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第一杀手回忆录》 第 1 章 ------------------------------------------------------- 本书由www.biqugedu.com【仙女味】整理上传 附：【本作品来自互联网,本人不做任何负责】内容版权归作者所有! 如不慎该资源侵犯了您的权利，请麻烦通知我及时删除，谢谢！ ------------------------------------------------------- 小说下载尽在http://www.biqugedu.com---【砂夜】整理 附：【本作品来自互联网,本人不做任何负责】内容版权归作者所有! 自序 这本书不是人物传记，也不是纪实文学。 这本书是我的工作记录。我早就想写、早就该写了，但由于环境及个人的懒散，一直到民国六十六年（1977）才开始动笔。前后拖拖拉拉地写了好几年，写了又改，改了再写，自己也不记得校勘了多少遍，而且，还多方请教斧正过。于今虽已完稿，仍然觉得不满意，自知笔拙，不善修辞，内容平铺直叙，更无写作技巧之可言，好在本书只求记事信实，至于文字的工拙，也就无须自我苛求了。 完稿前后，我曾就教于几位权威编者，有的认为内容不够紧凑，影响到情节发展，我承认有些部分的确如此，但并非全般皆然。有的认为写得太真实了，反而显得特工人员过于平凡，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大本事。这可难为了我，如果歪曲事实，夸大其词，或是添枝加叶、无中生有，把我们的工作同志都描绘成“007”型的神奇人物，漫说我笔下不能生花，纵然勉力而为，也有违我写这部书的本意了。也有人提议：不如请教高明，将原文改写成小说，在报纸上连载，或许更能吸引读者。主意倒是不错，可是谁肯这么做？我想还是等到出版之后再说吧。 此外，另有一种见解，是顾虑到在本书中的五件行动案，全都弥漫着杀伐之声，血腥气味太重，似有宣扬“暴力”之嫌。这可要说明白：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暴力者”，早在几十年前就懂得崇尚法治了。代表政府执行法律，这与党同伐异，使用暴力，乃截然不同的两件事，泾渭分明，切不可混为一谈。 再说这本书的xìng质。近些年，在台湾出版了很多有关戴雨农先生的大著，珠玉之论，各有春秋。那都是属于高阶层的、全面xìng的评述。倒不是自谦，拙著只能触及“二级作为”，仅仅写出戴先生领导下的地区工作实况而已。所以在内容方面并不一样。 还有一层，也要jiāo代明白：有关当局现存的档案，应列为“公文书”类，自有其法定的地位，数据之引证，当然以此为据。不过，据我了解，其中也间有遗漏与缺失之处。因为戴先生亲自处理过的很多工作，除了他本人和少数有关同志外，根本就没有记录。其次是在抗战之前，军统局尚未完全制度化，所以也有许多事件登记得不完整，再加年代久远，多次迁移，以及旧有档案按期销毁等，乃至造成此一事实。因此之故，其根据档案资料所编撰的文集，和我亲身经历所写的这本书，必然不尽相同。这也是无可奈何之事。 本书共分六章，虽各成单元，但仍不失其脉络的连贯和个中的因果关系。各节中，除记述全部案情之外，还兼容了情报搜集、情报处理、情报运用等各种作业，如果再加以充实编整，或将成为一部“情报工作的理论与实际”的毛坯。 为了调剂行文，也是我的一项喜爱，文中还穿chā了一些民间习俗和地方掌故，别看都是些鸡零狗碎，但如今不是早已面目全非，即已绝迹绝响，自有价值。 友人曾经提醒我：出版这本书时，不要忘记向“案中人”的家族及其后裔打一声招呼。对！我就此敬请有关者予以谅解为祷。其实，这也是公事公办，实话实说，其中绝无私人恩怨之存在。我想当不致因此而结仇。 再就是书中所提到的和涉及的人也不少，未能一一趋前征询，统此敬祈原恕是幸！ 最后，我谨以万分的真诚，感谢刘原深先生。我们是多年的同志、同事，私底下更是莫逆。为了这部书，他所付出的精力、智力与劳力，绝不逊于我。原深先生所给予我的助力，不只是文字上的修删润色和意见上的沟通，最可贵的还在于无间地砥砺与不断地鼓励 “军统局”和“力行社”的真相 基于时代的需要，受“九一八”事变及“一二八”事件两大冲击，民国二十一年（1932）三月间，以黄埔军校同学为骨干的“三民主义力行社”，遂应运而生。 “力行社”所属的重要部门之一，就是由戴笠（雨农）先生负责主持的“特务处”。 “特务处”开办了一个培植工作干部的训练班，是为国民政府最早期略具雏形的特务训练机构。 同年九月，国府军事委员会设立“调查统计局”，任命戴笠为“第二处”处长。 论其xìng质，“力行社”之下的“特务处”，应是政治xìng的秘密组织；“军统局”所属的“第二处”，则是正式的政府机关。表面上虽是各有隶属关系的两个单位，但在实际上却系领导特务工作的一体两面。 我本人是“力行社”领导之下二级组织“革命军人同志会”会员，同时也是“特务处”和“第二处”派驻北平的负责人。 北平的工作单位，称为“北平站”，于二十一年（1932）底开始，是由我们几个初出茅庐的毛头小伙子披荆斩棘建立起来的。 本节，除简单的记述“军统局”创立的概略外，尚有许多秘闻，虽然yù言又止，却也弥足珍贵。 学友小聚初识戴雨农 这是几十年前的事了。 民国二十年（1931）春天，校长蒋公在南京香林寺官邸，分批召见我们一百多名从各地归来的军校同学，做个别谈话。 自入伍军校毕业分发以来，除了集体训话或列队点名之外，校长在他办公室内，单独和我面对面地说话，这是第一次。当时，是由第一期同学曾扩情引见的。 校长着中山装，安详地坐在办公桌后面的椅子上，桌上摆着一份用十行纸缮写的名册，他手上拿着一枝粗大的红蓝两色铅笔。待我齐步走到办公桌前立定，鞠躬行礼抬头注目时，印象最深的是，校长双目炯炯有光，威仪凛凛，令人不敢逼视。 校长首先询及省籍县份、父母存殁、弟兄几人等家庭状况，边问边听，一面核对名册，随后又问到工作兴趣。我大胆也是由衷地回答说：“部队中的军事工作已经生疏了，其他xìng质的工作都愿意学习。”我以为这句话会惹他生气，但见校长在名册上做了一个记号，并没有什么不愉之色。 这次召见，前后大约有三分钟，也只问过三几句话，因过程简单，当时并没有特殊感觉。过后猜想，校长或许是在看仪表、听谈吐，在观察中做一次遴选，至于标准如何，那只有他老人家自己知道了。 过了三四天，接获通知，在一百多人中，圈定了十四个人，开班受训。我在名单中是排名最后的一个。 这个小型的训练单位，定名为“中央军校特别研究班”，由军校政治部主任悌兼主任，沈遵晦任秘书。当时中央军校教育长张治中，似乎并不过问这件事。 这个训练班冠以“特别”二字，而实质上也的确与一般的训练机构不同：第一，它没有班址，因陋就简地在军校政治部一间办公室中，摆了几张单抽屉的长条桌，两个人合坐一条木板凳，就这么凑合了；第二，不规定制服，着中山装、西装都可以，只要不着长衫短褂就行了，因为不穿制服，所以也不作军事管理；此外，没有固定的作息时间表，也不必按时上下班，迟到或早退，并不会受到干涉。可以说当局给予了高度的自治。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也颇知自爱。至于课程方面，除特约讲授之外，平时并没有教官来上课。 我们所研读的课程，是校长亲自指定的几部书，如《陆象山全集》、《王阳明全集》、《曾文正公全集》、《戚继光治兵语录》、《三民主义的理论之体系》等，自行阅读后，必须将研读心得写成札记，汇齐后，每周一次，呈送校长核阅，阅后发还，多有眉批。对于这些博大精深的儒学书籍，我们十四个人中，真能读得“通”的，连三分之一都没有，我就是读不通的一个。 在受训期间，倒是有一件事做了硬xìng规定，那就是除星期例假外，中午一定要到军校的“工字食堂”集体会餐。“工字食堂”在当时是新式建筑，可容纳数百人，布置整齐，收拾干净，一排排的餐桌，横看是一条线，竖看也是一条线，位置井然有序。桌子上铺着白布，所用的餐具也一律是白色瓷器，如要苛求的话，也许只是缺了一瓶色彩缤纷的鲜花。因为它的建筑格式有如“工”字，所以称为“工字食堂”。 蒋校长在中午十二点零五分左右莅临，先由校值星官喊口令，全体起立、坐下，一声“开动”，然后一齐用餐。虽然每个人都小心翼翼地不发出声音，可是仍然免不了偶有餐具碰触的声响。 进食时间，约十分钟，大家陆续放下碗筷，摆放整齐。原位坐正，挺起胸膛，恭聆校长讲话。 在校长面前，有一张列有姓名的座位表，每当校长讲话完毕后，偶尔也会点名指定某人回答问题。能够侃侃而言、对答如流的则并不多见。大家都担着一份心，惟恐点到自己当场出丑，可也有跃跃yù试的人。 开班后的第二个月，由先期老大哥们发起，我们十四个人具名写了一份报告，呈请校长准予恢复党籍及学籍。因为那时候我们十四人都以个别不同的原因，被注销了党籍及学籍。校长以毛笔批示：“准予恢复党籍及学籍”，签署“中正”。日期大约在民国二十年（1931）六月间。原件先是由第一期同学韩浚（仲锦）保管。不久，中央军校特别党部发下“军余”字党证一张；另外，负责“军校毕业生调查课”的田载龙老大哥通知我们，将分别在各期同学录上分别予以“注记”。 这一件校长的批示，我们十四个人都保存了一张照相的副本。我持有的那一张，几十年来，天南地北，东奔西跑，不知道究竟弄到哪里去了。仔细想想，可能因为要保密的关系，自动毁掉的成分居多。 我们十四个人，以我的年纪最小，期别也最低。其中共有七位第一期的老大哥，他们是韩浚、陈烈、黄雍、俞墉、吴乃宪、徐会之和刘季文，第二期的两位是张炎元、曹勖，第三期的没有，第四期的只有一位郑嗣康，第五期的共有四人，是韩继文、夏大康、谢厥成和我本人。 十四个人每月所领的生活津贴并不一样，是按期别高低发给的：第一期八十元，第二期七十元，递减至第五期只有四十元。其实，那个时候的四十元，单是光棍一个人不携家带小的话，应该是很够用了。 他们有家眷的，全住在外面，我们几个单身汉，则住在军校职员宿舍里，两个人分配到一间房，我和谢厥成住在一起。谢同学能歌善诵，文艺气质特别浓厚，指定的书他不读，一天到晚趴在桌子上写新诗，高兴起来，还要高声朗诵几句，当时被视为怪人一个。 受训到第四个月，有两位同学突然不见了，起初还以为请了事假，过几天就会回来的，殊不料一直过了两个月，我们都结业离校了，却再也没有见到他们。这两位同学都是广东人，一位是吴乃宪一期老大哥，一位是受训期间和我同坐一张桌子的五期同学韩继文，又名尚英。 当时，并没有特别留意这件事，同学们也未加谈论。若干年后，才知道他们去上海完成了一件机密大事。既称“机密”，虽已年代久远，事过境迁，但仍以“保守”为宜。不过，可说的是，这件事关系重大，在政党活动史中，亦占有一页，只可惜知道最多的几个人都已去世了。 再说我们这十二个人的际遇。 六个月训练期满，正值“九一八”事变之后，校长蒋公手谕，分发我们十二个人向中央党部报到。报到后，等待了许久，却不见下文，也没有一个人被分派工作。究竟为了何故，迄今不明。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我们只好就此分手，各奔前程了。 我并没有什么社会关系，正在进退无据的时候，多蒙黄雍（剑秋）、张炎元（炳华）两位老大哥关爱，叫我搬去同住。他们都没有带家眷，在花牌楼忠义巷一家楼上，分租到一间房子，原来就有家具。当时，两位老大哥睡一张挂着蚊帐的大铁床，我一个人，晚上搭地铺，早晨再把铺盖收拾起来。 我们三个人很少在一起吃顿饭，有时候，也去买点鱼ròu回来，打气炉上一烧，三人据案大嚼，倒也香甜。日后我们见面提到这段日子，依然觉得津津有味。 有一天下午，有客到访。来客首先和剑秋、炳华握手寒暄，接着又面带笑容地向我伸出友谊的手。剑秋兄连忙为我们双方介绍说：“这位小老弟是五期同学陈恭澍，这位老大哥是六期同学戴笠，戴雨农。”五期的称“小老弟”，六期的称“老大哥”，这句介绍辞有点奇怪。 看上去，他的年龄是比我大得多，浓眉大眼，隆准高颧，身材虽不高，显得很厚重、很结实，称得上相貌脱俗，气宇非凡了。这第一印象，相当深刻，至于他对我的观感如何？那就不得而知了。 同学们聚在一起，也就不拘形迹地谈论开来。四个人所cāo的虽然都是普通官话，但黄剑秋兄是湖南平江人，张炳华兄是广东梅县人，来客戴雨农是浙江江山人，乡音都嫌太重，话却十分投机，如果不是光线暗下来，还不觉得已经是日落西山。 剑秋兄提议，一同到外面去吃点东西，出了忠义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2 章 巷不远，有一家本地小馆子，字号是盈丰酒楼，格局不大，只有一楼一底。点了几样菜，叫了一壶酒，吃下来不到两块钱，大家都认为还不错。 自此之后，戴雨农时常到我们这里坐坐，偶尔也同去看一场电影。有一天我们正和房东太太打麻将，戴雨农又来了，他看是我输，大有拔刀相助一显身手的气势，叫我站起来，替我打了几副，但看他吃张摸牌的手法，并不像是善于此道的熟手。 我曾经问过剑秋兄和炳华兄，这位戴同学是做什么工作的？他们告诉我，只知道他在校长官邸，并不明了所司何职。我又不解地追问，他既然在官邸任职，为什么这次校长下野回奉化，他不跟了去？这两位老大哥并没有正面回答我，只含含糊糊地嗯了一声就算了。 后来，我们相处得更熟，彼此间的认识也增进了不少。有一次，戴雨农突如其来地问我：“恭澍兄，你认识曹霄青这个人？”我回答说：“岂止认识而已，我们俩同连入伍，同排又同班，而且是双架床铺的一上一下。他是日本明治大学毕业，我只不过念到中学，可是我们两个人居然jiāo成了好朋友，入伍的时候，他连绑腿都打不好，我还取笑过他呢。” 我顿了一下又补充说：“自从他四期升学进入本校政治科，我因病落后编入第五期步科后，分手到现在，始终没有再见到过。” 戴雨农郑重其事地说：“如果曹霄青目前就在南京呢？” 我说：“那我就马上去看他。” 接着我又反问一句：“他真的是到了南京？” 戴雨农摇了摇头说：“我只是希望他能到南京来而已。” 戴雨农之有此一问，我的确有点莫名其妙。到后来，他才告诉我，曹霄青当时正在上海傍着胡汉民搞“新guó mín dǎng”，从事反政府的分裂活动。 再往后，我才悟出来，戴雨农突然对我提到曹霄青，多少带点试探或考验xìng质。 没过多久，校长回京重任艰巨，戴雨农和我们见面的次数减少了，每次来，停留的时间也缩短了。 剑秋兄和我景况如恒，张炳华却显得忙碌异常，有时候甚至于整夜都不回来，回来休息的时间也不充分，转一下就又走了。我猜，炳华兄很可能参与了一项重要而又秘密的工作。 此刻，正值日寇侵入上海，我军奋勇抗战的“一二八”。 近一向，每逢戴雨农和我们相遇的时候，他都会提到：“有报告呈给校长，可以jiāo给我转上去，比较方便。”我每次都回答说：“没有什么请求，也没有什么条陈，不敢麻烦校长。”我这样说，自己觉得非常得体。其实，我太木头了，他所指的“报告”，并不如我想象的那么狭义，可惜我当时体会不到。 “一二八”事件末了，国民政府迁往洛阳，校长蒋公驻节徐州，戴雨农留在南京。 这一天，戴雨农来找我，他手里拿着一个沉甸甸的大信封，背面还打着火漆。说是“托付”我克日专程送到徐州，要当面jiāo给侍从参谋戴颂仪。 我听说校长正驻节徐州，他既然要我到徐州去，又嘱咐我面jiāo戴参谋，其重要可想而知。我未加考虑就答应了。他给我两张乘车证，以及少许路费，行前，他又告诉我：“有一列专车停在徐州火车站，车站附近有武装警卫，也有便衣警卫，我想你一定看得出来，无论问谁，都可以找到这位戴参谋，信件送到，请他签收就可以了。” 我当天夜里就到了徐州，没走出月台就找到戴颂仪参谋，我把那个火漆信封当面jiāo给他，他翻来覆去看了看，拿了一张名片写上几个字算是签收了，口头上也没有jiāo代什么，就叫我回来了。 看名片，我才知道他的阶级是中校，云南人，后来一打听，原来也是军校同学。 回到南京后，我第一次到鸡鹅巷五十三号戴公馆。这是一所不大整齐的平房，进门后，弯弯曲曲地转了好几转才是客厅。考究的人家，地上铺的是地毯，他这里铺的是草席。因为地上反潮，没办法，只好穷对付。 我把那张等于签收的名片jiāo给戴雨农，算是完成了他的“付托”。我看他忙，正待辞出时，他突然问我：“有没有相知的福建省籍同学？”我思索了一下，想到四期同学也是好朋友的连谋又名连良顺。我回说有这么一个人，无论是才具、仪表，都可以列入第一流，但不知找福建人做什么？戴雨农不作正面答复，只希望火速介绍一见。 我介绍他们见了面。 戴雨农派连谋到福州建立工作站去了，这事当时我并不知情，良顺兄行前也没有向我告别。 从以上两件事判断，戴雨农任务何在？当可思过半矣。 三月间，我从忠义巷搬到了明瓦廊，只身住在小旅馆里。炳华兄已经派去广东，又一说是到了香港，和他同行的还有吴劲夫（乃宪）。当我们惜别时，虽然没有说明去做什么，可是彼此间已经是心照了。 剑秋兄也把嫂夫人接来了，另外租了房子。他对我表示过，不准备参加戴雨农所领导的工作，宁愿居于协助地位。此后果然如此。 明瓦廊离着三道高井很近，军校同学会就在三道高井这条街上。以此为轴心，附近一带的小旅馆里，住了不少军校同学，有的在等工作，有的在办登记，一时搅和得非常热闹。我之所以搬到明瓦廊，既非找工作，也不是办登记，完全是戴雨农的意思，他希望我能够多留意同学们的动态，尤其是超乎常轨的非分活动。看的单纯些，这是他委托我办的一点小事情，换个角度说，也等于是jiāo付我任务。我当时也不太了了--这就是所谓的“情报工作”？不过，我记得最清楚的一件事，是他未曾给付任何待遇。也就是说，我尚在客串阶段。 据一般记载，在民国二十年（1931）二月底，戴雨农已被圈定为“特务处”处长。这个“特务处”，并非政府机构，乃隶属于新成立的秘密革命组织“三民主义力行社”之下。经过筹备，至四月一日始正式成立于南京，所以尔后的“军统”订“四一”为成立纪念日。 戴雨农于三十五年（1946）三月十七日空难殉职，特将“四一纪念”改在“三一七”合并举行，简称为“三一七纪念大会”。之后，“三一七大会”年年举行，迁台后仍继续不断，先总统在日，每年均莅临讲话。这的确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回想起来，在我们初识的那段时间里，戴雨农原已负有“联络”任务了。 那个时候，是否有一个称为“联络组”的单位？不得而知。唯在“戴雨农先生年谱”中看到的记载是：“民国二十年十二月，蒋公为促成团结，共赴国难，辞去国民政府主席等职务，离京返乡。行前令先生（戴笠）主持联络组，主要任务为团结以黄埔学生为中心之革命力量，侦察敌情，镇压反动。于是，在京、沪、杭、平、津、汉、港、穗、赣等地建立组织，积极活动。” 于此可见，戴雨农此刻负有“联络”任务，自是无疑。不过，所谓的“联络组”，可能不是正式编组，而是一个暂用的名称，用以代表此项活动而已。 至于说：于二十年（1931）十二月，就在“京、沪、杭、平、津、汉、港、穗、赣等地建立组织，积极活动”一节，也不尽然，别的地区不敢说，我就是北平工作的建立者，可是我在二十一（1932）年十一月才派往北平的。 这是一个证明，编写历史xìng的文字，实在是大不易呵。 戴雨农之任“特务处”，也有许多传说，因为他在“力行社”高级干部中的期别、地位，都比不上别人，此一重任，怎么会jiāo付给他呢？根据戴雨农自己所说： 民国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六日下午八时，在南京中山陵园，我接受领袖成立特务处的命令，领袖支持我，固然绝对负责；但次日上午有一位同志，现已出国，名字我不便说了，要来打倒我。他说“关于特务处的人事经费，校长叫他负责”。次日，我就报告领袖，请求辞职，结果没有准，及至一年以后，领袖告诉我，仍有人来攻击我…… 从这一段话，可知他之出任“特务处”，完全是校长蒋公的支持与赏识。这是因为他早就有过一段成绩卓著的工作经历了。 除了在《戴雨农先生全集》、《戴雨农先生年谱》、《戴笠传》以及其他著述中，所提到的一些事迹，不再重复外，我听一位不许我提他姓名、比我年长十多岁的老者对我说过许多有关戴雨农先生的行谊，因为这是耳闻，姑且一记，算是戴先生的逸史轶事好了，或者对戴先生前期的工作经历有所参证。 早在民国十七年（1928）至十九年（1930）之间，戴雨农、田载龙、王天木、胡抱一诸位先生，就曾在河南开封组织一个“三民主义大侠团”，一方面联络、吸收爱国志士，一方面也能作为情报触角。 又如某年，包藏祸心的冯玉祥，用金钱雇佣了一批亡命自称叙利亚籍的中东人，潜入南京，意图行刺，戴雨农于事前获得消息，因而破案。 又如在上海，有一伙帮会中人，意在借故寻衅，向当局提出条件，大讲“斤头”，否则就要如何如何，也是戴雨农他们出面化解的。 戴雨农先生从来都不炫耀他自己，像以上所举的这一类的事，想必还多。从来都没有听他提起过。我知道或者说我了解，戴雨农的斗争xìng特强，他要战胜一切横逆，但并不执拗，在坚守原则的前提下，他有一套适应任何环境的超人本领。至于他的知人善用，已经是识者皆知，尤其为常人所不及者，多少名噪一时的铁金刚，到了他手下，也会成为绕指柔。 吸收入“军会”与征召受“特训” 我正在明瓦廊小旅馆里，闷着头一个人写稿子，来了一位素不相识自称姓潘的人找我谈话，这是一件多么突兀的事。他也不征求我的同意，就扯开话题，从家庭状况询问到思想教育，再就国家处境谈论到国际情势，他所说的反而比我回答的多，我反复寻思，实在摸不清楚他的用意何在。 当这位不速之客临走的时候，留话给我，说是过几天还会有人和我再谈一次。 此人走后，我越想越不是味道，既然不明白他的来头，为什么竟会毫不勉强地回答他的问题？是否已慑于那股不可抗拒的来势？还是早已意会到他是奉命而来的自己人？ 过了两天，果然又有人找我谈话，这次却是同期的易同学，我们会过面，只是很少来往罢了。他不再兜圈子，直截了当地说：“现在，一个充满新生命的政治组织诞生了，可以说是大时代中的产物，竭诚拥护我们的校长为领袖，以军校同学为基干，力行三民主义，重振革命精神，复兴中华文化，牺牲个人利益，用钢铁的意志，有严明的纪律，服从组织决议，在校长英明领导之下，共同开创新局。” 他问我：“像这样的组织，愿不愿意参加？”我心里的话：“我本就想纠合同志，搞这么一个组织，可是我人微言轻，根本不够条件，何况我也不敢公开倡议。”我正想到这里，他又逼问一句：“是否还有什么考虑？”于是，我这才提出反问：“前几天和我谈话的那位潘同志，是否就是这个组织派来的？”易同学告诉我说：“是的，这是组织上吸收同志的一项手续，也可以解释为必经的过程。不过，像这样突如其来的访问，很容易使对方莫名其妙，甚至招致不必要的误会，似乎应该加以改善。” 谈到最后，我天真地问他：“为什么会遴选到我？”他笑着回答说：“想是有人推介吧！”我又问：“能告诉我是谁吗？”他却笑而不答，在他临去之前，曾暗示我，这一关又通过了。 是否填写过许多种表格，以及办过些什么手续，或是他们和我谈话的记录就代替了这些手续，都已记不清楚了。过了没有几天，我接获通知，知道确已被“吸收”为“革命军人同志会”的同志了。在当时的感受上，觉得能够成为一个秘密革命组织的一员，自然免不了有一份心理上的骄傲，因为我已经是革命阵营中的中坚分子。 其时乃至稍后，我绝不知道在“革命军人同志会”之上，还有一个核心组织--“三民主义力行社”，只了解到除了简称为“军会”的“革命军人同志会”之外，还有一个与“军会”平行的姊妹组织，简称为“青会”的“革命青年同志会”而已。换言之，我被“吸收”进入第二层，仍然是核心的“外围”。 入会后不久，大概也只有三五天光景，就被戴雨农“征召”接受特工训练去了，所以并没有参加过“军会”的组织活动--类如小组会议等。 最令人不解的，受特工训练长达六个月之久，而“军会”方面，一次都不曾和我接触过。我不懂，难道这个“训练班”和那个“革命团体”一点关系都没有吗？照说，虽然xìng质不同，可是总应该有个联系才对。谁料得到此中还大有奥妙，这一点以后将在事实经过中作jiāo代。 1979年，在杂志上看到这样一段记载： 力行社主办的各种训练机构中，有“情报人员训练班”，戴笠为主任，成立于二十一年（1932）三月底，学员皆考选自军校各期毕业生，及其他具有情报xìng能之各界人士。针对力行社需要，综合采取中、日、德、俄、英、美之精选教材，教官、队职官，施以严格秘密短期情报业务训练。 此文，系“力行社”高级干部所撰述，可证明一点，那就是“力行社”暨其外围组织“革命军人同志会”与“特务工作训练机构”之间，有一定的隶属关系或主从关系。或者说，这个“训练班”是“力行社”办的。 惟该文中提到情报训练班的各点内容，与我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3 章 亲身所经历的实际情形，仍有很大的出入。这也难说，因为一线之隔，也会产生很大的差距。其不同之处，以下也将一一说明。 在二十一年（1932）那个时候，我虽系“军会”同志，但我所知道的，也只有这么多了。此外，半是传言，半属猜想，那都不能算数。其最大的意外，是绝想不到戴雨农在这个组织中，会有这么高的地位。 下面这一大段，写应征召、受训练的详细经过： 二十一年（1932）五月间，戴雨农找我，他事先并未征求我的同意，似乎早已肯定我非答应他的要求不可了。他不作说明，也不加解释，要求我在第四、五、六、七期军校同学中，物色三十名同学，接受为期不算太长的特别训练。此外，他提示给我的备注事项是：最好能在一周之内，提供一份附有简单人事数据的名单，给他备用。 只有三天，我就在三道高井、明瓦廊环绕着“军校毕业生调查课”这一带的小旅馆里，征求到三十位同学的同意。其中有穷根究底的，有不求甚解的，也有半信半疑的，因为他们估不透我会有这种关系，或者说不完全相信真有这回事。不过，大多数都觉得这倒是很新鲜。 戴雨农先生未加考虑地就照单全收了。总数是三十名，连我也包括在内。 训练班的地址，就在三道高井军校毕业生调查课的后进，出入必经三道高井的大门。该一班址，面积不大，有一些不成格局的旧式建筑。一片高低不平的院落，辟为cāo场之用。在朝南的一堵边墙上，新开了一个小窄门。说它是个门，实在像个洞，仅容得矮小者一人低头通过而已。窄门以外，是一条只有数尺宽的小巷子，连人力车都不能走。 小巷子那一边，相对又是一堵高墙，墙里面才是“洪公祠”。后来，军统局记录中的“洪公祠训练班”，即源出于此。 训练班的正式名称，全衔是“参谋本部特务警员训练班”。班主任由当时参谋本部第二厅厅长申听禅兼任，副主任由首都警察厅厅长王固盘兼任。显然的，正副主任全是挂名差事，实际上他们也很少露面。开课、结业或是蒋公莅临时，他们到一到，应卯罢了。 班本部之下，分组或分课，各言其是，我记得是分为三组。郑介民主管教务，戴雨农以“事务”名义主持班务，李士珍主管训育兼任队长。 这就是特务训练的初级形态，因事在草创，只略具雏形而已。不过，全班上下，里里外外，却充满了神秘气氛。 实在弄不懂，这个训练班既然是由戴雨农先生负实际责任，那又为什么挂一个办事务的名义？是为了资望不够？军校的期别太低？抑或惟恐暴露身份？想必其中一定有个道理。 还有不可理解的事，那就是“特务警员训练班”既然由“力行社”所主办，可是从开训到结业的半年中，校长都莅临多次，却不见“力行社”的高级干部中有一人到来。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实在是耐人寻味。这些人事问题太复杂了，我还不到加以分析的高度。 再说到训练班的设备，光用“简陋”两个字形容，似乎还不够，若再加上“寒碜”，那就差不多了。我这么说，绝无奚落之意，而在说明开创的艰难，真个是筚路蓝缕。 班本部的办公室，设在两间矮房中几张高低不等的办公桌上，都铺着一块蓝布。蓝布倒是新的，可遮盖了斑驳的桌子面，却掩饰不掉破旧的桌子腿。桌子上摆着几样文具，此外还有一个响丁当的叫人铃。 房间的门都没有了，门口挂上一幅白门帘，风一吹，不住地摆动。 办公室斜对面的一排房子，就是学员宿舍。暗暗的，却又有门无窗。屋里的空气，也不甚流通，再加上黄霉天反潮，好一股冲鼻子的浊气。床分上下铺，薄木板拼成，睡上去就吱呀作响，翻个身都会吵得四邻不安。被褥、床单是自备的，五颜六色，各式各样皆有，如果严格的要求内务整洁，那就难了。 上课的教室就是大礼堂，所有的集会也都在此举行。讲台是木板搭成的，离地有一尺多高。上面有一张油黑发亮的桌子，算是最惹人注目的新物件了。后面架着一块旧黑板，说它是“黑”板，实际是深灰色的，往后，它的颜面还会淡下去。讲台面积不大，顶多也只能站十多个人，如果摆上椅子坐下来，容得六七把而已。讲台左右各有一间木板搭的小耳房，作为储备书籍、讲义以及实验物品之用。同时也是备供教官们略事休息之所。 教室里，整整齐齐摆了十五张长条桌子，排列成三行，两个人共坐一条长板凳，恰好容纳三十人。教室、礼堂和集会，多种用途的大厅，光秃秃的什么点缀都没有，只有开学的那几天，在周围的墙壁上贴了些个花花绿绿的标语。标语内容，也没有突出的词句，至于后来戴雨农先生亲撰的“领袖耳目”、“兄弟手足”那一联，此时还没有。 饭厅与教室只有一墙之隔，七八张方桌，四边摆着长条凳。每日三餐，照例早上馒头、稀饭，中午和晚上吃饭，规定六个人一桌，供给四菜一汤。教职员一齐用膳，伙食完全一样。说到伙食的好坏，果腹而已，可是从来都没人计较过。 盥洗沐浴，设在饭厅旁边的一个不显眼的角落里。露天，一无遮盖，前后几扇木板，聊作掩体。搪瓷脸盆大木桶，可任意取水冲洗。水沟排水声潺潺，又何尝不是一景？ 最不好受的日子，是夏日里溽热难熬，盼到下场雨吧，可是屋子又漏了。 队长李士珍，施行严格的军事管理。他不仅负责，而且尽心尽力，全天二十四小时，几乎不眠不休地都投入了他的职守。 训练期间，所有的星期例假，一概取消，不但不许外出，就连打一个电话出去都不行。换句话说，是隔绝了与外界的一切关系。所以，在这半年中，除非因课程实习，大家列队出入外，我们根本就没有单独一个人走出过那扇像洞似的窄门。 早晚两次集合，都由李士珍队长亲自点名，六个月如一日，一点都不马虎。尤其是晚上点名后那一顿训话，既冗又长，实在令人好不耐烦。 我们上课，李队长差不多每一堂都陪着一齐进教室，一直等到教官开讲后，他才离开，可是转眼之间，发现他又站在那里了。同学们除有点嫌他嗦，大体上都还对他尊敬，而事实上，他也的确是个好队长。 李士珍也是我的军校同学，在日本学过“高等警察”，在班上，他也兼了一门课，就叫“高等警察”，看上去是属于天赋不怎么样而力争上游的那种典型。 我和李士珍于此别后，后来的四十多年再也没有遇见过。都说李先生在警察方面颇有建树，又传闻在某一时期，还和戴雨农先生互争过警察领导权，不知可有其事。我想，就是有，那个时代也早已成为过去了。 开学的日期，据《戴雨农先生全集》上的记载是民国二十一年（1932）六月，照我个人的记忆是五月，也许是我记错了。 开学典礼，有简单庄重的仪式，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军校校长蒋公亲临监誓。陪侍蒋公步入礼堂的，不是班主任申听禅，也不是副主任王固盘，更不见“三民主义力行社”的书记或常干，却是训练班中的事务组主任戴笠。 进入礼堂的只有蒋公和戴笠，其他的人着军服便装的都有，皆止步于门外，这倒是比较少见的场面。 预先，每一学员都有一张油印的誓词，蒋公举左手引导宣读，戴笠和学员们再随声宣读一遍，读毕，戴笠即刻把全部誓词收集起来，当场就引火焚化了。全场肃穆无声。 蒋公训话，激励我们能牺牲小我，保卫国家，做一个无名英雄。 宣誓过后，正式上课。谈到课程，主管教务的郑介民先生，的确是煞费苦心，其最大的难处，就是师资难求。像这种训练，事在首创，并无前例，究竟要排哪些课目？需要哪些教材？到哪里去敦聘教官？谁堪胜任？一时都难以得到满意的答案，除了摸索着进行外，谁也拿不出好办法来。 至于一份杂志上所说的“综合采取中、日、德、俄、英、美之精选教材、教官，施以情报业务训练”那些话，美其言而已。 事实上，无论在那个时代，乃至今日的世界，像这一类的教材，大多都是本国自行编制的。试想，哪一个国家肯把这一套老老实实地教给外国人，岂不是真成了授人以柄？也只能说：我们翻译过来的外国货，充其量也只能列为“参考数据”而已。 且看我们所接受的教程： 最基本的还是政治课程，其中包括党义、政治理论、国际问题等。照我个人的想法，这门课程，应由“力行社”的高干们主持才对，可是他们也不来。何以致之，令人费解。 速记--选用“张才速记法”，由张才的传人担任，教得好，最难学。 速绘--来上课的是梁氏兄弟。记得梁鼎铭先生还带我们到他“香谷寺画室”去参观他的大幅油画。未完成的画面好像是“棉湖之役”。 摄影--包括照相机的使用，及暗房显影等，教的人也是名家，想不起是哪一位了。 驾驶--分汽车驾驶、机车驾驶，都实习过，受时间限制，除少数几个人外，大都没有学会。教官是第一期老大哥周启邦。 bào破--我们都有点基础，此番等于复习，花样也多了，大家最有兴趣的，是自制bào破罐。崩一声，好开心，也很好玩。 shè击--包括各式qiāng支的分解与装配。实弹shè击则不如在学校里打靶那么认真，似乎都存着好玩的心理，谁也料不到将来有一天真会用得上。 讯鸽--我们把这门课叫作“养鸽子”，由黄教官讲述，并表演通信传递等项目。据说这位黄教官也是专家。 生化--主要的是在讲解yàoxìng，类如麻醉、兴奋、窒息等。也用兔子作过试验，谁晓得这只兔子命大，一针打下去，跳了半天，竟而不死，弄得教官好窘。 属于学术xìng的课目和教官大致如下： 军事情报学--由郑介民先生主讲，后来出版的一本名著，就是这部“军事情报学”。 侦察法--由第二厅的主管任教，其内容多是参考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公开发表过的事例所编辑的。那个时候就已经觉得相当陈旧了。 通信法--其中包括电讯、密码、密写、密语等。作了几次实习，点到就是。因为多属于专门技术，短期训练，也只好如此。 情报搜集--这是一门非常实用的课，也有实习，从得到消息至提出报告的全部作业，都要通晓。不过，早期的作业如与现在比，都是三脚猫、四不像而已。 行动破坏--偏重理论。教这门课的教官也不见得有实际经验。 武装斗争与群众bào dòng--这门课的着眼点，在于对匪斗争的攻防两面，由叶道信先生自编讲义，再细加剖解。讲得太好了，曾受到全班同学一致的称赞。 秘密结社--讲解三点会、哥老会、青帮、红（洪）帮的源流。其实，帮会活动已渐式微，有点了解就够了。 切卡的工作--有这么一本由俄文翻译过来的小册子，说苏俄的特务工作。那个时候听来还算新鲜。 高等警察--我们的队长李士珍先生主讲，条理分明，很下过一番苦功。如果真能够把他所阐述的那套章法，运用到治安工作上去，想必会大有成效。 以上是记得起来的，想必遗漏的也不少，大大不该的，是很多教官的尊姓大名，都说不上来了。 印象深刻的，是每一位教官都有高度的热忱，迟到缺课的情形绝无仅有，解答问题也不厌其详，这是在训练机构中相当难得的现象。因而，一般同学们，不愿意听的也要听，学不会的也只好勉为其难了。 只可惜许多课程太专业，不要说以六个月的时间学那么多花样，就是单学一两样，也未必能登堂入室得到个“通”字。好在每一个受训的同学，都能建立一个“特务工作”的概念，这也就算达到开训的目的了。 总之，一般同学的心理，并不在于学本领，大家都盼望着早日一试身手。 宣誓过后，正式上课。谈到课程，主管教务的郑介民先生，的确是煞费苦心，其最大的难处，就是师资难求。像这种训练，事在首创，并无前例，究竟要排哪些课目？需要哪些教材？到哪里去敦聘教官？谁堪胜任？一时都难以得到满意的答案，除了摸索着进行外，谁也拿不出好办法来。 至于一份杂志上所说的“综合采取中、日、德、俄、英、美之精选教材、教官，施以情报业务训练”那些话，美其言而已。 事实上，无论在那个时代，乃至今日的世界，像这一类的教材，大多都是本国自行编制的。试想，哪一个国家肯把这一套老老实实地教给外国人，岂不是真成了授人以柄？也只能说：我们翻译过来的外国货，充其量也只能列为“参考数据”而已。 且看我们所接受的教程： 最基本的还是政治课程，其中包括党义、政治理论、国际问题等。照我个人的想法，这门课程，应由“力行社”的高干们主持才对，可是他们也不来。何以致之，令人费解。 速记--选用“张才速记法”，由张才的传人担任，教得好，最难学。 速绘--来上课的是梁氏兄弟。记得梁鼎铭先生还带我们到他“香谷寺画室”去参观他的大幅油画。未完成的画面好像是“棉湖之役”。 摄影--包括照相机的使用，及暗房显影等，教的人也是名家，想不起是哪一位了。 驾驶--分汽车驾驶、机车驾驶，都实习过，受时间限制，除少数几个人外，大都没有学会。教官是第一期老大哥周启邦。 bào破--我们都有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4 章 点基础，此番等于复习，花样也多了，大家最有兴趣的，是自制bào破罐。崩一声，好开心，也很好玩。 shè击--包括各式qiāng支的分解与装配。实弹shè击则不如在学校里打靶那么认真，似乎都存着好玩的心理，谁也料不到将来有一天真会用得上。 讯鸽--我们把这门课叫作“养鸽子”，由黄教官讲述，并表演通信传递等项目。据说这位黄教官也是专家。 生化--主要的是在讲解yàoxìng，类如麻醉、兴奋、窒息等。也用兔子作过试验，谁晓得这只兔子命大，一针打下去，跳了半天，竟而不死，弄得教官好窘。 属于学术xìng的课目和教官大致如下： 军事情报学--由郑介民先生主讲，后来出版的一本名著，就是这部“军事情报学”。 侦察法--由第二厅的主管任教，其内容多是参考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公开发表过的事例所编辑的。那个时候就已经觉得相当陈旧了。 通信法--其中包括电讯、密码、密写、密语等。作了几次实习，点到就是。因为多属于专门技术，短期训练，也只好如此。 情报搜集--这是一门非常实用的课，也有实习，从得到消息至提出报告的全部作业，都要通晓。不过，早期的作业如与现在比，都是三脚猫、四不像而已。 行动破坏--偏重理论。教这门课的教官也不见得有实际经验。 武装斗争与群众bào dòng--这门课的着眼点，在于对匪斗争的攻防两面，由叶道信先生自编讲义，再细加剖解。讲得太好了，曾受到全班同学一致的称赞。 秘密结社--讲解三点会、哥老会、青帮、红（洪）帮的源流。其实，帮会活动已渐式微，有点了解就够了。 切卡的工作--有这么一本由俄文翻译过来的小册子，说苏俄的特务工作。那个时候听来还算新鲜。 高等警察--我们的队长李士珍先生主讲，条理分明，很下过一番苦功。如果真能够把他所阐述的那套章法，运用到治安工作上去，想必会大有成效。 以上是记得起来的，想必遗漏的也不少，大大不该的，是很多教官的尊姓大名，都说不上来了。 印象深刻的，是每一位教官都有高度的热忱，迟到缺课的情形绝无仅有，解答问题也不厌其详，这是在训练机构中相当难得的现象。因而，一般同学们，不愿意听的也要听，学不会的也只好勉为其难了。 只可惜许多课程太专业，不要说以六个月的时间学那么多花样，就是单学一两样，也未必能登堂入室得到个“通”字。好在每一个受训的同学，都能建立一个“特务工作”的概念，这也就算达到开训的目的了。 总之，一般同学的心理，并不在于学本领，大家都盼望着早日一试身手。 宣誓过后，正式上课。谈到课程，主管教务的郑介民先生，的确是煞费苦心，其最大的难处，就是师资难求。像这种训练，事在首创，并无前例，究竟要排哪些课目？需要哪些教材？到哪里去敦聘教官？谁堪胜任？一时都难以得到满意的答案，除了摸索着进行外，谁也拿不出好办法来。 至于一份杂志上所说的“综合采取中、日、德、俄、英、美之精选教材、教官，施以情报业务训练”那些话，美其言而已。 事实上，无论在那个时代，乃至今日的世界，像这一类的教材，大多都是本国自行编制的。试想，哪一个国家肯把这一套老老实实地教给外国人，岂不是真成了授人以柄？也只能说：我们翻译过来的外国货，充其量也只能列为“参考数据”而已。 且看我们所接受的教程： 最基本的还是政治课程，其中包括党义、政治理论、国际问题等。照我个人的想法，这门课程，应由“力行社”的高干们主持才对，可是他们也不来。何以致之，令人费解。 速记--选用“张才速记法”，由张才的传人担任，教得好，最难学。 速绘--来上课的是梁氏兄弟。记得梁鼎铭先生还带我们到他“香谷寺画室”去参观他的大幅油画。未完成的画面好像是“棉湖之役”。 摄影--包括照相机的使用，及暗房显影等，教的人也是名家，想不起是哪一位了。 驾驶--分汽车驾驶、机车驾驶，都实习过，受时间限制，除少数几个人外，大都没有学会。教官是第一期老大哥周启邦。 bào破--我们都有点基础，此番等于复习，花样也多了，大家最有兴趣的，是自制bào破罐。崩一声，好开心，也很好玩。 shè击--包括各式qiāng支的分解与装配。实弹shè击则不如在学校里打靶那么认真，似乎都存着好玩的心理，谁也料不到将来有一天真会用得上。 讯鸽--我们把这门课叫作“养鸽子”，由黄教官讲述，并表演通信传递等项目。据说这位黄教官也是专家。 生化--主要的是在讲解yàoxìng，类如麻醉、兴奋、窒息等。也用兔子作过试验，谁晓得这只兔子命大，一针打下去，跳了半天，竟而不死，弄得教官好窘。 属于学术xìng的课目和教官大致如下： 军事情报学--由郑介民先生主讲，后来出版的一本名著，就是这部“军事情报学”。 侦察法--由第二厅的主管任教，其内容多是参考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公开发表过的事例所编辑的。那个时候就已经觉得相当陈旧了。 通信法--其中包括电讯、密码、密写、密语等。作了几次实习，点到就是。因为多属于专门技术，短期训练，也只好如此。 情报搜集--这是一门非常实用的课，也有实习，从得到消息至提出报告的全部作业，都要通晓。不过，早期的作业如与现在比，都是三脚猫、四不像而已。 行动破坏--偏重理论。教这门课的教官也不见得有实际经验。 武装斗争与群众bào dòng--这门课的着眼点，在于对匪斗争的攻防两面，由叶道信先生自编讲义，再细加剖解。讲得太好了，曾受到全班同学一致的称赞。 秘密结社--讲解三点会、哥老会、青帮、红（洪）帮的源流。其实，帮会活动已渐式微，有点了解就够了。 切卡的工作--有这么一本由俄文翻译过来的小册子，说苏俄的特务工作。那个时候听来还算新鲜。 高等警察--我们的队长李士珍先生主讲，条理分明，很下过一番苦功。如果真能够把他所阐述的那套章法，运用到治安工作上去，想必会大有成效。 以上是记得起来的，想必遗漏的也不少，大大不该的，是很多教官的尊姓大名，都说不上来了。 印象深刻的，是每一位教官都有高度的热忱，迟到缺课的情形绝无仅有，解答问题也不厌其详，这是在训练机构中相当难得的现象。因而，一般同学们，不愿意听的也要听，学不会的也只好勉为其难了。 只可惜许多课程太专业，不要说以六个月的时间学那么多花样，就是单学一两样，也未必能登堂入室得到个“通”字。好在每一个受训的同学，都能建立一个“特务工作”的概念，这也就算达到开训的目的了。 负有秘密任务的领班人 应征召参加训练，受委托物色同学，因是之故，我就成为当然的“领班”了。领班的意思，并不是全班领袖，除了带领全班同学进入教室，或列队站在排头之外，也和别的学校一样，我还是全体同学公推的班长。早晚两次点名，向队长报告人数的是我；每逢上课，教官来去喊口令起立坐下的也是我。我坐的位置是最接近讲台的一张桌子，也是一进教室第一眼就看到的地方，想偷懒都不成。 这仅是表面的，在暗底下，我还另有任务。临开训的前几天，戴雨农先生嘱咐我，必须切切实实地做到一件事：那就是在受训期间的头三个月，必须把每一个同学的思想、言论和一切该当注意的有关事项，写成记录，秘密地提供给他参考，而且不能被其他同学知道。当时约定，他会指派和我相识的副官贾金南，每星期一、三、五前来收取一次。 戴雨农先生又补充说：“万一班上发生紧要事故，可以到教务组联络郑介民或岑家焯两同志，立刻打电话给我。”戴先生所指的“紧要事故”不明白是哪一类的事故？我很奇怪，如果有一天真的发生此类情况，报告郑介民先生转告给他不就可以了吗？为什么还要通过郑先生的关系，也就是得到郑先生的许可，准我向外打电话，再直接报告他呢？这些，我都不甚了了，或许，戴先生自有用意，因为他一向不愿意人家多问他。就是问他，有时他也会用沉默作为回答。 开训后，我照他的意思写调查报告。可是一开始就遇到一个小小的难题，因为班里发给我们的笔记簿，原就不够用，每一本上扯下一两页，还显不出来，扯多几张万一被发觉了说不定会惹出麻烦来。除了取材于笔记簿之外，可真不容易找到足以应用的空白纸张。后来还是报告了戴先生，由来人贾金南带进两本航空信纸才算解决。这虽是小事一端，可见无论什么事设想不周总是不成。 我们的生活作息，原就排得紧紧的，其间很少有空隙。我又是班长，每天还要填写很多例报的表格，想再抽出点时间写东西，实在大非易事。不知动了多少脑筋，也只能偷偷摸摸、零零碎碎的写一点算一点了。 试想，除我之外，全班二十九人，依照戴先生提示的项目，就是简明扼要地写，每一个人少则三两百字，多则六七百字，平均计算全部加起来，总在一万五千字上下，何况这又不是做文章，可以任意发挥一番，就能jiāo卷的。对于写这种报告，既不能草率从事，也不敢稍存半点私心。因为我深切地理解到：一字褒贬，就足以影响到某人的远大前程，所以应当落笔谨慎，冀求能以一秉公正。 做一个学员，平日的功课已经相当吃重，当上班长，又比一般同学多了不少负担，再要写这份调查报告，那更是疲于奔命了。可是为了对在训同学有个充分的了解，势必还要和每一个同学多接近，求得好感，而且不露痕迹，这实在是太不简单了。就这样，三个月下来，把我折腾得半死，如果不是年轻气盛，求好心切，恐怕真顶不住。 写调查报告的事情进行得并不完全合乎理想，其中还有一段chā曲：因为我常常一个人，在应该休息的时候，不回到寝室去休息，反而留在教室里埋头写东西，可是又不像是整理笔记或做功课，所以引起了李队长的注意，他虽然没有正面质询过我，可是一直盯着我不放松。这么一来，我可没有办法了。后来还是写了一张小纸条，据实报告了戴先生，这才解除了对我的监视。像这种情况，用情报工作的观点来说，就算是暴露了身份。 再说，受训期间与同学们相处，大致说来，堪称一团和气，其主要的因素，是大家没有利害冲突，再加上毫无空余的时间，就是有点个人间的小别扭，格于环境，也摩擦不起来。还有一层，也无妨自我标榜一番：我既然是公推的班长，不说表率群lún，装模作样也得端正自己。幸而平日考绩列为甲等，一般的实习测验又很少出洋相，因而同学们对我都还不错，所以在有形无形之间，也产生了一点调和作用。 最重要的也是最现实的，我除了在接受训练这方面和其他同学机会均等外，在生活待遇方面，也和同学们完全一样。虽然我是领班，又和主持训练的戴雨农先生有私人关系，可是并没有任何的特权。不管人家的想法如何，以及背后的批评又如何，我心里坦然得很，也是我觉得最硬气的地方。 六个月，很快就要消逝了。结业前，每个同学照规定填了一张工作志愿书，其中有一栏是工作地点，也就是将来希望派到什么地点去工作。我填到此处，毫不犹豫地写出了“杭州”二字，这不是临时决定，老早就一心向往了。 戴先生为了这一点，曾特地询问过我，他重视的是我在杭州有没有特殊的工作路线，或是有什么预期的构想。当时，窘得我一时回答不出来。其真正的原因，是属于潜意识的，因为我祖籍杭州，一个人，尤其是思想半新不旧的人，总免不了存有传统的宗法观念，其次，多少受了点“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吸引，其实，这都与工作无关。 结业那天，举行简单仪式，蒋公三度莅临训话，语多勉励。除了正副班主任以下教职员全部到齐外，又比前两次多了几位全副武装、佩戴整齐的高阶人物，我不认识他们都是谁。据说，这些高级军官与军事委员会与同年九月间新设立的“调查统计局”有职务上的关系。 这里所提到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也就是后来人们所称的“军统”。可是实际上的“军统”，可以把它分为前后两个阶段，此刻的“军统”，应是“早期的军统”，因为当时在军统局之下分为三处，戴雨农先生负责的只是其中的一处，也就是“第二处”。到了抗战后的民国二十七年（1938），“调查统计局”改组，由贺耀组挂名任局长，戴笠以副局长身份主持全局工作，这才是正式的“军统”。以此为基础，几经更名演变，虽然“系统”已不存在，但它的工作精神却延续下来。也就是后来的“国防部情报局”。 当天晚上，全体聚餐，正副班主任均未参加，由戴雨农先生代表主持一切。聚餐已毕，在班本部办公室内作个别谈话，则由戴雨农先生、郑介民先生分别召谈。最后一名才轮到我和戴先生谈话，他特别嘉勉了几句，并约我第二天上午到鸡鹅巷五十三号一叙。 此刻，我和戴雨农相识，恰好一年。从此之后，我们是工作上的伙伴，在僚属关系上，他是我的上司，我是他的部下。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5 章 工作分发，戴先生并未考虑我想去杭州的志愿，戴先生已决定派我到北平去建立工作。提到北平，是我的第二故乡，生于斯，长于斯，应该比杭州更亲切，心里当然很乐意。同行的，也就是一齐派遣的，还有我们在一起受训的杨英和戚南谱二人。虽然指定由我负责，但在那个时候，还没有明确的编制，所以并没有明确规定我就是三人行中的“组长”。 记得很清楚，任何书面的东西都没有，派什么工作，负什么使命，单凭戴先生的一句话而定。他如果另外写一张条子的话，也只是jiāo给管理人事的部门作为登记之用，当事者也未必看得见那张条子上写的是什么。我就是这样“无凭无据”地参加了“特务工作”。 憋在心里的一句话，有一次我终于开口问过戴先生，我说：“我已经加入了'革命军人同志会'，戴先生你早已知道了吧？”戴先生正面回答说：“是黄剑秋兄提名介绍的，他已经告诉过我了。”我这才明了原来是剑秋兄介绍的，可是他从来都没有对我提到过这件事。 我又问戴先生：“我们的工作，与'军会'之间的关系如何？是一件事？还是两回事？”他沉默了半天也不说什么，再过了一会儿，才说了“将来你总会了解的”这么一句不着边际的话。在当时我心里非常不痛快，我认为有问有答，他应该向我解释明白才合乎情理。到后来才谅解到，因为其中有“力行社”这一层关系，而我仅是“力行社”之下的一名“会员”，在组织上应对我保密，所以他无法和我说明。 出发之前，戴先生又为我个人举行了一次饯别聚会，主要的还在介绍几位主管内勤的同志认识，在座的有徐为彬、林桓、张衮甫诸兄。宴罢，戴先生赠送一枝勃郎宁手qiāng给我。那枝qiāng又短又粗，大口径，识别不出是什么厂牌，有的说是意大利制造。他把手qiāng拿给我的时候，又强调一句说，这是私人赠与作为纪念的，希望能长远保存。谁料得到这枝qiāng真个是“一鸣惊人”、“不同凡响”，在初试啼声中，竟然派上了大用场。 查考年代和确切时间，受训完毕、派遣出发，应在民国二十一年（1932）十一月至十二月间。 写到这里，无妨重复前文谈一谈有关“军统局”和“力行社”的真相。过去，一般传说很多，不但外界弄不明白，就连一些参与组织的人，也未必分辨得清清楚楚，以下先作一个概括xìng的解释，详细的内情，后文再作实况的反映。 二十一年（1932）三月“力行社”成立于南京。同年四月一日组成由戴笠主持之“特务处”。有一段时间也称为“第六处”，其后，在文书数据就看不到“第六处”这个名称了。 二十一年（1932）三月，国民政府设军事委员会，同年九月，在军事委员会之下，设立“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局”。此一机构，并不公开，所以外间很少知道，戴笠被任为该局“第二处”处长。 表面上看，“力行社”所属的“特务处”和“军统局”所属的“第二处”虽隶属不同，但在实际上却是一体的两面。比如说，两处只有一个办公场所，“特务处”之下的“情报科”也就是“第二处”之下的“情报科”等。 由二十一年（1932）起始至戴雨农先生于三十五年（1946）逝世，乃至戴先生去世若干年后，由他领导、创始的“特务工作”，无可讳言的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系统”。此一系统，在中国政坛上曾经超越了工作本位，而产生过某种程度的政治作用。这要写成专辑才能jiāo代透彻，此处略为一提，将来再详为论列。 再往下说：二十一年（1932）九月成立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是前期的非建制单位，究竟谁是该局的局长，迄今数十年，从来都没有人提到过，当然也有些传说，大都无凭无据，到了现在更没有人为此而查证了。据我所知，该局除了由戴笠任处长的“第二处”之外，当然还有“第一处”，听说“第一处”是由中央党部方面派人出任，也可能就是后来的“中统”。还不只一、二两处，尚且另有“第三处”，处长是曾任首都警察厅长的陈焯。确否如此，不敢保证，敬待知情者予以指点。 到二十七年（1938），改制后的“调查统计局”，已正式纳入编制，仍隶属于军事委员会。由贺耀组出任局长，戴笠以副局长负实际责任。为什么要贺耀组挂个虚名，其中必有道理，我们不知道而已，如果用猜，那可能是戴雨农的资历不够。 至于“特务处”这个名称，可能是在二十七年（1938），于“力行社”暨“复兴社”蜕化改组为“三民主义青年团”之同时取消的，也许在时间上更早一些。也就是说，到了二十七年（1938），由戴先生所主持的特务工作，已经不是一体两面的那种局面。可是基于需要，在“军统局”之外，又陆续成立了许多新的机构，也全都由戴先生负责。 惟恐越扯越长，离题越远，关于“军统局”与“力行社”相互间的关系这一点，也就写到此处为止。 接续前情，再说与洪公祠特务警员训练班有关的事。 洪公祠特警班第一期，开训时共有学员三十名。中途，有一曾姓同学因故辍学，其后，又有两位因病退学，到了结业分发时，只有二十七人。 二十七位同学都分发到哪里去了，始终不完全了解。而且，我们这种工作，也不便多问。不过，彼此jiāo情深厚，私下互通消息的也不是没有。例如我和杭州的廖宗泽就时常作友谊上的通信。我知道的，除了和我同时到北平的杨英、戚南谱之外，后来又加派翁一揆、庄骏烈、王一士、唐焕文四同学，加入“北平站”工作。 两年后，也就是二十三年（1934），在南京、庐山两地开会和被召见外，曾遇见过在南京的刘乙光、在杭州的廖宗泽、在四川的田动云、在郑州的郑兴周诸同学。至于他们在当地做什么工作，都不甚了了。 几经动乱与变迁，1949年以后来台者，共有八人，其余留在大陆的，笼统地说都已不在人世了。有消息的，戚南谱在安徽全椒县他的故乡，早在与共产党军队的战斗中死去；翁一揆是在老河口与共产党军队作战中阵亡的，可是时间都不详。其他的人，现在情报局可能有记录，知道一些，没有去打听，但愿还有好好活着的。 前几年，翁光辉同学，因中风受尽折磨已在台去世了。 迄至1981年5月底，活在台湾的尚有七人： 喻耀离，江西人，军校五期，国大代表，健康情况不佳，曾患肺气肿动过手术。 陈致敬，河南人，军校五期。曾任台北市议员，患关节炎。 刘乙光，湖南人，军校四期。几十年都在陪伴着张学良，由少校步步晋升到少将。现已退役，年近八十，走动也不方便了。 邱尧勋，福建人，军校六期。至今身体健朗，年过七十犹如五十许人，不过，仍在为生计忙。 杨英，湖南人，军校六期。曾任步兵学校教育长，早已退役，如今临帖莳花，含饴弄孙，最享福的人。 庄骏烈，福建人，军校五期。已中风卧床多年，仍在与生命挣扎中。 陈恭澍，河北人，军校五期。一生荒唐，不才就是我。天照应，该死不死留下这条命。 以上七个人，每个人的境遇都不相同，如果能够写出来，都是一部富于传奇xìng的好故事。 “国际大间谍”范行 通常，大家同班受训一场，到了毕业分发之际，总该留个通信处，或是集体照张相片留作纪念，我们不来这一套，谁也不告诉谁今将何往，连“后会有期”这句话都不说。莫非这就是分道扬镳、各奔前程吗？管理人员晓谕大家：“这就是我们的工作特xìng。” 上级决定派杨英、戚南谱和我三人前往北平建立工作。为了置办服装，又多耽搁了几天。这时天气已凉，原想穿得能以配合身份，可是服装费实在少得可怜，顾了头，顾不了脚，真所谓捉襟见肘，反而弄成一副不lún不类的样子。 旅费也只能搭三等客车，普通客货车一路上走了三天三夜，吃不好，睡不稳，弄得个个蓬头垢面，狼狈不堪。 到天津后，杨英和戚南谱转车径赴北平去了，我要停下来联络一个人，接洽两件事。 我以前在天津住过一家开设在河北大街的利源栈，别的地方又不熟，这一次仍旧找到这一家。如果到租界里住大旅馆，就是钱够用，恐怕还不敢进去呢。 我要联络的是天津地区的负责人，上级告诉我，他的名字是郑士松，想必是个化名。地址在英租界僻静的住宅区，离着河北大街有好远的一段路，换了两三次车才找到。 是他本人亲自出来应门，不待我开口，似乎已经知道我是谁了。我自报姓名，他也不多问，就很亲切地让我到里面坐。我们就这样很自然地联络上了，实际上并没有打暗语、比手势那一套。 客厅里布置得相当华丽，连那些装饰用的小摆设，也都是经过一番精选巧思的，不过，看上去多少带点东洋味。 这位郑士松先生，一表人才，体裁适中，五官端正，混身上下一点特征都找不出来。一双大眼，很有神采，只是目光不定，可能颇是胸有成府的人。他穿的是最时新的窄裤腿的西装，方头皮鞋，呢子鞋罩，高领白衬衫，丝质花领带，好讲究的绅士派。我们俩一比，我这身打扮，虽不至于自惭形秽，但也透着寒酸。 我们一jiāo谈，不待三言两语，就露出我是多么幼稚了。他比我年长十六岁，我不过才初出茅庐，他却已饱经世故的了。 郑士松先生，真姓王，原名仁锵，加入工作后，改名王天木。他的所学经历，有保定军官、日本士官，在西北军里当过参议，也在河南一带收编过土匪，一度自领为司令等等。论才识，真有一肚子学问，就是写几笔字，也足以上匾，实在了不起。 他是戴雨农先生的老朋友，他们有很深的jiāo情，后来又几乎成为儿女亲家。在戴先生尚未出任“特务处”之前，早已合作多时。他派到天津建立工作，比我们去北平早半年。此际，天津的工作已经是颇具规模了。 我在天津停下来请他协助的，是到了北平之后，如何发电报这件事。那个时候，戴先生领导下的工作，无论是“特务处”或“第二处”，都没有专用的电讯设备，外勤单位和南京通电报，必须借重中央党部调查科代发。天津如此，北平也是一样。因为天津方面和他们有联络，所以请郑士松先生搭个桥。 在通常情况下，外勤单位原不许发生横的关系，这一次，反而是上级要我们平津两单位密切联系的。这也是我要办的第二件事。 我表明来意后，这两件事很容易得到结论而顺利解决。郑士松先生很诚恳地请我到外面去吃饭，我不好推辞，终于去了。因为去的地方太堂皇，一顿饭吃下来，根本尝不出什么滋味，只担心千万不要出洋相就好了。饭后，郑士松先生用他的自用汽车送我回客栈。这是我们首次接触，我对他留下深刻的印象，而且也颇有好感。 北平，是我的出生地，在我的心目中，只要是属于北平的，什么都好，无一不好，好得甚至于近乎溺爱。 我和杨英、戚南谱二同志聚齐后，就照我们一路上商量定的，立即迈开我们的第一步--找个落脚的、安身的、办事的，也是创业的好地方。 不出一两天，寻遍四城也难得碰上的房子，居然被我们找到了，最理想的莫过于能适合我们的条件：租金非常便宜，只要先付后住，连押金都不要；这所房子，位于四通八达的大街上，出入非常方便；可用的屋子虽只有两间半，好在独门独院，关上大门，谁也看不见我们在里面搞什么鬼。 出乎意外的，房东装好了电话，不打算迁走，只需把电话押金还给他，就可以供我们使用了。 天下当然没有十全十美的事，这所房子没有浴室，而且茅坑也嫌太脏。 杨英和我都不讲迷信，管他什么黄道黑道，先搬进去再说。戚南谱愿意担任外勤，他另在外面自行安顿。 我们都没有掩护职业，自作聪明地在大门口挂了一个“军事杂志社北平分社”的木头牌子，满以为可以充一充作个幌子，万一有人查问起来，也能应对得出，殊不料到后来竟惹上了大麻烦。 派出所的警察也来查过户口，你怎么说，他就在户口簿上怎么填，很容易对付。如果他走进屋子里看看的话，恐怕不露马脚也会引起猜疑。提到北平的警察派出所，很有意思，也实在值得多说几句。 多少年来，北平本地人都把警察派出所叫作“阁子”，为什么叫“阁子”，没有请教过高明，不敢胡说。不过，我看见过的“阁子”，多半都是在空地上用木板搭成的小屋，外面涂上猪肝色的油漆，里面摆上两张小桌子，户口簿拴上绳子一排一排地挂在墙上，警察先生们凳子上一坐，不分严冬酷暑，就这样办起公来。 要讲为民服务，北平的派出所称得上全国第一，找名问姓去“阁子”，打架斗殴上“阁子”，出生死亡报“阁子”，婆媳不和、妯娌们拌嘴也麻烦“阁子”，只要你自己解决不了的，无一不可找“阁子”。就是他管不着，也会和颜悦色、不厌其烦地回答你，绝不会颐指气使拒人于千里之外。 正因为北平的警察接近居民，所以对管区内家家户户的情况，都能够了解个八九。如果一定找个弱点，那就是缺乏政治意识。 我们有了固定的工作地址之后，除报告上级备查外，同时也知会了天津的郑士松，以便取得相互间的联系。 我们开始学习着使用由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6 章 京带来的密电本，并发出第一通电报。杨英权充译电员，我自己兼任“jiāo通”，把这份电稿送到东城苏州胡同，jiāo给了“张旆”张先生。“张旆”想是代名，也就是中央党部调查科在北平的电台。拜托他们代发电报的时间，非常短暂，到了二十二年（1933）初，上级就派遣电讯专才程俊同志来到北平，建立了我们自己专用的电台。 在我们积极展开工作的初期，人手不足，经费短缺，再加上毫无工作经验，用“乏善可陈”四个字形容，非常恰当。 到了二十二年（1933）二月间，稍微加强了一点工作阵容，这才逐渐地向前推进了一小步。 人事方面，加入内动工作的，有戚南谱介绍的军校七期同学白世维，和局本部老同志王兆槐推荐的王云孙。他们两位参加工作都没有履行什么仪式或手续，因为都是自己同志介绍来的，一开始就当作基本同志看待。 就地吸收的情报关系（我们对内称为“运用人员”）有侯子川、张伯武、范行三人。 张伯武是天津郑士松（即王天木。编者注）先生推介的，侯子川又是张伯武所援引的。他们二人原来都是青年党，可是当时我并不知道。侯子川慢慢地坦白了，张伯武却始终不肯承认。张、侯所供给的都是地方xìng的情报，运用价值有限，间或也有些关于东北军的动态数据，亦无足取。 范行，字纪曼，四川人，他自称是中央军校六期，此刻，又在北平读“艺专”、学绘画。这位仁兄，可真称得上是传奇xìng的人物了。 我们的相遇也非常偶然，有一天，我去看一个同连入伍的同学江田（立生），他刚从家乡冀东玉田县到北平来，暂时住在他叔伯大姐江韵清的家里。江韵清的父亲名江灏，是和李大钊、陈独秀等齐名的老牌共产党员，早年死在海参崴。江韵清还有两个妹妹，二妹宜清，三妹汰清，都有点思想“左”倾。范行就是三妹江汰清的男朋友。 江家房子不大，我们都挤在一块聊天。范行不仅能言善道，而且说来无不是头头是道，我们都被他的声容吸引住了。我想，这倒是一把好手，无论如何也要把他拉进来。此念一生，来往了几次，就这样成了我们的情报员。 一开头不怎么样，往后，越来越有进境，他所提供的情报也越来越重要，类如：日本在华的军事部署以及日本军方的政治yīn谋，国际间对日本侵略中国的jiāo换了解等高级情报。来源据范所报，是某国驻华大使馆武官处的一名译员，可是我们始终没有见过这个人。当时我个人还不具备分析此类情报的能力，所以都是来件照转，而上级的反应，也认为是“颇具参考价值”。 这是我们搜集重要情报的开端，也可以说是情报活动中的一次奇遇，不过，事态的发展并不如此单纯，其中还有许多不能突破的疑点。 此外，上级jiāo联（只负责联系，无权指挥）的还有廖化平、郁某（名字遗忘）二人。 廖化平先生在军校时，当过我们的政治教官，还记得他教的是“社会进化史”，怎么也想不到我们竟会在这种情况下又遇见了。廖先生是中国guó mín dǎng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也是中国共产党第一届中央委员会委员，资格很老。民国十六年（1927）清党，廖化平自广州逃亡，潜至北平活动，被北平宪兵司令部所逮捕。因悔悟前非，愿为我工作，所以才jiāo给戴先生派驻北平的单位联络。廖先生后来担任过“保密局”督察室主任等职，1952年在台湾去世。 郁某的来历和廖化平先生差不多，资历也相当深。到了二十四年（1935）至二十五年（1936）间，这个姓郁的在“豫鄂皖三省剿匪总部”任职时，因窃取机密文件被发觉，再度被捕而处决了。 二十二年（1933）三月，上级令我们编预算，其中有生活费、活动费、事务费以及特别费等项目。核准的数目，大约是三千余元。我个人的“生活活动费”合共三百余元，没有分开计算，另有“特别费”一百元，加起来有四百余元，实在不少了。我还能清楚地记得，那个时候的上等洋白面，每袋只卖两块八毛，如以在台湾的行情折算，二十二年（1933）的四百多元，约等于1981年的五万余元，就是有出入，相差也不会太远。 “北平站”这个名义，大概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命定的。不过，既没有委，也没有派，更不见明令通告，但却当真。 “北平站”的工作任务，并无具体规定，在当时，除了搜集情报之外，也做不出什么别的来。 时局的不安，政情的变动，对我们也会发生影响。二十二年（1933）三月十一日，北平的顶尖人物张学良通电下野。十二日，何应钦将军出任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委员长。华北局势受日本逼迫，更趋紧张。 郑介民先生也在这个时候，奉派抵达北平。 郑先生此来，负有重大使命，也具有多重身份。在特务工作这方面，他是我们“北平站”的顶头上司，因为他是军委会“调查统计局”派驻华北地区的“特派员”，管辖的区域包括察绥东北在内，同时也是“力行社”所属“特务处”的助理，地位仅次于戴雨农先生。 除此双重身份之外，郑先生在参谋本部第三厅还另有职务，那才是穿武装制服，佩戴军阶的正式军职。 据了解，在秘密组织“三民主义力行社”方面，郑先生也是驻在华北的最高负责人。用的是什么名义，我可说不上来，不过我和“力行社北平分社”书记贾毅同学有私人来往，郑先生的地位必然驾乎分社书记之上，就此推断，也可能是“特派员”或“华北分社”书记。在郑介民先生主持之下，有两位助理书记，一位是王任远，一位是齐庆斌。齐庆斌在这部书中将多次出现，最后，他也成为我们的“无名英雄”。 我虽是“力行社”领导下二级组织“革命军人同志会”的会员，可是一直都没有参加过组织活动。我并不知道“革命军人同志会”已经撤销改组而并入“革命青年同志会”，我也没有接到把“军会”的会籍转移到“青会”的通知。 郑介民先生分在两个地方办公，一处在中南海附近的府右街，这就是军统局第二处“特派员办事处”，与我们的工作有直接关系，协助郑先生处理日常事务的，还有一位邢山（森洲）同志。另一处是“力行社”组织上的，我也去过。 自从郑先生来了之后，“北平站”与南京局本部之间的联络，显著地减少了，除了人事经费之外，有关工作指导以及情报处理等事项，都直接听命于郑先生，也就是说，在工作系统上，“北平站”的上面又多加了一个层次。 对于“北平站”工作地位被抑低一节，我们认为是工作部署上的需要，并没有其他的感觉，上级怎么决定，我们就怎么遵行，何况对于郑先生的开明领导，个个都服服帖帖。 郑先生为人宽厚，待部属如子弟，相处久了，更会领略到那份真挚的情谊。他是广东文昌人，黄埔军校二期，留学俄国，现代军事学素养很高，其后，尤其熟悉国际事务。在当时也是惟一对“特务工作”理论体系有研究的人。 郑先生对经由范行搜集来的情报资料，特别感兴趣，曾召见范行多次，为该一情报来源jiāo换意见，惟迄未获得满意的答案。郑先生为这件事，单独地指示我：“范行的情报质量虽高，但其可靠xìng则有参差，如果不能彻底了解来源的真相，将来在情报运用上还是有顾虑的。” 郑光生又指出：“按照过去范行所提供的情报，很少可能会在同一来源中获得。” 郑先生的意思也就是说，范行递送的情报虽然质量不差，可是如果不晓得究竟是怎么弄来的，到底是从哪里弄来的，因为我们有疑虑，所以不敢贸然予以实际上的运用。这是我的责任，必须遵照郑先生的指示，对范行应再作多方面的了解。 范行单身一个人住在北平“艺专”附近。一间小屋，一几一床而已。这种房子是专为租给学生们用的，每月租钱大概只有三四块钱。有一天我专程拜访他，是想和他多聊聊，增进一些了解，不意屋里另外还有一个女孩子，说是孩子，其实也有二十多岁了。范行介绍是他的同学彭雅萝，也是四川同乡，看情景，两个人都有点忸怩，似乎不止于同学、同乡而已。我心想，如果这位彭雅萝也是范行女友的话，那么，在江家不是还有一个江汰清吗？ 这只不过是一个疑点，并不能解答什么问题，至于和我所要知道的是否有什么关联，还不一定。 又过了些天，我一个人去逛东安市场，信步走到丹桂商场的书摊上，东翻翻、西看看地也想买几本书。说到丹桂商场，也是昔日北平的一古：丹桂商场是东安市场的一部分，靠近王府井大街这一面，全长数百尺，就好像一条街一样。场内有上盖，不在乎风吹雨打，两边全都是书店和文具店，街道当中也长长短短摆满了书摊，只留下靠左靠右两条窄窄的通路供人行走。摊子上、铺子里，各种xìng质的书刊，一应俱全，其中有专售线装书的，也有只卖新文艺作品的，一个摊位上兼售几种政治立场不同的书刊，也不稀奇。如果有人要买极“左”的禁书，他也会从摆书的夹缝中，或木柜里掏出来应市。还有几家更不正经，连黄色书画也照样卖，他们好像很长于鉴貌辨色，一眼就分得出谁是真正的买主，谁是“找茬儿”的警探。 在书摊上选不到想买的书，正在东捡西挑的当口，一抬头，却看到“北平站”直属通信员范行，刚从斜对面一家书店里走出来，他手里拿着一小卷东西，我看不清楚那是什么，等他也看到我的时候，赶忙就把那卷东西塞到短大衣的口袋里，一面朝我走过来，又不住地回头去张望，他嘴里搭讪着伸出手来和我拉手，可是脸上的神色，却泛红泛白的，显得很不自然。我觉得：“这个家伙一定有鬼。” 我很想一把从他口袋里将那卷东西掏出来看个究竟，可是这么一来，岂不是弄僵了，第二步又将如之何？倒不如假装没瞧见，放他个长线再作道理。 范行也许心里有数，从此之后，他所表现的像似比以前更积极、更适应工作需要了。照情理分析，这种现象并不正常。 “北平站”为了他的事，也曾下过不少功夫，正面的、侧面的以及暗中的都有，所得到的结果，仍然是可以肯定的少，保留置疑的多，很难加以论断。 我们对他所了解到的是：他通晓好几国的文字，英文和俄文，能写又能说。平时谈吐，嘴上挂着的都是些有关文艺的词汇，桌子上、床头边，摆着的也全是这一类的书籍，可就是从来都不谈政治。 他说他在“艺专”学绘画，却从未见到他的作品，到“艺专”去打听，不错，有这么一个人，注过册，时常进入，但很少上课。 他常到北京饭店、德国饭店这些带洋味的地方去，似乎是找人的时候多，坐下来吃东西的时候少，更没有发现他和别人有过接触，总觉得非常奇怪。 他所报来的情报，一口咬定说是从使馆区某国“武官处”弄来的，可又不曾见到他进出“东jiāo民巷”。 那么所谓某国“武官处”的东西，又是如何传递到手的呢？是否由他自己“编造”出来，而再装上一个假托的来源？那也不会，因为由他报来的情报，有一部分是事后得到证实了的。 我们几次三番地要求和这个供给情报、自称“黄润生”的人见一次面，范行总是说这个人不肯，又要求范行把这个人随便带到哪里指给我们看看，并保证绝不和他jiāo谈，范行口头上虽答应想办法安排，可是总拿“没有机会”这句话搪塞，而且一再拖延。 范行的两个女友--江汰清和彭雅萝都不单纯，他们是在那里真的谈情说爱，还是另有作用，此刻尚不能遽下断语，不过，和我们的工作似乎还牵连不上。 范行他到底为了点什么，难道就为了那区区几百块钱吗？如果真实的目的在于金钱，我们认为这笔jiāo易很划算，恐怕不会如此简单。 我把以上这些资料，都提出来和郑介民先生研讨过，他认为这件事不难处理，同时提示了几项处理的原则： 如果为的是钱，我们可以相对的满足他，该用的，不吝惜； 假设他有什么政治背景或国际关系的话，那正是我们求之不得的工作线索，无妨将计就计，进行一场考验xìng的“情报战”与“政治斗争”； 若干可疑之点，不急于马上求得解答，因为我们迄今并无任何损失。从现在起，应该冷静地观察，切不可在言语举措中刺激他，最好能和他建立私人间的感情，这会产生稳定作用； 对他转来的情报，今后要慎重处理，保留原件，以便集中检讨，前后比对。 这件事就遵照郑先生的提示做了，且待以后的发展。 我和范行的关系，由此开始，在“友好”中断断续续地维持了二十一年之久。一直到1949年春天，我将要离开上海之前，才算打开了这个闷葫芦。可是，并未了结，还有下文，那又是1953年在香港的事了。这些奇妙无比的情节，将分别在下文中一一道出。 可不要小看了他，他是一个颇有“来头”的人。猜猜看，他的真实身份是什么？ 以上所述，显得有点琐碎，而事实上在建立工作之初，也的确是杂乱无章。 情报活动中的政治运用 民国二十二年（1933）四月初，戴雨农先生偕机要秘书毛万里，及译电员一行数人，来北平视察工作。实际上，他另有高阶层的活动。 戴先生抵达北平后，先是单独住在北京饭店，其他随员住在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7 章 西城花园饭店。没有多久，另在东城栖凤楼那条胡同里，租到一所两层楼带院子的住宅，又请了一名烧饭的大师傅，就此安顿下来，想是有较长时间的停留。 戴先生对于“北平站”的工作实况，用不着我向他作简报，已经是了如指掌，他并没有责难之意，而所寄望于我们的，是如何积极地推展工作，以争取表现。 说实在的，我们几个人限于社会关系的不够开阔，以及社会地位的过于低微，事实上，有很多上层的路线，根本攀附不上，虽然很想往好里做，可是又谈何容易，这是强求不到的。 戴先生是多么明达，当然能体会到这一点，他之所以在北平预作长期停留，也大有亲自出马一显身手的意思。 此际，因华北局势吃紧，没落中的故都北平，顿又成为军政重心，一时冠盖云集，热闹非常。至于军政首要们会商的是什么，我们这微不足道的小单位可感应不到。 当戴先生抵达北平之次日，“天津站”的负责人郑士松（王天木）即奉召而来。据闻，他与戴先生原是老朋友，在“特务处”和“第二处”尚未成立之前，戴先生工作于侍从室的时候，已经是特务工作的搭档了。其时间可回溯到民国十七年（1928）。此刻，既然有了固定的工作岗位，那更要通力合作，干上一番了。 戴先生他们的活动范围，相当广泛，可以伸展到社会各阶层。至于内容如何，除了有我参与的事情之外，有很多是我不知道的。我们有一项不成文法的原则是：不需要知道的，不必多闻多问。可是，人终归是人，除不去求知yù与好奇心，还是在有形无形、有意无意中免不了侧耳一听、瞩目一望。 其中饶有趣味的一段故事，是戴雨农先生和“四公子”之一的吴泰勋“建jiāo”经过： 吴泰勋，字幼权，人称“五爷”而不名，是前黑龙江督军吴俊升（兴权）的儿子。吴俊升就是“皇姑屯yīn谋zhà车案”中，被日本野心军人“谋杀”、与张作霖同时遇难的主角之一。这位“吴五爷”，没有正经读过几天书，是个典型的公子哥儿，惟独在为人处世这方面，却称得上“慷慨好义”这四个大字，他虽然继承了他们老太爷留下的偌大家财，可绝不是为富不仁的那种人。 传说，他家里到底有多少财产，连他自己都数不上来。由于戴先生和他jiāo往日久，我和吴幼权也混熟了。有一天，喝了两杯酒，乘兴开玩笑似的问过他，我说：“你们家里有那么多的钱，你知道是怎么来的吗？”他懂得我话中的含意，他不以为忤地告诉我说：“我爸爸没有刮地皮！从前，黑龙江乡下人都把吃不完的黄豆当柴火烧，并不觉得糟蹋得可惜，后来经人指点，才晓得可以卖给外国人换大钱。我们从乡下人手里收购多余黄豆，再转手卖出去，钱就是这么积攒下来的。”这种说法究竟有多少真实xìng，不敢妄断，只好听之。也许这位贵公子天真，在他的心目中就以为真是这样的。 吴幼权始终没有参加我们的工作，在我们内部的人事记录中，也没有正式列入他的名字。据我所知，他对于戴先生领导下的工作，着实提供了多方面的协助，除了人力之外，还包括资助在内。从民国二十一年（1932）四月起，一直到抗战胜利以后，无论是在北平、天津、上海、香港各地，他都和戴先生经常保持密切的往还。 戴先生对于这位贵公子，相当礼遇，很有意提携他创炼创炼，以期干一番事业。所以在抗战期间，曾计划派遣吴幼权和我们的工作同志李果谌、吴安之诸兄，追随李杜将军绕道入东北，联组义勇军，共图大事。但均因故受阻而未能成行。 不幸的是三十五年（1946）戴先生撞机殉职，军统方面即不再与吴幼权保持密切联系。虽然郑介民先生、毛人凤先生都和吴幼权偶有接触，可是已不像戴先生在世时的那种亲密景况了。 在吴幼权个人来说，更不幸的事又发生了，三十七年（1948），吴幼权的太太朱九小姐（名媛，朱五小姐的九妹，北洋政府财政总长朱启铃之女），于搭机飞赴香港途中，又以撞山失事殒命。她所携带的许多贵重珠宝都烧焦了，若干存折单据、有价证券也焚毁了，这真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关于钱财的事，一向都由朱九小姐掌管，吴幼权本人则不甚了了，一旦出了意外，再谋补救可就难了。据吴幼权说，事后追查回来的存款，为数也非常有限。从此家道中落，乃至一蹶不振。 吴幼权潦倒香港多时，至1957年，罹肝癌去世，享年仅四十多岁。临危之际，受尽折磨，穷得连每月一百块港币的互助会钱，都付不出。言念及此，一大辛酸。堪以告慰于地下的，是他的两个儿子都已长大chéng rén，各有成就了。 秉正而言，吴幼权对“军统局”的确是有过不少帮助，只可惜没有记在“军统局”的账上罢了。现在，由我作证，向他致敬。 当然，戴先生在北平的活动，并不一定全是通过吴幼权的关系才建立起来的，不过，循着吴幼权这条路线，也的确接触到许多位东北籍的耆彦才俊。我知道的，其中有黎天才、关吉玉、王卓然等。另外还有现职或退职的少壮军官如王以哲、苑崇谷、冯庸等。 这些人到后来有的发生了工作上的联系，有的只不过仅止于初步晤谈或建立了某种程度的默契而已。记得戴先生指定由我联络的，有黎天才和关吉玉二人。这里所谓的“联络”，是替他们转递信件，约定一个会见的时间，至于他们具体进行的是些什么事，我并不知情。 经过一段时期，我才渐渐体会到，戴先生的作为，并不限于情报活动，尚且含有较高形式的政治运用。在那一时期，类如安抚东北军在职将领，笼络东北籍卓越之士等，皆可归属于政治运用的范围之内。这如果没有相当的社会地位，不具备有力的政治背景，自然无法做到好处。 写到这里，又引出以后的一桩掌故。也可以说是前面政治运用的后果。接着就便在此一提。 二十三年（1934），张学良先生自欧洲考察回国，任职豫鄂皖三省剿匪副总司令，驻节汉口时，也许是在欧洲受了某种政治风气的感染，思想上好像起了点变化，所以他建议兼总司令蒋委员长，将其前此在东北、北平原已存在的秘密政治组织--“护东学会”予以解散，并请蒋总司令指派干部与其解散后原系“护东学会”的干部，再另行合并共组一个新的政治团体。 张学良先生的意思，是要组成一个倾向于“法西斯主义”的政治组织，蒋委员长只应允指派干部组成一个维护中国传统--明礼、尚义、崇廉、知耻的团体，并定名为“四维学会”。这样，显然的就把原来的“法西斯”意味以及可见的独裁倾向矫正过来了。 被指定参加“四维学会”的，在中央方面，全部都是“三民主义力行社”的干部，其中有刘健群、邓文仪、戴笠、郑介民、干国勋、丁炳权、赵龙文、邱开基、韩文焕等。除刘健群一人外，全是军校同学。在东北方面，军政干部皆有，其中有王卓然、黎天才、关吉玉、阎宝航、高崇民、王一哲、何柱国、刘多荃等。至于是否已将“力行社”的组织对“四维学会”公开了，则不得而知，据判断，很可能是保守秘密的。 戴先生在“四维学会”中的地位，相当重要，也可以说“四维学会”之组成，是他政治运用上的一项成果。 “四维学会”会址，设于汉口，戴先生另有许多任务，无法兼顾，所以又指定特务处的汉口负责人邱开基经常参与其事。 前文提到过的黎天才、关吉玉等，原与戴雨农先生有旧，而且在情报工作上又有过jiāo往，所以戴先生与黎天才、关吉玉的关系也相当微妙。我的意思是说，他们也许更倾向于戴雨农。 因为“四维学会”是个“合成xìng”的政治组织，无论是在信仰上及思想上，都缺乏“一心一德”的精神，所以在组成后的不久就停止活动了。或者说，因“四维学会”中原属于张学良干部中的少数分子，太不老实，且有怂恿张学良这样那样的企图，故而被解散了。不知是耶非耶。至于“四维学会”的解体和而后的“西安事变”是否有所关联，那就很难说了，此处亦不拟妄加推断。 再说戴先生留（北）平期间，接触面很广阔，前后也罗致了不少优秀人才，这些人不一定都参加了本位的情报工作，在他的高瞻远瞩中，是以储才备用者居多。此后的十多年，戴先生领导的工作，得能超越特工范围作多方面的发展，当然与他知人善用这一特长大有关系。 他比较空闲的时候，也不休息，很喜欢约集王天木、吴幼权、毛万里、王云孙（“北平站”书记，人称北平万事通）和我几个人，出去走走，最常去的地方是北海公园和中山公园。有时候也在北海的五龙亭或中山公园的来今雨轩坐下来喝壶茶，偶尔也去吃个各具独特风味的小馆子。这可不是消闲，在他来说，也是工作的一部分，要观察一个人、了解一个人，从细枝末节中才能看得更真实。 与戴先生同来的毛万里兄，其职责与一般的机要秘书差不多，在那个时候，还没有正式的名义。当戴先生另有其他活动的时候，也常和我一起盘桓，我们有许多脾胃相投之处，更因为不拘形迹，就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了要好的朋友。我们的结jiāo，非常纯洁，也可以说是自然的形成，连一点“便利工作”的意念都没有。从此相jiāo五十年，至今依然还是好朋友。人家说我们是酒ròu朋友，我认为jiāo朋友“酒ròu”又有何妨，但也得肝胆相照。 毛万里兄和我的jiāo情，莫逆到超越了我们的工作守则，在未来的惊险生涯中，将有多次的记述。 戴先生即将离平返京，在临行之前，由郑介民先生陪同晋见何代委员长（即何应钦。编者注），并分别到驻军前线去拜会第二师师长黄杰，第二十五师师长关麟征。我想这不仅是酬应式的拜会或辞行而已。内情如何，不便乱猜。 离平前一天，戴先生召集平津同志，在他栖凤楼居所举行谈话会，实际上是听他讲话。 指定的时间，在上午十时，到场的有郑介民、邢山、毛万里、王天木、杨英、戚南谱、白世维、王云孙及我等人。 戴先生在他住所二楼的客厅里略加布置，刚好可以容纳十个人。当时也没有举行什么仪式，在尚未谈话之前，戴先生对在座的郑介民先生特别客气了几句，随后开始讲话。说的很多，归纳起来可分为四点： 首先，他分析了当前的内外情势，并强调华北局势的严重xìng。 其次，指示“北平站”、“天津站”要加强工作部署，也就是多方开辟情报路线。 再次，提示上级主管的情报需求：不仅要搜集有关日本军事行动及其支持汉jiān破坏活动等各种具体情报，还应特别注意共产党的行动。 最后，他要求我们每一个人自励自修，充实自己，增强工作能力，庶可肩负艰巨。 戴先生讲完之后，又很尊敬地请“介民先生”发表一点意见。郑先生不便推辞，就照戴先生说过的话引申了几句。 戴先生也问过王天木和我，天木兄没有说什么，我更没有什么话好说了。 讲话完毕，大家默默无言，彼此间也没有jiāo换一下意见。这也是我们的与众不同之处。随后，就在戴先生那里吃便饭，也等于是一次临别的聚餐。 戴先生是搭火车走的，那个时候从北平到南京，并没有飞机，最便捷的jiāo通工具，就是津浦铁路特别快的“蓝钢车”。所谓的“蓝钢车”，在外形上把车身漆成蓝色，在质量上比较坚固，行车速度快、准时、平稳而已。我们到火车站送行时，我特地和毛万里兄道过珍重，真是临别执手，不胜依依。戴先生也知道我们的感情不错，他说：“希望你们在工作上多多合作。” 火车开动前片刻，戴先生忽然想起一件事，jiāo代我去办。我原以为什么特别要紧的事，还提高注意力听他吩咐，他说：“我替人家买的那部车，请你暂时保管，不久就要运走。你千万不要开着玩，弄坏了就麻烦了。”原来如此，我听了实在不是滋味。 这是一部1931年的“别克”，八汽缸，敞篷，买来就是二手货，保养得不错，还有八成新，如果用来兜风，当然很帅。这是小事一端，不值得在此提上一笔，可是天下就有那么巧的事，想不到在不久的将来，这部车在我们的工作上竟建立了头功。 北平六国饭店刺杀张敬尧 民国二十二年（1933）五月四日，“军统局北平特派员”郑介民先生，连夜传达北平最高军政当局所下的紧急制裁令，并限期一周复命。 三日后，即同年五月七日，由“军统局”所属的“北平站”、“天津站”通力合作，将利yù熏心，泯没民族意识，甘为日寇爪牙的前湖南督军、过气军阀余孽张敬尧，诛杀于我政府不具治外法权的特殊地区--北平“东jiāo民巷”六国饭店中。 这有力的一击，不仅镇压住丧心病狂者制造暴乱的企图，而且也粉碎了代表日本军方坂垣征四郎所拟订的yīn谋计划。 事后得知，本案的重要xìng，远超过一般的想象。因张敬尧在北平的叛国活动，已非一日，并在我最高军政机关以及作战部队中，使用煽动、蛊惑、利诱、蒙骗各种手段，拉拢到不少的高级官员，甚至还有握有兵权的军事将领在内，正准备发动一次“兵变”或“政变”！如果不是适时予以剪除，消弭一场祸事于无形，其后果难以设想。 当时，平津工作单位，在人力单薄，设备简陋，事出仓促而限期复命的情况下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8 章 ，能以不负使命，我们自诩是一件完美无缺的得意佳构。而完成本案的第一功臣，就是白世维先生。 一道突如其来的紧急制裁令 民国二十二年（1933）三月，日本关东军不顾全世界舆论责难，悍然进占我国热河省，并以小部队分别于长城外各隘口，进行扰乱xìng的攻击。 关东军副参谋长坂垣征四郎，则驻在天津，执行其自行拟定且受到日本军方全面支持的机密谋略。 坂垣的手法，是用大量金钱收买我方残余军阀、失意政客以及地痞流氓等，在以北平为中心的华北地区，到处制造事端，意图先行破坏社会秩序，然后再扶植一个听命于日本的傀儡政权。 照坂垣所打的如意算盘，即使皆无所获，亦可坐视中国人自相残杀，酿成内乱，而收渐次削弱中国国力之效。 此项yīn谋是相当狠dú的。 以上的情况，是我们在许多情报数据的互相参证中，再复按一般显著现象，分析出来的一项结论。 我们的工作指标，就是针对此一结论而拟订的。 不过，“北平站”规模不大，能够做的，就影响大局而言，在比例上非常有限，除了列为基本任务的“情报搜集”之外，又增列了一项“打入拉出”的工作。所谓“打入”是找门路、想办法，进入图谋不轨的叛乱组织；“拉出”是策动那些从事叛乱活动的人，改邪归正，迷途知返。 此一任务，由“北平站”jiāo付戚南谱负责进行。戚南谱的工作报告中提到，他是先从加入帮会着手。 当时，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曾下达命令给辖区内所有的军、警、宪机关，实行严防宵小滋事、取缔集会yóu xing等警戒措施。我们了解的虽不够多，于此，也足以反映出时局的杌陧不安了。 此际，“天津站”的负责人，化名郑士松的王天木，因为便于他女儿念书，全家搬到北平来住，因而我们接触的机会比以前多了。大家一熟，我们就改口称他为“王大哥”。 他在北平的时候，常常抽空教导我们。他说过：“从事特务工作的人，不一定是专才，但必须是通才。因为在工作活动的过程中，往往要置身于各种不同的环境之内，接触各种不同身份的人物，也会遭遇到各种不同的事故。所以必须要见闻广博，常识丰富，方能随机应变，应付裕如。” 他又引据具体的事例，讲解各地的风土人情，乃至社会各阶层的众生相。他认为连饮食男女，狎邪冶游之事，都有认识了解的必要。比如：陪着我们去做西装，带着我们去吃大菜，还领着我们去逛窑子等等。 我们常在电影、戏剧中看到的“小凤仙”，其中部分情节，就是描述民国初年，蔡锷将军在北京城逛窑子的故事。不过，我在影剧中所见到的一些镜头或场面，都不太真，也许是因为相隔十多年，有了改变或为迁就戏剧形式故意美化了的缘故。 北平颇有名气的“八大胡同”，就是所谓的风化区，有些地方也叫平康里。不过，在北平可不用这种称呼。 “八大胡同”在前门外，是几条横竖jiāo错的小胡同，也就是小巷子，差不多都毗连在一起。每逢华灯初上，三两好友，穿大街、走小巷，安步当车，东张张、西望望，是谓之“逛”。大门口亮堂堂，悬挂招牌字号，写着“清吟小班”四个小字的，那就是头等窑子。 想逛窑子的，尽管进去好了。 走进大门，多半都有影壁，左一弯、右一拐，再往里走，自会有人撩起门帘朝屋里让，他们习惯地必先问一句：“您有熟人，还是见客？”有熟人，就指名是谁，如果没有，他就拉开嗓门长长的喊一声：“见--客”。为什么要长声喊叫？为的是楼上楼下前院后院都能听得到。 姑娘们见客，各具不同的姿态，虽意在撩人，但还是全凭客人们的喜爱。姑娘来到门前之际，伙计站在一旁唱名，来一个唱一个，一直到见完为止，若是这家有十个姑娘，而只见了八个，伙计亦必放下门帘低声下气地说：“一个出条子没回来，一个有病跟您请假。”jiāo代完了之后，这才问你：“您看--”他把看字拉得很长，意在等你的回话。你有意就直截了当告诉是哪一个，一个都不中意，摇摇头往外走，也无须表示什么歉意，因为这是常事。万一真的没看清楚，还可以来一个“二次再见”。不过，这可要看是“诚心”花钱，还是“故意”找麻烦了。 挑好了姑娘之后，先让客人到姑娘“本家”房间里坐。待坐定了，娘姨们才端上一盘瓜子，打开一听香烟，斟茶敬客，请教贵姓，开始找两句谈谈聊聊，接下去自然是：客人仔细欣赏姑娘的姿色，姑娘慢慢算计客人的荷包了。这就叫做“上盘子”或“开盘子”，北平独有的名称也叫“打茶围”。 二十二年（1933）时候的行情，头等班子打茶围，不拘人数，是一块大洋。如果打开一听英国名牌香烟“茄立克”，再上一碟水果，通常都给两块钱。偶尔遇上“老赶”（方言，指没见过世面的人。编者注）不在行，仍旧给一块钱的话，他们也绝不会争多论少。王大哥领我们去开眼界，他出手五块，并不是摆阔，而在使我们见见世面。 北平的头等班子，分为南国佳丽和北地胭脂两个班部，风格不同，情趣各异。南方班子，不分无锡、常州，都说自己是苏州人，可是绝不会有长江以北的；北方班子，差不多全是北平土著。至于近畿外县的，大都沦入二三等去了。这与姿色好媸并无太大的关系，是因为家境贫寒，没有制办衣装的本钱所致。 南方班子的姑娘，总是哄自己的客人，有朋友在场，反而碍眼。北方班子则不同，她们对待自己的客人，有如家里的老公，虽然亲昵却相敬如宾，招待客人的朋友，则百般奉承，惟不可及于乱。这虽然都是招徕之术，但在客人的感受上，却自有千秋。 南方班子要客人花钱，名堂奇多，今天“开市”，明天“宣卷”，捧场就得破钞，一旦开了口，焉能不点头？否则以后就没面子再进这个门。北方班子有分寸，不到火候绝不开口，除非遇上冤大头。他们也会假门假市地替你出主意，怎么办才能省钱。结果钱是花了，可是弄得你心里好舒服。 这只是北平花事入门，无妨当作故都掌故看。 有一天晚上，王大哥又领我和白世维兄，三个人一起去逛韩家潭。韩家潭是条小巷子，北平“八大胡同”之一。这一带差不多都是苏州的清吟小班。所谓“清吟”也者，就是卖唱不卖身的意思，自高身价罢了。韩家潭有一家“莳花馆”，王大哥认得个熟人，花名含春。此姝年过标梅，风韵正佳，谈吐气质都不错，可是总免不了有点矜持之态。这不一定就是缺点，有的人却认为这就是端庄。风闻，张宗昌曾有意接她出去，她是执意不肯，领家的妈惑于金钱，劝她应允，她也宁死不从。 王大哥怂恿我也叫了一个，这个人的名字起得好怪，几十年下来，我还记得她叫“飞龙”。胖嘟嘟的长得没有什么模样，不过，一口吴侬软语，尤其是苏州人说北平话，糯糯的、甜甜的很受听。我们又促世维兄随缘随份也叫一个，他一个都看不上，推辞着换一家再说。 我们坐在含春的客厅里聊天，王大哥谈起他在民国十七年（1928）结识戴雨农先生以及后来参加工作的经过。飞龙却三番两次地请我们到她屋里坐，我们以为随便在谁屋里不都是一样，其实不然，原来第一次的生客不到本人屋里，就不算正式上盘子，也就不好要钱，这又是他们的规矩了。 我们几个人正嬉笑得云山雾罩之际，像似王大哥的司机在外面问伙计找人，王大哥一看，果然是老萧，招手叫他近前来，老萧回说郑介民先生到处找我们，已经找了好半天了，还是郑先生的司机在胡同口，看见王大哥的车子，问过他之后，才知道我们全在这儿。现在，郑先生正在胡同口外车子上等我们。 王大哥和我也来不及掏钱开盘子，请世维兄留下来等一会儿，连忙拿起帽子往外赶，我们刚刚走出大门没多远，就看见郑先生一个人，正朝着我们这个方向走过来。 我们见到郑先生，都觉得不大好意思，可是郑先生却让王大哥陪着他往回走，于是我们仍旧回到了含春的客厅。 世维兄站起来，原想站起来礼貌一番，又踌躇下来了，我猜，大概是鞠躬不是，握手也不是。还是郑先生先开口，让大家坐下来好说话。 含春、飞龙和娘姨、小大姐们都上来招呼，郑先生问：“天木兄，这里有没有方便说话的地方？”王大哥转问含春，含春点头，引导着往里面让。 这是一间小套间，布置得相当雅致，是专供客人们捧场打牌用的。我们恰好四个人，他们也许会错意了，正待拉架势开局，王大哥一看情形不对，随即悄悄地和含春嘀咕了两句，含春倒也大方，斟好了茶，又端上两碟水果，带上房门，他们就都退出去了。 世维兄又小心地前后看了看。 郑先生收敛了笑容，放低了声音，持重地传达了他的指示。他说： “下午五点多钟，北平最高军政当局召我前去，当面jiāo付一项任务，其重要xìng，关系到整个华北地区的安危，我代表我们的组织，承担下来了。这是一件行动工作，制裁的对象是前湖南督军张敬尧，限期是从今日起计一个星期，也就是七天。提示给我们的线索，是张敬尧现已潜入北平东jiāo民巷，正从事叛乱活动。再进一步的细节，需要我们自己侦察。” 稍微停顿了一下，郑介民先生又殷切地鼓励我们说：“这是一个为国家除祸害、为团体争光荣的大好机会，成功了可以稳定华北的局势，想见其作用之大，我们应该不惜任何代价全力以赴。这一件工作，我决定jiāo由天津、北平两单位集中力量合作执行，其任务分配，请天木、恭澍二兄自行斟酌，本人立即将此事电告戴先生报备。明天上午十时整，我们在府右街集合会报，有关事项，届时再详加讨论。” 郑先生的话宣示完毕，看时间还不到午夜。他表示要先回去发电报，希望我们立刻jiāo换意见，着手进行。 这是一道突如其来的紧急制裁令，事前毫无心理准备的行动任务，乍听之下，顿时茫然若失，大有手足无措之感。因为这个时期，我们的工作组织还在初创阶段，一切都在摸索，试着起步。而且平津单位成立不久，规模尚小，时正全力从事于情报路线的部署与开拓，对于行动制裁，不但没有人手，应有的器材设备亦付阙如，更重要的是根本缺乏行动工作的经验。现在一声令下，事出仓促。不觉千头万绪，纷至沓来，真像打鸭子上架的一般。可是功令所在，义无反顾，只能竭尽所能，勇往直前了。 我们送走了郑先生，大家沉默了一会，那些班子里的人又都进来了。王大哥很有意把含春带出去，咬了半天耳朵，含春似乎是不肯，一时弄得僵住了。飞龙依然请我们到她屋里去，我们也就趁机会站起来，转换一下环境，免得大家难堪。 王大哥临出来的时候，抽出两张十块钱的钞票，放在桌子上，含春叫娘姨们谢了，也跟着我们一块来到飞龙的房间。 飞龙这里的气派，较着含春那里，可差得多了。 我一肚子心事，巴不得立刻就走，连坐下来喝口茶都不耐烦了。可是王大哥却胸有成竹，他拉着我让我坐下来说：“我有办法，你沉住气好了。” 王大哥又转头对飞龙说：“我们想请你出去吃点东西，吃完了就送你回来，你看怎么样？”别看飞龙说话软绵绵的，应对起来倒非常爽脆，她用北平话说：“好，上哪儿都跟您去，那又有什么，请各位稍微等我一会儿，跟我妈说一声，披一件斗篷立刻就来。”王大哥当着含春又怕她不好意思，只好敷衍说这都是为了撮合我们，改日一定来捧场。 这时候已经深夜十二点了，胡同外面街上还有一两家专做宵夜的江浙小馆子，仍然灯火明亮的开着门没打烊。我们几个人随便叫了点东西，也猜不透王大哥打的是什么好主意。 好容易大家都吃完了，王大哥这才开口，他说：“东jiāo民巷只有两处最有可能，一处是日本使馆，一处是六国饭店，另外一家公寓式的旅馆，我想他不会去。” 又对我说：“我想现在就去一趟，万一能够开到房间的话，住一宿也许会发现一些迹象，你看如何？” 我怎还会有意见，如果叫我去开房间，连怎么样走进六国饭店的门，我都不知道，更谈不到去探索什么了。 接着，王大哥进一步说明他的具体做法，他说：“不是大哥我没有出息，你也千万别在意，顶好是这位飞龙小姐委屈一下，能够大大方方地陪我一块去，你们想，这个时候一个单身男人不带行李去开房间，总会惹人起疑，若是一男一女，那就好得太多了。” 说到这里，王大哥又冲着飞龙说：“刚才，含春不答应出来，我也没办法；现在，请你帮一次忙，以后你会知道是件多么有yīn功的事！” 说着又指着我对飞龙说：“他是我老弟，你就是弟妹，你这个大哥绝不会做出对不起朋友的事，只要你跟我走一趟就行了。至于你们有什么规矩，你说怎么办，我就怎么做。” 飞龙看了看我，犹豫了一会，脸红红地问我：“你说呢？” “我说你就听我们大哥的，他说的句句都是实话。” 飞龙表示答应了，不过她要和她妈招呼一声。 王大哥和她说：“我们先去东jiāo民巷看看，如果开得到房间，再打电话也不迟，反正是总要送你回去的。” 时间已晚，不能再多耽搁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9 章 ，于是王大哥带着飞龙上车先走了。 我和世维兄雇了辆洋车，回到北长街十八号。 我和世维半晌都没有话说。我在盘算着如何才能用得上力气，又准备明天一清早先把戚南谱兄找来，商量一下，为未来的许多必要事项，作一安排。 世维兄一个人坐在椅子上，猛抽香烟，既不睡觉，也不发言。当他打定了主意之后，蓦然站起来问我说：“恭澍兄，你看，我去干好不好？” 我也正为这件事在发愁。因为“北平站”还没有行动工作的编组，也一共只有杨英、老戚和我三个人，新加入工作的王云孙，主办文书，这类事他自然干不来，世维兄是处理情报数据的，一向都没有考虑到让他做行动工作，我们的接近，是因为彼此相处得不错，又谈得来，所以时常同出同入，并没有别的用意。如果由我主动要求他，在情在理都说不过去，假如有一点点勉强，那就更为难了。如今，世维兄既然是自告奋勇，我当然求之不得。 我说：“好，好极了。”很想再找两句适当的话，表达出我的心意，可是真不知道怎么说才好。 白世维，字子廉，山东人，已在北平落户有年。军校七期毕业，曾在河北省抚宁县从事党务工作。父母健在，已婚，生有二女。老父长兄均经商，家境并不十分宽裕。戚南谱和白世维是同期同学，北平相逢，就劝他不要再回抚宁，因而留下来参加了我们的工作。 世维兄参与工作之际，正遇上我们搜集到一批东北军及关外义勇军的资料，就请他暂时先帮着整理，等以后再调配其他适当的工作。 此刻，突然有此机会，我自然希望我们“北平站”有所表现，又何况是件关系大局的事。世维兄不畏艰险，敢于奋勇当先，无论成败，都是我们的光彩。 心情复杂，兼以兴奋过度，我和世维竟夜未曾安眠。 第二天早晨不到七点，打电话请南谱兄过来。晤面后，我把昨天晚上郑先生jiāo办的事，扼要地转告他，同时也要求他对张敬尧的行踪，尽速作切实的侦察。 我知道在东jiāo民巷西首，也就是从户部街进入东jiāo民巷西口左转，有一排三层楼的房子，其中有一家公寓式的旅馆，论等级，只能列入第二流，经判断后，张某很少可能会住进这种地方。不过为免事后遗憾，也应该去看个究竟。我把这番意思和南谱兄说了。 另外一件也是要紧的事，是请南谱兄将戴先生雇用的汽车司机找到，把车子从修理厂开出来，先试试车，也许会用得着。 我又把昨天夜里，也就是五六个小时之前，世维兄对我明白表示的那番话，再向南谱兄讲了一遍。南谱兄自然喜出望外，高兴非常。 上午十点钟，我要到郑介民先生那边去参加会报，我征询世维兄的意见，要不要和我一同去，世维兄认为还是留在这里，听候我们的决定比较合适。 我临走之前，忽然想到有一支戴先生送给我做纪念的手qiāng，我连忙找出来，连同仅有的六颗子弹，一并jiāo给了世维。 天木兄和我相差两三分钟前后到达府右街，郑先生早已在他那间小办公室中等我们了。 首先，郑先生告诉我们，已将此事之要点，电陈戴先生。现在，要听取我们报告，然后，去中南海回复何（应钦）部长。 天木兄报告侦察经过及其结果：昨夜，我们分手之后，他是以日本大仓株式会社的名义，在东jiāo民巷六国饭店，开到一个位于二楼的房间，现在还保留那里没有退。在他与楼下柜台上，以及二楼的茶房头（领班。编者注）的接触中，尚无任何发现。 天木兄补充说明的是：因为深夜到早晨这段时间，一般的活动，都比较稀疏沉寐，所以难于有所发现，准备回去继续侦察。 天木兄认为最麻烦的，是张敬尧会不会隐藏在日本使馆内的问题。对于这一点，我们谁也无法立即下判断。 我提出报告的第一件，就是白世维同志请缨，自愿担任“执行”的工作，在“北平站”还没有专责的行动人员之前，解决了最大的难题。至于能否胜任之事，大可不必顾虑，因为他一切条件齐备，志愿而乐意。 第二件，有关工作部署事项，分为两个步骤，即事前所必要的，也就是现在应该着手做的，及发现目标后特定的，“北平站”都可以负全责。 当然，缺乏经验的我们随时就教于天津的王大哥。 我们的会谈，到此告一段落。 郑先生告诉我们，他就要去晋见北平最高主管，除报告我们的准备工作及侦察活动外，其次，也希望能多知道一点后续的消息。 郑先生透露他的了解对我们说：“情报来源很可能是来自参与张敬尧叛乱活动的内线。” 竭尽所能展开侦察部署 “北平站”建立之初，真是筚路蓝缕，不仅人手有限，应有的设备也多付阙如，就拿jiāo通工具来说吧，只有一辆脚踏车而已。 此中并无特别原因，我们早期的工作，从南京的局本部到各省市单位，上上下下，都因为经费支绌而闹穷。 虽然如此，戴先生还是不喜欢他的部属对人家要求什么。如果我们现在向主管当局提出任何请求的话，虽说理所当然，可是总觉得在这个节骨眼上，不太适当。我个人是这么想，郑介民先生也颇以为然，所以我们决定自己的困难自己解决。这也就是尽其在我的意思。 当天上午十点多钟，我们和郑先生作了初步会商之后，郑先生准备去晋见何部长（军分会代委员长）我和王大哥同车到北长街与世维兄会齐。 我们三个人根据适才所谈的原则，又jiāo换了一番意见，商量好大家分头进行：世维兄随王大哥同去六国饭店观察动静，我约南谱兄再作必要的准备。需要做的都得做，我约到南谱兄，我们先去“巡视”一回北平的特殊地界“东jiāo民巷”。 “东jiāo民巷”在北平，可以列为“化外”之地，是辛丑条约留下的屈辱烙痕，通常称为“使馆区”。到了民国二十二年（1933），虽然有许多外国使馆已迁至南京，可是这块地方仍旧保持特殊状态，我国政府不能行使法律上所赋予的一切权力。 因此，包藏祸心，图谋不轨者流，就利用这块弹丸之地，托庇于外力翼护之下，从事非法活动。 “东jiāo民巷”范围不大，全部面积大约只有二平方公里。位于北平市正阳门（前门）与崇文门（哈德门）之间。 其方位四至是：东边出入口，在崇文门大街；西边出入口，在户部街；北临东长安街，在东长安街与出入口之间，有一片大cāo场，常有外国人在此踢球。我小时候常常骑自行车抄近路由此穿过，迄今记忆犹存。南面有一堵旧城墙，在接近六国饭店附近，开了一个缺口，没有正式名称，一般都叫“水关”。其实，城墙上开个洞固然可以称为关，但这一带连个小河沟都没有，不知道从哪儿来的水。 出了“水关”，就是东火车站的站台，再往前，有铁轨，但无平jiāo道设备，所以车辆无法通行。东站，是北宁线的起点，也是平津直达车的迄始站。外国人下了火车，大多经由“水关”进入东jiāo民巷，有些各式各样的神秘人物，亦可通此幽径。 “东jiāo民巷”内，除了各国使馆留驻的单位，及其附设机构如“参事处”、“武官处”等等之外，还有少数部队驻扎。一般都称为“兵营”，而实际上是使馆的“警卫队”。到二十二年（1933），还有美国兵营和日本兵营两处，此外是否还有其他如英、法等国的，我一时说不上来。 区内也有警察，为数不多，很少在街上看到一两个。至于穿什么服装，已经是印象模糊了，不过，记得他们佩戴的只有警棍，并无qiāng械。好像在六国饭店门口就有一个晃来晃去，有时候又不见了。 “东jiāo民巷”里，全部都是柏油铺的马路，最令人难忘的，是那条东西向的干道。我想，普天之下，无论什么地方的道路，总是越平坦越好，惟独这一条，却故意加工弄得高低不平，差不多每隔一百公尺左右，就有一条横亘路面的凸出部分，好好一条路，整成波浪状，实在是一绝。试加推敲，可能是为了有效地防止车辆超速，同时，也反映出警力的不足。到了民国二十七年（1938），我再去北平走过“东jiāo民巷”时，这条怪怪的路，已经修平了。 行驶在“东jiāo民巷”的车辆，常见的有三种，分别是汽车、人力车和脚踏车。这些来来往往的车辆，并不一定全属于区内，也有假道穿越的，像这种情形则任由通过，没有人管。在“东jiāo民巷”里面，很难叫到出租汽车，打电话到市区，需要特约，随叫随到的事情，也得碰巧。“东jiāo民巷”以内的人力车，自发牌照，有好些个不相同处。类如：车身一律漆成木头的本色，全部都是镶蓝边的白垫子，看上去，显得很洁净。车夫虽不穿制服，也都衣着整洁。有固定的停车处，绝不乱兜乘客。在六国饭店门口，就经常停有三五辆车子候客。我也坐过，车资比界外贵得多。这里的车夫似乎也有媚外心理，一有外国人坐上去，就显得格外卖力的样子，若是拉一趟中国人，就好像受了委屈。那个时候机器脚踏车还不多，偶尔看见一辆，十有八九都是军用的。自行车可不少，多半是区内住户的佣工或上学的孩子们用的。 北平市区与“东jiāo民巷”两jiāo界，都有木栅栏，却无人看守。有一阵子，一到午夜十二点整，就把北向东长安街的栅门关上了，只留下东西向的通行，可是有的时候，却彻夜开放通行无阻。 我和南谱兄坐在那辆尚未运走的汽车上，由戴先生的司机老张开着，在“东jiāo民巷”里仅有的几条马路上，兜了好几个圈子，我们不但熟悉了路况，同时也有了心理准备。 我顾虑到一旦有了动静，比如qiāng声什么的，到时候，几处出入口的木栅，会不会突然关闭而阻住去路？又一想，这又何足为虑，像这种只具形式的木栅，以我们这辆车子，一踩油门就可以把它撞个稀烂，哪里挡得住。 我们沿着“水关”城墙走，忽然发现还有一条可以通行的路。从六国饭店出来，向南三五十步，就是“水关”，再向右一转，已经来到这条新发现的路上，朝西直驶，左边是高耸的城墙，右边多是前面那条大街的后门。经过之处，其中有一道门岗，是“日本兵营”的后门，再前进一二百尺，又有美国兵的岗位，是“美国兵营”的后门。走至尽头，只能右转，再前进，左转弯，已到出口。出去后的这条大马路，就是户部街，已不在“东jiāo民巷”范围之内了。 这是一次试车！也是地形地物的初步勘察。 我们回到北长街，远远的就看见郑先生的车子停在大树底下。原来，郑先生已经在等我们了，想必一定有要紧的事。 郑先生告诉我们，根据消息指出：“张敬尧的确住在东jiāo民巷六国饭店里。”指示我们立即转告天木兄，并希望我们尽最大努力完成任务。 此刻，是下午四点多钟，打电话给王大哥，不大妥当；我到六国饭店去找他，当面传达，又恐引人注意。我们本来约定下午六点钟见面，好在只有一个多小时，不如等他的好。 我和南谱兄就利用这点时间，两个人又作了一番计议：论限期，还有六天，目前既已确定张某的所在，总算掌握到大方向，看上去，时间并不紧迫；首先要做到的，就是把张某住的房间侦查出来，而且越快越好，以免夜长梦多；在没有行动之前，切不可打草惊蛇；一旦发现了张某的踪迹，其他有关的问题，均可逐步解决。我们说了半天，终结只有一句话，那就是及早发现“目标”。 五点五十分，世维兄来电话，说他和王大哥在东安市场五芳斋等我一块儿吃饭，我答应和南谱兄一同来。 王大哥和世维兄的神色凝重，连说话都不起劲，不用问，没有进展。 我把郑介民先生刚才到北长街通知的那番话，一字不易地复述了一遍。 随后，我又加重语气表达我个人意见说：“我认为郑先生传达的消息，一定可靠，我们要的那个老小子，必在六国饭店无疑。” 南谱兄接着又把适才我们俩所计议的那些理所当然的话，也慢条斯理地说了一回。王大哥和世维兄，不待我们说，也会想得到。 一顿饭，草草用罢，该说的话，也说得差不多了，再看王大哥和世维兄的脸色，已经转为开朗了。 我们重又分配了各自所承担的任务，重点还在王大哥他们回到饭店后的侦察活动。 我们约定，仍以北长街十八号作为联络中心，我将以全部时间留候，期待佳音。 南谱兄在六国饭店以外的侦察布置，决定全部撤销。备用的汽车，责由南谱兄控制，并随时与我保持密切联络。 我们分手之后，我打了一个电话，简略地报告了郑先生。 限期中的第一天，整整折腾了二十四小时，毫无结果。第二天，明知道张敬尧一定住在规模不大的六国饭店里，可是依然没有发现他的踪迹。 看似容易的一件事，做起来才会体验到其中的不简单，若不然就是我们太笨。 我一个人在担心，万一限期届满，连个人影子都摸不着，那才丢人现眼呢。 郑先生则颇为镇定，他连催促的口气都没有，jiāo代给我们办的事，也只说一遍。至于他的心境是否如此，那可就很难臆测了。 戴先生复电给郑先生，并没有直接打电报给我们，这当然是为了维护指挥系统的完整。 到了第三天中午，我和王大哥他们碰头时，依然面面相觑，仍难进入佳境。 王大哥开导我们说：“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10 章 这种事只好心里急，可不能带出相来，如果待下去仍不能弄出点眉目，我也想冒着打草惊蛇的风险，到柜台上再查问查问，不过，也许弄巧成拙，反而不妙。” 说到这里，王大哥忽然想起，昨天上楼的时候，一度看到一个人的背影，这个人很像当过张敬尧参谋长的赵庭贵，可是一眨眼他就上去了，并没有看清楚，所以还不能肯定是不是他。 我心里琢磨，王大哥的房间既然开在二楼，所谓看见那个人“上去”，那么不是三楼，便是四楼。如果真是张某的参谋长，那么张敬尧不住三楼，定在四楼了。 这不是一个有价值的发现吗？ 世维兄也告诉我，他是以王大哥“随从”，也就是“跟班”的身份，陪着王大哥出出进进，像这种情形，大饭店里司空见惯，是常有的事，茶房们根本不以为意。当王大哥一个人闷在屋里打主意的时候，他就借机会找茶房瞎扯，可是也没有扯出个所以然来。 世维兄又说：“王大哥嘱咐我要特别留意那个像似参谋长赵某的人，我也一直盯着楼梯，瞩目上下，可是就没有看到一个像王大哥所描绘的那个人。” 我认为这都是收获，虽说尚未发现目标，但不能视为毫无进境。 王大哥要回家去一趟，打算换换衣裳，刮刮胡子。他请世维兄也找个地方休息一下，等他回来再一同到六国饭店去。又叮嘱我们好好地再多研究研究。 王大哥回家去了，世维兄原想打个盹养养精神，可不要说睡不着，连眼睛都瞌不上，索xìng坐起来聊天，于是我们又说到了“六国饭店”。 “六国饭店”在北平的名气可不小，但规模却不大，只不过是一幢四层楼的旧式建筑而已。论设备，远不及“北京饭店”，讲实惠，也不如“中央饭店”或“长安春饭店”，就是因为在“东jiāo民巷”独此一家，所以才显得稀罕，尤其是对那些别有用心的中国人。 “六国饭店”坐东朝西，大门临街，进出要上下十几级石阶。予人印象较深的，还是那道团团转的旋转门。 一进门，就是宽敞的大厅，地上铺着猩红的毛地毯，这么一衬托，骤然予人以高贵感，这就是舶来的洋噱头。 长长的大柜台，有管车的账房先生，穿中国式的长袍嵌肩，戴红疙瘩黑缎子瓜皮小帽，这是“帝国主义者”奴视中国人的丑扮，惹人反感。 楼底下这一层，还有些什么布置，已经记不清楚，大概是没有客房。 “六国饭店”并无电梯，也许因为只有四层的缘故。可是楼梯宽阔，容得下四个人并排上下。二楼通道的宽度，也和楼梯差不多，都铺着地毯，如果不跳跳蹦蹦，听不见走路的声音。 二楼的形状，有如兀字，也就是只有三面有房间，接近楼梯口的这一边，只是一条通道。通道上，有一张小型柜台，是茶房当值、听候客人呼唤的中心点。 茶房们的打扮，都一样，真是少见得很：穿长袍，可又短了一截，仅仅遮到膝盖，叫做半大褂子，腰间扎一条长绦带，着老式裤子扎裤脚腿，白布袜，配一双长鼻梁黑色直贡呢的皮底便鞋，也戴瓜皮小帽。你看，这像什么模样，简直是糟蹋人。 若是再看到他们侍候外国人的那副卑躬屈膝的形象，实在替中国人丢脸。可是他们也是为了赚钱养家活口啊！ 王大哥开的房间在二楼一角，离楼梯有五六十步之远，位于右首那条甬道的尽头。再往里走，有一排横的房间，转过去就是左边的那条甬道了，所以说成兀字形。 这间房不大，床可不小，铺在床上的垫子被单，薄的厚的倒有好几层，世维兄告诉我说：“那支手qiāng，不方便出来进去都带在身上，有时候就塞在枕头底下，王大哥也知道，万一有什么临时的机会，两个人都可以拿来就用。” 世维兄是有心人，他听茶房说：“后面还有一道防火用的太平梯，已经多年不用，现在都塞满了破旧东西。”如此说来，可能作为出路的太平梯已经失效，可不必列入考虑了。 三楼的格局，和二楼相仿佛。四楼可就不一样了，据说，四楼这一层能够供客租用的房间，只有二、三楼的半数，那一半是供长期客人居住的，设备、开间以及租金等，都有分别。世维好几次想上去看看，可是一直找不出个自圆其说而不引人起疑的借口。 我们说到这里，王大哥回来了，他和世维兄再去六国饭店，总得寻出些蛛丝马迹。 时间消逝得很快，眼看着限期越来越近，除了心里着急之外，又好像失落了什么一样。不期到了第四天头上，峰回路转，曙光乍现。 事情是这样的： 中午，王大哥和世维兄正下楼，预备去吃饭，刚待推门之际，门里转出一个熟人来，他胳膊底下夹着一个蓝布小包袱，原来是西服店的应掌柜，想不到会在这儿碰见他。 王大哥问应掌柜：“干吗到这儿来？”应掌柜不经意地用手在下巴颏右面，一上一下地比划着说：“他做了两套衣服，叫我今天来试样子，这个时候大概起来了吧？”应掌柜的举动和言词，王大哥已经完全会意，所以也没有多问就示意世维兄推门往外走，同时浅浅地和应掌柜打了个招呼。 他们不去吃饭了，急忙赶到北长街，把刚才的情形说给我听。 王大哥解释说：“下巴颏上有一撮毛的就是张敬尧，刚才在饭店里，不便多问，现在我们先去吃点东西，吃完了，应掌柜也该回去了，我们再去找他，仔细问个究竟。” 我们三个人又和往常一样的来到东四牌楼南大街，应掌柜开的“应元泰西服店”就在此处。这西服店，只有一间门面，土里土气的没有什么装潢，如果不是熟人，没有一点吸引顾客的地方。但是它的剪裁功夫，却是很高。 我们本来打算以做衣服为借口，找机会和他多聊聊，没想到还未开口，应掌柜的就说：“这两天我得赶工，你们几位如果想添衣服，恐怕要等些日子了。我要先把张督办的这两套赶出来，然后还有其他几个客户的。我看，现在先挑几块料子吧，等我一空下来就给你们裁。” 王大哥顺口问应掌柜的说：“张督办等着穿？”应掌柜说：“是呀，他叫我后天中午一定做好送到，说是也许就在这两天要回天津去。” 我们三个人又环绕着这件事和应掌柜扯了一阵子，从应掌柜透露出来的最要紧的几句话是：“张督办住在三楼，一连三间，号头是二三一到二三五，除了张督办本人之外，还有他的参谋长和副官。我去试样子，是在当中的那一间。” “得来全不费功夫”，其实，是巧合也是幸遇。 目前，张敬尧的下落虽然有了，可是紧接着还有许多难题在后头，我们所没有想到的，是张某并非单独一个人。 张某开了三个房间，他住一间，参谋长住一间，另外一间是副官。所谓的副官，可能就是卫士。应掌柜没说是几个副官，说不定不止一个，加起来算，最少是三个，多则五六个，世维兄“单qiāng匹马”，对付得了吗？即使王大哥也加入战斗行列，仍然不成比例。 他们的房间，三间连在一起，先不管张敬尧究竟住在那一间，一有动静，必然立刻惊动左右，照我们现有的实力，顶多只能出动两个人、一杆qiāng，假如对方稍有抵抗或牵制，则脱离现场就成了问题，也就是说，在以少制多的情况下，只适合奇袭，一旦形成对峙，势必不利。 还有，他们在三楼，我们在二楼，从登上三楼计算起，先要走过一条数十步长的甬道，假定毫无阻碍，尚待赚开或打开房门，寻找目标，即使推门撞见，立即开qiāngshè击，qiāng声响后，就算无人敢接近，也要从三楼的甬道直奔楼梯，再经二楼下来。最乐观的估计，仍嫌暴露的时间过长。因而，能否安全地走出大门，还需要更细密的策划。 那个旋转门，是唯一的出路，一旦发生事故，会不会自动关闭？相信应该是有这种装置，这是更值得特别注意的。 最令人焦急的是，张敬尧就要走了，非要赶快动手不可，所以时间上不容许我们从长计议或从容部署，这种事也不可能摆得那么四平八稳，顾虑太多了，反而碍手碍脚，为了争取时效，我们最需要的，应该是一鼓作气。 我们三人一同，把这半晌经过的情形报告了郑先生，郑先生高兴非凡，又鼓励了我们一番。 王大哥也表示了他的决心。 世维兄依然是士气昂扬，摩拳擦掌，只待惊人一鸣了。 我最大的忧虑，是惟恐世维兄势孤力单，必须谋一补助之道。 我们辞出后，在车上，王大哥一再安慰我们，表示他有的是办法，劝我们千万不能cāo之过急。他压低声音说：“我可以从那个赵参谋长身上动脑筋，前天看到的一个背影果然是他，那么就有文章好做了，等我回去仔细地勾画一下，说不定这是一条最好走的路。” 王大哥很沉着，大有成竹在胸的模样。 我也时刻地在想主意，可是我提不出什么具体的好办法，因为这种事情又不能“试试看”，而何况我实在是一无经验。 在我们分手之前，先就料得到的，作了几项必要的约定。 王大哥和世维兄仍回六国饭店。 我决定先去寻戚南谱兄。我想问问他能不能立即找一两个人，作为世维兄的帮手，同时也希望他能想办法到哪儿弄一支qiāng，无论是借也好、买也好。 待我见到南谱兄说明来意后，他说的也有道理。他说：“过去，我们压根就没有做行动工作的计划，上级也不曾有过半点提示，说做就做，说要就有，霎时之间，到那里去找可用之人，这又不能去拉一个、雇一个。现在，既然为了助世维一臂之力，于公于私，我都有不可推诿的责任，所以，我愿意加入现场，至于担任哪一项工作，请你分配就是了。” 我听他这么表示，心里非常欣喜，这才是及时雨、生力军。 我又提到借qiāng的事，他说：“借，到那里去借，买一把刀子，不是一样的管用？” 我和南谱兄约妥，从现在起，我们随时保持联系，至于如何分配工作，等我和王大哥商议之后，作成决定，再行通知。 由南谱兄负责控制的那部汽车，仍继续待命，同时对那位张司机也要好好地待承。 我一个人回到北长街，猛然想到，已经是四天过去了。期待着在六国饭店伺机而动的世维兄能有好消息传来，可是，整个漫长的夜晚，连一个打错了的电话都没有。 果然应验了天网恢恢那句老话（1） 军统第一杀手回忆录 “军统暗杀之王”揭秘暗杀行动全过程 收藏本书 字号 -+ 中午过后，十二点三刻光景，电话声响，拿起听筒一听，是世维打来的，声音与往常稍有不同，粗壮而又短促，他说：“事情办完了，我和老戚在清华园楼上。”我说：“好、好，马上就来。” 我手里的电话听筒一时不知放在什么地方才好，心也跳动得很厉害。我告诉杨英说：“我们计划的事，可能已经完成了，请你暂时留在此地，我去听消息，弄明白了，再通知你。” 我预备即刻报告郑先生，可是一想，不对，应该了解清楚了再说，现在仅仅报告一句“事情办完了”，那也不像话。何况在没有见到王大哥之前，我一个人先报告郑先生，也不合适。既然做了，迟一点报告，也没有太大的关系。 我住的北长街离他们洗澡的八面槽清华园虽不算太远，坐洋车也要十五分钟以上，心里越急，好像拉得越慢，好容易才算到了。 清华园在北平，是数一数二的澡堂子，在那个时代，算得上设备新颖了。我走过一条穿堂，直登二楼，伙计一看见有客人上来，连忙就往雅座礼让，我问他：“有位白三爷，刚来了一会儿，你给我问问看。”伙计随即用那习惯了的腔调高喊：“白三爷，朋友找。” 世维在房间里应声，伙计掀开门帘，我看见他们正围着大毛巾，躺在床上休息。世维在抽香烟，老戚在捏脚。 我跨进一步，先朝他们左右作了一个罗圈揖，作为恭贺，他们也都含笑答礼。我们虽然还没有说什么，已经可以确定是怎么回事了。至此，心情大定。 世维说：“王大哥是先下去的，大概已经到家了。”我急于想知道事情的经过，可是此地又不能畅所yù言，不如先打个电话给王大哥，等我们四个人聚齐了，一同到府右街见了郑先生再说，岂不是免去很多转折。 电话摇了半天才摇通，我请问王大哥说：“我们在清华园门口等，就在八面槽街上，如果您的车子在家，顶好来接我们一同到府右街去。您看好不好？” 王大哥答应来接我们，十分钟左右可到。 在王大哥的车子上，王大哥问的也是我想问的。还是王大哥先开的口，他问世维：“躺下啦？”世维接口说：“干了他三下子，我看八成完蛋了。”南谱笑眯眯地没说什么，我要听的，也就是这两句。 郑介民先生见我们四人一齐都来了，虽不感意外，但他绝不会想到我们已经达成了任务。 待天木兄代表我们先报告了大概的经过后，郑先生真是喜出望外，握住世维的手，抖了好多下。他又把天木兄拉到他身边坐下，再和我、和南谱握过手，这才郑重表示：先代表上级对我们予以慰勉，并致祝贺之忱。在听取较为详细的报告后，除电告南京戴先生外，将立即晋见北平当局复命。 事态的发展及变幻，并不在我们原订计划之中，也可以说大大出乎我们预料之外的顺利，惟独不可抹杀的一点是：如果没有先前的计划，也就不会产生后来的机运。全部经过的实况是这样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11 章 的： 我们在北长街计议已定，决即通力合作登楼一击。 王大哥偕同世维回到家里，当即把我们斟酌过的意思，嘱咐王大嫂，请她千万要赶下午四点多钟由天津开出的火车回来。 jiāo代完了之后，王大哥和世维又回到六国饭店。 这时候，已经快到中午了。 为了安顿可能会来的侯君，也为了便于接近目标，更为了多建立一个据点，决定再开一个房间，最理想的当然是在三楼。 王大哥把茶房叫来，告诉他：“有个日本同事从天津来，下午可到，要替他预定一个房间，他很好静，顶好是三、四楼。” 茶房答应先到下面柜台上去问问。过了一会，茶房回来用他练惯了的语气说：“回您的话，柜上查过了，眼目前三楼四楼都没有空着的，明儿也许会腾出一间来，我看二楼倒有一现成的，不如先订下来，等明儿三楼出空了再调换，反正不耽搁您用，您看好不好？” 不好也得好，王大哥就把二楼现有的一间订下来了。趁着这个机会，赏了茶房五块钱，买个好感，诸多方便。 王大哥一个心血来潮，忽然想到要去看看那间新房，他也没有说什么，拉着世维就走。 新订的这间房，在横档上，是在左右两条甬道的jiāo会点，离着王大哥住的一间不远，大约只有二十来步，再往前走，向左一转，就是对面的那条甬道了。 当王大哥和世维兄看过订下的房间之后，总嫌离着楼梯太远，对我们来说，实在太不方便，可是一时也没有再好的办法。 看完了房间之后，茶房把房门的钥匙jiāo给了王大哥，连声称谢地先走了。王大哥像似身不由己般，跟在茶房后头也往前走，世维莫名所以，不得不随着王大哥的脚步，也朝前走。 这时候，他们已经走在对面这条甬道上了。 走了十几步，在甬道左首一排房间之中，有一间敞着半扇窗子，看见一个人，侧身坐在床沿上，仰着头，对着窗子，手里正在摆弄一个看不清楚的小东西。这个人，长方脸，鼻端高翘，两腮瘦削，留着两撇小胡子，下巴颏底下还有一撮长毛。王大哥眼睛一亮，好像是打了一个闪：咦！那不就是张敬尧吗！ 王大哥又恐看走了眼，停下脚步，扭转身子再一瞄，恰好和那个人打了一个照面，一点也不错，就是他！ 世维兄看见王大哥停了一下，也循王大哥的视线扭头朝左边望去，只看见有个人坐在那里。再扭转头看王大哥，只见王大哥正用手往房里指，连连地点头，嘴里小声说：“就是他。”接着，快步向楼梯口那边走去。 世维先已会意，继又听得明白，站稳了脚步，撩起夹袍，抽出qiāng来，对准房里那个刚刚站起半个身子的胸部，砰、砰、砰，一连开了三qiāng。 霎时间，眼角下刮到的一丝景象，那个人正倾倒下去。 世维手里提着qiāng，大步奔向楼梯。刚到楼梯口，正待迈步下楼，恰巧碰到茶房从楼底下窜上来。世维用qiāng一比，茶房哪里还敢阻拦，赶快躲在一旁，眼看着世维一步一步走下楼梯。 世维到了楼下大厅，转身抬头朝上一看，那个茶房不见了，也没有人追下来。再环视大厅，三三两两，却有好多只眼睛，在盯着他。 世维也不去理睬，昂首阔步，端正地走向大门。 再说王大哥。他下楼刚走了五六级，已经听到上面的响声，于是加快了脚步，来到大厅，只见有人朝上看，也有人在jiāo谈，顾不了这些，连忙推门往外走。 出了门，眼睛一扫，看到南谱前来接应的车子停在马路对面，还有几辆洋车停在门口两侧候客，往常在门外dàng来dàng去的那个巡捕，不知道哪里去了。马路上，平静如常，发自楼上的qiāng声，似乎并没有惊动外面的人。 王大哥走下石阶，招手雇洋车，跳上去就走了。 南谱察觉到王大哥是有意地不和他打招呼，一想情形不对，关照司机几句，三步两步就窜上台阶，先用手推推那扇门，还在转，再留心注视里面的动静。 就在这个当口，世维正好推门走出来。一手拉住南谱的胳膊，一句话也没说，直奔路边。他们两个一左一右，分别打开车门，未及坐稳，司机一踩油门，一瞬间已离开原地朝“水关”那个方向驶去，紧接着一个急转弯，摆正了车头，顺着城墙根，向西疾驰。 这条路上，一辆车子都没有，除了我们这一辆，对面开来的没有，后面跟踪的也没有。 当这辆车子经过“日本兵营”的后门时，最担心的，是惟恐他们出面拦截，世维存了一点小心，他把qiāng搁在腿上，又用夹袍的底襟遮着，以防不测。可是持qiāng站岗的日本兵，一动也不动，毫无反应。 前进数百步，再经“美国兵营”后门时，用不着担心了，那个穿戴齐整的美国兵，权作jiāo通警，打手势指挥通过。 循路右转，再一个左转，是一座牌楼，这就是界限。进入户部街，已经到了我们有主权的土地上了。 从发现目标起，到此刻为止，全部过程前后不到五分钟。 南谱兄告知张司机先开到王府井大街东安市场，他和世维兄下了车，嘱咐张司机仍旧把车子驶回修理厂保养，请他先休息一天，有什么事明天再说。临下车的时候，世维兄拍了张司机两下，以示谢意，不过，这位张司机或许还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 南谱和世维在熙来攘往的人丛中，步行到八面槽的清华园。 我在北长街接到的那个电话，就是他们在清华园打来的。 王大哥从六国饭店出来后，先到东单牌楼平安电影院门口下车，然后又换了一辆洋车回家。他刚刚擦了一把脸，正打算休息片刻，就接到我约他出来大家聚齐的电话。 这一幕，速度进行得飞快，有韵律、有节奏，丝丝入扣，无懈可击。虽然全部都是事实，倒无妨当作卡通欣赏。 至此，还留下一项亟待了解的悬疑，那就是张敬尧怎么样了？ 此外，当然还有许多需要jiāo代明白的后事。 郑介民先生听完了大家的报告后，立即草拟电稿，拍给南京的戴雨农先生，一面整装，马上去中南海晋见何代委员长面陈一是。他起身的时候，约我们晚上一聚。 王大哥连日睡眠不足，打算回家睡一觉，准备傍晚亲自到火车站迎接王大嫂，还有那位侯先生。 世维兄，要出城，回家给两位老人家请安。南谱兄再去探听与六国饭店事件有关的消息。 我要先打个电话给等在北长街的杨英，也有意写个详细的书面报告给戴先生。等到下午，当天的晚报上没有这件事的新闻报道。 傍晚，戚南谱报告：“六国饭店门前有救护车开来，旋即驶去。”晚上，郑介民先生得到北平军分会的确实消息：“张敬尧已于下午三时伤重毙命于德国医院。” 全部历程只是限期一周的第五天。 自诩是一件完美无缺的佳构 民国二十二年（1933）五月八日的日报上，刊登出来的新闻大意是：“巨商常石谷，在东jiāo民巷六国饭店内，遇刺殒命，凶手逃逸无踪。”也有刊出“常世五”这个名字的，惟独不见“张敬尧”三字。 “常石谷”和“常世五”是两个音近似而字不同的化名，很可能是六国饭店登记用的外文译音。 隐约记得，在当时的新闻特写中，张某的家人还在掩饰这件事，散布空气，说是意外触电而死亡的。 事实上，张某中了两弹，都在胸腹部肋隔膜上下，当时未死，饭店召来救护车，就近送到德国医院急救，因伤势已重，再加失血过多，延至下午三点钟毙命。 我们知道报上刊登的“常石谷”，就是前湖南督军张敬尧，绝不会错。 张的同伙，也就是住在三楼的赵参谋长和副官们，还有和张某有来往的同谋者，也一定知道“常石谷”就是张敬尧。 当时新闻纸类之所以不提张敬尧，是因为根本不明了真相，并非有所避讳。又过了一段日子，才渐次有所透露。 其间，华北最高当局以及北平军分会的处境，无论从任何角度来说，都不能公布这件事，甚至于也不能承认这件事。尤其是顾虑日本方面的无理取闹或借故滋事。 嗾使张敬尧发动暴乱的日本军方，是“哑巴吃黄连”，一句话都哼不出来，因为说什么都会暴露他们的yīn谋，等于是不打自招。 所以这一件奇案，不久就沉寂无闻了。 并未查考是经过了多少年，忽然又见有人在报章杂志上谈论这件案子，自此以后，就有不断的发现，一迄于今。这就是影响深远之处。 根据后续的情报证实，张敬尧的确在三楼开了三个房间，除了赵参谋长之外，还有副官及马弁各一人，连张某本人合并计算在内，一共是四个人。他们住进六国饭店，已有半个多月，与外界颇有接触，虽不进出频繁，来来去去的也不少次数。可见我们的侦查工作还差得远。至于张的左右是否携有武器，留下了一个不需要再求解答的谜。 张敬尧有鸦片烟瘾，而且瘾头不小，喜欢小古董，如玉器雕刻和鼻烟壶之类，还有一样毛病就是懒：晚上懒得睡，早晨懒得起，甚至于有了客人也懒得见。他之所以另外又在二楼开了一个小房间，用现在的话语来说，是要占有一个完全属于自我的小天地，此外，很难找出其他的理由。 不能说张敬尧本人没有戒心，因为他做的都是亏负良心的事，不过，他做梦也想不到大限已届，人生的尽头就在眼前了。俗云：“要知道溺坑，一夜都不睡觉。” 说真的，不仅张敬尧那一面没有料到，就是诛之而甘心的我们这一面，也同样的没有料到。若不是有那么多的巧合，结果如何，还在未定之天。 另据综合xìng情报资料得悉：意图制造叛乱和张敬尧同谋的，还有前“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其时也在六国饭店。 孙传芳，字馨远，在台上的时节，人称馨帅。国民革命军北伐时期，孙牵制苏浙皖等五省，自封“五省联军总司令”。北伐成功，孙遁迹天津，虽诵经拜佛，谶悔前非，但却未放下屠刀。 据称：孙传芳住在六国饭店四楼，偕有随从人员，孙、张之间不但时有往还，而且常在一起“密议”。 当我们根据情报内容进行复查时，孙已逸去。只听说，在张敬尧出事的当天晚上，孙即迁出六国饭店不知去向，当然以逃回天津的成分居多。 另有不同的说法，是孙传芳拒绝了日本方面的邀约，不肯与张敬尧同流。迨至张敬尧死后，又传日本人再度向孙传芳游说，但为孙某婉拒。 如以正确处理情报的态度而言，以上两种说辞，都不能予以认定。不过，日本方面与孙传芳打过jiāo道这一点，倒是可以肯定的。 迨至二十三年（1934），孙传芳在天津某一“居士林”做佛事时，终为施剑翘所刺杀。事缘施剑翘女士之父施从滨，曾任孙部师长，被孙传芳qiāng毙于安徽蚌埠，因而结成了“杀父之仇”，其中或无政治因素。 有一本书上说，施剑翘是“军统局”的工作人员，奉命行事。我当时正在平津工作，对此事并无所知，迨至最近遍询诸老友，亦无所悉，此外，也没有具体的数据加以确证。不过，施女士如能忠孝双全，那自然更好了。 再说张敬尧一案的情报来源问题：前文已经明白jiāo代过，张敬尧住在东jiāo民巷六国饭店，策动暴乱、图谋不轨的情报，是从北平军分会方面jiāo下来的。我个人猜测，向军分会何代委员长提供情报的人，想必是与张敬尧有过接触的，很可能就是张敬尧所要收揽的，甚至于也是对张某有所承诺的人。否则他不会了解内情，洞如观火。情报工作的术语，这种情报来源，就称为“内线”。 几十年过来，我们始终不知道其人为谁，如果再猜上一猜的话，那么这个谜底是：与张有旧、地位不低，或有兵权、深明大义之士。 在日本《产经新闻》连载，由中央日报译印的《蒋总统秘录》全译本第九册，九十四页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原文是： 坂垣首先意图把段祺瑞或孙传芳拉拢出来，但结果失败，接着则找到早年曾任湖南督军的张敬尧乃至石友三等旧军阀接头。 张敬尧自吹自擂说和宋哲元有深厚关系，向坂垣卖弄，坂垣深信不疑，曾经给予三十万银元的工作费。 四月十八日（民国二十二年）坂垣密电关东军报告：“张敬尧预定四月二十一日发动政变，宋哲元同时响应。”并且要求关东军为援护张敬尧的行动，加紧南下进攻；可是，关东军则于十九日奉到撤退命令，以致此一策谋未见实现。 我们引用这段文字，意在便于读者参考。 我们对这段文字的可靠xìng，并未深入地加以分析。 照该书“编辑要旨”所言，从官方文书引用之资料，用“……”，据此，坂垣密电关东军报告的“张敬尧预定四月二十一日发动政变，宋哲元同时响应”这段话，是从官方文书中引用而来，也就是说可以证实坂垣确有此电。至于后来未见实现的原因，究竟是张敬尧吹牛，抑或内中人变了卦，那就很难讲了。 是否暗示向北平军分会提供情报的就是宋哲元？不能，因为单凭以上的一段记载，尚不足以遽然加以论断。 事过之后，究竟是谁提供的情报，已经无关紧要；可是张敬尧究竟拉拢到一些什么人，在当时又是何等的重要，岂能不加追究。 据悉，先不查核张敬尧是如何向坂垣征四郎吹牛，宁肯相信他是在“华北政委会”及“北平军分会”两大军政机关的内部“获有内应”。好在张敬尧一死，这般人顿失凭借，也就不再发生作用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12 章 。而军政当局既已剪除了祸首，消弭了一场可能发生的大变，为适应处境之维艰，自以不加深究为上。 这是属于高阶层“政治运用”方面的事，应不再深入论列。 且看日本军方，他们在此一阶段的基本方针，是以军事威胁配合所谓的谋略运用，真实目的是企图在华北制造一个“满洲国第二”的傀儡政权，并逐步实现他们的侵略野心。所以日本军方，全面的支持此一计策。这里所指的“全面”也者，包括日本参谋本部、陆军省、关东军、天津驻屯军、天津特务机关、北平特务机关，以及日本驻中国公使馆武官室等单位。可警惕的是：邪恶的“人算”，敌不过正义的“天算”，却以张敬尧的授首，爪牙丧胆、宵小匿迹，而粉碎了整个yīn谋。因之缓和了华北的紧张局势。 以上评估，可视为对成败得失的一项自我检讨，或许因角度之不同，尚有其他的看法。 张敬尧一案，我们受到北平最高军政当局、南京特务处（第二处）戴雨农先生的双重奖励。 我所喜悦而觉得非常畅快的，尚不只此一端，因为我一直把“六国饭店”看成帝国主义的象征，在“六国饭店”内制裁汉jiān，我认为是一举两得--既打烂了“那个”，又除掉了“这个”。有这种想法未免透着几分稚气，那就允许我自得其乐吧。 世维兄虽在事后描述现场情景时，显得相当兴奋，但在其后，就很少再谈起这件事了，甚至于不愿意再触及此类问题。我明白，这是属于心理上的一种死结，没有干过行动工作的人，没有亲自动手杀过人的人，很难体会到其中的况味。 如果有人说，某某人有种、敢干，某某人擅长于行动工作，以后就让他多做这类工作吧！那就错了。相信一个心理正常的人，绝对不会视杀人如吃菜。所以我要郑重地强调一句，千万不能忽视“政治信仰”或“工作信念”这项因素，因为这才是动力。 王天木大哥更豁达了，当时，在他身上，似乎没有发生过这件事一样。在他八十五岁的那一年，我问他还记不记得四十多年前六国饭店那件事，他却津津乐道，而且历历如绘。 郑介民先生特别重视这件事，除多方对我等奖掖外，在谈话、演讲、上课、训示中，也时常举以为例，以励来兹。总之，在他的心目中，我们几个人都是好的。尤其对待我，更是呵护备至，关爱有加。若干年后，有一次，在我走向“酆都城”的半途中，他一手从死亡的队伍里，把我拉了回来。这是真事，将在第二部中再写。 张案做后不久，接到正式通知，我已由“革命青年同志会”的“会员”，提升为“三民主义力行社”的社员。同时，王天木、白世维均准直接加入“力行社”为社员。当然，这是由于郑介民先生的“保举”。 我和白世维编入同一小组，自从参加“革命军人同志会”，并经过“军会”、“青会”合而为一以来，这才开始参加小组活动。 记得，我们同属于一个小组的，有宪兵第三团长蒋孝先、宪兵第四团长吉章简、宪兵营长韩文焕、宪兵第三团团附丁昌等，小组长是吉章简老大哥。我们这些人之所以编入同一小组，大概是“同行”的关系吧？ 印象较深的，每次小组开会，都是郑重其事，绝不流于形式。 写到这里，有一句憋在肚子里几十年的话，我想还是说出来的好。就在张敬尧案成功后不久，戴先生又来北平，我们谈起“力行社”的事，他曾经指示我说：“重要的还是'北平站'的工作，希望你不要花太多的时间参与'组织活动'。” 对于这句话的意思，我不能深问，我自行推敲的结果，得到八个字的解释，那就是：“本位至上、合作分工”。 这是当时的情形。此后若干年，我也听到些个“闲话”，据说，在“力行社”内部高级干部之间，也免不了“争强”与“斗胜”。其实，这种现象，在任何一个团体中，都会发生，的确算不了什么。 就在戴先生此次北来，他决定将“北平站”的编组予以扩大，成立了专事行动工作的“行动组”，由白世维同志任组长，并加强社会活动，由戚南谱同志主其事。随后，又增派基本干部多人来平，以加强实力。 张敬尧一案，至此告一段落，在“军统局”的工作中，已列入首页。 剩下的，还有一点余绪，颇饶人情味，不得不记。 有一天，王大哥陪着我和世维兄，去拜望应元泰西服店的掌柜应元勋。 起先，他绝口不提六国饭店张敬尧这桩事，不是他不明白，很可能是老于世故，不愿意惹麻烦罢了。后来，还是王大哥委婉地表达了我们的歉意和谢意。 应元勋什么都没说，他低着头闷声不响地走到后面，提了两套做好了的新西服出来，轻轻地往柜台上一摊，这才说：“请你们看看，这两套衣服，叫我送到什么地方去？向谁收钱？”他说完了，竟哈哈大笑，一定要拉着我们去吃饭，说是由他做东，为我们摆一席“慰劳宴”。 不错，因为张敬尧做衣服、试样子，才暴露了行藏。应元泰西服店掌柜的，在无意中给予我们莫大的协助，才得成功。这真是一次“巧合”，也无妨说是“天意”。 一个生意人，能如此豪迈、豁达，实在难得。 二十七年（1938），北平沦陷，我有任务再到北平，虽在他门口经过，可是不敢进去，惟恐连累了他。 三十七年（1948），我又在风雨飘摇中，率部驻扎于北平，在他柜上做了一套中山装和一套军服。记得那年春节，应掌柜的邀我们几个人吃了一顿颇有名气的“谭家菜”。在座的有白世维兄，当时，世维兄正是北平市警察局副局长，他的职守是维护地方治安。此际，“东jiāo民巷”依然还是“使馆区”。 转瞬又是三十多年，不知道应元勋老先生可安泰否？但愿他多福多寿，得吃得喝。 此外，还有一件许愿还愿的事，也得给人家一个jiāo代。 就是接到紧急命令的那天夜里，王大哥要到六国饭店开房间，为了便于掩护，造个借口，费了不少唇舌，才拖了“莳花馆”的姑娘--飞龙小姐做幌子，前去蒙事。果然顺利地开到房间，一点也没有引起疑端。 且说那天晚上，王大哥偕飞龙小姐到六国饭店，到了二楼之后，稍作停留，就打发司机送飞龙回去了。临行之际，王大哥哄她说：“过一半天，我们一定来捧场。” 现在，既然发生了人命案子，飞龙应该是知情的，万一张扬出去，总是不妙，而何况她多少也算出了一点力，所以我们非去一趟才得心安。 于是就选了一个业务清淡的日子，华灯初上时分，仍是我们三个人结伴来到“莳花馆”。当飞龙看到我们三个人的时候，没开口就一个劲地抿着嘴笑，仿佛在说：“你们干得好事。” 王大哥把她拉到旁边，想是要叮嘱她几句，还不曾开口，她却先抢着说道：“请诸位二爷放心好了，我虽然没有念过多少书，可绝不会那么不懂事。” 她果然聪明，我们当天晚上，大大方方地给她做了一次“花头”，也譬如给她发了一笔小额的奖金。 自此之后，我和她颇有来往。在我搬到辟才胡同和世维兄赁屋同住的时候，此女也常来盘桓，我们也曾论及嫁娶，只因她妈索取一笔养老费无以为应而告吹，说来这也是缘分。 原来此女福星高照，如果她真的嫁给我，她会担惊害怕受一辈子罪。一年后，有人为她脱籍，据说是一位官长，男欢女爱，生儿育女，就此从良，成为“人家人”。 本案至此，只留下一点点遗憾，那就是王天木大嫂去天津搬兵，侯君却因抱病而不能来。 当然，在成功的因素中，免不了总有几分侥幸，或者说，也是半出“天”意半由人！ 回顾全局，本案的顺利完成，既没有牺牲，也没有挂误，不曾连累人，也不曾辜负人。真是一件至善至美，全须全尾的佳构。 此后十年中，在我指挥下的两百多件次的行动破坏工作中，像这样完美无瑕的，可就再也没有了。 补？正 我写这篇东西，事先并没有拿给白世维兄看过，因为他在台南，我在台北，平时也很少见面，所以也不曾当面jiāo换过意见。等到“传记文学”发表了之后，世维兄从台南打电话给我，说是有很多地方是我记错了，又有若干情节被我遗漏了。 我和世维兄是老朋友兼好朋友，我们保持了几十年的jiāo往，就是我有什么不对之处，他也会原谅我的。好在我有个“心安”之处，那就是在全文中，并没有标榜我自己。 以下用重叠对照方式，写出其中不同之点： 一、世维兄记得所有事先的侦察部署各项活动，他都没有参加。我想：到了随同王天木先生到六国饭店去侦察张敬尧的踪迹，世维兄是参与了的。 二、是我派jiāo通员陈国治从北平西城旃檀寺街世维兄家里，请他到北长街十八号“北平站”当面jiāo付制裁张敬尧的任务给他的，并不是世维兄“自告奋勇”。这一点说来话长，容将来再加解释。 三、世维兄所用的手qiāng，是一枝德国造毛瑟，是郑介民先生从身上解下来当场给他的。与我所写的不同。 四、世维兄执行工作的过程，前后只有几个小时，他根本不知道有限期。的确如此。 五、世维兄在六国饭店内的行动，乃至离开东jiāo民巷使馆区的经过情形，与我所记忆的大略相同。惟细节也有些差异。 六、世维兄乘车先到西城卧佛寺街戚南谱兄的岳父徐梦石家，更衣藏械后，再至临近的按院胡同“北平站”书记王云孙家。与我记忆中的先到清华池澡堂而后同去府右街，有所不同。 七、郑先生亲临按院胡同，当面嘉勉世维兄等。不是在府右街。 此外，当然还有些地方，不都一样。经再与八十八高龄的王天木先生相印证，他已经印象模糊了，请他再多想想，可是他说出来的和我们两个又不一样。我自负记忆力不算是太差，实在年代久远了。敬请读者诸君予以原宥为幸。除此，其中并无任何其他利害关系的存在。 以下再说遗漏部分： 一、戴先生来电嘉奖，并通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公即将定期召见。 二、白世维兄由“革命青年同志会”会员提升一级为“三民主义力行社”社员。同时派常务干事萧赞育先生代表“力行社”由南京来北平慰问嘉勉。 三、戴先生电令：“北平站”建立“行动组”，任白世维为“行动组”组长。 四、上级颁发之奖金，白世维兄个人不受，经批准，购置jiāo通工具以增强平津两站之实力。 小说下载尽在http://www.biqugedu.com---【砂夜】整理 附：【本作品来自互联网,本人不做任何负责】内容版权归作者所有! ------------------------------------------------------- 访问小说分享者（仙女味）的书库,阅读更多TA分享的书籍！ 地址：http://www.biqugedu.com/u?id=23970 也可以百度搜索或者访问www.biqugedu.com -------------------------------------------------------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