重要因素。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成立之后，文字改革开始启动。 1923年2月即凯末尔革命成功后不久，纳兹米（Nazmi）在伊兹密尔举行的经济会议上提出用拉丁字母而非阿拉伯字母拼读土耳其语，遭到大会主席的反对。1923年10月29日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凯末尔成为首任总统。1924年2月，有人在大国民议会上提出同样建议，也遭到否定。从1925年起，苏联境内的突厥语族开始全面采用拉丁字母，土耳其人即将陷入与同胞文化隔绝的窘境。1928年1月底，教育部长哈姆杜拉苏卜西（Hamdollah Sobhi）说：“采用拉丁字母，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必要的。旧文艺注定将要成为废品。”[1]1928年5月24日，政府下令以国际数字代替阿拉伯数字。1928年6月26日，凯末尔在伊斯坦布尔的多马巴赫切宫主持召开一个特别会议，着手研究在几个月内采用拉丁字母拼读土耳其语的方案。8月2日，新字母即经过改造的拉丁字母在安卡拉问世。8月9日晚，凯末尔亲临共和人民党在塞拉格里奥公园举行的游园会，并发表演说：“我们必须让自己从多少世纪以来像铁箍似的束缚着我们思想的那些令人无法理解的符号中解放出来。你们必须尽快学会新的土耳其字母。”他指出，此举可以提高识字率，进而提高土耳其人的文明程度。[2]此后两个月，他携带黑板周游全国，多次出现在乡村广场、学校课堂、市政大厅和咖啡馆，亲自教授新字母，成为举世闻名的“首席教师”。其他高官和知识分子也群起仿效。一时间，学习新字母蔚然成风。1928年11月1日大国民议会通过《土耳其字母采用和实施法》，自11月3日起实施。法令规定：自1929年1月1日起，国家机关、公司、银行、协会以及社团在其工作文件中必须使用土耳其字母，土耳其语图书必须以新字母印刷。1929年6月1日后，政府不再接受用旧字母提jiāo的各类申请，凡是用土耳其语教学的学校必须使用新字母，严禁使用阿拉伯字母出版的图书进行教学。1931年4月，过去只能够用阿拉伯文念的《古兰经》头一次译成土耳其文，加上土耳其文的注释出版。1932年1月，土耳其语《古兰经》首次在伊斯坦布尔公开诵读，此后宣礼塔上的唤拜词也可用土耳其语。土耳其共和国的文字改革宣告完成。 1928年9月，凯末尔在开塞利向人们讲授新字母 土耳其共和国的文字改革成效显著。在奥斯曼帝国时期，仅有1/10人口识文断字。现在，人民有义务掌握新土耳其语并将其教给自己的子女和邻人，甚至搬运工和船家。新的字母比较容易掌握，而且更能表音，故加速土耳其共和国的教育发展。例如，奥斯曼帝国在现代土耳其文中写作Osmanl mparatorluu。从1923年至1938年，共和国的在校生人数增长一倍。2004年，共和国的识字率达到86.5%。土耳其人学习阿拉伯语或波斯语甚至阅读奥斯曼帝国时代的散文和韵文名著变得吃力，但是学习英语、法语或其他西方语言却变得相当容易。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蒂尔克（Mustafa Kemal Ataturk，18811938年）认为，此前用来书写奥斯曼文的阿拉伯字母无法体现奥斯曼语的发音和语法，而且与伊斯兰教、历史、传统文明和奥斯曼帝国紧密相连，而拉丁字母则与世俗化、现实、现代化和民族国家相关，因此赞成采用修改后的拉丁字母书写现代土耳其语。 自突厥语族皈依伊斯兰教后，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就借助经典文献以及诗词歌赋深刻影响突厥语。作为突厥语的一支，奥斯曼语中也出现大量源自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借词（实词和虚词）、语法、修辞甚至格律，几乎成为阿拉伯语、波斯语和突厥语三种语言的混成语，其中突厥语词汇仅占1/3左右，书面语尤其如此。更有甚者，在奥斯曼帝国时期的政界、学界和文坛特别是宫廷诗歌领域，许多文人墨客和达官贵人极度推崇直接采用阿拉伯语和波斯语进行写作，一些诗词竟然同时使用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相比之下，帝国下层民众特别是安纳托利亚东部的农牧民，普遍使用较为质朴但是倍受鄙视的口语，其中包含的阿拉伯语和波斯语成分比重较小。显而易见，奥斯曼语的书面语和口语割裂严重，迥然不同，这不仅使上流人物得以垄断文化，而且使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51 章 民族国家的构建遥遥无期。 鉴于奥斯曼土耳其语的弊端，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奥斯曼帝国有识之士已经开始关注语言改革。1862年5月穆罕默德米尼夫（Mecomt Minev）、1863年夏阿洪德扎代费特赫阿里（Fitehi Ali）、1869年流亡lún敦的青年奥斯曼党分子（New Ottomans）、1912年杰拉尔努瑞（Jemal Nuri）、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陆军大臣伊斯梅尔恩维尔（Ismail Enver，18811922年），均曾提出语言改革主张甚至付诸行动。其中一些人主张将奥斯曼语中比重过大的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词汇清理出去，即“纯化土耳其语”。然而，如果将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成分彻底扫dàng干净，奥斯曼语就将成为没有内脏和丧失血ròu的一副枯骨。因此，在吸纳新词之前，还不宜清理旧词。土耳其共和国成立之后，凯末尔决定凭借国家权力，发动一场不见硝烟的“语言战争”（Dil SavasI），继而打赢所谓的“文化战争”（Kultur SavasI）。 1924年3月5日，即土耳其共和国废除哈里发制度翌日，政府颁布“教育统一”法（Ogretim Birligi），革新学校教育的课程和教材，反映新形势和新知识的新课程和新教材迅速取代旧课程和旧教材，土耳其语授课获得扶持，采用阿拉伯语和波斯语教授的课程和教材受到排挤。从1928年夏秋开始，共和国开始实施文字改革，以拉丁字母取代阿拉伯字母来拼读现代土耳其语。受此影响，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在学校教育中的地位急剧下降。从1929年起，政府干脆要求中学普遍取消阿拉伯语和波斯语课程，现代土耳其语课程受到高度重视。1982年《土耳其共和国宪法》即现行宪法第42款明确认可现代土耳其语在学校语言教育中的首要地位：“在教育和训练机构中，不得把土耳其语之外的任何一种语言作为母语传授给土耳其公民。” 1932年，土耳其共和国的文字改革基本完成。此时凯末尔决定宜将剩勇追穷寇，力图将文字改革和语言改革毕其功于一役，在将字母体系从阿拉伯字母改成拉丁字母的同时，迫切希望彻底剔除现代土耳其语中的阿拉伯和波斯词汇。1932年7月12日，凯末尔下令组建土耳其语言研究协会（Turk Dil Tetkik Cemiyeti）。此后几年，土耳其语言研究协会致力于清除现代土耳其语中常用的阿拉伯和波斯的词汇，并从民间口语和奥斯曼语文献中寻找对应词。这几项工作得到了凯末尔总统的鼎力支持，仅举一例：1934年10月3日，凯末尔在总统府举办欢迎瑞典王子来访的晚宴上发表仅有161个词的短篇演说，其中有35个词属于搜寻来的对应词。 一是从民间口语中搜寻对应词。1932年9月首届土耳其语言代表大会在多马巴赫切宫召开，凯末尔出席。在这次大会上，诗人阿卜杜哈克哈米德（Abdulhak Hamit）公开提出，现代土耳其语在剔除阿拉伯语和波斯语词汇时不应从东方各突厥语中寻找对应词，而应从前首都伊斯坦布尔的方言中搜寻对应词：“所要寻找的词既不在科尼亚，也不在埃迪尔内，既不在塞拉尼克，也不在喀什噶尔和布哈拉，而应该从伊斯坦布尔方言中寻找。”他还建议现代土耳其语以伊斯坦布尔方言作为标准音。[3]经过受挫和反思，凯末尔不再奢望从迥然不同的东方诸突厥语中寻找现代土耳其语的对应词，转而将目光下移，试图从民间方言中寻找对应词。从1933年1月到1934年7月，土耳其语言研究协会编写“搜集指南”，并组建对应词搜集委员会，以各省省长和县长为主席，以各区区长为指挥员，成员涵盖教师及教育和卫生部门的负责人。每所学校作为一个搜集小组，按照“搜集指南”寻找对应词，并记入卡片。县城和省城分别编排每个搜集小组和每个县城找到的对应词，并分别将结果上报省城和土耳其语言研究协会。经过一年半的努力，土耳其语言研究协会共收到卡片13万张。与此同时，报刊、电台和通讯社也配合搜集对应词。从1933年3月12日至7月2日，仅报刊就公布1 382个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借词，并收到1 100个对应词，其中640个对应词被搜集委员会接纳。 1936年8月第三届土耳其语言代表大会上，土耳其语言研究协会改称土耳其语言协会（Turk Dil Kurumu）。1938年11月凯末尔总统逝世，但是由其亲手组建的土耳其语言协会并未停止工作。从1939年到1957年，在19331934年首次搜集对应词的基础上，土耳其语言协会分6次出版6卷《词汇搜集杂志》（Soz Derlcom Dergileri）。从1952年起，土耳其语言协会第二次从民间口语中寻找对应词，共收到27.5万张卡片，比首次搜集形成的卡片数量多出一倍。依据两次搜集形成的40多万张卡片，土耳其语言协会从1963年至1982年分12次出版12卷《汇集词典》（Derlcom Sozlugu）。现代土耳其语大量吸收了从民间口语中寻找的对应词，明显缩小了书面语与口语的差异，普通民众终于能够理解官方文件和学术作品，并在文化上自信起来，土耳其共和国的社会隔阂也有所消解。 二是从奥斯曼语文献中寻找对应词。1933年8月8日晚，即首次从民间口语中寻找对应词的活动开始后半年，凯末尔总统把土耳其语言研究协会的委员召到总统府，经讨论后决定从古代突厥语文献特别是奥斯曼语文献中寻找替代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借词的对应词。此后，土耳其语言研究协会研读了150部相关著作，制成12.5万张卡片，于1934年出版两卷本《奥斯曼语土耳其语词汇对应梳理杂志》（OsmanlIcadan Turkgeye Soz KarsIlIklarI Tarama Dergisi），其中第一卷共848页，罗列7 572张卡片，第二卷为《土耳其语奥斯曼语索引》。1935年，土耳其语言研究协会出版《奥斯曼语土耳其语手册》（OsmanlIcadan Turkceye Cep KIlavuzu）和《土耳其语奥斯曼语手册》（Turkceden OsmanlIcaya Cep KIlavuzu），这是1934年版《奥斯曼语土耳其语词汇对应梳理杂志》的修订本。从1943年到1957年，土耳其语言协会在爬梳280本突厥语文献的基础上，分4次出版4卷本《带例证的梳理词典》（TanIklarIyle Tarama Sozlugu）。 土耳其共和国的语言改革取得了巨大成效，现代土耳其语中的纯土耳其词汇所占比重明显上升。根据约米尔阿斯木阿克索依（comr Aslm Aksoy）对现代土耳其语中词汇使用频率所作的统计：在语言改革之前，土耳其语中的外来借词占总词汇量的57%，而纯土耳其语词仅占43%。经过语言改革，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现代土耳其语中的外来借词比重降到28%，纯土耳其语词上升到72%。根据通杰尔吾恰罗尔（Tuneer uearol）对词典中的词汇所作统计：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前，纯土耳其语词占38%，外来借词占62%。到20世纪70年代，外来借词降为37%，纯土耳其语词上升为63%。根据卡米列伊蔑尔（Kamile comr）对报纸上的新闻报道用语进行的统计：1931年即土耳其语言研究协会成立前一年，纯土耳其语词为35%，外来词占65%；纯土耳其语词在1933年即土耳其语言研究协会成立一年后上升到44%，19361941年进一步升至48%，1946年增至57%，1965年升至60.5%，到1977年升至66.5%。其中自始至终支持语言改革的一家报纸，在1977年新闻报道中所用纯土耳其语词的比率高达75.5%，到1982年12月这家报纸使用的纯土耳其语词上升到81%（同期反对语言改革的一家报纸所使用的纯土耳其语词为72%）。 不过，现代土耳其语在剔除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借词的同时，却在吸纳西方基督教世界的词汇。根据土耳其语言协会常务会员、安卡拉大学史地文学院突厥语言文学系主任伊斯玛依云维尔（Ismail Unver）对土耳其语中的西方语言借词所作统计：1928年“语言委员会”为推行新文字而编纂的《正字法词典》A字母中的西方语言借词为120个；1959年土耳其语言协会编纂的《土耳其语词典》（第三版）A字母中的西方语言借词为320个，该词典1988年新版A字母中的西方语言借词增为513个。[4]新土耳其语吸收英文和法文词汇，创造出dizel（柴油机）、frak（双排扣常礼服）、gol（足球，即英式足球）、gazoz（苏打，源自法语柠檬汽limonade gaseuse）、kuvafur（理发师coiffeur）、kovboy（牛仔）和taksi（出租车）等全新词汇。 伯纳德路易斯这样评价凯末尔的语言文字改革：“一方面是关死过去的门，同时又打开了一道通往未来的门。”“土耳其从此便同自己的过去及东方最后决裂，并且终于使自己成为现代西方文明中的一分子了”。[5] 三、教育改革 传统伊斯兰教重视求知，《圣训》提及：“学者的墨迹比殉道者的血迹更加高贵”，“知识即使远在中国亦当求之”。宗教教育则是穆斯林接受传统教育的基本形式，《圣训》规定：“进入清真寺或接受教育的人，犹如为真主而战的勇士。”穆斯林自幼学习《古兰经》、伊斯兰教常识和阿拉伯语法，清真寺是穆斯林接受教育的主要场所。麦克台卜（maktab，阿拉伯语中意为书写的场所）和麦德莱塞（madrasah，阿拉伯语中意为研究的场所）特指附属于清真寺的宗教学校，课程包括圣训学、教义学、伊斯兰教法和文学。奥斯曼帝国时期，官方宗教教育体制趋于成熟。麦克台卜特指宗教小学，构成初等学校的基本形式，遍布奥斯曼帝国城乡，面向大众教授《古兰经》的诵读、伊斯兰教常识和宗教道德。麦德莱赛是经学院，主要分布于大中城市，讲授阿拉伯语、波斯语、经注学、圣训学、教义学和教法学，主要培养伊斯兰教神职人员和宗教法官。在世俗化改革之前，奥斯曼帝国的宗教学校处于瓦克夫的地位，具有一定程度的独立xìng。 19世纪前期，苏丹马哈茂德二世效法埃及穆罕默德阿里进行的现代化改革，设立工程学校、音乐学校、医学院和外语学校，并派遣赴欧留学生，世俗教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截至19世纪30年代末，宗教学者欧莱玛控制的宗教学校仍然构成奥斯曼帝国的主要教育载体。18391876年坦泽马特时代，教育领域出现了明显的世俗化倾向。兼设传统宗教课程与现代世俗课程的官办穆斯林学校始建于1839年，标志着奥斯曼帝国现代教育的初露端倪。1845年3月帝国政府设立专门委员会，对境内学校进行调查。1846年，政府出台教育规划，力图建立大中小学齐全的世俗教育体制。同年，帝国创办公共教育会议，并于1847年改称公共学校部，相当于教育部。1856年，帝国颁布法令允许非穆斯林进入官办学校接受教育。1861年成立第一所女子高等学校，1866年成立公共教育部。1869年，奥斯曼帝国颁布公共教育法，宣布12岁以下的儿童实行强制xìng教育，采用现代教育方式，规定在帝国境内的乡村和城市普遍设立不同层次的世俗学校，其中500人以上的村庄设立称作鲁斯迪耶的四年制初级学校，千人以上的市镇设立称作伊达迪的三年制中等学校，省城设立称作苏塔尼耶的高等学校，同时创办女子学校，面向穆斯林和非穆斯林招收学生，教育经费纳入政府预算。初级学校开设宗教、语言、算术、历史和地理等课程，中等学校开设逻辑、经济、地理、历史、数学、工程、物理、化学和绘图等课程，高等学校开设人文科学、外语、经济、国际法、自然科学、工程技术。1869年，奥斯曼帝国的第一所高等学校成立于伊斯坦布尔的加拉塔区，采用法语和法国教学方式。此外，美国、奥地利、法国、英国、德国和意大利在奥斯曼帝国境内相继创办教会学校，其中多数为初级学校，也有少量中等学校，采用西方教学模式，学生主要来自非穆斯林的米勒特。克里米亚战争期间，奥斯曼帝国仅有世俗小学60所，学生3 370人，均为男生。1867年，世俗小学增至1.1万所，男xìng学生24万人，女xìng学生13万人。18781908年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统治时期，世俗教育取得了重大进展。1895年，世俗初级学校达到2.9万所，男xìng学生64万人，女xìng学生25万人。另据相关统计，1895年，世俗中等学校的学生为3.5万人，世俗高等学校的学生为0.5万人，军事学校的学生为1.7万人。1895年，奥斯曼帝国总人口1 900万人，包括穆斯林1 400万和非穆斯林500万，各类学校的学生总数为130万人，其中世俗学校的学生人数约90万人。世俗教育逐渐挑战宗教教育，宗教小学麦克台卜已经成为世俗教育的重要载体。青年土耳其党执政时期，世俗教育的地位继续提升，高级宗教学校麦德莱赛成为改革重点。1910年政府出台新教育条规，要求麦德莱赛必须教授数学、地理和化学等自然科学以及哲学。1912年，帝国出现隶属于达尔法农（Darülfünun，伊斯坦布尔大学的前身）的一所神学院，一度挑战麦德莱赛在高级宗教教育领域的垄断地位，不过在1919年被迫解散。1914年帝国出台麦德莱赛改革法，将伊斯坦布尔的麦德莱赛划分为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两类，从事中等教育的麦德莱赛相当于初中和高中层次，从事高等教育的麦德莱赛相当于本科和研究生层次。1915年，教育部开始管理伊斯坦布尔的麦德莱赛。 服饰改革后的马哈茂德二世 凯末尔时代，世俗教育体系臻于完善。政府规定每个村庄必须建立一所五年制小学，市镇必须设立普通中学或职业中学，在中学之上有伊斯坦布尔大学和安卡拉大学等普通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52 章 校，此外还有备受重视的师范教育和chéng rén教育。从1923年到1940年，土耳其共和国的乡村学校数量增长一倍，从5 062所增至11 040所；教师总数从12 458人增至28 298人，增长133%；学生总数从352 668人增至1 050 159人，增长300%。1927年，识字率为10.6%；1940年，识字率达到22.4%。1933年，奥斯曼大学改称伊斯坦布尔大学。1936年，创办安卡拉大学。19231940年，高等学校从9所增至20所，教师从328人增至1 013人，学生从2 914人增至12 147人。 1933年凯末尔视察伊斯坦布尔大学 1933年凯末尔与安卡拉女子高中师生合影 凯末尔时代，在世俗教育空前发展的同时，宗教教育陷入谷底。1924年3月政府出台《教育统一法》，废除麦德莱赛；由教育部管理全国的教育事宜；为了满足穆斯林的宗教需求，同时培养具有科学素养的宗教学者，法令允许设立伊玛目哈提卜中等学校（Imamhatip Okullari）以及隶属大学的神学院（the Faculty of Ilahiyat）。1924年4月21日，伊斯坦布尔大学再次设立神学院，分为8个专业，学制3年，主要研习经注学（Tafser）、圣训学（Hadith）、教法学（Figih）、宗教史、阿拉伯文学、哲学、社会学、人类学、美学和lún理学等课程。毕业生求职困难，因而生源很不景气，神学院在1933年被迫解散。1929年，政府取消中学中的阿拉伯语和波斯语课程，与这两种语言联系密切的宗教教育再次受到沉重打击。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共和人民党部分党员于1946年12月24日在大国民议会上提议恢复宗教教育，但是遭到总理雷杰普佩克尔（Recep Peker，18891950年）严词拒绝。两年之后形势发生变化，土耳其共和国宗教教育开始复兴，主要表现为大学神学院和中等教育阶段伊玛目哈提卜宗教学校的广泛设立，以及宗教课程进入世俗中小学的课堂。这是伊斯兰复兴运动在文化领域的重要表现。 一是大学神学院的广泛设立。1949年1月7日安卡拉大学提议开设神学院，并于5月3日获得议会首肯。议会认为：“为了依据科学原则来研究宗教问题，也为了宗教人士能够更好地提高专业能力而提供必要条件，安卡拉大学评议会决定按照西方模式创办一所神学院。”[6]同年10月安卡拉大学神学院开始招生。1959年6月10日大国民议会通过第7344号法令，允许伊斯坦布尔大学重新开设神学院。此后，许多大学纷纷开设神学院。到19971998学年，神学院在读学生人数为14 320名，其中女生约占1/3。大学神学院毕业生人数不多，他们通晓阿拉伯语、波斯语和一门西方语言，因此在就业市场颇受欢迎，能够进入教育部或宗教事务部工作，或者前往伊玛目哈提卜学校以及普通中学任教。 二是伊玛目哈提卜中等宗教学校的广泛设立。1948年5月20日，共和人民党部分党员建议教育部增设伊玛目哈提卜学校。鉴于这项提议，教育部在8座城市设立为期10个月的伊玛目哈提卜课程。1951年政府在7座城市设立伊玛目哈提卜宗教学校，到19541955年这一数字扩大到16座。1955年，2 181名学生在伊玛目哈提卜学校就读。1968年，伊玛目哈提卜学校在校生人数为33 400名。1970年，44 227名学生就读于约100所伊玛目哈提卜学校。1980年伊玛目哈提卜学校数目达到249所。1988年，伊玛目哈提卜学校超过700所，在校生达24万人。1997年伊玛目哈提卜学校仍有604所，在校生人数高达511 502人。伊玛目哈提卜学校除开设传统的宗教课程、阿拉伯语以及土耳其语言文学之外，还严格贯彻教育部的方针政策，开设逻辑学、社会学、数学、西方语言、物理、化学、生物、地理、历史、政治理论（主要是凯末尔主义与共和国革命）、国防知识和体育等现代课程，因此学生所受教育比较全面。但是，宗教学校的毕业生人数严重供大于求，所以半数左右的学生在学成之后并未到清真寺或学校工作，而是在经济领域和政府机关从业，或者通过高考进入大学深造。1997年2月28日，国家安全委员会向内阁提议将义务教育由5年延长至8年，即从小学延长到初中；根据这项提议，同年6月内阁出台了新的教育改革法。受此影响，伊玛目哈提卜学校的生源急剧减少。到20012002学年，伊玛目哈提卜学校就读人数降至71 583名，就业情况有所改善。 三是宗教课程再次进入世俗中小学的课堂。1949年年初，部分中小学开始设立宗教选修课，时间为每周六下午，长达两个小时，学生家长可以自行决定子女是否选学这门课程。1950年11月4日政府公布第7691号条例，将宗教文化课列入中小学的必修课，而那些拒绝选修这门课程的中小学学生家长，必须预先向校长递jiāo书面申请。1956年8月14日政府公布第9406号条例，将宗教课程纳入小学教育。1956年9月19日政府出台第9406号条例，允许宗教课程进入中学一年级和二年级的课堂。1982年11月7日由全民投票表决通过的土耳其共和国新宪法即现行宪法作出最终安排：“宗教文化课和道德修养课应列为小学和中学的必修课。除此之外的宗教教育取决于本人的意愿，未成年者则取决于他们法定代理人的要求。” 但是，土耳其共和国强调凯末尔奠定的世俗主义原则，宗教教育仍然处在次要地位。1982年宪法序言规定，宪法体现了“根据政教分离原则，绝对不许以神圣的宗教信条干预国家事务和政治的原则”。宪法第2款规定：“土耳其共和国是一个民主的、非宗教的、社会的法治国家。”第42款规定：“教育和训练应遵照阿塔蒂尔克确立的原则和改革的方针，在现代科学与教育方法的基础上，在国家的监督和控制下进行。不得建立违反这些原则的教育机构和训练机构。”第24款规定：“宗教和道德的教育应在国家的监督和控制下进行。”“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准出于把国家的社会、经济、政治或法律基本制度建立在即使部分地宗教信仰的基础上，或谋取政治利益和个人影响等目的，利用或滥用宗教感情或宗教视为神圣的事物”。[7] 进入21世纪，土耳其共和国已经建立十分完整的国民教育体系，其教育水平稳居发展中国家的前列。从层次上讲，覆盖学前、小学、中学、大学和校外各个阶段；从主体上讲，包括公办学校和私立学校；从客体上讲，涉及正规教育和夜校、远程、chéng rén教育等非正规教育；从技术上讲，传统授课与多媒体授课相辅相成；从内容上讲，宗教教育和世俗教育并行不悖，职业教育和升学教育相得益彰。 四、宗教思想 土耳其共和国宗教思想特别是伊斯兰复兴思想的杰出代表，一是活跃在20世纪前半叶的赛义德努尔西（Said Nursi，18731960年）；二是生活在20世纪后半叶至今的法图拉葛兰（Muhacomd Fethullah Gülen，1941 ）。 赛义德努尔西，库尔德人，1873年生于安纳托利亚半岛东部的比特利斯省，历经奥斯曼帝国和土耳其共和国两个时代，是20世纪前半叶的著名宗教思想家，早期“努尔库运动”（Nurcu Movcomnt）的杰出领袖，代表作是巨著《光的书信》（另译《光明集》或《光明论语》）（Risale-I Nur Kulliyati），其宗教观、政治观、科学观和教育观对法图拉葛兰影响很大。奥斯曼帝国统治末期，努尔西支持宪政运动并反对外国入侵。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在位末期，努尔西请求在家乡凡城（Van）设立一所现代大学，遭到奥斯曼帝国当局粗暴拒绝，因此他开始投身青年土耳其革命，即奥斯曼帝国历史上的第二次宪政运动。1909年4月13日，保守派在首都发动兵变，打击当政的青年土耳其党，4月24日，兵变遭到镇压。在此期间，努尔西一度入狱，后来获释并返回家乡。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初期，努尔西反对俄国策动的土耳其境内亚美尼亚的分离运动，抗议英国侵占伊斯坦布尔，支持凯末尔领导的民族革命。凯末尔革命与改革时期，努尔西一度受邀参加大国民议会，后因凯末尔推行世俗化改革而与当局分道扬镳，在1923年春再次返回故里，远离喧嚣，苦心思索，耗时3年撰写著作《光的书信》的前言部分。然而好景不长。土耳其共和国成立之后，凯末尔推行的土耳其化政策严重损害库尔德人的利益，库尔德人遂于1925年年初在安纳托利亚高原东部发起叛乱，试图恢复伊斯兰教法、重设哈里发制、构建库尔德人的独立国家，遭到残酷镇压。作为居住在安纳托利亚高原东部的库尔德人，努尔西虽然没有参与这次叛乱，却受到政府迫害，逃到伊斯坦布尔。流亡期间，努尔西继续撰写《光的书信》一书，其追随者通过手抄著作和口耳相传等形式传播努尔西的思想，并逐渐形成一种伊斯兰复兴运动。政府大为恐慌，将其著作列为禁书，法院判定《光的书信》拜读者即努尔西信徒为努尔库。法官认为，努尔西涉嫌非法组织苏非教团，故判处其11个月的监禁。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土耳其共和国的政党制度开始从一党制向多党制转型，1946年1月成立的民主党在1950年5月的议会选举中击败执政近30年的共和人民党。在此次议会选举前后，民主党逐渐改变凯末尔时代的宗教政策，努尔西及其追随者也积极支持民主党。1960年，努尔西在土耳其共和国东南部城市乌尔法逝世，享年87岁。 赛义德努尔西 法图拉葛兰 努尔西的宗教观、政治观、科学观和教育观均体现其宗教思想。 宗教观。努尔西认为，宗教信仰是人类理解世界、明辨是非、控制yù念和约束行为的重要力量，因此有神论优于无神论，美洲和西欧优于苏联和东欧。出于这种逻辑，他支持土耳其共和国加入北约，并认为宗教信仰与现代化并不冲突。但是，不同宗教以及教派必定存在诸多差异，这就需要信仰对话。努尔西认为，伊斯兰教与基督教应该加强沟通，伊斯兰教逊尼派和什叶派则要实现和解。1953年他曾拜访伊斯坦布尔的一位大主教。他还呼吁逊尼派和什叶派捐弃前嫌：“任何事过多或不及都不好，适可而止才是中正之道……啊，逊尼派，信仰真理的人们，阿拉维人，以热爱先知家族为道的人们，赶快结束你们之间无谓、不忠、不公、有害的争吵吧……你们是惟一主的信仰者，你们必须抛弃有害团结的东西，你们之间至少存在一百条神圣的纽带，要求你们兄弟相恤，团结一致。”[8] 政治观。努尔西认为，伊斯兰教在现代社会应该实现三大目标：一是锤炼穆斯林内心修为；二是促成穆斯林践行信仰；三是恢复伊斯兰教法沙里亚。然而，努尔西又称，沙里亚和国家必须保障国民的自由、民主和正义，这里所称的国民包括非穆斯林在内。国民与国家是小溪流与蓄水池、主人与公仆的关系。国民是国家的主人，相当于小溪流，决定蓄水池的水量和水质；国家是国民的公仆，相当于小溪流所汇聚成的蓄水池，无法影响小溪流。努尔西赞同自由、民主和正义。他珍视自由：“我可以没有面包而生活，不能没有自由而生存。”而贫困和压制则是宗教信仰自由的天敌。他渴望民主，无论反对奥斯曼帝国苏丹专制还是凯末尔时代的一党制均体现这一价值取向。他赞同正义：“孤儿的权利不能因为全社会的权利而被压制；同样的，个人也不能为了国家的安全而牺牲生命。就正义而言，无所谓强与弱，不能因为强者而忽略弱者的权利。”[9] 科学观。努尔西认为，无知使人目光短浅、心胸狭窄，将个人利益压制集体利益，把局部利益凌驾于整体利益，导致政治混乱、教派纷争等毫无意义的社会内讧。因此，无知成为奥斯曼帝国衰落的重要因素。与无知相对立的是科学，努尔西欣赏科学，曾使用油印机进行宗教宣传并盛赞无线电的巨大用途。他认为，科学可以直接扫dàng无知；科学可以发展生产，累积财富，消灭贫困，间接清除愚昧现象的滋生土壤；科学可以揭示规律，而这种规律也是“真主的德xìng之一”，即这个秩序井然的宇宙万物确由真主创造和维系，换言之，科学可以证实信仰，科学研究的终极目的在于论证宗教经典及宗教信仰的深刻准确。受努尔西的影响，他的信徒的确广泛使用电话、电视、电报、收音机、录音机等通信手段进行宗教宣传。 教育观。努尔西的教育观与其宗教观、政治观和科学观联系非常密切。他主张学校教育兼顾宗教教育和世俗教育，这体现了其宗教观。他倡导学有专长和独立思考，这体现了其政治观中的自由、民主和正义原则。他呼吁宗教教育要与科学教育结合起来，这体现了其科学观。 努尔西不仅是一位宗教思想家，而且是早期努尔库运动的精神领袖。据统计，目前土耳其共和国的努尔库运动成员约有200万600万人，主要通过德尔沙尼即读经小组（Der-shane）研读《光的书信》和jiāo流心得。到2001年，这样的读经小组在土耳其共和国境内约有5 000个，在中亚诸国有53个，在德国有57个，在奥地利有4个，在荷兰有7个，在比利时有2个。 赛义德努尔西逝世之后，努尔库运动在继续发展的同时，逐渐出现裂变。手抄派是最早出现的努尔库运动支派，因极力主张手抄反对印刷《光的书信》而得名，认为此举可以保留努尔西著作的意蕴和原意。此后努尔库运动又分化出7派，其中以法图拉葛兰为首的葛兰运动（The Gülen move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53 章 comnt）较为宽容且影响很大。 法图拉葛兰，1941年4月27日生于土耳其共和国埃尔祖鲁姆（Erzurum）省哈森卡勒堡（Hasankale）区的科鲁楚克（Korucuk）村，其祖父及父母均为伊斯兰教学者，因此他在幼时已经接受非常全面的宗教教育，喜读宗教、哲学和文学作品。1958年，葛兰毕业于初级神学院。1966年，他移居伊兹密尔讲经布道，并受到赛义德努尔西宗教思想的巨大影响。此后，他逐渐成长为20世纪下半叶迄今土耳其共和国乃至全球最负盛名的宗教思想家以及异常活跃的社会活动家和教育家。2008年美国《展望》（Prospect）和《外jiāo政策》（Foreign Policy）杂志将法图拉葛兰评选为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 法图拉葛兰学富五车，擅长讲演、答疑和撰文，这些口述或文章集中体现了他的宗教思想，且已被汇编成书，主要包括：四卷本《时代带来的犹疑》；四卷本《准则或路上的明灯》；三卷本《永恒之光》；两卷本《色带上的真理之芽》；《心中的翡翠山坡》；《时代与这一代的年轻人》；《时间的黄金面》；《破碎的琴拨》；《有关〈古兰经〉首章的思考》；《迎向失落的天堂》；《信仰的恩荫》；《苏非思想：伊斯兰的心灵旅程》；《最后的先知：穆罕默德的生活面貌》；等等。原著均为现代土耳其语，其中有部分著作被译成英语、汉语、俄语、德语、阿尔巴尼亚语和保加利亚语。 法图拉葛兰认为，各种宗教和同一宗教内部的不同教派，奉行基本相同的道德标准，因而是平等的。他曾讲：“不管信徒在日常生活中如何贯彻其宗教信仰，这些广泛接受的道德如爱、尊敬、宽容、原谅、怜悯、和平、兄弟情义和自由都是各宗教所极力赞许的……就和平而言，也存在佛陀、希伯来先知、老子、孔子和印度先知的启示中。”[10]法图拉葛兰在认定各宗教及教派一律平等的基础上，继承赛义德努尔西的宗教对话主张，强调进行信仰沟通。他认为，伊斯兰教与基督教和犹太教都是一神信仰，起初均为闪米特人的宗教，而且在伊斯兰区域长期和谐共存，因此必须进行信仰对话。“在我们历史上，犹太教堂、基督教堂和清真寺在许多地方是并存的”；“穆斯林在历史上对犹太人颇为宽容，没有歧视、大屠杀、违反人权和种族灭绝等现象发生。相反，犹太人在处于困境时得到欢迎，当他们被驱逐出安达卢西亚（Andalucia，西班牙最南端的城市，西邻大西洋，南邻直布罗陀海峡，东邻地中海，笔者注）时，是奥斯曼帝国接纳了他们”。[11]他对这一观点很有信心，身体力行。他曾拜访罗马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土耳其的希腊大主教、亚美尼亚大主教、纽约的红衣主教、以色列的大拉比。仅从1997年6月到2004年8年间，他就在伊斯坦布尔、萨利乌尔法和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等地召开了8次国际研讨会，主题均为伊斯兰教与基督教和犹太教、伊斯兰文明与其他文明的对话问题。葛兰与其信徒还在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阿尔巴尼亚、马其顿和科索沃等教派冲突异常激烈的地区设立“法图拉葛兰学校”，传播其信仰对话的理念。他不仅赞成并改造苏非主义，而且致力于实现什叶派和逊尼派穆斯林的团结。他称赞“阿拉维派也丰富了土耳其文化”，主张阿拉维派与土耳其共和国境内占绝对多数的逊尼派消除隔阂，达成和解，为此他曾于1995年2月诚邀全国逊尼派、阿拉维派和苏非教团参加斋月聚会。 宗教平等，信仰对话，其逻辑结果必然是宗教宽容与和平相处。他反对国际恐怖主义。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后，葛兰曾接受美国《华盛顿邮报》记者的采访：“我想强调的是任何恐怖主义行为，不管由谁指使或为了何种目的，都是对和平、民主和道德的践踏，因此，没有人（当然包括穆斯林）会同意和支持任何恐怖行为，恐怖在获得个人救赎方面没有任何帮助，因为它是以无辜的生命为代价的。”“伊斯兰教不支持任何形式的恐怖主义，也不会利用任何形式的恐怖主义来实现伊斯兰目标，恐怖主义者不可能是穆斯林，因为真正的穆斯林是不可能从事恐怖行为的”。[12]他宽容国内政敌。1971年、1980年、1997年土耳其先后发生军事政变，许多人被捕，葛兰首当其冲。1971年他被羁押半年；1980年他被羁押6个小时；1997年他因“企图改变土耳其政权的社会、政治、经济基础和创立秘密组织”的罪名被捕入狱长达7个月之久。此后，他在国内无法立足，而且身体状况急剧恶化，被迫于1998年以治疗心脏病为由移居美国，从1999年3月起隐居小镇。即便如此，他仍然遭到土耳其共和国政府的敌视。2000年当局指控他涉嫌“为改变国家之世俗体制而建立非法组织，意图建立按照宗教规范治国的政府”，葛兰提起申诉，到2006年首都第11号重案刑事法庭才对葛兰作出无罪判决，到2008年最高法院刑事常委会才宣布葛兰无罪，这场斗争可谓旷日持久，令葛兰身心jiāo瘁。按照常理，葛兰对政府应该恨之入骨，其实不然。他曾特意叮嘱信徒：“我的信徒应当知道，当我们国家处于混乱状态时，你们应该保持冷静与克制；当面对死亡威胁时，你们应该保持和平的心态；如果我被杀害，你们仍要保持克制，掩埋我之后继续追求秩序、和平与爱。”“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如果他们反复出手，仍要保持沉默，用爱和怜悯来感化他，始终如一地用爱来对待他人”，[13]从而展示自己宽容博爱的一面。根据宗教宽容的逻辑，葛兰对奉行宗教宽容政策的美国和西欧基督教国家非常友好，也赞成土耳其共和国与美国维持同盟关系并尽快加入欧盟。依据同样的逻辑，葛兰毫不掩饰自己对伊朗的憎恶之情，因为后者仇视除什叶派之外的其他穆斯林，而且大搞输出伊斯兰革命。 法图拉葛兰的上述宗教思想，使人们怀疑他是一位苏非，但葛兰一贯矢口否认。他曾辩解：“宗教教团作为一种体制出现在先知去世后的6个世纪，它们有自己的规则和机构。我没有加入任何苏非教团，也与他们没有任何联系。”但是，他仍然被诸多学者称为“新苏非主义者”或者“寻求自我方式的苏非”，这种评价恰如其分。一方面，他的确是一位苏非主义者，强调苏非主义是伊斯兰教的精髓，既重视心灵体验，也倡导践行信仰，特别是通过约束行动来达到冷静、乐观、愉悦的心理状态，是精神和实践的融合。他还特别赞赏土耳其伊斯兰教与苏非主义的相容关系：“土耳其的伊斯兰教包括古兰经和圣训中主要的、不可改变的原则，但又根据土耳其历史和苏非主义思想进行了新的解读，这也是土耳其伊斯兰教为什么是宽广的、深邃的、宽容的、包含一切的、以爱为核心的原因。”[14]另一方面，他继承赛义德努尔西的科学观，主张将科技教育与宗教教育结合起来，克服传统苏非教育不问世事并忽视科技的弱点，从而使自己区别于传统苏非：“当前，世俗学校集中于意识形态的教条，苏非主义教育沉溺于形而上学的冥思，军队仅仅关注于武力素质的培养，因而实现科学素养与精神价值的融合是不可能的。”[15]他既反对故步自封的传统苏非主义，也蔑视盲从西方的极端世俗主义。他曾说：“如果一个社团的民众缺乏信仰、爱、热情和责任感，如果他们意识不到时代和环境的变化，那么它就不能视为是文明的。”[16]因此，他主张在教育领域和现代化进程中将传统与现代、宗教与科技、精神与物质融为一体，走出一条“土体西用”的发展道路。 总体来看，葛兰是一位与时俱进的伊斯兰思想家。正如他所说的，伊斯兰教经典《古兰经》仿佛一朵永不凋谢的玫瑰花，似乎每天都能舒展一枚花瓣，常开常新，直至怒放。而实际上，《古兰经》这朵玫瑰之所以常开，已经诞生1 400年的伊斯兰教之所以依旧年轻，仰赖伊斯兰世界乃至全球的科技进步、经济发展、社会演化和宗教宽容，需要不同宗教之间和同一宗教内部的自由对话，当然也离不开宗教思想家针对特定生活环境所进行的思维创新。 五、艺术成就 1982年《土耳其共和国宪法》即现行宪法第64款规定：“国家保护艺术活动和艺术家。国家应采取必要的措施，保护、促进和支持艺术品和艺术家，推广对艺术的鉴赏。” 穆斯林长期遵循经训的教诲，崇尚书法艺术，誊抄《古兰经》蔚然成风。由于绘画内容的诸多限制，穆斯林大都在书法领域尽情显露自己的艺术才华。他们不断汲取异族和异教的绘画技巧，将自然的美感融会于书法艺术之中，使书法艺术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伊斯兰教诞生之初，皮革是最重要的书写材料。麦地那时代，库法体阿拉伯文颇为盛行。库法体古朴方正，棱角清晰，线条粗犷，近似于汉字中的篆书。奥斯曼当政期间确定版本的《古兰经》，便是用库法体誊抄的。倭马亚时代，纳斯赫体阿拉伯文逐渐取代库法体，风行伊斯兰世界。纳斯赫体盘曲流畅，便于手写，近似于汉字中的行书。迪瓦尼体字间聚散分明，字形委婉多姿，近似于汉字中的楷书，主要用于公文的书写。苏勒斯体又称三分体，宛若几何图案，字形复杂，字体雍容华贵，近似于汉字中的草书，多用于装饰xìng的文字书写。奥斯曼帝国苏丹虔信伊斯兰教，仰慕阿拉伯文化，而且奥斯曼语由阿拉伯字母拼写，因此帝国非常重视阿拉伯书法艺术。16世纪，哈姆杜拉玛西（14361520年）改革阿拉伯书法的手写体，是奥斯曼帝国的“书坛泰斗”，苏丹巴叶济德二世对他大加赞赏。此人还擅长游泳，曾经口中衔笔横渡博斯普鲁斯海峡。 19世纪末博斯普鲁斯海峡景色：坎迪里和如梅利城堡 19世纪，穆斯塔法伊泽特（18011876年）及其门徒的书法大放异彩。不过，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蒂尔克的文字改革使土耳其的书法大受影响。但是土耳其书法大师哈米德阿梅迪（18911981年）则代表20世纪阿拉伯书法的最高水平，其墨宝被视为阿拉伯书法艺术的佳品。 伊斯兰教反对绘制人和动物的画像。相传，先知穆罕默德曾说：“复生日在真主面前，遭受烈刑者当为画有生命之物的像的画家”，“谁在今世绘制有生命之物的像，在复生日那人将被迫为其所画之像注入生命，而他是无法注入生命的”。当然，宗教规定与现实生活往往不尽一致。伊斯兰教禁止饮酒，却有许多穆斯林酗酒成xìng。伊斯兰教鄙视音乐，却有许多穆斯林沉溺于歌舞之中。同样，伊斯兰教反对绘像，却无法杜绝穆斯林中的某些人欣赏和绘制各种动物的图像和人像的行为。倭马亚时代的著名建筑阿木赖宫，内有许多出自异教徒之手的精美壁画，在借鉴拜占庭和波斯工艺的基础上进行创新。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穆尔台绥姆于836年营建萨马拉时，招募基督徒画匠用luǒ体人像和狩猎场面的壁画装饰新都的内宫。穆台瓦基勒当政期间，哈里发聘请的拜占庭画匠甚至将基督教堂和僧侣的图案画在萨马拉的内宫墙壁。但是，经训的规定毕竟限制了穆斯林绘制图像的行为，伊斯兰教的清真寺始终不允许使用任何有生命的形象装饰殿堂。 奥斯曼帝国时期，西方的绘画艺术开始传入。1480年，奥斯曼帝国苏丹穆罕默德二世公然违背先知穆罕默德的禁令，请威尼斯艺术家金迪尔贝里尼（Gentile Bellini，约14291507年）为其画像，后来其子巴叶济德二世出于宗教禁忌的考虑而将这幅画像出售，画像现藏英国lún敦的国家画廊（National Gallery）。到19世纪，帝国现代化进程正式启动，穆斯林开始堂而皇之地学习西方基督教世界的绘画艺术。奥斯曼帝国军校开设绘画课，训练军官绘制地形图和技术图的能力。土耳其人艾哈迈德阿里（Acomt Ali，18411907年）与苏莱曼赛义德（Sulayman Said，18421913年）赴法留学，就读巴黎美术学院。他们本是军事画家，后研习西方风景画和静物画。1883年伊斯坦布尔成立美术专科学校，由曾在巴黎留学的奥斯曼哈蒂姆（Osman Hatim，18421910年）领导，西方风格的绘画艺术在土耳其得到迅速发展。进入20世纪，奥斯曼帝国首次出现西方式画派，这就是以“1914年一代”冠名的印象派画家，代表人物有纳米克伊斯梅尔、伊布拉姆卡利、阿芙尼丽飞、费赫曼杜兰以及伊克梅特奥纳特，他们都曾经留学欧洲并归国创作。土耳其共和国成立之后，凯末尔政权高举民族主义大旗而且坚持西化改革，土耳其绘画艺术开始进入发展的快车道。到20世纪30年代，土耳其出现以“D团体”著称的新画派，他们既效法西方的绘画风格，也汲取安纳托利亚高原民间绘画的营养，代表人物是由泽科法克伊泽、努鲁拉贝克、埃里夫纳兹、塞莫尔特鲁、阿比定蒂诺以及祖赫图穆利杜鲁。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在系主任即法国画家雷欧珀尔德利维的推动下，伊斯坦布尔的国立美术学院绘画系出现了具有鲜明现实主义倾向的画派。到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土耳其出现了首批抽象派画家，他们将绘画与书法结合起来，代表人物有阿德南库克、鹿特芙古纳伊、塞姆西阿雷尔、阿比定艾尔德鲁鲁以及萨布利贝尔克。进入20世纪六七十年代，象征派绘画崛起，代表画家有内塞特古纳尔、德弗利姆艾尔比尔、西哈特布拉克、奥尔汗佩克和安纳特里。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土耳其的油画领域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54 章 ，概念类绘画也开始流行。总体而言，土耳其共和国的绘画艺术画派繁多，推陈出新，异彩纷呈。 金迪尔贝里尼绘制的穆罕默德二世像 土耳其共和国时期的美术成就不仅有书法和绘画，在雕塑方面也表现不俗，涌现出大批杰出雕塑家。考古发现、政府政策和内外jiāo流，是促进这一时期雕塑艺术的主要因素。土耳其共和国时期，安纳托利亚半岛的考古发掘取得了重大成就，深埋于泥土中数百年甚至上万年的历史文物特别是古代雕塑得以重见天日，激发了土耳其共和国雕塑家的创作灵感。这一时期的考古发掘受到民族主义原则的直接推动。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后，凯末尔将雕塑艺术视为凝聚民心的重要手段，因此极力推动纪念碑等雕塑的发展，并从1937年起在多座城市举办纪念碑雕塑大赛。无论是来自外国的科里佩尔、卡诺尼卡、哈纳克、托拉克和鲁道夫贝林，还是本土的阿里哈迪巴拉、祖赫图穆利多鲁和内加特西若尔等杰出雕塑家，均擅长创作纪念碑和凯末尔雕像。共和国的官派留学生中，最早奔赴法国、德国研习雕塑艺术的是拉提皮阿希尔、阿里哈迪巴拉、祖赫图穆利多鲁和努斯雷特苏曼。凯末尔晚年，来自德国的雕塑家鲁道夫贝林（Rudolf Belin）被任命为伊斯坦布尔国立美术学院雕塑系主任，他在之后数年建造纪念碑，举办艺术展，培养雕塑家，其中胡瑟因欧兹堪、哈克阿塔姆鲁、亚弗兹格雷伊、拉米阿尔提梅、伊兰科曼、泽林博卢克巴西、胡瑟因盖则、图尔古特普拉、萨蒂科里克均为他的门生。进入21世纪，土耳其本土雕塑家多次出国参加雕塑展，体现出较高的艺术水平。 伊斯兰教鄙视音乐，认为歌唱是魔鬼的行为，迷恋歌唱会使人背离信仰和误入歧途。然而，倭马亚时代，宗教情感淡薄，娱乐成风。在希贾兹的两座圣城，云集了来自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歌手，吟唱拜占庭和波斯的歌曲。麦加的黑人歌手赛义德米斯哲哈曾经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学习拜占庭音乐和波斯音乐，将阿拉伯诗歌按照波斯人的旋律谱成曲调，可谓伊斯兰音乐的开山祖师。继赛义德米斯哲哈之后，伊斯兰世界的乐坛出现4位著名歌手突厥人伊本苏拉吉、柏柏尔人盖立德、波斯人伊本穆哈拉兹和非洲黑人麦尔巴德。阿拉伯人原有的乐器，主要是手鼓、长笛、芦管和皮面琵琶。倭马亚时代，波斯的板面琵琶和木制笠笛等许多乐器相继传入。倭马亚王朝的哈里发和达官贵人大都效仿波斯风习，经常举办歌舞晚会。阿拔斯时代，乐坛歌手层出不穷，音乐成为巴格达人乐此不疲的谈论话题。阿拔斯时代，穆斯林将音乐视作数学的分支，将希腊语的音乐著作译成阿拉伯语，进而发展伊斯兰世界的音乐理论。巴格达的音乐家伊斯哈格伊卜拉欣摩绥里撰写数部著作，总结音乐理论和创作实践，论述旋律和节奏的构成。著名学者法拉比深入探讨了音乐的结构、曲调和节奏，所撰写的《音乐大全》和《节奏分类法》被时人视为音乐理论的权威之作，并对西方音乐产生一定的影响。伊斯哈格伊卜拉欣摩绥里的仆人奇尔雅卜曾经在巴格达乐坛名噪一时，后流落安达卢斯，备受后倭马亚王朝埃米尔哈卡姆希沙姆的青睐，直至入住埃米尔的宫廷，每日为埃米尔吟唱。总体来看，“伊斯兰教乐师并没有发展出一套记谱的标准体系，因此他们的创作只能经各式各样可能记错的记忆媒介得知。古典伊斯兰教音乐并没有留下可以与欧洲音乐传统相提并论的乐集。古典伊斯兰教音乐所留下的，是广泛论乐的理论文学，一些文人艺匠对于乐师和音乐场合的叙述和描绘，在不同时期保存下来的几种古老乐器，当然还有人们脑中对于久已过去的表演的鲜明记忆”。[17] 18世纪描绘女xìng乐手演奏的奥斯曼细密画 到奥斯曼帝国时期，军乐最为著名。奥斯曼军乐可能源自中亚地区，在14世纪使用低音鼓和芦笛，到17世纪开始使用小号、一对小铜鼓、铙钹和“土耳其新月”（即击节拍的乐器，在一根华美的棍子上装有黄铜或白银制成的铃铛，摇动击节）。18世纪奥斯曼军乐对欧洲音乐影响很大，海顿（17321809年）的《军队jiāo响曲》、贝多芬（17701827年）的管弦乐曲《雅典的废墟》和《第九jiāo响曲》、莫扎特（17561791年）的歌剧《后宫诱逃》和《A大调钢琴奏鸣曲》即《土耳其进行曲》均显示出奥斯曼帝国军乐的巨大魅力。歌剧《后宫诱逃》的配乐大量使用装饰音和装饰xìng质的曲调，并在序曲和几个宏大场景中为管弦乐队添入具有土耳其特色的大鼓、钹、三角铁等打击乐器，从而烘托出恢弘阳刚的英雄气氛。《A大调钢琴奏鸣曲》即《土耳其进行曲》第三乐章具有浓郁的土耳其风格，回音式的旋律音型和倚音装饰音流畅雄浑。进入19世纪，欧洲音乐开始反哺奥斯曼帝国军乐。1826年苏丹马哈茂德二世消灭近卫军团之后，希望重建一支军乐团，更换唢呐、喇叭、铜鼓和边鼓等传统乐器。1831年，基斯佩唐尼泽提赴伊斯坦布尔组建奥斯曼帝国新的军乐团，并在苏丹创办的帝国音乐学院执教。萨菲特是奥斯曼帝国首位赴欧洲学习音乐的人，他在1886年赴法留学，回国后担任长笛手。 奥斯曼军乐 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后，帝国军乐成为历史名词，民间音乐继续发展，西方音乐借助西化改革风靡全国。土耳其苏非派的赞念配乐是民间音乐的杰出代表。苏非派将高声或低音赞念真主和先知作为启迪信徒心智的途径。为了使赞念仪式更为丰富多彩，继而实现信徒与真主融为一体，他们把吟诵诗词、跳旋转舞和乐器伴奏引入宗教仪式，其中乐器主要包括长笛、铜鼓、架子鼓、小提琴和萨兹。萨兹是一种长颈弹拨类弦乐器，其共鸣体呈半梨形，上部扯上六根弦，若用三根弦弹奏可发出高音，若用两根弦弹奏可发出低音，若用一根弦弹奏可发出中音。可惜的是，在19世纪之前，民间音乐一直没有乐谱，完全仰赖口头传唱，既不够准确又容易失传。亚美尼亚音乐家哈姆帕尔泰姆利毛尼克延（17681839年）首次将乐谱引进奥斯曼帝国，使帝国的民间音乐特别是宗教伴奏得以借助乐谱流传下来。西方音乐在共和国时期发展最为迅速。1928年，凯末尔总统邀请奥地利一位作曲家来到伊斯坦布尔音乐学院任教。1934年，安卡拉设立一所现代音乐学院，由兴德米斯和普勒托里乌斯指导，主要学习欧洲音乐。因此，20世纪土耳其的知名音乐家均致力于研究和教授西方音乐，例如作曲家乌尔维凯末尔埃尔金与阿德南赛伊根。土耳其人热爱多种音乐。目前每年4月27日5月20日在安卡拉举办安卡拉国际音乐节，6月6日7月2日在伊斯坦布尔举办伊斯坦布尔国际音乐节，8月14日在安卡拉举办比尔坎特国际安纳托利亚音乐节。 1917年奥斯曼帝国迎宾军乐队 土耳其人喜爱并擅长舞蹈，而且凡舞蹈必有伴奏。目前土耳其民间舞蹈主要包括哈拉伊舞、巴尔舞、霍隆舞和泽伊贝克舞。哈拉伊舞源自安纳托利亚高原中东部，由手鼓、牧笛和芦笛进行伴奏，常在结婚典礼上进行表演，领舞者持手帕指挥排在其后的其他舞者，是久负盛名的集体舞。巴尔舞源自安纳托利亚高原东部的埃尔祖鲁姆省以及巴伊布尔特省，由唢呐和竖笛进行伴奏，属男女混合的一种户外舞蹈，男女舞者在舞蹈过程中肩并肩手拉手，动作由慢到快，甚至出现跳跃和蹲伏等剧烈动作。霍隆舞源自黑海沿岸，由木质三弦琴、风笛和小唢呐等乐器伴奏，舞者多为男xìng，手法和步法变化多端，身体有时跳跃，有时蹲伏，有时摇摆。泽伊贝克舞发源于安纳托利亚高原西部，由手鼓和唢呐伴奏，多为单人舞或双人舞，有时也是集体舞，节奏或快或慢，舞者往往拿着短剑或长刀，能够表现土耳其人的尚武精神。 土耳其巴勒克埃西尔的泽伊贝克舞 土耳其电影诞生在整整一个世纪以前，早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19141948年可谓土耳其电影的起步阶段。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bào发后，奥斯曼帝国加入德奥同盟国一方对协约国作战。奥斯曼帝国军方为了动员民众投入大战，开始拍摄纪录片鼓舞民气。从1914年到1923年，土耳其共出现6部影片，都与军事相关，均为军方拍摄，其中第一部影片为敌视俄国的纪录片《阿雅斯泰法诺斯俄国纪念碑的坍塌》。 从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到1938年凯末尔逝世，土耳其共和国的电影艺术通常表现为戏剧演出的一种变形。戏剧原本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指通过台词、表情、歌声、器乐、舞蹈和木偶等方式实现叙事的舞台艺术，分为话剧、歌剧、音乐剧、舞剧和木偶戏等基本类型，又称舞台艺术即戏剧表演；二是指为舞台艺术即戏剧表演所写作的脚本即戏剧剧本。这里所谈的戏剧特指戏剧表演。一般认为，皮影戏是奥斯曼帝国戏剧的早期形式。“剧中角色是用傀儡表演的，或是由投影在一方布幕上的影子来扮演，再由傀儡师傅口述台词。剧情通常是喜乐，有时候是诙谐的，但往往都含沙shè影，有着尖锐的社会批评甚至于政治批评”。[18]但皮影戏毕竟缺乏正规剧本。到15世纪末16世纪初，大批犹太难民从伊比利亚半岛逃到奥斯曼帝国境内，随之而来的是拥有剧本的严格意义的戏剧演出。从19世纪初到20世纪初，西方基督教世界出现的现代戏剧传入奥斯曼帝国，成为达官贵人津津乐道、消磨时光、附庸风雅的重要媒介。可以想见，土耳其电影在戏剧演出的夹缝中成长起来，到共和国成立之后，伊斯坦布尔的许多戏剧演员都曾兼任电影演员，比如生于伊斯坦布尔的穆赫辛厄图格鲁通（Muhsin Erturul，18921979年），曾经作为剧院导演和演员曾参与29部影片的拍摄工作，其中就有1931年拍摄成功的第一部有声电影《在伊斯坦布尔的街道上》（stanbul sokaklar nda）。但是这一时期土耳其共和国电影带有浓厚的戏剧色彩，对白冗长，行止僵硬。到1938年年底，电影制片厂寥寥无几，没有洗印厂，正式放映电影的剧院不足130家。从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bào发到1948年共和国政府降低电影业的娱乐税，土耳其电影乏善可陈。一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土耳其共和国虽未直接参战，却与德国jiāo往甚密，与宿敌苏联关系紧张，国内的娱乐需求受到压抑。另一方面，共和国政府历来既不支持电影业发展，也不禁止这种大众娱乐方式，不过从1939年起建立异常严格的电影审查制度。1939年8月8日政府出台电影及其剧本的检查法令，规定电影内容不得违反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以及凯末尔主义。内外环境约束了电影业的发展。因此，从1917年到1948年，土耳其仅放映了76部电影，年均只有2.4部，其中品位不高、情节单调的埃及电影居然占据土耳其电影的半壁江山。这一局面到1948年才发生改观。 19481960年是土耳其电影的腾飞阶段。到1948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3年，一度受到压抑的娱乐需求开始得到释放；政府开始降低电影业的娱乐税；强调艺术品位的美国电影取代埃及电影，风靡土耳其城市；电影杂志开始发表诸多影评，提升民众的观影兴致。因此，越来越多的导演和演员投身于电影业，电影开始摆脱戏剧的桎梏，产量迅速增长。从1949年到1956年，土耳其放映电影343部，年均42.8部；从1956到1960年，土耳其放映电影279部，年均高达69.9部。20世纪50年代最为著名的导演是生于伊斯坦布尔的欧麦尔鲁特菲阿卡德comr Lütfi Akad，19162011年）。他于1949年涉足影业，在1952年导演其处女作《以法律的名义》（Kanun Namna）。这部影片借鉴美国黑色电影和法国诗意现实主义的风格，依据一桩确有其事的谋杀案件，表现出伊斯坦布尔市民的日常生活和心理困惑。 19601980年是土耳其电影的全盛时期。1960年5月27日，土耳其共和国发生军事政变，民主党政府被颠覆。这一政治事件深刻影响了文化生活。1961年7月9日，土耳其共和国新宪法的最终文本提jiāo全民公决并获得通过，其中第1编第10款规定：“土耳其共和国有责任消灭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全部障碍，严禁限制公民的基本权利，反对与社会公正及民主国家不相适应的一切行动。”宪法力图限制行政机构的权力，以此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1961年宪法颁布后，许多电影导演、演员、评论员和作家纷纷抗议电影审查制度违宪，继而努力发展电影业，土耳其电影迎来了发展盛期。从1961年到1963年，土耳其放映电影368部，年均122.6部。1963年，共和民主党党员提出一项关于发展电影业的议案。1964年，内政部仔细讨论这一议案。同年旅游部召集一个由文官、电影生产商、制片人和电影评论家共同参加的会议。1964年11月第一届土耳其电影理事会成立。1965年，旅游部提出一项关于设立土耳其电影学院的议案，可惜在议会未能通过。1971年，第二届土耳其电影会议召开。1974年，土耳其电影专题研讨会召开，许多电影生产商、制片人、作家和教授与会。在此背景下，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电影产量达到空前水平。19641975年，土耳其放映电影2 652部，年均高达220部，位居世界前列；19761979年，土耳其放映电影609部，年均仍有152.2部。这一时期的多数影片由规模较小的制片厂生产，不过影片水平有所提高，影片选材贴近百姓生活和欣赏品味，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55 章 有歌唱片、惊险片、喜剧片、逃避社会的影片以及关注现实的影片，等等，涌现了一批较为杰出的导演，其中最负盛名的是欧麦尔鲁特菲阿卡德和伊尔马兹居内依。欧麦尔鲁特菲阿卡德于1966年拍摄《边界的法律》（Hudutlarn Kanunu，与伊尔马兹居内伊合作），于1967年拍摄《基兹里尔梅克恶棍》（Kzlrmak Karakoyun，与伊尔马兹居内伊合作），于1971年、1973年和1974年先后拍摄了反映城市化的3部影片：《牺牲》（The Sacrifice）、《新娘》（Gelin）和《婚礼》（The Wedding）。伊尔马兹居内依（Ylmaz Güney，19371984年）于1937年4月生于阿达纳，曾就读于伊斯坦布尔大学，做过电影编剧、演员。他在1968年拍摄《赛义德先生》（Seyyit Han），在1970年拍摄现实主义影片《希望》（Umut），在1971年拍摄《父亲》（Baba）以及具有西部片风格的《哀歌》（Agit）和《痛苦》（Aci），此后3年入狱服刑，到1974年拍摄《忧愁》（Endise），刻画最终分道扬镳的两位朋友。不久，他因杀人罪再度被捕，在狱中写出《兽群》（Suru）和《敌人》（Dusman）两部影片（均在1979年公映）的脚本。后来，他获得假释，于1982年制成影片《道路》（Yol），后借机逃离祖国，于1984年9月客死巴黎。 1980年9月12日军事政变至今，是土耳其电影发展的调整时期。1982年11月7日新宪法最终文本提jiāo全民公决并获得通过，其中第26款规定：“每个人都享有以口头、书画、图片或其他方式单独或集体表达和传播其思想和观点的权利。这一权利也包括在不受官方机构干预的情况下接收或传递信息和思想的自由。本款规定并不妨碍广播、电视、电影或其他的类似传播方式服从许可制度。”新宪法的规定显然使电影生产的政治环境大为改善。然而，由于电影审查制度长期延续，政府严格控制电影票价，通货膨胀导致制片成本成倍提高，同时电视和录像迅速普及并分流观众，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土耳其的电影产量急剧下降，比如19801982年电影产量约为220部，年均73.3部，仅相当于20世纪50年代末的水平。但是，土耳其电影在产量下降的同时，质量却有所提高，一些影片质量上乘并获得国际奖项。1982年由伊尔马兹居内依担任导演和编剧的影片《道路》（Yol）于同年获得法国戛纳电影节的金棕榈奖。这部影片以获准离开监狱回乡探亲一周的5名囚犯为主人公，侧重刻画其中3名囚徒赛义德阿里（Said Ali）、马哈茂德萨利（Mahmould Sali）和欧麦尔（comr）。赛义德阿里锒铛入狱之后，其妻就与他人通jiān，被阿里的家人囚于密室之中。阿里得知消息之后怒不可遏，故将妻子和儿子带出村外，朝着邻村进发，企图严惩妻子。不料途中衣衫单薄的妻子冻饿毙命，儿子嗷嗷大哭，赛义德阿里追悔不已。马哈茂德萨利回家之后，贫困潦倒，无力抚育幼子，遂在姐夫的怂恿下，一起落草为寇，以抢劫为生。在一次行动中，姐夫被仇人乱刀砍死，萨利侥幸逃脱，却被姐夫的家人视作仇雠，必yù除之而后快。萨利被迫与妻子一起跳上火车，躲入厕所，希望可以逃避姐夫家人的追杀，最终未能如愿，被姐夫的弟弟亲手杀害。欧麦尔是一名政治犯，他回家之后久经磨难，参加反政府武装，以实际行动抗击军队的屠杀、警察的施虐和政府的专横。伊尔马兹居内依在戛纳电影节上表示，他将这部影片冠名《道路》，其实指的是“出路”，旨在为土耳其共和国这个“遭受法西斯蹂躏”的国家指明“出路”。因此，这部影片在赢得西方喝彩的同时，在土耳其则备受争议。 额尔登杰拉尔（Erden Kral），1942年生于伊斯坦布尔，1979年执导首部影片《运河》（the Canal）并入围第11届莫斯科国际电影节，于1980年制作电影《在丰饶的大地上》（Bereketli Topraklar zerinde），于1982年导演电影《在哈卡卡里的季节》（A Season in Hakkari）并获得1983年第33届德国柏林国际电影节银熊奖和国际电影报刊联合会奖，于1988年导演电影《狩猎时节》（Hunting Tcom）并入围1988年第38届德国柏林国际电影节。 在世纪之jiāo，除老一辈电影导演之外，新生代导演也在竭力制作优秀影片，其中较为突出的有1991年玛希努尔厄甘（女）的《夜舞之奴》、1992年奥古兹特坎的《意见一致》、坎南基瑞德（女）的《罗伯特的影片》和伊思艾尔奥美甘托克（女）的《我爱你，罗莎》、1993年穆斯塔法阿蒂欧克拉的《阳台》。2010年，赛米卡普拉诺格鲁（Semih Kaplanolu，1963 ）执导的影片《蜂蜜》（BaL）荣获2010年第60届德国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这一消息轰动世界。《蜂蜜》是赛米卡普拉诺格鲁制作的“尤素夫三部曲”的压轴影片，前两部分别是2007年公映的《鸡蛋》（Yumurta）与2008年公映的《牛nǎi》（Sut）。《蜂蜜》因尤素夫的父亲是采蜂人而得名。农村男孩尤素夫与家人生活在密林深处，自幼xìng格内向，入学之后患有口吃而且成绩较差，为此遭到同学嘲笑，变得更加自卑。但是，他在课余时间可以帮助父亲采蜜，这种活动充满趣味。然而，后来父亲不幸罹难，尤素夫备受打击。《蜂蜜》拒绝借用任何配乐，全靠天籁烘托气氛，光影互动，场景自然，情节简单，人物寻常，对白简短，表现出尤素夫单纯而又忧郁的心态。《牛nǎi》因尤素夫常去小镇出售牛nǎi维持生计而得名。此时的尤素夫已是少年，患有癫痫，从农村来到伊兹密尔，面临新的生活挑战。他擅长创作诗歌，对爱情有憧憬，却为了生存被迫出售牛nǎi并下井挖煤。《鸡蛋》得名原因不详，因为该片很少提及鸡蛋。此时尤素夫已经成年，他来到故都伊斯坦布尔，他的诗作得以出版，他还开设旧书店。最后，他回归故里并与女友喜结良缘。从整体上看，导演赛米卡普拉诺格鲁似乎有着浓厚的乡村情结和怀旧倾向。《蜂蜜》、《牛nǎi》和《鸡蛋》均以尤素夫为主角，先后讲述他的童年、少年和青年生活，从一个侧面揭示出社会化和城市化对人类构成的心理挑战。 土耳其的电影节创办于20世纪60年代，目前最具影响力的是伊斯坦布尔和安卡拉的国际电影节，每年4月17日5月2日为伊斯坦布尔国际电影节，4月26日5月9日为安卡拉国际电影节。 六、文学成就 如果说诗歌构成奥斯曼帝国的主要文学体裁，那么小说在土耳其共和国文坛则独领风骚。 凯末尔革命时代与土耳其共和国初期的著名小说，或长或短，或关注民族解放运动，或探究国家发展之路，或揭露农村的阶级对立并同情农民的贫苦生活，或审视城市的贫富差距并聚焦纷繁的政治运动，主要包括1922年亚库普卡德里的《私邸出让》、1922年雷沙特努里君泰金的《戴菊鸟》、1926年哈莉黛埃迪普的《杀死yínfù》、1931年萨德利埃尔泰姆的《当纺车停转的时候》、1932年亚库普卡德里的《外人》、1936年哈莉黛埃迪普的《有苍蝇的杂货铺》、1939年雷菲克哈利特卡莱伊的《乡土故事》、1944年雷沙特埃尼斯的《泥土气息》、1950年马卡尔马哈穆特的《我们的村子》，等等。20世纪六七十年代，短篇小说比较流行，代表作家有贝基尔耶尔德兹、菲吕赞塞尔柱和奥斯曼沙欣，等等。 20世纪80年代至今，享誉世界的小说巨擘费利特奥尔罕帕慕克（Ferit Orhan Pamuk，1952 ），可谓土耳其共和国文坛的领军人物。2006年10月12日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委员会宣布，将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小说《我的名字叫红》（Benim Adim Kirmizi）的作者费利特奥尔罕帕慕克，奖金高达1 000万瑞典克朗（约合137万美元），费利特奥尔罕帕慕克成为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土耳其人。帕慕克在得知获奖消息后接受瑞典媒体记者提问时说：这个奖项“首先是对土耳其语言、土耳其文化、土耳其共和国的奖励，也是对我个人劳动的承认，这也是我对写小说这一伟大事业所做的一个谦卑的贡献”。迄今费利特奥尔罕帕慕克的作品已被译成四五十种语言，在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出版，文学评论家更是将费利特奥尔罕帕慕克誉为“当代欧洲最核心的三大文学家之一”，而他却自称不过是“伊斯坦布尔一个会讲故事的人”。 费利特奥尔罕帕慕克 费利特奥尔罕帕慕克于1952年6月7日生在土耳其共和国的伊斯坦布尔。帕慕克曾说：“伊斯坦布尔在地理上是个混合之地，土耳其国家也是。百分之六十的人保守，百分之四十的人寻求西化。两股力量争论了不下200年。这种处于东方、西方之间的悬置状态，就是土耳其的生活风貌。”[19]这一生活环境无疑对费利特奥尔罕帕慕克未来的文学创作具有极大影响。然而，影响费利特奥尔罕帕慕克未来创作的，不仅是伊斯坦布尔这座古城，还有特殊的家庭背景。费利特奥尔罕帕慕克的父亲早年热爱文学，后为生计而成为一个建筑商，家资殷盛，使费利特奥尔罕帕慕克在孩提之时衣食无忧。2006年12月8日费利特奥尔罕帕慕克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上发表受奖演说《父亲的手提箱》时提及：“在20世纪40年代，父亲曾想当一名伊斯兰诗人，他还把瓦雷里（全名保尔瓦雷里，Paul Valery，18711945年，法国著名诗人，法兰西学院院士，代表作有18901900年的《旧诗稿》、1917年的《年轻的命运女神》、1922年的《幻美集》，等等。笔者注）的诗歌译成土耳其语。但父亲并不愿意在贫困地区写几首无人理睬的诗歌，这不是他想要过的生活，于是放弃他的作家梦。”造就费利特奥尔罕帕慕克非凡才能的因素，还包括卓越的教育经历。自19世纪60年代起，美国人在伊斯坦布尔开办只招收男生的罗伯特学院，费利特奥尔罕帕慕克就是在这所学校完成中等教育，能够熟练应用英语，研读杰弗雷乔叟（Geoffrey Chaucer，约13431400年）、威廉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15641616年）、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16081674年）、塞缪尔泰勒柯尔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17721834年）等英国著名作家的诗歌和戏剧等文学作品。23岁时，费利特奥尔罕帕慕克主动中断在伊斯坦布尔的大学学业，人生航向出现转变，但是与其父亲早年的转向恰好相反，后者弃文学从事建筑，前者弃建筑从事文学。尽管如此，费利特奥尔罕帕慕克在伊斯坦布尔读建筑学本科的经历，仍对其创作具有巨大影响，他在从事文学创作之余仍然喜好建筑和美术，经常出国欣赏艺术展览，参观许多国家的博物馆，并将这种特殊观感渗透于小说之中。2008年5月他来华访问时曾参观故宫，特别关注大殿外观和顶部结构；在故宫武英殿里曾观看“中国历代绘画艺术珍品展”，其中包括南宋马远的《水图卷》、元代赵孟的《秀石梳林图卷》、明代徐渭的《四季花卉图轴》、清代禹之鼎的《月波吹笛图》；在北京购买71种中国古典绘画图册，其中包括《故宫藏历代画像图鉴》、《台湾故宫博物院藏画》、《清代宫廷绘画》、《唐伯虎画集》、《中国山水通鉴》、《南京博物馆藏明清花鸟画集》、《南京博物馆藏明代山水画集》、《中国历代山水画》、《中国历代仕女画》、《石涛书画全集》、《明四家画集》、《南宋四家画集》、《五代宋元山水名画》、《元四家画集》等，又感到意犹未尽，继而购买了20多轴仿古中国画。 1979年费利特奥尔罕帕慕克的处女作《塞夫得特州长和他的儿子们》（Cevdet Bey ve Ogullan）将故事发生地设定在作者长期生活过的伊斯坦布尔尼森塔斯区，描绘祖孙三代创造财富和效法西方的历程，正如费利特奥尔罕帕慕克所言，这部作品“讲述一个家庭模仿西方资本主义家庭的故事”。由于这部作品紧密结合作者及其父辈和祖辈的亲身经历，所以费利特奥尔罕帕慕克在2006年12月8日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上发表受奖演说《父亲的手提箱》（Babamin Bavulu）时特意提及父亲对这部小说的赞赏态度：“我用颤抖的手将打印好的文稿送给父亲，希望听取他的意见。这不仅仅是因为我相信他的鉴赏品位和智慧，以及他的意见对我来说非常重要，而且是由于他并不反对我成为一个作家。我迫不及待地等待他的答复。两个星期后他来到我这里，没有说话，只是张开双臂拥抱着我，用这种方式告诉我他非常喜欢这部作品。接着，他告诉我，总有一天我会收获无限快乐，正如我今天站在这里接受诺贝尔奖一样。”1983年，《塞夫得特州长和他的儿子们》获得《土耳其日报》小说奖和奥尔罕凯马尔小说奖。 如果说《塞夫得特州长和他的儿子们》主要关注东方与西方的关系，那么1983年费利特奥尔罕帕慕克的《寂静的房子》（Sessiz Ev）则在延续这一主题的基础上，开始触及传统与现代的关系。这部作品从祖母法蒂玛、孙子法鲁克、孙子麦汀、侍者瑞赛普及侍者的侄儿哈桑这5个人的视角，审视20世纪初祖父塞拉哈亭苦心孤诣用奥斯曼文编撰四十八卷本百科全书的痛苦经历。奥斯曼帝国统治末期，无神论者塞拉哈亭不容于当时，被流放到首都伊斯坦布尔郊外，他认定东方伊斯兰世界已全面落后于西方基督教诸国，故决心皓首穷经编写一部百科全书。他曾豪气万丈地宣告：“当我完成四十八卷全书的时候，所有要表达的思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56 章 想将全部表达出来，我将一举填补东西方难以置信的鸿沟。每个人都会被迷住。”[20]但是，在国父凯末尔的极力推动下，土耳其共和国从1928年起开始废止奥斯曼文。1928年11月大国民议会通过的《土耳其字母采用和实施法》规定，自1929年1月1日起，国家机关、公司、银行、协会以及社团在其工作文件中必须使用土耳其字母，土耳其语图书必须用新字母印刷。因此，塞拉哈亭的鸿篇巨制顿时成为废品。他的遭遇成为20世纪20年代末土耳其共和国众多学者锥心苦痛的一个缩影。1984年，《寂静的房子》获得土耳其玛达拉勒小说奖（Madarali Novel Prize）；1991年，《寂静的房子》（法文版）荣获欧洲发现奖（Prix de la Découverte Européenne）。 1985年费利特奥尔罕帕慕克的《白色城堡》（Beyaz Kale）继续关注东方与西方的关系，不过首次将触角伸向几百年前，描述意大利奴隶与奥斯曼学者互换身份的特殊经历，强调运用“自我”与“他者”两种视角同时打量一种文明，表明东方伊斯兰文明与西方基督教文明具有共通xìng和互补xìng。在这部作品中，年轻的威尼斯学者乘船前往意大利那不勒斯，在海上遭遇奥斯曼帝国舰队，被俘后走进伊斯坦布尔的监狱，几经周折与一位比他大五六岁的奥斯曼人霍加相识，这时威尼斯人惊奇地发现自我与他者的长相极其相似：“过了一会儿，另一扇门打开，一个约比我大五六岁的男子走了进来。我震惊地看着他的脸，立刻感到恐惧不已。我和进屋男子的相似程度令人难以置信！我竟然在那里……这是跃入我心中的第一个想法。”这暗示东方伊斯兰文明与西方基督教文明原本就有共通xìng。曾接受威尼斯学者治疗的奥斯曼帕夏，将这个西方人赠予霍加为奴。由于东西方之间的长期战争和彼此仇恨，双方开始不由自主地分别吹嘘西方基督教世界和东方伊斯兰世界的文明成果，暗示前现代的诸多文明曾经彼此隔绝、恐惧或蔑视。接着威尼斯奴隶和奥斯曼学者为自我的求知yù所驱使，作出惊人之举互换身份和服装，尤其是开始运用双方所学的医疗知识消灭奥斯曼帝国的瘟疫，这说明不同文明之间具有互补xìng。在互换身份数年之后，两人的差异已经极其微小，彼此合作非常融洽，说明不同文明在jiāo流互补之后会增强其共通xìng。不过，作者在这部作品中寄托着一种理想，那就是qiāngpào、火yào等杀人工具最好不要像医学知识等救人科技那样互通有无，否则得不偿失。例如在这部作品中，奥斯曼学者从意大利奴隶那里学到qiāngpào和火yào的制造和使用技术，遂为奥斯曼帝国苏丹制造大pào，这些武器却在对波兰人的战争中陷入喀尔巴阡山脉“白色城堡”外的泥沼中，丧失用武之地，奥斯曼学者霍加借助浓雾的掩护逃离白色城堡，来到意大利，而意大利奴隶则继续充当奥斯曼学者的替身。[21]《白色城堡》使帕慕克的影响力越出国界，开始享有国际声誉。1990年《白色城堡》荣获美国外国小说独立奖（Independent Foreign Fiction Prize）。《纽约时报》如此评价《白色城堡》及其作者帕慕克：“东方崛起一颗新星奥尔罕帕慕克。《白色城堡》是……一部洋溢着独特才华的小说……作者是一位……讲故事的高手。” 19851988年费利特奥尔罕帕慕克暂时摆脱文学创作的羁绊，前往美国爱荷华大学（The University of Iowa）国际写作课程班学习文学创作，沉下心来学习德国现实主义小说家和散文家保尔托马斯曼（Paul Thomas Mann，18751955年）、法国意识流小说先驱瓦lún坦路易乔治欧仁马塞尔普鲁斯特（Valentin-Louis-Georges-Eugène-Marcel Proust，18711922年）、法国文学家兼存在主义哲学家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19051980年）、意大利小说家兼新闻工作者伊塔洛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19231985年）、意大利小说家、哲学家、美学家兼史学家安伯托艾柯（Umberto Eco，1932 ）、英国意识流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Virginia Woolf，18821941年）、阿根廷小说家、散文家、诗人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18991986年）、关注美欧文化jiāo往的美国小说家亨利詹姆斯（Henry Jcoms，18431916年）、美国意识流小说家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18971962年）、生于耶路撒冷并移居美国的后殖民批评理论家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Said，1935 ）等人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创作技法，这使他得以在文艺理论上超越其国内同行，对他日后的小说创作大有裨益。后来费利特奥尔罕帕慕克坦陈：“我的所有小说都是混杂的完美产物。我把西方现代主义，或者我从西方文学中学到的时尚世俗的东西和伊斯兰传统文本混合在一起，和苏非的寓言放在一起，产生出一种混杂结构。我所有的故事和小说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上。”[22] 1990年费利特奥尔罕帕慕克的《黑书》（Kara Kitap）的风格与之前几部小说截然不同，堪称其系列小说中最晦涩难懂的作品。在这部作品中，20世纪80年代，伊斯坦布尔律师加勒普（Galip）的漂亮妻子露雅（Ruya）与露雅的同父异母兄弟、著名新闻记者杰拉尔萨利克（Jelal）偷欢并失踪，临行前只留下一张纸条。加勒普开始在伊斯坦布尔的大街小巷漫无目的地寻找爱妻，甚至潜入杰拉尔萨利克的公寓，穿上他的衣物，接打他的电话，拜读他的文章，企图从中追寻蛛丝马迹，顺藤摸瓜找到“jiān夫yínfù”的藏身之所，却一无所获。与此同时造化弄人，随着时间的推移，手段升级为目的，目的堕落为手段，追寻失踪者足迹渐渐成为模仿杰拉尔萨利克文章的一种手段而非目的，加勒普陷入拜读并模仿杰拉尔萨利克文章的泥潭而无法自拔，自我与他者的界限再次模糊起来，如果没有杰拉尔萨利克这位他者，加勒普就将丧失自我，至于是否能够发现露雅和杰拉尔萨利克的行踪已经变得无足轻重。正在此时，一天夜晚，加勒普在公寓中获悉那对jiān夫yínfù均已死亡，故事到此戛然而止。帕慕克曾经这样评价：“在《黑书》里我实现了我多年想要做的。它是一种拼贴画式的方法。从历史、未来、现时中取来的片断，如同彼此之间无关联的故事……把它们拼贴在一起，是一种用来指明要理解和暗示的意义的好方法。绘画中使用拼贴法的难度是三维空间因透视法而不能消失。在小说中拼贴法不仅把小说从线xìng叙事的单调中解救出来，而且也给小说一个三维空间，一个过去、现在、将来的维度。”有的学者认为这部作品可谓一部“元小说”：“《黑书》是一部更关注如何讲故事而不是故事本身的小说……一系列关于文学的问题在《黑书》中得到仔细思考：虚构和真实、模仿和原创、抄袭和真诚、互文xìng及读者的态度……”[23]1995年，《黑书》荣获法兰西文化奖（Prix France Culture）。 《黑书》曾经与足球比赛这一热门话题失之jiāo臂。2008年6月729日，奥地利和瑞士共同举办欧洲杯决赛，包括土耳其国家足球队在内的16支劲旅参赛。在比赛前夕，一贯喜欢足球并多次观看球赛的费利特奥尔罕帕慕克接受德国《明镜》周刊（Der Spiegel）专访。当记者询问费利特奥尔罕帕慕克是否准备在其文学作品中描绘球赛时，他不无遗憾地回忆起，《黑书》原稿中曾有一段关于球赛的描绘，但作者最终将这些内容删除了，现在他颇感后悔：1984年11月14日，成立于1923年并在1962年“脱亚入欧”的土耳其国家足球队，在伊斯坦布尔主场比赛中，以0∶8大比分输给英格兰足球队，蒙受奇耻大辱。当时，正在伊斯坦布尔追寻爱妻露雅的加勒普，恰好从广播中听到关于这场球赛的实时报道，心情更加沉重。无独有偶，1987年10月14日，土耳其国家足球队在lún敦客场比赛中，再次以0∶8输给英格兰足球队。在作者看来，土耳其国家足球队的两次惨败，恰好象征着土耳其在与西欧jiāo往的历史、现状和心理中的“屈辱”。早在2005年秋费利特奥尔罕帕慕克因《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获德国书业和平奖（Peace Prize of the German Book Trade）后，作者在德国法兰克福致辞时就论及土耳其的自豪与屈辱：“当我试图理解这种耻辱，我总是把它与它的对立面自豪联系起来。”“我们知道，只要有太多的自豪，每当人们太过自豪，总会有耻辱和屈辱的幽灵在游dàng。因为，无论在哪里，只要人们深感屈辱，我们就会看到自豪的民族主义出现。我的小说正是取材于这些黑暗的素材，这些耻辱、这些自豪、这些愤怒，还有这些挫败感”。2006年12月8日费利特奥尔罕帕慕克在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上发表受奖演说《父亲的手提箱》，再提屈辱与自尊的关系。费利特奥尔罕帕慕克在这次专访中从足球谈到土耳其国家足球队，进而再度论及屈辱与自尊、足球与土耳其民族主义的关系。《明镜》周刊记者提问：“而今土耳其足球队对这个国家的现状来说意味着什么呢？”帕慕克回答：“葡萄牙前独裁者安塔尼诺萨拉查（António de Oliveira Salazar，18891970年）曾将足球作为控制全国的工具，变成他麻醉民众的鸦片，从而维持国内稳定。如果土耳其也是如此，倒还不错。但是，在土耳其，足球并非鸦片，而是激发民族主义、排外心理和专制主义的机器。我同样相信，正是球赛失败而非胜利，才能强化民族主义。”《明镜》周刊记者追问：“为什么会是这样？”帕慕克回答：“正是灾难造就民族主义，无论这种灾难是地震还是战败。托尔斯泰在其系列小说中，曾讲述抗击拿破仑的战争究竟怎样塑造俄罗斯人的民族认同感。土耳其队以0∶8输给英格兰队，也是同样的一场灾难。”《明镜》周刊记者提示：“不过土耳其国家足球队在6年前的世界杯中还获得季军呢！”在2002年5月31日6月30日韩日世界杯决赛周，土耳其国家足球队在小组赛中以1∶2负于巴西队、1∶1战平哥斯达黎加队、3∶0击败首次冲入世界杯的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在八分之一决赛中以1∶0击败东道主日本队，在四分之一决赛中以1∶0击败曾淘汰世界杯上届冠军法国队的塞内加尔队，在半决赛中再度与巴西队狭路相逢并以0∶1惜败于本届世界杯冠军之手，在季军争夺赛中以3∶2击败东道主韩国队。帕慕克承认上述事实，但是强调土耳其国家足球队自从丧失2006年德国世界杯参赛资格后，与土耳其媒体一起将失败原因归咎于裁判不公和各类yīn谋。所以他断言：“这太可怕了，现在土耳其足球助长着土耳其民族主义，却不利于整个国家。” 1995年费利特奥尔罕帕慕克借鉴德国浪漫传奇小说的死亡主题，创作小说《新人生》或《新生活》（Yeni Hayat）。在这部作品中，伊斯坦布尔大学生奥斯曼的叔父、一名退休的铁路工人雷夫基哈特创作一本冠名《新人生》的奇书，此书承诺将赐予读者“新人生”。雷夫基哈特不知出于何种动机，将此书送给富翁那lún之子麦赫梅特。麦赫梅特读过《新人生》后，将这本书送给自己的恋人、奥斯曼的同学简娜，继而神秘失踪。不久，奥斯曼在简娜那里发现这本奇书，同时被简娜和奇书迷住，决心与简娜一起拥有“新人生”并找到麦赫梅特。两人放弃在伊斯坦布尔的大学生活，无止无休地换乘汽车，向东穿行安纳托利亚半岛的乡村，所到之处传统沦丧，一路之上事故频发，暴力冲突此起彼伏，两人战战兢兢惊心动魄，最后才大梦初醒：原来麦赫梅特并未去世，而是化名“奥斯曼”继续逍遥，享受所谓的“新人生”。探险结束之后，对土耳其共和国现状心灰意冷的简娜与他人结婚并迁居德国；痴情汉奥斯曼则痛失恋人，孑然一身，决心报复欺世盗名的假“奥斯曼”即麦赫梅特。正在此时，那lún从私家侦探那里得到消息，正是雷夫基哈特创作《新人生》并送给麦赫梅特，使后者沉湎其中生死未卜，于是一怒之下雇人杀死雷夫基哈特，并极力销毁《新人生》。奥斯曼背负旧恨新仇，历经艰险找到麦赫梅特将其杀死，不料却在坐车返回伊斯坦布尔的途中死于一场“jiāo通事故”，想必是那lún下的黑手。奥斯曼在弥留之际万念俱灰：“我知道这是我生命的结束……我绝不希望死，也不想进入新人生。”帕慕克曾说：“对于土耳其来说，西化主义者和伊斯兰主义者之间的冲突与其说是斗争还不如说是一种生活风尚。土耳其200年前就决定走西化之路，至今仍在途中。国家的大多数斗争都围绕这个问题。在我的小说《新生活》中我把它变成了一场游戏，以反讽的方式审视它。”[24]显然，在帕慕克笔下，《新人生》中的死亡游戏譬如土耳其历史上西化主义者与伊斯兰主义者之间的社会撕裂与政治对立。 1998年费利特奥尔罕帕慕克写出不朽名著《我的名字叫红》（Benim Adim Kirmizi）。这部小说共59章，书名源于 第31章的标题“我的名字叫红”，全书娴熟运用“复调艺术”，出现20种“我”即叙述主体，分别为：“我是一个死人”，出现于第1章；“我的名字叫黑”，出现于第2、第7、第11、第20、第22、第27、第33、第36、第40、第42、第49和第52章，共计12次，频率最高；“我是一条狗”，出现于第3章；“人们将称我为凶手”，出现于第4、第18、第23、第28、第46和第58章，共计6次；“我是你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57 章 们的姨夫”，出现于第5、第17、第21、第29和第37章，共计5次；“我是奥尔罕”，出现于第6章；“我是艾斯特”，出现于第8、第15、第25、第39和第53章，共计5次；“我，谢库瑞”，出现于第9、第16、第26、第30、第32、第34、第48和第59章，共计8次；“我是一棵树”，出现于第10章；“人们都叫我‘蝴蝶’”，出现于第12、第44和第55章，共计3次；“人们都叫我‘鸟’”，出现于第13、第45和第56章，共计3次；“人们都叫我‘橄榄’”，出现于第14、第43和第57章，共计3次；“我是一枚金币”，出现于第19章；“我的名字叫死亡”，出现于第24章；“我的名字叫红”，出现于第31章；“我是一匹马”，出现于第35章；“奥斯曼大师就是我”，出现于第38、第41和第51章，共计3次；“我，撒旦”，出现于第47章；“我们两个苦行僧”，出现于第50章；“我是一个女人”，出现于第54章。这种“复调艺术”不仅蕴含伊斯兰传统文学的技巧，而且借鉴19世纪欧洲小说家特别是俄国作家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年）的创作手法，可谓东西合璧基础上的出色创新。 小说中出现了一系列重要人物： 一是奥斯曼帝国苏丹。他对传统的细密画（miniature）不感兴趣，却对欧洲特别是法国和意大利的透视法绘画情有独钟，同时不敢公开违背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关于严禁绘制肖像的训令，于是在15901591年密令“姨夫”召集帝国画坊总监、细密画大师奥斯曼的4位高徒学习透视法绘画，务必通过绘画展现帝国全貌和苏丹威严。“橄榄”说：“苏丹陛下渴望编辑一本受到法兰克艺术家影响的手抄本，彰显他的威势。”在其中一位代号为“高雅”的画师被残忍杀害后，苏丹命令奥斯曼和黑在3天内严查真相并捉拿凶手。 细密画：苏莱曼一世的最后一战1566年西盖特瓦尔战役 二是帝国画坊总监、细密画大师奥斯曼。他在“高雅”被杀后与一位名叫“黑”的昔日弟子奉旨查察，后获得苏丹恩准进入宝库遍览一流画作，从而认定其得意弟子“橄榄”就是真凶，但是为了保护爱徒而没有明言。同时，这位珍视传统的细密画大师意外发现宝库中的许多画作采用西方透视法绘制肖像，虽然准确生动，却明显亵渎安拉和先知的训诫，故怀着复杂的心情用针刺瞎自己，此举可能是为了防止自己效法异教徒的绘画艺术，至少是让自己不再继续阅览用透视法绘制的肖像画。凶手也是这么理解的：“奥斯曼大师明白苏丹陛下想拥有法兰克大师风格的个人肖像，察觉爱如己子的你们全部背叛了他，于是，昨天深夜，在宝库里，他拿这根金针chā入自己的双眼……”“橄榄”对其他3位细密画画师说：“噢，我的弟兄们，我们背叛他真是大错特错。”于是捉拿真凶的任务最终落到黑的身上。 三是奥斯曼的4位高徒，代号分别为“橄榄”、“鹳鸟”、“蝴蝶”和“高雅”。他们原本受苏丹之命和“姨夫”指派，分工合作，以透视法绘像，其中橄榄最具才华：“毋庸置疑地，我，上色的手法最纯熟，线条画得最直，镀色的作品最佳。”但是橄榄指责其他3位细密画画师和“姨夫”均盲从西方，自我矮化。橄榄自陈：“和我们共同绘画了25年之后，高雅先生已经与我们分道扬镳，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他告诉我，他见到了最后一幅画，画中蕴含的深重罪孽我们一辈子都洗刷不掉。他断言我们每一个人最后都会下地狱遭受火炼。”橄榄在向黑辩解时称，高雅在被杀前曾对他说：“你姨父在最后一幅画中，厚颜无耻地使用了欧洲的透视法。画中的物品不是依照它们在安拉心中的位置依次所绘，而是根据ròu眼所见的形态如同法兰克人的画法。这是一项很大的罪孽。第二项罪，则是把苏丹陛下伊斯兰的哈里发画成和一条狗同等大小。第三项罪，也是关于撒旦描绘成相同的大小，甚至把他画得模样讨人喜。不过，比起这些，最严重的一道罪在我们的绘画中引进法兰克技巧的必然结果则是要依照zhēn rén大小描绘苏丹陛下的肖像，还要画出他脸上所有的细节！正如偶像崇拜者的作为……或者，就好像基督徒画在教堂墙壁上日夜膜拜的‘肖像’一样，那些无可救yào的异教徒，天生忍不住去崇拜偶像。”因此，橄榄先是杀害高雅，将其丢弃到枯井中，并在其尸体旁丢弃一张草就的裂鼻栗色马匹图，继而杀死“姨夫”，并从“姨夫”家中取走“最后一幅画”。橄榄说：“那幅画，将不见容于苏丹陛下、像我一样追随前辈大师的chā画家，也将不见容于忠于信仰的穆斯林。”后来，黑和奥斯曼认定橄榄就是真凶，橄榄在受伤并辩解、刺伤黑后，夺路而逃，在前往码头的途中遭遇黑的情敌，被后者斩首。 四是黑。他早年师从奥斯曼精研细密画，后到帝国东部及波斯萨法维王朝任职12年，见多识广，思维缜密，受姨夫邀请返回首都伊斯坦布尔，案发时36岁，继续追求暗恋多年的姨表妹谢库瑞，而谢库瑞则要求黑在为其父报仇雪恨之前不得与她同居。于是，黑与奥斯曼一起查案，在苏丹宝库中遍览顶级画作且奥斯曼自刺双眼之后，终于弄清案件真相，让凶手橄榄露出原形并用金针将其一只眼睛刺伤，却在聆听橄榄辩解时不意被后者夺走匕首，鼻子被刺上，肩膀遭酷刑。在橄榄被黑的情敌意外杀死后，奄奄一息的黑返回谢库瑞的家中，后者履行其关于为父报仇后就与黑圆房的承诺，与黑相伴余生。 五是谢库瑞，黑的姨表妹，美丽动人，深受黑的眷恋，但在黑离开伊斯坦布尔3年后，嫁给一个奥斯曼骑兵，生育长子谢夫盖和幼子奥尔罕，几年后守寡，案发时24岁。在橄榄死后，谢库瑞与身负重伤的黑长相厮守。 六是黑的“姨夫”即谢库瑞之父。他秉承苏丹旨意，指派奥斯曼的4位高徒以西方透视法分别绘制树、马、撒旦、死亡、狗和女人肖像，再将这些肖像组合起来，在四周页缘镀金。“姨夫”曾对黑说：“我和苏丹画坊里的最优秀的细密画画家一个一个地说好了。我让他们有的人画一条狗，有的人画一棵树，有的人我请他绘制页缘装饰及地平线上的云朵，有的人则负责画马。我想透过我所描绘的各种事物呈现苏丹的帝国全貌，就好像威尼斯大师们在画中所表达的那样。然而，与威尼斯画家不同，我的作品不是描述财富，而当然是反映其丰富的内心世界，它将表现苏丹帝国的种种喜悦及恐惧……我想要借由树的不朽、马的疲倦和狗的粗鄙来体现荣耀的苏丹陛下与他的帝国。我要求我的那些代号为‘鹳鸟’、‘橄榄’、‘高雅’及‘蝴蝶’的画家们根据自己的爱好选择自己的题材。”后来，他被橄榄杀害。橄榄说：“你姨父……在旅行途中看到了法兰克大师的绘画，不禁感到一股卑躬屈膝的敬畏，于是深深迷恋上了这种艺术风格，一天到晚向我们吹嘘你一定也听过那一大堆透视和肖像画的胡扯。”橄榄对黑说：“我杀死你姨父有两个原因。第一，因为他无耻地逼迫伟大的奥斯曼大师去模仿威尼斯画家塞巴斯提亚诺；第二，因为我一时软弱，降低姿态问他我是否拥有个人风格。” 描绘苏莱曼一世1554年夏天在纳希切万进军的细密画 费利特奥尔罕帕慕克认为：“激发我写作这本书激情的主要是伊斯兰细密画。我把我看过的细密画里不可胜数的细节都放在了小说里。在爱和战争背后潜藏的古典伊斯兰故事是每个人都耳熟能详的，不过在今天西方化的大趋势下，很少有人记得他们了。《我的名字叫红》是想向这些被遗忘的故事和无数美轮美奂的图画致敬。”[25]然而，前现代的伊斯兰细密画画家严格遵守先知穆罕默德的训令，不能绘制人和动物的肖像。相传先知穆罕默德曾说过：“复生日在真主面前，遭受烈刑者当为画有生命之物的像的画家”，“谁在今世绘制有生命之物的像，在复生日那人将被迫为其所画之像注入生命，而他是无法注入生命的”。迟至奥斯曼帝国盛期，伊斯兰细密画也只能为文学和书法充当页缘装饰或书内chā图，或助读者调节神经，或供解释文字内容，总之是文学和书法的附属品。但是，大胆绘制肖像的西方透视法绘画艺术开始传入奥斯曼帝国，并与伊斯兰细密画互争雄长。在这部作品中，黑对橄榄说：“过去波斯大师的chā画，甚至赫拉特伟大画师们的经典作品，因为终究被视为页缘装饰的延伸，不会有人反对。人们认为它们的功用在于加强文之美与书法之雅。而且，老实说，谁会去看我们的饰画？然而，当我们开始使用法兰克的技法后，我们的绘画变得不再着重装饰花纹或繁复图案，而更接近简单明了的肖像。这正是荣耀的《古兰经》所禁止、我们的先知所反对的行为。苏丹陛下与我的姨父都非常了解这个道理。我的姨父便是因此而遇害的。”橄榄曾说：“就算我们遵循已故姨父和苏丹陛下的旨意，降低身份去模仿法兰克大师，也会缩手缩脚，不只是因为有艾尔祖鲁姆教徒或高雅先生这些人的阻挠，更是因为我们内心不可避免的怯懦，使得我们无法走到最后。就算顺从魔鬼左右，坚持下去，弃绝过去所有的传统，企图追求个人的风格和法兰克的特色，一切仍是白费力气，我们终究会失败正如我费尽毕生能力和知识，还是画不出一幅完美的自画像。这幅甚至一点也不像我的粗糙自画像，告诉我一件我们都心知肚明但始终不愿承认的事实：法兰克人的娴熟技巧需要经过好几个世纪的磨炼。即使姨父大人的书完成了，送到威尼斯画师手中，他们看了一定会轻蔑地冷笑，而威尼斯总督也将附和他们的奚落别无其他。他们会嘲讽奥斯曼人放弃了身为奥斯曼人，并且从此不会再害怕我们。如果我们能继续依循前辈大师的道路，该有多好！可是没有人想要，高贵的苏丹陛下不要，黑先生也不要忧郁的他渴望有一张宝贝谢库瑞的肖像。那么，你们就坐在这儿，花上个几百年来模仿法兰克人！”黑曾问橄榄：“为什么你一定要坚持纯正？”橄榄回答：“因为你们将毕尽余生仿效法兰克人，只希望借此取得个人风格。但正是因为你们仿效法兰克人，所以永远不会有个人风格。”[26] 《我的名字叫红》将历史背景设定在16世纪末奥斯曼帝国盛期的首都伊斯坦布尔，尽管内容纯属虚构，然而情节跌宕起伏，并且生动描绘了伊斯兰传统社会时期的细密画与基督教世界现代透视法和现实主义个xìng画之间的尖锐冲突，从绘画艺术这个侧面深刻揭示了伊斯兰文明与基督教文明、东方与西方、过去与现在、传统与现代、保守与开化、自我与他者、现实与理想、独立与依附、自尊与效法之间的二元对抗。但是，作者在小说中寄托着一种文化宽容的理想情怀，即在正视文化差异和冲突的基础上努力实现对话甚至融合，正如小说中的人物艾斯特所言：“没有什么是纯粹的。上帝同属于东方和西方。”这正是帕慕克的过人之处。2002年，《我的名字叫红》荣获法国优秀外国作品奖（Prix du Meilleur Livre Etranger）和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Premio Grinzane Cavour）。2003年，《我的名字叫红》赢得爱尔兰国际IMPAC都柏林文学奖，奖金10万欧元；获奖理由是这部小说“邀请读者切身体验到东方与西方之间的张力，为读者打开了一扇了解16世纪奥斯曼帝国的窗户”。2006年，《我的名字叫红》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瑞典文学院在颁奖公告中说明为何授予帕慕克诺贝尔文学奖：“他在追求故乡忧郁灵魂的过程中，发现不同文明间的冲突以及文化jiāo融的新象征。”12月8日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上帕慕克发表受奖演说《爸爸的手提箱》（Babamin Bavulu）。帕慕克的父亲在2000年即去世之前两年，来到帕慕克的书房，将一只装有本人手稿和笔记的小手提箱送给儿子。帕慕克由此引申开来，谈论自己对作家的独特理解：“作家是一种能够耐心地花费多年时间去发现一个内在自我和造就‘他的世界’的人。当我谈到写作时，我脑子里想到的不是小说、诗歌或文学传统，而是一个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单独面对自己内心的人；在内心深处，他用言语建造了一个新的世界。”“对我来说，做一名作家就是去挖自己内心深处的隐秘伤疤，真正去拥有这些伤和痛，把它们变成我们精神和作品中看得见的部分。一个作家闭门数十载，就是在用这种姿态宣示一个基本的人xìng，揭示一个没有中心的世界”。 “两年前，读完《我的名字叫红》之后，即对帕慕克先生娴熟的文学技巧赞赏不已。在土耳其使馆召开的研讨会上，我曾经说过：‘天空中冷空气与热空气jiāo融会合的地方，必然会降下雨露；海洋中寒流与暖流jiāo汇的地方，必然会繁衍丰富的鱼类；而在多种文化碰撞jiāo流的地方，总是能够产生优秀的作家和优秀的作品。因此可以说，先有了伊斯坦布尔这座城市，然后才有了帕慕克的小说。’这段话被多家报刊引用，我自己也颇为得意。但读完了他的《雪》之后，我感到惭愧，因为那段看起来似乎公允的话，实际上是对帕慕克创作个xìng与艺术技巧的忽略。当然，伊斯坦布尔这座联结欧亚大陆，有着悠久历史，融会了多种文化，汇聚了诸多矛盾和冲突的城市，毫无疑问地对帕慕克的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像帕慕克这样一个具有优雅气质、饱读诗书、对人类命运极为关切的文学天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58 章 才，即使不在伊斯坦布尔，依然会创作杰出的作品，依然会放shè出夺目的光彩。” 2002年费利特奥尔罕帕慕克的《雪》（Kar）是关于20世纪90年代土耳其东部边境卡尔斯城政治斗争的一部小说。这部小说中的“雪”具有多层含义，从而使这部作品给人以层峦叠嶂之感。一是自然界的雪，无论是雪花还是积雪；二是小说主人公卡（Ka）创作的《雪》；三是小说中出现的一位介于作者帕慕克与主人公卡（Ka）之间的人物“奥尔罕”刻意追寻的《雪》；四是帕慕克创作的《雪》。卡进入卡尔斯城不久，纷纷扬扬的雪花使这座城市一度与外界jiāo通中断，铺天盖地的积雪为卡尔斯城平添几分神秘色彩：“雪无处不在，人物在雪中活动，爱情和yīn谋在雪中孕育，思想在雪中运行。雪使这个小城与世隔绝，雪制造了小城里的扑朔迷离、变幻莫测的氛围。”“他在书中数百处写了雪，每一笔写的都是雪，但因为他的雪都与Ka的心境、Ka的感受密切结合着写，因此，他的雪就具有了生命，象征也就因此而产生”。例如小说中这样写道：“雪在一种神秘甚至是神圣的寂静中飘着，除了自己时隐时现的脚步声和急促的呼吸声，卡听不到任何声音……有的雪花缓缓地向下坠落，而另外一些则坚决地向上，向黑暗深处升去，然而大厅里一片死寂……大家像蜡烛一样一动不动地坐着……”莫言称之为“丰富的象征”与“神奇的比喻”，“这样的描写，既是物理的，更是心理的。这样的比喻，既是熟悉的，又是陌生的”。“写过雪的作家成千上万，但能把雪写得如此丰富，帕慕克是第一人”。[27] 小说的主人公卡（Ka）是一位诗人，曾流亡德国12年，回国后计划前往卡尔斯城，寻找生活在那里的爱人伊派克。卡来到卡尔斯城后，特别关注部分女学生因无法戴头巾而愤然自杀的社会问题，而这一问题与教俗冲突和女权运动等政治斗争jiāo织在一起。1980年9月军人政变之后，政府发布针对公务人员的《服饰和衣装法》，严禁fù女戴头巾。1983年土耳其高等教育委员会严禁戴头巾的女大学生听课和考试。1984年土耳其国家安全委员声称，戴头巾的女大学生是共和国世俗主义原则的敌人和fù女解放的障碍，因此理应被开除。1988年祖国党控制的议会表决通过一项法令，允许在校女大学生戴头巾，但军人出身的总统柯南埃夫lún和宪法法院均认定这一法令违背凯末尔确立的世俗主义原则，因此加以否决。进入20世纪90年代，关于女学生是否可以戴头巾的争论愈演愈烈。1997年年初土耳其军方再度干政，解散繁荣党与正确道路党的联合内阁，宣布取缔头巾。1998年秋土耳其高等教育委员会三令五申，严禁女大学生和女教师戴头巾。1999年议会选举中，戴着头巾的当选女议员一律被剥夺议员资格。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帕慕克在《雪》中描绘了一些女大学生因坚持戴头巾而被迫自杀的社会现象。与此同时，受其好友、一位日报记者之邀，卡（Ka）正在撰写一篇关于卡尔斯市选举的文章，着力剖析穆斯林与异教徒和无神论者，军队与政府和民间，世俗政党与伊斯兰复兴主义者，库尔德民族主义者与土耳其民族主义者之间的尖锐对抗。初来乍到的卡被迅速卷入卡尔斯城的纷繁聒噪和残酷斗争之中，最后以出逃和死亡告终。“读者跟随着Ka，一步步深入迷宫，先是像Ka一样迷茫，继而像Ka一样惊悚，然后伴随着他，体验着幸福、痛苦、企盼、焦虑、犹豫、嫉妒等感受，直至逃离这座城市。Ka直到死时，大概也没弄明白他这次爱情之旅何以演变成了死亡之旅，但读者却明白了他的失败，在于他的看似纯洁无瑕的爱，其实包藏着贪yù、自私和怯懦”。莫言称之为“叙事的迷宫”。[28]在帕慕克看来，《雪》是其第一部政治小说：“小说写了关于土耳其的各种问题：一方面是贫困、沮丧、失业、文化身份问题；另一方面是暴力倾向、成为英雄的渴望、试图得到爱、宗教、伟大思想拯救的愿望以及不能理解他人等问题。”没错，帕慕克作为一位观察细致、思想敏锐、悲天悯地的杰出作家，的确对上述问题具有独立见解，但是作者在小说中并未跳将出来进行道德说教，他曾说：“《雪》没有打算做任何宣传或提供任何政治教训。”[29]2006年，《雪》获得法国梅迪契外国作品奖（Prix Medicis Etranger）。 伊斯坦布尔不仅是土耳其共和国最大的海港城市，文化、工业和金融中心，而且是一座地跨欧亚两洲的大都会，于20世纪70年代建成通车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大桥，将位于城西欧洲色雷斯的旧城和新城，以及位于城东亚洲安纳托利亚半岛的于斯屈达尔区连成一体。无论伊斯坦布尔，抑或其前身君士坦丁堡和拜占庭，气候温和，物产丰饶，人文荟萃，经历了亚洲文明和欧洲文明的双重滋润。这座城市也是欧亚两洲共享的一顶王冠，在欧亚jiāo通、洲际贸易、文化jiāo流方面享有盛誉。位于欧洲部分的旧城更是镶嵌在这顶王冠上最为耀眼的一颗明珠，基督教堂、清真寺、皇宫、陵墓、街巷、城墙、饮水渠、图书馆、博物馆、学校、医院、浴池、店铺、客栈和市场等历史遗迹比比皆是，令人目不暇接，叹为观止。 19世纪末于斯屈达尔景色 拜占庭城墙 2005年，费利特奥尔罕帕慕克创作的《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Istanbul： Hatiralar ve Sehir）就是一部具有回忆录xìng质的作品，传统与现代、历史与现实、东方与西方、屈辱与自尊，这些与伊斯坦布尔和土耳其紧密相关的二元对立关系，仍然萦绕在作者脑际：“伊斯坦布尔最伟大的美德，在其居民有本事通过西方和东方的眼睛来看城市……伊斯坦布尔最萧条的时候，城里的居民有半数时间也觉得自己像外来者。依据看待方式而定，他们觉得不是太东方就是太西方，所造成的不安使他们担心无所归属。”“十六到十八岁之间，部分的我就像激进的西化分子，渴望城市完全西化，我对自己也寄予相同的期望。但另一部分的我却企盼归属于我凭本能、习惯、回忆而渐渐爱上的伊斯坦布尔”。“呼愁”即“忧伤”则是这座城市与这部作品的主题词。作者在“呼愁”一章这样解释：“‘呼愁’一词，土耳其语的‘忧伤’，有个阿拉伯根源：它出现在《古兰经》时，词义与当代土耳其词汇并无不同。先知穆罕默德指他妻子赫蒂彻和伯父塔里布两人过世的那年（即公元619年，笔者注）为……‘忧伤之年’，证明这词是用来表达心灵深处的失落感。”不过“现在我们逐渐明白，‘呼愁’不是某个孤独之人的忧伤，而是数百万人共有的yīn暗情绪。我想说明的是伊斯坦布尔整座城市的‘呼愁’”。[30]2005年《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后因评委们对该作品的褒贬不一而未能获奖。但是同年秋作者因这部作品获得德国书业和平奖（Peace Prize of the German Book Trade），授奖辞这样赞扬帕慕克：“在我们这个时代，没有任何作家，可以像奥尔罕帕慕克那样，探究西方在东方，以及东方在西方所留下的历史足迹。”“欧洲和身处伊斯兰文明的土耳其相互找到了存在的位置。”获奖后，帕慕克在德国法兰克福致辞时论及土耳其的自豪和屈辱：“当我试图理解这种耻辱，我总是把它与它的对立面自豪联系起来。”“我们知道，只要有太多的自豪，每当人们太过自豪，总会有耻辱和屈辱的幽灵在游dàng。因为，无论在哪里，只要人们深感屈辱，我们就会看到自豪的民族主义出现。我的小说正是取材于这些黑暗的素材，这些耻辱、这些自豪、这些愤怒，还有这些挫败感。”2006年12月8日奥尔罕帕慕克在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上发表受奖演说《父亲的手提箱》，再提屈辱与自尊的关系，而这组概念在土耳其特别是在伊斯坦布尔，往往与东方和西方这组概念jiāo织在一起：“文学最迫切的任务，是要讲述并研究人类的基本恐惧：被遗弃在外的恐惧、碌碌无为的恐惧以及由这些恐惧衍生的人生毫无价值的恐惧；集体xìng的耻辱、挫折、渺小、痛苦、敏感和臆想的侮辱，还有民族主义者的煽动……”“我们曾看过西方社会以外的民族和国家，常常因为被恐惧折磨得犯一些愚蠢的错误。我也知道西方一些国家和民族对自己的财富，对他们把我们带进了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现代主义有着不一般的自豪，但他们时不时地也由于自我满足，干出一些同样愚蠢的事来”。 2008年5月2131日，应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合作局和外国文学研究所之邀，帕慕克来华访谈和参观。5月21日下午，“奥尔罕帕慕克访华新闻发布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举行，有中国记者询问帕慕克究竟属于东方作家还是欧洲作家，帕慕克回答：“我反对这种分类。我很高兴自己同时属于这两个世界，我是西方和东方幸福的共同体。”“我并不完全属于这两个世界。我的土耳其xìng多多少少就意味着我既不是纯粹欧洲的，也不纯粹是传统的，而是两者的结合。这就需要与这两个源头都保持距离。在文化上，特别是在文学上，我更是一个西方人。但在我的日常生活中，在我的城市中，我更是一个东方人，但我想保持自己的距离”。“东方世界有伟大的传统和悠久的历史，但同时我们又希望享有现代化。追求现代化是否意味着忘记传统和往昔的美丽？我试图回答这些问题”。5月22日上午，帕慕克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演说：“小说使我离开无聊、破碎、沉闷的世界，走向深沉多样的世界。”“精神是小说家们一生都在努力揭示的本质。在很大程度上，我们的幸福和不幸并不是来自我们的生活本身，而是来自我们所赋予它的意义。我一生都在试图探索那种意义”。5月23日“奥尔罕帕慕克作品研讨会”举行，莫言等17位中国学者宣读论文，评价帕慕克的文学作品。5月24日，帕慕克先后在北京大学附中和北京大学发表演说，其中下午在北京大学的演讲题目是《你为谁而写作？凝视故乡的忧郁灵魂》，他讲道：“一个作家的真实xìng确实取决于他融入自己所生存的世界的能力，但也同样取决于他对自己在这个世界上不断变化的身份的理解能力。”[31]5月28日，帕慕克离开北京，前往绍兴、杭州、上海参观，并于5月31日结束访华行程。 2009年费利特奥尔罕帕慕克的《纯真博物馆》（Masumiyet Muzesi），再次将故事场景设置在伊斯坦布尔。在这部作品中，男主人公凯末尔计划在1975年6月中旬与其女友、曾留学法国的富家女子茜贝尔举行订婚仪式。1975年4月27日晚，时年30岁的凯末尔与茜贝尔在伊斯坦布尔约会时，后者相中瓦里科纳大街香舍丽榭精品店橱窗中的杰尼科隆品牌包。翌日中午，凯末尔走进香舍丽榭精品店买包，却意外碰到在店里打工的远房表妹芙颂。芙颂是凯末尔远房表姑内希贝与塔勒克先生的女儿，家境贫寒，年方二九，美丽聪慧，正准备几个月后参加高考，幼年时就认识比她大12岁的凯末尔。1975年5月凯末尔与芙颂暗恋偷情，却并不愿意迎娶芙颂。凯末尔与茜贝尔的订婚仪式极尽奢华之能事，并邀请芙颂参加。此后，芙颂突然失踪。凯末尔良心发现，毅然与茜贝尔解除婚约，然而芙颂却并未现身。凯末尔沉湎情yù，思念成疾，在伊斯坦布尔的大街小巷穷追不舍，虽险象环生却终于如愿，在两年后找到了芙颂，发现后者已嫁作他人fù。为了抚平心中的痛苦，凯末尔开始收集芙颂扔掉的烟蒂和触碰的一切。7年后，回心转意的芙颂与丈夫离婚，与凯末尔一起赴法国自驾游，准备与后者结婚。不料凯末尔表示，结婚已经毫无意义。芙颂悲痛yù绝，开车撞树，自杀身亡。凯末尔大难不死，追悔不已，将芙颂生前所用的发卡、顶针、钥匙、纸牌和烟灰缸，连同此前收集的烟蒂等物，一起悉心珍藏于芙颂的博物馆。这个博物馆超越年龄差别、职业归属、xìng格差异、贫富贵贱，因而是“纯真博物馆”。 总体来看，费利特奥尔罕帕慕克的系列文学作品特别关注伊斯坦布尔，并聚焦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历史与现实、屈辱与自尊、依附与独立、辉煌与衰败之间的关系，而这座城市与这些关系，无一例外是异常复杂的，成为观照伊斯坦布尔、奥斯曼帝国与土耳其共和国、伊斯兰文明与基督教文明、亚洲文明与欧洲文明、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多面镜子。正如费利特奥尔罕帕慕克所言：“我关心的是复杂xìng、混杂xìng和事物的丰富xìng。”“我所有的小说都是关于东西方之间隔阂与融通的作品”。“在这个意义上我想成为一座桥梁，一座不属于任何大陆和文明的桥梁，这样可以有特殊的机遇在两种文明之外观察两种文明”。“也许我唯一想教给我的读者、土耳其读者和国际读者的是：东西方之间的区别是一件很假的事。即使不是假的，东西方的事物也可以容易地结合，产生新的东西。如果我能在读者的思想中灌注这点，让他们认识到这一新式特别的事物，那么对我也就足够了”。[32] 作者点评： 土耳其共和国时期，既有面朝西方的语言、文字和教育改革，也有与时俱进的宗教思想；既有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也有蜚声全球的小说成就。形形色色的政治家、宗教思想家、教育家、文学家和艺术家，对东方与西方、中东伊斯兰文明与西方基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59 章 教文明、传统与现代、历史与现实、继承与革新、宗教与世俗、精神与科技、自尊与屈辱、独立与依附之间的关系，普遍进行深刻思索。土耳其共和国国父凯末尔及其后继者推行的语言、文字、教育、美术和音乐改革，长期贬低东方、中东伊斯兰文明、传统、历史、继承、宗教、精神，在赢得政治独立和物质进步的同时，造成土耳其在欧洲诸国面前产生屈辱和依附心理。相比之下，赛义德努尔西和法图拉葛兰两位宗教思想家，费利特奥尔罕帕慕克等小说家，以鲁特菲欧麦尔阿卡德、伊尔马兹居内依、赛米卡普拉诺格鲁为杰出代表的电影导演，则冷静思索土耳其共和国走西方式现代化道路的缺陷并针砭时弊，提出融合东方与西方、中东伊斯兰文明与西方基督教文明、传统与现代、历史与现实、继承与革新、宗教与世俗、精神与科技的宽容理念，使土耳其人在政治和物质领域获得自尊和独立的同时，在宗教和精神方面摆脱屈辱和依附状态，可谓异曲同工，殊途同归。 * * * [1]　（英国）伯纳德刘易斯著，范中廉译：《现代土耳其的兴起》，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91页。 [2]　（英国）伯纳德刘易斯著，范中廉译：《现代土耳其的兴起》，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92页。 [3]　王远新：《土耳其的语言改革》，《语言与翻译》1992年第3期，第59页。 [4]　王远新：《土耳其的语言改革（续）》，《语言与翻译》1992年第4期，第65页。 [5]　（英国）伯纳德刘易斯著，范中廉译：《现代土耳其的兴起》，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93页。 [6]　任婷婷、蒋苑昕：《世俗化改革与土耳其宗教教育的发展》，《世界历史》2012年第5期，第41页。 [7]　姜士林、陈玮主编：《各国宪法大全》上卷，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9年版，第426448页。 [8]　（美国）《穆斯林世界》，1999年710月合刊，第255页；转引自敏敬：《从努尔西到努尔库运动土耳其文化伊斯兰概说》，《西亚非洲》2004年第2期，第44页。 [9]　李艳枝：《现代土耳其伊斯兰复兴运动思想家赛义德努尔西》，《世界宗教文化》2007年第4期，第19页。 [10]　李艳枝：《法图拉葛兰伊斯兰思想解析》，《世界宗教研究》2010年第3期，第167页。 [11]　李艳枝：《法图拉葛兰伊斯兰思想解析》，《世界宗教研究》2010年第3期，第168页。 [12]　李艳枝：《法图拉葛兰伊斯兰思想解析》，《世界宗教研究》2010年第3期，第167168页。 [13]　李艳枝：《法图拉葛兰伊斯兰思想解析》，《世界宗教研究》2010年第3期，第167168页。 [14]　李艳枝：《法图拉葛兰伊斯兰思想解析》，《世界宗教研究》2010年第3期，第167页。 [15]　Fethullah Gulen， Towards the Lost Paradise， London： Truestar， 1996， p.11. 转引自李艳枝：《法图拉葛兰伊斯兰思想解析》，《世界宗教研究》2010年第3期，第164页。 [16]　Fethullah Gulen， Towards the Lost Paradise， London： Truestar， 1996， p.72. 转引自李艳枝：《法图拉葛兰伊斯兰思想解析》，《世界宗教研究》2010年第3期，第165页。 [17]　（英国）伯纳德路易斯著，郑之书译：《中东：激dàng在辉煌的历史中》，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0年版，第331页。 [18]　（英国）伯纳德路易斯著，郑之书译：《中东：激dàng在辉煌的历史中》，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0年版，第343345页。 [19]　杨中举：《奥尔罕帕慕克：追求文学创作、文化发展的混杂xìng》，《当代外国文学》2007年第1期，第88页。 [20]　杨中举：《奥尔罕帕慕克：追求文学创作、文化发展的混杂xìng》，《当代外国文学》2007年第1期，第89页。 [21]　奥尔罕帕慕克著，沈志兴译：《白色城堡》，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415页。 [22]　杨中举：《奥尔罕帕慕克：追求文学创作、文化发展的混杂xìng》，《当代外国文学》2007年第1期，第93页。 [23]　杨中举：《奥尔罕帕慕克：追求文学创作、文化发展的混杂xìng》，《当代外国文学》2007年第1期，第90页。 [24]　杨中举：《奥尔罕帕慕克：追求文学创作、文化发展的混杂xìng》，《当代外国文学》2007年第1期，第88页。 [25]　杨中举：《奥尔罕帕慕克：追求文学创作、文化发展的混杂xìng》，《当代外国文学》2007年第1期，第9192页。 [26]　奥尔罕帕慕克著，沈志兴译：《我的名字叫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27]　奥尔罕帕慕克著，沈志兴、张磊等译：《雪》，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莫言：《好大一场雪帕慕克长篇小说〈雪〉赏析》，《作家》2008年第13期，第910页。 [28]　莫言：《好大一场雪帕慕克长篇小说〈雪〉赏析》，《作家》2008年第13期，第9页。 [29]　杨中举：《奥尔罕帕慕克：追求文学创作、文化发展的混杂xìng》，《当代外国文学》2007年第1期，第92页。 [30]　奥尔罕帕慕克著，何佩桦译：《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86页，第244245页，第305页。 [31]　穆宏燕：《奥尔罕帕慕克访华综述》，《外国文学动态》2008年第4期，第3638页；魏丽明、魏李萍：《帕慕克的意义：东西方文化的融合帕慕克的中国之行》，《国外文学》2008年第3期，第123125页。 [32]　杨中举：《奥尔罕帕慕克：追求文学创作、文化发展的混杂xìng》，《当代外国文学》2007年第1期，第88页，第9293页。 主要参考书目 1. 路易斯：《现代土耳其的兴起》，范中廉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2. 戴维森：《从瓦解到新生》，张增健等译，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 3. Ahmad， F.， The Turkish Expercomnt in Democracy 1950-1975， London 1977. 4. Acomd， F.， The Making of Modern Turkey， London 1993. 5. Aksan， A.， Quotations from Mustafa Kemal， Ankala 1982. 6. Atasoy， Y.， Turkey， Islamists and Democracy， London 2005. 7. Aresvic， O.， The Agricultyral Develocomnt of Turkey， New York 1975. 8. Aricanli， 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urkey， New York 1990. 9. Balkan， N.， The Politics of Permanent Crisis： Class， Ideology and State in Turkey， New York 2002. 10. Devereux， R.， The First Ottoman Constitutional Period， Baltimore 1963. 11. Dodd， C. H.， Politics and Govercomnt in Turkey， Berkeley 1969. 12. Dodd， C. H.， The Crisis of Turkish Democracy， North Yorkshire 1983. 13. Eralp， A.， Tuney， M. ＆ Yesilada， B.， The Political and Socioeconomic Transformation of Turkey， London 1993. 14. Finkel， A. ＆ Sirman， N.， Turkish State， Turkish Society， London 1990. 15. Geyikdagi， M. Y.， Political Parties in Turkey， New York 1984. 16. Hale， W.， Turkish Politics and the Army， London 1994. 17. Hale， W.，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evelocomnt of Modern Turkey， London 1981. 18. Heper， M. ＆ Evin， A.， State， Democrary and the Military： Turkey in the 1980's， New York 1988. 19. Heper， M.， Political Parties and Democracy in Turkey， London 1991. 20. Heper， M.， Strong State and Economic Interest Groups： The Post-1980 Turkish Experience， Berlin 1991. 21. Heper， M.， Politics in the Third Turkish Republic， Boulder 1994. 22. Heper， M.， Political Leaders and Democracy in Turkey， Maryland 2002. 23. Hershlag， Z. Y.， The Contemporary Turkish Economy， London 1988. 24. Imber， C.， The Ottoman Empire： 1300-1650， New York 2002. 25. Inalcik， H.， The Ottoman Empire： the Classical Age 1300-1600， New York 1973. 26. Inalcik， H.， Studies in Ottoman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Hampshire 1985. 27. Karpat， K. H.， Social Change and Politics in Turkey， Leiden 1973. 28. Karpat， K. H.， Turkey's Politics： The Transiton to A Multi-Party System， Princeton 1959. 29. Karpat， K. H.， Studies on Ottoman Social and Political History， Leiden 2002. 30. Karpat， K. H.， Studies on Turkish Politics and Society， Leiden 2004. 31. Keyder， C.， State and Class in Turkey， London 1987. 32. Landau， J. M.， Ataturk 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Turkey， Boulder 1984. 33. Landau， J. M.， Exploring Ottoman and Turkish History， London 2004. 34. Lewis， G.， Modern Turkey， New York 1974. 35. Lovatt， D.， Turkey since 1970， New York 2001. 36. Macfie， A. L.， The End of the Ottoman Empire 1908-1923， London 1998. 37. Miller， W.， The Ottoman Empire 1801-1913， Cambridge 1913. 38. Nas， T. F.， Liberalization and the Turkish Economy， New York 1988. 39. Nas， T. F.， Economics and Politics of Turkish Liberalization， London 1992. 40. Ozbudun， 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ccom Distribution in Turkey， New York 1979. 41. Ozbudun， E.， Contemporary Turkish Politics， Boulder 2000. 42. Quataert， D.， The Ottoman Empire 1700-1922， Cambridge 2005. 43. Rubin， B.， Political Parties in Turkey， London 2002. 44. Sayari， S.， Politics， Parties， and Elections in Turkey， Boulder 2002. 45. Schick， I. C. ＆ Tonak， E. A.， Turkey in Transition， Oxford 1987. 46. Shaw， S. J. ＆ Shaw， E. K.， 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Modern Turkey， vol.1： Empire of the Gazis：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the Ottoman Empire 1280-1808， Cambridge 1976. 47. Shaw， S. J. ＆ Shaw， E. K.， 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Modern Turkey， vol.2： Reform， Revolution and Republic： The Rise of Modern Turkey 1808-1975， Cambridge 2002. 48. Tachau， F.， Turkey： the Politics of Authority， Democracy and Develocomnt， New York 1984. 49. Tapper， R.， Islam in Modern Turkey， London 1991. 50. Toprak， B.， Islam and Political Develocomnt in Turkey， Leiden 1981. 51. Turnbull， S.， The Ottoman Empire 1326-1699， New York 2003. 52. Tursan， H.， Democratisation in Turkey， Brussel 2004. 53. Weiker. W. F.， Political Tutelage and Democracy in Turkey， Leiden 1973. 54. Weiker， W. F.， The Modernization of Turkey， New York 1981. 55. Zurcher， E. J.， Turkey： A Modern History， London 1993. 56. Zurcher， E. J.， Political Opposition in the Early Turkish Republic， Leiden 1991. 附录　奥斯曼王朝苏丹世系表 奥斯曼：12811326年在位 乌尔汗：13261362年在位 穆拉德一世：13621389年在位 巴叶济德一世：13891402年在位 穆罕默德一世：14131421年在位 穆拉德二世：14211451年在位 穆罕默德二世：14511481年在位 巴叶济德二世：14811512年在位 塞里姆一世：15121520年在位 苏莱曼一世：15201566年在位 塞里姆二世：15661574年在位 穆拉德三世：15741595年在位 穆罕默德三世：15951603年在位 艾哈迈德一世：16031617年在位 穆斯塔法一世：16171618年在位 奥斯曼二世：16181622年在位 穆斯塔法一世：16221623年在位 穆拉德四世：16231640年在位 易卜拉欣一世：16401648年在位 穆罕默德四世：16481687年在位 苏莱曼二世：16871691年在位 艾哈迈德二世：16911695年在位 穆斯塔法二世：16951703年在位 艾哈迈德三世：17031730年在位 马哈茂德一世：17301754年在位 奥斯曼三世：17541757年在位 穆斯塔法三世：17571774年在位 阿卜杜勒-哈米德一世：17741789年在位 塞里姆三世：17891807年在位 穆斯塔法四世：18071808年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60 章 在位 马哈茂德二世：18081839年在位 阿卜杜勒-迈吉德一世：18391861年在位 阿卜杜勒-阿齐兹一世：18611876年在位 穆拉德五世：18761876年在位 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18761909年在位 穆罕默德五世：19091918年在位 穆罕默德六世：19181922年在位 后记 “文革”刚刚结束的1978年秋，17岁的我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离开东北小城吉林，走进湖光塔影的燕园。从那时起，我便与历史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当初选择报考历史专业，自己的想法非常单纯，那就是少年时期目睹十年浩劫，渴望远离喧嚣的现实，探寻远去的悠悠岁月，在如烟的往事中觅得内心宁静的半亩方塘。 我原本对中东历史一无所知。读大学时，懵懂中对神秘的印度文明饶有兴趣，心驰神往。读硕士生期间，曾经遵从师命，以西欧中世纪城市为题完成学位论文。1988年秋，我有幸考入朱寰先生门下，攻读中世纪史专业的博士学位。入学伊始，朱寰先生考虑到我出身于伊斯兰教职业者家庭，建议我将中世纪阿拉伯史作为研究方向，以弥补当时国内学界在该领域的研究空白，我欣然接受。此后的20余年间，我从学习阿拉伯语开始起步，辗转各地搜集资料，撰文著书，涉足领域也逐渐从中世纪阿拉伯史延伸到中东现代史。 1991年取得博士学位后，我留在东北师范大学古典文明史研究所任教。1996年年初调入南开大学历史系后，除为本科生讲授基础课世界上古中古史外，继续以主要精力从事中东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多年来，我没有可以依托的学术团队，仅凭一己之力，虽颇多艰辛，苦衷数言难尽，毕竟偶有心得，尚可聊以自慰。 在学术成长的道路上，恩师朱寰先生始终对我给予厚爱，自不待言。其他诸位学界前辈，特别是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孙义学先生、北京外国语学院阿拉伯语系纳忠先生、北京大学历史系马克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杨灏城先生和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袁明先生，均曾在学业上对我关怀备至，使我获益匪浅，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2013年初夏，蒙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资深编辑张广勇先生的邀请，为其主持的《世界历史文化丛书》撰写一部《土耳其通史》。张广勇先生是出版界的前辈，尽管未曾谋面，却早已久闻大名。张广勇先生的要求是，作者独力完成，作品能成为作者珍视的代表作。承蒙张广勇先生的信任，深感荣幸。然而，我虽研究中东史已有多年，却长期侧重对于中东的区域xìng宏观考察，写国别史并不见长，惶恐之余，不敢怠慢，遂放下手头的其他事务，查阅相关文献资料，潜心构思，耗时一年多，终于完成了书稿的写作工作。 本书 第六章《奥斯曼帝国的文化成就》和第十九章《土耳其共和国的文化成就》，特邀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刘志华博士撰写，在此予以说明。 哈全安 2014年6月 小说下载尽在http://www.biqugedu.com--【白鹰魅影】整理 附：【本作品来自互联网,本人不做任何负责】内容版权归作者所有! ------------------------------------------------------- 访问小说分享者（泣血的玫瑰）的书库,阅读更多TA分享的书籍！ 地址：http://www.biqugedu.com/u?id=21282 也可以百度搜索或者访问www.biqugedu.com -------------------------------------------------------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