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全传》 第 1 章 ------------------------------------------------------- 本书由www.biqugedu.com【VeroModa】整理上传 附：【本作品来自互联网,本人不做任何负责】内容版权归作者所有! 如不慎该资源侵犯了您的权利，请麻烦通知我及时删除，谢谢！ ------------------------------------------------------- 小说下载尽在http://www.biqugedu.com---【tsukiyoer】整理 附：【本作品来自互联网,本人不做任何负责】内容版权归作者所有! 《蒋介石全传》作者：池昕鸿 书名：蒋介石全传 作者：池昕鸿 出版社：延边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3年11月1日 内容简介： 蒋介石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人物，他作为旧中国统治阶级的代表和最高统治者，曾经统治中国22年，其后又统治台湾27年，前后近50年。蒋介石（1887-1975）浙江奉化人，名中正，幼名瑞元，谱名周泰，学名志清。1907年入保定全国陆军速成学堂。1908年留学日本。1908年加入同盟会。1910年日本振武学校毕业后，入日本陆军第十三师团第十九联队为士官候补生，辛亥革命后追随孙中山，曾参加反对袁世凯的活动。1923年赴苏联考察军事政治。1924年回国后任黄埔军校校长，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1926年先后制造“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打击共产党和革命势力。后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司令，guó mín dǎng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率师北伐途中，于1927年发动了“412”政变，在各地清党，第一次国共合作公开破裂。1928年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不断进行新军阀混战。1931年“918”事变后，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推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围攻红军革命根据地。1936年“西安事变”后，被迫接受抗日主张，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1938年任中国guó mín dǎng总裁，三民主义青年团团长。 第1章 前言 蒋介石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人物，他作为旧中国统治阶级的代表和最高统治者，曾经统治中国22年，其后又统治台湾27年，前后近50年。 蒋介石（1887-1975）浙江奉化人，名中正，幼名瑞元，谱名周泰，学名志清。1907年入保定全国陆军速成学堂。1908年留学日本。1908年加入同盟会。1910年日本振武学校毕业后，入日本陆军第十三师团第十九联队为士官候补生，辛亥革命后追随孙中山，曾参加反对袁世凯的活动。1923年赴苏联考察军事政治。1924年回国后任黄埔军校校长，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1926年先后制造“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打击共产党和革命势力。后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司令，guó mín dǎng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率师北伐途中，于1927年发动了“4？12”政变，在各地清党，第一次国共合作公开破裂。1928年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不断进行新军阀混战。1931年“9？18”事变后，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推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围攻红军革命根据地。1936年“西安事变”后，被迫接受抗日主张，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1938年任中国guó mín dǎng总裁，三民主义青年团团长。 抗日战争期间，任国防最高委员会主席，同盟国中国战区最高统帅，掀起第三次fǎn gòng高潮。1943年参加美、英、中三国开罗会议。抗日战争胜利后，与中共代表团在重庆进行和平谈判。1946年撕毁《停战协定》、《政协决议》，命令进攻解放区，单独召开制宪国民大会，通过宪法。1948年擅自召开第一届国民大会，当选“总统”。1949年1月21日，被迫发表《引退谋和文告》，由副总统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 1949年败退台湾后，历任“总统”与guó mín dǎng总裁。1975年4月5日于台北去世。 在中国现代史上，国、共两党“合”“分”几十载，演绎出了多少成败荣辱、多少人生感叹！蒋介石，虽是国共争雄的失败者，但仍抹不掉其在历史上的印记。 第2章 先身陇亩，巧遇“贵人”(1) 为学军事，东渡日本 蒋介石出生在一个小业主家庭，早年丧父，生xìng顽劣，幸而其母王采玉对他督导甚严，19岁时蒋为了学习军事以报国，东渡日本。 蒋介石，rǔ名瑞元，谱名周泰，学名志清，后改名中正，字介石，浙江省奉化县溪口镇人。1887年10月31日（光绪十三年九月十五日）中午时分，出生于玉泰盐铺楼上。 蒋氏的先世，据其族谱的记载，远祖为周公旦的第三子伯龄，封于蒋国。蒋国封邑在今河南固始县。伯龄之子孙，西汉初年迁陕西长安之杜陵。西汉宣帝时，蒋满出任上党郡太守，后任淮南王相国。满子蒋万，曾任弘农太守。蒋万之子蒋翊，字元卿，于西汉末元帝、成帝时，曾任刺史。东汉初，蒋翊三世孙蒋横为光武帝之大将军。其子山亭侯蒋澄，字少明，迁至江苏宜兴县境（阳羡）。蒋澄之八世孙蒋枢，为晋朝吴郡太守，字伯机，伯机再迁至浙江台州。伯机的二十世孙蒋显，为唐朝末年四明监盐官，又由台州迁居明州（浙江宁波）。子蒋光定居明州。孙蒋宗霸，于宁波东乡小盘山参禅，称摩诃居士，死后即葬于此，称摩诃大公坟。宋代蒋浚明、子蒋琉等，均为朝官或县官。蒋浚明由明州迁奉化三峡。元末，蒋仕杰由三峡迁溪口。计算起来，蒋介石系蒋翊第六十代孙，蒋显的第二十九代孙，蒋仕杰的第十五代孙。 溪口蒋氏成员，自明末以来，均不为清朝当官，一直保有民族气节，与黄宗羲的反清斗争，可以说是互相辉映。蒋的新三房的始祖为蒋祁增，字怀盛，生有三子，名：斯生、斯水、斯千。斯千为蒋介石祖父，字玉表，系蒋祁增之第三子，始改旧业，以经商为主，经营“官盐专卖”盐铺，以及作酒和石灰等商业。盐铺店名为“玉泰盐铺”。店内还挂有“官盐”专卖的招牌，此后家道日益富裕。 蒋玉表与萧镇永兴盐行（亦为专卖）的孙昭水为同行，有世jiāo关系，其子蒋肇聪原配徐氏死后，就娶孙昭水之女为续妻。孙玄木就是蒋介石（前母）娘舅，也是蒋在凤麓学堂的教师。 溪口之东不远处，为任宋村，是蒋介石姐夫的家乡。任宋村之东，又有一镇为畸山下，蒋曾在此从竺景崧读书；溪口西南又有公棠市，在剡溪之南，是一个大市镇。 大凡大人物的祖上，如果是富庶之家，每一写及，便是乐善好施，周济贫穷，蒋的祖父也不例外，并信奉佛教。蒋说他能够研究佛家经典，并手抄佛经多种。他既信佛教，则乐善好施便自然能够做到，这对于蒋的祖父来说，或者不是夸大之词。蒋对他的祖父评价很高，说他“xìng慈善，待人以恕，而教子孙则严。衣布茹素，耽好内典（佛经）”。又说其祖父对于来往行旅，“施茶给饭以给之，凡六、七年”，“而博爱之旨趣，充然溢乎事境如此也”。1862年，因为清军镇压太平军，奉化逢遭战乱，蒋祖父盐铺停业，家产亦近于毁灭。太平天国失败后，蒋父肇聪22岁，受父命重振家业，专开盐铺。几年后，很幸运，又把家业复兴起来。蒋父是玉表的次子，小名明火，字肃庵，1842年（道光二十二年）生。精明强干，善于言词。据乡里人说，凡事不吃亏，还要占三分便宜。亦为乡里排解纠纷，然一生未当官；镇上人给他送了一个绰号叫“埠头黄鳝”，意指其难对付。另有田地30亩。 蒋父不仅经商有方，且好代别人打官司，朱执信受托为蒋父萧庵作的《墓志铭》，对此有记述： 自先生之殁，乡人有讼兴，父老往往相与叹息言曰：“肃庵先生在，不至是也。” 蒋父还善于管理公堂（乡间庙社的首事），经他接手后，“治其社数年，产倍于初”短期内就翻了一翻。这种“小能人”虽不见得是社稷栋梁之才，却是乡间的致富高手。公元1895年（清光绪二十一年），蒋介石9岁丧父。从此，蒋由母王采玉一手抚养chéng rén。家人中对蒋的一生影响最大的，当是这位乡间fù人了。 王采玉，溪口之西的葛竹人；葛竹原属被称为“越剧之乡”的嵊县。采玉19岁嫁与乡里的俞某为妻。过门不久，夫婿病故，接着公公也死了。“屋漏更遭连夜雨”，王氏生计艰难，于是只好在葛竹庵带发修行。 这无边佛海的暮鼓晨钟，又怎能驱散人世间的愁云苦雨！ 王氏精于女红，粗通文字，心地善良，本无心遁入空门。后经玉泰盐铺老伙计王某撮合，再嫁给肃庵为继室。蒋在他所写的《先妣王太夫人事略》中写道，他母亲王采玉嵊邑葛溪王有则先生之女也。年23，来归先考肃庵府君。 王氏为何会成为肃庵的“继室”呢？朱执信在《墓志铭》中说，因为肃庵初娶徐氏，生子锡侯、女瑞草而卒，继娶孙氏，无子卒。又娶王氏，生子中正、瑞青、女瑞莲、瑞菊。 王氏来到蒋门第二年，公元1887年10月31日（光绪十三年九月十五日），在玉泰盐铺楼上生下了蒋介石。他谱名周泰，学名志清，字瑞元。邑人记不住那许多名字，都称他为瑞元。 1908年，蒋加入同盟会以后，改名中正，字介石。按中国人旧俗，“直呼其名”为不敬，所以国人多称他为介石；而他自己最喜欢的名字则为中正。“中正”何来？说法不一：有说是他母亲希望他由“中庸”做到“公正”，故名中正；有说是孙中山很器重他，乃赠名中正；有说是他很崇拜孙中山，所以改名中正。我们认为后说较为可信。因为王氏仅粗通文字，不会有那么多的学问；孙中山器重的干部很多，却并没有为他们“赐名”的习惯。 王氏后来又生了两个女儿瑞莲、瑞菊和一个儿子周传（即瑞青），瑞菊和周传早夭。 王采玉是典型的贤妻良母。 她是蒋家的得力主fù，除了帮助、照顾丈夫以外，对上得侍奉年迈的公公，对下得教养几个同母和异母的儿女。这是个只知奉献、不知索取的女人；夙兴夜寐，黾勉从事，不敢告劳。是她，使这个家显得亮堂，使一家老小感到温暖。 1894年蒋祖玉表去世；丧葬刚毕，次年蒋父肃庵又亡。此时的王采玉，年仅31岁，却10年间两度成为“未亡人”。从此，她一心扑在儿子身上，守寡26个春秋。 蒋父前妻之子锡侯（字介卿，1875年生，长介石12岁），对继母王氏不甚孝顺，家庭中常生龃龉，1908年（光绪二十四年）与王氏分家另起炉灶。介卿独得“玉泰”全部财产，还继承了他伯父的一份遗产（伯父没有儿子，介卿过继了去），按照当地习俗，立名为“夏房”。介石仍承“周房”（又名“素居”）。后蒋介石的弟弟瑞青出世，“周房”又一分为二“丰房”和“镐房”，合称“丰镐房”。 1930年的蒋已是中国第一号人物了，他对丰镐房素居加以扩建，规模不大，但用料讲究，计有房44间，系旧式世家府第建筑风格，雕梁画栋，中西家具齐备，点缀着各色宫灯，颇为精致。这是后话。 胡汉民、汪精卫合撰的《蒋母王太夫人墓志铭》中，提到了这次分家的事： 析遗产分授诸子，以锡侯失母，独加厚焉。 “厚”，就是多“分授”一些，可见蒋母贤惠，对待遗产的风格颇高。 为什么将“素居”称作“丰镐房”呢？丰和镐都是西周京城文王迁都于丰，武王迁都于镐，两城故址都在今西安附近，以“丰镐”命名，乃是蒋介石向邑人，更是向后人表明：蒋氏仲昆之源，源自周代，西望长安。中国人爱用各种形式，显示自己源远流长的历史和传统，“丰镐房”的命名耐人寻味，分家之后，瑞青夭折。“呦呦鹿鸣”，再也听不见了，王氏心头上所受的打击是沉重的。她找不到她命运多舛的答案，只得求之于神灵，于是吃斋诵经拜佛：祈求菩萨保佑她的儿女、保佑她的家庭。她成了一个虔诚的佛教徒。 “羊有跪rǔ之恩”。蒋对蒋母的慈爱是感激的，对蒋母的期望是领会的。他在所撰的《先妣事略》中说，分家后未及二年，而瑞青弟殇，先妣悲痛深至，精神与躯体因之乃大衰耗，而其期望中正自立之心，亦于是益切矣。 蒋介石就出生在这样一片平凡的土地上，就出生在这样一个平凡的家庭中。这地方不是《西游记》中的“黑风洞”，也不是《三国演义》中的“卧龙岗”。 蒋介石又是如何走向成年的呢？ 从6岁开始，蒋祖玉表先后为蒋请了两位家庭教师、一是任亨铎，一是蒋谨藩。蒋学的是《四书》、《礼记》、《孝经》和唐诗之类的典籍；“正心”、“修身”、“以孝治天下”、“少壮当努力”，这类古训当是记取难忘的。 蒋祖、蒋父相继去世后，家道中衰；稍后，家庭教师请不起了，但蒋母仍千方百计让蒋就学。从12岁那年开始，他先后到外祖家的葛溪和另外两个村镇，又念了三四年的私塾。少年蒋介石也有些诗才：某日，姚姓塾师，以“竹”为题，令诸生作诗，蒋按时jiāo卷，其中有这么两句： 一望山多竹，能生夏日寒。 小诗朴实无华，抒发了村童的真情实感，博得了姚先生的笑口称赞。 少年蒋介石有这么几个特点： 一是淘气。只有蒋母管得住，旁人他是不买账的，故蒋母终日为他提心吊胆。一日，蒋母把他关进房子里，痛加鞭挞；蒋情急生智，钻入大床底下不出来。适有邻居来寻蒋母，蒋乘开门之机，像耗子一样逃出屋外，蒋母又急又嚷，蒋则忽跑忽停，气得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2 章 蒋母嚎啕大哭。 他常同村里的放牛娃、砍柴娃在山坡、田野间挥刀舞棒，蒋自封为“大将”，指挥双方或一方作战。娃娃们有时被“战”得衣破鞋丢，或伤头、伤手、伤足、最后是：娃娃号哭、家长干预、蒋母道歉。村童们做这类游戏实属平常，因为是发生在少年蒋介石这个以后成了将军的人身上，故后来为蒋写传记的文人都不愿舍弃；我们也“吾从众”。 二是好学淘气归淘气，学习归学习。一味贪玩的孩子是成不了大器的。蒋的老师毛思诚在其所著《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中说：蒋一旦开始用功，不管周围如何吵闹，还是能够埋头读书或奋笔书写，丝毫不受影响。 经过了几个塾师的教导，蒋能背诵“四书五经”中的不少篇章。好男儿当“求取功名、光耀门庭”、“扬名声、显父母”，这些想法已逐渐培养起来。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蒋的“立志”也在这个时候。 三是早熟。蒋介石在年仅14岁的时候，便看中了一位秀丽、温顺的女子19岁的堂表姐毛福梅。蒋表示爱情的方式十分豪迈，他公开宣扬愿意同她结婚。王氏好生害怕，怕的是儿子为此惹是生非；但也想为自己找个得力帮手，经过一番思忖，于是央人前往说媒；略经周折，终于定成了这门亲事。小两口的婚礼很有意思，这里，我们借来一段文字： 婚礼开始了，起先他打起精神做筋骨，不使母亲“坍台”，处处表现得彬彬有礼。可到后来，他实在憋不住了，尤其在拜堂的时候，两旁由傧相挟着，礼生喊：“拜”他只能跪下来；礼生不喊“升”，就不能站起来。他自幼指拨别人惯了，如今让别人指拨，该多憋气！好不容易听到礼生喊“送新郎新娘入洞房”，他好似得了赦令，霍地直起身子，一手摘下头上的红缨西瓜皮帽，“呼”地向空中抛去，随着一声吹叫，飞一般地跑到门外街上去了。待到人们簇拥着小脚伶仃的新娘走进洞房，找新郎官继续进行坐床、撒帐、喝jiāo杯酒、相量盏时，蒋瑞元早已不知去向。 新婚之夜，毛福梅独坐洞房，面对龙凤花烛，流泪不止。 “洞房花烛夜，月上柳梢头”。新郎官居然“擅离职守”。这样看来，说蒋介石“早熟”，又有点不确切了。 也许是”女子无才便是德”，毛氏过门后，对丈夫又疼又哄，对小姑亲亲昵昵；婆媳之间更是情同母女，两代人处得十分融洽。 1902年，15岁的蒋到岩溪村再读私塾，塾师毛思诚（毛以后成为蒋的幕僚）教他温习《左传》、圈点《纲鉴》，使蒋大有长进。夏，蒋到奉化县城参加了一次“童子试”清政府最初级的科举考试，考中的人称为“童生”，然后再去考“秀才”。蒋文场失意，名落孙山，主要在于没有下工夫。因为他在县里看到了科场的一些腐败现象，引起了他对清政府的不满和失望；再则，当时正在废科举、兴学堂，蒋多少也意识到走科举老路不一定会有好前程。 20世纪初，西风渐入中华大地，奉化城里也出现了三四所洋学堂。这洋学堂对于青年学子极具诱惑力。因为在私塾里一天到晚，一味摇头晃脑，背诵“子曰”、“诗云”，这种生活是很枯燥的。1903年，16岁的蒋，征得了母亲的同意，就学于奉化城里的凤麓学堂（后为奉化第一中学），妻子毛氏也随同前往。这对蒋母来说，是因为她对爱子单独生活不放心；同时，她更希望早日抱个孙子。 蒋自有他的算盘：从来就是乡下女子向城里人学时髦，携妻入城，也可借此开拓这位贤惠妻子的眼界。那时奉化城办了一所作新女校，校长是一位事业心很强、中年丧夫的闺阁诗人王慕兰。校内设有启蒙班：毛氏这个“上了头”、“开了脸”的已婚少fù，也在奉化城里过了两年“蒙童”生活。毛氏贤惠、乐于助人，受到了同窗小妹妹们的敬爱。 凤麓学堂，只是一所半新半旧的学校。总教习是一位名叫竺麟祥的翰林，新瓶装的还是旧酒，他主讲《礼记》与历史；还有一位是教《周礼》的，这些对蒋介石来说，是“温故”而不“知新”。当然，该校也开设了一点英文、算术等课程。这所凤麓学堂因为内容陈旧，学生们甚不满意，蒋很有一点造反精神，带头闹了一次小小的学潮，几被开除了学籍。 风潮过去，蒋也不愿再待在这个学堂了。“燕燕归来”、小两口又到了溪口。一家人正忙着准备过年，却来了一位举止阔绰的孙家舅父孙琴凤。（他是蒋父第二个妻子孙氏的堂弟）。孙在宁波经商，见识多；他尊重蒋母，也欣赏外甥在“凤麓”的越轨行动，便介绍蒋到宁波继续上学。 “飞鸟择林而栖”。新年刚过，即1905年春，蒋又就读于宁波的箭金学堂，毛氏也同到宁波伴读。小两口租了一间住宅，过了一段小家庭生活的日子。 宁波，是近代中国最早与西方实行“五口通商”中的一口，濒临杭州湾，与上海隔海相望。两地往来，乘轮船朝发夕至。在“西风东渐”的潮流中，被“渐”来的东西，越来越多了。箭金学堂有个老师叫顾清廉，先生博学、他教学生阅读《周秦诸子》、《孙子兵法》、《说文解字》和《曾文正公全集》；他向学生讲解世界大势，鼓励学生出洋留学；他还向学生介绍孙中山“lún敦蒙难”的故事。 蒋第一次听说中国有个革命家叫孙中山他浪迹天涯，在国外鼓吹革命。蒋敬佩顾老师的博古通今和思想开明，顾欣赏蒋介石的勤学好问和追求进步。 “聚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一乐也！”顾老师把一部心爱的经过一番圈点的《曾文正公全集》赠给了这位高足。 青年蒋介石在投身革命前，读了四书、五经、尚书、孝经、左传、纲鉴、若干周秦诸子和曾国藩文集之类。 民国以前，“十年寒窗”的莘莘学子们读的书也就是这些；应该说，蒋的“国学”基础还是扎实的。 第3章 先身陇亩，巧遇“贵人”(2) 蒋介石的确对曾国藩和胡林翼、左宗棠这几个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清廷将领十分崇敬，后来（1924年）特地手辑了一本《增补曾胡治兵语录》。蒋介石在1924年10月为这本语录写了一个序。序中说：“辛亥以前，曾阅曾文正全集一书，……民国二年失败以后，再将曾氏之书与胡左诸集，悉心讨究，不禁而叹胡阔之才略识见，与左季高之志气节cāo，高出一世，实不愧当时之名将，由是益效其事业成败，必有所本也。”又说：“治心即为治兵之本，吾故择曾胡治心之切要者，另列一目。兼采左季高之言，可为后世法者。”关于蒋介石小时求学情况，在陈布雷编的《蒋介石先生年表》中说：“公六岁，始人家塾从任介眉读”；“公七岁，仍就读家塾”；“公八岁，改从蒋谨藩读《大学》、《中庸》”；“公九岁，春夏从任介眉读《论语》、《孟子》，六月又从蒋谨藩读《礼记》”；“公十岁，读《孝经》”；“公十一岁，读《春秋》、《左传》”；“公十三岁，始出就外傅往嵊县葛溪从姚宗元读《尚书》”；“公十四岁，赴榆林村从毛凤美读《易》”；“公十五岁，赴畸山下村读于皇甫氏始作策语”；“公十六岁，赴岩溪村从毛思诚温习《左传》，圈点《纲鉴》，应童子试”；“公十七岁，赴县城肄业凤麓堂受新式教育”；“公十八岁，仍肆业凤麓学堂”；“公十九岁，赴宁波从顾清廉于箭金公学，读周秦诸子、说文解字及曾文正集并研究理xìng文学。顾先生授公以孙子兵法，且讲述民族大义”；“公二十岁，正月赴全县城肄业龙津中学，四月东渡日本肄业东京清华学校，冬返国。”在日本的几个月停留使蒋有一个极其重要的收获，那就是认识了陈其美。 参加同盟会，起革命开端 陈其美是蒋介石生命中遇到的第一位“贵人”，他介绍蒋介石早年加入同盟会，是蒋介石参加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的引路人，这也成为蒋介石晋见孙中山的“资本”，陈氏的侄子陈果夫、陈立夫也是凭藉这层关系在蒋介石统治中国的年代里得以飞黄腾达。 且说陈其美，字英士，比蒋介石要大10岁，是1878年1月17日（清光绪三年十二月十五日）出生的。弟兄三人，他居二，陈果夫、陈立夫是他大哥陈其业的儿子。陈家虽然祖辈殷实，但到他的父亲陈延事占，因为屡试不第，弃儒从商，在钱庄谋事，经济已不宽裕。陈其美幼时聪颖好学，7岁时进了家塾，四书、五经都读了一些。但在15岁那年父亲去世，家庭收支顿即见绌，无奈只得为商贾之道，到邻近的石门县城（今桐乡县崇福镇）西横街的善长典去当学徒，据说他进了善长典后，开头干的活计是专门“拌猫食”。这可不是笑话。典当铺每天要收当很多，衣物储放，可是老鼠很多为害极大，老板就养了几十只猫来对付。刚进典当铺的小学徒陈其美专管“拌猫食”、每天清早要上集市去买廉价的小鱼小虾，回来精心调配。后来他当上了“寻包”，在师傅、师兄的使唤下为客户存放或寻找典当的东西。 说来令人难以置信。陈其美在石门的善长典一直当了12年学徒。直到1902年春天他的弟弟陈其采从日本留学回来，向他讲了日本变法维新迅速富强的情形，他顿即感到自己“见闻囿隘”，决心到只有二百多里远的大都会上海去开开眼界。第二年，27岁的陈其美到上海后，在同康泰丝栈谋得了个助理会计的职务。 当时的上海，已是全国爱国反清活动中的中心，《时务报》、《昌言报》、《新学报》、《苏报》、《大陆月刊》等随处可见，各种新思潮广为流传。陈其美是一个奋发上进的青年，他在新思潮的影响下，先是在夜晚进上海科学仪器馆开办的理科传习所学习新知识。他是一个好jiāo友的人，次第认识了蔡元培、于右任、张静江等人。于是他常去中国公学，与进步青年、革命志士频频jiāo往，受到更多的民主革命思想影响。他感到“商贾征逐末利，何补于国家的危亡”，对自己栖身一个小小的丝栈庸碌度日很感不满，乃在弟弟陈其采的资助下，于1906年东渡留学。 陈其美到日本东京后，先入东京警监学校学习警政法律。这是当时清政府为“预备立宪”、“实行新政”要培养新型警察而委托日本政府dài bàn的一所学校。陈其美入学后，结识了很多同学，如周淡游、庄之盘、魏伯桢、卢钟岳、周骏彦等。不久，陈其美嫌这所学校的教师授课不多，能学到的知识太少，乃转入东斌陆军学校学习军事。他没有想到，这所陆军学校是我国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请日本人寺尾亨博士出面办的，旨在秘密训练革命骨干，学生大多富有民主革命思想。陈在校结识了不少革命青年，还结识了徐锡麟、秋瑾等革命志士。因为他已30岁，在同学中多以大哥自居，又任侠好义，热心助人。他和同学们常常在一起阅读同盟会创办的《民报》和留日学生办的革命报刊，对时局抵掌而谈，慷慨悲歌，忧国忧民之情溢于言表。他在给弟弟陈其采的信中曾谈到自己的心情：“寄身海外，眷念祖国现在之状态，十分恐惧。惟望内外官吏，对于政治勿骛虚名，而求务实，则渐有希望补救。党派之猜忌，实最为害。值此外侮频来，合力抵抗，尚多碍难，再自cāo戈，是速亡也。危乎哉！如履薄冰，每念国事，何敢安枕饱餐？”他十分崇敬邹容、吴樾、陈天华等人的壮烈事迹，曾赋诗《吊吴君樾》曰： 我爱吴夫子，视死忽如归。 慷慨赴大义，初阳生光辉。 志士赫然怒，有家且不顾。 使吴君而在，执鞭所欣慕。 1906年冬，陈其美毅然加入中国同盟会，对孙中山的革命主张由衷拥护。他和一些同学还组织起了“军事体育会”，要为革命的起义和暗杀学好军事知识、练好体魄。 蒋介石去日本留学，是想学军事的。然而留学生要在日本学军事，必须由清政府陆军部保举。无奈，他只好进了一所学习日语的清华学校。这时，他的凤麓学堂老师，义兄周淡游亦留学日本，考入警监学校，与陈其美是同窗好友。经过周淡游的介绍，蒋介石认识了陈其美。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只身东渡来到异国他乡、又未能如愿以偿的19岁的蒋介石，懊丧之中遇到比自己年长10岁、阅历丰富又乐于助人的陈其美，兴奋得很。他们相互说起身世和抱负，竟然十分契合，一见如故。陈其美勉励他有志者事竟成，暂时不能学军事也不要灰心丧气，先把日语学好。他们频频往来，结成知jiāo。 这年冬天，蒋介石因为妹妹要出嫁，乃离日回国帮助张罗。这时正巧遇上清政府陆军部创办的通国陆军速成学堂（保定军校前身）在全国各地招生，浙江招收40名。蒋介石听说这个学堂每年都要选派学生去各国留学的，乃赶到杭州去报考，幸被录取，兴冲冲地于1907年春离家北上，赴保定入学。果然在当年的冬天学堂选派留日学生，蒋介石虽然不是日语班的，可是由于他在东京的清华学校学过日语，被准予报考，在临放寒假时接到了留日通知书。 1906年蒋介石考入了全国陆军速成学堂（保定军官学校的前身）学习，在此前曾于这一年4月赴日本学习未能如愿。翌年，蒋介石被军校保送去日本留学。同蒋介石一起去的张群回忆当时东渡的情形说：“留日考试合格的学生，好像有六十人左右。能够畅通日本话的人，由保定起程直接前往日本；我们虽然（包括蒋在内）能够懂得日文，但因为说得不好，且先到东北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3 章 陆军部集合，然后由大连乘船前往神户，换乘火车到达东京。”蒋进的是日本振武学校。振武学校系日本士官预备学校，于1903年由日本原成城学校改办。 蒋到日本后，与陈其美重逢，并由陈介绍，于同年加入同盟会，继入“丈夫团”。这个团由黄郛所组织，“丈夫”二字，取意于《孟子》书中“富贵不能yín，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丈夫”。同时蒋和黄郛一同创办《武学》杂志，蒋并于其上发表军事文章。每周日即与浙江同盟会员如苏玄英、张恭、章梓等人谈驱逐鞑奴之事。 在振武学校学习时，校规很严，只有星期天才可以出校，蒋和张群等便租了一间只有星期天使用的房子过周日。他们很喜欢自己做饭吃。当时他们每月领13元伙食费，清政府发10元，学校发3元，每一顿早餐只花4分钱，那时日本人不知吃猪内脏，他们买下一头猪的全部内脏只花8角钱，生活很是宽裕，蒋在振武学校读书时，每年暑假告归探亲。据张群回忆，为了抗议《留学生规则》太严，他和张群两个人便写了“退学报告书”，跑到神田的中国料理店龙涛馆不出来，死守一个月左右，最后学校让步只给他们两人扣分处分，仍予恢复学业。蒋于此间，与张群最要好，张因受蒋影响，从步兵科转为pào兵科。张群每月约抽3块钱香烟，蒋则烟酒不沾，生活也很规律。他有时也游览和游泳于江之岛一带。 蒋这时最爱读的书是邹容的《革命军》，并经常带在身边阅读。但他主要是从该书吸收了民族主义和反满思想，而未吸收民主主义思想。毛思诚说他早晚览诵，睡觉时还抱在怀中，不忍释手，在做梦时，好像和邹容说话，并“相将提戈，逐杀鞑奴”。又接着说“蒋醉心于民族主义如此”。当时他给表兄单维则的照片上，曾写有一首诗，也体现出他的民族主义思想，诗曰： “腾腾杀气满全球， 力不如人肯且休？ 光我神州完我责， 东来志岂在封侯！” 在这首诗里，他一字未提民主和共和，只是“光复神州”。但此光复之志是单纯和进步的思想，是富国强兵的希求。他当时的确是一个热血的青年，毫无利禄的追求。 1910年6月，孙中山自檀香山到达日本，停留两周，因为日本政府不许他住下，就转到新加坡。在日本期间的一天，孙中山由陈其美介绍，约见了蒋介石。孙中山对他的印象，没有详细记录，只有一个简单说明，认为“他一定会成为革命实行家”。蒋自己则记得很清楚，他说：“我还牢牢记得，总理说：‘革命党的青年，应该不计名位，而要为革命任务牺牲、奋斗。美国建国英雄华盛顿，也并不是由他一个人的力量造成的，而是由千千万万无名的华盛顿共同奋斗，为他们的领袖华盛顿牺牲而造成的。我们革命者，不是要成为有名的华盛顿，而是要成为无名的华盛顿无名英雄。’我听了这个训示以后，就立定了志愿，要实践这个训示，决不辜负总理对党员的期勉。”这是1963年11月他在台湾的讲话，提到了华盛顿和无名华盛顿的问题。但他对华盛顿的理解，还仅仅是基于民族独立思想。至于民主主义思想，当时他还未有萌芽。 蒋于1909年11月25日毕业于振武学校后，12月5日（24岁），即到驻高田的日本陆军第十三师（师团长长冈外史）野pào兵第十九联队（联队长飞松宽吾）入伍，当二等兵。以后升为“士官候补生”。当时蒋身高1，694米，体重59.2公斤，充任二等兵。高田是一个村镇，隶新泻县，靠北海道很近，天气寒冷，每年冬天都是大雪纷飞，是日本国的豪雪地带。比中国北方的雪还要大。他们每天早晨五时以前起床，自己拿面盆到井旁取水洗脸。以后蒋又用雪擦身，或用冷水洗澡，从此之后，蒋的身体开始强健起来。因此，他曾肯定地说：“可以断言，好的身体，天生成的只有三分，其余七分全靠锻炼。”以后蒋当政时，曾大力提倡冷水洗脸和吃冷饭，当时十九联队直接指导留学生的是上尉小山田三郎。 蒋在联队当兵时，据十三师团长长冈外史回忆，认为他并没有不平凡的表现。他说：“留学时代的蒋君，才能胆略，内蕴不露，说不出有出人头地的表现。”在野pào兵队里，日课之一是照料军马，即擦洗和喂养军马，每日早晨洗脸之后就去擦军马，由官长带领先到马厩去把马的全身擦洗干净，然后再牵马到厩外饮水和喂食。喂好马后，自己才能回营房吃饭。傍晚，再到马厩里擦一次马，然后吃晚饭。从这时起。蒋懂得了爱护马的道理。当时蒋对于扫院子等体力劳动，并不喜欢，总是鼓着眼睛，不高兴地干。当时的伙食也很不好，据蒋后来回忆，日本军队当时每人每餐，只许吃一中碗米饭，每周还要吃几次麦饭。下饭菜为三片咸萝卜，有时是一块咸鱼。只有星期天，才能吃到一点豆腐、青菜和ròu片。每一个人均如此定量，不分饭量大小。蒋起初吃不饱，饿得到军营俱乐部买饼干吃，但也只准买三片，又粗糙得很。以后慢慢习惯了，身体也适应了，他也就不觉得怎么饿了。星期天，他们常到三一洋食店买食油和面粉，自已做菜、做饭吃，和店主人渡边五郎很熟。他的长女还记得蒋介石不好说话，表情严肃，很有气质。 每年暑假，蒋都要回国探亲。1909年夏，他又回来了，但没有去溪口，却在陈其美为他安排好的上海一所住处住了下来。他是蒋门婆媳心目中的“王子”，王氏、毛氏昼夜兼程从溪口赶来。“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而今的蒋某已不是当年那个顽皮的少年，而是一个青年革命党人了；同他jiāo往的不是当年赤脚、穿草鞋的放牛娃，而是衣冠楚楚、谈吐不俗的新派人物了。如果说，在浙东农村，毛福梅这颗小家碧玉还是熠熠发光的话，那么在十里洋场，在“往来无白丁”的英俊小生群中，毛福梅“祥林嫂”般的形象，就显得泥土气息太重了。 蒋对妻子的条件要求很高，而且是“水涨船高”。蚕豆花怎能栽在花盆里？为此，他无端大发雷霆之怒，几天内不进闺房。寻寻觅觅，举案齐眉无着落，毛氏只好托着香腮，“守着窗儿”、此时此地，洋学生与土媳fù之间发生了严重的不协调。 秦香莲们的心情历来就是矛盾的：她们盼望良人出人头地，“夫贵”自然“妻荣”；但她们也害怕良人出人头地：“状元及第”日，几多新人换旧人！在中国现代史上，倒是有位胡适先生独树一帜，30多个洋博士头衔，却与小脚女人的糟糠之妻胡文秀厮守了一辈子。可敬！真是所谓矛盾无所不在：提倡新思想的人，仍旧忘不了“驿外断桥边”，洁身自好；而崇尚传统cāo守的人，却向往着樱花树影，见异思迁。 蒋母贤，痛责儿子不孝、忘本，声言要跳黄浦江。母命不敢违。于是毛氏依旧举案齐眉，小两口总算又共同生活了一个夏天。毛氏怀孕了。 1910年（宣统二年），蒋23岁，农历二月十八日，毛氏临盆，生下了一个男婴，取名建丰。蒋母喜，毛氏甜，顿觉终生有望；蒋也看到了武岭蒋氏宗祠后继有人，香火不断。 日本军事教育于细微处见精神，蒋有深刻体验：军官检查寝室一进门，必先察看室内的四角，是否整洁：再看门的背面有无尘土，并且带了白手套在门的横木上擦拭，如手套沾上尘埃，却是内务整洁尚未作到实在，必须重新作过。 还规定检查痰盂，限定其中所盛的水量为其容积量的三分之一。 这些，蒋认为是“日本军事教育成功的要诀之所在”。 蒋还认为：日本人“早晚一定洗冷水脸”，日本人“日中出去工作，就带一包冷饭”，日本士兵星期日外出的服装在归队之后，“立即脱下收存”，日本人讲究“废物利用”，这些都是该民族所以兴旺的美德。 蒋介石的感受是深刻的：“明治维新”以后，国际间强敌如林，日本人为了生存、发展，节衣缩食、艰苦卓绝、朝野上下励精图治，几十年如一日，下的是真功夫。 第4章 先身陇亩，巧遇“贵人”(3) 日本人以绝对服从为美德，尊卑长幼，等第极严，入伍生经常受老兵的欺侮：服从老兵的差遣，为老兵擦皮鞋、洗衣服、折被褥；稍不如意，则拳脚jiāo加，新兵则要连声道“嘿！”连眼泪也不得掉下。蒋在家里拍桌子、打板凳；在乡里逞强好胜，惹是生非，但在日本当“二等兵”受军训时也不得不领教挨打的滋味。这倒也不是日本人有意虐待蒋某，而是先当媳fù，再做婆婆，日本军人，就是这么一代一代走过来的。冬去春来，群雁南来北往，这条路他们已走熟了。 蒋在日本留学4年（3年“振武”+1年“候补”），开拓了视野，接受了若干民主革命思潮；虽不敢说学得了多少高深的军事理论，但起码学到了一套正规军人作风。 孟子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蒋是按照中国古圣先贤的教导去看待这类事情的。几十年之后，蒋在一次对“青年军”演讲中，认为他的一生生活之能够简单、工作之能够有恒，四十年如一日，确是由于这一年士兵生活的训练所奠立的基础。 蒋说这话的目的是鼓励青年乐于从军、乐于吃苦；但他在日本留学磨炼了意志，也是实情。 蒋一生不抽烟，壮年戒酒，白开水一杯，连茶也不喝。早起床，洗冷水澡，以及昂首挺胸、正襟危坐等这类生活习惯和军人姿态的养成，都跟他在日本的几年军训有关。蒋活了89岁，也算是高寿的。 蒋对日本pào兵联队的教育是感激的：1927年蒋下野去日本访问期间，拜访了当年的师团长长冈外史，蒋在绢纸上挥毫写了“不负师教”四字送给了这位老师。蒋对日本是有很深感情的：直到20世纪70年代，他还向外籍记者称颂日本是他的“第二故乡”。 现代行为科学和心理研究的成果告诉我们：一个人的早期经历对他的一生有着相当重要的影响。曾国藩曾说过，“未有钱多而子弟不娇者也！” 1911年10月10日，辛亥武昌起义bào发，湖北军政府宣告成立了，接着湖南、陕西等省相继宣布脱离清政府而独立。《淮南子》有言：”人众则食狼，狼众则食人。”该是趁热打铁的时候了。时在上海任中部同盟会庶务部长的陈其美，正积极策划举事，他打电报催蒋介石等人迅速回国。陈于1908年春回国，在浙、沪、京、津各地致力于革命运动。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兴起后，夏天，蒋也曾由日本“托故假归”，在上海参与了陈的“密商举义计划”，但很快又返日本。 早就盼望着这一天了！蒋回忆说：这一年我正是25岁，我觉得这是我们军人效命的时候到了，于是立即从日本回国，参加实际的革命工作，开始献身于革命事业。 蒋向高田野pào师团长长冈外史打了一个请假回国报告。长冈以“因受陆军省委托管理，不能许可擅自归国”为由，予以拒绝。官场中有一种所谓“官腔”，四平八稳，永远正确，是应付上下左右的几个固定公式，照着做，不解决什么实际问题；不照着做，他闭着眼睛装作没看见；出了问题，他来个“一退六二五”。但“官腔”必须经常挂在嘴上，否则就叫“失职”，这也属于《红楼梦》所说的“护官符”一类。蒋聪明，不理会长冈这一套，于是又去找联队长飞松宽吾，飞松答复直截了当：他有批准外出48小时的权限；如果超过，将视为逃兵，宪兵可是要缉查的。 蒋xìng格刚毅，行事果断，应变机警，他得到了这“48小时”，匆匆告别他的几个已知实情的友人，立即从高田乘火车直往东京：到了东京，立即向同盟会浙江支部领了回国路费；有了钱，立即脱掉了二等兵的制服，换上了不显眼的和服，脱下皮鞋，穿上木屐。蒋身高一米七，寡言笑，很像日本人。 然后他把自己的军服和军刀，用包裹寄回高田联队。这正是蒋的细心处： 一是表明他没有携带公物，不授人以口实，“赤条条来去无牵挂”。 二是表明他决不归队了，军衣既脱，“好马不吃回头草”，鲁智深告别五台山。与蒋一道离队回国的还有张群和陈星枢（后在山东从事革命）两人。同时还有23名学习陆军的中国留学生也不辞而别。 不久，即11月8日，日本外务省照会清政府驻日公使：这些学生违犯了军纪，日本政府已通知各陆军学校，予以“开除”。 几十年以后，张群对此有一段回忆： 由高田乘火车，首先到了东京，总统是浙江人，我是四川人，分别向本省同盟会的东京支部领取旅费，也都换了衣服。蒋介石穿和服，我穿日本学生服。 如果在48小时内不能归队，便会被当作逃兵，由宪兵开始查缉……连dúyào也都买好了，这是准备在万一之际，就得自杀，的确是有舍生就死的决心。 然后，再度乘火车前往长崎，登上了开往上海的轮船。 蒋介石回国后做了些什么？我们且为他列一日程表。 10月30日：蒋到达上海，旋见陈其美。陈所策划在上海、杭州同时起义的准备工作，已大致就绪。陈命蒋去杭州了解情况。 11月1日：蒋和黄郛、陈泉卿等人赶到杭州，得知八十一标和八十二标（标相当于今天的团）的新军倾向革命，可作为起义军的主力，蒋和杭州同志顾乃斌（浙江嘉兴人，清末浙江谘议局议员，辛亥革命后任浙江省议会议员，浙江军政府参事）等草拟出一个起义计划。 11月2日：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4 章 蒋返上海复命，陈jiāo给蒋一笔起义军费，令其转jiāo杭州的褚辅成（褚，浙江嘉兴人，留学日本，回国后任嘉兴府商会总理，浙江谘议局议员。辛亥革命后，任浙江省议会议长、浙江军政府参事），并将在上海招募的一支由悍浙东渔民组成的小分队“先锋敢死团”jiāo蒋率领去杭州参加起义。他们人人都作好了不“生还”的准备。此时，蒋向溪口老家的母亲王采玉、兄锡侯和妻子毛福梅写了一封“诀别书”，说他决心“弃学业从革命”，“誓为革命牺牲”。 11月3日：兵贵神速，蒋急切返杭州，他将一百名先锋敢死团在城外埋伏起来。当天深夜，传来上海已发动起义的消息，杭州革命党人立即作好准备，子弹上膛，刀剑出鞘，枕戈待旦。 11月4日：深夜，蒋接到杭州起义军司令部发动起义的命令，敢死团立即由望江门进城，攻打浙江巡抚衙门。他们以手qiāng和自制zhà弹作武器，率先冲进巡抚大堂，清兵毫无斗志，俯首投降，浙江巡抚增韫被活捉。 11月5日：杭州光复。 《陈英士先生年谱》中记有一段关于蒋参加辛亥革命的文字： 闻武昌起义，即毅然离日，于九月九日抵沪，衔先生（陈其美引者）命主持浙事。遄赴杭垣，运动新军，得童保王、黄元秀、朱瑞等之赞助。部署既定，回沪报告。先生先已与褚辅成、王廉等筹划布置，待时举义。即见蒋公，认时机已至，遂命其率敢死队百余赴杭。上海光复之后，第二日夜，与新军八十二标、八十一标联合举义，先后攻克巡抚署、军机局、将军署及旗营：浙省既下，公推汤寿潜为都督。 上海、杭州的同时起义，意义巨大。此时距武昌起义之后不足3个星期，全国已经光复的只有鄂、湘、陕、晋数省。清廷正组织全力反扑，北方的北洋军已沿京汉线南下。10月31日，袁世凯以“钦差大臣”身份掌握了清朝兵权；11月1日黄兴指挥的革命军抵挡不住，已失汉口。沪杭起义成功，为革命势力增添了一个巨大砝码，于是革命阵营形成了长江中游和下游两个中心。 辛亥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许多革命家为它作出了可贵的贡献。蒋介石是一个地区直属武装指挥员，召之即来，来之能战，风驰电掣，往返于沪杭道上，有勇有谋，也是这场革命的有功之臣。行刺光复会领袖，浪迹洋场 因为革命党内部的争权夺利，陈其美指使蒋介石、刺杀了光复会领袖陶成章，暗杀就成为蒋日后政治生涯中屡见不鲜的手法，此后陈其美被人暗杀，蒋介石转而混迹于十里洋场，这也对他后来的事业产生了重大影响。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布中华民国成立，改用阳历，1912年定为民国元年。 但北京的清政府仍存在，其军政大权把握在内阁总理袁世凯手里。袁混迹官场有年，老谋深算，精通权术。当时，他凭借一手在握的北洋兵权，挥师南下，意在逼迫革命党人将总统职位让给他；另一手又遥指南方革命力量，用以摆布隆裕太后孤儿寡母，逼迫她们把金銮宝殿腾出来，此人说的是冠冕堂皇，无懈可击；做的亦是左右逢源，得心应手。革命党人没有一个能洞察其中奥妙，真可谓时势造英雄，英雄又造时势。 此期间，革命党人最要紧的乃是团结一致，可是却发生陶成章被暗杀的事件。 上海光复后，陈其美被推举为沪军都督兼都督府司令部长。蒋介石从杭州回来，协助陈整编军队，训练新兵，维持上海治安，随即被陈派任沪军第五团团长，编在黄郛当师长的第二师（后改为陆军第二十三师）。这时，蒋介石提出：要当陈其美、黄郛的弟弟，与他们结拜为金兰兄弟。陈其美素来喜欢这个小弟弟，黄郛也不好推托；好在三个人都是浙江同乡，都在日本留过学，情趣相投，便在打铁浜45号拜了天地，陈居长，黄次，蒋三，共誓“生死与共，安危同仗”。蒋介石还表示今后一切惟兄长马首是瞻，叫做什么就做什么，决无二言。 这年12月25日，同盟会总理孙中山从欧美回国到达上海，陈其美派建威舰前往吴淞口迎接。陈其美与黄兴等人协同孙中山一起筹建民国。他与黄兴、宋教仁等商议，力举孙中山为大总统，分头向各方活动，并在《民立报》上宣传。29日，各省代表会议选出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陈其美派出卫队护送孙中山赴南京就职。他还筹措1000元作为南京临时政府的开办经费。 中华民国的建立，全国人民欢欣鼓舞。但是各种政治势力互相角逐十分激烈。陈其美虽然位居沪军都督，但内外矛盾重重，充满了剧烈的斗争。尤其是他对光复会原来就有很深的成见，在光复上海后便竭力排挤上海光复会支部长李燮和，还指挥演出了一出杀害光复会领袖陶成章的凶案。 34岁的陶成章与陈其美同岁，是浙江会稽（今绍兴）人。他在1900年义和团运动时，就想刺杀慈禧太后，曾两次去了北京。1902年赴日本留学，即在留学生中倡言反清革命，被开除学籍。1904年初回国后，在上海参加中国教育会的活动，在光复会创立时应蔡元培之邀入会，负责联络苏浙皖赣闽五省会党。他积极奔走于浙江金华、衢州、严州、处州等地，常常腰索麻绳，脚穿芒鞋，日行八九十里，四出联络会党组织起义。他和徐锡麟在绍兴创办大通师范学堂，对各地会党首领进行军事训练，灌输革命思想。秋瑾组建光复军，他被推为五省大都督，计划在杭州起义，因被清政府侦知而未成。1907年1月，他在日本参加同盟会，旋任留日会员浙江省分会长。这年7月，徐锡麟在安徽举义失败，秋瑾在绍兴大通学堂被捕，陶成章也遭通缉。他便出走南洋，先后在新加坡、仰光、爪哇等地开展革命活动。1908年秋，他想在南洋华侨中募集5万元于江浙两省组织武装起义，因为没有得到孙中山的热情支持，相互产生了隔阂与意见。他便负气不再用同盟会而改用光复会的名义进行活动，还同李燮和等人联名发了一份《七省同盟会员意见书》，攻击孙中山侵吞华侨巨款，后来还到东京去要求罢免孙中山的同盟会总理职务。恰在这时，章太炎也发了一篇《伪检举状》攻击孙中山。他们互相呼应，在日本和南洋各地连篇累犊地发表文章，散发印刷品诋毁孙中山。他在南洋各地以光复会名义别树一帜，又于1910年2月与章太炎在东京重建光复会总会，章任会长，陶副，大力发展党务，与同盟会争雄长，“隐然有取同盟会而代之之势”。陶成章的这些狭隘的门户之争的言行举措，使陈其美等忠于孙中山的同盟会员无比恼恨。 第5章 先身陇亩，巧遇“贵人”(4) 10月武昌起义成功，陶成章立即回国，在江浙各地四出奔走，号召旧部起义。由于浙江各地及上海、江苏都有光复会的势力，因此上海及江浙的光复，多是同盟会员与光复会员协同联合各种革命力量共同奋斗的结果，其中自然有陶成章多年努力的一份功劳。他为恢复光复会的旗帜，重振光复会，声望卓著。浙江军政府成立后，他被举为参议会参议员，并有继汤寿潜（调任jiāo通总长）出任浙江都督之说，章太炎连发两电举荐，光复会员和浙江的其他革命党人也都附和。报上出现不少拥陶言论，如说：“成章早一日莅任，即全浙早一日之福”，“继其任者，惟有陶焕卿，斯人不出，如苍生何！” 但是在陈其美看来，陶成章如果出任浙江都督，将会对同盟会构成威胁，因为他想的是要“立奇功于长江下游”，要使“同盟会化为永占优势之政党，始可无恨”。他对陶原来就成见很深，光复后对陶不赞成由浙江拨款支持上海、不准自己动用南洋华侨的捐款更是不满。他还嫉恨陶在上海闵行一带练兵。他把陶看成眼中钉，于是断然决定要对陶下dú手。 据一些史料记载，当时上海已传出有人要刺陶的消息，陶成章亦有所闻，但他不以为然，仍忙于筹措经费，排难解纷，身心jiāo瘁，寝食未安。后来在友朋同志的一再劝说下，才先后避居在客利旅馆、国民联谊会、江西路光复会机关所、汇中旅馆，后因身体不好又住进了法租界金神父路（今瑞金一路）矿慈医院。这时，陈其美就把刺陶的事jiāo付给他最亲信的盟弟蒋介石。蒋介石领命后，于1月12日在江西路光复会机关所假意访晤了陶成章，说双方没有什么歧见，不要听信那些谣传等等，显得十分融洽。临别时蒋问陶的住处，说便于以后拜访。陶就在一张条子上据实写了自己在广慈医院的病房号。 蒋介石先已收买了光复会叛徒王竹卿，探得陶成章的住址后，即赶到福州路四海升平楼找王；“持银饼二百元，怀手qiāng一具；某（王）即以指茶茶书三点水旁于桌示介石，介石摇首，某又蘸水书耳旁，介石颔之。盖水旁谓汤寿潜，时寿潜任浙督也。耳旁则成章也”。当晚10点，有人拿了一封信到广慈医院找陶，说是从杭州来的浙江临时协会的快信，是蒋介石转jiāo的。第二天陶才发现这封信是假的，因为浙江只有临时议会，而并没有临时协会这个名称。但是他没有想到这是蒋介石在核实自己的住处。 1月14日凌晨2时许，王竹卿等两人西服革履，潜入广慈医院，登楼说有要事相访，由服务人员引导进入陶的卧室，两凶手喊了一声“陶先生”，即拨出手qiāngshè向陶的头部和胸部，陶当即毙命。凶手还以qiāng威胁服务人员和邻室病人不准声张，否则即以子弹奉赠。 杀陶消息传出，全国震惊。孙中山下令陈其美必须“严速究缉，务令凶徒就获，以慰陶君之灵，泄天下之愤”。人们悲愤异常，光复会方面要缉拿凶手的呼声异常强烈。陈其美惊慌万分，为掩盖真相，即让蒋介石离开上海避去日本，假言留学深造。蒋前后将近一年始回国。 蒋介石是陶案当事人，他自己也是供认不讳的。在《中正自述事略》中，他详细叙述了刺陶这件事，说自己对陶的成见由来已久，而武昌起义后他更认为陶“回国即与英士相争，不但反对英士为沪军都督而颠覆之，且yù将同盟会之组织根本破坏，而以浙江之光复（会）代之为革命之正统”，“故再三思索，公私相权，不能不除陶而全革命之局”，他说；“余因此自承其罪，不愿牵系英士，乃辞职东游，以减少反对党之攻击本党与英士也。”” 杀害陶成章，当然不是像蒋介石自我吹嘘的那样，是什么“辛亥革命成败最大关键”，而是陈、蒋以凶残的手段排斥异己，翦除政敌，做出了这种亲者痛仇者快的错事来，加剧了同盟会和光复会之间的矛盾和裂痕，破坏了革命力量的团结，使光复会失去了一位强有力的领导人，是对光复会的沉重打击。不能不看到，正是由于陶案，陈其美把自己置于光复会的对立面，致使后来在反袁的二次革命中失去了光复会这一重要支柱，严重削弱了革命实力，给民主革命带来了相当严重的损害。 当然，把陶案的xìng质无限上纲，说成是反革命暗杀案也是不妥的。它毕竟是属于资产阶级内部两个革命团体长期蓄积的矛盾不能正确处理，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恶xìng发展的一幕同室cāo戈的悲剧。它同陶案前后陈其美排挤李燮和、诱杀陶骏葆（镇江军政府参谋），以及陈炯明在潮汕迫使南路进行军许雪漱、陈宏生缴械并杀害许。陈连同一气，使光复会在革命势力内部倾轧中大为削弱直至消亡。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陈其美、蒋介石杀陶，打击了光复会，非但没有使同盟会成为“永占优势之政党”，相反倒是大大削弱了革命力量，而在一年多后便被袁世凯在二次革命中击败，陈其美、蒋介石连同革命领袖孙中山等都只能亡命海外，不能不说这是一个惨痛的历史教训。 1913年7月，反袁斗争的上海战事bào发后，蒋介石在孙中山“劝说”下留沪，跟随陈其美“躬赴火线，往来指挥”。反袁失败后，陈其美赴日，“出国前，将上海方面工作jiāo由蒋公负责”。不久，蒋介石也赴日。在1913年9月23日日本外务次官兼外务省政务局长松井庆四郎向警视总监安乐兼道等人的《有关亡命来日之中国人调查报告》中说：“陆军少将蒋介石（陈其美之部下）自上海来日，于九月一日到达长崎。”其间，蒋介石在黄兴主办的设在东京的军事教育机关“浩然庐”学习过，又受陈其美的指派赴东北活动。 同时，蒋介石又参加了孙中山新建的中华革命党，给孙中山呈上了《上总理陈述欧战趋势并倒袁计划书》，提出：“此次欧战时期延长一日，即袁贼之外jiāo势力薄弱一日，范围扩大一部，即吾党之外jiāo关系胜利一步也。若吾党不于此袁贼亲西排东之外jiāo失败期内，乘势急进，则时不再来，后悔莫及矣。”蒋在上海进行反袁活动，袁世凯曾下令通缉。这次反袁斗争失败；蒋介石再去东京。 1915年二月，陈其美从日本返沪进行反袁活动，将蒋介石留在东京处理善后。《陈英士年谱》中说；“二月，由日本返沪主持讨袁军事，留蒋公在东京处理未了之事。公送至横滨轮次，慰之曰：‘此去万一不幸，而为袁氏所害，余当为兄之第二化身，以成未竟之志！”’这一年10月，孙中山任命陈其美为淞沪司令长官，在上海组织反袁军事活动，陈又将蒋从日本召回上海参与反袁活动。当时，蒋介石在淞沪司令长官总机关任机务，不仅“作城计划，由蒋公手订”，而且“先生偕蒋公并亲临南市工程总局督战”。蒋介石参加运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5 章 动肇和舰、袭取应瑞舰、攻夺陆地各官署的军事活动。 孙中山于同年5月初自日归国。9日再发表讨袁宣言，决心推翻袁世凯。袁世凯也对陈其美暗下dú手，买通叛徒张宗昌，主谋刺杀陈其美。张宗昌又以13万元赏金物色凶手，并买通革命叛徒李海秋，欺骗陈其美，说是“鸿丰煤矿公司”要向日商中日实业公司代款，请陈介绍签订合同，合同成立后，可以出十分之四的款辅助革命。其实根本无此公司，是由许国霖、程子安假造出来的。陈因经费困难，无及细想，便同意了。5月18日下午2时许，陈抱病从渔阳里寓所乘人力车到萨坡塞路14号总机关办公。这个总部是日人山田纯三郎租赁的。一楼为客厅、食堂，二楼山田所住，三楼为总部。陈刚一上车，车夫就问是到萨坡赛路吗？陈其美顺口答是，但心中甚疑。到总部后又对吴忠信说及此事，吴亦认为奇怪，但全无疑及李海秋之事。不久，许国霖等三个中国人和两个日本人一同来到总部客厅。大家刚一入座，李海秋即告说忘带合同，起身出门去取。就在此时，闯入两个汉子，一个是张宗昌的营长，对准陈其美连续shè击，陈中弹倒地而亡。丁景梁等人亦负伤。混乱中凶手逃走。 陈死后，山田却将陈尸抛到门外，不愿受连累。蒋介石闻讯赶来，雇车载陈尸回法租界蒲石路新民里十三号自己寓所。陈身无分文，只留二十元于身后。 5月20日，蒋为陈撰祭文于上海，自称为陈之义弟。祭文哀叹日；“呜呼！自今以往，世将无知我之深，爱我之笃如公者矣。”并立志“死者之业未成而生者成之”。继则倾诉世事和革命之艰辛：“世路崎岖，人心险阻，瞻前顾后，徒增寒心”。整个调子十分悲凉凄怆，低徊不已。至1917年5月，蒋奉陈灵柩归葬于浙江吴兴县太湖之滨。孙中山为题墓碑“陈英士先生之墓”。事后，许国霖判无期徒刑；李海秋因证据不足开释，却因另一暗杀事件被北洋军阀指控，处死。 同年（1916年）6月6日，袁世凯死。当月，蒋奉命前往山东，参加中华革命党所领导的中华革命军东北军，任居正总司令部之参谋长。孙中山原先所以选中此处组建东北军，是因为山东地近京城，yù从根本上倾覆袁世凯，直捣京师，此时东北军已占领山东东部地区。蒋奉命于7月31日上任，职中很是负责，并记有军中日记，记载他于职中每天忙于修改cāo法，整顿队伍，并到师、团视察和定备设施。如增设军医科，各师、团设军医等即是他的建议。他又认为“代理总司令命各队出cāo时，须先施五分钟柔软体cāo，以练筋骨”。 蒋因此锋芒显露，得罪了同僚，并为同僚所不容。而蒋又常盛气凌人，目中无人，则双方矛盾日益激化，因之于8月12日，又奉命北上迎居正，离开部队。此次共上任13天之久（这期间许崇智代居正为总司令）。旋自京归沪，一方面主持东南党务、军事，一方面于上海经营证券jiāo易。他离开军队的原因，主要是他和同僚合不来，人家都对他有意见，并纷纷向孙中山告他的状。对此有记载云：“xìng倔强躁而易怒，偶不惬意，辄暴跳如雷。处事则往往偏执一见，无他人置喙之地，故同僚……常表恶感。……众不能忍，群向孙先生告发，……不得已，乃悄然引去。” 同年（1916年）10月6日，蒋纬国生。关于蒋纬国，有云：“为蒋与日本女人所生。”但据蒋介石厨师蒋小品说，蒋纬国为戴季陶所生。戴因怕夫人，不敢扶养，乃由姚怡诚扶养chéng rén。后蒋又于其家谱中改纬为宋美龄所生。故蒋纬国所出是个谜团。从蒋对纬国的亲热程度看，又似为其亲子。又观纬国青年时照片，多有与蒋相似处。但蒋纬国今已确认生父为戴季陶，其生母为日本女士。 蒋在上海经营证券jiāo易之事，甚是顺利，并发了大财：“不半载，迭获巨利，母子相加，竟达十数万元，严然富商矣。”自1916年8月以来，将近两年时间，蒋一直住在上海。这期间，以经营证券jiāo易为主。当时他们合伙的入牌号叫“恒泰号”，资本有3．5万元，1000元一股，共35股。股东总共17人，张静江本人5股，全家合起来共13股。因此，张之侄子秉三，为“恒泰号”经理。蒋介石（蒋纬记）4股；戴季陶（小恒记）2股；陈果夫（陈明记）1股，蒋之4股，是张静江代他jiāo的，他本人则一无所有。他们还和日本某企业共同组织“协进社”，进行证券jiāo易。这种jiāo易活动，蒋一直干到1922年。 1919年，蒋又和虞洽卿等合伙开办上海证券物品jiāo易所，理事长为虞洽卿，理事17人，共分为10万股，向日商抵押7万股。对华商抵押3万股，到1920年年底，获得270万元。除日商押款和保存的4万股应缴钱外，仍余32．5万元，全部归戴季陶、张静江和蒋介石所得。又4万股股票因涨价至120元，共值480万元之全部股金，亦全为他们三人所获。蒋就这样凭空发了大财。到1922年，蒋离开证券jiāo易所时，携4万元到广东任职。 在这期间，蒋开始认识戴笠。戴这时住在上海表弟家，睡地铺，在jiāo易所当杂工，因系戴季陶的同姓受戴看重，蒋也因此另眼相看，对他比较客气，但并无深jiāo。蒋也未想到以后戴会成为他的特工主将。 1917年7月14日，段祺瑞复任后，拒绝恢复“约法”和国会，又有“西原借款”、“第二次善后借款、垫款”（日金3000万元）、“吉长铁路借款”（日金650万元）、“第一次军械借款”（日金1700万元）、“第二次军械借款”（日金2242万元）等一系列巨额借款；并出卖吉长铁路与日本（袁世凯都未答应过）等等。孙中山便于1917年7月17日，率“应瑞”、“海深”等舰，偕朱执信、章炳麟、陈炯明等人到达广东黄埔。 25日，“非常国会”在广州开会，决议建立中华民国军政府。9月1日，孙中山当选为大元帅（次日选陆、唐为元帅），反段护法。这时蒋仍在上海从事股票jiāo易。其间也联络江浙各地同志，仍未脱离革命组织。 第6章 巧攀孙中山，乱世中夺权(1) 献忠心喜得器重 蒋介石因为出色的军事才能逐步受到孙中山器重，而关键的一步在于：当陈炯明发动叛乱之时，蒋介石护送孙中山登上永丰舰，风雨同舟四十余天，从此获得孙中山的信任和重用，成为蒋介石崛起的关键。 袁世凯死后，节外生枝，北洋军阀分为以段祺瑞、冯国璋、张作霖为首的皖、直、奉三系；再加上南方势力较大的滇系、桂系还有山西的阎锡山和徐州的张勋。真可谓军阀林立了。军阀之间，开始争斗厮杀起来，中国人又一次尝到分裂和内战之苦。 开始控制北京政权的为皖系段祺瑞总理。段，安徽合肥人。中国人做官讲究裙带关系，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北京城里到处可以听到合肥方言，拉洋车的闻声不敢索要车钱。随后，黎元洪继任总统，黎是一位老资格将军，民国成立以后，虽贵为副总统，但不掌兵符、“秋风落叶”，站不稳。 这一期间，正在打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大陆硝烟弥漫，英、法、俄、德等国忙于拼杀，无暇东顾。日本、美国，养精蓄锐，且都想乘机控制中国，因此引起了1917年夏季中国政局的急剧动dàng： 先是“府院之争”为“参战”与否，美国所支持的黎总统，罢免了日本所支持的段总理。 继之为“张勋复辟”张大帅率领几千“辫子兵”从徐州入京，驱赶了黎总统，捧出了11岁的溥仪“重登大宝”。 继之又是“马厂誓师”段祺瑞自天津起兵，几小时内便直捣北京、张勋逃、溥仪退，段将军再任总理。段任命汪大燮、梁启超、林长民分别为外jiāo、财政、司法总长；段自兼陆军总长。 段政府在日本支持下，于8月14日向德、奥宣战，派10多万劳工赴欧洲抬担架、挖战壕，为协约国提供大量粮食。 段总理又是一位深谙国情、登上了第一把jiāo椅便不肯让座的“公仆”。他以“再造共和”的英雄自居。按照段的语言：辛亥革命推翻了宣统皇帝溥仪，建立了民国，当是“首造共和”；而他却是第二次推翻丁复辟几天的宣统皇帝溥仪，建立了第二个中华民国，所以当称“再造共和”。段总理的逻辑严密，“天衣无缝”，因此他不承认1912年3月由临时参议院制定、并由孙中山明令颁布的《临时约法》，拒绝召开国会，企图恃武力统治中国。 袁世凯死了，但袁的衣钵却传了下来，于是孙中山又领导了一次“护法运动”。“护”什么“法”？护民国元年临时参议院通过的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xìng质的《临时约法》。 1917年7月17日，骄阳似火，孙中山偕宋庆龄、廖仲恺、何香凝、朱执信、章太炎和陈炯明等人由上海乘“应瑞”、“海深”两军舰到了广州黄埔，他们本来是想组织武力讨伐溥仪复辟的。及至广州，复辟闹剧已经结束，闻段祺瑞拒绝恢复约法和召集国会，便把矛头指向段，明确提出护法的宗旨是打倒假共和，建立真共和，呼吁各界群起而攻之、首先他通电号召国会议员南下来粤。孙得到了两股军事力量的支持：一是以程璧光为总长的海军，程宣告海军脱离段政权而独立南下（唐绍仪、汪精卫偕行）；一是滇系唐继尧和桂系陆荣廷也表示愿共同反段。 8月下旬在广州召开了“非常国会”（因为还有许多议员并未南来引者），9月建立了护法军政府，举孙中山为大元帅，唐继尧、陆荣廷为元帅。孙任命了各部总长：外jiāo伍廷芳，内务孙洪伊，财政唐绍仪，jiāo通胡汉民，陆军张开儒，海军程璧光；另任命章太炎、许祟智和李烈钧分别为秘书长、参军长和参谋总长。 于是中国正式开始了南北对峙。 孙中山记述这段历史时说： （民国）六年秋，余率海军舰队南去广州，国会开非常会议，举余为大元帅，余乃以护法号令西南。“部长级的军人，有4名之多，足以说明它是“军”政府，足以说明孙中山决心北上一战，扫除军阀。段获得了日本巨额借款，军备充实，决心武力统一，步袁世凯后尘。他调兵遣将，已作好了南下准备。 又该是武人露头角的时候了。在上海闲居的蒋介石，于9月20日向孙中山提出了一份《对北军作战计划》。 蒋认为“北军（直皖两系引者）虽众，而为段氏冒死南犯者甚少”，因为冯、段对南方军政府态度不同，一主妥协，一主用兵；同时北方各省的地方势力，对北洋政府也貌合神离。蒋认为“我军”（护法军，即滇、桂、粤军引者）只在军用器材方面不及敌军，其他如给养力、人马之战斗力，都与之不相上下；另外，在南方作战，地势、气候皆利于我而不利于北军。 蒋的“作战计划”分为二期：第一期，肃清长江流域及南方各省，会师南京；第二期从京汉、津浦和海上分道北进，最后“会师燕京”。 孙中山当然欣赏这位“参谋”的一片忠诚，蒋的献策也正是时候。事后可以看出，蒋明于“知彼”而暗于“知己”对“北军”的力量估计得不错，而对“我军”，则估计得高了；唐继尧、陆荣廷貌合神离，还不是“北军”的真正对手。 然而段祺瑞已“先发制人”了。 他下了通缉令：一是通缉大元帅孙中山；二是通缉非常国会议长吴景廉。吴，奉天宁远州（今辽宁兴城）人，毕业于京师大学堂，后留学日本，曾任谘议院议员、议长。辛亥后任南京临时参议院议员、北京参议院议员、议长和guó mín dǎng理事、代理事长。1916年他率部分议员南下上海反袁，1917年又率guó mín dǎng议员抵广东召开非常会议，任议长。但此时广东军政府内部同床异梦，军阀们并不服从孙中山命令，对北军作战计划不得不再行研讨。 又是蒋介石，于10月1日向孙陈上了一个《滇粤两军对于闽浙单独作战之计划》，建议先以海军为主力，扫除福建、浙江两省北军的势力，而对于进驻有敌军主力的湖南，则采取守势。但这一计划，并未采用；战争的进行，不决定于某一方面的一厢情愿，当时南北jiāo战，主要还是在湖南、四川。 军政府成立不久，滇、桂军阀便开始排挤孙中山。事实上唐、陆一直没有就任元帅职务。就连广东，也是由陆的部队把持着军政大权。（翌年2月，程璧光被陆荣廷、莫荣新派人暗杀了，因为程要求任广东省长，又是一山难容二虎。） 军政府有“府”无“军”，孙中山“命令不能出府门”，几十年革命生涯，孙中山一直重视武力，但“借兵”或“以dú攻dú”，都不是办法，他深感手中无军之苦。于是，他以“援闽”为名，于11月21日从广东省长朱庆澜（朱，浙江绍兴人，早年曾任成都陆军的协统和统制。辛亥后任四川民军副都督、黑龙江民政长、广东省长等职）手里要来了警卫军20营、约8000人，把它改编为直属护法军。 “老年得子”，孙中山非常爱护这支军队，视为最可信赖的武装力量，并委派了重要干部： 陈炯明为总司令。陈，广东海丰人，前清秀才，1909年参加同盟会。民初，两度继胡汉民为广东都督，积极参加了反袁斗争。 邓铿为参谋长兼第一师师长。邓，字仲元，广东梅县人，清军初级军官。他参加了黄花岗起义、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积极协助过组织中华革命党。 许崇智为支队司令。许，字汝为。广东番禺人，留学日本士官学校，1905年加入同盟会，在福建新军中官至协统。辛亥革命和反袁斗争中，一直是南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6 章 方武装力量的主要干部，中华革命党的核心人物之一。 这支军队的名称当时叫“援闽粤军”，驻扎在闽粤边境的汕头、潮州和梅县一带，担负着讨伐隶属皖系之福建督军李厚基的任务。 1918年3月5日，蒋已在上海“赋闲”约两年之后，应孙中山电召，由上海来到广州。这两年倒也不是蒋逃避斗争、意志消沉，而是当时革命处于低潮，“英雄无用武之地”。15日孙派蒋到汕头担任援粤军司令部作战科主任，上校衔。 5月9日，援闽粤军开始与北洋军李厚基部在汀江、韩江一带作战。粤军初战告捷，连克武平、下坝、上杭等地。 就在这时，广州政局发生剧变：5月4日，滇、桂军阀以改组军政府名义，取消孙中山大元帅职务。孙极为气愤，这位虔诚的民主革命家发出辞职通电： ……顾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虽号称护法之省，亦莫肯俯首于法律民意之下，故军政府虽成立，而被举之人多不就职，即对于非常会议犹莫肯明示其尊重之意。 政府应“俯首于法律民意之下”，这该是“民主与法治”的精髓吧！孙中山很早就给我们上了一课。 5月20日，“非常国会”在“武人”压力下，选出了7个总裁，即岑春煊、伍廷芳、陆荣廷、唐继尧、孙中山、唐绍仪和林葆怿。孙中山变成七分之一了。21日下午，“此地不留人”，孙关心着他的军队，5月26日到了三河坝（大埔境）。这里是粤军前线。 蒋在这个韩江之滨的乡镇迎接了孙中山。孟夏之夜，“旧恨春江流不尽，新恨云山千叠”，孙与蒋促膝长谈到谯楼三更，事后，蒋记述了这段往事：回忆当年……世态炎凉，一般党人对革命的轻蔑，对总理之冷淡，真是不忍卒述。 从政的人，最善于及时表扬、宣扬自己；字里行间，表白了只有他才对总理忠贞。革命，也的确有这类情景：高潮来了，旌旗波涛翻滚，泥沙俱下，鱼龙共舞，欢呼声不绝于耳；一旦转入低潮，只剩下潺潺流水，浅水龙被困沙滩，连青蛙也不叫了。若干年之后回首往事，喟然叹曰：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 孙中山的得力助手朱执信遇难后，孙中山对蒋介石更加器重。1920年10月29日，粤军攻克广州，孙中山致书军中的蒋介石：“执信忽然殂折，使我如失左右手。计吾党中知兵事，而且能肝胆照人者，今已不可多得。惟兄之勇敢诚笃，与执信比，而知兵则又过之。”同时孙中山对蒋介石的缺点也给予委婉的批评：“兄xìng刚而嫉俗过甚，故常龃龉难合。然而为党负重大之责任，则勉强牺牲所见而降格以求，所以为党非为个人也。”希望他能以革命大局为重，竭诚为党工作。但此时是蒋介石投身革命最郁郁不得志的时候。一则职微权轻；再则陈炯明及其亲信把粤军视为自己的禁脔，并不欢迎外来户。如蒋介石所抱怨：“粤中自成风气，孰有如孙先生之以诚待人者，而其中内容复杂……如以对我个人言之，则挥之使去，招之使来，此何等事，而谓吾能忍受之耶？”加以蒋介石xìng情骄躁，与人寡合，因此，他几次辞职离军，返归故里，同革命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 孙中山的革命党向无严格的纪律，又无相应的组织措施，借以维系党员奋斗的诸种因素中，除共同的政治理想之外，领袖个人的感召力起着特殊的作用。孙中山对蒋介石的去留非常关注，着意不使其离开革命队伍。1919年，蒋介石yù筹措资金，游历欧美，孙中山不许，仍要他助理军事。在蒋介石几番离职其间，孙中山电函jiāo驰，命其迅即复职归任。仅在1921年，这种内容的电报就达8封之多。录之如下： 1月7日“援桂克日出师，请兄速来臂助。兄本允赴粤追随，勿再迟延为幸。” 3月9日“西征关系重要，一切须在事前筹划，兄来更速进行，幸即趣装。” 4月5日“介石、静江、季陶、展堂、仲恺诸兄鉴：昨天大会，以外jiāo紧急，不可无政府应付，已决议设立建国政府，并通过克日北伐案。万端待理，务恳诸兄速来商筹大计。” 4月18日“军事紧急，昨已下动员令。汝为病新愈，非兄来计划助理一切不可，接电速来。” 6月23日“竞存、汝为已赴前敌，军事吃紧，墨经从戎。” 8月5日“西寇击破易，收拾难，须多一月，始得凯旋。我军经入邕宁，明后日余当驰往巡察，速来相助。” 11月6日“余拟于15日与汝为往桂林。请节哀，速来臂助一切。” 11月23日“电悉。作战计划昨电略告廖、汪两兄，可询之。一切仍俟兄来商榷，即偕季陶兄启行。” 同日孙中山在祭蒋介石之母王太夫人文中写道：“文与郎君介石游十余年，共历艰险，出入死生，如身之臂，如骖之靳，朝夕未尝离失……其于介石也，慈爱异常，母督责如严师，裁其弛，以全其昂昂千里之资，虽夷险不测，成败无定，而守经达变，如江河之自适，山岳之不移。” 急切的催促，高度的评价和重任的相托，反映出这位革命领袖礼贤下士、珍惜人才的一片苦心挚情。 其实，蒋介石也并非真的要绝意离开孙中山。他摆出“合则留，不合则去”的姿态，一方面是想摆脱粤军中的排挤之苦，但也包含有伺机谋取重权要位的意味。这反映了蒋介石追随孙中山带有个人野心的一面。深受曾国藩思想影响的蒋介石不会不牢记“好汉打脱牙和血吞”及“天下事果能坚忍不懈，总可有志竟成”的曾氏处世哲学。因此，在孙中山等人的督责劝导下，蒋介石又一次次归军复职。即使是居乡期间（包括1920年至1922年春，在孙中山支持的上海证券物品jiāo易所经营生意），也一直同孙中山保持着联系，常以书信形式筹划战略，提供各种参考意见。 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之后，与已逐渐蜕变为封建军阀的陈炯明的矛盾开始激化。 蒋介石与陈炯明共事颇久，渐趋不合，对其为人品xìng、思想蜕变有所认识，在1921年3月致孙中山的信中曾建议；“先生之于竞存（陈炯明字竞存），只可靠其宗旨相同，不超范围，若望其见危授命，尊党攘敌，则非其人，请先生善诱之而已。”当陈炯明与孙中山的矛盾激化几达决裂时，蒋介石再次因个人受了“某方刺激与嫉视”而离职回乡。走后寄书陈炯明，劝其“服从孙总理，共同北伐”。1922年5月6日，孙中山在韶关誓师北伐。陈炯明指使部下时举率五十余营回到广州。蒋介石闻讯，致电汪精卫、廖仲恺等人，主张先巩固后方，再图北伐。6月1日，又致书许崇智论先定粤局的紧要xìng。6月2日孙中山电蒋，谓“粤局危急，军事无人负责，无论如何，请兄即来助我。千钧一发，有船即来。”但蒋介石并未立即应召前往。十几天后，陈炯明叛变发生了。6月18日，蒋介石接孙中山再次电召“事紧急，盼速来”，便留书张静江托以后事及他的两个儿子随后洒泪登程，于29日抵达粤海，登上了永丰舰。他不顾险阻、冒死应召的举动，使孙中山感到极大的安慰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永丰舰上50多个日夜的盛暑鏖战，是孙中山一生中最艰难的时刻，身边的蒋介石是他患难中的忠实得力助手。然而，有人得助则有人忧。蒋介石赴难永丰舰的举动引起陈炯明的仇视和不安。汪精卫在7月1日致蒋介石的信中说：“陈闻兄来，面色发青，说他在先生身旁，必定出许多鬼主意，”在叛军以大pào、飞机、水雷百般加害的危难关头，蒋介石始终随侍孙中山左右，出谋划策，助其应付各种复杂局面。事后，孙中山在为蒋介石所著《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一书作的序言中写道：“陈逆之变，介石赴难来粤入舰，日侍余侧，而筹策多中，乐与余及海军将士共生死。”对蒋介石在这次事变中的表现予以高度的评价，此番患难之情，孙中山从未忘怀。事后不久，蒋介石任东路讨贼军参谋长，因军事进展缓慢而要萌退志时，孙中山致书慰留，内称“兄忘却在白鹅潭舟中之时乎？”嘱其“坚忍耐烦、劳怨不避”，“分途奋斗，不可一时或息”。 广州蒙难是孙、蒋关系发展的重大转折点。在此之前，蒋介石只是与孙中山关系较为密切的追随者；此后，蒋介石则上升为孙中山的助手，接近继而直接进入了革命领导核心，开始对中国革命的进程发挥较大的作用和影响。 第7章 巧攀孙中山，乱世中夺权(2) 从孙、蒋相识到患难的十余年，是他们之间的关系向积极方面发展时期。蒋介石在此期间有把追随孙中山作为进身之阶的一面，但并非主流，政治野心的膨胀是以地位提高为前提的。蒋介石只是在这段时间为实现个人野心奠定了基础，为把“合则留，不合则去”的儒士风度转化成“给权留，不给则去”的权术手段创造了前提。 盛夏多雷雨，珠河口洋面辽阔，珠江三角洲yīn云密布。孙中山革命春秋屡仆屡继，“零丁洋里叹零丁”，而今他在外国兵船上，又在讨论下一步“讨逆计划”了。 发家的根基出任黄埔校长 谈到蒋介石的起家，就必然要涉及到一个现代革命史上响当当的名字黄埔军校。孙中山在经过一生摸索之后，认识到建立革命军队的重要xìng，在苏联、中共的帮助下创办了黄埔军校，而将至关重要的校长一职jiāo给了蒋介石。 南国风云变幻莫测，革命道路曲折异常，1922年孙中山经历了一个难忘的夏天。盛夏8月14日，他在汪精卫、蒋介石等人陪同下，经香港回到上海。痛定思痛，孙盘算着许多问题，寻求着新的途径，动极思静，蒋在上海待了几天，再游普陀山去了。 但革命的火炬没有熄灭，不久，退往江西的许崇智、黄大伟部又打回福建，10月12日攻入福州，孙中山甚喜，将它改为“东路讨贼军”。“贼”者当是陈炯明了。许被任命为总司令，蒋又被任命为该部参谋长。 10月22日，蒋到福州第二军军部报到。他看得出来，这里的官佐们并不欢迎他。事后，他回忆道：当时军中将领，界限甚深，每相排挤，凡是总理亲信者，必yù去之而后快。 “总理亲信”这话有些朝自己脸上贴金，中国人拉帮结派事儿多的是！“合则留，不合则去”11月，蒋又回到上海。上海滩是迷人的：苏州河畔，花街柳陌，楚馆秦楼，“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孙中山看到这位爱将还是那个犟脾气，再次耐心开导，勉励他坚忍耐烦，劳怨不避。 大道理管住了小道理，蒋事后说了这段心路变化过程： ……离闽回沪，面请任何工作都不敢违命。惟望准我不再回闽，……然总理再强我回闽，余乃仍从命返任。 “东路军”征伐顺利，12月19日又克泉州；福建得手，随即西指广州。 同时，广西刘震寰的桂军也加入了讨陈行列，被编为”西路讨贼军”。12月底，西路军控制了两广之间的门户梧州，顺江东下，也向广州进伐。 1923年新年伊始，陈炯明明显地走着下坡路了：此时，他外有强敌压境，内有将士倒戈，9月丢肇庆，10月又失三水。潮水涌来，堤垸溃决，于是龙王庙搬家。16日，陈将军只好放弃广州，循原路回到了惠州。 就在当天夜晚，西路军进入广州城。刘震寰很礼貌，立即电请上海孙中山返粤，再任大元帅。 陈炯明7个月之前的16日发难，踞广州发号施令：7个月之后的又一个16日，从广州逃之夭夭，丢盔弃甲。 平心而论，陈将军政治要求不算很高：在大军阀保护下，做一个民国时代的“两广总督”而已。但：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 孙中山再次回到岭南。3月2日，大广州成立了“大本营”，这是孙在广州第三次建立政权了。蒋被委为大本营参谋长。这个军职，不同以往，仅在“一人之下”，是蒋用“永丰患难”换来的信任。时蒋患眼疾，不能南下就任。 权位是那么令人神往！此时又发生一场“沈鸿英叛变”。沈，土匪出身的军阀，参加滇桂联军驱逐陈炯明。入驻广州以后，也为江山多姿倾倒，想自任为广东总司令。此人准备乘召开江防司令部会议的机会，一举杀害广东省长胡汉民及广州卫戍司令部魏邦平和邹鲁等人。但做得不太周密，结果是魏被逮捕，而胡、邹却逃了出来。 事件发生后，孙中山接受了沈的”悔过”，将沈部调出广州，移防江北。但沈移驻花县新街（今新华镇）后，便与北洋政府勾结起来。4月16日居然受命为“广东将军”，锋芒南指，打算攫取广州了。于是孙电召蒋回广州，命杨希闵、朱培德率部合力讨平之。像沈鸿英这类政变，类似《水浒传》李鬼“剪径”：吓得住就捞几钱散碎银子，吓不住就跑；沈率残部逃回江西了。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盘踞东江的陈炯明经过几个月的将息，在春暖花开季节又卷土重来。5月9日攻占龙门，接着进击石龙，西向窥伺广州。梅县、潮州、汕头又被夺去。蒋随孙亲赴石龙前线协助指挥。6月16日克惠州，陈部又收缩了。 蒋身为行营参谋长，位虽高，但人事不能构成系统，受到忌刻，孤掌难鸣，他又不干了。7月12日，蒋挂冠而去，又飞到上海那个小安乐窝去了。不久，他给孙复了一信，解释个中缘由：倾轧之祸，甚于壅蔽，娼嫉之惠，烈于竞争，此岂愚如中正者所能忍受哉。 蒋介石在孙中山面前，经常“违命”：或拒不到职；或勉强成行；或在任上干了一段时间便拂袖而去。如此这般，南来北往，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7 章 北往南来，次数是很多的（汪荣祖、李敖作了统计，多达14次）这种作风，跟“总理信徒”、跟“革命军人”的身份是大相径庭的。个中缘由首先是蒋自恃有才，他知道孙需要他。人才越是稀少，越有人欣赏“千呼万唤始出来”当事人自我欣赏，观众席上也有人欣赏，另外，还有其他因素，蒋恋家乡：高堂白发、娇妻弱子、衣锦还乡；蒋恋上海：十里洋场、财源茂盛、人面桃花；蒋xìng格暴烈：“酒逢知己干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三句话合不来，打马便走。 但这些都还是次要的，核心的东西在于权位二字。如果他是独当一面，而不是“寄人篱下”；他当的是司令官、而不是参谋长；他是不会擅离职守的。一般地说，自恃有“将才”的人都有这个特点：最欣赏一声令下，万马奔腾，招之即来，挥之即去，无坚不摧，无攻不克，千军万马听命于一人，“yù与天公试比高”。蒋不过在这方面更为突出而已。 蒋介石早期军政生涯中有一件大事，便是受孙中山委派率领“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去苏联考察。此次考察，对于蒋介石在北伐战争中地位的奠定，颇为重要，我们略述其前前后后。 孙中山离开广州到上海不久，即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开始进行改组guó mín dǎng的准备工作。1923年8月16日孙中山委派蒋介石率领由沈定一、王登云和张太雷组成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联考察军事、政治和党务，并洽谈苏联援助等事宜。蒋介石所以之被孙中山选中担当此任，是因为他懂军事，并对苏俄一向比较关注。蒋介石同当时guó mín dǎng中的许多人一样，对十月革命的xìng质并无明确的认识，但苏俄作为革命成功的榜样，对一直在失败中奋斗的革命党人却具有极大的吸引力。蒋介石从1919年开始学习俄文，阅读有关俄国革命的书籍，还撰写过关于“俄国劳农政府”的文章。他在1921年3月5日给孙中山的主张缓选总统的信中，曾建议“放弃外jiāo，以苏俄自强自立为师法”。广州蒙难期间，孙中山关于苏俄问题的论述，对蒋介石也有一定的影响。蒋介石不仅对联合苏俄怀有热情，对改革党务也抱关切态度。1922年8月29日致书廖仲恺、汪精卫，提议“对个人问题，尚请孙先生注意及之，党约不改，党务终难整顿，乘此时机，改正誓书，收容一般有为青年，则党势必能增大”。此外，蒋介石本人也曾有志于西图。因此，孙中山便委派蒋介石去学习、考察俄国革命经验。 代表团在苏联期间，受到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的热情接待，先后会晤了苏联外jiāo人民委员齐切林、中央委员会书记鲁祖塔克、红军总司令加米涅夫、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加里宁、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等党政军重要领导人，就援助广州政府的各种形式进行了商谈。代表团参观了莫斯科和列宁格勒，进行了多方面的考察，听取了革命、建军以及经济工作的经验，还应邀出席了11月25日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并在会上作了关于中国革命运动状况与guó mín dǎng内部情况的报告，增进了双方的了解。总的说来，代表团的这次出使是成功的，“经过一番切实考察，知道红军的组织和共产党森严纪律，遂为日后回国后改组本党和创建党军之一大动机”。 这次出使苏俄，蒋介石的感受是多方面的。他认为苏军中军事指挥官与党代表的分工负责制是其优点，“苏俄各地皆有少年共产党支部，集中青年力量，以充实改造基础，是其第一优良政策”；他看到苏俄的武器研究程度可与欧美各国相竞，“为之感唏不置”；在参加十月革命纪念会时，他听了海军官兵讲述革命经历，“心颇感动”；在苏期间，读马克思学说上半部，颇为厌倦，至下半部，“则觉亦有至理”。他对苏俄革命经验的一些方面颇有赞许，也对另一些方面觉得不满，心怀疑虑。与苏俄外jiāo部关于蒙古问题的会谈，使蒋介石开始怀疑其诚意；特别引起他不快的，是共产国际委员会主席团通过的《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guó mín dǎng问题的决议》，阅后怫然曰：“吁！观其论调，不认识友党如此，应愧自居为世界革命之中心”’；在苏中国留学生对guó mín dǎng内弊病的批评言论，也使蒋介石大为恼火，愤愤不平。多种情绪感于一怀，使他对联俄联共政策形成了新的看法。他以实用主义的眼光看待苏俄建军的经验、政党的严密组织及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认为这些适用于中国现状，但却极力排斥苏俄的社会改革政策。他以民族主义的眼光来看待苏俄的外jiāo政策，以及共产国际对兄弟党的态度，不能不使他对未来的两国及两党关系疑心重重。 回国后，蒋介石向孙中山汇报了苏俄建军等成功经验，也谈了上述疑虑。孙中山认为后者未免顾虑过甚，不以为然。其后不久，蒋介石因闹情绪而辞去筹办陆军军官学校的筹备委员会委员长之职，在给孙中山的信中，陈述自己的委屈并重申对改组工作的意见：“吾党自去岁以来，不可谓非新旧过渡之时期。然无论将来新势力扩张至如何地步，皆不能抹杀此旧日之系统。何况新势力尚未扩张，且其成败犹在不可知之数，岂能置旧日系统于不顾乎！”他在致廖仲恺的信中，更明确地写道：“俄党殊无诚意可言……俄党对中国之惟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决不信吾党可与之始终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彼之所谓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者，皆不外恺撒之帝国主义。”对孙中山在改组问题上的某些作法表示不满。 蒋介石理解孙中山采取联俄联共政策的动机。多年民主革命运动的屡遭失败，西方列强对中国革命的敌视态度，使孙中山陷于绝望之中。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遇到了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握住了苏俄向他伸出的友谊之手，确立了联俄联共政策。但这一政策的基本前提是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在这一点上，即对待共产主义的问题上，蒋介石与孙中山的态度一致。但对现实政治生活中兴起的中国共产党，他们的态度却有很大差异。孙中山的联共有其理论基础，当然它是模糊和矛盾的。尽管他仍坚持“共产主义”“不能引用于中国”，但却认为在理论上共产主义可溶于三民主义之中。在政治实践中，他并没有怀疑有任何政治集团可以动摇他的领导地位。所以他欢迎共产党人加入guó mín dǎng，为guó mín dǎng补充新鲜血液，使其获得新的生命力，以实现他的三民主义理想。在这一点上，蒋介石则不同。他从资产阶级的政治权术角度考虑问题，不希望在孙中山为首的队伍中出现一种新的、与自己平等的力量。他凭其多年政治斗争和派系斗争的经验，不可能看不到中国共产党的潜在力量，且恐其成为日后实现个人政治野心和抱负的强劲对手，因而“随时提防和限制共产党”。这正是他日后向右转以致完全走到这个政策对立面的思想基础。 以严格的理论尺度衡量，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资产阶级，由于本身的阶级局限，不会也不可能创建出完整意义的统一战线理论。但十月革命以后的东方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无不碰到这一现实问题。当然，是否能够实现同无产阶级的统一战线、统一战线的强度及其存在时限和发展前途，关键在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该社会中的力量构成和对比。孙中山和蒋介石都以不同方式模糊地论及这一问题。孙中山改组guó mín dǎng的决定，蒋介石所提及的“新系统”，实质上就是中国资产阶级的统战问题，只是他们所强调的侧重点不同。孙中山主要强调联合，蒋介石强调在联俄联共的同时防俄防共，以便始终确保资产阶级和“旧系统”在guó mín dǎng中的领导地位。这不仅是个人的喜好、品格所决定的，而是发生于近代中国的革命xìng质及其存在两种前途的可能xìng所决定的。 对待联俄联共政策的分歧，在孙、蒋关系上投下了yīn影。同时，蒋介石恃功索权的情绪又加深了它的程度。蒋介石把联共政策和自己的升迁jiāo织在一起看待，在提出新旧系统问题的同时，提醒孙中山注意自己在白鹅潭的功绩，并对孙中山对自己的使用颇有微词：“先生今日之于中正，其果深信乎？抑未之深信乎？中正实不敢臆断。”这正是自永丰舰患难以后孙、蒋关系新变化的特征，一方面反映了孙、蒋关系更加亲密，蒋介石能以直率方式同孙中山对话；另一方面说明随着两者之间关系的发展，蒋介石地位的提高，他的个人野心也在增长。 孙中山非常清楚改组的阻力，知道自己周围的人真正认识到联俄联共意义的只是极少数。他把对共产党人加入guó mín dǎng持有异议的人分为两类：“出诸敌人破坏之行为”和“无意识之疑虑”。他显然是把蒋介石归入了后一类，而把他的意见视为同志内部的正常分歧。孙中山作为掌握全局的领袖，需要容纳各种不同意见，在工作进程中逐步加以解决，使其渐趋统一。另外，蒋介石受传统lún理思想熏染，头脑中不乏报恩效忠等观念，孙中山的知遇之恩，他是不能忘怀的。出于某种感戴和忠诚，虽然思想上还存有异议，但在行动上仍能按其指引的方向走。同时蒋介石也希望孙中山的事业取得进步和成功，因为他自己的命运与之紧密相连，追随孙中山才有他个人的地位和发展。蒋介石的政治嗅觉并不迟钝，他不会看不到处境艰难的guó mín dǎng需要苏联援助的迫切xìng以及共产党对于工农群众的号召力。他非常清楚联俄联共对粤局“大有可为”。正是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双方虽然在改组问题上存在着认识上的差别，但并不影响蒋介石在现实的斗争中仍能作为孙中山的助手继续发挥作用，执行其政策。 孙中山在长期革命实践中深知革命武装的重要xìng，建立一支党军的愿望由来已久，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他决心采纳苏联红军的经验，着手创建自己的革命武装，第一步是建立军官学校，培养骨干。guó mín dǎng一大召开期间，孙中山正式下令筹办陆军军官学校，任蒋介石为筹备委员会委员长。 第8章 巧攀孙中山，乱世中夺权(3) 军校筹办之初，条件异常困难：校舍急需整修，学校经费没有固定来源，四周怀有敌意的大小军阀对之虎视眈眈。蒋介石上任不到一个月，就因开办预算被扣之事愤然辞职。孙中山见到辞呈后批示：“务须任劳任怨，百折不回，从穷苦中去奋斗，故不准辞职。”随后又电催蒋介石迅即回粤，批评道：“且兄在职，辞呈未准，何得拂然而行？希即返，勿延误。”在鼓励和批评的同时，又采纳了蒋介石的一些意见，使这位闹情绪的助手重新归职任事。不久。又正式任命蒋介石为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兼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 孙中山非常重视军校工作，他自兼军校总理，亲自主持开学典礼，还经常抽时间到军校讲话，视察cāo练。蒋介石这时也逐渐领悟到掌握军校和军队的重要xìng，办校的热情渐增。他一改以往花天酒地的生活作风和浮躁轻慢的工作态度，摆出一副励精图治的姿态。他办事勤奋，治军严整，日常事务不论大小都要过问，还时常巡视宿舍，检查内务。为联络与学员的感情，他经常找学生个别谈话，与学生共同进餐。他亲题“亲爱精诚”的校训，注意团结，使建校初期两党党员的关系较为融洽。孙中山的苦心、苏联的帮助、共产党人的努力、蒋介石的认真工作，使军校办得生气勃勃，在一个时期内体现了国共合作所取得的成效。 蒋介石以往的工作大都属于单纯军事xìng质，其政治理论尚未表现出来。出任军校校长是他首次担任军政合一的职务，虽然没有思想理论意义的建树，但其不同于孙中山的思想倾向和特点已经显露出来。蒋介石十分强调以三民主义作为建军办校的指导思想，大讲苏联红军及革命成功的经验。但是从来没有全面和真正理解三民主义精髓的蒋介石，是否把三民主义的核心尤其是民权和民生思想传授给学生是不难想像的。蒋介石还强调军人的服从精神及勇于牺牲精神，将此置之于忠孝仁爱的lún理基础上，并印发《曾胡治兵语录》供师生学习，称其为“不惟治兵者之至宝，实为治心治国者之良现”，要求大家将其作为治军治国之本。这实质上是以儒家的“修身治家齐国平天下”的信条训练军队。这种以孔孟之道与流行思想相糅合的作法，不是蒋介石的首创，也不是他思想模式的独有特点，而是近代以来，站在传统封建文化和地主阶级立场上吸收西方思想人们的共同特征，其发展趋势是经过一段新旧思想并用过程之后自觉或不自觉地向封建传统复归。作为以封建文化土壤培植起来的蒋介石这样做是不足为怪的。 蒋介石很相信曾国藩相人的工夫，他曾经专门研究曾国藩用人得失，并将其用在自己的识人、用人上。 相人就是通过一个人的言谈举止看人的气质、精神风貌等，曾国藩相人技术很高，有些人只要见过一次，基本就能断定此人能够干什么，能不能重用等等。相传有一次，中国第一个留学生容闳到曾国藩幕府，曾国藩看了大为赞赏，当即委托其在美国采购机器，并负责召集中国学生去美国留学事宜，很多人担心容闳会不会携款跑了，但曾国藩非常自信地说：“容闳言谈稳重，举止端庄，不是这样的人。”事实证明曾国藩判断的正确，容闳果然将两件事情都办得很好。碰巧同一天晚清维新人士王韬求见，当时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8 章 王在香港办报，以文名天下，见到曾国藩口若悬河，但曾国藩不为其所动，旁边幕僚告诫曾国藩说：“大帅如果不用此人，应将其杀掉，否则可能会有洪杨事！”曾国藩听了不吭一声，非常冷淡地让王离开，事后曾国藩说：“此人好色多言，不会有什么出息。”王后来默默无闻，一生也没有做成大事情。 蒋介石一生模仿曾国藩为人做事，用人上也多用曾国藩的办法，通过小事和语言观察对方，凡是被他相中的人就能够得到重用； 反之，即使有天大本领，不但不为蒋介石重用，反而为蒋介石怀疑、提防。 蒋介石建立黄埔军校的时候，就是用这种方式得来他后来最为倚重的三位大将。 陈诚身材矮小，其貌不扬，进入黄埔军校读书之后，虽然暗中下决心要创出一番事业，无奈个人条件有限，很多公开的集体活动，很少能够看到他的身影，更无法和当时的黄埔三杰：陈赓、蒋先云和贺衷寒相比，很长时间里蒋介石并不看重陈诚。 一次，蒋介石夜晚查哨，看见房间里有微弱的光，蒋介石以为又是士兵不按照作息时间休息，十分生气，立即推开门，准备大声训斥。结果推开门一看，只见一个士兵正点着蜡烛，借助这个微弱的光看书，蒋介石以为是小说之类闲书，一把夺过来一看，原来是《三民主义》，立即转怒为喜，再看看陈诚，其貌虽然一般，但眉宇之中透露出一股英气，神态自然，并没有因为有人突然夺书而惊慌。 蒋介石问道：‘你是哪里人？” 陈诚回答：“我是学生陈诚，浙江人。” 蒋介石听后诺诺两声，嘱咐好好休息就走了。但第二天，蒋介石宣布陈诚为少尉排长，令很多不看重陈的人大吃一惊。 蒋介石看到陈诚夜晚攻读，认为其精神可嘉，仪表言谈大方得体。加上又是浙江人，不提拔陈诚才是件怪事。 胡宗南原先是一个小学教师，因为争夺校长一职失败，愤而投军。但因为个头太小，被拒绝于门外，碰巧邓演达看见胡宗南据理力争，个子虽然小，但言辞激烈，条理清楚，投军热情很高，就网开一面，破格录取。胡宗南入学后，表现平平，因为自身条件不行，很少人认识他，但胡宗南自有升迁妙计。 胡发现蒋介石是一个爱早起的人，每天天不亮准时到cāo场跑步，不论天气状况如何都是如此。胡决定每天要比校长更早起，到cāo场练cāo，希望能够引起蒋介石注意。果然，蒋介石每天跑步，cāo场都是空无一人，现在居然发现有人比他还早，就问：“前面是谁？”胡宗南道：“是学生胡宗南！” 一个月下来，蒋介石对胡宗南这个名字，印象很深。他私下调阅了胡宗南的案卷，发现这也是一个浙江人，于是刻意培养。1930年中原大战的时候，胡宗南30岁就担任了蒋介石的王牌师师长。 除了从小事观察人之外，蒋介石还看重一个人的气量和才识。 汤恩伯出身贫寒，早有投军之志，但苦于无钱。正好当时浙江省第一师师长是陈仪，汤恩伯毛遂自荐，陈一见倾心，满口承诺，出面负责保送并资助他到日本留学。陈家兄弟多，但后代很少，陈只收养了一个女儿，陈非常孤独，待汤恩伯就像儿子一样。在汤回国的时候，陈已经投入蒋介石手下，并深得蒋介石重用。陈向蒋介石推荐汤恩伯，蒋介石见汤之后，果然觉得仪表不凡，随之命其到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担任大队长。汤虽然由陈推荐，又是浙江人，但不是蒋介石亲自选拔，所以开始对汤并不重视。后来陈仪点拔他，说蒋介石最喜欢《步兵cāo典》一书，建议他写文章以引起蒋介石重视。 汤恩伯早年就以文名，写文章是拿手好戏，当即写了一篇《步兵中队cāo练之研究》，送给蒋介石。 蒋介石看了汤的文章，觉得是一个人才，但还要考验考验他。当时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校长是张治中，蒋介石成立教导师的时候，张治中推荐汤担任教导师团长，请示蒋介石，却遭到蒋介石拒绝。蒋介石说汤不会管钱，表示对其能力没有把握。实际上是考验汤的反应，看其是否有不满情绪。 果然，几天之后，蒋介石召见汤，劈头就问：“前次文白提你做团长，我不同意，你是否有意见？” 汤挺直身体回答：“军人自当报效国家，至于个人进退是委员长的事情，不是我应该问的。” 一句话说到蒋介石心坎上，于是越级提拔汤为教导师第一旅旅长，连团长这个级别都越过去了。 蒋介石除了从小事观察人之外，还特别注意第一印象和谈话，他认为谈话可以看出人是否有条理，反应是否快等等。 对于谈话对象，蒋介石最看不惯的是对方惊慌失措，因此见蒋介石最重要的是冷静，不能慌乱。曾经有一个旅长被蒋介石召见，竟然害怕得浑身发抖，蒋介石问的话一句也答不来，蒋介石很奇怪地问：“你是不是穿得太少啊！”那人竟然号陶大哭，蒋介石很尴尬，拂袖而去。其次，如果对方对蒋介石问话含糊其词，不能明确回答，就可能要倒霉。一次在战争前线，蒋介石问一位团长，他的部队减员多少？还有多少粮食？这位团长回答正确，但用了很多大概、也许等词汇，蒋介石当即训斥，并将其就地免职。蒋介石认为在战场是不能用大概、也许这些词汇的。很多人了解蒋介石的脾气，即使不知道，也马上就胡扯一个数字，蒋介石看对方答得快，以为对方思路清晰，工作负责，往往给予嘉奖。 最后，在谈话结束后，应该注意蒋介石的表情，如果蒋介石有结束谈话的意思，应该马上走，而且不能回头。据说有一个师长在被升迁的时候，得到蒋介石召见，在下台阶的时候，摔了一下，蒋介石认为此人不稳重沉着，刚刚下发的委任状又扣下了。这个人师长没有当成，还不知道为什么。还有一个参谋，跟随蒋介石多年，一次在蒋介石上汽车的时候，他不慎将包掉在地上，蒋介石当时很不满意：“你是怎么搞的，连皮包都搞不好！”后来这人外调任职，跟蒋介石辞行，谁知道蒋介石还记得这件事情，说：“我看你已经不能办什么事情了，你还是回去休息吧！”丢了一次皮包，将自己大好前程也丢了，可谓是“伴君如伴虎”啊！ 蒋介石虽然好“相人”，但他的工夫显然没有曾国藩的技术高，曾国藩幕府中的人物才能出众，在晚清政坛呼风唤雨，而蒋介石所任用的人，大都是草包，即使他最看中的三个大将，也是胜仗打得少，败仗一大堆。 徐向前在黄埔的时候，有一次蒋介石找其到办公室谈话。徐向前生xìng腼腆，不爱说话，蒋介石问一句他答一句，没有更多的话，加上一口山西口音，讲的话蒋介石听得很费劲，又见徐的背有些弯，人长得不“威武”。蒋介石见了之后，没有说几句话，便让他走了，望着徐向前的背影。连说：“不可用也。”结果被蒋介石认为“不可用”的徐向前，在共产党领导的队伍中大展雄才，创建鄂豫皖根据地，后来又开创川陕根据地，将蒋介石的部队打得望风而逃，后来成为新中国的十大元帅之一，这是蒋介石所想像不到的，也说明了蒋介石的“相人”技术实在令人怀疑。 孙文病逝，趁机夺权 孙中山改组guó mín dǎng，创办黄埔军校，开创了革命新局面，蒋介石在黄埔树立个人权威，平定商团叛乱，两次率师东征，成为冉冉升起的一颗政治新星。1925年孙中山逝世，蒋介石以“左派”面目出现，迷惑革命群众和共产党人，地位随之步步抬升，成为guó mín dǎng中的二号人物。 国共两党都很重视黄埔军校，人员配备甚为整齐：廖仲恺为党代表，军事总教官为何应钦，学生总队长乃邓演达；王懋功和张治中则为入伍生总队长和总队副。 中共派张申府、周恩来、叶剑英、聂荣臻、恽代英、萧楚女、包惠僧、高语罕、周逸群和熊雄等到该校工作；周恩来从1924年11月开始，任军校政治部主任。（廖仲恺要求政治部副主任张申府推荐在国外留学过的优秀人才来黄埔，张乃推荐周等人） 黄埔军校还聘有好几个军事顾问。汪精卫、胡汉民、邵元冲也到该校兼政治课。 6月16日，黄埔举行开学典礼，孙中山偕宋庆龄亲自主持，中执监委胡汉民、汪精卫、林森、张继，外jiāo部长伍朝枢、军政部长程潜、粤军、湘滇军的3个总司令许崇智、谭延、杨希闵和西路讨贼军总司令刘震寰等都出席了会议。 这一天，天朗气清、惠风和畅、军号悠扬，正好是两年前“永丰舰事件”的发端之日。当时因为孙身边没有强有力的部队，只好把司令部设在游动的兵舰上。“追往事，叹今吾”，孙以及蒋当会有很多感叹吧！ 孙在典礼上发表演说，指出： 消灭曹锟、吴佩孚，根本上还要有革命的精神……俄国在六年之前，一经发动革命，便同时组织革命军，以后着着进行，所以能够消灭旧党和外来的敌人，大告成功；我们现在开办这个学校，就是仿效俄国。 黄埔开学，应该赠送它一些什么？孙是经过长期构思、打好腹稿的。这一天，他题写了“亲爱精诚”的校训，还发布了对黄埔的训词： 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咨尔多士，为民前锋，夙夜匪懈，主义是从。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贯彻始终。 经孙中山批准，军校大门上端装嵌着“革命者”的匾额，门两侧是一副令人精神为之一振的对联： 升官发财，请让他处； 贪生畏死，勿入斯门！ 张治中有一段回忆： 当时那一种革命的空气，紧张的空气，无处不令人得到深切的感召和鼓舞。无论是什么人，只要你一进了黄埔的大门，你便为这种革命而紧张的空气所笼罩。当时一般革命青年，到了那种环境，就显出一种活泼、快乐、向上的精神。 李宗仁的说法是：黄埔每期不过数月，实际上只是一些军士教育。因为受革命风气的熏陶，颇有朝气。 军校前后办了七期，从1926年1月12日起，由“中国guó mín dǎng陆军军官学校”改称为“国民革命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自第五期起，除pào科，工程和政治科的学员先期随军北伐、毕业于武汉外，其他各科学生则被调往南京举行毕业仪式，宣誓fǎn gòng。1930年9月17日停办。 黄埔初建，蒋介石是颇为尽职的。 他在日本留学就养成了起早床的习惯。天将晓，他已独自在军营漫步。起床号音一落，他便直入军官或学生宿舍。贪睡的或动作迟缓的常提着裤子被他训得狼狈不堪，被训的是不敢顶嘴的。军令如此！军官当众厉声斥责士兵或部属，被责者，俯首听命，唯唯称“是”，这是军营中的一道风景线。 蒋校长在校必与教职员一起就餐。八个人一桌。整个餐厅，惟闻碗碟声，不见人说话，一心一意吃饭。“食不语，寝不言”，这是古训，符合卫生之道，蒋身体力行，蔚成风气。 校长经常集合全体人员训话，他站着讲，下属都站着听。讲到建军宗旨，他说：“我们军人拿qiāng的目的是保护百姓与国家的，不是杀害百姓，败坏国家。”“拿了qiāng来实行我们的三民主义，这个qiāng才算有效用”。“我们军人的职分，只有一死字；军人的目的，也只有一个死字。偷生怕死，不单是不能够做军人，而且没有人格，就不能算是人。” 遵守纪律，他讲得最多：“若是没有纪律，精神就散漫不能一贯，意志也不能一致，组织更无从统一了。所以在学校里面，只有服从命令……这就是遵守纪律”。 间或，也讲讲军人的生活作风“完全要脱了依赖的劣根xìng”。扫地和“烧饭、煎菜、挑水、洗衣、揩地板、出粪缸这种事，将来都要自己来做。” 他也介绍日本的经验：“本校长自己做学生在军队的时候，一餐只吃一碗饭，三块萝卜或者一块咸鱼。”“麦食不但可以助消化，而且能够疗脚气病。” 校长还公开号召向俄共学习：俄共党员“个人肯负责任、守纪律，始终努力奋斗，视死如归。”“俄国共产党员只愿为国家、为群众谋幸福。”“他们一举一动都以主义为前提，都以精诚求团结。” 蒋校长更推崇湘军曾国藩、胡林翼的治军精神。1924年10月，他亲手编成《增补曾胡治兵语录》，在序言中写道： 第9章 巧攀孙中山，乱世中夺权(4) 辛亥以前，曾阅曾文正全集一书，……民国二年失败以后，再将曾氏之书与胡、左诸集，悉心研究，不禁而叹胡润芝（胡林翼）之才略识见，与左季高（左宗棠）之志气节cāo，高出一世，实不愧当时之名将。由是益知事业成败，必有所本也。 治心即为治兵之本，吾故择曾胡治心之切要者，另列一目，兼采左季高之言，可为后世注者。 该《语录》发给师生，说这是“治兵者之至宝”，“只要带兵官长，待遇士兵像对待自己子弟一样，实力奉行”，就可以“把所带的兵放在自己掌握之中，叫他东就东，叫他西就西，叫他生就生，叫他死就死。” 黄埔附近有长洲要塞：1924年秋，要塞司令一职由蒋兼任，从此他便经常住在要塞司令部里；陈洁如（黄埔学生称她为“蒋师母”）在侧。英雄，美人在珠江之滨度过了几个春秋。 值得一提的是，要塞前曾竖起一面大旗，上书一个斗大的“蒋”字，令人联想起舞台上的“岳”家军和“杨”家将。这个“蒋”字，过去当参谋长时是挂不得的。明乎此，也就知道以往这位将军的南来北住飘拂难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9 章 之缘由了。 “黄埔”是一棵生命力极强的柳树，蒋介石是一个有心chā柳人！ 蒋每到黄埔办公，必着戎装、穿马靴、披斗篷，前有副官提皮包引道，后有卫兵荷qiāng械相随。出入营门，卫兵长高呼“立正”，两侧门卫持qiāng注目敬礼；蒋昂首挺胸、举白手套还礼。威严有度、气宇轩昂。 蒋在黄埔还经常演练“阅兵式”它最能反映训练成就，可以壮观瞻、振军威、鼓士气。 蒋当黄埔校长，可谓博采众长，自成一家。西方的、东方的和苏联的，他都吸收了一些。三民主义自然是经常讲的，但他更着力的是培养一支听命于自己一人的部队。黄埔一期学生徐向前回忆说：蒋“每个星期要找十个学生见面、谈上几句，几乎所有的学生，都和蒋介石见过面，谈过话”。因此“认识了不少学生，也拉拢了不少人”。为此，他极力推行曾、胡的“爱兵如子”；一幅“蒋”字帅旗，最是画龙点睛之笔。 黄埔初建，内部并不平静。中共在军校发展党团员组织“青年军人联合会”，对此蒋并不反对，为什么？ 当时，总理以容纳共产分子为革命原素之一种；而中正自开校以来，唯恐同学因怀疑而起决裂，是以时时以总理之意为意，务使本校革命之基础，免除共产与非共产之分。但期其精神之团结，完成国民革命之责任。 戴季陶是反对三大政策的，他与陈诚等在军校发起组织了“孙文主义学会”，也得到了蒋的支持。 “青年军人联合会”主要负责人，学生中有李文龙、蒋先云、周逸群、傅维钰、徐向前、许继慎、左权、张际春等人；“孙文主义学会”主要负责人，学生中有贺衷寒、缪斌、杨引之、冷欣、曾扩情、胡宗南、桂永清、酆悌等人，此外还有王柏龄、陈肇英、欧阳格、吴铁城等教职员。同床异梦，他们和他们开始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以上这些名字，有的还将在以后出现，甚至反复出现）。 1924年10月，在广州发生了陈廉伯商团叛乱事件，这是国共合作以后不久，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及其买办势力的一次较量。在镇压商团叛乱中，黄埔学生表现得十分坚强，蒋介石也因此声誉大增。 孙中山改组guó mín dǎng，建立黄埔军校，开创革命新局面的举措，引起了英帝国主义及广东买办资产阶级的恐惧和仇视。他们互相勾结，利用广州商团发动了一场反革命叛乱。在与商团的斗争中，孙中山的态度有一个变化过程：始为扣械警告，继而同意调停，最后坚决以武力平乱。 事初，孙中山得知商团私运军械的yīn谋，即电令蒋介石将私运军械的船只押至黄埔。当时蒋介石兼任长洲要塞司令，其军事力量除了几门要塞pào之外，只有要塞司令部一连卫兵、500名黄埔学生和学校的一个卫兵队。扣械之后，商团煽动罢市，制造风潮，以此胁迫革命政府发还qiāng械。支持商团的英帝国主义也公开以武力威胁广东革命政府。孙中山不为反动势力的yín威所屈，于9月1日发表对外宣言，并向英国麦克唐纳政府提出强烈抗议。但是不久孙中山又同意了和平解决的意见，把商团事件jiāo给胡汉民、汪精卫去处理，自己则转移大本营于韶关，决心“宁弃广州为破釜沉舟之北伐”。孙中山之所以有此决定，是因为他深感广州处境的困难。他在9月9日写给蒋介石的信中指出：英国之压迫、东江敌人之反攻、客军贪横，是致广州革命势力于死地的三死因。因此，“宜速舍去一切，另谋生路、现在之生路，即以北伐为最善”。 然而，基于这种认识去北伐，非但广州的事情不能得到妥善处理，而且必然给北伐带来不利影响，这个决策显然是错误的。在胡汉民主持下，广东政府对商团做了让步，但事情非但没有平息，反使商团的反动气焰更加嚣张。至10月9日，商团再次发出罢市通牒。孙中山意识到形势的危急，命令蒋介石迅即成立革命委员会，以备在胡汉民不能维持局面的时候，做出“快刀斩乱麻”之举。但随后却又密电蒋介石“望即舍去黄埔一孤岛，将所有qiāng弹并学生，一齐速来韶关，为北伐之孤注掷。此事电到即行，切勿留恋，盖我必不回救广州也”’。蒋介石认为广州是革命根据地，不应放弃，建议孙中山回师平乱。复函称：“埔校危在旦夕，中（正）决死守孤岛，以待先生早日回师来援，必不愿放弃根据重地，致吾党永无立足之地”，建议孙中山“早日回省，是为今日成败最大之关键也”。 次日，商团qiāng杀庆祝双十节yóu xing的革命群众的惨案发生后，鲍罗廷立即让蒋介石电问孙中山处置意见，蒋介石在密电中提出“严办商团”的主张，孙中山即批示“严行查办”。此时，孙中山对商团的态度虽然有了改变，但仍处于矛盾之中，因广州革命军力量单薄，孙中山能指挥得动的兵力大部都在韶关，所以蒋介石再次电请孙中山回师平乱：“……中正料不久逆敌必来反攻韶关。各军非先准备南下，击灭逆敌，断难北伐。中正当死守长洲，尽我职务。尚请先生临机立断，勿再以北伐为可能，而致犹豫延误。”孙中山没有采纳蒋介石的意见，表示“北伐必可成功，无款亦出，决不回顾广州，望兄速舍长洲来韶，因有某军yù劫械，并yù杀兄，故暂宜避之，以待卫队练成再讲话……乱无可平，只有速避耳。或更激汝为同带其可用之部队齐来尤好。” 12日，广州形势更加险恶，孙中山想以广州的现有军力解决商团，令蒋介石和许崇智细查广州各部队，如有不为jiān商所动摇“肯为我杀jiān杀贼者”，就将黄埔的qiāng械发给他们“立即起义杀贼”。但这显然很难办到。至13日，广州已危在旦夕，孙中山终于下决心以部分军队回师广州。次日，下达手令，委蒋介石以平定商团之全权：“兹为应付广州临时事变，未平定期内，所有黄埔陆军军官学校、飞机队、甲车队、工团军、农民自卫军、陆军讲武学校、滇军干部学校、兵工厂卫队、警卫军统归蒋中正指挥。以廖仲恺为监察，谭平山副之。” 15日政府军与商团军展开决战，在中国共产党和广大群众的支持下，很快就平定了叛乱。这一胜利挫败了帝国主义及买办资产阶级企图颠覆广东命政府的yīn谋，使广州革命根据地得到巩固，为北伐奠定了基础。在平乱过程中，蒋介石坚持正确意见，坚守黄埔待援，最后又承担了平乱的领导责任，依靠共产党和工农革命群众的力量，取得了这场斗争的胜利，发挥了一个军事助手应有的作用。 就在南方悉心平定商团暴乱的时候，北方的燕山深处，平地一声雷，掀起了一场自东北刮向西南的“龙卷风”。这就是1924年的“甲子北京政变”。原直系将领冯玉祥，弃暗投明，在第二次直奉战争前线倒戈入京，囚禁贿选总统曹锟，驱逐前清废帝溥仪，逼得“讨逆军”总司令吴佩孚南逃湖北。 冯将军莽莽身躯，燕赵气概，在“不惑”之年做了一件不惑的事：畿辅重地，强敌如林、孤军举事，快刀斩乱麻、做得如此干净利落，此举是需要极大魄力的。 但孤军难支大厦，皖奉势力乘虚而入。稍后，北京便成为冯玉祥、段祺瑞、张作霖三股势力又联合、又斗争的天下。段毕竟是“出将入相”的老手，被举为执政，时人称为“段执政”这是一个不违背官场惯例，又略带有讥讽意味的称呼；国人对这位几上几下的政府首脑，很有几分厌恶了。但是他脸皮厚，“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官场中没有这一套本事是不行的。 冯玉祥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段、张也表示欢迎；这一则因为孙中山乃开国元勋，且不断革命，威望压众；再则，也是因为他们彼此虽有“司马昭之心”，却无司马氏的实力，乐得做个顺水人情。 行前，孙中山在广州召集汪精卫、胡汉民、廖仲恺、张人杰、戴季陶和孙科等人商议，决定：胡汉民留守广州，代行大元帅职权；谭延驻守韶关，负责大本营事务；汪精卫、宋庆龄、戴季陶、李烈钧、邵元冲和孙科等20人随行。孙太爱黄埔了，太有望于黄埔了。 11月13日，孙等人在广州登永丰舰北上时，还特地安排在黄埔停留，作了一次视察。 是日，学员们一大早起床集合，军容整洁，列队迎接于码头一一校门之间，蒋校长更是全副武装在码头恭候。永丰舰刚一靠岸，他便跳上军舰，一路左右不离，将孙引到营内。孙拣一些主要场所巡视了一遍。他是满意的，对蒋说：今观黄埔军校学生，能忍苦耐劳，努力奋斗如此，必能继吾之革命事业，必能继续我之生命，实行我之主义。凡人总有一死，只要死得其所……若二三年前余即不能死；今有学生诸君，可完成吾未竟之志，则可以死矣！ 孙是位医生，在中国讲究“出行大吉”的日子里，说出这些话来，固然是由衷地流露出对黄埔的信任，或者也夹杂着对自己的病势已有些预感吧！ 傍晚，孙一行再登舰前往上海，蒋一直送到码头。没料到孙蒋之间的黄埔握别，竟成永诀！孙一行是由上海取道日本长崎、神户经天津前往北京的。因为当时津浦铁路不通，且上海至天津船票客满，两星期内不能成行；孙也有意在日本做番宣传工作，乃绕道日本。 13日，孙中山北上。24日自沪抵日本神户，停留6天，于神户高等女校讲演劝诫日本国民对日本的对外扩张政策以予警惕和制止，并劝日本政府带头废除不平等条约。12月4日返抵天津，驻张园，已开始发烧，肝区作痛。31日抵北京。但段祺瑞拒绝召开国民会议，孙先生震怒，1925年1月20日病情急剧恶化。26日住进协和医院，确诊为肝癌末期。2月18日，孙中山回铁狮子胡同行辕养病。归后病情无大变化。24日孙中山胸胀，痰壅，不思饮食。26日，医嘱准备后事。 2月22日至24日之间，孙中山口授遗嘱大意，由汪精卫等写成。遗嘱共有两个：一个是国事遗嘱；一个是jiāo代家事。致苏联政府信，亦由孙中山口授大意，由陈友仁、孙科写成。3月11日，孙中山在遗嘱上签字，12日晨9时半，孙中山逝世。 孙中山临终时，目视宋庆龄，yù语无声。并没有提蒋介石和汪兆铭的名字，也未定接班人之事。只是病中谈及同事时，意由廖仲恺、汪精卫、蒋介石三人负责，而蒋则负责军事，亦只是谈话中的意思，并无什么正式手续或文件。 孙中山死后，遗体予以防腐处理。先于协和医院进行耶稣教祈祷仪式，后抬人中央公园停灵吊唁。中央公园此后改名为中山公园。送殡者，沿途有30万人以上，由吴稚晖、戴季陶、汪精卫等多人抬灵枢至中央公园。 李石曾、汪精卫于3月16日选得西山碧云寺石塔暂厝灵枢，并派兵守卫，待南京奠都后，再归葬紫金山。 第一次东征 孙中山逝世后，蒋即一转其fǎn gòng议论，而为联共宣传。一面进行两次东征，一面宣讲第三国际和联共的重要xìng。 孙中山于1924年11月13日北上后，陈炯明叛军又卷土重来，连占宝安、东莞、石龙镇等地。这时陈已自称救粤军总司令，林虎为总指挥，洪兆麟为副总指挥，叶举为各路总指挥，共有七个军，约六、七万人。七个军长为林虎、刘志陆、尹骥、李易标、熊略、杨坤如、黄大伟。每军万人左右。林虎第一军人最多，共一万五千。而黄大伟之第七军才两千人左右。 这时胡汉民于广州代行大元帅职权，留守广州。即命滇军杨希闵为左翼，由增城进取河源、五华、兴宁；以许崇智粤军为右翼，由虎门东向，攻取淡水、平山、海丰、陆丰；以刘震寰桂军为中路，攻取惠州，称为“惠州攻城军”。攻取惠州以后，中路军支援左右翼军攻取梅县与汕头。蒋兼任粤军参谋长。杨希闵任联军总司令。这时军校学生和教导团要求参战，蒋将这个要求向联军会议提出后，被否决。蒋又请胡转请孙中山，孙中山于途中回电允准。即将教导团和学生列入粤军右翼军。 蒋所指挥的部队，包括两个教导团、第一、二期学生组成的步兵总队、一个pào兵营、一个工程队、一个辎重队和第三期学生组成的一个入伍生营，自2月3日（1925年）上午9时自黄埔出发。军纪严明，不征民夫，不扰民家。许崇智又将粤军第一师之王若周第二旅、王体瑞第三旅和张民达第二师，第三师、许济第三旅、第八旅、许鹰扬第十六团，拨归蒋指挥。自己指挥一小部分粤军作战。4日克东莞、石龙。10日，蒋于东征途次写四言诗一首：“亲率三千弟子兵，鸱鹗未靖此东征。艰难革命成孤愤，挥剑长空涕泪横。”13日向淡水进军，采取三面攻势。守城将领为陈逆部下洪兆麟精锐之师，坚城难克。15日晨，教导团缘梯入城，展开巷战，当晚占领淡水。午间发电向孙中山告捷。这次战斗中，教导二团七连连长孙良因擅自退却，被蒋处决。这是蒋独自指挥的第一次大胜仗，获700余俘虏，590枝qiāng。军校营长沈应时负伤，因作战奋勇当先，被提升为教导第二团团长；原团长王柏龄调充校军参谋长；参谋长钱大钧则调任代理第二团团长。20日粤军克平山。27日，粤军进占海丰。3月7日进占陆丰、汕头、潮安、揭阳、普宁。 此时林虎率部由五华山向棉湖、鲤湖进军，yù切断东军后路，围歼东征军于潮汕地区。蒋率教导团于12日对林虎军下达总攻击令。13日以何应钦教导一团首先进攻，旋被林军包围，陷于苦战。至于中午时分，粤军第七旅、教导第二团赶到时，党代表廖仲恺也赶到前线送来弹yào，士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10 章 气为之一振，立即转为攻势，逼敌退走，追击至和顺地方，又遭林军伏击，战斗极为激烈，营党代表章琰于此役阵亡。不得已，乃以教导二团绕敌侧背，由鲤湖突击敌军侧背。14日晨，将敌击溃。教导第一团此役阵亡官兵300名以上。教导两团3000人加上500学生军，共3500人，伤亡600余人。3月16日，乘胜追击残敌至五华县城，18日克五华。20日攻克兴宁，林虎逃走。21日下午，粤军总司令部（汕头）接胡汉民电报，告知“总理逝世”。22日蒋率其教导团全军遥祭孙中山于前线阵地上，为时一周。 第10章 巧攀孙中山，乱世中夺权(5) 同年（1925年）春，蒋介石和廖仲恺共同签署连坐法命令。规定：“如一班同退，只杀班长。一排同退，只杀排长。一连同退，只杀连长。一营同退，只杀营长。一团同退，只杀团长。一师同退，只杀师长。”（《青年军人杂志》1925年第四期） 杨希闵和刘震寰，在第一次东征陈炯明时，却坐视右翼军单独作战，按兵不动。3月20日攻克兴宁后，林虎逃脱，蒋在林总部发现了杨、刘二人勾结林虎与陈炯明往来密电；代理大元帅胡汉民也获得杨、刘二人不轨的情报，得知刘震寰曾密往云南约唐继尧进攻广东；杨希阂曾去香港勾结英国人代向北京政府活动广东督理职位。 3月30日，蒋于军次（兴宁）祭奠孙中山时，自称为孙中山的弟子。并写有悼孙中山挽联：“主义扬中外；精灵炳日月。”横额为：“高明配天，博厚配地。”同时挽革命将士一联：“讨逆立功先我死；冲锋摧敌世尽惊。”横额为：“主义之花”、“革命结晶”、“死而荣”，同时发表演说。他说：“我们总理是中华民国的国父。”这当是由蒋最早于此时提出孙中山为国父之说。4月13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把原两个教导团扩编为一个旅，称党军第一旅，以何应钦为旅长，兼第一团长，王俊为参谋长，沈应时仍任第二团团长。4月21日，成立第三团，以钱大钧任团长，均受蒋节制。许济升任粤军第四师师长。5月21日，蒋率党军三个团和许济第四师、陈铭枢第一旅、吴铁城警卫军一个旅离潮、梅向广州进发。 大军东征后，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又叛变于广州。6月9日东征军又回师讨伐杨、刘。于石滩击败滇军悍将胡思舜。胡逃往增城。12日，占领龙眼洞。13日于瘦狗岭大败滇军，滇军退往广州市区。广九线滇军，亦被第三期学生军击溃退入城内，旋被谭延湘军和朱培德中央直辖第一军缴械。杨、刘逃往香港。胡汉民旋将大本营由士敏土厂迁往河南岛，由李福林部队护卫。6月15日，胡思舜率五千滇军来攻广州，被党军一、二团歼灭。第一次东征和平杨、刘之役胜利结束。蒋介石于6月13日抵广州。 平定杨、刘之后，广州革命政府仍是胡汉民代理大元帅职务。关于孙中山的继承人问题，董显光在《蒋传》中特说明孙中山没有指定继承人，是正确的。但他两次以胡汉民代行大元帅职务，北上时是最后一次令胡代行，这里面是否含有隐约选择之意，很难说定。军事上，他以蒋掌军校，而政治上则多信任廖仲恺。政府之权则多用胡汉民代理。著者认为代理大元帅职务本身，或有暗示含意，希望胡按孙中山本意领导中国guó mín dǎng继续革命。但也不一定。孙中山是信仰西方民主政治或信仰选举制的，因此不可能，也不应要求他明确选定接班人。一切付诸选举，才是他的本意。 而且胡汉民是坚决反对联共的guó mín dǎng人，和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不合，孙中山也很难相信他能执行他的主张。 自本年2月起，中国工人运动开始高涨。5月，反日、英等帝国主义的激愤达到高潮。2月，上海日纱厂工人为反对日本厂主残杀童工而举行的大罢工，参加者达三万人之多，延续两周之长。最后日方让步，答应不再打骂工人，每两周发工资一次。4月，青岛纺织厂工人罢工。5月15日，上海内外棉纱厂关闭第七厂厂房，顾正洪等8人被工人推为代表向日本厂方jiāo涉，日厂方突然开qiāngshè击，顾正洪身中四弹，当场死亡，其余7人受重伤。于是bào发了5月30日的上海大、中学生2000余人的抗议和演说运动。英帝国主义者于南京路老闸捕房门前用印度巡捕22人，于下午3时55分向学生开qiāngshè击，死伤20余人，造成“五卅惨案”。这个大惨案发生后，激起全国人民的反对英、日帝国主义的怒潮。全国各地抵制英货。6月11日在汉口，13日在九江，23日在广州沙基，7月31日在南京，连续发生了英帝国主义制造的惨案，而以6月23日的沙基惨案为最大。6月23日，广州工、农、学生约七万人举行了“五卅惨案”追悼大会之后，在市区示威yóu xing，其中还有黄埔军校学生约几百人，并有教导第一团第三营和第二团第二、四、七各连官兵。下午2时40分，yóu xing队伍到达西堤沙基西桥口时，突然遭到英帝国主义者来自珠江对岸沙面英法租界步qiāng和机关qiāng的猛烈shè击。白鹅潭法国军舰也开pào响应英国暴行，同时开pào轰击yóu xing群众，达数十分钟。当场有工人、民众60人、军校学生23人死亡，170人负伤。此特大惨案发生后，广州革命政府即向英、法、葡三国提出严重抗议。但三国领事都推卸责任，耍无赖。蒋介石接到惨案发生电话时，即“变色出涕曰：‘帝国主义者，不以华人为生命，屠之如犬豕，国耻至此，我何以为生？’乃即下船赴省，一路风凄日暗，举目皆无光色。”8月4日，政府即宣布对英国经济断jiāo，禁止各国商船到香港停泊。同时香港和广东工商业者，组织起省港罢工委员会，宣布对英国断绝经济关系。自7月开始，持续到第二年12月，达一年半之久。香港工人大多回到广东，香港商店倒闭约400余家，并断绝供水，使香港成为死港。罢工领导者就是廖仲恺、中共党人邓中夏等。 这种反帝怒潮，席卷全国，因此，“联俄容共扶助农工”的三人政策，深入人心。在这种形势下，胡汉民的反对三人政策思想和活动，当然不能为国人所接受。国民政府即在此种国内形势下成立。前于6月14日，胡汉民召集中央政治会议，决定成立国民政府。7月1日，选出胡汉民、汪兆铭、张八杰、谭延闽、林森，许崇智等为国府委员，共16人，以汪兆铭，胡汉民、谭延、林森、许崇智五人为常委。蒋介石未当选为国府委员。汪精卫（兆铭）任主席，国府之下设军事委员会，汪兼委员长。7月3日，军委会成立，蒋介石为八委员之一。原“党军”和其他建国各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8月26日发表改编各军军长姓名：党军政为第一军，军长为蒋介石；建国湘军政为第二军，军长谭延；建国滇军改为第三军，军长朱培德；建国粤军政为第四军。军长李济深；建国福军政为第五军，李福林任军长；旋将建国赣军改为第六军，由程潜任军长。1926年3月广西李、黄军政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夏，唐生智部改为第八军。 国民政府刚成立不久，1925年8月20日上午9时50分，廖仲恺就不幸被暗杀于中央党部。同日，中国guó mín dǎng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委员会、军事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推选汪兆铭、许崇智、蒋中正组织特别委员会，授以政治、军事、警察全权。25日，国民政府派朱培德、陈树人、甘乃光、周恩来、岳淼、吴铁城、陈孚木、李根林、陈公博九八组成廖案检察委员会，以朱为主席，但廖被暗杀一案，真相当时难于彻底查清，只知与guó mín dǎng右派反对磨仲恺执行孙中山三大政策实有密切关系，许崇智旋被蒋指为涉嫌人，派军包围位宅，许逃沪上，胡汉民亦因胡毅生之嫌而隐迹，廖死，许，胡出走，国民政府中有只氽汪精卫仍在蒋之上。如再将汪推倒，则蒋可以独揽中枢。 关于廖案，实系guó mín dǎngfǎn gòng团体于国民政府成立后的反扑，表明fǎn gòng团体对新政府的仇视与不满。朱卓文应是主谋；凶手陈顺使用的手qiāng也是朱卓文的，朱阜文本人曾经于1936年创办的《中山日报》上载文说： “大家对此赤焰极为切齿，酒酣耳热之际，骂座不已。后来诸人为抽薪止沸计，决议先除渠魁。习知俄顾问鲍罗廷、加仑、汪精卫、廖仲恺等每日必集东山百子路鲍公馆会议，乃密遣死士伺以zhà弹、机qiāng击之，务使群凶同归于尽。下手前一日，余诫赴义诸死士，当熟戡地形，以利进退。……时吴铁城任公安局长，……反复……劝止，……遂亦作罢。” 朱卓文则和林直勉在廖案前曾谈到非杀死廖仲恺不可。林又是胡汉民之弟胡毅生领导之“革命纪念会”成员，该会为fǎn gòng团体。则朱卓文和fǎn gòng团体有密切关系。朱所谈被吴铁城制止之事，当是朱并未真地放弃暗杀计划，而是改令陈顺单独暗杀廖。所以朱氏逃亡后，仍著文声称：“廖仲恺骤被狙击，实为民众最后之裁判”，以自我开脱罪责。后即隐姓埋名。到1936年改名朱元鼎出任中山县土地建设两局局长，创办《中山日报》。朱言及陈顺杀廖之事时自谓：“一星期后，某日余方午睡，陈顺同志匆匆自外归来，言杀廖事，神色自若。余知事非寻常，必在大患，即探囊取出200元与之，促其离穗。世人所谓朱某谋杀廖，如是而已。” 看来朱卓文虽自我开脱，但终究他是杀廖主谋，罪责难逃。他事前曾预谋此事，事后又赞助陈顺200元，促其速逃。则此事已昭然若揭。 廖仲恺，原名恩煦，广东省惠阳县人。父竹宾为美国华侨。廖1878年3月10日生于美国。初于美国上学。17岁回国，在香港继续读英文。20岁与何香凝结婚。1905年同入同盟会。1911年辛亥革命后，任广东督府财长。1923年帮助孙中山改组guó mín dǎng，实现联俄、容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1924年任大元帅府财政部长兼广东省长、军需总监。同时任中央常委兼工人、农民部长，主持工运。1925年7月任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中国guó mín dǎng中央执行委员、财政部长。并领导省港工人大罢工。8月20日被guó mín dǎng右派分子暗杀。 廖被刺杀后，蒋于军校开追悼大会，曾发《祭廖党代表文》。文云：“总理逝世未半载，而先生突死于凶徒之手；是犹慈父见背，而盗又杀其长兄……”并提出军校与党军中无共产派和fǎn gòng派之分，均以三民主义为中心。汪精卫此时特别亲苏，自称左派，主张肃清右派。廖死后，胡汉民被嫌，于9月15日赴苏访问；汪精卫便大权独揽，将中央常务委员中林、邹派往北京，补林伯渠充任（而丁惟汾于树德又已在北京），使中常会为汪和林、谭主持，成为以中共为主的局面。 同年10月7日，莫斯科成立孙中山大学，由汪精卫、胡汉民、谭延三个人为选拔委员会总负责人，选拔学生赴中山大学留学。10月19日，蒋经国经陈洁如努力劝说，得蒋介石同意赴苏留学。蒋经国当时思想很活跃，憧憬苏联。蒋当时对苏联虽无好感，但尚不敢对经国直言，因为他正在伪装亲苏。 林、邹决心fǎn gòng，便到上海会见戴季陶、谢持、邵元冲、叶楚伧、居正等商议于北京召开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11月23日，中央执行委员林森、居正、戴季陶、石瑛、邹鲁、覃振、石青阳、叶楚伧和候补中委邵元冲、沈定一、茅祖权、傅汝霖等共12人，加上中央监委谢持、张继、吴稚晖共15人，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召开“一届四中全会”，是为西山会议，参加者称为“西山会议派”。议决取消共产党人参加guó mín dǎng党籍。12月2日，议决开除谭平山、李大钊、瞿秋白、máo zé dōng、张国焘等9名共产党人的guó mín dǎng党籍。并发表大会宣言。12月4日又议决开除汪兆铭党籍六个月，并开除其中央执行委员职务。进而宣判汪罪三项： （一）任凭鲍罗廷cāo纵本党中央和国民政府。 （二）廖案后，听鲍罗廷唆使，放逐胡汉民。 （三）特别擢拔máo zé dōng为中央宣传部长。12月14日，另设中央党部，于上海环龙路44号，处理党务。 面临如此情势，蒋介石当时是不得已而站在汪精卫一方，反对西会议派的。他在1925年11月7日，即他的小册子中声言：“苏俄同志不来指导我们革命的方法，恐怕国民革命军至今还不能发生。”又说：“我敢老实说，叫革命先进的苏俄来指导我们中国革命，我们世界革命的中国革命党员，实是愿接受的，而且是应该接受的。”进而又说：“一定要照俄国革命的方法去做，才是总理的真正信徒。”接下去又说：“总理面谕，鲍罗廷的主张就是我的主张，凡是政治上的事，……你听他的主张，要像听我的主张一个样子才好。”前面这些话是强调他坚决联俄和拥护鲍罗廷。又说：“现在总理死了，各位俄顾问对本党的努力，仍然与在日一样，以亲爱的精神，以同志的资格，有事大家商量，互相讨论求得真理，谁的主张有道理，就实行谁的主张，并没有一些勉强和迁就的事情。”这后面的话，又把前面的话否定了。既然听鲍罗廷的主张，又何必讨论呢？他是软中有硬，处处表示出独立自主的刚强思想锋芒，但表面上，则不得不装得极端拥护联俄容共和听鲍罗廷主张的样子。 12月5日，蒋就发表亲苏讲话，强调团结反对分裂，并指出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相辅相成，甚至相同：“我敢率guó mín dǎng内共产与非共产诸同志集合于guó mín dǎng青天白日之旗下，为实行我总理革命主义而死也。……吾为三民主义而死，亦即为共产主义而死也。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11 章 吾愿本党诸同志不分畛域，不生裂痕，终生终死，本我亲爱精诚之教训直接实行我总理之三民主义，即间接以实行国际之共产主义也。三民主义之成功，与共产主义之发展，实相为用，而不相悖者也”。 12月11日，演说表示应服从俄国人的指导，12月25日，又说；“总理深知必能包括共产主义始为真正之三民主义。同时亦必能容纳共产党，始为真正之guó mín dǎng也”。 当时蒋介石，按其本来xìng格和本来思想，是坚决的fǎn gòng人物，也不善于作伪屈从。但遇到自己权位受到威胁时，他也开始屈从并伪装亲苏亲共，以保其权位，权位乃为其第一位的生命价值。当时全国人民反帝和扶助工农的思潮，正汹涌澎湃，连吴佩孚也曾于1923年以前高唱过“劳工神圣”。而此时广州国民政府中，右派胡汉民已经出国，林森等远在北京，汪精卫和苏俄鲍罗廷主持中央执行委员会，执委会中又增加林伯渠为中央常委。则中共和guó mín dǎng左派势力占有绝对优势，只要蒋稍有不满，便会被踢出黄埔军校和解除军职及一切职务。因此，蒋便不敢像对孙中山那样直抒己见和来去自如。而是为保权位，不惜伪装和假唱左派高调。对此，黎东方有一种解释，很可回味。他说：“蒋公当时的处境，极端艰苦。他在内心上是fǎn gòng的，同情居正等人；然而有军校与国民革命第一军的职务在肩上，处在英帝国主义与俄籍顾问双重威肋之下，怎能轻易表示真正的态度，使得国父与他自己惨淡经营的一点点革命基础，毁于一旦？因此，他不便明白说出大家不可改信共产主义”。 这种解释，透露了蒋的心思，但要说他为国父的革命，为反对英帝国主义而作伪，则不正确。他从没有真正服从过孙中山的领导，当孙中山指挥护法之战时，前方急需军官，而蒋则一次次拂袖而走，如他自己所说，“合则留，不合则去”。孙中山为此批评他专断任xìng，像个君主，稍不合己意就拂袖而走，个人意气太重，叫他要为革命，而不要为个人。对他的这种批评，直到孙中山1924年11月北上之前，一直不断。这一切说明蒋是为个人权位或权威而不服从领导，并不是为了什么革命。而这次作伪，则是为保位。至于说他不便明白说出来，不叫大家改信共产主义，则也是不准确的，因为他明明提出“要照俄国的革命方法去做，才是总理真正的信徒”，叫大家信仰三民主义，也信仰共产主义。并说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是相辅相成，互相为用，并未暗示fǎn gòng之事。这种作伪，一直继续到1927年3、4月间。 第11章 二次东征，兴师北伐(1) 二次东征 国民政府成立后，首先面临的迫切问题，是陈炯明的威胁，为巩固广州国民政府，必须先讨平陈逆，而后北伐。 为讨伐陈炯明，当然必须作经济，尤其军事的准备。在这个准备时期中，蒋介石则寻找机会加强自己的力量，提高自己的地位。他凭自己主观努力可以做的事，不外在军校学生中和国民政府中提高自己的威信，加强自己的作用和影响，从而步步上升。至于客观形势的突变，那只有由客观时势演成；如有这种事变机会，他当然也是不会放过的。 基于此种思想，蒋这时的工作仍极为勤奋和刻苦，一方面给军校学生讲话，发表自己的政见和人生观，树立其革命人物的形象；另方面则积极筹划军事方略，非常详细，以至于军队编组问题，也极为具体。 7月1日，他给黄埔军校第三期学生讲话时，又特别提到了沙面惨案的事，以表明自己的爱国反帝思想。他说：“沙面惨案于凄惨之中觉有一种光明印象在。生者固悲愤，而死者则得其所也。”这意思是说烈士们为反帝国主义而死，死得其所，意在鼓励军校学生们勿忘国仇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并为反帝国主义而献身。从而也表明他是坚决反帝国主义的爱国和革命的校长，以获取学生们的拥护。当然，他这时对帝国主义者，尤其对英帝国主义者，也是痛恨的（见前），而且以后他和英国的关系也一直不好。但要直接和帝国主义作战并非其真心。 同日，他又写了军政意见书，为整顿军队和加强军备而具体筹划一切。 这个意见书的篇幅很长，也很重要，是其建军的基本蓝图。总括起来共十条，内容大致如下： 广东全省的军费开支的数额或分配比例： 当时广东全省的财政收入为3500万元，如再加整顿，可以增至4000万元以上。他主张于4000万元中拿出1800万至2000万元为军费，以1500万元至1600万元为海陆军常备兵费；200万至400万元作为改良要塞。扩充兵工厂，恢复鱼雷局、造船厂，创办飞机厂，以及扩充军事学校之用。他以全年收入的二分之一为军费，可谓大矣。 军队编制：数目为6．5万人。共分四个军区。第一军区为粤军，编制为三个军，约3万人；第二军区为湘军，编制为三个师，约为1．2万人；第三军区，为滇军，编制为两个师，约1万人；第四军区，为北伐军各部（党军），编制为一个师，约3000人。全部军队实为5．5万人。预计于1926年末至1927年初扩充兵额为8万人至10万人。同时，于此提出北伐战略粗纲：守备广东，以湖南、江西，或以湖南、湖北为目的地。如以该两省的敌军数目计，北伐军至少需动员7万军队。 关于各军的编制：共分四种：甲，三连为一营，三营为一团，三团为一师。乙，四连为一营，三营为一团，二团为一旅，二旅为一师。丙，三连为一营，三营为一团，三团为一旅，二旅为一师。丁，地方警备军，用以前旧军统领制编制。 军备设施主要包括要塞，各种舰队，各兵工厂、军服厂、飞机厂，航空学校。 军校：设立军官预备学校；改黄埔军校为高等军事学校；设海军学校、军需军医学校；改良测量学校。 军事教育机关：建立军事教育机关，包括训练总监、各军军事教育委员会、点检委员会和各军、师、旅、团的政治部。 军费机关：其中包括军需委员会、军需监督委员会、军费审计处。以上教育、军费机关，直隶于军事委员会。 改良士兵生活：每月士兵饷项至少为10元。 农军：训练农团军、学生军至10万人，于1926年底练成。 军费分配：主要是各军事单位的费用分配额。6．5万人军队，每月费用为120万元至130万元。 这份军政意见书，是本年6月23日沙面惨案之前开始写的，至7月1日写成，非常全面，是guó mín dǎng建军的基本蓝图。以后又随着历史的变化，而随时损益和更加“完善”，机构也日益增加。 7月2日，蒋介石入颐养院割治鼻瘤。7月6日出院。7日又向军委会写军事建议六大项，工作非常刻苦。此六项的内容比较重要，此处特介绍于下： （一）发展西南革命势力：以中国西南和西北为第二革命根据地。然后积三年之准备，与英帝国主义决战。 为什么蒋介石选中了西北和西南呢？这是因为此处“强固可恃，jiāo通可达，而帝国主义pào舰政策无可用武之地”。他在当时认为中国国民革命的直接对象或目的物，是帝国主义，“军阀不过为一枝叶问题耳”。他从此一转，又认为“中国革命目标既在帝国主义”，而帝国主义乃“富有国际xìng者”，则“中国革命应视为世界革命之一，不应仅视为中国内部之事”。如果全世界革命党联合起来，则打倒帝国主义“将易如摧枯拉朽”。他还强调“工人为革命中有力之一成分，其对于吾革命前途之难易与成败，实有莫大之影响”。因此“我革命政府宜努力安置为国牺牲之失业工人，以解其困难……” 以西南，西北为第二根据地的第二个理由，是英帝国主义以香港为据点，扰乱广东；如果再自广东北伐，则英帝国主义必于长江协助北洋军阀堵击北伐军；如此则腹背受敌，首尾不能相顾，“正中英人之诡计也”。故必须改变北伐路线和方向，先发展西南、西北革命势力，寻求第二根据地。然后，由四川东取湖北，自桂林以出湘西。 其总战略，是三个月内清除广东一切残敌；1925年内将广西军政整理完毕，使两广连为一体，同为革命根据地。1927年内，将云贵湘川四省置于国民政府治下，同时与冯玉祥国民军相联结，然后积三年的准备，再与帝国主义决战。 这在现在看来，可能荒唐，但这确实是蒋介石当时的想法。他可能是由沙面惨案的刺激，对英帝国主义者怀有切肤之恨，因而自此以后，就抓住英帝国主义不放。蒋的北伐计划，这已经是第四次变动了。 第一次是1917年的北伐计划，它与1926年7月的北伐计划基本一致。1921年，1月10日上书时，又改变了战略，主张平定广西后，即以主力军北上四川；对闽浙地区，则主张怀柔。然后进取西北，以西北为第一根据地，以东北为假定目的地。 第二年（1922年）1月，他的北伐计划又有变更，即对闽浙以三个师出讨；又以三个师进取湖北，然后继续北上；再以六个旅由海道北上秦皇岛。目的地改为以湖北为第一目标，江西为第二目标。但以西北为第一根据地的想法则仍然未变。 1925年7月7日的改变较大，他将西北和西南联成一片，作为第二根据地，而不是作第一根据地了。而最大的变化则是他将作战对手从对北方军阀改变为对英帝国主义，以帝国主义是中国革命的第一敌人，这是蒋在1924年9月25日对黄埔一期学生讲话时提出的（见前）。当时提出的原因，可能与据守广东和反对孙中山于同年9月12日开始的北伐有关。因为既要与帝国主义作战，当然就不能北上攻打军阀了。到本年（1925年）6月23日沙面惨案后，蒋介石深受刺激，便决心与英帝国主义开战了。终蒋一生，和英国关系始终不好，也可以说很不好，尤其和英首相丘吉尔无法相处。这是蒋的民族革命思想的必然产物。他从留学日本开始，就是以民族独立，中国富强为革命目的，而不是为民主制度的建立。但也不能完全排斥他为讨好苏联而故作姿态。同时，也有拖延北伐时间，待他取得军政大权后，再兴师北伐，统一中国（见后面李宗仁鼓动北伐经过）的意思。 蒋的倚重西北和西南的思想，是基于对帝国主义作战，以后抗日战争中，他就完全实践了他的这一战略思想。 （二）改革军政：废除私有制，建立国有制。 这一部分内容也很多，也很难概括，大体上，他说了这样几个问题：改革旧军队，军无空名，兵无空额。去恶留良，精编制，勤训练，使其信仰主义。改造旧军队使变成为主义而奋斗，与人民相结合的新军队。新军队在战事结束后，大部分可以马上遣散，返回原岗位，成为有组织的群众，以减轻人民负担，涤除军人盘踞积弊。实行军事集权。各军长官均须听命于军事委员会，“不得稍持异议，亦不得各自为政”。 （三）统一财政：主要是要各军把自行把持的财政机关一律无条件地jiāo还政府统一管理，并严格限期于7月15日以前jiāo出，以后也决不许稍有干涉行为。 （四）改编军队：立即改编所辖各军，裁莠留良，统一番号。 （五）坚持罢工：利用罢工工人，建筑道路，使回省罢工工人得有工作和工资，以维持正常生计，而坚持罢工到底，不对英帝国主义者屈服。 （六）统一两广军事：使广西军事、政治完全统一于国民政府，以达到两广完全一体，以便进一步向西南、西北发展建立第二根据地。 此文洋洋洒洒，约万余言，内容广泛，论证亦多深刻，对于军政统一，军事改革，具有重要作用，其中尤以军事统一、训练除弊和财政统一最为重要。但往往内容重复嗦，段落不清，难于概括。这些建议，均为国民政府议决采纳。 蒋介石自参加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以来，就勤于思考和积极提各种建议，尤其军事建议提得最多。现在，他更是以洋洋巨文，筹划军事、财政和北伐大计等等一切，供政府和军委会公决。总之蒋是一个勤于工作的人。因之积劳成疾，到7月8日和9日，脑充血，鼻孔流血不止。10日上午病情加剧。10时赴医院治病。刚行至门口，即晕倒在地，不省人事。扶回床上10分钟后，医生来治病，手术效果不佳。当日晚进医院治疗。 于医院中又向中央执行委员会建议设入伍生教练所于桂林，以备北伐中原之用。11日上午。取出鼻塞纱布，又上书许崇智（粤军总司令），条陈军政整理和军队统编以及军费问题。并坚持完全裁汰陈炯明逆军旧部，除恶务尽。21日出院。同月（7月）26日，于军委会讲统一军队名称和打倒帝国主义问题。 他说：“以省为别的名称，都应一律取消，另用统一的称号。在军事委员会曾拟有三种名称： （一）国民军。 （二）革命军。 （三）国民革命军。”并指出“国民革命军乃为最切合的名称”。这是“国民革命军”一名的由来。 8月26日，成立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蒋自兼；第二军军长为谭延闯；第三军为朱培德；第四军为李济深；第五军为李福来，继建第六军，军长为程潜。1926年春夏之jiāo建立第七军，军长李宗仁；第八军，军长唐生智。 蒋这时为了伪装亲俄，以保己位和进取，便除了如前面第一章所述的大谈拥护第三国际和共产主义外，还以马列主义的理论和阶级论来分析帝国主义及其对华的侵略问题，口气很像一个信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12 章 仰马列主义的人。而其所学和所信仰的王阳明、曾国藩等的封建政治学或老洋务派的自立自强学说，暂时“坚壁清野”，隐藏起来。他的马列主义高论，此处不妨引出以供参看。他说：“各位还要晓得帝国主义者最凶狠的一个dú计就是挑拨中国国内的战争，使我们国人自相残杀，国家四分五裂，不能统一，不能建设。”继说：“帝国主义因为资本主义发达至最高程度，造成经济恐荒，不得不向殖民地、次殖民地肆行榨压，以图苟活。”这是列宁的论断。接着又说：“更痛恨他买中国人来打中国人的dú计。由此可知，帝国主义实为吾人的死敌，其间绝无妥协调和的余地。我今天可以说，帝国主义不倒，中国必亡；中国不亡，帝国主义必倒。今日正是世界上帝国主义与反帝国主义一场最后的大激战。……帝国主义国内，真正掌握政权的，不过少数资本家特殊阶级，而最大多数的无产阶级却一样受苦，一样反对其本国帝国主义。苟帝国主义与吾人开仗，正是他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千载一时的好机会，他们决不会轻轻放过，而且必能与我们革命军相策应。我们打倒帝国主义，才是革命的真成功。我们敢同帝国主作战，才是革命的真首起。……我们革命军以后只希望同外国帝国主义直接打一仗，极望中国军人觉悟，再不自相残杀。这样，无论那一省来与帝国主义开仗，就是燃着了中国大革命成功的导火线，亦就是燃着了世界大革命成功的导火线。” 这种论调，显然是要进行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了。他这时的与帝国主义打仗是与国际革命连在了一起，与孙中山在世时，他为反对孙中山北伐而宣扬的要和帝国主义作战的思想是相同的，都是在作伪。对苏联作伪，是保位和寻机上升。否则，苏联鲍罗廷和汪精卫、中共会罢他的官。而对于孙中山，他是功臣，是不怕孙中山罢官的，因而敢于和孙对抗和固执己见。这时，则怕他的军校“血本”在他未登“大宝”时丢失，故而假装主张直接和帝国主义作战。一旦大权在握，他就要脱下伪装，建立王阳明、曾国藩封建的政治秩序。而孙中山的苏维埃制度不适用于中国的定论，蒋又拿来当他以后fǎn gòng的合法依据。于是蒋掌握军政大权后，一帆风顺地坐上了中国统治者的第一把jiāo椅，几经较量，最后成为无冕之王。 但如果在美国、英、法等国（民主革命成功以后），蒋介石就无法得到胜利和掌权终生，也不会出现蒋介石此人。封建经济基础、专制主义的封建政治传统与礼教，是蒋介石的沃土和美食。而军队的蒋氏私有制，则为其专制政权的根本支柱和生命线。至8月，黄埔军校经费困难，无人负责办理，蒋又于本月6日以辞职相示威，以取得更多的权力。于是上呈辞职书与中央执行委员会。军委会则复函慰留，信曰：“……军事进行现方发轫，本会同人尤难稍懈。贵委员忠勇成xìng，学识超群。昔年总理蒙尘，曾以一身当国难，迩来驰驱杀贼，尤能百战建奇功。政府倚若长城，党军奉为泰斗，本会进行，正赖策划。当经一致议决，同人前往致意。务希念先帅付托之重，同志期望之殷，打消辞意，勉为其难，党国幸甚。辞呈璧还。此致蒋中正。军事委员会启，八月十二日。” 从此信中即知，这时的国民政府，已离不开蒋介石的合作，主要是军校这一摊牌，无人可以担当；而蒋又是孙中山的重托人物之一。所以对蒋介石的功劳、才智大加称颂。蒋的地位也因而更加巩固了一层；费用自然解决了，身价也更高了。 蒋上辞职书的同一天，国民政府裁去广西总司令和省长职位，任命李宗仁和黄绍为广西省绥靖处负责人。8月10日，戴季陶向蒋写长信，表示反对中共。蒋则继续伪装亲苏容共，不予理会。13日，蒋与第三期学生讲话，认为三民主义的中心为民生主义。14日，朱培德来访，蒋认朱是一血xìng男子，当与共事。从此开始，蒋一直对朱培德深相结纳。至于17日，蒋对其党军司令部人员讲解办事方法。主要是：办事要有条理，各司其责，不要都经主官经手；演绎和归纳，即分析和综合法；军队中下级长官要办具体的事，要自爱自重，不许嫖赌；爱惜公物，节约俭省，因为所用的东西都是民脂民膏，“浪费了，自问良心也过不去。以后就是一纸一笔，也要加意爱惜。”；注意清洁、整齐；“规模远大，综理密微”，教育大家凡作事要从小处作起；要作二十世纪的新人，要珍惜时间，注意数量，振奋精神，作事卓有成效等等。可以说工作积极，无懈可击。 第12章 二次东征，兴师北伐(2) 这时，他一面努力工作，到处讲演，显示自己的才智和革命意志，一边也在寻找一切可能的机会，挤走元老派，自己先抓军权，再抓政权。 就在他准备第二次东征前后，有两次被行刺者突然袭击，几乎遇难。 一次是他有一天自黄埔军校回城内办事处时，正巧碰上自己的车坏了，就改坐侍从的车子，先行登程。当他的车修好后，侍从们就坐他的车子追赶。他的车子有青天白日旗，很好辨认，刚驰到广州东坡楼附近时，当地驻军突然向车开qiāngshè击，车被打翻，两侍从人员当场被打死。而蒋却因车坏而幸免。 此次谋杀，系梁鸿楷旧部旅长杨金龙所为。蒋回办事处后，就将梁鸿楷找来，责成他扣押和审判杨金龙。并将杨旅调出城外。 这以后，蒋怕住黄埔军校不安全，又改住长州要塞司令部。但不久，蒋的如夫人陈洁如来广州同住，他又改迁到广州东门外东山小洋房内，和廖仲恺一家同走一个大门。一个多月后，蒋正乘车到东门时，又遇两个刺客行刺。不过因为侍卫人员早两天已注意到此二人的行迹可疑，已格外留心。此次相遇早已留心，见刺客抬手时，先行开qiāng，击中其一，遂当场将二刺客捕获。 经审问，知二刺客是由蒋介石的老对头陈廉伯所派。陈洁如因蒋脱险特为卫士连长宓熙奖银元二百元，以示嘉勉。蒋见事不妙，又和陈洁如搬回要塞下榻了。 蒋脱二险后，其等待的抓权机会也来到了。可谓“逢凶化吉，命大福大”。 8月20日，廖仲恺突然被fǎn gòng派朱卓文（主持行刺）、陈顺（凶手）等刺杀于中央党部。廖氏被刺，本是国民革命之重大损失，志士含悲，仁人痛悼。而蒋氏却利用此一机会，大作文章。 廖仲凯被刺后，蒋以广州卫戍司令兼特委会委员，专管廖案，立即于当日（8月20日）下午拟定捕人名单。25日，逮捕林直勉、张国桢（10月5日qiāng决）、梁士铎等。同日，又因梁鸿楷、魏邦平等与廖案主犯朱卓文等有联络和勾结陈炯明，将梁、魏扣押，并乘势解散梁的军队。 到9月20日，蒋又乘此案事，将他的顶头上司陆军部长许崇智，以涉嫌廖案驱逐出广州，并改编了他的军队。 从此以后，蒋成了广东军事实力派，将粤军全掌在手中，即第四军和第五军。尤其第四军为国民政府的主力军，以后北伐，被誉为铁军。 胡汉民也因其弟胡毅生素来反对廖仲恺，并与主犯有通谋，被迫出国赴苏访问。一时间guó mín dǎng元老均被排除出国民政府，只余汪精卫一人，尚位在其上。而实际上，汪无军权，不过一个虚位，这对蒋来说，已不是什么重要障碍。所余者，是逐汪下台，自己“名正言顺”地成为guó mín dǎng和国民政府的主宰者；再就是降低苏联顾问和中共的权力和影响，不影响自己独揽中央大权。为达到此目的，蒋还必须建立军功大业，为众推许。 为此，他决定接着开始第二次东征陈炯明。因为此时已到了他认为可以东征的时候了。 本年（1925年）9月1日下午，中央召开特别委员会，议决统一财政，设监督委员会，强令各处财款解部，并出兵东江，讨伐陈炯明逆部。 当日晚蒋介石对商界领袖讲话，强调孙越宣言，说明中国是以三民主义治国，不引进苏联共产主义，开始为fǎn gòng播发信息。从此开始，蒋已在隐晦地进行反苏、fǎn gòng的活动了。因为他已有军事实力在手了。但尚末进入中央领导岗位，他又不敢明显地表示限制中共。 9月6日，蒋于第二期学生毕业式上讲话，强调孙中山所曾讲过的为革命而死就是为革命成仁。他更进一步要求学生们“要作人格上、历史上成仁的革命党员，切不要希望成功，做假革命党。” 这是从思想和精神上，给学生鼓舞士气，准备第二次东征。 他接着要求毕业生“同心同德，团结一致”；不要再赌、嫖和吸烟；严守军纪；不要只想升官发财；涤dàng怠惰。最后，指出中国革命的目的，是独立与自由，因之先要从废除不平等条约做起；而“要取消不平等条约，就要先打倒帝国主义。所以帝国主义是我们中国革命党的唯一敌人，而尤其是我们军官学校的唯一敌人。希望各位以后要认清这一点才好。”如此说来，军阀好像又不是革命的对象和敌人了；反封建更是不提一字。不反封建，不反军阀，怎么实行三民主义？在蒋的心目中，革命到底是什么，实在令人无法琢磨。但有一点非常清楚，就是一切为了民族的独立和强盛。而他将是这个民族的主宰。 8日下午，又对第二期学生讲振奋精神、革新社会问题。在这里他批判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和宗法制度。但他提的是改良旧制度字样。他说：“这个旧社会旧制度不改良，中国是决不能自由独立的。”蒋的讲话，往往是顾此而失彼，当他强调甲时，忘了乙，强调乙时又忘了甲。前面说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后，中国就可以独立自由，此次又说改良旧制度后，就可以自由平等了。他很少全面兼顾地讨论问题，不能将多种因素综合起来，进行分析。 在这次讲话中，他又特别谴责了懒惰与不死不活的精神状态，要学生们振作精神，奋勇向前。 9日，又对第二期毕业生讲做事作战时革命军人和党人要坚持最后五分钟，如不坚持，就容易失败。例如打仗，可能在最后五分钟里决定胜负。至此，第二次东征工作准备基本结束或完成。 第一次东征后，已扫清东江一带陈逆军，只有惠州尚未攻下。这时，除惠州仍为陈炯明的基地外，潮、梅一带又为洪兆麟于政府军回师讨伐杨、刘之时，以假投降手段重新占领。9月1日，陈又举兵西犯，yù攻省城。此时国民革命军建军刚刚四、五天。9月27日，陈逆军洪兆麟、谢文炳、翁腾辉部攻陷平山，距广州尚有150公里。国民政府军委会立即决定举行第二次东征。9月28日蒋任东征军总指挥，主要指挥第一军和第四军为主力。29日编成三个纵队，以何应钦为第一纵队长，辖第一军第一、三师（谭曙卿）和第二师（王懋功）第四团，警卫军吴铁城旅（由欧阳驹代理），建国鄂军各部。李济深为第二纵队长，辖第四军陈济棠十一师、张发奎独一旅、冯轶裴团、余鹰扬团、第三十四团等各部。程潜为第三纵队长，辖任应岐部建国豫军、李明扬建国赣军、程潜攻鄂军、潮、梅军各部。王懋功代理广州卫戍司令留穗（广州）。周恩来任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与蒋共同指挥作战。9月30日颁布行军令，详细规定行军中的联络、通讯、供给、医务、担架等诸多事宜。10月1日上午，蒋与各军事长官研究作战计划。下午4时参加第一师誓师大会。（2日，汪精卫就任军校党代表。）是日晚，蒋回要塞部后，心情很是兴奋，便不顾与如夫人陈洁如的亲热，而独自一人走上房顶，仰观碧空明月，不禁思绪万千，大动今昔之感，喟然兴叹曰：“如此良夜而佳兴索然。党国危难，惟吾一身当之，小子可不自勉！”这时，蒋氏真是踌躇满志，已是天下安危“在予一人”了。 蒋为使东征军在出征前有严明的军纪和振奋的精神以及高昂的士气，便于10月4日对东征军痛揭军官弊端如下：第一次东征时，有严重拉夫现象，而且及于老fù少女，使其连续服役。特务长和军需士，每每短给役夫钱币，有的连长也吞吃役夫费用，致使役夫怨恨。有的老役有病在身，跟不上队伍，官兵竟拳足痛打，惨不忍睹。甚至在第一次东征回师淡水时，竟把五、六百女役夫关起来，不准回去，而又不对其加钱和解释劝慰。在宿营地有的士兵擅入民房任意吃喝，官长也不禁止，人民不堪其扰；或擅住民家不住庙堂等公房，人民敢怒而不敢言。下级军官怠惰成xìng，公务委之副职，并且嫖赌成xìng。官长虐待士兵，视同牛马，竟将士兵打得皮开ròu烂，且下情不能上达。中级以下军官袒护下属军官，上下勾结，置士兵痛苦于不顾。伪造报销，侵蚀公款，甚至冒刻图章，假造发票。 6日蒋率军出发，驻石尤。7日6时起床后，蒋见朝云五色，顿觉神志振奋。旋又感到近来多所愤慨，“几以国人萎靡不振，皆为可杀”，是太过于忧虑了，应当自己戒甚方好。同日，电令陈炯明逆军杨坤如退出惠州。8日上午制订作战计划。令何应钦纵队长督攻惠州。10日蒋由石龙乘船赴博罗行营。途中看孙、吴兵书。看到孙子虚实篇，则叹为观止，认为高于吴起兵法。这虚虚实实，实实虚虚，正是蒋介石一生的写照，正合蒋意。晚8时，设行营于县公署。翌日下令何应钦编组攻城先锋队。 令曰：“为令遵事：照得杨逆坤如，负惠州，祸国殃民，久稽天讨。本军前进，俯顺舆情，……若不亟予歼灭，何以登惠民于衽席之上。……先登城者得头等奖，……转饰照知，此令。”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13 章 这种命令格式、语言与古代无疑，也足令人深思一番。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意识犹如一块铁陨石，是什么样的新思潮也不能溶解的，而新思潮却被吸收进陨石之内，无影无踪。故中国历史之前进，总是“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 12日上午偕何应钦乘船至第三师阵地飞鹅岭视察。午后至香祖园，露宿于佛祖古庙门外，很有几分悲壮意味。 此次作战，三路纵队一齐出动，作战极为踊跃。蒋此次系第一次独立制定作战计划。他的计划是采取中央突破之法，或先攻主力，后及旁枝的战法，决定首先攻取陈炯明老巢惠州。守城者为杨坤如，率三千人死守。此城南、西、北三面环水，东侧枕山，形势险要，易守难攻，号称东江锁钥，自宋代以来，无人攻破此城。对此坚城，蒋决定用大pào配合敢死队当时命先锋队攻城。先挑选先锋队650人，于第一师三个团中，每团挑选150人，第二师第四团挑选200人。敢死队总队长为第二团一营营长杜从戎。营长冷欣亦参加敢死队。先锋队员每人犒赏30元。最先登城者，得头等奖。蒋的军队以后一直以悬赏银洋鼓励战士冒死冲锋。周恩来也命第三师第七团党代表蒋先云以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为骨干组成敢死队，参加攻城。攻城战于10月13日晨9时开始，蒋于飞鹅岭指挥。首先pào击城墙。然后自各门攻城。二师四团团长刘尧宸，攻北门，连冲五次，未能进城。刘并新自率小队挟梯爬城，不幸中弹身亡。西、东门，也冲锋多次，未能奏效。同日下午2时，开始总攻，集中pào火和军队主攻北门。pào击之后，就缘梯爬城，杨坤如yù亲上城门督战，终因pào击不能登城。14日下午4时30分，第一军攻入北、西二门，敌人自东门逃出，奔向紫金方向。克惠州后，官兵每人赏银洋1元，猪ròu4两。此役俘敌4000余名。刘尧宸被迫为陆军中将抚恤其家属5000元。此战至为激烈，画家梁鼎铭时在军中，数年后画成国画《惠州之战》，复本现在台湾。 即日蒋向guó mín dǎng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和国府委员、监察院、大理院、广州市政委员长、李军长、各师长、各报馆、商会、农会、工会、教育会发告捷电报。其中有云：“惠城夙称天险，有宋以来，从未能破，今为革命军一鼓攻克，虽由将士奋勇用命，亦我先大元帅在天之灵有以祜之。从此努力前驱，肃清逆氛，指日可期。吾党前途大放光明。……”15日，蒋入惠州，绅商等出城迎接。 19日，国民政府立即下令表扬蒋介石：“蒋中正受命东征，督率将士，立破坚城，……统一前途，已呈曙光。该总指挥忠勇激发，成此伟功，至深嘉尚。”同时据蒋呈报奖励何应钦、谭曙卿、陆瑞荣等。 就在这一天，陈炯明调三艘北洋舰威胁虎门。蒋调第四团对该方面防守，这时，陈炯明决定从南路进攻，以牵制东征军，并连占西江地区的阳江、罗定、云浮、新兴、恩平、开平、台山。苏廷有和梁鸿楷旧部梁鸿林、洪敦曜遂一同叛变国民政府。国民政府派军防卫。 17日，蒋介石为表谦让和无野心，便上辞第一军军长书。理由是于攻克惠州后，东征已基本成功，他可以继续任东征总指挥，完成广东统一，但第一军军长实职，则为避免自己成为军阀，要求辞掉，以便监督军队而身不在其中。他说：“以中正今日思想与环境，固不患启军阀之恶端，然兵力扩张，事权增大，实有造成新军阀之可能。故中正惴惴自惧，愿终身勉为我先总理之信徒，而无负所托，其必卸去军权，方得造成打破军阀之势力，使中国军阀完全消灭，再无发生之余地，盖必先不任军职。……此中正之所以辞军职，而期成为忠实革命党员，改变旧日军人风尚，以树革命之基础。非敢为一得自足之习所囿也。”说得多好听啊！ 蒋真的不想当军阀吗？如果不想，则与他以往专断独行的xìng格绝对不合。他是很想军权独揽的，但此时，他深怕被猜忌，从而真地失掉军权，不如先表示辞让，叫上面放心，则军权反而把握得更牢。这应当是他辞军职的主要想法。 在蒋东征期间，由陈洁如作主，其长子经国，追随时代潮流，赴苏留学，于10月19日启程。对于蒋经国赴苏，蒋介石虽内心里是不同意的，但表面上不敢反对，便只好听之任之。蒋与其长子便从此一别十二年未曾见面。1937年，斯大林为团结蒋氏抗日，才将蒋经国放归。 就在蒋经国启程赴苏的同一天（1925年10月19日），蒋自惠州出发，经惠阳、马鞍、平潭，于晚7时抵达平山。22日，向梅陇、西羊蹄岭之敌进击。上午研究作战计划。下午5时收复海丰，敌退守陆丰。同时令第二纵队北来，会合第三师（谭曙卿），攻击紫金、蓝塘、河婆敌主力。第一师向河婆推进（同日呈请任命毛思诚为军校秘书）。23日，蒋又由平山启节，于下午3时抵三多祝。是日攻克蓝塘。次日下午5时，蒋抵埔心圩，深感此处山景奇绝，民风淳美，并见到八十老叟，神骨超群，油然而生敬意。 25日复由埔心圩至禾多布。26日又由禾多布至龙寓圩，与李济深会议军事。会后李赴紫金；程潜赴老隆进取五华。27日上午8时，蒋由龙寓圩起身，于下午2时半至羊高圩。复闻谭师告急，又进抵大坪。时谭师被敌军万余包围于华阳附近塘湖地区，谭师官兵纷纷溃退，阵线动摇。 在第三师溃退时，蒋立即命在总部担任警卫的第四团连长陈赓前去第三师传命谭师长，不许撤退。谭见令后，曾组织一次反攻。蒋此时也亲自到前线里圩指挥。但经敌人（林虎部）一次侧击，谭师复又大败而溃。蒋命陈赓代第三师长职，制止溃退，但兵败如山倒，陈也毫无办法。蒋见此状，急得要自杀殉职，并大声地说：“我必须在这里杀身成仁，我没有脸回去见江东父老。”陈赓急忙上前劝阻，并对他解释说：“你是总指挥，你的行动会对这次整个的战事发生影响。这终究只是一个师，而且还不是黄埔训练出来的部队。赶快离开这里吧！我们还可以把部队整一下，再打过来。”经陈赓劝解，蒋介石顺台阶下来，嘴巴也就松动了。正在这时，敌人也已经快到近前，陈赓背起蒋介石就跑，走了几里路，到一条河边上了船，脱险过河后，退到羊高圩。蒋又派陈赓到后埔去找第一师。陈于后埔见到师党代表周恩来，将情况向周报告。转达了蒋的增援命令。 第13章 二次东征，兴师北伐(3) 28日，蒋自羊高进抵岩前。命第十一师、第三师、第一师会合华阳，击退敌人万余人（林虎部），敌向梅林、安流溃逃。复又于河婆歼敌五千余人（洪兆麟部），使洪兆麟失去战斗力。东征军遂长驱直入。此役使蒋之东征转危为安，意义重大。蒋也自言“幸仗总理在天之灵，出奇制胜，转危为安”。即日令拆去惠州城墙。 自此役之后，蒋对陈赓深表谢意，也十分亲切，并送给他礼物；又一度调陈为侍从参谋，可以随时出入蒋的居处，可说是“恩宠备至”。 29日，又于华阳行营（设于宝林圩）指挥各军夜袭洪部敌军，又缴械五千余人，敌向双头溃逃。10月30日，大败林虎于罗经坝，敌四千余人投降；林虎部李易标、黄大伟、黄任寰、黄业兴不辞而别。林率残部，仅黎生、张化如，向汤坑逃去。31日克兴宁。11月6日，肃清东江，收复汕头。蒋于汕头通电告捷。7日克饶平，东江底定，开庆祝大会。 同日，电告国民政府大捷，并“誓于最短期间廓清窜匿边境之余孽”。 蒋于此次作战中，因第三师失利而得教训二： （一）兵力需以万人为一路，集团使用。 （二）注意敌败退时最后防线。从此以后，蒋指挥作战时，均利用集团军集于一点。以后又发展为大兵团的阵地战，至逃出大陆而未改。 自攻克汕头后，总指挥部移驻畸庐，蒋住一楼，陈和周恩来住二楼。有一天陈在蒋的桌子上看见了一本名册，看见每个共产党员的名字上都有一个红圈。在陈赓名字下，则注目：“此人是共产党员，不可让他带兵。”第二天，陈经请示周恩来后，便托词母亲病重，请假回家。蒋不信，就问道：“不是吧？你看了我的什么东西了吧？”过了一夜，蒋就写了一个委任状，委陈赓为黄埔军校中校队长。陈于是回广州。1933年3月24日，陈赓于上海的北京大戏院看戏出场后，因叛徒出卖被捕。旋送南京关押。4月，蒋令人将陈带到南昌与他见面，当面劝陈归降，并答应叫他当个师长。陈当面拒绝，又被送回南京关押。蒋经一个月时间考虑后，决定陈赓在卫兵“陪伴”下可以自由出外活动。陈乘此机会逃走（约为5月末）。陈救了蒋的命，蒋对救命之恩的报答，先是不许陈再带兵，后则是不杀纵逃。1925年第二次东征时，蒋已暗中限制中共党员在黄埔军校和党军中的权限。不过是只在他的职权范围内。在其他领域，他尚无此法力。 此时蒋竟于潮州关岳庙读起《泰戈尔传》来，真有乱中求静，武中习文之概。 11月8日，又于汕头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派何应钦、程潜、许崇智部三路入闽，讨伐陈逆残部。10日，对来潮州的工、农和学生讲话。当日晚，读列宁丛书第五种，内容为劳农会，赤卫军的组织和牺牲价值、帝国主义的破产原因等，他认为分析得甚为细密。 蒋第二次东征后，威名大震，一下子成了国民政府关键人物。国府主席汪精卫以及其他要人于同日电贺蒋的战功：“……我兄以10月6日自广州启节，至11月6日而临驾汕头，屈指行师，恰盈一月。群贼就歼，东江悉平，破惠州之天险，覆逆敌之巢穴，及在罗经坝出奇制胜，使群贼敛手就擒，无能漏网，尤为此战事中最有特色之事。我兄建此伟功，成总理未竞之志，定广东统一之局，树国民革命军之声威，凡属同志，莫不钦感。东征成功，省中大计，诸待商榷，……汪兆铭、谭延、邓泽如、伍朝枢、古应芬、宋子文。蒸。” 这一贺电之后，蒋的声望更高，成了新闻人物，为众人刮目相看。广州第一公园大门口，也有人写了一副对联：上联是“精卫填海”；下联是：“介石补天”。不过蒋这时因仍然无大权在手，仍未挤入中央，还是很谨慎和假装谦虚的，为了表现其严于自责的“品xìng”，便上陈东征军的缺点和存在问题。大体有如下几个方面： 兵士背qiāng不一律，饭碗乱扔；行军行列不齐整；休息时，新兵抓白薯，擅入民房，长官不查哨；打前站士兵威吓人民，强占民房；新兵多闯入民家任意取用油盐柴米；大小便乱解。官兵有时脱节，各下级官长缺乏作战联络；排长责打士兵多不当；官兵渐骄惰；等等。 12日，消灭陈炯明逆军，统一广东，使之成为巩固的根据地。 蒋一面向上面自责，同时向周恩来第一师施加压力，批评第一师。11月21日，蒋介石给第一师党代表写了一封信，批评第一师下级军官存在许多问题，要第一师党代表周恩来“对于队内党务须特别注意”。并要求将他的批评信刊于报端，“使各长官知党之重要而不敢轻忽小组会议也”。这当然是对中共党人的一种眼色和对中共发动进攻的一个信号。第一师的工作，党代表有责任，而何应钦师长就没有责任了吗？将一切推到党代表一人身上也欠公平。且第一师系蒋之黄埔军，周亦无实权可言。 此时北方正是国民军和奉军矛盾激化之时：张学良入关，yù与国民军作战；郭松龄也正酝酿反奉；孙传芳建立五省联军于江浙等省；吴佩孚再起于武汉；孙与张宗昌军激战徐州以北地区。张宗昌军前敌总指挥施从滨被孙传芳活捉后处决。总之正在酝酿新的混战。 加强地位巩固，广东政治新星 第二次东征告捷之后，蒋介石的声威，可以说如日中天，国民政府各要员，均依为干城。这一切，均为蒋介石进入中央领导岗位铺平了道路。而其言论上的亲苏联共，又使苏联顾问和中共中央无法阻止（见前面第一章）。蒋以军功、军权为根基，以言论左倾为掩护，积极活动，迅速地向guó mín dǎng中央领导层进军。这是蒋为统治全中国而发生的一次跃进（此次战役，东征军阵亡共五百九十七人）。 战后，蒋为轻松一下，便于11月12日上午往游韩山和湘子桥。下午，续读《泰戈尔传》，认为泰戈尔以无限与不朽为人生观的基点，又以爱与快乐为宇宙运动的真义。至于列宁，他认为，是以权力与斗争为世界革命的手段。他说：“一唯心，一唯物，以哲学言，则吾重精神也。”他自己的选择，是唯心主义，是泰戈尔，不是列宁。 当时，在中国思想界或知识分子中，流行着一股反苏思潮。中国青年党党员，燕京大学教授（历史系）常燕生，就于同一天（11月12日），发表了一篇反苏文章《我反对苏俄的一个最大理由》，刊登在《晨报》副刊上。他说他相信德国社会民主党，不相信苏联的马克思派，不相信列宁。他认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是指工业发达国家的事。他说：“马克思明明主张工业越发达之国家距社会主义之实现越近；而俄之过激派是乃专门传布其主义于工业落后之国家，即此一点，已可证其非马克思之嫡系了”。 常氏进一步指责苏俄的政治是专制主义的政治，与孙中山的民治主义绝对不合。他说：“现今苏俄之政治，不但非出于全体国民之公意，抑且非出于全体劳农阶级之同意，不过少数共产党专断之政治耳。即此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14 章 点而论，姑无论其政治领袖之人格如何，政策之是非如何，已为吾侪笃信民治主义之人所绝对不能承认。苏俄共产主义者假共产之名，行专制之实，如中古教皇假宗教之名，行专制之实，其为害相同，人之迷信，不以为非者相同。罗素谓，马克思派为新兴之宗教；诚然。……吾侪渴望自由之人，对于此种宗教式之主义，非反对不可。” 这种思想，在当时知识界颇有市场，玄学家张君劢也与常有同感；蔡元培也如此，他甚至于1927年4月，支持蒋介石组建南京政府。这就是蒋介石fǎn gòng的社会基础之一。常燕生，只是此种思潮的代表者之一。 蒋介石此时仍然在伪装左派，高唱第三国际的赞歌，比常氏还“进步”。他以后fǎn gòng，就借用了这种思潮，作为支柱之一。但他掌权后，又实行专制独裁，镇压民主主义者，比北洋军阀还要更甚一层。这就是中国历史大悲剧的主调。 （14日，蒋电请军委会任命程潜为第六军军长。至此，国民革命第六军始组建完成。） 当蒋取得东征胜利之后，军权在握，名声显赫，便开始为最后取得中央主宰地位而筹谋了。首先是舆论方面的准备。主要是抬高自己的身价，宣传自己的功绩；向军校学生和军人灌输他的《大学》之道的封建思想；提出自己的战略理论和策略；继续伪装拥护第三国际，自称左派附和汪精卫的“高调”言论。于是于1925年12月以后，蒋将工作重点置于黄埔学校的训练和教育。 为此，他也阅读《社会进化史》，找点什么资料。12月4日晚上宴请第一、三师长官，即席发表讲话，强调革命军不可沿历来军队的演变旧例，要有发展和改变。次日，又为第三期同学录写序文。强调革命同志的相爱与相亲的《大学》之道：“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革命之道，仁爱之道，亦亲亲之道也。《大学》之道在于明德亲民而止于至善，革命之学始于格致诚正，而终于修齐治平。大矣哉！革命之学也。革命之学大学也，革命之道《大学》之道也。不止于至善，不能穷革命之学；不明德亲民，不能明革命之道。” 这一段《大学》之道的宣传，真是把黄埔军校的文科课程变成四书之道的课程了。完全是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一套。这是在加强忠君爱国的封建礼教的灌输，以便黄埔学生为其所用。下面蒋又进而指出，应以学校为家庭，以同志为手足。这是以军校为家庭而行《大学》之道，以后则可以以国家为家庭而行《大学》之道于全国。他蒋氏就是大封建家长了。这实是以《大学》之道代替三民主义之道。是从思想上为其未来的封建政治作准备工作。至于什么共产主义、三民主义、国共合作，不过作为政治口号，大喊一通，为护身符而已；惟有这大学之道，才是他对弟子们的真传。其目的在建立忠于他个人的军事集团，进而排挤guó mín dǎng元老和中共势力。 其中也又一次提到“五卅惨案之仇未报也，不平等条约之耻未雪也”。也还高喊国共合作，共同奋斗之词（见前面第一章之末），甚至强调国共间精诚团结，以诚相待。 到12月8日，蒋又提出校内共产党员活动均应公开和以诚相待；如有guó mín dǎng员愿入共产党者应向校党部声明和请准。这实际上是以联合为幌子，暗中已开始限制共产党员的活动。 此外又在军事上为其经济独立和不受制于政府而筹谋。遂于12月15日，提出军政改革意见：军长职衔应予撤销。平时以师为单位，只有在战时设军长之职。其理由是为避免尾大不掉和军事割据局面的形成。赶快确定本省军额。广东省应当以十分之七财经为军费，可养兵十万人，约为十五个师或十八个师。并与常备军外，另编自卫军。常备军为以上之数。自卫军约为十四个师。仿世界各国军制，军需独立，以便军队运用自如。统一军事教育。主要指各军不得自行设立军校，所有现在的军校由中央统一名称和主持。并准备成立高等军事学校。扩建兵工厂。改编军队时，对于反革命军队应彻底解决；革命军人自身应一改旧军队的恶习。并要求于翌年（1926年）1月1日实行。 建议书最后，又再次重申其1912年至1913年间的军事意见，即“军人不得干涉财政、民政。凡财政民政及司法机关人员，概需听候中央政府或省政府委派，各军队不得过问，尤属军人应守之天经地义。苟有违背此旨者，均会应立予以最严厉之制裁，固无需中正渎陈也。”但他自己，却将一切财政都统统抓在手中，牢牢不放，言行相反。这也是中国政治的一大悲剧。 同时指出，广东省过去军旗均“大书统兵人员姓氏，尤为私人军队之表征，亦即予革新”。这是去掉此种封建王朝时的统军军旗，是一大进步。但他是废他人之私有军队制，而将军队尽归于己，以暴易暴而已。 同时也重视军队的教训和训练以及演习，以提高其部队战斗力。为此，于本月（12月）在湖羊山讲评第一师演习课时，又指出作战应立自动地位；战前确立作战方针，以便相机作战，不至跟着敌人转。下午宴请第一师各官长和见习生，并讲话，要求当军官者应爱护和了解士兵，灌输给士兵们知识；以身作则，早起晚睡。指挥作战时，要注意侦探、搜索和联络，以及报告的完备xìng，否则就如失去耳目一样，陷入盲目的被动之中i军队前进时，也不能采取密集纵队，直线前进，应利用地形，分散隐蔽前进，尽力减少伤亡。打qiāng时，更要瞄准，以免浪费子弹。 18日自潮州回汕头。晚读《项羽本纪》，久久掩卷不语，似深有感悟。25日，批判西山会议派，又言过其实地说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即是共产主义。又说：“必能容纳共产党始为真正之guó mín dǎng也……精卫同志在痛悼廖先生之时，谓革命的，反帝国主义的，向左去；不革命的，不反帝国主义的，向右去。此为极沉痛，极明澈之词，所以誓勉同志，共努力于革命。”仍继续伪装联俄容共。 蒋这时对汪精卫也表示绝对拥护。蒋一面极表亲苏容共，一面也在为其限制中共准备有利条件。一旦发动政变，也使人认为他是被动的应战而非主谋，为什么呢？君不见蒋氏是极力拥护联俄容共的啊！他怎么会fǎn gòng呢？ 27日，为回广州向汕头各将士告诫： （一）疑忌为亡身之道。 （二）骄奢为败德之本。 （三）官长以身作则，爱护士兵，严格要求士兵。 （四）学问为事业之本。 （五）越级为军队之大戒。军队必重阶级，不可越过本级上官言事。 28日到澄海，宴请第三师官长，并训诫二事：凡内部大小文告，如无命令，一概不准公开。本军印刷品也不准寄与外人。不论何时，军人均应保持肃静态度，严禁士兵嘈杂。如不行以上两事，就是乌合之众。同日下令：士兵晋升官长，应有三个月代理时间。晚8时回汕头，接汪精卫电告：孙文主义学会将于29日yóu xing支持西山会议派。蒋严电禁止。29日，接见孙传芳代表王季文，联络和孙传芳的谈判事宜开始考虑北伐之事。于29日下午11时启程回广州。30日，轮次续看《史记》。31日上午11时抵黄埔军校，全体官生列队校门外迎接。下午休息，见季山嘉、罗茄夫等苏联顾问。晚7时学校开欢迎会，蒋讲东征经过和对西山会议派的反对态度。这时全校党员赠给蒋一枚金质勋章。蒋自然非常高兴。 自9月中旬起，蒋针对自身问题，又以沉、润、淡、浑四字自勉。早晨或清夜中，也常常反躬自问，是否有愧怍、欺妄之处？蒋常常因遇事激愤而迁怒于部属，又于是事后反省自责，甚至自记大过，表示悔改决心。但老实说，蒋的这种作法，作用并不大。 1926年1月1日，广州召开中国guó mín dǎng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蒋以浙江省代表身份参加大会。大会召开之前，有“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审查委员为邓泽如、林祖涵、máo zé dōng、谭平山、林森五人。此五人中林森在北京，邓泽如则不出席，因此审查事宜全由中共党人主持，全体代表256名，中共党人占三分之一以上，约90席位。这次大会，自然由guó mín dǎng左派和中共代表占统治地位。 这次大会主要处分“西山会议派”。大会秘书长为吴玉章。1月16日，正式通过《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决定： （一）永远开除邹鲁、谢持二人guó mín dǎng党籍。林森、张继、居正、邵元冲、戴季陶、覃振、石青阳、叶楚伧、石瑛等十一人，给予大会书面警告，责其悔过，限期两个月，否则开除党籍。 第14章 二次东征，兴师北伐(4) 同时选举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监察委员及其候补委员。中央执行委员共选三十六名。计有汪兆铭、谭延闽、胡汉民、蒋中正、谭平山、宋庆龄、陈公博、恩克巴图、于右任、程潜、朱培德、徐谦、顾孟余、经亨颐、宋子文、柏文蔚、伍朝枢、何香凝、丁惟汾、林祖涵、戴季陶、李济深、李大钊、于树德、甘乃光、吴玉章、李烈钧、陈友仁、王法勤、杨匏安、恽代英、彭泽民、朱继恂、刘守中、萧佛成、孙科。其中有中共党人九名。候补中委中有二十四名，其中有máo zé dōng等中共党人六名。 此次会议中，由于蒋介石既有军功和威名，又大唱左调，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22日，又选为中央常委。开始步入中央领导地位和中央核心组织。这一步，极其重要！下一步，是挤掉元老派和中共势力，独掌中央大权，建立个人独裁统治。九名中常委是汪兆铭、谭延闽、谭平山、蒋中正、林祖涵、胡汉民、陈公博、甘乃光、杨匏安。其中谭平山和林、杨为中共党人，汪、甘、陈为guó mín dǎng左派，胡汉民在苏俄，而蒋亦以左派面目出现。故当时的九名常委中，只有谭延闽一人为不表态度的guó mín dǎng人。因此，当时的中央常委会，是亲苏容共的常委会，guó mín dǎng右派几乎全被清除。 这时蒋只能暗中说些fǎn gòng反苏隐语，而正面态度，则更加左倾和亲苏联共，以便向右排除guó mín dǎng元老派，为自己前进道路扫清第一个障碍。待将军政大权掌握后，再颠覆guó mín dǎng左派和中共党人，掌握国民政府。他这时的地位，已左右逢源。这时他一面唱高调，也一面在准备向中共党人发动进攻。 中国guó mín dǎng从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起，就完全按照苏共方式建党和组织党中央并建立以党治国的政治体制。这种党制以后也为蒋介石所沿用。但苏联是反封建旧式农业和反私人资本的政党，蒋则是以此党制和封建政治相结合，保留封建地主经济和私人资本经济。这种政党体制，是一党专政和少数人、或几个人裁决的体制，并非西方民主政体。这就为蒋介石准备了将来有朝一日，独揽大权的政治基础。 而这种体制，又都是和军权相结合。其最后后盾仍为军队。中国当时或其前的军阀割据，也是和军事大权紧相联系；同时又是和中国古代王朝的军阀独裁一脉相传。蒋家王朝，就是在这种国内外历史条件下出现的。 中国历史悠久，文化丰富，但是，中国历史遗产中，也有一个难以治愈的遗传顽症。这个重症是阻碍中国社会生产发展的致命伤，它就是专断独行，不肯改良以及顽固不化的君主专制、皇权至上的政治哲学和思想意识。这种政治、哲学和意识，一日不除，则中国历史一日难进。蒋介石就是这种政治、哲学和意识的新继承者，权力一丝也不肯给予人民，而独揽终生。如果能带进棺材，他是决不会留给后人的。不过到台湾后，在不妨碍他的个人权威情况下，给予了民间一定的权力，监督政府。故而在经济上，有不少成绩。这是政治改良的结果，但绝无实行民主政治。 蒋于第二次guó mín dǎng代表大会开会期间，作了不少长篇报告，也接见外国使者，已成为广州国民政府的风云人物和耀眼眩目的政治新星，前途光芒四shè。 这种荣耀，如无孙中山任命他为黄埔军校校长之职，他是无从得来的。但他并不满足于这种荣耀，而是要进一步夺取中央的主宰大权。为此，他积极准备发动政变，排斥苏联顾问和中国共产党在中央的影响和权力。 他的准备工作，主要是强化个人作用，在军校学生和军人中通过一连串讲话，抬高个人威信，提高个人地位；强调guó mín dǎng和三民主义为革命中心；要军校学生和军人对他绝对服从；提倡自立自强，不依赖外国；在舆论上造成中共、苏联顾问和guó mín dǎng有矛盾的气氛。 总之，蒋在通过各种方式，造成他就是三民主义的代表和革命中心人物的印象，使军校学生和军人、guó mín dǎng员绝对忠于他。 1月4日晚7时，蒋于国民政府公宴中发表即席演说，说明本党必可统一中国。他的演说要点大略如下：以亲爱团结为基础，去年统一广东，今年可以统一中国；统一中国的只有中国guó mín dǎng，这是因为中国guó mín dǎng有三民主义，而军阀则没有；没有能利用郭松龄反奉机会北伐，甚是可惜；收复北京后迎奉孙中山灵至南京紫金山安葬。 去年9月6日讲话尚说中国革命的惟一敌人为帝国主义，经过第二次东征后，蒋就一下子改变了论调，又要北伐和统一中国了，而且是单指中国guó mín dǎng对中国的统一，未提和中共共同统一中国。也不提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的共同xìng了。 这次也不再提西南和西北为第二根据地之事。这是重大的战略改变，从直接对帝国主义作战转为统一中国。这种转变的关键因素，是他已为中央常委，又独揽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15 章 权，可以直接取得统一中国后的主宰地位，而不至于为他人卖命和做嫁衣了。当然，既不对帝国主义直接开战，也就用不着第二根据地了。 至1月6日，蒋又于第二次全党代表大会上报告二年以来的军事情况。这个报告很长，是蒋的得意之作。其所讲的主要内容是说明广州国民政府的军事力量已经有重大发展，已可以准备北伐和统一中国了。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广东革命政府有内部和外部两种敌人。内敌为陈炯明、邓本殷、申保藩（南部），共为六万人。外部敌人第一个是香港英国当局，可以制国民政府于死地。第二个是北京政府。其势力靠近广东者有福建二万兵力、江西二万五千、湖南二万五千，云南有四万人。但现在港英当局和以上各省北军，均派代表前来，商量国事。这说明三民主义可以战胜一切。 2．1924年以来的广东军事形势和第二次东征的军事准备以及建立党军的情况。 3．两次东征经过。 4．今后军政进行计划：甲，先肃清广东土匪，以巩固根据地。乙，以广西军对付唐继尧的军队。丙，国民政府军队已有力量向外发展。 5．军队的胜利，是三民主义的胜利，是人民拥护军队的结果。 第二天上午，蒋又接见美国新闻记者，痛斥美国外jiāo政策及其基督教的虚伪。下午看《军队之根本问题》，看后评论曰：“重在全民武装与官长公举，而以取消军备，专力于生产机关为归纳也”。 9日下午，特陪张静江游览长洲岛，这时对张说了私房话，大意是：今日益知革命事业艰巨千万，茫茫前途，不知此生之成败究竟如何。这些话是蒋的真心话，暗示夺权之事能否如愿以偿，他自己也是七上八下，没有把握，所以私下对张吐出肺腑之言。张则大力鼓励他，只管干去。 10日，于本校宴请第二次全党代表大会代表。在宴会上又发表即席讲话。指出他和中共之间已有些不同意见和分歧，已有矛盾。主要是，他认为中国国民革命的主要任务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而“革命的意义，用兵的意义，以至联俄的意义，无论对内对外，都不过是单纯的打倒帝国主义的意义而已。”而中共则不同意这个论点，认为中国当前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的双重任务，而不只是反帝。为此他请代表们在大会上“解决这一点纠纷”。他认为解决的办法是两种：“一方面是要整饬纪律，对于犯法的党员是要严重处罚；一方面是要安慰总理的灵魂，不使本党分裂。”最后说了希望各代表在讨论时充分发表意见，议决之后坚决服从，以总理之心为心。孙总理何时提倡过单纯地反对帝国主义？当以后真正碰到帝国主义干涉时，蒋又百般忍让妥协，这时单纯反帝的豪气早已烟消云散了。实则他的民族主义并不坚强，更不能坚持到底。一切以个人中心为转移。 这篇讲话，主要是提倡反帝，而不主张同时反封，并且以党纪为手段，不许反封。在他心中，根本没有民主主义思想和民主革命的观念；他对这种不反对封建势力的思想，于孙中山逝世后，就更加提倡之而不遗余力。他并号召guó mín dǎng员在和中共的矛盾中，遵守党的纪律，避免分裂。这是在暗示和中共的斗争，就要开始了。如有机会，蒋便会从组织上，向中共发动进攻，独揽大权，以实行自己的夺权目标。 他这时的政治思想，主要是“自立自强，富国强兵”，至于曾国藩等老洋务派的对外妥协思想，尚未认真考究与吸收，故而仍是高唱反帝国主义战歌。因为他这时的政治思想兴奋点，是富国强兵，民族独立，至于打倒军阀，他认为是服从于打倒帝国主义任务的，是打倒帝国主义的一个部分，而不是打倒封建势力；他把封建军阀与帝国主义联为一体。因此，对帝国主义妥协思想尚未产生。而仰制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则已形成。 12日，蒋忽然说：“近余晏起怕劳，环境又渐恶，如不猛策，失败即在目前。懔之懔之。”这是指什么环境，不甚清楚，看样子，蒋在加紧策划什么。（同日，军委员会议决改黄埔军校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各军军校，并入中央军事学校，分军官班、预备班、入伍生班。） 次日，蒋向全代会提出改良士兵经济生活案。此中主要内容仍是强调反帝国主义。 “列强帝国主义者，以经济侵略为目的，用政治、经济、文化各种手段侵略、压迫，中国因此沦为次殖民地之国家。”因之，外货大量侵入，手工业工人、小商人无力竞争，生活品价格昂贵，农产品价格不能与之促进，因此，手工业工人，小商人，多数良好之农民，皆被迫失业，饥寒jiāo至，非劫掠以图苟全，即从军以求生存。”于是士兵生活极苦，必须提高士兵经济待遇，缩小军官与士兵待遇的巨大差异（校官待遇数十倍于士兵），以改善士兵经济生活。 晚上，又对第三期学生讲自立自强之道，反对依赖外国人。在这个讲话中，他以“自立自强”之道解释为苏联革命胜利的原因。并指出中国人的自私自利是中国革命一直不成功的原因。他说：“俄国人能在六年之中，创建苏维埃共和国，打倒他国内专制魔王，及一切军阀、资本家，并且打退国际帝国主义，这并非俄国革命家有三头六臂，实在他们自立自强。”而中国之所以革命尚未成功，是因为中国“有血xìng的人亦变成了……只知自私自利，不能自立自强，简直变成了一个半死半活的人，被别人压迫欺侮，也不以为耻辱，毫无血xìng，毫无志气。这样革命怎能成功。”这话也说明了一些不争气的人的精神状态。但其本意是在暗示要反对依靠苏联，要脱离苏联的“控制”，要放弃和中共合作和平起平坐的关系，而“自立自强”。 14日，又对第三期学生讲科学办事与应敌教兵和接物方法。科学方法是有组织、条理、范围、统计等等。 应敌之方或战略战术是寻找要点。蒋指出如战略、战术都离不开距离、时间两个因素。对敌作战时，要斗众如斗寡（孙子兵法），把众多的敌人分割成很多少数人对待，把漫长的战线分成若干战区，或五里一战区，或十里一战区，分别作战。 此外是作战时要自立于主动地位，随机应变，如此就可以以少胜多。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爱护士兵，士兵才能完全听命，此是要进一步加强对军队的控制。 最后是地形、敌情要研究清楚。 待人接物，要以感化为原则。一年、二年、三年，以至于五年、十年，终于会感化人的。总之，以感化对待一切排挤、诽谤和腐败等等不良现象，不要被恶环境吃掉。这种感化论听来甚是动人的。但他似乎很少实行过。此言真意仍在“自立”。连日读史记。 16日（1926年1月16日）晚，对第三期学生讲立身处世之要。其中主要是不贪财，不奢侈，服从三民主义，服从蒋本人，同仇敌忾，团结一致，既研究军事，又研究政治和经济。其中他特别强调了黄埔军校是全国的革命中心和学生们要绝对服从他本人。这无疑为建立他的个人权威和对中共发动进攻而作的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 他说：“各位如果相信本校长是一个真正革命者，那么在校内，在军中都要服从我的主张，如同我以总理之思想为思想，以总理之意志为意志，才不会被人买弄，才可能作真正事业”。这是要大家服从他，而不是服从主义了，和他过去的讲话完全相反了。总之他即是主义，即guó mín dǎng本身。至于说他服从孙中山，他以孙中山意志为意志，则更是言过其实。他一不合己意就辞职回乡，孙中山千呼万唤也不回来，或刚一回来又因一事不合拂袖而走，以至于被批评像个君主而不改。 又说：“老实讲，本校是本党的中心，是本党的基础，再退一点讲，也就是全国的革命中心所在地。”他在哪里，那里就是中心。他是中心，苏顾问和中共的地位便必然是非中心和第二位了，自然要改动当时布局，重摆位子。这就明确表示要发动政变了。 这是更进一步把自己说成是全党的中心人物，也是全国革命的中心人物。又要军校学生，不管在校在军，均要服从他，就像他服从孙中山那样，则显然以孙中山的接班人自居，以中国guó mín dǎng的主脑自居。目的是要军校学生绝对忠于他，跟着他走，为其未来政变准备力量。什么国民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汪精卫、胡汉民等，早已不在他的眼中。这种露骨和以孙中山自比的讲话，当时的汪精卫、苏联顾问和其他国府委员、中执委，不知听到过否？是否对蒋仍那么相信无疑呢？ 接着又说俄顾问对他不诚，难以共事。“公对罗、季二顾问主张心辄不乐。尝谓：‘我以诚往，彼以诈来，非可与共事也。’”20日，军委会准辞第一军军长职，由何应钦继任。（程潜正式委为第六军军长）上午11时，又与张静江、汪精卫全眷往游黄埔东南的海神庙。 25日至26日，往游白云山安期寺，说什么要能隐居有多好啊。这种卖乖的话，好像许多人都常说。 第二天又上军委会《改良士兵生活书》：士兵于现有饷项酌加数元，一律改发大洋，以便可补家用；预制士兵服装，夏令即制备冬服；卫生yào品充分供给；择地修建营舍；为士兵设娱乐场所，为退伍兵设工厂；减少军事教练课时，增加智育课程，以提高士兵知识、文化水平；缩短现役年限实行退役制度。 上午8时，对教导师第三团讲当兵任务，仍是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28日晚，与苏联顾问季山嘉研究北方军事、政治。蒋对季说：“余若在北方觅得一革命根据地，所成就功业，其必十倍于此也。岂仅如今日而已乎。” 2月1日，蒋被委为国民革命军总监。蒋因实权不大而不就。 2日晚，蒋主持军校青年军人联合会、孙文主义学会联席会议，校长、校党代表等十一人参加会议。计有李少龙、周逸群、潘右强、周惠元、葛武、张其雄、杨耀唐、缪斌、张静愚等。蒋任会议主席，议决事项有四： （一）两会干部可以互相加入两会。 （二）两会在党校（军校）及党军必须承本军校校长及党代表之指导。 （三）团长以上高级长官除党代表外，不得加入两会。 （四）两会会员彼此有不谅解时，得请校长及校党代表解决之。 但从此以后，两会的互相冲突反而日益扩大了。蒋暗中支持孙文主义学会，打击青年军人联合会。 3日晚鲍罗廷与蒋谈其北上任务和土地问题，并认为土地问题为革命之基础，蒋当然伪装表示同意。 第15章 二次东征，兴师北伐(5) 第二天上午，开广西省三代表白崇禧、夏威和赵恒惕（湖南督军）代表叶琪欢迎会，蒋与会致词，这是蒋、白第一次见面。据李宗仁回忆，白等到广州后，见广东统一后气象一新，认为如两广统一，则不难问鼎中原。白即据李宗仁意见，提出两广统一方案，同意将广西军、民、财、教等大政置中央政府统理之下，划一办理。中央也设特别委员会专门办理两广统一之事。2月19日，白电告李宗仁会谈情况。但终因财政和军队改编之事，中央难以明确表态，例如财政统一，中央需对广东进行贴补，中央既难予慨允，又不好不同意，故难于开口。结果自不得要领而返。 3月间，白崇禧再至广东，才解决统一问题。广西改编为一个军，放弃两个军的要求。李宗仁任军长，黄绍任党代表。参谋长为白崇禧。全军共二十一个团和若干pào、工兵营。但编制与广东苏式“三三制”稍有不同，一个军分成两个路，而不是若干师。 2月7日，蒋和季山嘉谈政局、军队组织问题。话不投机，季氏语多讽刺，认为中国军人尽是贪劣之徒。蒋很不高兴。8日，蒋表示不就任军事总监职。9日呈请辞去军委会委员和广州卫戍司令职，愿专任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和校长两职。11日，蒋决心于“处境困厄”中，“积极进行，冲破难关”，否则，“不能再谈革命”。 这个思想动态很重要，他说明蒋要先发制人。所谓“积极进行，冲破难关”，就是主动发动一种事件，以“冲破难关”。对此只能作如此理解，不可能有别的理解。并且“思索半日，仍主固执道义，贯彻初衷”，毫不动摇。但在公开场合，却又说：“苏俄同事疑忌我，侮弄我，或非其本怀，然亦何为而然，惟有以诚格之。”苏俄顾问为什么与他为难，他未说清楚。照常理，如苏俄已开始疑忌他，则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常务委员之职当不会送到他的名下。既然那样信任并委以重任，则私下又对他横挑鼻子竖挑眼，又难以令人相信。这一切，又都是蒋氏一面之词，又是他和俄顾问一、二人之间的事，有谁为证呢？而蒋要主动发动事变之心迹，却已处处表露出来。 当时鲍罗廷作为政治顾问总负责人，威望、影响在广东是很大的。据苏联ca达林回忆（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成员，曾三次来华）：“鲍逻廷的住处，真是一个司令部。广州政府的部长们，guó mín dǎng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们和中国共产党人，都经常到这里来。”“鲍罗廷到广州已经三年了。他在这里作了大量工作，有很高的威望和影响。”王凡西在回忆录中也说，在广州“鲍罗廷的声望超过了列宁”。如果苏联顾问们对蒋有疑忌，凭鲍罗廷当时的影响与威望，蒋是不能当选为中央执委和常委的，并可以找借口罢免他军职的（台北黎东方的蒋传也这样认为，见第一章之末）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16 章 。李宗仁在自己回忆录中也说鲍罗廷威望极高，人们以在鲍公馆一坐为荣。所以说苏顾问主动和蒋为难，又要逮捕蒋介石，是无法令人相信的。 苏联顾问于22日主张北伐从缓。陈独秀办的《向导》周刊，也说北伐时机尚未成熟。23日，李济深任军委会总参谋长。 26日蒋免去拥护汪精卫的第二师师长王懋功职务，并解送上海，使远离广东，这是先剪除汪精卫的手臂，而后发动政变。 3月3日蒋看《革命心理》一书。读后认为“革命心理皆由神秘势力与感情作用以成者。而理智实极微弱条件”。又认为法国雅各宾党是“残暴专横造成势力，故不可恃耳”。3月5日，蒋看完《革命心理》一书，认为“恐怖与憎恶二者，乃为bào dòng之动力。感情与神秘之势力，在革命心理学中占一重要地位。而宗教式的信仰，亦为革命心理惟一之要素耳。顺应时势，迎合众心，为革命领袖惟一之要件，吾何能之。” 又说：“单qiāng匹马，前虎后狼，孤孽颠危，此吾今日之处境也。总理与诸先烈在天有灵，其必怜而呵护之，不使我于绝地乎？”6日又看《政治社会史》，自言“自觉历史观念太深，感情作用太多，政治兴趣淡漠，此其所以革命不成也。”15日（3月），蒋认为：“四面皆敌，肘腋生患，陷于重围核心，只有奋斗、决战，死中求生耳。”17日，又对官佐学讲演，特别提出做革命党人要做事极端化，不要站在中间；要极端不要消极。这一切的言论和思想活动，实则都是发动政变前的思想准备和舆论准备。尤其又于15日提出决战求生的问题，更说明预谋在前，而决不会是共产党突然作乱。其中特别是“恐怖与憎恶是bào dòng之动力”论，更是“夫子自道”。苏顾问和中共当时并无恐怖可言，也无憎恶之意，倒是蒋自己于这些天来时时疑忌，又表示出孤臣孽子的不安，正是恐怖与憎恶的突出表现。 当然，蒋打击苏联顾问和限制中共的作法，也有群众基础，就是他所说的“顺应众心”。李宗仁说：“那时白崇禧时常往来粤桂间，对蒋校长和黄埔军校的革命作风颇多好评，更增加我对蒋氏的钦佩。到民国十五年三月二十日中山舰事变时，我也不知党中内争底蕴，只觉当时广州有崇俄的风气，一般党人对俄国顾问敬若神明，蒋氏竟敢公然将俄顾问逮捕，遣送出境。这种行为虽按近越权乱纪，但和阿谀外国顾问风气相对照，自获得我们乃至多数国人的同情心。”这可以做为一般国人心情说明。但蒋氏此举，不是为民族主义而实是以夺中枢大权为主。 就是在这种长期准备下，蒋介石制造了“三二○事件”。 “三二○”事件 廖仲恺被刺后，蒋利用时机赶走胡汉民、许崇智老上司和元老实权派，抓住了实际的广东军权。“三二○”事件，又赶走汪精卫和限制俄顾问与中共党人权限。完全夺得了全部的中枢大权。至此，蒋之上，已无一人。这就是“三二○”事件的真正历史位置。 同年3月20日有名的“中山舰事件”，是蒋介石对中共发动进攻的第一个战役。这个事件，现在国共两党各执一词，说法完全相反。guó mín dǎng人至今仍说这是俄人季山嘉和中共党人要发动政变逮捕蒋介石而预谋的事件，被蒋识破，先下手为强，故错在苏联和中共方面。而此实则是蒋介石发动的fǎn gòng政变，中共只是受害者。李宗仁是guó mín dǎng人，也一直是fǎn gòng的（直到回国前夕，才转变）。但他也说“三二○”事件，是蒋介石嫁祸于人。这是比较公正的。实际上，蒋介石对此是yù盖弥彰，破绽百出的。 蒋自己说汪精卫于19日一连问他四次是否回黄埔，因而他觉察其事。实际上李之龙是奉蒋口头命令开军舰到黄埔的。但蒋事后却说这是李的诬指。这事看来空口无凭。据当时蒋的卫士连长宓熙回忆，事件前有如下情况发生： 在廖仲恺被刺后，蒋介石又回到长洲要塞司令部，住在楼上。要塞司令林振雄住在楼下。有一天（大约是1926年3月10日），黄埔军校附近江岸担任警戒的卫兵，发现有一穿老百姓服装的人，沿岸走来问蒋校长住在哪里？卫兵即带去见卫兵长胡公冕。胡问：“是谁叫你来的？”答：“是中山舰副舰长吴鸣皋，要我把这封信当面jiāo给蒋校长。”于是坍公冕带送信的人来到长洲要塞司令部，先报告林振雄。林说：“蒋校长已经休息了，你等在这里吧。”送信的人说：“不能，有要紧的事，要蒋校长马上回信，我要赶回去的，不能久等。”于是林振雄、胡公冕一同上楼，叫醒随从副官江志航（蒋当了党军司令后，有两个随从副官同我住在一个房间），我也觉醒了，听说有重要的信需要马上回信之后，遂决定要江志航叫醒蒋介石（因为江系蒋的亲信）。于是江去叩门，陈洁如问：“什么事？”江即说明情况，陈即叫醒了蒋介石。蒋起身下楼，对送信人说，“我是蒋介石。”接过来信，拆开略微一看，即返回楼上写了回信，下来当面jiāo给送信人，也嘱咐要面jiāo吴副舰长。并叫准备饭给他吃过了再走，又叫江志航给他五十块钱。这是怎么回事？信的内容是什么？我们都不知道。 这是事发之前十天发生的蒋和中山舰副舰长吴鸣皋之间的一件密事。但蒋在说明这次事件时，却从未提起过。为什么？如果是他探得bào dòngyīn谋，为什么事后不宣？这说明蒋的这件密事，是他自己在部署密谋步骤，而绝不是探知密谋。此外又有可以明显看出蒋破绽的地方，是他的自辩。 他说中山舰开去黄埔后，李又请示他是否开回来，他问李，中山舰什么时候开去的？他回答昨晚上，他就回答说： “我没有叫你开去！你要开回来就开回来好了，何必问我作什么呢？”（19日下午6时又开回黄埔）又说：“中山舰回省城之后，应该没有事情，就要熄火；但他升火升了一夜晚，形同戒严”。 前面又说某人一连四次问他是否回黄埔： “有一个同志他的名字不能宣布初见面时，就问我‘今天你去不去黄埔？’我说我今天要回去的。后来离别了他之后，到了九点至十点钟模样，那同志又打电话来问我：‘黄埔什么时候去？’如此一连打了三次，打了电话来问我‘什么时候去？’……直到第三次来问我的时候，我觉得有些稀奇。……我后来答复他说：‘我今天去不去还不一定。’他晓得我是不去黄埔了。” 这种说法，显然漏洞百出。这个同志不管是谁，也太愚笨了，怎么可以不说理由，一连打电话问呢？这不是告诉他今天将有不测之事发生吗这是一。其次，中山舰既要发事，为什么还要问蒋是否回广州呢？而回广州后，又生火一夜不熄，也不行动，等待束手就擒，也太不合发事常态了。再者，如要得蒋夜宿何地的情报，也不会通过问的方式，而是要通过内线访察准确后，再秘密行动，哪有这样的事前无部署、事后又向蒋报告和请求，故意使蒋觉察？这根本是违反常识的诡辩，决非实情。再者，苏联和中共如果要挤掉他，便不选他为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常委，不会笨得把他抬到最高位后，再用政变办法推倒他。而蒋yù排除中共于中央核心，进一步夺取大权，则非经政变不可。因此，中共与苏俄顾问搞政变之说，根本违背逻辑。 再退一步说，如yù捕蒋，亦可在开会时下手，何需用军舰来回地闯而又不行动呢？所以是蒋介石在搞政变而决非苏顾问和中共党人yù捕蒋。而且蒋在“3月20日事件”后，仍于1926年6月7日，大唱高调，说什么“第三国际是领导世界革命的总机关”，并“主张受第三国际的指导”，则知事件以前，蒋决不会对汪公开说出不满俄人和第三国际的话。他在1956年写《苏俄在中国》时，所说“即与第三国际联系，必须定一限度，不可丧失自主地位”，和“我们的秘密谈话，季山嘉很快就知道了。至此我才知道汪、共勾结已深，……”，这些话显系事后附会，在他这样“左”的时候，绝不会对汪表示不信任俄顾问，更不会说出口来。因此，3月20日事件是蒋介石发动的fǎn gòng政变，是他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以其实际军权，对中共党人与guó mín dǎng左派突然袭击，从而夺取军权和政权。这个目的他完全达到了。 “事件”发生后，蒋不经请示中央和汪精卫，就擅自逮捕李之龙，包围俄顾问寓所和其他中共党人。 3月21日上午，蒋向汪精卫写信解释，但他反复思考，不知写什么好，落不下笔来，遂搁笔作罢。傍晚，就到汪处探病，汪“怒犹未息也”。 此足见汪无内疚故怒气不消。而蒋则又是写信又是探病，足见其心有不安。23日，蒋又假意地自请处分。而张静江则于25日称赞蒋介石是个“天才”！这种称道中，也表露出“三二○”事件的真实消息。“孙文主义学会”说蒋“功在党国”。 蒋的“三二○”事件，并未敢进行到底，因为他还离不开苏联的帮助和中共的支持。31日，蒋发烧生了病。4月2日邓演达对蒋说：三月二十日事件，“近于反革命行动”。蒋则说：“他人为之，为反革命，而以总理与余为之则无论何人应认为革命。” 4月14日，蒋解除俄顾问十人聘约。23日，周恩来离开第一军，转任中共广东区委军委工作。同时有二百多名军队干部（中共党员）也被迫离开第一军。汪精卫则于20日离开国民政府，由谭延闯代理主席。5月，汪赴法国居住。 蒋于4月3日，开始处理党务问题。他在“训勉”广州同志电文中警告说：“有破坏本党与政府之行动者，……必视其力之所能及，扫除而廓清之。”咄咄逼人。同日下午，与谭延、宋子文等人会商对粤局的处理。提出“整军肃党，准期北伐”。但共产党人只是“在革命战线上，仍为联合之友军”，而在军队中则不许共产党人当干部。他说：“我军既以三民主义为主义，惟有以信仰三民主义者为干部，而共产主义及无政府主义分子，应暂退出，以求各军精神之团结。”从此，再不言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或相互为用的事了，开始向右靠拢，但仍不能完全露出右的面孔，还要保持与中共合作局面和反西山会议派态度。4月16日，青年军人联合会自动解散；蒋被推选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成为军事最高统帅。4月20日，第一军中共党代表即退出一军。同日，孙文主义学会也解散，蒋借此以示公正不倚。4月24日，鲍罗廷回到广州。这时，蒋介石的军人政治局面已经形成，他又是广州卫戍司令。而其他二、三、四、五军，亦均为蒋所掌握，且均不如第一军强大和精锐。因此，鲍罗廷回广州后，只能是与蒋订城下之盟。于是鲍完全答应了蒋的要求。5月15日，蒋主持二届二次中央执行委员会。19日推张人杰为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6月1日蒋又兼任中央组织部长。副部长为陈果夫）。5月17日，二届二中全会通过蒋所提的《整理党务案》，共八条： “一，共产党应训令其党员改善对于guó mín dǎng之言论态度；尤其对于总理及三民主义不许加以怀疑及批评。 “二，共产党应将guó mín dǎng内之共产党员名册，jiāoguó mín dǎng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保管。 “三，中央党部各部长，须不跨党者方得充任。 “四，凡属于guó mín dǎng籍者，不许在党的许可以外，有任何以guó mín dǎng的名义召集党务会议。 “五，凡属于guó mín dǎng籍者，非得有最高党部之命令，不得别有组织及行动。 “六，中国共产党及第三国际对于guó mín dǎng内共产分子所发一切训令及策略，应先jiāo国共联席会议通过。 “七，guó mín dǎng党员未经准许脱党以前，不得入其他党籍；如既脱党籍而入共产党者，以后不得再入guó mín dǎng。 “八，党员违反以上各项时，应立即取消其党籍，并依其所犯之程度加以惩罚。” 同日蒋又提出，每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应当推选主席一人，任期至下届全国代表大会召集为止。此案，于18日通过，以后成为定制。这进一步加强了党中央的个人独裁制。以前是每次开会时，临时推举主席，仍为少数人的集体领导，仍有民主体制存在。此后就大大不同了，从集体领导转向了个人独裁制。 经过这一提案，guó mín dǎng中央完全由guó mín dǎng控制起来；然后又把中共党人在guó mín dǎng各部门中名单jiāo上，则为以后清党准备了条件。中共接受了这八条，据说，这是斯大林的意见。 汪被挤走后，蒋已成为中枢人物，但要得到中央承认，要取得北伐成功，仍离不开苏联和中共的支持，故未敢将政变进行到底，仍表示联俄容共，反对右派。 第16章 二次东征，兴师北伐(6) 李宗仁也看出蒋的这种内心，称之为权术：“汪氏既除，蒋氏表示左倾，……蒋氏如此亦左亦右的手法，并非由于政治观点的改变，事实上只是其个人的权术，以虚虚实实的姿态排除异己，以达其个人独裁目的。”此时蒋仍然表示联俄容共政策不变，以取得中共和共产国际的支持，攫取中枢大权。他说：“二年来本党联苏俄，容纳共产党，对革命势力之增厚，革命方法之进步，唤起民众及反对帝国主义之影响，实非浅鲜，由此观之，应认共产党为革命势力之一种，苏俄有助于中国革命。” 6月5日，蒋被委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至此，国民政府和中国guó mín dǎng中央、国民革命军之中枢大权，已全为蒋介石一人独揽，达到了他为fǎn gòng所必备的独裁地位。可知“三月二十日事件”是蒋介石一生历史的关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17 章 键之关键。李宗仁对此有极其中肯的评价，他说：“至于中山舰事变内幕的情形如何，固不得而知，而蒋氏发动政变，以打击共产党始，以排挤汪兆铭终，则为不易史实。”结果蒋氏一箭双雕，而黄埔军校和党军，则为蒋之起家“老本”。蒋为此十分地感戴孙中山，尊孙中山为国父，还未忘本。蒋确也视孙中山如慈父，只是对慈父如其对慈母一样，动辄任xìng自为，不服管教，但也决不对慈父隐瞒政见，而是直抒己见，甚至顶撞。 而孙中山一逝，蒋则马上掩饰真心，大说假话，骗取中共和国人信赖后，以夺取中枢大权。在北伐前和北伐初期，他仍以说假话（前面见1926年6月7日讲话）笼络中共党人为其用。当1926年4月10日，共产党退出军队时，他就是如此说的：“共产分子，为免除本军内部之纠纷，均愿以一律自动的退出，并期于他种工作上共同奋斗，其态度之光明磊落，实足为吾同学将士所钦佩。”他要共产党员退出其第一军，就是要他自己独掌本军军权，为fǎn gòng进行军事准备，但却美其名曰避免纠纷，并赞扬中共党人的风格，期其在他种工作上共同奋斗，以拖延时间和利用之，待机而动。但当中共还可以利用时，他就利用之，等无法利用时，他再采取断然的暴力手段，予以镇压。 同时，蒋在北伐之前，也未忘掉他的“大学之道”的宣传。他于1925年12月5日在给军校第三期同学录写序时，特别讲明了革命之道就是格致诚正的“大学之道”。就是服从之道和对上司的正心诚意。接下去又说此即guó mín dǎng共产与非共产者之共同命脉：“此一线未绝之命脉，所遗者何？乃总理一线相传之guó mín dǎng内共产与非共产二者凝聚而成之血统也。”他把“大学之道”列为“革命之道”，当然他所yù行者决不是行革命之道，而是维护封建政治的自立自强之道。此处他未提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也未提反封建与民主之事，只是讲内心的封建哲学和政治学的修养问题。至于民主主义治政，他从来不提。 与此相辅相成者，则大力宣传一个主义一个党的专政论。他对法国和俄国革命史甚感兴趣。6月9日，蒋读《法国革命史》，并记有笔记曰：“俄国革命的方法，非其新发明，十有八九皆取法于法国。其经验实可宝贵。”他对专政和暴力的革命方法，十分感兴趣，不是出于阶级革命论，而是欣赏个人独裁和一党专政论。他认为俄国人是学习法国人的。而他再学习俄国的革命专政方法。6月28日，读完《俄国革命史》。他对俄国革命的经验更感兴趣。他于1926年5月27日讲话中说：“俄国革命便因党的组织统一，指挥集中，有惟一的领袖指导，遂收大效。做共产党员必须承认guó mín dǎng是国民革命惟一指挥者。……我们更须知道革命是非专政不行的，一定要一个主义，一个党来专政的。想到一年以前，军队里和学校里，并没有分裂的现象发生，为什么到现在才有呢？一则是因为各方的谣言，一则实在cp的进行太急，当时若能注意于此，听我的指挥，从中调剂，决不会发生这种事实。”所以蒋学法、俄革命史，是为其个人独裁找借鉴和方法的。凡是个人独裁的学说，不管是什么主义，他都学，以后又曾学希特勒。这又与封建专制主义一脉相通。总之，要听他的指挥，他就代表主义和党。他这时再也不讲他1924年标榜针对孙中山的，只服从主义而不服从个人之论。蒋在表演野心家以民主、革命上台后，又马上变脸，高唱领袖独裁万岁方面，真是淋漓尽致，活灵活现，暴露无余。 提北伐建议，升国民政府委员 1926年3月12日发生了日本侵华军制造的“大沽事件”，国民军受到威胁，冯玉祥即命封锁大沽口。旋八国公使团向北京政府提出最后通牒，北京学生即举行示威，反对北京段祺瑞政府屈服于帝国主义，在东城铁狮子胡同段氏执政府门前为段镇压。执政府卫队开qiāng打死学生四、五十人，造成“三？一八”惨案，激起了国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怒潮。随后，奉军和再起于武汉的吴佩孚直军联合，压迫京津地区的国民军，迫其退出。4月15日，国民军退出北京，扼守南口，奉军进驻北京。组织奉直联合政府。段祺瑞下台。先由原外长胡惟德兼代国务总理。5月13日，由颅惠庆组阁。同时，奉、直联军进攻南口，发生南口大战。6月22日，颜阁改组，海长杜锡硅兼国务总理。28日张怍霖、吴佩孚入京会谈。吴旋至前线，率军进攻怀来，以拊南口国民军之背。 江浙地区孙传芳五省联军占领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江西五省地盘，为后起直军，又称“新直军”，声势正盛。孙并建立士官学校，自兼校长，招收高中毕业生入学，共办三期，培养二千余名官佐，实怀有“大志”。但孙和吴佩孚并不一心，更不拥戴吴统一中国之梦想，而是自己yù成一统。四川、云、贵军阀，局处出西南，暂时无与中原之事。 同年（1926年）1月4日晚7时，蒋在国民政府晚间公宴上提出北伐建议。他建议北伐军北上武汉为第一目标。同时东联孙传芳，使其暂时中立。北联湘、赣军，阻吴南下。然后兴师北伐。并认为本年内即可以统一中国。他说：“果能永远亲爱团结，则去年可以统一广东，今年即不难统一中国”。又说：“深信我们中国guó mín dǎng必能统一中国，而且在本年内就可以统一。”在这个讲话中，他提出“收复北京，奉迎总理灵榇至南京紫金山安葬”，以鼓动人心、军心。此次讲话中蒋不再说什么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相同的话了，而是说：“统一中国的只有本党。……中国自然以三民主义为惟一的主义”了。蒋正一步步地准备弃去联俄容共政策。3月20日事件之后，又于4月3日向在上海召开西山会议，第二次会议的全体代表致电，暗表fǎn gòng决心。云：“中正为总理之信徒，不偏不倚，惟革命是从，凡与帝国主义有关系之败类，有破坏本党与政府之行动，或障碍革命之进行者，必视其力之所及，扫除而廓清之，巩固党国而慰我总理与已死诸同志在天之灵。耿耿此心，惟共鉴之。”同日又向中央提出北伐建议，主张于六、七月之jiāo开始北伐。其理由是乘国奉直大战未结束时，举兵北伐；如果国民军失败，奉军占领京津地区稳固以后，吴、孙势力必在英帝国主义cāo纵下互相联结，共同盘据华东与华中；继则英、日、法必助唐继尧于云南壮大，牵制广东，如此而再举兵北伐，就至为困难。因此，北伐之期不可再行延缓。他说：“总之，列强在华，对于北方国民军处置既毕之后，其必转移视线，注全力于两广革命根据地无疑；且其期限，不出于三月至半年之内。” 他的具体策略是： 一，联络北方国民军，使其退守西北，保存固有实力。 二，联络苏俄，以增进革命势力。 三，联络川黔，牵制滇、鄂两军。四，联合湘、赣，结成攻守同盟，并共同出兵，牵制吴佩孚军队，力阻其南下。 五，联络孙传芳，使其中立，不为吴氏所用。 六，决定于三个月内完成北伐准备工作。于国民军未被消灭之时，进行北伐，“一举而占而武汉，则革命前途尚有可为”。 同时，又提出，共产党人不许在guó mín dǎng内组织小团体，不许共产党员运动guó mín dǎng员加入共产党，否则，一经查出即处以严律。凡信仰无政府主义和共产主义者，必须退出军队。共产党员必须尽忠于三民主义。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共产党人不得超过三分之一。这说明蒋已步步为营，一步紧似一步地将中共党人从军队和中央部门挤出，为他控制军队和中央作准备。对此，蒋真是有条不紊，又咄咄逼人，而中共则步步退却。 关于苏联顾问，蒋予以限制，规定苏联顾问不得任行政官职，只能以顾问资格辅助中国革命，不能处于支配地位，要由中国革命政府自己处于主动地位。这一提议和规定，颇得guó mín dǎng人支持和赞扬。李宗仁对这一措施，就深为赞许。他说他一到广州，就对苏联顾问的权力和影响之大，深感不快。 李宗仁于同年5月10日抵达广州时（蒋介石已为军委会主席，但仍不是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然因汪已出走，他正是当时“广州的中心人物”），蒋认为马上北伐是很困难的。他对李说：“你初到广州，不知道广州的情形太复杂……现在如何能谈到北伐呢？”李宗仁说：“蒋氏说时，似有无限感慨，但是他这回答，却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泼了我一头冷水。……经过这一段的观察和谈话，我才知道广州方面对北伐毫无准备。所谓北伐，在广州连影子也看不到。而我军却早已入湘，在衡阳一带，打得pào火连天。……而中央方面对我的请求的反应，却太使我伤心了。”这说明蒋虽屡次提出北伐建议，但于5月上旬，或11日，开二届二中全会之前，仍是无意北伐，也并未做北伐准备。这原因当然是内争未结束，蒋尚未完全取得中枢大权。 这时李宗仁谈了他对蒋的印象。他说：“我对他的印象是严肃、劲气内敛和狠。其后我在广州珠江颐养园和白崇禧聊天，白氏问对蒋先生的印象。我说：‘古人有句话，叫做，“共患难易，共安乐难”，像蒋先生这样的人，恐怕共患难也不易！’白氏对我这评语也有同感。” 关于苏联顾问对北伐的态度，《秘录》和黎东方的《序传》等均谓其坚决反对北伐，并说其用意是恶的，目的一则是使“蒋公的军事力量被限制在广东”；“二则是希望中共的党多有一点时间在广东以外，尤其是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的各省，完全掌握中国guó mín dǎng党部，与民众团体，以及若干渗透到军阀部队内部秘密工作的单位。” 苏联颐问对北伐的意见，据中共党人回忆，一致不同意马上北伐，认为应多准备些时间，加仑将军认为只能打到武汉。鲍罗廷则认为应沿京广线北进，接应冯玉祥，建立西北、西南广大根据地，然后再和帝国主义各国相周旋，因而不赞成蒋介石向长江下游地区发展。 而蒋介石以后所以向长江下游发展，自然是要脱离苏联，加紧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联系，从而进行反苏fǎn gòng活动，建立他蒋氏的南京国民政府。张国焘在回忆鲍罗廷时，认为蒋在广州开始北伐前，就已暗中和英国、日本接触。他说：“北伐应循粤汉、京汉线北进，抑或向沿海东南各省同时发展，是鲍罗廷与蒋氏间的主要冲突。当时蒋氏似已秘密委托他在广州和上海的朋友们，设法与英、日列强接触，鲍罗廷对此已微有所闻。但蒋氏讳莫如深，蒋氏不重视鲍罗廷所谓避免过早与帝国主义直接冲突的意见，似也露出了他的外jiāo政策将有转向的迹象。” 蒋介石向长江下游发展的目的，就是如张氏之言，其转向虽发生在南昌，但在广州时，当已有暗中活动。 李宗仁就自己在广州的观感则有如下感想和意见：“我和蒋先生谈后，便连日分访中央各要人，酬酢几无虚日。惟其对中央党派暗讧余波未息，更无人对北伐发生兴趣。三月二十日中山舰事变后，国共两党裂痕亦渐暴露。俄顾问对北伐的态度极为谨慎，既不赞成，也不公然反对。中国共产党虽未公开反对北伐，但陈独秀所办的机关报《向导》周刊社论却说北伐时机未成熟。所以我在广州，颇有吾道甚孤之感。”如此看来，苏联顾问和中共并未像上面说的那样公开而坚决地反对“蒋的北伐”；但蒋也不像他自己说的那样，一直坚决主张早日北伐。当时代理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的张静江，在李宗仁向他陈述北伐重要xìng时，也表示应从长计议，和蒋的态度完全一致。至于谭延闾和程潜，则明白地表示反对北伐；并对唐生智仍是余怒未息，更反对援唐之说。谭说：“你要唐生智加入革命，他恐怕靠不住吧！”程潜则说：“你想唐生智那小子他能加入革命吗？……且让吴佩孚把他打败了，我们好去收编他的部队，然后我们再定计北伐不迟。”李宗仁对他们俩劝说了半天，两人仍然对北伐“不表示兴趣”。此知其他guó mín dǎng要人中，也有人不赞成北伐，不独苏联顾问、陈独秀对北伐无兴趣。 李对鲍罗廷访问后，知鲍逻廷表示北伐需从长考虑，和张静江等是一个意见。但李认为苏联顾问鲍罗廷和陈独秀反对北伐应为两种估计：从善意看，是怕国民革命军力量小，敌不过北伐军；从恶意看，则是怕中国guó mín dǎng力量壮大太快，对己不利，而自己力量尚未壮大起来。 其实，蒋于1924年就因自己尚未掌握中枢大权，就坚决反对孙中山北伐。现在蒋虽升任军委会主席，但仍未出任国民革命总司令，总之军事指挥大权尚未在握，也不赞成马上北伐。因此，在1926年5月中旬，广州guó mín dǎng中央和军中长官们，均对北伐没有兴趣。 在此情况下，独有李济深热情支持北伐，使李宗仁真是感激涕零。李宗仁各处碰壁后，又对老乡李济深深谈北伐之事。某晚他半正经半玩笑地向李济深建议说：“你的第四军可否自告奋勇，抽掉两个师先行北上，待稳定湘南、湘东防线之后，……催促中央决定北伐大计。”李济深听完李宗仁的话以后，便“脱口而出，连声说赞成此一办法”。次日召开中央政治会议，李宗仁列席参加，以三大理由，陈述立即北伐之大计。其三理由如下： （一）国民军与奉、直联军大战和孙传芳独树江浙不附吴佩孚之机可乘。否则吴佩孚坐大，巩固三湘之后，孙传芳必和吴一致行动，北伐时机将一去不返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18 章 （二）两广统一之余威可用；否则一旦偷安苟情，则士气低落，无以为用。 （三）第七军已策动唐生智附义，对赵恒惕部将叶开鑫作战，但唐尚不坚定，一面求桂军援湘，一面又派人向吴佩孚说情，求得凉解。而吴必助叶攻唐，以击两广。如不马上北伐，待唐氏一败，两广危殆，更无法取道湖南北伐。 然后又陈述当时第七军已在湖南节节胜利，长沙在望，如果中央不挥师北伐，则第七军孤军深入，实难持久，一旦败北，“粤、桂边境定受威胁，而云南唐继尧和福建周荫人也必伺隙蠢动谋我。若两广四面受敌，前途将不堪设想了。”因此，李宗仁最后坚定地说：“故请中央速定大计，克日北伐。” 第17章 二次东征，兴师北伐(7) 李宗仁发言后，李济深接着慷慨陈言，指出李宗仁发言极为中肯，强调“今日北伐实千载一时的机会”。并说：“今日北伐已势成骑虎，中央断不可坐视我第七军和唐军孤军作战而犹豫不决。”然后提议将第四军陈铭枢和张发奎第十、十二师调赴湘省增援，并将广州叶挺独立团立即开拨赴湘。最后李济深呼吁说：“第七军已在浴血奋战，第四军也准备牺牲，希望其他各军袍泽，一致响应，共襄盛举；中枢更宜速定北伐大计，以解中原人民倒悬，以慰海外爱国人士的喁喁之望。李济深继之而起的慷慨陈词，突如其来，全场为之肃穆，军政首脑人物，无不为之动容；驻粤客军，更无理反对北伐进军。于是北伐大计，正式通过。并任唐生智为第八军军长。 此时正开二中全会，军委会于二十一日发表时局宣言。当时不用国民政府发宣言，而用军委会发，李宗仁甚为迷惘。可能是汪精卫不在，政府主席虚位，蒋便yù以军委会代行政府职权。 与此同时，蒋又解释整理党务案并不是限制共产党，而是合作的一种办法，是为了统一指挥，不使大权旁落。 会议通过后，李宗仁去找蒋介石，催促他早日出兵北伐。但蒋仍然不赞成立即北伐，并且还对李宗仁的催促很不耐烦。李说：“蒋先生对我的催促颇有不耐烦的表示。据说在他的五月二十九日的日记上曾埋怨我‘不识内情，徒怪出师延缓’，他‘深致惋惜’云云。”这说明蒋仍对北伐出师不赞成，仍在观望。李宗仁和李济深大概猜着了蒋介石的心思，便一同对蒋说明推他做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他说：“为了减少蒋先生的顾虑，我和李任潮曾私相约定，拟明告蒋先生，北伐正式出师时，我们自当推举他担任总司令。”后来还是由李济深“委婉地将我们私下所jiāo换的意见告诉了蒋先生”。 二届中央临时全体会议于6月4日召开，议决北伐，共推蒋介石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并授权蒋氏组建北伐军总司令部。前两日，唐生智就任第八军军长和前敌总指挥。6月5日，国民政府正式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就这样，北伐大计才正式决定下来。此时，蒋介石已集军政大权于一身（谭代主席并无实权）。 蒋任总司令后，即选择白崇禧出任北伐军总部副总参谋长，负责组北伐军总部。蒋以白任斯职，有联络桂军为其运用自如之意，同时革命军中中坚将校有多半系保定军校出身，与白为同学关系，较好办事。总之为其所用之意。总参谋长为李济深。6月29日，政治委员会通过蒋任国民政府委员。 北伐军的阵容大体如下： 第一军，原为许崇智粤军第二军，1925年8月20日廖案后，许被蒋逼走，改编为第一军的一部分，与蒋之党军合为一个军。先由蒋自任军长，1926年初，改由何应钦担任。下辖五个师，共十九个团，阵容最大，为蒋的私人军队和起家资本，驻防广州、东江一带；谭延第二军驻防北江，共四个师，十二个团；朱培德第三军为滇军，驻广州、四邑地区，辖三个师，共八个团又二营，李济深第四军，原为粤军第一军，辖四个师，共有十三个团又二营，驻江西、琼崖地区；李福林第五军，为原广东省的福军，辖共两师，共八个团又一个营，驻番禺、南海和广州市区之河南地区；程潜第六军，由原湘军改编，共三师九团又两个营，驻广州附近和北江。总起来共七十一个团，约七、八万人，飞机数架。其编制约为“三、三制”：三班一排，三排一连，三连一营，三营一团，三团一师。李宗仁第七军编制，则不同于以上六个军。他们是：三班一排，三排一连，四连一营，三营一团，二团一旅，旅上暂不设师，而设各路军的指挥官，位同师长。当时第七军共九个旅，十八个团，另加两个独立团，一入伍生团和pào兵、工兵营，军校第一分校学生队，共有四万余人，步qiāng三万余枝，pào二十余门，重机qiāng八十余挺。仅次于广州六个军。军费由广西自给，士兵伙食费每月为小洋二角，长官不论高低，一律伙食费四角。各主官除少数公费外，无任何津贴。比广州各军待遇低甚。广州备军官兵的薪饷规定：士兵每名每月10元，班长12元，少尉排长32元，中尉排长40元，连长60元（另公费20元），营长120元（公费100元），团长300元（公费200元）。按当时的伙食标准，士兵每月伙食费2元，作战时，伙食由国家供给。所以据李宗仁计算，一个士兵可以养二口之家。可见北伐军的伙食供应和薪饷是相当高的。当时军饷由国民政府统一供给，来源为统税、钱粮和禁烟特别捐、防务经费，以后两种为最大收入。“禁烟特别捐”，即是鸦片税，每两烟土课税一元，是“寓禁于征”之意。“防务经费”，实为两广赌捐，两广人民嗜赌成风，禁之不能，即课以重税。这种课税制，由政府招商投标，组织承包公司，专门收税大公司再招小公司承包。这样就有了一个重要财源。当然这种课鸦片税以治国的手段，是违法行为，孙中山是不会，也想不到的。而蒋介石却是广开财源。以鸦片税而养国、治军，这在清政府也是决不允许的。李宗仁对此违法之举，认为是不得已的挖ròu补疮的办法；但总系“秕政害民，迹近荒唐”。这说明国民政府在其一开始，就是建立在腐败政治和不健康心理上的。为了政治和军事的需要，完全可以不择手段。蒋介石就是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上开始北伐的。而北伐的胜利与此较高的官兵薪饷制，又不能绝无关系。当然反帝反封的国民精神，乃是国民革命军战斗的思想动力，但这种荒唐的经济基础，则不能不说是以后guó mín dǎng腐败的基因。 以上八个军，以第四军、第七军、第八军、第一军四个军战力最强。第四军老底子为粤军邓铿第一师。其军中各师长如陈铭枢、张发奎、陈济棠、徐景唐，团长如叶挺、蔡廷锴、黄琪翔也都是能战之将，后来都成为一时名将。第七军李宗仁所部，是一支劲旅，训练有素，能征惯战，终于统一广西。第一军为蒋介石的党军扩编而成，战力亦强，但次于以上两个军。第八军，为唐生智所训练，为原湘军劲旅，北伐中也屡立战功，但次于四、七两军。其他各军则均无什么战力可言。程潜第六军，则为湘省地方杂牌军编成，又成军不久，当然亦经不起战阵。当时北伐军能战之军只有三个军，约七万人左右。全军加上袁祖铭、方本仁附义各军不到二十万人；外加冯玉祥国民军三个军，大约为二十万人左右。而当时在全国范围内，张作霖、张宗昌、吴佩孚、孙传芳四者之军约为八十余万人。加上川军和唐继尧的军队三、四万人，共有百万人左右。因此力量相差是极悬殊的。但北洋军阀和奉军，均互不统属，矛盾重重；而北洋直系、奉军内部，也互相矛盾，行动不能一致；加上官兵无精神寄托的不利因素，则战斗力却是不够强大，因而终被新生力量的北伐军所各个击破。 北伐之前，湖南发生了唐生智驱逐赵恒惕之战。唐生智原为赵恒惕四个师长之一，任第四师师长，其他第一师长为贺耀祖，第二师长为刘，第三师长为叶开鑫。唐系保定军校毕业，为蒋百里之学生。此时赵恒惕是湖南省省长，辖四个师；并制订省宪，倡导联省自治。他一生都以此省宪制为最得意。但他对吴佩孚妥协，在护法战争中未支持护法运动，引起湖南人民不满，湖南人民掀起驱赵运动，唐更想乘此机会，驱逐赵恒惕，取而代之。赵即于3月11日离湘赴沪，委唐为代理省长，离开政界，过隐居生活，终日以诗文自娱。但唐也还不坚定，一面驱赵，一面又到河南洛阳去见吴佩孚，请吴谅解，同时又向桂军（第七军）求援。吴佩孚则想借唐驱赵，然后再举兵讨唐，取得湖南地盘；故怂恿唐氏驱赵，不援助赵恒惕。及赵出走，吴又派兵助叶、贺（叶开鑫、贺耀祖）讨唐。叶开鑫则坚决反对唐生智，便向吴佩孚输戚求援，被任为“讨贼湘军总司令”，将所部集中岳阳。决心对唐作战。3月底唐军占领岳阳。不久叶自吴处获得武器，又于4月19日夺回岳阳。5月初，湘西贺耀祖等部组成“护湘军”，与叶开鑫之“讨贼军”相联合，夹攻长沙。同时吴佩孚又命江西唐福山旅，支援叶、贺军。叶任中路，贺任西路，唐福山任东路，三路进攻长沙。在此情况下，唐生智不得已向李宗仁第七军求救。李宗仁即于5月初派军一旅援唐，进入湖南，节节胜利。直指长沙。 李宗仁就是于此情况下，到广州游说北伐大举的。同时又派一个独立营（王赞斌）押运子弹赴衡阳，援助唐军李品仙第三师。李即以此一营广西军出战前线，夺回衡阳之北的衡山。故北伐开始之前，李宗仁第七军已经派军北伐，势成骑虎。如吴佩孚不干涉唐生智驱赵之事，唐则可以自长湘省，向北屈服，并请护保，很可能就不会请李宗仁援助，也就不会有北伐之提前开始，唐或者会成为以后北伐的对象之一。 挥师北伐 蒋介石于5月29日，提出令李宗仁第七军先行北伐，并支付20万元款项为军费。5月下旬，叶挺独立团首先自广东出发，于6月2日到达湖南。李宗仁于6月18日离穗返桂。留四个旅看家，亲率五个旅离南宁，于19日乘专轮抵达梧州。6月24日抵桂林，继续北上。同日，吴佩孚部署四路大军，云集湖南。宋大霈为第一路军司令，助叶开鑫等任正面作战；王都庆任第二路司令，于临澧、常德一线任右翼；唐福山为第三路司令，任左翼；董政国任第四路司令，率阎日仁、唐之道旅为总预备队。7月初，第四军陈铭枢，张发奎两师抵湖南攸县、安仁。7月1日蒋介石下北伐动员令：先定三湘，再克武汉，与国民军会师中原，统一中国。特别指出“必先扣倒军阀，肃清反动势力，方得实行三民主义，完成国民革命。”7月4日，李率第七军胡宗铎部和其他各军发动攻势。7月6日，蒋被推为中央常务主席，因为元老们不服气，蒋自觉无趣，就由张人杰代理。7月7日，公布《国民革命总司令部组织大纲》，共十条。其中主要是：“动员令下后，即为战时状态。为图军事便利起见，凡国民政府所属军事、财政各机关均需受总司令之指挥，秉其意旨办理各事。”从此开始，蒋介石不但完全掌握国民革命军，而且指挥国民政府军事、财政各机关，把军权、财权完全集于一身。他又身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则政府也在其控制之下。实质上，国民革命军已变成其私军（他也是军委会主席）。7月9日，蒋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于广州举行北伐誓师典礼。孙科捧国父遗像，国府代主席谭延授总司令印，中央监委吴敬恒授军旗。三人各致勖词，蒋谨受之。 誓词是： “嗟我将士，尔肃尔听。国民痛苦，火热水深。 土匪军阀，为虎作伥。帝国主义，以枭以张。 本军兴师，救国救民。总理遗命，炳若日星。 吊民伐罪，歼厥凶酋。复我平等，还我自由。 嗟我将士，为民前锋。有进无退，为国效忠。 …… 嗟我将士，如兄如弟。生则俱生，死则俱死。 存亡绝续，决于今兹。不率从者，军法无私”。 同时蒋发表就职演说和宴会演说，主要是表示要完成孙中山先生遗志。此时他更处处时时以孙中山接班人自居，一句一个总理和廖党代表，表现得极为“虔诚”。 蒋又以个人名义发通电、宣言；又发告将士书、告广州人民书、告士兵书。 通电中说：“继先大元帅遗志，服从政府之命令，努力国民革命，实行三民主义。” 宣言中则详论革命对象和战争目的为打倒国际帝国主义和军阀。文云：“革命战争之目的究为如何，中正尤不能不于就职之始，为我全国同胞宣告也。慨自辛亥革命迄今十有五年，祸乱相仍，扰攘不止，人民陷溺于水火之中，日益深烈。追求致乱之源，悉由国际帝国主义者为之厉阶。彼既挟pào舰政策，以保持胁迫而取得之不平等条约，攘夺我关税自主，妨害我司法独立，垄断我全国金融与jiāo通。使我新兴工业受其扼制，所有农产被其把持。因而商业萧条，民生凋敝，以致遍地皆匪，百废莫举。而彼复利用万恶之军阀，为其工具，摧残爱国运动，剥夺人民自由，更驱使全国军人，同室cāo戈，自相残杀，必使我国内乱不绝，而彼乃得cāo纵我政治与经济之全权。……革命战争之目的，在造成独立之国家，以三民主义为基础，拥护国家及人民之利益，故必集中革命之势力于三民主义之下，乃得推倒军阀与军阀所赖以生存之帝国主义。” 革命策略是与敌斗争决不妥协；联合所有一致对外之全国军人共同作战；军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19 章 民结合，使军队成为人民军队。文曰：“第一，必与帝国主义者及其工具为不断之决战，绝无妥协调合之余地。第二，求与全国军人一致对外，共同革命，以期三民主义早日实现。第三，必使我全军与国民深相结合，以为人民之军队，进而要求全国人民共负革命之责任。如我全国军人，有能以救国爱民为职责，不为帝国主义之傀儡者，中正必视为革命之友军。如能向义输诚，实行三民主义，共同为国民革命奋斗者，中正尤引为吾党之同志，决无南北畛域之见，更无恩仇新旧之分。……” 告将士书，则提出四点：“一，当认定帝国主义为吾人之目的敌。……二，当确信国民革命军为中国guó mín dǎng之军队，………。三，当尽量注意士兵之教及生活……。四，当努力使国民革命军为人民之军队。” 告士兵书共六条： 一，革命的意义。 二，战争的目的。 三，牺牲的代价。 四，主义的需要。 五，本军的责任。 六，成功的要素： “1．爱护人民。 2．严守纪律。 3．服从命令。 4．尽忠职务。 5．团结精神。 6．不贪财物。 7．节省子弹。 8．自刃冲锋。 9．不怕敌人。 10．立定脚跟。” 告广东人民书，重点说广东人民革命历史事迹。在这里面，他高度赞扬了太平天国革命及其以前之平英团的英勇事迹。他说： “三元里民揭平英团之帜，不期而集者数万人，与英以重创。英人虽惭愤不敢报复，去而攻闽浙沿海。使清廷稍有能力，必不致为南京城下之盟也。太平天国尤为民族革命特起之异军，光复汉室，功已逾半。观于英人戈登以常胜军助李鸿章，即可知太平天国若何遭帝国主义者之忌疾。惜乎洪杨争帝，乃至溃败。” 以上这一切的论证和陈述，无疑都是正确的，感人的，富于鼓动xìng和激发力量。但这时蒋的内心深处是否仍然有与帝国主义战斗到底和团结国内所有愿意共同对外的军人的真实思想已很成疑问。因为他一直是以个人中心为第一，革命和民族独立为第二，和孙中山捉迷藏，不服调动。处处以争权位为主要目的。权位到手后，又必然以保权位为主要目的，而置国家民族于第二位。1927年搞“四？一二”fǎn gòng政变。1928年“五？三”惨案中蒋介石完全对日妥协，而拒不接受奉军一致对外的要求。后则削平冯、李，进攻红军，咒骂太平军为贼。至此，蒋介石完全变成他以前北伐誓师时所咒骂和抨击的敌人或封建军阀了。这是权位到手后，就转向自己的对立面。这种历史的悲剧令人感慨不已。 北伐各军中，有不少中国共产党党员任军师等党代表： 第二军：李富春 第三军：朱克靖 第四军：张善铭 第六军：林伯渠 第18章 二次东征，兴师北伐(8) 可见中国共产党在北伐中起了重大作用。湘、鄂、赣各地工农运动，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而工农大众在北伐中也起了重大作用，他们破坏北军的作战进程，从各方面支持北伐军。 此时第四、七军早已于湘境作战，第八军原在湘省。第一、二、三、五、六军为第二线和侧击任务。何应钦第一军一部于汕头地区监视福建周荫人。7月11日，第八军李品仙第三师，首先进入长沙。叶开鑫弃长沙而守汨罗江北岸。 7月6日，蒋于中央党部召开中央常务会议。就任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职，在党内地位已达极峰。14日电令第七、八军（中路）占领益阳、平江，固守汨罗江之线，掩护后续部队的集中。但对沅江地区敌残部，必须予以歼灭。令第四军以主力集中醴陵，监视江西孙传芳军，并占领浏阳。令第三军由衡阳至醴陵集中，策应第七、八和第四军。令第二军集中茶陵监视江西，策应醴陵。而其嫡系第一军第一、二师则集中株洲殿后，策应各军。令第六军于攸县待命。兵站总监设韶关。 同日改李济深为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以钮永建为总参议。李留广州坐镇，以白崇禧副总长代理总长，随蒋作战。同时举其恩公陈英士（其美）之侄陈果夫代理组织部长。 7月12日至18日，中共召开第二次中央扩大执委会，通过《中央政治报告》、《中国共产党与guó mín dǎng关系问题决议案》，决定仍留在guó mín dǎng里，团结，发展左派，反对右派，不同意和guó mín dǎng脱离关系。 19日，蒋发烧感冒。20日，任黔军彭汉章、王天培为第九、十军军长。21日，蒋看《苏共党史》。22日，电令何应钦坐镇潮、梅，并提示他以追击pào，手榴弹为防御最佳武器。24日，蒋划广东为七个警备区，各区设一戒严司令。何为潮、梅警备司令。26日上午对黄埔学生发留别书，教导学生们不分畛域，和中共党员团结合作，“集合一切革命势力，打倒帝国主义为唯一目的”。同日，电告唐生智不要对运qiāng械的美国船轻启jiāo涉。 27日（7月）上午7时半，蒋自东山寓启程北上。其次子纬国到车站送行，洒泪而别。车次仍读苏共建党的历史书。28日，自韶关北上。29日至乐昌城。31日，乘轿行六十五里至九峰村，于军民联欢会讲演。途中也研究士地问题。8月1日夜12时由九峰出发，于山谷中行九十里至塘村。2日上午1时，由塘村前进，至良田，行约八十里，驻节小学校。下午5时，唐生智代表林董南来见。接阅唐、李军长第二期作战意见书。该意见书主张直捣武汉，截断长江。3日上午6时由良田启程至郴州，一路上民众不断欢迎和放鞭pào，农民协会组织尤为整齐。到郴州后，有五千人开会欢迎。4日9时后，蒋登苏仙岭，干苏仙庙午餐。电令航空处派飞机到衡阳。5日4时半由郴州出发，11时至栖凤渡，驻节神农庙。6日3时，再由栖凤渡启行，行至金陵镇，天尚未明，即有群众等候野外，观者塞途，鼓声、bào竹声响彻天空。蒋稍停致词。11时半到公平圩，夹道相迎者尤众。7日3时，自公平启程，11时抵耒阳。数日来，蒋于途次看孙中山《建国方略》，对以经济为革命基础，以科学为方法的建国理论体会较深，立志实行。 此时，孙传芳封禁江浙guó mín dǎng省党部，缉拿党员，通牒上海各国领事，查封租界guó mín dǎng党部。 8日乘船沿耒河前进。于船中读看《建国方略》，对孙中山知难行易学说深为赞佩。入夜睡于船上，时闻萧寺钟声悠悠打破征尘之梦。9日于船中拟定对吴佩孚作战宣言。晚7时，出来河转入湘江，迎者络绎于道。抵达衡阳。各届已整队迎候多时。是日驻督办公署。 这时，北伐军连克湘省各城，继克长沙，北洋军阀和全国各地方军阀，均为之震动，不再等闲视之。 第一、三、六军，不久也开到湘赣边境，东向警戒赣湘边，尚未投入战斗。此时，中路军，即四、七、八军则与敌相峙于汨罗江两岸，战况处于停顿状态。第一期作战宣告结束，第二期作战尚待筹划。李宗仁和唐生智鉴于挂、湘安全，均力主乘胜追击，一鼓而下武汉。 但在此时，盛传中央准备对鄂采取守势，转攻江西。唐生智得知后，焦虑异常，李即与唐共同拟成意见书，派人专程送蒋，并于8月9日南下迎接蒋介石于衡阳。10日，唐匆匆见蒋，无暇多谈；李宗仁亦因旅途繁忙，无能详陈北伐意见，倒是和白崇禧所谈甚多。从和白的详谈中，李知蒋介石在当时就特别偏爱其第一军，如第一军每个士兵发草鞋两双，而二、三、四、六各军，则每人一双还不到。当然怨言四起。同时蒋之治军，凭私情而不依法度。例如黄埔出身的中下级军官，因赌钱发不下兵饷时，就向上级打报告，上级不解决时，就直接找蒋，按实况报告，蒋就大骂一顿，但骂完之后，仍写手谕，叫去军需处领饷不误。如此闹剧，经常发生，其目的是他要直接控制中下级军官。黄埔学生更是遇事直接见蒋。故蒋军中按级服从制，可以说是无法执行；蒋更以此为得计。 8月10日午夜，蒋乘船偕李宗仁等北上株洲。途次读《俄国革命史》，深感获益。11日夜半抵长沙。此处还有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俄顾问加lún、战地政务委员会主任陈公博、前敌总指挥唐生智、第四军副军长陈可钰等。 次日，孙传芳致电蒋介石，声言只要蒋答应反苏fǎn gòng，就可以言和及商讨国事。他说：“如去外国人，铲去过激党，则不待用兵，无不可商之国事。” 12日晚，蒋于长沙召开军事会议（前藩台衙门），讨论第二期作战计划。这是北伐开始后第一个战略会议。方本仁已于8月加入革命军，暗中受任第十一军军长。此时，北伐军已有十一个军。 这时，冯玉祥军于南口失败西撤，一时无力反攻中原。故当时北伐军面临各军阀兵力约有百万（四川各军阀当时附于吴佩孚）。面对这种局面，北伐军必须采取远jiāo近攻，如同秦皇统一六国的方略，方可达成统一大业。 蒋于此军事会议中首先发言。略谓他入湘之前，有人主张对鄂暂取守势，将主力移攻江西，目的在于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并问各位同志们对此有何意见？李宗仁接着发言，竭力主张乘吴军南北相顾，疲于奔命之际，以速决战个个击破，直取武汉。“然后以大别山、桐柏山为屏蔽，扼守武胜关，北则可以进窥中原，直取幽燕；若沿长江顺流东进，则孙传芳五省地盘，已为我革命军三面包围，底定东南也非难事。”接着李分析孙传芳yù取北伐军与吴佩孚两败俱伤的渔人之利，北伐军正好利用之，使其暂守中立，各个击破。如首先进攻江西，则孙、吴必然联合对抗，则对北伐军极为不利。再者如攻赣失利，则新附义之军亦会动摇。故首先攻赣之策实不可取，并为兵家大忌。经反复讨论后，蒋和会议采纳李宗仁和唐生智的意见。以二、三、六军监视江西，以防孙军扰乱后方，并于攻克武汉后，乘胜入赣；以第七军攻平江，第八军一部助攻；八军主力，一、三军会同第四军进攻汨罗江一线。各军于此时待命出发。同日，蒋致电孙传芳，请其归顺革命：“自卫卫国，皆有出师讨吴之必要，惟对于全国军人力求团结，共负救国责任，绝不忍为自相残杀之举动，志同道合，正可联为一体，岂仅各不相犯而已。兄以苏浙皖赣闽五省之治安自任，若能归顺革命潮流，以保五省人民之幸福，中正必请于政府，承认兄为五省之总司令。否则佳兵固为不祥，割据亦岂至计。君子爱人以德，兄宁能姑息以自召崩溃耶！”这个电报答非所问，完全避开反苏fǎn gòng问题不谈，知蒋此时，已有难言之隐。孙传芳也未听蒋劝，仍旧按原计划备战，暂守中立，而此亦达到了蒋的目的。 长沙军事会议后，俄顾问加lún问李宗仁打到武汉要多少天？李谓十四天。加lún说必须四十天。两人因而打赌。李说二十天打到武汉，即是赢，否则是输，赌注为白兰地。结果十二天就打到武昌城下，李与加lún相对大笑。 14日，又改动原军事计划如下：“以四、七、八军为中央军，唐总指挥生智兼领之。一、六两军为总预备队，控于中央军之后，……以二、三两军及独立第一师为右翼，朱军长培德领之，集结于醴、攸之线，监视赣敌。以九、十两军为左翼军，袁总指挥祖铭领之，迅出荆、沙，肃清鄂西。右翼军对江西暂取攻势防御。对萍乡、莲花之敌严密警戒。”如侦知敌有进攻企图，则转为进攻。先占萍乡。同日，蒋召集第七、八军检阅。地点在长沙东门外大校场。第七军有两旅四团共七千余人参加；第八军参加检阅者为两个师，共一万五千人。编制同第七军。这天天气晴朗，阳光照耀，更显得兵强马壮，旌旗鲜艳，军容甚是雄壮。 蒋乘一匹高大的枣红马，缓缓进入主帅部位，听取各单位报告受检阅人数。人数报告毕，即举行阅兵式，七、八两军排成横列，蒋由十余将领分乘战马陪同，自右向左，按辔徐行，李居第二位随行，唐生智紧随李宗仁，居第三位。先检阅第七军，平静通过；再检阅第八军。第八军顿时乐声大作，继则号兵突然尖鸣，声音刺耳，蒋介石的枣红马受此一惊，忽然长嘶一声，前蹄腾空，向校场中心狂奔。蒋因不大骑马，瞬间翻下马来。但右脚仍套于镫中，便被拖于地下，状极危急，幸不久即脱镫停下。众将领见总司令翻下马来，都连忙下马，将蒋扶起，问其受伤没有？蒋此时仍惊魂未定，气喘吁吁，一身新军服沾满了泥污，加之帽丢靴落，的确狼狈不堪。但蒋仍率领众将徒步阅兵，一拐一跛坚持阅兵完毕。然后再检阅分列式，第七军远不如第八军整齐壮观。最后蒋又讲话，对两军训勉有加，并指出要“服从革命领袖指挥”，要“服从三民主义”。最后提出四个口号：“不怕死；不要钱；爱国家；爱百姓。”同日又在总指挥部对七、八军将领讲话，指明“服从上官就是服从党和主义”，“上官是……党和主义的代表”。讲话毕，即结束阅兵式。 蒋氏堕马后，唐生智的军师颐和尚便乘机对唐说，蒋过不了第八军这一关。蒋如失败，将来唐当继蒋而起。李宗仁认为以后唐生智两次反蒋，或与此巫说有关。同日晚7时，蒋又于长沙市欢迎大会上讲话，指出党员要服从党的纪律和命令。因为党员不好，人家骂的是guó mín dǎng。他说：“我犯了纪律，做了不好的事，败露的时候，人家决不骂蒋介石个人，是骂guó mín dǎng。” 此时，蒋主动与李宗仁结为金兰之好。当时李宗仁本不敢接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20 章 受蒋的兰谱，蒋硬将兰谱塞进李的口袋里。蒋的兰谱上写了生辰八字，又写誓词曰：“谊属同志，情切同胞；同心一德，生死系之。”誓词后又写上“蒋中正，妻陈洁如”。过了几天，蒋又向李要兰谱，李经多方推托后，终于照葫芦画瓢回写兰谱，并署己名和妻名，算是和蒋成了同生共死的兄弟。据李说，蒋当时为此表现得很高兴。这个兰谱，在1929年春，蒋向武汉发动进攻，使李全军瓦解时，和行李一起丢失于沪上。 15日上午7时，蒋到株洲检阅第一、二师，痛诫两师官兵。说第一军比别的军有特别的光荣。但这次从广东到湖南，却随便占住民房，强迫人家搬出，对男女学校，也一律强住。又说如有吸鸦片的，“谁都可以qiāng毙他”。人家都说第一军军纪坏了，如果不痛加改正，“我是一定不能饶放你们这样过去的”。严饬官长对上级要忠实、服从，对士兵要爱护，工作要负责，cāo守要廉洁等。可知第一军纪律已很成问题了，才惹得蒋痛骂一顿。16日发表讨吴宣言，文极冗长，大意指吴为帝国主义侵华工具，“造乱祸，戕贼同胞”。 长沙会议后，于8月17日，国民政府派蒋作宾赴东北访张作霖。张答应不与吴佩孚合作。次日（8月18日），蒋分三路进军北上。第七军和第四、八军为中央军，顺武长路直趋武汉；第一军第二师（刘峙）和第六军为中央军总预备队；第二、三两军为右翼军，集结于攸县、澧陵一带，仍监视江西孙传芳军，并掩护中央军右侧背；黔军第九、十军为左翼军，入出常德，澧县，北指荆、沙，掩护中央军左侧背。但黔军两个军，仍在湘黔边境未即从命，大有观望之态。 中央军为主战场，唐生智任前敌总指挥，下分左右两纵队：左纵队为唐之第八军，自兼纵队指挥官；右纵队为四、七军，由李宗仁任指挥官。首开战端，便是强渡汨罗江，直取武汉。该两个纵队又分三路进军：第四军首克平江后，沿通城、崇阳一线向武昌推进；第七军于浯口南岸抢渡汨罗江；第八军进攻浯口以西，营田以东地段之敌，取道岳州，进逼武昌；同时并以一部自嘉鱼或金口渡过长江，向汉阳、汉口进攻，截断敌人退路，将敌围歼于武汉三镇。右与第七、八军联络，左则警戒长江、湘江江面。第一军、第二师于第八军之后推进；第六军于第四军后推进。 第19章 二次东征，兴师北伐(9) 正当北伐军重新部署攻势时，北军也迅速部署坚守，以待援军开到。蒋之中央军的直接对手是吴佩孚。吴此时拥军二十万，战力称强，他一直未对北伐军正眼相看。及至北伐军攻克长沙，吴佩孚这才感到事态严重，决定倾巢南下，对付北伐军。但国、奉、直大战尚未完全结束，吴的精锐之师一时尚无法到达湘境。吴便暂时部署原驻各军和附近各军进行抵抗，由其湖北督理兼第二十五师师长陈嘉谟和代理湘鄂边防督办李济臣二人负责指挥，共有三、四万众。于武长路正面沿汨罗江设防。江北岸之长乐街、浯口市、张家碑等地一线由原第一路司令宋大霈、第十七混成旅（余荫森）和部分湘军防守；洞罗铁桥附近之长乐街、南渡河、夹塘一线，由原第四路司令董政国率王梦弼第六混成旅、李乐宾第七混成旅和叶开森部邹振鹏防守；平江地区由陆云第十五混成旅防守。均构筑工事、铺设地雷和电网，以逸待劳。孙建业第二混成旅沿河配备。 18日，北伐军开始进攻。蒋于19日上午游岳麓山，祭蔡锷、黄兴等墓，访云麓宫、万寿寺、岳麓书院。晚7时方回行营。看情形蒋甚是安闲，战火中不忘游览雅兴。 第七军夏威第一路军向孙建业第二混成旅进攻，旋肃清将军山地区之敌，开始涉江强渡。当日渡过汨罗江占领浯口市。第二路由胡宗铎指挥，由滑石滩强渡汨罗，占领张家碑，俘敌六百余人；李之第二路军亦死伤二百余人。继而进入山地，穷追溃兵，于8月23日，进抵大沙坪。时第四军已于攻克平江后，一路追击溃敌，进占大沙坪，继向汀泗桥穷追，已越过第七军，向西北前进，七军也将错就错改向东北前进。李宗仁并派军一小部助第四军攻打汀泗桥。七军主力则东进越过崇阳，直奔咸宁，向贺胜桥前进。 这是因为当时无线电机陈旧，李随七军前进后，即失去与第四军的联络，从汨罗北进以来，两军各自为战，李宗仁只能指挥自军而已。因此两军未能分进合击，而是于大沙坪会师后，两军jiāo错换路，变易作战地区。第八军因未能涉渡（水深）而于8月20日始过汨罗，比四、七军迟过一日。 20日，蒋发表对外宣言。指出“无论何国人士，能不妨害国民革命军之行动及作战者，一切生命财产，中正皆负完全保护之责；若有利用不平等条约，援助军阀，害我国民，致中外人民所不容，中正纵yù保护其友谊，亦恐碍于正义。则此不能不于战前声明，以求我友邦谅解者也。” 同日晨，吴佩孚率刘玉春、陈德邻、张占鳌、靳云鹗等数万人自保定南下。25日到汉口，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决定先守汀泗桥。同日，孙传芳亦于南京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援赣方略”。 23日，蒋与白崇禧谈时局问题。同日，发告全国民众书，提出了他的建国纲领，共有三十三条。开头所讲是中国发展的必要条件，共六条： 中国经济得充分发展，必有国家独立为先决条件；发展实业，改善农民生计；生产力的充分发展，使工人阶级生活状况有改善机会；农、工业发达使人民购买力增高，促使商业发达；在经济发展，基础上解决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废除不平等条约，普及中国新法律；收回租界，使反革命势力无所凭藉。 其次是政纲： 军事稍定，即召开国民会议，建立全国统一政府；对外废除不平等条约，重订平等互惠、尊重主权的双边条约；撤退在中国的外国驻军；撤销领事裁判权；收回租界。收回关税自主权；收回教育权；非经中国政府同意，外国人不得在中国自由设置产业，创立银行，发行纸币；建立廉洁政府，铲除贪官污吏，肃清旧政府积弊；“确定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居住、信仰之自由权。”统一财政；取消田赋附加税，停止预征钱粮，废除一切苛捐杂税，禁止向贫民摊派军饷；免除灾区钱粮和欠租；限制重利盘剥；禁止种植、运输、吸食鸦片；严令军队与民众合作，不许拉夫和强住民房、学校；整顿国有和省有财产，发展实业；政府设法拨款救灾，没收逆产赈灾和抑平米价。 扶助工农商学团体及其发展；军事底定之省，即遵孙中山《建国大纲》实施训政；促进地方自治，实行民选省长、县长、乡村自治机关，并由人民自动召集乡民、县民、省民大会，改进乡、县、省政；改良农村组织，整理地制、制定最高租、税额法律，增进农民生活。 颁布劳工法及工厂条例、工会条例：确定工人最低工资；禁止中、外厂主及职员虐待工人，并改良工厂卫生，特别保护童、女工；确定教育经费，不准因任何原因提借；增加小学教员薪金，减少学生学费。改良士兵生活，提高士兵教育；将没收逆产一部分给老弱残废的士兵。 确定和增加行政教育机关下级职员薪金，并承认其组织；促进男女平等，承认fù女选举权、被选举权，及一切法律上与男子平等。 农业方面，清查户口；丈量地亩；组织各乡警卫团，使人民得以自卫；修筑各县马路；疏浚河道；培植森林；改良币制，禁止滥发纸币；由政府财力帮助平民举办生产消费合作事业。 以上各条中，可以看出无土地改革或平均地权的项目，只有租税限额的规定。这就难以发动农民，中国的封建经济关系就难以打破。谈何民权与民生？而对外国人的不经中国政府许可，不得自由发行纸币之条，也留有一大空隙，好像中国政府将在一定条件下，允许外国人在中国发行纸币。 对于农、工，并未允许成立工会、农会的条款，使工人、农民在厂、村中无一定的自治权，则扶助工、农也粹系空话。尤其没有农会，就更谈不到反封建，因而孙中山的民主主义革命思想，当然无从实现。即使规定了条文，蒋也很难实施，何况根本未有条文呢？ 同日（8月23日），蒋于羊楼司召开军事会议，决定了四路进军，直取汀泗桥。以第四军（两个师）从崇阳、通山进逼汀泗桥；第七军于占领蒲圻后，会攻汀泗桥；第八军之一部，亦于占领蒲圻后，会攻汀泗桥。第八军主力，沿下江、嘉鱼，从侧后抄袭汀泗桥。 部署好军事后，蒋又于24日致电中央执行委员会，要求中共答复陈独秀于《向导》上发表的《论国民政府北伐》一文是什么意思，以免生误会。他说该文反对北伐，破坏两党合作精神，不能容许。蒋这时，个人专制气焰日益发展，对于北伐发表不同意见，本属政党言论自由范围，你自管北伐，别人也自管可以有不同意见。而且蒋当年反对孙中山1924年北伐时，就不只是言论问题，而是拒绝孙中山的军事命令。他可以拒军命而不顾，人则发表不同意见而不可，此种个人专断独行之暴君作风和气质，真是咄咄逼人。何以有此怪现象发生？日无民主政治体制，以保证人民自身权利和限制独夫专权也。可见民主政治之重要，恰如一国之生命线。 次日（25日），蒋又拟定江西进军计划。本计划共分三个进攻时机或时期。第一个进攻时机，为中央军克复武汉时；第二个时机，为北伐军尚未决心进攻江西，而福建周荫人已进犯潮、梅（广东）时；第三个时机，为福建周荫人不犯潮、梅而援助江西时。于此三时机中任何一个时机，无论敌人如何行动，北伐军皆可以进攻江西。 同日，吴佩孚率刘玉春驰抵汉口，准备防务。 于此军务倥偬之际，蒋于26日读《嘉言钞》、《菜根谭》。对“逆来顺受，居安思危”颇有感触，自言，“如能顺应环境，必可冲破险关，将其计而就之，则天下无难事矣。”他把“逆来顺受”，理解为顺应环境，为什么逆来顺受，对谁适应，适应什么环境？此处并未指明，总不是对吴佩孚和孙传芳等人吧？这显然是对苏顾问和中共势力而言。自孙中山逝世以后，蒋就伪装拥护三大政策，对苏顾问的权力和中共的影响便是顺应环境，并“逆来顺受”的。但现在，他于掌握中央军权和政权之后，已不再是逆来顺受了，而是暂时的适当隐忍，因为他还不敢马上脱离苏联帮助和中共的支持，还要利用之。而这种隐忍中，他又“居安思危”，随时准备“清共”反苏。 在同一天，蒋电令袁祖铭左翼军于攻克武汉后，占领荆沙。 李宗仁第七军自过汨罗江后，沿途都是崇山峻岭和羊肠小道。人烟稀少，林木无边，行军极其艰难。人谓此地向无大军经过，就是太平军北伐时，也未涉足于此。当地百姓们见他们军纪良好，便设茶饭相待，并为之探听消息，当向导，非常积极。而北洋军则深遭人民反对，因而到处流窜。第七军之一、二两路，于23日在北港会师。这时第四军已越过第七军，穷追溃军，急驰汀泗桥。至25日夜，已迫近汀泗桥。 敌军宋大霈、董政国将残敌收拢，据守该地。陈嘉谟也率军万余人前来助战。 汀泗桥为武长路二大著名铁桥之一，附近为沼泽地区，位于长江南岸，水深港阔，甚是险要。陈嘉谟防守铁桥两端和附近高地，第四军与之激战竟日，未能奏效。26日，江水暴涨，进攻益无希望，真是望桥兴叹，天堑难过。正因为如此，敌军则麻痹大意，以为可以高枕无忧。陈铭枢十二师三十六团团长黄琪翔，忽然献计夜渡，乘敌不备，竟然偷渡成功，遂于拂晓自敌背后攻击。叶挺独立团亦发起正面攻击，敌军遂于慌乱中，夺路而逃。27日上午10时克汀泗桥。28日，七军克咸宁，敌军退守贺胜桥。此时，吴佩孚派精兵数万，进驻贺胜桥。同日，吴亲自到贺胜桥指挥作战。 29日上午10时蒋由蒲圻至咸宁，过汀泗桥，见死尸累累，惨不忍睹，可知汀泗桥战斗之残烈。 守贺胜桥者，为吴氏嫡系第十三混成旅、陈嘉谟二十五师、刘玉春第八师等。此外又有马济、宋大霈、董政国各部万余人，总计约十万人。还有铁甲车、山pào、野pào数十门，重机qiāng二百余挺。军力雄厚，远过北伐军四、七两军。其主阵地，设在桥前高地杨林、王本玄一线。同时吴又传檄孙传芳自江西进攻，诱使袁祖铭叛离北伐军，由湘西袭扰。 蒋介石于同日（8月29日）下午5时在咸宁召开军事会议，参加者有李宗仁、白崇禧、唐生智、陈可钰、张发奎、陈铭枢、夏威、胡宗铎等。会中决定由李宗仁指挥，进攻贺胜桥，直捣武汉。唐生智第八军变成总预备队，同时要第八军何键师，自嘉鱼渡江，绕攻汉口，以拊敌背。 会议后，李宗仁即指挥四、七军会攻贺胜桥。四军攻正面，七军自王本玄攻击贺胜桥以东地区。四军为中央，夏威率一、八旅任右翼；胡宗铎率二、七旅任左翼，与四军并肩前进。8月30日，李下令攻击。李和各官长亲临前线督战。吴佩孚也亲临阵地督战，并以机关qiāng和大刀队对退回者shè死或砍死，曾手刃退回旅、团长十数人，悬其头于电线杆上，惨绝人寰。因此敌军抵抗极为顽强。但北伐之四、七军更是顽强冲锋，官兵主动，以犬牙jiāo错之势箝制、包围敌人，各个击破，最后集中攻击桥头，敌军不支，反身向督战部队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21 章 qiāngshè击，杀出一条血路，一哄而逃。北伐军攻克贺胜桥。敌军残部退守武昌。 次日黄昏（31日），四、七两军抵武昌城下。蒋以为，攻克贺胜桥后，收复武汉只在指顾之间，不费吹灰之力，非常轻敌，便令第六军集中通城，戒备修水孙传芳军，命四、七军立刻爬墙攻城。但因梯短，敌人城上防备极严，因伤亡极大而失败。9月1日，蒋任李宗仁为攻城司令官，第四军副军长陈可钰为副司令官。进行二次攻城，又失败。 9月2日上午11时，蒋介石自蒲圻启节，于下午7时到白纸坊市，路过贺胜桥，见吴佩孚手刃其官兵尸体仍横陈桥畔，腥臭难闻，不禁慨叹一番。 同时开始筹划进攻孙传芳军队的军事计划。这是因为，武汉未克，呈相持局面，蒋深恐孙传芳乘机自江西出兵，侧击其后，便及早部署攻赣计划，先发制人以应不测。并令何应钦于粤闽边界处相呼应，进攻福建。决定于9月5日以前出兵攻赣（江西）。 9月3日，蒋介石亲自率司令部白崇禧、加lún到武昌城南涂家湾车站，召开攻城会议。当时蒋并未分析敌情，即严厉下令：“武昌限于四十八小时内攻下。……一定要攻下！”各将领闻言面面相觑，未发一言，又开始第三次攻城。李宗仁此时对蒋则更为不服，觉得他“遇事往往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总喜欢遇事蛮干，一味执拗，不顾现实。第三次攻城指挥官仍旧。蒋此时调刘峙第二师接防忠孝门。并立赏格，凡登上城垣者。长官赏二百元，士兵赏一百元。最先登上者，赏三百元。 同日，蒋任何应钦为东路军总指挥，率第一军、第三师和张贞新编第十四师，进攻福建。 9月5日，武昌第三次攻城开始。仍未成功。正于攻城之际，蒋忽然邀李宗仁一道赴城郭视察。此时，李宗仁认为蒋未当过下级军官，一定会临阵害怕，便默察蒋氏，见其在qiāng林弹雨中，仍是态度从容镇定，颇具主帅风度，又对之非常佩服起来。此时，蒋介石也深感硬攻无望，便立即下令停止攻城。时吴佩孚也正在汉口指挥死守。 9月5日，刘左龙正式声明附义国民革命军，被任为第十五军军长，开始pào击汉口查家墩吴佩孚司令部。吴氏即仓皇北逃。自河南增援之吴军，亦为刘左龙所扼住。刘于9月6日占领汉阳。7日进占汉口。吴军全部北退，只余式昌孤城，成了瓮中之鳖。攻克武昌，只是时间问题了。定，除第四军继续围攻武汉外，其余部队立即挥师东进，进攻江西。正当孙传芳实施他的“宏伟计划”时，其部将邱伟、卢香亭、夏超、周凤岐等在蒋介石的策划下纷纷发动叛变，孙传芳部一溃千里。北伐军一举攻克孙传芳，势头直指长江三角洲。 蒋介石在两湖、江西战场用兵的同时，并没有放松对奉系张作霖的游说工作。一方面，防止奉军南下帮助吴、孙两军，另一方面，离间吴、孙与奉张的关系，造成他们内部继续争斗，从而达到分化瓦解的目的。一定程度上讲，蒋介石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或许奉张也在打自己的小算盘吧。 在北伐军事中，最受人们非议的就是何应钦在闽浙战场的进展。蒋介石派何应钦指挥自己一心培植的黄埔学生第一军，作为偏师进军北伐军事战略部署中并不怎么重要的闽浙地区，明眼人一看就能感觉到蒋介石的用心所在。因为第一军在当时来讲是军事装备最好、战斗实力最强的一支参加北伐的部队，然而，“好钢”没有用在“刀刃”上，闽浙战场所取得的军事成绩最不如人意。可是，后来北伐前途一片光明时，何应钦麾下的第一军却最先占领沪杭一带，积极抢占革命的果实，为蒋介石不久以后的反革命政变奠定了军事基础。 第20章 密谋fǎn gòng，五次“反剿”(1) fǎn gòng清党，挑起纷争 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权势日益增长的蒋介石建立军事独霸的野心也随之暴露，他招集了右派份子和亲信在庐山密谋，决定fǎn gòng清党，还挑起迁都南昌的纷争，下一步就是要向共产党人挥起屠刀了。 1926年，蒋介石窃取了guó mín dǎng的党、政、军大权之后，实行军事独裁的野心日益暴露，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蒋介石日趋反动。11月9日，他在南昌成立了总司令部，已决心实行“清党fǎn gòng”，并开始做积极的准备。为了进行fǎn gòng策划，他先后从各地招来了盟兄弟及亲信戴季陶、吴铁城、黄郛、张群、张静江、陈果夫等人。 这些人麇集南昌，在蒋介石周围形成了一个反动的核心。两湖和江西的土豪劣绅也都逃来南昌，向蒋介石等人诉苦，使南昌成了一个反革命的大本营。 1927年1月20日到25日，蒋介石一伙人登上庐山，包下了一座仙岩旅馆，开始进行密谋策划。密谈数日，主要由黄郛献计，决定如下： 第一，必须明示“离俄清党”政策，以安定人心； 第二，北伐军要“底定东南，联系绅商”； 第三，在外jiāo上要“弃俄联日”； 第四，在军事上要联合阎锡山和冯玉祥。 蒋介石一伙在南昌的活动，引起共产党人，guó mín dǎng左派和广大革命群众的极大忧虑和不满，武汉专门成立了行动委员会，武汉街头甚至出现了“打倒张静江”的大字标语。 按照在庐山所定的方针，蒋介石立即积极行动起来。他从武汉一回到南昌，就对苏联顾问鲍罗廷展开了攻击，他致电武汉联席会议主席徐谦，说鲍罗廷在武汉当众侮辱了他，要求撤去鲍的顾问职务。1月27日，他又公开提出了驱逐鲍罗廷。蒋介石集中全力攻击的鲍罗廷，原因有二：一是他“感觉到除鲍罗廷以外，武汉的guó mín dǎng领导人皆是些政治上的无能之辈……而只要鲍罗廷在，他就不能取得支配地位”；二是他力图把他的反苏活动，说成是只对某个人不满，借以掩盖其反苏的真正目的。 当时，有人指责蒋介石“疏俄亲日”。对此，蒋介石一面假惺惺地表示：“联俄政策，为总理所遗留，目前虽有其代表日久骄纵，对本党领袖多方压迫，但中正认此为其个人之行动，与苏联以平等待我之精神，不相牵涉，无论其个人态度如何，吾人对于苏联，决不改对日之关系。”一面却说：“为什么要联合苏俄，就是苏俄能以平等待我中国，苏俄既不放弃以平等之精神待我，我们哪能放弃联俄政策。……不仅日本，无论哪一国，如能以平等待我中国的时候，那么，我们对他们，如同对苏俄一个样子，未始不可以联合的。”又说：“我们联合苏俄为求中国之自由平等，完全立在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之意义上头，所以就要联合苏俄，若苏俄一旦不以平等待我，一样压迫我们的时候，我们也是一样反对他们，这一句话我早已讲过的。” 对于共产党，蒋介石自己讲：“我在广州时，对共产党的行动，时刻留心。”“我所抱打倒共产党主张，在广州即yù实行，不是今日始有此决心，惟在广州苦于说不出口，又恐势力不敌，致guó mín dǎng亡于我蒋某之手，故忍痛至今。”北伐开始后，进军十分顺利，蒋介石却哀叹说：“我军虽获大捷，而前后方隐忧陡增，共产党在内做祟，非使本党分裂与全军崩溃而不止。遍地荆棘，痛苦万分。”庐山密谋之后，2月21日，蒋介石就公开叫嚣要制裁共产党了，说：“现在有一种谣言，说中正现在对于共产党的同志有不信任疏远，并且有反对他们的倾向，其实并不能这样说的，中正并不会反对共产党，中正向来是扶助共产党的！……但是我亦曾附带的有一句话，就是说共产党将来强大起来了，如其党员有跋扈强横的事实发生，那我一定要纠正他，并且一定要制裁他的。……现在共产党员事实上有许多对于guó mín dǎng党员加一种压迫，表示一种强横的态度，并且有排挤guó mín dǎng员的趋向，使得guó mín dǎng党员难堪，这样我便不能照从前一样的优待共产党员了，如果还同从前一样的态度，那我就不是立在guó mín dǎng员的地位，我就不能作guó mín dǎng党员。”又说：“我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是在革命的地位上说起来，共产党的成败是要我负一份责任的！我是中国革命的领袖，并不仅是guó mín dǎng一党的领袖，共产党是中国革命势力之一部分，所以共产党员有不对的地方，有强横的行动，我有干涉和制裁的责任及其权力。” 3月3日，在李烈钧就任江西省主席的典礼上，蒋介石再次发表演说，谓共产不过为经济发展之一方法，有数国情形或适用之，但若中国采行共产制，则为大害，徒使中国倾覆与革命耳。 蒋介石的狂言，博得帝国主义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一片喝彩声，他们异口同声地说：“蒋介石已起来反对左派，制裁共产党了。”西山会议派的《江南晚报》更赞扬他说：“到底蒋介石不错，还能起来抑制共产党。”蒋介石的一系列讲话，确实起到了“明示政策”的效果。 2月19日，蒋介石曾信誓旦旦地说：“军阀是什么人造成功的？直截了当说，军阀是帝国主义造成功的。如果军人要背后有了帝国主义者，这就算是军阀。……中正背后绝没有新的帝国主义，中正自信永远不会变成一个军阀，更不会变成一个新军阀。”事实上，他和日本帝国主义早就有了勾结。1月20日，蒋介石就派吴铁城为代表，秘密去日本，谈判合作问题，并公开宣布“中国人永不反日”。不久，他又派戴季陶去日本，做“转风试探”。 来南昌见蒋介石的日本客人，更使他应接不暇。黄郛到南昌时，随同他一起前来的就有日本外务省条约局局长佐分利贞男。此人曾在保定通国陆军速成学堂任教，是蒋介石的老师，蒋去日本留学，多承他的关心和照顾。对佐分利的到来，蒋介石给予了热情的接待。向他明白地表示：“我和共产派、和武汉方面存在着尖锐的对立，总有一天我会向共产党开刀的，请日本朋友放心。”佐分利立即回国做了汇报。 1月26至27日，蒋介石在庐山又接见了日本海相财部派来的代表小室敬二郎，此人也是蒋介石的老师，二人进行了长谈。蒋向他强调说：“我理解满洲和日本在政治、经济上的重大关系，日本人在日俄战争中流过血，有感情上的问题，我认为对满洲问题，必须特殊考虑。”又说：“我欣赏日本原外相的演说，如果日本正确评价我们的主义和斗争，我愿意同日本握手。” 1月下旬，蒋介石还会见了日本驻九江总领事江户千太郎，再次表示：他非但不打算废除不平等条约，而且还要尽可能地尊重现有条件；保证承认外国借款，并如期偿还；外国人投资的企业将受到充分的保护。 2月初，蒋介石派黄郛去武汉，会见了日本驻武汉总领事高尾亨和陆军代表铃木贞一，三人同游了黄鹤楼。铃木去南昌见蒋，向蒋转达了陆相宇垣一成的意见，希望蒋“与共产党分手”，搞“纯正的三民主义运动”。蒋表示“为了保全东亚，中日两国的合作是必要的”，他“打算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一到南京就正式表明态度”。 不久，蒋介石又接见了日本军部的代表永见增辉和松室孝良。此二人带着戴季陶的介绍信来见蒋。蒋更明确地表示：“本总司令决心已下，誓与共产党不共戴天，愿意中日提携，共同防共。”3月10日，蒋介石还接见了日本政治家山本条太郎。二人会谈后，山本回到北京就向记者宣布，蒋介石是最出色的军事领袖。随后，蒋介石就派黄郛去上海，直接和日本驻上海总领事矢田七太郎联络。他向矢田表示，对“整顿国民政府内部已下决心”。 蒋介石在与日本帝国主义紧密勾结的同时，还通过两条渠道与美国建立了联系。一是通过王正廷去上海与美国联络。王正廷是蒋介石的奉化同乡，又是幼时同学，曾任过参议院副议长，自己办有中美贸易公司和华丰纺织厂，是一个著名的亲美派。1926年底，上海资产阶级发起筹组苏、浙、皖3省联合会，先成立了军事、外jiāo两个委员会，王正廷任外jiāo委员。1927年1月26日，王正廷与美国驻沪总领事高思举行了秘密会谈，王告诉美方，国民政府的控制权并未完全落入极左派手中，guó mín dǎng军不是布尔什维克；汉口事件不会在上海重演；guó mín dǎng军可以不进驻上海，以免与外国军队发生冲突。他还透露，正设法收买上海的军阀，上海可能不战而易手，届时可成立一个委员会实行统治，必要时，用警察和某些“志愿人员”来“维持秩序”。 蒋介石还通过孔祥熙与美国驻广州总领事詹金斯建立了联系。孔祥熙是广东省的财政厅长，他通过英国人寇罕与詹金斯联系，寇罕曾担任过蒋介石的私人保镖。2月16日，詹金斯和美国驻华公使马慕瑞向国务院报告说：根据寇罕的情报，“如果列强要把俄国人赶出中国，他们应当现在就同蒋将军建立直接的联系”，又说：“蒋恨俄国人，只是因为苏维埃政府给他提供武器弹yào，他才勉强与鲍罗廷合作。”“如果英国和其他列强愿做俄国人正在干的事情，蒋将军将立即同鲍罗廷决裂并制止其反对帝国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的暴力活动。”3月初，蒋介石又通过他的美国朋友诺曼，向美国官方作了与上述电文相同的表示。 通过与帝国主义的勾结，并取得了帝国主义的支持，更促使蒋介石下定了“清党fǎn gòng”的决心。 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迁都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蒋介石是迁都武汉的提议人之一。早在1926年9月9日武昌还未攻下时，他致电谭延、张静江说：“武昌克后，中即须入赣督战。武汉为政治中心，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22 章 务请政府常务委员先来主持一切，应付大局，否则迁延日久，政治恐受影响。请勿失机，最好谭主席先来也。”10月，guó mín dǎng在广州召开了中央委员及各省区联席会议，其中心议题之一就是迁都问题。会议讨论中有两种意见，孙科等人主张立即迁往武汉，吴玉章等人主张暂留广州，双方各有理由，争执不下。后来，由于共产党人和guó mín dǎng左派取得一致意见，主张政府暂不迁武汉，因此在10月16日的联席会议上作出了国民政府仍暂设于广州的决定。 蒋介石得此消息，非常着急，即于10月22口致电广州谭、张：“武汉既克，局势大变，本党应速谋发展。中意中央党部与政府机关仍留广州，而执行委员会移至武昌为便。否则政府留粤，而中央党部移鄂，亦可使党务发展也。”与此同时，一批高级将领、党政要员也表态，要求迁都武汉。总顾问鲍罗廷也主张迁都。鉴于此，guó mín dǎng中央政治委员会在11月中旬作出了迁都武汉的原则决定。11月16日派宋庆龄、孙科、徐谦、宋子文、陈友仁及鲍罗廷等一大批人经江西赴汉，为迁都作进一步调查、布置。蒋介石还嫌步子太慢，又于11月19日发电给广州中央，催促迁都：“广州张、谭二主席钧鉴，闻徐、宋、孙、鲍诸同志来赣，甚喜。务请孟余先生速来。中意中央如不速迁武昌，非特政治党务不能发展，即新得革命根据地亦必难巩固。此非中有所私，日中以后必不能驻武昌也。”这时，邓演达、张发奎等人又从武昌到达广州，催促中央迅速迁都。于是，guó mín dǎng中央政治委员会在11月26日作出了迁都武汉的正式决定。 11月28日，国民政府根据guó mín dǎng中央关于迁都的决定，公开宣布：从12月1日起，在广州的国民政府停止收文件，12月5日停止办公，政府负责人和工作人员分期分批去武汉。第一批起程的宋庆龄、孙科、徐谦、宋子文、鲍罗廷等60余人于12月2日到达南昌。7日、8日在庐山举行会议。这时的蒋介石对迁都还是赞成的，12月6日复电朱培德、白崇禧时曾说：“政府已于五日迁来。谭、张诸公均已出发，电留不及。政府迁鄂，有益无损。”庐山会议结束后，宋庆龄一行继续登程，于12月10日到达、武汉。guó mín dǎng中央为了不使权力中断，在武汉的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决定成立临时中央党政联席会议，在“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未在湖北开会之前，执行最高职权”。并宣布从1927年元旦起正式开始在武汉办公。蒋介石对武汉方面成立临时中央党政联席会议也是赞成的，12月19日，他“电邓演达，武汉联席会议议决案皆同意”，12月20日又致电邓演达：“皓电悉，以主席名义召集武汉联席会议，产生临时政治会议各节，即如兄所拟办理。” 12月11日，第二批中央委员、政府委员谭延、顾孟余、何香凝等及其随员数百人，由广州起程赴武汉，于12月21日抵南昌。第三批起程的张静江等人也于同日抵赣。这时，蒋介石开始起歹心了，他与guó mín dǎng中央代主席张静江串通一起，阻挠路过南昌的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前往武汉办公。1927年1月3日，蒋介石、张静江以“中央政治会议”的名义，把在南昌的委员找来开会。会上，蒋介石发表长篇大论，反复说明guó mín dǎng中央广州会议迁都武汉的决议是错误的，而应当迁至南昌。他说，广州会议“通过这一决议时，奉系还没有盘踞北京，而现在张作霖已经宣称自己是国家首领，并准备和国民革命军打仗。河南局势变得非常危险，湖北的部队是靠不住的，所以武汉处于严重的威胁之下，同时浙江也已经发生了战事，在已经巩固的南昌领导作战是较好的”。蒋介石的讲话虽然迷惑了一些人，但遭到邓演达、陈公博、宋子文等委员的反对。然而，蒋介石不顾这些，与张静江等人一唱一和，擅自决定迁都南昌，准备在“东南底定”后再迁往南京。1月5日，他向各省党部发出通电，经政治会议临时会议议决，“现因政治与军事发展便利起见，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暂住南昌”。他还凌驾于中央之上，命令在武汉的中央委员和政府委员返回南昌办公，宣布3月1日在南昌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会后，他又用中央政治会议的名义致电武汉方面，要他们取消临时中央党政联席会议，改为武汉政治分会，命令宋庆龄、宋子文、孙科、陈友仁等十几个人组成分会。 蒋介石在1月3日擅自改都南昌的行动，在武汉方面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于1月7日召开了临时中央党政联席会议，大家一致认为要制止蒋介石的分裂活动，说服他改正错误，督促他迅速来武汉。会议决定说：“ （一）关于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地点问题，应先发一电报，说明党部与政府地点，由在粤中央政治会议议决迁鄂，先期一部分委员来鄂准备；牯岭谈话，亦认此举为须要。初到鄂时，时局颇感困难，但因人民对政府之信用，时局日趋稳定，外jiāo、军事、财政均有希望。最近占领英租界之举，内顺民心，外崇威信，尤须坚持到底。联席会议对于（政府）地点问题，议决应从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决定；在未决定时期，武汉政局有维持之必要。 （二）发电后二三日，如南昌同志尚未了解，再派一二同志前往解释。”决议坚持原则，措辞平和，有理有节，有利于做南昌方面的工作。 第21章 密谋fǎn gòng，五次“反剿”(2) 蒋介石面对着武汉方面的压力，难以招架，不得不致电总顾问鲍罗廷，要他到南昌面商一切，解决问题。鲍罗廷以为去南昌就意味着丧失威信，因而打定主意不去，发电拒绝了蒋的要求。蒋介石自知实力还不够强大，地位不够稳固，如与武汉方面公开闹翻，可能全盘皆失。所以，他只好违心地去武汉。 1月12日，蒋介石由九江抵达武汉。蒋在公开场合中，也不得不做一点表面文章，赞扬武汉人民收回汉口英租界的斗争，甚至说是近代历史上一段最光荣的历史。但是，他最关心的还是迁都问题，想摸清楚群众和领导层对这个问题的态度。人们的回答也不含糊。就在欢迎他的群众队伍里有着醒目的标语：“政府和总司令应当在武汉！” 1月15日蒋介石为招待农工商学兵及党部所举行的宴会上，各届人士都谈到了迁都问题，一致要求：为有利于革命的进行，把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迁到武汉。有的代表甚至提出责问：为什么要违背guó mín dǎng中央迁都的决定和无理扣留来汉的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工人代表李立三强调指出：为巩固革命中心，杜绝军阀与帝国主义的窥伺，武汉工人一致要求我们的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和总司令立即迁鄂。邓演达把大家的意见概括为：中央党部立刻迁武汉，国民政府立即迁武汉，总司令坐镇武汉。邓的讲话表达了大家的心愿，所以会场上出现了一呼百和、非常热烈的场面。蒋介石慑于群众激动的情绪和强烈的要求，不得不作一些迁就的答复：“各界要求党部政府来驻武汉，我当向中央转达，定可使各界希望能够满足。惟是总司令应随军事进展为转移，不能确定驻在地，虽然武汉民众表示热烈，此层还待斟酌。”群众的激昂情绪，使他感受到民心难违，颇为失望。 他在领导层中，也同样碰壁。在蒋到达武汉的当天晚上，鲍罗廷对他的fǎn gòng和反对工农运动的倾向提出了严厉批评，蒋介石说：“当我到达武汉的第一天晚上，在宴会当中，我讲完了话，鲍罗廷……最后警告我说：‘蒋介石同志，我们3年以来，共事在患难之中，所做的事情应该晓得。如果有压迫农工、反对cp（中国共产党）的这种事情，我们无论如何要想法子来打倒的。” 蒋吃了鲍罗廷的批评以后，转向武汉临时中央党政联席会议成员，试图说服他们，改变意见，迁都南昌。但是，蒋介石的无理要求遭到大家的反对。委员们指出：南昌中央政治会议是非法的，是在不足法定人数的情况下作出的决定，不能否定广州中央政治会议的决议；迁都武汉是中央会议一致通过的，也是你蒋介石一再提议、赞成的，并向国内外正式公布，无论从内政、外jiāo，还是军事、人心方面考虑，都不能再改变。但是蒋介石并没有因此而死心，在1月17日的武汉临时中央党政联席会议上，又提出了改都南昌的要求，同样遭到反对。 蒋介石回到南昌后并没有改弦易辙，而是继续想方设法对付武汉方面。 第一，他认为总顾问鲍罗廷是改都南昌的绊脚石，必须搬掉。于是，他征得谭延闽、戴季陶等人的同意，提出驱逐鲍的号召：“我希望党和政府一致使鲍罗廷离开。我们不必顾虑外界的议论，应该站在独立的立场确立革命行动。像鲍罗廷那样跋扈的人，如果不能很快地叫他走，怎么还能完成革命任务？” 第二，他与张静江串通一气，于1月21日、22日致电武汉，要求取消中央党政联席会议，在武汉的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到南昌商决迁都问题。他还声明，中央已在南昌办公，临时中央党政联席会议应停止办公，其名义亦应取消，企图造成既成事实，把南昌作为首都。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继续扣留在赣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 第三，派出他的得力于将戴季陶到武汉活动，游说、分化委员们，以便拉他们到南昌来办公。 武汉方面坚持原则，针锋相对。 第一，召开临时中央党政联席会议，迁都武汉。并声明，在南昌方面的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到武汉就职前，联席会议暂不取消，继续代行最高职权。 第二，派何香凝、顾孟余、邓演达去南昌，敦促蒋介石放行在赣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 第三，制造舆论，施加压力。武汉共产党人、guó mín dǎng左派宋庆龄、徐谦、邓演达、吴玉章、唐生智等人，分别发表文章和演说，阐明迁都武汉的主张，批评改都南昌的错误。各界人士和各机关团体也先后集会，纷纷致电南昌，抨击分裂活动，要求按照既定成议迅速迁都武汉。各报刊杂志也以迁都问题为中心议题，发表评论和报导。《向导》周报指出：“无论从经济政治jiāo通和革命的历史意义上看，从guó mín dǎng联席会议已定议案上看，国民政府应在武汉而绝不应在汉南，现在guó mín dǎng的大多数领袖及各种群众大都同然一辞赞成武昌，不知蒋主张有何理由，如此坚持主张南昌。特别在政治的意义上，如果国民政府迁南昌便等于羞于本国革命民众见面。” 这时，在南昌的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有的已不顾蒋介石一伙的阻挠，设法陆续离赣赴武汉。2月8日，仍被阻留在南昌的委员们集会，也不管蒋介石的反对，毅然宣布：“兹应民众及各团体要求，本日决议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迁至武汉。”在以后的一个星期里，在南昌的许多委员相继到达武汉。武汉方面考虑到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即将在武汉汇齐，即于2月16日举行联席会议，会上决定：“定下星期一（1月21日）开扩大会议，由临时联席会议召集武汉之中央执监委员、候补执监委员，共同开会，结束联常会议。”2月21日，扩大联席会议准时召开。会议高度评价武汉临时中央党政联席会议的工作，同时宣布联席会议到此结束，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分别在武汉即日正式办公。蒋介石见人心所向，大势已趋，出于无奈，只能表示拥护，并欢迎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迁都，还发表演说：武汉是全国的中心，也是政治变迁的策源地。我们党部和政府到了武汉，一定比在南昌发展得更快。 至此，蒋介石改都南昌宣告失败，蒋所挑起的迁都之争告一段落。 血染东南，对立下野 蒋介石在作充分准备之后，于1927年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与guó mín dǎng右派和新军阀一道大肆屠杀共产党和革命群众，喋血东南，他的南京“中央”在和武汉汪精卫“中央”的争权之中落在下风，蒋介石采用以退为进的手段，通电下野，以待时机。 蒋于3月26日到上海，决心“清党”。但他对报界发表谈话时仍否认他与武汉中央的强烈冲突，并说各领袖间仍和舟共济，无大不合处，guó mín dǎng也不会分裂。3月28日李宗仁到上海，先见到白崇禧。这时白崇禧的总部已被工人群众包围，白很沮丧，表示要抑制上海工人运动。随后李又见蒋介石，蒋也面色沮丧，并且声音已经嘶哑，还口口声声说：“我不干了，我不干了！”李问其原因，他说何应钦要辞职，而且他已无法掌握第一军。这是因为黄埔学生对他反对武汉中央，反对鲍罗廷，又要“清党”的突然反向转变，不知所措，纷纷质问他。他不得不百般辩解，以至声音嘶哑。而且第一军第一师长薛岳和第二十一师师长严重，均有左倾迹象；刘峙第二师内，也军心不稳。总之是军心混乱。这是因为蒋以前的左倾讲话对学生和军队的印象太深了。 这时，蒋又问李宗仁怎么办？李宗仁回答：“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清党，把越轨的左倾幼稚分子镇压下去。”蒋又沮丧地说：“我的第一军靠不住了，怎么清党？”李宗仁则慨然答应以自己的第七军调驻南京附近，监视沪宁线上不稳的部队。同时自告奋勇，为蒋整顿第一军。这时蒋对李、白二人，真是言听计从。毫无疑问，李宗仁对蒋的清党支持和援助，起了重大作用，如没有第七军，蒋的“清党”运动很难顺利进行。 蒋之fǎn gòng，不但有军人基础，还有上海财界的大力支持，没有钱，蒋同样什么事也干不成的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23 章 而张静江与上海财界的关系，又是蒋的天然经济靠山，使他可以得到上海财界的信赖与大力援助。 上海财界支持蒋进行fǎn gòng，首先借给他200万元。而宋子文以武汉中央政府财长身份在“上海化缘多日”，却毫无所得。最后答应借给他300万元，但仍jiāo蒋介石使用，宋分文未见。宋只好从苏联远东银行借50万元接济武汉。这说明上海财界支持蒋介石，而不支持武汉政府。 汉口中央银行被武汉政府封存后，各地银行又拒绝和武汉政府来往，武汉政府无奈，只好由汉口中央银行大印钞票，结果通货膨胀，武汉经济终于无法支持，而一败涂地。 而以常燕生为代表的一般知识界，也自然害怕传说的苏联无产阶级专政或独裁政治，害怕共产党。 这些都是蒋介石反苏fǎn gòng的社会基础。 蒋介石有了支持，遂于3月29日和guó mín dǎng中央监委吴稚晖、蔡元培、张人杰、张继、古应芬、李宗仁等在上海莫利哀路孙中山住宅召开了中央监委预备会议。该会“检举”中共党人假借容共政策，在guó mín dǎng内发展组织，有“篡夺”guó mín dǎng之yīn谋。当时立即议决咨请中国guó mín dǎng中央执行委员会，通电全国，推行“清党”运动，正式文件为“护党救国运动”。 这是蒋介石在武汉中央3月10日三中全会后，作出的第一个反应，也是双方对阵的第一个回合。 29日，蒋下令解散上海工人纠察队和取缔红色工会。 武汉中央也不示弱，便于4月1日，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一致通过“蒋介石的行动是反革命，请予严惩”议案。并决议免除蒋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之职。这些议案和决议，因系36名中委中之33名所表决，当然完全合法。因此，从4月1日以后，蒋不再是原来国民政府和中央执委会所委任的总司令，已系另一个“总司令”。但蒋拒不jiāo印，并说：“革命责任，不容推诿。”总之不辞职，再也不说他本来不想当总司令的话了。至此，武汉和蒋介石之间，已势必一战。 正是这一天，汪精卫自欧洲回国，抵达上海。吴稚晖、宋子文前去迎接。汪到上海后，对吴稚晖说，他本人也不赞成阶级革命和劳农专政，guó mín dǎng和共产党也很难继续相安无事。但他又说必须尽力维持国共合作局面。他对蒋则说：“介石，这一回东南与武汉开战，如果你失败了，我们guó mín dǎng必就此消灭，共产党必就此起来；如果你胜利了，guó mín dǎng就要恢复到民国十三年以前的状况，……无论右派的军队，左派的党员，一定不会同你蒋介石合作，你在党里的生命怕要从此消灭。” 4月2日，上海中央监委蔡元培、吴稚晖、张静江、陈果夫兄弟、李煜瀛、李宗仁、黄绍等8人，也于当日在上海开会，由吴稚晖提出指控中共“亡党卖国”的报告，力主断然“清党”。他说：“将来中国果为共产党所盗窃，岂能逃苏俄直接之支配。”上呈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蒋介石。 当时李济深、黄绍、白崇禧均先后发言，支持吴稚晖的报告，主张“清党”。李济深说：如果现在不清党，彭湃的农民运动会使“广东的局面……无法维持……”。 当日，蒋即答复吴稚晖请求“清党”的报告，并决定照办，但仍需电呈中央执委会全体公议共同处分。武汉中执委会当然不会通过，但蒋则不管这一切而一意“清党”，并立即将不稳各师调离上海。 蒋于4月3日在欢迎汪归国的欢迎词中表示拥护汪领导党政军一切，军政、民政、财政、外jiāo均听汪精卫指导。蒋还特别劝汪不要到武汉去。他对汪说：“你如果真正为本党，那就要到南京去，然后再请武汉一般中央执行委员过来。如果你到武汉去，你还是要作本党的罪人。”蒋是想利用汪精卫将武汉中央委员拉过来，使他的未来政府合法化。 但汪因为忌恨蒋的“三二○”政变，无论如何不肯与蒋合作，决心到武汉主持工作，然后慢慢排除中共势力，独握中枢再伺机与蒋决战。这是汪的心计，并未形诸于口、笔。以至于吴稚晖急得跪在汪面前，求汪留在南京。汪见吴跪，吓得赶紧避开，嘴里还不住地说：“稚老，你是老前辈，这样来，我受不了，我受不了！”会场非常紧张，而又令人啼笑皆非。汪始终不肯留在南京。 4月5日，正当汪与各中央监委开会时，报纸忽然登出《国共两党领袖汪兆铭、陈独秀联合宣言》。该宣言表示国共两党合作到底，绝不受人离间、中伤。此宣言一出，与会人士大哗，吴稚晖尤其气愤，当面挖苦汪以党魁自居，无人认可，也无此资格，说得汪极为难堪！汪氏至此，惟有赴武汉一途，遂赴武汉，出任国民政府主席。 4月7日，武汉召开紧急会议，鲍罗廷主张先进驻南京，以南京为首都。但蒋介石已于4月9日抢先人驻南京。蒋又先了一步。同日，白崇禧任上海戒严司令；李济深、黄绍电粤、桂两省实行“清党”，屠杀共产党员。 与此同时，南京中共党组织则于4月10日召开南京市民肃清反动分子大会，决议将反动分子jiāo人民审判。会后，到蒋的总部请愿。 这几天，蒋在读曾国藩著作，当他读到“谤怨沸腾，万口嘲讥”时，十分动情，大有古今同叹之慨。 蒋于11日，断然下令全国开始“清党”。12日上午，上海在白崇禧指挥下，开始解散工人纠察队，搜查工人俱乐部等，并逮捕和qiāng杀共产党员。至13日，数万工人为此进行抗议yóu xing。当大队到达宝山路时，周凤歧第二十六军第二师，突然用机qiāng向yóu xing队伍扫shè，当场打死三四百人，伤者无数。两广、浙、闽、苏、皖、湘、鄂等省也开始大量屠杀共产党员，不计其数。 蒋介石对杨虎、陈群说：“凡可以杀的，一律杀，宁可错杀，不可错放。”这就是“四一二”大屠杀。至此，蒋已完全和武汉中央决裂，走上公开fǎn gòng道路。 武汉中央于14日向全世界发出通电，指出：“蒋介石的叛国行为已暴露无遗，吾人要求全党同志，组织联合阵线，进行对抗叛国者。”同日，南京guó mín dǎng召开南京二届四中全会，不承认武汉中委会。 蒋既已和武汉中央决裂，就径直组建南京政府。4月17日，蒋召开中央政治会议，议决改国都为南京。18日，南京国民政府正式成立并办公，声明“取消武汉中央党部和武汉国民政府”。选举胡汉民为南京国府主席。军委会和总政治部也相继成立。蒋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吴稚晖任总政治部主任，陈铭枢任副主任。 17日，武汉中央开除蒋的党籍，罢免其一切职务，并对蒋明令通缉，18日，南京政府则通缉鲍罗廷和197名中共党人。 这时的南京政府，仍是不合法的，因为中央执行委员远不到三分之一的数目，实质上是个军人政府。 在南京政府成立大典上，蒋说中共是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的孙悟空，不将其消灭，就必将自取灭亡，受治于异族；并指责苏联为赤色帝国主义者；英美为白色帝国主义者。 第22章 密谋fǎn gòng，五次“反剿”(3) 蒋还专门为他的fǎn gòng行为在《告民众书》里做了详细说明。从8个方面分析、表白，其主要理由是：中共没有遵行容共政策中接受三民主义的规定；要篡夺中国guó mín dǎng党权；离间国民革命军；武汉中央军事学校分校对不附和他们的学生就关禁闭；宣传阶级斗争；把持饷源，不供给前线等等，等等，还有中共反对他蒋介石，就是反对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他用这些理由，说服了那些迷惑不解的年轻军人。 昨天还在高唱“共同奋斗”，今天却杀气腾腾。为了杀人，就得加罪；为了加罪，就得造谣。蒋介石在导演和主演这场历史剧的过程中，有许多乾坤颠倒的言论，不必举例了。 4月18日，蒋介石一班人，在南京成立了一个与汉口国民政府唱对台戏的国民政府，推胡汉民为主席（胡于1927年春回国）。这天下午，在旧江苏省议会举行成立典礼，蔡元培代表南京中央党部向代表南京国民政府的胡汉民授印。胡在大典上向国民革命军将士呼吁： 一致拥护蒋总司令，以巩固革命政府，打倒反革命势力。 这位刚从国外“考察”归来的guó mín dǎng元老说的话不多，但表示的态度却很重要。它表明南京政府是一个“一致拥护蒋总司令”，即以蒋为核心的fǎn gòng政权他们把共产党称为“反革命势力”。 同一天，南京还发表了《告国民革命军全体将士书》，其中有这样两句： 蒋（中正）同志忠贞勇敢，受命以来转战七省，奠定江汉，四十年来本党军事成绩之伟大，盖无过于今日者。虽然，苟无认识主义、效命党团之全体将士、则蒋同志亦一手一足之力耳。 接着，南京政府发表了对共产党干部和左派guó mín dǎng人的通缉令。 被通缉的共产党人有：鲍罗廷、陈独秀、谭平山、林祖涵、于树德、吴玉章、杨匏安、恽代英、máo zé dōng、夏曦、周恩来、邓颖超、董必武、罗亦农、邓中夏、林育南、李汉俊、罗章龙、易礼容、郭亮、刘少奇、张国焘、蔡和森、方志敏、彭述之、汪寿华、沈雁冰、瞿秋白、杨之华、施存统、张太雷、苏兆征、彭湃、阮啸仙、宣中华、熊雄、萧楚女、赵世炎、刘清扬、宋云彬、顾顺章、包惠僧、王若飞、周逸群、张秋人、刘伯承、李立三。 还有：徐谦、彭泽民、陈其瑷、詹大悲、柳亚子、章伯钧、郭沫若、顾孟余。 5月7日，南京成立了“中央清党委员会”，制定了《清党条例》通告各地党部。一场逮捕、屠杀共产党人的活动，在中国东南部蔓延着。 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建立guó mín dǎng政权，他登基后的第一项任务就是竭尽全力摧垮武汉革命政府。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一片萧瑟的寒风中，武汉革命政府犹如一株怒放的梅花，它给世界带来一丝生机，它给中国人带来希翼，蒋介石绝不允许这株梅花更加怒放。 西方资本帝国主义势力支持蒋介石，一致采取行动逼迫武汉政府走向失败。长江上巡逻的英美pào舰对武汉进行封锁，武汉政府所急需的大米、石油、煤炭无法运入。湖南农民运动惨遭许克祥镇压。武汉政府财政要人宋子文、孔祥熙转而投靠蒋介石，回过头来扼武汉政府咽喉。南京政府的特工在武汉挖空心思从事破坏。一批批动摇分子离开武汉，投向蒋介石的怀抱。在日益严峻的形势面前，武汉政府内部最高领导层在加速动摇分化。 武汉政府主席汪精卫动摇了，他说： 共产党建议我们同群众站在一起……但是群众在哪里，被高度赞扬的上海工人的力量在哪里？湖南农民在哪里？根本没有这种力量。你们看，蒋介石没有群众也相当强大。同群众站在一起意味着同军队对抗。不，我们最好不要群众，而同军队站在一起。 汪精卫这副软骨头在向蒋介石靠拢，他这个蒋介石的头号政敌倍受蒋介石排挤，在向蒋介石狂吠几声后，又摇头摆尾走向蒋介石身边。 这时期武汉政府和南京政府都举行北伐。北方冯玉祥也率军出潼关与汪精卫、蒋介石在郑州、徐州汇合。武汉政府把最后的赌注压在了冯玉祥身上，冯玉祥不买武汉方面的帐，转身靠近蒋介石，逼迫武汉方面加紧分共、fǎn gòng。 武汉政府失败了，汪精卫发动了“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中国共产党人退出了武汉政府，旋遭到残忍的搜捕和追杀。宋庆龄、邓演达两位中坚人物坚贞不屈，亡命海外。 这边蒋介石摧垮武汉政府获得巨大成功，那边蒋介石在南京自己的日子照样百般难过。喜悦和愁苦相伴于蒋介石。 汪精卫在武汉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汪精卫与蒋介石仍持对立状态。在武汉，汪精卫一面fǎn gòng，一面反蒋，提出所谓“在夹攻中奋斗”的口号，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宣布东征讨蒋，进取南京，威胁蒋介石。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主要靠桂系李宗仁、白崇禧鼎力支持的，政变成功后，李宗仁、白崇禧腰杆硬了，开始和蒋介石貌合神离。蒋介石的第一军军长何应钦此时态度暧昧起来，向桂系李、白靠近，蒋介石有点被架空。 8月上旬、中旬，蒋介石在南京丁家花园召开幕僚会议，鼓励诸人继续向前，李宗仁、白崇禧实力派不哼不哈，不理蒋介石。8月12日晚的会议上，李宗仁、白崇禧发言强力要求与武汉方面合作。蒋介石目视何应钦寻求支持，何应钦移开目光，默不作声。蒋介石勃然大怒，不待散会，拂袖而去。会议不欢而散。 为摆脱被动局面和有被架空的危险，蒋介石使出北伐军总司令的神威，陈兵津浦路上，亲自指挥军队，讨伐北洋军阀孙传芳。 蒋介石用将可以，用兵无能，此时又利令智昏，一心想变被动为主动，犯了兵家大忌，被孙传芳打得惨败，逃回南京。又羞又愤、蒋介石找前敌总指挥王天培当替罪羊，命自己亲信蒋鼎文把王杀害于杭州拱宸桥。此招招来了guó mín dǎng高级将领的众怒，群起反对蒋介石。 无奈，蒋介石宣布下野。 “娘稀皮的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你们翅膀硬了，不跟我合作了，不听我指挥了。好，我走！我倒要看看你们有多大本事！看看到底是我英雄，还是你们英雄！” 蒋介石安排了一下后事，8月13日在上海发表《辞职宣言》。认真准备东山再起了。 宁汉合流大权独揽中原大战大获全胜在无人能应付guó mín dǎng内部重重的矛盾和斗争的情况下，蒋介石“顺理成章”地复职，并且在南京、武汉国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24 章 民政府合流之后，党、政、军大权一把抓，成为名副其实的独裁者，随后又bào发了guó mín dǎng新军阀之间的“中原大战”，蒋介石以分化、收买等手段瓦解对手，战胜各路诸侯，开始了蒋家王朝的时代。 蒋下台后，孙传芳即部署军事，反攻南京。白崇禧、李宗仁、何应钦则收军江南，防守长江，准备和孙传芳再次作战。 同时，南京派李宗仁为代表，到武汉政府洽谈和好统一之事。但武汉无人，李宗仁复追至庐山见武汉政府诸首脑。此时武汉政府首脑正在开会。李宗仁到会后，见唐生智极为嚣张和狂妄，声言李宗仁无权过问武汉进军芜湖之事。李宗仁想起他在困难中的卑躬屈膝，对他现在的狂态十分憎恶，只好要求武汉再派人到南京会谈。 这次会议上，李宗仁看到唐生智并不听汪精卫的劝说，目中无汪。这是因为汪的亲信张发奎第四军已尾追“八一”起义军南下，唐生智独拥重兵成了武汉老大，汪自然就无力控制武汉政府了。唐生智也要建立自己的一统江山。 李回南京后，主要考虑如何对付唐生智的问题，也不再把汪放在心上了。 从8月25日到31日，李、白、何击溃反攻江南的孙传芳军。唐生智原想待李、白失败后再攻击孙传芳军，不料孙军完全败北，唐生智亦不敢贸然东下。 于是李宗仁再奔走宁汉合流。这次李宗仁击溃孙传芳反攻军后，自己也深感天下非己莫属。他认为汪是伪君子；蒋太独断，偏私；而胡汉民又太尖刻，均不足以领袖群lún。 最后，宁汉之间达成协议，9月15日组织南京中央特别委员会，不设主席，由5常委轮流任主席。汪仅为特委会委员，并不比别人高，而且还不如李、白身兼审查委员。江到宁后，南京贴出了骂汪的标语。如果说李宗仁与此事无关，是谁也不会信的。这是桂系得势后要控制南京特委会，汪精卫当然在南京呆不下去，也不再支持特委会。结果，汪精卫、唐生智、胡汉民均反对南京特委会；蒋介石自然也不赞成，并通过陈氏兄弟之中央俱乐部，动员各地党政干部反对特委会。如此以来，李、白的南京特委会完全孤立，前途自是多难了。 南京特委会于10月19日，决定讨伐唐生智，以去心头之患。11月11日，唐失败下野，逃往日本。特委会暂时维持局面，主持南京政府。这是桂系第一次掌权时期，但好景不长。 在这场你争我夺的权力战中，蒋在老家溪口观阵。9月22日，对于他复起的局势已经形成，不必担忧了。蒋决定东游日本。 他到日本的目的有二：一是了解日本意图；二是追宋美龄。29日抵日本长崎。10月3日即与宋子文乘车拜访子文之母宋夫人，向宋美龄求婚。蒋认识宋美龄，是在1922年孙中山大总统府。从那时起就决心向宋美龄求婚，但一直没有机会。这些年来，因戎马倥偬，只能向宋美龄写信。从此以后陈洁如不再是意中人。 蒋比孙中山幸运，由于他表示信奉基督教，很顺利地通过了宋夫人的严关。蒋刚从宋夫人房中出来就高兴得连声大喊老板娘，“成功了，成功了！婚约成功了！哦，对了，给你写字吧！来！来！马上替我磨墨。”当天，蒋就把定婚戒指送上宋夫人。 与美龄定婚后，就与她合影留念，到日本各名胜去旅游。然后去拜访孙中山生前的老朋友和他自己的师友。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拜访了在高田当兵时的长冈师团长和飞松联队长，并给长冈写了“不负师教”的条幅，表示尊重师道。 下面的主要任务，就是和天皇的“老大哥”们见面，肯定了1927年春天默契，传闻有密约。蒋还特别提出当他和中共作战时，日本如果中立，东北和长城以北的国土问题则好商量。此后，裕仁天皇又组织星期二俱乐部，专门从事同蒋介石的“合作”。蒋又和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会谈，但会谈结果是失败的，他事后说，田中义一毫无诚意，一定要阻止中国革命。因为田中明确表态，要蒋介石不可打过长江。蒋因与天皇有默契，坚持打过长江，但对统一前途，实是忧心忡忡。 蒋最后的结论是：中日无合作之可能；日方妨碍北伐成功，阻止中国统一。因此，他认为此次日本之行是失败了。 11月10日下午1时，蒋回到上海。宋夫人和宋美龄已于前一月回国，正于上海筹办婚事。11月26日于报纸上刊载启事，声明与姚冶诚、陈洁如均无婚约；与毛氏离婚，今后断绝一切关系。 12月1日下午3时，蒋介石和宋美龄先于宋宅举行基督教婚仪，由牧师余日章主持。观礼者只有上海少数近亲。然后又在上海大华饭店举行中国式结婚典礼。证婚人为蔡元培；介绍人为谭延闽、王正廷。这时，蒋41岁，宋美龄已31岁（她出生于1897年3月5日，光绪二十三年二月三日）。 蒋以能和宋美龄结婚，视为平生最得意之事，这从他结婚感言中，一望可知。他说： “余今日得与最敬爱之宋美龄女士结婚，实为余一生以来最快慰之一日。”又云曰：“余确信，今日与宋女士结婚以后，余之革命工作必有进步。余能安心尽革命之责任，即自今日始也。” 接着他又大讲人生哲学：“余平生研究人生哲学和社会问题，深信人生无美满之婚姻，则做人一切皆无意义。社会无安定之家庭，则民族根本无进步。……家庭为社会之基础，yù改造中国之社会，应先改造中国之家庭。” 的确，蒋介石在前半生的个人生活中比一般名人的艳事稍多，他当时也很得意。但那些女xìng非名门望族，更无宋美龄之素养、文化和美貌与风仪。蒋介石一介武夫而得娶宋氏小姐为妻，的确是一门攀高的亲事。宋美龄即使不嫁蒋介石，也是全国第一；而嫁蒋氏之后，并未增色添光，实是一种下嫁。故而蒋介石得娶宋美龄后，真是受宠若惊，高兴之极，难免说出一些过头话或失态之语。 蒋婚后第三天，就从莫干山赶回上海，在蒋的新居拉都路311号参加中国guó mín dǎng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议，把宋美龄放在一边。但宋知其夫在为国cāo劳，并无怨言。 这次会议10日结束。最后，一致赞同蒋介石复职。汪精卫也投了赞成票。该会议还决定于四中全会召开时，取消南京特委会。 上海财界，认准了蒋介石。不支持李宗仁，不贷款给南京特委会，因而南京特委会难以维持下去。 冯玉祥因为并不被特委会所重视，也不支持李、白等人；也要求蒋介石复职。12月1日，冯玉祥以第二集团军总司令身份要求蒋介石复职。12月9日何应钦也通电要求蒋介石复职。13日，蔡元培发表谈话，欢迎蒋介石复职。17日汪精卫出国，辞去武汉国府主席之职。26日，上海各界举行“促请蒋中正复职大会”；新任第四军军长缨培南也通电拥蒋复职。 28日，南京中国guó mín dǎng中央特别委员会宣告结束。它只存在了百余日。 蒋于1928年1月7日正式复职。2月2日，中国guó mín dǎng二届四中全会在南京丁家桥中央党部召开，组织新的政府。谭延闽任国民政府主席；蒋任军委主席，兼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又担任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蒋再次大权独揽。同时设广州、武汉、开封、太原4个政治分会，由李济深、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分任主席。 这一次蒋、李斗争中，李宗仁仅执政三个多月就一败涂地。看来李决不是蒋的对手。这主要是李氏胸怀比蒋还小，不能广揽人才和广纳各派势力。 自guó mín dǎng“清党”fǎn gòng后，形成了蒋、桂、阎、冯四大军事系统及后来转入guó mín dǎng的东北军系统，政治派别组织也如雨后莠草，到处滋生。它们为争夺对guó mín dǎng中央的控制权，翻云覆雨，今仇明友，互相攻讦，而蒋介石则以三届中央的号令要把“削藩策”进行到底，幻想尽速实现政治、军事的统一。各地有相当实力的新军阀，相继起而反抗，bào发了一起又一起的混战。蒋利用政治分化，金钱收买，封官许愿等手段，拉打结合，各个击破，最终击败了所有对手。 蒋打击的第一个目标便是桂系。桂系是1927年8月通蒋下野的主谋，蒋对此一直嫉恨在心，要算这笔旧账。更主要的是桂系势力发展过快，南有广西根据地，北有唐山地区白崇禧率数万之众虎视南京。其主力又虎踞武汉，卡住了南京上游。它对蒋介石的威胁最大。因此他要首先除掉桂系。当时桂系内部矛盾重重，又战线太长，首尾难顾。蒋桂相争对蒋有利。于是，蒋利用湘案，兴师问罪。 桂系首领也看穿了蒋介石的险恶用心，不甘心坐以待毙，积极采取防范措施，要与蒋介石争个高低。 湖南是蒋、桂争夺的焦点。桂系决心要把湘政完全控制在自己的手里，因湖南是连接广西的通道。蒋则力图截断桂系的通道，防止其势力扩大，因此也极力控制湖南。于是蒋、桂在湘省展开了激烈的争夺，遂导致湘案的发生。 第23章 密谋fǎn gòng，五次“反剿”(4) 1928年5月，李宗仁免去程潜湖南省主席职务，以第2军军长兼18师师长鲁涤平代替。但鲁日渐亲蒋，与桂系貌合神离。蒋为准备消灭桂系，秘运武器给鲁涤平。桂系遂决心倒鲁。1929年2月22日，桂系采取先斩后奏办法，以武汉政治分会名义，突然免去鲁涤平湖南省主席职务，由原唐生智部将领、现属桂系的第19师师长何键接任。同时派桂系将领率兵入湘，鲁涤平措手不及，被迫退入江西，这就是所谓“湘案”。 “湘案”成为蒋介石讨桂的导火线。3月13日，蒋介石cāo纵guó mín dǎng中央政治会议做出了关于处理湘案的决议，对有关将领给予免职处分，对李宗仁则未予追究，“湘案”似乎解决，实际并非如此。蒋一面对“湘案”做出处理，一面加紧策划一举灭桂的计划。采取了先瓦解河北白崇禧部、武汉李宗仁部后再拆散粤桂联盟，以达到全胜的目的。 在蒋介石一生的军事生涯之中，借刀杀人的事例可谓无数，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在蒋桂战争中利用唐生智策反旧部打败“小诸葛”白崇禧，从而一举击溃桂系。 蒋介石第二次誓师北伐，出于对桂系的怀恨，没有派桂系的第四集团军参加北伐。但是，在日本侵略军制造了“济南事变”以后，蒋介石为避开与日本人的矛盾，决意北伐绕道进行。鉴于局势的变化，蒋介石接受了冯玉祥的建议，派第四集团军参与京汉路正面的作战。 白崇禧在郑州会晤蒋介石后，随即誓师北伐，参与对奉军的战斗。这样，北伐军势力大增，奉军节节败退。桂系携北伐以来的余威，很想藉此将京、津地区据为己有。白崇禧率领的六个军很快赶到了长辛店，在东方饭店设立前敌总指挥部。白崇禧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就表达了喜悦的心清，他说：“自古以来，凡是统一中国都是由北而南，从未有由南而北完成此一神圣大业的。太平天国时两广军队曾一度进抵天津，至于北京，诚哉其为破天荒也。” 俗话说“功高震主者身自危”。随着白崇禧所部桂军在北方的威望日益高涨，蒋介石渐渐地不能容忍了。 本来，蒋介石召开全国编遣会议和guó mín dǎng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目的，就是为了剥夺了其他派系的权力，但没有一个肯俯首听命。蒋介石不能容忍这类情况继续下去，他要给不听话者一点颜色看看。不过因为自己力量所限，又不能全线出击，只能各个击破，杀一儆百。蒋的首要目标就是桂系。一来，桂系离京畿地区较近，对中枢威胁大；二来桂系军队从北向南沿京汉路一字摆开，首尾不能相顾，相对容易攻破。蒋介石为了消灭桂系，起用了唐生智。唐生智反蒋，谁都知道。宁、汉分立时唐生智与汪精卫联合，东征讨蒋，后来被李宗仁、白崇禧所败，下野去日，伺机再起。1928年他从日本到上海，guó mín dǎng内的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蒋、桂矛盾激化，战争一触即发。在蒋、桂两派之间选择，他选择了蒋。唐生智虽然反蒋，但桂系把他赶下台时，蒋介石曾关照过他，所以他对桂系怀恨在心。对蒋则有所原谅。更何况他要东山再起，还得依靠蒋介石的力量支持。这样，蒋、唐这对昔日之敌，而今为友，在共同讨桂的目标下他们勾结起来。唐生智成了推倒白崇禧的一张王牌。 白崇禧带到河北的部队，即是打败唐生智后收编的唐氏旧部李品仙、廖磊的部队，其建制基本未动，只是白崇禧赶走了三十六军军长刘兴，换上了廖磊，番号变成五十三师。自进北平后，白所部想长驻河北，由于和阎锡山争利，受到阎的冷遇，日子并不好过。蒋介石提出裁兵，白崇禧主张戍边，yù带三五万人去开发西北，但手下官兵多是湖南人，又都希望早回湖南家乡，恰与白的想法相左。随着白氏在河北驻扎时间的延长以及戍边计划的披露，官兵普遍产生离心倾向，怀旧心理日强，希望唐生智能够东山再起，回到部队中来。这一倾向没有逃过蒋介石的眼睛。至此，蒋氏设计了扶唐驱白的计划。 1928年9月，蒋介石密命刘兴北上策动白崇禧部反正。刘兴被白崇禧赶走以后，对白恨之入骨。刘兴到天津后，即与他以前的幕僚长、当时的五十三师参谋长周武彝取得联系，周氏以办理三全大会代表报到手续做掩护，前往南京活动。之后便去上海拜访后唐生智。见到唐生智后，问唐是否想重返军界，重掌旧部？唐说：“我虽有此心，却无此力。” “如果有人大力资助你呢？”周进一步追问。唐说，“当然求之不得！可是又谁知那些老部下的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25 章 度如何？”周说：“你的部下投到白崇禧的门下是不得已的权宜之计，如今也不情愿驻在河北。现在介公出资相助，你出面重新招回旧部不成问题。” 两人就这样敲定了。随后周由沪赴宁，向蒋介石表示他们竭诚拥护中央，要求唐生智重新指挥部队。蒋介石见他的部署已获成功，对周氏加以赞许，并指示他们立即动身北上。嗣后，唐生智携带巨款，在周武彝的陪同下乘日轮由上海北上去天津。 这边拉唐入伙，那边已打通了唐氏重返旧部的道路。蒋介石事前即派何成浚接替吴忠信北平行营主任的职务，旨在孤立白崇禧。又在平、津、唐地区传播唐生智复职的消息。白崇禧看到苗头不对，计划率部南下浦口，为蒋桂战争做准备。但此时部队公开闹事驱白，他的指挥已经失灵。白崇禧见局势已无法挽回，幸好廖磊与他关系很好，在廖氏的掩护下，化装乘日轮逃往上海。 这时，蒋、白已成了一对冤家。当蒋得知白乘日轮南下的确切消息后，密令上海卫戍司令熊式辉，待白到上海时立即将其逮捕，如该日轮拒绝搜查，可将该日轮击沉，日后再办国际jiāo涉。这个信息被上海市长张定藩获知，张在北伐时作为白崇禧的部下，两人关系融洽，所以张将这一消息透露给李宗仁的夫人，李夫人当即找第四集团军驻沪办事处，和该处人员去日本轮船公司协商jiāo涉，结果由王季文搭乘另一南下日轮，在吴淞口发出信号，使白氏所乘日轮停在港外，王季文与白崇禧互换轮船。这样，白崇禧未进上海，直趋广州，得以幸免。蒋介石要杀白崇禧是很坚决的，有一次，刘兴到宋子文公馆，便听到蒋对刘峙说：“你回去把部队准备好，等候命令。”然后蒋又同刘兴jiāo谈了一些生活情况后，便以坚定的口气说：“我要你到北方去，把白崇禧指挥的军队夺过来，所需费用由宋子文给你准备……如果能抓到白崇禧，就把他杀了。” 这样，蒋介石就成功地上演了一出借唐生智这把刀杀白崇禧的好戏。虽杀白崇禧不着，但是桂系也无形中被暂时消灭了。 蒋介石对付地方势力，向来是打一派，拉一派；没有永久的敌人，更没有永久的朋友。而且，蒋介石总是拉拢比较弱的一派，共同对付强的。例如在阎锡山和冯玉祥之间，他总是拉拢阎锡山，抑制冯玉祥，不是因为他喜欢阎老西，只是阎的势力与冯相比比较弱，符合他瓦解地方势力的原则。更重要的是，他最害怕地方势力联合起来，共同对付他，他的另外一个原则是，尽量在地方势力之间制造矛盾，使他们心生嫌隙，最后各个击破。 1926年，国民军在广东誓师北伐后，冯玉祥和阎锡山分别在五原和山西宣布响应，共同对付北洋军阀。北伐进行得很顺利，仅仅用一年时间就打到长江流域。接着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制造了南京政府和武汉政府的尖锐对立，冯玉祥为了让蒋介石尽快北伐对付张作霖，极力反对武汉政府，声称要以武力支持蒋介石。 1928年，在成功地消灭武汉政府后，蒋介石由guó mín dǎng中央推举为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并决定四个分会主席：广州政治分会主席李济深；武汉政治分会主席李宗仁；开封分会政治主席冯玉祥；太原政治分会主席阎锡山。guó mín dǎng新军阀四大派别，决定继续北伐，攻击张作霖。guó mín dǎng新军阀的总兵力达到70万人，张作霖的军队只有40万人。 蒋介石的第一集团军在津浦线上对付张宗昌，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孙良诚部，在鲁西南一带与孙传芳作战。阎锡山兵出娘子关，攻击石家庄。 guó mín dǎng军迅速北伐，张作霖看见大势已去，于6月2日发表出关通电，6月3日黯然离开北京，逃回东北。至此，北洋军阀政府历时16年，宣告结束，guó mín dǎng北伐取得胜利。guó mín dǎng的第二次北伐已经不同于第一次北伐，是新军阀的分赃活动。在旧中国，军阀为了扩张势力，最看中的是地盘，有地盘就有兵、有qiāng，也就有了政治地位。因此，北伐结束后不久，四大集团军就围绕如何分赃，各自动起了心思。 从功劳上讲，冯玉祥的第二大集团军为北伐出力最大，承担了主要的战斗，而且第二集团军英勇顽强，给人印象深刻。在北伐前，冯玉祥被北洋军阀赶到西北地区，西北地区向来土地贫瘠，人口稀少，是没有几分油水可捞的。冯玉祥十分想获得东部有油水可捞的地区，最好是北平和天津，仅仅对外海关收入一项，就比甘肃一省还要多。按照冯玉祥的想法，他肯定将得到这两块地方，因为二次北伐，他出力最大，对蒋介石的支持也最大，蒋介石肯定会投桃报李。 阎锡山也在打自己的算盘，山西军队在北伐中出关比较晚，刚出娘子关，重要战斗已经结束了，阎锡山自知自己的贡献比较少，但这并不意味着阎锡山不想乘机捞地盘。阎锡山虽然出力少，但其政治手段圆猾，诡计多端，是冯玉祥不能比的。阎锡山考虑蒋介石的军队都在南方，一时半刻不能驻扎在北方，所以与他相争的只能是第二集团军了，他明里暗里支持蒋介石，共同对付冯玉祥。1928年5月30日，蒋介石到石家庄，会谈之中，阎锡山挑拨道：“请你翻开历史看看，哪个人没吃过他（指冯玉祥）的亏？”蒋介石点头不语，阎锡山看到效果已经达到，随之就换了一个话题。 从蒋介石的角度来说，将华北的任何地方让给别人都是不可能接受的，但蒋介石也有难处，他的军队刚刚组建，很多都是杂牌，部队战斗力不强，还难以对付第二和第三集团军。如果在华北占领的地方太多，势必会使自己的军队战线拉长，造成冯玉祥和阎锡山的联合，这样自己就危险了。所以，华北地区是绝对不能要的，但华北给谁呢？作为中央政府，蒋介石的态度非常重要。 二次北伐后，四大集团军都有很大扩张。蒋介石的第一集团军和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都扩张到40万人，而第三集团军还只有不到20万人，第四集团军的人数更少。从实力对比看，冯玉祥与自己的力量最接近，威胁最大，而且第二集团军军纪严，战斗力强，这是更要注意的。如果将比较富裕的山东、北京和天津jiāo给冯玉祥，刺刀加上金钱，不知道会给自己造成多大挑战。这时，巧于心计的蒋介石已经倾向于将北京和天津jiāo给第三集团军了。但冯玉祥毕竟出力最多，如果战后“分赃不均”，第二集团军说不定会闹成兵变，到时又如何收拾？想了一会，蒋介石决定利用冯玉祥这个人爱面子、讲意气的缺点，用计涮他一次。 6月2日，蒋介石又到达新乡与冯玉祥见面，对于河北和北京、天津地盘的分配，先不表明自己的态度，而是征求冯的意见。冯玉祥久居西北贫瘠地区，十分希望得到北平和天津，但是他爱好面子，不愿意给人以争权夺利的印象，而且在内心也认为以上地方非自己莫属，就没有直接地说出自己的真实意图，而表示一切都听中央的。蒋介石看到冯玉祥果然上钩，就立即说出了把河北与北京、天津让给第三集团军的主张，并以公允的口吻说出了理由： “第二集团军拥有鲁、豫、陕、甘、宁、青6省，不算少了，第三集团军才不过晋、冀、察、绥4省，也并不算多，况且平、津两地外jiāo关系复杂，不易对付，万一发生意外，难保不造成第二个济南惨案，大哥xìng情刚直，不适宜和外国人打jiāo道，就jiāo给阎锡山去应付吧。”冯玉祥当然十二分的不乐意，但刚刚说过一切听中央的，话音未落就反悔，实在说不出口，只好继续装出无所谓的样子说：“只要军阀国贼铲除干净了，我就十分满足了，别的事情，怎么办都可以，还是请你酌定吧。”话虽然说得漂亮，但冯玉祥并不甘心，他认为，自古以来攻城得地都是“先入关者为王”。现在，蒋介石的权术使最先到达北京的阎锡山进城接收，冯军将领无不大骂。 虽然冯玉祥不满，但蒋介石抑制了第二集团军的发展，更何况驻扎北平、天津的不是第一集团军，而是第三集团军，冯玉祥将无名之火算到阎锡山头上，给二人的不和制造了潜在因素。这样，蒋介石就以中央名义居间调停，把如意算盘打得好精。 但蒋介石小看了他的对手，特别是阎锡山这个老狐狸，他自己知道无功受禄，来之不正，况且第二集团军地盘正跟自己挨着，兵力又比自己强大，如果打起来，就会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到时蒋介石会不会帮助自己，就很难说了。所以，阎锡山占据了北平和天津后，就派人急忙跟冯玉祥修正关系，试图拉拢冯玉祥共同反蒋。蒋介石做梦也想不到的是，阎锡山的这一招居然应验了。北伐不久，阎锡山和冯玉祥开始联合反蒋。 蒋介石十分清楚，倒蒋的主要首领是阎锡山和冯玉祥，他认为上次买通了韩复榘、石友三讨冯而没有捉拿到冯玉祥，是一大遗憾；后来，施计策在郑州没有活捉到阎锡山，又是一大遗憾，反而使他们勾结起来造反。因此，这次中原大战，除了军事打击外，在政治宣传上得把阎锡山、冯玉祥搞臭。除了将阎冯罪恶行径公布于众外，蒋介石还亲自发布了《为讨伐阎冯告将士书》、《告国民革命军全体将士文》及《阎锡山扰乱党国叛迹昭彰》、《北方反动势力的丑态》、《阎冯勾结反动余孽捣乱情形》等檄文，大造讨伐阎、冯的舆论，争取人心。 4月8日，蒋介石带着其德国军事顾问到了徐州，主持召开军事会议，在研究讨论了作战部署后，蒋介石对与会的高级将领训话，他厉声说： “阎逆实为祸首，冯逆同为逆魁，其余桂逆尚属局部之患！” 说着，他挥着手说： “作战的关键问题，是对敌兵的杀伤。只有对敌兵的杀伤，才能解决战事。你们应当大胆放手地尽量利用我们的优势pào火，予敌人以重大的杀伤。” 是时，蒋介石用尖锐刺耳的声音，挥着拳头，声色俱厉，特别是对于“杀伤”两个字，更是加重了语气。 到这时，以阎冯为一方，以蒋为一方的中原大战已准备好了。当时双方的兵力部署是这样的： 阎锡山为首的倒蒋的联军，叫中华民国军，大致为八个方面军。即：桂军为第一方面军，由李宗仁统率，出兵湖南，进趋武汉；西北军为第二方面军，由冯玉祥统率，担任河南境内陇海、平汉两路作战任务，分向徐州、武汉进攻；晋军为第三方面军，由阎锡山统率，担任山东境内津浦、胶济两路作战任务，与第二方面军会攻徐州，然后沿津浦线南进，直捣南京；石友三部为第四方面军；内定张学良为第五方面军；内定刘文辉（四川）为第六方面军，何键（湖南）为第七方面军；又加派樊钟秀第八方面军总司令。倒蒋联军共70万人。 第24章 密谋fǎn gòng，五次“反剿”(5) 阎锡山抱着争夺国家元首的野心，在这次战争中拿出他的全部资本，把晋军全部兵力20多万人动员起来参加战斗；冯玉祥也把他的西北军26万兵力全部动员开赴前线。他们要对蒋介石进行一次破釜沉舟的决战。 蒋介石投入的总兵力约60万人，嫡系与杂牌军各半，面对倒蒋联军的攻势，蒋介石将其部队编作四个军团：以韩复榘为第一军团总指挥，在山东据守黄河南岸，以阻晋军沿津浦线南下；刘峙为第二军团总指挥，率蒋的嫡系部队，沿陇海路西进；何成浚为第三军团总指挥，统率驻守河南、湖北的杂牌军，集结于平汉路许昌以南地区，牵制西北军主力；陈调元为预备军团总指挥。 1930年5月1日，蒋介石在南京举行誓师典礼并发表了《讨阎誓师词》，11日下达总攻击令，双方开始大规模接触，蒋阎冯中原大战正式bào发。 中原大战的第一qiāng是从双方争夺陇海线上的归德开始的。 归德就是今河南商丘，为陇海线上的战略要地，它扼陇海入豫之咽喉，为安徽、山东、河南三省之要冲，这么重要的战略之地，阎、冯却把万选才、刘茂恩这些杂牌部队摆在这里，而万选才又把素质不良的万殿尊、石振青两个师放在归德城中。蒋介石遂决定选此为突破口，突破冯、阎联军防线，而后乘军威，再与阎、冯主力决战，迫使阎、冯军处于被动地位，从而争取战场的主动。 南京方面进攻归德城的军队为刘峙之精锐教导师及第一师、第二师、第十一师。攻城之战从5月15日开始，两日后，万、石部先后弃城而逃，很快向南京方面投降。蒋军占领归德后，继续西进。21日，刘茂恩在宁陵突然劫持了万先才，在战场上倒戈附蒋，晋军大受挫折，右翼阵脚发生了动摇，急向后撤。蒋介石来到归德督战，想一举把陇海线正面的晋军打垮。 倒蒋联军重新作了部署，全线发动攻势。阎锡山集中了九个pào兵团324门大pào的火力，实行墙壁shè击，蒋军损失惨重。西北军大量歼灭了蒋军的有生力量，cāo纵了战场的主动权。一次，冯的骑兵部队郑大章部夜间急驰80多里，奇袭朱集东站附近的归德飞机场，烧毁蒋军飞机十多架，俘虏机师和地勤人员50多名。这时蒋介石就在朱集车站的列车里，守兵不过二百人，列车没有接火车头。蒋介石想跑不能，吓慌了手脚，几乎被擒。 此时，反蒋的声浪几乎弥漫全国，而蒋在军事上又打了败仗，蒋的亲信、guó mín dǎng元老张静江来到前线，对蒋发火道： “你今天消灭甲，明天消灭乙，闹得人人自危，这样发展下去，将来如何以善其后呢？” 蒋介石忿然作色而又充满自信地说： “只要人们要官要钱，我就有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26 章 办法！” 很快，蒋介石采取了以优势兵力迅速解决南方之战，然后集中兵力对付冯、阎的战略。于是，蒋介石派何应钦率领广东陈济棠部、朱绍良部和湖南的何键部，以较优势的兵力与南方的桂系、张发奎部作战。陈济棠的粤军从南面断了桂、张的归路，蒋又调了九艘军舰进入洞庭湖参加作战。桂、张军在前有重兵阻击，后有追兵截尾的困境下，掉头撤退，又遭蒋军三路夹击，大突围中损失惨重，撤回广西，从此一蹶不振。 蒋介石打败桂、张之后，集中兵力与西北军和晋军作战。这时蒋介石看出阎、冯之间的矛盾已经明显暴露。冯军奋力苦战，晋军却想保存实力，双方配合不足，而又相互拆台。阎锡山于战，争开始不久，就断了冯军的接济，使之吃穿无着，弹械匿乏，冯军吃尽了苦头，冯玉祥气得发火不已。 针对阎、冯的情况，蒋介石决定采取把晋军打垮，把西北军拖垮的方针，将军队集中到津浦线打阎锡山。8月1日，蒋军在津浦线发起全线总攻，很快将晋军逼退到泰安。阎锡山吃到苦头，赶快送给西北军大批给养，求其配合作战，但临时抱佛脚，为时已晚。 晋军的战斗力向来很弱。山西盛产鸦片，官兵几乎都是大烟鬼，时逢大雨连绵，晋军的大烟qiāng点不着火，吸不上鸦片，全军将士精神不振。但蒋介石从德国买来的大pào却在大雨中不停地轰鸣。晋军招架不了，节节败退，于8月15日放弃济南。蒋军各路大军追杀甚急。晋军在黄河南岸立脚不住，数万大军乱哄哄地抢渡黄河，被水淹死和蒋军飞机zhà死者无数，其状惨不忍睹，晋军大败。 被蒋介石拖在陇海线上的西北军，一向待遇低，生活苦。冯玉祥的封建家长式的治军方式，表面看来军纪森严，人人尊敬，服从冯玉祥，实际上西北军整天为军阀争战，早已不耐其苦，渴望有改善现状的机会。蒋介石看到西北军的这一致命弱点，认为打西北军不应用pào弹，而应该采用“银弹”和“ròu弹”的攻势。 原来，人生之中，往往跳不出酒色财气四字的圈子，在这场大战中，蒋介石把这四个字玩的相当熟，而阎、冯这些土皇帝，恰恰丢了这四个字，所以蒋介石逐渐占了上风。蒋介石的第三军团总指挥何成浚，在漯河城中一所宽大的室院里办起了“军中之家”，一应设备十分的讲究，从武汉寻来一批中外名厨师都集中在其内，又从上海、南京、武汉寻来大批的jì nǚ，放在军中之家，名为“慰劳队”。军中之家还设有赌场。进了军中之家，吃喝玩乐样样齐全，何要用糖衣ròu弹来俘虏其率领的杂牌军将领。军中之家的头头由其兵站总监督俞飞鹏兼任，俞极精赌博，自然成为军中之家赌的组织者。他和何成浚一搭一挡，配合得珠联璧合，把个军中之家办得红红火火。 这军中之家果然敌过了十万雄兵，一下子就把杂牌军将领们的心粘住了。每天军中之家内杯盏狼籍，酒酣耳热，赌博台上吆五喝六，烟灯旁吐雾吞云，jì nǚ房中打情卖俏。何的这一手，直把那些杂牌军将领制的服服贴贴。许多关系到战争的关键问题，都在这欢乐的气氛中，顺利地解决了。 蒋介石认为这是个好办法，遂即命令陇海线六个守备区都在前沿办起阵地俱乐部，特命南京政府军事参议院院长负责办理此事，用火车车厢、或者汽车，布置成流动酒店，备有中西大餐、烟具、赌具、雇佣上海舞女、jì nǚ充当招待。凡是西北军官兵前来，均请人内，任其受用，分文不取。玩乐之间，蒋介石的特务从中拉拢。临走时还根据官阶的高低，对蒋军的作用大小，赠送数额不等的现金，以及烟酒等物品，进行收买。饱尝艰苦生活的西北军官兵，自然就被软化降伏了，他们羡慕蒋军的这种高待遇，很多人想改换门庭，或消极，或充当了蒋军的坐探。 蒋介石将津浦线打垮了晋军的部队集中到陇海线上，9月6日，蒋军开始总攻，阎锡山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已密令陇海线晋军全部退回到黄河以北，使冯军形成孤立难支的形势。冯玉祥指挥西北军奋力冲杀，但遭到蒋介石“银、ròu两弹”打击后的西北军已今非昔比，斗志锐减，开始向陕西退却。 正当反蒋联军失败已成定局时，少帅张学良于9月18日通电，要求：“凡我袍泽，均宜静候中央措置”，反对阎锡山、冯玉祥，就任南京政府陆海空军副总司令，明确支持蒋介石。19日，东北军两个军陆续入关，到10月初，平津及河北被东北军全部接收。反蒋联军的形势急转直下。 中原大战bào发前夕，蒋介石和反蒋联军双方都去争取张学良，张表示严守中立。蒋委任杨杰制定作战方针时，杨对张学良的价值估计很高，他提出：成败的关键在于能否争取到张学良。蒋介石接受了杨的建议，不惜代价，竭力争取张学良。 张学良虽是满口“王八犊子”的粗人张作霖之子，但自幼受到了极好的教育，有较好的现代文明知识，也十分洞悉世界大事。他极为聪颖，虽生在锦衣玉食的“关东王”之家，自幼没有涉世的艰难，也是吃喝玩乐惯了，但这位花花公子却称得“吕端大事不糊涂”，1928年的东北易帜，完成了全国的统一。张学良的这一步棋走对了，因此他的声望在国人的心中也顿然改掉了那“胡匪”的印象，都认为他是中华大地新升起的一颗政治明星。 在阎、冯与蒋力敌的重要当口，张学良反复权衡国家大事。他看到了上海《申报》的一幅政治漫画。那画画着阎锡山一手拿着算盘，一手拿着烟qiāng，冯玉祥一手拿着窝窝头，一手拿着大刀，蒋介石一手拿着一大叠崭新钞票，一手拿着一支勃朗宁手qiāng。不禁对左右心腹说： “冯、阎二人，完全是北中国土窝里的土皇帝，娶小老婆都还要小脚女人，这样的人决谈不上什么开明政治主张，只能凭qiāng杆子称王霸，别说没有力量统一全国，就是统一了中国，凭他的智力和知识水平，也治理不了国家。” 当下，张学良与心腹谋士商定，认为只有蒋介石能统一中国。蒋手下延揽了大批的人才，文有文的、武有武的。是治理国家的样子，虽非明主，但比冯、阎这些土皇帝文明多了，中国之统一，非蒋莫属。中国只有统一了，才能抵御时时要侵吞中国的日本帝国。遂暗中决定附蒋讨冯、阎。后来的历史证明，张的这一步棋走对了。这也是张学良进入20世纪上半叶中国政治舞台后走的第二步棋子。 张学良在两派相拉入伙的形势下，静观风向达半年之久。开始，他力主和平，极力想避免东北军卷入这场内乱，他曾多次发表和平通电，希望通过协商解决分歧。因为，东北面临日本帝国主义的严重威胁，父丧未久，内部未稳，如参加内战引起内部分裂，家仇未报，还给日本帝国主义以可乘之机。他曾给东北上层元老张作相回电，内称：“名分决服从中央，举动必以东北三省福利为前提而慎重考虑。” 蒋介石为争取张学良煞费苦心，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决心要把张学良拉到南京政府一边。他派出亲信张群、李石曾、吴铁城等人轮班长期盯在张学良的身边，张学良到何处，蒋介石的人跟到何处。蒋介石指定中国银行对他们用款充分供应，只要达到目的，不拘数字。蒋许给张学良以华北地盘的实际权益，先委任张为海陆空军副总司令，又委任东北军将领于学忠为平津卫戍司令，王树常为河北省主席，以后，又委任胡若愚为青岛市长，王家帧为外jiāo部次长。自从东北军于1928年6月被南京政府军赶出华北后，东北军和张属下的官员对于重返华北再据京津早已绝望，而今天竟然不费吹灰之力成为现实，其诱惑力可以想见。蒋介石还请出英、法公使充当说客，对张学良也有不小的影响。 同时，蒋介石还有更yīn险的招法，就是分化瓦解东北军，以高官厚禄买通张学良的部下，如蒋以三百万现洋收买了东北军23旅旅长马廷福率兵叛变，这使张学良很忧虑，他知道蒋介石这个人不择手段。最后，张学良从东北军集团的利益出发，站在了蒋介石的一边。 相形之下，反蒋派拉张学良的手段就大为逊色了。首先他们拿不出什么切实的优惠给张学良，态度又比不上蒋介石那样坚决，那样“诚恳”，使张感到阎、冯对自己不够尊重。阎锡山和冯玉祥所派的代表孔繁蔚、贾景德和薛笃弼是两手空空去沈阳，“阎发给贾旅费1000元，冯发给旅费500元”不几天就花光了，在沈阳官场应付都不敢露面，更谈不上拉拢，对张学良的行动也是一无所知。他们只是卖着阎锡山一套友谊空话，什么“一心一德，共同救国，相见以诚，信守不渝”等等，根本打不动张学良。而张学良却“总是闭着眼睛打瞌睡”，和“只谈几句普通应酬话，没有涉及大局”。 有人很形象地说：蒋、阎对张学良的争取好像一场市侩流氓与乡间土财主的竞争，土财主爱财如命，一毛不拔，自然胜不过敢下赌注的市侩流氓。张学良终于倒向蒋介石，东北军主力入关，这就最后决定了阎锡山失败的命运。 反蒋联军在战场上与蒋军激战五个月，联合反蒋的改组派和西山会议派在会场上也舌战了五个月，最后演出了一幕阎锡山“五九小朝廷”的历史丑剧。阎锡山从4月1日宣誓就总司令职开始，就希望汪精卫赶快由香港北上主持局面。而汪精卫却于桂、张失败后，才把希望寄托在北平，于7月23日转道日本到达北平。在他的拉拢拼凑下，终于在8月7日召开了“中国guó mín dǎng中央党部扩大会议”。扩大会议选举了常委、秘书长及委员会主任、委员等，通过了宣言，决定组织与南京对抗的国民政府，选举阎锡山、汪精卫、冯玉祥、李宗仁、谢持为国府委员，推阎锡山为国民政府主席。反蒋派从组织形式上大联合了，但这时阎、冯军队在战场上已呈败局。 阎锡山满脑子封建帝王思想，也和袁世凯一样，作皇帝梦，想登“五九”之尊，他选择了民国十九年九月九日九时九分这个“黄道吉日”，在北平怀仁堂宣誓就任国民政府主席之职。此举，一般称之为“五九小朝廷”，是为了凑成个“九五”之尊吧？但是，第二天，张学良就让东北各省市的guó mín dǎng党部致电南京guó mín dǎng中央党部，提出反对北平扩大会议的八项理由，并称扩大会议的参加者是：“军阀余孽，失意政客、野心党痞、不逞之徒。” 同一天，张学良召开了东北军高级将领会议。会上，张学良讲了一番很漂亮的话，他认为： “阎、冯合作，事如有成，二人必定决裂。至于扩大会议，西山会议派本诋汪兆铭、陈公博为‘赤化’；汪、陈改组派亦骂西山会议派为叛徒，他们的结合，只是暂时，将来定要水火。” “蒋先生系一yīn谋家，但他能容纳大批人才，见过大世面，也能听些别人的意见，当今能统一中国的，只有蒋先生。他本想以军事解决西北，以政治解决西南，以外jiāo解决东北。” 最后张表示： “我们为整个大局计，必须从速实现全国统一，早停内战。最近阎、冯的军队业已退到黄河以北，石友三也开始动摇，如果等待蒋先生打败了阎、冯，东北军就失去了举足轻重的地位，蒋先生也就不必借助东北军了，我们也失去了恢复东北军华北势力范围的机会。所以，我们不可再坐视，必须即刻出关援助蒋先生！” 于是，张学良就在9月18日发出拥护中央、呼吁和平的通电，进兵关内。 在蒋军的强大攻击下，晋军撤回山西老巢，冯部退出河南，残部一部分由鹿钟麟统率退往河北，转入晋南，另一部由宋哲元率领退往潼关以西。 中原大战以蒋介石的胜利，阎、冯的失败而结束。11月4日，阎、冯在太原联名发出致张学良的支电，声明即日下野，“释权归田。”阎避住大连，冯玉祥移居汾阳。 蒋介石让张学良改编晋军，他自己收编西北军。张将晋军加以整编，由原来的10个军40多个师缩编为4个军8个师，以商震、徐永昌、傅作义、杨爱源4人为军长。蒋介石对冯玉祥的西北军是化整为零，各个消灭，将其变为自己的工具。蒋把西北军的主要将领委派为某路某路的指挥，调换了驻地，把几支部队隔离开来，把退入山西的宋哲元改编为29军，由宋任军长。至此，冯玉祥经营了20多年的西北军全部瓦解，冯玉祥从此失去了与蒋介石对抗的实力，不再直接参加军阀混战。这也成为他转向民主派的起点。 阎锡山后来乘“9？18事变”之机，潜回山西，与蒋介石达成妥协出任太原绥靖公署主任，这以后阎已没有同蒋对抗的实力，更加圆滑处世。老老实实成为蒋介石的部下。 第25章 密谋fǎn gòng，五次“反剿”(6) 三次“围剿”红军 自1927年4月和7月两次fǎn gòng政变后，中共转向地下。8月1日，南昌由周恩来领导举行“八一”起义，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军队。继之中共中央由瞿秋白主持，第三国际支持下，召开“八七”会议，决议举行秋收bào dòng，罢免陈独秀总书记职务，对蒋介石进行反击！从此开始，中国工农红军在各地建立。 1927年9月有máo zé dōng领导的秋收bào dòng；1928年4月，朱德和máo zé dōng会师井冈山，建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朱任军长，毛任党代表；1927年12月，在鄂豫皖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吴光浩任军长，戴克敏任党代表；1928年7月，该军又改编为红十一军三十一师；军领导不变。以后又成立三十二师、三十三师。1930年，又改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27 章 编三个师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军长许继慎，政委曹大骏，副军长徐向前。 1929年12月11日，广西建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张云逸为军长，邓斌（邓小平）任政治委员。1930年2月，于江西兴国成立红三军，黄公略为军长，蔡会文为党代表。1930年5月，于闽西成立红十二军，邓毅刚为军长，邓子恢任政治委员。 6月，红四军、红三军、红十二军，组成红一军团，朱德任军团长，máo zé dōng为党代表，朱云卿任参谋长。不久，原红军的第四纵队又和闽西地方部队组建成红二十军、二十一军、二十二军。军长为刘铁超、李力一、陈毅三人。 8月，红一军团与同年6月由彭德怀建立的红三军团（在鄂东南成立，彭任总指挥，黄公略任副总指挥，滕代远任政委）合成红一方面军，总指挥为朱德，副总指挥为彭德怀，总政委为máo zé dōng。红三军团辖红五军（1928年7月建成红五军，彭德怀任军长，滕代远任党代表）、红八军（1930年6月建立，何长工为军长，邓乾元任政委）、红十六军（1930年7月建立，军长为周礼）。 1930年1月，建立红六军于鄂西，先由孙德清任军长，后由邝继勋任军长，政委为周逸群。6月，红二军成立，改由孙德清任军长，朱逸之任政委，合编成红二军团，总指挥为贺龙，政委为周逸群。原红六军政委由柳直荀担任，段德昌任副军长。 红十军于1930年8月1日建立于赣东北，军长为周建屏，赣东北主席方志敏兼政委。 1930年7月，在湖北考田组建成红十五军，军长蔡申熙。 总计以上，大体上到1930年秋，中国工农红军已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十、十二、十五、十六、二十、二十一、二十二等十五个军左右。到10月，共有一至十六各军和十八、二十、二十二、二十六、三十五共二十个军，约十余万人。各军军长如下： 总可令朱德赣南 第一军许继慎约五千鄂东麻城 第二军贺龙（兼）约一万鄂西 第三军黄公略约八千赣南 第四军林彪约八千赣南广昌 第五军彭德怀（兼）约三万赣南东韶宁都一带 第六军段德昌约一万鄂西洪湖地区 第七军李明瑞约七千粤北乐昌 第八军李杰约三千赣南 第九军蔡成熙约二千鄂豫边区 第十军方志敏（兼）约五千赣东北 第十一军古道中约三千闽赣边区 第十二军伍中豪、罗炳辉约六千赣南 第十五军蔡申熙约三千鄂东 第十六军孔荷宠约三千湘赣边区 第十八军李幼军约二千赣西 第二十军刘铁超约三千赣南 第二十一军李力闽西（红二十一军12月改编为新十二军，由左权任军长，黄蕤任政委） 第二十二军陈毅约三千闽西 第二十六军杨岳斌约二千闽西 第三十五军罗桂波约三千闽西 蒋介石于1930年9至10月，歼灭了阎、冯军后，又开始对迅速壮大的中国工农红军进行进攻，真是一个国内战争又接着一个国内战争，全以战争解决一切内争，而不知政治解决和民意解决为何事。这时，蒋介石对红军还是很轻视的。他在河南省柳河总部对自赣援豫的第五十师师长谭道源说：“你马上开回江西去。江西之匪，羽翼未成，算是地方事件，问题不大，请你帮助咏安（鲁涤平号）负责肃清。”谭立即要求加派军队帮助他回赣作战。蒋却说：“补给可以，加派军队的事，我看现在足够，往后再说吧！”谭退下后，就对其参谋长李家白说：“这回担子很重，只怕不好收场。” 本年（1930年）10月31日，蒋介石正式皈依基督教，于上海由邝牧师亲自主持洗礼。邝以圣水洒蒋之头，并问将愿意真心诚意信奉基督教否，蒋答以“是”。从此以后，蒋就正式成为基督教徒，《圣经》不离左右，经常诵读。他从教义中吸取力量，辅佐其儒家正统思想，不断战胜困难，以坚韧之力向前进取，以达其在专制独裁下统一中国，并改造中国经济、文教和吸收西方技术复兴中国之目的。他为复兴中国，决意先消灭中共而后实行，而不与中共以合法地位，互相在政治上进行平等讨论，却以武力解决政争，大打内战，祸国殃民，遭到全国人民的唾弃，结果一败涂地。 蒋略事部署后，于1930年12月19日至1931年1月3日，进行了对江西红军的第一次“围剿”。战争地区主要是临川、广昌、雩都、永新一带。江西红军反“围剿”力量约为六个军直接参战。guó mín dǎng军队为十二个步兵师和三个旅，共十四万人；但只有三分之一部队直接参战。 赣南为多山丘陵地带，其间西有赣江，东有汝水，山间溪流颇多，jiāo通很不发达，只有少数公路和一段铁路。水路仅赣江可以通航。春季为雨季；夏季为旱期；秋天则多暴风雨。总之，此处利于游击战和运动战。 12月13日，蒋介石亲自到汉口，召开湘鄂赣三省“剿匪”会议，任命南昌行营主任鲁涤平为总司令，十八师师长张辉瓒为前敌总指挥。下辖： （一）朱绍良第六路军：毛炳文第八师、许克祥二十四师、张贞四十九师、刘和鼎第五十六师、周志群新编独立十四旅。 （二）鲁涤平第九路军：张辉瓒第十八师、谭道源五十师和三十二师、罗霖七十七师、公秉藩新编第五师（后改为二十八师）和新编十三师。 （三）蒋光鼐第十九路军：包括蔡廷锴第六十师、戴戟六十一师、刘夷第三十二旅、马琨（隶十二师）二十四旅。另外还有田曦航空第五队、刘芳航空第三队、张有谷航空第一队。这些部队，每师辖两旅四团，或三旅六团。团辖三营，营辖三连。全师约一万人或一万五千人不等。此次蒋全以杂牌军为其卖命。 此次“围剿”，蒋采取长驱直入战法，yù一举而歼灭江西红军。 红军以朱德为总司令，máo zé dōng为总政委。朱本人兼领第一军团，包括黄公略第三军、林彪第四军、罗炳辉第十二军；彭德怀第三军团，包括彭兼第五军、李杰第八军、孔荷宠第十六军（孔军未参战）。 当时蒋和鲁的军事部署是：由主力从永丰、安乐向东固、龙一冈方面进攻。并以二部由广田、石城、兴国进行助攻。yù将赣东红军包围于东韶、东固地区进行歼灭。 máo zé dōng和朱德的部署是：诱敌深入，退入根据地作战。 19日，鲁涤平第九路军新编公秉藩第五师攻占东固。红军撤退至黄陂、小布地区。25日，在小布召开誓师大会，主席台上挂了máo zé dōng写的一幅对联： 上联：“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cāo胜算；”（战术）。 下联：“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战略）。 这是máo zé dōng的战略战术。根据这种战术，红军从各个要地退出。张辉瓒十八师进入腹地，占领龙冈；公秉藩二十八师（由新五师改编）占领富田；谭道源五十师占领源头；许克祥二十四师和毛炳文第八师占领头陂；罗霖七十七师占吉安；刘和鼎五十六师占建宁。 红军第三军（黄公略）则隐避在龙冈、黄竹岭一带。12月29日，张辉瓒以其五十四旅留东固，以五十二、五十三旅和师直属队，由东固出发，向龙冈前进。此时，第六路军攻击麻田，向东关寨红军进攻；第九路军向萧埠、黄陂进攻。29日18时，张师进占龙冈、表湖地区。此处四面环山，不利防守。30日5时，张师继续东进。这时，红军以五、八、十二各军由龙冈之东、北、西（山地）三面突然进行围歼。12时至14时将张师两个旅分别包围。18时将张师全歼。张辉瓒被生俘，旋被处决。 公秉藩二十八师，见情况不妙，迅速撤回东固、富田一线。红军继而进出东韶附近，于1931年1月1日，潜伏于东韶附近山隘。当谭道源五十师于1月2日抵东韶时，红三、四、五、八军即由东韶以南以西，对谭师发起突然攻击，至16时，击溃五十师，谭突围逃生路，全师被歼灭过半。许克祥二十四师望而却步向头陂逃走。于是蒋之第一次“围剿”，经过龙冈、东固两主要战役宣告失败。 这次失败，蒋认为是未待各军全部到达，即行作战。并批评十九路军、第六路军未按时达到集结地，行动迟缓。实则是杂牌军不愿为蒋卖力和拼命，致使第九路军孤军深入而遭惨败。 第二次“围剿”，自1931年4月1日至5月30日。 战争地点仍在赣南。但此次以乐安、建宁、兴国三角地区为主战场。 蒋之军队比上次增加了七个师，共二十个师，又四个独立旅。其中有八个师和两个独立旅未参加战斗。蒋之全部“围剿”军约为二十万人。 这次以何应钦为总司令，下辖王金钰第五路军，包括公秉藩二十八师、郭华宗四十三师、上官相云四十七师、郝梦龄五十四师、罗霖七十七师。朱绍良第六路军：包括原来三个师，又新加胡琏第五师和路孝忱新五十三师，鲁涤平第九路军未参战。蒋光鼐十九路军缺刘夷旅。孙连仲二十六路军包括孙兼领之第二十五师、高树勋第二十七师、关树人骑兵第一师（未加入战斗），此外还有汤恩伯第一旅（第四师）和原来三个航空队。 红军方面：总司令和政委仍为朱德和máo zé dōng。共辖十八个军又一个独立旅，总兵力为八万余人。其全部参战军如下： 朱德第一军团：有原来林、罗第四军、第十二军以及陈毅第二十二军（代替原黄公略第三军）；彭德怀第三军团：以黄公略第三军代替孔荷宠第十六军。此外有段德昌第六军、李明瑞第七军、伍仲豪第九军、古道行第十一军、刘铁超第二十军、罗桂波三十五军、李文林新七军、杨岳斌新十军、周建屏新十一军、刘德新新十六军、曾养初预备第三军、刘坚独立旅。 第二次“围剿”中，蒋介石采纳了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封锁红军，逐渐缩小包围圈战略。yù最后一举而歼灭红军于一个小地区里。 红军反“围剿”则采取坚壁清野，诱敌深入，以伏击和奇袭方式打击敌人，等削弱敌军力量后，再一鼓而歼灭之。 3月27日，南昌行营主任何应钦下总攻击令。其四路大军于4月1日发起总攻，自闽西、赣西、赣北、赣南出兵（协攻），向建宁、乐安、兴国之间地区急进。 王金钰第五路军，分三路向东固进军，到4月7日占领富田、丁江、藤田。红军撤退。第五路军则继续追击红军。但因苏区坚壁清野，王军供应困难。5月16日晨，该路军之右路军（公秉藩二十八师）在东固附近白云山下将军帽被红三军优势兵力全歼；中路军郭华宗四十三师原准备协攻东固，亦因状况不明而停止进攻，旋也被红军歼灭。同时，红四军于九寸岭击溃上官云相四十七师。 孙连仲二十六路军，于4月1日进攻东韶、小布。5月中旬高树勋二十七师于中村被歼；二十五师退走。 朱绍良第六路军，则于4月1日以胡琏第五师、毛炳文第八师、刘和鼎第五十六师，分三路向广昌、头陂进攻。4月10日，第八师攻占广昌，与其他两个师会师。26日，第五师攻占头陂；第八师进攻白水。但因二十六路军尚在右侧背后面，第六路军为避免孤军深入，又退回广昌；第八师退守南丰。 5月26日，红军以两万余人主力军进攻广昌，战斗激烈，双方损失均为惨重，红军旋撤。29日，红军击溃刘和鼎五十六师于建宁。30日，红军收复建宁、南平、泰宁各地。何应钦奉蒋命，结束第二次“围剿”。 此次红军仍然用各个击破方式，粉碎了蒋介石第二次“围剿”。对此，guó mín dǎng的著作亦完全承认：红军“能在某一时间空间内，形成绝对优势，并能充分发挥，终能各个击破国军”。 第三次“围剿”，自1931年7月1日至9月20日。 围剿地点仍是赣南。具体地区是临川、黎川、瑞金、兴国、吉安、新淦之间地区，比以上两次战区均大得多。 蒋共调动十九个师、又两个旅和五个空军大队，总计人数为三十万。 这次蒋介石于6月21日亲自坐镇南昌，担任总司令，重新部署“围剿”战事，yù一战而获全胜。以何应钦任前敌总指挥，下辖何应钦兼领之左翼集团军和陈铭枢右翼集团军，卫立煌总预备军，吉、泰、万、赣守备军，毛邦初空军指挥部。 红军总司令仍是朱德，政委仍为máo zé dōng，下辖朱德第一军团之黄公略第三军、林彪第四军、罗炳辉十二军，彭德怀第三军团之彭德怀第五军、项英第八军、陈毅二十二军，máo zé dōng直属军团之刘铁超二十军、邓刚毅三十五军、曾养初新十三军、随营学校和李明瑞第七军、独四师等。主力军约五万人，比以上两次反“围剿”时均少得多。 这次“围剿”，蒋介石采取长驱直入、分进合击战略。 左翼自南丰向黄陂进击；右翼自兴国、永丰向黄陂进击；另一部防守赣江，阻红军西走。 红军则采取避实就虚，向敌后运动，并与赣东、赣北、赣西友军相呼应，对敌军仍取各个击破战法。 7月1日，陈铭枢右翼集团军分三路，向招携、宁都、沙溪、莲塘、兴国、沙村地区进攻；左翼集团军在何应钦指挥下，向黎川、广昌、黄陂进攻。 7月下旬，红军主力偷越蒋鼎文第九师和蔡廷锴六十师之间地带，次日与上官云相开战，第三天即击败上官四十七师。第四天于莲塘击败郝梦龄五十四师。经过三天行程，又赶到黄陂击败毛炳文第八师。10日克黄陂。三战三捷。 9月3日，何应钦又收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28 章 复黄陂。此时，左右翼两集团军，对红军开始缩小包围圈。何应钦左翼军陈、罗部和右翼军韩、蔡部转向北攻。红军又从以上诸部间隙中突围南进，于兴国地区集中休整。及蒋军发现包围落空时，红军已休整了半个月。同时，汪精卫在广东召开非常会议，蒋又分师粤赣边。15日，红军遂将疲敌五十二师击破。 18日，日寇关东军进攻沈阳北大营，“九一八”事件发生。20日，蒋介石之第三次“围剿”结束，蒋军停止进攻。 三次“围剿”，蒋介石均告失败，他对máo zé dōng可算是无可奈何。显然，这三次战役的失败者是蒋介石，而不是máo zé dōng，颇耐人寻味。应当说蒋介石在1949年的失败，是从这里开始的。 第二次下野 蒋介石在中原大战中，战胜了阎、冯大军，名义上统一了中国，有些飘飘然，更“踌躇满志”，yù当大总统了。于是一面进攻中央红军，一面筹备召开“国民会议”，制订“新约法”。对此，蒋的亲信人物或拍马者均表示赞成，其代表人物为吴稚晖、刘健群、陈立夫等。 但胡汉民则首倡异议，反对蒋制定“新约法”，并于《中央日报》上发表文章，得到国人响应。于是中央执行委员会上一致通过胡的提议。蒋见大势所趋，也只得附和，但心里却仍是要制“新约法”，当总统。主意既定，便产生了囚禁胡汉民的想法。 第26章 密谋fǎn gòng，五次“反剿”(7) 这在以前，他是根本不敢以此对待孙中山的同事和guó mín dǎng元老的。正是一朝握军权，便要登大宝，便要以武力对待任何不俯首听命的人。什么民意，什么“宽仁厚德”、“礼义廉耻”，便抛之九霄云外了。 当然，蒋之怨恨胡汉民，并不只因此一事，还有胡汉民多次对他的尖锐批评和挖苦，使他“难以忍受”，或“忍无可忍”。 胡汉民在党的地位原在蒋介石之上，是和孙中山共同创立同盟会的guó mín dǎng和民国元老，又曾代理孙中山大元帅职不只一次。蒋掌权以后，胡一直很反对蒋个人专断独行。蒋虽对他以师辈相称，但内心里很不以胡为然，深感胡碍了他的事。1929年、1930年间胡曾反对蒋介石任意以派官拉拢人；也反对把部长、陆海空军副司令给冯、阎、张，认为此为国之名器，不应滥给人。他对蒋说：“在一个政府的立场，不应该用这种拉拢凑合的卑劣手段。在过去，把这种手段施之于阎、冯，我已经反对，现在施之于张，我当然反对。我以为合作并不是在分配官职，国家的名器，也不应该这么滥给人。而且既然是一个中央政府，在‘中央’的意义之下，对于国内的任何个人，都谈不到什么合作。” 蒋介石当即站起来对胡说：“胡先生向来看功名权力之事不是很平淡的吗？何以对于这几个国府委员和部长之类，竟这么隆重起来？”两人谈话不欢而散。过了几天，王宠惠就告诉胡汉民：“为了胡先生反对把几个委员、部长给张，蒋介石发愤要辞职了。这是李石曾、吴稚辉说的，他们要我转告你。”蒋仍是不听他的决定和意见，他就以辞职来要挟，和过去一样。 胡汉民更反对蒋介石独裁，经常批评他，也公开讽刺、挖苦他。有一次，胡在中央党部对陈立夫说：“其实什么机关都可以不要，只存一陆海空军总司令部便可以了，既简捷又经济，这样一实行，对于减少目前财政恐慌，大概也不无小补！”又曾说：“蒋介石是不是什么事都要闻问，我不得而知，但陈立夫、陈果夫等对任何事件，总说，‘不知蒋介石意思如何？’其实既然有中央党部，有国民政府，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又有各院部会，事有专司，何可以某一个人的意思来掩盖各机关。难道在政府党部之外，又有一个太上政府和太上党部，总持一切吗？”蒋于1931年2月，对胡的一次次批评，再也不愿忍耐了，决定囚禁胡汉民，便以请柬请胡于2月28日晚8时来家赴宴。胡无戒备之心，便坦然于这天下午8时三刻，开完立法院会议后，驱车前往蒋介石住处赴约。 胡一到蒋家大门，胡的八名卫士便被蒋的十余名警卫请到别室去了。胡就自拿着衣帽、手杖大步进门，经过一条长甬道，被高凌百请到靠左边一间房子里。胡入室一看，别无他人，是首都警察厅长吴思豫坐在那里等他。不觉心里一怔，疑云顿起。但已入套中，无可奈何了。不一会，高凌百也来到室内，和吴一左一右站在胡坐两旁。高并向胡转上一封厚厚的信。胡看完信后，信又被要走。 信中蒋先说他如何尊崇胡汉民，仅次于总理；然后又说胡近来反对政府，反对他蒋氏，无论在党务和政治方面，都与他处处过不去。接着就给胡列出一条条罪状。在每一条罪状之旁，蒋介石亲笔加注。有的注说他“断不敢放弃自身责任也。”与胡对他的责备，针锋相对。 信中还说胡以斯大林自居，而他不敢自认为是托洛斯基。胡则说：“我看完这信，又气又笑。”接着胡便吩咐高凌百，“找蒋介石来，我有话说。”高和吴便忸怩作态，拖延时间，叫胡先吃饭。胡说：“我不想吃！”于是他们又打电话。半个小时后，邵元冲跑来，问胡汉民“有什么意思？”胡便大声说，“你去找蒋介石来，我要问他是什么意思？”邵元冲吞吞吐吐，又悄悄走了。过了一会，邵元冲又转回来对胡汉民说蒋没有什么意思，并请入另室，然后对胡说：“蒋先生想请胡先生辞去立法院院长。”胡生气地说：“何止辞立法院院长，我什么都可以不干。……但必须找蒋介石来，这样便可以了事了吗？”约到12点钟，蒋介石来了，并跟着十几个卫士，他一进门，卫士皆站门外静待。只有蒋的表弟王世和持qiāng随蒋进屋，并立即就坐。蒋进屋后就坐在胡的对面。 胡即问蒋近来有病吗，蒋说没有病。胡不客气地说：“那很好，我以为你发了神经病了。……你给我的信，我已经看了，但你何所据而云然？你应该明白告诉我。” 蒋不作声。胡即问蒋：“你说我勾结许崇智，这有什么根据？”蒋答云是“听人家说的。”胡又说：“许在党内是一个老同志，在私人是数十年共患难的朋友。就党的历史来说，你配说我勾结他吗？” 然后胡又发问一系列问题，蒋多是不作声。最后蒋又对胡说：“胡先生，你反对我的约法呢！”胡一听这话，更火冒三丈，便问蒋：“你的约法吗？你有你的约法给我反对吗？”蒋介石讲不过，又说胡汉民“常常严责党务政治工作人员也太过分，这些人都不自安。”又说胡汉民反对他，又反对张学良，不赞成让张学良当陆海空军副司令等。 最后胡汉民说，我辞职，不干了，什么也不干了。蒋介石马上说：“胡先生能辞职很好，但不能不问事。我除总理以外，最尊敬的便是胡先生，今后遇事还要向胡先生请教。今晚胡先生火气太盛，我又不会说话，讲什么事向来辩不过胡先生。不过我蒋中正断不肯冤枉胡先生。如果冤枉了胡先生，我蒋中正不姓蒋。”并一面说，一面拍着胸脯。 胡汉民又对蒋不客气地进行了教训：“你不对，只有我教训你，除我以外怕没有人再去教训你了。你不当以为我不敢教训你，如果我畏死，也不至今日才畏死，早就不出来革命了。”蒋介石默然地听着，然后向胡汉民鞠躬告退，并道了休息！ 第二天，胡于被蒋拘留中写了因病辞职信，并要求移居汤山。29日，胡被押送汤山，幽禁起来。 广东陈济棠等闻讯反蒋，把亲蒋派陈铭枢驱逐出广东，然后与广西联合。4月30日，粤方中央监委邓泽如、林森、萧佛成、古应芬联名通电弹劾蒋介石。5月3日，陈济棠领衔，发十人通电拥护弹劾。23日，又二十人联名通电，要蒋介石于四十八小时内辞职下野。27日，广州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非常会议，发表讨蒋宣言，组织广州国民政府，将粤、桂军编成第一、第四两集团军，陈济棠任第一集团军总司令。李宗仁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陈和古应芬为非常会议主持人）。陈和李宗仁立即派军北上湘赣，要求恢复胡汉民自由。 5月5日，南京召开“国民会议”。会议前一日，即5月4日，蒋到汤山见胡汉民，请胡参加国民会议。胡拒绝参加。蒋又不吭一声，起身就走了。 5月12日，国民会议通过了《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6月1日公布实施。蒋终于未敢违抗众议，制定“新约法”，实行宪政，充任总统，仍实行训政，蒋也只能仍当国民政府主席。该约法共八章，八十九条。其重要的原则是“guó mín dǎng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行使中央统治权。”平时常务，由guó mín dǎng中央执行委员会行使之。“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种治权由国民政府行使之。”“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政权之行使，由国民政府训导之。”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则“总揽中国民国之治权”，有宣战、媾和、缔约之大权，并决定政府预算。“总揽治权”，而不是负责执行权，其权力与国民会议、guó mín dǎng全国代表大会的“统治权”可以说是相等同，不受监督，故蒋之权力，实同君主然，比立宪君主之权还大。因为立宪君主尚有宪法、议会予以限制，并且另有政府负责执行政务。 蒋之未敢贸然当总统，并不全是众议反对，而是两广有军事实力对抗，他尚不能任意左右全国政局，如无军事反对派，蒋是不怕众议的。这是专制国家的特点，众议没有军事势力的支持，是无根本效用的。 7月23日，蒋鉴于日军在东北积极部署武力侵占东北的军事，便向全国发表《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电》，正式提出“先安内而后攘外”的国策。 9月18日，发生“九一八事变”，日寇武力侵占了沈阳，继而迅速扩大侵略，旋侵占我东三省全境。蒋以“先安内而后攘外”为国策，坚持不抵抗政策，电令张学良一qiāng不放放弃东北。 此时陈铭枢、张继、蔡元培便仆仆风尘，奔走于粤、宁双方，促进和议。10月13日，蒋答应放胡。胡于当日下午与蒋在中山陵辞行；相见十分钟，胡便辞去。14日晨8时，胡乘快车赴沪，蒋和张静江到车站送行。在车站上，蒋介石对胡说：“过去的一切，我都错了，请胡先生原谅。以后遇事，还得请胡先生指教。” 胡马上纠正蒋说：“不然，你说过去的一切都错，这又错了。你应当检查出在过去的一切中，那几样是错的，然后痛自改正。错而能改，并不算错。如果说统统错了，便无从改，这却是大错。” 蒋马上回问：“据胡先生看，错些什么呢？”胡答：“过去最大的错，是大家并没有为党为国为中国革命去奋斗，只是努力于私人权利的斗争。人人将所有心思才力，用以对付党内同志，党以此不能团结，党的力量以此不能表现，整个中国革命也以此完会失败。这种错误谁都有份，不过我个人比你们少些。”胡还想滔滔不绝地谈下去，被张静江顾左右而言他，给挡回去了。然后蒋即告辞，并说到上海再见。 胡于9时乘车赴沪。平心而论，胡对蒋的批评十分中肯。 同日，胡汉民发表宣言一篇，对蒋介石的独裁政治大加抨击。文云： “……统一之基础，在于实行本党之主义，维护国家之利益，尤在于建树一开明之中枢。顾今日中国政治之现象，一绝对军阀统治之现象也。qiāng之所在，即权之所寄；政令所由不在政府，而在于军事委员长。……国计之决，不在于党部，而在于庐山、南昌之会议。……一切措施，既尽反人民之公意，又尽背本党之政纲。掌兵者威权愈大，言莫予违；由专制而任意杀人，祸变相寻。……，乃尚放言统一，统一何为之？将统一于军阀，以成其帝皇万世之业耶？抑以军阀之卖国误国为未足，故必统一之，以助其长乱为恶耶？……故日，必军阀统治倒，而后中国可以致统一，盖惟军阀统治倒，斯内政可以求改造。” 这是胡汉民对当时蒋介石独裁政治的总剖析和批驳，说理精深，确实指出了蒋本人君主自为的根源，是军队私有制，是军阀集团。并且断定，不除军阀，中国无法改造。此尤为至理明言。 这年11月，粤、宁双方在各自地点，召开中国guó mín dǎng第四次代表大会，各自选出中央执、监委员会。蒋介石于12月15日辞国民政府主席和兼行政院长职（1930年9月，谭延死后，蒋兼行政院长）。28日选林森任国民政府主席。孙科任行政院长，陈铭枢任副院长。蒋介石仍列名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与汪精卫、胡汉民同列。 蒋在这次和两广、胡汉民的斗争中失败了。当然，也是汪精卫利用此胡、蒋矛盾，联合两广力量，将其逼下台的。这时可以说暂时形成了汪、胡联合阵线共同对蒋的局面。 次年1月28日，孙科、陈铭枢辞职，由汪精卫任行政院长。 蒋虽辞职，但仍军权实握，从南京政府建立以后，就进一步为其独裁统治而奋斗了。国家民族之利益，早已置诸脑后，居于第二位地位了。 北洋军阀和蒋介石时期都有私家报纸，蒋虽实行个人独裁，但仍不能一手遮天。社会上的一些对政府的批评，仍可以见于报端。例如天津《大公报》，就经常对政府提出一些批评。并提倡监督和鞭策政府。1932年5月初签订上海中日停战协定后，《大公报》就发表社评《上海停战协定签字后》。社评曰： “此项协定，比之前此外间所传，不如其所传之严重，然日军何时撤退回国，固未定期，何时撤入租界或撤回舰上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29 章 ，亦遥遥无期，战虽停而不撤兵，则随时可以作战，兵虽退而仍驻中国境内，则随时可以进兵。如此协定，不但未符国人之期望，即政府中人，以及参与停战会议，签订停战协定诸公，恐亦未能满意也。” 又说：“窃以为今后国人之工作，一方应监督政府履行其不签订丧国辱权条约之宣言，一方应鞭策政府准备收复失地之方法。……” 5月10日，又发表社评曰：“政府对整个的抗敌计划，亦应当立即宣布，马上实行，打开此危机的局面。” 又如天津铁道部扶轮中学学生驱逐校长风潮，则一连报道。1931年“九一八”之后，北平学生请愿到达南京，蒋介石也顺应潮流亲自接见学生代表，并向他们许下抗日诺言。1932年5月30日，北平商会开会发出通电，响应废止内战运动，也予详细报道。至于1931年5月，西安学生抗日会被查封，平津院校教职员工罢教、罢工，也均予报道。 其他各私家报纸也均如此。国共合作时期，亦有中共的报刊发行，其他党派报纸自然更是普遍自办。他们有一定的报道自由，只不触犯蒋氏本人的威信，各种社会活动和一般xìng学潮均可报道。但至解放战争时期，蒋则转而严厉镇压学生运动，而学潮也就更加汹涌澎湃，势不可挡，成为反蒋第二战线。顺民者昌，逆民者亡，自古已然，蒋氏竟然昏聩到不知顺民心的地步，焉得不败！ “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发动的武装侵华事件。它一直被说成与日本政府和天皇无关，只是少数少壮军人发了昏，蛮干出来的。这完全是欺人之谈。实际上，它是日本裕仁天皇一手暗中筹划或导演的。 但裕仁并不是独自产生侵华恶念，而是继承其曾祖孝明天皇和祖父明治天皇的侵华衣钵，并从而发展和完备化。 孝明天皇于1862年正式批准了长州藩的《长州计划》。这个计划的主要内容是： 第一步，实现内部联合和国家现代化，主旨在于增强国力。 第二步，向海外扩张，在日本与西方之间，建立一个缓冲地区，也就是“统一”亚洲，由日本人做盟主。 这个政策，成为日本以后的基本国策。但此国策又在历史的变迁中，不断予以修改，增加内容和扩大规模。 明治革新后，明治天皇又进一步把《长州计划》肯定下来，并准备付诸实施。为此他在各方面从事积极准备。主要是进一步学习西方科技；积累资金和皇室财富，扩充军备。1867年皇室财富为五万一千美元，到1912年就积累到四千万美元，居全国富户之第四位。 1894年，明治天皇开始实施侵略计划。同年7月，首先促成朝鲜内乱，继而侵占朝鲜；并和中国援朝军开战。旋打败了我国入朝陆军，又侵入了我国东北。同年9月17日，日海军又于黄海对中国北洋海军进行袭击，激战五时余，互有胜负，最后中国海军失败。中国陆军继续失败，旅、大陷落。1895年1月，中国北洋舰队于威海卫被日军全歼，丁汝昌自杀殉国。日军接连侵占山东半岛之牛庄、营口、田庄台等地。中国政府在军事上完全失败，于4月17日，被迫签订了丧辱的《马关条约》。中国赔款二万万两白银；割让台湾和澎湖列岛给日本；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日船可直驶内河到达上述各口岸；承认朝鲜“独立自主”，亦即归日本所有。 这是明治天皇的第一次侵略行动，可以说是恶人“天相”，达到了预期的初步目的。 第27章 密谋fǎn gòng，五次“反剿”(8) 1912年7月29日，明治天皇患胃癌死去，大正天皇继位。大正继承父志，更希望日本也像法国、德国那样强大，并希望他能和俄国的亚历山大、法国路易十四，以及德皇相“媲美”。他的侵华行动是于1916年10月策划刺杀张作霖，以吞并东三省。但此次刺杀计划并未成功。到1921年12月，大正天皇便因病不能理事，由二十一岁的儿子裕仁摄政。裕仁于摄政前，游历了欧洲各国。其间于6月7日，和东久迩宫共进午餐时，进行了组织御用基层小组织的长谈。7月6日，又于法国巴黎为驻欧洲的武官和观察员举行了几次宴会。最后一次他发现了那么多的青年军官齐集欧洲大陆，甚是高兴。从此裕仁就在他们当中搜集了骨干人物，建立御用秘密集团。这些年轻军官，以后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骨干。他们当时主要是在巴黎、苏黎世和法兰克福三角地带刺探和获取最新工业技术，并用其变为日本国的新工业技术。这些人是一批工业间谍。 裕仁于同年9月3日归国。11月4日，日本政友会首相原敬被刺。11月25日，裕仁摄政。在裕仁归国后，10月27日，其御用的秘密集团在瑞士的巴登一巴登矿泉疗养地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参加会议的人，有三个主要主持人，他们是永田铁山、小烟敏四郎、冈村宁次（巡回武官）。后来日本陆军中对此三人即称作“三乌羽”，意即三只乌鸦。正是他们三人，帮助裕仁实现侵略中国的计划，并使日本陆军现代化。 他们当时大都是陆军少佐。三人之首为永田铁山已升少校。裕仁一直对他十分敬重，1945年8月裕仁在商讨投降的地下室还挂着他的遗像。永田的父亲是一个医生。永田本人陆大毕业，1935年被东久迩宫杀害。东条英机也参加了这个密会，但因他是士官毕业，低人一等，很少发言。东条是永田的门徒和忠仆，并专替永田点烟和从事会议警卫工作。 小烟为第二号人物，陆大毕业，后因主张北进，为裕仁疏远。 冈村宁次，为武士后代。陆大毕业，名列三人核心中的第三位，在随裕仁访法时留在巴黎。在以上二人失位后，他就成了裕仁天皇的惟一的秘密集团的主角。以后成为侵华军总司令。 这次巴登一巴登会议，主要决定改组陆军，使之现代化，学习法国，恢复国力，清除长州和萨摩藩军人对陆军的控制。同时选择十一个人作为亲信，贯彻这个纲领。十一人中，当时只有两人出席本会议。其他九人分布于中国东北、西伯利亚、日本，都是1904年至1905年的士官毕业生。其中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和东条一样最臭名昭著。 这些御用人物，当时主要任务是窃取欧洲军械和机械室的机密。 裕仁回国摄政后，又答应元老西园寺的要求，谨慎地装扮成一个宪政统治者，以和平鸽的形象出现于世人面前。同时又建立一个秘密组织，以宫廷气象台为活动地点和领导中心。关于这个中心，世人很少知道，只有1946年美国陆军谍报处一篇未公开的报告中一笔带过。至本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才较多地谈到此事。“在这里，即在皇宫的附近，拟定了日本企图征服半个世界的一些原始的简略计划。在这里结下的军人友谊和工作关系一直到1945年还在支配着日本。被盟国法官在1946年到1947年审判的每一名甲级战犯，都在这里研究过问题。……只有在这里，所有日本的罪犯，能在同一地点、同一时间共同策划yīn谋。” 这个中心，最初叫社会问题研究所，后来起代号为“大学寮”。凡参加的青年军官均视此为殊荣，“因而参加的人在以后的年代很少有背叛天皇的。” 大学寮的学监，是大川周明博士。大川于1922年1月任职。他大力鼓吹由日本“解放”全世界： “日本人民必须成为解放人类的旋风中心。日本民族注定要完成世界的革命化。这一理想的实现，及对日本的军事改组，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精神产品。我们认为我们的任务不仅仅以日本的革命或改革而告终，但我们必须首先满意地进行我国的改革，因为我们对日本解放全世界的使命抱有信心。” 毫无疑问，大川当时已怀有日本将统治全世界的野心。 1921年大学寮开学。大学寮研究班开有各种课程，训练年轻官员，主要为军官。课程中有儒学、武器发展史、应急计划的制订、陆军改组、日本北一辉的地缘政治学语录、天皇地位等。主要由巴登一巴登核心和十一人骨干教学。此外还有各种秘密警察、商业间谍、贩dú老手、妓院老板、恐怖分子、审讯专家，也各讲其绝技。这完全成了一个无所不会的特殊的天皇御用秘密团体，其实就是裕仁的特务团体。这些教职员上完课后，就去品茶和狎妓。以后任参谋总长的松山元和任海军大将的山本，均是研究班的教员。松山曾用餐巾蒙上脸跳滑稽舞；山本五十六则倒立和变戏法作乐。 饮茶期间，他们讨论日本在战后的世界地位。并制定了秘密发展日本海军的计划。该计划于1922年底得到裕仁的批准，并开始实施。 此外，裕仁又于1923年开始以自己的大学寮军官取代长州藩的军官，即以少壮派取代山县的元老派势力，以便使陆军完全为裕仁所控制。 1925年5月12日，日本政府又通过“治安维持法”，以后的日本首相近卫从中起了重大作用。他是裕仁的老大哥辈亲信人物。这个治安法，允许镇压持不同政见者，为实行法西斯独裁政治，建立法律根据。 在国外方面，大学寮毕业生铃木贞一，受参谋本部派遣，到中国作谍报工作。从1920年就在蒋介石周围观察。1923年，铃木又到广州，接近蒋介石，探访各方面情况。1926年北伐时期，铃木寄回东京一份报告。他认为蒋介石会成为一个领袖人物。这个报告，由中国通们jiāo给了裕仁。裕仁立即派一批年轻的文武官员到中国帮助铃木“工作”，直接“研究”时局。其中就有松冈洋右。他们一致认为蒋介石值得支持；但又认为蒋并不完全可靠。而蒋之愿意使东北、蒙古独立的想法，又使日本可以不受到“威胁”。 1926年12月25日晨，日本大正天皇死去。裕仁即位（1927年加冕），发布了第一道诏书。书曰： “要以简朴来代替荣浮，要以独创精神来代替盲目模仿，要考虑到时代的发展而向前迈进，要紧跟文明的进展实现改革，要使全国在意志上和行动上和谐一致。” 他有远见地为实现其军事和社会现代化，提倡节俭，反对奢侈、浮华，紧跟现代文明而又不盲目模仿，力主发挥独创精神。如不用于发展军国主义，这无疑是非常杰出的富国强兵上策。就这点而论，裕仁实是一个很有头脑的人物，就可惜他的心思完全用在了对外侵略的罪恶目的中。侵华之罪，裕仁天皇为最大。 当得知大正天皇逝世消息后，裕仁的大学寮毕业的一群青年军官们，由阿南惟几领着，到宫墙以东的神田学生区举行欢宴，大川为日本将来侵占我国东三省而举杯祝贺。东条英机则提醒大川说：“如果天皇不发话，我们绝对不能调动军队。”大川则夸口说：“噢！那不要紧，我会让我的朋友内大臣牧野去说服天皇。” 1927年，日本天皇yù不费一qiāng一弹而获取我国东三省，为此发动了一次外jiāo攻势。裕仁的党羽，在中国和蒋介石进行了秘密磋商。裕仁支持蒋介石fǎn gòng，但要蒋只统治长城以南的中国土地；长城以北的满蒙地区则由日本控制。等蒋介石的个人的统治建立后，裕仁还希望蒋把西方的企业家赶出上海，以独占中国。李宗仁则说蒋介石于访日期间出卖了东三省，等他完成统一之后，又将他在日本订的密约从日本人手中骗回销毁，使日本人无凭而罢。这种说法，无文字可以证实，日本方面也讳莫如深，不敢讲于光天化日之下。所以一般认为并无此密约。但从以后事态发展看，则又颇与密商之说相吻合。此处仍采用密商之说。但可不叫密商，而叫无文字的口头默契，因为立下文字密约，蒋介石是决不会干的。而且此口头许诺，也不是和田中之间达成的。 蒋介石虽答应了裕仁的要求，但并不甘心卖国，只是策略问题，裕仁则认为这项计划已经成功，就着手进行第二步计划，即实施占领东三省计划，叫张作霖不得干涉。这就是放弃张作霖，利用蒋介石。为此，他需要一个更强硬的日本内阁，于是裕仁选取了田中义一组阁，来推行他的强硬的侵华政策。但有一个条件，就是日本外jiāo要由裕仁的小集团少壮军人和阁员负责。 田中的朋友们认为，“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就足以使天皇满意。”田中也就于上台后，立即召回张作霖的军事顾问，要他和张商谈关于东三省建设五条铁路问题。他认为“此举可能有助于平息天皇的那些贪婪的少壮鹰派。” 本年5月，铃木贞一一度回到日本，接受新的任务，帮助近卫和外务次官，到东北实现裕仁集团的第二阶段计划：使张作霖保持中立；日本获取满蒙。同时铃木又倡导由大学寮毕业的少壮军人组建“中国问题研究会”。该会成员之一是以后具体发动“九一八”，侵占沈阳的石原莞尔。该研究会的任务是起草几份为裕仁集团计划进行辩护的报告。这些计划要jiāo给元老们和行政官员、殖民长官，在正式秘密会议上进行讨论。这个会议安排在本年6月末举行，以求取得全国上下的一致支持。 当裕仁集团正准备侵华报告时，田中义一已劝张作霖从华北撤回东北。张则非常生气，他愤然地质问田中： “我自己向北京进军，并正在向共产党势力开火。我进行的战争就是日本要打的战争。尽管事实是这样，但日本帮助已经赤化的蒋介石，又劝我回满洲去，叫我如何能相信日本的诚意呢？” 张作霖已知日本要转而支持蒋介石，他已不再相信日本，便独立地自行其是，yù在军事上摧毁国民革命军，以保己位，使日本无法换马，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30 章 无法将他抛弃。这时，蒋介石为使日本不以武力干涉他的北伐（仍怕日本武力），便假意答应裕仁条件，而张作霖又深恐自己失败被日本放弃和踢开，就独立行事，向南京进军，而不能互相团结，共同对付日本侵略者。这真是中国之大悲剧。这是因为均以依靠外力为立足点，便必然对外屈服，而对内火并，如同木偶之受制于人，令人痛心不已。因之，只有以依靠本国人民、本国经济和科技力量为主的政府，才会是完全独立的人民政府。 于张作霖安国军向南京进军时期，日本召开了著名的东方会议（自6月27日至7月7日），参加会议的是各地殖民总督、驻中国公使馆情报人员等。7月25日，田中义一根据东方会议的精神，写了一个奏折，上奏天皇，提出yù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yù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这个《奏折》，是田中上奏的，是东方会议的精神，也是裕仁的意思。田中曾因该奏折被透露出来，而否认是他的本意。也或许田中当时并不想马上以武力侵占东三省，认为武力准备尚不够，仍想利用张作霖当作代理人，因为张尚未失败。但这个侵略政策，无疑是田中上奏的。只是发动时间有差异而已。《田中奏折》是由旅日华人蔡智堪亲自从日本皇宫中秘密抄写出来的，蔡氏后来居台湾，曾写过专门文章谈他如何打通层层关系进入皇宫夜抄《奏折》的经过，甚是详细。《田中奏折》是无庸置疑的。日本怕暴露丑事，把原件毁掉，死不认账，也是枉然。日本不但不承认《田中奏折》，也企图把南京大屠杀的照片、文字一概毁掉，从而否认罪行，但铁案如山，惨绝人寰，岂容抵赖！ 田中yù保留张作霖统治东北，作为傀儡，他对他的“老友”张作霖显然更为信任。但裕仁则要换掉张作霖，yù完全占领东三省。在这个问题上，裕仁天皇和田中首相发生了矛盾，田中坚持不让步。故当蒋介石于本年12月在日本访问他时，他明白表示，反对蒋介石打过长江。并以后于1928年派兵于济南制造了大惨案，企图使蒋屈服。蒋因和裕仁有以长城为界的暗诺，就强抑忍辱，继续北上。 蒋介石进军的胜利，益使裕仁急于换掉张作霖。1928年5月18日，皇族元老闲院宫代表天皇的意旨，向关东军（侵驻我国东三省军队）发出一道命令，准备夺取东三省铁路系统，如张作霖军队撤回关外，就解除其武装。当然这无疑是很困难的。田中义一坚决反对。最后，裕仁又改变主意：zhà死老张帅，控制小张帅。因为他认为，张学良很敬佩蒋介石，可以理解蒋介石和裕仁的默契，而甘当日本傀儡，又会和蒋介石和睦相处。这就是裕仁天皇的如意算盘。 决定此计之后，裕仁就由闲院宫委派裕仁党羽建川美次少将执行。他这时在日本驻北京大使馆任职。建川立即派随员到东北送计划与关东军司令官。当随员离开司令部时，碰到了“巴登一巴登”十一亲信之一的河本大作。河本主动要求执行这次bàozhà任务。建川又命田中隆吉大尉，于北京火车站调车场了解各车次与线路情况。5月30日，田中隆吉向河本发出电报，告知张作霖的车次。 张作霖因怕出意外，就专门找来闲院宫的忠仆义贺信也少佐陪同坐车。他以为有他在身边可保无虞。但义贺于bàozhà前夕，就逃出了张的车厢，跑到公务车上躲避起来。结果张作霖等被zhà死，他却安然无恙。 zhà死张氏后，裕仁欣喜异常，但又假惺惺地要田中义一追查凶手，对当事军人进行假审判。以掩人耳目。但田中义一却将此事拖了下来，不予审判，只说与警察有关。这就等于告诉世人，此事牵扯裕仁天皇。裕仁为此勃然大怒，于1929年6月28日一次召见田中时，竟挥手令田中退下，并冷冰冰地说田中的话前后不一。事后又对铃木贞一说：“我不明白田中的话，我再也不想见他了。” 当田中听说天皇不再召见他时，凄然泪下，遂辞去首相职务。9月29日，田中义一就在忧愤中死去了。据说田中是喝醉酒后，死在艺妓怀里的。 田中辞职后，裕仁将河本进行了“处置”，剥夺了他的军职，并给一年反省时间，就这样结束了刺杀案件，以示裕仁与此并无关系。实际上河本被派任了东北企业界领干薪的闲差，又积累了一定的资财，致使其子河本敏夫成为当今的有名工业家和议员，以及自民党的核心成员。至于其他帮凶，自然都逍遥法外。 1929年8月，建川提升为参谋本部陆军情报部部长，官运亨通。义贺信也则于1938年1月24日被张学良的刺客处决于天津，张学良总算报了杀父之仇。 但张学良突然于1928年12月29日易帜使裕仁计划落空。裕仁便产生了武力侵占我东三省，驱逐张学良的念头。在裕仁的密谋和策划下，发生了“九一八”事变。 第28章 密谋fǎn gòng，五次“反剿”(9) 为了发动侵华战争，裕仁的党羽们首先于1931年以“三月事变”的手法将骑墙人物陆相宇垣大将搞掉。先假意叫宇垣领导政变，掌握政权，并说这是天皇的意思。以便以此政变之罪治其罪。但尚未等到发动时，宇垣就冲昏了头脑，说出了天皇如不批准，他就切腹的蠢话，因而被免去陆相官职，发配朝鲜出任总督。 陆相除掉后，换上了听话的南次郎。但裕仁的党羽们的一切武力侵华计划的核心部分却均不告诉他。裕仁通过他的党羽，直接指挥侵华战争的发动。1931年4月，滨口辞职被刺身亡，继由若组阁。 1928年，石原写了《占满蒙具体计划》。裕仁对此计划很是欣赏，决定于1931年8月以前予以实施。 武力侵略方针既定后，裕仁和关东军便积极地从各个方面开始准备。 7月13日，宇垣在赴任朝鲜时，途经大阪，于第十师团驻地访问了本庄繁。他对本庄透露将选他这个与东北有“老关系”的人任关东军司令官，并透露裕仁已和蒋介石商妥，蒋愿意由日本占领东北，因为蒋认为日本占领该地以抵消苏联的威胁，“是必要的”。这是裕仁的一个最重要的准备。 关于关东军司令官人选裕仁选中了本庄繁中将。本庄已五十二岁，深受士兵拥戴，又是不问政治，有干才的职业军人之一。他与张作霖又是老朋友，坚信“中日合作”。于是7月15日，裕仁正式在本庄调令上盖了大印。继任土肥原贤二为驻奉天（辽宁）政治间谍机构特务机关长。土肥原和本庄很熟，便于和本庄配合。再任命东条英机为参谋本部组织动员科科长，从东京传达命令，具体指挥。 自本月开始，裕仁的党羽们便奉命开始寻找种种借口，准备发动战争。 7月10日，板垣、石原等组织“北满参谋旅行”。于黑龙江省昂昂溪获悉中村、并杉等失踪（井杉妻子告知）。7月17日，哈尔滨满铁公所雇员佐藤向关东军特务机关报告两名日本人于苏鄂公府被中国驻军处决的事情。 中村震太郎，1928年日本陆军大学毕业。1931年（昭和六年），为现役大尉，以参谋部部员身份，奉关东军密派，到洮北刺探军事情报。其同伴井杉为骑兵伍长，在昂昂溪由老婆出面开旅馆。他们被当地驻屯军第三团团长关玉衡处决。根据中村档案中的记载，处死中村是在5月25日。 7月2日，武装日警三十名到万宝山，以“保护”韩人田地为名，开qiāngshè击华人，有多人死伤，中国政府却不敢出面保护。美其名曰，为避免发生冲突。 自7月3日起，韩人受日本政府和军人挑拨离间，子仁川各家日文报纸上广刊华人屠杀韩人之“万宝山事件”，造谣惑众。韩人不明真相，遂于仁州、平壤、新义州、元山、汉城等地同时闯入华人区，进行抢掠和惨杀，华人死者五百余人，伤二千余名，房屋十之八九被毁，商店全被捣毁无余。日警更从中助威和参加。此次暴乱至8日始止。 7月13日，日本政府和军人即疯狂地大喊大叫，说什么“借此机会，永久确保日本帝国在满蒙既得权益”。 7月19日，日本首相若礼次郎在秋田市召开民政党大会，表示强硬态度。他说：“我国在满蒙地方，享有因和国民生存紧密相联的相应权益，为了保护我国家的生存，必须不惜任何牺牲，毅然奋起。” 8月13日，石原给日本参谋本部写了一封要求在最短期内使用武力的信。他认为，侵占满蒙依靠军事力量，“在最短期内，即可获得成功”。 8月17日，日本陆军省公布被他们歪曲了的“中村事件”，煽动国内反华情绪。关东军又派“满洲青年联盟”的负责人冈田猛马、小泽开策、永江亮二等人，回日本国鼓动侵占满洲，并于各地举行演说会。 8月20日，本庄繁就任关东军司令。就职前本庄繁特上陆相南次郎对华侵略政见书，可作为日本政府和原明治天皇的侵略总政策的注释，特将此意见书摘引于下： “支那之复兴，及赤俄之存在，美国太平洋之东侵，均为我帝国立国政策根本不能相容者也。 “但yù阻美势之东侵，非先充实帝国陆防之巩固及物质之独立不可。故在未与美战之前务必先使帝国军力在俄、支两国占得优越之地步，使俄、支两国一蹶不振。即或不能全灭其势力，亦可使其较短期间，不能对我有攻击之能力，及复兴之机会。 “然后我帝国可获得新占领地之广大富源，利用之以充实帝国海防之用，以驱美势力于夏威夷以东。届时，菲律宾之归我管理，毫无问题。 “故对西太平洋面，可以独占，而无人能与我争衡矣。美力东去，英力即在新加坡、香港亦不足为我患，且不久亦必为我海军所扑灭。而支那南海，亦且为我管领焉。 “如此则支那四百洲在我掌握，而全亚统一，欧洲征服，均不难实现矣。 “试以其进行次第而论之：第一步，应先占领支那之满蒙，使为满蒙独立国。 “第二步，应利用东清铁道，以攻入西伯利亚，占领上乌金斯克，强使赤俄划勒那河以东至白令海峡之大地归我。而我则辅翼白俄，或布里雅孜人，使成为远东独立国。则此二独立国（指满蒙及远东），均应由我派统监管理之。如此则鄂霍次克海为日本海，均完全为我所有，而我帝国海上之防御，仅在东、南两面。倘上述地界归我管领，考其宝藏，实使我帝国成为金城汤池之一等国也。 “考支那之满蒙，及为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及内外蒙古之极东一部，广袤七万四千余方里，大于我内地三倍；俄之勒那河以东大地，即后贝加尔州、雅古茨克州、阿穆尔州、沿海州及北桦太岛是也，广袤三十余万方里，大于我内地七倍强焉。统计两处之人口，不足四千万，仅及我全人口之半（合朝鲜、台湾而言），以如此广大之土地，仅有若许之人口，我帝国能利用之，二百年内不虑人口无消纳地也。 “且其农矿林牧渔业之丰富，直无可计算，而其长大之河流，巨大之湖泊，更可宝贵。其水力可供给此大地全体工作发电之用，而松花江平原、嫩江平原、辽河平原、黑龙江沿岸，均为绝大之膏腴地。以帝国之技术开发之，其农产物百分之三、四，即可补帝国今日之缺数。而其百分之八十以上，足供世界商场之用焉。…… “金则巨量含藏，而俄、支二国已经开掘者八处矣。当此金产缺乏之时，能以我帝国之力，极力发掘，则国富之增益，可加百倍。 “煤铁更无论矣。以我内地之贫乏状况比之，真不啻天壤之差也。我利用之，工业前途曷可限量。 “林木之富，可比坎那大（加拿大）。我之制纸业利用之，可横行于世界市场。倘以上各地归我经营，不需十年，我帝国富力可超过美国。届时世界将有何国是与我抗衡者乎。 “以此财力用此物力，我虽练倍于俄、支两国之陆军，等于英美两国之海军，亦毫无困难。 “则我驱美于夏威夷以东，屏英于新加坡以西，掌握西太平洋全面之霸权不难也；而荷属之南洋诸岛，以及英领之澳大利亚洲，纽芬兰各地，直在我帝国掌握中耳。 “据此形势，进而征服支那全土，以及全亚，并进而征服全欧及非洲，掌握东半球大地，以与美平分世界、此为我明治大帝之遗训，亦我大和民族所应有之职责也。 “现时俄、支二国，尚在复兴预备时期，力量微弱，我以强大之陆军临之，直如摧枯拉朽。倘舍此时机不图，坐使支那统一完成，蒋介石复兴支那之雄图得达，而赤俄五年计划之告成，不独帝国前途之希望全成泡影，且恐帝国之大祸临头矣。……乞明察焉……” 这是本庄繁对明治天皇遗训的阐述，非常具体、清楚。这个方策，是和《田中奏折》不尽相同的，也与裕仁的侵略政策不尽相同。它是先满蒙而后西伯利亚（远东独立国）。然后独霸西太平洋，掌握澳大利亚、南洋诸岛、纽芬兰等地区。到这时，再折转来，灭亡我中国，再侵占非洲、欧洲、统治东半球，与美国平分世界。 而《田中奏折》则是先侵占满蒙，再侵占全中国，然后再侵略东南亚、西太平洋，并要战败美国，征服全世界，野心更大。 其原文此处略引有关部分如下： “东三省在政治上为远东一残破不整之区域，帝国为自卫卫他计，非毅然采取‘铁血政策’决不能排除东亚之障碍；但采行此项政策，吾人非与美国冲突不可。中国以夷制夷政策之煽动，正与我国为敌，吾人yù于将来控制中国，必先打倒美国，一如过去日、俄战争之打倒俄国者然。吾人yù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yù征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31 章 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 此次仁川暴乱发生后，日本政府即向我国东北增兵。原外相也对沈阳总领事发训电，指出准备发生军事侵略。他说：“……是此时难保不再发生昭和二年之不祥事件（济南惨案）……倘或中国官宪漠视再三之警告，则日本政府由保护满洲日侨之见地，不得不敢正当之处置，结果或酿成极重大之局面，亦未可料。……” 这说明9月18日之前，日内阁和外相就都已经一起在准备“九一八”的侵华事件。9月17日，大阪《朝日新闻》刊登了土肥原大佐的一段谈话如下：“此次陆军与外务省商议之结果，我自己活动之基准，明白指示，能够自由活动，所以我非常愉快。因为历来一切jiāo涉，完全由外务省方面专断，陆军仅在背后支援。但自今以后只要得领事谅解，便可直接出头与中国折冲。……纵令中国已经承认杀害中村大尉之事实，然倘不能容纳日本所提出之条件，当然事犹不免重大化。至于彼时如何举动，陆军意见已经决定。”这时，日内阁和陆军部已在天皇导演下议决发动武力进攻沈阳。以土肥原传达此决议与本庄繁。 中村大尉穿便装进行军事调查，出入危险之区，因逃跑被击毙，本很正常，而日本政府军人却凶横异常大喊大叫，土肥原也特意对此加以强调，表示决心诉诸武力，并说：“吾人想借中村事件，解决历年来许多积累之满蒙问题，自不待言。” 而我国在朝华侨被杀五百余人，他们却一字不提。日本政府这种凶横无理之态，既是世间无双，也是欺人太甚。他们所以敢于如此疯狂者，全因国民政府和蒋介石之对外妥协对内镇压的一贯政策。此政策的目的在于自保宝座为第一要务，国家独立和民族尊严为第二位事情。 日本既蓄意要侵略中国，征服中国，则不论蒋介石如何妥协，只要他不投降，就不会停战休兵的。 而蒋氏却尚未“彻悟”此道，仍然寄存幻想，无意抵抗。张学良也因而未能戒备于先。 7月12日，蒋就对张学良发电，谓“此非对日作战之时。”7月13日，于右任又电张学良：“中央以平定内乱为第一，东北同志宜加体会。”7月23日，蒋向全国发出《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电》，正式提出“先安内而后攘外”的国策。他说：“盖攘外必先安内，革命即为救国。亦惟保全民族之元气，而后方能御侮；完成国家统一，而后乃能攘外。”所谓元气、统一者，乃是“消灭赤匪，保存民族之元气；削平叛乱，完成国家之统一”。 8月22日，蒋更说出“中国亡于帝国主义，我们还能当亡国奴，尚可苟延残喘，若亡于共产党，则纵为奴隶亦不可得”的话。 9月12日，蒋亲到石家庄，在火车上和张学良进行了密谈，令张不要抵抗，而求助于“国际联盟”。外国军队侵入国土，不敢抵抗，拱手出让，再求诸“国联”，世界史上哪有这样的爱国主义者？16日，蒋又致电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朝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希转饬遵照执行。”这是蒋介石在裕仁翻脸后，被迫实行他和裕仁的暗诺，让出满洲，而又假托国联解决，以应付国人。 日本政府为于“九一八”发动侵华战争，在56月间已开始军事方面的具体准备。先于5月租借延吉市一块土地建造兵营。 7月25日，又在我沈阳架起两门大pào。8月3日，军部召集全国军队师团长以上军官开会。在会上对“满洲问题”和“满洲作战问题”作了说明。同时，裕仁天皇又分别接见各司令官，暗示他知道并批准了刻下将发生的武装侵略中国东北，进攻沈阳的军事计划，以鼓励各司令官放心大胆地蛮干一番。 但裕仁极为狡猾，不敢公开承担责任，故不公开出面。内阁也不敢公开出面。这叫贼人胆虚。于是就制造一个由少壮军人不听军令的骗局，为天皇和政府承担责任。主意既定，就由建川出面暗示，制订三个方案。 一个对国际；一个由裕仁天皇左右的人知道；一个对国内，说明侵华有理。 真可谓精心筹划骗局，骗道“超凡入圣”。至于《田中奏折》，天皇更抵死不会承认，当然不会留着原稿，作自己的罪状。望世人切实以君子之心，度裕仁和军国主义分子之腹。日本天皇裕仁和军国主义分子们，骗可谓多而且“精”矣。 9月7日，日军守备大队第三大队向沈阳附近集中。8日，日军在沈西站筑pào台三座，9月10日竣工。同时日军即纷纷迁入兵营，并派大批密探潜入各地调查军事。然而东北当局、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并不戒备。9月13日，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由旅顺抵长春，有板垣中佐、武田大佐、石原少佐、中野大尉诸参谋随行。14日，检阅第四联队和第三旅团。并于西公园大营大放厥词，动员军队为保卫日侨而战。15日，赴四平、公主岭、范家屯等处兵营检阅军队，积极准备作战。 同一天，由建川出面，给日本关东军（驻旅顺）司令官本庄拍了第一个电报，说他于本月18日晚7时5分到达沈阳，希望在沈阳与本庄相见。这是暗示关东军可于18日晚，建川到达前，发动侵华战事的暗号。 紧接着，日本政府外务部的中国课课长又给板垣征四郎（关东军司令部参谋人员）拍了一个电报，说是建川前去沈阳，是为阻止侵华战事发生的。俄国课课长板本又随之发给石原的助手第三封电报，说“事机已露，请在建川到达前行动。”7月15日是一日三电，事情紧急。 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在旅顺对以上一系列的电报深感迷惑不解，不知如何处置才对，非常心急，可以说有些团团转，就于17日到辽阳，去见访问奉天归来的本庄司令官。看来，板垣并不那么头脑简单和蛮干，得不到明确指示，他是不敢自负重责的，他也负不起此重大责任。 这时，铃木老将军（闲院宫的亲信人物），也到了辽阳。板垣见了两人后，本庄对板垣说，建川替铃木，铃木替闲院宫，闲院宫替天皇，一层一层掩盖责任。板垣和石原则替本庄，本庄替建川掩盖责任。本庄遂明确指定于18日晚行动。然后板垣又于18日到本溪车站去截火车，亲自面见建川，一同乘车到了沈阳。到沈阳后，建川则说：“等我睡一宵后再说吧！” 板垣又于18日晚，向旅顺的本庄司令官打电话作最后的请示。本庄再次明确指示于本日晚行动。 板垣这才亲自指挥第二师团于当日晚10时10分向沈阳发起攻击，继而包围沈阳驻军营房北大营。 事件bào发后，建川正在文菊茶馆（沈阳），假装不管，并大声说，要和姑娘们睡觉去了。然后从后门溜走，手持指挥刀亲自参与指挥进攻北大营。夜11时30分，本庄假装事前不知，批准了此次“军事行动”。 第29章 密谋fǎn gòng，五次“反剿”(10) 日寇在攻击发起20分钟后，又派假扮中国军人的日本军人，将沈阳到文官屯段铁路拆毁，史称“柳条沟事件”，当作其发动武装侵华的借口。同时qiāng杀所雇穿中国军服之华人乞丐十余人，并拍照片，诬赖中国军人拆毁此段铁路，以为开战借口。 日人《盛京时报》9月19日上午6时发出号外，将发动进攻时间由10时10分改为11时。但不管报纸如何撤谎，实际上，日军进攻沈阳是在10时10分，而铁轨之毁则在10时30分，已晚于开战二十分钟，反而弄巧成拙。 日军进攻沈阳名义上的总指挥为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实际上是建川和板垣。具体进攻军队为日军第二师团及龙山调来之敢死军一个联队，共四个联队，分三路进攻。第一支队为步qiāng队；第二支队为机关qiāng队；第三支队为pào队。三路直攻北大营，一时pào火连天，将北大营团团包围。 当时守北大营的是东北陆军王以哲第七旅。王旅长18日晚尚在同泽俱乐部出席水灾筹赈会，毫无准备。10时30分pào响后，营房被击，七旅始向军署参谋处长荣臻报告。王以哲即与荣臻、朱光沐、臧式毅、吴泰勋等在朱宅开紧急会议；并立即以电话报告张学良。张学良当然答复不予抵抗，令军队撤退。很快，日军攻入营房，将北大营一火焚之。11时，日军向城内进攻。东北当局向日领事jiāo涉，日领事竟答以军事行动，外jiāo官无法制止。日本又军队与政府相分立了，他们真是可以信口胡诌而不脸红。 然后，日军第二路军继向城东东山嘴子东大营进攻。东北军因奉不抵抗命令，又一qiāng未放响，让出东大营。日军第三支队为pào队，分三路进攻沈阳城。第一路攻南市场，第二路攻北市场，两处军警，多被关押，甚至qiāng杀。第三路专攻城内，有日军七百余名，分由大小西关两股侵入城内。两处日军均缒城而入，斩杀守门士兵。 19日上午5时30分，日军占领沈阳全城。日本的太阳旗遂高挂沈阳城头。张学良家私也多被日军抢走和毁坏。 第七旅死伤官兵三百二十二名。王以哲于19日下午4时，化装逃出沈城，辗转将部队带回锦州。 19日日军侵占沈阳后，日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特出一个布告，说明兴兵侵占沈阳原因。他说：“为布告事，照得昭和六年九月十八日午后10点30分时，中华民国东北边防军之一队，在沈阳东北侧北大营附近，bào破我南满铁路，并驱其余威，敢于袭击日本军守备队，是彼开始敌对行动，自甘为祸首。……本职夙负保护铁路之重责者。因为拥护其既得利权，确保本帝国之威信，兹方执机，断然处置，无敢所踌躇。……昭和六年九月十九日。大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 本庄繁一转手间，便无中生有，把一切责任完全推到中国军队身上。 东北军虽一qiāng未放，拱手让出沈阳，本庄繁也未因此感念中国当局“忍让之德”，或无口可借，便停止继续侵略，而是变本加厉，迅速侵占东三省锦绣河山。日军侵略中国国土，中国军队进行抗战理由正当，有何成为“借口”可言？一面抗战，一面请国联解决，也完全可以。所以，怕日人找“借口”，并不能成为不抵抗的理由。 9月19日，日军侵占安东、营口、田庄台、抚顺、盖平、复县、海城、凤城。9月24日，侵占开原。9月25日，侵占四平。10月8日，侵占本溪、铁岭。10月11日，侵占梨树。10月15日，侵占通辽。10月24日，侵占新民。10月25日，侵占洮南。11月13日，侵占怀德。 9月19日晨2时，日军第三旅团开始侵占吉林省。11月12日，日军进攻黑龙江省。 此间有马占山对日军之江桥抗战，旋因后援无继而失败。19日至20日，马占山军退出黑省。日寇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惨无人道。 就这样，蒋介石一qiāng未放将我东北国土让给日本侵略者。他虽不是以文字让土，而确是从实质上出卖了东三省，则毫无疑问，这是世界历史上从未发生过的“奇迹”。 此后，国人为谴责这种辱国行为，给张学良以“不抵抗将军”的绰号。 9月19日晨，日本首相若匆匆到宫内见裕仁天皇，假意要求不扩大事态，并使日本关东军撤回军营。裕仁当然“不会反对”，便点头应允。下午8时，裕仁的主要顾问在宫廷树林中召开紧急会议，最后决定由天皇负责支持日军侵占东三省，若首相可以认为与此无关。然后又将天皇裕仁隐于幕后，把责任推给少壮军人的擅自行动。并以此对外发表消息，以蒙骗世人。其实，日本天皇的权威世人皆知。而军人竟敢不听命令，擅自为之，在日本军中尤其不能。裕仁发动对外侵华，原是路人皆知的事实，掩盖也毫无用处。所以美国总统里根最近又一次指出，是裕仁发动了太平洋战争。 “九一八”日军侵占沈阳，继之侵占东北后，国民政府对一qiāng不放、放弃东北的原因解释为：中国科学落后，不能和日本从事科学的战争；而且“当时中国的封建势力、反革命势力依然存在，也不能进行全民的战争，因此第一条路不能走。” 无力抵抗当然不是理由。如果依此理由为理由，那么中国永远也没有资格对帝国主义作战。清政府当年也不应当进行抗法战争。 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当时命中国出席国联的代表施肇基于9月21日也向国联提出控诉： 一，制止事变扩大。 二，立即恢复冲突前原状。 三，决定中国应得赔偿及数量。 并请国联派一个调查团负责调查。这当然是作给中国人民看的官样文章。但日本政府反对调查，强调由中、日两国共同解决。9月23日，蒋以国民政府名义向全中国人民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其中特别强调如下一段：“政府现时，既以此案件诉之于国联行政院，以待公理之解决，故希望我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对于国民，亦一致告诫，务须维持严肃镇静之态度。至对于在华日侨，政府亦严令各地方官吏妥慎保护，此为文明国家应有之责任。吾人应以文明对野蛮；以合理态度显露无理暴行之罪恶，以期公理之必伸。然为维持国家之独立，政府已有最后之决心，为自己之准备，决不辜负国民之期望。” 这段声明有两个重大特点。一个是它与清政府一样，在洋人行凶杀人后，仍大力保护洋人安全，而镇压人民反抗；第二个特点，是前后矛盾的，前面既然已说无力进行抗战，后面又说已为自己做好准备，决不辜负国民期望，这不是矛盾的吗？ 10月22日，国联理事会会议主席法国白理安提出决议草案四条： （一）日本下次理事会（11月1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32 章 6日）以前，应将军队撤至铁路区域以内； （二）重申中国保护日侨诺言，并请中国同意各国代表视察此诺言之实行情形； （三）撤兵实现后，中日应即开始谈判； （四）设调解委员会。24日，国联理事会以十三票赞成通过，日本一票反对。24日休会后，日军即进攻锦州，并开始pào制伪政权。11月16日，理事会在巴黎开会时，中国代表要求国联派驻中立国部队。日本为拖延时间，就提议派调查团到中国实地调查。12月10日，国联接受日本要求，派李顿组织调查团。 1932年8月30日，李顿勋爵草拟成《报告书》四百余页送jiāo国联（日内瓦）。但《报告书》是用温和的调子谴责了日本侵略行为。虽然调子温和，而裕仁天皇也拒不接受，竟于9月15日向全世界宣布承认伪满洲国，作为对李顿勋爵的回答。11月8日，罗斯福当选美国总统。次年2月17日，国联十九人委员会建议国联采纳李顿《报告书》。并发表批评日本政府的一万五千字的结论。这个结论向全世界公众广播了达十小时之久。24日，国联大会以42票比零票，一致通过谴责日本和不承认伪满。 12月11日，日本若（次郎）内阁全体总辞职。由政友会犬养毅组阁。但是，犬养毅组阁后，对奉行军国主义政策不力，但也无力阻止日军侵略，因为日本的一切军事侵略，由裕仁天皇直接策划。日军侵占东北后，又接着侵占上海。 “九一八事变”后，全国人民纷纷谴责蒋介石卖国，北京、上海、天津、杭州、太原、长沙、西安、开封、广州、武汉、福州、南昌各大城市学生和工人yóu xing示威，掀起了抗日运动。12月，平津等地学生代表陆续到南京请愿，请蒋抗日，在抗日大潮冲击下，蒋亲自接见了学生代表，并许以“我如不抗日，可杀我蒋某之头”。 第四次“围剿” 1932年5月24日，蒋特兼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副总司令为李济深，总参谋长为曹浩森。蒋又赴汉口亲自督战，开始对鄂豫皖的“大围剿”。并拟定口诀云；“以少击众，以实击虚，以整击零，以正击奇。”总动员二十四个师，重点进攻鄂豫皖洪湖地区；对中央苏区则采取箝制xìng包围。其目的是解除对中国中枢地区武汉的威胁，以便有利于实行“先安内”的政策，以解除后顾之忧。 此次“围剿”，蒋介石对其军队和行政干部大讲先安内而后攘外的谬论。 1932年6月22日，蒋介石对鄂豫皖湘赣军政长官发表讲话，提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口号。他说：“剿共不能专靠武力，这次剿匪，要七分政治，三分军事。”他已开始认识到政治对军事的重要影响，并具体说明要有军事的胜利，必须有政治的清明。 他认为政治清明的标志，一是赏罚分明和严刑罚。处罚时，不准再实行辞职、革职、撤差的做法，而只有降级、监禁、杀头三种，目的是以此杜绝做事不负责任和混日子的行为。他说：“现在只有雷厉风行的方法，重重处罚，才能使各负责人员有所畏惧，不能不负责作事”，以养成一种严正风气。 二是官员知廉耻，肯负责，不互相推诿，提高效率。他也已认识到他的政权下面“政治完全不能推动”，各级政府官员均是不愿负责任，互相推托，不做事情，非常腐败。因此也很想使他的政府机构成为一架灵活的机器，为他服务和运转。但他对此的救治方法，就是知廉耻。上一条是以重刑推动政治机器，此一条是以礼义廉耻养成负责心理；亦即以刑与礼相结合而完成其政治机器的正常运转，然后取得国人拥护。这两条属于政治清明。 此外是丈量土地，清查户口，进行社会改良。他说这是中国社会的组织。他想用土地来缓解农民的反蒋情绪，以便有利于围攻红军的战争。他认为处理土地的方法，不要用一个格式，可以多样化，可以采用耕者有其田，平均地权的方法，也可以地还原主，二、五减租。此目的无非使贫苦农民得到或多或少的土地，可以活下去，以减弱其反抗心理，使其不跟红军走，甚或协助他进攻红军。 但是蒋介石以封建独裁君临中国，人民绝对无权，因而无人监督高级或中、基层官吏，则各级官吏便可以为所yù为，称王称霸，上则瞒蒋，下则压民，均是千百个小蒋介石各自为政，蒋yù推动其政治机器，实是万万不能。因而土地政策也好，赏罚分明也好，均是一纸空文，徒然自欺欺人而已，是绝无人实行的。封建的土地关系丝毫未变，而腐败的政治，依然如故，他也只能依靠其军事力量来进攻红军。 第四次“围剿”。蒋部署了两个战场，一个主战场在鄂豫皖；一个次战场在江西中央苏区。在中央苏区，以吴奇伟、孙连仲部守北面永丰崇安；十九路军守东线；粤军自南进攻。7月初，粤军自南北进，大举入侵赣南。7月中旬，红三军击溃李汉魂部十三个团。7月17日，击溃孙连仲二十七师，克乐安、宜黄，高树勋四个团被缴械。20日，又于南丰地区击溃毛炳文、许克祥十个团。22日收复南丰。10月，红军转入福建，连克清流、归化等数城。继进闽北，攻克金溪等地。 1933年1月，三军团协同五军团西上赣东，迎接方志敏红十军南进，使蒋军无法得逞。 主战场方面，是蒋介石亲自指挥，对鄂豫皖红军作战。 对鄂豫皖的围攻，开始于1930年12月中旬，至1931年12月下旬结束，是为第一阶段。本阶段总兵力为十七个师又两个旅、两个骑兵师。蒋采用互相联络，严密包围，逐步进剿战略原则，于1月15日，以主力军从霍山、固始、潢川、罗田方面向麻埠进犯。另以偏师自六安、霍山地区进行协助作战。 红四方面军则在邝继勋指挥下，采取乘隙捣虚、避强击弱战略原则，突围进入皖中，威胁安庆。红军以金家寨、新集为中心地区，保存实力，避免决战。战斗至12月下旬，该方面红军开始分散于鄂豫皖各地区，化整为零。蒋第一阶段的“围剿”至此暂告一个段落。 前在一月上海抗战时，是由派何成浚、刘峙、刘镇华、郭汝栋、王陵基、曾以鼎、王均诸部分路围攻鄂豫皖红军。5月5日，上海停战，蒋对日妥协，转而再加强对该处红军的作战力量。 6月初，武汉组成总司令部。7日蒋于庐山召开五省军事会议。何应钦、何成浚、熊式辉、陈诚、陈调元、夏斗寅、高凌百等均予参加。会议决定军分三路，按照堵剿、进剿、清剿、追剿顺序，按期进军。并以飞机撒传单，劝导民众和引诱红军指战员投降。各路军部署如下： 右路军：司令官李济深兼，副司令官王均。下分三个纵队：第一纵队指挥官为第四师长徐庭瑶兼任，辖本师和宋世科独四十旅；第二纵队，以第十二师长曾万钟兼领，辖本师和王均第七师；第三纵队以二十五路梁冠英兼领，辖本路和胡宗南第一师；预备队以五十五师长阮肇昌兼领，辖本师和范熙积四十六师、岳盛宣五十七师。 中路军：司令官为蒋中正本人兼，副司令官刘峙。下辖第一纵队，以七十六师长张钫兼领，包括本师和戴民权四十五师、宋天才七十五师、郜子举新编二十师；第二纵队以陈继承任指挥官，下辖黄杰第二师、李玉堂第三师、李思想第八十师、陈耀汉第五十八师和骑兵十三、十五旅；第三纵队，以马鸿逵为指挥官，下辖马腾蛟三十五师、骑三旅；第四纵队以三十一师长张印湘兼领，辖本师和二十二路特务旅；第五纵队以四十七师长上官云相兼领；第六纵队以卫立煌为指挥官，下辖李默庵第十师、蒋伏生八十三师；预备队以钱大钧为指挥官，下辖俞济时八十八师，汤恩伯八十九师。 左路军：以何成浚兼司令官，徐源泉为副司令官。下辖第一纵队，以万耀煌任司令，下辖本十三师；第二纵队司令为四十四师萧之楚兼；第三纵队司令为四十一师长张振汉兼；第四纵队司令为独三十七师长刘培绪兼。 长江上游剿匪总指挥，为王陵基，下辖杂牌军两个路，两个旅和一支队。 左路军重点进攻洪湖地区贺龙部红军（军团）和孔荷宠十六军；中、右路军主攻第四方面军。第四方面军徐向前第四军、蔡申熙第九军、邝继勋二十军等。贺龙二军团等曾北上河南嵩县，再转陕南，后化整为零，转进巴东。 第四方面军初获胜利后，与敌转战，使敌疲于奔命。但自12月28日起，因四方面军不再执行原来的正确的战略原则，而用张国焘的“坚决地进攻”，不后退的错误战略，蒋得以用“筑堡修路，稳扎稳打”策略击败了红四方面军。张国焘被迫率主力军西撤陕南、川北。蒋之武汉威胁遂解。遂又于1933年1月1日，开始对中央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 第30章 密谋fǎn gòng，五次“反剿”(11) 对中央苏区之第四次“围剿”，到4月29日结束，共经三个多月时间。围剿地区在江西省中、南部和赣省与闽、粤、湘jiāo界处，地区比以往均为广大。蒋介石动用兵力二十九个师，四个旅，空军两个队。中央红军则为三十五个师，又八个团。 先是蒋介石于1932年5月特任何应钦为赣粤闽湘边区“剿总”司令部总司令，广州绥靖主任陈济棠为副总司令。何于5月抵赣，分军队为九路： 第一路以余汉谋为司令官，进攻赣南；第二路以陈诚为司令官，进攻赣西；第三路以李扬敬为司令官，进攻闽南；蔡廷锴为第四路司令官，进攻闽西；第五路司令官为白崇禧，进攻赣南；第六路司令官为朱绍良，进攻南丰地区；第七路司令官为谭道源，进攻赣西北地区；赵观涛为第八路司令官，进攻赣东北地区；第九路司令官为孙连仲，进攻宜黄地区。 1933年春，实行对中央红军第四次“围剿”时，又分编各军为左中右三路军，仍以何应钦为总司令；以贺国光任参谋长。中路军以陈诚任总指挥，辖罗卓英、吴奇伟、赵观涛一、二、三纵队，共十一个师；左路军蔡廷锴，辖六个师，又一个暂编旅；右路余汉谋，辖六个师又一个独立旅（陈章）。此外总部又直辖五个师，两独旅，空军三、四队。以陈诚中路军为主力军。 蒋之作战构思，是分三路，自闽西、赣中、赣粤边向红军地区黎川进犯，企图一举消灭红军主力于黎川。所用策略和战法是以党政军密切配合，对占领区宣传主义、澄清吏治、修公路、建碉堡、设保甲、编民团，严加防守。具体作战是于赣、粤、闽三省派军扼守要隘，实行封锁，然后各路齐头并进渐次缩小包围圈，围攻红区中心地点。 红军则采取诱敌深入，各个击破战略原则，并以一部于赣东北、赣西牵制和分散蒋军兵力。此为周恩来制订之作战计。 此次战役，共经金、南丰、霍源、蛟湖、东陂、乐安、新淦、金羚（前者是在金附近）、清流、大田、光泽、遂川、路口、赣江西岸、湘赣边、大庾岭以北诸战斗。蒋未能获胜。 4月末，蒋介石为应付日军进攻长城所引起的更加高涨的抗日浪潮，不得不派中央军抵挡一下，以掩人耳目，就改任何应钦为北平军分会代委员长。蒋介石将长城抗日任务jiāo与何应钦，自己又亲自赴南昌继续指挥“围剿”，并撤销“剿总”，成立南昌行营。命刘峙任北路军总司令，重新部署“围剿”。至此第四次“围剿”结束。 蒋认为第四次“围剿”中，经常追随红军行动，陷于被动，致使中路军受损失重大，士气不振，没有什么成果，承认了第四次“围剿”的失败。又于5月1日，亲自下手令，改变作战策略为：“今后剿匪务以守为攻，乘机进剿，主要用合围之法，兼采机动之师，远探密垒，薄守厚援，层层巩固，节节进逼；对峙则守，得隙则攻。” 第五次“围剿” 蒋介石的第四次“围剿”，于1933年5月宣告失败，这正是华北事变和《塘沽协定》签订的时间。 自1933年3月热河失陷后，日寇进攻长城各口，华北危机，国人大哗，纷纷指责蒋介石对外妥协。蒋不得不派其中央军第十七军到古北口对日作战。但因蒋介石不愿为抗战破本钱，一战而败，日寇更咄咄逼人。蒋介石则电令何应钦步步退让，忍辱屈服，对日方的所有要求一一答应。最后签订《塘沽协定》、《何梅协议》、《秦土协定》等。但对中央红军却紧逼不放，进行一次次“围剿”。第四次“围剿”失败后，接着又准备进行第五次“围剿”。 在此外患日深的危机中，蒋介石进行自相残杀的劲头，却更为勇猛。正是兄弟内争，强邻得利，蒋氏岂不知乎？ 第五次“围剿”从1933年10月至1934年10月。作战地区是赣省中部、南部和闽赣、湘赣、浙赣各边区。 蒋介石调动了六十四个师和七个旅、六个团；另有空军十一个队，飞机共一○五架。按每师平均九千人计算，总计约有六十余万人用于此次内战。而蒋之用于上海、长城抗战嫡系军队却仅仅第五军和十七军两个军。 此次“围剿”中，红军反“围剿”力量约十五万人（亦说十二万人）。 这次蒋介石亲自到南昌指挥第五次“围剿”，又特别强调了“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基本作战原则。同时采用保甲、团练制和废苛捐、惩土劣、整饬吏治、复兴作战区经济诸措施。曾办理生产、消费合作社，也想解决土地问题。但这些政策，并未能真正实行，只是纸上空文。 其次，蒋对其军队又实行思想教育，他叫做心理建设。为此，他处处大讲特讲“安内攘外”、“诚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33 章 ”和“仁义礼智”、“智仁勇”以及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的事迹。总计有以下几篇讲话： 《剿匪要实干》、《革命军人的责任是安内与护外》、《庐山训练之意义与革命前途》、《剿匪军官须知》、《军队教育要旨》、《军官自勉之道》、《革命军人成功立业之道》、《革命军人首当崇尚气节》、《剿匪最重要的技能是什么；军人最快乐的事情是什么》、《革命军官必具的要素》、《军人精神教育之精义》、《革命的心理诚》共十四篇讲话。 在这些讲话中，他一方面宣传礼义廉耻，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和忠孝节义的封建道德，一方面宣讲“先安内后攘外”的对外妥协，对内镇压的老洋务派理论，把复兴中华民族的关键归之于歼灭中央红军。号召军人学习曾国藩、胡林翼等人，以其镇压太平天国的精神、思想和魄力来消灭中央红军。至此，他已完全站在清朝和曾国藩的立场上，敌视太平天国了。这就和孙中山已完全站在相反的立场上了。 蒋在《军人精神教育精义》中，特别系统地提出了军人的精神是智仁勇，而以仁为中心，仁即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或约之为礼义廉耻。这是蒋氏自1924年以来，封建私有制军事思想的基本完成。所以他更大力地宣传曾国藩、胡林翼的政治军事思想并命他的军官学习曾、胡和左宗棠。但在战略和战术上，蒋则吸收了巴尔克、克劳塞维茨等的原则，以丰富其孙、吴至曾、胡的战略战术原则。其时，其战略战术原则的主要内容是：战略原则要素时间、地点、供应、机变。战术原则以静制动；以拙制巧；以实击虚；以迂为直；独立作战；互相支援。此时，他对军中政治工作则已不重视，将中心放在军人精神和军事训练中。到1945年，因1944年的抗战大溃败，才又想到政治工作的重要xìng。 总之，其战略思想的主要特点是进攻xìng的歼灭战，但规模大小不同。此自1925年以来已经开始形成。 此前1932年6月22日，蒋介石在对鄂豫皖军政长官的讲话中，就特别提出了学习曾国藩的问题。他说：“至于风气，更是一种大事业所不可缺少的基础，我们知道在中国历史上所谓换朝代的时候，都有土匪发生，而且土匪的力量都是极其强大的。现在的匪患正是同样的现象。现在赤匪许多组织的方法，亦不过是很粗浅地抄袭洪、杨时代的方法罢了。可是太平天国虽有极严密的组织与纪律，终究却被曾国藩、胡林翼等打败。曾、胡之所以能打败洪、杨，就是用着风气的力量。现时的共匪朱、毛，决比不上太平天国的洪、杨，难道我们自己就连曾国藩、胡林翼都比不上吗？” 总之，蒋是叫大家学习曾国藩，否定太平天国起义。而孙中山则是大力肯定太平天国，歌颂太平天国起义，并把洪、杨视为反清的先驱。对此人人皆知。这已明白地表明蒋已以清朝接班人的态度对待洪、杨。这说明蒋在讲话的当时，已完全站在中国封建地主集团和清王朝的立场上。 又例如1936年4月28日，他在湖南长沙对各学校学生训话时，就更明白地肯定曾国藩，而否定太平天国。他说：“曾国藩、胡林翼一班人……所表现的精神和所作的事业，……是值得我们钦佩的。尤其是可以为我们各位同志效法的，当时一方面有太平天国的内忧，扬子江流域各省，几乎完全失陷，一方面又有英、法诸国的外患，压迫侵略，时时危急，当时如此纷乱危险的国家，就是因为你们湖南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这几位豪杰，几位先贤，能够乘时奋发为雄，就将大局挽救起来，使一般同胞的痛苦，能够解除。” 在对待太平天国态度上，蒋此时完全站曾国藩的立场上，痛骂洪、杨为“匪”，从而否定了孙中山的观点，清朝和曾国藩的僵尸，又在蒋介石身上复活了。并认为太平天国革命是清朝的内忧，而使清政府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就和他蒋介石的处境一样。这是蒋介石自认为清政府接班人的自白，确凿无误。所以，蒋在走着老洋务派的旧道，大力镇压中国工农红军。因此，蒋这种一方面恢复礼义廉耻，忠孝节义的封建礼教，一方面残酷镇压中国工农红军，而对外一味妥协的行为，无疑是晚清王朝的复辟和曾国藩的还魂。 这可以作为蒋介石在军事、政治上正式复辟封建王朝的标志。 于此同时，他又到处解说“先安内”政策的必要xìng，宣传消灭红军是中国存亡的关键。他在1932年6月22日讲话中就开宗明义地指出：“这次剿匪，是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为什么呢？他说：“在外患日迫，帝国主义严重压迫之下，中国内部若是仍无办法整理，则中国必不能继续苟延存在。”为什么不能整理内部中国就无法存在呢？他的回答是：“现时的匪区，是中国的中心区域，中心区域的匪患，直是国家心腹之患，此时如果不能立即肃清，中国就决不能够复兴，惟有灭亡而已。”这就是说，日寇在边远，红军在中心区域，故必先行解决红军。这就表明他所指的国家是他的王朝，决非中华民族和人民的国家。这和曾国藩、西太后的语言完全相同。为王朝自身利益，必对内镇压以保位。对外妥协还是为了保位，决非为保中华民族之利益。这应当无需什么论证了。 1933年7月，蒋在庐山设立军官训练团，专门为第五次“围剿”训练军官。蒋兼任团长，陈诚任副团长，召集全国军官轮流受训。训练的宗旨，是灌注“攘外必先内安”和对蒋介石的绝对忠诚思想。一提蒋委员长或领袖就必须立正的规定或风气，也就是从此开始的。 同时要高级将领以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或礼义廉耻为军人精神，忠诚于统帅，绝对服从命令。这是蒋氏在进一步以封建专制主义原则训练和治理军队，使国民革命军进一步封建化。他说：“忠孝，就是要忠于党国，忠于朋友，忠于上官和部下。”忠于部下是假，忠于上官，忠于他本人是真。 同时蒋印发《剿匪手本》，颁发给受训军官和参加第五次“围剿”的军官。 此书共六篇，中心内容为军官必备的素质和“品德”以及作战韬略。此外还发有：《军人精神教育》、《孙吴兵略问答》、《步兵cāo典纲领》、《曾国藩剿捻实录》、《增补曾胡治兵语录》、《豫鄂皖剿匪总司令部新颁党政军条规及行营第四厅新颁各条规则》、《剿匪部队训练要旨》、《封锁法规汇编》、《碉寨图说》、《军人必读》、《匪军文件汇编》，共十二种。其总精神是要其军官、将领们，以杀身成仁的决心和必要的战略战术，消灭红军。可见蒋介石为此次“围剿”所下的力气是多么大，真是全力以赴。 而对日寇的侵逼，则一再作揖、屈服、忍辱含垢而不辞。以上这些文件的中心内容，是贯彻他的一系列对外妥协对内镇压的洋务派思想和诸班战略战术原则。 然后，蒋介石于10月2日在南昌行营对各高级将领面授机宜。战略原则是四项：严密封锁中央苏区，断绝中央红军和苏区人民生活资料供应；发展作战地区jiāo通，以加快运兵时间。他认为：“战争就是争取时间，谁能节省时间，行动迅速，谁就胜利。”注重机动作战，对付红军游击战。争取主动，cāo纵战局，而不令红军cāo纵战局。他说：“凡能依自己的计划，支配整个战局演变者，便是主动，便谓之立于主动地位。”他和任何一个将领一样，在历史上都想自己cāo纵战局演变，但是能否做到这点，却是另一回事。 战术原则为以静制动：他引用胡林翼的话说：“胡林翼说：‘驭天下之至纷者以静’，即是此理。”以拙制巧：具体说，就是蒋采纳了碉堡封锁办法，步步为营，节节推进。以实击虚：以主力击红军的弱处。以迂为直：此指行军、进攻、追击，均走曲折小道，不走阳关大道，以出敌不意。独立作战：因地形多山，jiāo通不便，联络很困难，各部队各单位，均应各自为战，不依靠友军之助。全力决战：是要在决战时，同时全力出击，避免逐次增兵。其意是怕被红军各个击破。在城市之外的二、三十里处的要冲，修筑巩固的堡垒，以便稳扎稳打。就地固守：即固守中待机反攻，随时准备出击，蒋称此为“攻势防御”。纵深配备：这是锥形作战方法，即前面jiāo战面应愈窄愈好。应留1／2或2／3部队在后面为后备队。机动配备：此要诀是“进退无常，多寡不一，分合得当，攻守咸宜。”其意是将主力部队随时向各处调动，进行机动作战，使对方莫测。对此蒋介石在讲话时颇为得意，他向各高级将领介绍说：“民国十九年陇海路作战，运用‘机动配备’，屡次抽调大部队来活用，后来西北军将领对人家说：‘到处都遭到中央军的主力，实在莫测神奇。’”六项要务：侦察、搜索、警戒、联络、掩护、观察。 蒋在结束讲话时总结说：“战术上取守势，要以静制动，以守为攻；战略上取攻势，要以实击虚，以攻为守。” 10月中旬，第五次“围剿”准备完成。17日发布战守第213号训令，指示各部队行动纲领。要领内容为： 各部队可不先找寻敌人主力，而以占领必占之目的地为主。沿各路军前进道路两旁横向三、四十里之线，构筑碉堡。逐步前进，预定日进二里，逐次缩小包围圈。最后占领方圆五百里之赣南苏区。并令各军以愚公移山之志，完成任务。 具体战略构想，是分军为北、西、南三路加赣浙边区一路。置主力于北路。于10月中旬同时进攻，yù聚歼中央红军于赣南地区。 以南昌行营为总部。蒋介石亲自坐镇。下设：北路军，以顾祝同为总司令，驻临川。蒋鼎文为前敌总指挥，下辖三个路：第一路军总指挥为顾祝同兼任；第二路总指挥为蒋鼎文；第三路总指挥为薛岳、陈诚，辖十八个师，为全部“围剿”军最雄厚力量。 西路军，以何键为总司令，驻宜春，辖十个师左右。 南路军，以陈济棠为总司令，驻韶关，辖十个师左右和五个空军队。此外还有浙赣闽边区警备司令赵观涛率有四个师和浙江保安团四个团，对赣东北方志敏红军围攻。以上总兵力，据宋希濂估计加上直控部队、pào兵、通讯兵和赣、闽、粤、湘四省保安团队，总共有一百万人。此次围攻，除有一部分用于红二、四方面军队，几乎全部都用于江西战场上。南京一带，也只靠宪兵警察防务。可以说蒋是全力以赴，孤注一掷。 中央红军的反围剿战略，此次则与以上四次大不相同。这次作战部署，完全否定以上四次反围剿的经验，以第三国际派来之李德（德国奥托布劳恩）为主持人，采用第三国际决定，“以碉堡对抗碉堡，实施广泛游击，破坏公路，充实兵力，筹足给养，准备长期战斗。” 同时以游击队潜入蒋军后方，破坏jiāo通，使其前方部队陷于孤立，迫其退入城市。 在具体战术上，以神速、秘密、坚决为要诀，力求攻击蒋军的必救之地，诱其于运动之中，然后予以不意之袭击。对于正面敌人的纵深进攻，则以轻快部队之钻隙、迂回、包围战法，突破蒋军封锁线。 第31章 密谋fǎn gòng，五次“反剿”(12) 关于阵地要点，则是以碉堡对碉堡，进行阵地防守战。但在碉堡之间，则组织短距离出击战、袭击靠近的敌军。这种主动出击，是在大阵地战圈圈内的小运动战，而绝不是真正的不受拘束的运动战。这种运动战，当敌人包围圈迅速缩小后，就无法进行，也就只有挨打而又走不脱了。 此次蒋以北路军之三十七个师担任主攻；西路九个师主攻赣江以西，对手是孔荷宠部红军；南路军十一个师担任助攻。北路主攻任务，以陈诚第三路军担任。目的攻占广西，围歼红军主力。11月14日，蒋介石鉴于红军七、三两军团突破北路军孔令恂九十七师封锁线，手令陈诚改进碉堡封锁线，采用面式火网控制地带（此系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协约国采用的方式），加厚火力。 11月20日，福建人民政府中华共和国人民政府成立，十九路军正式揭起反蒋旗帜，宣言北上抗日，反对南京蒋氏国民政府。此时十九路军扩编为五个军共四万余人，飞机三十余架。 蒋此时非常害怕红军与十九路军联合（也怕红军向江、浙扩展），急得几个晚上未能睡好，辗转反侧，苦想救急之法。遂不得不从北路顾祝同部抽调蒋鼎文二路军十一个师，编成“入闽军”东进福建，以蒋鼎文率领，同时蒋介石组织张治中第四路军协同第二、五路（卫立煌）军赴闽作战。 蒋在围攻福建十九路军时，亲自偕宋美龄于福建建瓯督战。战役中蒋曾和宋美龄到山林中游览。宋在山中对腊梅特别喜爱。蒋见后就记在心上，于1934年1月1日，在建瓯过年时，特送给宋一个chā满腊梅的花篮。宋见后特别高兴，并为写文投稿，称赞其夫婿不仅是个军人，而且具有诗人的气质。看来蒋对宋美龄是百般“讨好”！这种尊敬夫人之道，实是颇具“诗意”。 在十九路军福建起义时，中央红军未能及时援救，实是帮了蒋的大忙，蒋就怕两者联合，所以用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镇压了这次起义。据李德回忆，当时周恩来、博古主张支援十九路军，但上海局反对支援。结果服从上海局。 1934年1月21日，十九路军失败，为蒋改编。6月，又被调陇海地区整训。然后，蒋命蒋鼎文率十九路军参加第五次“围剿”，编组为东路军，辖二、五路（卫立煌），共十六个师，向赣南红军进犯，自2月2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34 章 5日至5月20日，连占沙县、将乐、泰宁、归化、永安、建宁；南路军于4月21日攻占筠门岭；北路军于4月28日攻占广昌，迅速向中央合围。 此时，红军的中心地区，已缩小到八十至一百公里方圆。10月7日，蒋之北路军又攻占石城。在这个小圈内，已无法打运动战了，如不突围而走，就只有被蒋氏全歼。 在这种情况下，红军军委会决定于1934年10月中旬突围西走。据当时第三国际代表李德（德国人）回忆，红军中央总部是于10月16日开始率领红军突围。这时红军的中央政府军委会主席为朱德；政治保卫局局长为邓发；红军总政委为周恩来。红军总司令为朱德；参谋长为叶剑英；政治部主任为王稼祥。留守江西者为中央军区司令员项英，兼政委；其参谋长为龚楚（此人以后叛变，写了不少红军内部材料），政治部主任为陈毅，政治保卫局分局长为谭震林。中央总负责人为博古（总书记）、周恩来（书记）、李德（总顾问）。 11月1日，东路军占领长汀。北路军于10日占领瑞金、会昌。到11月底，赵观涛将方志敏部红军击溃，蒋之第五次“围剿”结束。红军尚有十万余人，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还有李德的回忆录可供参考（《中国纪事》）。 他说长征开始后，12月份李德曾提议与贺龙、肖克的二、六军团联合建立湘川黔根据地。但被中央否决了。中央主张向四川进军和进攻遵义地区。1935年1月上旬，在遵义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据李德说，当时中央并不知道有陕北根据地。是1935年夏从张国焘处才知道的。遵义会议上，máo zé dōng否定了以往的错误路线，从此máo zé dōng实际领导了长征。他的主要论点是：第五次“围剿”完全是阵地战和突围太迟了；以及逃跑主义路线。李德回忆说，突围是于1934年春就讨论的问题。8月，才一致通过突围决议。李德的回忆是否可靠呢？不敢肯定，此处姑存一家之言。但不管如何，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无疑是第三国际和斯大林的错误决定。 关于遵义会议，李德又说，参加会议的人大多不是中央政治局委员。 追击红军 1934年10月14日至1936年12月12日，为蒋介石组织各军追击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红二、六军团的时期。地区涉及江西、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西康、陕西、甘肃、宁夏共十个省。 蒋介石调用兵力为二十八个师、六个路、（川军）四个旅另七个团。空军有五个队。总兵数约为三十五万左右。红军约为十二个师和五个军（红四军团），约十余万人。 中央红军长征前，红四方面军已于1932年12月转移川北。川鄂边之贺龙红二军团和赣西萧克红六军团于1934年8月会师湖南大庸、承顺地区，是为二方面军。 1934年10月中旬，中央红军一、三、五、八、九军团自赣南信丰突围，开始长征。 蒋介石于11月制订追击计划。其作战方针是：乘各地区红军尚未会合前，分别于湘桂、湘鄂川、川北三个地区歼灭各部红军。他称之为“分途围剿，各个击破”。 同时蒋将南昌行营和鄂豫皖三省“剿总”结束，特设军委会委员长行营于武昌，负责湘鄂赣皖对遗留红军作战。又以贺国光任行营参谋团主任，率团驻于重庆，负责制订川、湘、滇、黔四省追击和截堵红军作战计划。 其具体部署是： 由徐源泉任川湘鄂边区总司令，配合“追剿军”总司令何键进攻贺龙、萧克红二、六军团。以何键所辖五个路，为“追剿”军主力，配合白崇禧广西“剿匪军”第七军、第十五军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桂边境；以贵州“剿匪”军总指挥王家烈二十五军，在湘黔边境堵截红军，不使中央红军北上贵州。 四川则以四川“剿匪”总司令刘湘率部围攻红四方面军。同时令湘、鄂、川、黔、桂各省政府和部队动员民众构筑碉堡，加强地方团队组织；尤强调于湘江、乌江、嘉陵江西岸密筑碉堡群，严防红军过江。并严密各县保甲组织，建立乡镇义勇队、侦察队，配合正规军围攻红军。 总之，动员一切军民力量，对红军竭尽全力作战。这种保甲团练的使用，也是从曾国藩那里学来的。他不惜动用数十万主力军和各地区军队爬山越岭，昼夜兼程，追击、围攻红军，可谓不遗余力。 但对华东日寇大军压境之民族危机，他却不舍得动用数十万主力军以救中华。这是史实，谁也抹不掉。 其所用“追剿军”主要军事将领为： 总司令何键。 第一路“追剿”军司令刘建绪。第二路司令为薛岳。第三路为周浑元。第四路为李云杰。第五路为李韫珩。 广西“剿匪”军总指挥白崇禧；贵州剿匪总指挥为王家烈。 川湘鄂边区总司令徐源泉。 四川“剿匪”总司令刘湘。下辖六个路。 中央红军曾于本年7月派方志敏率寻淮洲七军团和刘畴西红十军，组成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又派罗炳辉红九军东入福建，击蒋介石北路军侧背，迫蒋急速调兵防卫闽北，阻止红军北上浙江。 8月，萧克红六军团向湘东突围。蒋令何键西路军堵截。10月，红军中央军区守备队约三万七千余人，由项英任司令员，据守中央苏区（陈毅随项任政治部主任）。 中央红军主力于1934年10月14日埋掉沉重和难以携带的东西，以第一军团为前锋，三、八、九军团为中心大队，以第五军团殿后，开始突围。中央党政军领导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秦邦宪、máo zé dōng、林伯渠、王稼祥等率直属队五千人，随中心队出发。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朱德统率，向陈济棠南路军防线信丰地区猛攻突围。 10月27日越过南路军第一军（余汉谋）防线，向汝城前进。11月30日，冲过陶广六十二师钟彬旅，向宜章前进。12日越过粤汉铁路，向兰山突进，进军迅速。 蒋介石见此情况，深怕红军越过湘江进入桂、黔二省，更难堵截，便立即委何健为“追剿军”总司令，全力追击；又令王家烈、白崇禧前往湘黔、湘桂边境堵截中央红军。并令各部务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之南和漓水以东地区。 何分其各部为五个路，期与王、白合力围歼中央红军。但中央红军于26日自界首渡过漓水，伤亡约三千余人。蒋之歼灭红军于湘江以南漓水以东计划落空。 蒋又重新编定军事序列：何键“追剿军”总部下设两个兵团，第一兵团总指挥为刘建绪，下设三个路。第二兵团为薛岳，下设两个路。 12月5日，中央红军第五军团于兴安、龙胜地区掩护主力向黔东急进。曾与桂军第七军一度激战。12日，中央红军逼近贵州省。薛岳第二兵团只是随后紧迫，并不能抵挡红军前进。 蒋介石非常害怕红军入黔，急令王家烈派军到黎平堵截。同日，蒋又怕红军入据贵阳，又令何键设法歼红军于贵阳、宁远之间。16日，中央红军进入贵州省。 此时，红军已损失六万余人，仅余四万之众。据王多年的《戡乱》一书记载，中央红军又于沿途扩军不少，损失六万余众后，又补足了十万之众；此恐不确。28日，中央红军逼近贵阳。薛岳尾追不放。1935年1月7日，薛岳抵贵阳。1月5日，中央红军已渡过乌江。7日，红军克遵义、桐梓。 1月15至17日（亦云9日至10日）间，中共在遵义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批评了前领导的军事路线，肯定了政治路线。最高军事指挥机关由博古、李德、周恩来“三人团”改变为周恩来、朱德二人团，máo zé dōng当选中央常委，“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朱德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由周恩来、王稼祥兼。红军总司令为朱德，总政委为周恩来。总参谋长为刘伯承。副总参谋长为叶剑英。总政主任为王稼祥。 至1935年3月11日，于贵州鸭溪正式组成周、朱、毛“三人团”，成为最高统率部。由三人团取代集体指挥。这在军事上，或许必要，因为人多而认识水平不高，反于军事无利。 参加会议的还有政治局委员张闻天（书记处书记）、陈云和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刘少奇、何克全。军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李德（军事总顾问）。 蒋介石闻讯，于1月10日电令刘湘以主力部队向川南推进，相机进入黔北，堵截红军入川；令何键以有力部队向黔东尾追红军；令陈济棠和白崇禧派有力部队向黔桂边进击；令薛岳第二兵团和王家烈二十五军自南而北，yù将中央红军围困于黔北川南。蒋yù以四面包围态势将红军消灭于川黔边境。 刘湘以郭勋祺（少将）任川南“剿匪”指挥官；何键以刘建绪第一兵团三个师（陶广六十二、李韫珩五十三、李云杰二十五师）向镇远、铜仁进犯。陈以第二军，白以十五军向桂、黔边进军；王家烈亲自督军进攻遵义、桐梓，薛岳于贵阳督师北进。13日，薛岳以本兵团主力继续追击中央红军，以一部堵截贺、肖二、六兵团。1月27日、28日两日中央红军三、八兵团因川南受阻，损失颇重，折向云南突进，蒋之原围歼计划又破产了。 2月2日，蒋介石重新编组军队。以何键为第一路军总司令，主要围攻贺、肖红军；以龙云为第二路军总司令，以薛岳任第二路军前敌总指挥，yù以主力再转于滇黔边境围歼中央红军。 但中央红军在包围圈尚未形成之前已于2月18日在二郎滩渡过赤水，向松坎突进，又东向黔北。蒋又晚了一步。2月25日，红军再克桐梓。26日，中央红军又自桐梓南下，攻克娄山关，击败黔军独立第二旅。薛岳奉蒋命派第一纵队向遵义增援，阻止红军攻克遵义。但28日红军又攻克遵义。蒋又迟了一步。 继而薛又奉命防守乌江南岸。3月3日，蒋介石飞重庆，亲自指挥作战。yù将中央红军围歼于遵义东北乌江之北地区。3月7日，红军不等蒋之各军部署就绪，即开始行动。 3月24日，蒋由重庆飞抵贵阳指挥。29日，中央红军主力南渡乌江，向息烽前进。留九军团在乌江之北，沙市、安居地区，准备牵制蒋军的兵力，以助中央红军主力，相机行动。4月1日，蒋于贵阳被国府特任为特级上将，同日，急令周浑元第二纵队一部（九十九师）自贵阳北向息烽截堵。而令主力部队三个师渡乌江北上，准备截击因受截再北渡乌江的中央红军主力。但红军于4月2日停留乌江南岸未动。 蒋又以为红军将西渡乌江，便令第一、二纵主力防守乌江西岸。中央红军则突然东向移动，又似北渡乌江。蒋又急调第二纵队主力于乌江北岸设防。并指令各部队不时夜袭红军。 4月6日，中央红军乘贵阳空虚，自毛家铺突然南下，于9日进抵距贵阳约二十八里的黄泥哨附近，贵阳震动。 在四渡赤水的反复转圈的时候，中央红军损失惨重，军队已不到三万人。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当然各有各的看法和思考，这是极正常的事情。当时各级领导人中，有一部分人，包括洛甫、林彪在内，有换掉máo zé dōng的想法，他们认为这种只是逃的方法，失去不少战机，走了不少冤枉路，损失太大。这应当是正常的现象，只要不是世袭制，谁都可以当选，也可以被罢免。前领导人可以换，以后新换的领导人，当然也可以换，到底换与不换，也由大家决定，不是什么非法问题。 当时博古念于大局，怕再换班影响军心、士气，主张仍由毛主持军事，大家也都赞成了。第三国际代表李德也表示同意。máo zé dōng继续指挥军队。此后一段时间，毛与李德谈话较多，并曾表示过到新疆去的想法。但李德反对到新疆建立根据地，因为路太远。他认为应到敌后建立根据地。máo zé dōng对李德此一提议表示反对，不过特别对李德谈到要李参加军事领导小组的事，以后，就未再对李提及军事小组之事。 这时，蒋介石正在贵阳，并命陈布雷为他草拟经济建设方面的文章。忽闻红军逼近贵阳，便赶快将经济之事放在一边，马上部署兵力反击。 他的计划是，于贵州省岔河以南地区，以薛岳三个纵队围歼红军主力。14日，中央红军（一、三、五军团和红九军团），由广顺向西方突进。18日，中央红军自贞丰分路向滇东跃进。红九军团亦向滇东移动。 这时，薛岳（兼贵州绥靖公署主任）留郭思演九十九师，韩汉英五十九师，唐云山九十三师驻防贵阳，以主力向西追击红军，又yù歼中央红军于北盘江流域。 23日，中央红军又渡过黄泥河进入滇省，留少数部队在黔省游击。红九军团也正向滇东急进，24日入滇。蒋又急命各师迅速追击中央红军主力；令李韫珩五十三师截击红九军团于宣威。 中央红军以彭德怀红三军团为后卫，以一、五、八军团向曲靖、马龙方向突进。29日，罗炳辉红九团自板桥进抵云南省会泽县境。 同日，中央红军各军团缩编：一、三军团由九个团编并为四个团；五、九军团编并两个团，（原各军团均为三师三团制）共九个团。这主要因为逃亡者太多而致。周昆红八军团撤销。 第32章 密谋fǎn gòng，五次“反剿”(13) 此时中央红军有两种打算，是máo zé dōng的方案，由政治局和军委会共同批准：一是北渡金沙江与四方面军会合；二是会合不可能时，即留在川、滇、黔边区打游击。这种打算被薛岳获悉后，薛即部署军队，防止中央红军北渡金沙江。5月9日第二路军总指挥龙云令薛岳于同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35 章 日到达金沙江南岸，追击准备渡江红军。但当薛部尚未到达时，红军已于5月9日渡过金沙江北上。蒋介石又晚了一步，他总是跟不上红军的行动。 中央红军渡金沙江后，进入西康少数民族地区，人烟稀少，给养困难。此时，豫陕边区徐海东部红军，川北徐向前四方面军和陕北刘志丹部红军，均正对蒋军作战。蒋又于5月10日自贵阳飞昆明，仍亲自指挥追击红军。同日委顾祝同任重庆绥署主任，统一筹划川、康、黔各省对红军作战事宜。 5月11日，蒋介石又下决心将中央红军歼灭于金沙江以北、大渡河以南、雅江以东地区。他认为石达开就灭亡于此地，甚是胸有成竹，yù中央红军重蹈石达开覆辙。遂令刘文辉二十四军守卫大渡河北岸；令孙渡第三纵队筑堡防止红军南下或向西南撤退；令薛岳指挥第二路主力军围攻中央红军。 5月12日中央红军在大理（云南）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máo zé dōng批评洛甫是右倾机会主义思想，也批评了林彪。 5月25日，中央红军一部分在农安和安顺场之间奇迹般地渡过大渡河，北向泸定桥突进；未渡河的主力部队则急沿大渡河东岸，也北向泸定桥突进。至26日，蒋始由昆明飞抵成都，下手令指挥部队围攻沿大渡河北上红军。5月29日，中央红军攻克天险泸定桥，中央红军主力顺利渡过大渡河继续北进。守桥军队为刘文辉二十四军一部，稍战即退。 蒋介石继令组织一至二师便衣队为先锋队，以前、后、左、右阵势，每部相距三十里地，中有联络机构。对彝族区则组织宣传慰劳队，以布与酒为主要慰劳品。同时严加防范，免受其害。以阻止渡桥后的中央红军通过彝族地区。 中央红军过泸定桥后曾北上金汤，因受彝族袭击和给养困难，又自金汤南返，yù克汉源、荣经、雅兴，与第四方面军会合。 6月1日，蒋介石电令薛岳将红军围歼于泸定和汉源之间地区。以欧震九十师、梁华盛九十二师、万耀煌十三师为主力。郭思演九十九师一个旅参与助攻。蒋仍采取碉堡战术，步步进逼。并于西昌修飞机场。 6月8日，中央红军攻克懋功。6月12日，一、四方面军会师，6月26日，中央于两河口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据李德回忆，máo zé dōng提议到新疆去，以接受苏联的支援。洛甫（张闻天）、王稼祥同意此提议。但大多数人反对这个意见。máo zé dōng表示服从大家意见。然后决定继续北上。据张国焘说，máo zé dōng当时曾提议到宁夏，从外蒙接受苏联援助。聂荣臻说“全体通过恩来的战略方针”，到川陕甘去。总之此次会议决定了北进计划，否定了张国焘的西进计划。该会议推举张国焘任红军总政委，朱德任总司令，刘伯承任总参谋长。7月初又于梭摩举行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中张国焘提出不完全放弃川康、进军新疆意见。这和máo zé dōng前面意见一致。这次máo zé dōng仍服从进军陕北大多数人意见。 蒋立即令杨森部向懋功追击；令李韫珩第五纵队于泸定、康定筑碉堡、工事防止中央红军东走；令第二路军于汉源、荣经一线筑堡，防止中央红军向西北突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 29日，蒋下手令指示筑堡方式应为斜jiāo口字形或十字形。切忌平列一字形筑堡。 30日，蒋写反省录，认为虽然中央红军被歼十分之九，但仍未肃清，乃自己检讨，是自己“智虑学识不精之过”，不过因此而收川、滇、黔三省归于中央统治之下，又是一大收获。 7月4日，蒋指令于碉堡外缘掘壕沟、设鹿寨和竹篓等副防御体系。7日，蒋又亲自颁布筑堡标语七条，强调筑碉堡的重要xìng与必要xìng： 一、碉堡系剿匪自卫的唯一武器。 二、军民人等要全部动员构筑碉堡。 三、构筑碉堡纵横密布，可以封锁匪区，防匪蔓延。 四、构筑碉堡可以互相呼应。 五、构筑碉堡群集中粮食，可以坚壁清野。 六、筑碉堡要守备，守备要严密。 七、碉堡守兵要不分昼夜，轮流出外游击。 6月29日，中央红军主力分三路北上突进，以攻克松潘为目的。7月8日到达松潘、毛儿盖之间地区，进入甘肃省，与胡宗南部队开始接触。 10日，红军攻占毛儿盖。11日，蒋于成都接见薛岳第二路军军官，将该路军大大夸奖一番后，东调川北，以川军担任围攻红军主要任务。蒋以为此处为人烟稀少之区，可以不用第二路军这支主力部队了。 他令邓锡侯二十一军守双流、新津一线，李家钰四十五军守新津至名山一线；刘文辉二十四军守雅安至泸定一线。又令以上各军以民团配合其守备，防止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南返或后退。 19日，毛儿盖红一、四方面军向松潘进逼。蒋令各军向懋功至毛儿盖地区红军合围。7月25日，四川杨森第四路军将懋功攻陷。红五军团撤退。27日，红九军团放弃崇化，李韫珩五十三师将其占领。此时蒋yù于大金川地围歼红军主力。 7月下旬，徐海东部红二十五军到达甘肃两当地区。蒋介石急命薛岳二路军向川、甘边境文县、碧口一带推进，yù阻止中央红军北上，与徐部会师。 8月1日，驻第三国际中国代表发表“八一宣言”。提出建立国防政府和“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惟一条件是蒋不再进攻“苏区”，对日抗战。8月4日，红军于毛儿盖举行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发生张国焘和máo zé dōng关于留驻川、康和北上陕甘之争。 张yù以川、康为根基，建立政权，进而取四川中部地区；如不成功，再进发新疆和苏联相连结。 máo zé dōng则主张北上陕、甘与刘志丹、徐海东会师，yù接连内蒙，再通过外蒙和苏联接连在一起。 最后双方几经争论，终于达成协议：máo zé dōng、周恩来、彭德怀率一、三军团为右路军；张国焘、朱德、徐向前为左路军率红九军、三十军、第四军、三十一军、三十二军、一方面军之红五军团（董振堂）和罗炳辉红九军团，约四万人。两路分头北上。 后张国焘左路军到达阿坝后，因遇到一片泥泞大草原，难以通过，遂改变主意，提出南下，忽又折返川康边境毛儿盖地区。中央红军则不告而辞，单独北上。张国焘即令陈昌浩将红四、三十军带回，随他南与一、四方面军分开。 10月下旬，徐海东红二十五军在甘泉与东北军一、七师作战。 此间在陕西又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最后一致通过到陕北与刘志丹部红军会师。同时改编军队，共改编为三个纵队。第一纵队队长为林彪；第二纵队队长为彭德怀；第三纵队队长为叶剑英。三个纵队合称为陕甘川游击支队，彭德怀任支队长，máo zé dōng等任政委，共有万人左右。9月18日击败鲁大昌部，强占腊子口，10月2日，越过六盘山，向陕西进军。此时由东北军和杨虎城西北军防守陕西，但此两部军队希望抗日，不愿打内战，士气低落，只限于守卫阵地，而不主动攻击。中央红军遂冲过东北军防线，于19日达陕北吴起镇，与徐海东、刘志丹部红军会师。 会师后，红军改编为：一军团辖一、二、三师；十五军团辖七十五、七十八、八十一师。另有独立团、骑兵团、一方面军直属部队，共一万二千人。前敌总指挥为彭德怀。 11月初，徐向前率九、三十、三十二军向天全、芦山进军，yù取得粮食基地。四川“剿匪”总司令刘湘部署川军邓锡侯、郭勋祺、孙震、杨森、王缵绪、潘文华、李家钰各部围攻。11月9日，红四方面军三十二军攻克天全，刘文辉二十四军敌抵不过，退向雅安。蒋介石遂令薛岳二路军主力之一、二纵队（吴奇伟、周浑元）集中成都待命进攻。23日，红四方面军攻克荣经，南下汉源。刘文辉二十四军接连退走。洪雅告急，成都震动。 此时萧克、贺龙红六、二军团，南渡沅水，yù沿黔、滇、康、川边界线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师。 蒋介石又急命何键第一路军围歼贺、萧军团。令薛岳二路军之一、二纵队，急攻荣经、汉源，截击红四方面军，阻其南下。激战8日，于12月15日，薛岳二路军一、二纵队攻陷荣经。红军退于天全、芦山地区。此时四方面军兵力约为二万五千人左右。1936年2月11日，薛岳率二路军向天全、芦山发起进攻。25日，周浑元第二纵队攻陷天全。26日，攻陷芦山。红四方面军退向懋功。4月中旬，贺、萧二、者军团在懋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遂与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陕、甘。红二方面军于1936年10月与一方面军会师。军队人数约为一万人左右。 张国焘经一系列惨败，只好认输服从中共中央命令，北上陕甘。旋又据第三国际意见，将其主力西渡黄河，进兵新疆，但过河后，即被马家军歼灭。留在河东的红四方面军尚余六、七千人。 这时红军在陕北的总数大约为：三万五千人。一方面军五六千人；十五军团共一万人；徐海东红二十五军三千人；二方面军一万人；四方面军六千人左右。对赣南留下之项英、陈毅部红军，蒋介石令顾祝同（驻赣绥靖主任）率部围攻。下辖八个绥靖区，以孙连仲、刘兴、毛炳文、陈继承、谭道源、余汉谋、张钫、赵观涛为第一至第八绥靖区司令官。陈诚任驻赣预备军总指挥，罗卓英为副总指挥。下设四个纵队，以樊崧浦、罗卓英、汤恩伯、刘绍先为第一至第四纵队指挥官，亦归顾祝同统辖。 自1934年12月，至1935年3月，对项英、陈毅部红军进行“清剿”，迫使赣南红军转移闽赣边境，所余甚少。 西安事变 张学良在转变 1935年12月下旬，蒋介石派其亲信陈立夫赴苏，和苏联商谈订立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于苏访问近三个月，达成协议。回国后又与苏驻华大使鲍格洛莫夫会谈就日问题。其中苏联答应抗日期间，不援助中共，决执行诺言。陈于回忆文章中曾说：“对中共成功后与苏不利的问题，苏大使表示同意，并电告莫斯科。”1935年9月，周恩来致信陈立夫，提出国共再次合作，进行抗日战争。但蒋介石当时未予答应。此前，中共于遵义会议后，第一次由覃振转达，第二次由胡宗南转达，第三次由邵力子转信蒋氏（红军已到陕北），希望团结抗日，接受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三次，máo zé dōng甚至愿出国考查。但蒋介石均予拒绝，一定要消灭红军。 自1935年10月至1936年12月中旬，蒋介石又于日寇步步紧逼之下，对陕甘宁红军进行三次大规模围攻。蒋动用了二十四个师和四个旅、四个骑兵师。这和对日寇之步步退让、妥协与忍辱，又一次形成鲜明对照。 同年10月2日，国民政府特任蒋介石为西北“剿总”兼总司令，张学良为副总司令。10月下旬，蒋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由张学良全权指挥作战。此前兰州“绥靖”公署已经设立，朱绍良任主任。26日，蒋在成都部署西北“剿共”军事。于西北“剿总”下设立三个路，三个防守区： 第一路总司令为朱绍良，下辖王均第一纵队、胡宗南第二纵队、毛炳文第三纵队、马鸿宾第四纵队、马步芳第五纵队。 第二路总司令为于学忠，辖王以哲第六纵队、董英斌第七纵队、于学忠第八纵队。 第三路总司令为杨虎城，下辖孙蔚如第九纵队、冯钦哉第十纵队。 三个防守区是：宁夏第一防守区，马鸿逵为司令；青海第二防守区，马麟为司令；第三防守区包括延川、安塞、保安以北和晋、绥、宁边境地区，司令为孙楚。下设三个分区：第一分区孙楚兼；第二分区司令为井岳秀；第三分区司令为高桂滋。另设一个预备军司令周浑元，一个骑兵军何柱国（薛岳第二路军仍在川北地区）。 蒋介石对陕北红军的围攻，仍然用原先在江西地区第五次围攻的战略战术：封锁和碉堡战；也仍坚持三分军事，七分政治。陕北方面以孙楚三十三军、高桂滋八十四师、井岳秀八十六师、王以哲八十七军、董英斌五十七军、杨虎城十七路军，筑堡围攻陕北红军，以孙楚为总指挥；陕甘方面以于学忠五十一军骑兵第七师、一○六师、骑十师、骑三师、一○九师，于陕甘边境筑堡截堵红军四方面军。 11月中旬，各部队按以上部署，开始分别修建碉堡，对陕北红军进行封锁和逐步推进，但未展开猛烈攻击。而封锁线也因村民接济未能奏效。 陕北红军以瓦窑堡为中心，控制米脂、横山、吴堡、绥德、清涧地区。兵力号称三万余人，但据张、杨估计当为万余人。究竟有多少，很难准确计算。 1936年1月1日，máo zé dōng在瓦窑堡召开军事会议，决定进攻榆林，绥德。1月4日红军开始进攻，被高桂滋八十四师挫败。2月20日，陕北红军留一部固守根据地，以主力东渡黄河，进入山西，yù北上抗日，摆脱蒋军围攻。21日，máo zé dōng发表东征抗日宣言。（同月，殷汝耕于冀宣布成立伪“冀东自治政府”。）蒋介石立即命令阎锡山派军配合其中央军堵截东渡红军。3月22日，蒋军夜袭冀家原刘志丹部红军，刘战死，红军失利。5月3日，máo zé dōng和政治部主任杨尚昆、妻贺子珍率部返回陕北。5月5日（蒋之国民政府颁布宪法草案），máo zé dōng、朱德联名发电向蒋介石呼吁停战议和，并建议组织抗日统一战线。5月11日，红军又被迫退回河西。5月28日转移到靖边、定边一带。6月1日，蒋介石设立晋、陕、绥、宁四省边区“剿压”总指挥部于太原，由陈诚任总指挥。6月7日，陕北红军yù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留一部于瓦窑堡地区进行游击战，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36 章 以保卫根据地，而以主力继续向陕甘边境转进。 张学良则令王以哲六十七军、于学忠五十一军，何柱国骑兵军截击。 6月1日，两广独立反蒋。李宗仁进军湘省。经过蒋介石收买，和张惠诏、郑介民奔走，黄光锐首先率战斗机四十九架投蒋介石。 1935年9月时，张学良仍然相信蒋介石的“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大讲完成“剿共”任务后，再北上抗日。但11月下旬，牛元峰一○九师被歼，对在南京参加guó mín dǎng五届一中全会的张学良刺激较大。而蒋介石又不给他重建番号，消灭一个师就少一个师。这更促使张学良不得不认真思考应该怎么办的问题。开始想到拥蒋联共抗日的方策。张的机要秘书苗剑秋（苗疯子）也对张学良施加联共抗日影响。他建议张学良联合陕北，对日作战。还有应德田等人也积极主张抗日。苗剑秋于1945年秋随军事代表团访日时，留居日本，一直未归。以后香港春秋杂志社编辑曾经访问过他。 南京开完会后，张学良又到上海一行，在上海见到杜重远，杜又对张宣传了抗日救国为第一要务的道理，也使张深受影响。 1936年1月，中共党人刘澜波、栗又文等来到东北军中任职。刘任骑兵军副军长；栗任“剿总”秘书室秘书。三、四月间，刘澜波把栗又文、高崇民、孙达生等党员在开秘密会议时的发言印成一个小册子《活路》在东北军中发散，鼓动广大军人走联共抗日道路。张学良也认真读了这本小册子。后被guó mín dǎng特务发现，以高崇民出走了事。 第33章 密谋fǎn gòng，五次“反剿”(14) 正在此时，于1935年10月在甘泉战役中被俘的团长高福源回到东北军。高是张学良的爱将。高在瓦窑堡参加学习时，任学习班班长，经过学习，如梦方醒，决心返回东北军对张学良作工作。高先到洛川见王以哲，王电张学良，张即到洛川见高。高向张学良递jiāo了máo zé dōng和周恩来的信件。并对张陈述如不共同抗日，就要国破家亡。在这里张学良决定和中共代表会面。张又当即写一回信，叫高回瓦窑堡送jiāo中共，与中共相约于洛川会见。高回到瓦窑堡jiāo信与周恩来。中共立即派李克农为代表前往洛川。这时高福源已经成为中共党员，陪李克农于1936年2月25日到达洛川。 张学良于3月3日到洛川与李克农会谈。经此会谈，解决了以下具体问题：东北军撤离西安至肤施公路线西侧五里以外地点，保证该公路的安全；东北军赠送红军部分弹yào、服装、通讯器材、医yào等物品；双方秘密停战。但当时李克农代表中共表示统一战线不能包括蒋介石，而张学良认为必须包括蒋介石，并应尽力争取他。在这个问题上，张学良不同意李克农的意见，并表示要会见周恩来，亲自与周会谈。李答应转达。 1936年4月9日，张学良和周恩来于肤施清凉山下桥儿沟天主堂举行会谈。在座的有李克农、刘鼎、王以哲。在双方见面后，张学良在周恩来面前进行自己思想转变的简要说明，承认他拥护蒋介石的法西斯独裁是错误的。同时表明他拥护三民主义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但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不包括蒋介石，有不同看法，愿听周恩来的意见。周仍请张学良先谈自己的看法。张仍然说明统一战线既然要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为什么不可以争取蒋介石呢？ 周恩来对此进行简短说明，他指出：“争取到蒋介石当然很好，但是蒋介石是难以争取的。蒋介石目下正像清朝的西太后一样：‘宁给外人，不给家奴。’对日寇无耻退让，对爱国群众残酷镇压，高叫什么‘攘外必先安内’，其实是依靠出卖中国的主权来维持他的统治，不管他口头上如何诡辩，他实际上充当了日本帝国侵略中国的忠实走狗。共产党在过去也不是不愿意争取这个集团的力量参加抗日，是考虑到可能xìng不大。只有用群众的力量粉碎这个反动集团，对抗日救国才有利。” 张学良仍然坚持争取蒋介石抗日的主张。他说：“蒋对日本也很仇恨，因为日本总给他难堪；但他一定要先消灭共产党后再抗战。因为共产党的一切口号、一切行动，都是为了打倒他。他要在前方抗日，他不放心。这就是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的根据。”周听张说到中共的政府和口号问题，就表示可以对此有所改变，进行让步，但也不要忘记斗争。周说：“要让步，还要斗争。如果有共同的抗日目标，经过斗争才能达到真正的团结”。这次会谈后，东北军和红军不但双方停战，而且更进而互相帮助，互通情况，互派代表，进行思想jiāo流，更加坚定了张学良的联共抗日思想。 这次会见后，中共中央重新分析形势，认为日本侵略中国和英、美帝国主义之间已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因而有可能争取蒋介石参加抗日。于是又改变了政策，从“反蒋抗日”，改变为“逼蒋抗日”。5月5日，向南京国民政府发出通电，呼吁南京和蒋介石等合作抗日。 据日文资料，张学良坚持拥蒋抗日决心极为坚强。他坚定地说：“单凭我的部队，抵抗不了日本，在中国抗日……到来之前，我除了站在势力强大的中央军一起和你们战争下去之外，没有别的路可走。”并且他说到这里，为民族的悲运哀伤而哭了起来，据说周恩来也感动得流泪。于是张乃提议‘拥蒋抗日’，周对之答称：‘没有这样的心情’，于是张又紧接一句：“那么就‘联蒋抗日，如何？’周答‘好！’” 经过这一次会谈，周恩来在jiāo锋激烈的争论中，首先代表中共中央考虑到改变对蒋介石的态度。并当场答了张学良“联蒋抗日”的主张。因此这次会谈，对中国当代的历史影响是极其巨大的。而张学良对此次“联蒋抗日”政策的确立，无疑起了决定xìng的影响作用。他指出的中共打倒蒋介石的口号，是促蒋坚决先“剿灭”中共，然后再抗日救国的政策的基础。这是当场用具体事例促使中共和周恩来对此表态，改变反蒋政策。因此周恩来果断地答应“联蒋抗日”。要用红军和东北军去消灭蒋军，或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军，确实是不可能的。但中共当时对蒋的憎恶和仇恨，也是人之常情，非常自然。 6月末，张学良请准蒋介石，于陕西王曲开办王曲军官训练团。名义上是“整军剿共”，而实际上是训练抗日干部。训练团长是张学良，副团长是杨虎城。校址均是黄土窑洞。王以哲任前两期教育长，缪征流任总队长。王倡导讲庐山军训团的课程《大学》、《中庸》等，宣传君君臣臣的封建礼教。并且对联共不甚热心。据应德田说，他很有代张学良的野心。并说：“东北军本是委员长的部下，何谈拥蒋？投靠共产党，再去拥蒋，这种道理简直说不通。”王并克扣赠给红军的物资。因此张学良将他撤换下去。以后张学良就改派应德田办理援助红军的物资。 在训练团干部连中，张学良和东北军军官经常晚上漫谈。有一次一个叫黄冠南的营长，忽然热泪纵横，声音沙哑地高喊：“请副总司令领导我们走上抗日战场，打回老家，收复东北！”接着学员们争先恐后地发出相同的呼吁，场面极为悲壮。张学良深受感动，他站起身来，环顾四周，热泪长流，激昂慷慨地说：“……请大家相信我，……我一定能够领导各位走上抗日的征途，披甲还乡。”张学良语声一落，大家掌声雷动。这一情景，对于张学良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对于他的抗日决心是又一次的锤炼。从这时起，训练团内已公开提出抗日问题，并且批判了“攘外必先安内”和“抗日准备论”的谬误。至于联共问题，于训练团也还未公开提出，只是在几个核心人物之间议论。7月，广东陈济棠下野。张学良派中校参谋解方（如川）到广州，希望与广东军方面联合抗日。7月15日，张学良接到máo zé dōng、周恩来信件，请张转达中共要求，会商国共停战和共同抗日问题。 在训练团里，张学良还提唱救亡歌曲，如《毕业歌》、《开路先锋》、《义勇军进行曲》、《大路歌》、《扬子江暴风雨》、《码头工人》等歌曲非常流行，张自己也唱，张学良甚至说：“这些歌的作用，胜过讲课，大家都会唱了，影响就大了。” 第三、四期教育长为黄显声。黄积极宣传抗日。张学良对他很放心，就不再住王曲军官训练团了。张学良为成立一个推动抗日的核心力量和培养学兵队，便倡导建立抗日同志会。1936年7月末，进行筹建，9月正式成立。开始参加者共十五人，以张学良为首。至西安事变时，参加者增加至七十多人。但1937年2月2日事件中，此签名簿丢失，不知究竟有何人。据应德田回忆，大约有如下重要将领：黄显声、董英斌、霍守义、吴克仁、高福源、吕正cāo、万毅、鲍文樾等。此外马占山也参加了该会。此会以张学良为主席，以应德田为书记，以孙铭九为行动部长。九月份，又选出苗剑秋为宣传部长。此会以应、孙和苗三人为核心，直接受张学良领导，进行联共拥蒋抗日宣传。新会员入会时，张学良都亲自主持宣誓。誓词是：“我决心参加抗日同志会，遵守组织纲领，服从组织纪律，拥护抗日领袖，艰苦奋斗，不辞牺牲，努力向前，以求达中华民族的解放与自由。此誓。”该会又办《文化》周刊，宣传抗日，驳斥“攘外必先安内”谬论。 8月28日，陕西省党部捕走了东北大学学生代表宋黎和马绍周以及总部科员关思润。张学良知道后，勃然大怒，马上把邵力子找来进行质问，旋又派兵把人从省党部抢回来，至29日凌晨结束，又称“艳晚事件”。事后张向蒋发电请求处分。蒋回电曰：“……对此处理虽有莽撞之嫌，但所请予处分一节，应无庸议”，事情就算结束了。 同年9月，张学良又成立学兵队，收队员四百余人，共分三个队。队员大多从北平招来，其中有中共党人、“一二九”学生运动参加者，由孙铭九等多人负责。 同月，宋庆龄在上海领导召开了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远东会议，在会上发表演说，其中就谴责了guó mín dǎng政府，亦即是谴责了蒋介石的卖国投降政策。 9月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向党内发布《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说明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的必要xìng，与准备改苏区为统一民主国的一个部分。 10月1日，贺、萧二、六军团到达陕甘边境两当、凤县地区。王以哲六十七军进行阻击。10月下旬，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六军团会师定西、静宁、泰安各县。蒋令马步芳、于学忠、毛炳文各部进行堵截。11月4日，张学良飞抵兰州，部署作战。此时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六军团尚余两万余人。16日，徐向前率万余人自靖远以北地区强渡黄河成功，击败守军骑五师，击毙该师前线指挥官马廷祥，占领景泰、一条山、牵罕堡等地。 兰州绥靖主任朱绍良急派马麟一○○师和马步青骑五师之马呈祥手qiāng团星夜向景泰增援。红四方面军一部占领古浪，一部向武威、永昌地区突进。23日渡河，四方面军主力被马步芳部围歼于武威、永昌地区，徐向前带少数队伍突围西走。 靖远贺、萧军团，则向宁夏突围。胡宗南第一军尾追不放，至于甘肃省境。 张学良谏蒋抗日 10月22日，蒋飞抵西安，先登华山观景，颇有悠闲之态。两天后宣布“剿共”计划。张学良遂恳切劝蒋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说此为东北军绝大多数将士的一致要求。杨虎城也表示难于继续“剿共”。蒋听后，怒气冲冲地斥责张、杨动摇军心。并声言自己前去解决士气问题。10月26日，蒋到王曲军训团讲话，争取军官服从他的意志，亲自督张“剿共”。他在王曲所讲的仍是礼义廉耻，忠孝节义，先安内后攘外的老调。广大军官听后对他更加失望。接着黄显声请苗剑秋对蒋的讲话进行驳斥。事后特务报告了西北剿总参谋长晏道刚。晏要求张学良把苗剑秋jiāo出来，张即声言qiāng毙苗剑秋，暗中经黄显声缓颊，令苗离开西安，经北京到日本暂驻三个月。蒋之讲话不许批评和辩驳，真是比君王还君王。君王尚有纳谏雅量，而蒋则无有。此乃中国之悲剧，可叹！！同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汉卿乃如此无识，可为痛心。”西安蒋、张会谈之后，蒋即乘火车到洛阳。旋飞太原与阎锡山相见，继续坚持“剿共”。11月19日蒋飞济南见韩复榘。22日，蒋命上海警察局逮捕七君子，镇压民众抗日运动。11月28日，又写日记，说：“张学良对“剿共”不坚定，不知分段落。”言外之意仍是“剿共”段落结束后，方可言抗日。文云：“张学良要求带兵抗日，而不愿‘剿共’，此其做事无最后五分钟之坚定也。亦其不知做事应有段落。告一段落后，始可换一段落。始终本末与节次之理，何其茫然也。可叹！” 西北军在东北军影响下，亦转入休战状态。对此情况，蒋认为必须自己亲自驻节西安，以便将“剿共”进行到底。同日蒋到绥远安抚傅作义，令他进攻红军。12月2日，他有如下日记说明他的这种决定的原因：“东北军之兵心，为察绥抗战而动摇，则剿赤之举，几将功亏一篑，此实为国家安危最后之关键。故余不可不进驻西安，以资镇慑，而挽危局。盖余个人之生死早置诸度外矣！”这最后一句不是真话，如真置个人生死于度外，就不会再进行内战，他所以拼命“剿共”，正是为了个人统治地位之安危。前面张学良已经言及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37 章 此。 自西安见蒋后，张学良开始进行人事更动，他调孙铭九任特务团团长。并将进步的军官调任师长。缪征流任五十七军军长。当时何柱国为骑兵军长，坚决拥蒋“剿共”。王以哲对联共抗日持消极态度。 12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反对南京国民政府对日妥协谈判和组织抗日团体，驰援绥远抗战的声明。2日，蒋介石于洛阳和张学良见面。张学良报告西安情况，再次劝蒋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蒋于洛阳已听到特务们的种种关于东北军和红军停战、互助、互利的报告。蒋听到这些报告后，深感有亲自到西安一行的必要。他很自信，认为他有力量和威信，可以扭转东北军一致要求联共抗日的思潮，他自己在《西安半月记》中，对此有如下记述：“东北军痛心国难，处境特殊，悲愤所激，容不免有越轨之言论；如剀切诰谕，亦必能统一军心，使知国家利害之所在。”12月4日，蒋由洛阳飞抵西安，驻西安东郊临潼县骊山下华清池。此处是杨贵妃“春寒赐浴”的地方。秦始皇陵就在附近，距西安四十华里。 此时蒋令嫡系部队开进潼关，大批战斗机也落入西安机场；同时令其军政大员侍从室主任钱大钧、武昌行营副主任陈诚、鄂豫皖边区主任卫立煌、二十五军军长万耀煌、福州绥靖主任蒋鼎文、兰州绥靖主任朱绍良、豫鄂陕边主任陈继承、军事参议院院长陈调元齐集西安。蒋为了压迫张学良和杨虎城进行“剿共”战争，以万耀煌二十五军控制咸阳，并把咸阳至兰州的公路由其中央军控制；胡宗南第一军自甘肃向东布防，从而包围和监视东北军与西北军。同时从两广调中央军北上，向陕西推进。在这种情势下，张学良和杨虎城很自然地认为蒋对陕北万余红军竟加派各路大军向西安逼进，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于围歼张、杨军队。 蒋对张、杨本人明言的则是：张、杨如不剿共，就将十七路军调安徽，东北军调福建，将陕甘两省让给他蒋介石中央军，由他的嫡系部队“剿共”。总之，调走是绝路，将被围歼；不调走就要进攻红军，自相残杀，军队既不愿打仗，而且仍然要在内战中被逐步消灭或削弱。两者都是死路，遂于此情势之下促成张、杨铤而走险，断然捉蒋的西安事变。但张、杨团结抗日，共同救国的心志，则早已坚定不移，如蒋能纳谏，则自不会有此兵谏。蒋既不纳谏，又重兵相逼，则兵谏为不可避免。兵谏目的全在抗日救国，决非为保一己之权位与地盘。 为此，东北军的重要将领甘肃省主席十一军军长于学忠、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五十七军军长缪征流、骑兵军长何柱国、一○五师长刘多荃和东北军元老马占山、鲍文樾、刘伟也都进入西安。双方对垒森严，气氛异常紧张。 7日，张学良再次对蒋介石进行谏诤，他极言愿拥护蒋介石为抗日领袖，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不要中了日本帝国主义“以华制华”的诡计。但蒋介石不但不听，且严责张学良中了中共的dú化，他公然对张学良说：“……中国最大的敌人，不是日寇，是共产党，过去虽然耗费多年之功，没有剿灭他们，但是今天确是到了剿灭的时候了。不主张剿，而主张联，简直是反动。” 第34章 密谋fǎn gòng，五次“反剿”(15) 张学良则坚不动摇，进一步声泪俱下地谏诤道：“自东北易帜以来，我对委员长耿耿忠心，服从训令。当前的国策，是团结抗战或分裂内战，必须明确择定，这对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对个人利益的前途，都是成败攸关。只有领导全国团结抗日，才是委员长振兴国家的唯一正确的道路。我有为委员长牺牲一切的决心！”但蒋介石却是铁石心肠，一心“剿共”，绝不考虑张学良的话。他对张看了看，冷笑道：“不要再讲了！我听不下去！”事情至此，已无法以和平商谈和争论的方式解决联共抗日和停止内战问题。一个是热血沸腾，满腔热忱，寄望殷切；而另一个则是心如铁石，顽固不化。下一步的进程，要么张学良妥协，要么进行兵谏，二者必居其一。此时张学良心中已在酝酿着兵谏的念头。 12月9日，西安学生举行“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纪念，上街yóu xing请愿，先到西北“剿总”，再到杨虎城绥靖公署和省府，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接着yóu xing队伍向临潼华清池行进，yù直接向蒋介石请愿。途中一个学生被军警打伤。yóu xing队伍激愤异常，迅速冲出城门，向华清池急进。蒋介石听到这个消息后，命令张学良，如果学生不听劝阻，就开qiāngshè击。原话是：“如学生不听，可用武力制止。”张学良听此命令后，及时于灞桥赶上yóu xing队伍，极力劝阻学生，但学生不听，一定要到华清池见蒋。张学良心中焦急万分，沉痛地对学生慷慨陈词谓：“请你们相信我张学良，我和你们是一样的心情，你们的要求，就是我的要求，也许我的要求比你们更迫切。你们的意见，我一定给你们转达到。你们请回去，我保证一星期之内，达到你们的要求。”学生们听到张的恳切讲话和许诺后，就回头进城，避免了一次大惨剧。 华清池兵谏 至此，张学良已下定决心扣蒋了。 张学良于10日到华清池见蒋，报告在灞桥对学生的讲话和学生请愿情况。蒋却对张责备说：“一人绝不能做两方面代表而站在中间。所谓信仰领袖，应如此乎？”同日蒋又写下一则日记曰：“对张学良说话，不可太重。张学良为人大事精明，而心志不定，可悲也。”蒋似乎也感到张学良有可能因他咄咄逼人而生变，因而应注意分寸。但总是未曾预卜到事变终会发生。 10日晚，张学良对其幕僚应德田说：“委员长太差了，竟要对爱国学生开qiāng，昨晚我把学生的请愿内容向他报告，他不但不接受，反而说我不站在他的立场上说话，不代表政府，而代表学生，失掉了国家大员的身份。我尽了最大的努力，他坚持错误到底了，非强制不能扭转。” 应问：“那么，我们怎么办呢？” 张答：“我们逼他，把他抓起来，逼他抗日。”这一手，蒋介石无论如何也没想到。应接着又问：“抓起来逼他抗日，他答应了又怎么办呢？” 张又答曰：“他答应了，仍拥护他作领袖，联共抗日；不答应对他不利，他不能不答应啊！”应说：“即使他答应了，他以后对副司令还能信任吗？对副司令能不想法报复吗？这件事要考虑周全。”张说：“对个人不能想得太多，只要他答应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我们总会有办法的。现在这样，他逼我们“剿共”，我们简直没办法。我们还能再和共产党打仗吗？” 这时应德田还和张学良谈到杨虎城。张告诉他，半年以来，他们已推心置腹，无话不讲了，说杨虎城和他完全一致，“什么都可以合作了。”这样，张、杨两人便最后决定临潼捉蒋。 11日清晨，张学良政训处副处长黎天才到临潼见蒋，又受蒋申斥一顿。蒋自己说：“黎谈话时，对剿匪方针表示怀疑，与汉卿昨日所言者，如出一辙，知其受dú已深，痛切戒斥之。”所申斥的内客，据黎自己回忆，是：“西安已成红城，政工人员所司何事，闹到这种地步？”上午，张学良又带白凤翔和刘桂五到临潼见蒋，目的是令白和刘认清路径，但对蒋则说派二人到热河去发动敌后游击战，向蒋请训。白当时任骑兵师长，刘任白之团长，极忠于张学良。去前已把捉蒋计划告诉了他两人，叫他两人在华清池认清路径，以便直入蒋室，将蒋抓住，但决不许伤害蒋。下午3时许，张学良又打电报调刘多荃一○五师第二旅旅长唐君尧自平凉到西安。唐乘张学良波音专机于5时抵西安，等学良约四个小时。旋奉张命率孙铭九特务团具体负责兵谏之事。他为此向他的老婆撒了一个谎，说是今晚要陪师长等打一夜的牌，原因是师长输了钱，不许走，没有办法。张的卫队一营则于灞桥配合行动。 杨虎城负责城内任务。主要是解除省公安局、宪兵第二团和北门火车站上过往的蒋军，扣押飞机场蒋方飞机，拘留西京招待所蒋介石的军政要员。为此张、杨请蒋之军政大员到新城大楼赴宴。 蒋介石于11日晚召张学良到华清池赴宴，蒋观张行色匆遽，心甚疑之，并记日记曰：“余思汉卿今日形态之奇异，但终不明其故”，并“嘱以行辕警卫加严”。遂决计次日离开西安（但没有来得及）。 11时，张学良将黎天才、第四处处长卢广绩、办公厅副主任洪钫和应德田叫到张学良住处金家巷楼下客厅，对他们宣布立即捉蒋。在宣布之前简单地讲述了时局和蒋之不抵抗政策的错误，说明只有联共抗日，才能救国。“11月在洛阳，最近在临潼，我屡次向委员长陈说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必要，要求他改变政策，做领导全国抗日的领袖，他非但不予考虑，反而表示要将错误坚持到底，对日投降，对内剿共。现在，他竟然还要硬逼我们打内战，彻底打内战；不听他的，他就要把我们调离西北而后加以消灭。我们怎么能听任他的摆布呢？我已经和杨主任商定，实行兵谏，把他抓起来，现在就开始行动，我们一起到新城去。”以新城大楼为指挥部。由缪征流于公馆坐镇。 张到新城大楼后，就与杨虎城一起指挥捉蒋军事行动。同时叫黎天才、卢广绩、高崇长、洪钫、应德田起草八项主张的宣言稿。最后由黎天才将稿拟出，等待十二日捉蒋后，立即发出。 唐君尧、孙铭九、刘桂五等人于12月12日凌晨2时许率部亲到临潼指挥。晨5时，孙铭九率卫队营副商亚东、张万山和连长王协一及卫士五十名冲进华清池。蒋的卫队立即进行抵抗。蒋此时正穿睡衣作床上运动。闻qiāng声急令人打探。蒋初认为是红军煽动东北军一部所为，非张学良有计划行动。便决定先逃到后山，暂避一时，以图躲过，由侍卫官竺培基、施文彪二人扶着从后门逃走。但后门正锁着，一时无暇开锁，便只好跳墙。翻过墙后，不巧正坠入深沟，蒋摔坏腰椎，疼痛难行，勉强走到一个小庙前，由蒋孝镇背着登山东行，经半小时，攀上东麓山顶，择一平坦地稍事休息。蒋不慎，失足陷入一洞穴，才可容身，又杂草丛生，蒋就趁势躺下，正好藏以观变。此处现修建了兵谏亭，游人如流，颇为拥挤。 孙铭九的冲击，并不顺利，刚到头道门就被蒋的卫队发现，开始qiāng战，二道门蒋的卫队更早有准备，组织火力网阻击。孙见势不妙，就分兵两路，一路由连长王协一率领，包围禹王庙，将宪兵缴械；一路由孙自己带领强冲击二道门。待冲过二道门进入蒋的卧室时，蒋已逃走。孙见蒋的假牙未带走，被窝仍然温暖，知蒋尚未逃远，急命卫队四处搜寻，未见踪影。这时唐君尧也已赶到蒋的住处。唐在蒋的卧室里发现两封电报，一份是张群打来的，大意是：“欧洲多事，英美无暇东顾。”第二封是对宋哲元的态度尚不清楚。还有一份假想的未来抗战的战斗序列，共分成七个方面军。唐便用电话告知张学良、杨虎城。张、杨听到后，也都十分着急和不安。当张、杨了解到以上室内情况和蒋的汽车未动时，断定蒋未自杀，是逃走了，但也逃不远，一定是翻墙逃到山中去了，便立即命令唐赶快搜山。 首先在山腰上捉到蒋介石的侄子蒋孝镇，孙铭九用qiāng逼问他：“委员长在哪儿？”蒋孝镇吓得回头向东望一望。8时许，卫队班长陈思孝搜到蒋藏身之洞，有人要向洞开qiāng，陈制止之。此时蒋怕开qiāng，乃大声说：我就是蒋委员长。并说：如你把我当俘虏，可把我qiāng杀，但不得稍加侮辱。陈即大喊一声：“报告团长，委员长在这儿啊！”孙铭九跑过去一看，只见蒋介石上身穿一件古铜色的绸袍，下穿一条白色睡裤，面色苍白，冻得发抖，正从一个山洞里钻出来。蒋于《西安半月记》中则说孙铭九曾向他“跪而泣，连言请委员长下山”。 这时，唐走到蒋近前立正行礼，甚是恭肃。并报告说：“报告蒋委员长！千万不要难过，这次东北军不是闹兵变，也不是bào dòng或赤化，主要是张副司令要请委员长到西安去主持抗战大计！”蒋介石于大石旁见唐对他执礼甚恭，不由得向唐凝视一阵，接着就轻声问了一句：“你是谁？”唐立即答出番号和名字。蒋氏听罢，一面点头，一面沉思。 唐见蒋冻得发抖，立即请蒋下山。蒋听罢，望了唐一眼，便慢慢地点了一下头，并声音微弱地说了一声“好”！已不见当日威仪了。唐便挽扶着蒋绕道华清池墙外下山，怕蒋看见院内尸体。到了大门口后，就赶紧请蒋上轿车回城，已是上午9时至10时的时辰了。 唐一路上尽量想办法和蒋说话，解释兵谏的目的。但蒋只是点头静听不语，对于是否纯属兵谏，或者有否生命之险，他还未能真正清楚，故对唐的话反应冷淡。 十七路军也于城内依计而行，顺利完成任务。将蒋的随从大员蒋鼎文、朱绍良、陈诚、陈调元、蒋作宾、卫立煌、陈继承、万耀煌等扣押于西京招待所。侍从室主任钱大钧也自华清池押到招待所拘留。蒋秘书萧乃华中弹身亡。宪兵三团团长蒋孝先恶贯满盈于华清池就地处决。十七路军则于城内将宪兵二团团长杨镇亚处决。对此，人心大快！ 邵元冲于招待所跳窗外逃，被击毙。蒋百里有事刚到西安，也同被扣押。 捉蒋以后，张学良立即通电全国，提出著名的八大主张，同时向中共中央电告已将蒋介石捉住。于是全国活跃起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38 章 来，政局呈现动dàng局面。 八大主张电报是给guó mín dǎng中央执行委员会、林森主席、各院部、绥靖主任、各省主席、团体及报馆打的。前面的电文写得激昂慷慨，激动人心。文云：“东北沦亡，时逾五载，国权凌夷，疆土日蹙，淞沪协定屈辱于前，塘沽何梅协定，继之于后。凡属国人，无不痛心。近来国际形势多变，相互勾结，以我国家民族为牺牲。绥东战起，群情沸腾，士气激昂。于此时机，我中枢领袖应激励军民，发动全国之整个抗战，乃前方之守土将士，浴血杀敌，后方之外jiāo当局仍力谋妥协。自上海爱国冤狱bào发，世界震惊，举国痛愤，爱国获罪，令人发指。蒋委员长受群小包围，弃绝民众，误国咎深。学良等泣涕进谏，累遭重斥。昨日西安学生，举行救国运动，竟令使警察qiāng杀爱国幼童。稍具人心，孰忍出此。学良等多年袍泽、不忍坐视，因对介公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进反省。西北军民一致主张如下： 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派，共同负责抗敌； 二、停止一切内战； 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 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 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 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 七、确实遵守总理遗嘱； 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原电签名，只有东北军和西北军几位高级将领。后来发电报时，又加上了所有蒋介石在西安的随从人员陈诚、蒋鼎文、卫立煌、陈调元、万耀煌等人。 上午10时，唐陪蒋到西安绥靖公署所在地新城大楼后，唐即进去报告，张学良立即出来施礼迎接，表示歉意！同时希望和蒋谈救国大计。但蒋却拒绝和张谈判，并且态度倔犟，说话赌气，例如说什么“我不是你的长官，你不是我的部下，你不要叫我委员长。你承认我是你的长官，我现在就命令你的部下马上把我送走。否则，……你就是叛逆，将我qiāng杀好了。我没有什么话和你讲。”说完后就用手捂着耳朵，伏在桌子上，不再听张学良说话。然张对蒋谈此事变动机，是为革命救国，不是叛变，要求谈判，并说“即是敌人，亦有谈判余地”。蒋则愤然曰：“敌人尚有话可说乎？尔以余为何如人？余岂能屈于叛逆？”张学良曰：“此间事非我一人所能作主，乃多数人共同之主张。我今发动此举，当jiāo人民公断。倘国民赞同余等之主张，则可证明我等乃代表全国之公意，委员长即可明我等之主张为不谬，请委员长退休，由我来干；如舆论不赞同，则我应认错，请委员长再来收拾。余始终自信为无负于委员长之教训。现在请委员长息怒，徐徐考虑之。” 蒋闻jiāo人民公断，非常恼火，愤怒责问张学良：“尔妄想国内民众舆论能赞同尔等叛乱乎？尔自称为革命，叛逆亦可称革命乎？”然后蒋对张即进行利害轻重之陈述，要张学良自留身后之路，谓：“尔犯上作乱如此，又将何以率属？何以为人？尔能保部下之不效尤尔今日之所为者以施于尔身乎！……今日以后，茫茫大地，何处是尔容身之所？尔真生无立足之处，死无葬身之地矣！”张学良听后，顿时变色反问蒋介石：“尔尚如此倔强乎？”蒋则又反问张：“何谓倔强？余为上官，汝为叛逆，国法、军纪对汝叛逆均应执行惩罚。余身可死，头可断，肢体可残戮，而中华民族之人格与正气不能不保持。余即代表整个民族四万万人之人格。尔小子何知，乃视余今日之正气为倔强乎？尔如有勇气，则立时毙余。” 张闻蒋这一段反责的话以后，据蒋自己说，是“低头不语。移时间：‘真无考虑余地乎？’”应德田对此没有记载。蒋并“挥之日‘去休！’”而王氏所编蒋氏年表则说张学良是自己提出走的，张说：“尔真无考虑余地乎？余去矣。”蒋才挥手令去。蒋是尽量把自己打扮得英勇和威武一些。 下面，蒋就张要他搬家和吃饭之事，进一步强硬起来。后张学良因为杨虎城部下冯钦哉和王敬哉投降中央军，怕蒋于杨虎城处被劫走，便劝蒋移居高公馆，以保蒋之安全。张学良对蒋说此处不安全，请蒋换一个住处。蒋言“余不需汝保护”，并闭目不理。半小时后，张又请蒋吃饭，蒋则拒之曰：“余生已五十年矣，今日使国家人民忧危至此，尚何颜再受人民血汗之供养，而食国家之粟？况义不食敌人之食！”张见此况，久而辞去。邵力子即进室劝蒋辞职。蒋表示回京后可以向中央辞职，但在部下劫持之下，决不辞职。他说：“余信人太过，疏于戒备，使国家蒙受重大损失，回京以后，当然向中央引咎呈辞，并请严加议处。但断不能在部下劫持之形势下，在西安表示辞职。即彼yù要挟余发布何种命令，或答应何种条件，余亦宁死不受胁迫。余若稍事迁就，以求苟全xìng命，将何以对四万万国民之付托耶？” 此时黄埔八期宋文梅又来劝蒋和张学良谈判。蒋更侃侃而谈，以炫耀他的人格：“我在学校如何教诲尔等？尔当能忆之。革命者所恃为人格，余今不能苟全xìng命以亏损人格。在校如何教，自身即应如何做。若行不顾言，何以为人师乎？” 第35章 密谋fǎn gòng，五次“反剿”(16) 13日晨8时后，张学良又来见蒋。蒋言无精神说话。张退出。宋文梅不久送早餐至，说是私人给蒋买的早餐，蒋表示谢意后，仍拒不用，说是尚不饿，如需用时，再向你要。同日，蒋给宋美龄写了一个电报，说是“余决心殉国”。张、杨看后，未发。11时，邵力子来见蒋，转达张学良之意，请蒋移居高桂滋公馆。这是因为12日夜，绥靖公署参谋长李兴中接到一封匿名信，声言要营救蒋介石。张为了防备万一，决定将蒋迁移金家巷高公馆。而且孙蔚如曾因张学良的军队不在西安，劝杨虎城将张学良等扣押，释放蒋介石。杨为不背叛张学良，婉拒孙的主张，与张学良合作到底。但蒋又拒绝移居。并说：“决不能迁往何处。此为西安绥靖公署，亦即行政院在陕西机关，余为行政院院长，唯居此，乃无亏于职守。汉卿如不能送余回宁，余即死于此，可以此言告之也。” 张、杨见蒋不迁，乃于13日夜10时，令刘多荃、孙铭九、宋文梅等持qiāng请蒋迁居。蒋见此情况，顿时紧张起来，据应德田的记载，吓得蒋浑身发抖，并说：“我是兼行政院院长，西安绥靖公署是行政院的直属机关，这是公家的地方，让我就死在这里吧，我绝不到别的地方去。”孙、宋一再向他解释，请他迁居，蒋干脆吓得抖抖索索地把被蒙上头，赖在床上不动。孙、宋只得回去复命。 但蒋自己则说是孙铭九、宋文梅服从他的命令，立即离开的。并且还大谈他的视死如归和代表四亿人民的人格的大无畏精神。14日晨张学良再劝蒋移居，蒋仍拒绝。张即持端纳电文请蒋看。蒋答应见端纳后再说。下午4时杨虎城见蒋。蒋问何以收拾此局，并叫杨等向中央请罪，并送他回南京。杨答以自己不能作主。即辞去。下午5时，端纳见蒋，向蒋jiāo上宋美龄的信，并表示和蒋同住，蒋当然同意，这时蒋始定下心来。宋美龄给蒋信的全文如下： 夫君爱鉴： 昨日闻西安之变，焦急万分。窃思吾兄平生以身许国，大公无私。兄所作为，无丝毫为自己个人权利着想。即此一点，寸心足以安慰。且抗日亦系吾兄平日主张。维兄以整个国家为前提，数年来，竭力整顿军备，团结国力，以求贯彻抗日主张。此公忠为上帝赐福。兄早日脱离恶境。请兄亦祈求主宰赐予安慰。为国珍重为祷。临书神往，不尽yù言。专此奉达、敬祝康健 妻美龄卅五年十二月十二日 此信系暗示蒋介石应同意抗日主张，不要一意孤行。 端纳是英籍澳大利亚人，新闻记者出身。先是张学良将军的顾问，张出国后，任蒋的顾问。此次端纳受宋美龄委托，也受张学良之请，来西安担任调解和劝说蒋介石的特殊任务。端纳在了解张、杨意图后，对蒋进行了劝说。他说：“我这次是受蒋夫人的委托而来的，到这里之后与张汉卿将军进行了晤谈，对这次事变情况有了一些了解。我首先告慰您，就是张将军对您并无加害之意，只要您答应他们的主张，他们还是忠心地拥戴您做领袖。我认为这不仅是张、杨两将军的个人意见，也是全中国人民的迫切要求。而且许多西洋人也赞同这样的政见。您若是接受他们的主张，今后更成为世界之伟人；若是拒绝接受将成为渺小的人物。国家和委员长个人的安危荣辱，全系于委员长自己心思的一转。”听了这些话后，蒋介石同意转出新城大楼，脱离了西北军的直接控制。此后蒋对张学良和杨虎城的想法已经了解，既不狐疑也态度温和多了。 苏联政府听到西安事变后，也反对张学良，骂张为叛逆。其《真理报》则说张学良投机，假借反日为号召，“事实将促成中国国家之分裂”。《消息报》则说张学良此举“足以破坏反日力量之团结”。这是因为斯大林深怕中国从此大打内战，为日本所乘，削弱中国抗日力量。日本政府和天皇则怕国共合作，加强抗日力量，反对国民政府对中共和谈，惟恐中国不打内战。正是各为自谋，态度鲜明。 而蒋介石终于接受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既是对裕仁天皇的强硬反击，也是顺应全国人民的抗日愿望，这无疑是明智和正确的决策，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张学良杨虎城之兵谏对团结抗日，对中共的存在和发展，均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对今后中国历史的影响，更是深远莫测。 14日，张电请宋美龄来西安。15日，端纳又乘飞机由西安抵洛阳，用电话向宋美龄报告他会晤蒋介石和张学良的情况。并特别对宋强调说明张学良的只是兵谏的善意和蒋本人的安全情况，以及和平解决的光明前景。 此次兵谏后，张学良曾专门给孔祥熙打了一个电报，告知兵谏本意。电文云： “……不意介公违反众论，一意孤行，举整个国家之人力财力消耗于内战。吾兄执掌财政，当能洞悉。绥东战起，举国振奋，乃介公莅临西北，对于抗日，只字不提，而对于青年救国运动，则摧残备至。弟陈词再再，置若罔闻。伏思中华民国非一人之国家，万不忍因一人而断送整个国家于万劫不复之地。弟爱护介公，八年如一日，今不敢因私害公，暂请介公留驻西安，促其反省，决不妄加危害。我兄遇弟至厚，当能谅其无他。披沥奉闻，并乞明示。……张学良叩。震印。” 这封电报，可以当作张学良兵谏目的的全面深刻的说明，也是张氏在自言其志。张氏此心，可以光照日月，尤感人肺腑！为人赞佩难已！ 16日，南京何应钦已兴兵讨伐张、杨，向西安进军，并对西安郊区进行轰zhà。宋美龄怕蒋介石被zhà死，又请端纳返回西安，对张学良说明宋的意思。要蒋向何应钦下手令停止军事行动。同日晚，由张学良请被扣押的蒋方震说服蒋介石向何应钦写手令，停止轰zhà西安和军事行动。蒋正好利用这个机会，令何停止军事行动和停zhà西安三天，逼张学良于三天内送他回京。信文如下： “敬之吾兄：昨闻空军在渭南轰zhà，望即令停止。以近情观察，中正于本星期六前可以回京，故星期六前万不可冲突，并即停止轰zhà为要。中正手启。十二月十七日。” 此信于17日下午由蒋鼎文乘飞机专程送往南京。第二天此信刊于京沪各报。18日晨，南京方面停止轰zhà西安。 12日捉蒋后，国人要求杀蒋者很多，东北军与西北军中也是如此。张学良、杨虎城更加急需中共方面参加解决。即日电请中共中央派代表团到西安解决西安事变问题。中共中央时在陕北瓦窑堡。当máo zé dōng于12日深夜接到张、杨电报后，极为高兴，并建议和张、杨组成“三位一体”军事委员会。14日，张学良派飞机接中共代表团。据日文资料《秘录》（十）所引斯诺的《中共杂记》书中说：同日，斯大林电复中共中央，指示十天内放蒋，“采取联蒋抗日政策”。斯大林是怕中国从此大打内战，迅速为日军占领，对苏不利。苏《消息报》曾发表评论，认为西安事变可能引起内战有利于日本，希望中国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英国《字林西报》则主张南京联共抗日。 中共中央派周恩来为团长，由秦邦宪、叶剑英、罗瑞卿、童小鹏为团员，于15日自瓦窑堡出发。16日到肤施。17日下午乘飞机启程。6时余，抵达西安。驻张学良金家巷公馆东楼三层。东面两间房内，一间为卧室，一间为客厅。当日晚举行欢宴。饭后即在周恩来住室内进行了会谈。会谈内容仍是拥蒋抗日。等蒋答应抗日后，就放他回京，并拥为抗日领袖。周仍同意张的这个主张，并指出杀蒋后，就会引起更大规模内战，于抗日极为不利。因此周、张会谈后，就决定了只要蒋同意抗战，就放他回京的原则。同时周、张商谈了对南京进攻的防御问题。（后组织了临时的东北军、西北军、中共三位一体的军事委员会）为了对付蒋军的进攻，将东北军主力调渭南地区，阻击由潼关进入之敌军；另调一部主力在固原、平凉地区监视胡宗南部。同时，东北军自肤施、甘泉撤防，由红军接防，驻肤施至三原一线，目的是可以南下渭北，配合渭南东北军侧击蒋军。东北军防守西安和蓝田、三原一带。 18日，周恩来和杨虎城会谈。杨虎城对蒋能否答应抗战，深感疑虑，更担心蒋介石事后会报复。后经周一再解说，杨虽同意放蒋原则，内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39 章 心疑虑则始终没有打消。但只好同意周、张意见。 蒋移居后，对张学良态度虽然稍有缓和，但总是拒不谈任何正题，并以背脊骨被摔伤，终日赖在床上，常常发火。张学良无奈！只好请宋子文于二十日偕同端纳到西安。陪同宋到西安者有陈康齐等。宋子文到西安后，先和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见面。张学良向宋明确表示：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已经决定，只要蒋介石答应八大主张，就放蒋回南京。然后宋子文见蒋，jiāo宋美龄致蒋信函，谓“如子文三日内不回京，则必来与君共生死！”蒋看后，据王德胜年表说，“不禁潸然泪下。”此时宋示意端纳和张学良出去，开始和蒋单独会谈。蒋于谈话之前先jiāo遗嘱与宋，请转jiāo宋美龄和两个儿子。然后宋子文告知蒋氏，邵元冲已于12日晨被击成重伤不治而死，以及张、杨、周的决定。蒋表示悲痛后，就对宋讲明，yù救他脱难，必须迅速进兵。同日晚，宋又见蒋，说明蒋必须答应一、二事，方可尽快和平解决此次事变。蒋仍拒绝，谓不回南京后，什么也不谈。21日，宋向蒋辞行回京，蒋示宋五日内进攻西安，则他的生命可保安全。临别蒋又告宋曰：“尔切勿再来！且嘱余妻，无论如何勿来陕。” 22日，宋美龄和宋子文、端纳、蒋鼎文、戴笠一同到西安。宋美龄一见蒋，蒋介石就哭了，并说了一大堆讨好其妻的基督教圣经中话，语云“余虽屡嘱君千万勿来西安，然余深感无法相阻也。今晨余展圣经，适阅及耶和华今将有新作为，将令女子护卫男子句。今君果来此。”宋美龄态度若常，并告以外间情况，要他先设法离开西安，以求脱身为要。脱身而后再言其他不迟。蒋则故作什么以身殉国，决不谈判之态，以示其人格不凡。据蒋自己记载，几经宋美龄劝说答应抗日条件，蒋终于口头答应。遂于25日下午4时离开西安，26日中午12时回到南京。 此次宋、蒋谈话中，宋美龄要蒋为她讲孙中山蒙难广州的事。讲后，宋美龄悲叹孙中山蒙难时尚有蒋去赴难，而今蒋氏蒙难，却无一人到西安赴难。蒋自我解嘲说，情况不同，这不是有你来赴难吗？ 由宋氏兄妹代表蒋氏，和张、杨、周谈判，并由周恩来最后归纳八条为六条主张。这六项主张是： 一、双方停战；中央军撤至潼关以东。 二、改组南京政府，肃清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 三、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 四、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 五、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 六、与同情抗日的国家合作。 双方谈判自23日开始，至24日结束，这次谈判的记录者，为应德田。据他的记载，谈判内容如下： “一、关于停止内战，中央军撤出西北一项，宋子文答应与宋美龄负责办理。 “二、关于改组南京政府，蒋介石辞去行政院长，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一项，原则通过。具体办法，张学良将军提宋子文长行政院；宋子文之意以为孔祥熙长行政院更合适，他本人任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张学良将军提张伯苓长教育，一致通过，此外还有颜惠卿长外jiāo，卢作孚长实业；任邹韬奋、章乃器、杜重远等抗日救国运动领袖为中央各部副部长等。 “三、关于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障人民民主权利一项，原则通过。宋答应回去后即陆续释放七君子和其他政治犯。 “四、关于‘剿共’联合抗日一项，宋子文提出现在不能马上bào发抗日战争，只能作抗日的准备工作。‘剿共’政策可以立即改变，内战可以即时停止；抗战bào发时，共产党活动公开，国共合作公开。红军更改番号，由国民政府统一指挥。周副主席指出，进行准备的一切抗日工作，必须是积极而非消极的，日寇如再进犯，应当坚决抵抗。大家都同意了这个意见。 “五、关于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一项，宋子文说，回去后须先召开guó mín dǎng中央全会，解决开放政权问题，然后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通过。 “六、关于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一项，一致同意。 “七、关于对红军接济一项，宋子文答应由周副主席、张学良将军商定，他保证拨发。 “八、关于西北善后一项，今后西北军事、政治工作由张学良将军、杨虎城将军负责主持。一致通过。” 关于其中第一项，高崇民遗稿《西安事变杂谈》中有成立西北绥靖公署，由张学良、杨虎城和中共三个方面担任正、副主任。关于第七项，高文有更具体的说明：原来的东北军饷每月二百万元，仍由中央担负；十七路军军饷，由一百万元增加到一百五十万元；红军军饷由中央每月拨给五十万元，总共四百万元，由西北绥靖公署发放；中央军从西北撤出；被扣之南京文武大员应予释放。最后归纳为一个五条和一个六条两文件。《解放日报》等于12月17日刊载五条件和六条件。五条件是：“一，准备抗日。二，陕甘宁青新五省jiāo张杨负责。三，东北军与十七路军五百万元薪饷，按月由中央拨给。四，停止剿共，红军改编问题由张学良负责。五，所有参加西安事变之人员，一概不究。”六条件为：“一，日本入侵华北，必须抗日。二，划陕甘十八县、宁三县共二十一县为边区自治政府，直属中央管辖。三，中央承认共产党军编成三师。四，中央逐月供给军政费六十八万元。五，如与日军开战，中央每月供给qiāng弹八百万粒。六，以上条件在手续上需经行政院通过，并宣布全国。” 周恩来于24日上午和张、杨于张学良公馆西楼和宋子文对面谈成以上八项。当日晚周恩来见蒋介石，第一句话是“蒋先生，十年不见了。”蒋显得十分尴尬，说不出什么话来。日方材料《秘录》则说周仍称蒋为校长。并郑重说明，希望和平解决，拥护蒋为抗日领袖。周恩来并问蒋：“我们要求停止内战，为什么不停止？”蒋答说：“我等你们到西北来。”周又问他“我们已经到西北一年多了。”蒋于是无话可说。周恩来说：“他的意思很清楚，是要在西北消灭我们。”蒋还向周恩来表示：“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 宋美龄于同日晚劝张学良立即送蒋回南京，并说这是“赠给国家以最贵重的圣诞礼物”。 谈判完成后，蒋介石为维护其领袖尊严，坚不肯签字，只“以领袖人格担保”。但蒋自己的《西安半月记》则根本不承认有谈判和他的人格担保之事，则实是作伪不实之词，用以吹嘘个人的什么人格。事实上，西安事变后就实行了以上谈判内容，进入了国共合作的道路。而且蒋于城下立盟，为脱身计，这些条件于回京前必然答应。但认为蒋的改变全系出于其诺言，就非常不准确了。蒋介石从完全妥协转向坚决抗战，是由如下原因决定的： 第36章 密谋fǎn gòng，五次“反剿”(17) 一，日本政府在天皇指导下，步步紧逼，不稍放松，以致使蒋介石深感如果放弃北平，南京也会成为第二个北平，日本是无止境，是要灭亡中国而后已。因此，他已认识到，他的局部的有限妥协政府已经无用了，再不抗战，就是投降。对此，他决不能选择投降之路。这是由他的强烈的个人王朝第一，个人地位第一，以及中华文化优越感所决定的。而且他的个xìng，也是忍一时之辱可以，而甘为人下则绝对不能，他从小就声言要当没有人管的大官，他现在已为一国至尊，怎么会甘心向裕仁俯首称臣呢？因而决心抗战。这是最根本的原因。同时他认为抗战有胜利的希望。 二，是西安事变与全国舆论。他必须顺应大势，此与军心也有密切关系。如果他一意孤行，人民固然反对，广大军人也不会完全盲从的，杂牌军队更是到处在请缨抗战，其嫡系军人也大都希望抗战。如张治中、宋希濂等都是。 总之，蒋抗战是逼出来的，其内战之心，并没有死。 谈判结束后，对于放蒋问题有一些不同意见，张和中共均赞成放蒋，但张主张快放，中共之意并不一定太急于放，也担心蒋不守诺言。杨虎城对放蒋面有难色，有顾虑，怕蒋报复。东北军和西北军少壮派则反对放蒋，或放蒋之前应有蒋对答应条件的签字以及释放七君子。对张学良送蒋，则大家都不同意。 但张学良为表示自己的坦诚无私和发动事变的光明正大目的，同时也堵住何应钦的进军西安借口，决心送蒋至南京。其实放蒋回归，就已表明大义所在。张的送蒋，还有私谊之jiāo的感情，同时也有意取得蒋的谅解，以后得以继续相处。否则，即使此次不送，蒋以后yù扣张也总是免不了的，除非他改依中共，永不见蒋。但这在张学良当时，他是办不到的，他对蒋仍抱有幻想，加之有宋氏兄妹和张的私谊，不免更加重了这种幻想。他当时对应德田的一段谈话，应当说是其内心真言。语云： “照你这样说，我为了避免他扣我，就只有不送。但是他是领袖，以后开会、办事，我怎么能老不去见他呢？他邀我去南京，我能回避吗？他不是一样地能采取措施扣我吗？他若决心扣我，迟早他是能办到的。如果因此畏首畏尾，我以后简直无法和他共事了。怕危险是不行的，不怕危险也许能免掉危险。我们本着大公无私，无所畏惧的精神，亲身送他回京，表露了我们的诚心，总比不送他，随便打发他走好得多吧。况且我并不是光杆一人，我一个人能搞双十二事变吗？我们有东北军的力量，有三位一体的团结，还怕什么呢？你不要固执了。我走后大家好好团结，我想我几天之内就能回来，没问题，我们这里还押着南京的十八位大员呐，他们能扣我吗？他们不让我回来，我们这里能让吗？怕什么！” 送蒋之前，张说服了杨虎城同意放蒋和送蒋。对此，周恩来也知道，但不知走得这样快。25日下午3时半，张学良陪同蒋介石夫fù同乘一车，杨虎城、宋子文、端纳同乘一车悄悄离开高桂滋公馆，向西郊机场驰去。一到机场，蒋看见大批的学生、群众队伍，因他事先不知这些学生和群众是欢迎傅作义的，以为是对他而来，就十分惊慌，深怕走不成，赶快对张学良说“我答应你们的条件，我以领袖人格作保证，我再讲一遍！” 对此，高崇民的追述如下： “蒋临上飞机前，对张、杨说：二十五日（即蒋起飞之日）以后，如果国内再有动乱，我负责任。我答应你们的条件，一定负责实现，否则你们就不要再拿我当领袖看待。此外就根本无所谓对张、杨训话。”又说：“今后绝不剿共。我有错我承认，你们有错，你们亦须承认。”高说蒋介石的《西安半月记》是“将无作有，吹牛说谎，使人阅之ròu麻”。 张陪蒋起飞后，东北军和设计委员会知道后都目瞪口呆（由张公馆打来电话报告）。杜斌承更是捶胸顿足，大声地感叹说：“竖子不足与谋。”孙铭九得知后，赶快去问周恩来，周也不知走得如此快，至此周便同孙赶快赶往机场，到机场后，飞机已经起飞。周认为张学良是负荆请罪。 25日下午5时20分，蒋至洛阳，西安各将领于5时通电全国，告知蒋已离开西安的消息。由杨虎城、马占山、王以哲、冯敛哉、孙蔚如、何柱国等领衔。26日9时45分，蒋由洛阳起飞，午后2时到达南京。“蒋介石从飞机上下来时，见到他的部下，面有惭羞之色，不如平日昂首仰视，目中无人的神气了。”同时发表谈话，说明他在西安从无在危险之中；张、杨二人主张完全纯洁，国事至此，惟有以国家民族前途为念，其余可不计及，遂引咎辞职，自请处分。guó mín dǎng中央常务会议自然开会挽留，更为蒋吹捧一番，有语云：“蒋同志对此事毫无引咎可言。所请辞职，应予恳切慰留。自请处分一节，应毋庸议。”以此转圜和下台阶。同日，西安王以哲、何柱国作主，在得张学良电报后将所扣南京军政大员一齐释放。少壮派反对放回，yù等张回西安后再放。王、何不同意。27日，吴佩孚从北京致电蒋介石，表示慰祝，蒋仍觉不好意思。30日再次提出辞职。中央常委会自然再次慰留。并给假一个月，回籍养病。同日蒋偕宋美龄返回浙江老家。同时发表《对张、杨训话》于各报。说明此次脱离是因他的人格伟大所至。28日，máo zé dōng发表声明，驳斥蒋氏声明，文日《对蒋介石声明的声明》。其中警告蒋氏曰：“蒋氏如yù在抗日问题上徘徊，推迟其诺言的实践，则全国人民的革命浪潮将席卷蒋氏以去。语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蒋氏及其一派必须深切注意。”同一天，王以哲、何柱国又作主放走蒋之五十架飞机和五百余人。应德田等又一次进行反对，认为王以哲把迫蒋放张的最后资本也放走了，对王大为不满。 蒋介石一到南京，就变了脸，将张学良看管起来，不许回陕。宋子文对此非常愤慨，和蒋发生了较大的争执，甚至于吵起来。为此，他到蒋的办公室问蒋： “你不放张学良回去，你说话算数吗？这对中外的影响，都不良呀！” 蒋气得当场反驳宋子文： “汉卿犯上作乱，应jiāo法庭审判，不这样，我还能当委员长吗？” 说完后，又重重地拍了一下桌。宋子文则气得咚咚地连跺地板，并说： “你不讲信用，叫我怎么做人！” 蒋则吼叫着：“我不能放他回去，军事法庭一定要开！放他走，今后，我对部下，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40 章 怎样治理！” 宋子文则气愤地警告蒋： “你不要做人，我是要做人的！你碰汉卿一根毫毛，我非给你拼到底不可！我就把全部内情公布于世，不仅让国内老百姓知晓，而且向全世界发布新闻，让外人也可以了解你！” 蒋介石根本不予理睬，气得急忙走出办公室，嘭地一声把办公室门关上了。宋子文则气得大跺地板，并大骂蒋介石失信。宋美龄则再三劝解她的兄长，也无法使他消气。 宋子文原是张学良人身安全的担保者，并以此劝说张氏送蒋回宁。蒋氏如此翻脸，使宋子文深感自己人格受到了损害，而宋又是个不爱拍马屁的人，对蒋氏的言而无信难以接受。他到西安去时，曾经声明： “我之所以单qiāng匹马先去西安，并不是为了挽救我的私亲妹夫，而是为了民族大业，为了国家前途。为了抗日。” 关于张学良的审判大体情况如下： 李烈钧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审判长；朱培德、鹿钟麟任审判官。消息公布后，宋子文自然极为关心此案，亲自找李烈钧详细询问情况。李答以一切秉承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意旨办事。 30日（12月），李特别去见蒋介石，探试口气。蒋问李如何办理此案？李回答说：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是叛逆行为，但能送委员长回来，是有悔改表现，愿委员长以宽大为怀，赦免对他的处分。 接着，李又对蒋介石讲了两个春秋时期历史人物宽大为怀的史事。一个是齐桓公，他不念管仲对他的一箭之仇，而能拜他为相国；一个是晋文公，不念寺人披曾几次要谋害他的旧怨，而听到寺人披说明来意后，就接见了他，遂获知有人要行刺，使晋文公得免于暗害。说完后，李对蒋说，这两桩史事，能否作为本案的参考，请委员长核示！蒋当时未置可否。李接着又说，本人当以军法审理。蒋则说：“君宜慎重理之。”李于是告辞而出，并表示一定慎重处理。 31日，开庭答辩。当李问张知否自己所犯罪行时，张学良答言“我不知道”，并面带笑容，从容镇定。然后李便把罪状jiāo与张学良看。等张看完后，李问张胁迫统帅是受人指使，还是自己所策划时，张答言：“我自己的主意。我所作的事，我自己当之。我岂是任何人所能指使的？”然后张又问李可否向他请教一个问题？李答：“当然可以。”张学良就问李参加过江西起义讨袁吗？李答参加过。张又问：“审判长江西起义讨伐袁世凯，为的是反对袁世凯专制与称帝，对吗？”李答“是的。”张学良于是理直气壮地说：“我在西安的行动，为的是谏止委员长的独断专行。”李烈钧当即斥责张学良，说袁与蒋不能相提并论。稍息片刻后，李烈钧又劝张据实陈述，否则yù求一生路也不可得。张据实而陈。 1936年12月31日，判决张学良有期徒刑十年；褫夺公权五年。判决主文为： “张学良首谋伙党，对于上官暴行胁迫，减处有期徒刑十年，褫夺公权五年。” 但未对执行军官们追究责任，只把“账”记在张、杨身上；这比起滥杀无辜者，尚高出很多。但他对杨虎城一家却终于没有放过，于1949年杀害。 审判之后，蒋介石为表示自己的宽大和仁德，又呈送特赦文与国府，请求特赦张学良。呈文与张的判决书同时发表于1937年元旦的报纸上。 蒋的呈文如下： “呈为呈请事，窃以西安之变，西北剿匪副司令张学良，惑于人言，轻干国纪，躬蹈妄行。事后感懔德威，顿萌悔悟，亲诣国门上书待罪，业蒙钧府饬jiāo军事委员会，依照陆军刑法，酌情审断，处以十年有期徒刑。大法所绳，情罪俱当，从轻减处，已见宽宏。中正负疚在假，本不敢有所陈渎，惟念论事，当究其所极，执法不害于施仁。……尚幸迷途迅复，悔祸及时。观其亲向中正涕泣自白，知良知激发，尚以国家为重。因一念转移之故，捩全局祸福之机，酌理原情，似宜上邀宽赦。……是否可行？理合备文呈请，仰祈鉴核实行。谨呈国民政府主席林。蒋中正谨呈。” 国府立即开国府委员会议，一致通过特赦，“jiāo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 这个管束，大有甚于十年徒刑，而是终生囚禁。 宣判完以后，张回到宋的家中（玄武湖后面小山上北极阁）。宋美龄和端纳也已赶到。宋美龄劝张学良道：“汉卿，你先到溪口乡下去休息，住一段时候再说。” 张学良回答说： “同室cāo戈，我个人是很渺小的。如何处置我，都不计较，只要委员长能认清大局，大家团结起来，一致对敌，挽救国家厄运，就了却了我的心愿。” 宋子文听了妹妹的话，实在气愤不已，于是把对蒋介石的一肚子怨恨，一下子向妹妹倾泻而出： “美龄，你说得这样轻松，汉卿现在已经没有自由了。他（指蒋介石）这种行为，真无一点人的气味。你也说这种话，我同样为你羞耻！” 端纳也忍不住大声斥责说： “我要说的话，同大哥一样，蒋委员长不放张学良，我辞职，不当顾问。” 宋美龄十分难堪，不禁掩面哭泣起来。 端纳越说越有气，又接着大声说： “我当时出于义气的冲动，想到汉卿，想到你们的国家民族，才担风险，三进三出西安。现在不但伤害了汉卿，使我无限痛心，也毁了我自己！” 宋美龄看来不敢违拗蒋介石的意思，便向张学良赔礼道歉。她哭着说： “汉卿，我对不起你。你到溪口后，安心养身，我会吩咐他们（指军统），不许对你稍有冒犯。你暂时在那里住住吧，我会电告凤至来陪你的。” 第二天，军统人员较有礼貌地进入宋宅，要接张学良上车。宋子文见状，大发雷霆，对军统特务说：“你们给我滚出去！”宋回头又对张学良说：“汉卿，要去，我同你一起去！” 军统特务们挨了一顿骂，便没趣地回去报告了戴笠。蒋介石得悉，也无办法，只好请宋美龄再去劝说她的兄长，也请端纳去协助劝说，但端纳已无影无踪，宋美龄只好再次硬着头皮劝说她的十分恼怒的兄长。她一到北极阁，见到兄长和张学良后，便有些张口结舌，不知所云；镇定下来后，又于内疚中婉言相劝。她说：“如汉卿久留南京，他们会经常变花样来干扰的。” 宋子文听后，就对其三妹说：“你是为人所不能为呀！” 宋美龄见兄长略有缓和，便赶快哀求地说：“大哥呀！大哥呀！汉卿不离南京，会使你经常发火的，也会使汉卿不得安宁。我今天要他（指蒋介石）当着戴笠的面，吩咐戴笠，不许乱动。到溪口，汉卿可在千米以内自由活动，可带几个携带武器的亲信卫士，照顾他的生活。那边青山绿水，风景优美，汉卿有兴时，可以随便走动。也允许……探望他，允许他有对外通讯的自由，要什么，吃什么，都可以叫人说一声，或写信给我，给你大哥。以上我保证做到。” 宋子文听后，对宋美龄没好气地说： “你想得这么周到，只不过目前敷衍门面而已！” 张学良赶快上前一步，对宋子文说： “大哥呀！你对我的情谊，我铭记在心，绝不会怪你没有做到我安全的诺言。权在他手中，我是不会难为你的。我决定明天开始过囚犯生活，我会自解的。” 说到这里，张学良眼里流出了泪水。接着又转身对宋美龄说： “我不是禽兽，你为我cāo心，我不会背恩忘义，能让赵一荻（赵四小姐）和我同去最好。” 宋美龄听罢张氏之言，触痛心事，她的“眼泪禁不住像断了线的珍珠，沿着两颊滚落下来”。张学良也深受感动，遂举起右手，与宋美龄握手告别。宋更是泪如雨下，连忙说：“sorry！sorry！……” 目睹这种情景，宋美龄在蒋这个暴君的身边，根本谈不到协和亲密的夫妻情趣，她多半是个步履维艰的调人，直到台湾，也是如此。他们的政治见解，是不会完全相同的，但这无直接资料，只能从她的行事中得见一些端倪。 张学良到溪口后，才表示出对他的“送行”，有后悔之意。他对陪读的邵力子说： “当时，我出于一时的冲动，毅然决然，亲送蒋返京，当天到洛阳后，蒋的背信弃义的态度已有所暴露，翌日不许我同机飞往南京，此时，我应该冷静头脑，可以自驾飞机回西安；在洛阳，我又碍于宋子文、端纳的面子，不能不顾他们而去。其实，当时宋子文和端纳是可以谅解我的。现在，我只有高呼‘悔不当初了！”邵力子对张的后悔，亦深谓然。 蒋介石计谋多端，又有军队在手、实权在手，是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机会打击异己、抬高自己、扩大自己实力的。张学良送蒋之举，实青年人考虑欠周，情感大于理智。蒋丢这么大面子，怎么会轻易饶人呢？但蒋囚禁张学良，面子、威信均在其次，而最主要的是吃掉东北军，此正千载难逢之良机。他自1929年到1930年的讨李宗仁、冯玉祥和中原大战，就是吃掉异己力量。张学良对此并非不知，但当局者迷，他竟忘了，蒋是时刻要吃掉异己力量的。当然，蒋的这种思想是绝不会说之于口，亦不会笔之于纸的。如单从史料学观点看，则对此无法判断。而事实是，东北军从此被分割于他的中央军系统中，东北军不复作为一个实体而存了。蒋的这种内心思想活动，恐怕连宋美龄他也不会告诉。 蒋到南京后，马上进行军事部署，临时以五个集团军包围陕西东北军与西北军： 第37章 密谋fǎn gòng，五次“反剿”(18) 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顾祝同，驻华yīn；第二集团军总司令蒋鼎文，驻甘肃；第三集团军总司令朱绍良驻宁夏；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驻渭南；第五集团军总司令卫立煌，驻商洛。 1月5日南京政府下令：将杨虎城的西安绥靖主任职撤职留任；免邵力子陕省主席职。任顾祝同为西安行营主任；孙蔚如为陕省主席。6日，下令裁撤“西北剿总司令部”。同日，杨虎城、于学忠、孙蔚如、何柱国、王以哲、董英斌、缪征流、刘多荃等联名发表歌电，对蒋介石进行回击。电云： “凡我国人，均应公认张副司令只知爱国，纯洁无他……” 蒋扣押张学良目的，就是对东北军进行分化，并破坏红军、西北军、东北军三位一体的阵容，进而消灭东北军和西北军。王以哲、何柱国不留住被扣人员和五百架飞机，确使张学良无回西安的可能了。这与何柱国、王以哲的私心应有关系，尤其张学良是支持少壮派，而抑制旧派，新、旧派之间自然有矛盾。王曲训练团张撤王以哲教育长职，王当然不高兴。而应德田、孙铭九当时确实yù张早归西安也是实情，因为少壮派只能依靠张学良。而应、孙以后于二月二日杀死王以哲，故然使东北军大受损失，但仍有于学忠、何柱国、缪征流、刘多荃等人，何至于因一王之死而全军瓦解。如张学良得归，则东北军可不瓦解，张之不归，东北军即有王以哲，亦必瓦解；故王之生死，不决定东北军之前途。 2月2日，在孙铭九具体部署下，连长于文俊将王以哲杀害。何柱国避入杨虎城绥署，由连长王协一进绥署执行，被杨虎城阻止。何后来送杨一个银鼎，上刻“再生之德”四字。但何对杨虎城事前不将应、孙暗杀行为告知他，总是有怨意。 蒋扣张后，即将东北军调至安徽和淮河地区。原许何柱国为江苏省主席和于学忠为豫皖绥靖主任之职，全未实行。于学忠改任淮海警备司令，后又改任为江苏绥靖主任。西北军移驻甘肃省，中央军进驻西安。红军仍驻陕北，划二十一县为边区政府。从此，红军、西北军、东北军便被分割开来，最后东北军被慢慢吃掉，西北军也被改编。 对西安事变，蒋介石深为遗憾，他认为如不是西安事变发生，他再有两个星期，就可以“剿灭”中共军队。他说：“此次事变，为我国民革命过程中一大顿挫。八年剿匪之功，预计将于二星期（至多一个月）可竟全功者，几全隳于一旦。”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完全不承认自己有错，反而利用此一事件，吃掉东北军与西北军，化整为零，编入中央军各部，或予以监视。但无论如何，他暂时停止了“剿共”，并开始和中国共产党谈判改编红军为国民革命军问题。但至于抗战，还未立即采取行动。他首先急于处理的，还是对付东北军和西北军问题。 蒋介石经多方考虑，于1月7日向张学良写了一封亲笔信，要东北军、西北军服从中央： “中在乡医嘱静养，山居极简，略愈当约兄来此同游。关于陕甘军事善后办法，中意： （一）东北军应集中甘肃，其统率人选，可由兄推荐一人，前往率领，免使分散，以备为国家效命。 （二）（杨）虎城可酌留若干部队在西安，使其能行使绥靖职务，可属其与墨三（顾祝同）切商办法，应照已发电令办理。请兄手翰告虎城及各将领，免以切实服从中央命令，不可再错到底。如是不但部队与地方得以保全，亦即所以救国自救也。尤须使虎城知全国公论。此次中央只令虎城撤职留任，而对部队又妥为处置，备极宽大，若不再遵中央处置，则即为抗命，国家对于抗命者之制裁，决不能比附于内战。而且中央此次处置，全在于政治，而不用军事，亦已表示于国人，故彼等必须立即决心接受，不可有丝毫犹豫，方为自救救国之道。知兄近日关怀时局，必极望早日妥善之解决，以利国家，务望即以此急函告虎城及各将领，使之安心遵从命令。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41 章 如有所见，并请函酌为补充。” 但1月6日，据王化一回忆文章，戴笠已主动找王化一、吴瀚涛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办法。戴对王说： “拟要求蒋、张同时出面，阻止双方军事接触，准备和谈。今天上午和副司令晤谈，他同意，希望化一、瀚涛两兄，能持他亲笔函件，赴西安一行。……宋部长昨晚已由上海去溪口，我即赶去，和宋部长一起商请委员长，阻止洛阳大军前进！” 1月8日下午4时，王、吴二人由戴笠陪同，去见何应钦。戴于同日并将蒋给张学良的亲笔信自溪口带来，jiāo给张学良。王、吴见何应钦后，对何说： “我们愿意去西安一行，但有一个问题，到西安后，必定有人问到，为什么不放张先生回来？什么时候恢复张先生自由？我们怎样答复呢？” 何应钦回答说： “你们此行，就是为了解决双方误会，军事行动停止，和平实现，保证汉卿先生即回到西北去，这当然是很重要的一点，希望两位能代为转达西安有关人士。” 然后，又由戴陪同，去孔祥熙公馆见张学良。张学良对王、吴（戴已离去）说明了如下的情况和心愿： “当时对蒋是否采取这样行动，考虑至再至三，总是希望能用说服的办法，联合一致，抗日救国。接到你的电报，和他当天斥责黎天才的情况，肯定他不但不能接受抗日主张，反而相逼过甚，迟则必遭意外，因之临时决定，临时布置。白凤祥、刘桂五等行动，又不恰当，闹得破头乱齿，至使蒋先生受了伤害，还使他随行人员遭伤亡，出我意外，非常抱歉。中央扣留我，西安将领发出歌电，何应钦调兵遣将，战事有一触即发之势，如果发生冲突，不可收拾，使抗战力量因内战而消失，敌人更可不费兵力，消灭我们，和我初衷完全相反，这是最令人痛心的事情。” 说到此处，张学良禁不住失声痛哭。王、吴也相对落泪。“张学良此时边说，边从抽屉里取出写好的两份遗嘱，jiāo给王化一。一份是给家属的；一份是给万福麟、于学忠、王以哲等东北军全体将领。”后一份遗嘱中“表示造成混乱不可收拾的局面，他将自杀以谢天下，以明夙志。” 张学良还嘱咐他们到西安后如何注意与如何谈话以及诸种军事要事。 1月9日，王、吴即带着蒋介石和张学良的亲笔信飞至西安。王以哲、高崇民、卢广绩、孙铭九等人前去机场迎接。先到西安招待所，略坐后，即去见杨虎城，转jiāo信件和转告一切。 杨即时召开一个圆桌会议，中共方面有秦邦宪参加会议。马占山、鲍文樾、米春霖等老将领们也参加了会议。王化一把张学良的话转述一遍后，就散会。晚上，西安方面的“设计委员会”召开会议。讨论结果，议决如下四条： （一）释放张副司令即日回陕主持一切。 （二）蒋介石必须执行在西安的诺言。 （三）中央军队须撤回原防。 （四）待和杨虎城将军商谈后，再派代表去南京商谈。 晚上，王、吴又在米春霖公馆同东北军高级将领们恳谈，传达张学良对东北军的具体指示；主要是要东北军团结一致，同时和西北军密切联系，不要中guó mín dǎng分化离间之计，并与国各方同情者加强联络。 蒋致杨的信，主要内容是“要杨虎城和将领息兵听命，不要为共产党所利用，许诺改编后予以种种优越待遇”。 张学良致杨的信，则是“以抗日救国为前途，谁胜谁败，都要损失抗战力量，为了保存抗战元气，达到事变之初衷，应当双方和解”。 杨虎城则表示： “我不同意张副司令亲身送蒋，自投罗网，但抗日救国主张，和张副司令始终是一致的。昨夜已同东北军将领和有关各方jiāo换意见，遵照张副司令意见，停止军事行动。关于张副司令恢复自由、军队改编待遇善后诸问题，须双方协商，然后决定。……我个人去留无成见，一俟局势稳定，能够全国一致抗日，我无条件地牺牲一切干下去，否则我要出国考察去。” 于是同意和驻洛阳的顾祝同互派代表，就停战问题进行谈判。 东北军的老人，高级将领多主和，而少壮派以孙铭九等人为代表，则主战。少壮派坚持不释放张学良回陕，则不惜一战。 张学良致东北军将领的信，则嘱咐东北军一切以国家为念，不要以他一人为念。其信云： “话不知从何处说起，泪不知向何处流…… 为国家努力杀敌。为东北雪耻复土，一切以国家民族为重，勿以学良个人为念。……西望云天，不胜依依。” 此时，王化一又专门对孙铭九说明张学良的意思，他并直接转告张氏的话： “我能否返陕，全在大家能否一致。” 王、吴在西安住三天，完成转达使命，于1月11日上午飞南京；赵四小姐也随机同行。下午4时，王、吴抵南京，晚8时，即向何应钦报告情况。王、吴还特地谈到杨虎城要求张学良回陕之事。但“何避不作答”。12日，戴笠由溪口返南京，王、吴又向戴转达西安方面的意见。 同日午后，米春霖代表西安方面到达南京，住励志社。即邀杜重远、王卓然、王化一、吴瀚涛一起于首都饭店会见东北籍元老莫德惠和刘哲，共同商定： （一）向各方面努力争取，使张学良恢复自由。 （二）东北军受guó mín dǎng分化，对外调或留西北，意见分岐，设法团结。 （三）东北军与十七路军已显裂痕，应力求团结。 （四）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等少壮派可能有过激行动，破坏和谈，应设法制止。 12日晚，戴笠陪同王、吴到孔公馆见张学良，报告一切，以及米春霖到南京的消息。张表示很愉快，并再次说： “我心平气和地尽我最大力量，挽此危局，保存国家元气，准备抗日。” 张于此时，还正颜厉色地对戴笠说： “不但东北军、西北军应当同中央军团结，中央军和红军也必须团结一起，全国抗日力量都须团结一致。只要全国一致抗日救亡，我个人生死安危，无足计较。” 同时又挖苦戴笠道： “雨农，你的特务工作怎么做的？连这样重大的行动，事前一点也不知道？” 戴无可奈何地回答说：“副司令，我过于相信你了。” 1月中旬，西安方面以谢珂、米春霖为代表，顾祝同以祝绍周为代表，在潼关双方进行多次接触、谈判。在谈判中，西安方面处于和战两派的激烈斗争中，杨虎城于此争论中，仍是徘徊不定。并一再要求张学良回陕。为此特令李志刚带信至蒋，再次要求蒋释放张学良。 此时蒋介石于1月14日复函杨虎城，由原“西北剿总办公厅主任”米春霖带给杨虎城。此信云： “米主任来奉，详诵来书，藉悉一是。汉卿兄问题。中已于志刚同志带奉函中详述之。此时为国为友为公为私计，皆无回陕之理，明达如兄者，当能了然，望勿再以此为言。须知中与彼同一境地。中虽在乡休假待罪，要知陕甘事变未了，与汉卿兄为国家计，皆不能置身事外，否则国不成国，人亦非人，复何革命抗日之可言。兹为陕甘袍泽与革命前途计，汉兄特提二案，对兄等之意见，决不抹煞，望兄以国事为重，应知革命创业之艰难，历史养成之不易，耿耿此心，惟冀览眢。余托米主任转达。” 尽是堂堂皇皇大道理，其实是为一己之私个人威信和瓦解东北军。 但是杨虎城仍然坚持原意见。其意见，按蒋氏复信的概括如下： “一则为西北军之善后与人事分配，须一以兄（杨虎城）之意为可否；二则限制中央军之驻地，使不得越潼关以西；三则部队之人事行政与训练，均须一任各部之自由。质言之，即不许中央过问西北之一切，亦无异使陕甘不为国家军令政令不及之陕甘，直yù使西北沦亡为东北之续。而一方面，则以要求汉卿回陕主持为解决一切之关键。兄等此举，如或尚有爱护国家拥护统一以御侮救亡之诚意，如兄等通电所云云：则三尺童子有以知其南辕北辙也。” 然后蒋又直陈自己之见解与政策曰：再为兄等质直言之：其一，见等应知中央无论如何决不能放弃西北，中央数年以来，确认西北，尤其陕西，为北方国防之根据。关于开发西北与建设西北之事业，无不本于国防之见地，按照计划，尽力进行，不特国家资本，对于开发西北经济jiāo通水利铁道等建设，不遗余力，尤奖励全国企业界大量投资，综计三年以来，合政府人民之资力，总数当在一万万元以上。而陇海线之向西延展，及其连络之增筑，尤为国防上既定计划，无论如何困难，断不中止进行。财政困顿如此，而不惜竭全力以图之者，诚yù使后方jiāo通与国防要地，得有相当之规模，以为御侮复兴之根据也。兄等前电缕以中央军向西进迫为言，而今则更yù限制中央军之驻地与兵额，此无论在国家纪纲与统一意义上，兄等不得为此要求，且以中央军队入陕，其意在威胁屈服，更属误会曲解之至。诚以去岁西安事变，既已引起内外之忧疑，如中央军队不进驻陕省，国内外经济界，即不能确信其投资之安全。信用一有动摇，一切建设将无法继续。更就国防军事而言，亦何能坐令此根据重地与后方jiāo通无确实之保障，此均为事理所必然，不待隐讳，亦无可否认。中央如放弃西北，即无异于放弃国防，亦即无疑于自弃其职责，故无论任何困难牺牲，势不能确实掌握此重要之国防根据。” 这一段话，极为重要，它清楚说出了蒋氏无论如何，要进军西北，掌握西北。即无西安事变，张杨共同与红军作战到底，蒋亦要将中央军派驻西北，最后吃掉或分割东北与西北军，这是其以上明言的既定方针与计划。这是从其军事统一与武人独裁的立场上考虑国家大政方针的，按他的这一立场，最后消灭一切地方实力，乃是其根本方针，乃是其最后完成军事统一的大计划。但这不是民主的统一。他不管是在大陆，还是在台湾，不管是训政还是宪政时期，他都没有实行过一天的民主政治。如果认为蒋氏于军事统一之后能够实行民主政治，恐怕是无人相信的。因此，对他的军事统一，必须持否定的态度。以他的专制政治实行军事统一，当然在以民主与自由为旗帜的反对党面前，在实行土地改革的反对党面前，是必然要失败的。因为民主与科学已成为时代大潮，席卷全球，谁逆其潮流，必然失败，蒋即失败于这逆动。 蒋氏至死，恐对此亦无真正认识。 蒋氏在说了以上的大道理和中央军必须进驻西北的决心后，他更进而振振有词曰： “兄等既以积极对外为标榜，以领导救亡望中央，而今所要求，乃yù摈中央军力于陕西以外，使其放弃国防基础，且不得过问西北，诚不料兄等之昧于事实，一至于此！事实发生以来，国内舆论之痛心疾首于兄等者，皆以干犯纪纲，劫持统帅，为兄等咎。若就国家生存大计而言，则劫持统帅之咎犹小，而破坏国防之罪实大，如不迅谋补救，举国同胞皆将不能为兄等恕。千秋万世，无所逃于历史之谴责，此兄等万不可不察者也。 第38章 密谋fǎn gòng，五次“反剿”(19) “其二，关于汉卿回陕问题，……如为国家整打算，稍明爱人以德之义，则应知汉卿在陕甘变局未定之前，即令国府许可而遽回西北，其自身在责任观念上，亦无以对陕人与国人，无以对军中之袍泽，不独汉卿如此，即中正以数年来力主建设西北为国防重要根据之人，而托付无方，处理未善，以肇此空前之事变，使国家蒙受损失，反躬自省，实亦无以对国家，无以对国人，更无面目以再论国事。故陕甘之统一一日未复，即中与汉卿之罪责不得一日而卸除，汉卿深知此意，故并无回陕之请求而惟望问题之速了，日前彼托瑞峰携回之函，即可知其耿耿西望于兄等者为何如？兄等诚以国家为重，即应体汉卿之心为心，克除成见，迅下决断，确实接受中央之处置，使陕甘之事大定，中得稍减神明之咎戾，届时自当续请政府，俾汉卿仍有以自效于国家，前函已详晰言之，愿兄等勿再作此不可能之要求，以增汉卿与中之罪戾也。其三、兄等当知集中国力，应无害于国家之统一，而不能假此以遂其把持割裂之私图，此次西安事变，中央不惜枉法以求全，固为国难当前，凡属国家力量，均应逾格爱惜，然国家之统一，则不能任其有丝毫之毁伤，今日一般国民，均知非统一不足以御侮，而意志之统一，与军事政治之统一，尤为对外必要之条件，为求得意志之统一，即不能有危害国本之主张，与离间煽惑之宣传，为保持军事与政治之统一，即不容自划区域而形成割据独立之形态，过去二旬间，陕省之宣传与行动，其为分散国力，抑集中国力，固不必多所追述，今日兄等之要求，则何异将陕甘一切，悉令特殊化，何异于要求中央放弃其国防建设与后方根据地，试问如此情形，能达抗敌救国之目的乎？西北为我中华民族发祥之地，全国人民方将不惜全力以之为基础，断不能任其有赤化恶化之情势，沦为危害国本之根据地，兄等诚明此意，应勿使其造成复杂特殊之情形，否则兄等以爱国救国为名，而竟不惜危害国家，妨及民族生存，甘与全国为敌，试问将何以自存？自事变迄今，中央爱惜国力，多方委曲之苦心，昭然予天下以共见，兄等同是炎黄胄裔，果有自谋之志与谋国之忠，即应简单坦白，放弃错误，昭示诚悃，表里一致，接受命令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42 章 ，确实服从国家之处置，而迅使西北规复统一之常态，则中央只求国防之基础不受影响，统一之政令得以保持，必使兄等及所有部队，均得其所，亦必无负于兄等救国之初志，不然则是兄等必yù以国事为儿戏，不惜自误以误国，此即非中正之所忍言，亦不愿再向兄等有所辞费矣。中正负疚之身，休假山居，本无任何之职责，兄等若必孤行到底，此后不独西北问题非中所yù置喙，即汉卿今后之行止如何，亦非中之所愿过问，追念多年患难与共之情，及国家不堪再误之危况，辄不禁质陈所见，而致其最后之忠告，何去何择，惟兄及东北诸将领共察焉。” 这一长信，就是强调中央统一西北，强调先统一而后抗战，并声明决不允许有地方割据之事发生。并且声且言断不许赤化西北，仍是咄咄逼人。 接着，他于1937年2月18日，向五届三中全会报告西安事变始末。 “谨报告者，中正于去年十二月以西北剿匪军事，按照预定计划半月至一月间即可完成。特由洛入陕，亲加督促。不图张学良等突然构乱，致有十二月十二日之事变，在临潼西安同时发难，托兵谏之名，行劫质之实，在陕中央军政长官同被留置，凌乱纪纲，震惊中外。中正推诚过笃，虑患不周，仅携少数警卫，皆因抗拒以殉。彼时遘变仓皇，与外间音问隔绝，唯以舍生殉义之决心，求无愧于革命之天职。且深信我中央必能秉总理遗垂之精神，对于戡弭变乱，巩固国本，定有至当之措置。其后卒因中枢决策攸宜，全国军民同心一德，昭宣正义，使倡乱者服悔祸，事变得以弭止，中正旋于十二月二十六日回京，张学良则束身自投，愿领受应得之罪罚。对于事变经过，理宜详陈始末。惟自十二月十二日以后，中正虽蒙中央优容，未加谴责，而有亏职守至此，实早以待罪之身自居，未敢更以公职之地位，有所报告。只就当时躬历情形，按日追记，辑为小册，藉答同志之垂询，谨以检呈，乞赐鉴察。查当时陕变诸人，曾经发出通电，陈述其所谓国事之主张，颇引起外间注意。中正在事变发生之日，对张学良始终严词斥责，彼遂不得尽所yù言。及事变发生之第三日，始知其有所谓八项主张者，……张学良以此为彼等共同主张，坚请中正允其实行。中正始终命其立即悔罪，送中正回京，此外不yù听其有何陈述，除指出其行动背谬及此等主张之无意义外，并诰谕以党国自有一定之组织与系统，即有意见，亦应向中央依法陈请，张以回京后向中央提出为请，中正即向之说明纵可提出中央，但余必声明不赞成尔等之主张，此段谈话经过，亦具详于小册，惟此节关系较大，不得不特为提叙，俾到会各同志注意。兹值全会开议，对于西北善后，当必有确当之指示，对于国事亦必有详审之检讨，一切取舍可否，自当取决众议，爰特将张学良向中正陈述八项主张之经过，据实叙述藉供察酌。除中正手辑小册之西安半月记，一并检送请予鉴核分发到会各同志外，特此报告。” 蒋氏的立场是自己无错，错全在张、杨二人。中央军进驻西北，乃国家统一大计，不能违抗。同时，令李志刚传言给杨虎城，令杨就近和顾祝同洽商一切，不必再到溪口。同时，蒋限以1月24日为限，否则即动用武力。顾祝同对此回忆说： “蒋公并告李志刚，嘱其转告各将领，如至1月24日（1937年），再无接受中央命令的表示，即认为有意反抗中央，意谓和平即告绝望。” 22日顾祝同进驻潼关，准备作战。但至1月23日，西安方面仍未答复，顾祝同就按既定计划，先令空军轰zhà渭南东北军；并于华县对东北军开始pào击。在咸阳，中央军亦采取攻击行动，“藉以压迫张、杨所部将领就范”。 24日，西安方面即派米春霖、何柱国、谢珂到潼关见顾祝同。顾氏回忆说： “二十四日，米春霖偕骑兵师军长何柱国、……来潼关见我，表示杨虎城等愿接受中央命令，但有几项请求： （一）在张、杨各部及共军撤退时，由中央与张、杨两部各派十人组织之视察团，分作两组，分派在两方部队前沿，担任监视任务，以免在撤退时，遭中央军攻击； （二）张、杨各部撤退时，请借给伙食费若干； （三）张部在西、兰公路上，酌留少数部队；杨部酌留少数部队在西安。以上三项，当经我一一允诺，并准各借给一个月伙食；视察团即由中央与张、杨各派定人员组成。此外，张、杨两部要求发给善后经费，我只允代向中央转陈，不能肯定。” “米等返陕后，杨虎城于三十一日下令，先将渭河北岸部队撤退，次将渭河以南撤至渭北，第二步再逐渐开往甘肃。二月二日起，张、杨部队开始移动。” 但是，以苗剑秋、孙铭九、应德田等为首的少壮派，则坚持以释张学良为与南京谈判的先决条件。否则不惜一战，以解救张学良。1月29日的渭南会议上，少壮派占了上风，决定“张副司令不回来，我们就不撤兵。” 1月31日，西安高级将领召开了最高会议，杨虎城、周恩来、于学忠、王以哲、何柱国均出席了会议。会上决定接受和平条件。这与中国共产党政策完全一致。而1937年1月中旬，蒋已开始与中共单独会谈。对此，斯诺有一段说明（转述苗剑秋语）： “一月中旬，潘汉年（作为密使）由南京抵达西安。我们怀疑他，把他作为一个‘嫌疑犯’逮捕起来，结果，我们从他身上，发现了直接与国共谈判有关的文件。其中包括将原来苏区改编为特区，分发给红军士兵军饷，允许共产党合法存在等等。” 对此，王以哲、何柱国、于学忠均表示高兴，认为此有助于和平解决。而少壮派则大不以为然，他们坚决要求中共方面支持他们以释放张学良为先决条件，否则就决心应战。于此情况，中共方面表示，如果东北军一致表示以释放张学良为先决条件，否则决不撤军，则中共方面一定和东北军、西北军站在一起，共同奋斗。但1月31日的西安最高会议，却否决了少壮派的意见，决心接受蒋介石的条件。这就使东北军的少壮派的意见无法实现，于是他们决定铤而走险，于2月2日上午发动兵变。以苗剑秋、孙铭九、应德田为首，率领军队按黑名单捕人或处决。黑名单上的人有：王以哲、何柱国、缪征流、刘多荃、米春霖、鲍文樾、李金洲、徐方、蒋斌、谢珂。他们首先闯入王以哲家，将王以哲将军杀害于床上。他们认为主和的核心人物是王以哲和何柱国，所以一定要除掉二人。据何镜华（亲历者）回忆： “杜维纲、刘佩苇等人，曾到王以哲家进行劝告。杜维纲给王以哲下跪，刘佩苇哭着恳求王军长念及和张副司令的关系，并为了东北军，一定要向蒋介石……哪怕只要求张副司令在撤兵以前能回来给东北军讲一次话，见一次面就回去也都可以。” 但王以哲没有耐心说服，只是说： “于主席现在已到西安来了，有人主持，究竟怎么办，需在今晚（三十一日）三方面会谈后，才能决定。” 结果三方最高会议否决了少壮派的意见。少壮派便于2月2日晨在孙铭九家中开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少壮派人物有三十多名。他们有人提出： “他们（指王、何二位军长）出卖副司令，出卖东北军，出卖我们，我们应当除jiān，杀掉他们。”应德田即问大家：“除掉王、何，拥护于学忠，执行渭南决议，坚持营救副司令，大家同意吗？”与会者一齐表示“同意！”并且没有反对意见。 就这样，少壮派们“宣判”了王以哲的“死刑”。 同时，他们还杀害了jiāo通处长蒋斌、参谋处长徐方、六十七军副官长宋学礼三人。 何柱国事先躲到杨虎城新城大楼，未被捕杀。 事件发生，一○五师师长刘多荃，愤慨已极，立即向西安进军，要严惩孙、应等人。东北军广大官兵，也同样表愤慨。这时，中共方面为避免事态扩大，赶快将孙、应、苗等人，接出西安。刘多荃将一些少壮派扣押，并将高福源处决。 事后，周恩来首先率中共代表团到王家吊唁。máo zé dōng又电唁王以哲将军。认为王以哲将军的和平行动是正确的，爱国的。 máo zé dōng的唁电是： “鼎芳先生遇难，不胜惊悼。鼎芳先生努力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但是国家民族之干城，亦爱国人民之领袖。此次主持和平，力求统一团结，乃见恶于少数不顾大局之分子，遽以身殉。苏区军民，同声悼惜。特电致唁，敬候起居。máo zé dōng、朱德、张国焘四日。” 同年，máo zé dōng和史沫特莱谈这件事时，又一次予以论述。他说： “有一部分患着‘左倾幼稚病’的人士，这种人各地都有，qiāng杀王以哲的那位孙铭九，就是这类人物的极端代表。他们爱国出于热忱，他们为丧权失地的悲惨历史而愤激，他们的心地是纯洁的。但是他们缺乏政治经验，在大事变中认不清方向，不知道局部与全体，过去和现在，今日与明日的差别与联系。” 孙铭九和应德田也于解放后认识了这一错误。应氏说： “我们背着周副主席打了二？二的一qiāng，给西安形势带来了无法估量的损失。若不是周副主席力挽狂谰，西安事变的伟大意义，将被我们二？二事件所断送。” 少壮派忘了放蒋的目的，就是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在东北军、西北军和中共中央三方努力下，终于取得和平解决，促成了抗日统一战线。 2月8日，宋希濂驻西安西半部；阮肇昌部驻西安东半部。8日12时，顾祝同到达西安。于学忠、何柱国、孙蔚如到车站迎候。顾到西安后，即劝杨虎城出国，令东北军移防苏、皖。 顾立即派何柱国飞溪口见蒋介石和张学良，向蒋报告一切。顾并希望何氏请张学良写一手书，指示东北军按中央指示，办理善后。何柱国偕王卓然、田雨时于2月16日下午（1937年），由杭州抵达溪口，见到张学良和于凤至。晚上同桌吃饭，夜宿溪口招待所。翌晨，张学良一连写了三封信：一致于学忠和东北军将士；一致旅居平津的东北人士；一致万福麟。三封信内容大体相同。 致于学忠的信，内容如下： “孝侯兄大鉴： 柱国兄来谈，……弟不肖，使兄及我同人等为此事受累，犹以鼎芳兄之遭殃，真叫弟不知从何说起，泪不知从何处流。目下状况，要兄同诸人，大力维护此东北三千万父老所寄托此一点武装。吾等必须将吾们的血及此一点武装，贡献于东北父老之前。更要者，大家共济和衷，仍本从来维护大局，拥护领袖之宗旨，以期在抗日战场上，显我身手。盼兄将此函转示各军师旅团长，……大家必须对兄如对弟一样。……此颂近安 弟张学良手启。 二月十七日于溪口雪窦山” 东北军调动如下： 刘多荃一○五师改编为第四十九军，移驻南阳；缪征流五十七军调周口地区；吴克仁六十七军调蚌埠、商邱地区；周福一二九师归还保定五十三军建制；于学忠五十一军与一一○师开驻安徽蒙城。一一○师并入五十一军两个师内；何柱国骑兵第二军仍驻咸阳。 于学忠任豫皖绥靖主任；王树常为开封绥靖主任；刘尚清为安徽省主席；何柱国为西安行营副主任。以后于学忠又调任江苏宿迁一带，任江苏绥靖主任，驻淮yīn。至6月份，东北军调编完毕。 西北军十七路军调驻三原，红军开至陕北。原来三位一体的联合阵线被蒋拆散。 蒋氏所以采取和平解决方针，原因有四：一是宋子文对他不妥协；二是国内各军人大多反对再打内战；三是日寇步步紧逼，使他无暇“剿共”。四，是西安方面表示接受中央处置，延安方面表示接受改编，使蒋无所借口。所以，是时势造成了蒋的停止内战，非其人格所致也。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国guó mín dǎng于1937年2月中旬召开五届三中全会。2月20日，三中全会上通过了《根绝赤祸案》。此前，2月10日，中共中央向中国guó mín dǎng三中全会发了一个电报，电文如下： “中国guó mín dǎng三中全会诸先生鉴： “西安问题和平解决，举国庆幸，从此和平统一团结御侮之方针得以实现，实为国家民族之福。当此日寇猖狂，中华民族存亡千钧一发之际，本党深望贵党三中全会本此方针，将下列各项定为国策： “（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 “（二）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 “（三）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材，共同救国； “（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 “（五）改善人民生活； 如贵党三中全会果能毅然决然确定此国策，则本党为着表示团结御侮之诚意，愿给贵党三中全会以如下保证： “（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bào dòng方针； “（二）工农民主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 “（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 “（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 第39章 密谋fǎn gòng，五次“反剿”(20) “国难日亟，时不我待，本党为国忠诚，可矢天日；诸先生，热心为国，定能允许本党之请求，使全民族御侮救亡之统一战线从此实现也。我辈同为黄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43 章 帝子孙，同为中华民族儿女，国难当前，惟有抛弃一切成见，亲密合作，共同奔赴中华民族最后之伟大前程。谨此电达，伫候明教。并致 民族革命敬礼！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一九三七年二月十日” 2月20日，guó mín dǎng五届三中全会通过《根绝赤祸案》，此案内容共有四条： “第一：一国之军队，必统一编制，统一号令，方能收指臂之效，断无一国家可许主义绝不相容之军队同时并存者，故须彻底取消其所谓红军以及其他假借名目之武力。 “第二：政权统一，为国家统一之必要条件，世界任何国家，断不容许一国之内，有两种政权之存在者，故须彻底取消所谓苏维埃政府及其他一切破坏统一之组织。 “第三：赤化宣传与以救国救民为职志之三民主义绝对不能相容，即与吾国人民生命与社会生活亦极端相背，故须根本停止其赤化宣传。 “第四：阶级斗争以一阶级之利益为本位，其方法，将整个社会分成种种对立之阶级，而使之相杀相仇，故必出于夺取民众与武装bào dòng之手段，而社会因以不宁，民居为之dàng析，故须根本停止其阶级斗争。 “……吾人须知必先恢复中华民族固有之精神与道德，树立中华民国独立自主之人格，乃能恢复中华民族固有之版图，承继我中华民族历史之光荣，以实现三民主义。故赤祸之必须根绝，乃为维护吾国家民族至当不易之大道。凡喻斯旨，果俱决心，而以事实表曝于全体国民之前者，均所容与；否则，仍当以国脉民命为重，决不能轻信诡言，贻国家民族以无穷之患；此乃本党责任所在，敢为全体同胞昭告者也。” 这个根绝案，实质上接受了红军改编问题。但对民主、释放政治犯，并无任何表示。并且绝对禁止赤化宣传和阶级斗争，而且咄咄逼人。但无论如何，他停止剿共，实行改编，总可以保存红军力量和共同抗日，使其以后进攻红军或搞磨擦，不再是合法行为。在这个意义上说五届三中全会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但他对共产党的根本政策，并没有改变，只是暂停“剿共”而已。 国共谈判 蒋被释放后，于1937年1月，停止“剿共”。并开始商谈国共合作和红军改编事宜。（1月23日，日本广田内阁因追究军人干政问题，被迫辞职，由陆军元老宇垣一成组阁，但日本陆军对宇垣坚决反对，不参加组阁，宇垣组阁失改。由曾任朝鲜司令官之林铣十郎为首相。林内阁于2月2日成立。这是军人和财界相结合的内阁。其外长为佐滕尚武。中国政府外长改由王宠惠担任。）31日，蒋指示顾祝同（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对红军“姑且每月支付二、三十万元军费，由杨虎城间接颁发；共军番号暂时照旧，其驻军地点及收编事宜，视情况再作商量。” 2月8日，蒋指示顾祝同，如要统一军队，中共不能再宣传共产主义而要共同实行三民主义。并告顾以此与中共面谈。其中特别强调应以孙文越飞宣言为根据：“盖以总理与越飞之共同声明（1923年）中，越飞已承认中国不能实行共产主义，而赞成三民主义也。”中共于2月10日即致中国guó mín dǎng五届三中全会，同意蒋的条件，并提出五顶前提条件，如果五项条件被承认，中共也承认蒋的条件和四项保证。五项条件是：“ （一）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 （二）开放言论、集会、结社自由，释放政治犯。 （三）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材，共同救国。 （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 （五）改善人民生活。”中共四项保证如下： “（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对国民政府之武装bào dòng方针。 （二）‘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领导。 （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行普选的彻底的民主制度。（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 中共这些态度，马上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和支持，纷纷发表声明予以赞扬。guó mín dǎng五届三中全会于2月15日在南京召开，21日通过了由宋庆龄、何香凝等十三人提出的恢复三大政策案，后经扩大化，变成为“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国家，联合各党各派，联合各阶级：工、农、兵、学、商”。予以通过。但这个提案通过后，却不许发表，由内部掌握，怕造成广泛影响。同时又通过一个《根绝赤祸案》。此案进一步防备中共影响和指责中共，把过去的国共分裂和蒋之反对共产主义与中国共产党的罪责，都加在中共的身上，不惟毫无反省之意向，而且咄咄逼人，态度强横。 此议案中，不承认红军接受统一改编是国共合作的产物，而认为是红军向蒋输诚。中共的主义之宣传和阶级斗争，也均不被允许，因此，宣传马列主义仍是不合法的。这个“根绝赤祸案”就是根据蒋介石的意图而通过的。 蒋在2月5日的日记中又曾表示：“对内避免内战。然一遇内乱，则不放弃戡乱安内之责任。”这表明，只要有机会，他就对中共军进行袭击。同时对日人谈话中也表示了此种时刻准备打局部内战的决心和对中共政策并未改变的思想。3月6日他对川越茂说：“我国对共产党之政策，并未有何变更，此点可于前次三中全会之宣言及决议案证明之。”3月15日对日本驻华武官喜多诚一说：“余敢以一语告君，即中国有余负责一天，无论共产党或第三国际用何yīn谋诡计，余自信皆有办法应付。请贵国勿庸担心。”其实这是中国内政，日本有何权力对之加以干涉，而蒋却对之认真解说，表示决不改变对中共政策。由此知蒋对日本政府一直抱有随时妥协的幻想，或处处留着后路。总之对日本政府总是软绵绵的，硬不起来，绝不像他对中共那样毫不妥协和咄咄逼人。此次谈话中蒋介石再次呼吁，愿和日本“融合两国国民情感”。 关于他和中共的合作问题，进行了多次艰难的谈判。 1937年2月9日，中共中央电西安周恩来，要求编红军为四个军十二个师，成为一个路，由朱、彭领导，中共在军队中的党组织不变。2月10日，又补充：中共应参加国民政府军委会、总司令部、国防会议、国民大会和政府工作。 同日中共发出《中共中央致guó mín dǎng三中全会电》。其中有五项要求四项保证。四项保证，是承认了蒋与国民政府对抗战的领导权（当时中共承认guó mín dǎng与蒋介石的领导权，是史实。）。 周恩来又总结出谈判五原则： “一，可以服从三民主义，但放弃共产主义信仰绝无谈判余地。二，承认guó mín dǎng在全国领导，但取消共产党绝不可能。惟guó mín dǎng如能改组成民族革命联盟xìng质的党，则共产党可整个加入这一联盟，但仍保持其独立组织。三，红军改编后，人数可让步为六、七万，编制可改四个师，每师三个旅六个团，约一万五千人，其余编某路军的直属部队。四，红军改编后，共产党组织饰为秘密，拒绝guó mín dǎng组织。政训人员自行训练，可实施统一的政训纲领。但不能辱骂和反对共产党。五，苏区改特区后，俟共产党在非苏区公开后，guó mín dǎng亦得在特区活动。”（此信原文如此）。 这五项条件，是承认guó mín dǎng的全国领导地位，并向蒋介石表明：共产主义信仰不放弃；共产党仍独立存在，以及自己组建军队的自由。 1937年2月11日，蒋经国于斯维尔德洛夫市因在斯大林的清洗中受到牵联而被监禁，心情十分沉重。于此危难关头，蒋介石命驻苏大使蒋廷黻找到他的儿子。该电报说： “请找到我儿子，并送回来。” 该大使便立即向苏联政府提出这个问题。斯大林当时已转向支持蒋介石抗日，希望以蒋氏的抗日行动，减轻其东方的威胁，便答应了蒋介石要回儿子的要求。几天以后，蒋经国就到了中国驻苏大使馆，见到了蒋大使，并答应带妻、儿回国。 2月16日，蒋介石电顾祝同军队改编问题要点如下： “中央准编其四团制师之两师，照中央编制，八团兵力当在一万五千人。以上之数不能再多。”又云：“各师之参谋长与师内各级之副职，自副师长乃至副排长人员，皆应由中央派充也。”“其他对于政治者，待军事办法商妥后，再由恩来来京另议。” 后经双方激烈争论，互有让步，双方议定红军改编成三个师。但在副职和红军改编后之独立存在问题，双方仍然争论激烈，无法统一。蒋还要取消红军中的政工人员，也为红军所绝对不能接受。 2月26日，张冲于南京三中全会结束后返西安谈判时，蒋又面告三点： 一，共产党公开要等宪法公布后； 二，特区制恐为中央的法令所不容许； 三，红军可以改编为三师九团，不能再增。 经过双方反复磋商后，各提出一个意见稿。中共为周恩来所提，guó mín dǎng方面由贺衷寒提出。但双方均不能接受对方意见。 周提案： 第40章 密谋fǎn gòng，五次“反剿”(21) （一）红军地区改为陕甘宁行政区，执行中央统一政令、法令，行政人员由民选推荐，请中央任命。 （二）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服从中央政府军委会和蒋委员长统一指挥。待遇与国军等。各级指挥员，由红军自己推选，呈军委会任命。政训工作由中央派人联络。 （三）红军改编为三个师以上，特设某路军总指挥部，其直属队为特务营、工兵营。 3月11日，贺衷寒又提出一个提案： （一）红军缩编至二万人。 （二）副职干部由guó mín dǎng派遣。 （三）取消红军中的政治工作人员。 （四）服从guó mín dǎng一切命令等。 周恩来即将贺案电告中共中央，中共中央于12、13两日复电，说明“贺提案完全不能承认”。周遂要求与蒋介石直接面谈。 3月份蒋开始接济红军军饷。 3月下旬，周恩来飞抵杭州见蒋介石，与蒋面谈一切。向蒋申明六点： （一）陕甘宁边区需为一整个行政区，不能分割开来。 （二）红军需改编为四万余人队伍。 （三）三个师之上，必设一个由红军干部主持的总部。 （四）中央不能派遣副职和政训人员于军队中。 （五）红军学校必需办完。 （六）红军防地需要增加。 其总原则是：“在红军、苏区方面，以保证我们的绝对领导为原则，在两党关系方面，以保证我党独立xìng为原则。” 蒋介石以领袖身份，对周恩来的六点内容和两个原则，表示承认。并且谈了不少表示雅量的好话，总计有四个要点： （一）中共“有民族意识、革命精神，是新生力量”。 （二）第一次国共分裂之责任，在于鲍罗廷。 （三）要求中共与他永久合作，即使他死以后，也要与guó mín dǎng合作下去，以免英、日联合瓜分中国。要中共承认他为领袖。 （四）只要永久合作，一切都好商量。 但到6月4日，周恩来携带《关于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和十三个具体问题到庐山见蒋介石时，蒋在保证中共独立xìng问题上，又反悔了他在杭州对周恩来的许诺，提出建立“国民革命同盟会”，把中共溶解在同盟会中。该会以蒋为主席，有最后决定权。同盟会中，国、共双方派相同数量干部参加。两党对外行动和宣传，统由同盟会讨论决定，然后共同执行。将来也可以组成两党合组之党，并与第三国际发生直接关系，以取代共产党对第三国际的关系。总之他希望把中共合并到guó mín dǎng中去，取消共产党的独立xìng。周恩来对此则坚决不同意。 关于三个师之上设一总部事，蒋也不同意，主张设一个政训处。并且说：“请毛先生、朱先生出洋。”周当然也予以拒绝。此次谈判毫无具体结果。19日，周返延安报告实况。máo zé dōng听后，认为有必要让步，以便使谈判成功，于是原则上同意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提案。但在该会必须有一个共同纲领，以保持共产党的独立xìng和言论自由。此案未能成功。对于设三师之上的指挥部一事坚持战时必设，平时可以不设。但蒋则仍坚持原议，并特别坚持朱德出洋，否则断绝接济。 至此，máo zé dōng表示不能再行妥协。如果谈不成就自行宣布改编。三师可用暂编名义，共四万五千人。边区政府可于7月份选举成立，并向蒋推荐张继、宋子文、于右任为边区行政长官候选人。中共方面，以林伯渠为副长官。另对南方游击区、释放政治犯、国大选举诸问题，也拟定了具体意见，准备和蒋再次谈判。6月26日，南京电邀周恩来到庐山谈判。7月17日，“七七事变”十天之后，双方又开始谈判。中共代表为周恩来、博古、林伯渠三人。蒋介石率邵力子、张冲直接和周等面谈。但仍坚持只设政训处于三师之上，参谋长由中央派充。周等则坚决不接受。此次又无结果而罢。周等暂到南京、上海两地观变。7月27日，周等抵达西安。máo zé dōng电示周等具体改编事项六点： （一）8月15日编好，20日出兵抗战。 （二）三师以上设总指挥部，由朱德任总指挥，彭为副职。政治部主任为任弼时，副主任为邓小平。 （三）三师共四万五千人，地方部队一万人，设保安队正副司令各一。高岗为正，萧劲光为副。 （四）主力出动集结作战，不得分割使用。 （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44 章 五）三师担任绥远方面抗战。 （六）武器补充。 8月9日，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应南京电邀，携此改编方案到南京谈判，并参加蒋介石的国防会议。时日军重兵威胁上海，不几天又发生“八一三”上海抗战。蒋介石于8月14日，发表抗战声明：“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惟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付之。” 蒋于此紧急关头，急需红军参加山西抗战，便勉强接受了中共条件，同意按周等六点改编红军。8月19日，双方达成改编红军为第八路军协议。8月22日，国民政府正式发布任命命令。 边区政府也由中共坚持，任命林伯渠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以前之张、宋、于三人为蒋拒绝；而蒋提之丁惟汾则为中共拒绝，故最后由林出任。 从此开始，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从中可以看出来，蒋本yù在改编中完全控制中共部队，达到消灭红军的目的。但因中共坚决反对，拖延改编而日寇又迅速全面进攻中国，蒋无时间，也无条件再谈下去，便答应了中共条件，允红军和中共以独立存在地位，不得已放弃了“先安内而后攘外”政策，改而为“先攘外而后安内”政策。 蒋失败逃台后，认为此政策之改变，导致了他的一败涂地。这种检讨没有道理，如无其政治腐败与经济崩溃，则他决不会失败得如此之快。而政治腐败与经济崩溃，又是直接来源于其个人专制独裁的封建政治！他找一百个理由不能实行民主，结果贻害国家，亦贻害自身！因为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已不是愚民遍地的中国，愚民政策，已行不通了。 在双方谈判接近成攻时，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1937年7月15日）。该宣言提出了三项奋斗总目标和四项宣言要点。总目标是： （一）争取中华民族之独立自由与解放。首先切实迅速地准备与发展民族抗战，以收复失地，恢复领土、主权之完整。 （二）实现民权政治，召开国民大会，以制定宪法与规定救国方针。 （三）实现中国人民之幸福与愉快的生活，首先须切实救济灾荒，安定民生，发展国防经济，解除人民痛苦与改善人民生活。 四项宣言要点： （一）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须，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 （二）取消一切推翻guó mín dǎng政权的bào dòng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三）取消现存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统一。 （四）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 此宣言至8月份蒋才给予发表。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对张学良和杨虎城采取了严酷的报复行动；张学良囚禁终生，杨虎城于1949年被杀身亡，连妻儿也不放过。举国为之义愤填膺。 谈到张学良，凡与他接近的人，都是对他肃然起敬的。据香港作者高山流和守护张学良的军统旧人s君的谈话记录，张有如下非凡的特点和长处： （一）有极端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s君说：“经我和张先生较长时间相处的结果，我觉得张先生这个人，有两点特别值得一提：一个特点是爱国思想极端强烈。……他常说：‘……我则除了国仇之外，还有家恨！……我则是要抗日就必须立即动手。’……王妈……说：‘副司令因为恨日本人，多少年来，家里连日本人生产的任何东西，半点都不许用的。’” （二）勇于认错，襟怀磊落。 （三）对人有丰富的感情，坦诚可亲。 （四）胸襟豁达，不钻牛角尖，自寻苦恼。 （五）对部属很宽厚，给人以改错机会，不计小疵小非。 （六）重视把握现实，绝不牵绕于过去和追求幻想。注意把精神寄托于某一件事上。 他的作人原则是：多看书，认为开卷有益；胸襟广大，待人以宽恕为本；做人不怕吃亏，认为今日的吃亏就是明日的便宜。 他的幽居地方是：溪口、萍乡、郴州、沅陵、贵阳郊区修文县的阳明祠（在此处，开始由赵四小姐陪同钻研王阳明学说和明史。赵四小姐则帮助写札记）、成都、台湾新竹、台北。 对于国家抗日政见，他认为抗日必胜，但对国共之间的胜败就难说了。 在抗战时期，张学良爱国，对日本尤其切齿仇恨。但他在政治立场上，仍然不能和中国共产党调协一致，只有在抗日御侮中，才能和中共携手共济。至于到台湾以后直至今日的一段时期里，张的政治思想，则不得而知。他似乎已“视破红尘”，对政治问题不感兴趣，也不愿回忆往事。对西安事变，他仍坚持是对攘外、安内的次序之争，和蒋没有根本不同。 1991年，看过一次关于他答日本方面某人士的采访录相，很短，没有几句话，最主要的是上面谈到的对他和蒋在西安事变中的争执焦点和他再次告诫日本人不可重犯旧罪的内容。 近来又得到张将军1990年写给东北大学校友会的一段话，谨录之于书： “不怕死，不爱钱，丈夫决不受人怜。顶天立地男儿汉，磊落光明度余年。 张学良七十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第41章 发动内战，国军溃千里(1) 虚掩内战 蒋介石的势力在抗战结束后达到顶峰，得意忘形的他开始准备用内战消灭共产党，但为了避免发动战争的恶名，蒋介石还是玩弄了一个不算高明的权术把戏。 抗战胜利后的“戡乱”，是蒋介石guó mín dǎng的说法，实际上还是10年前“剿共”的继续。中国语言丰富，同一类事物可以有“庙在树前”、“树在庙后”或“君杀臣”、“臣弑君”等不同的表述手法。对于guó mín dǎng史书上的“戡乱”时期，中共党史教科书则称之为“解放战争”。从双方使用的名称上，也约略看得出来这场战争是谁打响了第一qiāng。 在抗战时期，中共到敌后建立根据地，军事政治力量有了很大的发展，四分天下有其一。蒋“坐不安席，食不甘味”，认为是犯上作乱，所以就“戡乱”；中共信奉“以斗争求团结”，所以就‘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以硬碰硬，于是在中国历史上便发生了第二次国共内战。 还在1945年8月8日，蒋获悉日本投降的消息后，敌对的目光马上瞄准了中共。 11日，蒋一连发出二道命令： 一、限令共军“原地驻防待谕”，不准再对日伪“擅自行动”； 二、指令国军“加紧作战努力”、“积极推进，勿稍松懈”； 三、命令伪军“负责维持地方治安”，非经蒋的许可，“不得接受任何改编”。 这是因为国军的多数尚在西南和西北地区，需要美国帮助采取空运和海运的手段把它送到前线。杜鲁门总统说得十分坦率，蒋的三道命令是美国政府叫他下的： 我们采取了异乎寻常的步骤……命令日本人守住他们的岗位和维持秩序。等到蒋介石的军队一到，日本军队便向他们投降，……这种利用日本军队阻止共产党人的办法是国防部和国务院的联合决定而经我批准的。 9月2日，麦克阿瑟更以远东盟军总司令的名义，命令日军只能向国军而不能向共军投降。9月9日，何应钦在南京主持受降仪式，也当面命令日军统帅冈村宁次转饬下属向指定的地区集结，向国军投降。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中共当然不听这一套。此时正是日军军心瓦解、共军大反攻的“好日子”；八路军、新四军攻克和收复中小城市159座，切断了平汉、津浦、正太、同蒲、平绥和胶济等铁路线，并挺进东北。 国共双方，尤其是在北方，像下围棋那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很难分清到底是谁包围着谁了。双方都在厉兵秣马。 外战方停，内战将起。民国成立以来，中华大地，大概没有几天不在打内战：北洋军阀互打，南方内部也打，南北之间更打；张学良东北易帜以后，蒋系和非蒋系，“剿共”和反‘剿共”，还是qiāng声不断，杀声不断，8年抗战，毕竟是国土沦丧、芒刺在背、“渔翁”在侧，彼此各有程度不同的节制，因此摩擦多于大打。如今，日本投降，无所顾忌了，蒋介石又急于清除“心腹之患”了。 这场战争的正式大打，也经历了一个酝酿阶段： 1945年8月14日，蒋采纳张治中和吴鼎昌（早年加入同盟会，曾任《大公报》社长、国府实业部长、贵州省主席等职，时任国府文官长）建议，致电máo zé dōng： 万急，延安 máo zé dōng先生勋鉴： 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临电不胜迫切悬盼之至。 蒋中正8月14日 在蒋介石的预料之中，máo zé dōng不会来渝会谈。没想到máo zé dōng的复电，非但未置可否，相反将了他一军。8月16日，máo zé dōng复电蒋介石。 重庆 蒋委员长勋鉴： 未寒电悉。朱德总司令本日午有一电给你，陈述敝方意见，待表示意见后，我将考虑和你会见的问题。 máo zé dōng未铣8月16日 朱德总司令在8月16日给蒋介石的电报中，批驳了蒋介石8月11日命令八路军“就原地驻防待命”，不许向未放下武器的日军进攻、受降的错误，同时提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制止内战的6项主张。蒋介石阅后大为生气，乃命吴鼎昌拟第二封电报。这封电报长达300多字，于8月20日发出。 延安 máo zé dōng先生勋鉴： 来电诵悉，期待正殷，而行旌迟迟未发，不无歉然。朱总司令电称一节，似于现在受降程序未尽明了。查此次受降办法，系由盟军总部所规定，分行各地区，均予依照办理，中国战区亦然，自未便以朱总司令之一电破坏我对盟军共同之信守。朱总司令对于执行命令，往往未能贯彻，然事关对内妨碍犹小，今于盟军所已规定者亦倡异议，则对我国家与军人之人格将置于何地。朱总司令如为一爱国爱民之将领，只有严守纪律，恪遵军令，完成我抗战建国之使命。抗战8年，全国同胞在水深火热之中，一旦解放，必须有以安辑之而鼓舞之，未可蹉跎延误。大战方告终结，内争不容再有。深望足xià tǐ念国家之艰危，悯怀人民之疾苦，共同戮力，从事建设。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有赖于先生之惠然一行，共定大计，则受益拜惠，岂仅个人而已哉！特再驰电奉邀，务恳惠诺为感。 蒋中正寄8月20日 从蒋介石这封电报可见，他在抗战胜利降临后，想到的是国共必战，但是又要把责任加到共产党的头上。他坚持邀请máo zé dōng赴重庆谈判，如果máo zé dōng不去，就可借此宣传中共没有诚意，把发动内战的责任推卸到共产党身上。8月20日，máo zé dōng复电蒋介石。 重庆 蒋委员长勋鉴： 从中央社新闻电中，得读先生复电，兹为团结大计，特先派周恩来同志进谒，希予接洽，为恳。 máo zé dōng未养8月22日延安 蒋介石没有想到máo zé dōng的第二封电报说派周恩来前来重庆，蒋介石的面子又下不来了。他又命吴鼎昌草就第三封电报于8月23日发出。 延安 máo zé dōng先生勋鉴： 未养电诵悉，承派周恩来先生来渝治商，至为欣慰。惟目前各种重要问题，均待与先生面商，时机迫切，仍盼先生能与恩来先生惠然偕临，则重要问题，方得迅速解决，国家前途实利赖之。兹已准备飞机迎迓，特再电速驾！ 蒋中正梗8月23日 这封电报的最后一句话带有几分命令的口吻，要求máo zé dōng和周恩来“偕临”重庆。同时蒋介石给máo zé dōng的每一份电报，都在显要地位刊登于《中央日报》及guó mín dǎng各报刊中。这是在“将”中共一军。蒋介石更没想到，máo zé dōng竟然比以往提前一日复电。8月24日，一封不寻常的电报从延安发出。 特急，重庆。 蒋介石先生勋鏊： 梗电诵悉，甚感盛意，鄙人极愿与先生会见，商讨和平建国大计。俟飞机到，恩来同志立即赴渝晋谒。弟亦准备随即赴渝。晤教有期，特此奉复 máo zé dōng敬 máo zé dōng回蒋介石的第三封电报，电文态度明朗，内涵丰富，意犹未尽。惊人的消息迅速传出，舆论哗然，议论纷生。 延安的广大军民对máo zé dōng去重庆非常担心，人们议论着：蒋介石这类事干得还少吗？张学良到南京遭软禁，李济深、胡汉民被扣押于南京汤山，这都是人人皆知且给人印象最深的事情，此次蒋介石主动邀请中共主席和谈，谁知此举是否为“鸿门宴”？ 重庆有些议论：蒋介石是在搞yīn谋，是在欺骗和平。这里是虎狼之窝，特务机构林立，特务人员到处皆是，máo zé dōng来重庆，风险可不小啊。有人拍电劝máo zé dōng不要来重庆，有人殷切盼望máo zé dōng来渝，以定国家大计。 蒋介石真的要和谈吗？很明显，这是一个骗局，是一种欺骗世人的把戏。蒋介石邀请máo zé dōng的目的不在诱捕，而在于利用和谈，争取备战时期，推卸内战责任，准备大规模内战，打败共产党及其军队。对于这一点máo zé dōng及中共中央的核心人物最清楚。 8月26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通知，告诉全党，中共中央决定派máo zé dōng、周恩来、王若飞三位同志赴渝和蒋介石商量团结建国大计。同日，中共中央给中国战区盟军参谋长魏德迈发出一封电报，要求美军派出专机，并请驻华大使赫尔利乘专机同往延安迎接máo zé dōng赴重庆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45 章 。 8月27日，赫尔利与张治中乘专机抵延安迎接中共和谈代表。8月28日下午5时，máo zé dōng乘坐的专机抵达重庆，周恩来和王若飞也同机到达。 1945年6月28日，máo zé dōng、周恩来、王若飞等抵渝，蒋介石同máo zé dōng的“晤谈”就开始了。28日晚，蒋介石在重庆山洞官邸举行欢宴，29日下午，就同máo zé dōng晤谈。9月2日晚，蒋介石又宴请máo zé dōng。欢宴后“曾和毛氏单独谈话”。4日下午，蒋介石在军委会茶会招待中外来宾。茶会后，“又和máo zé dōng再度单独会谈”，而且“历时很长”。5日晚，蒋介石和宋美龄在中央干部学校茶会招待苏联大使彼得罗夫，邀请máo zé dōng、周恩来、王若飞参加。12日中午，蒋介石约máo zé dōng、周恩来午餐，“餐后有所商谈”。10月9日、10日，máo zé dōng返回延安前，连续两度应蒋介石邀宴晤谈。在10日晚，蒋介石邀máo zé dōng赴山洞官邸畅谈。 整个谈判持续了近四十天，具体商谈的工作由蒋介石指定张群、王世杰、邵力子和张治中参加，中国共产党方面由周恩来、王若飞参加。蒋介石同máo zé dōng谈了这么几次：第一次是9月3日，在蒋介石官邸就中共军队组编数目、军队驻地、解放区、政治会议、国民大会之旧代表等问题进行了商谈。第二次是9月12日，也在蒋介石官邸就军队整编数目问题进行了商谈。第三次是9月17日，就军事问题进行了商谈。第四次是10月9日，在蒋介石官邸就两党合作问题进行了商谈。第五次是10月10日，在山洞林园蒋介石官邱，就政治会议和国民大会问题进行了商谈。第六次是10月11日，这是最后的商谈，蒋介石表示在解放区问题上决不再作让步。这次谈判主要在我们党提出的两个问题上斗争激烈。一个是“政治民主化”。另一个是“军队国家化”，因为这两个问题“所涉及的军队改编与解放区处置办法与蒋主席及政府之主张距离甚远”（张群的话）。最后的结局，正如máo zé dōng离开重庆前夕告诉蒋介石的，他返回延安之后，周恩来、王若飞将继续留在重庆同guó mín dǎng代表举行商谈，以使《纪要》（即《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未予解决之问题，能在召开政治会议之前得到解决。在整个谈判过程中，蒋介石是咬住政令、军令之统一不放。在10月9日的日记中说：“máo zé dōng今日来作别，与之谈约一小时，先问其国、共两党合作办法及其意见如何？彼吞吐其词不作正面回答，余乃率直告他国共非彻底合作不可，否则不仅于国家不利，而且于共党有害。余为共党今日计，对国内政策应改变方针，即放弃军队与地盘观念，而在政治与经济上竞争，此为共党今后惟一之出路。”11日的日记中也说：“今晨八时，约máo zé dōng早餐后，余再与之恳切对谈，阐明数次谈话要旨，明告其所谓‘解放区’问题，政府决不能再有迁就，否则不成其为国家之意，坚决表示望其了解也。” 这次重庆谈判，前前后后蒋介石整整争取了近两个月的时间，使他可以从容不迫地下山，又有一定的时间去抢摘抗战胜利的果实。 蒋介石利用和谈，向东北、华北、上海等地空、海运输其精兵数百万；同时印发“剿匪”材料，计有《剿匪文献》、《剿匪战术》、《剿匪手本》等。8月29日，何应钦印发给一、二、五、十一、十二战区《剿匪手本》，另外带有《剿匪歌诀》等。 1945年8月15日，即日寇正式宣布投降第二天，guó mín dǎng军第六十二师进攻解放区东流、贵池。8月19日至9月7日，guó mín dǎng第九十、十六、四十军向晋南解放区进攻。9月15日，guó mín dǎng第十五、五十五军向豫西发动进攻。9月中旬，华南guó mín dǎng第一五四师、一五三师进攻广东东江地区。9月17日，蒋介石向阎锡山发“剿匪手本”两册。此书于10月8日因送手本飞机失事，于焦作地区被中共获取。有蒋介石签发手迹：“吉县第二战区阎长官勋鉴：‘此附发剿匪手本两册，请查收。中正申’。”“剿匪手本”64开，共84页，两万字。封面为蒋委员长编，扉页内有蒋中正制。9月下旬，新四军浙东纵队为避免内战，向北撤退，途中渡过钱塘江时，受guó mín dǎng军第七十军、七十九师围攻。9月28日，guó mín dǎng第八十八军进攻周港地区；一二七师进攻南厂地区。李正先于9月30日命其第十六军官兵：“yīn雨与空闲期间，官长须研究‘剿匪手本”’；“士兵须熟读‘剿匪歌诀’歌。”10月11日，傅作义部攻占中共重要城市张家口，继占通辽等地。10月上旬，guó mín dǎng三个军进攻豫东解放区；四十七军进攻太康；八十五军进攻原武县城。 10月13日，蒋介石密令：“遵照中正所订剿匪手本，督励所属，努力进剿，迅速完成任务。”并命三、六战区、第十战区向浙西、浙东、长江南岸、皖南、淮北新四军进攻。23日，何应钦命第四十八军进攻北撤新四军一部。据第十战区统计，1945年10月份“战绩”，进攻新四军共“八十余次，毙伤匪八千余，俘一七七人。……击毁匪船五只，获食盐两万斤”。 10月17日新华社统计，自日寇投降后，guó mín dǎng军夺走中共城市31座。10月23日，李品仙公开武装日本军两个旅团向苏北解放区进攻。这像张宗昌利用白俄军进攻北伐军一样。自双十协定至10月30日晚，蒋介石已命80万军队向解放区进攻。 10月26日，叶剑英发表抗议书，抗议美国驻华军队干涉中国内政。 máo zé dōng返延安后，周恩来仍留重庆，与张群继续会谈，10月31日，蒋提出中共军队退出铁路线10公里以外，铁路由警察担任护卫，从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等项。11月3日，中共方面提出要guó mín dǎng军退出解放区。对从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中共表示同意。共同议决参加代表人选38人，国民政府代表8人；中共代表7人；青年党代表5人；民主同盟代表9人；无党派民主人士9人。未几，蒋派杜聿明率蒋军精锐五十二军、十三军等于11月中旬进犯山海关，出兵东北，大规模内战bào发，政协会议因此推延。 原来美国认为中共会依照斯大林指令，放弃军队，但实际上，中共坚持不让，这使赫尔利、魏德迈怀疑斯大林与中共一定有什么秘密协议，否则中共不会如此强硬。于是赫尔利和魏德迈认为在中国的内战，将是“帝国主义与民主主义之间”的会战。蒋介石当然乐于美国人有这种错觉。美国《纽约日报》便谴责中共同苏联勾结，煽动内战。中共《新华日报》也针锋相对，谴责美国支持中国反动派，指出他们应对中国的一切灾难负责。 抗战胜利以后，国共冲突重新成为中国社会的政治焦点。如何制服乃至消灭中共，确保guó mín dǎng的一党专政，就成了蒋介石亟待解决的主要问题，也是蒋介石外jiāo政策的真正出发点和基本依据。蒋介石认为单独靠自己的力量不能解决中共问题，因此蒋介石外jiāo考虑的主要内容就是寻求外部支持。战后同中国事务有重大关系的大国主要是美苏两国。蒋介石认为苏联一贯是支持中共的，它不会因援助中国而看着中共被消灭。蒋介石看到战后苏联千疮百孔，自身正亟待休整建设，不能指望苏联拿很多钱给guó mín dǎng，而美国才是真正的后台老板。 第42章 发动内战，国军溃千里(2) 蒋介石深知斯大林对美国在华的行动特别敏感，斯大林就对宋子文直截了当地说过，“要么你和我们站在一起，要么站在美国一边反对我们。”因此，蒋介石在日益尖锐化的美苏对立中，意识到他是战后美国对付苏联，防止共产主义蔓延的主要帮手。美国显然需要蒋介石，美国对华政策没有更多的选择余地，美国也不会轻易抛弃他，美国支持和援助的对象只能是蒋介石。蒋介石也从美国最初的对华政策中尝到了甜头。抗战胜利以后，以赫尔利使华为标志，就明确了美国扶蒋fǎn gòng的政策。战后，美国又积极帮蒋抢夺胜利果实，运兵各地，恢复对全国的控制。这就坚定了蒋介石借助美国力量解决国内冲突的想法。于是，外jiāo上就采取亲美的“一边倒”策略。 美国是按照美国的利益来解决国共纷争，试图在中国避免大规模的内战，他们设想促进国共成立联合政府，即由美方调停，guó mín dǎng让出部分权利给中共，同时着手民主改革，以换取中共jiāo出军队，把共产党联合统一到以蒋介石为首的政府中去。而蒋介石认定，国共矛盾不可调和，只有武力才能根本解决。蒋介石凭军事的绝对优势，一有机会便大打起来。所以，掌握决定美国政府各部门能否对华援助大权的马歇尔，对蒋介石执意内战表示不满。特别是蒋介石阳奉yīn违，更令人生气。 为了加强同马歇尔打jiāo道的地位，谋求更多的美援，就必须把美国拉在一边，抱成一团。于是，蒋介石在外jiāo上玩起了苏联牌。首先，蒋介石拼命说苏共和中共完全是一回事，夸大苏联对中共的影响，以刺激要挟美国。蒋介石多次要马歇尔相信，中共的壮大，并进入东北是苏共一手造成的，要马歇尔“以客观态度认识俄共乃绝无诚意者”，在听到马歇尔要停止运送guó mín dǎng军队时，蒋介石力陈“殊不知此时对共党妥协，实无异对俄国屈服”。1946年3月9日，蒋介石告诉马歇尔，“如果万一中俄发生军事冲突，或俄对中、美作战时，共军必效忠苏俄，听从俄共之命而向我攻击。” 为了表示蒋介石不受苏联的拉拢，蒋介石不惜疏远同苏联的关系，采取明显倒向美国一边的政策。1946年2月，斯大林邀请蒋介石访苏，斯大林摆出友好的姿态，要加强同guó mín dǎng的合作关系，实际上具有防备美国、抵御美国对中国影响的目的。蒋介石认为这是斯大林离间中美关系的计谋，而蒋依赖美国援助颇多，访苏必将引起美国的疑虑。于是，蒋介石便拒绝访苏。时隔两月，斯大林又发出邀请，再次遭到蒋介石的拒绝。蒋介石此举意在向美国表示坚定的反苏立场，使美国看到蒋是真正铁心跟着美国走的。实际上是蒋企图借重美国的力量来限制、抗衡苏联，并诱使美国加强guó mín dǎng中国在美苏对抗中的战略地位，加强对蒋介石的倚重和支持。蒋介石在日记中说：“此次婉拒斯大林邀约赴俄会议，为我外jiāo成败之重大关键。若以马歇尔最近对余之态度而言，诚令人失望，然余深知俄国扶助中共赤化中国之一贯政策，决不能因余之赴约而有所转移，且徒增马歇尔之疑忌，是适中斯大林离间中美之yīn谋耳。故对美、对俄之外jiāo政策，决不能以马歇尔个人一时之好恶而变更我基本国策。”所谓“基本国策”就是对美国实行“一边倒”的外jiāo政策。 蒋介石实行“一边倒“的政策，必定增加苏联的疑忌。因为斯大林是不愿看到中国，特别是东北成为美国反苏的阵地的。所以，苏联在撤军问题上坚决予以拒绝，同时阻止guó mín dǎng军队正常地进入东北进行接受工作，蒋介石在此可谓失算一着。 蒋介石亲近美国疏远苏联的“一边倒”的政策，也使蒋介石失去了自主的能力。guó mín dǎng内持异议者不乏其人。张治中就几次要求蒋改变对美“一边倒”的政策，不要怕美国“吃醋”。为了国家利益要实行中苏、中美并重的外jiāo方针。他说，“过去一面倒亲美外jiāo政策，根本丧失了独立自主精神，不符合国家利益。建议向苏联提出派遣特使赴苏，以谋求打开中苏僵局。”对此，蒋介石一度似有所动心，针对美国援助不力，蒋曾负气地提出，中国今后决不再依靠美国，今后必须加强与苏联的联系，并放风邀请苏联调停国共冲突。当美国注意及此时，蒋介石赶忙派私人秘书告诉美方，一面证实苏联曾提出调停，一面又讨好说不想与中共和解，从而加快美国援助的步伐。然而，当美国发现蒋介石是扶不起来的“阿斗”时，也不得不考虑在东亚另寻合作伙伴。 其实，国家外jiāo关系上的美苏并重，并不等于是政治上的并重。只要正确地处理对两方的关系，局势的发展或许是另外一番样子。 兵败内战 蒋委员长迷信自己的武力，认为半年内即能“解决”共产党，未曾想一年缓兵，二年进攻，三年招架，四年惨败，待三大战役逐鹿中原之后，被“解决”的反而是guó mín dǎng政权，蒋家王朝已经呈现土崩瓦解之势了。 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命令蒋军向中共中原解放区大举进犯，全国xìng的新内战由此开始。起初，蒋军来势很猛，凶焰嚣张。从7月至10月，蒋介石调集了一百六十多万人的正规军（占全部正规军的80％），向各解放区进犯。武汉行辕的程潜所属二十一万人加十几个保安团，向中原解放区进犯；徐州绥靖公署薛岳、吴奇伟所瞩四十六万人，向苏皖及山东解放区进犯；郑州绥署刘峙及徐州绥署另一部共二十四万人，向冀北豫解放区进犯；河北省主席孙连仲及傅作义所属十六万人，向晋察冀解放区进犯；太原阎锡山所属九万人，向晋绥解放区进犯；西安绥署胡宗南所部十五万人，向陕甘宁边区进犯；另有七万人向广东各游击区及海南岛琼崖解放区进犯。8月2日，蒋介石派飞机轰zhà延安。10月，杜聿明所属十六万人向东北解放区发动新的进犯。到了10月11日，占据了张家口，蒋介石的进犯达到了顶点，共占据解放区城市153座。这时，陈诚（参谋总长）大吹特吹，说“三个月至五个月便能解决”同共军作战，说国内jiāo通线“任何一线均可于二周内打通”。 稍后，马歇尔特使和司徒雷登大使发表联合声明，宣布“调处”失败。国共只能在战场上见分晓了，双方都有信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46 章 心赢得这场战争。 “来者不善”，此时，中共被迫自卫，就不再是什么“以斗争求团结”了。你死我活，誓不两立。关于战争的胜利谁属，máo zé dōng有一段名言： 军事家不能超过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外企图战争的胜利，然而军事家可以而且必须在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争取战争的胜利。军事家活动的舞台建筑在客观物质条件的上面，然而军事家凭着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话剧来。 20世纪40年代末，杰出的军事家máo zé dōng为“世界上最大的一场内战”导演了好几场“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话剧”。 战争前8个月，蒋施行的是全面进攻：东北、西北和华北，都是你来我往，烽火连天。傅作义的军队比较能打，9月11日得华北重镇察哈尔省城张家口。 巍峨长城，蜿蜒似带。傅登上长城，谁都会想起秦皇汉武，一发思古之幽情；guó mín dǎng将领们漫步烽火台，北国风光，尽收眼底，不可一世之感油然而生。 蒋认为张垣既得，关内共军得不到关外的补充，便可先肃清关内再肃清关外的了。 此时，陈诚奉蒋介石之命，飞北平召集军事会议，希图打通平汉线。在北平中外记者招待会上，有记者问： 如果打起来，总长认为要多长时间才能解决？ 陈诚不假思索，回答： 三个月。 这时旁边有人以肘触他，陈立即改口： 五至六个月。 11月15日，南京不顾中央、民盟等强烈反对，召开了由guó mín dǎng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12月25日，制订了《中华民国宪法》。这部《宪法》当时有人评为，是一部人民无权，政府有权，地方无权，中央有权，立法无权，总统有权，“集权力于一人、集思想于一个脑袋”的宪法。 1947年1月8日，木已成舟，马歇尔奉召回国，行前发表了对国共各责五十大板的声明。 1月29日，美国务院宣布放弃国共“调处”工作。 2月，guó mín dǎng下令撤退中共驻沪、宁、渝三地代表。 至此，第二次国共合作彻底决裂。 从1947年2月起，因为全面进攻耗费兵力过大，“心有余而力不足”，于是蒋改全面进攻为重点进攻，或称“钳形攻势”右攻山东，左攻陕北。 初期陕北攻势极猛，3月19日，国军得延安。延安，为中共中央所在，是这次“戡乱”的主要目标。当蒋接到胡宗南从前线发来电报的时候，真是兴奋极了，他立即回电： 宗南老弟：将士用命，一举而攻克延安（其实是中共从容放弃的引者），功在党国，雪我十余年的积愤，殊堪嘉赏。希即传谕嘉奖，并将此役出力官兵报核，以资奖叙。戡乱救国大业仍极艰巨，望弟勉旃。中正 60余字的电报，“嘉奖”、“嘉赏”、“奖叙”三次出现，的确太高兴了！ “十余年的积愤”？该是从1935年把红军赶到陕北“功亏一篑”算起吧！蒋压根儿不能“容共”，蒋邀máo zé dōng赴渝“共商”“国家大计”毫无诚意，是蒋居心发动了这场内战。这些在逻辑上都从这封电报得到了证实。 这种泄“积愤”，符合中国古圣先贤的哪一条？我们借来王阳明《大学问》中一段，以资对照：“及其动于yù，蔽于私，而利害相致，忿怒相激，则将戕物杞类，无所不为，其甚至有骨ròu相残者，而一体之仁亡矣。”我们的答案是符合“仁忘矣”蒋介石忘记了”仁爱为接物之本”这一条。李宗仁冷眼旁观，看出了其中门道： 国军于3月间曾一度进占延安，但这是máo zé dōng有计划的撤退，国军知道中计旋即退出，故对整个战局并无决定xìng的影响。 胜利带来喜庆。 3月29日，为“实施宪政”（实际上是要求国人承认guó mín dǎng专制的合法，并不是“还政于民”），南京召开了第一届国民大会，十分顺利地选举蒋为总统，几经周折地选出李宗仁为副总统。李当选为副总统，是凶是吉？白崇禧有一段回忆：“中央虽予于右任、程潜、李宗仁等以竞选机会，但认为在党团支持下，孙科定可当选。不料天下事意外者多，结果却是李宗仁登上副总统宝座。推李虽告胜利，非但于党国不利，于其个人亦无好处，而于其有关者或支持者，更系一大损失，此为始料不及者”。白与李友好共事20余年，最后在台湾又坐了10余年“冷板凳”，写来甚是辛酸！ 国民政府从此又称为“中华民国政府”。 蒋介石自从得了延安、雪了“积愤”、当了总统以后，从此，在他的军政生涯中，再也见不到或听不到什么更好的消息了。登泰山，登到了玉皇极顶，就得往下走了。 就在蒋介石效法庐山军官训练团的样子，梦想再出现一个第五次“围剿”革命根据地所造成的好结局的同时，采用“哑铃战术”，在东、西两厢，对中共的陕甘宁边区和山东解放区发动了重点进犯。 在陕甘宁，蒋介石命令胡宗南指挥三十四个旅（二十三万多人）于1947年3月13日向延安进犯，妄图首先解决西北问题，逼迫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出西北，然后调动兵力进攻华北，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胡宗南采用老的一套打法，叫做“蛇蜕皮”，即前卫部队前进占领阵地后，掩护本队前进，本队再区分前卫部队占领阵地，迭次掩护前进，部队行动缓慢。胡宗南的部队进犯延安之前，人民解放军为了诱敌深入，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主动撤出延安，同时实行坚壁清野，使延安成为一座空城。而胡宗南让他的那个“天下第一”的第一军第一师第一旅先抢占延安，当胡宗南一接到第一旅进占延安的电报后，就大吹：“我军经七昼夜的激战，第一旅终于19日占领延安，是役俘敌万余，缴获武器弹yào无数，正在清查中。”蒋介石接到战报后，虽半信半疑，但还是很高兴的。在3月31日的日记中，蒋介石写道：“jiān党之老巢延安，固世界之所视为赤都者，而竟于其谋叛二十周年（一九二七年三月中山舰事件）之前夕，为我胡宗南部克服，亦云幸矣！当即给胡宗南打下了一个贺电：“宗南老弟，将士用命，一举而攻克延安，功在党国，雪我十余年来积愤，殊堪嘉赏，希即传谕嘉奖，并将此役出力官兵报核，以凭奖叙。勘乱救国大业仍极艰巨，望弟勉旃。”还奖给胡宗南“河图勋章”，并晋级为“陆军上将”。当时胡宗南得意忘形，不可一世，反动气焰达到了顶点。就在这时，他在西安和叶霞翟宣布结婚。实际上，胡宗南的战果全系伪造，当时咸榆道上输送给养弹yào的汽车三百多辆回头都是空车，哪里有什么“缴获武器弹yào无数”，后来陈诚和白崇禧曾借此攻击过胡宗南。当时，南京、上海一带的中外记者到延安战地采访，胡宗南连忙作了布置，在延安周围二十华里内设立了十个所谓“战俘管理处”，把他的延安城防部队第二十七师挑选了机灵的士兵一千五百人，以从边区抓来的青壮年所编的青训队五百多人为骨干，混合编成几个“俘虏队”，一律穿杂色服装，加以训练，强迫他们按照事先规定的一套“对答”，应付参观的新闻记者。在参观期间，每人每天津贴一块大洋，以示恩惠。同时，又从第二十七师抽调三八式和汉阳造的qiāng枝。不足的和一些轻重机qiāng就由延安警备部队中分别抽调，白天将这些qiāng枝送到所谓“战绩陈列室”，夜里还给部队。此外，还在延安东北延水两岸建造了许多假坟，用木牌分别标明蒋军的阵亡烈士或共军的坟墓。这种自欺欺人的做法，不仅贻误军机，还闹出了不少笑话，如问共军这些新式武器是从哪里来？如同一名“战俘”在几处“战俘队”都见到过，等等。结果，胡宗南的十几万部队在陕北被“肥的拖瘦，瘦的拖垮”，到1948年4月21日，带着残部撤出延安。 第43章 发动内战，国军溃千里(3) 在山东，蒋介石命令顾祝同指挥六十个旅（四十五万人），分期分批向山东各解放区进犯。1947年4月上旬，调集二十五万部队，向鲁中进犯，企图歼灭华东解放军于沂蒙山区，结果被人民解放军歼灭两万四千多人。5月间，又发动第二次进犯，绪果被人民解放军歼灭蒋介石手中的五大主力之一整编第七十四师。为此，蒋介石在5月29日发布《为追念张灵甫师长剿匪成仁通告国军官兵》，除大肆攻击中共和人民解放军外，也斥责他的蒋军说：“以我绝对优势之革命武力，竟每为乌合之众所陷害，此中原因，或以谍报不确，地形不明，或以研究不精，部署错误，驯至精神不振，行动萎靡，士气低落，影响作战力量，虽亦为其重要因素，在究其最大缺点，厥为各级指挥官每存苟且自保之妄念，既乏敌忾同仇之认识，更无协同一致之精神，坐是为敌所制，以致各个击破者，实为我军各将领取辱召祸最大之原因。”同时也吹捧第七十四师说：“我陆军整编第七十四师全体官兵，在最近鲁南一役之壮烈殉职者，实为国军截击jiān党以来最悲壮之史诗，亦为我革命军人莫大之光荣。”在5月19日的南京军官训练团第二期和6月1日的第三期研究班上，蒋介石又以此役为例说：“此次孟良岗第七十四师的失败，并牺牲了忠实英勇的张灵甫师长等四五万人之多，固然当时七十四师的部署，不能说没有缺点，而友军不能及时赴援，也是一个最大的原因！”5日的第二期研究班上，蒋介石又宣读了张灵甫在5月6日给他的来信，十分感慨地说：“我接到他这封信后，精神上受到无穷的刺激。”6月底，又以二十四万部队发起第三次进犯，给果还是被迫（人民解放军分路chā入敌后，加上刘邓大军正南渡黄河，挺进鲁西南）于7月由鲁中西撤。 为了给蒋军的进犯以所谓战略指导xìng的意见，1947年7月17日，蒋介石搞了一份《制定剿匪作战四大守则与六项要目之手令》。他说：“一、积极进攻，二、迅速行动，三、特别注重火网之构成，四、夜间行动，定为剿匪作战之四大守则。此外搜索、警戒、侦察、掩护、联络与观察，应定为剿匪作战之六项要目。希将此四大守则与六项要目，时刻研究。上下一致，勿稍疏忽，切实遵行，必能早日达成剿匪建国之任务也。”同时，蒋介石发动全国进行所谓“勘乱”。7月4日搞了个《厉行全国总动员勘平共匪叛乱方案》（由国民政府国务会议通过），18日公布《动员勘乱完成宪政实施纲要》，正式咒骂共产党为中华民国“国贼”，扬言为使用武力平定内乱，而采取倾注国家全力的措施。蒋介石在7月3日的日记中大吹：“国务会议通过总动员令，实为对共匪重大之打击，不仅军心一振，而民心亦得一致矣。” 这时，国共双方武装力量的对比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蒋介石的总兵力由战争开始时的四百三十多万降为三百七十万，其中正规军由二百万人降为一百五十万。整个战场上能机动的兵力只有四十个旅左右，即除南线的顾祝同系统、胡宗南系统尚有机动兵力，可作战役进攻外，程潜系统和北线的孙连仲、阎锡山、傅作义及东北系统，大体均取守势。在后方守备的则只有二十一个旅，分布从新疆到台湾的十三个省的广大地区。而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已由一百二十万人发展到一百九十五万人，其中正规军达一百万人以上。1947年6月底开始，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反攻。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像一把利剑chā入guó mín dǎng反动统治的心腹，严重威胁着南京、武汉。陈粟大军挺进鲁西南，越陇海路，展开于豫皖苏地区，孤立了guó mín dǎng的战略要点开封、郑州。陈谢大军突入豫西，孤立了洛阳，威逼潼关。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品”字的态势，展开了一场逐鹿中原的大战。 在这种对蒋介石来说是咄咄逼人的军事态势下，蒋介石急忙干了如下几件事：第一，继续在南京举办军官训练团，总结军事上的经验教训。1947年7月10日，他在第四期军官训练团，作了题为《国军战术上所犯之错误及其改进》的演讲，认为中共在江北有两个据点被他们解决了，即所谓：一个是政治的老巢陕北的延安，一个是军事的老巢鲁中的南麻。延安早已收复，最近南麻亦被国军攻克。也不得不承认在郓城、费城他们失败了。蒋介石指出蒋军战术上的错误有两条，一条是“山地作战时，只守山头，放弃山腹与山麓”，一条是“沿公路前进，在村庄宿营，易为匪军所袭击”。第二，在北平召集华北军事会议，按蒋介石的说法，“这次会议就是剿匪军事会议”，是“研究如何制胜匪军的方法”。但是，会上各总司令、军长、参谋长的报告，只是叫苦连天，纷纷诉述粮食被服的困难。对此，蒋介石十分恼火，斥责会上的各个报告“都不得要领，都没有把握重心”。在10月6日的题为《一年来剿匪军事之经过与高级将领应注意之事项》演讲中，将一年来的同人民解放军作战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就是全面进攻时期，蒋介石说是从1946年8月到1947年4月。为了推却失败的责任，他说：“这个时期的军事是由国防部参谋本部指导的”，造成“前方的部队，遭遇迭次的挫折，高级将领被俘的被俘，战死的战死，这不仅是我们革命莫大的耻辱，而且对于社会人心发生很严重的影响。”第二个时期就是重点进攻时期，蒋介石说他在第一个时期之后，“不得不集中全部精力，来研究我们一般将领失败的原因”，他很得意地说：这第二个时期的重要战役“都由我亲自来指挥”的。最后他大吹特吹：“现在匪军的主力被击破，根据地已被捣毁，他已经临到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47 章 总崩溃的前夕。不过大家要知道：今后剿匪的工作，斗智尤重于斗力，研究尤重于作战。”第三，在青岛召开会议，专门总结所谓“胶东半岛会战”的经验和教训，先后蒋介石作了三次讲话，一个是10月19日题为《胶东军事检讨会议开幕致词》，一个是20日题为《剿匪军事之新阶段与新认识》演讲，一个是21日题为《范家集战役之讲评与国军今后应注意之事项》演讲，在这些讲话中，蒋介石大吹“这次胶东会战是奠定我们剿匪胜利基础的一次会战”。第四，对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采取了各种对策。11月3日，蒋介石在国防部专门召集有大别山区各“围剿”部队将领、中央各部会厅处主官及各军事学校教育长参加的关于对大别山所谓“剿匪”军事会议。蒋介石错误地认为人民解放军挺进大别山，展开外线作战是“刘伯承一股匪军则经过国军追剿，窜入大别山区，虽其企图在另建根据地，然立足未稳，根基未固”。蒋介石也看到大别山区的战略地位，他说：“大别山区地形险要，如果共匪能在这里建立一个根据地，则长江以南都要受到威胁。”他给与会者鼓气，吹嘘：“只要我们一般将领大家同心一德，而且能明断果决，勇往直前，则此次大别山会战就没有不成功的道理，而且我可以保证决不会有什么很大的困难。”4日，蒋介石作了《大别山区作战会议军政组讨论纪录》，又在会上讲了《国军围剿大别山区应注意之事》，对大别山作战计划谈了十条意见。12月29日，蒋介石特地赶往汉口召开军事会议，作了《清剿大别山区匪军之方针》的讲话，认为他的“围剿”计划“可以说已获初步成功”，提议采用“筑寨并村”的方法来“清剿”。但是，到了1947年11月底，蒋介石不得不承认“全国各战场皆陷于劣势被动之危境”。在11月30日的日记上，蒋介石写道：“榆林（陕西）、运城（山西）被困日久，无兵增援；12日，石家庄陷落之后，北方之民心士气尤完全动摇；加之，陈毅股匪威胁徐州（江苏），拆毁黄口（江苏）至内黄（河南）铁路，而后进逼徐、宿（安徽）；陈赓股匪窜扰豫西，南阳、安阳震动，江南各省几乎遍呈风声鹤唳之象；两广、湘、豫、浙、闽伏匪蠢动；李济深、冯玉祥且与之遥遥相应，公然宣告叛国，此诚存亡危急之秋也。” 进入1948年，战争形势对蒋介石来说更为不利。1月7日，蒋介石在日记上说：“阅地图所示共匪扩张之色别，令人惊怖，若对匪作战专重对付其军队主力，而不注重面积之原则，亦将陷于不可挽救之地步。有正无奇，有奇无正，每战必殆。” 1948年的东北战场，共产党方面东北野战军总兵力约80万人，而guó mín dǎng方面总兵力不足40万人，东北野战军两倍于guó mín dǎng军，而且士气高涨，可谓“有正有奇”；东北guó mín dǎng军在数量、士气、战斗力等方面均居下风，而且被东北野战军层层包围，正处于“有正无奇、有奇无正”的危险状态。假如从军事的角度来讲，这时guó mín dǎng军应该选择固守的策略，以逸待劳，消耗对方的战力。然而，蒋介石却不顾兵家大忌，在“奇正两无”的情况下，固执地出兵打援，结果东北guó mín dǎng军被我东北野战军“关门打狗”，很快就丢失了东北战场。 1948年9月底，东北野战军攻占辽宁义县，完成了对锦州的战略包围，辽沈战役拉开了序幕。锦州为东北门户，向为兵家必争之地。锦州一失，长春、沈阳等地的数十万guó mín dǎng军后路即断，东北野战军战前所设想的“关门打狗”将立即成为现实，东北guó mín dǎng军迟早都会被分割包围，各个击破。 面对这种情况，蒋介石急忙电召东北行辕主任兼“剿总”司令卫立煌来京，面授救锦机宜。蒋介石的战略方针是：长春、沈阳守军主力弃城而出，由卫立煌亲自统率，沿辽西走廊向西推进，以解锦州之围，并借援锦之机，协同锦州守军东西夹击，重创锦州、锦西地区的东北野战军。但卫立煌并不赞成蒋介石的构想，他认为；东北野战军的战术是“围城打援”，林彪在围攻锦州的同时，早已在锦、沈之间布置了重兵，并先期强占了黑山、大虎山、勾帮子等战略要隘，以逸待劳，静候guó mín dǎng军上当，况且，辽西走廊河汉jiāo错，眼下尚未封冻，不利于大兵团徒步行军，沈阳守军主力如果贸然弃城西进，不仅解不了锦州之围，反而有被分断截击、各个击破、全军覆没的危险。因此，卫立煌主张沈阳、长春的主力暂仍固守不出，锦州之围，应自华北调兵至葫芦岛就近解救。俟锦州解围后，守城部队与援军合组为机动兵团，渡大凌河、出勾帮子，沿辽西走廊东进，这时，沈阳守军主力再出辽西，东西夹击，才有取胜的把握。 尽管卫立煌声泪俱下，据理力争，但蒋介石主意已定，仍要强令卫立煌西出辽西。慑于蒋介石的yín威，卫立煌没有勇气公然抗命，但又不愿接受蒋介石的作战方针，只是含糊其词地推脱说，俟回沈与各负责将领协商后再作处置。 蒋介石感到卫立煌决心不大，乃派总参谋长顾祝同赴沈督战，并嘱顾要亲眼看到卫立煌下达作战命令始能回京。 卫立煌回到沈阳后，立即找他的搭档廖耀湘协商。廖也反对蒋介石的战略方针，认为出兵辽西是白白送死，自取灭亡。于是，二人赶到顾祝同的住处，恳请顾把他们的想法电告蒋介石。10月5日，蒋介石复电卫立煌，谓：“前拟计划不变，着所部刻即西进。”卫立煌接到电报后，非常焦虑和不安，他对廖耀湘说：“我根本不愿到东北来，替陈辞修（陈诚）收治乱摊子，但总统一定要我来，三番五次地叫岳军（张群）和（蒋）夫人劝我，并答应东北军事由我全权负责，他决不干涉，可是，到了紧要关头，他根本不考虑我的建议。”又说：“我宁愿不干，也决不愿再使沈阳主力单独出辽西，用鸡蛋碰石头。”于是，卫立煌约廖耀湘到顾祝同那里，再作最后一次努力，想说服他。 卫立煌一到顾祝同住的地方，就激动地说：“我们不是不愿执行总统的命令，我们也不是不愿意行动，只是时间上和空间上如何配合的问题。我们只是要求在葫芦岛、锦州两处部队会师之后，东西两方同时并进，以免被共产党各个击破。”顾祝同推脱说：“我已把你们的意见电告总统，但总统考虑后，仍要执行原来的命令和计划，我是奉赴监督执行命令的人，我不能再向总统说话。”第二天，顾祝同又到卫立煌那里督促赶快下作战命令，以便他回京复命。卫立煌答应可以先将部队集中，但又同时要求顾祝同回京后继续向总统申述意见。 顾祝同回到南京后，说卫立煌不愿出兵，企图避战，蒋介石听了非常气愤。第二天，蒋介石飞抵沈阳，压迫东北将领执行他的命令和计划。蒋单独召见卫立煌，卫立煌仍坚持自己的意见，这引起蒋介石更大的愤怒。后来，蒋介石单独接见了廖耀湘，大发脾气，说：“你是我的学生，为什么你也不听我的命令？”接着命令说：“这次沈阳军队直出辽西，解锦州之围，完全jiāo给你负责。现在的问题，不纯粹是撤退沈阳主力的问题，而是要在撤退之前，与共产党进行一次决战，给他一个打击。你的任务就是要指挥沈阳主力直出辽西，先到达新立屯地区；再由新立屯经阜新经锦州、义县，攻击共产党部队的后背。” 鉴于卫立煌坚决反对出兵辽西，蒋介石决定撇开卫立煌，直接把作战命令下达到各作战部队。次日，蒋介石就派飞机给长春守将郑洞国空投了一封信，令他立即率部突围南下，协同廖耀湘西出锦西。至此，东北国军开始实施蒋介石的“西出锦西”战略，各部队各就各位，整装待发。 果然不出卫立煌所料，廖耀湘率沈阳守军主力出击辽西后，很快便陷入河津烂泥之中，几十万大军宛如一块漂浮的浮萍在辽西走廊dàng来dàng去，每推进一步都要付出惨重的代价。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攻占锦州，守锦guó mín dǎng军全军覆没，主要将领全部被活捉。而此时，廖耀湘率领的援军仍徘徊于新民、彰武之间，根本不能起到援军的作用。长春的情况则更惨，几乎没有发动，就纷纷起义或投降了。 这时，沈阳守军将领均主张立即自牛庄出营口由海路撤往关内，保存一部分有生力量。蒋介石自忖东北行将不保，亦觉撤退势在必行，但却不同意由营口内撤。他主张再出辽西，立即反攻锦西，仍梦想在撤退之前搞一次战略决战，歼灭共产党在东北的有生力量。 卫立煌、廖耀湘坚决反对这一计划。他们认为，既然是撤退，就要以保存实力为目的，选择最安全的撤退路线。虽然沈阳守军集体向蒋介石请愿，要求他慎重行事，改变初衷，避免作无谓的牺牲。但蒋介石决定了的事是不会更改的。 10月19日，蒋介石遣心腹爱将杜聿明携带亲笔手谕赴沈，直接给各作战单位下达命令。20日晚6时，杜在沈阳卫立煌的私宅召集各将领，口授蒋的“谕旨”。众将领听罢，面面相觑，一言不发，气氛沉静得使人恐怖。 第44章 发动内战，国军溃千里(4) 杜聿明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时，仍觉心有余悸。他说：“我将蒋介石的口头命令下达后，大家一言不发！廖、刘皆不愿进攻锦州，但也无顶回蒋介石命令的表示。我当时站在个人的立场上是这样想的：蒋介石的命令我虽然不同意，但我不能不下达，希望卫、廖、刘能顶回去，那么我就可以向蒋介石回报说各将领不能执行命令，蒋介石要办就办大家，由大家负责。卫也可能有这样的想法，可是，卫不敢说顶回去，我不敢说顶回去，廖、刘也不敢说顶回蒋介石的命令。那就是说，大家皆认为蒋介石是失策，可是谁也不愿意承担起挽回东北蒋军覆没的责任，只是背后埋怨慨叹。这就是当时将领的一般心态。” 这样，几个人谈到深夜，廖、刘二人去执行蒋介石的命令。卫立煌仍然不能安枕休息，就与杜聿明讨论蒋的决策。杜聿明说：“廖耀湘要是行动迅速，打得机动，将黑山、大虎山敌人牵住，还可能从营口撤退，否则有全军覆没的危险。”杜接着又说：“最好请总座准备一下，等营口立住足，再向老头子建议将部队撤至营口，目前我们还不能提出这个意见，因为他判断敌人要退，万一敌人真如他所料退了的话，我们不仅要碰钉子，而且成了放弃沈阳的罪人。”卫立煌肯定地说：“敌人不会退，你看着吧！”杜聿明则说：“敌人攻锦州轻而易得，伤亡不大，我看也不会退。不过，老头子一定要这样做，也许他有什么神机妙算。” 蒋介石并没有什么神机妙算。但蒋介石有难言之隐：不反攻锦州，打几个胜仗，怎能挽回面子，以正国际视听？这样，蒋介石就不从客观的敌情、地形、敌我兵力对比以及士气等有形无形的战斗因素来制定战略战术，不能听前线将领的逆耳忠言，一意孤行，拿鸡蛋碰石头，走向了自己覆灭的命运。几日之内，东北guó mín dǎng军除由营口逃出1000余人外，全部覆灭。 当沈阳被人民解放军解放，杜聿明等在葫芦岛商量驻岛部队如何撤退的时候，蒋介石已在南京要国防部拟了一份《徐蚌会战计划》，派国防部第三厅的副厅长许胡轩将此计划送给杜聿明看，并附上一封亲笔信。蒋在信上说：“目前徐蚌战役关系国家存亡，许副厅长带来的计划如弟同意的话，请到蚌埠指挥。”11月9日，杜聿明到了南京，第二天就带着“赴刑场之心情”到徐州前线指挥，徐州“剿总”的部队已集结了七十五万人，其中正规军有六十五万以上。徐州“剿总”总司令是刘峙，号称“福将”，惟一的能耐是经得起蒋介石的辱骂，许多guó mín dǎng将领说：“徐州是南京的大门，应派一员虎将把守，不派虎，也应派一只狗看守，今派一只猪，眼看大门会守不住。” 1948年11月6日，人民解放军先围歼徐州以东新安镇碾庄地区的黄伯韬兵团。黄不是蒋介石的嫡系，但在当时是蒋在华东战场上的主力之一。黄也自知不是黄埔嫡系，更无别的靠山，所以战则争先，退也守法。在华东战场上，无论卖命上或在战斗成果上，黄伯韬都是首屈一指的打手，博得了蒋介石的欢心，亲授予“青天白日勋章”。当时黄伯韬曾向刘峙建议，“我军分布于陇海沿线，战线辽阔，且四面八方均有敌情，备左则右寡，备前则后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惟有效仿拿破仑的团式集中法，集结各兵团于徐州四周，然后掌握战机，趁陈刘大军尚未会合之前，而各个击破之。”后来又向刘峙建议采用“以徐州为中心，集结各兵团对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备战，进行深沟高垒，各兵团互相衔接”的乌龟战术，刘峙据此向蒋介石请示，蒋在深夜批准了这一建议。于是，黄伯韬的第七兵团放弃海州，撤退徐州。但已经晚了，在碾庄遭人民解放军围困。黄伯韬说：“国防部作战计划一再变更，处处被动，正是将帅无才，累死三军。这次会战如垮，什么都输光了。”就在人民解放军发起攻击的6日这一天，黄伯韬对蒋介石派到淮海前线的“钦差”（名义上是总统特派战场巡视官）说：“共军先打他这个兵团是肯定的，而且陈毅的主力达四十万，集中来打他这个十五万人的兵团，本兵团是必败的。这次是主力决战，关系存亡，谁也走不了，我受总统知遇之隆，生死早置之度外，绝不辜负总统期望。”黄又十分感叹地对李说：“guó mín dǎng是斗不过共产党的，人家对上级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48 章 指示奉行到底，我们则阳奉yīn违。”从7日至22日，黄伯韬兵团被围困在碾庄，四面应战。徐州派去的解围部队，在人民解放军钳制打援的战略布置下，离碾庄三十里外就不能越雷池一步。蒋介石曾三次写亲笔信用飞机投给黄伯韬，多方鼓励。结果，黄伯韬兵团被人民解放军全歼，仅逃出散兵不足三千人，黄也自杀。 由于以前对黄伯韬的吹擂太大，黄部的毁灭愈益引起震惊。徐州“剿总”失去了有力的打手，战斗力削弱，各兵团提起解放军，已谈虎色变。南京惊慌失措，官员纷纷搬家南徙，有逃奔香港和国外的，大有朝不保夕、土崩瓦解之势。 当黄伯韬兵团被我军围困时，蒋介石就调黄维兵团（属华中白崇禧集团的第十二兵团），由河南信阳出发，取道阜阳、蒙城，向宿县前进，准备到徐州作为战略预备，结果在11月23日到达宿县西南之南平附近的双堆集时，被人民解放军包围。蒋介石见此状，一面严令黄维死守待援，不得轻动，黄维兵团意识到这种“死守”就是“守死”；一面要华中“剿总”的宋希濂兵团赶快北上增援，但白崇禧不干，还是杜聿明带了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个兵团由徐州南下。结果，杜聿明的三个兵团在永城东北的陈官庄，被人民解放军重重包围，陷于黄维兵团的同样命运。黄维采用了“四面开弓，全线反扑，觅缝钻隙，冲出重围”的碰运气突围法，全部被解放军歼灭，黄被活捉。 1948年11月28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放弃徐州，刘峙在29日飞离徐州，留下一付烂摊子由杜聿明收拾。12月2日，蒋介石电勉杜聿明“决心急进不可避战迂回”，电文说：“吾弟应速决心于两日内迅速解决濉溪口、马庄一带匪部，为各个击破之惟一良机”，“此时应决心速觅匪之主力而歼灭之，为惟一急务也。”又说：“匪对弟部又将形成四面合围之势，无任系念。务望严督各军，限两日内分路击退当面之匪，严令其达成所赋予之任务，若时日延长，则二十万以上兵员之粮秣医yào，决难空投接济，惟有上下决心，共同以死中求生之觉悟，冲破几条血路，反匪包围，予以歼灭若干纵队，乃可解决战局。”3日，蒋介石又空投一封亲笔信给杜聿明。信上说：“濉溪口匪敌大部向永城流窜，弟部本日仍向永城前进，如此行动，坐视黄兵团消灭，我们将要亡国灭种，望弟迅速令各兵团停止向永城前进，转向濉溪口攻击前进，协同由蚌埠北进之李延年兵团南北夹击，以解黄维兵团之围。”6日，蒋介石又致电杜聿明，要他全力冲破重围。杜聿明慑于蒋介石的yín威，采用三面掩护、一面攻击、逐次跃进的战法，能攻则攻，不能攻则守。同时给蒋介石复电说：“奉到钧座手谕，当时遵照改变部署，向濉溪口之匪攻击前进。”杜聿明的三个兵团在永城东北的青龙集、陈官庄被人民解放军包围了三十三天，蒋介石最担心他的心腹将领和嫡系部队投降，叮嘱侍从，杜聿明的来电随时送阅，空投粮食情况要逐日送阅。当1949年1月10日杜聿明被人民解放军围歼失去联络时，蒋介石说：“杜等历尽危难，战至最后不降敌”，表示悲喜jiāo集。 淮海战役中，蒋介石的华东刘峙集团五十五万部队被人民解放军全部解决。 当辽沈战役结束、淮海战役还在进行的时候，人民解放军发起了平津战役。华北主帅傅作义不是蒋介石的嫡系，蒋开始是用陈继承（蒋的亲信，华北“剿总”副司令兼北平警备司令）去牵制傅作义，蒋给华北嫡系部队的口谕是：“军令听傅的，政治听陈的。”后来蒋介石将陈继承调走，逐渐将华北的军政财权全部jiāo给傅作义。当时蒋介石为了保存力量，重建江南防线，想将华北兵力全部由上海南撤，万不得已就从陆路南撤。而傅作义是三条路，到底走那一条兴棋不定：一条是南撤。察绥部队不是蒋的嫡系，海运宁沪有困难，陆运要通过辽阔的解放区，希望极少；一条是西窜，顾虑蒋的嫡系部队带不走；一条是固守平津。那时，蒋介石判断人民解放军东北部队在辽沈战役之后，还会有一个时期的休整，不会很快入关；华北傅作义集团也想抓紧获得美援装备，补充兵员，然后再作决定也不晚。 不料，人民解放军东北部队迅速入关，会合解放军华北部队，在东起滦县西至张家口的长达一千二百余里的战线上以疾风骤雨之势，展开了大规模的战役行动。从1948年12月22日至24日，在新保安歼灭了傅作义的第三十五军军部和两个师，在张家口歼灭了第十一兵团所属的一个军部、五个师、两个骑兵旅。1949年1月3日，蒋介石致电傅作义等，勉以团结一心保卫平津华北，胡吹什么“就华北言，匪众虽多，其装备补给则不如我，其素质训练，又远不如我”，要“抱定有匪无我，有我无匪之决心，激励所部，鼓起灭此朝食之勇气，造成高度坚强力量，发扬我革命军人冒险犯难，以一敌十之精神，抢占机先，稳扎猛打，奋斗到底，坚持最后五分钟，为勘乱高潮创造辉煌战史之一页，深信克敌制胜，完成勘乱建国之功，端在此战也”。蒋的电文等于废纸一张，起不了救命符的作用。13日至15日，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天津，歼灭了傅的第八十五军、第六十二军和第九十二军的一个师。守塘沽的第十七兵团所属第八十七军和独立第九十五师南逃。这两仗一打，傅作义的南撤、西窜都无望了。蒋介石曾给平津部队军长以上的军官投过一封亲笔信，要他们“固守待援，不成功，便成仁，以完成革命大业”。剩下的北平在人民解放军七个纵队的包围下，傅作义迫不得已，接受了和平改编的条件。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 平津战役中，蒋介石的华北傅作义集团（除塘沽的五万人由海上逃跑外）的五十二万部队全部被人民解放军解决。 这三大战役一打，蒋介石的五大军事集团被人民解放军摘掉了三个，一百五十四万精锐部队丧失殆尽。李宗仁回忆说：“国军精锐，至此几乎全部消灭，剿共战事，遂不可收拾了。” 第三次下野 1949年1月上旬，蒋介石于淮海战役又遭一次惨败，五十余万精锐之师，完全被歼；其嫡系的少壮名将杜聿明也被生俘。这个情况，最后决定了蒋介石的下台，蒋并乘此机会，转而经营台湾，决定放弃大陆和破坏桂系，促桂系完全失败。 但在这之前，美国政府早已有换掉蒋介石的意思。1947年夏，美国总统特使魏德迈来华“调查”，经过一个月时间，离华返美。在他离华前夕，蒋介石于8月24日在南京黄埔路官邸设茶会欢送，魏即在茶会上宣读了一篇访华声明。这篇声明当然代表美国总统杜鲁门的想法，而不是魏的个人意见。此声明中特别强调了南京政府的腐败和官员们“麻木不仁”、“贪污无能”；同时令人吃惊地透露了使蒋介石深感难堪的一句话：“中国的复兴，有待于富有感召力的领袖”。这意思虽未明言，但已经在明显地暗示，蒋介石已经没有感召力了，应当另择新的“领袖”，来“复兴”中国。 美国务卿马歇尔于9月8日把魏德迈的访华报告转jiāo与驻中国大使司徒雷登，征询司徒雷登的意见。司徒即密电回答马歇尔：“象征guó mín dǎng统治的蒋介石，其资望已日趋式微，甚至被目为过去的人物。……李宗仁的资望日高。”此时，司徒已在建议以李宗仁取代蒋介石了。 蒋闻知美国白宫在策划换马，非常恼怒，但又无可如何，便转而希望美国杜威当选为新总统，以取代杜鲁门，并为杜威竞选资助款项，妄图依靠杜威的支持，仍坐他那南京宝座。但是命有不济，1948年11月，杜威落选，杜鲁门又蝉联总统，继续当政。蒋的希望破灭了，不得不强打精神，于11月9日给杜鲁门写信，要求杜只发一个坚决支持国民政府的宣言，以“维持军队的士气与人民的信心，因而加强中国政府的地位，以从事于正在北方与华中展开的大战”。但是，就连这个只是精神上的支持，杜鲁门也不答应，于三天后写信予以拒绝了。 前此在11月4日和5日对张治中谈话时，蒋仍是坚决主战，他怕一和就要下野。8日，于总理纪念周上更痛斥主和派，表示“奋斗到底”。 这时，蒋介石既败局已定，又失去杜鲁门的支持，自然心慌意乱，知其宝座已经倾倒在即，深感大祸将临，于是脾气也更大了，致使他的侍卫人员，无不战战兢兢，惟恐祸事临头。 蒋的“文胆”陈布雷，也因与蒋意见不合，受蒋斥责。陈从来为蒋所优礼，未受过此种难堪，因而接受不了，又深感自己已无用文之地。而且自己又是蒋的心腹和刀笔，尤觉大罪难逃，便于11月13日自杀身亡。这一天晚上，蒋介石自然深受刺激，难于入眠，在房中踱来踱去，在悼念陈布雷，也在为自己的前途苦思良策。 但当晚，他终于想出来一个妙策，激动得一抬手把水杯都推到了地上。这时，他双目紧紧地盯住了宋美龄，坚定而冷冷地对宋说：“你到美国走一趟”，“去向他们陈情”。11月22日（1948年），黄伯韬兵团被歼。 当宋接受了“哭秦庭”的任务后，即于1948年11月24日打电话给美国国务卿马歇尔，表示她要到美国访问。但马歇尔却要她以私人资格访问，这又是一瓢冷水。28日，宋美龄启程飞美。12月3日晤见马歇尔。12月8日，蒋见淮海决战已失败在即，便对奉命组阁的孙科说：“如果大家一定要和平的话，我也可以考虑的。”10日宋美龄又见杜鲁门总统。她向美国提出了一个援华计划： （一）美国发表支持南京政府和fǎn gòng宣言。 （二）派遣一个高级军事代表团赴华主持fǎn gòng战争和供应工作。 （三）核准对华军援三年计划，每年提供十亿美元。 但对她的如意算盘，不管是总统杜鲁门，还是国务卿马歇尔，均未与理睬，并指出：“就现在局势恶化之程度，除实际调用美国军队外，任何大量之军事援助，均于事无补。”宋美龄空走了一趟，于事毫无补益，便暂住美国，作长期努力。而国内舆论，也趋向于和谈。蒋看到大势已去，终于认识到干不下去了，就考虑下野问题。 下野之前，他自然要如此这般地部署一番。12月4日晚，他在得知宋美龄在美国的不妙情况后，就召见亲信吴忠信，要他担任总统府秘书长，由他“辅助”李宗仁当总统，并说：“观察最近内外形势，我干不下去了。我走开后，势必由李德邻来维持。你就帮德邻上轿吧！等他上了轿，去留由你自己决定。” 12月16日，蒋介石派张群、张治中、吴忠信到傅厚岗李宗仁住处与李商洽下野之事。经过两次会谈，蒋提出如下方案： （一）蒋总统便于政策的转变，主动下野； （二）李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宣布和平主张； （三）和谈由行政院主持； （四）和谈的准备： 甲、组织举国一致的内阁，其人选另行研究； 乙、运用外jiāo，特别加强对美、英、苏的关系，以期有利于和平的实现； 第45章 发动内战，国军溃千里(5) 丙、主动争取不满政府与主张和平政治团体及民主人士，共同为致力和平而努力。 对于这个方案，白崇禧坚决不赞成，他在武汉用电话告诉李宗仁的秘书长说，蒋必须辞职，“由李德公正式就任总统，不能用代理名义。如果名不正，那就什么事都办不了”。并一再说明，对此要坚持到底。总之要蒋辞职，而不是暂时由人代行。 12月20日，孙科的新内阁组成。吴铁城任行政院副院长，作孙科的副手。24日，白崇禧未和李宗仁商量，就发通电致张群、张治中转蒋介石，提出和中共和谈建议，呼吁和平，意在要蒋辞职。 李宗仁也随即宣布五项和平主张：“ （一）蒋总统下野。 （二）释放政治犯。 （三）言论集会自由。 （四）两军各自撤退三十里。 （五）划上海为自由市，政府撤军，并任命各党派人士组织上海市联合政府；政府与共党代表在上海举行和谈。”张治中和张群，劝蒋下野。同时，蒋又收到程潜要求蒋下野的通电。这下把蒋气得只是哼哼。并说事情的根源“是在那一边”！随用手指了一指世界地图上的北美洲地区。在身边的张群、吴忠信，均默不一语。 对白崇禧等的电报，他当然认为是在逼他下台，他感到他处在内外夹攻中，形势很是不妙。便于28日电召阎锡山、胡宗南、卢汉到南京，相商对策，yù争取他们的支持。 这年年底，蒋的心情极为悲凉。为此，他写了一副对联，文曰：“冬天饮寒水，雪夜渡断桥。”可见他是多么的痛苦和寒入骨髓了。 12月30日，白崇禧又发电呼吁和谈。河南省主席张轸也通电主和，要求蒋“毅然下野”。蒋31日下午于官邸召开紧急会议，参加者共四十余人。他以低沉的语调说：“现在局面严重，党内有人主张和谈。我对于这样一个重大问题，不能不有所表示。现在拟好一篇文告，准备元旦发表。现在请岳军先朗读一遍，征求大家意见。”文告读毕，全场鸦雀无声。 这篇文告，出自“江西才子”陈方的手笔。蒋问李宗仁有何意见，李答以并无不同意见。但蒋的拥护者谷正纲、张道藩等，均反对发表这个文告，认为蒋下野对士气不利。谷还为此嚎啕大哭起来。其他人如萧同兹、范予遂则表示文告可发，蒋可下野。于此争论之时，蒋借机会大发雷霆，大声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49 章 说：“我并不要离开，只是你们党员要我退职；我之愿下野，不是因为共产党，而是因为本党中的某一派系。”然后，蒋又侧过头来对李宗仁说：“就当前局势来说，我当然不能再干下去了。但是我走之前，必须有所jiāo待，否则，你就不容易接受。”接着又要李转告白崇禧“不要再发什么通电了，以免动摇军心！”李宗仁则微微一笑，说道：“总统英断，我无有不从之理，一切望赐教！”他又嘱咐张群，关于他下野的一句话必须列入文告。说罢就愤然离去。在蒋看来，要他下野简直就是离经叛道。 1949年1月1日，元旦文告发表。文告内容的中心思想是要议和是可以的，但guó mín dǎng政府的一切体制和制度都不能变，至于蒋个人的进退，“一惟国民的公意是从”。蒋仍不想下野，而是付诸公民公决。 蒋介石发此文告，是为和谈定调子，是请国民们对蒋的被迫下野表示意见，希望国民仍支持他，不让他下野。但蒋经国却在自己的日记里，说是蒋为自己下野暗示军民作心理上的准备，这是不正确的。美国大使司徒雷登也认为蒋是在“收回两周前决定之辞职”。蒋还于1月2日向张轸、白崇禧各发一封电报，大意同元旦文告。 但到1月4日，蒋又亲自到李宗仁住处傅厚岗，请李上台。他对李说：‘我看我退休，由你顶起这个局面，和共产党讲和。” 李则推辞说：“你尚且不能讲和，那我更不行了。”蒋又说：“你担起这局面，马上就不同了。”李未敢轻易答应，当然也是常理。第二天蒋又派张群、吴忠信前来劝李继任总统，让蒋“退休”。李仍以局面难当，不肯接受。蒋又请李谈话，硬逼着李“不干也得干”。并且说共产党绝不同他讲和，李出来，“最低限度可以变一变”。又谈几次，蒋一直说是由李继任总统。 这几天，蒋真是度日如年。1月5日，他召见吴忠信到官邸，向吴口述发给白崇禧的电报。电报大意是表示同意和支持白的和谈倡议。电报稿刚念完，张群又进来报告中共的反应，并带来了新华社的评论稿和máo zé dōng的文章。评论题目是《评战犯求和》，气得蒋一屁股坐下来；随后又叫念毛的文章。当念到“蒋介石希望从白崇禧手里夺回和平攻势的发明权，并在其新的商标下继续其旧的统治……”时，蒋长叹一声，就摆摆手说：“算了吧，别念了！” 蒋于官邸召开宣传工作汇报会。参加者有蒋经国、陶希圣、黄少谷、李俊龙、李惟果等。蒋将白崇禧的两电和他回的东电请大家传阅，会上大家建议中央派一大员到汉口会见白崇禧。蒋认为可以，决定于1月9日派张群前去。 蒋一面劝李宗仁继任总统，一面又期望他的嫡系、心腹和广大党员们大力挽留他，以便对国内、对美国人表明：不是他蒋介石不愿引退，而是部下、国民、党内同志们不让他下台，以度过此一难关，使美国人相信他仍是众望所归的领袖，希望国人仍然支持他。所以他表面辞让，引退，甚至表示“退休”，但内心并不是如此。 李宗仁也想上台，但他不能浅薄地马上答应，而是表面上极力辞让，一再推辞。但在实质xìng问题上，两者则互不相让，步步紧逼。 1月9日，蒋介石知道杜聿明部于淮海地区大半被歼，更泄了气，决定自动下野。他在这一天记下了如下日记，表示又要下野： “杜聿明部今晨已大半被匪消灭，闻尚有三万人自陈官庄西南突围，未知能否安全脱险，忧虑无已，我前之所以不能为他人强逼下野者，为此杜部待援，我责未尽耳。” 遂于次日下午召集孙科、张群、张治中等会商运用外jiāo促成和谈局面，授意孙科令吴铁城外长照会美、苏、英、法四国，请其运用外jiāo施加影响。但美国因希望蒋早日下台，予以婉拒；苏、英、法也效仿美国态度。蒋又碰了一鼻子灰。 于是，蒋又于8日派张群飞汉口见白崇禧，向自说明自己的意见两点： “（一）余如果‘引退’，对于和平，究竟有无确实把握； （二）余yù引退，必由自我主动。” 在他真正要下野时，首先想到的是黄金和台湾。10日，派蒋经国到上海，把金圆券换得的黄金（二亿八千余万两）、白银（八亿一千余万两）和外汇（三亿七千多万美元）密运台湾，一直运到5月下旬才运完毕。仅留二十万两黄金给汤恩伯作为军费支用。这就把李宗仁上台后的经费完全攫取一空，使李宗仁无法维持其局面。同时，蒋自1948年底到1949年初，将中央博物院文物、中央研究院古籍、中央图书馆古籍运往台湾。接着，又把海空军实力中心移往台湾，大大减弱李宗仁的江防力量，促李宗仁军事上也迅速垮台。同时把军火也运到台湾去。这一手很厉害，是对李宗仁的致命一击或一个回马qiāng。就在这一天，杜聿明被俘，杜部被全歼。淮海战役以蒋介石失败而结束。 蒋介石早已在准备放弃大陆，退保台湾，建立一个清一色的小朝廷，因而拆李宗仁的台。并借刀杀人，希望李、白实力被消灭，他仍然当小朝廷的皇帝。否则，李、白统治江南，他老蒋也无法立足台湾。所以李宗仁说蒋介石下台是借刀杀人。当然，蒋也尽力争取不下台，即使下台，也不放弃实权，以达消灭李宗仁实力的目的。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团团长巴大维对蒋的迁台计划，曾提出异议。本年1月5日（1949年）司徒雷登专门派傅泾波见李宗仁询问，李却毫无所知。 与此同时，蒋命蒋经国和俞济时回溪口部署回乡居住和作幕后指挥的技术准备。共装了七座电台，供蒋指挥一切，实际上是总统府的小搬迁。 白崇禧也以重金包陈纳德一架专机送黄绍到香港找李济深出面和中共联系和谈之事。但李济深已于十九天之前奉máo zé dōng之邀，到东北解放区去了。黄不禁大失所望，只得通过民革驻港负责人与中共驻港负责人联系，把白崇禧的意图转告中共方面： （一）蒋介石下野后，一致对蒋，以防其再起。 （二）由李宗仁负责和中共进行全面和平谈判。 同时，白崇禧又于13日截回自汉口运往广州的中央银行银元。 中共中央主席máo zé dōng则于14日发表对时局的声明，提出了八项条件： “一、惩办战争罪犯； 二、废除伪宪法； 三、废除伪法统； 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 五、没收官僚资本； 六、改革土地制度； 七、废除卖国条约； 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针对这个八项主张，蒋介石于次日公开宣布，并于下午召集张群、张治中、吴铁城等，商讨对策，暂决定不马上表态。第二天，蒋又召见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和中国银行总经理席德懋，命他们把存入美国的外汇化整为零，存入私人户头，以免和谈成功后jiāo给联合政府。这是一种大贪污和盗窃行为。本日，天津解放。 李宗仁见蒋尚无表示下野之意，即于17日派特使飞汉口，通知白崇禧，准备共同发起一次呼吁和平的运动，迫蒋下台。 至19日，蒋介石于黄埔路官邸召开“御前会议”，有政府各要员参加。主要是孙科、张群、吴忠信、吴铁城、陈立夫等。决议由行政院发表声明，愿双方先无条件停火，然后再派代表协商。 会上，蒋冷冷地说：“máo zé dōng对时局的声明，大家想必都看到了。他提出在八项条件下的和平谈判，这些条件太苛刻了，我是决定下野了。现在有两个方案请大家研究：一个是请李德邻出来谈判，谈妥了我再下野；另一个是我现在就下野，一切由李德邻来主持。” 蒋氏是在询问大家的意见。但反应使蒋大为失望。大家面面相觑，半晌无言。吴铁城首先打破了这种沉闷的场面：“此事关系重大，是否召开中常委会讨论一下？”这更使蒋失望，他按捺不住怒火，便愤然地说：“不必！什么中常会！我如今不是被共产党打倒，而是被guó mín dǎng打倒的！”这不是真心话，依然完全是瞎话和自欺欺人。要不是他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打得一败再败，以至于淮海决战又败，美国人也不会生换马之计，李宗仁、白崇禧等人也不会逼他下野，怎么不是中共打倒的呢？ 这时，陈立夫眼泪汪汪地叫了一声总统，正想说什么，蒋介石立刻不耐烦地猛然起立，连声说：“好了！好了！我决心采取第二条办法。下野文告怎样措词，请大家研究。主要意思是：我既不能贯彻戡乱的主张，又何忍再为和平之障碍。”遂决定于21日下野。 白崇禧则于20日至21日凌晨，在武汉加紧磋商对策，并在电话中一再叮咛李宗仁，要当继任总统，而不能当“代总统”。白与大家连夜磋商后，总结为两条意见： （一）李宗仁必须当继任总统，而不能当代总统； （二）必须改组孙科内阁，另组张治中和谈内阁； （三）请何应钦出来任陆海空军总司令。 这两条意见写好后，由邱昌渭和程思远带往南京汇报。 蒋介石处处高李宗仁一着。当蒋决定下野后，不惜把黄金白银运往台湾，而且进行人事调整。他于18日把京沪警备司令部扩大为京沪杭警备司令部，发表由汤恩伯任总司令。19日任张群为重庆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为福州绥靖公署主任；余汉谋为广州绥靖公署主任；陈诚为台湾省政府主席兼警备司令；其子蒋经国为台省省党部主任委员；薛岳任广东省政府主席。他将京沪杭武装力量全部握在己手，四川省也为蒋之心腹所把持。这就使李宗仁在蒋的势力范围内当代总统，自是一事难成。 1月20日晚，蒋见李宗仁，再说明下野之意。次日上午10时，蒋又召集要员于官邸开会。会上蒋以低沉的语调说出引退和由李宗仁上台之事后，好几个人竟痛哭流涕。蒋于此悲痛气氛中，掏出早已拟好的引退文告，叫李宗仁签字。李于此一片泣声中，也顾不得看文稿，就签了字。蒋随手又把文稿收回。 同一日，蒋介石曾召见浙江省主席陈仪。问陈对他引退的意见。陈仪向蒋微微一躬后，就说蒋的引退，是“激流勇退，适当其时”。在陈或者是不经意的一句顺水推舟的客套话，而蒋听后，脸色突然大变，缄口不语。陈仪的杀身之祸，或就种因于此。 下午4时10分蒋飞离南京，到杭洲后住在笕桥机场。陈仪赶快请蒋到楼外楼吃饭，为他接风。但蒋不赏光，不吃也不喝，不欢而散。陈诚、蒋经国、俞济时、汤恩伯也陪同在座。 蒋离南京后，张群于下午才将文告jiāo给李宗仁看。这时李才看到文告中并无退休和由李继任总统字样，很生气，坚持修改文告，将代总统改为继任总统，非常坚决。张群便只好又打电话给笕桥的蒋介石。蒋满口答应，说修改到李满意为止。李就把修改稿jiāo出，由中央社发表。但发表的仍是原稿，李看到后就把秘书长吴忠信叫来质问。吴说他只能听蒋的，要发表后再告诉他。 李宗仁这才知道又被蒋愚弄了。而吴忠信就是这样当了国府秘书长，“帮助”李宗仁上台的。 1月22日，李宗仁上台，并发表文告。其中有“决本和平建国方针，为民主自由而努力”。蒋仍任guó mín dǎng总裁，并未真正下野。而且李宗仁的政策措施，也依照惯例，必须经过guó mín dǎng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中常会）审议后，方可付诸实施。蒋仍有权干预国政，并仍于溪口指挥其“中央军”。这支“中央军”也仍比白崇禧所控制的军队多；而且，南京又在汤恩伯的控制之下，李宗仁更难于控制南京政府。李宗仁就是在此艰难坎坷之中，开始了和中共的和谈工作。 第46章 发动内战，国军溃千里(6) 蒋介石于杭州笕桥机场住一夜后，于次晨乘机返乡，开始检讨他这次失败的原因。这种检讨，他以后不断地进行，说法也屡有改变。此时他认为“当政二十年，对其社会改造与民众福利，毫未著手，而党政军事教育人员，只重做官，而未注重三民主义之实行；今后对于一切教育，皆应以三民主义为基础；亡羊补牢，未始为晚。” 此仍为轻描淡写，其实，根本原因在于他的专制独裁，人民无权监督政府与官员，致政治极其腐败，人民怨声载道。他仍是“信仰”和“实行”主义的“好官”治国而不愿给人民以权利。所以他到台湾后，也根本不可能实行民主政治，而是在小范围中实行“好官”政治，促进经济发展。这种政治，只在小地区可以发挥一定作用，一旦在广大国土上实行，仍必是腐败政治。这已由他在大陆的腐败政治所证实；因为人民无权，中央又无监督众多官吏之力，势必是一团糟。 这时，宋美龄正在美国“哭秦廷”未返。他更感凄凉和孤单了。蒋的座机于宁波市郊栎社机场降落后，陪送和迎接的人均很多，轿车队浩浩dàngdàng，直奔溪口而来。到溪口后，武岭学校的学生列队欢迎。蒋介石因心绪不佳，连手也没有抬一下，就过去了。 蒋在溪口的警卫工作由蒋经国编组的侍卫总队和国防部绥靖总队担任。原来，俞济时要安排八十八军担任，只因军长是程潜的干女婿段，蒋未批准，并训斥俞济时说：“你不知道他是程潜的干女婿吗？哼！程潜可靠吗？嗯？” 蒋到溪口后，仍在指挥军事和有关方面的事务。1949年1月25日，蒋又召见何应钦、顾祝同、汤恩伯等高级将领到溪口开小型军事会议。会上，蒋划江西湖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50 章 以东归汤恩伯防守，湖口以西归白崇禧防守。他估计白的人马还有七十五个师，四十五万人。 关于作战计划，他指示各高级将领们：“以长江防线为外围，以京沪杭三角地带为重点，以淞沪为核心，采取持久防御方针，最后坚守淞沪，与台湾遥相呼应。必要时，我们以优势海空军从台湾支援淞沪，然后，伺机反攻。” 这是蒋的最初战略设想。因为江西湖口以西由自崇禧控制，他无能为力，幻想保住淞沪地区为台湾的桥头堡，再转而反攻大陆。至于南京，因为李宗仁上了台，他决心放弃，并令汤恩伯将江宁要塞的大pào秘密拆运上海，把主力部队放在镇江以东。然后问汤听懂了没有，汤则大声回答：“懂了！卑职一定遵命，不成功便成仁！” 蒋下台前夕，已决定放弃大陆。李宗仁对此有如下说明：“蒋先生在下野前夕，既已预备放弃大陆，他要我出来，显然是借刀杀人，好让他争取时间，抢运物资赴台。此种司马昭之心，连美军顾问团也看出来了。”“一月五日，时距蒋先生正式下野尚有十余天，司徒大使遣其私人顾问傅泾波来见我说，美驻华军事代表团长巴大维将军闻悉蒋氏有计划放弃大陆，经营台湾，甚为诧异。”蒋的此一目的据李宗仁自己说：“他要我出来，不过暂作他的挡箭牌，好让他从容布置，布置好了，他就要促使我早日垮台，再由他自己来和共产党唱对台戏。我如果真在南京励精图治，作防堵共军渡江的有效措施，即有违于蒋先生的腹案。他必然用尽方法，破坏我的计划，使我不能以半壁河山与中共分庭抗礼。” 对此，李宗仁说蒋破坏了江防计划，非常气愤。会上，蒋又继续说：“共产党只要我的命，可是桂系的人既要我的命，又要我的钞票。”对此，谁也不敢表态。这一切，都表明蒋桂矛盾又达高峰，当然可被利用。为了鼓励士气，蒋又说：“麦克阿瑟表示，只要我们争取支持一年的时间，他们一定会全力支援我们。一年后国际形势必将发生重大变化，第三次世界大战会打起来。”他现在一心希望第三次世界大战打起来；只要对他蒋介石有利，第三次世界大战就应当打起来，至于全世界人民处于怎样的灾难和痛苦之中，他是不屑一顾的。至于复兴中国，造福国民，这时他更连想也未想到。 1949年1月29日系春节，不用说蒋的心情不怎么好，最使他开心的事，是他对蒋氏宗谱的修订深为满意。此次修谱，蒋把结发妻毛福梅写成其母的义女，是他的义姐；把蒋纬国改在宋美龄名下，为宋所生。尤其是他的祖先蒋浚明为北宋光禄大夫一事，竟使他有了下台以来的第一次笑容。 春节过后，蒋氏父子便于宁波、溪口和奉化山水之间，徜徉忘返，但心情之沉重，却无法掩饰。他于这一天再次表示：“本党非彻底改造，断不能从事复兴革命工作。”他只从主观上想问题，不看客观实际，真正属于主观唯心论体系。所以对于国民这一方而，他从不关心，更看不到他们的意向和力量。一这期间，蒋又紧催汤恩伯电令资源委员会委员长孙越崎赶快将南京五厂拆迁台湾。这五个大厂是电照厂、有线电厂、高压电瓷厂、无线电厂和马鞍山机器厂。但孙越崎一再拖延，并找李宗仁帮忙。蒋未达到目的。为此，哀叹说：“孙越崎误国。他不迁厂，又骗了我一大笔拆迁费。唉！资源不走，资源留在大陆上了。……唉！”5月7日，阎锡山、朱家骅等到了桂林再劝李宗仁，李宗仁遂于8日飞往广州。蒋介石则于5月18日经澎湖列岛到台北，居于北郊有许多温泉的草山。 李宗仁到广州后不久，何应钦提出辞职。李宗仁提名居正接任，可是立法院以一票之差将此否决了。李宗仁只好同意由阎锡山接任，当然很容易即被立法院通过。7月14日，蒋介石率guó mín dǎng要员由台湾飞抵广州。立即召开guó mín dǎng中常委会、中央政治会议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中央非常委员会”，蒋介石以总裁的身分兼任非常委员会主席，李宗仁兼副主席。李宗仁清楚蒋介石的用意，是要“非常委员会”凌驾于政府之上，蒋介石可以直接控制政府。 失败己成定局，谁也挽救不了guó mín dǎng的命运。当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升起的时候，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发起广东战役。guó mín dǎng政府决定迁重庆办公。面对这个失去首都的必垮的政府，这回没有一个国家的使馆再随之迁移。 面对败局蒋介石又提出“确保大西南”的方针，企图割据西南、建都重庆。10月10日，guó mín dǎng政府人员迁到重庆，14日李宗仁也到达重庆。此时guó mín dǎng中一部分人要蒋介石“复行视事”，李宗仁觉得自己仍是个摆设，11月初借口出外巡视，离开重庆，到昆明等地。在人民解放军兵临四川时，阎锡山在重庆电请蒋介石到渝。蒋介石于11月14日由台北飞抵重庆。当日，蒋介石电邀李宗仁来渝，李宗仁却于11月20日飞往香港。22日，guó mín dǎng政府人员再迁逃成都。蒋介石派人再劝李返，李宗仁坚持不回，并于12月4日，举家飞往美国。 蒋介石目睹“确保大西南”方针没有任何希望了，于12月10日在成都登机飞往台北，从此再没有回过大陆。 桂系之所以在最后跟蒋介石的斗法中失败，原因很多。首先是李宗仁判断失误，他以为只要美国chā手中国事务，共产党就不可能取得最后胜利，而依靠美国的帮助以为就能实现南北分治。但实际上，美国早已经准备从中国离开了，美国不会为guó mín dǎng打仗，这已经是一个不用争论的话题了。如果李宗仁能够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他恐怕不会在最后关头，再与蒋介石jiāo锋争“总统”之位了，因为这个位置已经没有几天的寿命了，除了过把瘾之外，没有任何实际的意义。 另外，李宗仁再次犯了前两次一样的错误，前两次逼蒋介石下野，但在财政、军事和外jiāo上根本拿不出办法，以维持局面，最后还是要等蒋介石收拾。第三次下野，蒋介石虽然已经是败军之将，但他仍然控制国库黄金，控制最后的根据地台湾，他虽然失去了美国的支持，但没有失去黄埔系、一帮文人政客的支持，而这两样桂系都不具备，在广西这个大本营被共产党占领之后，他连栖身之地也没有了，大陆不愿意呆，台湾不敢去，只好去了美国。 1950年2月4日，台湾《中央日报》发表社论，在抨击李宗仁婉拒返台的同时，呼吁蒋介石“绾领国事，统帅三军”。2月4日，“监察院”电质李宗仁，究愿返台，抑或辞职？并作出决议，提请“国民大会”予以弹劾。同日，guó mín dǎng中央非常委员会部分委员联名致电李宗仁，明确提出：“同人等佥认为总统及统帅职权不可再事虚悬，政府更不容长此处于危疑莫定之境，如我公能于立法院集会以前命驾返台，主持国政，实为衷心所蕲；倘公届时实在不能返国，则同人等怵于时局艰危，群情望切，惟有吁请总裁依照中常会三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临时会议之建议，继使总统职权，以维大局。”李宗仁不为所慑，于18日复电云：“余出院后，即准备返国，嗣据医嘱，身体尚未完全复原，不能于此时速作长途旅行。”21日，非常委员会再次向李发出最后通碟，坚持其必须于电到3日内返回台北，否则即以放弃代总统职守论，并要求蒋介石复任；非常委员会12名委员中的9名，在这项最后通碟上签了名，没有签名的3人是：蒋介石、李宗仁和孙科。隔2日，guó mín dǎng第六届中常会第226次会议，复作促请蒋介石复行视事的决议，内称：“元首之位久虚，大计秉承无自，群情惶惑，险象环生……政府益陷于危疑莫定之境，全国军民、海外侨胞及各级民意机关，无不展望总裁尊重全民之付托，当机立断，复主中枢。”24日，“立法院”以全体委员的名义，电请蒋介石复行视事。 这些来自官方和民间的呼吁，当然都秉承了蒋介石的意旨。时至今日，蒋之复出已成不可改变的事实。 经过一番密锣紧鼓的准备之后，蒋介石于3月1日正式“复行视事”。是日上午10时，蒋着深黄色呢军服，佩青天白日勋章，左手提白色手套，右手执帽，由“总统府”秘书长邱昌渭、参军长刘士毅陪同，步入“总统府”礼堂，向在场的200余“民意代表”及文武官员宣读事先准备好的《复行视事文告》，内称： 中正许身革命四十余年，生死荣辱，早已置诸度外，进退出处，一惟国民之公意是从。际此存亡危急之时期，已无推诿责任之可能。爰于三月一日复行视事，继续行使总统职权。 出席此次仪式者，有“行政院长”阎锡山、东南军政长官陈诚，以及于右任、居正、陈立夫、张群、朱家骅、顾祝同等要员。仪式共历时8分钟，即告结束。蒋介石复至“总统办公室”，批阅由“秘书长”邱昌渭呈上的公文一件，以示确已复职。 蒋介石在复职后的第二天，于中山堂光复厅举行茶会，招待在台的“立、监委员”、“国大代表”、台省参议员及guó mín dǎng、民社党、青年党中央委员共千余人。此乃蒋以“总统”身份，在台首次与“民意代表”和各党派人士晤面。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由邱昌渭、刘士毅陪同，步登二楼，即至播音器前致词，宣告了视事后的4项方针政策，即：第一，在军事上，先要巩固台湾基地，进图“光复大陆”。第二，在国际上，必须先要尽其在我，自力更生，一面要联合世界上“民主国家”，共同fǎn gòng，一致奋斗。第三，在经济上，必须以劳动为第一要义，提倡节约，奖励生产。第四，在政治上，必须尊重民意、厉行法治。 3日上午10时，蒋介石着特级上将深黄色制服，头戴军帽，宋美龄穿黑呢夹大衣，领系花绸围巾，出席了有10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接受群众的“欢呼”和“拥护”。蒋略显激动地表示，自己“一方面感到惭愧，另一方面感到欣慰！今后决定和全国同胞共同努力，消灭全国共匪，收复一切失地，实行三民主义，完成革命大业”。蒋致词后，遂回办公室，接受台省“民意机关”的致敬。前来向蒋表示“致敬”的有：省参议会议长黄朝琴福、议长李万居、秘书长连震东，台北市参议会议长周延寿、副议长潘渠源等。蒋介石说：“承各位远道来此参加大会，我非常感谢！今后在军民密切合作之下，勘乱必定成功。” 蒋介石声称：“我们的中华民国到去年（按指1949年）年终，就随大陆沦陷，而几乎已等于灭亡了”，“我们今天都已成了亡国之民。”因此，他此次复职的使命，“就是要恢复中华民国，解救大陆同胞；而最后的目的，乃是在消灭共产国际，重奠世界和平。”惟其如此，他亲拟了6句口号，即：“刻苦耐劳，笃实践履，组织第一，情报在先，防谍保密，铲除共匪。” 可是，就在蒋介石踌躇满志地重登“总统”宝座的时候，“代总统”李宗仁却从大洋彼岸的美国，毫不客气地指责他违背了“中华民国宪法”。李宗仁于3月1日在纽约声称，他仍然是中国“总统”，正准备回国，并反对蒋介石复职。他声明： 蒋氏会宣布他自己为中国总统，实令人惊异而难以置信，蒋氏自一九四九年一月辞去总统职务后，已成为一介平民，现在竟不经选举，而自命为总统，实令人惊异。 李宗仁还将一封致蒋介石信，散发给新闻记者。他在信中对蒋说： 阁下的高压专横的行为，既无法以宪法来作解释，且非人民所赞同。当此我国历史紧急之秋，阁下此种严重错误，对国家命运将有深切影响。 李宗仁的批评，自不无道理。因为自1947年12月开始施行的“中华民国宪法”规定：“总统因故不能视事时，由副总统代行其职权。总统、副总统均不能视事时，由行政院长代行其职权。”“行政院长代行总统职权时，其期限不得逾3个月”，若超过3个月，则应由“国民大会临时会”“补选总统、副总统”。有鉴于此，在蒋介石复职的新闻、文告中，均谨慎地避开了依照“宪法”行事的问题，而只以“俯顺民意”。“惟国民之意是从”等语带过。现在李宗仁既下了战书，当然不好再行回避。于是由“司法院长”王宠惠出来周旋，称蒋在1949年1月时，并非“辞职”，而为“引退”，以便促成和谈；今和谈既已失败，“引退之目的未达，不能视事之原因亦已不复存在”，复行视事乃属当然。 蒋介石尽管可以为自己的复职进行辩解，也尽可以将复职的场面搞得热热闹闹；但是，李宗仁咄咄逼人的抨击，还是给“复职”投下了一个不大不小的yīn影。 第47章 扶助接班人，在台政策方针(1) 举行茶会，调整guó mín dǎng 蒋介石是永远不会真正放权的，1950年3月1日“复行视事”，他总结了大陆失败的教训，排斥了元老派和“变节”者，使处于危殆中的guó mín dǎng站稳了脚跟，为传位蒋经国和台湾的稳定奠定了基础。 3月6日下午4时，蒋介石以guó mín dǎng总裁的身份，于中山堂举行茶会，招待guó mín dǎng籍的“立法委员”共260余人，并邀guó mín dǎng中常委于右任、居正、吴忠信、吴铁城、张群、何应钦等参加。蒋介石在会上故作姿态，征询对于“行政院长”继任者人选的意见。与会者对于蒋氏的心理，当然清楚。于是，会上出现了提议由陈诚“组阁”的一边倒意见。立法委员白大成说：“由于陈诚同志过去一年治台政绩的表现，陈氏出组新阁实为适当人选。”立法委员黄健中列举了陈诚具有“行政院长”所必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51 章 须具备的4项条件，即“有能、有力、有守、有容”。这次茶会的结果，令蒋介石非常高兴。同日，guó mín dǎng中常会举行临时会议通过准“行政院长”阎锡山辞职，并提名陈诚为”行政院长”。蒋介石复于3月7日，以“总统”名义，将提名陈诚继任“行政院长”的咨文，送jiāo“立法院”。咨文中对陈诚的能力和“成绩”，作了极高的评价。咨文全文为： 总统咨卅九年台统（一）字第一零一号。 中华民国卅九年三月七日。 行政院院长阎锡山呈请辞职，情词恳挚，已予照准。兹拟以陈诚继任行政院院长。陈君籍隶浙江青田，毕业保定军官学校，忠贞干练，公政勤廉，历任师军长、总指挥、总司令、司令长官、政治部长、军政部长、参谋总长、行辕主任、省政府主席等职，部署周详，绩效彰著。去岁受任东南军政长官兼台湾省政府主席，对于整军御敌，政治经济诸项设施，尤多建树，深为台省人民所爱戴。现值巩固台湾，策划反攻大陆之际，以陈君扬历中外，文武兼资，对于剿匪勘乱，夙具坚定信心，任为行政院长，必能胜任愉快。爰依宪法第五十五条第一项之规定，恳请贵院同意，以便任命。 此咨 立法院 总统蒋中正 “立法院代院长”刘文岛在接到蒋介石咨文后，遂于3月8日下午在台北中山堂大礼堂主持“立法院”临时会议，行使对“行政院长”提名的同意权。经投票，在388票中有306票赞成陈诚出任“行政院长”，获得通过。 陈诚在得悉“立法院”对其出任“行政院长”一案已予同意的消息后，对于蒋介石的信任和提拔深表感激，并决心遵照蒋介石意旨，效忠蒋氏。他在其官邸向记者发表谈话说：“诚此次蒙总统提名，立法院同意，受命出任行政院院长，当此国家艰危之际，不胜临深履薄之惧。台湾为国家存亡世界安危所系，其地位之重要，无待赘述。今后一切措施，当恪遵国父遗教，以台湾为三民主义实验区。遵照总统训示，巩固台湾及其他fǎn gòng基地，以确保全体民众生命财产之安全，并积极作反攻大陆之准备。同时，根据民众需要，贯彻‘人民至上，民生第一’之主张。并依据宪法规定，实行民主政治，团结一切fǎn gòng力量，以消灭卖国殃民之共匪，抵抗对我侵略之苏俄。尤其国际间fǎn gòng民主国家之联系合作，当本自助助人之精神，而力求加强。”陈诚在匆匆结束了向记者发表的讲话以后，于6时半，驱车赶赴蒋介石官邸，向这位授予他“行政院长”大权的领导者致敬。 经过5天的紧张筹划，陈诚新“阁”的班底于3月12日得到蒋介石“总统”的批准。陈诚呈蒋批示的名单共两件，一件为全体“阁员”名单，一件为请准任命黄少谷为行政院秘书长、陈良为主计长。蒋介石于此二件呈文上均批示“照准”、“中正”字样。陈诚“内阁”的“阁员”如下：“行政院副院长”张厉生；“内政部长”余井塘；“外jiāo部长”叶公超；“国防部长”俞大维；“财政部长”严家淦；“教育部长”程天放；“司法行政部长”林彬；“经济部长”郑道儒；“jiāo通部长”贺衷寒；“行政院秘书长”黄少谷；“行政院政务委员”除前列“部长”、“秘书长”外，尚有吴国桢、王师曾、杨毓滋、田炯锦、蔡培火、黄季陆、董文倚。 蒋介石按照惯例，于14日晚，在草山官邸设宴招待即将卸任的“行政院长”阎锡山，以示安慰。出席宴会的还有“行政院副院长”朱家骅、“秘书长”贾景德、“副秘书长”倪炯声。 在蒋介石一手导演下，新旧“内阁”于15日jiāo接。阎锡山双手将黄色锦缎包扎的“院篆”，亲jiāo陈诚。阎氏表示：“锡山出任行政院长，九月于兹，回忆在此期间未能扭转时局，惭愧实深！”“相信新阁为极健全有力的内阁，不只是能益国，而且能补锡山任中不逮之过。”陈诚继之起立致词，称：“本人此次奉命出长政院，本赖总统指示及各方面之鼓励，乃决心担起这个任务。”“阎院长九个月来所遭遇的艰苦，众所周知，其fǎn gòng剿匪之决心，更足使吾人钦佩。本人学问能力，俱感不足，尚望诸位多多指教和协助，并盼本院同仁一致努力。” 对于蒋介石来说，既然已经组建了得力的“内阁”，7个月前设置的“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当属多余。时至今日，“国家”、东南区和台湾省，实际已成一体。于是，蒋介石于3月15日下令： （一）东南军政长官公署着即撤销，其政务部门归行政院接管，军事部门归国防部接管。 （二）该署军事人员，着编并于国防部，并限三月底以前编并完毕。 （三）该署所辖军事机关、部队、学校，着按国防机构组织系统表分别改隶调整。此令。 陈诚亦从此结束东南军政长官之任职，而专心致力于“行政院长”之供职。他根据蒋介石所定“恢复中华民国，解救大陆同胞”的“复职使命”，循其精神确定“政府当前任务”为：“竭尽一切力量，确保以台湾为中心的基地，准备反攻大陆；而外jiāo内政的一切措施，皆以达成这一中心任务为目的。”陈诚“内阁”以忠诚和顺从于蒋介石而闻名。 对于guó mín dǎng政权在大陆的失败，蒋介石认识到，“勘乱失败的最后一步，还是在党的失败，而党的失败主因，是在三民主义信仰上的动摇。”惟其如此，他在向guó mín dǎng“七全大会”所作的政治报告中说：“我从下野到复职的这一期间，经过了深长的考虑，最后决定一定要改造本党，认为这是改革政治和改造风气的动力。” 早在1949年7月18日，那时guó mín dǎng政权还占据着大陆南方和西北部“半壁江山”，蒋介石便在广州guó mín dǎng中常会第204次会议上提出了《本党改造案》，并将全案颁发各地党部，组织讨论。9月20日，蒋复于重庆发表《告全党同志书》，阐述guó mín dǎng改造的意义，提出今后的“革命方针”，号召全体党员研讨改造方案，以求实现“新组织、新纲领、新风气”。后来，随着整个大陆的解放，不仅guó mín dǎng改造工作未能进行，即连原经guó mín dǎng中常会通过的《本党改造案》也需重新修订。1950年1月，蒋介石在回顾筹备改造工作时说：“中正又约集中央同志若干人，就原案和各级党部及各地同志提出的意见，综合研究，另订方案，作为审订全案的参考。”在蒋介石直接领导下，研拟改造方案的主要参与者，有张其昀、谷正纲、蒋经国等人。 在酝酿guó mín dǎng改造的过程中，蒋介石成功地争取了在台中央执、监委的支持。7月中旬在台的guó mín dǎng中央执行委员111人、中央监察委员65人、候补中执委25人、候补中监委14人、共计215人，联名上书蒋介石，要求其“断然决策，彻底改造本党”，表示“全体同志仅当一致服从，率循努力”。中央常会更推出居正、于右任、邹鲁三位元老，向蒋进言，“党的改造为当今根本之图”。这一舆论的制造，使guó mín dǎng改造方案的正式出台，具备了必要的条件。 7月22日，经过半年的紧张准备，在蒋介石亲自主持下拟订的《本党改造纲要》及《本党改造之措施及其程序》，经guó mín dǎng中常会临时会议讨论通过。《纲要》规定：“原有本党党员，对于党的主义、政纲、政策真诚信仰，并愿为党继续工作者，仍准保持党籍。”“本党为淘汰腐恶分子，加强革命阵容，原有本党党员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应予彻底整肃： （一）有叛国通敌之行为者； （二）有跨党变节之行为者； （三）有毁纪反党之行为者； （四）有贪污渎职之行为者； （五）生活腐化，劣迹显著者； （六）放弃职守，不负责任者； （七）信仰动摇，工作弛废者； （八）作不正当经营，以牟取暴利为目的者。”党的制裁为：“ （一）警告； （二）停止党籍； （三）开除党籍； （四）集体违犯党纪者，解散其组织。”党的改造的主要措施为： 1，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暨中央监察委员会，均停止行使职权。 2，成立中央改造委员会，行使中央执行委员会及中央监察委员会之职权。中央改造委员会名额为15人至25人，由总裁挑选。 3，中央改造委员会下设各种工作部门或委员会，其人员由总裁遴选之。 4，设中央评议委员会若干人，对党的改造负督导与监察之责，由总裁聘任之。 5，台湾省各级党部及海外各级党部之执行委员会、监察委员会与特别党部工作人员，暂均照常工作，承中央改造委员会之命，进行党的改造。党的改造之主要程序有：宣布中央评议委员及中央改造委员名单；中央改造委员会宣布成立；中央改造委员会接管中执会、中监会及中执会所经营的事业机构；中央改造委员会订颁原有党员整肃办法及征求新党员办法；中央改造委员会订颁各省市及海外党务改造程序，成立各级改造委员会；完成县区级党部改造工作，成立县区党部，并次第成立省市级党部；召开全国代表大会。 在整个改造方案中，以中央改造委员会代行中执会、中监会的职权，乃是一项关键xìng的决策。剥夺中央执、监委的权力，非同小可。但是，蒋介石说：鉴于“党的信誉之失坠”。“党的失败之惨痛”，“详审本党当前环境，默察革命客观情势，深觉六届中委如不停止行使职权，则今日党的改造，不能发挥其政治革命xìng的效能，亦即本党今后将无以负荷革命的责任”。他坦率地承认：“在实施本党改造方案的时候，我乃不顾一切反对，排除万难，这是毅然决然地替国民革命打开了一条生路。” 7月26日，蒋介石宣布了16名中央改造委员名单和25名中央评议委员名单。由蒋介石精心挑选的中央改造委员是：陈诚、张其昀、张道藩、谷正纲、郑彦、陈雪屏、胡健中、袁守谦、崔书琴、谷凤翔、曾虚白、蒋经国、萧自诚、沈昌焕、郭澄、连震东。蒋经国踏进这个“事权集中”的“太上内阁”，对于他个人、对于蒋介石、对于guó mín dǎng来说，都意味深长。从guó mín dǎng耆宿中产生的评议委员为：吴敬恒、居正、于右任、钮永建、丁惟汾、邹鲁、王宠惠、阎锡山、吴忠信、张群、李文范、吴铁城、何应钦、白崇禧、陈济棠、马超俊、陈果夫、朱家骅、张厉生、刘健群、王世杰、董显光、吴国桢、章嘉、张默君。 中央改造委员会于8月5日正式成立，16名委员由蒋介石亲自盟誓，举行了宣誓仪式。蒋介石在改造委员宣誓后，宣读了孙中山1924年在guó mín dǎng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词全文，并致训说： 回忆自民十三年迄今，已历二十五年，在此期间，不知牺牲了多少的军民和革命同志，然而我们的革命事，今天却遭遇了空前的失败。我个人固然要负很大的责任，现在痛定思痛，为亡羊补牢，希望大家今后依照总理的训示，就是牺牲个人的自由和贡献个人的能力，然后才能有自由有能力担负起革命的大事业，才能改造国家。时至今日，全党同志必须团结一致，同心合作，彻底改造本党，达成fǎn gòng抗俄的任务。 在是日举行的改造委员会首次会议上，通过了《中央改造委员会组织大纲》；经蒋介石提名，由张其昀任中央改造委员会秘书长。张氏以其诚恳、勤劳而深得蒋之信任，犹如昔日陈布雷之获蒋信任。该委员会下设党组，分由陈雪屏、谷正纲、郑彦英、曾虚白、袁守谦、唐纵、郭澄任主任；其纪律、干部训练、财务、设计及党支史料编纂委员会，分由李文范、蒋经国、俞鸿钧、陶希圣、罗家lún任主任委员。 蒋介石于8月14日，主持了新成立的中央改造委员会首次联合扩大纪念周，并在会上作了《本党今后努力的方针》的重要讲话。蒋介石在这篇讲话中，着重阐明了guó mín dǎng的组织方针和作风，他特别强调了党和民众的关系，指出：guó mín dǎng“要成为民众自己的组织”，“党要集中民众的意见以为主张，综合民众的要求以为政策”，“要痛改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作风”。他从三个方面论述了党的思想路线：一是自由与纪律的问题，强调党员应“为整个国家、全体人民的自由，而牺牲个人的自由，遵守党的纪律，执行党的决议。”二是斗争与合作的问题，提出“一定要肃清阶级斗争的思想”，“依据大多数民众共同的利益，平衡各阶级、各职业的个别利益，促进其互助合作。”三是科学与道德的问题，主张“一定要维护民族历史文化，发扬以仁爱为中心的lún理和国民道德。” 由蒋介石亲自主持制定的纲领xìng文件《本党现阶段政治主张》，于8月31日在中央改造委员会会议上获得通过。他在这一文件中，表明了guó mín dǎngfǎn gòng和改造的决心。他说：“我们自承本党过去的缺失，我们也自信，此后fǎn gòng抗俄的重任，必须由本党肩负起来。”“我们誓死达成这神圣的任务，赎回以前的罪愆。所以我们痛下决心，做这一次党的改造。”文件中提出了guó mín dǎng现阶段的下列各项政治主张：第一，“坚持fǎn gòng抗俄战争，恢复我中华民国领土主权的完整”；第二，“实行民生主义的经济措施”；第三，“完成三民主义的民主政体”；同时，“在反攻收复时期，对于jiān匪的元凶首恶，残暴的重要匪干，以及为虎作伥的无耻败类，决不宽赦；对于一般匪党分子，许他们带罪立功，对于胁从民众，概予宽宥”。 9月29日，中央改造委员会通过《党员归队实施办法》，旋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52 章 在全台掀起“党员归队”热潮。通过“党员归队”，一方面将因战乱而脱离guó mín dǎng组织的党员重新纳入组织，一方面藉以清除贪污腐化、“动摇”、“变节”分子。党员办理登记的时间规定在20日以内，不得延展；主办党部在登记结束后15日内，应将报到党员完全纳入组织；党员接到通知后10日内，若有尚未参加组织者，应受党纪处分。与此同时，10月1日中央改造委员会通过《中国guó mín dǎng省改造委员会组织章程》及《县（市）改造委员会章程》；20日，guó mín dǎng台湾省改造委员会组成。台省各地方党部guó mín dǎng改造工作迅速展开。在党员登记和“整肃”的过程中，一批老资格的guó mín dǎng员宋庆龄、颜惠庆、邵力子、张治中、傅作义等，因留在大陆参加新中国的建设，而被开除党籍。 第48章 扶助接班人，在台政策方针(2) 由蒋介石一手发动和组织的guó mín dǎng改造工作，前后共经过2年时间，至1952年10月召开guó mín dǎng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时，方告完成。10月9日，即“七全大会”召开的前夕，在蒋介石亲自主持下，举行了中央改造委员会的最后一次会议第420次会议。会议宣告了改造委员会工作的结束。蒋介石在大会“开幕词”中正式向全党宣布，“今日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集会之时，就是改造工作的结束”；并认为，“这回改造的成就，真是本党起死回生的辛酸历史最重要的一页”。是年11月1日，中央改造委员会与新选出的第七届中央委员会举行了jiāo接仪式。中央评议委员王宠惠负责监jiāo并致词，称中央改造委员会共经开会420次之多，“以新的精神，新的气魄，获得了党的新生”。旋由谷正纲代表中央改造委员会将印信移jiāo给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秘书长张其昀。 蒋介石领导的guó mín dǎng改造，并没有使guó mín dǎng在xìng质上发生什么变化，但却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改革和整顿的作用，使处于危殆中的guó mín dǎng，通过调整人事、重新分配权力，以及整顿作风，稳住了阵脚。guó mín dǎng的稳定对于台湾的政治、军事、经济，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丢失大陆、退据台岛一隅，对于蒋介石来说，当然是件十分痛苦的事情。自1927年成立南京国民政府以来，他一直是疆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大陆的最高统治者，而今却只能面对茫茫的大海，哀叹在大陆“已看不见青天白日光明灿烂的国旗”。他不甘心就此失败。从他退守台湾的第一天起，在其言谈和文章中，就开始增加了一条新的政治口号：“光复大陆。” 1950年元旦，蒋介石以“在野”的guó mín dǎng总裁身份，发表了一个《告全国军民同胞书》，呼吁“全国同胞”、“救国复国”、“fǎn gòng抗俄”，要求大陆同胞“接应”“国军的反攻”，台湾同胞“努力生产，增加反攻的力量”。他赌咒发誓，表明了自己反攻大陆的顽固决心。蒋介石说： 今天是三十九年元旦的令节，又是中华民国开国的光荣纪念日，中正谨在我全国同胞的面前，重申誓约，只要俄国共产侵略主义者在我们中国占有一寸的土地，我一息尚存，必不中止反侵略、反集权的奋斗。我竭诚号召我国同胞，团结一致，万众一心，与共产国际奋斗到底。深信上帝必护佑我为独立、自由而战的军民同胞，终能战胜黑暗的暴力，争取光荣的最后胜利，完成我们fǎn gòng抗俄，救国保种的神圣使命。 时隔1个半月，蒋介石又利用春节的机会，专门发表了一个告大陆同胞书。在这一文件中，他完全不顾新中国人民以空前热情，积极支前，建设新生活的事实，梦呓般地说：“希望你们坚强地站立起来，绝对不同共匪合作，个别的或有组织的，去参加游击队，使共匪要人无人，要钱无钱，要粮无粮，使他们在你们有组织的封锁，与积极的反抗下，加速地崩溃灭亡，以迎接我们光明的日子，和我们革命的胜利。” 蒋介石在鼓吹“反攻大陆”的同时，还自欺欺人地不断地提出和修正其反攻的具体日程表。1950年春，他提出：“一年准备，二年反攻，三年扫dàng，五年成功。”如此算来，反攻的准备应在1950年至1951年间完成，并于1951年至1952年问发动反攻。然而，自提出这个日程表后，原为guó mín dǎng军控制的海南岛和舟山群岛又相继被解放，到了1952年6月，蒋介石宣布的这一年的“总目标”，仍为要“继续以全力推行总动员运动，完成反攻大陆的一切准备”，并没有开始“反攻”的行动。按照最初的估计，最迟应当在1955年春天，最后完成反攻“大业”；可是，伴随1955年的到来而降临的是，1月江山岛被解放，2月guó mín dǎng军自大陈岛撤退。形势的发展，恰恰与“反攻”的要求背道而驰。是年11月，蒋介石不得不全面修正5年前所提出的“反攻”日程表。他说：“……反攻复国的使命，自今天算起，政府确信多则七年，少则五年以内，必定可以完全达成这一任务。”往后的事实证明，不仅1962年没有实现“反攻”，即使到1975年蒋介石去世，也没有能从台湾向大陆移动一步。或许，蒋介石可以用“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一语来聊以自慰吧。但是，人们还是要问他，为何原定的5年反攻计划没有能实现呢？蒋介石并不避讳，正面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自1950年夏季以来，由于苏联大事装备中共陆军部队，并积极建立其海、空军，尤其空军方面，中共部队“飞机数量与质量，竟超过我方数倍以上”，“这是当时意料所不及的”；“如此形势，我们如照原来计划，仍旧冒险反攻，则不啻为孤注之一掷。”此语虽属实话，但以“敌人”力量的增强作为不反攻的理由，岂不令人泄气！ 蒋介石在guó mín dǎng的中央全会上宣称：“我们今日惟一的目的，就是反攻大陆。”何时反攻，或称何日可以完成反攻？时间表已作如上修正。如何反攻？蒋介石设想了三种或者说四种方式。他说： 我想我们反攻，总不出以下三个方式： 第一，是迫不及待，不问美国同意与否，我们自动地单独地来反攻大陆。 第二，是等到世界大战开始，与美国并肩作战。 第三，是在获得美国的赞助与支援之下，对大陆发动反攻。 他认为除开以上三种方式以外，还有一种反攻的方式，就是我们应该加强对大陆人民的心理作战，和发展游击战争，造成大陆革命的形势，使大陆同胞在精神上、在心理上，消极的、积极的，到处对匪展开战斗。 按照蒋介石的分析，在以上几种反攻方式中，不得到美国的同意单独反攻，是“孤注一掷”的做法，不到万不得已时不能作此“冒险”；等待世界大战bào发后再行反攻，虽较为有利；但“寄望于渺不可期的世界大战”，未免被动；只有在获得美国的赞助与支援下，实施反攻，方为“策之上者”；至于通过心战，不断扩大中共内部的“危机”，那当然是“里应外合”作战方式的一个有效手段。 为了加强“心战”，蒋介石在1957年“双十节”发表的《文告》中，提出了“fǎn gòng复国的六条共同行动目标和三项保证”。六大目标是：1，劳动就业自由，废除“奴工”与“集中营”；2，温饱康乐自由，废除合作社、集体农场、粮食配给“暴政”；3，思想研究自由，根绝“洗脑筋”；4，经济生活自由，取消统购统派与公私合营；5，生命安全自由，发扬民族精神，保证言论、集会、结社、出版之自由。三项保证是：1，凡脱离共军来归官兵一律一视同仁，论功行赏；2，凡参加fǎn gòng工作的各政治集团、民间组织一律享有平等合法权利；3，凡参加中共组织者，除“元凶”外，一律予以赦免。 蒋介石还异想天开地设立专门机构，来设计反攻“成功”后的大陆“重建”工作。 1951年1月16日成立了“行政院设计委员会”，由“行政院长”陈诚兼任“主任委员”，专司设计反攻大陆后的各项“建设”方案。蒋介石亲自出席了“行政院设计委员会”成立大会，并作训话。他指出：“在fǎn gòng抗俄的今日，筹划将来建国大业的设计工作，比抗战时期筹划战后复员的工作困难得多。”他要求以孙中山的实业计划和他自己写的《中国之命运》作为“张本”，并指出“设计委员会”工作的重点：“一为收复后一般青年学生如何重新教育，二为经济金融如何稳定，三为粮食土地如何调查改革。”这个隶属于“行政院”的设计委员会，在陈诚的主持下，依据蒋介石提出的要求，在以后3年多的时间里，设计出了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各种“复国”方案。 1954年3月，陈诚“当选”为“副总统”，并辞去“行政院长”职。陈诚地位的这一变化，当然使他不好再兼任隶属于“行政院”的“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但是，“反攻复国”的设计重任，又非陈莫属。于是，蒋介石将原“行政院设计委员会”改组为隶属于“总统府”的“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由“副总统”陈诚兼任这一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委员由“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和原“行政院设计委员会委员”组成，共1883人。7月16日，蒋介石将担任“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聘书，颁发给陈诚。11月1日，蒋介石出席该委员会的成立大会，指出：“我们一方面要设计光复大陆，一方面不要忘记巩固台湾。这是多年来，我全国军民奉行的最高国策，今后依然是本会的工作重心。”此后，该会每半年开大会一次，“设计”了数以千计的“重建国家”方案。只可惜，这些方案不是建立在和平统一祖国的基点上，而是以“反攻大陆”、推翻人民政权为基点。因此，它们永远只能是纸上谈兵。它们只是“一厢情愿”的产物，在现实生活中，当然是行不通的。 台湾蒋氏政权的生存依靠国际环境，其中尤以美国的态度为最重要。蒋介石知道如果美国将他抛弃，他不但“反攻大陆”无望，台湾也将处于危险境地。为了拉美国人“下水”，替他“反攻大陆”“埋单”，极力怂恿美国进攻大陆，挑起世界大战。但美国虽然出于对台湾战略地位的重视，表示愿意对台湾尽“义务”，却并不支持台湾任何意义的“挑衅”，蒋介石虽然拉美国“下了水”，可对于“深水区”，美国是坚决不愿意踏进的。 美国是蒋介石的后台老板。多年来，美国给予蒋介石大量的政治和经济援助，尤其是抗日战争后期和解放战争中，美国更是从全球战略利益考虑，把蒋介石作为其在中国的代理人。但是，到了解放战争的尾声，美国的对华政策却发生了微妙变化，美国人开始试图从中国的内战中脱身。因为，美国人对中国的局势是清楚的，他们可不愿将政治和经济资本投入到蒋介石政权这艘“沉船”上，美国人要同他拉开距离，等待所谓的“尘埃落定”。 美国人从支持蒋介石发动内战，到等待“尘埃落定”的政策，这一转变经历了一个过程。 抗战结束后，美国人给予guó mín dǎng大量支持，大约有20亿美元，还将其在太平洋上的过剩军舰，无偿拨给了蒋介石。但使美国人纳闷的是，蒋介石从美国手中获得了源源不断的美元和先进武器，为什么还不敌小米加步qiāng的共产党？ 最后，他们将其失败的原因归结为以蒋介石为首的guó mín dǎng政府的贪污腐化和无能，他们用金钱催生出了一群寄生虫。美国确信如果要挽救guó mín dǎng，避免其被共产党击败，必须将以蒋介石为首的“贪污腐化的一伙”赶下台，另选比较有作为的人上台取代蒋。这样，便出现了1948年美国支持李宗仁竞选副总统的一幕。 由于杜鲁门对蒋介石的不友好态度，蒋介石一直希望杜在担任一届总统之后下台，结果在这个问题上，蒋介石又下错了赌注。1948年在美国也是大选年，从选举一开始，民意测验的结果就对杜鲁门大为不利，以后杜鲁门虽竭尽全力，但仍不能摆脱不利的局面，共和党候选人杜威的民意测验得分远远超过杜鲁门。 杜威如果获胜，就意味着美国政府不仅不会像杜鲁门那样设法赶他下台，反而会坚决支持他。加上看到杜威胜利在望，蒋介石便毫无顾忌地以杜鲁门之道，还治杜鲁门之身，支持共和党候选人杜威当选。他先是特命中国驻美大使顾维钧向杜威授特种“吉星勋章”，并命当时在美国的孔祥熙、孔令杰父子大肆活动，为杜威拉选票。 结果杜鲁门继续当选，蒋介石的希望破灭，还使杜鲁门非常恼火。 因此，美国政府对蒋介石是十分看不起，内阁很多成员称其为“花生米”。 1949年前后，美国对蒋介石政权可以说毫无好感，相反他们却期望能够同新中国发展关系。2月初，艾奇逊在与国会议员的一次谈话中尖锐地指出：“不管有没有军事指导，再多的援助，也不能拯救guó mín dǎng政权。”中国对美国“只是一个烂泥坑，而不是进攻的跳板”。艾奇逊的谈话被美国各大报刊以醒目的大标题登载，转而传遍欧洲、亚洲舆论界，人们谓之“等待尘埃落定”说。杜鲁门政府现在已经不需遮掩对蒋介石政府的厌恶和绝望，艾奇逊的谈话是公开表明要与蒋介石guó mín dǎng这艘“沉船”拉开距离。新中国成立之后，住在南京的美国大使司徒雷登，迟迟不愿意走，就是以此试探新中国的态度。 但美国的对华政策还要受国际因素的制约，这不是对蒋介石个人的讨厌感情所能解决的。二战结束后，在全球范围内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形成对峙状态，国际关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53 章 系进入“冷战”时期，苏联上升为美国的头号敌人，世界也由此构成两极对立的格局。此时，正值美国在国际上全面推行其“遏制”政策的时期，冷战的格局使华盛顿形成了一种强烈的“战后不安全感”。美国人当然知道中国的分量，绝对不是一般小国可以比，他们想方设法避免中国与苏联结成同盟，在这个目的达不到的情况下，台湾将是他们不得不考虑的选择。实质上，是否拉一把漂落孤岛的蒋介石，美国一直处于犹豫之中，因为，蒋介石的生死虽无关紧要，而台湾的“失陷”将直接关系到它在亚洲的战略利益。 一旦失去台湾，美国在亚洲的战略地位就会下降，甚至有被驱除出亚洲的危险，这是美国绝对不能容忍的。随着朝鲜战争的bào发，杜鲁门政府重新卷入中国事务，从而也“挽救”了蒋介石政权。 朝鲜战争bào发，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这使台湾在美国外jiāo天平上的地位增加。确保台湾“安全”成为美国亚洲政策的基础。 为了保证台湾“安全”，美国第七舰队从菲律宾向北移动，以阻止人民解放军进攻台湾。同时劝阻guó mín dǎng当局不要采取任何针对大陆的行动。第七舰队是美国海军四大主力舰队之一，与第三舰队同属美国太平洋舰队。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是对中国统一的阻挠和对中国革命事业的粗暴干涉。新中国成立后即确定的解放台湾的方针，因为美国第七舰队的重新部署和对台湾问题的武装干涉，而不得不搁置起来，从而使中国统一的日程表无限期地向后推移。美国派遣第七舰队干涉台湾这个严重侵害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行径，使得中国和美国这两个本来就没有外jiāo关系的大国，无可挽回地走上对峙的道路。 有了美国人撑腰，蒋介石腰板硬了许多。但蒋介石根本不满足“安全”问题。他认为，一旦第三次世界大战bào发，就能够重新回到大陆，再次建立他的独裁政权。但仅仅依靠他自身的力量，还远远不够，只有将美国“拖下水”，让美国担任进攻大陆的急先锋，他返回大陆的计划才能成功。 为了将美国“拉下水”，蒋介石在朝鲜战争bào发后，表现得非常积极，先后三次要求出兵半岛。 在朝鲜战争bào发的当天晚上，蒋介石收到南朝鲜总统李承晚发来的求援急电。他随即回电声援，并表示将采取有效措施予以援助。紧接着，蒋介石在阳明山“总统官邸”召开紧急军政会议。陈诚、王世杰、谷正纲、黄少谷、何应钦、周至柔、孙立人、蒋经国等人应召而至，研究局势变化及对策。会议决定：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地区从6月26日零时起，全面进入紧急备战状态，实行宵禁，停止“三军”官兵的休假和外宿，大肆进行fǎn gòng宣传，叫嚣“打回老家”、“勘平共匪”。 6月26日晨，李承晚再次急电蒋介石请求支援。蒋介石立即召开党政军要员会议，研究出兵问题。 第49章 扶助接班人，在台政策方针(3) 经过4个多小时的争论，蒋介石发言说：“guó mín dǎng之所以痛失大陆，就在于不敢痛下决心，不敢冒险。今日党国已无路可退，惟有拼死一搏，方可收复河山。诸公勿需再议。中正决心已下，定得参战。”蒋介石一表态，一帮反对的将官顿时噤若寒蝉，纷纷表示：“一旦校长立下决心，学生万死不辞，甘为党国舍身成仁。”于是通过了出兵朝鲜的决议。 6月27日，guó mín dǎng“陆军总司令”孙立人奉蒋介石之命对guó mín dǎng军队五十二军人员进行调整充实。6月28日，台湾派顾维钧、胡适到白宫会见杜鲁门。他们面jiāo了蒋介石6月26日向杜鲁门建议派五十二军驰援南朝鲜的电报副本，以示台湾方面的诚意。杜鲁门表情愉悦，胡适将此情报告蒋介石，蒋介石也大为振奋，以为参战在望了。 但美国政府内部在接受还是拒绝蒋介石援助南朝鲜的问题上意见分歧。杜鲁门认为可以接受。但美国军事将领向来看不起蒋介石的军队，事实也确实如此。三军参谋长们认为，蒋介石所提供的3万人“尽管他们说是他的最精锐部队，却很少现代化装备，根本不可能打仗，即使出兵也只是象征xìng”。杜鲁门总统从倾向同意变得一下子犹豫起来。 美国政府不敢贸然接受蒋介石的出兵要求，也由于英国的反对。1950年1月6日，中英两国建立外jiāo关系，英国政府同时宣布撤销其对guó mín dǎng集团的外jiāo承认。英国一再向美国表示，不能和台湾军队并肩作战，因为一旦这样，刚建立的中英关系势必受到损害。 1950年10月1日，máo zé dōng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金日成的要求和朝鲜局势，决定出兵援朝。8日，máo zé dōng任命彭德怀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揭开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战争的序幕。蒋介石见中国共产党派军队进入朝鲜，即于11月份再次向美国提出出兵助韩，美国再一次拒绝了蒋介石。 当朝鲜战场在激战正酣之际，蒋介石于1952年2月第三次向美国提出出兵朝鲜。但美国政府越来越意识到：蒋介石的惟一希望在于挑起美国和中共之间的大战，而在朝鲜战场上，美国和中国都想把战争控制在一定规模内，因此不能让台湾通过出兵朝鲜来达到他的企图。 艾奇逊曾清晰地道出了蒋介石的用心：蒋介石知道，单凭自己实力，绝不可能打回大陆，而我国政府一旦答应其请求，朝鲜战争就有可能演变成美中战争，到那时，美国除了死心塌地帮蒋介石打垮共产党中国外，别无选择。可这场战争，一切成果归guó mín dǎng政府，但一切负担只能由我国负担。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对我国利益会带来极大的损害。 可见，蒋介石的小算盘精明，但有人比他算得更精明，也许到这个时候，蒋介石才真正明白曾国藩所说的一句话：关键时候，只有靠自己才能站得住。 扶助接班人 封建宗法观念是蒋介石思想的核心，对于权力不仅要终身拥有，还要传诸子孙，他着力栽培儿子蒋经国为接班人，逼走了吴国桢，软禁了孙立人，查封了《自由中国》，想法设法为蒋经国清除接班绊脚石。 蒋介石同中国历史上大多数统治者一样，视权如命，至死都不肯放弃，1950年，已是64岁高龄的蒋介石在台湾宣布复行“中华民国总统”职权，此后便一再地连“选”连任，直到死在第五届“总统”任上。在此期间，他排除一切法律上、程序上的障碍，从而达到了使自己成为“终身总统”的目的。然而这还不能令他心满意足。封建宗法观念是他思想的核心，对于权力，不仅要终身拥有、而且还要世袭万代，这才符合他的心愿。儿子是自己生命的延续，将权力传至儿子手中，权力便和生命一样具有了再生的意义；即使自己撒手人寰，而蒋家王朝还会依然留在世上。他这种传子接班的安排在40年代就已初露端倪，退据台湾之后，则更加紧了对儿子的培养和扶持。 雄心勃勃的蒋经国有着旺盛的精力和热情，还有一套扎实勤勉的工作作风，在父亲的着意提携下，他在党政军各界都chā手，一步步向最高权力迈进。蒋介石在1950年复职“总统”后，即安排蒋经国担任“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直接主管军队的政治工作和情报特务工作，以控制空军和特务系统，同时还兼任“青年fǎn gòng救国团”主任。同年7月，蒋介石下令组成guó mín dǎng中央改造委员会，蒋经国也名列16名成员之中。 在掌握干部的同时，蒋介石还让蒋经国进入特务情报系统。特务专门从事秘密活动，其中不乏暗杀绑架等不法事情，在我国社会中长期是贬义词，当时有政治抱负的人是不愿意轻易踏入特务门槛的。台湾省主席吴国桢曾经劝过蒋介石说：“如钧座厚爱经国兄，则不应使其主持特务，盖无论是否仗势越权，必将成为人民仇恨的焦点。”吴国桢是吃过洋墨水的博士，对西方自由民主了解甚多，但他忘记了这些洋墨水在中国不但毫无用处，反而是有害的。蒋介石不是不知道特务名声不好，但就是要让蒋经国控制台湾所有的情报系统，只有这样才能最充分地控制政治，才能更好地稳妥接班。 历朝历代，特务系统都具有位卑而权重的特点。蒋经国资历很浅，在guó mín dǎng当中没有什么地位，如果立刻让他担任重要职务，会使众人不服气，白白增加工作阻碍。而且如果过早地透露出“家天下”的图谋，不但使岛内反对势力增加，而且也使标榜资本主义民主自由概念的美国主子不悦。为了既让蒋经国迅速掌握大权，而又能够掩饰耳目，让其先从事特务工作是最好的选择。 1949年7月，蒋介石在高雄召开秘密会议，准备在台湾布置特务网络，成立了“政治行动委员会”，指定郑介民、蒋经国、唐纵、毛人凤、叶秀峰、张镇等人为委员，由唐纵做召集人。该机构的基本任务就是：“统一情报工作，并使之充实强化。” 蒋介石在台湾初步稳定下来之后，很担心组织结构混乱的特务系统会出现纰漏，决定成立一个统一组织，以统领特务。根据这个意见，成立了“台湾情报工作委员会”，由彭孟辑担任领导。该机构负责协调党、政、军、群各特务机构。后来又成立了直接属于台湾当局的“总统府资料室”，该资料室由蒋经国负责。至此，原来蒋介石在大陆时期的两大特务系统中统和军统，宣告结束历史使命。 为了便于协调和指挥，蒋经国重新将各个情报系统的工作范围予以明确。与此同时，蒋介石还要求其他政府部门必须配合情报工作。20世纪50年代初，蒋经国手下的特务系统工作人员已经达到5万多人，蒋经国遵照蒋介石旨意，为“台湾存亡的必要，实施铁腕政策，只要行动可疑，经人检举，一概列入危险分子，格杀勿论”。 台湾的特务机构在蒋经国的掌握下，权力无边，无所不能，可随时chā手政治、经济、军事和文教等各个领域。上自guó mín dǎng高级官员，下至平民百姓，他怀疑到谁的头上，谁就倒霉。当时有很多人早晨还在家，晚上就可能失踪，可能被监禁。 蒋经国领导特务系统神通广大，也引起台湾很多人的反感，当时的省主席吴国祯就是反对最激烈的。当时，蒋经国抓的人，很多是吴国祯直接领导下的，小蒋抓人根本不与吴商量，与吴矛盾冲突很大，但蒋介石始终偏袒蒋经国，使堂堂台湾省主席都无可奈何，这也是吴后来与蒋经国闹翻，出走美国的一个重要原因。 特务权势很大，但他们所干的杀人放火的事情毕竟名声不好，背后有很多人议论，对以后蒋经国上台执政势必造成障碍。蒋介石自己也是知道这一点的，他采取偷梁换柱的办法。当时台湾全省特务系统名义上的最高长官是彭孟辑，他承担了特务的骂名，主动为蒋经国承担错误。当时实际上的控制者蒋经国，只是“总统府资料室”主任，一般人不知道他是最大的特务头子，这一秘密保持得如此之好，就连省主席吴国桢也不知道其中奥妙，遇到事情大骂彭孟辑，而彭也乐于为蒋经国担罪，只好一脸苦笑听骂。当台湾局势好转之后，蒋介石有意识地让蒋经国从特务系统抽身。1954年，台湾恢复“国防会议”组织后，蒋经国向蒋介石建议组织“国家安全局”代替所有特务系统机构，蒋介石立即答应，蒋家父子通过设置新的特务机构，加强了对台湾军事、政治、经济领域的控制，同时也使蒋经国脱身，而免遭众人诟病。 控制了特务系统之后，就剩下了军队，蒋介石戎马生涯几十年，深知道军队才是命根子，只有军队支持，才能够让蒋经国安全接班，但蒋经国对军队工作可以说是先天不足。蒋经国在苏联的时候，虽然也参加过军事训练，但对于如何带兵打仗实在是外行，他在军队中也没有干部系统可以依靠，虽然在赣州训练了很多干部，但这些干部大都是笔杆子，拿不起qiāng杆子。为了让蒋经国控制军队，老谋深算的蒋介石决定从军队的政治工作系统着手，使蒋经国chā入军队系统。 guó mín dǎng军队仿照苏联红军模式，在军队设置政治工作系统，专门负责灌输反动政治理论，进行政治动员的组织。对政治工作，蒋经国是陌生的，他在台湾政坛的第一个明确公开的职务是“国防部政治部”（后改为“总政治部”）主任，为二级上将。从军衔来看，蒋经国可以说是火箭般上升的速度，当时他还没有打过一次仗，就成为二级上将，而像戴笠这样的人，到死的时候也只是少将，最后才追认为中将。当时guó mín dǎng军中很多人不服气。当时的空军“总司令”周至柔晋升为一级上将的时候，众人都来祝贺，谁知道周满腹牢骚地说：“现在连老百姓都可以当上将，我在沙场拼了几十年命才升了这么一个一级上将，想想也没有什么可喜欢的！”不言而喻，这是说给蒋经国听的。 蒋经国知道军队派系复杂，非常讲究论资排辈，自己辈分低，进入军队不能cāo之过急。他充分利用自己的政治手腕，逐渐在军队站稳脚跟。 首先，蒋经国虽然为二级上将，但他从来不穿军服上班，也不在公众场合突出自己的上将军衔，这种谦隐的态度，逐渐赢得了军队中“老一辈”好感。 其次，蒋经国知道自己对军事是外行，他索xìng也不充当内行，凡是涉及军事上的问题，他总是依靠军队专业人员，自己不越轨，不擅权，尽量不触犯军队人员的利益。他管军事但却不管军队，这看起来矛盾，但蒋经国将其处理得很好，他只抓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54 章 军队中人的工作，主要是抓干部。1952年，蒋经国开始筹划建立政治工作干部学校，任命自己在赣州训练的干部胡伟克、王升担任校长。训练的学生全部充实到部队之中，这些学生没有军事才干，只是蒋经国派到军队中的监视者。当时的很多guó mín dǎng军官对此不以为然，孙立人特别反对，他以美国军队没有这个体制为理由，强烈反对，但蒋经国以蒋介石为后台，坚持向军队委派干部，这场冲突以孙立人被监禁结束。 再次，为了化解与guó mín dǎng军队将来的隔阂，也为了赢得将士爱戴，蒋经国确实下了很多工夫。他十分关注普通士兵的利益，经常下连队等基层单位，和广大士兵同吃、同住，时常到海防第一线访问。当江山岛被我军队攻击的时候，蒋经国以“政治部主任”的身份，坚持到最后一刻才撤离，这种临危不惧的拼命精神赢得了guó mín dǎng士兵的佩服，也使很多老将看在眼里。最后，为了弥补蒋经国在军事上的外行，蒋介石刻意在军事上培植蒋纬国，这个蒋介石的小儿子早年在德国学习军事，主攻装甲车辆，二战之后，装甲战成为战争主流，装甲部队也成为设备质量最高的军种，蒋纬国在部队中担任实职，有力补充了大哥的不足。 就这样，通过蒋介石精心安排，也通过蒋经国自身的努力，这个从来没有打过仗的二级上将，终于在军队中站稳脚跟。 干部、特务和军队是蒋介石赖以发家的三大法宝，他手把手地将这三件法宝jiāo给儿子，终于使蒋家王朝的基业有了再续的根基。但蒋经国毕竟资历很浅，难以让众人服气，蒋经国从边缘到成为权力中心，还需要一番布置。 蒋介石选择cc系为第一个开刀对象。 蒋介石到台湾之后，就开始总结失败教训。他特别提出，“外jiāo”、经济、军事、教育等方面的失败还不是最大的失败，最大的失败是政治上的失败，而导致政治失败的最重要原因是党的建设的失败。蒋介石认为guó mín dǎng组织涣散，没有核心领导力量，到台湾之后仍然出现这种情况，派系斗争十分激烈。 其实guó mín dǎng的派系斗争从来都没有停止过，蒋介石本人还鼓励派系斗争，以从中控制，他长期的政治谋略就是不允许一派坐大，使各个派系相互斗争，自己居中调停。在军事上陈诚和何应钦，财政上宋子文和孔祥熙斗个不停；党务方面的斗争最为激烈，二陈与朱家骅之间，cc系与复兴社之间；特务系统中中统和军统之间相互倾轧，在共产党的打击之下，最后土崩瓦解。蒋介石深感派系斗争的严重xìng，决心对guó mín dǎng进行改造，消除异己力量，将guó mín dǎng牢牢控制在蒋家手中。 因为cc系长期控制guó mín dǎng，整顿guó mín dǎng自然要从cc系看手。 cc系控制guó mín dǎng凡20年，与蒋介石关系也非同寻常。陈氏兄弟是蒋介石大恩人陈其美的侄子，陈立夫跟蒋经国的关系也很好，当时蒋经国在上海读书的时候，蒋介石要求陈立夫照顾蒋经国，没有钱随时找陈立夫要，两家应该说是世jiāo。但在cc系控制guó mín dǎng的过程中，逐渐产生了巨大矛盾，这种矛盾的产生是从蒋介石培植蒋经国势力开始的。 蒋介石为了让儿子接自己的班，准备让蒋经国从控制党务着手，而党务是二陈的地盘，如果蒋经国进入党务系统，势必会使二陈的政治作用下降，二陈虽然感到难以与蒋介石对抗，但事关自己的政治生命，不得不进行抗争。1946年3月，蒋介石要陈果夫担任浙江省主席，以把位置腾挪出来，跟陈果夫说：“你做中央的事情做不好，你到地方一定能够做好。”谁知道陈果夫根本不买账，说：“你说谁在中央能把事情做好？”蒋介石被陈顶撞，心中气愤不已。 之后，蒋介石为了让蒋经国抓干部，特地派蒋经国到中央政治大学担任教育长，中央政治大学是二陈地盘，二陈就唆使学生闹事，有人在中央政治大学高喊：“同学们，请看老子任命儿子，要拿我们当孙子呀！” “我们不当孙子！” “反对儿子教育长！” 蒋介石知道后大怒，让蒋经国退出中央政治大学，但将这笔账记录在二陈头上，随时准备报复。1949年1月，蒋介石在南京被迫“下野”前召见有关人士，愤怒地说：“共产党没有打败我，都是自己人打败的。”然后手指陈立夫说：“就是你们这班人。” cc系还不得美国人喜欢，当时的美国驻中国大使司徒雷登最讨厌二陈，多次在蒋介石面前透露美国讨厌二陈的意思。到台湾后，台湾安危与美国关系很大，为了照顾美国意思，蒋介石也决定对cc系开刀。 第50章 扶助接班人，在台政策方针(4) cc系与陈诚矛盾也很大，陈诚当时担任“行政院长”，cc系控制“立法院”。“行政院”通过的行政法令必须经过“立法院”才能生效，本来“立法院”也就是一个橡皮图章，而二陈为了控制陈诚的力量，多方制约，使陈诚大为恼火，斗争激烈的时候，陈诚要求将陈立夫抓起来，送火烧岛监禁。蒋介石依赖陈诚，对陈立夫自然也是深恶之。 更重要的是，蒋经国当时已经逐渐控制了特务系统，在蒋介石的接班顺序中，蒋经国还要控制党的系统，二陈是老资格，又是蒋经国的兄长一般人物，二陈不去，蒋经国在党务系统难以开展工作，蒋经国本来对二陈就没有好印象，现在终于是消除二陈影响的时候了。 1950年guó mín dǎng中常会开会，决定原有的全部中常会委员自觉辞职，让总裁对guó mín dǎng进行改造，并派于右任、居正等去请蒋介石出席中常会。蒋介石先见陈果夫，当时陈果夫已经病入膏盲，没有几天活了。蒋介石问二陈：“你们弟兄俩跟着我这么多年，没有想到会被共产党赶到这海岛上来吧？” 陈立夫不知道蒋介石的意思，只好顺着话说：“确实没有想到今天这个局面，惭愧了！” 蒋介石又问道：“不知道你对我党的改造现在有什么考虑？” 陈立夫想了片刻才说：“我是认为，大陆失败，党、政、军三方面都应有人出面承担责任。党的方面，当然由我和果夫承担。我俩就不适宜参加党的改造了。” 陈立夫本来是准备投石问路，以退为进，哪知道蒋介石顺坡赶驴，果然让二陈下台了。 7月，蒋介石宣布了由他指定的中央改造委员会及中央评议委员会名单。中央改造委员会中有10人原来在guó mín dǎng党中是名不见经传的人物，5人曾经当过蒋介石的侍从秘书，这些人都同蒋经国和陈诚关系非常密切，平均年龄只有48岁，是guó mín dǎng的最高权力机关，也是guó mín dǎng到台湾之后最年轻的领导班子。在这个机构中，蒋经国成为核心人物，而过去的陈立夫完全靠边站了，连陈果夫也只是在安慰xìng的中央评议会中挂了一个名而已。 蒋介石通过guó mín dǎng改造委员会的设立，将一些年纪轻资格浅的人组合进来，对以前党政军界的老资格人员，则给予象征xìng的位置，基本予以冻结，使他们成为蒋介石的表决机器。 大陆时期叱咤风云的何应钦，一直是仅仅次于蒋介石的军界要人，到台湾后，自称要“闭门思过”，蒋介石给了一个“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一职，好像很重要，实际上只是一个咨询机关，何应钦宦海风波几十年，对蒋介石的意图和了解，连咨询都懒得做，闭门在家“著述”。但蒋介石有时要何出来应付一下场面，所以何参加了“世界道德重整运动”，何跟共产党斗了几十年，败了几十年，现在觉得需要从“道德”角度再跟共产党较量，对这个运动十分热心。何应钦到日本留过学，跟日本上下关系很好，在抗战结束后，对日本俘虏礼遇有加，因而在对日“外jiāo”上有特长，蒋介石要求他紧跟日本要人联系，尽力展开对日“外jiāo”。何应钦虽然事情很多，但做的是闲职，不能对台湾政治产生什么实质xìng影响。 阎锡山是蒋介石的把兄弟，也是民国政坛风云几十年的人物，到台湾之后，无法得到蒋介石的重用和信任。在蒋介石复职之后的第五天，就免去了他的“行政院长”职务，由陈诚替代。阎锡山这个政治老油子，知道在台湾跟大陆不同了，在大陆他有山西这个老巢，现在则是看蒋介石脸色行事，多年的政治风浪使他非常明了自己的处境，在免去“行政院长”职务之后，立即去阳明山，用石块堆了一个种能洞，埋头著述，要以文字传天下。蒋介石看到这个老朋友兼老对手，很明白自己的意图，对他当然是尊敬有加，经常去看望他，而阎锡山也不辜负蒋介石的“重望”，在“种能洞”写书，为蒋介石对抗大陆服务。为了继续参与政治，阎锡山还多次出席蒋介石主持召开的各种重要会议，除按照蒋介石意见，大力鼓吹fǎn gòng之外，阎锡山没有别的意见。 在“种能洞”呆了几年，阎锡山果然“著作等身”，出版了十几种书，包括：《共产主义的哲学、共产主义、共产党的错误》。《人应当怎样》《fǎn gòng反什么，凭什么fǎn gòng》、《收复大陆与土地问题》、《怎样胜过敌人》、《共产党何以中国文化为敌》等等，阎锡山为fǎn gòng不遗余力，受到蒋介石的赞赏，蒋介石说：“中央政府率有阎院长锡山，苦心孤诣，撑持危局，由重庆迁至成都，复由成都迁移台湾，继续至当年3月为止，政府统绪赖以不坠者，阎院长之功实不可泯。”正当阎锡山废寝忘食著述fǎn gòng理论之际，身体越来越差，1960年5月23日病逝。蒋介石为其致祭，并葬其于阳明山七星之阳。 白崇禧是桂系头目，也是蒋介石长期的政治对手，但在解放前夕，却听信了蒋介石的甜言蜜语，跑到台湾。当时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就说，白在军事上很在行，但在政治上是门外汉，他到台湾不会有好的结果。果然被周恩来说中，蒋介石非常讨厌桂系，桂系也与蒋介石斗了一辈子。之所以让白崇禧到台湾，主要是针对李宗仁。蒋介石在台湾稳定之后，给了白崇禧一个“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任的职务，还让其担任了“中国回教协会理事长”、“guó mín dǎng中央执行委员”等名号，看起来很多，但实际上毫无权利。蒋介石还是对他不放心，在guó mín dǎng第七次代表大会后，连原有的评议委员也给拿掉了，当时的很多老朋友很为白鸣冤，但蒋介石以含混的态度说：“健生，这个，这个，他的问题我知道。”此后就无下文了。 白崇禧没有权利，但人在屋檐下，还不得不为蒋介石服务，一旦蒋介石要拿李宗仁说事，白崇禧就得第一个站起来，支持总统。李宗仁跟白崇禧合作几十年，可谓比亲弟兄还亲，但在蒋介石yín威之下，只得听命蒋介石。郁郁之中，白崇禧1966年死去，死的时候全身发绿，怀疑为别人所害。 除阎锡山、何应钦、白崇禧之外，在大陆时候位置很高，但低于以上三人的，也先后被闲置冻结，逐渐失去了政治上的价值。例如胡宗南到台湾后，蒋介石给了一个“国防部战略顾问”的位置，实际上是不顾不问，汤恩伯也是顾问之一，但蒋介石因为陈仪一案对汤不信任，很少召见汤，后来汤发病，连动手术的钱都没有。胡和汤是蒋介石最信任的黄埔学生，看见这二人的命运如此，别人也不好再说什么了。 通过对guó mín dǎng改造，提拔了一大批新人，又通过对guó mín dǎng元老的整顿，guó mín dǎng算是“焕然一新”了。少壮派逐渐占据上风，担任了实际的领导责任。在这些新人之中，大部分都是大陆时期默默无闻之人，他们在资历上和蒋经国一样，这就为蒋经国的核心作用奠定基础。过去，蒋介石有意让蒋经国担负更多的责任，但碍于“元老”的面子，蒋经国不好开展工作。现在经过大动乱淘汰清洗，不再需要顾虑内部的平衡和倾轧，蒋经国顺利成为少壮派的核心，蒋介石的接班策略取得了第一回合的胜利。 蒋介石在台湾为重建自己最高权力所作的努力，遇到了一些人事上的麻烦。他与台湾省主席吴国桢之间的矛盾和较量，即为显著一例。 吴国桢，字峙之，湖北建始人。早年就读清华大学，后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哲学博士，素有“民主先生”之称；先后曾担任过南京政府的汉口市长、重庆市长、外jiāo部政务次长。上海特别市长，以及guó mín dǎng中央宣传部长，1949年12月任台湾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他本来很受蒋介石的器重和宠爱；但是，由于与蒋经国之间发生的一次又一次矛盾，使他与蒋介石的关系蒙上了一层yīn影。1948年8月，蒋经国以“协助督导”的身份到上海执行严厉的限价措施，曾与时任上海特别市市长的吴国桢意见分歧，发生正面冲突。1950年，蒋经国、彭孟缉又为逮捕台湾火柴公司总经理王哲甫事，与台湾省主席吴国桢发生矛盾。蒋介石的贴身秘书周宏涛告诉吴，抓王是蒋介石的意思。吴仍不让步，曰：“大家都为蒋先生做事，上级命令，无违抗余地。但王案涉及到一个是非之争，是非是原则问题。此刻台湾既风雷震dàng，敌人伺机而动，政府标榜民主法治，焉能言行不一。”结果，蒋介石将王由死刑改判7年徒刑；不过，吴与蒋氏父子之间的距离却愈拉愈大。经过此事，蒋经国、彭孟缉任意捕人的作风仍旧不改。他们曾令全省特务以户口检查为名，于一夜之间，逮捕398个，其中只19人有轻微的违警记录，后经吴国桢出面干预，方始予以释放。到1952年2月，吴终按捺不住，向蒋介石当面进言：“如钧座厚爱经国兄，则不应使其主持特务，盖无论其是否仗势越权，必将成为人民仇恨的焦点。”蒋介石当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55 章 听不进吴氏之谏，不仅让蒋经国继续控制特务，且又于同年10月，任其为新成立的中国青年fǎn gòng救国团主任。 事情的发展，远远超出了吴国桢的预料。1953年4月5日，既是中国传统的清明节，又是西方的复活节。吴国桢在台北士林官邸与宋美龄作长时间晤谈后，携夫人同车返回日月潭休养地。吴氏夫fù辞宋下山时，发现自己车子的驾驶员不在了，只得另请一名。途中吴夫人胃疼，不能继续于车内食“三明治”，便在台中无锡饭店用餐。其时驾驶员发现，汽车两只前轮的螺帽俱失。无螺帽，则chā销极易丧失；无chā销，则车轮不能转向。吴氏认为：此事与蒋经国有关，“弄手脚者将两螺帽用法做坏，看去似好，但走走则坏落”；“走直路时尚可勉强”，“若上山走曲路，则危险不堪言矣”。 对此，吴国桢深感惶恐。加之，吴氏与“行政院长”陈诚亦素不相合。他遂于1953年4月以“健康欠佳”为由，辞去台省主席职务，仍留“行政院政务委员”和guó mín dǎng中央常委身份，5月飞美“养病”。 11月，美国副总统尼克松来台访问。蒋介石向尼氏寻求美援。尼克松说：“中国政府似不需要过多的美援，因为中国官员在国外存有大批款项。”他并告以吴国桢在美国银行存有50万美元的事实，美联邦调查局与国会均有此项调查记录。尼克松离台后，蒋介石追查吴氏之巨额外汇存款事，首当其冲者为“总统府秘书长”王世杰。王似有难言之隐，蒋于震怒之下，斥王“蒙混舞弊”，将其免职。 1954年1月初，蒋介石收到吴国桢通过guó mín dǎng中央党部秘书长张其昀转致的有关巨额外汇案的函件。吴要求蒋“转知政府对所传彻底查明，公布真相”。中旬，张其昀向吴转达了蒋的答覆：“外间流言，原属毫无根据，兄可不必介意。”但在此前，吴已将一份“辟谣启事”jiāo驻在台北的父亲联系登报。蒋介石得知此举后，表示“此事已经证明”，“不必登报”。吴国桢以“含冤莫白”，分别呈请“行政院”、guó mín dǎng中央党部，坚辞“政务委员”、中央常务委员两职。1月29日，吴在纽约《民气日报》以公开信形式谈及辟谣事；接着，台湾《中央日报》刊登原送“启事”，并由张其昀函告：“前次总裁指示不必登报，纯出于爱护之意，以为此类无稽之谈，不必与之计较，今兄在纽约侨报既有公开信谈及此事，此间自亦无妨同时发表也。”吴氏在“启事”中宣称：“此次来美，曾经由行政院陈院长批准，以私人所有台币向台湾银行购买美金五千元，作为旅费，此外并未由政府或政府中之任何人员批准拨给分文公款”；自去年10月起，居住于伊利诺州艾凡斯登城一座公寓旅舍中，“房屋二间另一小厨房，内子执炊，桢自洗碗”，“为国服务三十余年，平生自爱，未曾贪污，在此国难当头之际，若尚存心混水摸鱼盗取公帑，实际自觉不侪于人类”。 与此同时，吴氏在美国还通过新闻媒介，公开表示：他之所以离开台湾，是由于“健康”和“政治”两个原因，“因为我主张台湾民主化，而别人则认为fǎn gòng须用共产党的手段”；他深信，“目前的政府过于专权”。 对于吴国桢的批评，蒋介石当然不能容忍，也组织了有力的反击。“立法院长”张道藩首先发难，于2月26日、3月4日和12日，三次就此在“立法院”会议上向“行政院”提出质询。3月17日，“国民代表大会”通过临时动议：“吴国桢身为现任官吏，在美竟发表荒谬言论，诋毁政府，迹近叛国，应予严厉制裁。”该议案要求“政府”：明令撤免吴政务委员职务；彻查其在省主席任内之各种不法行为，依法究办；饬令吴迅即回国，听候查办。蒋介石于同日发布了将吴撤职查办的命令： 查该吴国桢，历任政府高级官吏，负重要职责者二十余年，乃出国甫及数月，即背叛国家，诬蔑政府，妄图分化国军，离间人民、政府及侨胞与祖国之关系，居心叵测，罪迹显著，应即将所任行政院政务委员一职，予以撤免，以振纲纪。至所报吴国桢，前在台湾省政府主席任内，违法渎职情事，并应依法彻查究办。 同时，guó mín dǎng中央改造委员会决定，开除了吴国桢党籍。 通过修改“临时条款”，蒋介石不仅第三次当选“总统”，还获得了当“终身总统”的“法律保障”，本该高兴一阵子。可这时台湾政坛上一股长期存在的不利于蒋介石独裁统治的暗潮却活跃起来，使他大伤脑筋，以至最后以极端手段解决问题。这股政坛暗潮的代表是雷震和他主持的《自由中国》半月刊。 雷震系guó mín dǎng元老，1917年即在日本由张继等介绍加入guó mín dǎng。1935年guó mín dǎng“五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抗战期间任国民参政会副秘书长，抗战胜利后曾任“政治协商会议”秘书长，是guó mín dǎng内的开明分子。到台后，曾任“总统府国策顾问”和“guó mín dǎng中央改造委员会考核设计委员会委员”，负责与滞留海外的“第三势力”联络。使雷震扬名台湾内外的是他长期主持的政论xìng刊物《自由中国》。《自由中国》半月刊于guó mín dǎng大陆失败前即由胡适与雷震等人筹办，由胡适为发行人，雷震实际主持的。杂志取名《自由中国》，意在效仿当年戴高乐的《自由法国》，1949年11月20日在台正式出版。 《自由中国》是一群受西方自由民主思想影响较深的人办的刊物，他们在“fǎn gòng抗俄”问题上与当局有共识，但又不满当局的政治经济措施，希望建立西方的“自由民主的社会”，用胡适的话来说，即要把刊物办成当局的“诤友”。 《自由中国》本其宗旨，创刊以后不断有批评当局腐败的言论，台湾当局虽然恼火，可限于时局，对其采取“容忍”态度，以博取美国的好感。 待到台湾局面稍稳，蒋介石地位巩固之后，蒋介石便越发觉得《自由中国》的言论刺耳，必yù除之而后快。 1954年，《自由中国》上发表了一篇名为《抢救教育危机》的读者来信，抨击当局教育政策的失误。“蒋中正闻之勃然大怒，说开除雷震党籍好了。”有人说雷震“没有归队，等于没有党籍”，蒋介石愤愤地说：“没有党籍也要开除。”这样，1954年12月28日雷震被“注销党籍”。 被开除党籍的雷震不惧怕高压，无丝毫改弦更张的意思，反意yù同当局对抗到底。《自由中国》的矛头所向，也由一些具体社会问题转向了“反攻”、“法统”等guó mín dǎng当局不许讨论的“禁止”，甚至指向蒋介石本人。 第51章 扶助接班人，在台政策方针(5) 1956年10月，是蒋介石70周岁生日，他让“总统府”函知各机关，“婉谢祝寿”，“盼海内外同胞，直率抒陈所见，俾政府洞察舆情，集纳众议，虑心研讨，分别缓急，采择实施”。《自由中国》乘机出版“祝寿专号”，在题为《寿总统蒋公》的社论中，雷震等人对蒋介石“歌颂备至”的同时，提出了三点希望：选定继位人才，学习华盛顿，不做“第三任总统”；确定责任内阁制；实行“军队国家化”，而不要在军内设立guó mín dǎng党部。“专号”还发表胡适的《述艾森豪威尔总统的两个故事给蒋总统祝寿》，劝蒋不要只管小事，要将注意力放在大事上，要仔细领悟古人“无智、无能、无为”的统治术，以达到“积力之所举，则无不胜也；众智之所为，则无不成也”的境界。胡适及《自由中国》发人想发而不敢发之言，引起轰动，一时洛阳纸贵，该期《自由中国》共再版了11次之多。蓄意不肯让位的蒋介石视胡适及《自由中国》的这番“好心”为恶意，认为这是企图把自己“冻结起来”，对胡适、雷震及《自由中国》的敌意加深。 导致当局与《自由中国》彻底决裂，蒋介石下令逮捕雷震的直接原因，是雷震等人要组织一个反对党中国民主党。 随着台湾社会的发展变迁，不满台湾现状的人士逐渐增多，他们要求组织起来，以自己的力量和意志来改造台湾社会，促使guó mín dǎng实行于他们有利的政策。组建新党的酝酿已有多时，中心人物仍是胡适、雷震等。到1960年初，“必须建立反对党”的思想为不少台湾人士所接受，报刊上公开讨论，连“副总统”陈诚也表示他支持在一定条件下成立反对党。美国人对台湾新党的孕育也表现出极大兴趣，感到“兴奋”，“驻台大使”庄莱德说，如果新党建立，台湾就“可以步上民主国家”。 在舆论准备的同时，组织筹划也在进行。雷震曾计划请胡适作党魁，自己作秘书长负责具体工作，胡适竭力推辞，只愿做党员。1960年6月间，雷震等人宣布成立“地方选举改进座谈会”，由青年党、民社党、无党派及台湾实力派人物参加，表面上是检讨选举的弊端，实则为新党雏形，6月15日，“地方选举座谈会”宣布“立即筹组一个新的政党”，由李万居（《公论报》社长）、高玉树（曾任“台北市长”）和雷震为新党“中国民主党”发言人，新党计划设七人主席团，成员除三位发言人外，还有夏涛声（青年党领袖之一）、杨毓滋（民社党秘书长）、齐世英、郭雨新，以李万居为主席，雷震任秘书长，负责日常工作。新党定于9月底成立。 新党的领导成员，包括了除guó mín dǎng之外台湾两个最大的政治利益群体：guó mín dǎng反对派（包括民、青两党及党外人士）台湾籍实力人物，他们有相当的社会基础。guó mín dǎng面对着这样一个在孕育中即将出世的新党十分恐惧。蒋介石素来坚持“党外无党”的一党专政理论，接受大陆失败的教训，他对追随其来台的两个“友党”青年党和民社党也大施手腕，使其内部分裂，实际陷于瘫痪。对台湾籍人士，也处处限制他们从政的范围。如今面对一个反对党平地而出，这是他绝对不允许的，不惜将之扼杀在摇篮中。 9月4日，台湾“警备总司令部”以迅速行动拘捕了雷震及《自由中国》的三个工作人员，并搜走了包括新党“所有即将完成的纲领政策及宣言的底稿”。“警备总司令部”宣布，雷震等的罪名“涉嫌叛乱”，将由军事法庭审判。 雷震是台湾内外令人瞩目的一种象征，被捕又发生在新党诞生的前夕，立即引起舆论的关注。雷震的亲属故友四处鸣冤叫屈。远在美国的胡适立即表示，雷震被捕是极不寻常的，“完全出于意料之外”，希望当局能以普通法庭而非军事法庭审判。他还给陈诚打电报，表示意见。民社党主席张君励连续两次自美国电蒋介石，明确反对逮捕雷震，并要求蒋辞职，“将其责任jiāo副总统陈诚”。美国上下对蒋介石也是一片谴责声，要求美国政府进行干涉。如斯卡拉皮诺在《纽约时报》上著文质问美国政府：“我们的大量经济及技术援助维持着这一政府（指台湾当局）当权时，我们必须继续装作我们不能有所作为吗？”他要求制定新的对台政策，“其中包括一项原则：所有台湾公民必须有意见决定他们的未来及参加政府工作，否则，……历史将再度指摘我们庇护一个衰微的独裁政体。” 10月3日，台湾“警动司令部”高等军事法庭仅用一天的时间就匆匆审完了“雷震案”。8日，公布审判结果：雷震因“明知为匪谍而不告密检举”、“连续以文字为有利于叛徒之宣传”而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这里，对逮捕雷震的直接原因“组织新党”完全不提。使案件成了单纯的“法律事件”，这是蒋介石的“高明”之处。’ 11月23日，胡适听到“国防部”驳回了雷震的上诉，维持原判的消息，默然地说：“很失望，很失望。” “监察院”在多方压力下，也曾成立“雷案调查小组”，但蒋介石亲自下命令，不准该小组成员和雷震谈话，其调查结果便也可想而知。雷震案引起国际注目，“大赦国际”也曾要求蒋介石为雷震减刑，蒋介石根本不予理睬。 蒋介石终于通过逮捕雷震，查封《自由中国》，使“中国民主党”死于胎中，沉重打击了政治反对派，稳住了guó mín dǎng“一党专政”的局面。 垂暮之年半退隐病死台湾无归期晚年的蒋介石虽传位于子，但并没有感到多少喜悦，原因是台湾在国际舞台的一落千丈，蒋介石被讽喻为“国际孤儿”，在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悲凉气氛中，蒋介石的身体状况也每况愈下，至1975年，在未能“反攻”的愤恨和埋骨异乡的遗恨中过世，代表着一个绝代枭雄走进了历史，强人时代由此终结了。 经过一番努力，到50年代中期，蒋经国已经在干部、特务和军队扎下牢固的根基，可以说接班大局已定。但蒋经国职位很低，要一步步提起来，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在蒋经国爬升的过渡期，还需要很多的配角来帮助完成这一过程。 50年代后期，到台湾的guó mín dǎng元老中，惟一能够和蒋经国较量一番的只有陈诚了。陈诚是当时的副“总统”，是guó mín dǎng“法定”继承人，一旦蒋介石不能视事，陈诚是理所当然的继承人。随着蒋经国接班势成骑虎，陈诚越来越成为一个必须搬走的拦路石了。蒋介石虽然想挪掉这块石头，但陈一生对蒋介石可以说是忠心不二，又没有犯过错误，搬掉他肯定将使元老们心寒，况且即使搬掉陈，也不能让蒋经国立即担任副“总统”，这样就会使“家天下”过于明显，蒋介石是不愿意承受这样的舆论的。 就在蒋介石为陈诚“苦恼”的时候，陈诚自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陈诚有严重的胃病。他虽然比蒋介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56 章 石小16岁，比蒋经国大12岁，但身体既不如老蒋，也不如小蒋。1963年的时候，陈诚感到自己来日无多，决定向蒋介石辞职。 陈诚辞职后，“行政院长”一职空了出来，由谁任“行政院长”一职，成为岛内注目的焦点。 在陈诚正式辞职之后，蒋介石推出了“行政院长”新人选严家淦。 严家淦，江苏人。长期从事技术工作，是一个典型的技术官僚，他虽然到台湾时间很早，但长期在岛内默默无闻，猛的被提拔为“行政院长”，令人十分震惊，但吃惊之余，人们又不禁为蒋介石政治手段之老辣而心服口服。 从蒋介石的角度来说，他要儿子接班就不能为儿子制造竞争对手，担任“行政院长”的人，必须是一个只知道做事情，但没有自己班底，更没有野心的人，这样的人有大权，却不会跟儿子斗，更不会给儿子造成威胁。严家淦是非常符合这样的条件的，严家淦个xìng温和，工作严谨，生活朴素，不争功，不争权，是一个政治才能相当平凡的人物。江南曾经评价严家淦说：“严的才具、建树，连勉强及格都困难。充其量只是一个循规蹈矩的政客，无条件服从comn。” 从严家淦的履历和个xìng看，严家淦很早就到台湾，跟台湾本土人士的关系很深，而蒋家父子由于在台湾高压控制，与台湾本土人士的关系紧张一些，有严这个老好人通融，自然会增加蒋家人在台湾的地位和分量。最重要的是，严家淦对自己的政治地位已经非常满足了，他深知自己本来是一个搞技术的，只是因为蒋介石的赏识才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物，他对蒋家感谢还来不及，何谈争夺权利呢！ 1963年12月14日，guó mín dǎng中央常委会，正式通过了严家淦“内阁”组成名单。严家淦替代陈诚，成为蒋经国走向权力顶峰的铺路石。 因为对自己定位清楚，严家淦在担任“行政院长”期间，一切按照老蒋和小蒋的意志办事，不敢有丝毫的越轨。他上任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任命蒋经国为“国防部副部长”。 蒋经国虽然长期在军队和特务系统担任职务，但真正进入“内阁”是“国防部副部长”开始的，这一任命更显示了蒋介石的“政治才华”。此时的“国防部长”俞大维，是国际著名的弹道专家，是技术官僚的典型。蒋介石找一个专家当“国防部长”，本来就不是要他“管事”的。俞大维虽然是弹道技术专家，但对政治技术也毫不陌生，他对蒋经国这个“副部长”礼遇有加，在位期间，多次给予蒋经国以“锻炼”机会。蒋经国一上任，他就以身体不好为名，到美国看病，一去就是半年，“国防部”事务完全由蒋经国负责。有一件事情很能说明俞大维的政治艺术，一次部队有一个很重要的文件要“国防部长”批，找到俞大维后，俞看了看文件，马上说：“我碰巧有一件事情要出去，你这个文件等副部长来了之后，我再决定。”说着就出去了，一直等到蒋经国到“国防部”来，他才回来。这样的人自然得到蒋家父子的高度认同，蒋经国特地跟俞大维结成儿女亲家，这样在政治友好的同时，又用亲情连接起来。 两年以后，俞大维看到蒋经国逐渐控制了“国防部”，就向蒋介石提出辞职，并要求蒋经国担任“国防部长”，蒋介石心中很高兴，但表面上又谦虚一下说：“你这样看得起经国，他能行吗？”俞大维说：“这两年来，我为了检查身体，大部分时间都在美国，国防部的事情，大部分也都是经国兄弟在处理，可以说，他对整个部务都已经娴熟，由他来做要比我做，或现在的其他任何人来做都更好。” 蒋介石听了高兴地说：“你既然这样看得起经国，那就让他试试吧。”对于俞大维的让贤，当时有人这样评论： “国防部长”俞大维的计划，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这位做了10年“国防部长”的弹道专家，最近决心挂冠的原因，是由于他所患的糖尿病，影响他的健康，同时右耳也聋得比过去厉害。因此他决定向严院长保荐他的副手蒋经国先生。严院长虽然很恳切地予以慰留，但他的去意甚坚，他向严院长表示，他在“国防部”已经整整10年，也该换一换比他年纪轻一些的人，来接替一下，他告诉严院长说：“他的亲家蒋经国将军比他能干得多，他并且说，他推荐蒋经国将军，并不是由于他们是儿女亲家，而是因为国防部需要蒋经国这样能干的人。”最后，严院长乃接受了俞大维的辞呈，但有一个条件，那就是请俞继续留在内阁中，担任政务委员。 就在蒋经国担任“国防部长”之后的两个月，久病在床的陈诚去世了。这就将guó mín dǎng副总裁和副“总统”的位置留了出来。 1966年3月，台湾又举行了“总统选举”，蒋介石再次当仁不让，连任“总统”，这时他已经79岁了。蒋介石当时不提名蒋经国担任“总统”的原因，是因为时机还没有到，虽然蒋经国在特务和军队以及行政系统布了很多棋，但离“总统”宝座而言，无论威望和资历都还不够，为了替儿子保住江山，蒋介石只好继续当下去了。 但陈诚死了，副“总统”和guó mín dǎng的副总裁由谁担任呢；蒋介石肯定不能选蒋经国，这样会出现父子“总统”的笑话，他决定将台湾的政治“矮人”严家淦继续拔高。在guó mín dǎng三中全会上，蒋介石提名严家淦为“副总统”候选人，他指出： 严家淦同志的长处，正是我的短处；我的短处，也正是严家淦的长处。 严家淦有什么长处呢，他最大的长处就是不争权，没有野心，不会跟“太子”争夺权位。“国民大会”后，严家淦以刚过半数的选票当选为副“总统”，成为guó mín dǎng名义上的“二把手”。蒋经国成为“行政院长”。 前有俞大维做榜样，严家淦自然知道如何当好guó mín dǎng的“二把手”，他为了使蒋经国有更多的出头露面机会，经常委派蒋经国出国访问，以加强国际社会对他的了解和认同。 就这样，guó mín dǎng的接班顺序已经确定，蒋介石最终在儿子接班问题上打了大胜仗。 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去世了。严家淦按照“宪法”成为台湾的“总统”，但这时的蒋经国早已经完全控制了台湾的局势，大家都明白严家淦这个“总统”只是聋子的耳朵摆设而已。好在严家淦有自知之明，他在担任一届“总统”之后，就坚决推荐蒋经国继承。 1978年3月21日，蒋经国以1184票“当选”为“总统”。 早在第四次“国大”期间，就曾有“代表”看透了蒋介石的意图，不知是出于真心，还是其他什么目的，发起了一个推举蒋经国为“副总统”候选人的签名运动。当然，这种帮倒忙的举动被“有关方面”立即制止。蒋介石为其子的接班，作了20余年的准备，他要为蒋经国创造“政绩”，树立“威信”，以造成水到渠成的局面。出于这种目的，所以蒋经国虽然仅仅是一名“部长”，但地位却愈加显赫，并经常出头露面。其后一段时间里，他经常代表蒋介石出访，在国际舞台上频繁亮相，而且受到极高的礼遇。 1967年11月，作为“国防部长”的蒋经国被日本首相佐藤邀请访问日本，本已不同寻常，更令人惊异的是，日本政府还宣布以外国副元首的礼仪来欢迎他。同时动员了2万名警察来保卫他的安全。而且，本不见部长级官员的裕仁天皇也破例召见了他。佐藤则公开吹捧他是“中华民国的军政重镇”。 1969年2月。以“国防部长”身份访问南朝鲜的蒋经国，数次同总统朴正熙、总理丁一权举行会谈。 同年3月底，他以“特使”身份代表蒋介石赴美国参加艾森豪威尔的葬礼，并且成为同尼克松会晤的第一位台湾要员。 同年5月，蒋经国访问泰国时，地位进一步提高，泰国决定以“总理”的礼仪来接待他，国务院总理他侬亲至机场迎接，并下榻专门接待国家元首的玛南加席拉宾馆。正在海滨避暑的泰国国王与王后，亦破例召见了他。 同年6月1日，蒋经国在日月潭同来访的南越总统阮文绍单独密谈达90分钟之久。 所有这一切，除了刻意向岛内外显示蒋经国显赫的实力地位与暗示其将进一步升迁之外，恐怕没有其他含意。 果然，十全大会以后一直盛传的“行政院”局部改组终于完成。1969年6月25日，蒋经国升任“行政院副院长”。同时，以黄杰任“国防部长”，陈大庆任“台湾省主席”，李国鼎任“财政部长”，钟皎光任“教育部长”，陶声洋任“经济部长”，俞国华任“中央银行总裁”。这批“内阁”新“阁员”，不是蒋介石的心腹，就是蒋经国的亲信，“院长”严家淦实则是挂名而已。 第52章 扶助接班人，在台政策方针(6) 更引人注目的是，“行政院”还设置了一个新的机构“财经会报”，由蒋经国兼任“主席”。这一新机构，不仅包括了“经济部”、“财政部”和“中央银行”，还领导“经合会”。“经合会”是台湾重要的经济机构，原由“行政院院长”兼“主任”。由于“财经会报”的建立，严家淦辞去了“经合会主任”，改由李国鼎兼任。7月，此职也由蒋经国兼任。于是，台湾的经济大权又落入蒋经国的控制之下。 蒋经国升任“行政院副院长”，实则是蒋介石公开将权力传给蒋家第二代的一个重要信号。台湾舆论界的估计是：蒋经国“今后会有较多时间处理全盘xìng的政务”，“在未来的岁月中，他自然会在政治上多负些责任。因此人们认为蒋经国的担任行政院副院长是政治革新的起步”。 最精彩的，是严家淦在蒋经国就任新职时所说的一段话。他说： 经国先生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及埋头苦干、任劳任怨的精神，不但为大家所熟悉，而且深为同仁所钦佩。 他担任副院长的职务，将给同仁们最大的帮助，因为经国先生能分析问题，解决问题，需要下决断的时候，能够下决断，同时他能为大家背责任，负责任。 经国先生来担任副院长，就像球队增加了一个好队员，不但加强了球队的实力，而且也加强了每位队员的精神和力量。 从严家淦的溢美之词中，我们不是可以听出一些弦外之音吗？ 自1970年以来，垂暮之年的蒋介石在精神上遭致接二连三的打击，“外jiāo”上的溃败与第三次“反攻大陆”美梦的破灭，使他意识到所剩时间不多，必须加紧巩固蒋经国在台湾的统治基础。惟一的机会，就是利用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五次会议”再次担任“总统”，将权力完全、彻底地过渡给蒋经国。 蒋介石第五次担任“总统”是十拿九稳的事，不啻其党政军大权在握，“国民大会”由其cāo纵，而且在个人崇拜风愈演愈烈的情况下，“威望”越来越高，头上的“帽子”也越来越多。粗算一下，有“领袖”、“家长”、“保姆”、“导师”、“统帅”、“舵手”、“救星”、“巨人”等十几顶之多。下面是一段吁请蒋介石复任“总统”的社论： 复国建国成功的关键，端赖不可屈服的民族精神；而民族精神的启发激励，仰赖于领导革命的领袖。总统肩负国民革命承前启后的重责大任，是国军的保姆，全民族的大家长，海内外爱国同胞的导师，大陆人心之所寄，是足可改变历史、决定历史的巨人。国民革命的未来历史，不可没有总统的领导。 “国民大会”每6年一次的选举“总统”只是一种象征xìng的形式，这是人所共知的。但是这次同以往不同的是，guó mín dǎng所控制的新闻媒介在“国大”开会前，就大肆鼓吹蒋介石的“功绩”，进行再次“选举”蒋介石任“总统”的舆论导向。 同时，1972年2月20日，“国大”一开会，大会“主席”张知本就一反前态地暗示蒋介石必须连任“总统”。他说，“现在会议的前夕，国大秘书处已收到海内外团体民众纷纷表示热忱拥戴蒋公连任，这是指示我们这次会议的方向。” 蒋介石在吹嘘了一番6年以来的政绩后，却假意推辞当选提名。 然而，3月4日，guó mín dǎng发言人陈裕清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曾在2月20日表示希望退休的中华民国蒋总统，将接受‘征召’，出任一次任期六年的总统。”他说，“蒋总统将听从国家的愿望行事”，“蒋总统事实上殊难拒绝接受guó mín dǎng将在3月10日的提名。”他又称，自从2月20日蒋介石“透露其让贤意向后，一个全国xìng的运动，立刻展开，吁请他连任总统”。 3月9日，guó mín dǎng中央评议委员会一致建议十届三中全会推举蒋介石为“总统”候选人。 3月10日，guó mín dǎng十届三中全会亦一致拥护蒋介石为“总统”候选人。 下面是蒋介石接受“总统”候选人提名的经过： 大会推派谷正纲、林挺生、刘季洪三位代表，向总统报告选举结果，并请总裁俯顺舆情，接受大会决议。 谷正纲等三位代表旋即赴总统官邸，向总裁报告选举结果，于上午11时50分返回中山楼会场，并由谷正纲向大会报告，总裁已欣然接受全会的推举。 总裁表示，他本年事已高，但在艰难的局势下，为了报效国家，他接受全会的推举。 3月21日，蒋介石以1308票当选第五任“总统”。 蒋介石每次当选“总统”，总是要根据需要来修订“动员勘乱时期临时条款”，以赋予自己某种权利。这次，迫切的问题是要让蒋经国顺利接班，因此，根据蒋介石的明示，guó mín dǎng十届三中全会制定了《修订临时条款案》，由谷正纲在“国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57 章 大”上提出。其内容是：原有动员勘乱临时条款第五项“总统为适应动员勘乱需要，得调整中央政府之行政及人事机构”一条，只能守常，不足应变，“范围较狭，难收因应制宜之效，尚须酌予修订，加强总统应变权力，俾对于中央政府之机关及组织，皆得斟酌实际需要，予以调整”。最后，修改成“总统为适应动员勘乱需要，得调整中央政府之行政机构，人事机构及其组织”。使其权力范围扩大，“今后中央政府机关的人员、编制等，都可依临时条款之规定，视实际需要而相机调整”。这就为将“政府”大权移jiāo给蒋经国取得了“法律”依据。 本届“副总统”仍由严家淦担任。严氏深知蒋介石的用心所在，同时对蒋介石的再度提携感激不尽。他表示要“追随我总统蒋公，继续为国家服务”，“使个人得一竭忱尽瘁之机会”。 然而，就在5月20日蒋介石、严家淦宣誓就职典礼时，电视台捅了一个不小的漏子，引出了一场风波。事情是这样的： 1972年，蒋中正、严家淦当选连任总统副总统，5月20日宣誓就任，接着即到总统府阳台上接受20万人群的欢呼。台湾电视公司担任电视实况转播，该公司副控室的职员，不知为什么会鬼迷心窍似的，在总统接受欢呼的画面转到副总统的特写时，居然荧幕下端出现国语连续剧的对白字幕：“大哥不好了……”，好像是严家淦在诅咒总统的“话”，对这个大日子而言，的确造成很大的煞风景。“中华文化复兴委员会”的党国元老，更有人认为是故意在“触霉头”，而兆头比宣统登基时摄政王载沣说：“……快了！快了！快完了！”的语谶还要严重。 事后由蒋孝武带了情报单位人员到台视去彻查：幸好追查的结果，只追出副控室的值班人员个人的疏失。 虽然这只是一个疏失，但后来蒋介石的身体状况似乎也恰恰映证了这个小小的chā曲。 蒋介石就任第五任“总统”后，组织“新内阁”的工作立即开始。5月11日，严家淦上书蒋介石，提出辞去“行政院长”职务，并推荐蒋经国继任。他说：“蒋副院长坚忍刚毅，有守有为，献身党国数十年，自地方行政单位作起，扬历军政要职，于整军经武，加强战备，安置退除役官兵，领导青年，延揽人才，充裕财政，发展经济，推进建设，以及折冲樽俎，肆应世局请大端，均有卓越之成就……洵属最理想之行政院长继任人选。” 5月16日，guó mín dǎng中央常委会也作出吁请蒋介石“征召”蒋经国出任“行政院长”的决议，声称蒋经国出任“行政院长”，“为政府当前最适切亦最需要之举措”，吹捧蒋经国“忠纯宏毅”，“综绾财经”，“深为国人之所寄望与推重”，“确属今日主持国家行政最理想之人选”。呼吁蒋介石“不以内举之微嫌，废国家兴复之至计，允即征召蒋经国同志出任行政院院长”。 同时，新闻媒介大造蒋经国出任“行政院长”的舆论，并集中宣传“内举不避亲”，以造成蒋介石“大义举亲”的假象。如《联合报》5月18日发表社论说：“蒋经国先生是最适当的人选。我们就环境论人选，就国家社会需要论人才……今天我们朝野上下，对于蒋经国先生的推崇，纯系发乎对他本身具备有领导国家政务的优越才识、器度。党和国家考虑征召蒋经国先生出任行政院长，应以蒋经国先生个人衡量蒋经国先生，而秉古人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的荐贤求才原则。”“所以国家用人，……但问其才识，气魄，胸襟，而不论其人事关系。”并称“这是以国家社稷之利为依归，以全民之公意为准绳，其中无所谓内举之微嫌，乃是天下为公的作法”，“亲疏之义，对于国家领袖，全民家长，又何存之有”？ 这一切竟配合得那么天衣无缝。于是，5月20日，蒋介石“心安理得”地正式提名蒋经国任“行政院长”，其给“立法院”的咨文曰： 行政院长严家淦，恳请辞职，已勉循所谓，予以照准。兹拟以蒋经国继任行政院院长。蒋员坚忍刚毅，有守有为，历任政要职，于政治、军事、财经各项设施，多所建树，其于行政院副院长任内，襄助院长处理院务，贡献良多，以之任为行政院院长，必能胜任愉快，依宪法第五十五条第一项之规定，提请贵院同意，以便任命。此咨立法院。总统蒋中正。 对于“总统”的咨文，“立法院”不敢怠慢，当即召开紧急会议。26日，“立法院”开会表决蒋介石的咨文时，创了几项记录：一是出席院会的“立法委员”人数之多创记录。“立委”共有425人，由于多数年老体弱多病，平时出席人数在半数左右，此次却来了408人，连几位身体不好和年事太高的“立委”都一早赶到。二是蒋经国在历届“行政院长”中获票率最高：同意381票，不同意13票，白票13张。三是会上发言人数最多，且一致支持蒋经国。 面对蒋经国就任“行政院长”，台湾当时流传不少符谶，其中黄蘖禅师预言诗，更被人们解释为应验在蒋氏父子身上。黄蘖禅师是郑成功、郑经父子的军师，后东渡日本做和尚。郑经曾派人去日本向他请教台湾将来的动向，黄蘖禅师便写了一首预言未来500年的长诗。其中有“中兴事业付麟儿，豕后牛前耀德仪”等几句。300多年以后的台湾，1972年（yīn历壬子年），即鼠年，蒋介石果然把“复兴”大业jiāo给了蒋经国。陶百川亦指出：“蒋经国先生在此时此地出任行政院长，可说是受命于‘危急存亡之秋’，不仅要安内攘外，简直须旋乾转坤。任务的艰巨，恐非一般人所能想象。” 实事求是地说，台湾多数民众对蒋经国寄于希望，他们实际亦默认了蒋家第二代获得权力。权势所趋，非蒋莫属。于是，所剩无几的蒋家第一代重臣纷纷解甲归田。张群率先辞职，所遗“总统府秘书长”一职由蒋经国的嫡系接任。新的“行政院”组chéng rén员更是阵容一新，彻底换班。蒋经国的班底，从此基本形成。 “政务委员”俞国华、周书楷、叶公超、郭澄，“外jiāo部长”沈昌焕，“国防部长”陈大庆，“财政部长”李国鼎，“教育部长”蒋彦士，“司法部长”王任远，“经济部长”孙运璇等，均是蒋家的心腹重臣。尤其是一批政治上无根底的台籍人士被蒋经国网罗，委以重任：如“副院长”徐庆钟，“政务委员”连震东、李登辉，“内政部长”林金生，“jiāo通部长”高玉树，“台湾省主席”谢东闵，“台北市长”张丰绪等。这样，在所谓“求新求行”、“台人治台”、“推进廉能政治”、“破格起用人才”、“耀拔青年才俊”等口号下，蒋经国培养的所谓“第二代政治精英”的基本核心开始形成。 蒋经国就任伊始，就提出了“平凡”、“平淡”、“平实”六字方针。不久又提出“行政改革”10项指示，包括停建一切办公楼；公共工程开竣工不得举行典礼；出国考察人员必须有专长；减少不必要的视察；行政人员应谢绝一切非规定内的应酬；公职人员不得滥发喜帖布告；行政人员禁止出入夜总会、酒吧等公共场所；各级首长应谢绝剪彩揭幕；提高办事效率等。 同时，他大刀阔斧地惩治贪污腐败。“海关副税务司”兼“稽查主任”白庆国，贪污受贿，被处死刑；高雄“市长”杨金虎贪污卖官，被判五年徒刑。特别是蒋家至亲，“行政院人事行政局长”王正谊（王太夫人亲属）涉嫌士林外双溪中央社区工程舞弊案，贪污美金13．75万元，被判无期徒刑。蒋经国的声望当然随之提高。蒋介石对其子的政治前途倾注了大量心血。就在蒋经国就任“行政院长”前后，曾不厌其烦地向他传授“治党治国”之道。 第一，要蒋经国“注重内部的团结”。“团结的方法，是应当以党的思想、党的政策作为一个精神的中心”。 第二，要蒋经国把“fǎn gòng复国”政策坚持到底。总括起来，就是坚持四个不变：台湾的“国体”，“fǎn gòng复国”目标，“为伸张公理正义维护世界和平而奋斗”的职志和对中共绝不妥协的“坚定立场”均绝不改变。 第三，要蒋经国重视“民众”。在蒋经国就任“院长”前一天晚上，要他“用爱心来结合群众，用诚意来对待群众”。 第四，要蒋经国“强化现代化的组织”，“加强领导的功能”。他说，“领导和服务是不能分的，有的人有权力，就只会用他的权力领导，这不是一个好的方法，好的方法应该是领导和服务相结合。” 第五，要蒋经国加强个人修养，要其“在危险的时候，不忧不惧，一切当作没有忧惧这回事”。他说：“忧虑有什么用，忧虑不会帮助你什么，愈忧虑心情也愈烦乱，头脑也就不清楚了。所以说在最危险最紧急的关头，要力持镇定，不要惊慌。”“当共匪敌人疯狂的时候，我们要冷静，要等待，但是所谓等待不是守株待兔的坐等，而是要积极加强自己的力量，当共匪敌人萎缩的时候，就是我们急起攻击的时候。” 可见，蒋介石把“反攻复国”的希望完全寄托在蒋经国的身上。 进入70年代以后，国际局势的发展对蒋介石和guó mín dǎng愈来愈不利。尤其是美国对华政策的改变，抽掉了台湾赖以生存的国际fǎn gòng基础。尼克松访华的震动与日中建jiāo的冲击，使蒋介石精神上受到极大刺激，喊了20余年的“fǎn gòng复国”的可能xìng愈见渺茫，年近85岁的老人如何经受得住如此严酷的打击，心憔力瘁之下，病重住院。 蒋介石早在1962年春，就因前列腺肥大，作过切割手术。1972年6月，旧病复发，在阳明山官邸休养，7月中旬，又因感冒发高烧而转成肺炎，8月6日住进荣民总医院治疗。但这仅是台湾“官方”的报道，其中隐匿了一件鲜为人知的事故。刘雍熙先生在《蒋经国在台三十年》一书中，指出蒋介石住院系车祸所致。他写道： 这一天（六十一年八月六日），蒋公的座车驶至士林外双溪官邸的路上，突然在jiāo岔道口被一辆某少将驾驶的飞驰汽车撞上了；蒋公因而受伤入荣民总医院医治疗养至第二年（民国六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蒋介石的健康从此一蹶不振。所幸的是，蒋经国的根基已经牢固，继承权位的布局已安排就绪，他也就能够安心养病，尽享天lún之乐。从此，他在政治上基本处于半隐退的状态。但是，为了蒋家大权的稳固，蒋介石生病住院的消息对外界实行封锁，秘而不宣。由于蒋介石晚年一贯深居简出，短时间有一定效果。但时间一长，便引起了关于蒋介石健康状况的种种传闻。 1973年元旦，由于蒋介石没有出席并主持“开国纪念典礼暨元旦团拜会”，引起岛内外对蒋介石身体情况的关注。“官方”宣布的原因是他“政躬违和”。1月18日，蒋经国在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称蒋介石因患肺炎长期疗养，现已康复，以正视听。 可是，4月12日，南越总统阮文绍访台，蒋介石一直未露面，仅由宋美龄代表其举行了一次晚宴。 4月16日，约旦王储哈桑亲王访台，蒋介石仍未出来接见。 自从1972年5月20日宣誓就任“总统”以来，蒋介石已有一年未露面了。于是，关于蒋介石已秘密隐退，病入膏育；蒋夫人已将存款存往美国等传闻不胫而走，在海外广为流传。 第53章 扶助接班人，在台政策方针(7) 为了“辟谣”，证实蒋介石身体“健康”，台湾当局于7月24日在各大报纸上刊登了一幅蒋介石同其孙蒋孝勇夫fù的照片，并作了下列报道： 蒋总统之四孙蒋孝勇与方智怡女士，昨（23日）日上午在台北士林凯歌堂举行婚礼。典礼完成后，蒋孝勇即偕新娘晋谒总统及夫人，祖孙并合影。 蒋总统伉俪与其孙蒋孝勇新婚夫fù合影照片，是一年多以来，中华民国政府发表之第一张蒋总统照片。足以显示总统健康情形良好。国人及关切蒋总统的友邦人士多表欣喜。 金门前线军民在报端获悉蒋总统政躬康泰，认为这是国运中兴的象征。 台湾省议会议长蔡鸿文表示，省民自报纸上看到蒋总统玉照后，都神情欢愉，争传总统康复的消息。足见省民爱戴领袖的热忱。 中央社同时报道了蒋介石的活动情况： 接近总统的人士说，总统健康业已复原，足以恢复部分公务，有时批阅政府报告，每日并接见行政院蒋院长，商议重要公务，总统并常在官邸特设之放映室中，欣赏电影，且不时作轻便的散步。 同年11月，guó mín dǎng召开十届四中全会，整个会期，没有蒋介石参加会议的报道，只是11月11日曾在官邸召见严家淦等9名大会主席团成员。 12月22日，蒋介石出院，返回士林宫邸休养。 1974年3月25日，蒋介石夫fù在官邸设宴招待即将离任的美国驻台“大使”马康卫夫fù。 同年8月15日，蒋介石接见了日本《产经新闻》记者并发表谈话。这是蒋介石自患病以来第一次公开的活动。同时，台湾各大报转载了《产经新闻》关于蒋介石健康状况的报导。报导称：蒋介石的“肺炎已经痊愈，肺功能也很正常；腿部肌腱的运动机能也在恢复之中。目前起居举止已经没有困难，每天早晨的柔软体cāo和上午由专家指导的一个小时筋ròu和关节运动，从不间断，只是前列腺仍有轻微肥大，有时还会发炎。住在台北市郊外士林宫邸的日常生活，上午六时起床，下午十时就寝的规律很少改变。起床后举行早晨祈祷，柔软体cāo，早餐时大约翻阅一下当天的早报。上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58 章 半天，除了处理当天的公务之外，就是在看书和接受专家指导作动作。午饭后，约一小时午睡；然后听从侍从人员朗读当天的新闻。傍晚，乘车到郊外或市区巡行一匝，为每日常有的活动。晚饭后也偶然听音乐，看电视电影，或欣赏朗颂诗等。宋美龄夫人只要是没有公务的时候，总是侍陪在总统身旁的”。“蒋经国行政院长每天至少两次到官邸定省，和总统及夫人同进晚餐”。这大约就是蒋介石半隐退生活的全部内容。 1974年底，台湾bào发一场流行xìng感冒，蒋介石亦受到感染。12月1日，蒋介石突然发高烧，并使肺炎复发，且胸腔积水。12月27日，慢xìng前列腺炎再度复发，同时膀胱出血，脉搏增快，并发现其患有心室xìng期外收缩症。经过紧急抢救，输血，始脱险。 但这以后的时间里，他因心肌缺氧，心脏跳动缓慢，有时每分钟仅二、三十跳，多次危及生命。我们从蒋经国的日记中可见一斑： 1月1日，元旦向父亲拜年，父亲在睡眠中，病情颇重，儿心殊苦。 1月4日，父亲病情无好转，惟神志甚清。每日探病至少三次，体温不退，常呈不安，儿心伤痛，夜不成眠。 1月9日，父亲之病，仍无好转迹象，想起前天晚上，父亲在病床上以左手紧握儿子右手良久，语音甚低，儿心忧苦。 12月10日（yīn历除夕），父亲卧病以来，多次均能转危为安，此乃天意，佑我邦家。惟望兔年开始复元，是儿之大愿也。 3月26日，父亲之病，于今晚八时恶化，经三小时治疗后好转。 3月29日，神志尚清醒的蒋介石可能预感到所剩的时间不多了，便在病榻上口授遗嘱，由秦孝仪笔录，遗嘱全文如下： 自余束发以来，即追随总理革命，无时不以耶稣基督与总理信徒自居，无日不为扫除三民主义之障碍、建设民主宪政之国家，坚苦奋斗。近二十余年来，自由基地日益精实壮大，并不断对大陆共产邪恶，展开政治作战；反攻复国大业，方期日新月盛，全国军民、全党同志，绝不可因余之不起，而怀忧丧志！务望一致精诚团结，服膺本党与政府领导，奉主义为无形之总理，以复国为共同之目标，而中正之精神自必与我同志、同胞长相左右。实践三民主义，光复大陆国土，复兴民族文化，坚守民主阵容，为余毕生之志事，实亦即海内外军民同胞一致的革命职志与战斗决心。惟愿愈益坚此百忍，奋励自强，非达成国民革命之责任，绝不中止！矢勤矢勇，毋怠毋忽。 4月5日夜，蒋介石因突发xìng心脏病去世，享年89岁，蒋介石的医疗小组叙述了他病逝的经过： 4月5日晨八时，蒋公即起床梳洗，因昨夜蒋公睡眠安稳，故精神颇佳。惟是日蒋公未曾午睡，午后即感觉腹部不适，因此情绪极度不安……晚间八时一刻，即行入睡，及后，医生发现蒋公之脉搏又突然转慢，当即施行心脏按摩及人工呼吸，并注shèyào物等急救，一、二分钟后心脏跳动及呼吸即恢复正常。但四、五分钟后，心脏又行停止跳动，于是再施行心脏按摩、人工呼吸及yào物急救，但此次效果不佳，心脏虽尚时跳时停，呼吸终未恢复。此后且有三度发生心室xìng心室颤动，须赖电击以中止此种不正常心律。此时蒋公之脉搏、血压已不能测出。至十一时三十分许，蒋公双目瞳孔，已行放大，但心脏仍偶有轻微之跳动，故急救工作，仍继续施行，曾数次注入心脏刺激剂，但终不能恢复心脏正常之跳动，最后乃应用电极，直接刺入心肌，刺激心脏，但仍属无效，于是群医束手，回天乏术，一代完人，终于是晚十一时五十分崩殂。 称蒋介石之死为“崩殂”，这完全袭用了封建帝王去世时的笔法。刚巧，蒋介石去世之际，台北突然下了一场雷阵雨，于是，不少人借此大作文章。蒋经国称之为“风云异色，天地同哀”。《联合报》称之为“异象”，认为“是上天为巨星的殒落而伤感”。 蒋介石弥留之际，宋美龄、蒋经国一直侍奉在病榻边，同蒋介石泣别。严家淦暨“立法”、“司法”、“考试”、“监察”各“院长”亦赶到官邸，向蒋介石的遗体告别。“司法院长”田炯锦描述了当时官邸的情形。 他说，6日凌晨11时许，狂风骤雨大作，雷电jiāo鸣，他突然接到了来自官邸的电话，请他赶快到官邸去。当他到达时，立刻被请上2楼，瞻仰蒋介石遗容。蒋介石睡在床上，盖着一床被单，很安详的长眠。蒋经国悲恸莫名，当他和“立法院长”倪文亚、“考试院长”杨亮功、“监察院长”余俊贤等人向蒋介石遗体行礼致悼时，蒋经国曾下跪回礼，他们再三拦阻，蒋经国坚持不已。宋美龄则坐在床后的一张椅子上，神态哀戚，但镇定逾恒，并安慰蒋经国不要太悲痛激动。接着，在官邸举行了在蒋介石遗嘱上签字的仪式，宋美龄、严家淦、蒋经国、倪文亚、田炯锦、杨亮功、余俊贤等7人在遗嘱上签名后，jiāo由“新闻局”迅速发表。 蒋介石的遗体随即移往荣民总医院进行防腐处理。 蒋介石的去世，使台湾出现权力真空。同日深夜，蒋经国向guó mín dǎng中央委员会提出辞去“行政院院长”职务，他声称： 经国不孝，侍奉无状，遂致总裁心疾猝发，遽尔崩殂，五内摧裂，已不复能治理政事，伏恳中央委员会矜念此孤臣孽子之微衷，准予解除行政院一切职务。 不过，蒋经国此举仅是做做样子而已，guó mín dǎng内，谁敢当真？6日清晨，guó mín dǎng中常会立即举行临时会议，决定了下列事项。 （1）接受蒋介石遗嘱。 （2）对蒋经国请辞“行政院长”职务予以慰留，并“至望蒋经国同志深维古人墨经之义，勉承艰大，共竭其效死勿去之忠荩”。 （3）以严家淦继任“总统。” 同日上午，严家淦宣布就任“总统”，并宣布从4月6日起，为蒋介石服丧，为期一个月，服丧期间，下半“旗”，停止一切娱乐活动。 4月28日，guó mín dǎng中央举行临时全会，会议内容是： （1）在guó mín dǎng内保留“总裁”职务，藉申对蒋介石的“哀敬与纪念”。 （2）推举蒋经国为guó mín dǎng中央委员会主席。 这样蒋经国迅速独揽了党政军大权。 蒋介石去世的消息于4月6日凌晨2时由台湾新闻机构发出。同时，guó mín dǎng中央委员会宣布自7日起，在台北国父纪念馆大厅内设置“灵堂”。台湾省各县市、乡镇、机关、部队、驻外机构亦普设“灵堂”。 9日，遗体又由“荣民总医院”移放于台北“国父纪念馆”任人公开瞻仰15天。 4月16日，当局为之举行了隆重的“奉厝”典礼将蒋的灵枢再移至台北市以南60公里处“慈湖”之滨。 当时与国府保持外jiāo关系的国家已经不多了，参加典礼的贵宾中有美国副总统洛克菲勒和南韩总理金锺泌。 蒋对日本的恩情说不完，日本人总觉得： “因为有日本，所以才有蒋介石（蒋留学日本学军事引者）；因为有蒋介石，所以才有战后的日本（不要战后赔款引者）”。 这到底是：“滴水之恩涌泉相报”，还是“涌泉之恩滴水相报”？我们没有考察。总之是日本来了几个显赫的人物，他们是佐藤荣作、岸信介和滩尾弘吉，但都已不是在朝重臣。佐藤当初的身分是：自民党总裁代表。为此，在太平洋西域，掀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波澜：中国方面对日本政府两面讨好的作风有极大的反感，认为“在此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正在jiāo涉缔约的阶段，日本政府此举是给日后的中日友好关系予以恶劣的影响”，三木（首相）听到中国责难的声明以后，“为了不加深对中国方面的刺激”，改变了主张，认为最好是以“私人”的名义前往吊丧。结果，自民党的会议上，佐藤荣作成了自民党的“友人代表”去出席蒋介石的葬礼。所以，在他所能献的花圈上，只有他自己的名字，不加任何头衔。 蒋遗体经过防腐处理，身着长袍马褂的“礼服”，胸前佩戴勋章，仰卧于正厅黑色大理石浮厝之中。 正厅一侧的厢房，保留着生前所陈设的原貌。陈设人独具匠心，在茶风上面陈列着蒋生前用红铅笔书写的便条： 能屈能伸。 这是蒋一生中在身处逆境时多次说出的话，把这张随手写的便条选出来予以陈列，其味无穷：可进可退，可行可止，亦yīn亦阳，亦柔亦刚，后人怎么理解都行，任何解释都可以无错。 蒋介石写得好，陈列人选得好，蒋经国“认可”得好！如果这是蒋生前最后写的几个字，后人应该感谢他，这是近乎“大彻大悟”的遗言。 人们可以作番比较： 总理弥留之际说的是：“和平奋斗救中国”。 总裁的最后遗书却是：“能屈能伸”。 4月28日，guó mín dǎng中央召开临时全会，选举蒋经国任中央委员会主席和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设留“总裁”位置，以为纪念。 中国guó mín dǎng历史上的蒋介石时代结束了。但人们对这位“总裁”的一生说三道四还只是开始。guó mín dǎng的继续改造 蒋自改造guó mín dǎng以来，对历次大会都有新的改革内容。其中心目的是服务于经济建设和发展。 1957年10月10日，在台北阳明山召开第八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时，正值大陆进行反右斗争；台湾则正是第一个四年计划完成的时候。蒋针对大陆反右斗争和粮食困难以及台省进行第二个四年计划建设的开始，又修改党章。重点是第四条。把“民主集权制”删除，改为“由选举产生干部，以干部健全组织，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在决议以前自由讨论，一经决议，需一致服从”；强调党内讨论和自由发言的一面，以加强“党内民主”。第五条，将“重在检讨实践以求进步”改为“以政策领导政治，以检讨促成进步，以实践取得信任”，突出实践二字的重要xìng，落实在以行动取得民心上。 政纲有三章：基本纲领；建设台湾；策进fǎn gòng；“光复大陆，拯救同胞”。其中心内容是早日“反攻大陆”。 大会宣言中，指出三点： （一）fǎn gòng战争是全体“国民”的责任。 （二）“六大自由”：恢复工人劳动、择业的自由；农民温饱康乐的自由；人民思想、研究的自由；人民经济生活的自由；生命安全的自由；选择生活方式的自由。 （三）fǎn gòng战争可以消弭世界大战。这些自由，是针对大陆的反右斗争而来的。 从1952年的七大到1957年的八大，蒋介石均提出消弭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决心。这是蒋氏到台湾后的又一转变。他在逃离大陆前后，总梦想第三次世界大战bào发。自1952年以来，他又一次提出消弭第三次世界大战，这说明他在台湾地位已初步巩固，正努力于台岛的经济建设，准备不久的将来反攻大陆，需要一个和平环境。否则大战一起，他也不得安宁。 第九次代表大会召开时，正是大陆经济的困难时期，蒋为进一步加快台岛经济建设，尽快“反攻大陆”，再次修订党章，以适应当时任务和需要。1963年11月12日在台北市大直三军联合参谋大学召开，历时十一天，至22日结束。他指出要以台湾的政治、经济、社会各项制度，“以为大陆重建的示范”；加速经济建设与发展，充裕国计民生，制定长期发展经济计划；最后归结为“光复大陆”。 这次大会重点提出了乘大陆困难之时，积极准备消灭中共政权。其中规定了具体政策。主要是：瓦解中共武力，策动中共党政军人员“fǎn gòng起义”；除中共领袖之外；一切中共人员“均不咎既往”；对边疆进行破坏；从经济上促成中共崩溃；保障台湾人民经营农、工、商业自由；非国防和独占企业，鼓励民营；从社会上促成中共崩溃；强调道德、自由、家庭、lún常、人xìng和学术自由，解散、反对人民公社、劳改场所，释放政治犯。 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69年3月29日在阳明山中华文化堂召开。这次代表大会召开时，大陆正在进行“文化大革命”。蒋以为反攻大陆机会行将到来，就再次召开党的全会，为“反攻大陆做好各方面准备”。重点是岛内加速建设和反攻大陆两问题。 这次大会，蒋讲了很长的开幕词《革命历史的启示和革命责任的贯彻》，共分七大部分：“革命历史的回顾和启示”、“对匪情九大的分析”、“对世界局势演变的分析”、“党务工作的检讨与革新”、“党的本质和党的时代化的意义”、“革命事业与革命方法”、“精神一到何事不成”，提出了党的全面革新和“时代化”，但反对“现代化”，即反对“西方化”的问题，以及党的民主功能问题。 其具体措施是： 推动全面革新运动，“厚植复国建国力量”；广揽优秀青年志士，“参加党的决策”，发扬革命意志；加强对中共政治作战，以为军事反攻的前导和准备。团结“全国”军民，“共为复国建国效力”。 这次大会提出了全面革新的任务。不难看出，中国guó mín dǎng自蒋介石逃台以后，其民主的因素不断增加，决策上一直坚持民主集权制。第十次大会上又通过让优秀的青年志士参加党的决策，更是一个飞跃的发展。青年参加决策可以增加其活力和远见。 其次，由于台湾土改的实施，和工农大众在其党内人数的迅速增加，地主阶级转而经营工、商业，中国guó mín dǎng的xìng质也在改变。在台湾的中国guó mín dǎng，已经基本上是中产以上阶级的政党，代表中产以上阶级的利益；但也反映全台省人民的利益，以至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59 章 于工人的利益。例如增加就业率，就对工人们大有好处。由于社会上人与人的利益是互相关连在一起的，只代表一个阶级的利益的政党，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第54章 扶助接班人，在台政策方针(8) 蒋所允许的guó mín dǎng的“时代化”的内容主要是什么呢？概括言之，既不是仿西方的民主国家政党，也不是“以个人自由的民主主义为中心”的政党，而是“中国”的“时代化”。就是在“中国（台湾）这个圈子里“时代化”。再进一步说，就是在国家民族精神文化的主宰下，在“自己立国主义”的主宰下，执行人民大众所需要的政策和原则，以满足民众在该时代的愿望。并以“有我无敌，死中求生”的精神，领导今天的时代，开创明天的时代。而要完成“时代化”，蒋认为“必须要有一个革命民主的政党”。 为什么呢？蒋认为：“因为民主而不革命，断不足以适应这个大时代的变局；革命而不民主，乃是违反了人xìng与时代，丧失了革命的目的”，由此可知，革命民主，简言之，其革命乃为民主而革命，其民主乃为革命而奋斗；也可以说是以民主的精神，行革命的手段，所以我们坚持‘有组织的民主，有纪律的自由’”。接下去，蒋又说，自其来台对党进行改造以来，党的“民主本质”，已形成三民主义的主流。 “我们的党，既是一个革命民主政党，所以不但有其民主政党的民主本质，更有其革命政党的基本精神。这就是说，……本党自改造以来，就充分发挥了这种小德川流、大德敦化的民主本质，形成三民主义的主流。” 他又称guó mín dǎng已进入“lún理、民主、科学的三民主义时代”。 最后他总结说：“我们在民主的本质上要扩大其时代化政党的民主功能；在革命的精神上，要发挥其时代化政党的战斗力量。” 因此，中国guó mín dǎng自到台湾以后，不但所代表的对象有所变化，其本身的民主功能也有所增加。这是蒋介石自逃台后，思想的一个转变。他尽管未能实行民主，对他本人和guó mín dǎng也绝不许批评和反对，仍以封建专制主义为其核心，但此外的“党内民主”程序则有所建设；对于言论，也给予了除中山先生和他本人与党禁区之外的自由。甚至于对《自由中国》督促政府宣传民主、自由的宗旨也表示不反对，对其批评军中设政治部，反对蒋氏连选连任，也给予了暂时的容忍。但当《自由中国》在他当选后，仍是穷追不舍，“大干蒋氏尊严”后，他就断然逮捕雷振等人，并判雷氏十年徒刑，一天不少。蒋仍然是一个君主，而且是凌驾于宪法之上的、个人独裁的绝对君主。 反攻大陆 1964年12月20日至22日间，蒋又对金门澎湖官兵发表《毋忘在莒运动的意义和启示》讲话，发起“毋忘在莒”运动，以激励其部下励精图治，跟着他振发反攻大陆的幻想。他在讲话中介绍了田单恢复齐国的长期计划六条和启示七条。 田单六条：“第一是采取持久消耗战略，以时间改变战力的劣势。第二是以心理战、情报战配合谋略战，以削弱燕军的斗志，并迫使燕军自乱步骤。第三是号召齐国各地志士，在敌后破坏燕军的行动和补给。第四是与莒城互为犄角，对包围两城的燕军形成外线作战的优势。第五是以战略上的攻击和战术上的防御，奇正互用，准备对敌奇袭。第六是编练士民，补充兵力，在战局转趋稳定以后，即行反攻，号召忠义，光复全齐。” 蒋从而得到启示： “第一，就是坚韧不拔的精神”官兵有必死决心。“第二，就是团结奋斗的精神”军民团结。“第三，就是研究发展的精神”政治战、谋略战、情报战和武力战虚实、奇正的极致。“第四，就是以寡击众的精神。”“第五，就是主动攻击的精神”易被动为主动，易防御为攻击。“第六，就是防谍欺敌的精神”诱敌方犯政治、军事错误，或借以激发本地军民的同仇敌忾之心。“第七，就是军民合作的精神”接受大陆失去民心的教训，特别加强军队与人民的关系，达到军民一体，共同作战。 为此，蒋专门于1964年发起“毋忘在莒的运动”。这个运动的目的有四个： “自军中而言，毋忘在莒运动，也就是以军作家的再开展”。 “自社会而言，……也就是革新、动员、战斗的再扩大”。 “自青年而言，……也就是青年自觉的再号召”。 “自党而言，……也就是党的战斗体的新生”。 其总目的，“都是为了反攻复国胜利”。他说：“只要我们人人效法田单，念念勿忘在莒，就更将使雪耻复国的光辉史页，在我们的手里完成！” 蒋总是好古人古事作为师法，从不拿当时人做学习的楷模。此效法田单的复国精神，当然是yù恢复其封建王朝的自道或自白。他亦以此精神，“励精图治”，发展台省经济。 关于大陆的“文化大革命”，蒋也有一些评论。他认为：“文革”是毁掉原有的党组织，“重建毛家党”。而1969年的九大，是为此作准备。他认为九大以前是第一阶段的斗争，是未曾料到的；九大是“第二阶段夺权斗争的开始”。这一阶段的斗争，将是军事、政治、社会、新旧派之间的“内战总bào发”。当然这种估计是完全错了。蒋还认为，毛要抓住军队（主要是林彪为首的四方面军），并以军领党，以军领政。江青帮和林彪的军方，据蒋说，也有矛盾。就“九大”主席团名额看，他认为“主席团的主要控制力，仍然在‘文革小组’的手里”，因前排就座的二十二人中，有十位元老已经失势，而前头的十二人中，又有江青等六人为一个核心势力。至于另外以周恩来为首的五人，也是被点名或批判过，无独立力量。林彪的军方只有四人，此外谢富治、于会咏又是属于江青的势力。因此，蒋认为江青与林彪两派可能要互相拼斗；或“为江青挟天子以令诸侯”，或由林彪接班，那就要看江、林斗争的结果。他认为中心势力是林、江二者鼎立，而江强林弱。 基于以上错误的分析和估计，蒋也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认为反攻大陆的时机即将到来。他以为，苏联反对máo zé dōng，不反对中国共产党，一旦中共内战bào发，苏联即助中共“反对派”。“那时，我们反攻复国的行动，就自然而然水到渠成，乃可断言。”这当然是妄想；而且他本身就是一个专横君主，大陆人对他的专横与其政府的腐败无能记忆犹新，谁也不会响应他的狂想的。但蒋的以上分析，有一个最大的错误，就是他误以为江、林最有实力。其实最大的实力是在周恩来总理一方，只是碍于时势，周不得不忍受江青的狂妄行为。四方面军也不全在林彪之手，周总理对军队的影响，远在林彪之上，也因为碍于时势，予林以优礼。因此，林之反叛并未引起军内之乱。可以说，周恩来总理逝世后，仍然影响着全军，使江青无法越过。故而máo zé dōng主席一逝世，江青就接着被逮捕。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心目中具有最崇高的威信，而江青“四人帮”，简直就是四只螳螂。周恩来是靠在军、民中的崇高威信，在实际地支撑着这个十亿人口的伟大国家。 对于世界局势的认识，蒋也是错误和顽固的。他自认为：苏联和中国共产党虽有矛盾和边界之战，但在对美的态度上仍是一致的，并在世界各地制造混乱；而且时机一到，就会对美国进攻。还荒唐地认为：中国共产党“更将不惜毁灭人口之一半，亦不惜听任其土地之绝大部分沦为废墟，向美国突起袭击，乃是无可怀疑”。因此，蒋极力反对美国的世界平衡论和“和平共存”政策。 他又自我吹嘘地认为，如果他蒋氏统治着中国大陆，就不会有中国共产党的存在和影响，就不会有世界局势的动dàng和亚洲的混乱，美国也不必东挡西杀，迄无宁日。于是蒋进而说明“世界的祸根乱源在亚洲，而解决亚洲的问题，在先解决越战，解决越战，又必须先解决这个祸根乱源的中国大陆……”而解决中国大陆问题，就是他“反攻大陆”。 继而他对美国在解决这个问题上的方向，作了如下三个方面的分析，从而力劝美国支持他反攻大陆。 （一）美国退出亚洲和西太平洋地区，任中共“宰割”亚洲。如此，美国便“不能脱卸其对亚洲的责任”。 （二）中共对美国视为永久的敌人，一遇机会，就会对美国发动进攻。再者，只要máo zé dōng一去世，苏联就会和中共再次联合，共同对付美国，打击美国；而美国对此只有坐以待毙，别无出路。 （三）美国采取明智而现实的行动：趁目前中共“内乱”之时和苏联与中共严重分裂之际，“特别是当此大陆人心……渴望中华民国政府从速解救，惟恐或后的时候，在其道义上，物质上和精神上，支援我们复国圣战，那就无需美国使用一兵一卒，流血牺牲。越战问题，亚洲问题，甚至于美俄问题，……皆可一旦迎刃而解。” 分析完以上三个方面后，蒋又进一步强调如果现在不动手反攻大陆，将使中共进一步强大，并完成洲际导弹，将“扩大其对全世界核子灾祸”。 再进一层，他又指出，他的“中华民国政府”才是“大陆人民归心向义的政府”，美国要对大陆人民友好，就应支持他“反攻大陆”，不能和中共“搭桥”和联络。否则，就是求鱼而得蛇，索饼而予石，适得其反。 蒋年年说“反攻大陆”，只是用以作为一种巩固台湾的手段，并以此口号推动台湾建设。他每年必三次发布文告，宣言反攻大陆。经常说：“今年是反攻决定年，明年是反攻胜利年。”反攻大陆当然是神话，他自己也不会相信的，只不过是当作一种建设动力和政治麻醉剂。至1957年以后，他可能认为已有机会“反攻大陆”。1965年以后，他更感到有这种可能。或者说有跃跃yù试之态。但1972年他的“政府”被联合国抛弃，他就绝望了。 吴、孙大案 艾森豪威尔1953年1月上台后，立即解除美国于海峡两岸的中立禁令，全力支持蒋介石。蒋又开始加强个人独裁制，在此情况下，台省主席吴国桢便决心辞职。 吴国桢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留学美国，颇有民主思想。xìng急，做事讲求效用，外人送名曰：“k．c．wu”，中文绰号“开水壶”，以谐外文音而成。他注意人才拔擢。走起路来，也健步如飞。1953年5月24日，吴以养病为由，离台赴美。老父吴经明，幼子吴修潢却均不准离台，用为人质。 本年12月初，王世杰秘书长免职案发生。内中牵扯到吴国桢，说吴取了巨资外汇，王的去职与此有关。美国报界也一再刊登此种消息。吴国桢不得不于1954年1月15日写成启事寄往台湾。20日左右，台岛guó mín dǎng中央秘书长张其昀收到这份启事。但他不向报界发表，反而将启事jiāo与吴父，吴父跑遍各报，均拒绝发表。以后启事转到蒋介石手里，研究研究又耽搁几天，于2月7日才见报纸。吴国桢见台湾不予刊登，忍无可忍，于同一天向台北发难，于美国公开发表政见三条： （一）除非台湾在现行政治区内实行民主，才能得到台湾人民和海外侨胞的全力支持，否则，难以争取到自由国家和美国的支持与同情。 （二）目前台湾的“政府”过于专权，实行一党统治。 （三）台湾的政治部，像苏联的克格勃。 如果蒋早几天发出这个启事，吴便不会发难。因为发难的一日，台湾虽已登出，但吴不可能看到。故形成启事见报和吴的发难于同一天发生的巧合。这个声明一发表，美国各报纷纷刊载。台湾报纸则只字不提。至2月26日，由吴的南开同学张道藩首先应战。他在记者招待会上，对吴列出十三条罪状。并指责吴氏“危害国家”，行同“反动”。各报章均予全文发表。《自由中国》则发表了一篇批评张道藩的文章。该文特别指出张的文章是违反基本的民主政治原则的： “我们细读这篇文字，又不得不为张院长惋惜。为什么呢？我想，凡是懂得‘民主不仅是指政治体制，同时也包括生活方式，更重要的还包括心理状态’的人，读到张院长这篇质询词，一定感觉到一股非民主的气氛洋溢在字里行间。尤其是被张院长使用的‘危害国家’、‘反动’等字眼，实在有点刺目。就我们所习知的，在民主国家中，对政府的批评指责，乃至于攻击，不仅是常有的事，而且是必有的事。但民主的政府从未以‘反动’的帽子，加在批评者、指责者或攻击者的头上。至于人民代表机关的主席，更不会骂他们为‘反动’。而且政府不等于国家。批评政府的言’论，也止于言论，更说不上是‘危害国家’。……民主的政治技术，压根儿没有这一套。” 按照民主法制，吴国桢是政见问题，是反对蒋介石独裁专制，这在欧美当然是正常的政治生活，但在“中华民国”的台湾，却构成了“犯罪”，而且为世俗舆论所不容，也是自然之理。蒋介石最后于1954年3月17日给吴作了如下的判罪结论： “据行政院呈：‘本院政务委员吴国桢于去年5月借病请假赴美，托故不归。自本年2月以竟连续撒播荒诞谣诼，多方诋毁政府，企图淆乱国际视听，破坏fǎn gòng复国大计，拟请予以撤职处分。另据各方报报告，该员前在台湾省主席任内，多有违法与渎职之处，自应一并依法查明究办，请监核，明令示遵，等等。查该吴国桢，历任政府高级官吏，负重要职责者达二十余年，乃出国甫及数月，即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60 章 背叛国家诬蔑政府，妄图分化国军，离间人民与政府及侨胞与祖国之关系。居心叵测，罪迹显著，应即将所任行政院政务委员一职予以撤免，以振纲纪。至所报该吴国桢前在台湾省主席任内违法与渎职情事，并应依法彻查究办。此令。” 从本令看，主要罪状是“危害国家”，就是说蒋即国家，蒋的政府亦即国家，是不许批评的，更不许攻击。此足见蒋的政治原则，自与其在大陆当权时并无本质不同，仍是个人独裁制。而至于吴的儿子也在台湾受到社会和学校同学的冷嘲热讽和咒骂，为社会所不容，这更证明台湾此时仍完全没有真正民主风气。他蒋氏所标榜的民主、自由或自由世界，完全是在他允许下的“民主”与“自由”。 随后，吴又写《上总统书》。其中点名批评蒋经国“是台湾政治进步之一大障碍”，主张送入美国“大学或研究院读书……在大陆未恢复之前，不必重返台湾”。又批评蒋介石： “自私之心较爱国之心为重，且又固步自封，不予任何人以批评建议之机会。”这是只有胡汉民、孙科、李宗仁才敢于批评的话，而吴氏则是第四名敢于批评蒋氏的民主人物。这个批评入骨三分，最中要害。 对于这件事，胡适也反对蒋介石的作法。他在返美前夕说了自己的意见。他认为吴的批评政府，对台湾当局是有好处的。他说：“前台湾省主席吴国桢批评政府，或许对国家还有点好处，假使吴所讲的话有一部分是真实不假，那末我们就不应该因系出自吴国桢之口，便拒绝加以考虑。……假使那封信讨论到几项根本问题，其所发生的结果，竟能使实行改革成为必须，那岂不是说对于国家倒反有了益处吗？” 这也说明台湾始终存在民主思想与蒋介石专制独裁制的斗争。吴国桢、胡适等当为其代表人物。 此事件之后，台湾的“立法院”通过对吴国桢的“引渡法”，当然未能“引渡”成功。接着，蒋经国辞总政职务，转任国家安全会议副秘书长，成为秘密警察的实际指挥者。 1955年1月至2月，一江山和大陈岛相继被解放，再也无人相信反攻大陆的神话了。蒋接着就对内部进一步清洗，继续为儿子经国开道。这时只有孙立人桀傲不驯，又有才华、能力和资历，足以和蒋经国抗衡。于是就寻找缝隙和机会挤掉孙立人。不久就发生了孙立人“兵变事件”。 第55章 扶助接班人，在台政策方针(9) 孙立人，安徽省舒城县人，1901年生。清华毕业后保送美国普度大学工程系，毕业后，又转入弗吉尼亚军校，和乔治？马歇尔元帅为先后期同学。毕业归国后，历任军训队长、陆海空军总司令部侍卫总队副总队长、特种税警团团长。曾参加1937年“八一三”上海抗战，身负重伤。伤愈后重任团长。1940年11月升任新三十八师师长，1942年参加缅甸远征抗日战役。仁安羌之役解英军之围，由英国政府授皇家勋章。1944年升任新一军军长。1946年于东北作战中因和杜聿明不和被解职，调任陆军副总司令。1949年任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台湾防卫司令。1950年升任陆军总司令兼保卫总司令。1951年晋升陆军二级上将。这是蒋于困难中为取得美国好感而特意安排的。 孙立人，为人傲慢清高，看不起同行的腐败，因而人际关系很不好。他和“总长”周至柔、“海总”桂永清、“空总”王叔铭均合不来，在三军中形成3∶1的孤立态势。有时蒋介石也在召开会议时深感为难。结果总是海、空获胜，陆军失败，一切待遇也劣于海、空很多。 其次他又和蒋经国不和，他于1950年12月成立“良心会”，提倡讲良心，反对骗人，自成“小组织”，反对军队“政工制度”。蒋介石当然不允许。蒋经国便成立“庆生会”来对抗。美国顾问团团长蔡斯支持孙立人，反对军中“政工制”。这更使蒋介石不能容忍，认为孙立人在假美国人以自重，专和蒋氏父子对抗。1954年6月，于孙连任一次陆总后，蒋即改调孙立人为“总统府参军”打入冷宫。 孙一直对guó mín dǎng官员的腐败，对蒋的家天下不满，很想改革弊政。加之蒋把他放入冷宫更使他痛恨蒋家王朝。但兵变之事，是言而无据的。1955年8月20日蒋下令成立孙案调查委员会。最后的治罪理由，则为于“军中成立小组织”。结果jiāo国防部“管教”，实行终身软禁。蒋经国死后，于1988年3月20日开释。孙这时已90余岁了，共软禁了三十余年。 孙案发生后，“总政”发动“效忠总统运动”。把蒋的个人独栽又推向一个新的更高峰。这是完全的愚民政策和推行帝制的运动，是倒退和复辟的运动，决不是民主和自由的运动。故蒋介石来台后，仍是依然故我。 只是在口头上、党纲上，多讲些民主的话，多加些民主的词句而已，中、下级可以多行些民主，但对他本人，却不适用。蒋的直接庇护人美国，既不肯帮蒋反攻大陆，又反对他的独裁，甚是“可恶”。而蒋孤处此岛，虽然把亲美派吴国桢、孙立人已经搞掉，在内部清除了民主主义的代表人物，而强大的美国民主主义思潮，美国竞选的民主方式，使蒋氏于此小岛上难以抵敌。为此，蒋介石必须苦思妙策，予以对付。而最好的办法，莫如既依赖美国，又在民族精神上形成仇美的情绪。此既可从中获得人民的拥护或好感，认为蒋氏是爱护“国民”的民族主义者，并可一泄其对美国人反复无常的恶气。而且美国基于fǎn gòng反苏，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放弃台岛防卫的。主意既定，蒋介石便等待时机，煽起反美情绪。 佯装的戏剧 1957年，发生美国上士雷诺于3月20日夜qiāng杀了服务于“革命实践研究院”的刘自然。蒋氏便利用此事，通过官方各大报纸在台岛煽起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的愤怒浪潮。 美军事法庭经三天审讯，照样宣告雷诺无罪。这在过去，自是行得通的老戏法，像1946年的沈崇事件就是这样处理的。但这次就不同了。3月24日，台北突然bào发了空前的反美大示威，并将美国大使馆捣毁。 接着，一反从前在大陆时期的常态，台湾英文版《中国邮报》首先报道。台北销售第一的《联合报》也大事报道。指责美国审判不公。3月底，中美双方成立“专案小组”进行调查。至5月20日再次开庭审。美国仍然无视中国人权，对外国记者均准采访，惟台湾记者只准三人参加，这又一次刺激了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经力争，美国才予让步。但经过几天的审讯，于5月23日12时50分再度由陪审员（八人）投票表决，宣判雷诺无罪。 5月24日，台湾《联合报》，发表头版头条社论《抗议美军蔑视人权》。于是台北的反美狂飚因而发动。上午11时，刘自然的妻子扛着一块中英文并书的牌子，来到美国大使馆门前，抗议美国的无罪宣判。牌子上的英文字是“杀人犯雷诺无罪吗？抗议美国军事法庭不公平的判决。”中文字为“杀人者无罪”和“我控诉！我抗议！” 由于美国的力促，警察虽然出面，但并不干涉刘夫人的行为，并且深表同情，还悻悻而去。正午，围观的人约有二百余人。中广公司记者王大空等更为刘夫人的讲话录音。10分钟后，录音在全台播出。一位台籍fù女更陪着刘夫人同哭。遂激起群众的无比忿怒，下午1时10分钟，群众开始试越过使馆围墙，瞬间人群聚集有千人左右，开始用石子攻击使馆。1时40分，已数百人冲进了使馆。市民们便将星条旗扯下，换上青天白日旗，高呼“中华民国万岁”不久，又开来一队中学生，也加入砸大使馆的行列。4时20分，愤怒的群众又将使馆人员从地下室拉出来，大加拳脚，后由警方保护脱险。5时，警方看着失去控制，开始以水龙头驱散群众。7时40分，群众又一次冲入美使馆，打毁一切，有人还取去大批密档。 随后，群众又转而进攻台北警察局。这时，蒋介石又慌了手脚，一切报纸立即停止对于刘自然事件的报道，并以严重口气呼吁市民保持冷静。又撤掉卫戍司令黄珍吾、宪兵司令刘炜和警务处长乐干的职务，以泄民忿。至深夜11时，情势始得控制。蒋氏导演的反美示威，至此结束。并派驻美大使董显光向美国政府道歉和答应赔偿损失。 这又是一次鱼蚌相争，渔人得利的戏剧。但市民的发泄反美情绪，表示民族自尊心和强烈的民族爱、同胞爱的思想感情和行为，是绝对无可非议的。一个民族，如果麻木不仁，失掉了这种极可宝贵的思想感情，那还有什么希望呢？ 蒋介石是借此为个人目的服务，出于为己，非出于爱护老百姓，自然更不是大义凛然。但也可看出，蒋虽依靠美国，也有恨美国的心情。他这个人个xìng很强，是不甘屈居人下的。前有驱逐史迪威和助杜威竞选之事，今则有此反美大示威的导演。总之，蒋的一生处处表示了他从来不愿受任何人管束！孙中山也并不能真正管束他。正因为如此，他也决不向日本投降。小的、局部的妥协，人民的屈辱他都可以为一己之安荣而接受，但要他受制于人，处于惟惟听命的地位，他也是绝对不干的。 对此事件，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虽然知道是有幕后cāo纵，但也无能为力，还是由美国政府出面，进行道歉与赔偿。蒋介石也要作点让步，把蒋经国当替罪羊，只给予“行政院国军退役官兵辅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官职，并且不再出面于台前，具体负责率领荣民（退役兵）修建东部的三百四十八公里的横贯公路去了，令其在山中养晦。等待艾森豪威尔下台后，他再起东山。 雷震案 光yīn似箭，日月如梭，不觉又将临总统任期的第六年。总统六年一选。这使蒋介石不得不考虑对策。现在蒋虽已七十余岁了，仍精力甚佳，自不甘寂寞；陈诚未死，也必得为儿子小蒋再开道扫路。其实，只要他还有口气，他就不会自动卸职。封建君王们除了李渊、唐明皇等外，有几个自动让位的哩？ 为了连选连任，必得制造宪法根据，就如写帝王劝进表一样，总要有此过场才成。于是蒋又策划“国民大会”大法官对宪法进行补充，加上“非常时期总统可以连任”字样。1960年3月，蒋又当选为总统，是为第三次连任。 但是雷震发行的《自由中国》，却书生气十足，事前竟对蒋介石连选连任违宪一事大事反对，并邀集学者讨论和发表文章。如曹德宣写了《拥护蒋总统继续领导而不赞同连任》；傅正写了《护宪乎毁宪乎》；杨金虎写了《岂容御用大法官滥用解释权》；雷震本人写了《敬向国大代表同仁说几句话》；左舜生写了《我们对毁宪策动者的警告》。一时间，好像台湾上空刮起了民主政风，可以言论自由了。其实蒋介石是看在眼中、恨在心底，岂容民主之风刺激他的独裁之心。只是碍乎政声，一时未便发作。 1959年2月2日，台北法院终于向雷发了传票，要他到地方法院应讯。当然，法院不能以言论自由为理由传讯他，就说有人（陈怀琪）指控告他三个罪：一个为“伪造文书”；一个为“诽谤名誉”；一个为“触犯惩治叛乱条例，第七条”。雷回去后，胡适特别于中央研究院为他举酒压惊。3月25日，又第二次传讯雷震。 陈是一个下级军人，住在外地，他于1959年《自由中国》第二十卷第二期上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是《军人也赞成反对党》，一篇是《革命军人为何要以狗自居？》。雷的编缉部不加考虑，就给发表了。结果陈怀琪本人不认帐，并写长函辩驳，要求全函照刊。《自由中国》只给予更正说明，未发全函。陈即到地方法院控告，说雷犯了以上三个罪。有人说这是蒋经国暗中搞的魔术，但无直接资料，也无法证明。 第二次审讯后，台湾开明派如成舍我、胡秋原等，均不以当‘局如此作法为然。胡适更撰写《容忍与自由》一文，对蒋氏父子进行了劝说。蒋见如此，暂时鸣金收兵，yù以此起到对雷的警告作用。但雷仍不“觉悟”，于蒋当选后，仍然发表文章责问蒋介石“如何向历史jiāo待？” 蒋介石终于又下了决心，于1960年9月4日上午9时，将雷震、主编傅正、会计刘子英逮捕入狱。罪状又变了内容，先yù以同狱犯洪国式诬陷雷为“匪谍”，但洪不肯干，并同情雷，还要雷说话要当心。继而威胁利诱刘子英，叫刘自认为“匪谍”，刘写其自白书，始完成任务。当局于10月8日便以《戡乱时期检肃匪谍条例》第九条，明知为“匪谍”而不告密检举“罪”和“煽动叛乱罪”判雷徒刑十年，剥夺民权七年。刘判十二年，剥夺民权八年。傅正以“攻讦政府”教育三年。 关于“煽动叛乱罪”是在以上“包庇匪谍”基础上，再罗列《自由中国》的有关文章构成。主要有： （一）“马上就要反攻大陆……颇为渺茫。一个国家的一切作法都是建立在这样一个渺茫的假想之上，这是太不稳健了。” （二）“假如美国今后改换一个方式，把这种经济援助重心，不专放在各国的政府上面，也放在各国的人民，或严格规定凡接受美援者，必须遵守国内言论自由，保障人权，一切案件公开审判，经济政策符合平民大众利益，及司法独立等为前提条件，那我们相信东南亚各国没有一国的人民反对这种干涉。” （三）“军人生活困难，内心苦闷，实已相当严重。” （四）“我们兹举几项最需要办的事如下：取消一党专政；取消党代军队；取消浪费青年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61 章 命，制造个人势力的青年fǎn gòng救国团；取消党化教育。” （五）“司法成了政治乃至政党的工具”；司法者、警察、税吏是台湾的“三害”；“可是在若干台湾人的心目中，统治台湾的是大陆人”；“在中央各院部会中竟没有一个台湾人，这是不是能够使台湾人相信我们自己已经恢复了国家主人翁的地位呢？” （六）“自古及今，统治者太专横，太霸道，太自私，以至叫人忍无可忍的时候，大家就要冒着生命危险来反抗的。”又：“guó mín dǎng如果执迷不悟，自私自利，那么只有等待再革命吧！再流血吧！” 用这些文字证明雷震是一再鼓动人民效法韩、土（土耳其）政变，掀起流血革命，企图颠覆政府。 这些引证，在美国或欧洲各国，当然不是什么鼓动人民颠覆政府的叛乱，而在蒋介石看来当然就是叛乱行为了。当然，蒋对雷震以标榜民主、自由为宗旨的《自由中国》，早就皱眉头讨厌了但碍于舆论，仍是一直忍着，从50年代初忍到了1959年，共力个年头。 在蒋的忍耐中，雷和《自由中国》的民主思想日益发展，反对蒋氏独裁和一党专政的呼声，也日益强烈。蒋介石于1956年七十大寿时，便有意地号召“国人”各抒己见，以“集纳众议”，并婉谢祝寿。他说：“婉谢祝寿，以六事咨询于国人，均盼海内外同胞，直率抒陈所见，俾政府洞察舆情，集纳众议。” 《自由中国》真的响应了号召。在歌颂蒋氏的开明之后，不免说出几句真言。胡适并选写《述艾森豪威尔总统两个故事给蒋总统祝寿》，奉劝蒋氏做一个无为而能乘众势的元首。其中有无智而能“御众智”，无能无为而能“乘众势”的语句，使蒋介石大为恼怒。对此，由其长子蒋经国出面，于1956年12月，发出特字第九十九号文件，以盖着极机密印记的特种指示，对《自由中国》列出九条罪状和对策： （一）《自由中国》图谋不轨，颠倒是非，有政治野心。 （二）明确它是思想上的敌人。 （三）《自由中国》的言论与吴国桢的“滥调”如出一辙，是中共的“统战yīn谋”。 （四）对于思想上的敌人，以大陆失败为教词，势不两立。 （五）党内和军内刊物，针锋相对，进行批驳。 （六）以口头、耳语、读者投书方式，进行心理上的反击。 （七）暂时不点刊物名字，只攻击“dú素思想”。 （八）要全体党员用心研读。 （九）区分部以上各级党组织商讨具体执行办法。 于1957年1月，蒋氏以《向dú素思想总攻击》的六十一页的小册子于军中发行，对《自由中国》言论进行“批驳”。蒋氏如此大动干戈，原因很简单，因《自由中国》是一面民主与自由的旗帜，是唤醒台省民众反对专制独裁的号声，也是其实行愚民政策的最大障碍，对此如不加以攻击和批判，蒋氏何能安心和安稳呢？ 这本小册子的主要内容是批驳和教训之中定下了十项准则。其中心大意是绝对服从蒋介石和guó mín dǎng的领导，不许反对，否则就是共产党。对于guó mín dǎng的历史，小册子是这样说的： “国民革命是由中国guó mín dǎng领导的，中华民国亦是中国guó mín dǎng一手建立的。有中国guó mín dǎng就有中华民国，没有中国guó mín dǎng就没有中华民国。现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没有中国guó mín dǎng领导支持，大家能想象吗？所以国与党，党与国两者是不可分的。” 这是说非guó mín dǎng无人可以治国。中华民国既是由guó mín dǎng建立的，就必由guó mín dǎng来领导，guó mín dǎng和国家是二而一，一而二的。因而国家必由guó mín dǎng一手包办。但是宪法是仿欧美民主国家宪法而定的，其中有“全国海陆空军须超出个人、地域及党派关系以外”的规定，怎么办呢？对此，小册子进行了三民主义与guó mín dǎng的不可分割的关系辩解：“宪法如此规定是不错的。但他忘记了宪法的另一重要规定，即宪法第一条规定：‘中华民国基于三民主义，为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国’，宪法第一条是开宗明义，为全宪法纲领，亦就是中华民国的立国精神。中国guó mín dǎng是信仰三民主义的，现在军中设立党部，以三民主义来教育全国陆海空军官兵与宪法规定中华民国立国精神是符合的。” 前面说军队超出党派关系是对的，而此处又说中华民国的立国精神是三民主义，因而军队中设立guó mín dǎng党部，又是正确的，符合“立国精神”的。前后本来矛盾，此处转了一个圈，又使矛盾统一了，实际上是后者否定了前者。 第56章 扶助接班人，在台政策方针(10) 接着文中又说军中无党部是大陆失败的基本原因，故而军中设党部“是革命事实需要”。 至于西方国家军中无党部，是自有其传统，而中国guó mín dǎng的军队中，则是有70％以上的兵是guó mín dǎng党员，怎么能取消军中的guó mín dǎng党部呢？如果不设党部，军队就会瓦解等等。 对于胡适的祝寿文章，小册子更进行了严厉的斥责，说批评领袖就是反革命分子。文云：“某刊物批评总裁个人，yīn谋dú辣！因为国民革命历史证明，领袖与群众为决定革命事业成败的基本条件。广大革命群众如果一心一德，坚决服从大智、大仁、大勇的革命领袖的领导，则革命事业必获进展与成功；反之必然遭遇到重大挫折与失败。yīn狠dú辣的反革命集团，对此深深了解，所以他们破坏革命事业的一贯策略，就是攻击革命领袖，分化群众对领袖的信仰。” 这表明蒋氏或者蒋经国，是不能批评的，如果批评，就是yīn谋dú辣的反革命集团，就是破坏领袖对革命的领导。因为革命要成功，广大群众就必须一心一德地服从领袖。这当是与民主主义的政治完全不相容的。蒋对孙中山就不是绝对服从，而是既有不服从调动，也有抗命和批评，而孙中山都能予以理解和谅解，并十分信任他。而他却反过来，既不许不服从，也不许批评，俨然是一个皇帝。总之，在对胡适的严厉的反唇相讥中，完全暴露了蒋氏在台的独裁和专断。 接下去，小册子又把这种“攻击”和中共相联系，怀疑胡适等背后有中共指使，更是荒唐到极点。民主人士要说上点民主的话，就诬指为和敌对政党有联系，以镇压之，这和民主政治实相去十万八千里。确系赵高指鹿为马的老把戏。有人把蒋氏的此种作法又称之“狼来了”的歇斯底里。 不过，蒋氏总还忍耐了将近十年的时间，容《自由中国》发表己见，在封建主义控制下的政坛上，也是难能的了。 对蒋氏的这种违反民主政治的专断，美国人最是看不惯的，圣路易城的《邮讯报》于9月9日发表了专门评论，其中关于《自由中国》和“叛乱”的关系问题有如下明白的态度： “叛乱的定义是‘意图叛乱，却因公开的行动而无法达之行为’；显然的，在中华民国反对蒋总统就是叛乱。雷先生的《自由中国》杂志，据说曾刊载过那些讨厌的看法。例如，蒋总统的政府太弱，无法光复大陆；党化蒋总统的军队；美国应该监督其对台湾美援的处置，以保障人权。这些意见听起来都不像叛乱，美国政治人物在总统竞选中要说比这些更坏得多的事物。” 美国参议院外委会主席傅尔布莱德亦为之气愤，他说：“也许他（雷震）是一个恶棍，但看样子，却像是清算反对党。” 《纽约时报》也发表文章，指出雷震的“真正罪名，非常简单，他打算领导一个对抗guó mín dǎng的真正反对党”。并说：“自由中国在哪里呢？它自然不在大陆，但也没有在台湾。” 在美国，总统可以自由竞选，而蒋却一再连任，毫无限制。美国反对党反对政府现行政策，竞选时或平常里均可以自由地批评并受宪法保护。对蒋的这种作法，美国人当然看不惯，甚至是气愤的，这就是“中华民国”和西方、和美国的最大不同。 因此，蒋对国际人士谎说：“已有匪谍在幕后活动”，而不敢说扣押雷震是因为反对他本人。这种说谎本身，就是理亏的遮羞手法，他或者也感到难为情。 费正清教授也于1960年10月27日在麻州提出强烈抗议。他说：“台北这些高压的‘警察的行动’……是对于大多数有现代头脑的中国人的一种冒犯，和对于友好的美国人民的一种侮辱，这已由普遍的美国新闻评论明白地显示了出来。” 香港新闻界更是对蒋介石的如此镇压手段，大力抨击和挖苦。《星岛日报》载文指责蒋氏的作法一如清末之倒行逆施。该文说：“天祸中国，六十年风水‘返转头’，庚子年来了，又像六十年前一样，……当年是清朝的末代，措施每多倒逆，戊戌政变，捕杀六君子等，都是末代王朝的衰象。现在正要号召‘中兴’，岂可重蹈六十年前的覆辙？但是不祥的事接二连三地来：拘捕政治活动者；拘捕出版人；大兴文字狱。可怖之事孰过于此……”。《工商日报》转载《德臣西报》社论云：“蒋氏统治台湾一天，……不幸的雷震，将会像……张学良一样，不能希望可以获得宽大待遇，……guó mín dǎng如容许这些措置，应该抹去自己的暴拙饰词，不要把所据的中国小块土地冠以‘自由’两字了。” 但蒋不管国际舆论，也不理联合国人权保障委员会的减免雷氏刑期三分之一的要求，将雷震执刑十年，一天不少。 此外，《时与潮》也因“政治问题”以及自励诗，停刊一年。殷海光亦因是《自由中国》主要人物和有关政论文字，备受迫害，终于含恨而死；其他如李敖，也因激烈批评guó mín dǎng子1971年3月被捕入狱，次年被判徒刑十年。一时间，台湾岛上一片安静，只有“蒋总统万岁”的声浪起伏了。如果蒋氏在台实行民主政治，则台省的经济、文化发展，当取得更大成就，真正成为均富之区。 在1958年8月23日海峡两岸pào战前夕，蒋整夜研究金门防务，至午夜三点钟时，肚子饿了，又无东西吃，便叫厨子做鸡蛋饭吃。宋美龄对生活的料理，亦及于此处。 pào战期间，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于9月的最后一天，对记者发表谈话时，表示说： “蒋总统派遣如此大军防守金门和其他外岛，实是不智之举。这些军队如在和中共安排的可靠停火之下撤退，才是明智与谨慎的。”10月1日，蒋则针对杜氏之言，令秘书沈剑虹作答说：杜的立场“和我们的立场相反”，拒绝了杜的建议。10月23日，杜氏表示同意蒋的意见。蒋终于将金门等岛固守下来。这对蒋氏当然是至关重要的。 严家淦和蒋经国 蒋介石于1960年连任第三届总统后，蒋经国晋升为二级上将，具体职任是“国家安全会议副秘书长”、“行政院政务委员”、“国家退除役官兵辅导会主委”、中央常委等。 这时，大陆正处于经济上的非常困难时期，同时又与苏联关系日益恶化。至1962年后，中苏已公开决裂。这给蒋本人带来极大兴奋。1962年5月，他下令征收“国防临时特别捐”，同时北投的政工干校开设临时战地政务班，为“收复”大陆准备干部。guó mín dǎng的八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光复大陆指导纲领”。积极准备反攻大陆。并不断接见外国记者，申明反攻计划，他说：“我可独立反攻，苏俄不会干预。……国军一旦开始反攻，三、五年内底定全国。”同时广东沿海有一百七十二人先后于惠阳等地登陆被获。蒋这种兴奋和计划，当然不难理解，但他要反攻大陆却仍是毫无希望的。因为在大陆上，蒋介石的形象实在不好，人们对他的记忆也当然很坏，因而他当时在大陆已成了过时的，被人遗忘的历史人物了。然而他自己并不这样认为，故而大动干戈，蠢蠢yù动，准备卷土重来。 但美国年轻的总统肯尼迪立即于同年8月对蒋提出警告，他指出“国军如对大陆采取军事行动，那等于自杀”，并指出蒋氏如反攻大陆是违反《中美协防条约》的。美国反对蒋反攻大陆，蒋就无法反攻，因汽油、弹yào、零件的补给，台湾仅有两三个月的储存，只要美国不补给军火汽油，蒋便无法打仗。于是蒋又停止征收“特别捐”，反攻大陆的戏，刚一开场，又悄然收场了。 蒋氏为与美国进一步修好，便于1963年又派其长子经国上将访美。蒋经国以政务委员身份于9月访美，公开声明的是会谈“中美双方”共同关切的问题。 蒋经国于十年以前曾经访美，但1957年蒋经国为对美国报复，导演了“五二四”反美事件，和美国关系一直不那么融洽，或者说有些芥蒂。这次访美，也有为接班而求美方谅解之意。美国方面，也有了解台湾未来当家人的必要。小蒋访美活动，美国未事声张，一直采取低调姿态，既无公报，也无共同声明，但这次访问缓解了小蒋和美国的关系，可以说已为美国所谅解。 接着，蒋介石便开始为其长子接班而重新组织政府班底。他先于11月召开九全大会，为改组内阁作准备，然后提名严家淦财长为行政院长。陈诚本来病魔缠身，便于九届一中全会后提出辞兼院长职。蒋接受后，给假一月。由严继任。 据《联合报》介绍，严氏政绩卓著，颇有才干。但社会舆论并不谓然。严家淦，字静波，江苏省苏州人，1905年生。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1938年出任福建省建设厅厅长。任中举办小型水电站和修建道路。1939年，改任福建省财政厅厅长，创立“田赋征实制”后推行全国，对抗战中的粮食供应作出了重大贡献。1945年初，调任重庆任战时生产局采办处长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62 章 ，具体办理美国租借法案和中英、中加两个借款案物资之事。 1945年抗战胜利后，奉命代表经济部和战时生产局，首批飞抵南京，在何应钦手下协助办理受降事宜。同年12月24日，又奉命赴台北，任长官公署jiāo通处长，兼jiāo通部特派员。1946年，任“公署财政处长”，兼台行董事长，筹建台省金融机构和体制。1947年，台湾省政府成立时，任“省府委员兼财政厅长”，主持台省币制改革，并于稳定物价中获特殊成绩。 1950年初任“经济部长”，兼“美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同年3月，又改任“财政部长”，推行现代预算制度。1955年，继俞鸿钧任“台省主席”，兼“省保安司令”。并兼任“行政院经济安定委员会主任委员”和“国军退除役官兵就业辅导委员会主任委员”。1963年当选为中央常委。 严待人接物，以宽和忍让为座右铭。凡事他认为“退一步想，易地而处”，就会消除争执，化干戈为玉帛。他对部署的要求是“公而忘私”或“先公后私”。他认为能“先公后私”，“易地而处”的人，一定生活得愉快，并对个人，对国家，一定有所贡献。 实际上，严是一个循规蹈矩、八面玲珑和唯唯诺诺的老好人，凡事不敢做主，或频频请示，或推下级研究。才具自不出众。他当行政院长，说老实话是不合格的。但蒋之所以选中他，显然是因他既听话、不会大权旁落，又可以为经国开道。利用他作为过渡阶梯，将经国扶上要津，然后再叫他让出位子来。所以台省说严是个“好人”，但“不是好官；是好国民，不是好公仆”。 严被提名任行政院长后，怕立法院通不过，便逐门作揖求助。其实，有蒋点头，谁敢不依！蒋不是李宗仁，严家淦也成不了居正第二。 严上任后，即提名蒋经国任国防部副部长（部长俞大维）。俞部长也是个不贪权力、不问人事的人，经国出任俞的副手，当然就是代俞主持国防部。经国又是政务委员，在内阁中和俞同位，更是取代俞职的有利条件。蒋经国又嫁女与俞的儿子，和俞成了儿女亲家，关系更密了一层。这使俞可以更愉快地辞职和提名蒋经国继任其职。至1964年1月13日，蒋介石照准俞辞国防部长职，遂升蒋经国出任国防部长。所以蒋安排俞大维为国防部长时，也是早在为蒋经国代俞做准备。此乃yù升其子，先升陪衬之谓也。 1964年2月，“副总统”陈诚逝世，蒋经国的对手完全清除了。这在蒋氏父子是个理想的事情。从此以后，台湾政治生活便完全由蒋氏父子控制了，也没有任何人可以以元老资格来对抗蒋经国了。 1965年9月，蒋经国以国防部长身份访美，这是第三次访美了。这次访美，是应美国国防部长麦克那马拉的邀请。总统是约翰逊。访美的本意，仍是向美国修好，为未来掌权台湾做准备。 这一年，大陆bàozhà原子弹成功。 1966年3月，台湾又要进行“总统”选举。当然蒋连任第四任总统是没有问题的，问题是“副总统”。“副总统”的人选当然只能是严家淦。3月6日，蒋于九届三中全会上宣言，要提拔新进，并恳切期望总统候选人人选另择，让他专心做党务工作和军事工作。这当然不是蒋的心里话，他不过是在放试探气球，而且此时台岛也无人可以胜任此职。当然也决无任何一个傻瓜敢于充当总统候选人。 在投票前夕，蒋又举行全体“国代”的便餐招待会。会中又说了许多冠冕堂皇的话。他说：“我本来希望guó mín dǎng同志不要提名我为候选人，因为才德兼备，对国家人民有贡献的老同志很多。但是，最后大家仍然推我，我感到很惶恐。我今年已经八十岁，再连一任，还不能反攻，怎对得起国家？”又说：“此次国民大会乃是反攻前的最后一次会议。”这完全是发空pào，自我安慰。最后又对民、青两党客气了一番，他说：“此外，我本来希望民、青两党亦能提出总统、副总统候选人，可是他们很客气。一党提名，未始不是一种缺憾。”他仍想以民主政治的面目出现，表示他不愿一党专政，希望其他党派也可以竞选总统。其实他对民、青两党不提名候选人是很欣赏的。 然后，蒋又私下向张群表示，愿张做副总统候选人。张群最知蒋氏之心，赶快推说年事已高，建议以七十岁以下的人任副总统最适宜。但蒋仍是发张群、孙科、何应钦、严家淦四张照片备用，认真演戏。 最后，蒋在三中全会提名严家淦为副总统候选人。并对与会者说：“严家淦同志的长处，正是我的短处；我的短处，也正是严家淦同志长处”。这两句话，很有意思，这正是蒋所要求的。投票开始后，严以七十三比七十二获选为guó mín dǎng候选人。 但国民大会对严家淦却不客气，不少代表要严答复福利条件，否则传出空气，选举将出现“难产”。投票结果是发票一千四百一十七张，收回一千四百一十六张，严得票七百八十二张。这说明国民大会中和guó mín dǎng内有暗中反对蒋介石的反对派，只是不敢公开。但不管如何，严已当选副总统。蒋死严继后，天下就是蒋经国的了。 这时蒋已为蒋经国的接班准备就绪。对大陆派遣特务和发动宣传攻势 蒋逃离大陆后，留下了大批地下fǎn gòng游击队，据佶有约百万人左右。至1950年6月，还有四十万人，仍在有关地区骚扰。1962年大陆破获guó mín dǎng地下组织事件二十四万九千零一十二件，被杀害中共干部一千二百三十五人。同年逮捕guó mín dǎng伞兵二千二百三十七名。 1970年，在大陆的地下特务组织散布了三百四十万张传单、两百二十万张标语和七万七千份报刊。但蒋也损失一千七百八十名特务人员。1971年秋，大陆仍有七十种地下报刊，并每月以《自由之声》、《反攻月报》发行，有的还以《革命》为名发行。 到1967年大陆文化大革命后，蒋又派飞机越过珠穆朗玛峰，空投藏文传单和收音机，并遣送特务人员入境。 蒋的u2型侦察飞机多年以来不断飞来大陆和新疆拍照。 小部队在沿海登陆的活动，自1950年以来也一直未断。至1962年登陆行动特别增加。1967年，从福建到朝鲜沿海和香港地区，都有登陆活动。自1950年到1974年9月，在福建沿海登陆的次数有一万六千次左右。 蒋对大陆的宣传战，主要对大陆使用四个波力强大的电台，每天二十四小时以八种方式向大陆播送特别节目，短、中、长波，可达新疆、西藏、蒙古地区。内容是蒋的文告、新闻、国际大事、台湾人民生活。 第57章 扶助接班人，在台政策方针(11) 其次是传单，1958年至1977年期间，蒋派飞机向大陆空投约三亿二千五百万小型报刊、一百万张号外、二十二万本小册子。以后又改以军舰将汽球从南朝鲜或金门，顺风向大陆发放，以汽球散发传单，每个汽球可携带九十公斤传单。1967年空投了一千五百万份。1970年约有四千二百万份。第二年增长至两亿份传单。1971年10月31日蒋氏八十四岁生辰，空投一百万份印有蒋氏肖像的标语。 自1950年至1967年夏天，共投两亿八百万份“慰问与希望函”和十四亿三千二百万包生活必需品。甚至对有的地区空投医yào品，yào包上还贴上蒋的肖像。 “文化大革命”时期，大陆处于浩劫之中，蒋趁机寄包裹到大陆，起了添乱的作用。并仿印《北京青年》和其它中共刊物，刊载介绍台湾的文章，寄到大陆。 同时，用《毛主席语录》封面和林彪序言印毛语录的逐字逐句的批判文字，或把赞扬中共的语句换成赞扬中国guó mín dǎng的语句。又利用香港向大陆派遣情报网和设立地下组织，探得中共一些重要机密。如1971年9月13日林彪bàozhà事件，台湾当月就已知道。同年，又自香港飞来大陆十二个特务，组成情报网。发展台湾的经济方策 蒋介石的经济思想体系，主要在1935年到1943年间形成。表达这种思想体系的著作主要是《国父遗教概要》（1935年）、《国民经济建设运动》（1935年）、《国民自救救国之要道》（1936年）、《中国经济学说》（1943年）、《中国之命运》（1943年）有关部分。 蒋到台湾以后，只是把以上这时期形成的经济建设理论或计划，更加完善、充实、丰富和具体化。主要由经济学家们去具体执行和管理。其代表人物为尹仲容和李国鼎（见后面小传）。 蒋介石于1935年9月14日至19日在峨嵋山军训团讲了《国父遗教概要》，以后整理成专著，共六讲。其中主要讲政治、物质、心理、社会的建设。都是孙中山所定的原则。 关于政治，他的新东西是“守法重纪”、“明德修身”的封建原则。而政治的关键他强调在于人治，在任用贤才，考选贤才。而对于以法治众的法治原则，则予以忽略。这仍是封建的人治原则。而且他认为，“人治”为立刻见效的办法。本传于此专讲经济建设问题。 物质建设，就是使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其具体方案是： 第一步发展jiāo通，他谨遵孙中山的遗教，将此列为第一条。第二步是发展农业和矿业。此时，他已经提出要振兴中国，发展工业，必须首先发展农业。他认为，农业不改造，不发展，国民生活的粮食和穿衣都要依赖外国，国家只能更贫穷，何以振兴？所以他说：“到1936年他把农业振兴又干脆放在了第一位。所以发展农业，实为经济建设中刻不容缓的要务。”并指出具体发展农业方法是改良种子、肥料、生产技术、运销方法；发展水利、移民垦荒。这样，才可以奠定工业的基础。这是蒋自己的经济建设思想，和孙中山的先jiāo通，后矿业、工业的提法有所不同。 而矿业又为工业之根，如无矿业，则无工业。 第二，整个实业计划的具体内容是：开辟jiāo通；开辟商港、铁路中心、终点处城市；发展水电；建冶炼工业；发展矿业，扶助农民；于蒙古、新疆兴修水利；中国北部、中部建造森林；移民东三省、蒙古、新疆、青海、西藏，即解决人口分布，加固国防。 具体步骤是分成六大计划：第一计划为北方建设，以“直隶湾”即渤海湾为中心，建设铁路，直达西北极端。开浚运河，开发山东、河北矿产和移民西北。 第二计划，以东方大港为中心，整治扬子江和内河航道以及商埠，以利农、矿运输；建立大水泥厂。 第三计划，是以建设南方世界港广州为中心，改造广东水利；建设西南铁路系统；建设沿海商埠和渔业港，以及二等、三等海港若干；于内河、海岸适当地点建立造船厂。 第四计划，完全是以发展铁路为中心的计划。主要是建设西北、中央、东南、东北各地区铁路系统，创立机车、客车、货车制造厂。 第五计划，是根本工业经济的发展方法，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粮食工业，主要是改进农业，增加生产量和建立粮食加工业，供本国用和输出。但储存、分配、输出、要由中央机关统理。第二部分为组织被服工业，使全国人民都有衣穿；第三部分为住房工业，解决贫苦人的住室问题；第四部分为jiāo通工业；第五部分为印刷工业。对此，他极为重视，他认为印刷工业“是近代社会之一大需要，亦为传播文化促进文化之一大因素。现代国家民族文明是否进步，就可以每年印刷出版品的多少来衡量”。 第六计划，是矿业计划。第一为铁矿；第二为煤矿；第三为煤油；第四为铜矿；第五为特矿；第六为矿机工业；第七为冶矿厂。 最后他又特别指出“要预防私人资本的集中，而产生现代资本主义国家贫富悬殊因而引起阶级斗争的病态”；要“增进大多数人民的生活”，“防止垄断”。 为实行以上经济建设计划，蒋于1935年就曾提倡“国民经济建设运动”。这个运动的总目标是实施以上计划，达到增加生产和输出量，解除各种生产发展的障碍（见前第三章）。 到台湾后，蒋又于1953年11月发表《民生主义育、乐两篇补述》，共四章。其中关于经济建设部分在第一章第二节。这里他未予评论，只简单地提了一下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的起点，是粮食工业、衣服工业、居室工业、印刷工业。因此，可以认为，蒋在台湾的经济建设思想，在大陆时代，在1935年到1943年的《中国经济学说》一文发表时，已基本形成，到台后，只是更加完善和丰富而已。 重新讲解三民主义 蒋介石在大陆时，尤其新生活运动以来，对三民主义的讲解都是以礼义廉耻和明明德为其归宗，直说三民主义就是礼义廉耻。但到台湾以后，就有所改变。1952年7月7日，他在青年夏令讲习会上专门重新讲解了三民主义的本质。在这里，他把三民主义的本质解释为lún理、民主、科学。 何为lún理呢？他指出，是本民族群体中个人对家庭、邻里、社会、国家所持的正当态度，由理xìng定出标准。因此，lún理是中华民族的立足点。有了如此lún理，才能有民族独立和自由。lún理也可以说是民族灵魂、民族自信心。其实这是“礼”的演化。但这也是一种进步。这种人与周围各方面关系和态度，永远需要有一个正确的标准。否则就会形成民族社会的混乱。例如在街上因一点小事，就出口伤人，或恶言相加，或破口大骂，甚至大打出手，就是由于民族社会缺少lún理和秩序而形成的混乱状态。 作为人类社会，长幼上下之间，平辈、同事之间，目不相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63 章 视的同胞之间，以至于国际人际关系之间，都应有一个互相对待的仪态分寸或标准，而应以礼让、尊重、善意为基本原则。如果一个国家的国民之间，总是处于互相敌对、嫉妒、恶意、幸灾乐祸之中，试问这不是一种全国民族的最底里的，也最大的内战吗？这样的国族办起事来岂不是难关千重，险浪迭起吗？一个国族染上了内战沉疴，它如何奋起啊？因此，新时代的新lún理关系，就是一个国家民族的生命和灵魂，不可须臾而离之。而且一个文明的国家对本国任何人的有用的精神财富，都不会拒绝参考的。如果拒绝，岂不是一种内战吗？ 什么叫民主呢？他首先讲解了这个问题。他认为自“五？四”以来，所喊的“民主与科学”的口号，是正确的，必须的，但如果“没有我们民族的文化来做民主与科学的基础，那么这两个口号，不仅不能救国，而且徒增国家的危机”。 他指出三民主义所提倡的民主，是全民的民主，不是阶级专政。民主的基本精神是什么呢？他认为“是自由与独立，亦是权利与义务”。他认为自由应是“为国家争自由”。独立也是先争取国家的独立，只有国家独立与自由之后，才有个人的独立与自由。而要达到国家的自由与独立，就必须先尽国民的义务，这义务就是“守纪律负责任”。只有国民能够守纪律负责任，国家才能独立与自由。一句话，蒋讲的只是如何争取国家的独立与自由，至于国民的民主权利，他连一个字也未提。看来他只要国民尽义务，而对国民的民主权利，则连讲都不愿讲。 关于科学，他说是民生主义实现的手段。民生主义的科学是“保民”与“养民”的科学。是以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从事生产和分配。具体说，土地改革要实行农民偿还地价的温和土改；工业经济上，也是实行节制私人资本，而不没收私人资本的温和方法。实行“社会与人民均富”。他反对没收土地的土改和没收私人资本的全部国营化。他说私人“无产，就是大私有的集产”。他说这种“大私有”的理论，“是以恨为出发点的”，也是以“反人xìng为出发点的”，因而是不科学的。 这样看来，他理解的三民主义，就是人民敦lún理，守纪律，尽义务；国家实行保民、养民的“均富”政策。 蒋氏在名词上，为了适应潮流和形势，改变了一下，把礼义廉耻、明明德去掉，换上lún理、民主、科学，但实质上，仍是礼义廉耻的内容，只不过是更加丰富了一些而已。把礼换成lún理；把义换成民主；把廉耻换成科学。如此而已。故而其个人独裁专制之本质未变。 但不管如何，他在其党内和社会上，增强了一些民主气氛，除了他个人的权威不可干犯，guó mín dǎng的领导不许反对之外，对其官场弊端是可以揭露的。对于一般xìng政策，也可以讨论，甚至对他的连选连任问题，也可以提出不同意见。但一经当选后，他就绝对不许反对了。 此外，蒋对于康乐和育，也于1953年11月在《民生主义育乐两篇补述》中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在“育”的问题上，也反对马尔萨斯人口论，他认为人口增长并非以几何的比率或级数。而粮食增长却很快，也不是算术比率。 中国的人口问题，他认为要在全国（包括中国大陆）经济平均发展基础上实行全国人口均衡分布。要使城市乡村化，乡村城市化。而以城市的小家庭方式的经济局限xìng自然控制人生育率。小家庭多生一个孩子就负担沉重，因而谁也不敢多生。 在社会上，不提倡离婚，控制离婚率。以免有更多家庭破碎，儿童悲惨。甚至他们想“收复”大陆后，对大陆儿童实行“再教育”，使其重享家庭温暖。他说大陆彻底破坏家族组织和拆散婚姻。 设立fù产医院，以低费和免费接生。建立儿童教养院、养老院等。 在教育方面，主张进行民生主义的教育，即从民主生活中培养自己的人格。其中包括学校教育、儿童强迫教育与识字运动、家庭生活教育（lún理教育为主）、公民教育、职业生活教育、大学教育、chéng rén教育、国民军训、童子军、劳动服务。 他要求一般国民都能识字。并说这是民生主义教育的起点。他把教育分成道德、职业、社会、文化科学等几种教育。其总目的是要公民在“家庭、地方、国家、国际社会上践履自己的责任，实现自己的志趣，发挥自己的才能”他强调的是青年人实现个人的志趣。 他把教育的位置看得很重。他认为“教育是社会改革和民族复兴的根本”；而不是把生产和经济本身的发展视为民族复兴的根本。这一点非常正确。因为人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没有合格的人才，如何推动社会各部门的正常工作呢？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yù振兴国家者，必以教育和文化科学的发展，以及全国族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为第一要务。否则，只要经济财富，不要文化财富，则是釜底抽薪，经济当然无法上去。而一个国家的精神和科学便会日益衰退。国家民族也将必然更加堕入贫困的深渊。对此，国人当能洞察。而国民之狭隘自私，只想个人不思国家安危者，正是由于愚昧促成。所以过去中国历史的前进，总是由青年知识分子以智慧开辟新路，原因就在于此。对教育的发展，后面文教部分又有一个简单的说明。总的说，台湾的教育方面，成绩是显著的。儿童入学率占学龄儿童的98％，就很可观。这个比例，为亚洲的第二位。 关于康与乐，蒋主张国民应德xìng善良，体格康健；理智和感情和谐。为此要以礼节制情感，以乐调和情感，讲求礼乐合璧。 城市缺少健康环境，要使城市乡村化，有田园风味；乡村缺少娱乐场所，要使乡村增加康乐场所，使乡村城市化。同时还要注重在城市建设中山林川原的设计。国家更要保林造林，扩大全国森林面积，既有利于国民经济又有益于国民健康和娱乐。 在文艺、音乐方面，他反对商业化的文艺和音乐。他认为音乐足以表现民族的盛衰。所以他反对萎靡不振的“亡国之音”，要大力纠正颓废音乐和yín靡歌曲。 关于美术，他也很重视，他认为美术的最高境界是智德合一，身心和谐的境界。 电影、广播，也对国民精神生活影响很大。他认为必须反对其商业化，应由国家经营，提高质量，以有益于国民的精神素养和康乐。 最后他对宗教也给予特别重视。他认为一个人没有信仰，就失去了人生的归宿；一个社会没有宗教，就失去了精神的安定力。 对于人的身体的生理健康的保持，就是运动、清洁、营养。 建设台湾计划 蒋到台湾后，接受大陆失败教训，第一要改革政治，第二要建设台湾，发展台湾经济，以便有个立足之地。 其具体建设方略，是提出了一个“中兴复国”时期。此时期的经济建设方策是： 生产与分配并重；工农业并重；国营与民营并重；生产与贸易配合。 其目的是： （一）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使落后生产型转变为进步生产型。提高生产力，增加国民收入。 （二）在保障私人财产权利，不妨害私人企业发展原则下，维护合理分配和社会福利事业，使国民享受教育、卫生、娱乐的权利。 1953年以前，他把重点放到农业方面和币制改革方面。币制改革和农业的“三七五”减租以及农业技术改进，同时并举。而币制的改革尤为一切经济建设的中心环节。因为通货膨胀不解除，一切建设都谈不到。 于是蒋于1949年6月15日颁布了台湾省的《币制改革方案》。 蒋自上海运来大陆库存的所有黄金、白银和美钞，这是大陆之精华转移台湾。以此巨资改革台币，实行“新台币”，当是轻而易举之事。 改革方案规定：新台币由台湾银行发行，总数二亿元。以美金为计算标准。对美金汇率为：新台币五元折合美金一元，略低于战前。旧台币则以四万元折合新台币一元。 新台币以黄金、白银、外汇和可换外汇之物资为准备金。同时设“新台币准备金监理委员会”，监督执行和保管。新台币在省内可以通过黄金储蓄办法兑换黄金；在省外，可以透过进出口贸易，兑换外汇。 关于实施办法中，重点是第三项，即“为使币值稳定起见，必须增加生产，节省消费，促进进出口贸易，俾省内经济得以稳定，对外贸易收支得以平衡”。 其次是充分配合企业，以促进企业发展。由“生产事业管理委员会”统一管理。对于外销物资，要促进其增产和提高质量，降低成本。并对外销生产事业，予以充分贷款。 新台币面额分一元、五元、十元、百元四种。辅币为一分、五分、一角、五角四种。 旧台币于1949年12月31日以前无限制兑换。 第58章 扶助接班人，在台政策方针(12) 新台币于1949年6月15日正式使用。 同时，对于农业，则于同年4月开始推行“三七五”减租政策。1951年实行土改。1972年完成土改。到1953年开始制订第一个四年计划。 蒋在台湾的经济建设思想，实际上自1935年至1943年间，已经基本形成。其来源是孙中山实业计划思想中的诸原则。而蒋又对这些原则加以解释和发挥。总计其内容如下： 首先是中国经济建设的基点在大陆，而以海港为出口。国际贸易要经过海港；农、矿事业则在大陆。平时以海口为通商之门，战时则据大陆为后方，使民生与国防，亦即经济发展与国防合一。这一条很重要，如果单纯发展沿海地区，而忘掉内地经济发展的同样重要xìng，则既不利于国防，亦形成内地落后之畸形经济，对整个国家极为不利。 其次，实业计划以jiāo通农矿为最根本事业。中国工业要发达，首先要开发辽阔的内地，改造农业经济，提高农民生活，为工业产品准备充分市场。要开发内地必须以国家资本发展铁路、水运，以便利jiāo通。同时开发矿产。矿业为工业提供原料，农业振兴后，提供市场，工业才有资源。资源、原料同时具备，才有工业发达的可能。 第三，平均人口分布。即由东南向西北、西南移民。 第四是工业设施要建在农业、矿业的中间。使大都市与农村相间分布，平衡发展，使大陆各地区均有发达的工业。这既可以开发全国各地的潜存物力，又不使发达的沿海和西北、西南相差极其悬殊。 最后一条是实业计划要中国海陆平均发展，切不可重海而轻陆。像汉唐时代那样重中原而轻边陲。 以上是蒋介石发展中国经济的总战略。而发展工农业经济的具体措施，则蒋早在1935年就已提出其草稿。这草稿的内容是振兴农业，增加农业生产，一方面自给自足，同时增加农业原料生产，提倡原料就地加工制业，以垦牧为移民手段，并实行军垦。对于内地荒地，也奖励开垦；开发矿产；促进工业发展，对农村加工工业，由合作社系统经营，对一般工业，政府予以保护和奖励，中国或农村市场，由国货供给，对于不能生产者，要节省使用，以求对贸易的平衡，否则农村资金便流入国外；发展jiāo通，多建公共仓库和运销机关，调整金融，鼓励民间储蓄（见《国父遗教概要》）。 此外，他主张实行农业合作化和农业信贷合作制。他在1935年9月曾于一次训示中指出：“虽有中国农民银行以一部分资金融通于农业，然犹嫌力虽普济，非采日德诸国成规，创立专对合作社及其联合会调剂资金之特种金融机关不为功。……各就算入总额酌提百分之三至百分之五，筹办各该省合作金库。……”又说：“……合作金库xìng质与省库及银行均有不同。盖其作用，系专对合作社调剂资金，以促农村之复兴。其营业如信用放款，期票贴现，存款透支，农产品储押放款，及汇兑等项，限于与合作社为对手，不许作一般市场jiāo易。……目的本不在牟利，……各国合作金库，多系如此规定。 蒋到台湾后，基本上采用以上的经济发展方针和步骤，而更完善之，并由专家们具体筹划和实施。 这些经济政策，主要体现在台省的各个四年计划中。这些计划的总规划大体如下： 先以农业培养工业，再以工业发展农业；先发展容易积累资金的轻工业，和进口替代品，再重点发展出口工业，等积累大量资金后，再发展重工业。同时又以低利率向民营企业贷款，对出口工业则更加优惠。此外又使税率增长低于或不超过工业生产率的增长。尽量使厂家获取实惠。再就是吸引外资和华侨资本。但以保护发展民族工业为宗旨。同时注意本岛内部地区的平衡和均富。 其吸引外资，是在自力更生基础上和保护与不妨害民族工业发展的前提下进行的。因而不是以外资为国家经济支柱，更不是宁用外国专家而瞧不起本地土专家的媚外政策，而是一切以本岛为主体，更以本岛专家如殷仲容、李国鼎等主管本岛经济大政。而不是跟着外国人转圈，或专以外国人之言为良策，这种吸引外资和对外政策，无疑是正确的。所以使台岛经济发展迅速。成果是正确政策的最好评价；相反，失败，则是错误政策的最严厉的批评与否定，就是当政者为了自身名位不肯承认，也无济于事，人民心中最为清楚。所以蒋于大陆惨败后，也不得不接受教训，进行检讨，承认失败，惟其如此，才有台湾小龙的起飞，否则，他仍一意孤行，死不认错，或者仍为自身“荣名”而文过饰非，则他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64 章 一定会死无葬身之地。 有了以上政策后，蒋不是自身包办一切，而是委派精通此道的专家，具体负责规划和执行。但这一切计划、措施，体现了他的经济思想和经济政策，当然也是他的经济思想的反映。故言经济建设过程，亦即在说明蒋的经济思想，虽尽其详，亦不谓多。其具体规划，是以四年计划为一个个经济、文化建设的阶段。从1953年到1972年，共分成两大阶段。 第一阶段，从1953年至1960年，为工农平衡发展时期。其策略是按蒋介石的“以农业培养工业，以工业发展农业”的方针进行的。其具体目标是：增加农业生产，达到自给自足的国内市场状况。同时增加农、工投资，达到国际收支平衡。工业方面的重点为生产进口替代品，故以纺织、食品、合板为主要工业品类。这个时期，台省物价趋于稳定。 从1961年至1972年，为第二阶段。自1953年到1960年，经过两个四年计划时期，台省工业基础已经建立；工业产品已足够国内需要，于是进入第二个时期。在以上基础上进一步开辟和拓展国外市场。第二个时期经济建设目标，是“以贸易促进成长，以成长拓展贸易”这个阶段，可称之为出口扩张、高速成长和高度稳定时期。 1960年，“政府”制定了《奖励投资条例》，1961年开始实行，实施时间为十年。到1970年，“政府”认为有继续实施之必要，经修订，再实施十年，约至1980年。 在第二个时期中，主要推动外向型发展的措施，有金融和出口两个方面。金融方面主要是当局于1960年核准中国银行、中央银行、jiāo通银行、中国人民银行复业。1961年6月，将美元汇率调整为一美元兑换新台币四十元。1963年又取消外汇结算证制度，简化手续。1965年，核准外商银行在台设立分行。其中有美国花旗银行，美国商业银行，美国运通银行，泰国盘谷银行等。同年9月，将进口关税税率降低，并逐步放宽进口限制，以推动外销发展中对外国原料和设备的顺利进口。1966年，又在高雄设立加工出口区，直接由外国运进原料，经加工后，又直接将成品自加工区输出外国市场，以减少通关手续。以后又于高雄的楠梓、台中的谭子，成立了另外两个加工出口区。 本阶段由于经济增长率大幅度提高，出口数值迅速扩大，而物价却又相当稳定，故一般将此第二阶段称之为台湾经济建设的黄金时期。 这个时期仍是蒋介石主持台湾当局的工作时期。因而其对建设台湾，发展台湾生产力是有功绩的。它给台湾人民带来了生产水平和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当政者的最主要政绩，当然也在这个方面。否则，人民怎么能拥护呢？ 自1974年以后，台省转向技术密集产业的发展时期。这已是蒋经国的时期了。 当蒋介石确立大政方针后，具体经济工作jiāo由经济专家们完全负责，主动进行管理，指导和订出具体经济改革计划。故其政治，尤其政权上，虽实行个人独裁，但在经济建设工作中，则由专家负责，给予全权。并实行清官政治，简化手续，以利于经济的发展。总之使政府为经济发展、为企业家服务，而不是专卡企业家的脖子，进行无情的内战以自杀。因而使台湾经济发展卓有成效。 农业建设 对于土地改革，蒋从大陆到台湾，都主张先减租，然后国家收买地主多余土地发放给佃农，由佃农按一定地价，逐年偿还，反对无偿没收地主土地的办法，实行耕者有其田。只是他在大陆时未行土地政策。 “三七五”减租政策，陈诚在大陆时曾在1945年试行于湘鄂一些地区。陈到台湾后，就于1949年4月在台省推行。同时推广农业技术，减价卖给农民肥料，大力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 1950年，经济合作总署中国区主任赖普汉（美国人）访台后，又决定将“合署”剩余款项八千一百万美元拨给台湾。这对台湾的初期经济发展，当然也有重要的作用。 减租前平均租率为48．63％；减租后租率一律为37．5％，前后期相比，减少了11．13％。租农收入大有增加。因而减租之后，租地的书面契约激增。减租之前，台湾书面契约自1930年至1940年十年间累积数为234，315件，而减租后，自1949年4月至6月仅三个月时间，书面租约就达到388，484件，比以往十年问的总书面契约增加五万余件。 同时全省地价也普遍下跌。全省水田平均跌下19．49%；旱田跌落42．3％。 地价下跌，佃户收入又增了11．13％，故自“三七五”减租实行后，佃农购地者也迅速增加，1949年佃农购地户数为1722户；至1953年，购地户数则增至28960户。 购入水田面积为12771甲（每甲较一公顷略小），由此数字，不难看出台湾农业的欣欣向荣景象。 1951年1月31日，蒋介石手令陈诚准备实施土地改革。1953年实行，地主的出租耕地由政府征收，然后放领给佃农，以实施“耕者有其田”。具体办法是依《耕者有其田条例》第十条规定，地主保留出租耕地三甲，或者水田留二甲，旱田留三甲至四甲。超出者由政府征收，放领给现耕农民。征收地价，为七成实物土地债券和三成公营事股票，两者相配搭，发给地主，鼓励地主转向工业经营的道路，也避免通货膨胀。小地主付给现金地价。承领耕地的农民，则分十年偿清地价。至1953年底，有194823户承领了耕地143568公顷。自耕地从61．40％增长至84．8％。而出租地则由38．6％降至15．2％。自耕农的增加极为迅速。其结果是在人人劳动中和生产累进中，实行了“耕者有其田”。当然这也是在共同奋斗和农业生产的发展中实行了“耕者有其田”。台湾当局称之为“温和的土改”和“合理的，不流血的革命”。蒋介石说：这种土地方法“使经过土改后的地主，能同时参与国家的工业建设”。 通过土地改革，农村中劳动所得份额从1941年的36．22％增加为1953年的54．39％。而土地所得份额从52．20％（1941年）降低为39．39％。土地剥削显然大大减少，而劳动所得则大大增加。这当然大大增加了农民劳动积极xìng，促进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 至1972年，自耕农占台省总农户的78％；佃农降为14％。已基本实行了全台的“耕者有其田”。 农业技术则是促进台省农业发展的第二因素。 于1953年实行第一期四年经济建设计划时，农复会就全力着手发展整体xìng农村经济。在技术上推行的主要项目为：农作物牲畜改良，水利资源发展、农业组织、农业金融、土地改良、农村卫生和保健、农业研究等。在此技术推动下发展农业其目标是以农产品的剩余转为出口，换取外汇，再进口部分消费品和工业原料。同时也输入了“资本财”。用“资本财”和工业原料，创造工业生产品，销售国内市场。这时期，台省市场消费品来源有两个：一个是本省自制产品；一个是进口品。台省依靠剩余农产品的不断出口，而积累本国资本，不断提高工业生产力。与此同时，台省当局采取了贸易保护政策和高估本省通货价的外汇政策，使农产品仍顺利出口，而本地工业品则相对少出口，在本地市场上逐步增加本省工业品比重，从而最后代替进口工业品。 这个历史过程是在1952年至1960年的时期。 因此，在这个时期，农产品的增加极为重要。对此，改进技术和施肥等措施起了重要促进作用。 农作物改进内容主要是：作物复种指数不断增加；品种改良、农yào、肥料、耕种方式现代化。复种指数自1952年的171．9，增长至1960年的183．6。农业生产增加率为每年平均3．5％。稻米1952年每公顷为1998公斤。至1960年则为每公顷2495公斤。甘蔗由每公顷49003公斤增长至70505公斤，平均每年增长4．65％。但农民所获利润仍低于工业利润；农作物价格也低于工业品。农业中的剩余劳动力也同时移出于农业生产，转向工业生产。这是以农业扶助工业发展。 其次是肥料。台湾当局为保证肥料质量和防止投机分子的捣乱，一律由当局统筹办理省内外肥料的采购。专门负责机构是台湾省粮食局。1948年就颁布了《台湾省化学肥料配销法》。其中规定将肥料尽量分配给稻农使用。农户可以用稻谷jiāo换肥料，也可以用现金购买。1950年又规定以换谷方式购取肥料。但到后来，因由粮食局独家经办，换谷肥料价格高于现金价格，更比进口肥料价格高。也比省产肥料价格高。因而粮食局收入逐年增加。 农产品价格平均计算，粮食为工业品之89％；一般农作物为90％。 1972年，蒋又采纳蒋经国（行政院院长）的农业加速发展八项措施，促进了农业的迅速发展。此八项措施是： 取消肥料换谷制度；取消田赋征收教育费制；放宽农款条件；改革农产品运销制度，以利于农产物的运销；加强农村公共投资，加速推进综合技术栽培；提倡设立农业生产专业区；加强农业试验研究与推广工作；鼓励农村地区设立工厂。 这些农业发展措施均极重要，对农业生产的发展，起到了重大的促进作用。这说明人为主动作用对经济发展有极重要的促进作用，如果政府放弃对经济发展的行政责任和计划与调节作用，而一味地收税，搜刮，则一定成为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巨大障碍，严重破坏经济的发展，并一定会使社会停滞不前和大步地倒退。如此一来，该政府就会失去其存在基础和意义，必定被历史淘汰！蒋介石王朝的失败，就是一个极好的试验报告。有了蒋在大陆的惨败在前，才有其台湾小龙的起飞。但如果后人接受其失败教训，则可以不以自己失败换取教训，而可以凭对历史的研究，直接取得以用之于己。故为政而不研史，则大事难成。 第59章 扶助接班人，在台政策方针(13) 在以上农业不断发展和不断吸收工业的养料中，又反过来推动工业的发展和加快工业的发展速度。使工、农业生产在发展中密切结合，双轮前进，而不是想到工业就忘了农业，或注意农业时，又忘了工业。如果总是顾此失彼，是无法建设成功的。这是科学，无法以任何强力或神力取代的。中国历代帝王均有无限权威，但无科学头脑，所以中国日益落后，终于被西方民主国家远远地抛在后面，落后、贫穷，并受列强的气。对此帝王们是看到了，感到了，也大力提倡科学技术的输入，但民主却使他惧怕。所以对于帝王之尊，对于专制制度，则死抱着不放，宁肯为此使学习西方技术失败，使自己受辱于列强，签订种种不平等条约也在所不惜，但民主绝不可以实行，专制政治绝不可以放弃。 其实西方发展之快，就是因为有民主，无民主就无西方工业飞跃。蒋氏虽仍未实行民主，但他实行了清官政治，并使其专制政治只局限于政位，而不包办一切，因而有台湾的起飞。 工业发展 蒋介石关于工业发展的措施，是首先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生活，为工业品提供市场。同时农产品和农业又为工业生产提供原料，促进工业发展。 也就是一边进行土改和推广农技以发展农村经济，一方面又不断增加工业投资，扩大工业再生产，既利用农作物，又吸收农村剩余劳力，使工业生产发展的同时，也促进农业的全面发展。使两者互相推动，互相利用，互相促进。其总目标是鼓励“进口替代工业”的发展，限制进口消费品，对外汇进行最有效的利用。从而达到以国货满足国内市场的工业水平。然后转向积极的产品出口的扩张政策。 这是一个极其正确的工业政策，是大力发展民族工业的政策。试想一个国家没有自己的强大的民族工业，如何自主？ 而地主们则利用手中资金转向工业生产，自然增加了工业投资。这也是有益于生产发展的政策。 台湾旧有工业是日本的殖民工业，基础并不雄厚，主要是糖、盐、樟脑、烟酒、造纸、制革、肥料、水泥等，以特产加工和轻工业为主。1937年以后，才开始建立钢铁、机械、炼铝、造船等工业。但此等各项建设因战争关系多未完成。战争后期又因被轰zhà，已破烂不堪。加之战后日本技术人员撤走，工业建设几乎停顿。蒋介石于1949年逃到台湾后，才开始真正着手台省工业建设。 因为当时不能广投资金，加之物价高涨，便首先以稳定经济为主要目标。其具体办法是增加消费品生产，以保证供应。投资方向是选择投资少、时效快的工业部门。当时选中的工业部门是电力、肥料、纺织三大类。电力为人人不可缺少的工产品；肥料可以与农业共同发展；纺织品更是城市、乡村人人需要之物。 此时期工业投资主要依靠台湾当局；其次则为私人。技术人员主要是从大陆带来的；技术设备是日本人留下的，由台湾当局接受’。一部分售于私人，一部分改为“国营”和“省营”进行重建。大陆迁台设备也有一部分，到1952年完成重建工作。工业建设第一步是以“国产”工业品取代进口品为具体目标。台湾称之为“进口代替”，以节省外汇。其它如糖业、jiāo通业等，也相应发展起来。 此时期的工业生产主要为农产品加工工业。 1953年，台湾制定了经济建设第一期四年计划，于1956年完成。其主要任务是：内求充裕省内物资的供应，解除物价与财政的压力；外求平衡国际收支，减少对外依赖，接近自力之境。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65 章 体生产品类为：矿业、制造业、电力、jiāo通运输四项。制造业中包括食品、制糖、纺织、木材、造纸、化学、肥料、油脂、石油、水泥、钢铁、炼铝、机械、电气机械、造船等项。 其具体发展工业的办法共有四点： （一）采取重点主义，保持工业平衡；即以重点发展工业是为国家建设方针，关于工业的发展计划，又十分严密。对每一工业，均从资金、技术、原料、市场、利润诸方面考虑，研究其发展的可能xìng；同时从国防、民生和国际收支方面考虑其重要xìng；从资源利用、成本大小及对整个经济贡献等角度，考虑其与本地有关工业及国外进口品业的比较利益，然后决定取舍。 在全局上，则务必保持各类工业和新旧工业之间的平衡关系，不可偏废。 工业之中，又以电力业为母体工业，列为优先地位。jiāo通运输则视实际需要，作配合发展。第三位为肥料工业。肥料用途很广，可以节省外汇，减少进口，并可转为出口。第四位是化学、制糖、木材、石油、造纸、机械、水泥等工业，对外贸收支也有重大影响。 以上制造业，四年间（19531956）共投资新台币23亿元。增产60％。其中糖业增产量为48％；肥料为30％；石油提炼为185％；化学为53％；木材为30％。增产效果极为显著，速度极快。电力的装置容量和实际发电量也各增57％和59％。电力的增长又促进工、矿业的增产。 （二）增产目标以国内外市场为根据： 凡本地和国外市场已达饱和者，则暂维持原生产量；若本地市场已饱和，而国外市场尚有发展前途时，则酌量增加生产；若外国已无市场，或目前产品尚无外销可能者，则增产计划完全以本地市场为对象。 （三）充分利用现有设备，非属必要，就不增添新设备：充分利用自产原料，以减少对于进口原料的依赖，以节省外汇。同时尽量将副产品予以利用，以增长产品的整体经济价值。 （四）扩充生产与改进生产并重，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 在这四年之内，工业总投资为新台币48亿7000万元。还发展了新的工业品种：人造纤维、蜡纸、平板玻璃、铝箔、冷拉钢、机械铸管、车辆零件、渔船用柴油引擎、自动织布机、轧金属机、电表、日光灯、低压输电缆等。 这时台省经济已趋稳定。台湾省的居民真实所得提高了34．2％。个人真实所得每年增加3．5％。共提高了16．5％。但国际收支尚未平衡，通货膨胀也仍未彻底解决。工业品也未能够达到自足之境。 自1957年至1960年，为第二个四年计划，又叫第二期四年计划。这个四年计划中的主要目标是进一步增加工、农业生产，扩展出口贸易，提高台民所得，增加就业机会，平衡国际收支，加强经济竞争力量。同时开始发展重工业。 其中工、矿企业的设计原则是：调和短期和长期需要；开发省产资源；发展出口工业；提高生产效能；大力发展制造业；改进产品质量；降低成本；促进和东南亚、远东地区经济合作，维持经济平衡发展。对此种发展，尤其要注重整个经济对工业发展的需要和负担能力，以及工、农之间，各个工业部门之间的密切配合。 列入发展计划的制造业有二十三种：食品加工、制糖、酒精饮料、制烟、纺织、木材、制纸、制革、塑胶、工业化学、肥料、人造纤维、制yào、其它化学、石油炼制、玻璃、水泥、钢铁、机械、电工器材、造船、手工业。 其中对能利用土产资源和能在国际市场竞争的出口工业优先发展。对电力工业则给予特别的重视。其余的各种工业项目，除原有公营事业必要扩充和民间创办有困难者仍由政府创办外，一律以鼓励民营为原则。也希望充分吸引外来投资与技术合作。对华侨投资工业建设者，尤应予以辅导和鼓励。 在这些制造业中，较重要的有四项： （一）金属工业：到1960年建成年产20至25万吨钢锭的炼钢厂。 铝锭，由于扩充和改善了铝业公司，1960年可达19000砘，较1956年增产1038倍，并且大部分铝锭可以出口。 美商在台投资建立造船厂，可造三万二干吨级油轮。 （二）纺织工业：力求降低成本，推广产品外销，然后以出口收入购进原料，继续扩大生产范围。 （三）肥料工业：比1956年可增加净产值3．28倍。 （四）制糖工业：为台省最大工业。本期内又完成酵母与蔗板副产品以及其它副产品工业。 （五）水泥工业：1960年可达年产量为120万吨，除供应本省，尚可出口。 此时期新发展的新工业产品有：洋菇罐头、嫘荣丝棉及其制品、纯碱、尿素、化成氮磷、硝硫亚钙、聚氯乙烯塑胶、合成清洁剂、汽车轮胎、均质木板、电锅、耕耘机、电动机、高压电容器、工作母机、汽车等。 第二期四年计划完成后，台省工业已有生产结构的显著变化。部分机械已经可以自造，工程设计与机器cāo作人才也日益增多。甚至可以对落后国家提供技术援助。工业产品至此已进入大量外销阶段。 财政措施和两个四年计划 关税保护：台湾工业基础薄弱，无论在规模、生产技术、市场开发方面，均无力与发达国家相竞争，台湾当局如不采取工业保护措施，台省工业将无法发展起来。关税保护为保护措施之一。即对外国进口工业品课以高税，一方面增加“政府”收入，同时促进省内工业迅速发展，代替进口货。此对台省工业发展推动力甚大。 出口退税：即对出口品退出课税，以推动出口增加。1952年起，扩大退税项目。减免所得税：1955年修订所得税法。明文规定：公用事业、制造业、矿业、运输业等合乎“政府”奖励标准之各种生产事业，减征所得税10％；新投资或增资扩充之生产事业，三年内免征所得税。1959年和1960年又规定：凡本国投资者及外人、华侨投资者，均可申请捐税之减免。 金融方面：实行对民营企业的美援和台银的低利率贷款制，低于市场和银行利率，等于变相补贴。从1952年实行。初由物资局直接放贷，次年改由银行和合作金库订约承贷。其种类有：抵押贷款、购料贷款、信用贷款和贴现贷款四种。1957年7月，台湾银行又订定外币贷款年息6％，短期台币贷款，年息11．88％，远低于银行一般对民营企业的质押贷款和信用贷款利率。 外贸方面：为鼓励民营和公营企业的生产，对进口的生产器材和原料费用，可按较低官价汇率申请外汇。在输出产品所得外汇的结汇中，公营企业以较低官价汇率结算，民营企业可按较高的汇率结算，以利于民营企业的经济。这叫做复式汇率，目的是促进民营企业的发展。以上这两个方面的辅助，使台省人民获利匪浅，对台省经济发展也起了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1958年以后，台省通货膨胀稍缓，进口替代工业也已有相当发展，“政府”对外汇汇率减少干预，制定了《改进外汇贸易方案》，简化外汇结算，凡以出口佣金和汇入外汇所得申请进口外汇者，全数核准，不再加以限制。对外汇管制略微放松了一些。 其它方面也采取辅导和促进、保护措施。第一个是对生产过剩的，盲目投资的工业种类，政府明令限制设厂和扩充。第二，设立生产力中心、经济部工矿计划联系组、手工业推广中心等机构，指导和辅导工业生产的发展。自1953年开始实施四年经济计划后，取得了重大经济成就： 自1953年至1960年八年之间，台省工业增长率平均每年为10．6％。农业增长率为4．6％。因而工业总产值比重从1952年的17．4％上升为1960年的24．6％。这时期，台湾省仍是以农业为主体的经济型。 台湾的工业增长以制造业为最快，八年间制造业生产指数增加了166．7％。其中的造船、电扇、钢条、凤梨罐头、棉纱、水泥、烧碱等增长最为显著，所占工业总值由1952年的60．2％增长至67．6％。其中重工业比值由1952年的31．8％增长至1960年的39．3％（占制造业的比值），仍居制造业中的次要地位。此时台湾工业发展的一大特点，是优先发展轻工业和制造业中的轻制造业，而重工业则占次要地位。其目的是先以本省工业品取代进口品，并迅速积累资金。重工业则占资金多而又运转慢，对落后国家来说，不适于优先发展。台省的这种工业化路子，是走对了。 这时期民营企业产值所占的比重，已由1952年的43．4％增长至1960年的52．1％。私营企业增长较快，已占总工业产值的一半以上。这是台省工业发展的第二个特点。 由于以上的工业生产的迅速增加，出口额不断增加，1952年出口额占台省生产毛额之比重为8％；1960年增长至11．2％。工业品出口，由1952年7．8％，增长至1960年的32．3％，增长速度很快，足见台省工业生产的成效极为显著。消费进口则由1952年的19．8％下降为1960年的8．1％，成效也很大。如果进口产品之比重仍很大，就证明本省工业没有什么发展。而蒋氏大力减少进口品的做法，无疑是台省工业发展的极重要的推动力，也是“政府”对民族工业发展的极大扶持与帮助。蒋氏此时已深知他的经济基础不是在外国，也不是在外国进口品和外资企业中，而是在台省的本民族的工业和农业经济中；没有本省工农业经济的迅速发展，他是无法立足的。这是他从大陆的惨败中学来的经验和知识。因而到台湾后，他就一改在大陆时摧残民族工业的政策而为全力扶持民族工业和农业的政策。 如果一个落后国家的政府不对本国工、农业经济采取大力保护、扶持措施，便必然在外货竞争和本国的关卡下萎谢，则该落后国家的帽子，便永远也不会摘掉。 台湾经济的加速发展 1960年，台省拟定了《加速经济发展计划》。 本年5月，蒋介石又连任“总统”。蒋的当选票为1481票（总投票数为1509票）。他在职时发表了演说，其中提出了加速工业建设的任务。他说： “近十年来，吾人在台湾努力的结果，已达成平均地权的目标及实施耕者有其田的计划。从此时起，吾人应采取另一些步骤，以加速工业化，发展科技的训练。在公共行政方面，应当更加努力，修正税捐体系，以确保人民的均富，提高生产，造福于一般大众。” 根据蒋的意见，台当局拟定了加速经济发展计划和十九项改革措施以及鼓励投资条例。其主要发展项目中，开始出现重工业。 （一）发展外销工业：选择设备、技术、生产规模接近国际水平，以及其产品质量和成本均可与外国竞争者，继续扩大和发展，将产品推向国际市场。其中利用省产原料和进口原料加工制造而其产值增加比例较大者为第一优先；而以进口原料加工产值较小者为次要优先者。 具有外销前途者，有纺织、塑料、玻璃、水泥、造纸、合板、炼铝及其制品，以及石油化学工业等。 （二）发展重工业：在两个四年计划之后，在工、农业迅速发展基础上，开始发展重工业。重工业产品为“资本财”，非“消费财”，发展起来比较困难。首先就稍有基础之钢铁、机械、造船、汽车等工业谋求改进。工作母机与工具之制造，以及锻铸、热处理之技术，则予以提高。同时设立中心场以辅助一般机械工业发展。而对工业发展之基础工业如电力、煤、石油炼制则更要相应地努力发展，以便有充分的动力供应。并继续扩充能源工业发展。 （三）发展农工配合工业：农业在台省仍占主要地位。因而农工配合发展，仍为经济发展的重点之一。在这方面所发展的工业有农品加工业、农具、原料供应业。同时，另发展农村小手工业、小型副业，以利用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农民收入。 第60章 扶助接班人，在台政策方针(14) （四）创办技术重于资本之新兴工业；此类工业如无线电通讯器材、西yào、钟表、光学仪器等精密产品，大都依赖进口，每年外汇支出很大。前一阶段因技术难度较大未能积极发展。本时期为增加就业机会和减少外汇开支，可采取与外人技术合作方式发展。 这是第三期四年计划。 本期间工矿业增产74．4％。平均每年增长15％。 第三期四年计划后，台省通货膨胀威胁已经解除，国际收支逆差显著缩小。 1965年，又制订了第四期四年计划。 这一期四年计划的基本目标为四项： “（一）建立民生主义的经济制度； （二）促进经济现代化； （三）维持稳定而快速的成长； （四）提高国民生活水准。” 为达这个目的，在本期内着重高级工业和重工业的发展；继续扩大工业基础。同时维持工业的高速发展。具体措施是：首先加速发展出口工业；对中小企业予以必要的协助，促其现代化。 主要发展项目有五类工业： （一）金属及电机工业：主要是筹建一贯作业的钢铁厂，用以配合营建、电机、机械工业的发展，同时生产平轧钢和高级钢品，以替代进口而求自足。其次是发展机械工业，又以之推动大型铸造、锻轧、齿轮、工具制造、热处理、电镀工业的建立和发展。再者是发展精密机械。对于电工器材工业继续改进产品质量，并发展新产品；电子工业产品要加速发展；运输工具工业制造方面主要是改善和扩充汽车和造船设备，提高技术水平。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66 章 （二）石油化学工业：主要产制石油化学中的中间原料；建立石油化学品复合体工业。 （三）纺织工业：主要是发展合成纤维工业；扩充混纺工业设备；生产高级纺织品。 （四）肥料工业：以天然气为原料，新建一个日产液氨四百公吨的工厂。再由此液氨每日转制尿素三百公吨和硫酸亚铁四百五十公吨。 （五）加工出口工业：在高雄港扩建土地上开辟加工出口区，发展加工出口工业。 四年时间，平均每年工业增长率为16．6％。至1968年，工矿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毛额的比例估计为32．5％，比1960年的24．6％大大增加了。本期增长速度最快的工业为：石油产品、化学产品、金属制品、电机、电气品、橡胶制品、运输工具等等。这显然已转向技术水平较高，制造较复杂的高级工业途程。但也有不少问题。 如南韩、香港、新加坡等国的工业产品已成为台省的劲敌。各先进国家也纷纷为了发展本国工业和改善国际收支状况，实行贸易保护措施，不利于台省的出口发展。省内也出现供需失调、物价上涨等不利现象。 针对以上情况，当局又制订了第五期四年计划（自1969年至1971年）。本期计划工业发展的主要目标是在加强工业研究的基础上，达到现代化工业形态。为此目的，重点发展重工业和高级工业；同时加强资源勘探和有效利用。以促使工业的继续快速发展和工业结构的改善。从而完成工业现代化形态。 第五期四年计划中，重点工业有如下几类： （一）电子工业：积极鼓励“国人”投资，并继续吸引外人投资设厂，向一贯作业发展。 （二）石油化学工业：在台省南北各建一石化工业中心。 （三）造船与电机工业：除继续扩充与改善旧厂外，特于高雄港兴建一个新的造船厂。电机业则发展动力机械、高级电机、电器产品、重电机、精密机械。同时兴建专业零件工厂，实现分工专业化。 （四）基本金属工业：研究筹建钢铁工厂，鼓励生产特殊钢和研制军用特殊钢、高级铝合金板、特殊铝合金板及其制品；继续完成炼铝设备的扩充和炼铝及其轧片技术的改进。 （五）食品加工业：发展具有中国风味的食品罐头、冷冻食品，加强出口多元化。 对于纺织、合板、水泥、玻璃、橡胶制品等现有出口工业，继续更新和扩充生产设备，改进生产技术，加强企业管理和品质管制，以不断增加出口量。同时，逐步撤除工业保护，修订奖励投资条例，筹设第二加工出口区。对于中小企业，更予以多方面辅导，使其加快发展。 本期内，工业增长率平均每年20．6％，远超过原计划之9．2％。其中以制造工业增长最快，制造业中又以金属及其制品工业发展最快。其次是人造纤维、纺织、木制品、化学品、非金属制品、食品等。可见重点已转向重工业和高技术工业。 自1961年后，台省工业由内向发展转为外向发展阶段。其目标是以拓展外销为重点。因为经十余年的经济发展，省内市场已接近饱和状态，必须转向以外销为主的途程。并可从中多得外汇，以满足工业化中的日益增长的外汇需求。 台湾省的外销工业，是以出口原料加工品供出口外销，属于加工出口的生产型。初期以少量外汇进口急需的重要设备、原料、技术等，配合省内资本和有限的技术、设备、工厂，加工后推向国际市场。 1961年工业产品出口金额为七千九百八十万美元，占出口总值比重为40．9％。至1972年，则猛增至二十四亿八千九百万美元，共增长31．2倍，占出口总值的83．3％。农产品加工出口比例为16．7％。造成了台湾工业发展的奇迹。根本上扭转了出口结构，基本上成了工业国。总的状况是出入平衡，只有1964年、1971年和1972年共超出五百余亿美元。成绩可观。 台省出口所以发展如此之快，是因为有外销导向工业发展策略。此策略自1957年开始实行后，一直推行下来。其主要措施有六个方面： （一）放宽对工业及贸易的管制，加强鼓励出口措施。《奖励投资条例》中有范围广大的捐税减免，如所得税最高减至18％。免征所得税者，自免三年延长至五年。未盈余再投资和外汇收入之2％免税。加工输出及国内企业在外国的分支机构营业额免征营业税。用自家房屋、机械等者，免征户税。契税、印花税，则依规定免税或减税。生产用之机器进口税，可延期或分期jiāo纳。其奖励范围包括工业的各类项。 1965年，台当局又修改奖励投资条例，凡合乎奖励标准之生产事业，减征盈利事业所得税10％。对基本金属工业、电机电子工业、机器制造业、运输工具制造业、肥料工业、石化工业，其公司于设厂之初投资资本额在新台币9000万元以上者，其厂房设备免征进口税。 （二）实施奖励出口的外汇措施，大体如下：制造业的出口商，可按其外汇收入的某一比例，保留外汇，以便输入政府核准的原料；或者售与其他使用者。1964年以前的出口厂商，可按规定申请所需要进口原料外汇。而内销厂商申请进口外汇量则要受到某种限制。 1969年，台当局又进一步提高结汇证的价格，并限制重要进口原料进口，只用于出口事业。使内销厂商向外销厂商购买结汇证；进口部分原料。至1970年，因外汇状况根本好转，才将此制废止。 （三）实行外销退税制。1951年，台当局即开始实行外销退税制。以后，退税范围逐渐扩大。至全部外销产品。同时外销退税所需的业务费，外销期限和出口厂商申请退税的其它条件逐渐减少或改宽，以嘉惠于出口商。1961年又进一步简化手续。1968年，又设立十四家保税工厂和十九家保税仓库，受委托管理十三种主要出口货品。 （四）外销低利率制：1957年7月，台湾银行界受贸易局委托，订定外销低利率办法。以低利率贷款作为“政府”奖励出口的措施。其规定是：短期外币贷款年利6％；短期台币贷款年利11．88％。向一般银行贷款，对民营抵押借贷者的利率为19．8％；信用贷款22．32％。至1962年，外销贷款利率又调高为7．5％。此利贷款，最初仅限于出口物品包装待运者。1959年至1962年间，又修正了具体办法，将贷款范围再次放宽，对主要出口物品在产、制、销各阶段均可申请临时xìng贷款。对有信誉的外销厂商，可按其实际成绩和计划申请贷款。 （五）设立加工出口区：“政府”于1965年设立高雄加工出口区。1969年又于楠梓、台中各设一个加工出口区。出口区均由“政府”兴建标准厂房、电力、给水等各种公共设施和港口仓储设备，供出口商加工之用。区内事务统一、手续简化，如申请投资设厂、出口、进口、汇出汇款等，均比区外简便。区内外销事业，比区外的产业享受更多税捐减免。三处加工区内至1972年已有186家厂商从事加工生产。总雇员为五万余人。 （六）“政府”辅导投资活动：主要是避免投资的盲目xìng和不合理竞争。为此公布了一些设厂管制办法，对于盲目设厂和不合理竞争者不准设厂。 1965年“政府”又颁布《工业辅导准则》将设厂限制放宽。1962年，为鼓励提高工业生产中的本省自制成分的增加和提高制造水平，节省外汇支出，首先核定裕隆汽车公司自制计划为年10％，以提高自制率。1965年又先后指定提高自制率计划产品为：电冰箱、冷气机、卷心变压器、电视接受器、电晶体收音机、耕耘机、柴油机等九种。 此后，台当局又颁布《机械电气制造工业分年达成自制计划实施办法》，并每年公布《规定自制率产品项目及其自制率表》，大力推动高级工业中完全自制的进程，以大大减少进口零件，节省外汇开支。此种办法，也是至为正确的全力发展民族工业的有效措施。 台湾的美援，自1965年夏天已经停止，以后完全靠自力发展，蒋总共获美援十四亿六千五百万美元。据说，这是获美援最少的迅速发展的地区。 工业成就 台湾的工业发展成就是非常显著的，也是巨大的。从1961年到1972年间，其主要成就如下： 1961年农业总产值为178亿7200万美元，占国内生产净额新台币568亿8900万元的31．4％。工业总值为142亿4000万元，占25％。服务业总产值为247亿7700万元，占43．6％。到1972年，以上比例发生了重大变化：农业为14．1％；工业为40．4％；服务业为55．5％。这显然是以工业为主导的社会生产型了。这种转变是从1963年发生的。但其中服务业仍占第一位。 工业中的资本结构，1969年至1972年制造业占工业资本的85．8％。自1961年至1972年的平均比重为82％。其次为公用事业，占10．61％，营造业占2．77％；矿业占4．62％。可知制造业为工业之主体。此十年间，工业平均增长率为每年16．7％，居世界增长率之首位。农业部门增长率为4．7％。 其工业中之制造业增长最快，每年增长率为18．5％。公用事业年增长13％；矿业年增长为4．3％，为增长最慢者，自1958年至1972年间，制造业却每年增长22．2％，叹为奇迹。 其制造业的特点是：由轻工业到重工业的迅速变化；加工出口工业迅速扩张。这是台湾工业的转变和迅速发展的关键所在，是工业奇迹的核心部位。 工业生产中的另一个重大特点是民营或私营企业为台省经济的主体。农业也是如此。 1961年，制造业中民营生产54．7％；公营占45．3％。到1972年，民营生产占86．0％；公营占14．0％。除水电煤气主要为公营（99．8％）以外，矿业也以民营为主体，1972年占84．2％。 制造业中以纺织、化学制品、电机、电气、石油制品、衣着等发展最快。这是又一个特点。 重工业比重日益上升为第五个特点。1961年轻工业占56．43％；重工业占43．5％。 1972年轻工业占42．44%；而重工业则占57．55％。重工业已成为制造业的主体部分。 财政金融 台湾的财政上在收支方面是有盈余而少赤字的，只有1961年至1963年有三次赤字。其余（至1972年）每年均是收入大于支出。其中支出以“中央”为最大，收入亦以“中央”为最大。 其支出特点：国防、外jiāo、政务支出在总支出中的比例呈递减趋势。从1961年的60．9％降到1972年的43．3％。但绝对值，则是日益增加的，196．1年为13亿2300万元；1972年增长至61亿8100万元。但这不妨事，因为是总的收入日益增长，所占比重却日益减少，这是富有的必然结果。这叫吃饭穿衣量家当。 教育科学文化的支出，则从1961年的20亿5300万增加至1972年的110亿4600万元，增长了4．4倍。自1965年以后，每年增长21．9％。但所占总支出的比例仍不高，1972年占17．6％。 经济建设和jiāo通支出，则低于教育文化经费，约占总支出的10％左右。这说明台当局在经济建设上，并未投入多大资金，主要依靠的是私人资金和华侨、外人投资。事业基金支出，在1972年上升至8．6％；原来为3．3％，共增加10．8倍左右。债务支出自1961年至1972年也增加8．8倍。政府公债也大幅度增加。它和事业基金增长的倍数差不多。 在税收方面，主要有：赋税，国税，省、县、市税，关税，房屋税，货税，所得税等。 税收和工业增长率相比大体相当。赋税收入的增长率比工业增长率低一些。“政府”赋税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率是： 1961年为13．6％；1972年为22．1％。赋税收入和国民生产毛额之比，1961年为13．6％；1972年为17．4％。1961年至1972年间平均每人税负和每人所得的比率，各年均不相同，大致在20％左右上下变动。比1961年至1964年间增加较多。其原因是“政府”开支不断增长。 金融机构于1961年后有所增加： 1961年7月1日，“中央银行”在台复业。原由台行代理业务转回“中央银行”者为：新台币发行权，准备金；黄金白银转移“央行”（“台行”为外汇银行）。银行准备金转移“央行”；国库台北支库由“央行”收回自办。地方支库仍由“台行”办理；因“央行”无支行，各金融机构分支业务仍由“台行”办理。 “中央银行”的金融业务为： （一）调节金融。 （二）调度外汇。 （三）发行货币。 （四）经理国库。 外国银行在台设立分行的家数在六十年代开始后增加很快。办理外汇业务的国内外银行也逐渐增加。 第61章 扶助接班人，在台政策方针(15) 在台设立分行的外国银行，1959年只有日本劝业银行一家。本年“财部”取消增设银行的限制。1964年2月20日，行政院又颁布《外国银行设行原则及业务范围》。从此，外国银行在台设立分行者逐渐增加。至1972年底止，已增加七家，计有日本劝业银行、美国花旗银行、美国商业银行、泰国盘谷银行、美国运通银行、菲律宾首都银行、美国大通银行（按设立年代排列）。 其主要业务是办理外汇业务，以及一般生产外销贷款和保证业务，不得经营一般存款业务。总之是放款和投资二者为主业务。存款业，仅限于外币存款，数目不大，约为1亿6000万元。 外国银行的总资产1961年为2亿3100万元。至1972年增长为84亿7300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67 章 万元。共增长36倍。 办理外汇业由台当局管制。办理外汇的银行除外国银行外，还有中国国际商业银行、台湾银行、中央信托银行、上海银行、农民银行、第一银行、彰化银行、华南银行等，加上外国银行共十六家。 此外又增加新的金融业务如信托投资工业和保险公司的设立和发展，并准许民间经营。 对于占比重较大的中小企业，更加强投资和放贷机构。如信用合作社，是对社员放款，主要是帮助小企业。从1961年的12亿1200万元增加到1972年的100亿2000万元，增加7．3倍。 合会储蓄公司，放款对象大部分为中小企业和个人。其放款由1961年的6亿100万元增加至1972年的57亿6700万元。放款余额增加到8．6倍。 农会信用部放款对象为会员，属于农民金融。其放款由1961年的7亿8800万元，增加到1972年的52亿5400万元。 这些对中小企业的放款，大大支持了中小企业主，对台湾的经济发展有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而且中小企业是民族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补充大工商业的不足。 货币方面：1961年供给额76亿9900万元。至1972年底，包括活期储蓄量在内，供给量613亿5700万元。增加近7倍。若除去活期存款，则551亿2600万元，共增加6．2倍。以后对活期存款提取次数加以限制：如六个月内提取次数超过十九次者，利息按七折付给。 其中净额货币的增加，由1962年的30亿2300万元增加至1972年的201亿8200万元。共增加约5．7倍。放存款货币额的增加占相当的比重。总供给货币量增加近7倍，而存款货币量却增加7．8倍。存款量增加很快。所以金融机构在台省的工商业发展中，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而存款增加量超过总供给增加量，则说明通货稳定和不膨胀。如果反之，则通货必然膨胀。 金融机构的放款对象：自1961年开始，逐渐转向民营企业。1961年至1972年，对政府和公营事业放款比重由21．31％降至4．65％；对公营事业的放款由1962年的26．94％，降至1972年的12．86％。对民营企业的放款数量，则由1961年的53．51％，增长至1972年的82．49％。以此情况可知金融机构的主要放款对象为民营企业。亦知台湾是以私人经济为主导的社会经济结构。 台湾金融，由于大多数银行为公营，货币市场并不发达。初期主要有公债券jiāo易。1962年2月，台湾证券jiāo易所成立，由统一市场公开进行，使过去分散的，无组织的证券市场统一起来，有组织地进行。1966年，修正《证券商管理办法》，准许“中央银行”和其委托银行于场外进行公债券jiāo易。 证券jiāo易分为债券（政府、公司发行的两种）、股票。分公开发行股票和上市股票。前者为经核准后公开发行；后者指在jiāo易场上进行公开买卖的股票。先公开发行，后进入买卖市场。1961年6月，台当局公布《证券商管理办法》，1968年4月，又公布《证券jiāo易法》。规定股票必须上市买卖，这叫强迫上市原则，目的是增加货币活动量，广收生产资金。 债券jiāo易数量很少，平均各年成jiāo额不超过一亿元。 股票jiāo易较发展，1962年有十八家股票公司，至1972年已增加到四十九家。上市股票种类，也由1964年的三十七种增加到1972年的五十四种。上市股票总面值也由1962年的54亿9000万元。其总市值则由68亿4000万元增加到301亿7000万元。共增加3．4倍。其成jiāo值则由4亿4700万元增至540亿5100万元。但台湾当局对此尚认为不甚理想。 1966年台湾已完成三个四年计划，工农业经济发展已取得重大成就。 在这个基础上，蒋于1966年推行台岛的社区发展计划。1972年，又制订了《社区发展十年计划》。其具体办法是自省到县、市、乡、镇都划分社区。全台共划出了3890个社区。 社区中进行三项基本工作： 一、基层工程：各种地方建筑工程、包括水利、jiāo通、旅游等项建设。 二、生产福利：主要是改进各项生产技术、职工工资和生产园地，如办渔塘、农业作物、林场等技术作物作业区，作为社区地方公共经济体。还有各种卫生设施。 三、精神lún理：lún理道德、精神风貌方面的建设。 到1978年已完成3359个社区的建立。 这种社区制，实是一种全台xìng的经济、福利、精神三者的综合建设，对提高台湾人民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有重要作用。也可以叫分区承包制。 稳定物价措施 由1961年至1972年为台省稳定物价时期。这期间的物价上涨率：趸售物平均年上涨率为1．88％；零售价上涨率为2．84％。物价变动比较稳定。 农产品物价上涨幅度不大。平均年上涨率为1．87％；耕种农产品价格上涨率略大，平均年上涨率为2．29％；畜产为19．1％。但林产和渔产却波动较大。林产品1965年和1968年上涨13．8％。1972年却又下跌了33．88％。渔产品在1962年、1963年价格下跌。1964年和1971年又逐渐上升。而1972年又下跌20．04％。 台省城市物价上涨平均年上涨率为2．84％。其中食物类、教养娱乐类价格上涨幅度较大，分别为3．42%和3．47％，并有持续上涨趋势。衣着类价格稳定。平均年上涨率为0．88％。 1966年和1970年价格未涨，且偶有下跌。居住类、jiāo通通讯类呈平稳上升，年平均上涨率为2．46％和1．31％。医yào类价格在这十余年间呈u字形变化过程。 总之，此时期（1961年至1972年间）物价特点为稳定上涨过程，既稳又上涨。 物价为何这样呈平稳态势呢？主要原因有四个方面： （一）生产增加快速，物资供应充足。总的特点是人口增长率低于生产增长率。人口增长率为3．16％。故人增加需求低于物资供给的增加。这是最根本的一条。 （二）虽货币供给率快，但开放程度提高，全省贸易总额迅猛增长。1961年贸易总额在“国民”生产毛额中占29．8％。到1972年已占70．1％。因而存款率和贷款率增长均大于货币供给增长率。此时期通货平均增长率为17．07％。而存款增率为19，25％，贷款增长率为19．98％，均超过17．07％之比数。因而物价稳定。 （三）国际市场价格稳定，此时期，在国际市场上价格也比较稳定。1962年和1963年进口物价反而下跌。 1966年至1969年，进口物价无变化。1971年至1972年进口物价又开始上涨较快。台省资源贫乏，农工原料多赖国际市场，故国际市场稳定，给台省带来重大好处。 （四）财政收支健全。由于台省经济发展迅速，国民收入不断提高，“政府”财政收入大于支出，无财政赤字。财政支出十余年中增加3．53倍，而收入则增加3．73倍。其年增长率，支出为13．73％，而收入则为14．13％。1969年盈余最多，竟为支出总额的7．59％。 均富政策 蒋介石本民生主义宗旨，在发展“国民经济”方面是以均与富为宗旨的。即在经济发展中既注意发展、致富，又注意分配平均化。不使社会上贫富悬殊。 台省人民所得方面，1953年每人所得平均为159美元。到1972年每人平均所得为482美元。但在1953年的人民所得，是相当不平均的。据张果为教授在农复会赞助下所作的《台湾省家计收支调查》（此调查户数较少，只有301户和812户两个数字，有争议xìng），知台省有75％的家庭所得低于平均所得。其占总所得之比率仅为35％左右。最高所得20％的家庭之所得数与最低收入20％的家庭收入之数的比例，是十六比一。不平均系数高（gini系数）达0．6206，可知贫富之差，是很大的。 至1960年，张教授又主持一次家庭收支调查。这次数据略有变化。最高收入20％的家庭和最低收入20％的家庭的收入之比已变为9：1，差额大大下降了。最高收入10％的家庭的收入，也从原先占总收入的45%下降为35．83％。不平均系数也下降为0．5162。但贫富之差额仍然相当大。仍是富者收入为贫者收入之九倍。 1964年以后，不平均系数降为0．3283。1966年降为0．3239。1970年下降为0．2987。至1972年又下降到0．2955。比之于0．6202，下降一倍多。最高收入（20％的家庭）和最低收入之比已变成四比一的状况。应当说，在平均化的进程中，已经迈出了一大步，但仍是不完全平均的。不过也基本上趋于平均化了。 这种平均化，是社会安定的根本保证，也是符合孙中山的民主主义的宗旨的。 台省收入既迅速提高，又趋于平均化的根本原因是四项： （一）土地改革，使农民耕者有其田。 （二）中小企业数量多。台省以中小企业数量最多，这是台省企业的主体形态（中产阶级）。因而分配的特色也是比其他国家较为平均，这是平均的主要基础。 （三）剩余劳动之利用。台省家庭所得中，有劳动所得和财产所得二种。其中劳动所得占全家所得的比重为65％。因而劳动所得的平均与否，就是人民收入能否平均化的主要影响因素。由于教育普及，台省工资，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的工资差额不断缩小。因而劳动所得工资比较日趋平均化。而财产所得又因为台省经济主体为中小企业，也对工资收入的平均化无什么不利影响，就是说，财产所得也是日趋于平均化的。 台省1953年生产总毛额为3158亿2500万元。共上升5．4倍。平均每人所得，1953年为159美元，1972年增为482美元。 至1972年后，台湾因蒋介石年事已高，实际上已进入蒋经国时代。故经济建设只叙述到1972年。 对台湾的经济建设，世人均叹为奇迹。尼克松对此曾有如下评论，不妨摘引一段，以加强对台省经济成就的认识。 尼克松在所著《领袖们》（1982年）一书中对此评论如下： “他的想法在台湾推行的结果，产生了经济上的奇迹。尽管1965年以前蒋介石一直受美国的经济援助，但其数量很少，与台湾bàozhàxìng的经济增长情况相比是微不足道的。……蒋介石采用的办法是：用钱购买地主的土地，然后再把土地分给农民；卖了土地的地主把大量的钱投资到工业方面；政府同时鼓励外国投资。结果，台湾现在人平均收入是大陆的五倍；1800万人口的台湾的出口额，大约比十亿人口的大陆的出口额高50％。” 从此，台湾被视亚洲四条龙之一，成为少数新兴的工业地区。各国相继与台湾断jiāo后，其贸易并未受到影响。 文化教育和卫生 由于经济的迅速发展，台湾的教育事业也有较快的发展。文盲于1961年的比率为25．9％，至1972年已下降为13．3％。受高等教育的比率也有较多提高。 专科以上者，1961年人口比率为1．9％，至1972年提高为4．4％。1979年大专院校学生增为329603人，校数已达101所。关于“出国”留学者，自1961年后，基本上废除留学考试而以大专毕业生实际工作二年以上者，均可免试“出国”留学，1968年又一度实行甄试。1976年以后，自费留学完全废除考试制，而办一定手续。在校大专学生只要有毕业证书和全部成绩单者，均可留学。 留学生人数1950年为216人；1973年为1966人。“返国”就业者，1950年为6人；1973年为445人。自1950年至1979年“出国留学”者57000余人，返回者6606人；占11．38％。受中等教育者，所占总人口比率也由36．28％上升为76．11％。 蒋于1967年10月制定了台湾学校教育改革的计划，并颁布了第一道训令。其中规定：学童义务教育六年，学费全免。书和教材由政府供应。1970年至1971年，受义务教育的儿童为98％；为亚洲第二位。初中学费全免。从小学到高中共九年。 小学入初中，不用考试。专门的教育经费从1950年1．78％增长为4．08％。 1971年提高至17．6％。职业中等教育从1950年的77所学校增加到1975年的177所。 失业率也迅速下降，由1953年的5．25％下降为1972年的1．49％，已达到充分就业率的比率。 医yào卫生也有相当的改善。1961年每万人之病床数为3．70至1972年则提高为16．97。每户的医疗保健费由1961年的1000元增至1972年的2503元。 每人平均寿命也由65岁提高为69．4岁。但医务人员增加不多，分配也不平衡，仍多集中于大都市地区。而以台北市最为集中，每万人之医护人员为全台省之三倍。 社会安全方面，每万人刑案发生率也由1961年的34．12件下降为1972年的24．37件。罪犯人口也由每万人的24．62人下降为19．94人。经济案发生率也由每万人的33．56件下降10．29件。 小说下载尽在http://www.biqugedu.com---【tsukiyoer】整理 附：【本作品来自互联网,本人不做任何负责】内容版权归作者所有! ------------------------------------------------------- 访问小说分享者（VeroModa）的书库,阅读更多TA分享的书籍！ 地址：http://www.biqugedu.com/u?id=35758 也可以百度搜索或者访问www.biqugedu.com -------------------------------------------------------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