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传》 第 1 章 ------------------------------------------------------- 本书由www.biqugedu.com【心玄】整理上传 附：【本作品来自互联网,本人不做任何负责】内容版权归作者所有! 如不慎该资源侵犯了您的权利，请麻烦通知我及时删除，谢谢！ ------------------------------------------------------- ◆☆ ─ ☆◆─ ☆ ─ ★ ─ ☆ ─◆☆ ─ ☆◆ 本书由论坛【罗小猫】为您整理制作 更多txt小说下载尽在http://www.biqugedu.com 本作品来自互联网，版权归作者所有！ ◆☆ ─ ☆◆─ ☆ ─ ★ ─ ☆ ─◆☆ ─ ☆◆ 《王国维传》窦忠如 内容简介 本书以崭新的人文视野，凝重的历史笔触，从新旧世纪之jiāo的广阔背景上，再现了王国维“五十之年”中经历的时代风云、事变沧桑，记述了他怎样从清末“诸生”、寒门“布衣”，通过“独学”成就了融汇中西、学贯古今的一代大师；并从宏观与微观的结合上，比较全面而翔实地展示了他作为新文艺理论的先导、新史学的开山和甲骨“四堂”、清华“四大师”之一的学术巨子，对近代中国文化学术多方面建树及世界xìng贡献；同时，从思想上揭示了他在帝制到共和的大变局中，追求、苦恼、矛盾、徘徊，最后“自沉”的悲剧xìng结局。 自序 第一部分 激扬少年 第一章：生于忧患 第二章：私塾与家学 第三章：科场折翅 第二部分 青春多舛 第四章：“时务”谋生 第五章：结识罗振玉 第六章：“咏史”抒怀 第七章：留洋前后 第八章：畅游“教育世界” 第九章：师范教员 第三部分 辗转独学 第十章：纵论“红楼” 第十一章：静庵诗情 第十二章：“词话”人间 第十三章：京华初度 第十四章：戏曲钩沉 第四部分 流寓日本 第十五章：异域避风 第十六章：回归国学 第十七章：罗王之学 第十八章：归国 第五部分 哈园就“食” 第十九章：“学术”主笔 第二十章：密韵楼编目 第二十一章：敦煌学发轫 第二十二章：北大之决 第六部分 京都际运 第二十三章：“行走”南书房 第二十四章：清华岁月 第二十五章：罗王之裂 第二十六章：五十初度 第二十七章：学人之死 附录一：王忠悫公遗书序 附录二：王忠悫公别传 附录三：王国维先生墓碑记 附录四：王国维学术活动年谱 参考书目 后记 自序 我不记得是什么时候知道王国维这个名字的，也不知道枕边书中何时添加了关于王国维的第一册。多年来，虽然我的枕边书更换了许多，但关于王国维的不仅没有撤换过，年深日久竟然占据了我书房中那还算宽大卧榻的三分之一。不过，我存心要给王国维作传，则始于两年前与北京出版界一友人的闲谈，而决心坐定在电脑前写这部《王国维传》，又不能不提到与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的两次愉快合作，以及该社善于选取厚重图书题材且行事细致严谨的甘以雯女士的信任与鼓励。 存心要写《王国维传》，使我两年来一直处于“累并快乐着”的氛围中。在此之前，我虽然零零散散地写过一些关于王国维的文字，也曾在一定范围内引起了不大不小的讨论，但要真正为王国维作传，实在感到是一件极其难为的事。难为的不仅是因为有诸多专家学者已经出版了数百种关于王国维的研究著述，而要全数阅读这些见解深邃、论述精湛且汗牛充栋的皇皇论著，简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而且王国维作为享誉世界的学术巨人，其所涉猎的研究领域竟然覆盖了哲学、文学、戏剧史、甲骨文、金文、古器物、殷周史、汉晋木简、汉魏碑刻、敦煌文献和西北地理、蒙古史等诸多学科，而其在任何一门学科中所取得的辉煌成就，都不是我等晚生后辈所能望其项背的，更别说要洞悉其中精髓用通晓语言传递给读者了，何况王国维还拥有六十多种著述和１９２种手批手校书籍，可谓是学术鸿博、著作等身，令人有一种高山仰止的敬畏。另外，世面上关于王国维的传记已有几种，其中就有年已七旬且费时长达３０年之久的上海陈鸿祥先生的《王国维传》。如此，我为王国维作传就不能不另辟蹊径，否则落入窠臼就是必然的事了。那么，蹊径在哪，又将如何开辟呢？ 毫无疑问，作为在诸多文化学术领域中具有创造xìng不朽贡献的伟大学者，王国维的人生旅途虽然只有短暂的５０个春秋，但他在如此众多学术研究中几乎每一领域都有着极为独到精深的创见和造诣，所取得的许多成果至今也无人能与比肩。关于这一点，王国维很显然与梁启超有所不同，梁启超的学术研究领域所涉猎的范围更为广泛，而王国维则重在向纵深方面探究，两者因此而成为清华园四大著名国学导师中最具特点的两位。仅此一点，王国维就是传记文学中不可忽却的传主之一。 而作为一部传记，写王国维自然不能绕开其学术研究著作本身，但又不宜局限于此，似乎还应该将笔触延伸到其学术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学术源流、师承关系、社会现实及个xìng情怀与内心世界变化等诸多方面，否则此传记很有可能会流于世面上那种故弄玄虚的境地或枯燥艰涩的窠臼，这是我将刻意并竭力要避免的。另外，我一贯主张高深的学术思想应该发挥出更大、更广和更有效的社会价值，而不要成为仅供学界少数人所把玩的“阳春白雪”。而作为世界著名的学术大师，人们因为旧时的一些习惯因素往往会不自觉地将其从自己身边推开，似乎他们不是平常之人，而应该成为常人所崇拜的不平常人。其实，他们也是普通的平常人，所不同的则是他们在一些方面付出更多的努力，取得更大的成就罢了。作为一个活生生的平常人，王国维们有着普通平常人的一切情感，他们就是我们大众身边的一员，我们切不要再人为地将他们与平常人相隔离，这一点在已经２１世纪的今天如果依然存留的话，那就实在有点不应该了。所以，我会摒弃以往有的作家在创作关于学术大师这类人物传记时，那种因为故作高深而将大众读者置于其外的流弊，竭力还原王国维这位国学大师普通平常人的真实面貌，以求让更多的大众读者对他有一种贴近的了解，继而因为了解而喜欢和热爱他。这是我在这部传记中着力所求的。 那么，王国维作为平常人或学术大师，他到底有哪些品质值得我们如此长久地景仰和学习呢？关于这一点，我不想在此过多地聒噪或自以为是地加以归纳或总结，以免因为我的浅陋而误导读者。当然，我的读者通过阅读正文，自会得出属于自己的合理结论。在此，我只想说公元２００７年是我们共同景仰的国学大师王国维诞辰１３０周年暨逝世８０周年，这个时候推出《王国维传》，显然是十分有纪念意义的。只是，我对王国维的纪念只能拿出这部传记。不过，如果通过这部传记能够引起更多的人对这位国学大师有所了解并产生一种深切的怀念，同时对今天已经明显衰落的深邃弘博的中华国学重新萌生兴趣，那么我就非常满足了。 仅此而已。 第一部分激扬少年 潮涨潮落，潮落潮涨，这是潮水的规律，也是世间一切事物此消彼长的规律，似乎更是一代国学大师王国维那辗转多舛人生的形象写照。当然，潮水有涨才有落，出生在钱塘江畔的王国维，其生命之舟同样是从激扬少年时代开始扬帆起航，最后才于知天命之年沉没在北京颐和园昆明湖底的。由于王国维自沉昆明湖以来，其死因一直为世人所关注，多种揣测各抒其理，始终给人以莫衷一是的感觉，故王国维之死便成为积压在人们心中长达８０年之久，且至今也难以释怀和破解的一大谜题。不过，我们今天要解析王国维在知天命之年自沉昆明湖的真正动因，就不能不徐徐揭开他所处那个激dàng时代的社会帷幕，否则舛误和偏颇将在所难免。 毫无疑问，王国维所处的那个时代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世变”时代，诸如：甲午海战、戊戌变法、慈禧新政、庚子之变、辛亥革命、清帝逊位、张勋复辟、袁世凯称帝、五四运动、北伐战争等等等等。５０年间，王国维生于忧患，历经“世变”，这不能不对他的人生选择及归宿产生重要影响。如此，我们就从王国维的人生之始来进行一番细致客观的梳理吧。 第一章 生于忧患 在世人印象中，王国维是一个敦厚儒雅“老实如火腿般”的纯粹学人。其实，王国维和许多普通人一样，少年时代也曾是意气风发，壮怀激烈，对人生和社会充满了无限美好的憧憬与向往，且其内心深处似乎比常人更加满藏激dàng，否则不会有少年时代以激扬文字指点江山的意气风发，也不会有青壮年时期大力倡导教育革新并积极躬身践行，更不会有后来以那种非常激烈的方式从容地安排自己的人生归宿。当然，对王国维这种人生走向及归宿产生重要影响的，除了充满忧患的激dàng世事外，还有其深厚的家学渊源及浙江海宁那极为广博的地域学养等诸多因素。那么，少年王国维是如何选择并决定自己人生走向的呢？ 清光绪三年十月二十九日（公元１８７７年１２月３日）初升暖阳朗照之时，位于浙江省海宁县城（今海宁市盐官镇）双仁巷的王家老院里，随着一声不算嘹亮的男婴啼哭，一种洋洋喜气顿时弥漫了整个庭院。虽然这时已近隆冬时节，但这种浓烈的喜气甚至溢出王家老院，暖暖而爽朗地流向了双仁巷，似乎也冲淡了江南小城里的寒湿气息。确实，这个刚刚出生初名王国桢后以王国维之名名扬天下的男婴，不仅是时任江苏省溧阳县县衙幕僚且已而立之年的王乃誉之长子，也是王乃誉的父亲及其本生父这两房合一的长孙。如此，这怎能不让子嗣不旺的王氏家族备感喜庆呢。不过，现在我们要乘着这个男婴还没有什么特别需要记述的活动，或者说他的活动与天下所有男婴并无二致时，对王家祖辈情况进行一番探究，因为这对后来王国维的人生走向不无关联，或者说有着不容忽视的重要关联。 据王国维于民国六年（公元１９１７年）在编撰《补家谱忠壮公传》中记述，王氏家族的祖籍在当时的宋朝国都河南开封，远祖王禀是宋靖康元年（公元１１２６年）河东路马步军副都总管。“靖康之难”时，王禀受命坚守太原，阻击金兵进犯。在太原阻击战中，王禀率领太原军民牵制金兵主力长达２５０天之久，为宋高宗等朝廷机枢南渡长江赢得了时间。而王禀在太原城被金兵突破时，则率领伤残兵民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巷战，最终怀抱宋太宗画像与长子王荀突出重围，后在敌兵追击下双双跳入汾河以身殉国。南逃到江南临安（今浙江杭州）的宋高宗赵构，感念王禀父子力撑“靖康之难”并以身殉国的壮举，遂追封王禀为安化郡王，赐谥号“忠壮”，追封王荀为右武大夫、恩州刺史，赐封王禀次子王庄任枢密院属官，幼子王后来也官至浙西总辖。宋建炎四年（公元１１３０年），宋高宗又特意召见从青州就扈从自己南渡的王禀长孙王沆，恩准其“袭封前爵”，并谕旨在直隶临安府海昌城（盐官）建造安化坊供其居住，这就是浙江海宁王氏家族在此得以落根绵延的开始。 另据《海昌胜志》记载，自从王沆定居海宁后，除了朝廷赐建的安化坊府第外，他还在海宁城内及城南、城北分别建有“王氏园”和“清远楼”、“隅园”等多处宅第。其中，“清远楼”不仅是王沆与当地文士名流经常雅集观潮吟诗的场所，也是民族英雄的文天祥曾登临题诗颂扬之地。而“隅园”，后来则因为清高宗乾隆皇帝曾驻跸其中时赐名“安澜”，遂以“安澜园”闻名于世。再后来，“安澜园”在太平天国战乱中被毁，再往后又以皇家园林的方式被移植仿建在北京城。不过，这些胜迹在王国维出生时都已踪迹不见，对他来说具有特别意义的，只有海宁另一胜迹安化王祠。 其实，安化王祠最初虽然只是王氏家族为了祭祀远祖王禀而建造的家庙，但一直受到海宁百姓的崇仰和祭祀，并逐渐成为当地官府对属民进行忠烈教化的一处重要场所。南宋灭亡之后，王氏家庙一度遭受冷落，但海宁人的心中并没有淡忘王氏前贤，遂于明弘治年间（公元１４８８年公元１５０４年）将其改建为安化王祠。后来，安化王祠几经迁移、毁坏和重建，到王国维出生时早已移建在海宁城东，并因抗清名士、大学问家黄宗羲之子黄百家撰有《宋安化王祠碑》而声名远播。对于这样一处记载了自己远祖忠勇壮烈功绩的祭祀场所，海宁王氏后裔直至王国维的父亲王乃誉一辈依然念念不忘，这从王乃誉自称为“宋安化郡王三十二世裔孙”中不难看出。而颇以远祖“勋绩忠烈”为荣耀的王国维，从小很自然地就接受了其远祖忠勇壮烈精神的沐浴，从而奠定了自己人生秉xìng的第一块基石。 当然，除了远祖王禀那种忠勇壮烈的武德之外，还有自王沆以降王氏后裔在长达近８００年间始终浸yín诗书的文品，这是王国维人生秉xìng中的又一块基石。自王沆以降，虽然王氏后裔中除了王沆之子王恕、曾孙王辉分别荣登隆兴元年（公元１１６３年）和绍熙四年（公元１１９３年）的进士榜之外，其他全都寂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2 章 寥无闻，但王国维在追述其先人时依然特别强调是庠生、禀生或国学生的身份，这不难看出王国维对于中国“诗书传家”这一传统家训祖规的看重，也就是说儒学精神是王国维极为重视的一种人生品xìng。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第二章中通过父亲王乃誉严苛教导儿子王国维致力于科举一事中予以重点解析，在此不赘。 在明了了王氏家族祖德对于王国维品xìng潜移默化影响之后，我们似乎还应该对王国维的出生地浙江海宁双仁巷予以解析，因为这深厚的地缘学养同样对王国维的品xìng养成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 据《宁志备考》卷八“颜真卿”条目记载：“钱氏有国，遣官立庙于邑治之南，赐金额曰双仁，宋兴国间毁，复建于安化。”在这一条目中，记述的是五代时吴越国国王钱为了纪念颜真卿与颜杲卿兄弟俩人的伟烈功绩，特派遣官员在海宁为他们兄弟俩立庙以供祭祀，并赐题“双仁”金字匾额一事。那么，吴越国国王钱为什么有此之举呢？ 原来，在大唐王朝由盛而衰的那场“安史之乱”中，时任常山太守的颜杲卿与进士出身的弟弟颜真卿紧密合作，不仅派兵截断安禄山叛军归路，而且还设计捕杀了安禄山几员得力的部将。由于颜氏兄弟这一振奋且大快人心之举，遂使河北诸多州郡积极起兵响应，为朝廷最终平定“安史之乱”起到了极为关键的重要作用。不过，在平定“安史之乱”的过程中，颜杲卿不幸在一次战斗中兵败被俘。而当颜杲卿被绑缚到安禄山面前时，他竟然毫无惧色，大义凛然，高声斥骂叛贼，最终被安禄山叛军绑在立柱上肢解而亡。对于颜杲卿这种宁死不屈的忠贞精神，不仅当朝皇帝唐肃宗特意颁诏予以褒奖，就连后朝大名鼎鼎的文天祥也在他那不朽的《正气歌》中，留下了“为颜常山舌”的赞佩之语。至于以创立“颜体”书法而美誉后世的颜真卿，其真正影响后来王国维品xìng的并不是他那端庄雄健的书体，而是他与哥哥颜杲卿极为相似的忠勇伟烈之壮举。原来，这位开元年间进士出身的颜真卿，因为在“安史之乱”中荣立大功，遂被晋封为鲁郡公并进京就任太子太师一职。后来，颜真卿这位真正的学士接受当朝皇帝唐德宗之诏命，前往又一叛军李希烈军中劝降，不幸被李希烈残忍杀害。对于颜真卿之死，唐德宗极为悲痛，当颜真卿尸体被运回京城后，他不仅颁诏对其忠烈行为予以特别褒奖，还诏令全体官员辍朝五日以示祭奠。再后来，吴越国国王因为钦慕颜氏兄弟忠烈品xìng而建造双仁祠予以祭奠。而正是因为双仁祠位于海宁该街巷之故，遂有双仁巷之名。 对于颜氏兄弟与王氏远祖这种忠勇壮烈的品行精神，自幼偏好文史的王国维不能不引以为豪，并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产生了属于自己的感悟和精神养分。关于这一点，我们从后来王国维在甲午战争后所写的一首诗中应该有所明晰： 劝君惜取镜中姿，三十光yīn隙里驰。 四海一身原偶寄，千金三致岂前期。 论才君自轻侪辈，学道余犹半黠痴。 差喜平生同一癖，宵深爱读剑南诗。 在这首诗中，王国维表达了自己渴望像诗人陆游那样生于忧患之时能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强烈愿望。由此，我们不难得出王国维这种忧国、忧民、忧世情怀的渊源正是起源于安化王祠和双仁巷主人的经典旧事。 如果说安化王祠和双仁巷中所蕴藏的史海钩沉，让出生在双仁巷的王国维后来背负历史重任是命中注定的话，那么海宁这片滋养出浓郁人文气息的三吴之地，同样使王国维的精神血脉中注入了丰裕的学术养分。 关于浙江海宁人文荟萃、学者辈出之大观景象，梁启超曾举例说： 杭属诸县，自陈乾初而后，康熙间有海宁陈莲宇（世）师事梨洲，亦颇提倡颜李学。道（光）、咸（丰）、同（治）则海宁张叔未（廷济）、海宁蒋生沐（光煦）颇以校勘名。光绪间有海宁李壬叔（善兰）精算学，译西籍，徐文定后一人也。最近则余杭章太炎（炳麟）治声音训诂之学，精核突过前人，学佛典亦有所发明。 毫无疑问，梁启超以上所列举的海宁籍前哲先贤不能不对王国维走上学术之路产生影响。而如果具体到浙江海宁籍有哪些前哲先贤对后来王国维在哪些学术领域的研究产生过直接影响的话，同样可以举例如下：如独自完成编年体明史巨著《国榷》的史学大家谈迁，堪称王国维清寒治史研究的楷模；如编撰有《古名家杂剧》和《古今乐考》的明代戏曲大家陈与郊，无疑是王国维后来从事戏曲研究并写出《宋元戏曲考》的先导；如著有《阅读红楼梦随笔》而开红学研究之先河的周春，自然成为王国维后来写《红楼梦评论》的引路人；如清代藏书大家吴骞、康雍两朝重臣文渊阁大学士陈“阁老”（元龙）和著有《敬业堂诗集》的查慎行，以及明朝末年与海宁相邻的绍兴籍思想家刘宗周等等，无不使身为海宁人的王国维引以为豪，并珍视为自己走上学术道路的治学典范。 如果说家学渊源与地缘学养对王国维品xìng的养成及后来人生走向产生重要影响的话，那么当朝一些重大事件发生在海宁并严重波及王氏家族时，就不可能不对王国维忧世xìng情的养成有着难以磨灭的印痕了。前文曾罗列王国维所处时代的诸多“世变”，那将留待下文分别予以细述，在此仅就太平天国运动对浙江海宁及世居海宁王氏家族所产生的深重影响进行扫描透视，以便人们进一步对少年王国维竟怀有忧世之心的认知。 道光三十年，bào发于广西桂平金田的太平天国运动，以其不可阻挡的声势迅速分割了清王朝的半壁江山，且占有的江浙富庶之地无疑是全国极为重要的经济文化中心。特别是位于杭嘉湖腹地素有“天下粮仓”之称的浙江海宁，不仅是内陆杭嘉湖漕运的枢纽中心，也是贯穿钱塘江南北两岸极其重要的jiāo通要道，当然也是太平天国政权的经济命脉与物资大本营。同治二年（公元１８６３年），清政府为了彻底击败并剿灭太平军，调集重兵对浙江杭州与海宁等地进行了重点进攻。在极其惨烈而反复的争夺战中，海宁作为双方争夺的一线焦点，两军相持达四个多月之久。最后，清军在对海宁城外围据点进行毁灭xìng扫dàng之后，死守海宁的太平军将领蔡元隆因弹尽粮绝不得不弃城而降。而这时，海宁城内已是尸横遍野、满目疮痍，昔日繁华富庶之地竟然变成了一片废墟。据曹树基与李玉尚在《太平天国战争对浙江人口的影响》一文中记述：“太平天国战争之前的浙江大约有人口３１２７万，战争之后，全省人口只剩１４９７万，排除温州府的人口增长不计，浙江各府人口损失１６３６万，损失比例约为５２％。”浙江全省平均情况如此，作为兵祸中心的海宁自然要比此更甚。 对此，二十多年后当年仅１０岁的王国维随家搬迁新居周家兜路过当年海宁城最繁华地段的陆家牌楼时，后人为王国维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记忆：“这次搬家使王国维看到了西门外无一人影的瓦砾废墟，好奇的询问，从老人家口中知道了战斗的经过，使其心头笼罩上战争的yīn影恐惧的压抑。” 不过，王国维这“恐惧的压抑”毕竟来自于战后二十多年残迹的表象及别人转述，而作为亲身经历者王国维的父祖们自然要比他记忆深刻得多。正因如此，这场战争对王家的摧残一直延伸到了王国维出生以后，这又不能不对少年王国维世界观的形成产生影响。当然，这也正是王国维生于忧患之家最贴近的诠释。如此，我们不妨来看看这场战火给王家究竟带来了怎样的厄运。 在简述王家遭遇这场厄运之前，有必要对王国维父祖辈的世系情况予以说明。自宋建炎四年（公元１１３０年）王沆定居浙江海宁后，传至王国维高祖王建臣时已是第二十九代。王建臣生有三子，分别是王淮、王溶和王瀚，长子王淮子嗣较为兴旺，次子王溶与三子王瀚均为单传，其中王溶生子王嗣铎、王瀚生子王嗣旦。而王嗣铎由于没有子嗣，故王嗣旦所生独子王乃誉便兼祧这两家，也就是说王乃誉称王嗣铎为父亲，称王嗣旦为本生父亲。之所以在此说明，是因为世面上一些关于王国维的文章中，在谈到王家为躲避战火逃亡到上海期间王国维的曾祖父王瀚与本生祖父王嗣旦相继亡故，以及王国维在１１岁时祖父王嗣铎病故时，往往语焉不详，含糊其词，使读者颇费思量，故不得不特别予以提出，以免讹传再生。 从以上对王国维父祖世系的简短表述，留心的读者不难发现王国维的曾祖父和本生祖父是在异地上海亡故的。而之所以如此，就不能不提及上面所说的那场战争给海宁王家所带来的厄运了。确实，清政府与太平天国在浙江海宁的那场决战，不仅是海宁这座富庶古城的厄运，也是祖居海宁长达三十世王家的一场厄运。咸丰十年（公元１８６０年），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在摧垮清军江南大营之后，迅速挥师投入到浙江战场，与清军在钱塘江一线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眼看战火已经迫近海宁，王国维的曾祖父王瀚不得不带领儿子王嗣旦与年仅１３岁的孙子王乃誉背井离乡，离开世居的浙江海宁前往上海避祸。而在物价极为昂贵的大上海，举目无亲的安化王后裔王瀚祖孙三代，因为是自南宋灭亡以后“世为农商”，使这个并不富裕的“中产之家”很快就陷入了困窘之中。不久，王国维的曾祖父王瀚与本生祖父王嗣旦相继亡故，只留下孤贫无依的少年王乃誉。一贫如洗的孤儿王乃誉，因为无力安葬祖父与本生父亲的尸首，不得不“号呼吁，丐于亲故以敛”。随后，孤儿王乃誉只能背起铺盖卷，辗转于上海的茶叶店或油漆铺等杂货店铺以帮工谋生。多年一事无成后，王乃誉又随一海宁籍杂货铺老板搬迁回了海宁县的硖石镇，依然帮助该老板打理杂货铺里的生意。再后来，王乃誉应一位时任江苏省溧阳县县令的亲戚邀约，出任该县县令的幕僚，从而才开始步入家境渐趋殷实的小康之路。 请读者注意“家境渐趋殷实”一说，也就是说王乃誉在使王家进入小康之家时还要经历一番艰苦奋斗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王乃誉虽然已经迎娶凌氏为妻，后又生有一女王蕴玉，并要赡养须发花白的兼祧父亲王嗣铎，但他依然需要别离家人到外乡去谋事谋生。特别是王国维出生两年后凌氏中道而逝时，王乃誉同样不得不将年幼的长女王蕴玉和牙牙学语的长子王国维托付给亲友照管，自己独自前往江苏省溧阳县任职。这样的日子又过了七八年后，王乃誉虽然续娶了海宁本乡叶砚耕先生之女为妻，也将双仁巷的王家老宅翻盖一新，但他还是一个没有品阶的江苏省溧阳县县衙幕僚，还是不能居家静心地赡养老人、抚爱娇妻和教养子女，这无论如何也不能算是殷实美满的小康之家。 不过，王乃誉依然在幕僚这个岗位上坚持不懈地奋斗着，他明白自家距离小康之家已经近在咫尺。果然，王乃誉通过自己近２０年的个人奋斗，终于在他四十不惑之前一年举家搬迁到新建在周家兜的一座宽敞宅院里（现海宁王国维故居所在地），实现了他的小康之梦。然而，就在王乃誉正处在事业巅峰和人生黄金阶段时，他兼祧父亲王嗣铎不幸病故。料理完兼祧父亲王嗣铎的丧事，王乃誉独自站在空dàngdàng的庭院里，望着这时身怀六甲的妻子凌氏、年已２０仍待嫁阁中的长女王蕴玉和一向体格羸弱的长子王国维，他不能不慎重考虑这个家庭的何去何从。 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王乃誉显然非常明了自己在前程仕途上的无望，也很清楚这个急需他支撑的家庭之现状。于是，王乃誉以“丁忧”为契机果断地辞去了江苏省溧阳县县衙幕僚一职，决定居家潜心“以课子自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王乃誉就此将自己在功名仕途上的希望寄托给了长子王国维，这从随后他对王国维极为严苛的教养中不难看出。不过，王乃誉虽然于这时已经决心要居家“以课子自娱”，但这对于早在两岁时就丧失“母之恃”的王国维来说，很显然他“xìng忧郁”的品xìng已经养成，以致他后来在观察世界和审视自身时始终怀有一种悲剧情怀。 第二章 私塾与家学 忧则生愤，愤而有成。生于忧患的王国维在经过九年私塾学习和父亲王乃誉的严苛教养，以及自己发愤苦读，终于在光绪十八年（公元１８９２年）海宁州的岁试中崭露头角，一举夺得全海宁州第２１名的好成绩。至于王国维之所以取得这样的好成绩，就不能不从他就读私塾及接受父亲王乃誉家学熏陶说起。 光绪九年（公元１８８３年），王国维已经到了入学读书的年龄。因为这时父亲王乃誉还在江苏省溧阳县县衙当幕僚，祖姑母范氏等亲友便将年虽７岁实则５岁多的王国维送到邻近一所私塾就学，私塾先生是海宁当地的儒学庠生（秀才）潘紫贵。这位字绶昌的潘先生虽然名不出乡里，但为人笃实严谨，教授课程也只是诸如《三字经》、《百家姓》和《千字文》等当时传统的幼童启蒙读物，至于《幼学琼林》和《神童诗》等当然也是潘先生要求学童能够朗朗成诵的。自从２０世纪初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后，大多国人不仅将朗朗诵读的学习方式，摒弃之如敝履，就连以上这些中华优秀的传统读物，也被当作是落后、过时或迂腐之学而束之高阁，以致日积月累竟使皇皇国学颓丧到了后来极不景气的尴尬地步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3 章 。而非常有意思的是，备受国内外学者敬重的国学大师王国维，却正是在这样的教授方式下，从弃之如敝履的传统国学启蒙而蜚声中外的。 其实，不仅旧时王国维等学童们在熟读乃至背诵这些古典经籍中，逐渐谙熟诸多史迹往事，学到了其中极为丰富的内容知识，乃至措辞、造句等做文章的方法与技巧，即便是今天的学者、学问爱好者或一般同好，如果在同一篇文章中读到虽未言明出处的成语典故，而能立时明了或领会其来源及含义时，谁能说这不是一种作者与读者之间心灵相通且妙不可言的高雅之乐呢。而如果单从读者一方来说，他自然会对作者能写出这等绝妙文章而表示由衷的钦佩，读者自己也会因为能勘破其中哲理妙思而心生窃喜。对此，我毫不怀疑绝妙暗喻要比直白述说来得更加美丽而生动。不过，要想在自己的文章中能够游刃有余地运用这些深藏在经典古籍中的成语典故，或者立刻明了这些典故成语中所蕴涵的深义，如果不能朗朗成诵或起码精心阅读过这些典籍的话，那简直就是痴人说梦或对牛弹琴。试想，如果文人、学者或哪怕是普通人之间缺少了这样的生活雅趣，这人世间将会因为缺乏这些人生趣味而变得多么索然无聊呢。具体到我们的主人公王国维，他诸多的学术文章之所以成为中华文化宝库中的经典，除了他深邃鸿博的学术思想之外，其中那些或信手拈来或运用贴切或纵横捭阖的成语典故，无疑增添了其学术与诗文的华采而使人百读不厌。再具体到王国维后来在为友人或学生当面题写扇面这等即兴小事上，他当场那种文思泉涌的酣畅淋漓，不仅使赠者与受者彼此感受到心灵的愉悦，就连我们读者在今天如果能设身处地怀想当时之情景，心里又会产生多么令人神往的遐思呢。 虽然熟读背诵这些典籍是年幼学童一件极为费力的苦差事，但对于xìng情忧郁喜欢幽静的王国维来说，实在是太合适不过的事了。于是，王国维在朗朗成诵以上幼童启蒙读物之后，便开始攻读《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及《诗》、《书》、《礼》、《易》、《春秋》等四书五经这些经典典籍。于是，王国维在跟随潘紫贵先生就学的几年间，我们能够想象到体格羸弱的他在私塾学堂上摇头晃脑苦读诗书时的情形，但也不能忘却他从私塾回家后便一头沉浸在父亲那“五六箧书”中而不能自拔的一幕。因为父亲王乃誉那“五六箧书”，并不是年幼王国维所讨厌的《十三经注疏》之类，而是他所喜欢的金石、考据、绘画和书法等“课外书”。而正是这些所谓的“课外书”，无疑在无意中引导王国维走上了他后来所从事的学问研究之路。 写到这，实在有必要对父亲王乃誉的xìng情和喜好进行一番解析，因为他的xìng情和喜好不仅通过那“五六箧书”激发了王国维求知的兴趣，而且自他“以课子自娱”时开始便对长子王国维，产生了极为重要、直接而又全面的影响。不过，在解析父亲王乃誉xìng情对王国维影响之前，似乎还应该对何为“十三经”作一解释。十三经，是指十三部儒家经典。汉朝时，朝廷把《诗》、《书》、《礼》、《易》、《春秋》称为“五经”；唐朝则把《周礼》、《仪礼》、《礼记》这“三礼”及《公羊传》、《梁传》和《左传》这“三传”，连同《易》、《书》、《诗》称之为“九经”；到了唐文宗刻石经时，又将《孝经》、《论语》和《尔雅》列入经部，则为“十二经”；到了宋朝时，又将《孟子》提升为经，故有“十三经”之称。 生于道光二十七年（公元１８４７年）的王乃誉，字与言，号莼斋，自居家“以课子自娱”后改字承宰，号娱庐。众所周知，王乃誉自祖父与本生父亲在上海亡故后他就成了孤儿，至于他祖母和母亲的资料不见史迹中有记载，否则他不会孤身一人在上海闯dàng或流浪多年。而也许正是因为有在上海学习经商的坎坷经历，使这个在乱世时没能接受过几年私塾学堂正规教育的孤儿王乃誉，由于经受太多的世态炎凉而过早地精明成熟起来。而正是这种精明与成熟，使王乃誉在太平天国之乱平息后回到家乡不久，不仅娶妻生女组成了家庭，而且还得到了一位时任江苏省溧阳县县令亲戚的垂青，从而踏上历时近２０年的幕僚生涯。当然，也正是因为王乃誉有过近２０年幕僚经历的缘故，他得以游历苏浙等地诸多名胜古迹，也见识了许多形形色色的人生世故。而王乃誉在近２０年时间内历经多任县令幕僚而不败的内在原因，恐怕不只是他深谙人情世故之故，还在于他是一个勤勉好学之人。 确实，王乃誉虽然没进过几年私塾学堂，但我们毫不怀疑他是一个懂得“知识改变命运”的人，更是一个善于自学而又能勤勉向他人学习的人。据说，王乃誉在辗转上海与海宁当学徒经商期间，每日以攻读钻研诗词歌赋与金石书画为乐，这就使他与一般帮工学徒有所不同，也因此比一般学徒更加机敏而大获老板的偏爱。当然，王乃誉的自学精神贯穿其一生，这从他后来流传于世的诗集、游记、画论及金石研究等诸多著述中，不难看出他一生的好学与极高悟xìng来，诸如《游目录》（１０卷）、《画衍》、《古钱考》、《画粕》、《题画诗》、《可人》、《竹西卧游录》及《娱庐诗集》、《娱庐随笔》等等。试想，一个连小学都没有毕业之人一生竟然留下这许多著述，足见王乃誉勤勉好学及善于学习的xìng情与精神。 对于父亲王乃誉自学成才的经历，王国维后来曾这样记述说：“（父亲王乃誉）遍游吴越间，得尽窥江南北诸大家之收藏，自宋、元、明、国朝诸家之书画，以至零金残石，苟有所闻，虽其主素不识者，必叩门造访，摩挲竟日以去，由是技益大进。年四十，归，遂不复出。惟一游金陵，一沿桐江，观富春山，登钓台，皆不数月而归。归后，日临帖数千字，间于素纸作画，躬养鱼种竹，以为常课。”王乃誉这种勤勉的自学精神和爱好广泛的兴趣，自然会对少年王国维产生极大的影响。特别是父亲王乃誉善于自学的悟xìng与精神，是王国维后来走上独学之路并大获成功最为真切的例证。 不过，兴趣广泛并善于自学的王乃誉，虽然自学成才并创建了还算殷实的家业，但在教养长子王国维这件事上却显得有些刻板教条，或者说太过于严格苛刻了。也许是王乃誉在官场仕途中见识太丰富复杂，也许是他望子成龙的心思太切太甚，或者是因为他自视太高而对长子王国维也要求太过完美，反正自王乃誉居家“以课子自娱”后对王国维几无褒奖，有的只是严厉的苛责与批评。关于这一点，只要检索袁英光与刘寅生编著的《王国维年谱长编》，就不难发现父亲王乃誉“饬静儿”之语比比皆是。 世人皆知，王国维初名王国桢，字静庵，又作静安，亦字伯隅，号礼堂，后来改名王国维，晚年以所居名为永观堂，而更号观堂或永观，也曾用“人间”为号。据陈鸿祥先生记述，“人间”之号是王国维早期填词、写词话及批注词曲时所用，直到民国六年（公元１９１７年）王国维自编《永观堂海内外杂文》时开始，才将“人间”之号弃之不用，而以“观堂”蜚声海内外。中国古人这种有字有号甚至有多个字号的起名方式，在大大增加历史工作者工作量的同时，也增加了考据家们的素材和兴趣。 王乃誉虽然在学业上多次申饬儿子王国维，但父子两人的关系并非形同水火，许多个夜晚父子俩人促膝谈心，特别是父亲王乃誉将自己多年在官场与社会所历练的经验，一一教导传授给儿子王国维，以望王国维能担当起家中长子的重任。可惜的是，我们至今也不曾见识过王国维在人际jiāo往中有过什么俗套的精明之举，他以“老实如火腿般”的品格与醇厚精深的学养，赢得了当世诸多学人的友爱及后世人们的无限敬重，这恐怕不是王乃誉所能预知的吧。 父亲王乃誉无法预知儿子王国维以“火腿”品格与精深学养立身处世，也无法预知儿子王国维后来竟成为享誉世界的一代国学大师，因为他自居家“以课子自娱”开始的唯一心思，就是希望儿子王国维在科举道路上获取成功。于是，王乃誉决心居家“以课子自娱”后不久，便为儿子王国维选择了当地的一位名师。之所以说王国维出潘紫贵先生之门而投陈寿田先生之私塾，是就学于当地之名师，不仅因为陈寿田先生是当地新型的知识分子，还由于这位新型知识分子曾在京城同文馆师从中国近代著名科学家李善兰。对于李善兰，那时的王国维也许不甚了解，但见多识广的王乃誉肯定知道，并极为敬佩这位浙江海宁籍的大科学家，否则他不会想到将儿子王国维转到其弟子所教授的私塾里就读。 关于李善兰，不能不在此予以简介。出生于嘉庆十五年（公元１８１０年）的李善兰，是中国继明朝徐光启之后以翻译介绍西方数学与天文学而著称的科学家，他早在咸丰元年（公元１８５９年）就在上海与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共同翻译了《几何原本》和《谈天》等西方近代科学书籍。其中，尤以介绍哥白尼太阳中心说及牛顿古典力学的《谈天》一书，而使当时的中国人视其为“异人”。同治年间，“异人”李善兰以三品户部郎中、总理衙门章京之职衔就任京师同文馆天文算学教习，当时陈寿田就是其学生之一。作为清代最早洋务学堂之一的同文馆，其主要任务是培养外务翻译人才，担任教习的也多是外国人，像李善兰这样精通西方科学文化的中国籍教习较为少见。同文馆设置的课程虽然广泛，但主要是近代西方比较先进的人文自然科学，诸如算学、天文、物理、医学、生理、法律、历史、地理等，当然还开设有英语、法语和俄文等语种，这些课程对于当时极为陈腐保守的中国学界来说，简直就像是一股强劲而新鲜的晨风，猛然吹开紧闭多年老屋的门扉一样，顿时使憋屈其中但头脑还算清醒的中国知识分子们感到无比振奋。于是，有识之士都以能进入同文馆就学为第一要务，但能就读其中的毕竟是少数中的少数，浙江海宁的陈寿田就是其中之一。 浙江海宁的陈寿田是幸运的，而刚刚接受了启蒙教育的王国维更是幸运的，因为他是在接受知识最佳年龄段得以师承陈寿田这样的名师。当然，王国维的这种幸运，还源于他有一个虽然严苛但较为开明的父亲王乃誉，否则他将继续在儒生潘紫贵先生那所私塾里，接受绵延千年且已经变得腐旧僵化的应试教育。虽然父亲王乃誉明智地让儿子王国维转学于陈寿田门下，同样是为了迎接将来的科举挑战，同样要学习传统应试的八股文体，但当时比较优良的西学种子就此种植进了王国维渴求新知识的幼小心田，为他后来能够勇敢并顺利地兼收西方近代人文科学，并成为学贯中西的一代学术巨人奠定了基础。 在师承陈寿田的几年间，王国维除了幸运地得到西学启蒙之外，他的主要任务还是遵照父亲意愿攻读传统的应试典籍。这时的父亲王乃誉就像是张弓搭箭瞄准围场中一只白鹿的猎人，由于自身的臂力不足而未能shè中，于是他将儿子王国维当作一支新箭，正搭在将要拉开的弓弦上，或者说儿子王国维是他重点培养的新猎手，反正目标只有一个科举及第。当然，陈寿田在私塾里教授王国维等学童的也是四书五经等典籍，并开始传授他们八股文及散文、骈文、诗词等写作方法。 八股文的别名有很多，诸如时文、制义、制艺、时艺、四书文和八比文等等，是明清两朝科举考试制度中所规定的一种文体。八股文体有固定格式，即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和束股这八个部分组成，每一部分的句数与句型都有严格限定。例如：“破题”规定为两句，只要说破题目的意义即可；“承题”则为三句或四句，也就是承接“破题”加以进一步说明而已；而“起讲”则要精辟地概括全文，是整篇文章发表议论的开始；至于“入手”，也就是引入文章的主体；整篇文章的主要内容，则是从“起股”到“束股”这几个部分，其中尤以“中股”为重心。在发表正式议论的这四个部分或段落中，每段都有两股相互排比对偶的文字，共为八股，“八股文”也就由此而得名。由于八股文皆由四书五经中出题目，其内容不仅不能超出四书五经之范围，就连文章语气也要模仿先哲圣贤以传达先哲圣贤之思想，考生在作文时是不能进行自由发挥或擅自表达自己思想见解的。 毋庸讳言，这种科举制度不仅摧残了人才成长，也严重束缚了人们的思想。而对于王国维来说，虽然他在私塾学堂能够得到先进西学之启蒙，回到家后也可以徜徉在父亲那“五六箧”他所感兴趣的金石等课外书中，但这些毕竟都属于课余之习，他的主业依旧是不出四书五经的八股文写作练习。所以，王国维每天除了在私塾学堂接受古板的传统应试教育之外，晚上还要面临父亲王乃誉的严苛督导进行温习。由于自视甚高且对儿子王国维满怀期待的缘故，父亲王乃誉对儿子王国维在学业上稍有马虎或不见长进者，便多有责怪之举。例如，父亲王乃誉于光绪十七年（公元１８９１年）不同时段的日记中，多有这样的语言记录： ２月１９日（正月初一），父亲王乃誉“令静（安）出近作文卷”； ２月１７日，父亲王乃誉“饬静（安）论朝考卷，一无佳处，并询以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4 章 读书学贾（何者）为得。申初，挈静（安）之陈寿田师处论及读书情形并馆事”； ２月１８日，父亲王乃誉“饬静（安）抄文学书，虽不惮烦，而启发迄不得其佳处，可知治学亦非愣然能进”； ２月２１日，父亲王乃誉“为静（安）指示作字之法”； ２月２２日，父亲王乃誉“改静儿字”； ６月９日，父亲王乃誉“挈静儿出西门上海塘，观海”； ７月２２日，父亲王乃誉“饬静儿之宜桥李氏，吊二姑丧”； 也许正是因为如此，父亲王乃誉在同年１０月１７日的日记中伤心地感慨道：“可恨静儿之不才，学既不进，（又）不肯下问于人。而作事言谈，从不见如此畏缩拖沓。少年毫无英锐不羁，将来安望有成！……患吾身之后，子孙继起不如吾。……盖求才难，而yù子弟才过父为尤难。”不过，父亲王乃誉并没有放弃对儿子王国维的教养与希望，他依然“夜为静儿话为人处世之方”。另外，从以上日记中我们还可以看出，父亲王乃誉对儿子王国维也不乏宽松慈爱之举。例如，在该年六月钱塘江观潮最佳时节，就曾特意带着儿子王国维“出西门上海塘，观海”。由此可知，平时不苟言笑的父亲王乃誉应该还算是一个生活有情趣的人。 既然父亲王乃誉将儿子王国维当作shè向科举考场的一支新箭，那么这支新箭除了箭镞要经过私塾经学斧凿之外，箭杆也要接受工整书体之笔削和装饰，否则shè中猎物的新箭有时也会因为不中看而脱靶。据说，赫赫有名的龚自珍当年就曾因为卷面书法不合规范而屡屡落第，为此他深为痛恨。前车之鉴，后世之师。于是，在书法方面“始学褚河南（遂良）、米襄阳（芾），四十以后专学董华亭（其昌），识者以为得其神髓”的王乃誉，因为自己偏好且精通各家书法，特别是居家“以课子自娱”后每天依然临帖几千字，这自然使他在这方面有充分的自信和能力教导好儿子王国维。确实，在王乃誉手把手的严格教授下，王国维的书法端厚而充满书卷气，这从他流传下来不多的手稿中不难看出其书法功底。据说，王国维后来即便成为一代学问大家，其文稿也书写得极为工整，这不能不说是得益于幼时在父亲王乃誉亲自督导下临帖的结果。 光绪十七年（公元１８９１年），在名师严父历经八个寒暑的悉心教授下，新一代猎手王国维蓄势待发。不过，在新猎手王国维张弓搭箭准备shè向猎物之前，有必要将围猎规则予以明示。 科举，是指历代封建王朝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由于采用分科取士的办法，所以叫科举。从隋朝开创科举取士之先河后，到清朝已有１３００多年的历史，科举已经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备的考试制度。科举考试共分为院试（即童生试）、乡试、会试和殿试四级，考试内容基本是儒家经义，以四书文句为题，规定文章格式为八股文，解释必须以朱熹《四书集注》为准则。为了使读者明晰科举四级考试之概况，下面分别予以解说： 院试，即童生试，也叫“童试”。清朝时，院试是指由各省学政主持的一种地方xìng科举考试，其还可分为县试、府试和院试三个阶段，院试合格后取得生员（秀才）资格，方能进入县、州、府学学习，所以又称之为入学考试。参加这种考试者，年龄不分大小都称童生。 乡试，清朝时每三年在各省省城（包括京城）举行一次，因为考试时间定在该年秋天的八月份举行，所以又称秋闱。一般情况下，乡试的主考官要由当朝皇帝委派，考后发布正、副两榜，正榜所取者叫举人。 会试，清朝时每三年在京城举行一次，因为考试时间定在春季举行，故又称春闱。这种考试比较严格，不仅由朝廷礼部派员主持，当朝皇帝还要亲自任命正、副总裁，各省举人及国子监监生皆可应考，但每次只录取３００名为贡生。 殿试，是科举制度中最高级别的考试，当朝皇帝要在殿廷之上亲自对会试录取的贡士进行策问，以定甲第。殿试录取，可分三甲：一甲三名，赐“进士及第”称号，第一名称状元（鼎元），第二名称榜眼，第三名称探花；二甲若干名，赐“进士出身”称号；三甲若干名，赐“同进士出身”称号。二、三甲第一名者皆称传胪，一、二、三甲统称为进士。据有关资料统计，中国历时１３００多年的科举考试中，共有进士９８７４９人。其中，就有诸多著名的作家和学者都是进士出身，如唐代贺知章、王勃、宋之问、王昌龄、王维、岑参、韩愈、刘禹锡、白居易、柳宗元、杜牧等，宋代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苏轼等。 所以说，这时的“童生”王国维要想猎取进士功名还需要从第一场考试开始，也就是说他首先要闯过童试中的县试、府试和院试这三试，才有机会参加入“闱”考试乃至殿试。既然进军仕途是古代知识分子孜孜以求的奋斗目标，而参加科举考试又是他们走向仕途的必由之路，那么王国维只能像古代所有考生们一样，义无返顾地向“围场”进发了。 “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光绪十七年（公元１８９１年），踌躇满志的王国维在县试和州试中顺利过关。虽然王国维县试成绩没有史料确证如何，州试也只是以全海宁州第６０名而晋级，但通过州试后他便有资格进入州学就学，成为海宁州州学的一名生员，其名义上也就是一名秀才了。不过，王氏父子及后世人们却都津津乐道于王国维在府试前的一次预考岁考的结果，即父亲王乃誉在光绪十八年（公元１８９２年）３月１１日日记中所说“出之桥，陈四云案出，静儿（王国维）在后挈健儿（王国维之弟王国华字健安后改哲安）之州前看图，喜名在第三图”。 对于王乃誉的这段日记，有必要在此予以解说。对此，因为陈铭先生在其著作中曾有过一段通晓而生动的文字，故摘录如下： 原来发榜了，家人陈四奔来相告。王乃誉也许有点胆怯，叫王国维去看榜。于是，１６岁的王国维，牵着５岁弟弟王国华（字健安），一齐到州学照壁前看榜，发现自己的名字赫然写在第三图上，当然喜上眉梢，脸上少不了得意的笑容。什么叫第三图？原来当时榜名很有趣，把中榜人的姓名写成圆图形，圆中最中心的名字便是第一名，其余自右而左，一名一名列过去。王国维的名字在第三图，即２１名至３０名。仔细一看，王国维名字在第三图的最中心，这就是考中第２１名了。 陈铭先生还解释说：“图上没有名字的，叫做‘出图儿’，就是落榜了。”既然王国维取得了“喜名在第三图”的好成绩，父亲王乃誉自然对儿子王国维来年在杭州举行府试中满怀期待。 第三章 科场折翅 确实，自王国维顺利通过县试、州试和府试的资格考岁考之后，这个年仅１６岁的“童生”在家乡开始声名鹊起，遂与陈守谦、叶宜春、褚嘉猷三人被当地民众誉为“海宁四才子”，而王国维当推第一。不过，进入州学的生员，其主要课业就是举子之业，可自幼偏好金石文史的王国维却不屑于作这些“时文绳墨”，逐渐对科举及第失去兴趣，而是经常与其他三位才子一起纵论文史，或对经典古籍进行疑误校勘。这也许就是他后来之所以成为国学大师所具有的特立独行品格之端倪吧。 应该说，这时的王国维与大多同龄青年人一样，壮怀激烈，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由此可见，世人印象中那“老实如火腿般”的王国维，是人们将他中年后那纯粹学者形象定格而已，并不是王国维本来、唯一或最初的形象。年轻时的王国维不仅经常与好友相聚，探讨学问，纵论四海，而且还喜好踏青游玩，以此作一些练习xìng的山水抒怀诗词。例如，王国维后来在题为《端居》的一组五言诗中，就曾愉快地追忆了他这时情怀： 端居多暇日，自与尘世疏。 处处得幽赏，时时读异书。 高吟惊户牖，清谈霏琼琚。 有时作儿戏，距跃绕庭除。 角力不耻北，说隐自忘愚。 虽惭云中鹤，终胜辕下驹。 如此胡不乐，问君意何如？ 阳春煦万物，嘉树自敷荣。 枳棘茁其旁，既锄还复生。 我生三十载，役役苦不平。 如何万物长，自作牺与牲。 安得吾丧我，表里洞澄莹。 纤云归大壑，皓月行太清。 不然卷卷者，褫我聪与明。 冥然逐嗜yù，如蛾赴寒檠。 何为方寸地，矛戟森纵横。 闻道既未得，逐物又未能。 衮衮百年内，持此yù何成？ 孟夏天气柔，草木日夕长。 远山入吾庐，顾影自骀dàng。 晴川带芳甸，十里平如掌。 时与二三子，披草越林莽。 清旷淡人虑，幽遗世网。 归来倚小阁，坐待新月上。 渔火散微星，暮钟发疏响。 高谈达夜分，往往入遐想。 咏此聊自娱，亦以示吾党。 古语说：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这时的王国维也许称不得是仁者或智者，但以山水怡xìng则是中国古代学人文士之所爱，何况还有被誉为“才子”的知己相伴呢。不过，“海宁四才子”的这种jiāo游进学并没有延续多长时间，便分散异地各奔前程了。例如，褚嘉猷在中国当时刚刚兴起的留学浪潮中，东渡日本早稻田大学攻读法政学，后被朝廷“钦赐”为举人；至于叶宜春，笔者在诸多典籍中竟然没有查阅到关于他后来情况的点滴信息，至为遗憾；与王国维jiāo往最为密切并将友谊绵延一生的只有陈守谦一人，特别是王国维自沉昆明湖后，陈守谦不顾长跋旅途亲往祭奠，缅怀之情至为感人。对于王国维喜好与友人jiāo游进学之举，父亲王乃誉大不以为然，至于他们对先辈前贤著作进行校勘和疑误，更是斥责为“名为高，实则懒；名为有学，不苟且，实则无作为”的好高骛远之举。 虽然王国维在州学期间不务“正学”，但作为“海宁四才子”之首，他对来年的府试还是满怀希望，十分踌躇的。光绪十八年（公元１８９２年）４月，王国维意气奋发地前往杭州参加府试，这是他第一次离开海宁来到杭州。地处浙江北部平原的杭州，素有“人间天堂”之美誉，自然是景致优美，别有洞天，绝非海宁小镇所可比。确实，早在秦朝就设立县治的杭州城，那时则名为钱唐县，杭州之名始于隋开皇九年（公元５８９年）。特别是隋炀帝开凿沟通中国南北的大运河时，作为大运河这一震古烁今伟大工程的南端起点，杭州就此进入了繁荣昌盛的大发展阶段。在杭州城随后的历史上，先有唐朝大诗人白居易就任杭州刺史时，疏浚河道，治理西湖，使杭州城出现“灯火家家市，笙歌处处楼”的繁盛；后有五代时吴越国君钱定都杭州，大修城垣，广建寺院，为杭州城留下了诸多“邑屋华丽”的经典建筑；再有北宋大文学家苏东坡两任杭州知州和太守时，深挖水库，多置粮仓，特别是他组织数十万人垒筑那条气贯长虹的“苏堤”，为杭州城赢得了“东南第一州”之盛誉；至于南宋朝廷迫不得已将都城定在杭州的一百多年间，大兴土木，营建街市，呈现出“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之奢华，那更使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繁盛到了极点。而王国维初次来到这座城市时，虽然杭州城没能延续唐宋之繁华，但依然是浙江省会之所在，依然是驰名中外的历史文化名城和风景名胜遍布的园林之城。 站在江南名邑杭州城华美的街市上，王国维以极为羡慕的心情浏览着眼前的一切，那令人眼花缭乱的华美服饰，那让人垂涎yù滴的香甜美食，那鳞次栉比的商业店铺，那高耸壮阔的殿宇楼堂，简直让他有点目不暇接、头晕目眩了。特别是官家那轰轰驶过的威武车轿，不能不使王国维产生一种向往与渴慕，因为他毕竟处在一个满怀憧憬的年龄。不过，杭州城虽美不胜收，可王国维在这次府试中的成绩却不尽人意。具体情形我们今天已经不得而知，但这是王国维科考场上的第一次失败，对这位颇为自负的“海宁四才子”之首的打击应该可以想见。对此，父亲王乃誉在日记中写道：“静儿杭回，知考而未取。自不思振作用功于平日，妄意自为无敌，及至临场数蹶，有弃甲曳兵之象，尚何怼于有司之不明，实愚而好自用也！”也就是说，王国维平日里很自负，而第一次府试受挫后则表现得灰心丧气，并伴有些许怨怼和不满。对于王国维的这种表现，父亲王乃誉的气愤在日记中表露无余，但是为了使儿子在来年能参加恩科考试，他还是想方设法鼓励王国维去学习那些“时文绳墨”的八股文。 经过一年多时间的进一步学习，王国维于光绪十九年（公元１８９３年）７月再次前往杭州参加恩科考试。对于这次参加恩科考试的情形，与王国维“相偕”赴杭州应试的“海宁四才子”之一陈守谦，后来这样记述说：“君于学不沾沾于章句，尤不屑就时文绳墨，故癸巳大比，虽相偕入闱，不终场而归，以是知君之无意科名也。”对于王国维这次参加科考竟然以“不终场而归”的做法，父亲王乃誉似乎没有像第一次那样表现得极为愤怒，而是在无可奈何中为儿子想到了科举及第的一条捷径进入杭州崇文书院就读。原来，在清朝科举制度中有一种变通的办法，那就是府试未能通过者如考进官设书院就学并肄业，便可免除府试和院试而直接参加乡试。 书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5 章 院，是出现于唐宋至明清时的一种独立的教育机构，也是私人或官府所设聚徒讲授和专门研究学问的场所。宋朝时，中国有四大书院闻名遐迩，那就是江西庐山的白鹿洞书院、湖南善化的岳麓书院、湖南衡阳的石鼓书院和河南商丘的应天府书院。到了王国维时代，虽然杭州的崇文书院没有以上四大书院知名，但起码是读书人进军科场的便捷之阶。不过，对“时文绳墨”渐失兴致的王国维，对崇文书院主要教授八股文的传习同样没什么兴趣，再加上崇文书院各项费用开支较大等原因，不久他便离开杭州崇文书院回到海宁。当然，因为王国维已经有了崇文书院生员的进身之阶，父亲王乃誉还是希望他通过科举谋取功名，因为光绪二十年（公元１８９４年）是逢三年一次的乡试之年。不过，这一年实在是大清帝国的多事之秋，而“多事”则缘于一场战争中日甲午之战。 这一年，时值甲午，故与大清帝国一衣带水的日本国所发动的这场侵略战争，被中国历史家们称之为“甲午战争”或“甲午海战”。关于这场战争的过程，我们无须多说，但结果却不能不提，那就是号称世界海军第三强的大清帝国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而这个表象结果所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全国上下要求变法图强的呼声日益高涨，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在士子们心中广受接纳。而对王国维父子来说，他们虽然失去了一次参加乡试的机会，但也使他们在当地成为喜谈新学的新潮人物。 回到海宁的王国维，一边密切关注时局变化，一边充任几家私塾先生，以便获取微薄薪水补贴家用。是的，自从父亲王乃誉辞掉幕僚工作之后，家中除了正常日用及王国维与王国华兄弟俩读书等开销外，姐姐王蕴玉出嫁时也使王家花了一笔嫁妆钱，这不由让父亲王乃誉感到家庭经济的支绌。不过，更让父亲王乃誉感到伤神的是，儿子王国维因为热衷新学而对科举毫无兴趣，又因当时国中掀起留学热潮，使王国维一心想着自己也能像富家子弟那样到国外留学，可由于家境不济而难以如愿，遂心情郁闷不思私塾教职。对于儿子王国维的这种心境，父亲王乃誉既感到担忧又很无奈，但他并没有放弃要求儿子走科举之路的最初想法。 为了缓解王国维的苦闷心情，父亲王乃誉决定为儿子选择一门亲事。于是，父亲王乃誉“将□熙门之产售去”，换得一千余元以作王国维结婚所用。光绪二十二年（公元１８９６年）１１月２８日，这是王国维与同邑商户莫寅生之女莫氏的大婚之日，这年王国维年已２０，当时应该属于晚婚之龄，而如果在今天则无疑属于早婚。当然，早婚、晚婚或是否由父母安排儿女之婚姻，并不是男女婚姻幸福与否之根本，例如王国维。不过，早婚赞成者认为，早解决婚姻之事可以不妨碍发展事业；而晚婚提倡者则以为，年轻不懂爱情更不懂婚姻；至于是由父母安排还是自由恋爱结婚，同样不能保证婚姻不出问题，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可以说是古今同理。无论如何，王国维的婚姻却很幸福美满，不仅夫妻俩人婚后琴瑟和鸣，莫氏还先后为王家生育了三个儿子，这使海宁王氏子嗣不旺的现象彻底改观。其实，王国维与莫氏大婚前曾与本邑朱菊庭家联姻，只因朱家女儿未过门就去世了。这是chā话。 婚后，王国维一边在同乡陈汝桢（字枚肃）家充任私塾先生，一边按照父亲意愿准备参加来年的乡试。这样的日子过了近一年后，王国维在父亲的催迫下于光绪二十三年（公元１８９７年）９月再次来到杭州参加乡试。而随着这次乡试的不第，王国维从此便彻底断绝科举念头，转而开始了他极为辉煌但也颇为艰难的独学之路。 王国维之所以断绝科举念头，除了他从内心不喜欢科举时文这一内在原因外，还不能不提到当时国内政治局势和新学之兴起这两个外在因素的影响。当然，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新学兴起同样是源于国内政治环境的变化。那么，当时的中国是怎样一种情形呢？ 光绪二十一年（公元１８９５年）中日甲午战争结束后，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当时正在京城参加科举考试的各地举子，在广东举子康有为和梁启超的策划下，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请愿运动公车上书。至于“公车上书”是否真正发生过，如今在史学界存在着截然相反的两种观点，一是广为流传的教科书上的说法，当然这种说法的起源来自于康有为自己的宣传；另一种观点是以上海学者姜鸣先生为主的否定论，即“公车上书”根本就不曾发生。对此，姜鸣先生在其著作《天公不语对枯棋》中有专门文章予以解析，因这一争论不关本书主旨，故在此不赘。不过，以康有为和梁启超为首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从这时开始已经逐渐将他们希望通过改革图强来挽救民族危机的维新思想，利用各种方式方法在中华大地上广为散布宣传，使全国有识之士都表示认可和赞同。在康梁所倡导的维新变法主张中，创办报刊宣扬西学和建立新式学堂培养新学人才，是一项极有远见且极为重要的措施。当然，要想使这一措施得以顺利有效地施行，创办者和施教人才必不可少，而当时国人中多不谙西学，于是“走出去，请进来”便成为一种必然。而随着维新变法演变为全国xìng运动之后，这种必然更是涌动成了一股强劲的社会潮流，冲击蔓延到了中华大地的各个角落。一时间，“家家言时务，人人谈西学”，一批批青少年开始走出国门，留学东洋或西洋，这使壮怀激烈的王国维更加感到坐卧不宁。确实，王国维与许多年轻人一样早就渴望能出国留学，然而由于“家贫不能以资供游学”，这又使渴望新学的他只能“居恒怏怏”。 出洋留学不成，科举仕途不畅，这时已经成婚的王国维理所当然还要承担家庭的责任和义务。于是，王国维在辗转几家私塾任教之后，不得不奔赴上海开始他新的人生征程。虽然自此王国维的青春变得命运多舛，但学术征途却大有收获，逐渐奠定了他成为一代国学大师的基础。不过，在详细表述王国维前往上海开始他青春多舛的命运之前，实在有必要对他绝意科举转向独学作一番解析。 众所周知，王国维一生不仅没能通过科举入仕，也不是现今所说的科班出身，但他却成为世人景仰的一代国学大师。究其原因，不能不提及他与众不同的独学历程和笃学精神，而要明晰王国维的独学历程和笃学精神，又必须从他自然天成或自幼养成的独学方法和治学情趣开始讲起。当然，说王国维特别的独学方法是自然天成，也许有点故弄玄虚的感觉，可至今我们也不能明了他从自幼不喜欢《十三经注疏》等正统国学经典，到后来对艰深国学产生盎然兴致并保持终身不减的根源所在。如此，下面只好就王国维最初的读书兴趣和治学方向作一介绍，以便读者或王国维研究者从中能得到一点抛砖引玉的作用。 王国维自幼不喜“时文绳墨”，一味偏好金石文史，这从光绪十八年（公元１８９２年）他参加府试后自杭州购买“前四史”便可见一斑。对此，王国维后来在《三十自序》中说：“十六岁见友人读《汉书》而悦之，乃以幼时所储蓄之钱，购前四史于杭州，是为平生读书之始。”按说，王国维这时不仅已经读了近十年的私塾和州学，而且还连续通过了县试、州试和府试前的岁考，是闻名乡里的“海宁四才子”之首，怎么能说是他“平生读书之始”呢？对于王国维的这种自述，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他确实不喜欢那些“时文绳墨”，他在私塾或州学所读之书皆是“应试”所逼，并非是他心中真正想读的。而如今，王国维第一次购买书籍竟是与“时文绳墨”不搭界的“前四史”，这无论如何也属于他主动读书之始或者是其读书真正兴趣之所在。 说“前四史”与“时文绳墨”不搭界，仅举一例以说明。前四史，指的是《史记》、《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这四部书，“时文绳墨”自然是前文解说过的“八股文”之类，两者之间很显然不属于同类文体。比如说《史记》，原名《太史公书》，东汉以后始称《史记》，是西汉太史令司马迁费时数年所编撰，也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全书共１３０篇，即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和七十列传，该书记载了自黄帝至汉武帝时期共约三千年的中华历史。该书取材颇富，作者曾广泛查阅并实地调查了大量史料和史事，而且文笔优美生动，结构严谨，被奉为封建时代历史著作的典范，在中国史学和文学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特别是作者所开创的纪传体例，成为历代著作正史者所必须遵循和取法的一种写法。这种文体自然与“八股文”相去甚远，与王国维等年轻人的阅读兴趣则极为契合。 王国维不喜“时文绳墨”而偏好“前四史”等文史，这从父子两人的日记和自述中可得明证。父亲王乃誉在日记中说：“静儿……以市秘本《汉书》，其意欣然。……静儿出观所得唐镜香细批《汉书》，又有黼之记。……朱墨灿然，可宝也。”也就是说，王国维购得“前四史”后并没有私自藏观，而是主动与父亲王乃誉共同欣赏，并在书上做了大量批注。王国维之所以能如此光明正大地将“秘本”向父亲展示，应该说他对父亲同样偏好文史的情趣是了解的，或者说王国维的这方面情趣就是父亲的遗传或影响所致。既然王国维的心思在“前四史”等秘本上，那他自然对“时文绳墨”就不会太用心攻读，这不仅使他在“八股文”的学习上“用力不专，略能形似而已”，而且还直接影响了他后来的“科考”和“乡试”。 那么，王国维从“前四史”中到底学习了什么，对他后来独学和治学又有着怎样的影响呢？ 窃以为，首先王国维从“前四史”中汲取了中国古典文学之精华，为他后来所进行的文学创作、鉴赏和评论打下了深厚基础；其次，引领王国维进入了无比浩瀚而又充满魅力的史学海洋，使其一生从事史学研究而不曾动摇；第三，王国维由此接触到训诂、校勘和注释等方面的考据知识，从而激发了他终生致力于考据研究的热情和兴趣，并创建了后来极为辉煌的学术成就。当然，除了以上三点外王国维还从中得到了诸多方面的学识，在此不可能一一表述清楚，但以上三点应该是最主要的方面。关于王国维在文学和史学方面的成就，留待后面详细解说，至于考据在此也仅举一例。考据，亦称“考证”，是一门以事实为依据的求证xìng学问。关于考据的重要xìng，记得梁启超曾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夫无考证学，则是无清学也。”由此可知，考证在中国学术中之重要地位。从现存史料中我们可知，王国维第一篇学术文章就是考证、批驳清代大学问家俞樾的《群经平义》。关于俞樾，关于《群经平义》，在详述之前如果点明俞樾是一代大学问家章太炎和大画家吴昌硕的老师，是中国著名红学大家俞平伯的曾祖父，也许人们会对当时年仅１８岁的王国维的这一举动大为惊诧，而正是因为王国维这种不迷信权威的卓尔不群的治学精神，才赢得了同时代及后世学人的钦佩和景仰。 俞樾，字荫甫，后来因为在苏州建造一处名为曲园的宅园而自号“曲园”。道光元年（公元１８２１年）出生在距离海宁不远的浙江德清县的俞樾，年仅３０岁便考中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河南学政等官职，后因拒绝上司曹登康要求为其营私舞弊而遭诬谗罢官。xìng情耿直的俞樾愤而南归后，远离仕途官场，一生致力于讲学和著述立说，先后任教于苏州紫阳书院、上海求志书院和杭州诂经精舍，特别是在长达３１年的诂经精舍任教中，他培养出了章太炎和吴昌硕这样的大学问家和大画家。当然，俞樾自身经过多年的潜心修学，也成为国内文坛和学界备受推崇的一代大家。俞樾一生著述丰富，但几乎所有的著作都是在苏州曲园内所完成，曾国藩因其诗中有“花落春仍在”一句而命名其书斋为“春在堂”，故俞樾曾结集出版的２５０卷著述即名为《春在堂全书》。在这套全书中，最为著名的一部就是被王国维批驳的《群经平义》，当然全书中还收录有《诸子平义》和《古书疑义举例》等名著。俞樾所著３５卷本的《群经平义》，其主旨就是对《易》、《书》、《周礼》、《仪礼》、《礼记》、《大戴礼记》、《春秋公羊传》、《春秋左氏传》和《论语》、《孟子》、《尔雅》及《国语》等古代经典典籍进行校正和考订。这种治学方法与王国维考证、批驳其《群经平义》有异曲同工之妙，只不过俞樾考订的是已经弃世的前贤先哲之典籍，而王国维批驳《群经平义》时年逾古稀的俞老先生还在杭州诂经精舍任教。 对于王国维批驳同乡大学问家俞樾《群经平义》一事，父亲王乃誉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见静条驳俞氏《群经平义》，太率直，既自是，又责备人。至论笔墨。若果有确见，宜含蓄谦退以书，否则，所言非是，徒自取妄；即是，亦自尊太过，必至招尤集忌。故痛戒所习。 父亲王乃誉的这种告诫，很显然属于过来人的圆通。不过，王国维这时毕竟只有１８岁，他的这种敢于直面批驳权威的勇气实在难得，当时或现今又有几人敢为之？要知道浙江德清俞氏不仅是当地书香豪门，而且当时及后世多有学界权威之人。例如，俞樾之孙俞陛云于光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6 章 绪十年（公元１８８４年）在参加县试中考中秀才第一名，第二年在杭州乡试中中举人第二名，光绪二十四年（公元１８９８年）在京城殿试中以一甲第三名进士获探花及第，光绪二十八年（公元１９０２年）应试经济特科名列第一，出任四川副主考。民国年间，俞陛云担任浙江省图书馆馆长，后移居北京参与编修清史。卢沟桥事变后，俞陛云保持民族气节，坚决拒绝日伪之请，闭门著述立说，以课子自娱，著有《小竹里馆吟草》、《蜀诗记》、《诗境浅说》、《诗境浅说续编》、《唐五代两宋词选释》和《乐静词》等。例如，俞陛云之子、俞樾之曾孙俞平伯，更是现今国人所熟知的红学大家，其实他不仅在红学研究上有创见xìng建树，而且在旧体诗词、散文和新诗创作上都有着卓越成就，堪称一代学术和文学大家。像这样显赫的学术世家，王国维竟然如此“率直”地直面批驳，想来实在需要非凡的治学勇气，当然本身也确实需要拥有不同凡俗的学术见解，否则“徒自取妄”就是难免的事了。 不过，从王国维年仅１８岁就敢于“条驳”学术权威一事而言，他这时还处在无所忧虑的年龄段，即便两年后结婚chéng rén时他也没有脱离过父亲的教养，直到光绪二十四年（公元１８９８年）２月北上上海谋生他才真正感受到人生百味，而其中的郁闷和烦忧竟占据了大部。这不能不使王国维对社会和人生产生新的认知。当然，促使王国维对社会和人生产生深层思考的，还有那个激dàng多变时代的思想狂飙，这是王国维追求新学、探索新思想而决意到上海“谋生”的内在因素。而王国维的这种追求和探索，注定他一生都要生活在信念的炼狱里，但经过这一炼狱之后他又注定要涅再生，从而实现他短暂一生的辉煌燃烧。确实，王国维人生那短短五十个春秋里，他一直在为学术生命和信仰而积极主动地燃烧着，而点燃他学术生命烈火的，应该是于光绪二十二年（公元１８９６年）在上海创刊的《时务报》，以及担任该报主笔和旗手的另一位学术巨子梁启超。所以，要想解析王国维璀璨的学术生命历程，不能不从他到上海《时务报》“谋生”开始，不能不从他那激扬但也多舛的青春岁月开始。 第二部分 青春多舛 少年不识愁滋味，那是因为他还未品尝到成长过程中的苦痛与责任，就如庄稼拔节生长一样。这时的王国维虽然已经成婚，但他还没有独自涉足社会的经历，所以挫折苦闷在所难免，何况他还是一位不善于世俗jiāo际的纯粹学人呢。不过，青春多舛对于一个人的成长来说不可避免，也不必避免，因为这种社会现象或规律对所有人都一视同仁，不论你是普通常人还是显赫权贵，包括像王国维这样的学术大师也不例外。而从另一方面来说，青春多舛有时并不是什么坏事，反而更容易使人对社会、人生和命运产生某种深刻的认识和理解，从而能够选择属于自己的更有意义和价值的生活方式。这难道不也是一种生存状态或生活情趣吗？ 第四章 “时务”谋生 光绪二十四年（公元１８９８年）２月１３日，春节喜庆的气氛依然流淌在浙江海宁的街巷间，虽然气温还是江南这个季节典型而惯有的湿冷，但是王乃誉父子则打点行装要出门了。为了海宁王氏家族的希望和儿子王国维的前途，父亲王乃誉懂得应该放手让儿子到社会上去闯dàng、历练，特别是他在心里认可王国维绝意科场属于明智之举后，更加明晰儿子的前程在学术而非科举的道理。不过，许多时候明白一种道理不易，而按照这种道理去行事则更难，就如父亲王乃誉之于儿子王国维北上上海追求新学一样。当然，父亲王乃誉不放心儿子独自北上上海“谋生”，主要考虑的这毕竟是王国维第一次前往大上海，第一次将独自面对社会和生活风雨，这怎能不让父亲王乃誉担心呢？ 当然，王国维北上上海“谋生”，并不是如今人们为了优厚薪水去谋取一份工作那样带有明显的功利xìng，虽然这种功利xìng有时会被“先就业再择业”这一托词所堂皇或模糊掉，但两者之间还是有着根本区别的。因为王国维“谋生”在当时中国新思想的前沿阵地《时务报》馆，这恐怕就不仅仅是为了某种生活需要或简单的生存之谋吧。 确实，早在光绪二十年（公元１８９４年）甲午战争时就开始接触并矢志追求新学的王国维，此后“每思自奋”，对新学之渴望日益迫切，“但以家贫，不能游学”。面对这种景况，王国维虽“居恒怏怏”，但并没有放弃对新学的追求，而是到处搜求新学报刊以自学自修，特别是当时由梁启超主笔的《时务报》，他从创刊号第一期开始几乎每期必读，有一次竟携带“四十五、六册”归家挑灯阅读。由此可见，《时务报》在王国维心中的分量及对其思想之影响。那么，王国维是因何机缘能够前往《时务报》“谋生”，《时务报》又是怎样一份报刊，他对王国维后来的人生走向到底有着怎样影响呢？ 新婚之后的王国维，因为不能留洋新学以圆自己救国之梦而“居恒怏怏”，遂决意外出谋事。对此，罗振玉后来在《海宁王忠悫公传》中记述说：“公（王国维）时方冠，思有以自试，且为菽水谋，乃袱被至沪江，顾无所遇。适同学某孝廉为舍人司书记，以事返乡里，遣公为之代……”也就是说，王国维前往上海《时务报》就职，是由于一位在《时务报》任书记的同学因事返乡而得以替代的。确实，王国维自从决意外出谋事后，他许多的同学好友都积极为其谋划，终于由当时在上海《时务报》担任书记一职的同学许家惺给他带来了好消息。至于许家惺为何辞掉王国维极为艳羡的《时务报》之书记一职并推荐他就任的缘故，世间多有世故之揣测。一是许家惺因留念科举及第，遂以其参与编撰浙江地方志为由而举荐王国维代职；一是许家惺因为家中有事不能继续在《时务报》供职，遂请王国维代替自己之职务。许家惺的这一做法，对于当时急切需要人才的报馆和急于谋事的王国维两方面而言，都只不过属于堂皇借口或顺水人情而已。 不论其中缘故如何，王国维毕竟得到了一份“谋生”的差事，而且还是到他极为仰慕的《时务报》工作，这无论如何也是一件令他无比兴奋的喜事。于是，在父亲王乃誉的陪护下，头戴瓜皮帽、身穿棉布袍、脚蹬元宝鞋的王国维，虽然穿着有点“冬烘”，但他内心则满怀憧憬地登上“王升记”号小火轮，“突突突”地从海宁硖石经平湖向大上海的自来水桥码头驶去。 位于中国南北海岸之间的大上海，原先属于河湖纵横的沼泽之地，后因吴淞江下游逐渐淤积而成为平原陆地，使上海这座城市得以孕育形成。春秋时，上海先后属于吴、越、楚等国领地，但并不是人群聚集之所，直到北宋天圣元年（公元１０２３年）才因上海浦岸设有“上海酒务”而在文献中第一次有了“上海”之记载。后经南宋和元两朝设立上海镇和上海县，才逐渐发展为“江南名邑”。不过，那时的上海依然只能算是中国封建社会里的一个小城镇而已，其真正具有世界xìng意义的还应该从近代开始。特别是道光二十二年（公元１８４２年）上海开埠后，作为中国第一批对外贸易的通商口岸，西方各国开始任意在上海圈地建造房屋。于是，最先也最直观体现上海世界xìng的，就是那些鳞次栉比但风格迥异的近代经典建筑了。 确实，被世人誉为“万国建筑博览”的大上海，几乎囊括了世界各国的建筑风格和样式，无论是西方古典主义、现代流派，还是东方传统风格、民族形式，抑或是中西合璧的折衷主义建筑，都能在上海找到其经典的代表作。如此，无论人们是极目远眺还是徜徉其间，都能感受到大上海所拥有的那种刚健、雄浑、雍容和华贵的不凡气势。不过，一般情况下人们认识上海的表象并不是什么建筑，而是这些建筑被赋予的某种实用xìng功能，诸如宾馆、戏院、酒店、商场等等。而当王国维第一次来到大上海时，他所见到的则是灯红酒绿的“十里洋场”。名曰“洋场”，实则华夷混杂，行色奢靡，西装革履的洋人与脑后拖着小辫的华人随意进出于茶楼酒肆间，汽车、马车、黄包车比肩同行在繁华的街道上，就连娼寮妓院林立的红灯区内也是金发碧眼的洋姐与中土女xìng一同在花枝招展、搔首弄姿。当然，王国维来到上海所追求的不是什么显贵和浮华，而是当时引起国人普遍关注的时务新学。那么，当时中国处在怎样一种社会思潮当中，它对国人思想及社会变迁有着怎样的影响呢？ 鸦片战争之后，洋务运动在国内迅速兴起，但这时引入中国的只局限在西方物质文明方面。而随着洋务运动中一系列弊端的出现，一些热衷洋务但也善于思考的有识之士开始著述或译介西方先进文化和科技，并勇敢地提出要对中国封建制度进行改革。特别是中日甲午海战后，以康有为和梁启超为领袖的一批维新志士，随即将维新思想准备转化为实际行动，比如世人皆知的“公车上书”。对于“公车上书”的意义，正史上早有评价说：它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集会上书、抗议政府的新格局，反映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爱国、革新、奋发向上的新的思想追求，它是近代中国人民蒙受巨大灾难后民族觉醒的一个重要标志。是的，以康有为和梁启超为领袖的维新志士，这时毫无犹豫地站在智识人们要求通过革新变法拯救国家危亡的最前沿，他们高高地举起了维新大旗，积极为维新变法奔走呼吁，使积压在人们心中多年的那种爱国御辱情怀，迅速汇聚成一股气势磅礴的维新浪潮，这无疑是中国思想界第一次展现出新的面貌。 通过“公车上书”之后，康、梁二人还深刻地认识到组织政治团体和创办宣传刊物，对于推进维新运动进程的重要xìng。于是，他们随即在北京创立了强学会，并以强学会为基地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大规模的维新运动宣传。诸如，集会、演讲、译介西学、创立报刊和创建新式学堂等等，从而使维新思潮在神州大地上恣意纵横。其中，由梁启超主笔的《时务报》就是宣传、鼓动维新思想的中心和最强音之一。 创刊于光绪二十二年（公元１８９６年）８月９日的《时务报》，是根据康有为之统筹策划，由维新干将黄遵宪和汪康年等利用强学会剩余经费和社会募捐所得，在上海创办的一份专门宣传维新思想的旬刊。在《时务报》创刊之前，康有为的得意弟子梁启超就受命来到上海担任该报主笔，从而使《时务报》迅速成长为当时众多新学报刊之翘楚，由此也使梁启超更加声名卓著，闻名遐迩。确实，报馆设在上海四马路的《时务报》，其主旨就是开启民智、变法图强，因此当时聚集了梁启超、黄遵宪、汪康年、章太炎、麦孟华和欧榘甲等一大批维新志士和文化干将。一时间，这些维新志士和文化干将以其万丈豪情和卓越才华，密集而厚重地抛出了诸多掷地有声的惊世文章，不仅使《时务报》成为戊戌变法时期与天津《国闻报》齐名的对社会影响最大的报刊，而且确实对开启民智、宣扬维新、抨击现实和介绍西方先进文化、科技、思想起到了难以估量的重大作用。特别是因为有了天才宣传家梁启超的加盟，他以其极具煽惑鼓动xìng的活泼文风、敢于直面抨击时弊的非凡勇气和深切反映民众心声的人文情怀，将《时务报》推上了极为辉煌的顶峰，成为深受读者欢迎且风靡全国的一份维新报刊，也成为推动维新变法由文化思想运动递进为全国xìng政治变革的一块前沿阵地。为了深入解析《时务报》这块维新前沿阵地对王国维的影响，下面不得不暂时冷落我们的主人公，转而来看一看这块阵地上的旗手兼主将梁启超的所作所为，因为他的所作所为对王国维之所以到《时务报》馆“谋生”有着极为重要的关联。 同治十二年（公元１８７３年）２月出生在广东新会县的梁启超，其实只比王国维年长四岁，但其时梁启超已经是名扬全国的文化名人和维新领袖了。确实，自幼有“神童”之美誉的梁启超，八九岁时就已经熟读诗书，并能一气呵成地写出洋洋洒洒千字文章。光绪十年（公元１８８４年）初冬，年仅１１岁的梁启超前往广州应试时考中秀才，像这种童子考中秀才的奇事，不仅在广东境内开了历史之先河，就是在中国科举史上也是十分罕见的。随后，梁启超以秀才资格入学当时广东的最高学府学海堂进行深造，并成为广东五大书院中菊坡、粤秀和粤华三座书院的院外生，从而有机会更加广泛地接触和涉猎各种学术观点及古籍善本与经典著述，这种经历为他后来参加科举考试打下了极其深厚的国学和社会根基。光绪十五年（公元１８８９年）９月，年仅１６岁的梁启超在广州乡试中再一次震惊世人，以全省第八名的斐然成绩高中举人。光绪十六年（公元１８９０年），梁启超又成为康有为“万木草堂”最早弟子之一，从而开始了他一生轰轰烈烈的政治和学术生涯。特别是光绪二十年（公元１８９４年）３月，梁启超随同康有为进京准备参加来年会试期间，因为“公车上书”一举使他成为与老师齐名的维新领袖和文化名士。 接着，年仅２３岁的梁启超因为主笔上海《时务报》，使国人“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当然，梁启超之所以声名大噪，不仅是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7 章 因为那场震动全国的“公车上书”，还在于他确实拥有非同凡俗的才华和无比卓越的思想。由此，梁启超不仅赢得了清朝廷一些封疆大吏的瞩目，也成为当时追求新学后生的崇拜对象，例如王国维。不过，当王国维因为仰慕梁启超及由其主笔的《时务报》而来到上海该报馆就职时，梁启超却已离开报馆前往湖南时务学堂担任中文总教习去了。这对于王国维和梁启超二人来说，应该是一个遗憾，可是没想到这个遗憾竟延续了二十多年，直到民国十三年（公元１９２４年）他们同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担任导师时才算了却。从某种意义上说，《时务报》正是因为有了梁启超，梁启超也正是因为加盟《时务报》，才使双方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从而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和收益。那么，梁启超为什么会在事业辉煌时选择离开《时务报》呢？ 关于梁启超离开《时务报》的个中原因，世间有着不同的解释。一是，《时务报》主办者汪康年秉承其原上司、清朝廷实力派大员湖广总督张之洞的授意，对梁启超在报馆工作实施挤兑，最后迫使梁启超主动辞了职。不过，非常有意思的是有文章却记述了这样一件事：光绪二十三年（公元１８９７年）初，声名远扬的梁启超准备前往武昌拜会洋务派实际领袖张之洞，共商维新改革大计。当张之洞得知梁启超将来拜访时，心情非常激动与振奋，他命令部属不仅要破例打开武昌城中门进行迎接，还准备鸣放数声礼pào表示其对梁氏的敬重与礼遇。后来，虽然因部属提醒说梁启超只是一名举人，鸣放礼pào是迎接钦差或督抚以上官员的礼节时，张之洞这才作罢，但他还是以特殊礼节迎接了梁启超的到访。据说，梁启超拜会张之洞的那天，恰好是张之洞的女儿出嫁之日，而张之洞竟然不顾众多迎门宾客，独与梁启超在后厅畅谈“至二更乃散”。在这次会见中，张之洞还盛情邀请梁启超出任两湖书院院长，而当时梁启超因为一心扑在蒸蒸日上的《时务报》上，遂婉言谢绝了张之洞的邀请。不过，张之洞礼贤下士和热心维新的形象，就此深深地留在了梁启超的心中。而事实上，昔日热心洋务运动的张之洞，这时对康、梁的维新主张虽有肯定的一面，但也有极不赞成的一面，特别是对于梁启超在《时务报》上所发表的那些“笔端常带感情”的激烈言论，多有非议，只是他不便正面反驳罢了。对于梁启超在《时务报》上的言论，张之洞虽然没有正面表示反驳，但他却暗中指使曾任自己幕僚、时为《时务报》总经理的汪康年从中作梗，遂一度使汪梁两人之关系极度恶化。后来，虽经黄遵宪从中周旋与调解，但最终梁启超还是离开《时务报》，与黄遵宪、谭嗣同等人到湖南创办时务学堂去了。 另一种说法是，因为《时务报》内部出现“浙派”和“粤派”之争而使梁启超离开的。对此，有文章记述说：《时务报》创刊伊始，主要是以梁启超为首的“康氏弟子”主持实际工作，因为他们都是广东人，例如梁启超、麦孟华、欧榘甲和陈勤等，故被外界称之为“粤派”。而当时在《时务报》就职的浙江籍人员，只有汪康年和汪诒年兄弟俩，很显然“浙派”属于劣势。后来，因为有了章太炎的加入，从而使两派形成对峙状态。据说，自光绪二十三年（公元１８９７年）３月才加盟《时务报》的章太炎，因其以瑰丽古奥之文笔连续写出了《论亚洲宜为唇齿》和《论学会有大益于黄人丞宜保护》等文章，遂使《时务报》再次声名大振。对于当时《时务报》聚集了梁启超和章太炎等诸多学界骄子这一现象，黄遵宪和谭嗣同等维新人士都表示出极度高兴并寄予厚望。不过，对于以梁启超为首的“粤派”与以章太炎为首的“浙派”之间的分歧，外人也许难明就里。因为章太炎对“康氏弟子”一味崇拜康有为的做法极为反感，特别是对康有为宣扬的“孔教”主张，章太炎的态度简直就是不屑一顾。章太炎的这一态度，使对康有为极为崇拜的“康氏弟子”大为不满，以致最后竟发展到“康氏弟子”麦孟华与章太炎公开决斗的地步。随后，章太炎和梁启超、麦孟华等相继离开《时务报》，这不由使《时务报》一时跌进了低谷。 还有一种解释，则是将以上两种说法糅合在一起分析的。不过，无论梁启超离开《时务报》的原因是什么，最起码的一个事实就是《时务报》就此一蹶不振。而王国维也正是在这低谷时期来到《时务报》馆的，这实在是王国维的不幸。当然，王国维的不幸不仅在于他与梁启超等学者贤达失之jiāo臂，还由于他遭遇了无能辨别也不懂欣赏他这块具有独特潜质美玉的“顾主”汪康年。如此，我们不妨作此假想，如果王国维这时遇到的不是汪康年而是梁启超，他的人生历程一定不是我们今天所知道的这样。当然，一个人的命运与历史一样是不容假设的，但现实有时比假设还要精彩，就如王国维随后的人生轨迹。 时间还是回到光绪二十四年（公元１８９８年）元宵节前，王国维在父亲王乃誉的陪护下来到《时务报》馆报到，报馆经理汪康年和汪诒年兄弟俩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在随后的几天里，父亲王乃誉将自己多年在外谋生的教益向儿子再三叮嘱后，便返回了海宁老家。从此，王国维开始了他艰辛的独学历程。 王国维到《时务报》馆“谋生”，从一定意义上说是奔着梁启超等学者先贤而来的，而梁启超等诸多学者先贤这时却已经离开了《时务报》馆，这多少让王国维感到有些失落。让王国维感到失落的，还有《时务报》馆让人担忧的现状。对此，王国维到报馆几天后在写给同学许家惺的信中说： 别后次晨到硖，乘王升记轮船，午刻开行，晚抵平湖，次日巳刻始达上海，谒见穰卿（汪康年的字）、颂阁（汪诒年的字）两先生，途中平善，堪慰垂注……弟在此间，得从诸君子后与闻绪论，甚幸，甚幸。足下为我导夫先路，感何可言。云樵（欧榘甲的字）先生人极和平，惟言语不通，无从请益。恺君、敬堂二先生亦待弟甚周到，堪告慰耳。前日穰卿先生与卓如（梁启超的字）先生信，拟请郑苏庵（郑孝胥的号）为正主笔，此刻尚未定，因外人颇不满于穰卿先生著述故也。琐此奉告。 在这里，王国维不仅简介了他与同学许家惺自家乡分别后前往上海的旅程情况，还介绍了他对报馆当时状况的初步了解，以及报馆一些人员留给他的简单印象。特别是王国维在信中提到的云樵先生，也就是下面将介绍的“康门弟子”欧榘甲，因为随后王国维便师从于他，不仅得到其在国学方面的教益，还得到了他从理论上如何接受新学的指点。 在《时务报》馆里，按照先前与“导夫先路”许家惺之约，王国维是替代其书记之职。而事实上，王国维不仅要做抄写、校对等书记之工作，还兼做报馆门房收发信件和接待来客等杂事。不过，仰慕《时务报》诸多学者先贤又渴望新学的王国维，虽然这时因为社会地位和学识背景之差异，还难以与上述学者先贤进行广泛直接的思想jiāo流，但能够就近接受他们倡导新学之濡染，王国维从心里还是比较满足的。所以，倾心新学的王国维刚到报馆没几天，就向同事借阅梁启超撰写的《读西学书法》及《农务新诠》等书籍，从中学习、揣摩如何阅读外国书籍之要领及先进的西方科学知识。 在这期间，王国维不仅得以师从“康门弟子”欧榘甲，还有幸拜见了当时国人极为仰慕的“康圣人”康有为。对此，父亲王乃誉在日记和家信中都有记述：“静师事欧公，示以传孔教，重民权，改制度。其所行则曰‘仁’、曰‘诚’。其书重《六经》、《公羊》、董子《春秋繁露》、《宋元学案》。欧亦南海先生（康有为）之门，其中佼佼者。……来书所谒康公抑是南海先生否？”从父亲王乃誉以上记述中，我们不难看出王国维在师从欧榘甲的短暂时间里，其指导王国维所攻读的几本书，并不是当时王国维所热切渴望的新学，依旧是国学中的经典，诸如十三经中《春秋公羊传》、董仲舒的《春秋繁露》等。至于黄宗羲所著《宋元学案》这一“清学”开山之作，有学者考证说王国维一生几乎从未提起过。虽然梁启超曾称颂《宋元学案》为中国第一部学术专著，但这也并不是王国维所看重的。确实，这时一心追求新学、渴望以新学拯救国运的王国维，对于欧榘甲灌输给他的“康圣人”之维新基础理论，他虽然不像章太炎那样公开予以直接抵制，但最起码他从心里也还没有予以认可。 不过，作为“康门弟子”中的佼佼者，儒雅谦和的欧榘甲不仅国学根基深厚，文章豪迈奔放，而且当时因为极力提倡尊师重教、开启民智、变法图强及创立新哲学等思想观点而深受人们称颂。特别是欧榘甲在有关论述中提出，如果当今皇帝不能自上而下地进行变法图强，那么民众就应当自觉地从下到上来实行变法，这种观点对于冲决禁锢中国人数千年的守旧思想之藩篱，起到了极有价值的重要作用。虽然欧榘甲与王国维相处的时间并不长，随后他也辞职到长沙与梁启超共同任教于时务学堂，但依然给王国维留下了良好印象。例如，欧榘甲在临离开《时务报》之前针对王国维倾向新学之心，曾善意地规劝他到《译书公会报》和《格致汇编》等专门译介西方科技的报馆去谋取新职，因为那里才是中西人才荟萃之地，对于王国维追求新学将大有裨益。对此，王国维从内心表示认可：“与欧君想甚合，劝其入翻译中西文报馆，以各高才荟萃之所，数月后或可大进，另图佳所云云。”对于王国维的这种想法，父亲王乃誉则以世俗心态写信对儿子进行了谨慎的劝阻：“初进此，未得分文，且初与jiāo往，恐难得深信，若更他适，则荐者与家人乡友非怪太活，决使且留会，曷以空闲学之，更须常往还之，况粤浙恐成冰炭，是又非宜。”既然如此，王国维只好暂时在《时务报》馆当他的书记兼门房之职。 心想事未成，烦恼又相扰。自从欧榘甲前往湖南长沙就任时务学堂中文教习后，王国维失去了报馆里唯一可以倾心jiāo流的良师益友，而这时的《时务报》馆也真可谓是人去楼空。于是，报馆一切事务都由汪氏兄弟俩亲自cāo办，这时报馆书记兼门房的王国维便受命搬进报馆总理房，也就是相当于今天报刊杂志社等媒体内处理事务xìng杂事的总编室，而王国维不仅要处理冗杂琐碎的俗务，还须为汪氏兄弟代写书信和文章。这对于倾心新学并致力于学术研究的王国维来说，实在是难以忍受的一件事，遂又产生了离开《时务报》馆的念头。对此，父亲王乃誉再次写信予以劝诫： 汝此出以家累身世计为第一义，然此中明师益友相接，汝其择事之。所谓增长气识，潜浚心智，不当以些小之不适，而泮泱向意。所陈搬入总理房，人杂事冗，势所然也，特汝xìng不近此，正亦为念……如能勉志相习，处一二月亦能相安。唯作事时不耐此，须告总理，期于一合心者共住房办事，毕致言仍可在总理相助。似此进出自如，即在合心者房看书作信亦相得，可不拘其xìng也。为要。想出外无处非学，总在亟其要者。书未竟，健人来云…… 按照父亲王乃誉的教诲，随后王国维即便未能得到事务繁忙的汪氏兄弟之“合心”照顾，他还是坚持忍耐了两个月。 然而，两个月后因为薪水的缘故，使王国维与报馆总理汪氏兄弟双方都产生了嫌隙，这让王国维的心里更加郁闷。关于事情的起因，应该从这年４月１３日报馆为王国维发放两个月的薪水说起。原来，按照替代同学许家惺任报馆书记一职而言，王国维认为其薪水应该与许家惺一样是每月２０元，而当帐房先生仅按每月１２元为王国维结算时，这不由让王国维感到既惊讶又气愤。于是，王国维在与帐房先生争辩无果后，便写信向“导夫先路”许家惺详细诉说道： 今日帐房戴恺翁致送正二月薪水，除阁下还仲阁先生六元，及阁下年底赏项一元，弟支过六元外，仅洋十一元。弟不胜惊异，诘以何故？伊云，阁下确系每月二十元，弟则每月十二元。弟当时唯唯。惟念阁下与弟所办之事因属不殊，况弟系为阁下代庖，原与一人无异，何以前后多寡悬殊若此？即使弟办事或有不妥，亦应函告足下，申明当酌减之处，弟亦可以自定去留，未有追减前月薪水者！ 对此，老同学许家惺也许感到报馆的这种做法确实对王国维有所不公，遂写信向汪氏兄弟予以说明。不料，汪氏兄弟不仅没有为王国维追加薪水，反而在给许家惺的回信中将王国维数落了一番，诸如王国维不善办事、待人处世不周等等。而当王国维从同学许家惺处得到这样的信息反馈后，我们能够想象到他当时的心情是怎样的糟糕。不过，xìng格木讷、不善言辞的王国维不仅没有据理力争，反而遵照父亲以忍让为先的教诲向许家惺复信，以表达老同学对他“不督过而惠全之”的感激。这就是“老实如火腿般的”王国维！ 当然，王国维在《时务报》馆除了以上所得外，其最大的收获当是到东文学社学习日语一事。对此，王国维在以上给同学许家惺的同一封信中写道： 现在弟学东文，势难间断，已成骑虎之势，馆中可谓计之得矣。弟所办事除删东文、校报外尚须写信，或代作文及复核书籍，现在除读东文三点钟外，几无暇晷，于学问丝毫无益，而所入不及一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8 章 写字人，又奚为哉！ 即便如此，我们还是要为王国维能够在困境中的坚持叫好，因为正是在其坚持下终于迎来他生活的扶助者、事业的提携者和学术研究的引路人罗振玉。 第五章 结识罗振玉 记得一位作家说：结jiāo什么样的朋友，就意味着选择怎样的人生。王国维到《时务报》馆就职后，先是与他极为仰慕的中国近代思想启蒙者梁启超失之jiāo臂，后与维新改革理论家欧榘甲短暂相jiāo，接着就是和中国近代又一位学术大师罗振玉相识，从而开启了他生活和学术研究的新路程。值得思考的是，作为王国维的“顾主”汪康年弟兄俩，虽然在此期间与王国维朝夕相处，却未能成为他学术上的同道或生活中的朋友，这不能不说是王国维个xìng使然，也是汪氏兄弟不善辨识纳才之必然，更是王国维结jiāo朋友的一种明智选择。 在《时务报》馆备感郁闷和压抑的王国维，对追求新学的热情则丝毫不减。为了实现其新学救国的梦想，王国维刚到上海“谋生”时就得知，与《时务报》馆比邻的新马路梅福里开设有一家专门教习日语的东文学社，且正在招生，开学在即。于是，倾心新学的王国维在征得汪氏兄弟同意后，得以进入东文学社“每日学三点钟”。如果说王国维在１６岁时主动购买前四史是他国学读书之始的话，那么２１岁进入《时务报》馆特别是就读东文学社则是他全面接受外来文化养分的开端。那么，东文学社是怎样一所学校，它随后给王国维带来了什么影响呢？ 开办于光绪二十四年（公元１８９８年）３月１８日的东文学社，是罗振玉在上海成立学农社的一个附属机构，是培养日语翻译人才的一所专门学校。那么，罗振玉又是何许人也，他为什么要成立学农社并创办东文学社呢？ 同治五年（公元１８６６年）农历六月二十八日出生在江苏淮安的罗振玉，rǔ名玉麟，初名宝钰，后改振钰字式如，又改振玉字叔蕴，号雪堂，晚年号贞松老人，因其祖籍在浙江上虞永丰乡，遂自称永丰乡人。罗振玉，这位对王国维人生事业具有重大影响的东文学社创办者，其青少年经历与王国维有诸多相似之处。例如：自幼体弱多病，１６岁以全县第七名考中秀才，但他同样不喜欢“时文绳墨”，偏对金石文史极为痴迷，乡试不第后遂绝意科举，后来也曾当过私塾先生，中日甲午海战后向心西学，渴望以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特别是农业技术来强国富民……与王国维所不同的是，罗振玉年长王国维１１岁且早在其１７岁时就因校订《金石萃编》而为时人所称道，随后又以考证精审的诸多著作受到国内学界一些巨擘的垂青，诸如他的《读碑小笺》、《存拙斋札疏》、《眼学偶得》、《五史校议》、《面城精舍集文甲乙编》等等，特别是《存拙斋札疏》不仅得到当时学界鸿儒汪士铎亲为之作跋，而且还被当年王国维“条驳”的俞樾老先生摘录其中精妙之语编入自己的《茶香室笔记》中，遂成为当时中国文坛一段趣闻佳话。当然，罗振玉与王国维在xìng情上也是截然不同的，诸如罗振玉善于与人jiāo往，人际关系畅达，懂得如何借助外力来实现其远大理想，并敢于将自己的理想付诸行动，从而才有了他自酬资金到上海创办学农社、《农学报》和东文学社等，也才有了王国维就读东文学社与其结识的这一历史机缘。 光绪二十一年（公元１８９５年），罗振玉痛感中日甲午海战所反映出中国贫弱之现状，又在康、梁“公车上书”强烈要求变法的激励下，积极联络诸多友人准备在淮安创办“淮安西学书院”，意在培养西学人才以振兴中国。后来，罗振玉这一设想因为未能得到地方当局的支持而流产，但他向心西方的志向并没有气馁或改变，而是于第二年前往上海创办了学农社。罗振玉之所以如此热衷兴办农学，是与他“念农为邦本”这一基本思想分不开的，所以他才萌生“学农之志”，并积极创办学农社以积聚热心以农兴邦的新学人才，自筹资金创办《农学报》以翻译介绍欧美等西方国家先进的农业科技，来改善中国固有传统农业的萧条状况，从而达到他以农兴邦的宏愿。在创办中国近代第一份农学杂志《农学报》的过程中，罗振玉因为报馆严重缺乏精通外文人才，遂聘请毕业于日本东京文科大学汉学科的藤田丰八（字剑峰）为译员。而罗振玉之所以聘请日本籍藤田剑峰为学农社和《农学报》馆译员，这就不能不提到日本明治维新给这个与中国比邻之岛屿国家所带来的深刻变化。 众所周知，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不仅在于其改革态度坚决、改革手段强硬而多样，而且改革的内容也很全面、彻底，特别重要的是还在近代亚洲开启了向西方国家学习的先河。在明治维新中，日本举国上下掀起了向西方学习的热潮，有些内容还是国家以政府名义强令所施行的，比如在所有大学务必开设英文和德文课程。而正是因为日本在明治维新期间培养了大批精通外语人才的缘故，才得以组织大量人力广泛地翻译西方先进的文化和科技书籍，从而全面有效地推动了明治维新进程，也领导了近代亚洲学习西方的风气之先。 而中国，随后虽然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但似乎只是一味地引进西方的物资装备，在表面上武装强大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要从根本上学习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和政治制度，更别说培养外语人才这一具体措施了。即便中日甲午海战后，经有识之士倡议在京城开设了同文馆，但这毕竟要比日本晚了许多年。于是，罗振玉创办学农社和《农学报》要译介西方先进的农业书籍或科技文章，只能从日语本中进行转译，可就连从日语本转译也因严重缺乏精通日语人才而举步维艰。所以，当罗振玉通过友人介绍得知日本人藤田剑峰不仅精通英语和德语，而且还是毕业于日本东京文科大学汉学专业的高材生时，便毫不犹豫地出高薪予以聘请。 自从藤田剑峰接受罗振玉聘请后，他也确实劳有所值，对得起那份优厚的薪水，不仅使学农社成为中国新学人才和日本学者聚集jiāo流的中心场所，而且《农学报》也由原来的半月刊改为了旬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都大为增加。不过，罗振玉非常清醒地明白他的学农社和《农学报》仅仅依靠藤田剑峰一人，是难以实现他创办集翻译、办报、出版和发行为一体的“农业托拉斯”之宏愿。 对于罗振玉的这一宏愿，藤田剑峰不仅表示理解和赞赏，而且还因此与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既然是同道又是朋友，藤田剑峰便向罗振玉建议自己开办一所日语学校，以便为学农社和《农学报》培养急需的日语翻译人才。其实，藤田剑峰的这一建议也正是罗振玉心中早有的想法，只是碍于学社和报馆只有藤田剑峰一名日语译员，其本身所担负的译介任务极为繁重，故一直未曾向他提起。如今，藤田剑峰自己表述了这一想法，自然马上就得到了罗振玉的认同。罗振玉对于藤田剑峰这一建议的认同，还在于他们都有中日是唇齿邻邦应该友好亲善的共识。而要实现这一共识，他们又都认为应该首先从两国之间的文化jiāo流和人才往来方面开始。然而，仅仅因为语言障碍而难以在双方之间广泛开展以上之jiāo流活动，这就不能不率先从解决语言沟通方面入手。基于以上这些方面的考虑，罗振玉决定创办一所属于自己的日语学校，这就是东文学社诞生的时代背景。 为了使东文学社顺利地创办起来，善于借助外力的罗振玉在与学农社最初加盟者邱宪（字于藩，又字菘生，号啬庵）、蒋黼（字觐，后改字伯斧）等好友积极进行筹划的同时，还主动与王国维的“顾主”《时务报》总理汪康年商量合作，因为汪康年的《时务报》也因为需要译介日文报刊人员而一筹不展。于是，由罗振玉和以上三位及江苏溧阳热心新学的狄葆贤五人共同发起的东文学社，在日本学者藤田剑峰的襄助下，于光绪二十四年（公元１８９８年）初正式创办。 透过由罗振玉亲自起草的东文学社章程，人们不难发现其敏锐的目光及创办学社之宗旨。例如，罗振玉在该章程中这样写道：“立此社之主意约三端：一、因将来中东jiāo涉之事必繁，而通东文者甚少故；二、因译书译报，动须远聘故；三、因中东人士语言不能私通，将来jiāo接，种种不便故。”创办东文学社的这一宗旨，虽然汪康年等人都表示赞同，但因他们各有自己的事务，所以在创办东文学社过程中，几乎完全是由罗振玉一人在具体策划和cāo办。不过，根据创办者最初之共同约定，参与创办各方（实际上只有罗振玉的学农社和汪康年的《时务报》两方）所属人员中的贫困者可以免除学费，但学员必须为各方机构提供服务，例如王国维入学东文学社就应该为《时务报》工作。因此，王国维在幸运地进入东文学社学习日语的同时，也就只能忍气吞声地接受《时务报》馆汪氏兄弟之苛责，从而才有了前文写给同学许家惺信中“现在弟学东文，势难间断，已成骑虎之势，馆中可谓计之得矣”一句无奈之语。关于王国维学习日语“已成骑虎之势”的缘故，留待后说。现在，我们似乎应该对王国维最初是如何进入东文学社一事向读者jiāo代清楚，因为这关系到王国维与罗振玉到底是如何相识的这一历史之谜。 关于王国维与罗振玉如何相识一事，上海的陈鸿祥先生曾这样表述说：“那时，罗振玉是《时务报》馆的常客，他的书信，亦多由《时务报》馆转达，故他不但经常与汪康年兄弟往来，并且会与做着《时务报》馆门房和收发的王国维见面jiāo谈，乃在情理之中。”在此，似乎有必要提醒读者不妨注意“乃在情理之中”一句，因为这很显然是陈鸿祥先生自己的揣测，并不能确证罗、王就是这样相识的。换言之，即便罗、王确是这样相识的，陈鸿祥先生也没有清楚地jiāo代出王国维是否就是由此而进入东文学社的。不过，治学严谨的陈鸿祥先生随后在其著作中列举了刘鹗之孙、罗振玉之外孙刘蕙孙先生，于民国二十四年（公元１９３５年）１１月５日发表在上海《人世间》杂志上及收录在公元１９９０年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的《王国维学术研究论集》中的两篇回忆文章，作为其揣测之佐证。因为陈鸿祥先生在列举中还不乏自己之考证，故为了尊重其劳动成果，特引录如下： 证言之一：刘先生回忆说，罗雪堂（振玉）在上海办农报馆，王国维同乡许某（即许家惺）荐他去《时务报》馆当校对，进馆以后许某又嫉才抑制他。一天，雪堂到报馆，听见有人在读《庄子》，音节苍凉，大奇。再一看，原来是这位校对先生，于是和先生谈了一会，先生又献其平日所为文章，雪堂先生大加赏识，静安从此遂受业罗门弟子。 对于这一证言，陈鸿祥先生还补充说：“这是刘先生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中期写的，距王国维去世仅七八年，并说当他写此文时，‘尚有一些顾虑’，有些事没有写。于是，事隔半个多世纪之后，他本人去世前数年（１９８７年），又补写第二个回忆。”即： 证言之二：刘先生说，１９３０年夏我去旅顺罗家时，一天晚上雪堂先生和我说：他和静安先生相识，是某年正月初二，去汪穰卿（康年）的《时务报》馆拜年。进门以后，阒然无人，一直走到楼上，见一个小房间里有一个人，桌上放着一包花生，摊着一本书在自斟自酌，不觉有点奇怪，就走进房去。一看，原来读的是《文选两都赋》，斟的是绍兴酒。益觉得奇怪，就进而问讯，其人也起身让座，才知是《时务报》的校对员海宁王静安。坐下攀谈，觉其人才华学养都不平凡。就劝王去南洋公学读书，说王有个秀才功名，可以进师范班。自己是公学监督，可以为力。静安说：奈生计何！因他每月工资才三十元。雪堂就说：“你去读书，我《农学报》馆给你挂个名，闲时给农报写点东西。每月工资四十元，则家用及本人生活都可以维持了。”静安先生就这样入了南洋公学东文班。 对于以上两则证言，陈鸿祥先生将其中记忆不确之处一一予以订正，例如许家惺当时不在《时务报》馆并无嫉妒抑制王国维一事，又如罗振玉到《时务报》馆拜年时并不是正月初二而可能是元宵节，再如罗振玉推荐王国维到南洋公学是在光绪二十八年（公元１９０２年），而不是刘蕙孙先生证言之二中提供的时间等等。不过，陈鸿祥先生基本认可刘蕙孙先生所说是罗振玉“劝王去东文学社读‘东文’”一事，当然这也是可信的事实。由此可知，王国维到东文学社学习日语并就此展露其非凡才华，确实与罗振玉过人的辨识之功分不开。在这里，我们虽没有贬低汪康年兄弟俩之意，但仅此一点也不难看出在这方面罗振玉确实要胜其一筹。 就读东文学社学习日语的王国维，此后可谓是喜忧参半。喜的是，因为家境不济难以出洋留学，而今却有机会就近在上海学习日语，从而为自己追求新学打开了一扇明窗，特别是随后因为得到罗振玉的格外赏识，更使他迈上了学术大师的辉煌征途。这留待下面详述，现在我们来看看王国维既然得以入读东文学社，实现了自己追求新学之梦想，他还什么可忧的或者说为什么竟“成骑虎之势”呢？ 原来，当王国维向“顾主”汪氏兄弟提出到东文学社学习日语一事时，汪氏兄弟很爽快地答应了王国维的请求。对此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9 章 ，王国维后来在《三十自序》中还满怀感念地记述说：“（公元１８９８年）二月上虞罗振玉等私立之东文学社成立，请于馆主汪君康年，日以午后三小时往读焉。汪君许之。”不料，当王国维进入东文学社正式学习之后才发现，不仅拗口的日语使自己初学起来“颇觉不易”，而且汪氏兄弟也没有体谅自己边工作边学习之艰辛，反而将《时务报》馆大量事务xìng工作jiāo给王国维，但薪水还是原来那样菲薄。而当时如果王国维辞掉《时务报》馆之职，他就必须jiāo纳一年２０元不菲的学费，这就是上面他向“导夫先路”老同学许家惺写那封“求救”信中提到的“骑虎之势”。然而，当时正忙于编撰浙江地方志的许家惺，根本无暇也无力照顾到王国维，这就不由使初涉世事的王国维感到心情“殊闷”。 在这种景况下，王国维思虑再三，不得不向初识自己才华的罗振玉诉说。而奇怪的是，爱才惜才的罗振玉却没有直接找到汪康年兄弟俩为王国维说情以减少其工作量，而是请藤田剑峰出面与汪氏进行jiāo涉。更不可思议的是，即便是当时中国人都很崇拜的洋人藤田剑峰为王国维说情，汪氏兄弟起初并没有改变原来的态度。后来，虽经藤田剑峰多次解说，汪氏竟口头答应对王国维予以关照，实际上却大大增加了王国维的日常工作量，背后还让帐房先生向王国维传话说，因为王国维每天要到东文学社学习三个小时，耽误报馆工作将减少或扣除他的薪水呢。 呜呼，哉哀！大才如王国维者，在大才未被人识时竟要遭受“庸众”如此之讦难，实在让人悲愤之至。 其实，大才们这种劫难不仅在其大才未展之时会发生，即便是大才显露为社会所识，如果时代不昌明或得不到有识当局之重视，这种悲剧同样不可避免。这与中国两院院士周干峙先生在缅怀先师梁思成时所说的一样让人深思，记得周干峙先生说：科学家的悲剧，不仅在科学不发达的哥白尼的时代存在；在科学比较发达、甚至相当发达的时代，只要人们的认识有差距，就会有矛盾。这种悲剧就会程度不同地出现。”当然，王国维这时的遭遇还称不上是什么悲剧，但郁闷气愤是必然的了。 如果说，王国维对“顾主”汪氏兄弟的这种故意刁难还能够勉强承受的话，那么学习效果的不如人意就让他备感焦虑了。 我们毫不怀疑王国维的天赋，但在光绪二十四年（公元１８９８年）入读东文学社学习日语的过程中，他确实遭遇了考试成绩不及格的尴尬。虽然成绩不及格有工作繁重等客观原因，但丝毫也不能掩盖王国维在初学日语中的不摸调，或者说他并没有很快找到学习日语的有效方法。当然，王国维那一口难懂的浙江海宁地方官话，也确实不利于他学习本来就拗口的日本话。为了帮助王国维等学员顺利完成东文学社学业，罗振玉不仅特许王国维等在当年五月考试中不及格者留在东文学社继续学业，后来还专门聘请了几名日本人以增强学社的师资力量，诸如日本驻上海副领事诸井六郎学士、书记船津辰一郎和田冈岭云等人担任义务教员或助教。当然，作为东文学社的倡议者兼主要教员，藤田剑峰还特意推介王国维尝试翻译日文报刊，以加快王国维熟练掌握日语之进程。作为王国维鸿富治学的一部分，其译作多年来一直不为人们所关注，直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经佛雏先生艰辛整理后，才在中国学界闪shè出其耀眼光芒。而王国维译作之始，应该说就是从藤田剑峰这时指导开始的，这不能不说藤田剑峰是王国维在这一方面的领路人。 与藤田剑峰引导王国维尝试译介日文报刊所不同，与汪康年兄弟俩故意刁难王国维学习日语更不可同日而语的是，罗振玉对于王国维来说简直就是一颗有着知遇之恩的福星。那么，除了以上介绍的罗振玉在《时务报》馆初识王国维不俗才华之后，王国维后来又是因何而得到罗振玉的格外垂爱，以及竭力资助和扶携其走上学术事业辉煌的呢？ 其实，罗振玉知遇王国维实在是一个偶然，而偶然的起因仅仅是一首诗，一首王国维写在同学扇面上的“咏史”诗： 西域纵横尽百城，张陈远略逊甘英。 千秋壮观君知否？黑海东头望大秦。 据说，罗振玉对其中“千秋壮观君知否？黑海东头望大秦”两句极为欣赏，当时将题诗扇面把玩良久不忍放下。随后，罗振玉特意将王国维找到办公室详谈，在感受到王国维深厚的文史功底和远大志向的同时，他也进一步得知了王国维家境及当时所处的艰难景况。于是，罗振玉当即表示免除王国维在东文学社一切费用，并决定让其参与东文学社管理事务，使王国维在获得一份薪水解决困境的同时，也得以安心顺利地完成学业。 在这里，我们还没有故意要贬低汪氏兄弟之意，但命运有时就是如此的精妙且不为人所测算。比如，如果说罗振玉知遇王国维是一种偶然的话，那是因为其一次随意探视学员时，在不经意间发现了王国维的那首诗；而如果说王国维得遇罗振玉是一种必然的话，那又不能不说是由于王国维不凡的才华，得到同样才华非凡且善于发现人才的罗振玉的认可。这无论如何也是一种必然，否则王国维在《时务报》馆供职数月为何未能得到汪氏兄弟之认可呢？ 第六章 “咏史”抒怀 使罗振玉“大异之”的王国维的那首扇面诗，在王国维自沉昆明湖一年后才经友人整理，发表在由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吴宓主编的《学衡》杂志第６６期上，从而才让世人得以感受其独特而恒久的魅力。与这首诗一同发表的，还有王国维同期创作的另外１９首诗歌，名为《咏史》二十首。 其实，关于王国维《咏史》二十首到底创作于何时，如今已经难以考证确凿了。即便是引起罗振玉“大异之”的那首扇面诗，有说是罗振玉发现时即光绪二十四年（公元１８９８年）王国维到《时务报》就职那年所创作的，还有含糊其词地概括为光绪二十一年（公元１８９５年）至光绪二十四年（公元１８９８年）所写，真是莫衷一是。也难怪，作为史学大师王国维的早期诗歌作品，不仅其创作时间难以考证确切，就连诗中所蕴藏的历史典故、隐含的深邃寓意及所要表达的诗人情怀，也是后人难以诠释清楚的。例如，治学严谨的上海陈鸿祥先生在其著作中诠释王国维那首扇面诗时，就出现了让人费解和遗憾的舛误。陈鸿祥先生在诠释该诗“张陈远略逊甘英”一句时说： “张陈远略”即《史记》所记“骞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传闻其旁大国五六，具为天子言之”。 也就是说，“张陈远略”讲的是西汉张骞出使西域之壮举。而事实上，“张陈远略”并非是指西汉张骞凿通西域之经典，其表述的则是东汉安帝刘祜年间的一段往事。即东汉安帝年间，因为匈奴多次侵扰汉庭边境，时任敦煌太守张便多次上书朝廷，请求派遣大军对匈奴实施打击，以保障西域领土之安全。对于张上书朝廷所请之内容，尚书陈忠表示极为赞同，遂也上书汉安帝刘祜建议在敦煌设置校尉，派驻军队以镇抚西域各国。于是，汉安帝刘祜接受张和陈忠的建议，派遣班勇出任西域长史，统领大军驻屯柳中，从而重新打通了西域各国与中原之间的jiāo通。王国维诗中“张陈远略”即指的是这一段旧事，而不是陈鸿祥先生所诠释的张骞通西域，这里的“张”是指敦煌太守张而非张骞，“陈”即是尚书陈忠。而正是因为这一舛误，导致陈鸿祥先生随后将张骞所凿通之西域，牵强地解释为张骞“所见仅限于中国西部边疆”。如果按照陈鸿祥先生所说，张骞所见确实“仅限于中国西部边疆”，那真是要“逊甘英”多矣，而史实并非如此。甘英，是汉和帝时随班超出使西域的一名部属，曾受班超派遣出使大秦（古罗马帝国），后来虽未能达到最终之目的地，但他的行程直达今天的伊拉克和伊朗等地，其距离汉朝的玉门关已经超出两万公里之远。这无论如何，也不是后来张和陈忠建议设置敦煌校尉重新打开先人开凿通西域之天路所能比，故有王国维诗中“逊甘英”一说。当然，王国维这首扇面诗所要表达的，确如陈鸿祥先生所说是“怀前贤，放眼世界，振我中华的宏大远志”。 即便王国维诗中蕴藏典故如此之深邃难解，而我们要想解析王国维这位学术大师的人生密码，又实在不能忽略或绕开他的这《咏史》二十首诗，因为它们毕竟蕴涵着王国维多舛青春的点滴信息，表达了王国维在那个激变时代的一种情怀。如此，下面我们就选择其中几首试着解析一番，能否窥斑见豹就请读者与我共同努力了。 王国维这《咏史》二十首“分咏中国全史，议论新奇而正大”，从中国远古神话传说中的伏羲、轩皇到创建中华千秋伟业的秦皇汉武，从夏商周创业之艰难到盛唐之无比辉煌，直至明朝末年兵败朝鲜使国运急转直下，其中诸多的历史人物和典故，无不成为王国维笔下所吟咏的对象，其涉及典籍几乎涵盖了自《史记》、《汉书》、《三国志》、《南北朝史》到唐宋元明各史，以及《山海经》、《文心雕龙》、《水经注》和《墨子》等诸子百家著述，而内容同样包括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外jiāo和宗教民俗等诸多方面。当然，我们需要明白，一个诗人的情怀与其所处时代息息相关，一首诗歌所要表达的含义也一定与那个时代所发生的某些事件相联。例如，王国维《咏史》最后一首就是针对中日甲午海战后国家面临严重危机，而向自己及全体国民发出的一种呐喊： 东海人奴盖世雄，卷舒八道势如风。 碧蹄倘得擒渠反，大壑何由起蛰龙？ 王国维之所以会发出这样的呐喊，还因为我们中华民族曾经有过包括日本在内“四夷来朝”的盛世。而如今，国势艰难，民众不化，思想守旧，科技落后，可当政者却依然不思振奋，导致大多国民消弭丧失复兴之信念。于是，王国维觉得应该用中国历史上的辉煌强盛来激励国民自尊，唤醒人们积极投身到维新变法中来： 南海商船来大食，西京寺建波斯。 远人尽有如归乐，知是唐家全盛时。 不过，王国维不仅是民族主义者，他还希望全球人民携手团结起来，拒绝战争，共创和平，从而实现世界大同这一美好愿景： 黑水金山启伯图，长驱远世间无。 至今碧眼黄须客，犹自惊魂说拔都。 当然，单就诗歌艺术及风格而言，王国维这《咏史》二十首不仅“议论新奇而正大”，想象瑰丽惊绝，而且还表露出了青年王国维追求一种纵横捭阖诗风之端倪。例如，他的《咏史》第一首就将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的数千年前之神话传说与现实巧妙地接续了下来： 回首西陲势渺茫，东迁种族几星霜？ 何当踏破双芒屐，却上昆仑望故乡。 与第一首有异曲同工之妙的，还有王国维在《咏史》第二首中将炎黄祖先率族迁徙之艰难史迹给予了热情的歌咏： 两条云岭摩天出，九曲黄河绕地回。 自是当年游牧地，有人曾号伏羲来。 如果说仅以上两首还不足以反映出王国维追求挥洒大气之诗风的话，我们还可以在其《咏史》二十首中列举出诸如“轻骑今朝绝大漠，楼船明日下”、“铜刀岁岁战东欧，石驽年年山挹娄”等等，这不能不说都很好地表现了王国维诗歌追求豪迈奔放的一面。 家贫出孝子，国难现忠臣。就在王国维创作《咏史》二十首的那个年代，虽然大清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积弊丛生，处在极其严重的内忧外患之风雨飘摇中，但凸现忠臣之志、之勇的并不是在朝之达官显贵，而是以康有为和梁启超为首的布衣学士们。不过，最初由康、梁倡导的维新变法虽然终于在光绪二十四年（公元１８９８年）６月１０日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为标志正式启动，但时间的车轮仅仅勉强转动了１０３天便戛然而止，随后便是“戊戌六君子”在北京菜市口的人头落地，便是康、梁在洋人羽翼下急慌慌地流亡异域，当然更有诸多当朝大员被流放到苦寒之地或黯然归隐乡林等待老死。其实，以上所涉及之人应该明白中国历次改革之痛，可一个具有改革创新思想的行动者，在决意要将其创新思想付之于行动时，往往都会把过去的经验或教训搁置一旁，决不瞻前顾后地全力以赴，而结果无一例外地都归于失败。例如，在康、梁发动“戊戌变法”之前，中国历史上较有影响的几次变法商鞅变法、桑弘羊变法、王莽新政和王安石变法，除了因为有千古一帝秦始皇大力支持的商鞅变法获得短暂成功外，其他都因导致国家出现叛乱或灭亡而终止。至于康、梁倡导实施的“戊戌变法”，从一开始就因为严重触及到守旧势力的既得利益，而引起了他们的极力反对。而自认受变法之害至深的，莫过于那位多年执掌中国最高行政权的守旧势力之首慈禧太后了。所以，当大批守旧人士急速聚集在她身边的时候，精明而善于政治斗争的慈禧太后认为，镇压维新运动时机已到。于是，当她得悉维新人士劝说袁世凯杀掉荣禄包围颐和园的密报后，便来了个先下手为强，果断地剥夺了光绪皇帝理政的一切权力。对此，《上谕档》中记载说：是年９月１８日光绪皇帝处理一切事务“均鉴拟办法，恭呈慈鉴，俟发下后，再行办理”。三天后，光绪皇帝被囚禁在中南海瀛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10 章 台，轰轰烈烈的“戊戌变法”宣告失败。 对于由康有为和梁启超倡导实施的这场变法，王国维无法也无需知道其中细节，但他在变法开始前三个多月就做出了准确预言：“常谓此刻yù望在上者变法，万万不能，惟有百姓竭力做去，做到一分就算一分。”不过，当康、梁正式发动这场变法时，还是给王国维带来了一种振奋和疑虑。诸如，他对朝廷颁布废八股、开特科、裁冗员和改武备等条款表示欢迎，而对罢黜积极支持维新变法的朝廷大员、帝师翁同而调用直隶总督王文韶一事又感到心中疑惑。对此，王国维在写给同学许家惺的信中说：“连日读上谕，均有怵惕振厉之意。又常熟（翁同）罢相，实非意料，足为天下庆幸，但去翁而召王（王文韶），一间耳。”由于“戊戌变法”风云莫测，这让王国维隐隐有些担忧，这种情绪在他这时所写总题为《杂诗》的三首诗中有所表现，虽然寓意比较隐含，但读者联系时局还是不难明了的： 飘风 飘风自北来，吹我中庭树。 鸟乌覆其巢，向晦归何处？ 西山扬颓光，须臾复霾雾。 长夜间，漫漫不知曙。 旨蓄既以罄，桑土又云腐。 yù从鸿鹄翔，铩羽不能遽。 yīn阳陶万汇，温溧固有数。 亮无未雨谋，苍苍何喜怒！ 美人 美人如桃李，灼灼照我颜。 贻我绝代宝，昆山青琅。 一朝各千里，执手涕澜。 我身局斗室，我魂驰关山。 神光互离合，咫尺不得攀。 惜哉此瑰宝，久弃巾箱间。 日月如矢激，倏忽鬓毛斑。 我诵《唐棣》诗，愧恧当奚言。 豫章 豫章生七年，荏苒不成株。 其上矗梗楠，郁郁干云衢。 匠石忽惊视，谓与凡材殊。 诘朝事斤斧，浃辰涂丹朱。 明堂高且严，佚dàng天人居。 虹梁抗日月，菡萏纷扶敷。 顾此豫章苗，谓为中栌。 付彼拙工辈，刻削失其初。 柯干未云坚，不如栎与樗。 中道失所养，幽怨当何如？ 让王国维难以预测的，不仅是波诡云谲的维新变革局势，还有因此发生的《时务报》之“馆事大变”，以及与此不相干的其身体病症的发作。 第七章 留洋前后 这实在是一个激变时代。 在维新变法短暂的洪流中，王国维却病倒了。一直以来，人们都十分相信王国维是一个不善自理生活的人，事实也确实如人们所想象。光绪二十四年（公元１８９８年）初，年仅２１岁的王国维第一次别离家人独自到上海“谋生”，虽然时间只过去了不足半年，但他在极其忙碌紧张而郁闷烦忧的工作学习中，已经使原本羸弱的身体支撑不住了。这年７月中旬，王国维因营养不良加上劳累过度导致腿病发作，难以行走与工作，遂不得不回到海宁老家治疗休养。不过，使王国维能够稍稍放心回乡养病的，不仅因为这时主持《时务报》的汪康年兄弟俩的心思已渐渐有所转移，而且东文学社这一学期的课程也基本完成即将放假。于是，王国维从上海返回浙江海宁，在安心治病的同时也尽情享受了家庭之温情。 至今，我们也无法想象与王国维情深谊笃的妻子莫氏，到底是怎样一位贤惠温顺而又聪颖明理的内人。自光绪二十二年（公元１８９６年）１１月２８日嫁到王家后，莫氏在丈夫王国维忙于追求新学、参加科举考试与辗转多家私塾谋生中，始终能保持心气的宁静与平和，这对于思想活跃、思维深邃、思路明晰而又命运多舛的王国维来说，实在是一份难得的天赐良缘。记得林语堂先生说：男人一生在心思和精神上有那么多奇特难言的惊险变化，所以女人只要聪明解事，规矩正常，由她身上时时使男人联想到美丽、健康、善良，也就足够了。而这时王国维所享受和拥有的，恐怕远不止这些，所以林语堂先生又说：男人的头脑会驰骋于诸多方面，凝注新的事物情况，为千千万万的念头想法而难得清闲，时而欣喜雀跃，时而又隐忧剧痛，因此觉得女人的宁静稳定，反倒能使人生在滔滔岁月之中进展运行而不息。确实，如果读者将林语堂先生所说与王国维夫fù实际情形相对照就会发现，王国维确属头脑中有诸多新奇想法不得闲的人，而其妻子莫氏的xìng情也属于宁静稳定一类。所以说，王国维正是因为拥有莫氏这样一位善解人意的闺中人，才使海宁成为他的一处最宜养xìng修身之地。 不过，这时的王国维还没有养xìng修身之心，严重的腿病使他“颇为焦虑”。而由于当时正值酷暑季节，再加上连续多日滴雨未下，致使海宁境内的许多河塘沟湖都干涸了，就连浩淼的钱塘江内河也干枯得难以行船。在这种情况下，王国维不得不就近在海宁当地寻找中医进行治疗，但病情一时难见好转。所以，当于心不忍或胸怀他意的汪康年兄弟俩写信向王国维表示慰问，并希望他病愈后继续到《时务报》馆任职时，涉世不深的王国维坦诚地回信说：“昨得初二日（７月２０日）手书，敬悉一切。贱恙仍不见松，寸步不能行走，医者或云风湿，或云虚弱，几乎无所适从。拟俟天稍雨，河水可通，或至省城大英医院医治，大约不能骤愈，甚恨！” 在这里，之所以说王国维涉世不深，因为他当时还不能洞悉《时务报》馆将发生的变故，故他在同一封信中还向汪氏兄弟提出了一条有益的建议：“穰先生（汪康年）及先生（汪诒年）为国维学问故，俾译东文，至感至感。但馆中只有日本报一种，新闻太少，尚须先添购大阪《朝日新闻》及东京《日日新闻》二种，有东便祈定购为要。”一个星期后，王国维在又一封回信中向汪氏兄弟谈到了自己的病情：“此间新延一医诊治，据云系鹤膝风，因三yīn之气不足，风邪乘之，乃虚劳之极。原据云连针灸七次（五日一针），当可能行。现两腿渐瘦，所云鹤膝风似为不谬，颇为焦虑。” 美名“鹤膝风”，其实就是一种江南农村多见的脚气病，因为此病症发作时使两小腿肌ròu萎缩而膝盖处肿大，形似仙鹤之腿，故有此名。同样，在同一封信中王国维还为汪氏兄弟自己刚刚创办的《时务日报》出谋划策说：“日报竟如此畅销，唯急须筹款，但既有兴旺气象，则招股较易也。”那么，王国维为汪氏兄弟筹划“招股”的《时务日报》，与原先由他们主持的《时务报》有何不同呢？汪氏兄弟又为什么要另起炉灶创办《时务日报》呢？这就牵扯到当时轰动全国报界的一件大事《时务报》争夺风波。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场风波是《时务报》当年“粤派”与“浙派”之争的延续。众所周知，《时务报》最初是以康有为当年组织强学会所剩款项及黄遵宪捐献的１０００块大洋而创办起来的。后来，创办者之一汪康年兄弟和报馆浙江籍巨笔章太炎等人，与报馆以梁启超为主笔的“粤派”人士产生严重分歧，而导致“粤派”人士全部离开了《时务报》馆。按照康有为的说法和现实情况而言，自从梁启超离开报馆由汪氏兄弟全权主持《时务报》后，确实导致“尽亏巨款，报日零落”。鉴于《时务报》馆的这种状况，当时正得光绪皇帝宠信的康有为“恐其败也”，遂向光绪皇帝奏请将《时务报》改为官办，并拟定由梁启超担任该报总经理。康有为这一奏请得到光绪皇帝批准后，该批准“上谕”随即刊登在包括上海《申报》在内的全国多家报刊上。既然有皇帝“上谕”的批准，汪氏兄弟不得不将《时务报》归于官府，实则归于康有为所领导的“粤派”。不过，深谙官场伎俩并得到湖广总督张之洞等朝廷守旧大员暗中支持的汪氏兄弟俩，却依据“上谕”中“据实昌言”之旨意，采取偷梁换柱之法将《时务报》改为《昌言报》，同时将他们于同年５月自行创办的《时务日报》改名为《中外日报》，只留下一无所有的《时务报》空壳等待康有为前来上海收拾。随后，汪氏兄弟的《昌言报》被朝廷查封，康有为也因变法失败而逃亡海外，当然《时务报》也就此关闭。这就是纷闹一时且两败俱伤的“争报”风波。 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如果联系汪氏兄弟在王国维生病前后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来想一想，再加上后来王国维在腿病将愈时竟再次请老同学许家惺向汪氏兄弟推荐自己到只留存的《中外日报》就任翻译一事，我们不能不承认上文所说王国维涉世不深和汪氏兄弟胸怀他意，实在不能算是一种无来由的妄自揣测吧？当然，既然新《时务报》胎死腹中，而《昌言报》也被迫关闭，家境贫困的长子王国维毕竟需要一份薪水奉养家人。 古语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在海宁老家养病的王国维，在这期间除了耳闻以上“争报”风波外，还于同年８月８日经历了出生仅两个多月的长女夭折的痛楚，这让王国维夫fù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陷入丧女之痛中不能自拔。接着，就是轰轰烈烈的戊戌变法之失败，这更让王国维悲痛万分。据父亲王乃誉在日记中记述说：当这一消息传来时，倾向维新的热血青年王国维“颇有扼腕、槌胸、搔首问天之慨”。然而，人生于天地凡俗之间除了悲愤感慨之外，最终还是要继续生存生活下去。于是，王国维在同年１１月２９日再次离开家乡前往上海。王国维这次到上海“谋生”，主要得益于一直关注着他的罗振玉之扶助。 关于罗振玉，我们在这里先抛开他出色学者这一身份不说，实在不能不承认他是一个目光敏锐且办事能力极强的干练之才。在王国维回海宁治疗腿病之前，罗振玉就将学农社事务分别jiāo给蒋黼和藤田剑峰管理，自己则回到江苏淮安看望年迈父母去了。在这期间，由康、梁发动的“戊戌变法”如火如荼，而以创办学农社名列维新名流的罗振玉这时却安坐家乡老宅，不见有任何与变法相关的惊世之举。“戊戌变法”失败后，诸多倡导维新的社团、学会和报刊被强行取缔，临时主持《农学报》的蒋黼见状也主动将报馆关闭。而这时，罗振玉竟不顾由自己亲手创办并曾受到光绪皇帝赞誉的维新会社学农社惹祸上身，义无返顾地从江苏淮安返回上海，直接投书两江总督刘坤一，请求将学农社和《农学报》等jiāo由上海农工商局主办。而刘坤一这位深得慈禧太后器重的封疆大吏，不仅没有解散学农社、接管《农学报》，反而鼓励罗振玉要打开学农社大门广泛地开展jiāo流活动，并责成上海道拨款２０００元扶持罗振玉继续创办《农学报》。随后，再次得到地方当局大力支持的罗振玉，又自筹资金将汪康年和蒋黼等从中脱离的东文学社重新开办了起来。 这时，已经回到上海并由罗振玉亲自安置在《农学报》馆的王国维，遂应邀担任东文学社庶务，月薪３０元大洋。于是，王国维在东文学社继续学习的同时，还在刚从日本回到上海的藤田剑峰指导下，积极参与学农社日文书刊的翻译工作。在这期间，王国维不仅日语水平有了长足进步，还学习了英语、数学、物理和化学等课程，并结识了诸多日本籍学者友人。特别是前文提到的一位名叫田冈云岭的日籍教员，因为他是专攻西方哲学的学士，遂成为引导王国维进入西方哲学研究的引路人。对此，王国维后来在《三十自序》中这样写道： 是时社中教师，为日本文学士藤田丰八、田冈佐代治（即田冈云岭）二君。二君故治哲学，余一见田冈君文集中，有引汗德（今译为康德）叔本华之哲学者，心甚喜之。 不过，当时由于“文字睽隔”，王国维虽然“心甚喜之”，但他却只能遗憾地“自以为终身无读二氏之书之日矣”！所幸的是，东文学社随即开设了英文等课程，使王国维“心甚喜之”的康德和叔本华之哲学，渐渐地为王国维所读懂、接受，并由此奠定了其悲剧xìng格形成的哲学基础。当然，王国维接受康德、叔本华之哲学观，也为他后来从西方哲学和美学角度开展文学评论打开了一扇别致之窗。这是后话。 光绪二十五年（公元１８９９年），是王国维在上海“谋生”较为顺利舒心的一年，顺利的不仅因为在东文学社能够安定地工作学习，并获得３０元不菲的薪水以赖养家，而且妻子莫氏于当年１１月还为他生了一个儿子，这是王国维最感舒心的事。这个被王国维“取其沉潜高明之意”而起名为王潜明（字伯深）的男婴，既是浙江海宁王氏家族王乃誉的长房长孙，又弥合了王国维夫fù去年的丧女之痛，更是王国维心中升腾起来的一种希望。 与此同时，还有一个值得读者特别注意的现象，那就是王国维在这一年里竟然读起了江子屏的《汉学师承记》，无疑这是一部介绍国学治学途径的专书。之所以请读者对此注意，那就是说心向新学的王国维，并没有迷失在当时风靡的新学潮流中，而是清醒地明白深邃国学对于他这位致力于学术研究者的重要xìng。当然，这也并不表明王国维失去了渴盼出国留学的原先梦想，反而因为新学知识面的扩展与深入，更加增强了他出国留学的愿望。 王国维出国留学实在是好事多磨。光绪二十六年（公元１９００年）初，王国维从时任杭州知府幕僚的好友高啸桐处得知，浙江将开设官费“出洋考试”。于是，王国维于同年３月在罗振玉的支持下，离开上海来到杭州准备参加这场“出洋考试”。不曾想，这场所谓的“出洋考试”不知本来就是子虚乌有之事，还是诸多书刊中解释为抚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11 章 台大人“老善忘，考验须迟”，反正传说“出洋考试”的时间要推迟了。既然如此，王国维决定先回海宁等候消息，毕竟住在杭州德升客栈的花费，不是他所能长期承受的。 回到海宁老家的王国维，在享受已经能牙牙学语儿子带给他欢乐的同时，还必须面临倔强父亲王乃誉希望他再一次参加科举考试的要求。原来，这个庚子年（公元１９００年）是又逢满清朝廷规定三年一次的乡试之年，虽然八股文体在“戊戌变法”时被取消，但科举考试并没有废止，而是将传统应试科目改为“策论”而已。面对老父亲王乃誉的倔强愿望，早已绝意科举心向新学的王国维不得不耐心地向父亲解释，虽然父亲最终也没有被儿子说服，但王国维绝意科举之心最终也没有改变。对此，有关书刊将王国维于同年６月再赴杭州一事，解释为王国维准备再次参加科举应试，实在是将他这次探听出洋留学信息与其相混淆的一场误会。 这时，王国维虽然出洋留学无望，但八国洋人却抓住bào发在中国北方以“扶清灭洋”为宗旨的义和团运动之契机，直接将军队开进了中国的首都北京城。刚刚从杭州返回上海的王国维，因为东文学社在这次被中国历史学家称为“庚子事变”中提前结束了其历史使命，罗振玉也正在探寻新的出路，故王国维只好再次回到海宁等待出洋留学时机的到来。在家乡海宁的两个月里，王国维心里一直想着出洋留学之事，既然官费出洋留学已不可能，同年６月在罗振玉引荐下到杭州向当时将前往日本任职的程绍周请教了如何到日本留学的情况后，王国维决定还是到上海与罗振玉商量商量。于是，这年秋天王国维再次返回上海，并被罗振玉安排住在自己的家中。当时，虽然东文学社已经停办，但罗振玉并没有放弃《农学报》，而是全力以赴想把《农学报》再推上一个台阶。所以，当王国维再次来到上海后，罗振玉便请王国维帮助他办理《农学报》，特别是请他翻译日本学士池田日升三所著的《农事会要》一书。当然，罗振玉在邀请王国维办理《农学报》事务的同时，并没有忘记要帮助王国维实现其出洋留学这一迫切愿望。针对当时中国与西方各国之局势及王国维的家境状况，罗振玉与当时在日本的藤田剑峰一致认为王国维到东洋日本留学比较可行，罗振玉还表示他愿意资助王国维到日本留学的一切费用。 就在这时，罗振玉接到湖广总督张之洞的邀请，准备到武昌担任湖北农务局总理兼农务学堂监督。罗振玉走后，王国维依旧住在罗振玉家中，主要事务就是翻译《农事会要》，并连续刊载在《农学报》上。转眼间，多灾多难的庚子年（公元１９００年）即将过去，辛丑年（公元１９０１年）的春节也为时不远，王国维这时接到藤田剑峰从日本写来的信件，说他已经为王国维留学日本联系好学校，并准备亲自到上海来帮助他办理到日本的相关事宜。接到这样的消息，王国维感到非常高兴，因为他原本打算到日本与藤田剑峰见面时商量留学一事的。如今，藤田剑峰不仅帮他联系好了到日本留学的学校，还即将来到上海与他见面，这不由使王国维可以放心地返回海宁老家欢度春节，并为即将前往日本留学做好准备工作。 光绪二十七年（公元１９０１年）２月９日，王国维刚过完春节便返回上海，顺利地登上“博爱丸”号日本三菱公司轮船，踏上了他梦想多年的出洋留学之路。到达日本后，王国维接受藤田剑峰的建议，进入东京物理学校就读。在这里，王国维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不仅将白天时间安排紧凑，就连晚上的时间他也不肯浪费。不过，属于理工科的物理学等课程还是给王国维带了麻烦，学习效果并不是很理想。这让王国维的心里很着急。另外，在王国维这段留学期间还有一个值得读者留意的现象，那就是王国维出国前一直是维新运动的热情支持者，而到日本后他却没有参与任何政治团体，因为当时的日本堪称是中国政治运动中心，不仅有被满清朝廷悬赏１０万大洋购其头颅的康有为所领导的顽固“保皇派”，也有逐渐与康有为分道扬镳的梁启超所倡导的“君主立宪派”，更有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资金雄厚且信徒众多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三派势力各不相让，又相互拉拢。面对诸多留学日本的中国青年学生纷纷参加某派这一让人容易狂热的政治热情，王国维却拒绝加入任何一个团体或帮派，而是紧闭门窗一心钻研学业。我们至今也不明了自幼偏好文史、后追求新学的王国维，到日本留学后为什么会选择他并不擅长的物理学，就像他从出国前属于维新变法的热情支持者，如何竟在突然间就转变为不闻时事的“学者”一样，始终让人们难以探究明白。 不过，我们也许应该理解王国维这不知从何时产生的以学术救国之思想，但并不赞成他这段留学岁月不合理的学习生活安排，因为随后就是由于这一不合理之安排，导致他腿病复发不得不提前归国。光绪二十七年（公元１９０１年）６月２６日回到中国的王国维，虽然在日本总共只学习了四个多月，不能算是学有所成，但眼界却比以前更开阔了，思路比以前更清晰了，追求也比以前更加深远宏大。那么，回到浙江海宁治疗腿病的王国维，今后将何去何从呢？ 第八章 畅游“教育世界” 因病回国的王国维，又是暑热季节蜗居在海宁治疗腿病，这不能不使他的心情焦躁而懊丧。而这时，罗振玉则顺应时代潮流，在大兴教育改革的浪潮中一直站在风尖浪口，先是应湖广总督张之洞邀请主持武昌农务学堂，接着又在上海创办了中国第一份教育专业杂志《教育世界》。而正是这样一份杂志，不仅使王国维“前卫”的教育思想得以在其中纵横畅游，而且因此使他与当年主笔《时务报》蜚声海内的梁启超一样成为教育界的名流人士，从而奠定了他作为中国近代教育改革先行者的历史地位。 其实，王国维的教育思想是从编撰中小学堂教材开始的。光绪二十七年（公元１９０１年）中秋节前夕，王国维接到罗振玉从武昌发来的邀请，即邀请他到武昌担任农务学堂的“译授”，也就是协助外籍教员讲授农学课程。这时，王国维的腿病已经痊愈，既然罗振玉有请，他自当欣然前往。于是，王国维不等在家与娇妻爱子及老父欢度中秋，即收拾行李前往上海，然后由此搭乘轮船溯江而上赶赴武昌。从上海到武昌的水路比较平缓，远没有从四川穿越三峡到达武昌那样惊险有趣，但沿途的风光景致还是让人应接不暇的，毕竟中国是一个江山秀美的古老国度。迎着稍有点凉意但比较清爽的江水之风，王国维站在船舷上心潮起伏，他回想起自己自光绪二十四年（公元１８９８年）独自到上海“谋生”至今的诸多前程往事，不由胸怀激dàng： 大江下岷峨，直走东海畔。 我行指夏口，所见多平远。 振奇始豫章，往往成壮观。 马当若连屏，石脚chā江岸。 窈窕小姑山，微芒湖口县。 回首香炉峰，飞瀑挂天半。 玉龙升紫霄，头角没云汉。 昏旦变光景，yīn晴殊隐现。 几时步东林，真见庐山面。 不日，王国维顺利抵达武昌码头，随后便与老朋友罗振玉和藤田剑峰相聚。三位志同道合老友的相聚，除了畅谈别后几个月来的各自见闻外，主要还是商量当下武昌农务学堂及与教育改革的相关事宜。由于武昌农务学堂教学事务简单，但人际关系较为复杂，所以罗振玉并不打算在此能有什么成果，他的心思依然留在上海，留在他的《农学报》和刚刚创办起来的《教育世界》这两份杂志上。 对于《教育世界》，王国维早在罗振玉创办之初就与其jiāo换过意见，对其提出的“方今世界公理，不出四语，曰‘优胜绌败’。今中国处此列雄竞争之世，yù图自存，安得不于教育之意乎”的这一创刊宗旨，不仅从内心表示赞同，还在创刊不久便将自己在日本留学期间翻译的立花铣三郎所著《教育学》分多期连载其上。如今，既然罗振玉的心思不在武昌农务学堂，“译授”也不是王国维之所重，所以他们一拍即合，随即共同决定要把主要精力投入到上海方面来。于是，罗振玉等三人在中秋之夜便将工作进行了明确，即武昌农务学堂教学事务主要由藤田剑峰负责，王国维只挂学堂“译授”之名而行编译书报之实，罗振玉则在统筹处理外务的同时主笔《教育世界》。 在这期间，王国维不仅按照罗振玉的提议编撰了中小学堂教材，还翻译了日本学者中村五六编撰、顿野广太郎修补的《日本地理志》和藤泽利喜太郎的《算术条目及教授法》及《法学通论》等外文书刊，而这些都是中高等师范学堂的教育用书。在这一过程中，王国维的日语和英语水平大有长进，虽然他学习外语的目的并不是今天人们为了一份工作或跟上形势不得已而为之，但他这种通过大量翻译外文书刊来快速掌握并提高外文水平的方法，还是值得效仿和推介的。人们都知道王国维一生精通日语、英语和德语等多种语言，特别是英语和德语完全是靠他自学所成，而他之所以要学习这些语言，主要目的就是为了阅读国外原著，在领会掌握原著原意的同时，也便于开阔视野，增长见识。这就是王国维最终没有流于译匠而成为学贯中外、融会古今一代世界级学术大师的与众不同处。 在武昌的这一段工作学习中，王国维因为其在《教育世界》上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教育改革的文章，而引起上海南洋公学创办者盛宣怀的注目，随于当年１１月向王国维发出了到南洋公学任教的邀请。当时，王国维正协助罗振玉主编《教育世界》杂志，主要精力放在编撰中小学堂教材和为杂志翻译外文文章上，而且光绪二十八年（公元１９０２年）春节也即将来临，所以他婉言谢绝了盛宣怀的邀请。两个月后，罗振玉辞去武昌农务学堂监督之职，受张之洞派遣带领湖广两地部分教育人士前往日本进行考察，其内容除了教育之外还包括农商财政等方面。罗振玉走后没几天，王国维也从武昌经上海返回海宁，这时已临近壬寅年春节。这一年春节，王国维一家人过得平静而热闹，平静是不像以往因为生计一直处在奔忙中，热闹的则是王国维次子王高明（字仲闻）于这年三月顺利降生。这让子嗣不旺的王乃誉老人非常欣慰，但他对儿子王国维的前程还是不能放心，虽然儿子因为跟随罗振玉得到了多方面的锻炼，见识和学养也非以往所可比，并因此而受到了朝廷倡导新学教育人士的关注，但这毕竟不是王乃誉老人心中固有的那种科举中榜之正途。另外，这时的海宁王家不仅有老人王乃誉、妻子莫氏和两个年幼的孩子，就连正在中学堂就读的弟弟王国华也理所当然地要由王国维这位王家长子来负担，而家庭收入主要来源于王国维一人所谋。当然，这时的王国维已不是当年初到上海“谋生”时的年轻后生，虽然只有２５周岁的他依然年轻，但知识学养、社会阅历和人际jiāo往都已今非昔比，何况还有声望正盛的老朋友罗振玉之厚爱和提携呢。 果然，春节过后罗振玉从日本考察归来，随即就任南洋公学东文学堂监督，而王国维与藤田剑峰也一同来到南洋公学任职。紧接着，王国维以南洋公学东文学堂“执事”的身份前往日本，其任务就是聘请日文翻译人才，因为这时罗振玉不仅是南洋公学东文学堂的监督，还被张之洞委派协助办理江楚编译局事务。所以，雄心勃勃的罗振玉为了打开江楚编译局严重缺乏日文翻译人才的局面，特派熟悉日本情况的王国维第二次东渡日本，其主要任务就是寻找日文“译手”。在日本近两个月的考察中，王国维虽然没能为江楚编译局请来一名“译手”，但他却对日本近年来翻译西方书刊情况有了深入了解，特别是通过西书翻译对日本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发展所产生的重大影响，这使王国维更加深切地感受学习西方先进思想文化的重要xìng。这为他随后大量翻译西方教育和哲学名著提供了强劲的动力。 光绪二十八年（公元１９０２年）７月当王国维从日本归来时，办事一向注重实效的罗振玉开始将目光转向“兴办地方教育”方面，而对于南洋公学东文学堂监督和江楚编译局协办这种虚位已经失去兴趣。所以，当王国维自日本归来后，罗振玉并没有过多地询问聘请“译手”一事，而是与王国维商量他们一直以来坚持的外文书刊翻译之事，只不过将原先注重翻译农学书刊转向了教育方面而已。特别是罗振玉非常了解王国维早在两年前就对西方哲学颇感兴趣，而今更是自费购买了大量原版西方哲学书籍，使他的思想和见解大有新意，于是这时罗振玉便邀请王国维编译《哲学丛书》，以供在《教育世界》上发表。随后，罗振玉前往苏州筹办江苏师范学堂相关事宜，而王国维则返回海宁老家埋首畅游在西方哲学的海洋里。 确实，早在东文学社就对西方哲学“心甚喜之”的王国维，从日本留学回国时就立志要“从事于哲学”研究。对此，王国维曾在《三十自序》中这样记述说：“自是以后，遂为独学之时代矣。体素羸弱，xìng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吾前，自是始决从事于哲学。”随后，王国维通过各种途径包括直接从海外邮寄购买了许多哲学书籍，诸如文德尔彭的《哲学史》、巴尔善的《哲学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12 章 概论》、海甫定的《心理学》、耶芳斯的《逻辑学》和翻尔彭的《社会学》，以及他早已神往的康德之《纯理批评》与叔本华之《意志及表象之世界》等等。由于当时这些西方哲学名著还没有中文译本，所以王国维要想深透参悟其中深意，其难度比当年自学英语时有过之而不及，好在这时他不仅可以就便请教藤田剑峰，还能够参照这些名著的日文本进行解析。 光绪二十八年（公元１９０２年）盛夏时节，我们不妨作此想象：在浙江海宁周家兜幽静的一座青砖灰瓦庭院里，王国维临窗而坐，窗外是滚滚而来的钱塘江潮，窗内则是王国维与西方先哲进行的心神jiāo流。一会儿，只见王国维时而愁眉紧蹙，旋即又舒展胸怀，将深邃的目光延伸向浩淼无边的江潮。这时，我们不知道他是在和叔本华jiāo流“意志表象”，还是与康德进行着“理xìng批判”的探讨，抑或是陶醉在文德尔彭、巴尔善、耶芳斯和海甫定等哲人们的精彩论述中。不觉中，如火骄阳隐没在海天一色的钱塘江尽头，天色渐渐地暗了下来。倏忽间，从江面上吹过来一抹凉风，伴随凉风袅袅地飘入王国维耳际的，是妻子莫氏那种熟悉而清灵声中和着儿子小潜明的响亮叫饭声。哦，开饭了。王国维放下扉页中那些英文字母排列有致的外文书，起身顺着木质楼梯走了下来。庭院里，小方桌上已经摆好了几碟小菜，一壶绍兴老酒散发着诱人的醇香，两只青花瓷杯也被斟满了酒。坐在小方桌东首的王乃誉老人，怀里揽着调皮的长孙小潜明，王国维见状紧迈两步坐在父亲的下首。父子俩已经很久没有这样清闲而平静地jiāo流了，不过父亲王乃誉对儿子这几年来的成长进步还是比较了解的，特别是这几天他翻看了王国维刚刚翻译出来的海甫定的《心理学》，老人的心里颇为欣赏，所以他对儿子王国维漠视将在杭州重开科举考试的淡定心态，表示出了一种稍有困惑的理解。故此，我们今天在王乃誉老人于这一年８月２４日的日记中读到了这样一句话：“静之不往，为高乎？抑不惜此区区功名耶？”确实，别说王国维这时早已对清朝末年的科举及第失去兴趣，也别说罗振玉多次婉拒当朝大员举荐他参加特科考试以博功名的美意，即便如下面将介绍的这位由光绪皇帝在紫禁城金銮殿钦点之状元张謇，他不也是放弃翰林院编修之功名而自筹资金创办了中国第一所私立师范学校通州师范学堂吗？ 就在王国维浸yín在西方先哲那深邃奥妙哲学世界中的同时，他诸多关于哲学和教育学的译著连续刊登在已经引起学界瞩目的《教育世界》杂志上，并得到了教育界人士的普遍关注。因此，同年１０月王国维先后接到了京师大学堂和通州（今江苏南通）师范学堂的邀请，据说当时王国维正沉浸在对哲学、心理学和物理学的潜心研习中，不愿放弃这“半途未竟”之研究，故想推迟一两年后再出外就职。后来，王国维经与父亲王乃誉和罗振玉商量后，遂决定就任由张謇创办的通州师范学堂国文和心理学两科教员。依照今天人们的心态而言，王国维似乎更应该到京师大学堂任教，而不是名不见经传的南通师范学堂。关于王国维这一选择的原因，留在下一章里详细表述，现在我们还是跟随王国维畅游在他那带有浓厚哲学色彩的“教育世界”里，虽然他一生中关于哲学和教育的两篇里程碑式论述同样是写于任教通州师范学堂期间，但这似乎并不妨碍我们在这里进行集中xìng解析。 刊发在光绪二十九年（公元１９０３年）７月份《教育世界》第５５期上的《哲学辨惑》一文，应该是除了译著之外王国维正式发表的第一篇论文。那么，王国维为什么要撰写这篇被称之为具有“不可忽视的历史文献价值”的论文呢？ 原来，经历“戊戌变法”和“庚子事变”后，执掌中国政权已近半个世纪的“老佛爷”慈禧太后，为了缓和统治阶级极为严重的内部矛盾，使爱新觉罗家族王朝能够继续地苟延残喘下去，不得不于光绪二十七年（公元１９０１年）１月２９日在逃难福地西安颁行“新政”诏书。在推行这一被有些历史工作者称之为“辛丑变法”的过程中，虽然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外jiāo、民生和教育等诸多方面，但成效最明显的莫过于教育改革了。由于直接推动这场变法特别是教育改革的，是湖广总督张之洞和两江总督刘坤一这两位实力派封疆大吏，所以教育改革迅速地在全国范围内得以推行，诸如全国所有书院改为学堂，各省市县务必开设高中小学堂以普及新式教育等等。 不过，也正因为这场教育改革是由张之洞等表象倾心新学实则守旧的朝廷大员所领导，致使教育改革内容并不彻底，或者换一种说法是“新瓶装老酒”而已。如果这是朝廷从改革进程宜于稳妥起见的话，王国维等人也许应该表示理解，但随着张之洞向朝廷递jiāo《陈学务折》奏章，要求从大学堂中删除哲学这一学科，就让这时已经深谙哲学对于人生问题之重要xìng的王国维便不能认可了。于是，王国维的心中似乎又涌起了当年“条驳”大学者俞樾《群经平义》时的激情，遂一气呵成撰写了《哲学辨惑》一文，对显赫权贵张之洞认为哲学是有害无用之学的观点进行了系统辩驳。 在这篇“辨惑”论文中，王国维运用逻辑推理方法从五个方面进行辩驳说：一哲学非有害之学，二哲学非无益之学，三中国现时哲学研究之必要，四哲学为中国固有之学，五研究西洋哲学之必要。为了深入透彻地诠释以上论点，王国维根据康德“三大批判”哲学体系中的“知（理xìng）、情（美学）、意（lún理）”之间关联，对教育的最终目的进行开宗明义但也很巧妙的阐释：“教育学者，实不过心理学、lún理学、美学之应用。……今夫人之心意，有知力，有意志，有感情。此三者之理想，曰真曰善曰美。哲学实综合此三者而论其原理者也。教育之宗旨，亦不外造就真善美之人物。故谓教育上之理想，即哲学上之理想，无不可也。” 既然如此，王国维便进一步指出：“试读西洋哲学史、教育史，哲学者而非教育者，有之矣；未有教育学者而不通哲学者也。不通哲学而言教育，与不通物理、化学而言工学，不通生理、解剖而言医学，何以异？”虽然这话语被王国维说的有些犀利，但道理则太浅显不过了。所以，他接着指出中国近代哲学之所以不盛的一种原因，并勇敢而睿智地提出了自己的“预言”：“且yù通中国哲学，又非通西洋之哲学，不易明也。近世中国哲学之不振，其原因虽繁，然古书之难解，未始非其一端也。苟通西洋之哲学，以治吾中国之哲学，则其所得当不止此。异日昌吾国固有之哲学者，必在深通西洋哲学之人，无疑也。” 在这里，王国维提供给我们的恐怕不单是中西哲学之间的关系，似乎还涵盖“中学”与“西学”之整体关系，也就是近代中国学者提出的“中学为本，西学为用”之辨证。当然，王国维心里非常明白自己之所以强调哲学的重要xìng，并“非yù使人人为哲学家，又非yù使人人研究哲学”，而是认为“专门教育中，哲学一科必与诸学科并立”，但“yù养成教育家，则此科万为要”。最后，王国维似乎是在为张之洞等“yù废哲学”者进行开解，他说：“吾国人所以诟病哲学者，实坐不知哲学之xìng质之故。”然而，正是因为国人“不知哲学之xìng质之故”，王国维更加觉得在大学堂开设哲学一科是极为重要的。 也许是感到有些问题还没有阐述透彻，王国维紧接着在《教育世界》第５６期上又发表了《论教育之宗旨》一文，从正面对当前教育“宗旨”进行了精辟阐述，概括起来就是一句话造就或培养德、智、美、体的“完全之人物”。为了贯彻这一教育宗旨，王国维随后还写了大量的相关文章，特别是自光绪三十年（公元１９０４年）３月全面主持《教育世界》编务后，不仅对该杂志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还先后撰写了一系列阐述教育宗旨和积极推动教育改革的文章，诸如《孔子之美育主义》、《叔本华之哲学及教育学说》、《论近年之学术界》、《论新学语之输入》、《论平凡之教育主义》、《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教育普及之根本办法》、《论小学唱歌科之材料》和《教育小言》（多则）等等，几乎从各个方面对中国近代教育应该如何开展进行了系统的阐述，无疑这在中国教育史和哲学史上具有难以撼动的崇高的历史地位。 既然本章标题中“教育世界”这四个字加上了引号，自然应该着重从王国维主编《教育世界》开始讲起。那么，王国维是如何通过《教育世界》这个平台阐述其教育思想的，他的这些思想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对中国近代教育改革又有着怎样的影响呢？ 准确点说，王国维是从《教育世界》第６８期开始真正主持编务的，因为他一接手就对该杂志进行了改革。记得他在发表于这期杂志上的《本报改章广告》中，十分清楚地表明了该杂志创办之宗旨：“一、因诸家精理微言，以供研究；二、载各国良法宏规，以资则效；三、录名人嘉言懿行，以示激动。”按照这一办刊宗旨，王国维虽然将《教育世界》由旬刊改为了半月刊，但栏目比原先只设“文篇”和“译篇”两部分要增加了许多，并将一直以来“主要登载日本的教育条例、法令、教科书，兼及英、德、法诸国相关内容的著作”的旧例，也进行了彻底的“改章”变更。诸如，王国维不仅在杂志中增设了论说、学理、教授、训练、学制、传记、小说和中外学事等栏目，还将内容延伸扩展到人文学科的诸多方面，文章的形式也包括有翻译、研究、讨论和宣传等多种。 经过这番“改章”之后，《教育世界》迅速赢得了教育和社会各界如潮水般的好评，王国维也因此更加展露出作为中国近代教育改革先行者的卓越见解和“哲学专论者”的非凡哲思。在这里，我们之所以将这时的王国维定位为“哲学专论者”，是因为后来在《教育世界》第１２９期上刊发了他的一张照片，而照片的说明词即是“哲学专论者社员王国维君”。王国维的这张照片，也就是如今人们比较熟悉他的一种经典形象：头戴瓜皮帽，身着yīn丹士林布长衫，一副圆而稍大的近视眼镜架在鼻子上，实在是旧时知识分子的标准像。 当然，《教育世界》之所以获得如此之成功，还在于罗振玉和另一位大学者张元济等人的积极“赐”稿，以及当时杂志社聚集的诸如樊炳清、沈、高凤谦、周维新、郑守箴和汪有龄等有识之俊才。不过，作为《教育世界》核心人物的王国维，由于他已经谙熟西方哲学之精华，看问题的高度自然要比同社成员高出一筹，即便是该刊物的创始人罗振玉在这方面也要有所逊色。比如，罗振玉在《教育世界》创刊词中所提出的“人才世界”论，很显然不能与王国维指出教育宗旨是“使人为完全之人物”的论点相比。 关于王国维通过《教育世界》杂志所阐发的教育思想，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引进西方先进的教育思想，站在哲学高度上阐述教育的最终宗旨。王国维在《论教育之宗旨》中开宗明义提出，教育的宗旨就是培养“完全之人物”，那么什么是“完全之人物”呢？对此，王国维借用康德“知、情、意”理论总结为“四育”，即德育、智育、美育和体育。至于德育，王国维认为：一个人即便学富五车，如果道德败坏，那他不仅不能为人类带来福祉佳音，还会对社会产生更大的危害，所以道德教育应该放在教育的首位，并且要慎重地从心灵深处入手，而不是空泛简单的理论灌输。智育，王国维指出不仅仅是要学生掌握丰富的理论知识，还应该注重学生对实际技能的培养，使两者有机结合，相互促进。光绪二十九年（公元１９０３年），王国维在《论教育之宗旨》中首次提出“美育”的概念，这也是中国教育中的第一次。王国维在文章指出，教育最理想境界就是在轻松愉快中学习知识，陶冶情cāo。关于体育的重要xìng，王国维与古今学人一样都很明白，在此不再赘述。我们可以想象一下，２０世纪初年中国教育还被笼罩在封建社会积郁千年的“忠君”等腐朽思想yīn霾中的时候，王国维竟然率先引进西方带有民主思想的教育观，那将需要怎样的勇气和魄力？ 其次，倡导教育改革，辛勤探索教育改革的新思路。我们之所以在前面说王国维是教育改革的先行者，不仅在于他率先提出先进的教育思想，还因为他提出了诸多切中教育时弊的观点，并探索出了有针对xìng的解决方法。例如，针对中国当时刚刚设置高等教育而又不知其为何物时，王国维率先在《奏定经学科大学文科大学章程书后》中开列出大学各科科目，使大学堂应设的教学内容有所参照和依据，对当时在这方面还比较模糊的观点予以廓清。例如，王国维接着就大学教育、中学教育和小学教育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辨证论述，他认为当前最薄弱的是师资力量，所以创办师范学堂是当务之急，只有先在大学堂中培养出大批新兴教育人才，才能使中学堂和小学堂真正开办起来。当然，也只有中、小学堂办好了，才能源源不断地为大学堂输送人才。对此，王国维认为：“未有小学、中学美善的豫教，不能有美善之大学；小学、中学既美善矣，非有美善之大学，则好学之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13 章 徒，亦无由以进修高等之学问。”例如，王国维对于大学堂教育最终的定位问题，提出了前所未有的卓越观点。王国维指出，大学堂应该是专门研究学问的场所，否则就不能称之为大学，更不可能“以示世界”。王国维之所以如此看重这一点，还在于他将学问提高到关乎国家昌盛与否的高度，也就是说只有学问昌盛才是一个国家繁盛的标志。而要达到学问昌盛国家繁盛这一目的，王国维睿智地指出：学术应该脱离政治羁绊，成为一种独立、自由之门类，政府更不应该沿袭已经沿袭千年的“学而优则仕”的“官本位”思想，以官职爵位引诱学者，从而使学问的终极目的直抵仕途这一途。对此，王国维在《教育小言十三则》中提醒人们说：“其表面之嗜好，集中于官之一途，而其里面的意义，则今日道德、学问、实业等皆无价值之证据也。夫道德、学问、实业皆无价值惟官有价值，则国势之危险，何如矣。”王国维提出的这观点，即便是在今天也同样有着入木三分的警世作用，何况是在非功过０世纪之初呢？当然，关于王国维的教育思想，以上只是支离破碎的“抛砖”，诸如他对师范教育还不够系统、教育改革应由政府统筹部署、教师待遇应该由国家负担等等，如果全部囊括其中，即便是写一部数十万字的专著，恐怕也不足以全面涵盖，故在这里只能点到为止，留些许遗憾供人们咀嚼了。 第三，积极投身到教育实践中。关于这一点，王国维除了翻译、撰写诸多教育方面的著作和论文外，还先后在罗振玉创办的上海东文学社、武昌农务学堂和南洋公学东文学堂任职，参与其中教育事务。当然，如果将王国维投身教育实践时间再往前推算的话，我们还可以举出一则不太为人所知道的其倡议创办中国第一所师范学堂未成之事。早在光绪二十四年（公元１８９８年）王国维初到上海《时务报》馆“谋生”时，曾与同学许家惺、张英甫、钱东府等人商量在家乡海宁创办师范学堂，不仅站在时代前列阐明创办新式学堂的意义，而且就连如何筹集资金、选择地址等具体事宜都有比较详细的计划。为了实现这一设想，王国维还直接或间接地向海宁知州和杭州知府提出建议，可惜他当时只是年仅２１岁且名不出乡里的秀才，这一建议未能得到地方政府的支持而流产。 不过，王国维随后还是辗转于诸多学堂之间，积极投身到教育事业的实践中，并取得了令人注目的卓越成就。 第九章 师范教员 其实，这一章的内容完全可以并入上一章。而如此，如果读者朋友要想保持一个顺畅的阅读情趣，则势必会增加视力和阅读上的负担，这恐怕不是愿意为读者着想的作者所想做的吧？另外，如果说上一章记述的是王国维畅游在“教育世界”的理论海洋中的话，那么这里表述的则是他在教育实践的河流里如何畅游的往事了，虽然刚下“河”时王国维就遭遇了“呛水”，但初学游泳者又有谁能跨越这一步呢？当然，王国维毕竟有着良好的“游泳”资质，所以才有后来在诸多教育河流中包括清华国学研究院都能够“游”得得心应手。不过，在这里我们还是要从王国维在通州师范学堂这条小河沟里的“呛水”开始说起。 光绪二十九年（公元１９０３年）４月下旬，王国维应邀来到位于中国南通州（与今天北京的通州相对而言）三元桥畔的千佛寺，因为这座寺庙已经被张謇改作了师范学堂。对此，王国维一年后曾撰有《寺院与学校》一文表示异议： 我国之社会，则正义之思想之缺乏，实有可惊者，岂独平民而已，即素号开通之绅士，竟侗然不知正义之为何物！往者，某府有设中学校者，其地邻佛寺，遂以官力兼并而有之。僧狼狈迁他所，曰：“嘻！此盗所不为也。”原此寺之建，未必不由社会之物力；然僧侣之居处之经营之者，且数百年，则其为个人之财产，固已久矣已。乃不顾一切，以强力夺弱者之所有而有之，并使之无所控告，则自僧侣言之，谓之烈于盗贼，诚非过也。设更有强有力者，出夺该校而有之，则创设该校者之感情，又当何如？使生徒入如此之讲室，居如此之寄宿舍，而yù涵养其正义之德xìng，岂非却行而求前，南辕而北其辙哉！夫以佛寺与学校较，则似学校有用而佛寺无用矣；然以建一校而摇社会之根柢，则其孰得孰失，孰利孰害，宁待知者而决哉！ 王国维之所以对张謇改寺庙为学校这一当时大受新派人士欢迎的惊世骇俗之举表示谴责，如果我们以世俗之心揣测的话，可能与后来罗振玉和张謇相互攻讦有关。这是后话。 那么，王国维当初为什么会舍弃京师大学堂之聘而就任地处偏僻的通州师范学堂之职呢？关于王国维的这一选择，大约有三个原因：一是江苏通州师范学堂距离浙江海宁较近，便于王国维照料家小；二是据担任王国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助手的赵万里所整理的《王国维年谱》中记述，王国维之所以就任通州师范学堂一职，是因为罗振玉应两广总督岑春煊邀请在前往广东途中，经过南通时与正在创办该校的张謇相见而举荐之故；三是王国维感佩状元张謇竟能够放弃虚名并冲破重重阻力自筹资金办学这一“壮举”而应聘。如此，我们在这里就不能不对张謇予以介绍。 咸丰三年（公元１８５３年）出生在江苏南通的张謇，字季直，号啬庵。光绪二十年（公元１８９４年）也就是甲午战争的那一年春天，张謇在京城殿试中被光绪皇帝钦点为头名状元。一朝成名天下闻，随后，张謇被朝廷授予翰林院编修一职，成为天下士子们羡慕的对象和学习的榜样。然而，这时张謇却做出了一个再次让世人异常惊诧的举动，那就是他竟辞官不就，返回故里创办实业去了。世人也许不能明了张謇勤学苦读多年却不为仕途的动因，但他的心里则很清楚自己到底需要的是什么：“士大夫所以丧名败检，皆由一进之后，yù退不能，故不能退则不进。”在中国数千年封建历史的长河中，能把仕途名位如此看透的人也许有一些，但大多是在仕途遭受挫折后才有所领悟，而能以头名状元身份且在刚刚授予官职的时候吐露出这种心声并切实践行的，恐怕只有张謇一人吧？ 果然，如此看透名位或社会的张謇返回家乡江苏南通后，先后创办了纱厂、铁矿和轮船公司等实业，为振兴中国近代实业特别是轻工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不过，以状元之身创办实业获得巨大成功后的张謇，对兴办教育事业十分热心，他一生创办了诸多新式学堂，特别是他于光绪二十九年（公元１９０３年）创办的中国第一所私立师范学校通州师范学堂，更奠定了他作为中国近代杰出教育家的历史地位。不过，即便张謇当时是以世人极为钦佩的状元身份来创办这一学堂，他依然遭遇了地方当局惯有的阻挠和推诿，于是张謇一气之下竟自筹资金创办了这所学堂。对于这所师范学堂，张謇后来曾这样评说道：“后人之知中国师范自通州始，必不知道司激成之也。”这里的“司”，即指当时以种种理由阻挠张謇创办通州师范学堂的地方政府官员“藩司”吴重熹。如果说留名青史有两种方法的话，那么除了以历史功绩为世人铭记的张謇等真正名士外，还有就是像“藩司”吴重熹之类阻挠名士成功这一招。 光绪二十九年（公元１９０３年）４月２７日，中国第一所私立师范学校通州师范学堂开学了。有研究资料表明，在通州师范学堂任教的教员主要是由罗振玉推荐的日本人，中国教员只有王国维一人，且名列学堂教员首位，学堂里的其他中国人主要从事管理等校务工作，由此可见王国维还是受到张謇特别器重的。不过，王国维在教学过程中却并不受学生们欢迎，据当年一位学生后来回忆说： 著名的近代学家、考证学家王国维，他曾是通州师范初期的教师，在校时间不过半年，教的lún理学和国文。那时他才二十六岁，年龄比一般学生还小，再加所写的讲义多从日文翻译过来，不能像一般古文那样顺眼，因而他在举贡生监出身的学生们眼中，也没有得到尊重。 在这段回忆中，至少向人们提供了这样几个信息：一、王国维在通州师范学堂教授的是lún理学和国文两门课，并不是有的研究者所认为讲授心理学和逻辑学；二、通州师范学堂的生员，必须是国文基础深厚的“贡监禀增附五项生员”（即贡生、监生、禀生、增生和附生），而王国维以一个不起眼的秀才身份教授他们国文课，很显然有一定的难度；三、王国维讲授的lún理学课程，是自己从日文本中翻译过来的教材，其中一些语句不太容易让学生们接受；四、教员王国维甚至比自己的学生还年轻，这也是他没能受到学生们应有尊重的一个原因。还有一点，那就是伴随王国维终生的那一口地道而难懂的浙江海宁地方官话，使江北学生一时难以听懂，这也是王国维“没有得到尊重”的一个原因。 总而言之，王国维在通州师范学堂近一年的教学生活并不如意，就连结束这一学年教学工作返回海宁的途中，他还遭遇了一件窝心事，致使大病一场。原来，王国维遵照当初签订一年的教学协约，在即将完成这一年教学任务时，他从罗振玉和藤田剑峰处得知将有一个公派出国留学的机会，随即便于光绪三十年（公元１９０４年）１月２８日离开了通州师范学堂。不料，就在王国维乘坐“美顺”号轮船从通州返回海宁途经上海，当晚在上海浦东码头提取行李时才发现行李箱上的锁已经掉落，导致箱内物品散落一地，不仅有一些衣物、书籍和临行前张謇所书赠条幅浸水失落，而且一年来节余的１００元英洋薪水也不见踪迹。对此，钱剑平先生在其著作《一代学人王国维》中是这样记述的： １９０４年１月２８日，任满自通州返海宁，路经上海时，文弱书生的王国维遗失随身所带行李中的银元及其他衣物。那天由于无其他公司的轮船，他只能搭乘当时最时髦的美顺轮，船自通州到上海时停在浦东的码头，那时已是夜晚，王国维的行李jiāo给长春客栈，他们用接客的小船转运，等到了客栈，王国维前去检视，发现行李已被撬窃，失去整包鹰洋壹佰元及纸卷等物。几经jiāo涉亦无结果，心情非常不好。 通读钱剑平先生的这段文字，不仅给人们提供了王国维是到了长春客栈后才发现钱物被窃，而且有些细节的描述还暗指长春客栈有盗窃之嫌疑。而上海的陈鸿祥先生则另有解说：“轮船舶岸时，他（王国维）随身携带的行李被窃。”这就是说，王国维的行李是在轮船从通州到上海的航行途中被窃。对此，我们还是来看一看现藏在上海图书馆中唯一留存的王国维写给父亲王乃誉的信件中是怎么说的吧： 男（王国维）十二月十二日（公元１９０４年１月２８日）由通动身，昨抵沪时已昏黑。是日无三公司轮船，即搭美最时行之美顺轮船，船停浦东，因嘱长春栈接客将行李等用船运至该栈。迨至码头检视行李，则箱锁已断，衣裘尽湿。细行查检，失去整包英洋壹佰元及纸卷等物（内有张季直联等）。 在这里，王国维说的很清楚，他是在码头检查行李时发现物品损坏丢失的。为了追讨丢失的物品，王国维在上海盘桓了十余天，据陈鸿祥先生说“被窃的钱物中有张謇写的条幅，已经索回”，至于是向哪一方追讨的，至今也没有一个确切说法。不过，遭遇此事的王国维虽然等于在通州师范学堂义务执教了一年，但他还是大有收获的，因为他除了积累了一定的教学经验，以及在这期间写了十多首诗歌外，他还在那种清幽安定的生活环境中潜心钻研了康德和叔本华的哲学思想，这为他随后撰写具有开拓xìng意义的《红楼梦评论》奠定了不同寻常的基础。这将在下一章中予以解析。 光绪三十年（公元１９０４年）春节过后，王国维在海宁并没有等到公派出洋留学的消息，却接到这时已经就任江苏教育顾问的罗振玉的邀请，出任《教育世界》的真正主编。关于王国维主持《教育世界》期间的往事前面已经说过，在此不赘。下面，我们不妨将时间直接拽到当年下半年（具体月份至今还有争论）王国维前往苏州就任江苏师范学堂教员那一段黄金般的时光中。 即便苏州当时不是江苏省省会，它也是世界上最适宜人类居住的一座城市。位于江南水乡中心地带的苏州城，距今已有两千五百多年的历史，不仅江南水乡的文化命脉没有断绝，长方形城址没有改变，而且就连以河道与街道纵横jiāo织而成的城市骨架基本格局也保存完好。徜徉在小桥、流水、人家分布其中的幽深街衢，那粉墙黛瓦、四合天井式的民居，或面河、或临河、或跨河而建，虽然只有传统的一、两层高，但是朴素无华的梁柱上因为点缀有少许精巧雕饰，顿使这些普通建筑显现出了一种淡雅、柔和而自然的水乡风韵。当然，作为苏州这座城市的灵魂，古典园林是人们认识它的最好名片。关于苏州古典园林，古往今来的诗词歌赋可以说是车载斗量，数不胜数，其中经典篇章也是汗牛充栋，虽然我也曾有拙作《魅力苏州园林》予以专门表述，但在这里我还是想引用年逾九旬的中国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副主任郑孝燮老先生《忆水乡古城苏州》和《颂世界遗产之苏州园林》两篇文章中的片段，这不仅因为他是中国加入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世界遗产委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14 章 员会的倡议者之一，也不是因为我曾多次到他家中聆听过谆谆教诲，而是由于他的这篇文章确实写得精妙，还由于他从事建筑、城市规划、文物保护等事业数十年来竟然只在公元２００７年１月结集出版了唯一一部著作《留住我国建筑文化的记忆》，让人感受到一种审慎严谨治学大师的高超风尚，更由于他竟然用抖动的笔将这部著作中的个别错字订正后才郑重地赐予了我，还由于家乡就在苏州，但是为了郑老（也是所有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者）的事业而多年不曾回乡的郑老夫人的奉献精神及其至今不曾稀释的浓浓的江南苏州水乡情怀，促使我想以这种方式表示我个人的感动和敬佩，当然如果读者朋友也能表示理解和认可的话，我则满心欣慰矣。郑老在以上两篇文章中对苏州古典园林这样描写道： 苏州古典园林是源于文学、绘画、建筑、园林等多种文化艺术的理论与创作的结晶。 …… 中国传统的古典园林其实也称山水园。那是因为造园一定要有山有水，虽然主要是人工山水。苏州园林尤其讲求叠山理水，讲求山水的风格、品位和意趣，就像一幅幅重在写意的山水画一样。如果问谁是中国园林之母？不是别人，正是中国传统的文人山水写意画。山水画的画理造就了造园的园理，山水画的文化品格及物外意境，也就转化成了园林设计的自觉追求。这种追求可以从中反映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即一种“天人合一”的审美宇宙观。总之，山水画和山水园是一脉相通的。 ……苏州园林向来采取不对称的自由式布局形式。自由式的园林空间可以充分地为造园四大物质要素山、水、花木、建筑，提供挥洒自如的艺术创造空间。恰如山水画面的自由布局道理一样，虽然外无定形，却是内有定理。可见，山水画面和园林布局表现的自由形式是艺术的自由，是和谐统一中创造变化的自由，看似无序，实质上则体现了更高层次的有序引人入胜，感悟一种形神兼备、回归自然的艺术境界。清代人谈论造园有这样一段话：“造园如作文，必使曲折有法，前后呼应。最忌堆砌，最忌错杂，方称佳构。”一座座苏州园林不仅自身美如诗画，它们合起来又宛如天上的朵朵仙花，洒落在粉墙黛瓦、前街后河、小桥流水人家，一张张民居街区的画面上。苏州园林和水乡古城风貌如此有机融合的此情此景，恐怕是人类世界上仅有的。 确实，在如此美妙的园林城市中，王国维又是与罗振玉、藤田剑峰等志同道合的老朋友们在一起工作，自然他的心情是愉悦而轻松的。苏州的古典园林很多，王国维在课余时间经常畅游其中，但他最喜欢的依然是留园，这从他后来的几首诗中都提到留园可以确证。 不过，作为江苏师范学堂的教员，王国维的主要工作是教书育人，据考证他在这里共讲授修身、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学三科。由于已经有了通州师范学堂的前车之鉴，再加上王国维在知识储备和教育思想方面已经成熟，特别是他能够站在哲学的高度上考虑问题的方法，使他讲授以上课程得心应手，也很受学生们的欢迎。鉴于王国维的教学能力和成绩，罗振玉及时拔擢他担任中文总教习，使王国维得以将自己的学养更充分地传授给他的学生们。不过，一场变故还是让王国维结束了他人生中的这一短暂而美好的教学时光，他不得不于光绪三十一年（公元１９０５年）１１月离开苏州，离开他的江苏师范学堂讲台和留园，回到海宁老家周家兜的那栋宅院里。 关于使王国维离开苏州的这场变故，似乎应该从罗振玉和张謇这对老朋友之间的芥蒂说起。前面我们提到王国维撰写《寺院与学校》一文谴责张謇占用千佛寺作为学堂一事，这篇文章是在国维离开通州后写的，具体是他的个人看法还是另有背景，我们今天不便揣测。不过，在这场变故中张謇“驱逐”罗振玉所使用的方法却与王国维谴责他是同一个理由占地私建或为公占地。之所以说是“占地私建或为公占地”，因为关于这场变故至今还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是罗振玉占用江苏师范学堂土地建造私宅；一是罗振玉在筹建江苏师范学堂时将校址选在三元坊占用了原先属于沧浪亭的公产。其实，无论哪种说法都是江苏特别是苏州当地士绅驱逐罗振玉的一个借口。原来，以办理教育而名闻遐迩的罗振玉，在新任江苏巡抚端方的特别邀请下担任江苏教育顾问，其主要任务就是创办江苏师范学堂，学堂建成后便出任监督（校长）。不料，在学堂招生问题上，因为罗振玉拒绝为当地士绅“开后门”，坚持苏州和江淮等地生员一律凭考试成绩录取，这使当地士绅极为不满。随后，当地士绅乘罗振玉返乡料理父亲丧事的时机，煽动苏州籍学生驱赶外地生员以激化事端。接着，张謇以江苏教育会会长的名义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竟将矛头直接指向学堂监督罗振玉，指斥他利用占用学校土地建造私宅。对于这一指斥，远在淮安老家“丁忧”的罗振玉虽然很是气愤，但他也只好向苏州地方当局辩解说，自己建造私宅在师范学堂围墙之外，而且表示原本为迎养父亲而建造的这座私宅现在愿意捐献为公所有。同时，罗振玉针对张謇在报刊上发表指斥自己的文章，也在上海报刊刊登了相应的“答辩书”。经此事变，罗振玉随即辞去江苏师范学堂监督一职，继续在老家“丁忧”不出。随着罗振玉的辞职，由他一手聘请的日本籍教员纷纷离开江苏师范学堂，而一直追随罗振玉的王国维也旋即辞职回到浙江海宁蛰居潜学。 其实，王国维这时在海宁潜心修学的依然是西方哲学，而体现西方哲学对王国维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影响的，首先就是如今在中国已经成为一门显学“红学”历史上的开山之作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 第三部分 辗转独学 按照王国维自己的说法，他的“独学之时代”应该从光绪二十七年（公元１９０１年）夏天从日本留学中途归来时算起，且独学之初竟然是从“专门中之专门”的西方哲学研究开始的。随后，王国维在短短十年间虽屡屡转变独学方向，但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令人仰止的辉煌成就，特别是在这辉煌成就的背后，他并没有古时文人在衣食无忧环境中潜心治学的安逸与闲适，而是为了生存不得不不断地辗转于各地，在生活和命运的夹缝中孜孜以求。如果说王国维的独学历程是率先站在了西方哲学高度上的话，那么他艰辛辗转的生活历程则成为他独学时代中最厚重丰裕的土壤，使他的学问之花得以汲取人生和社会养分，从而绽放得更加艳丽而独特。 第十章 纵论“红楼” 其实，王国维早在东文学社时就从日本籍教员田冈云岭的文集中接触到了令他“心甚喜之”的西方哲学，但那时因为“文字睽隔”，他“以为终身无读二氏之书之日”，这里的“二氏”即西方哲学巨匠康德和叔本华。后来，随着日语和英语等外文水平的提高，王国维终于能与他仰慕的西哲们有了跨越时空的心神jiāo流，随后还写出了在当时具有振聋发聩影响的两篇相关论文《哲学辨惑》和《论教育之宗旨》。不过，客观点说，这两篇论文中留有太多西哲特别是叔本华的痕迹，就连一些语句也是“叔本华式”，所以不能算作王国维的学问之事。而要想明确王国维独学历程中的发轫之作，似乎应该从他的《红楼梦评论》开始，虽然这一评论的论点依然是立足于叔本华的哲学思想，但其石破天惊的开拓之功还是不能忽视或抹杀的。那么，王国维是如何接触到叔本华的，他为何如此钟情和崇拜于叔本华，叔本华哲学思想的精髓是什么，王国维从叔本华哲学思想中接收了什么养分，他是怎样消化和吸收的，对他的哲学思想和人生观的形成有哪些影响，他为什么要评论《红楼梦》，他是如何评论《红楼梦》的，评论《红楼梦》是否表明他的独学之旅开始由哲学转向了文学，他的《红楼梦评论》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有着怎样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对于“红学”研究又有着什么样的贡献呢……面对这么多的疑问，我们还是从头说起好了。 上面说过王国维“初识”叔本华是在东文学社时。那是光绪二十五年（公元１８９９年）的一天，王国维在田冈云岭所写的《岭云摇曳》、《第二岭云摇曳》和《云片》这三部文学和美学理论著作中读到关于叔本华的引文，使他有茅塞顿开之感。三年后，当王国维已经解决了“文字睽隔”的障碍重新捧读叔本华原著时，不仅在一年之内连续阅读两遍，而且还写了《叔本华像赞》等歌咏文章表达自己的感怀。可以说，叔本华已经成为这时王国维的精神导师，王国维对叔本华的崇敬也达到了顶礼膜拜的程度。其实，王国维最先崇敬的西哲并不是叔本华，而是叔本华的老师另一位西哲巨匠康德。当时，王国维因为阅读康德著作“苦其不可解”，才转而从叔本华处寻找解读的钥匙，也就是说王国维阅读叔本华只是为了读懂康德。确实，德国哲学大师康德的理xìng哲学，不仅论说系统严密，而且理xìng色彩和逻辑xìng极强，它完全不同于中国古老哲学中的点评式或感悟式，别说是二十世纪初年王国维等还没有从传统知识分子阵营中脱离者，即便是今天的学者中又有几人能读懂康德呢？而王国维之所以首先选择康德，那是因为康德的哲学思想已经风靡欧洲，席卷日本，是当时人们研究哲学的最高起点，而这时已经露出纯粹学者端倪的王国维自然不能忽视。所以，当王国维阅读康德遭遇阻碍时，他不得不转而捧起了叔本华的系列著作，诸如《充足理由律的四种根源》、《论自然中之意志》、《叔本华文集》和《意志及表象之世界》等等，其中《意志及表象之世界》中的《康德哲学批判》一文则成为王国维“通汗德（康德）哲学关键”。拿到了解读康德哲学的钥匙，王国维在随后几年间曾四次通读康德，对康德著名的三大批判著作《纯粹理xìng批判》、《实践理xìng批判》和《判断力批判》有了属于自己的独特理解： 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余知真理，而余又爱其谬误。伟大的形而上学，高严之lún理学，与纯粹之美学，此吾人所酷嗜也。然求其可信者，则宁在知识论上之实证论，lún理学上之快乐论，与美学上之经验论。知其可信而不能爱，爱其可爱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烦闷。 由此可知，王国维虽然崇敬康德学说，但并没有陷入到盲目境地，而是有着自己的思考。比如，康德美学中的超功利xìng和天才论观点都引起了王国维的强烈共鸣，但他的经验主义和理xìng主义则出现断裂，这既是康德哲学理论体系中的矛盾处，也是王国维在“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烦闷”。相比而言，由康德“不可知论”中脱胎而出的叔本华之“唯意志论”，特别是叔本华的“厌世悲观学说”更是直接指向了王国维的酸楚内心，遂成为王国维精神世界中的伴侣。 对于王国维为什么舍康德而钟情叔本华一事，佛雏先生曾从四个方面解析说： 王氏当年对叔氏哲学美学之所以如此倾倒，窃曾以为有以下数因：一、当时强邻逼侵，国势阽危，王氏一介书生，思以振兴学术为救亡之根本，而哲学为诸学之冠冕，在他看，康德叔本华哲学又属哲学中之“第一义”。二、王氏赋xìng“忧郁”，庄列思想盖所固有，今于叔氏之书而得一大印证，而其体系之“绵密”“精锐”出，又似足补庄列诸家之所不及。这比之苏子瞻初读《庄子》那种若有夙契之感，实更有过之。三、王氏少年时期颇具英雄崇拜心理（观其《咏史》诗可见），若康若叔，在当时王氏眼里，均属“旷世之天才”。四、叔氏之书不甚艰晦而富文采，叔氏自称其书不缺乏“美”，亦哲学、亦文学，这对王氏也是完全相投的。 诚如斯言，但窃以为叔本华的“天才论”首先满足了王国维的天才情结，以及叔本华的“悲剧说”与王国维境遇之完全契合，才是王国维对其哲学思想从内心表示认可的最贴近因素。 叔本华的哲学体系来源有三，即康德学说、柏拉图学说和印度哲学。在对这三种哲学思想继承的同时，叔本华还提出了自己的创见，那就是后来形成其哲学思想体系的三个主要组成部分：生命意志本体论、直观主义认识论和悲观主义人生观。可以这么说，叔本华哲学体系中的这三个部分都对王国维产生了重要影响，或者说王国维的哲学思想就是奠基在叔本华的哲学基础之上而形成。不过，王国维毕竟不是碌碌之辈，他是极具创见意识和能力的世界xìng学术大师，所以他在接受叔本华哲学思想的同时有着自己的选择和认识深度，并能够从中提炼、溶解、创建属于自己的哲学思想，诸如他对叔本华的“意志论”就进行了人本主义解读，并没有陷入到叔本华自己都感到十分困惑的唯意志论中，而是从人本位角度作出了精妙的思辨。当然，王国维的创见毕竟来源于叔本华哲学体系，并不属于他自己的原创，所以还是不能否认在王国维的诸多论著中都可以找到叔本华的影子。不过，在王国维与叔本华这两者之间肯定于灵魂深处有着强烈的共鸣点，否则他们不会有这种跨越时空的心神jiāo流，王国维也不会在深深领会叔本华哲学神韵的基础上，使用一种完全属于他自己的语系将叔本华哲学思想娓娓道来，更不会将其延伸但属于他自己的哲学思想表述得淋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15 章 漓尽致。 毫不讳言，王国维与叔本华的灵魂jiāo接点就是天才论，虽然王国维认为“天才者，或数十年而一出，或数百年而一出，而又须济之以学问，帅之以德xìng，始能产真正之大文学”，但是满怀天才情结的王国维在评价自己时则没有丝毫的掩饰，他甚至一度认为自己就是数十年或数百年才一出的那位天才。诸如，王国维在谈到他的《人间词》时，就曾借同学樊志厚之名在《甲稿》序言中说：“读君所自为词，则诚往复幽咽，动摇人心，快而能沈，直而能曲，不屑于言词之末，而名句间出，往往度越前人。至其言近而旨远，意决而辞婉，自永叙以后，殆未有工如君者也。”从这里，我们根本看不出王国维作为中国传统学人本应该讲究的谦谦之风，反而表露出了一种极为坦率的自负。如果说这是因为借他人之口之故的话，那么王国维在随后整理的《静庵文集》自序中，同样有“其见识文采亦诚有过人者”和“斯有天致，非由人力”等句，这简直等于说自己就是天才了。 自视很高，而命运多舛，这必然导致王国维对人生问题有更多更深的思考。不过，这时的王国维还没有找准自己的人生定位，他还有着浓厚的学术救国思想，并不承认自己终究只是一名学者，一名适合深究学问的纯粹学者。所以，王国维对于自己屡屡遭遇不幸感到极为痛苦，而他的痛苦不仅仅来自于外在境遇，更来自于自己的内心思想。正如叔本华所说：“天才所以伴随忧郁的原因，就一般来观察，那是因为智慧之灯愈明亮，愈能看透‘生存意志’的原形，那时才了解我们竟是一副可怜相，而兴起悲哀之念。”如此，我们不妨简要回顾王国维此前的生活境遇：幼年丧母，身体羸弱，家中一年所得仅仅能够满足衣食，１６岁购买自己喜欢的前四史还得动用多年的压岁钱，接着就是连续的科举落第，以及辗转《时务报》馆、东文学社、武昌农务学堂、通州师范学堂、江苏师范学堂等等，期间别说发生了诸多的政治变故，单是受罗振玉资助到日本留学后又因病半途而回这一事，就足以使王国维深切地感受到了人生之痛苦。所以说，在“天才”王国维又一次遭遇人生不济时捧读叔本华之前，他的心里早已储存了足以点燃自己人生哲学思想的干柴，而当叔本华的思想火花一接触到它，便很自然地燃起了属于王国维自己的思想火焰。也就是说，王国维接受叔本华哲学并不是从学术角度开始的，而是从切身人生体验进行的解读的感悟。这种人本主义解读方式的原由，一是王国维本身有着深刻的灵魂触动，一是叔本华为王国维提供了一种最佳的启发方式或途径，两者缺一不可。 既然王国维的灵魂痛处被叔本华点中了，他为什么没有将哲学这一“专门中之专门”的学问继续深入地研究下去，而是随后转向了文学呢？对此，王国维自我解释说： 余之xìng质，yù为哲学家则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寡，yù为诗人则又苦感情寡而理xìng多……今日之哲学界，自赫尔德曼以后，未有敢立一家系统者也。居今日而yù自立一新系统，自创一新哲学，非愚则狂也。近二十年之哲学家，如德之芬德，英之斯宾塞尔，但搜集科学之结果，或古人之说，而综合之修正之耳，此皆第二流之作者，又皆所谓可信而不可爱者也。此外所谓哲学家，则实哲学史家耳，以余之力，加之以学问以研究哲学史，或可cāo成功之券。然为哲学家则不能，为哲学史家则又不喜。 这就是王国维“疲于哲学之一原因也”。于是，王国维转而利用西方哲学这把牛刀对中国文学名著进行解剖时，可谓是庖丁解牛游刃有余。而被王国维第一个拿到哲学解剖台上的，就是距离当时已面世近２００年也被世人用中国固有考据之刀解剖了近２００年的名著《红楼梦》。那么，王国维为什么要选择《红楼梦》来检验他已经运用娴熟的西方哲学这把锋利牛刀呢？ 要解决这一问题，同样不能偏离王国维的悲剧情怀。王国维的天才情结，给他带来的悲剧情怀可以说是根深蒂固的，他一生都在以悲剧目光打量着世界，也打量着他自己。所以，当王国维离开通州师范学堂回到家乡后，在又一次破碎其出洋留学之梦时，百无聊赖中他捧起了《红楼梦》，这一年是光绪三十年（公元１９０４年）的江南梅雨季节。在这个季节里，王国维本就灰暗的心情潮湿到了极点，一种人生之痛楚时时萦绕在他的心头，这时他完全信服了叔本华的“人生就是悲剧”观点。而造chéng rén生这一悲剧的根源，只有一个字yù。而“yù”又是生活之本质，所以悲剧也将伴随人的一生，这一结论实在让王国维陷入其中不能自拔。至今，人们也不曾明白王国维这次是不是他第一次捧读《红楼梦》，反正他不仅就此认识到《红楼梦》是一“彻头彻尾之悲剧也”，是“悲剧中之悲剧也”，而且极为重要的是它还为人们指出了摆脱这一悲剧的途径，这就让王国维不能不对《红楼梦》推崇备至。所以，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第三部分“《红楼梦》之美学上之价值”中说： 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著此乐天之色彩：始於悲者终於欢，始於离者终於合，始於困者终於享；非是而yù餍阅者之心，难矣。若《牡丹亭》之返魂，《长生殿》之重圆，其最著之一例也。《西厢记》之以惊梦终也，未成之作也，此书若成，吾乌知其不为《续西厢》之浅陋也？有《水浒传》矣，曷为而又有《dàng寇志》？有《桃花扇》矣，曷为又有《南桃花扇》？有《红楼梦》矣，彼《红楼复梦》，《补红楼梦》，《续红楼梦》者，曷为而作也？又曷为而有反对《红楼梦》之《儿女英雄传》？故吾国之文学中，其具厌世解脱之精神者，仅有《桃花扇》与《红楼梦》耳。而《桃花扇》之解脱，非真解脱也：沧桑之变，目击之而身历之，不能自悟，而悟於张道士之一言；且以历数千里，冒不测之险，投之缧绁中，所索之女子，才得一面，而以道士之言，一朝而舍之，自非三尺童子，其谁信之哉？故《桃花扇》之解脱，他律的也；而《红楼梦》之解脱，自律的也。且《桃花扇》之作者，但借侯（侯方域）、李（李香君）之事，以写故国之戚，而非以描写人生为事。故《桃花扇》，政治的也，国民的也，历史的也；《红楼梦》，哲学的也，宇宙的也，文学的也。此《红楼梦》之所以大背於吾国人之精神，而其价值亦即存乎此。 之所以大段引用王国维的原文，是为了充分地表明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与其说是他哲学思想的一种实证xìng研究，还不如说是王国维对几年间自己生命感悟的一种总结。虽然这份总结是借助《红楼梦评论》为载体，但王国维的心灵之痛和人生之悲还是表露无疑。 确实，王国维将《红楼梦》定位为“彻头彻尾之悲剧”，在当时中国“红学”界乃至整个文化界无疑是一个石破天惊的论点和发现，因为《红楼梦》面世一百多年间中国学人虽然予以了充分关注，但全部都陷入了乾嘉以来极为昌盛的考证之窠臼，没有一人是从纯文学或者说哲学角度加以解析，更没有人像王国维这样勇敢地以人生体验来套解其中滋味，并得出其为“悲剧中之悲剧”的结论。于是，王国维对《红楼梦》这一惊世骇俗的定位，从此便奠定了中国乃至世界“红学”研究的基调，也就是说所有评论都毫不犹豫地将《红楼梦》纳入到悲剧之列。那么，悲剧《红楼梦》到底属于哪种悲剧呢？它为什么会被王国维定位为“悲剧中之悲剧”呢？ 对此，王国维又一次借助叔本华的“悲剧说”，将世间悲剧划分为三种形式或三个层次： 第一种之悲剧，由极恶之人，极其所有之能力，以jiāo构之者。第二种，由于盲目之命运者。第三种之悲剧，由于剧中之人物之位置及关系而不得不然者；非必有蛇蝎之xìng质，与意外之变故也，但由普通之人物，普通之境遇，逼之不得不如是；彼等明知其害，jiāo施之而jiāo受之，各加以力而各不任其咎。 在这三种悲剧中，王国维认为第三种才是真正的悲剧，而《红楼梦》恰恰就属于这第三种，例如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不就是在大观园里众人各有所愿中造成的一大悲剧吗？当然，悲剧的根源还是那个“yù”字，所以钱钺先生在所著《王静安与叔本华》中对王国维评论《红楼梦》的立足点进行了这样评论与解释： 先生取精用宏，以其哲学方法与思想以研究《红楼梦》。夫人皆有生活之意志，因而即有yù望，有yù望则求满足，实则yù望永无满足之时，故人生与痛苦相始终。yù免痛苦，惟有否认生活之yù，而求其解脱，先生即本此理以评《红楼梦》。以为男女之yù为人生诸yù中之最大者，《红楼梦》一书，即写人生男女之yù而示所以及如何解脱之道，其中人物，多为此yù所困苦，贾宝玉初亦备尝男女之yù的苦痛，其后弃家为僧，否认生活之yù，是为解脱。 在这里，似乎有必要提醒读者注意，这时的王国维还不足３０岁，而在论及“男女之yù”时简直就是中国的“弗洛伊德”了。不过，王国维毕竟是王国维，他有着自己的睿智思想和脱俗见解，他在评论《红楼梦》时首先要解决的是人生之大问题，其次要解决的则是社会问题。例如，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的开篇就是“人生及美术之概观”。对此，王国维说：“老子曰：人之大患，在我有身。庄子曰：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如此，则“忧患与劳苦之与生，相对待也久矣”。而人生之所以陷入这种忧患与劳苦，其根源还是在于人的yù望，这就是人生之最大问题。而能够解决人生这一最大问题的，只有《红楼梦》中的贾宝玉，至于《红楼梦》中的其他人及以上所列名著中的人物，都是因为某种yù望得不到满足而陷入悲剧之中。例如，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第四部分中以“《红楼梦》之lún理学上之价值”为题，从《红楼梦》中人物之悲剧为切入点，对整个社会和人类产生这种悲剧的根源进行了解析，这不能不说王国维实在是具有世界xìng目光和胸怀的伟大之学者。记得王国维在“《红楼梦》之lún理学上之价值”中这样写道： 夫宝玉者，固世俗所谓绝父子、弃人lún、不忠不孝之罪人也。然，自太虚中有今日之世界，自世界中有今日之人类，乃不得不有普通之道德，以为人类之法则。顺之者安，逆之者危；顺之者存，逆之者亡。于今日之人类中，吾固不能不认普通之道德之价值也。然所以有世界人生者，果有合理的根据欤？使世界人生之存在，而有合理的根据，则人生中所有普通之道德，谓之绝对的道德也。然吾人从各方面观之，则世界人生之所以存在，实由吾人类之祖先一时之误谬。 在这里，王国维虽然表现出些许困惑，但他还是站在了整个社会和人类的角度提出了疑问。不过，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虽然将评论的立足点选在了叔本华哲学体系中的“悲剧说”，但他并不像许多人认为的那样是在宣扬悲观厌世的人生态度。恰恰相反，王国维在评论的第四部分后面对叔本华关于宗教解脱人生痛苦是否能够在现实社会中得以实现表示了疑问，而正是这一疑问，让我们看到了王国维人生态度中积极光鲜的一面，否则他怎能以一种敏锐眼光和冷静思维对现实问题加以如此深刻的思考，并将自己思考的结果《红楼梦评论》连续刊登在《教育世界》上供大众来参照和反思呢？ 不过，如果单纯从文学评论角度而言，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评论，或者说不是人们习惯框架中的文学评论，因为他没有从作品本身出发，对《红楼梦》这部伟大著作进行剖析。所以说，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更应该属于他个人的人生感悟，只是他的这一独特感悟是由《红楼梦》触发而已。当然，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在诸多领域都有着不可磨灭的开拓xìng贡献，诸如“在中国美学史上，首次引入西方‘悲剧’这一概念”；诸如在王国维之前没有任何人采用西方哲学和美学对中国文学展开评论，“所以静安先生此文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实在乃是一部开山创始之作”；诸如王国维采用章节分段这一评论方式，不仅创造了一种崭新的文学评论文体，而且其层层递进、逻辑xìng极强的说理优势明显要优于中国以往那种以序、跋、话等陈旧评论模式，这不能不说是王国维对中国文学评论的一大贡献。 然而，如果从心理发生学角度来说，王国维的天才情结与多舛人生所酿成的心灵苦痛，虽然通过《红楼梦评论》得到了部分释放和缓解，但《红楼梦评论》也恰恰向世人表露了王国维心灵之苦痛到底有多么深沉和峥嵘。记得美学家夏中义先生曾有一个特别的假设比喻，不妨摘录与读者共同欣赏： 学界在研究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时，曾公认鲁迅是现代中国最苦痛的灵魂。假如我们不拘泥与１９１９年（“五四”）才是现代史的开端，而把它挪到１８９８年（“戊戌变法”），即２０世纪前夜，那么我敢说，比起鲁迅来，王国维的灵魂苦痛也许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突发一种想法：如果用文学阶段来划分王国维的灵魂之苦旅，似乎可以将他在通州的诗歌创作时期比作是苦旅伊始，辞通州之职返回海宁写作《红楼梦评论》作为他的苦旅之巅，而前往苏州任教时所填词阶段则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16 章 应该是他由苦旅转向快乐的急转弯了。随后，王国维的人生之旅虽然变故和不确定依旧伴随，但通过文学活动折shè他的这段心路历程还是不可忽却的。 第十一章 静庵诗情 关于王国维的诗歌创作，我们还是从他的《静庵诗稿》说起吧。 其实，《静庵诗稿》不是一本书，而是王国维于光绪三十一年（公元１９０５年）９月亲自选编后出版的《静庵文集》的附属品。之所以这么说，不妨听听王国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助手赵万里之解说： 此编（《静庵文集》）收文论十二篇，即：《论xìng》、《释理》、《叔本华之哲学及教育学说》、《红楼梦评论》、《叔本华与尼采》、《国朝汉学派戴、阮二家之哲学说》、《书叔本华之遗传说后》、《论近年之学术界》、《论新学说之输入》、《论哲学家及美术家之天职》、《教育杂感》、《论平凡之教育主义》，这些均是先生壮岁攻研哲学教育学时所作。……此编各文之思想出发点，乃在叔本华之知识论。 在这里，赵万里根本没有谈及《静庵诗稿》，可见它在《静庵文集》中并不是重点。对此，王国维自己似乎也是这么认定的，否则他不会在文集中自署“静庵诗稿附”予以说明。不过，作为《静庵文集》附属品的《静庵诗稿》，虽然只有区区４９首，仅是王国维一生创作１９２首诗歌中的一小部分，它的成就也不及先前的《红楼梦评论》和随后的《人间词话》那样成为中华文学宝库中的经典，但我们并不能因此而轻视甚至忽略它，因为它毕竟是王国维短暂人生中珍贵的片段记忆，它毕竟承载着王国维太多的情感和思想发酵，何况其中一些篇什确实堪称是中华诗歌百花园中的奇葩。 王国维自光绪十七年（公元１８９１年）试作《九月团脐十月尖》一诗开始，直到他于民国十六年（公元１９２７年）６月２日自沉颐和园昆明湖的前一天为学生题写扇面诗为止，他一生虽然写了１９２首诗歌，但是诗歌创作的活跃期只集中在光绪二十九年（公元１９０３年）至光绪三十三年（公元１９０７年）这几年间，而且基调基本上奠基在叔本华哲学的悲观论上，其“诗眼”似乎只有一个字“苦”。诸如：《杂感》中的“侧身天地苦拘孪”，《病中即事》中的“强颜入世苦支离”，《五月十五夜坐雨赋此》中的“脑中妄念苦难除”，《浣溪纱》中的“金、焦在眼苦难攀”，《题梅花画筹》中的“苦忆罗浮山下住”，《杂感》中的“苦求乐土向尘寰”，《端居》中的“役役苦不平”，《游通州湖心亭》中的“人生苦局促”，《尘劳》中的“苦觉秋风欺病骨”，《平生》中的“平生苦忆挈卢敖”等等，无不体现出了王国维这一时期忧生孤苦之心境。为了使读者对王国维悲苦心境有一个比较深刻的感知，下面引录几首以供细细咀嚼。光绪二十九年（公元１９０３年），王国维应邀到通州师范学堂任教，虽然获得了一份较为丰厚的养家薪水，但他的内心则很是苦闷，如创作于该年夏天的《游通州湖心亭》： 扁舟出西郭，言访湖中寺。 野鸟困樊笼，奋然思展翅。 入门缘亭坳，尘劳始一憩。 方悉亭午热，清风飒然至。 新荷三两翻，葭炎去无际。 湖光槛底明，山色尊前坠。 人生苦局促，俯仰多悲悸。 山川非吾故，纷然独相媚。 嗟尔不能言，安得同把臂。 在这里，如果说诗的开头王国维把自己比喻为樊笼中渴望展翅高飞的野鸟，还透露出２６岁青年应有的一种抱负和怀才不遇之慨叹的话，我们完全能够理解和接受。而随后，王国维竟吐出了“人生苦局促，俯仰多悲悸”的悲凉，就不能不让人对他在这个韶华之年的心态有所揣测了。确实，在通州岁月里王国维一直以叔本华为伴，叔本华哲学体系中的悲观论瞬间激起了王国维的人生和心灵感应，于是他以诗歌的方式向知音叔本华进行了跨越时空的心神jiāo流。在这种心神jiāo流中，王国维再回首扫望自己身边诸君，一种高处不胜寒的孤独油然而生： 新秋一夜蚊如市，唤起劳人使自思。 试问何乡堪着我？yù求大道况多歧。 人生过处惟存悔，知识增时只益疑。 yù语此怀谁与共，鼾声四起斗离离。 这是王国维于当年通州师范学堂放暑假时所作的《六月二十七日宿硖石》一诗，从中不难看出这时王国维渴望治学而条件不济的困惑，以及随着学养增厚和思想的日渐成熟而突显出他与众不同的心理孤独。不过，王国维的困惑与孤独还来源于他这时对叔本华哲学体系中讲求解脱的一种怀疑，例如他在这年秋天所写的《来日二首》： 来日滔滔来，去日滔滔去。 适然百年内，与此七尺遇。 尔从何处来？行将徂何处？ 扶服径幽谷，途远日又暮。 然一罅开，熹微知天曙。 便yù从此逝，荆棘窘余步。 税驾知何所，漫漫就前路。 常恐一掷中，失此黄金注。 我力既云痛，哲人倘见度。 瞻望弗可及，求之缣与素。 宇宙何寥廓，吾知则有涯。 面墙见人影，直面固难知。 半在水，本末互参池。 持刀剡作矢，劲直固无亏。 耳目不足凭，何况胸所思。 人生一大梦，未审觉何时。 相逢梦中人，谁为析余疑。 吾侪皆ròu眼，何用试金篦。 这时，王国维通过西哲康德和叔本华这两扇哲人之窗已经大开眼界，对世界和人生都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与思考，但现实生活中的生存羁绊和渴望新学的不如意，都让王国维感到了一种无奈的虚无。然而，就在王国维处在无奈虚无中的时候，他辞去通州师范学堂之职准备争取南洋公学公派留学的梦想也随之破灭，这时他的心情简直低落到了极点。这从他这时创作的备受时人和今人高度评价的题为《蚕》的诗中得到了尽情渲染和淋漓体现： 余家浙水滨，栽桑径百里。 年年三四月，春蚕盈筐篚。 蠕蠕食复息，蠢蠢眠又起。 口腹虽累人，cāo作终自己。 丝尽口卒屠，织就鸳鸯被。 一朝毛羽成，委之如敝屣。 索其偶，如马遭鞭。 濡视遗卵，怡然即泥滓。 明年二三月，嬴嬴长孙子。 茫茫千万载，辗转周复始。 嗟汝竟何为？草草阅生死。 岂伊悦此生，抑由天所畀？ 畀者固不仁，悦者长已矣。 劝君歌少息，人生亦如此。 浙江海宁是繁盛的蚕桑之乡，王国维借用蚕一生极不公允的命运来观照自己乃至整个人类，这很显然又是叔本华悲观论的诗话诠释。在这首诗中，王国维采取层层递进的方式，娓娓道来，先是将蚕通过自己辛勤劳作终于“织就鸳鸯被”的贡献作了形象而饱满的写实；接着，王国维将笔锋一转，却是“一朝毛羽成，委之如敝屣”的悲剧呈现，随后更大的悲剧竟然延伸到了蚕的子孙后代，乃至整个蚕类家族，即“明年二三月，嬴嬴长孙子。茫茫千万载，辗转周复始”；再一转折，王国维由蚕及人，从而点出这首诗真正要表达的寓意，也就是人们劳碌一生终究要归于幻灭。由此可见，叔本华这种典型的悲观论调，被王国维阐释得极具东方色彩和中国风味。 不过，随着王国维应邀来到江苏教育师范学堂任教后，由于与老朋友罗振玉及藤田剑峰等朝夕相处，特别是闲暇时得以畅游在苏州那精妙的古典园林之中，他的心情竟变得轻松愉悦起来。这从他一首题为《九日游留园》的诗中不难看出： 朝朝吴市踏红尘，日日萧斋兀欠伸。 到眼名园初属我，出城山色便迎人。 奇峰颇yù作人立，乔木居然阅世新。 忍放良辰等闲过，不辞归路雨沾巾。 如果说这首诗还不能淋漓尽致地表达出王国维愉悦心情的话，不妨请读者再来共同品味他这时创作的一首《留园玉兰花》的诗： 庭中新种玉兰树，枝长干短花无数。 灿如yòu nǚ冠六珈，踯躅墙yīn不能步。 今朝送客城西隅，留园名花天下无。 拔地扶疏三四丈，倚天绰约百余株。 我上东楼频目极，楼西花海花西日。 海上银涛突兀来，日边瑶阕参差出。 南圃辛夷亦已花，雪山缺处露朝霞。 闲凭危槛久徙倚，眼底层层生绛纱。 窈窕吴娘自矜许，却来花底羞无语。 直令椒麝暗无香，坐使红颜色消沮。 将归小住更凝眸，暝色催人不可留。 归来径卧添愁怅，万花倒chā藻井上。 作为王国维悲悯情怀中极为难得的悦色，这首诗让我们感受到了王国维的欢愉，可惜他一生的欢愉实在太少，几乎只留在苏州或说只留在苏州的留园里。在苏州的日子里，王国维经常畅游或最钟情的古典园林要数留园了，下面我们不妨走进这座已经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中的古典园林，在体味这座世界名园历史菁华和妩媚魅力的同时，也一同踏着王国维的足迹去追寻学术大师的风尚。 位于苏州阊门外的留园，始建于明万历二十一年（公元１５９２年），原为太仆寺卿徐泰时的“东园”。清嘉庆年间为刘恕重建，并以“竹色清寒，波光澄碧”，而有苍凛之感，故更名为“刘园”。后来，前哲韩文懿因在园中多植白皮松，又改名为“寒碧山庄”。光绪二年（公元１８７６年），湖北布政使盛康以重金购买后，他吸取苏州各园之长，将园林重新修葺扩建，并取“长留天地间”之意，遂改名为“留园”，且一直沿用至今。 占地２．３３公顷的留园，是苏州大型古典园林之一。全园可分为东、西、中、北四个部分，中部以水为主，环绕山石楼阁，贯以长廊小桥。东部以建筑为主，有大型厅堂，参置轩堂，空间曲折多变。西部以假山为主，漫山枫林。南面环以曲水，仿晋人武陵桃源之意境。西部与中部以云墙相隔，有红叶出粉墙之上，如若云霞一般。北部原有建筑已毁，现全为新辟景点。各部之间都有曲廊相连，迂回连绵达７００余米，通幽度壑，秀色不绝。 中部景区原为寒碧山庄旧址，是全园之精华所在。中辟水池，西、北靠山，东、南为建筑。假山以土为主，叠以黄石，气势浑厚。山上古树参天，显出一派山林森郁之气，山曲之间则水涧蜿蜒。池南的涵碧山房，取自朱熹诗句中“一水方涵碧，千林已变红”之意。厅内轩敞高爽，陈设雅致；厅前平台宽广，依临荷池，盛夏在此纳凉，则极为惬意。涵碧山峰西侧有爬山廊，随山势高下起伏，一直连接到山顶的“闻木樨香轩”。山上遍植桂花，每当秋日丹桂盛开时，芬芳四溢，香沁心脾。此处山高气爽，满园景色尽收眼底。园中水池上，有小蓬莱岛浮于碧水之上，池东的濠濮亭、曲溪楼、西楼和清风池等建筑掩映于丛林间，而池北则山石兀立，涧壑隐现，有可亭立于山间，似凌空yù飞状，与涵碧山房隔水相望。 东部景区以建筑为主，各院落之间又以漏窗、门洞、廊庑沟通穿chā，相互对比映衬，是苏州园林中庭院空间最为丰富的建筑群。主要建筑有两处，一是五峰仙馆，因馆前峰石挺秀，故取李白“庐山东南五老峰，青天削出金芙蓉”的诗句为名。馆内梁柱以楠木建造，所以又称“楠木厅”，内部装修精美，陈设典雅，为江南旧式厅堂布置之精品。其前后左右皆有大小不等的院落，前后两院内又有假山，人坐于厅中，仿佛面对岩壑。五峰仙馆西面有鹤所、石林小院、揖峰轩、还我读书处等院落，竹石倚墙，芭蕉映窗，满目的诗情画意。东部景区另一主要建筑是林泉耆硕之馆，俗称鸳鸯厅，中间以雕镂剔透的圆洞落地罩分隔，厅内陈设极其富丽堂皇，厅北矗立着著名的留园三峰，冠云峰居中，瑞云峰和岫云峰分立左右，这三峰均为明代旧物，其中那冠云峰高６．５米、重约５吨，玲珑剔透，是江南园林中最高大的一块太湖石峰。相传，原为北宋时期营建御花园“寿山艮岳”所取“花石纲”之遗物，后因北宋覆亡时该石来不及运走而被留下。峰石之前为浣云沼，周围建有冠云楼、冠云台和伫云庵等，均为赏石之最佳处。 西部园林以假山为主，土石相间，浑然天成。山上枫树成林，有舒啸亭、乐亭隐现于林木之中。山左边云墙起伏，与中部景区的“闻木樨香轩”仅一墙之隔，因而此处也是中部景区的最佳借景之处。山前流水淙淙，东麓还有一水阁，名为“活泼泼地”，甚是特别。 北部景区原有建筑已被毁，现广植竹、李、桃、杏等树，“又一村”等处还建有紫藤架、葡萄架，其余之地均被辟为盆景区，花木繁盛，犹有田园之趣。 留园，其建筑空间处理精湛，造园家运用各种艺术手法，构成了有节奏有韵律的园林空间体系，成为闻名世界的建筑空间艺术处理之范例。这种宜居宜游的山水布局，疏密有致的空间对比，独具风采的石峰景观，也是江南园林中的杰出典范。特别是四个景区之间以７００米曲折长廊相连，而长廊两壁又嵌有历代名家书法石刻３００多方，形成了名闻遐迩的“留园法帖”经典。可惜的是，当年曾居住其中的那么多绘画大师如今都不见了踪影，否则观摩到他们临池作画的风采，那该是一种怎样的心灵享受呢？当然，我们如果怀想王国维在细雨婆娑中游园的情致，倒也能满足一下思古之幽情。 然而，从留园出来后王国维的心态似乎又回到了原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17 章 地，例如他在一首题为《坐致》的诗中这样写道： 坐致虞唐亦太痴，许身稷契更奚为？ 谁能妄把平成业，换却平生万首诗。 在这里，王国维好像明白自己毕竟只是一个倾心治学的青年学者，并不是具有平国治天下能力的唐虞，所以还是做好平生事“万首诗”好了。 阅读以上几首诗作，再联系王国维早期创作的《咏史》二十首，我们不能不对王国维的诗歌成就表示一种由衷的钦佩。正如缪钺先生评论的那样：“（王国维）诗词中多抒发哲理，而能融化于幽美的形象之中，清邃渊永，耐人寻味，这是自古以来诗人所不易做到的。”诚如斯言，王国维不仅诗写的精妙，他对自己所填之词更是自我感觉良好，评价极高，甚至可以坦率地说他很自负。如此，我们下面就走进王国维那“人间词话”中，感受他绝妙好词是如何阐释人间万象的。 第十二章 “词话”人间 记得王国维后来在《静庵文集续编》的自序中说：“余之于词，虽所作尚不及百阕，然自南宋以后，除一二人外，尚未有能及余者。则平日之所自信也，虽比之五代、北宋之大词人，余愧有所不如，然此等词人，亦未始无不及余之处。”在这里，如果剔除王国维的自负因素，我们客观而论的话，王国维的词确实有其独到和精妙之处。 不过，王国维词的水准也是逐步提升的，他留传下来最早的一阕词，是光绪三十年（公元１９０４年）春天填的《如梦令》： 点滴空阶疏雨，迢递严城更鼓。睡浅梦初成，又被东风吹去。无据。无据。斜汉垂垂yù曙。 由此可见，这时王国维的词不仅意象浅显，丝毫没有他极为推崇的境界之说，而且语言也显得较为拘谨，就如这时刚刚出来担任公众职务的王国维本人一样，一点也不舒展、俊朗。当然，王国维毕竟有着极高的诗词悟xìng，随着他来到苏州担任江苏师范学堂教职，他的心情开始变得开朗，词也填得洒脱清爽起来。例如，王国维于光绪三十年（公元１９０４年）秋天初到苏州时填的一阕《浣溪纱》： 路转峰回出画塘，一山枫叶背残阳。看来浑不似秋光。 隔座听歌人似玉，六街归骑月如霜。客中行乐只寻常。 如果以上还不足以体现王国维词风清爽豪洒的话，不妨再看一阕《鹧鸪天》： 列炬归来酒未醒，六街人静马蹄轻。月中薄雾漫漫白，桥外渔灯点点青。 从醉里，忆平生。可怜心事太峥嵘。更堪此夜西楼梦，摘得星辰满袖行。 而让世人对王国维词最为激赏的，则要数这一阕《浣溪纱》了： 山寺微茫背夕曛，鸟飞不到半山昏。上方孤磬定行云。 试上高峰窥皓月，偶开天眼觑红尘。可怜身是眼中人。 全词王国维先是将视角放在地面的景致上，然后转升到天空月球，以一种俯视的角度鸟瞰人世间，顿时发现自己原本竟是天底下芸芸众生之普通一员，是那样的微不足道，这不由使胸怀大志的王国维感到了人生之悲凉。而王国维之所以不像“苏轼（东坡）能从蚍蜉般短暂的人生推出生命的隽永”，而酷似“加缪面对沉默的岩石，老怀疑它在冷冷地嘲笑人类”，这完全是自认是天才的王国维对生命看得过于透彻的缘故，而这种透彻又是借助叔本华哲学体系中的悲观论。不过，在这阕词中除了表现王国维想出世而不能的尴尬和无奈之外，还透shè出他的一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高傲，特别是词中一个极不经意的“觑”字，确实能使人联想到灵隐寺那高高端坐在上的如来佛，他漫不经心地垂眼一觑，宇宙和世间一切都他的掌握之中，是那样一种让人垂羡的蔑视，实在难以言喻而又使人向往。可是王国维呢？由于思想超前而现实条件严重滞后的缘故，他的天才睿智得不到正常发挥，这怎能不使王国维的灵魂痛苦万分！ 当然，王国维的灵魂之痛并非只局限于他的个人之痛，更在于他对现实社会乃至整个人类的一种深切感怀，就如他当年写的那二十首《咏史》诗一样，他的词也是在吊古叹今。诸如，王国维初到苏州时在闲暇中踏游姑苏胜迹，遂有一阕《青玉案》： 姑苏台上乌啼曙。剩霸业，今如许。醉后不堪仍吊古。月中杨柳，水边楼阁，犹自教歌舞。 野花开遍真娘墓，绝代红颜委朝露。算是人生赢得处，千秋诗料，一黄土，十里寒语。 苏州时期，是王国维词学活动最活跃阶段，除了这种凭吊之词外，其中也不乏即兴之词，诸如夜填一阕《少年游》： 垂杨门外，疏灯影里，上马帽檐斜。紫陌霜浓，青松月冷，炬火散林鸦。 归来惊看西窗上，翠竹影jiāo加。跌宕歌词，纵横书卷，不与遣年华。 据说，这是在一个深秋的夜晚，王国维陪同一直在上海主持《教育世界》事务而来到苏州的好友樊炳清和罗振玉的弟弟罗振常，在沧浪亭附近一小巷深处酒馆里畅饮畅谈后返回宿舍时，一匹快马从街上急驰而来，马上之人手持火炬，而飘忽火光中那杂沓的马蹄声，顿时惊起了沧浪亭树丛中的无数宿鸟。飞鸟唤起了酒意朦胧中的樊炳清，他不禁脱口而出杜甫一名句“炬火散林鹊”，而王国维则由此陷入了词意境界，回到宿舍后便连夜填写了这一阕《少年游》，这真可谓是王国维人生中难得的一次雅趣。 其实，苏州时期王国维的雅趣还是并不难得的，他对苏州、苏州古典园林有着非比寻常的喜爱，即便是深秋时节也没有北方惯有的萧飒之气，例如他在一阕《青玉案》中这样写道： 江南秋色垂垂暮。算幽事，浑无数。日日沧浪亭畔路，西风林下，夕阳水际，独自寻诗去。 可怜愁与闲俱赴，待把尘劳截愁住。灯影幢幢天yù曙。闲中心事，忙中情味，并入西楼雨。 确实，苏州时期的王国维因为能够“日日沧浪亭畔”“独自寻诗去”，虽然如他所说是“以词自娱”，但这一时期他所填之词实在是精妙之至。又如《蝶恋花》： 独向沧浪亭外路。六曲阑干，曲曲垂杨树。展尽鹅黄千万缕，月中并作蒙蒙雾。 一片流云无觅处。云里疏星，不共云流去。闭置小窗真自娱，人间夜色还如许。 不过，词作为最擅抒情的一种文体，它同样也被王国维运用得极为感人。例如，王国维于光绪三十二年（公元１９０６年）新春伊始准备跟随罗振玉前往北京谋职时，就将他与妻子莫氏离别之情通过一阕《鹊桥仙》演绎得缠绵悱恻： 绣衾初展，银红旋剔，不尽灯前欢语。人间岁岁似今宵，便胜却，貂蝉无数。 霎时远送，经年怨别，镜里朱颜难驻。封侯觅得也寻常，何况是，封侯无据。 与《鹊桥仙》的缠绵悱恻所不同的是，光绪三十三年（公元１９０７年）初春当王国维在北京得知妻子重病缠身时，他又通过一阕《蝶恋花》将夫妻断肠之情表露得撼人心灵： 冉冉蘅皋春又暮。千里生还，一诀成千古。自是精魂失魄去，凄凉病榻无多语。 往事悠悠容细数。见说来生，只恐来生误。纵使兹盟终不负，那时能记今生否！ 是的，妻子莫氏自光绪二十二年（公元１８９６年）１１月嫁到海宁王家后，丈夫王国维为了学业和生活一直奔波各地，几乎没有为妻子分担过家庭重担，特别是自光绪三十一年（公元１９０５年）４月随着三子王贞明（字叔固）的出生，以及随后父亲王乃誉的去世，家中只有年迈的继母叶太夫人和妻子莫氏，其中辛劳可想而知。而这一次，妻子莫氏竟然因为生产双胞胎女儿而染上“产褥热”症。接着，由于双胞胎女儿的夭折，莫氏终于在王国维返家１０天后不幸故去，年仅３４岁。回想夫妻之间的恩爱及妻子莫氏的种种贤德，怎不让王国维肝肠寸断呢？ 而作为渴望以学术救国为己任的学者王国维，他似乎更善于运用擅情词体表达自己的社会忧思。诸如，当王国维目睹京师贵族醉生梦死的生活状态后，遂有一阕《虞美人》让人感受到了他心境中的无限悲凉： 犀比六博消长昼，五白惊呼骤。不须辛苦问亏成，一霎尊前了了见浮生。 笙歌散后人微倦，归路风吹面。西窗落月dàng花枝，又是人间酒醒梦回时。 而最能体现王国维强烈忧世忧生情怀的，那就是这阕《蝶恋花》了： 忆挂孤帆在海畔。咫尺神山，海上年年见。几度天风吹木转，望中楼阁yīn晴变。 金阕荒凉瑶草短。到得蓬莱，又值蓬莱浅。只恐飞尘沧海满，人间精卫知何限。 王国维一生填词１１５阕，其中于光绪三十二年（公元１９０６年）春编选的《人间词甲稿》收有６１阕，光绪三十三年（公元１９０７年）冬编选的《人间词乙稿》收有４３阕，这些词都是王国维于光绪三十年（公元１９０４年）至光绪三十三年（公元１９０７年）之间填写的，并陆续发表在《教育世界》上，另有１１阕词是他后来填写的。在王国维这１１５阕词中，有一个现象很有趣，那就是所有的词几乎都是“小令”，并无一阕“长调”，而且《蝶恋花》和《浣溪纱》的词牌使用最多。对此，王国维后来在《人间词话》中说：“余填词不喜作长调，尤不喜用人韵。”这恐怕也是王国维所填之词胜人一筹的缘故吧？ 至于王国维为什么将自己的词集取名为“人间”，罗振玉的胞弟罗振常曾回忆说：“时人间方究哲学，静观人生哀乐，感慨系之，而《甲稿》词中‘人间’字凡十余见，故以名其词。”在这里，罗振常至少向人们透露出了三个信息：其中两个是关于王国维为什么以“人间”命名其词集，另一个就是“人间”还一度成为王国维的“代名词”。确实，据王国维研究专家佛雏先生统计，王国维１１５阕词中“人间”一词多达３８次，平均每三阕词中就出现一次，可见“人间”一词使用频率之高；二是王国维当时正沉浸在叔本华等西哲们的哲学世界里，他的词难免立足于“人间”世相，探求生命本源和人生真义。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时“人间”一词已经成为王国维作为词人生涯的一个标志，所以他不仅将词集取名为《人间词》，而且就连自己的号也添加了一个“人间”，更有趣的是罗振玉还为王国维治了一方“人间”印。而后来，即便王国维将学术方向转到了训诂考证等方面并取得辉煌成就时，他依然因为这时的词名大盛而使“人间”之号与“观堂”、“礼堂”两号并存。 对于王国维的词学活动，由于他在词学理论上的辉煌成就和巨大影响，特别是他随后所创作的《人间词话》这一盖世经典，反而使人们对他所填之词的本身不太关注了。其实，王国维对他的词是非常自负的，这从他在《人间词甲稿》中托名樊志厚（即樊炳清）写的一则序言中，不难看出其自我溢美之词毫无掩饰。因为这则序言篇幅较短，不妨全文照录如下： 王君静安将刊其所为《人间词》，诒书告余曰：“知我词者莫如子，叙之亦莫如子适。”余与君处十年矣，比年以来，君颇以词自娱。余虽不能词，然喜读词。每夜漏始下，一灯荧然，玩古人之作，未尝不以讯余。既而暌离，苟有所作，未尝不邮以示余也。然则余于君之词，又乌可以无言乎？夫自南宋以后，斯道之不振久矣！元、明及国初诸老，非无警句也。然不免乎局促者，气困于雕琢也。嘉、道以后之词，非不谐美也。然无救于浅薄者，意竭于摹拟也。君之于词，于五代喜李后主、冯正中，于北宋喜永叔、子瞻、少游、美成，于南宋除稼轩、白石外，所嗜盖鲜矣。尤痛诋梦窗、玉田。谓梦窗砌字，玉田垒句。一雕琢，一敷衍。其病不同，而同归于浅薄。六百年来词之不振，实自此始。其持论如此。及读君自所为词，则诚往复幽咽，动摇人心。快而沉，直而能曲。不屑于言词之末，而名句间出，殆未有工如君者也。君始为词时，亦不自意其至此，而卒至此者，天也，非人之所能为也。若夫观物之微，托兴之深，则又君诗词之特色。求之古代作者，罕有lún比。呜呼！不胜古人，不足以与古人并，君其知之矣。世有疑余言者乎，则何不取古人之词，与君词比类而观之也？光绪丙午三月，山yīn樊志厚叙。 在这则托名樊志厚的序言里，王国维不仅指出中国词学自南宋以后未能振兴的原因，以及他对一些古词人所作的好恶，而且再次表现出他与谦谦旧时文人的与众不同。在细致解析王国维所填之词竟是“天也，非人之所能为也”的原因，以及他的词竟“求之古代作者，罕有lún比”处之前，似乎应该向读者jiāo代他托名樊志厚作序的一段往事，因为曾几何时由此而引发了时人和后世人们的诸多揣测。对此，罗振常在王国维和樊志厚相继离世后曾特意追补了一则《附记》： 樊少泉茂才（炳清）与人间同肄业东文学社，jiāo甚契。顾体羸弱多病，怠于进取，尝自憾志行薄弱，遂更名志厚，字抗甫，故《序》后所署如此（其后仍用原名）。时，人间在吴门师范（学）校，授文学。先期来书，谓词稿将写定，丐樊作序。樊应之，延不属稿。一日，词稿邮至，余与樊君开缄共读，而前已有序。来书云：序末署名，试猜度为何人作？宜署何人名则署之。樊读竟大笑，遂援笔书己名。盖知樊xìng懒，此《序》未可以岁月期，遂代为之也。前尘历历如昨，而樊君墓草亦已宿。忆此为之怅然。 那么，王国维的《人间词》到底有何“罕有lún比”之处呢？除了他在上面序言中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18 章 所提到的“快而沉，直而能曲”和“观物之微，托兴之深”等之外，我们实在有必要引录王国维同样托名樊志厚在《人间词乙稿》中所写的又一则序言，由于这则序言较为深入而明确地阐明了王国维的词学理论和创作观点，故不能不全文录下： 去岁夏，王君静安集其所为词，得六十余阕，名曰《人间词甲稿》，余既叙而行之矣。今冬，复汇所作词为《乙稿》，丐余为之叙。余其敢辞。乃称曰：文学之事，其内足以摅己，而外足以感人者，意与境二者而已。上焉者意与境浑，其次或以境胜，或以意胜。苟缺其一，不足以言文学。原夫文学之所以有意境者，以其能观也。出于观我者，意余于境。而出于观物者，境多于意。然非物无以见我，而观我之时，又自有我在。故二者常互相错综，能有所偏重，而不能有所偏废也。文学之工不工，亦视其意境之有无，与其深浅而已。自夫人不能观古人之所观，而徒学古人之所作，于是始有伪文学。学者便之，相尚以辞，相习以模拟，遂不复知意境之为何物，岂不悲哉！苟持此以观古今人之词，则其得失，可得而言焉。温、韦之精绝，所以不如正中者，意境有深浅也。珠玉所以逊六一，小山所以愧淮海者，意境异也。美成晚出，始以辞采擅长，然终不失为北宋之词者，有意境也。南宋词人之有意境者，惟一稼轩，然亦若不yù以意境胜。白石之词，气体雅健耳。至于意境，则去北宋人远甚。及梦窗、玉田出，并不求诸气体，而惟文字之是务，于是词之道熄矣。自元迄明，益以不振，至于国朝，而纳兰侍卫以天赋之才，崛起于方兴之族。其所为词，悲凉顽绝，独有得于意境之深，可谓豪杰之士，奋乎百世之下者矣。同时朱、陈，既非劲敌；后世项、蒋，尤难鼎足。至乾、嘉以降，审乎体格韵律之间者愈微，而意味之溢于字句之表者愈浅。岂非拘泥文字，而不求诸意境之失欤？抑观我观物之事自有天在，固难期诸流俗欤？余与静安，均夙持此论。静安之为词，真能以意境胜。夫古今人词之以意胜者，莫若欧阳公。以境胜者，莫若秦少游。至意境两浑，则惟太白、后主、正中数人足以当之。静安之词，大抵意深于欧，而境次于秦。至其合作，如《甲稿》《浣溪纱》之“天末同云”、《蝶恋花》之“昨夜梦中”、《乙稿》《蝶恋花》之“百尺朱楼”等阕，皆意境两忘，物我一体。高蹈乎八荒之表，而抗心乎千秋之间。乎两汉之疆域，广于三代，贞观之政治，隆于武德矣。方之侍卫，岂徒伯仲。此固君所得于天者独深，抑岂非致力于意境之效也。至君词之体裁，亦与五代、北宋为近。然君词之所以为五代、北宋之词者，以其有意境在。若以其体裁故，而至遽指为五代、北宋，此又君之任受。固当与梦窗、玉田之徒，专事摹拟者，同类而笑之也。光绪三十三年十月，山yīn樊志厚。 似乎不用细致揣测这则序言，便可轻松得出王国维评价词的最高标准意境，凡是“意境两浑”的就是绝妙好词。那么，王国维所推崇的意境到底是什么，意境与美学理论中讲求的“境界”又有何关联和区别呢？其实，从诗词这个角度来说，意境实在是只可意会而不能解释的，它全凭个人涵养与见识对诗词的理解和领悟，而因为各人的涵养与见识不同，对同一诗词自然会有不同的理解，即使同一人在不同时间或环境中其理解层次也会有所偏差，而有时作者本人想要表达的深意也是模糊不清的，所以任何人要想对诗词进行翻译或解释，那实在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即便如此，我们要想解决王国维所推崇的意境到底是什么，还必须要有一个能够让读者明白一点的说法，而为了使这个说法有一个相对比较容易理解的参照物，似乎又必须将依然比较抽象的“境界”一词拉进来，否则实在是无从下笔。 境界，就其词源本意来说，似乎应该是指人类精神领域中的一种尺度，是人类情感价值和生命体验的一种感觉，而放在诗词中似乎也只能是表达精神和情感。然而，中华诗词中除了表达情感之外，还有直接状写景观实体这一类，这时“境界”一词自然难以胜任，所以“意境”便应运而生。在这里不妨把“意境”一词拆开，如果读者不反对将“意”所涵盖的内容与词人在“境界”中所讲求的情感体悟等同的话，那么“境”则可以专门用来对景观本相的表述了。如此一来，“意境”不仅能够作为表达情感之词作，也可以涵盖状写景观之词了，很显然它要比“境界”的外延大得多。当然，这里“意境”的“境”绝对不是“境界”的“境”，前一个“境”是指景观造型方面，而后一个“境”则表示一种智慧和精神，它在“意境”的“意”中已经有所涵盖。所以，我们对于王国维提出“意境”一说，不能不加以特别重视，否则他为什么不使用现成的“境界”一词，非搜索出一个“意境”来替换掉“境界”不可呢？确实，王国维推崇诗词的“意境说”，我们实在不能等闲视之，从逻辑学上来说，“意境”已经衍变成了诗意的“境界”，它完全是王国维站在极高文化品位上来审视诗词文学本相的一种卓越创见，这从他在上面那则序言中之所说便不难理解。例如，王国维说：“文学之事，其内足以摅己，而外足以感人者，意与境二者而已。上焉者意与境浑，其次或以境胜，或以意胜。苟缺其一，不足以言文学。”如此，我们不妨先来看看王国维在序言中自夸“意境两忘，物我一体”的那三阕绝妙好词。第一阕《浣溪纱》： 天末同云黯四垂，失行孤雁逆风飞。江湖寥落尔安归？ 陌上挟丸公子笑，座中调醢丽人嬉。今宵欢宴胜平时。 上阕一落笔便营造出一种低沉yīn郁氛围：yīn云低垂中，一只失行孤雁为了寻找和追赶雁群，正顶着猛烈的狂风竭力向前挣扎着飞行。而同在一片yīn云下，独自客居异乡的旅人目睹此情此景，很自然地就联想到自身所处之景况，不由在心底暗自向自己发问：寄寓檐下纵有鸿鹄之志又能有何作为呢？不料，就在旅人陷入人生惆怅之中，朋友为了招待自己竟然shè获那只孤雁，兴高采烈地jiāo给美丽妻子进行烹饪，当女主人满面春风地将红烧或清蒸的雁ròu端上晚宴餐桌时，旅居他乡的孤寂客人顿时备感凄凉。在这阕词中，王国维虽然运用的是传统的比兴手法，但只有喻体而没有主体，这无疑是比兴手法中最精妙的一种。另外，正如有人评价的那样，王国维在全词中没有发出任何感叹或议论之语，但那种强烈的沉重感和悲哀感不能不让读者陷入到无尽的沉思之中。而如果该词只表达了这样个体的一种人生感悟的话，那实在有失其所蕴藏的厚重的哲学命题。如此，我们不妨来看一看周策纵先生在《论王国维人间词》中的一段评论： 惟《浣溪纱》则确能写出一幅天地孤零，江湖寥落之境，字字着力，显现世间一切险恶危机与生命挣扎之苦痛。劈头一句即造成一种凄绝之氛围，继以“失行”也，“孤雁”也，皆层层加深此境，而以“尔安归”点出之。抑何其孤零乎！继以“落羽”与“调醢”“欢宴”对比，尤能深切体会叔本华生命哲学与佛家之义谛。叔本华尝谓虎狼食鹿之乐不若鹿被残食之苦之甚，故知生命界苦多于乐。静安于此苦乐之间，未置可否，其早年似亦略受达尔文主义之影响，其二十三四岁时诗则有“川如不竞岂潺潺”之句可证。今前半阕已尽情写出孤雁飘零无归之状，故末句所云欢宴，益能衬出此生存竞争中险与苦痛。 由此可知，王国维在序言中的自夸之语其实不虚，确实达到了他所说的“言近而指远，意决而辞婉”之高妙意境。至于王国维在序言中提到的那阕《蝶恋花》，我们不妨参阅原词再来感受一番他所推崇的那种“意境两忘，物我一体”之韵味： 昨夜梦中多少恨。细马香车，两两行相近。对面似怜人瘦损，众中不惜搴帏问。 陌上轻雷听渐隐。梦里难从，觉后那堪讯？蜡泪窗前堆一寸，人间只有相思分！ 在这里，王国维向人们营造了这样一种景况：一位屡试不第的落魄书生，在凄风苦雨之夜与宝马香车里的富贵娇娘于梦中邂逅，但自惭形秽的他并没有勇气上前问讯追求。突然，一阵远去的雷声使书生猛然梦醒，他呆呆地面对窗台上已经流淌积聚一寸高的蜡烛血泪，除了心中怀着一份无奈的相思之外，他一无所有。这种梦中之“境”与白昼之“意”相互jiāo融，确实是一种“凿空而道，开词家未有之境”。与这阕《蝶恋花》相比，下面的《蝶恋花》则又有着另一种清新气象： 百尺朱楼临大道。楼外轻雷，不间昏和晓。独倚阑干人窈窕，闲中数尽行人小。 一霎车尘生树杪。陌上楼头，都向尘中老。薄晚西风吹雨到，明朝又是伤流潦。 独倚阑干的窈窕靓女，看似悠闲地倚靠在高楼栏杆上数点着街上行人，忽然一辆马车急驰而过，卷起的尘土顿时遮盖了行走中的一位老人。猛然间，自命清高的窈窕靓女却联想到自己的花容月貌和自命清高，在不久的将来不是同样要慢慢衰损而无可挽留吗？一种无奈，一种凄清，一种看似悲天悯人，实则是在对自己命运的一种可怜。在这里，王国维不仅将“境”营造得如此流畅而鲜活，而且“意”也表达得如此丰富而深邃。回味全词，这不由不让人揣度这到底是一种怎样的人生态度呢？于是，我们毫不怀疑龙沐勋先生将王国维的这阕词作为压卷之作收入《近三百年名家词选》中的理由，因为这根本不需要理由和解释。 当然，我们如果只关注到王国维在填词上获得了意想不到的“罕有lún比”之成功的话，那似乎有一种舍本逐末之嫌，因为他在词学理论上的成就，更是前无古人而至今也没有人能与比肩。下面在介绍王国维词学理论扛鼎之作《人间词话》之前，不妨请读者回过头来重新阅读一下他在《人间词乙稿》序中关于“文学之工不工”的论述。之所以有此建议，只是我的一个贸然设想：如果将这段论述当作是王国维构建中国词学史的纲领的话，那么只要他愿意投入部分精力来进行构建，凭借他的卓越睿智和非凡才华，以及深厚学养和严谨的治学精神，他一定会给后人留下一部充满哲学思辨色彩的煌煌的中国词学史。可惜的是，我们至今也不能明了对自己词学成就极为自负的王国维，为什么没有沿着他所构想的词学轨道前行，而是转身又投入到了戏曲理论和戏曲史学的海洋之中。如果说遗憾有时是一种美的话，那么王国维留给我们的这种美实在是精妙绝lún的，好在他还有一部《人间词话》，这就足以弥补人们心中对他的期待和敬爱了。那么，一直以来被词家奉为词学理论圭臬的《人间词话》是怎样一部经典之作呢？ 自光绪三十四年（公元１９０８年）１１月于《国粹学报》上分三期连载的《人间词话》，是王国维运用中国传统词话方式所写的一部文学批评著作。在这部著作中，共收录词话６４则，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对词学理论中的“境界说”进行阐述；二是以时代为脉络通过对历代词家之作的解析，对如何创造“境界”以展示诗词魅力进行分析；三是通过对历代文学体式演进过程进行解析，作为词学理论中“境界说”的补充和延伸。王国维认为：“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由于前面曾以“境界”一词作为诠释“意境”的参照，似乎给人一种“意境”才是评价一阕词精妙与否的惟一标准之嫌疑。其实不然，我们所要表述的一阕词如何才能算是精妙，主要还是看它是否真实地表达了一种深切的生命感悟，而王国维所说的“境界”恰恰强调的就是一种精神高度和价值襟怀，这两者并不冲突或者说在根本上是一致的。那么，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为什么对“境界说”如此看重呢？ 对此，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然沧浪所谓兴趣，阮亭所谓神韵，犹不过道面目，不若鄙人拈出‘境界’二字为探其本也。”确实，如果说“兴趣”和“神韵”是一阕词的审美特征的话，那么它们必然都来源于词人的生命感悟，也就是所谓的“词魂”。如此，“兴趣”和“神韵”只能是表述了词的表象面目，还没有触及到“词魂”，即还没有上升到词的境界高度。那么，“境界”从何而来，什么样的词才算是有“境界”呢？对此，王国维认为：“一切境界，无不为诗人设，世无诗人，即无此境界。夫境界之呈于吾心而见于外物者，皆须臾之物，唯诗人能以此须臾之物，镌诸不朽之文字，使读者自得之。”也许这种只存在于诗人敏感心灵中的东西，虽然通过诗人“不朽之文字”能够让读者感觉到，但毕竟给人一种看似虚渺的感觉。于是，王国维又说：“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以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也就是说，“境界”的灵魂只有一个字真。这种“真”，即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所推崇的“赤子之心”，或者说就是词人对生命的真纯感悟。 不过，这种真纯感悟由于受到词人表述能力的不同及读者自身体悟深浅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也使词的境界有了很大区别。对此，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有详尽表述： 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罔不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见天涯路。”（晏同叔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19 章 ）此第一境界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欧阳永叔）此第二境界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辛幼安）此第三境界也。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然遽以此意解释诸词，恐为晏、欧诸公所不许也。 接着，王国维又提出“造境”与“写境”、“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及“境界有大小，不以是而分优劣”等论点，并逐一予以解析。例如，王国维说：“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颇难分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故也。”由此可见，王国维所说的“造境”与“写境”即现在人们所熟知的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两者之间由于受到社会现实等因素的影响，有时很难明确地予以区分。所以，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接着解释说：“自然中之物，互相关系，互相限制。然其写之于文学及美术中也，必遗其关系、限制之处。故虽写实家，亦理想家也。又虽如何虚构之境，其材料必求之于自然，而其构造，亦必从自然之法则。故虽理想家，亦写实家也。”如此精辟的诠释，非王国维这等大家不足以提出并解析透彻。 又如，王国维对其所提出的“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这两个美学命题，根据不同的审美方式在诗词中举例予以说明： 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有我之境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无我之境也。 那么，怎样才算是“有我之境”或“无我之境”呢？王国维认为：“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这与前面提到的“意境两忘，物我一体”之“意境说”，很显然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或者说王国维只是将“意境说”更加精致化和理论化而已，在使用层面上被更广泛地运用到社会与自然之中。不过，要达到王国维所说的“无我之境”，则非“豪杰之士能自树立耳”。当然，在这里并没有褒扬“无我之境”而贬损“有我之境”的意思，因为“无我之境，人惟于静中得之。有我之境，于由动之静时得之。故一优美，一宏壮也”。也就是说，在美学领域里“优美”与“宏壮”并没有优劣或高低之分，有的则是不同的生命感受而已。这一点与王国维所谓的“境界有大小，不以是而分优劣”，应该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由于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写于光绪三十二年（公元１９０６年）至光绪三十四年（公元１９０８年）之间，这时正是王国维沉浸在叔本华哲学海洋里的时候，所以很多学者都将王国维“无我之境”的提出，曲解为源于叔本华哲学体系中的相关论述。对此，美学家夏中义先生有一段较为客观公允的解析： 与《红楼梦评论》诸文相比，《人间词话》或许是引用叔本华最少的，却少而精，最得叔本华之精华，又与中国诗学水rǔjiāo融，以至你分不清是叔本华潜入了王国维的血脉，还是王国维走进了叔本华的脑门，但你深信《人间词话》确是中西合璧的，既有浓郁的民族诗趣，又有晶莹的西方哲思。 诚如斯言，在《人间词话》中王国维正是运用西方哲思解剖中国古典诗词，只是方式依然保留着巧妙的中国传统而已。当然，随着王国维学识和思想的成熟，他也是在用《人间词话》等中国方式对叔本华等西方哲思进行拷问，从而使自己无论是在情感、思想和经验方面，还是艺术理论和艺术创作等方面，都在不断地得到质量上的大幅提升，这恐怕就是王国维之所以成为一代思想家和学术巨人的根源吧？ 关于《人间词话》，自其问世以来可以说研究著作汗牛充栋，绝非在这里用短短几句浅言所能触及点滴，更别说触及其中之精华了。所以，现在不得不借用文学修养精深但极少推崇同行的学术大师俞平伯，在民国十五年（公元１９２６年）由北京朴社以单行本出版的《人间词话》序言中的一段评语作为这一章的结束语，否则“佛头著粪”的尴尬则在所难免了。学术大师俞平伯在序言中说： 作文艺批评，一在能体会，二在能超脱。必须身居局中，局中人知甘苦；又须身处局外，局外人有公论。此书论诗人之素养，以为“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吾于论文艺批评亦云然。自来诗话虽多，能兼此二妙者寥寥。此重刊《人间词话》之意义也。虽只薄薄三十页，而此中所蓄几全是深辨甘苦惬心贵当之言，固非胸罗万卷者不能道。读者宜深加玩味，不以少而忽之。其实书中所暗示的端绪，如引而申之，正可成一庞然巨帙，特其耐人寻味之力或顿减耳。明珠翠羽，俯拾皆是莫非瑰宝，装成七宝楼台，反添蛇足矣。此日记短札各体之所以为人爱重，不因世间曾有Ｍａｓｔｅｒｐｉｅｃｅｓ而遂销声匿迹也。作者论词标举“境界”，更辨词境与隔与不隔之别；而谓南宋逊于北宋，可与颉颃者惟辛幼安一人耳，……凡此等评论衡断之处，俱持平入妙，铢两悉称，良无间然。颇思得暇引申其义，却恐“佛头著粪”，遂终于不为而缀此短序以介绍于读者。 然而，就在王国维于诗词等领域创建罕见辉煌期间，他个人及家庭却屡遭了太多的波折和厄运，至今我们也不能明了王国维在那种景况下是如何潜心治学的，或者说他坚韧的治学之心是如何锤炼的。这也许就是一位纯粹学人所具有不同于平常人的心xìng吧？ 第十三章 京华初度 光绪三十一年（公元１９０５年）１１月，王国维随同罗振玉辞去江苏师范学堂教职后，在海宁老家度过了一个温馨闲适的春节，随后又跟从罗振玉一家北上京都谋职，从而开始了他五年寄寓京城的多舛生活。 罗振玉北上京都是受学部尚书荣庆之邀，就任满清朝廷新设衙门学部参事厅行走一职的。学部，前身隶属于朝廷“六部”（吏、户、礼、兵、刑、工）中的礼部，主要职责是负责科举取士等事务，光绪三十一年（公元１９０５年）９月朝廷废除科举制后便开始筹备成立专门管理全国教育文化事业的新机构学部。同年１２月７日，朝廷颁发谕旨正式设立学部，慈禧太后的亲信、蒙古贵族荣庆受命调任学部尚书（相当于现在中央机关的部长一职），官居一品，另设有左右侍郎（相当于副部长）两人。朝廷筹备成立学部时，罗振玉正因与张謇领导的江苏教育会发生冲突而居家“丁忧”，但他多年来创办新式教育的盛名已经引起学部尚书荣庆的特别关注和赏识。于是，荣庆刚到学部走马上任便奏请朝廷诏令罗振玉进京，作为自己的助手而授予他学部参事厅五品行走一职。光绪三十二年（公元１９０６年）２月，因祸得福的罗振玉准备携全家赴京时，特意驰书海宁邀请王国维一同前往京城，以便向朝廷有关部门奏请为他也谋取一个职位。 初到京城，罗振玉将家人安置在魏染胡同由学部提供的寓所里，王国维也住在他的家中，一边等待罗振玉为他向学部谋职，一边为《教育世界》编译稿件。作为清代建都两百多年的北京城，不仅贵族高官多如牛毛，学界精英也云集其中，不足而立之年的王国维虽然翻译发表了诸多关于教育和哲学等相关著作，也撰写出版了诸如《红楼梦评论》和《静安文集》等学养精深的作品，但只有两年教龄且仅是秀才出身的他还没有得到朝廷的认可。一时没能得到学部安置的王国维，为了引起朝廷有关大员的关注，他撰写了《奏定经学科大学文科大学章程书后》一文，阐述自己对当前教育事业的改良主张。在这期间，王国维与罗振玉朝夕相处，两位学术大师彼此影响，相互在学养等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特别是王国维还将自己在江苏通州、苏州及浙江海宁三地填写的６１阕词，汇编成《人间词甲稿》陆续发表在《教育世界》上，开始奠定他在中国词学史上的卓越地位。 转眼间，王国维在京城度过了春夏两季，迎来了黄沙漫天扑人面的初秋。北方的秋天，不仅远没有江南那样气候宜人，而且特别容易勾起像王国维这样客居异乡孤独者的乡思，再加上学部谋职一度受挫，使王国维时常怀想起与家人团聚时的光yīn。就在王国维陷入初秋乡思的八月，从家乡海宁传来了父亲王乃誉不幸病故的噩耗。于是，王国维急忙辞别罗振玉一家，急冲冲地南下海宁奔丧。时间虽然只过去了半年光景，而当回到海宁的王国维面对周家兜王家老屋时，发现昔日清新幽静的自家小院竟然斑驳衰败了许多，特别是停放在堂屋中央的父亲的棺椁，顿时让王国维大放悲声。回想父亲王乃誉老人一生六十载春秋，虽然名不出乡里，苦苦坚守清贫，但通过勤奋自学竟学有所成，为后人留下了数十卷诗集、游记、画论、金石研究及日记等著述资料，这不能不让王国维感慨万千。当然，王乃誉老人留下的这诸多著述资料，不仅是王国维个人的精神财富，更为后世王国维研究者提供了弥足珍贵的一手史料。另外，王乃誉老人为了教养长子王国维功成名就，不惜放弃自己蒸蒸日上的事业，甘愿居家“以课子自娱”，把全部心血浇注给亟待滋养的年幼长子，这更是王国维终身难忘的父爱深情。确实，在王国维近三十年的成长历程中，父亲王乃誉可谓是倾注了自己的毕生精力，不仅在学养和社jiāo等方面给予他指导和关注，而且在儿子结婚chéng rén后依然cāo持着全家人的生活，因此才使王国维得以全身心地投入到学术事业追求中。而今，cāo劳一生的父亲王乃誉老人，还没能看到寄托极大期望的长子王国维在他极为看重的朝廷就职，就带着无尽的遗憾离开了人世，这怎不让王国维在悲痛中满怀愧疚和感恩呢？ 于是，恪尽人子之孝的王国维，在守孝“百日”期满后将父亲王乃誉老人安葬在了海宁城北徐步桥东侧的墓地里。随后，按照旧制即便王国维不是朝廷官员，他也必须遵循有些淡漠的“丁忧”之制。在“丁忧”期间，王国维用心为父亲王乃誉老人撰写生平事迹《先太学君行状》，全面记述和缅怀了父亲一生的学业和成就。如今，由于王国维的缘故，这位名不出乡里的老人已经成为王国维这座学术丰碑的研究者和敬爱者万万不能忽视或逾越的基点。如此，能否让长眠在浙江海宁城北的王乃誉老人瞑目了呢？ 与父亲王乃誉老人永诀后，家庭责任更加沉重的王国维先是送别年仅２０岁的弟弟王国华前往上海谋生，而后自己也不得不像父亲生前一样背井离乡赶赴北京。辞别依依难舍的继母和妻儿老小，王国维于光绪三十三年（公元１９０７年）初春返回北京。这时，罗振玉已经将家小安置在宣武门内象来街的一座宽大庭院里，王国维依然暂住在罗家，一切仰仗着罗振玉的关照，好在不久朝廷便任命王国维为学部总务司行走，虽然只是学部机关的一名普通办事人员，但毕竟算是在朝廷任职了。随后，罗振玉升任京师农学堂总监，官居四品，王国维也因罗振玉向学部尚书荣庆鼎力举荐而转任学部图书编译局编译，尔后又被委任为由大名鼎鼎的严复任总纂的“编定名词馆”协修，算是在满清朝廷有了一个实际工作的职务。 然而，就在王国维刚到学部图书编译局工作不久，家乡海宁又传来妻子莫氏因为生产双胞胎女儿而染上“产褥症”的病危凶讯。这时是光绪三十三年（公元１９０７年）７月初，由于当时还没有津浦铁路，王国维只得辗转到天津乘坐轮船从水路星夜赶往海宁。半个月后，当王国维千里迢迢憔悴地坐到妻子莫氏病床前时，妻子莫氏已经进入弥留之际，虽经王国维延请名医诊治，妻子莫氏还是在十天后离开了人世。结发爱妻莫氏的中道而逝，使王国维有一种痛彻心扉的疼痛，而这种疼痛只能在王国维心中流淌成一阕阕断肠诗词。为了朝廷学部和自己的学术事业，也为了这个已经经不起点滴贫困风雨的家庭，王国维在料理完妻子莫氏的丧事后，不得不将家中事务及三个年幼的孩子全部jiāo付给继母叶太夫人照管，自己只身再次返回北京。 北京这又一个萧飒的秋天，王国维即将迎来而立之年的生日，他细细回想自己３０年的人生旅途，实在是命运多舛，为了理想，为了生活，为了新学，为了孜孜以求的学术事业，他不得不抛却父老家小，辗转上海、武昌、通州和苏州等地谋生，如今虽然混迹京师就任学部一办事员之职，但于自身的学问却感到一事无成，这怎不让王国维感慨万端。于是，在北京一个凄清的九月之夜，王国维回首自己十多年的独学之路，遂撰成《三十自序》一文。其中，关于治学和生活之间的关系问题王国维这样写道： 志学以来，十有余年，体素羸弱，不能锐进于学，进无师友之助，退有生事之累，故十年所造，遂如今日而已。夫怀旧之感，恒笃于暮年，进取之方不容于反顾，余年甫壮而学未成，冀一篑以为山，行百里而未半，然举前十年之进步，以为后此十年二十年进步之券，非敢自喜，抑亦自策励之一道也……顾此五六年间，亦非能终日治学问，其为生活故而治他人之事，日少则二三时，多或三四时，其所用以读书者，日多不逾四时，少不过二时，过此以往，则精神涣散，非与朋友谈论，则涉猎杂书，唯此二三时间之读书，则非有大故不稍间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20 章 断而已。夫以余境之贫薄而体之羸弱也，又每日为学时间之寡也，持之以恒，尚能小有所就，况财力精力之倍于余者，循序而进，其所造岂有量哉！故书十年间之进步，非徒以为责他日进步之券，亦将以励今之人使不自馁也。 然而，就在王国维为“生事之累”发此感叹时，家乡海宁又一次传来继母叶太夫人病故的消息。叶太夫人是光绪三十四年（公元１９０８年）１月２３日去世的，这时距离春节仅有一个星期的时间。于是，当王国维接到消息后急忙辗转赶往海宁时，他这一年春节的大年三十便只能在途中度过了。于正月初二赶回海宁的王国维，一踏进冰冷空寂的周家兜老宅，顿时有一种死寂沉沉的悲凉之感，特别是面对叶太夫人漆黑的棺椁，以及三个都不足１０岁的懵懂幼儿，王国维更加感到“生事之累”的沉重。确实，这时我们实在难以想象不善理家的纯粹学者王国维，又将如何处理这不可避免的“生事之累”呢？ 其实，我们至今都应该感激两个女人，一个是王国维那中道而逝的结发妻子莫氏，另一个则是王国维的岳母即莫氏亲生母亲莫太夫人。原来，早在莫氏弥留之际她就为自己找好了一位“接班人”，即为丈夫王国维挑选了一位继室夫人，那就是莫氏的表外甥女潘氏。潘氏名丽正，年方２２岁，是莫氏娘家浙江春富庵人，父亲潘祖彝（字鹿鸣）是一名秀才。据说，妻子莫氏在临终前曾特意向王国维表露这一意思，而对于莫氏临终前的这一嘱托，与妻子情深意笃的王国维起初并没有在意，虽然他对在妻子生前经常前来周家兜王家串门的这位远亲印象很好，特别是孩子们与这位年长不了几岁的表姐也很是友爱，但王国维并没有想到她将会成为自己的继室妻子。不过，虽然王国维没有过多地考虑过这件事，但他的岳母莫太夫人则很上心，这不仅因为她熟识喜爱潘氏姑娘，王国维续娶她之后自己那三个年幼的外孙不至于遭罪，而且“幼承庭训，知书达理”的潘氏姑娘熟悉王家事务，是纯粹学者王国维最合适的贤内助。正是基于这些方面的考虑，守寡多年的莫太夫人竟勇敢地“自为大媒”，为女婿王国维亲自cāo持这桩婚事。于是，王国维于光绪三十四年（公元１９０８年）３月１日遵照前妻遗嘱和岳母莫太夫人的敦促，终于迎娶了年轻貌美的潘氏丽正姑娘为继室。随后，王国维携新婚妻子潘氏、三个儿子和莫太夫人北上京城，开始了他一生中新的生活和学术历程。 初春四月，王国维携全家老小抵达北京，租住在宣武门内新帘子胡同的一座小四合院里，小院不大但很清净，且距离老朋友罗振玉家不远，相互之间能够经常见面jiāo流切磋学问，特别是罗振玉家那丰富的图书和文物收藏，更成为此后王国维寓京四年间治学所需参阅的重要资料。当然，王国维在京都生活比较稳定安适的这几年间，他的学术成就是多方面的，诸如前文谈到的《人间词乙稿》和那震古烁今的词学经典《人间词话》，以及下一章中将重点解析的戏曲研究，都是在这一期间所完成的。不过，既然这一章的标题叫着“京华初度”，在这里似乎有必要对王国维词学成就作一补记，因为紧随《人间词话》之后还有一册以词集为著录对象的目录学著作《词录》。 作为王国维生前一部未曾刊行的遗稿，《词录》撰写于光绪三十四年（公元１９０８年）８月。其时，王国维举家搬迁到北京安居不久，他因为第一次获得了朝廷所发的丰厚薪水，家人又得以朝夕相处，生活安适稳定。于是，王国维在工作之余与聚集京城的一些学界名流有了诸多jiāo往，其中有诸如精通词曲目录学的吴昌绶（字伯宛）等，都成为王国维撰写《词录》的支持者。除了与学界名流jiāo流切磋学问外，王国维还经常到北京西郊的书肆搜求散失民间的善本珍籍，对他撰写《词录》也大有裨益。例如，在一次偶然的机会里，王国维于书肆搜购得由明朝杨慎辑录的《词林万选》，这是四卷两册“汲古阁刻《词苑英华》中的一种，上有焦循（里堂）印记”，堪称是一部稀少的词学善本。随后，王国维经常流连于书肆之间，并搜购得诸如《周宪王杂剧》、《唐六典》、《雍康乐府》、《花草粹编》、《盛明杂剧》和《元曲选》等善本珍籍，还从吴昌绶处借来由其辑录的《宋金元现存词目》，以及从时任京师图书馆馆长的藏书家缪荃孙（字炎之）等处借阅诸多关于词学方面的书刊典籍，从而开始他在吴昌绶辑录《宋金元现存词目》基础上进行补缺编撰《词录》一书的工作。 对于辑录编撰《词录》一事，王国维在《词录》卷首的序例中说：“长夏苦热，不耐深沉之思。偶得仁和吴昌绶（伯宛）所作《宋金元现存词目》，叹其搜罗之勤。因思仿朱竹土《经义考》之例，存佚并录，勒为一书。搜录考订，月馀成书，聊用消夏，不足云著述也。”经过王国维一个多月的辛勤辑录，终于撰成的《词录》共收入条目２２９条，当时留存于世的有１２５条，亡佚的词目有１０４条。由此可见，王国维虽然在序例中将《词录》当作是“聊用消夏”的“不足云著述”，但是其在中国词学上的历史地位显而易见。 另外，由《词录》到随后的《曲录》，最终撰成又一部具有开拓xìng贡献的煌煌巨著《宋元戏曲考》，王国维这时编撰而成的《词录》很显然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如此，下面不妨翻过《词录》过渡到《曲录》这一奠基工程，最终抵达王国维一生中又一个学术辉煌的《宋元戏曲考》中，从而再次感受这位学术大师精审的治学方法和态度。 第十四章 戏曲钩沉 关于王国维这一次学术研究转向的原因，他曾有过这样一段论述： 因填词之成功而有志于戏曲，此亦近日之奢愿也。然词之于戏曲，一抒情，一叙事，其xìng质既异，其难易有殊，又何敢因前者之成功而遽冀后者乎？但余所以有志于戏曲者又自有故。吾中国文学之最不振者莫戏曲若，元之杂剧，明之传奇，存于今日者，尚以百数，其中以文字虽有佳者，然其理想及结构，虽yù不谓至幼稚至拙劣不可得也。国朝之作者虽略有进步，然比诸西洋之名剧，相去尚不能以道里计，此余所以自忘其不敏而独有志乎是也。然目与手不相谋，志与力不相副……故他日能为之与否所不敢知，至为之而能成功与否，则愈不敢知矣！虽然，以余今日研究之日浅而修养之立乏，而遽绝望于哲学及文学，毋乃太早计乎？苟积毕生之力，安知于哲学上不有所得，而于文学上不终有成功一日乎？即今一无成功，而得于局促之生活中，以思索玩赏为消遣之法，以自逭于声色货利之域，其益固已多矣！ 在王国维的这一段论述中，我们至少可以得出这样几点信息：一、王国维将研究戏曲当作是自己的一大奢望；二、一直以来中国戏曲没能得到应有的重视，以致衰落而不得振兴；三、中国戏曲与西洋名剧在重视程度和文学地位上相差太远，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这种状况；四、王国维对于自己研究戏曲能否获得成功表示出少有的不自信或是自谦。如今，关于王国维戏曲研究成功与否已早有定论，在此我们仅以王国维在戏曲研究中完成相关著述的先后顺序，对他在这一学术领域所取得成就进行展开记述，以便让读者明了王国维在戏曲的史海钩沉中所采取科学有效的治学方法。 经过对王国维在戏曲领域研究成果的大略梳理，他完成相关著述的先后顺序为：《戏曲考原》、《曲录》、《录曲馀谈》、《优语录》、《唐宋大曲考》、《录鬼簿校注》、《古剧脚色考》、《宋元戏曲考》。由此可见，王国维关于戏曲研究应当是一个比较系统的学术工程，而他采取以上这种循序渐进步步深入的研究方法也是极为科学的。确实，与《人间词话》同时连载于上海《国粹学报》上的《戏曲考原》，也许动笔撰写的时间要迟于《曲录》，但却是王国维在戏曲史海钩沉中最早完成并发表的第一篇大著述。在这篇《戏曲考原》中，王国维从宏大处着眼，由细小初着手，用中国传统而精审的考证方法，巧妙地结合西方文学观点，对中国戏曲的起源进行了科学而细致的考证和阐释。在这一考证、阐释过程中，王国维笔锋干脆而犀利，观点明确而严谨，全篇布局严整，文字洗练精准，诸多论点都是前所未有的。文章一开头，王国维就开宗明义地指出： 楚词之作，《沧浪》、《凤兮》二歌先之；诗余之兴，齐、梁小乐府先之；独戏曲一体，崛起于金元之间，于是有疑其出自异域，而与前此之文学无关系者，此又不然。尝考其变迁之迹，皆在有宋一代；不过因金元人音乐上之嗜好，而且益发达耳。 在这一相当于全文的小序中，王国维不仅指出戏曲因为得到金、元两朝人的偏爱出现兴盛而导致世人怀疑其起源于此时的谬误，而且提出了经过自己考证后得出戏曲应该起源于宋朝的观点。为了论证自己观点的科学xìng，紧接着王国维在文章中提出了戏曲的概念，即“戏曲者，谓以歌舞演故事也”。也就是说，能够称之为是戏曲的，一定是以歌舞的方式演绎了一段故事。如此，王国维开始在文章中例举一些只歌咏故事而没有歌舞，或有歌舞但又不是演绎故事，抑或演绎的是神仙鬼怪而不是人间事等类型，从而指出它们因此而不属于戏曲的原由。随后，王国维又对文章开头人们对戏曲起源于金元的误会，以及怀疑戏曲是由国外传入且与文学没有关系的论调，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考证，从而得出： 要之，曾（布）、董（颖）大曲，开董解元之先。此曲则为元人套数、杂剧之祖。故戏曲之不始于金元，而于有宋一代中变化者，则余所能信也。 很显然，王国维这种从歌舞（形式）与演故事（内容）两方面对戏曲源流进行考证的做法，实在是一种睿智而科学的治学方法。所以，王国维早在一个世纪前便在《戏曲考原》中提出中国戏曲源流的这一观点，至今仍是国人比较信服和遵循的准则。 如果说《戏曲考原》首先解决了中国戏曲的源流问题，那么王国维随后完成的《曲录》也就有了科学的依据和筛选准则。作为中国近代第一部剧目汇编xìng著作，王国维历时１０个月参阅近百种书刊，终于在宣统元年（公元１９０９年）５月完成了《曲录》的编撰工作。在这部规模宏大、编撰严谨的《曲录》中，王国维将全书分为“宋金杂剧院本部”、“杂剧部上”、“杂剧部下”、“传奇部上”、“传奇部下”和“杂剧传奇总集部”六卷，共辑录曲目３１７８种，虽然留传于世的全本只有十分之二三，但对王国维全面了解中国戏曲则有了一个整体概念，为他后来撰写戏曲研究扛鼎之作《宋元戏曲考》打下了不可或缺的基础。所以，王国维在《曲录》的自序中这样说道：“非徒为考镜之资，亦yù搜讨之助。补三朝之志，所不敢言，成一家之书，请俟异日。” 果然，三年后王国维在流寓日本期间终于完成了“成一家之书”的《宋元戏曲考》，其中诸多论述都来源于《曲录》。由此可见，当时因为资料缺失等因素，《曲录》中还有一些明显的瑕疵，但它在中国戏曲历史的研究中，依然具有不可埋没的揭开序幕之功。关于这一点，王国维的门人赵万里后来评价说：“此书可议处虽多，然大辂椎轮，创始不易，其精神固甚可佩也。” 宣统二年（公元１９１０年）６８月分三期连载于《国粹学报》上的《录曲馀谈》，是王国维继《曲录》后完成的第三部戏曲专著。在这部专著中，王国维不仅记述了戏曲总目或总集的得失，而且对中国历代戏曲进行了深入的考辨，并运用西方生理学学理对中国戏曲中的角色进行观照，这一做法堪称言前人所未言： 罗马医学大家额lún谓人之气质有四种：一热xìng，二冷xìng，三郁xìng，四凉xìng。我国剧中脚色之分，隐于此四种合。大抵净为热xìng，生为郁xìng，副净与丑或凉xìng而兼冷xìng，或凉xìng而兼热xìng。虽我国作戏曲者尚不知描写xìng格，然脚色之分则有深意义存焉。 这种分法今天看来也许稍嫌粗糙，但王国维在一个世纪前便应用中西学术观点的对比来观照中国戏曲的做法，“实未容吾辈轻议也”。 《优语录》，是王国维参阅前人诸多史话和笔记等书籍，辑录自唐至明期间共５０则“优人”戏语的一部戏剧研究论述。优人，在这里专指扮演杂戏的人。而由这些人演义的杂戏，也就是俗称的滑稽戏是向来不受文人雅士看重的，而王国维却苦心孤诣在浩瀚的史料中扒剔整理，不仅意在保存这些散佚殆尽的稀有戏剧剧种，而且还由此探求中国戏剧的源流，并获得了戏剧与这种滑稽戏之间存有内在联系的一大发现，这种功绩实在难得。至于王国维为何要辑录整理这一《优语录》，他在文章开头这样说道： 元钱唐王晔日华，尝撰《优谏录》，杨维桢为之序，顾其书不传。余览唐宋传说，复辑优人戏语为一篇；顾辑录之意，稍与晔殊。盖优人俳语，大都出于演剧之际，故戏剧之源，与其迁变之迹，可以考焉；非徒其辞之足以裨阕失、供谐笑而已。吕本中《童蒙训》云：作杂剧，打猛诨入，却打猛诨出。吴自牧《梦粱录》谓：杂剧全托故事，务在滑稽。洪迈《夷坚志》谓：俳优侏儒，周伎之最下且贱者；然亦能因戏语而箴谏时政，世目为杂剧。然则宋之杂剧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21 章 ，即属此种。是录之辑，岂徒足以考古，亦以存唐宋之戏曲也。 由此不难看出作为一代学术大师，王国维确实具有非同寻常的独到眼光和卓越见识。 《唐宋大曲考》，是王国维在连续五期发表于宣统二年（公元１９１０年）《国粹学报》上的《宋大曲考》的基础上的深化之作，也是他继《戏曲考原》后对中国戏曲进行细化考证的又一篇大著述。这篇著述中，王国维指出“大曲”一词最初见于东汉蔡邕的《女训》，而详细的解释则在沈约的《宋书乐志》，是以同一种乐调重复演奏的大型乐舞。为了考证这种乐舞的起源，王国维参阅诸多经典史料和笔记资料，先是辑录宋代大曲的相关内容，随后从中发现宋代大曲实际上是出自唐代大曲，而唐代大曲又起始于《伊州》和《凉州》等曲目，由此不仅可以得出大曲起源地在中国西北的边远地带，而且还与少数民族地区独创的一种杂剧相关联。所以，王国维在文章最后指出了“大曲与杂剧二者之渐相接近”这一新颖观点。 《录鬼簿校注》，顾名思义，是王国维对元朝钟嗣成所著《录鬼簿》的校注。钟嗣成，字继先，号丑斋，是元朝一位剧作家，他之所以撰写《录鬼簿》并取此奇异书名，我们由其自序中不仅可以得到清楚的解答，而且还能够从中感受到作者本人对社会和人生的一些态度： 余因暇日，缅怀古人，门第卑微，职位不振，高才博识，俱有可录；岁月弥久，湮没无闻，遂传其本末，吊以乐章；复以前乎此者，叙其姓名，述其所作，冀乎初学之士，刻意词章，使冰寒于水，青胜于蓝，则亦幸矣。名之曰《录鬼簿》。嗟乎！余亦鬼也，使已死未死之鬼，作不死之鬼，得以传远，余又何幸焉。若夫高尚之士，xìng理之学，以为得罪于圣们者，吾党且蛤蜊，别与知味者道。 由此可知，这部完成于元至顺元年（公元１３３０年）奇书异典，应该是一部主要记述元代剧作家及其剧作的传记类著作。确实，在这部两卷本的书中，钟嗣成共收录剧作家１５２人，剧作４００余种，其中不仅有如今人们都比较熟悉的关汉卿及其剧作《窦娥冤》和《汉宫秋》等，更多则是一些不知名的剧作者及其作品。对于这些剧作家及其作品，钟嗣成既为他们一一作传、留存其作品，还对那些生活窘困但很有才华的底层剧作家给予了充满感情的点评。而正是这样一部没有把笔墨涂抹给已经鲜亮名家的著作，自元代传世以来竟屡屡被世人传抄，也因此传到王国维手中时已经是舛误比比，使其觉得实在有必要对这部进行重新校注。 王国维校注《录鬼簿》先后有三次：分别是光绪三十四年（公元１９０８年）、宣统二年（公元１９１０年）和宣统三年（公元１９１１年）。在校注《录鬼簿》的过程中，王国维共借有三种抄本，一是从满清学部参事厅参事官陈毅（字士可）处借得一部明代抄本，一是由清代曹雪芹祖父曹楝亭刻印的“楝亭本”，还有一种则是由京师图书馆馆长缪荃孙（字艺风）处借来的满清初年尤贞起的手抄本。因为三种抄本是王国维跨度近三年才分别借得，所以他也先后有两个校本，第一个校本是以“楝亭本”为底本，参照明代抄本及诸多史料而成，后来送给了罗振玉的“大云书库”收藏，即现今《王国维遗书》中之所录；第二个校本是以明代抄本为底本，以“楝亭本”和后来借到的尤贞起抄本相互比勘，对《录鬼簿》中被后人删改的部分及其原本遗漏的内容进行了恢复和补充。在校注过程中，王国维不仅先后两次手抄全文，而且其中还留下了“朱墨粲然”的诸多批注，正如他自己所说“此为第一善本也”。 其实，就在王国维自沉昆明湖两年后，郑振铎和王国维的门人赵万里便在浙江“天一阁”发现了《录鬼簿》的真正“第一善本”，因为这一抄本是明朝正德年间（公元１５０５年公元１５２１年）之人根据明永乐二十年（公元１４２２年）贾仲明抄补的《录鬼簿》进行重新抄录的一个版本，而王国维所借到的《录鬼簿》那三种抄本，则又是后人根据“正德本”再次删改的抄录本，其中“楝亭本”和尤贞起抄本删改的最为严重。所以，当赵万里发现“正德本”《录鬼簿》时，他发出了“恨不得起先生于九泉以告之”的慨叹。是的，王国维因为早逝而未能得见《录鬼簿》真正的“第一善本”，确实是一件令人扼腕之憾事。不过，这就好比是书法艺术中讲究的“飞白”，同样给人们别样的一种欣赏空间。何况，王国维“脱屉名利”先后三次校注《录鬼簿》的功绩，不仅为他随后撰写《宋元戏曲考》奠定了极为厚实的基础，也为后世治学者树立了真正学者应有的典范榜样。 《古剧脚色考》，是王国维对唐宋以来中国古典戏曲中角色的渊源及其变化发展所进行的一次深入考证。在这篇著述中，王国维可谓是旁征博引，融贯中西，不仅对戏曲中各种角色的名称、源流、发展和变化进行严谨审慎的考证，而且对这些角色在剧中的作用及其如何发挥展示作用都做了科学的分析，特别是他借用西方心理学和生理学中的观点来观照中国古老戏曲的这一做法，堪称是站在了世界文化前沿且带有中国特色的一次学术考证行动，在当时具有无人能及的前瞻xìng和科学xìng。为了使读者能够领略到王国维这次非同寻常学术考证行动的魅力，愿意引录该论述第一段如下： 戏剧脚色之名，自宋元迄今，约分四色，曰：生、旦、净、丑，人人之所知也。然其命名之义，则说各不同。胡应麟曰：凡传奇以戏文为称也，亡往而非戏也。故其事yù谬悠而无根也，其名yù颠倒而亡实也，反是而yù求其当焉，非戏也。故曲yù熟而命以生也，fù宜夜而命以旦也，开场始事而命以末也，涂不洁而命以净也：凡此，咸以颠倒其名也。（《少室山房笔丛》卷四十）此一说也。然胡氏前已有为此说者，故祝允明《猥谈》驳之曰：生、净、旦、末等名，有谓反其事而称，又或托之唐庄宗，皆谬云也。此本金元谈唾，所谓“鹘伶声嗽”，今所谓市语也。生即男子，旦曰妆旦色，净曰净儿，末曰末尼，孤乃官人，即其土语，何义理之有？《太和谱》略言之。（《续说郛》卷四十六）此又一说也。国朝焦循又为之说曰：元曲无生之称，末即生也。今人名刺，或称晚生，或称晚末、眷末，或称眷生，然则生与末为元人之遗。（《易余录》卷十七）此又一说。胡氏颠倒之说，似最可通。然此说可以释明脚色，而不足以释宋元之脚色。元明南戏，始有副末开场之例，元北剧已不然，而末泥之名，则南宋已有之矣。净之傅粉墨，明代则然，元代已不可考；而副靖之名，则北宋已有之矣。此皆不可通者也。焦氏释末，理或近之，然末之初，固称末尼。至净、丑二色，又则何说焉？三说之中，自以祝氏为稍允。但其说至简，无所证明，而《太和正音谱》、《坚瓠集》所举各解又复支离怪诞，不可究诘。今就唐宋迄今剧中之脚色，考其渊源变化，并附以私见，但资他日之研究，不敢视为定论也。 在这里，王国维通过考释以往三种对戏剧中角色或错误或偏颇或缺失之说，阐明自己之所以要对“唐宋迄今剧中之脚色”进行考释的原因，并把这次考释作为“他日之研究”的资料准备。确实，王国维在这里不仅考释角色渊源发展，而且通过对角色的考释进一步推释中国古典戏剧的发展脉络，这为他随后撰写《宋元戏曲考》再一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另外，王国维在文章还对剧中角色的xìng格做出了科学的分类、分析，以及剧中角色的面具、涂面和男女合演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考释，所以这些论述都给人以一种高屋建瓴的感觉。这也许就是真正学术大师赋予人们的精神和学术享受吧。 做了这么多的铺垫，终于该触及当在中国戏曲史上具有开创xìng和奠基意义的巨作《宋元戏曲考》了。是的，王国维为了这部《宋元戏曲考》，也已做了多年的准备工作，从多方面为中国戏曲研究撰写了掷地有声的系列考证xìng著述。随着这一系列文章的发表，王国维在戏曲研究方面的成就已经引起世界学界的广泛关注，他已经当之无愧地成为这方面的鼻祖人物，就连一些年长儒硕之士也对王国维在这方面的成就表示自叹弗如。如此说来，王国维确实到了该全面总结自己在戏曲研究方面所取得成果的时候了。不过，促使王国维动笔撰写《宋元戏曲考》的却是中国出版界的有识之士，即一向以编辑严谨及出版水平高人一筹的中国商务印书馆。 民国元年（公元１９１２年）１１月，王国维欣然接受商务印书馆的邀约，开始撰写《宋元戏曲考》这一在中国戏曲史上具有开山作用的著作。对于王国维来说，撰写《宋元戏曲考》虽然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事，但他依然保持着一位精审学者的高贵品格，因为在此期间他还不断搜集相关资料，以望撰写出一部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真正的伟大著述。诸如，王国维在撰写《宋元戏曲考》的过程中，就曾写信向他的日本友人铃木虎雄筹借相关资料，记得他在这封信中说： 前闻大学藏书中，有明人《尧山堂外纪》一书，近因起草《宋元戏曲史》，颇思参考其中金元人传部分，能为设法代借一阅否？又郑樵《通志金石略》中石鼓释文一本，亦奉借一观。 如此严谨精审的学术态度，其实就是王国维以心血在为中国戏曲作史，因为随后他由于劳心费力过多而导致头痛和牙痛jiāo替发作，一度中断《宋元戏曲考》的写作进程。即便如此，王国维还是仅以三个月的时间就将全部书稿杀青，至于他为何要如此急迫地完成《宋元戏曲考》的内在动因，不妨从他在自序中来寻找答案： 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独元人之曲，为时既近，托体稍卑，故两朝史志与《四库》集部均不著于录，后世儒硕皆鄙弃不复道，而为此学者大率不学之徒，即有一二学子以余力及此，亦未有能观其会通，窥其奥者，遂使一代文献，郁堙沉晦者且数百年，愚甚惑焉。往者读元人杂剧而善之，以为能道人情，状物态，词采俊拔，而出乎自然，盖古所未有而后人所不能仿佛也。辄思究其渊源，明其变化之迹，以为非求诸唐宋辽金之文学，弗能得也，乃成《曲录》六卷、《戏曲考原》一卷、《宋大曲考》一卷、《优语录》二卷、《古剧脚色考》一卷、《曲调源流表》一卷。从事既久，续有所得，颇觉昔人之说，与自己之书，罅漏日多，而手所疏记，与心所领会者，亦日有增益。壬子岁莫，旅居多暇，乃以三月之力，写为此书。凡诸材料，皆余所搜集；其所说明，亦大抵余之所创获也。世之为此学者自余始，其所贡献于此学者，亦以此书为多。非吾辈才力过于古人，实以古人未尝为此学故也。 在这则自序中，王国维还提到了今已散失无寻的一篇戏曲著述，即《曲调源流表》。据赵万里先生后来说，《曲调源流表》是王国维“考证各宫调曲调之源于乐府及诗余者”，然后以列表的方式整理而成。宫调，是中国古代的一种音乐术语。例如，宫、商、角、变徵、徵、羽、变宫这七声，其中以任何一声为音阶的起点，均可构成一种调式，凡以宫声为音阶的起点的调式都称之为“宫”，即宫调式，而以其他各声为主者则称“调”，如商调、角调等，则统称为“宫调”。王国维所完成的《曲调源流表》，虽然这只是一份列表，但从王国维在自序中特意提出来看，它对王国维撰写《宋元戏曲考》还是有一定作用的。 另外，上面王国维在致铃木虎雄信中说“近因起草《宋元戏曲史》”而向他借书，并不是这里所说的《宋元戏曲考》。其实，这两者是王国维的同一部著述，只因商务印书馆所属《东方杂志》自民国二年（公元１９１３年）４月１日分八期连载这一著述时，将《宋元戏曲考》更名为《宋元戏曲史》之故。不过，对于商务印书馆对其这一著述更名之事，王国维并不表示认可，他曾写信向老朋友缪荃孙这样解说道： 但四五年中研究所得，手所疏记、心所储藏者，借此得编成一书，否则荏苒不能刻期告成。惟其中材料皆一手，说解亦自己所发明。将来仍拟改易书名，编定卷数，另行自刻也。 对于王国维的这一愿望，老友罗振玉在王国维自沉后的第二年即民国十七年（公元１９２８年）刻印《王忠悫公遗书》时，将其恢复为《宋元戏曲考》收录其中，就此算是了却了王国维生前的一个愿望。也正因为王国维有此遗憾和愿望，所以笔者在行文中一律以《宋元戏曲考》为准，这只是为了对学术应有的一种尊重。 在这部《宋元戏曲考》中，王国维将五万余字的全文分为五大部分十六章，从其内容上来看确实应该属于考证范畴。这五大部分为：一、阐述中国戏剧的起源与发展过程；二、考证中国戏剧形成于宋金的根源，并对这一时期中国戏剧的现状予以论述；三、对元杂剧的源流、兴起的时间和地点，以及其存亡和结构等进行解析，并论述了其在中国文学史的历史地位；四、对元杂剧的院本与南戏之间的渊源进行论述，特别是对南戏作了重点考证；五、作为全书的“余论”，对中国戏剧进行了纵向和横向的比较论述。另外，王国维在全文之后还附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22 章 录了４３位元代戏曲家小传，这很显然是引自他在辑录《曲录》时所获。 对于王国维这部《宋元戏曲考》的价值和贡献，近一个世纪来用“好评如潮”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而且评价之高在学术界也是极为少见的。例如，梁启超于民国十二年（公元１９２３年）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最近则王静安国维治曲学最有条贯，著有《戏曲考原》、《曲录》、《宋元戏曲史》等书。曲学将来能成为专门之学，则静安当为不祧之祖矣。”又如，郭沫若于民国三十五年（公元１９４６年）在《文艺复兴》杂志上发表《鲁迅与王国维》一文中说：“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和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毫无疑问，是中国文艺研究上的双璧。不仅是拓荒的工作，前无古人，而且是权威的成就，一直领导着百万的后学。” 正如梁启超和郭沫若所言，因为有了王国维在中国戏曲研究上的贡献，特别是随着《宋元戏曲考》的问世，戏曲不仅成为了专门之学曲学，而且在当时还成为一门影响广泛的显学，吸引诸多中外学者投身其中，使千年来被文人雅士一直视为“下里巴人”的戏曲，不仅有了与“唐诗”、“宋词”齐名的“元曲”之标志xìng称谓，如今在中华文化百花园中已经成长为一朵奇葩香花。而为了这朵奇葩香花，王国维辨识、发现、栽培和促使其根深苗正快速成长开花的巨大功劳，在中国文艺研究史上无论如何评价都是应该的，也是名至实归的。 不过，在王国维埋首中国戏曲研究中时，中国历史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大逆转，这种大逆转使纯粹学者王国维看不到一点好转的希望，于是他不得不背井离乡，流寓异域躲避风潮。如此，下面我们不能不回首来记述王国维在此期间的遭际，因为这对于王国维个人乃至整个中国来说，都称得上是一段难以忘却的斑驳历史。 第四部分 流寓日本 光绪三十四年（公元１９０８年）阳春４月，王国维携全家安居在北京宣武门内新帘子胡同后，虽然他每天要到清朝廷学部所属的图书编译局“上班”，但他的主要精力却始终沉浸在中国戏曲的史海钩沉中。诸如，自这年８月至宣统三年（公元１９１１年）１０月，王国维先后完成的《词录》、《戏曲考原》、《曲录》、《录曲余谈》、《录鬼簿校注》、《唐宋大曲考》等，都是在这段时间内撰写的。随后，如果中国不是bào发了结束两千多年封建历史的那场武装起义，王国维的《古剧脚色考》和《宋元戏曲考》这两部著述，同样要在新帘子胡同王国维那自名为“学学山海居”的小书房内完成了。 不过，在那场轰轰烈烈的历史大变革中，别说是积极投身其中的革命者和被动卷入其中的被革命者不得安宁，就连积贫积弱的全体国民也像是失去了主心骨的木偶一样，整天生活在毫无希望和目的的混沌中，至于像王国维这样不问政事的纯粹学者，又有几人能如他那样为了学术而心如止水呢？其实，躲在“学学山海居”里的王国维并不能安居其中，否则他也不会在那场风暴掀起一个月后便仓忙地流寓到异域日本。自此，关于王国维近五年在日本的流寓生涯，一种“遗民出亡”的观点始终笼罩在他的身上。那么，王国维流寓日本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前因和往事呢？ 第十五章 异域避风 在王国维全家安居北京这三年多时间里，统治中原两个多世纪的满清王朝实在是多事之秋，此起彼伏的内忧外患促使其呈现出了一种大厦将倾的态势。 光绪三十四年（公元１９０８年）１１月１４日傍晚，囚禁在中南海孤岛瀛台上长达１０年之久的满清王朝第九代皇帝爱新觉罗载，在涵元殿那一席冷硬孤寂的铺板上撒手西去了。其实，说光绪皇帝是撒手西去似乎有点不太确切，因为他的心里满含着悲愤、仇恨、无奈和惨绝这诸多种情感。事出千古罕见之巧，就在光绪皇帝猝死瀛台不足２４个小时，他的母后、政敌、实际执掌满清王朝政权近半个世纪的慈禧太后，亦寿终正寝在紫禁城的仪鸾殿内。这个时候，距离王国维全家安居北京不过半年，而距年龄只有两岁多的爱新觉罗溥仪登基当皇帝还不足一个月。 将一个人口多达数亿、土地面积超过千万平方公里的大国政权，jiāo给一个年仅两岁多的孩子来管理，至今想来还都觉得是一件极其荒唐而滑稽的事。不过，面对这种极其荒唐而滑稽之事，我们的祖先早已探索总结出了一套行之有效或行之无效的方法，那就是由一位或几位大人摄政或听政，代替这个孩子来行使皇帝的权力。当历史将国家政权jiāo给爱新觉罗溥仪这个孩子时，他的父亲载沣便义不容辞地充任了这个角色，虽然他是一个胸怀大志却行权无术之人，但是因为不甘心或还对自家王朝还怀有一种幻想，所以他总是以为通过自己的努力能使将倾的政权大厦稳固起来。在这位自命不凡摄政王的种种努力中，有一件事办得还是干脆利落且非常明智的，那就是于宣统元年（公元１９０９年）罢免时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的一代jiān雄袁世凯。不过，手握北洋军权且善于玩弄权术的袁世凯，不仅深谙韬光养晦之计，而且对于权力时机的把握几乎从未失算过。于是，中国的这段历史便围绕着袁世凯与清朝廷及已经兴起的由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这三者之间错综复杂地展开了。当然，直接对王国维流寓日本产生重要影响的，就是这时还在日本的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党，而事件的起因则要从四川人民的“保路运动”说起。 宣统三年（公元１９１１年）以前的十年间，清王朝已经经历了近千次饥民bào dòng和国内民众武装斗争，特别是这年４月由孙中山和黄兴领导的黄花岗起义，更是响亮地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一个月后，当四川民众组织成立“保路同志会”并发起“保路运动”时，清朝廷妄图以血腥镇压来维持其无道的统治。于是，当四川总督赵尔丰于这年９月７日在总督署门前qiāng杀“保路同志会”的请愿会员时，一场起义新军与朝廷的武装斗争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在这场武装斗争中，使王国维真切感受到事态严重的有两件事：一是直接提携王国维进入清朝廷学部就职的学部尚书端方，在受命率军前往四川镇压新军途中被起义军杀死；二是王国维在上海《时务报》馆时的顾主、这时已经逃难到天津筹办《刍言报》的汪康年，当他得知四川这一严重局势后竟然突然中风猝死。如果说当王国维得知这两件事时使他颇感震惊和困惑的话，那么随着整个社会局势都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就不能不让他考虑自己及家人将何去何从了。 确实，随着四川局势的一发不可收拾，全国各地的人民bào dòng简直比雨后春笋还要蓬勃。特别是这年中秋节刚过的湖北武昌，一场由革命文学团体和共进会组织领导的武装起义，于１０月１０日迅速占领湖广总督署，随即成立军政府宣布脱离清朝廷的管理。接着，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全国有１４个省宣布独立，清政府已经是土崩瓦解。大厦崩颓，势不逆转。辛亥革命的成功来得过于突然，突然连领导者孙中山还没有回国，突然得使广大民众还没能反应过来是怎么一回事，就失去已经依傍了两千多年的主子皇帝。对此，早已拥有这种根深蒂固民族习惯的中国民众，开始像没头苍蝇一样到处流窜，bào dòng起源地江南的民众向首都北京方向逃难，而北方民众则纷纷前往江南避祸，乡村里的人们大量涌进城市，而城市中的豪门则迅速往乡村疏散，每个人都认为自己要去的地方是最安全稳定的。其实，这时全国各地都一样，都已经呈现出了一种极其混乱的无序状态，而随着人们毫无希望地到处乱撞，使这种无序状态变得更加混乱。 面对全国如一锅乱炖的稀粥，王国维本想返回老家浙江海宁暂避风潮，但这时从天津到上海的船票价格已经疯长得十分惊人，即便如此，谁要想买到这样一张比平时高出数十倍的船票，那也是比登天还难的一件事，何况是家口众多而余资日少的王国维呢？与王国维同样愁眉不展的还有他的老朋友罗振玉，不过罗振玉的发愁与王国维有所不同，他既担心自己身为清朝廷四品大员是革命党革命的对象，又为家中收藏的大批书籍和古器物而担心。所以，当罗振玉找到“学学山海居”与王国维共商将前往何处避难时，他显得比王国维还要急迫。然而，就在两位老友一筹莫展时，昔日跟随罗振玉在武昌农学堂和江苏师范学堂等地任教的日本友人却从东洋彼岸发来了邀请的信息，其中还有日本本愿寺一位与罗振玉素昧平生的老主持大谷伯光瑞，竟派遣该寺在北京的一名僧人专门找到罗振玉，表示说他愿意将自己的一处住所jiāo给罗振玉全家居住。 另外，不久前返回日本的罗振玉和王国维两人共同的老朋友藤田剑峰，在临行前也极力劝说两人还是到日本暂避风潮为宜。面对日本友人的盛情邀请和善意规劝，再看看身边如鸟兽散的朝廷官员及旧日友人，特别是国内一日千里不可逆转的严峻形势，使罗振玉和王国维都感到还是先到日本暂避为好。当然，当罗振玉得到日本友人不仅为他们安排好了住所，而且还特意在京都大学为其收藏宏富的藏品及图书腾出了图书馆的消息后，这就更坚定了他先到日本避风的决心。 于是，在宣统三年（公元１９１１年）１１月中旬，王国维与罗振玉、罗振常及罗振玉的女婿刘大绅（字季缨〈英〉，刘鹗之子）四家二十多人，终于在天津乘坐上“温州丸”号日本商轮从大沽口起航前往日本神户。这时虽是初冬时节，天津大沽口的海面上已经开始结冰，但“温州丸”号千吨商轮内却有些燥热，而燥热源则是来自船内同往日本避祸的拥挤不堪的中国的官宦和富商们。当时，由于罗振玉身居高位且是日本学界极为推崇的中国国学的顶级人物，所以船长竟将自己的卧舱让于罗振玉一家居住，而王国维等三家人就只能一同拥挤在货舱内。历时七天的海上航行，我们已经无法得知王国维他们是如何度过的，总之他们终于在当月２７日安全抵达日本的神户码头。走出船舱时，王国维和罗振玉等人都感到极为感动和意外，因为来自日本京都大学的藤田剑峰、狩野直喜、铃木虎雄、内藤虎次郎和富冈深藏等教授们，竟然共同出现在了神户码头上，原来他们是专程从京都赶来迎接罗振玉和王国维等人的。随即，王国维和罗振玉等人被日本友人安置在京都郊外吉田山下田中村预先准备好的房屋内，然后又驱车来到京都狩野直喜教授家中，接受他们夫fù早已安排的丰盛欢宴。就此，王国维和罗振玉开始了他们虽然是流寓异域的生涯，但也是他们两人学术合作最紧密、成就最辉煌的阶段。关于罗王学术合作留待下面两章详述，现在似乎有必要对王国维前往日本避风的真正动因进行解析，因为这是多年来人们揣测较多且最含混不清的一件事。 按说作为清朝廷学部一不入流的小职员王国维，他不仅不具备被革命党革命的资格，也没有罗振玉那大量珍贵藏品之忧，更没有罗振玉到日本后衣食无忧的丰厚家资，那他何以要随罗振玉一同到毫无生活保障的异域他乡日本去避什么风呢？确实，对于王国维在辛亥革命期间前往异域日本避风一事，社会上至今还留有多种揣测，诸如忠于清朝廷而不愿接受革命党人所领导的革命事业，诸如为了潜心研究和振兴中华传统国学，诸如多年来一直追随罗振玉已经难以舍弃，诸如接受日本友人邀请和罗振玉规劝暂避一时等等，可谓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那么，王国维前往日本到底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呢？ 其实，就像笔者在自序中说的那样，要想准确客观地评价一个人的行为，就必须将其放在那个时代的大背景中来考量，否则所有的揣测只能算是揣测，而不是最接近事实真相的科学分析。上面我们说过王国维前往日本时，中国境内已经没有一块宁静的天空，到处都处在混乱无序的混沌中，清王朝已经土崩瓦解，那些少数顽固派却依然在作着垂死挣扎，而革命烽火则风起云涌，其中还有像袁世凯这样的投机者也是蠢蠢yù动，多种势力的含混jiāo织，尔虞我诈，再加上良莠不齐的新思想和新文化、新观点的恣肆泛滥，不仅使普通民众无所适从，就连朝廷诸多高级官员、革命党人和投机者也是不辨东西，更说像王国维这样不问世事的学者了。于是，在全体国民纷纷南逃北窜的形势下，诸多官员和豪门望族也都卷入到逃难的洪流中，而生存在这种状态里的王国维又能有何卓尔不群的表现和作为呢？虽然王国维在学术研究领域里常常会出人意料地一鸣惊人，但他对生活却是一种罕见的不敏感和无能力，这一点不仅了解他的人非常清楚，即便一无所知者通过以上文字的阅读也多少会有所感受。所以，在当时整个社会都处于那种状态下时，王国维采取随大流的行为并不值得过分去讨论和探究，虽然我这种将王国维在生活上归拢于普通人行列的说法，在今天一定还会遭到那些将学术大师“异化”者的强烈反驳，但如果设身处地地替王国维想一想，他当时随大流的做法又有谁能避免呢？当然，如果这些习惯于将学术大师“异化”的人用“子非鱼，安知鱼之乐”来反问我的话，那我也只能用“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来回答了，虽然这种回答也许有一种巧妙或狂妄的嫌疑，但我现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23 章 在确实还没有找到能回答这一问题的最合理答案。 当然，王国维的随大流应该有不同于普通民众之处，那就是他当时毕竟是已经具有超前学术思想的伟大学者，学术作为他的事业已经融入到了他的生命之中。当时，也许他还没有要拯救整个中华国学的宏大远景，但学术自觉xìng还是要比一般学者强烈且敏感得多的。而当时如果王国维没有随同罗振玉前往日本避风，他在国内那几年异常混乱的状态下，不敢肯定地说将是一事无成，但起码不会有在日本那相对安静的环境里，与罗振玉共同创造出那么辉煌夺目的学术成就，这一点有识之士应该不会有异议吧。试想，王国维在日本几年间所取得的学术成就主要是哪些方面，试想留在国内哪里能放得下他一张宁静的书桌，试想国内哪里又能为他敞开多达５０万册的图书资料和数千件珍贵的古器物，试想哪里有像罗振玉那样学识鸿博且对王国维极为器重的学术先导和同道，试想哪里又有像罗振玉及日本友人那样极力帮助王国维解除生活之忧使其能够尽可能地安心学究呢……面对所有这些试想，我们不妨静下心来再一次设身处地地为王国维想一想，也许以上那些无端的揣测会从脑海中遛走。 赶走了脑海里的这些无端揣测，我们才能纯净而大度地接受王国维在日本的又一次学术转向，或者明确地说是回归国学，因为王国维毕竟自幼接受的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滋养，虽然他对西学曾经有过非常热切的迷恋，也曾自述过他的独学是从“专门中之专门”的西方哲学开始的，但“善自命题”的王国维每一次学术转向都获得了成功，而成功之后他又都会极为潇洒而坚定地走向另一片崭新的学术天地，几乎从来也不曾向以往挥手作别，这就是王国维，这就是王国维之所以成为王国维的理由，不需要任何解释，因为任何解释都将成为无用功。所以，我们实在没有必要再纠缠在这些无用功上，还是跟随王国维的足迹徜徉在他初到异域日本的那段生活轨迹好了。 宣统三年（公元１９１１年）１１月２７日，这是王国维一生中第三次踏上东洋日本国的土地，更是他全家人近五年流寓异域艰难生活的开始。当然，作为一代国学大师这还是王国维回归国学的转折期，也是他学术生涯又一个辉煌期。在重点解说王国维回归国学并在国学研究领域创建辉煌之前，有必要简述其在日本期间的生活概况，虽然困顿和窘迫是生活的一个主色调，但回避似乎没有这个必要。 初到日本，王国维和罗振玉等都住在京都郊外吉田山一带的田中村，罗振玉一家住在山下，王国维和罗振常、刘大绅三家住在山坡上。这是一处环境幽静、景色秀美的小山村，几家人初居一起倒也热闹，对此罗振常的女儿罗庄后来回忆说： 西京四面皆山，旧称山城国。初居田中村，再移神乐冈。其地风景幽胜，气候适中，小楼一楹，仅堪容膝，而纤尘不染，席地凭几，犹然古风。窗外山光岚气，朝晖夕yīn，奇瑰不可名状。绕屋则溪流如带，日夜潺。比屋而居者，有刘季缨姊丈大绅，王静安姻丈国维。二家多仆媪童稚，隔篱呼应，悉作乡音，颇不岑寂。 在这里，罗庄除了告知我们当年王国维等人初到日本田中村时，过起了那种“悠然见南山”的田园生活外，还透露其称呼王国维为“姻丈”这一信息。关于罗庄对王国维的这一称呼，是缘自后来即民国七年（公元１９１８年）５月王国维的长子王潜明迎娶罗振玉的三女罗孝纯一事，再后来罗王两人正是因为儿女姻缘之故而走向了决裂，这是后话。其实，安居田中村不久王国维由于家口众多，与几家人同住实在不太方便，便先后有过三次搬迁，最终定居在神乐冈净土寺附近的一处住所里，这里距离罗振玉于民国二年（公元１９１３年）在此购地自建名为“永慕园”的别墅不远，便于两人之间jiāo流和切磋学问。 当时，王国维确实有一个大家庭，其成员除了王国维夫fù俩人外还有四个儿子，即长子潜明、次子高明、三子贞明，以及于宣统三年（公元１９１１年）１月２９日由继室潘夫人所生的四子纪明（字季耿），还有男仆冯友和女仆“钱妈”二人，如果王国维的长女明珠不是于宣统二年（公元１９１０年）１月出生仅七个月而殇的话，这时王国维全家竟达八口人之多。试想，这样一个没有任何经济来源的大家庭，在异域他乡要维持近五年的正常生活，那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不过，这五年间先有老朋友罗振玉每月资助１００元，后又主编《国学丛刊》得每月薪水２００元，另外担任《盛京时报》特邀撰稿人约定每月薪酬３０元，而这些都不是保持全家人生活稳定的长久之计。例如，最初依靠罗振玉每月资助１００元，这毕竟不是王国维所愿意接受的；例如，主编《国学丛刊》，这是罗振玉于宣统三年（公元１９１１年）初创刊的一份学术刊物，随后因辛亥革命而被迫停刊，在日本复刊则是民国三年（公元１９１４年）时候的事了；再如，通过朋友介绍担任由日本人一宫房治郎在中国沈阳创办的《盛京时报》撰稿，那约定的每月３０元报酬并没能按时支付。所以，当王国维后来返回浙江海宁祭祖时，他首先想到在上海谋求一份职位，以便摆脱在日本过那种毫无定数的落魄生活。这也是后话。总而言之，王国维流寓日本近五年间的生活，远没有在北京那段时期过得安逸和舒适。而正因如此，对于王国维在那种生活景况中竟然取得极为辉煌的学术成就，我们不能不表示由衷的赞赏和钦佩。于是，我们就此走进王国维在日本回归国学并创建辉煌的那段岁月，一同来体味这位国学大师顽强的治学精神和卓越的学术魅力。 其实，王国维和罗振玉等人初到日本时，并没有想到会在异域他乡居住近五年之久，他们本打算只在日本暂避风潮，等国内局势平稳后便回到自己的祖国。所以，罗振玉和王国维等人刚到日本田中村安顿下来，罗振玉便只身一人乘船经大连返回了北京。而当他探知清王朝的覆灭只在朝夕之间，而革命成功的形势则日益明朗的消息后，便于十多天后又回到了日本。既然短期内回国无望，罗振玉和王国维等人便开始作长期流寓日本的打算，而眼下最要紧的就是整理罗振玉那大批因为长途搬运已经混乱不堪的书籍和古器物资料。于是，罗振玉邀请王国维与他一起每天到京都大学图书馆清点、整理自己的那些藏品，经过两个人近三个月的精心整理，终于使杂乱无序的藏品有了一个比较系统的分类和准确的数目。面对数量惊人的这些藏品，罗振玉和王国维都感到很震惊，因为仅仅藏书就多达五十余万册，另有古器物及其标识拓本数千件，以及上万片极为珍贵的甲骨。这个藏品的数字，既是罗振玉第一次清楚自己藏品的家底，也是王国维第一次得知并见识罗振玉拥有如此丰富之藏品。确实，这实在是一个让人惊叹不已的藏品数，简直就是一个极为罕见的私人图书馆和博物馆。 对于罗振玉如此丰富藏品的由来，王国维还是比较清楚的，因为在北京那几年间，他目睹罗振玉整天东奔西忙，到处搜购珍本善籍与古器物，几乎将全部的薪水和多年创办学社、刊物所赚之财及部分家资，都投入到了古籍善本和文物的搜求中。特别是政治敏锐、学养深厚且具有很强经济意识的罗振玉，当他敏锐地意识到清朝廷即将覆灭的信息时，更是利用其在朝廷学部任职的便利大肆搜购流散民间的珍贵藏品。例如，当他得知儿女亲家刘鹗在新疆因脑溢血猝死后，便颇具远见地接收了其收藏的数千片甲骨，随后还果断地派弟弟罗振常和女婿刘大绅（即刘鹗之子）专程前往甲骨文出土地河南安阳小屯村向村民收购，使其拥有的甲骨数量居世界学术机构和个人收藏之首，这就是随后成就“罗王之学”的重要的资料积累，这还是后话。 就在王国维和罗振玉每天钻到京都图书馆整理藏品的时候，中华大地已经改朝换代，小皇帝溥仪在其父亲摄政王载沣的宣告下退位，而中华民国则在南京宣告成立，但就此中国也陷入了长达数十年的混战之中。国已不国，国学何存？远在异域日本流寓的王国维，以其自觉而强烈的学术意识感到自己应该回归国学，为已经被纷乱新学搅扰得濒临破碎的堂堂国学尽一份中华学者之责。确实，王国维在日本撰写《古剧脚色考》和《宋元戏曲考》这两部戏曲学术著述的过程中，已经对自己下一步的学术研究方向有所考虑，并不是人们习惯或一味引用罗振玉在《海宁王忠悫公传》中所标榜的那样，王国维转向国学研究完全是因为罗振玉之劝导所致。众所周知，此前王国维有过多次学术转向，不仅每次学术转向都不太相关，而且每次却又都获得了空前的成功，这就是同时代和后世学者一致赞叹的王国维“善自命题”的学术大师的卓越非凡之处。所以，笔者主张我们今天在肯定罗振玉对于王国维回归国学有过不容忽视的影响和帮助的同时，最好还是不要夸大其辞或过分强调这一因素，当然也不能抹杀罗振玉影响和帮助之功。 另外，王国维回归国学更不是有些人刻意牵强的那样属于“整理国故”以怀清室，并举王国维于民国元年（公元１９１２年）创作七言排律《颐和园词》和民国二年（公元１９１３年）创作的《隆裕皇太后挽歌辞》之例为证。对此，王国维曾就自己的《颐和园词》在社会上引起“轰动”一事，在致信日本友人铃木虎雄时说： 《颐和园词》称奖过实，甚愧。此词于觉罗氏一族末路之事略具。至于全国民之运命，与其所以致命之由，及其所以得之果，尚有更可悲于此者，拟为《东征赋》以发之，然手腕尚未成熟，姑俟异日。 在这里，王国维说的很明白，他虽然对爱新觉罗氏一家之朝廷的覆灭表示关注，更对全体民众及国家的前途命运表示关切，并不是包括铃木虎雄在内的那种“怀旧”之说。至于随后的《隆裕皇太后挽歌辞》，虽然有缅怀清室皇太后之意，但依然是《颐和园词》内涵的一种延续，绝对不是有些人妄自扣在王国维头上那顶“清朝遗老”帽子的噱头。其实，我们的读者只要贯通王国维诗词创作历程，特别是联系他此前创作的《咏史》二十首，便不难明了王国维这两首诗依然属于“咏史”系列。关于这一chā曲，不多赘述，下面我们还是从王国维转向国学的第一篇著述《简牍检署考》开始，来解析其流寓日本期间所取得的辉煌国学成就吧。 第十六章 回归国学 确实，王国维回归“国学”的征途是从《简牍检署考》这一著述正式开始的。 所谓国学，泛指源远流长的中华传统文化，如果一定要为其下一定义的话，还是借用钱剑平先生从国学大师章太炎于民国十一年（公元１９２２年）在上海讲授《国学概论》中的总结好了。钱剑平先生说： 章老先生把国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就是国学的本体，其中分为经史、经典、历史。第二部分，就是治国学的方法，其中分为辨书籍的真伪、通小学、明地理、知古今人情的变迁、辨文学应用等等。国学作为一门学问，其涵盖的面是相当大的，所以，它归纳起来就是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 很显然，王国维于民国元年（公元１９１２年）初春完成的《简牍检署考》，名副其实属于国学范畴的一篇著述。那么，这是怎样的一篇学术著述，王国维又为什么要以它作为敲门砖来打开国学大门呢？ 旨在考证中国古代书册制度演化源流的《简牍检署考》，虽然全文只有一万三千字，但王国维竟先后四次对其修改和完善，可见他对这篇学术著述用功之甚、重视之深。简即竹简，牍即木片，这两者都是中国古人在纸张发明之前用于书写文字的工具；检，就是用来盖护简牍的封板，相当于现在书册的封面；而署，则是封板上书写的文字记号。在考证过程中，王国维不仅参阅中国历代学者所著相关之论述，相互比对，校正舛误，还参照法国和日本等学者对中国书册制度所进行的考释文章，检索其中缺漏，纠正谬误，尽量使自己对中国书册制度有一个全面而深入的了解。随后，王国维又利用罗振玉“大云书库”中所藏在北京时从匈牙利汉学家斯坦因当年于中国新疆天山及敦煌等地盗掘所得的汉简拓片，对以上相关著述和史书中关于书册制度的点滴记述进行验证，这种利用底下发掘实物比照文献史料记载的治学方法，也就是后来称之为“二重证据法”，一改中国学者以往只习惯于在史籍中梳爬之习，从而开拓了中国学者进行学术研究的新途径。 另外，王国维在这篇学术著述中还首次运用乾（隆）嘉（庆）学派比较科学成熟的“分类考证法”，分别对简、牍、检、署进行单独考释，再加上王国维从西学中掌握的逻辑法，使其这篇学术著述要明显比以往相关著述具有科学xìng。所以，当王国维刚一完成这篇著述，日本友人铃木虎雄便及时将其翻译成日文，分三期连载于由其主编的《艺文》杂志上，随即赢得了日本汉学界的一致好评。而当中国学界得见这一著述时，不仅给予其高度评价，还对王国维学术转向表示关注。诸如，民国四年（公元１９１５年）罗振玉在上海拜访学界前辈沈曾植时，他就指着桌案上王国维的这篇《简牍检署考》评价说：“即此戋戋小册，亦岂今世学者所能为。因评骘静安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24 章 新著，谓如《释币》及考地理诸作，并可信今传后，毫无遗憾，推挹甚至。”而余嘉锡后来在其《书册制度考》中也认为：“近世王静安先生作《简牍检署考》，而后简册之制大明。”由此可见，王国维这篇著述在国学界影响之深重，同时也表明他回归国学的成功。 那么，王国维回归国学所作的第一篇著述为什么是《简牍检署考》呢？在这里，我本没有要将其与裴文中、贾兰坡发掘周口店发现“北京人”和建筑巨人梁思成在李庄撰写《中国建筑史》等对中国人具有重大意义相类比的初衷，但如果将其放在那个时代的背景中，又不难发现它们之间确实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原来，早在光绪二十六年（公元１９００年）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就借助英国不列颠博物馆雄厚的经费保障，开始潜入中国西部的新疆和甘肃一带进行“科学考察”，多年“考察”所获珍贵文物不计其数，其中就有极为罕见的两汉魏晋简牍近千枚。光绪三十三年（公元１９０７年），当斯坦因将其在新疆天山和甘肃敦煌等地发掘所得诸多文物运抵北京准备转运到英国时，王国维曾随同罗振玉等人特地前往斯坦因在北京苏州胡同的居所观看。两年后，王国维与罗振玉等人又在北京看到法国汉学家伯希和于中国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盗卖的大量文物，其中也有多达七百余枚的极为珍贵的简牍和帛书。而这些发掘于中国的汉代简牍，随后被斯坦因运回欧洲，并jiāo由他的老师法兰西学院教授、著名汉学家沙畹进行深入研究。另外，在此之前沙畹教授已经出版了他的《纸未发明前之中国书》的著述，而日本汉学家岛田翰也有关于中国书册制度的著述《书册装潢考》问世，虽然这些著述没能详尽考释中国书册之真正源流，其中疏漏和舛误也较为明显，但他们毕竟对中国书册制度方面的学问已经有了觉醒并取得了初步成就。所以，当王国维早在清廷学部图书编译局就职时，他便开始对中国书册制度予以留意，而随着他关于中国戏曲研究的大功告成，而今流寓日本又有了专心做学问的大块时间，以及罗振玉“大云书库”丰富藏品所提供的资料保障，他终于得以完成这一著述的愿望。于是，当王国维第四次修改《简牍检署考》定稿后，曾在自注中写有这样一句话：“岁暮，闻法国沙畹教授方研究斯坦因所得古简牍，因复写一本遗之。”第二年，这位沙畹教授将其考释中国简牍的著述未成稿也回寄给了王国维和罗振玉，其中多有采用王国维《简牍检署考》中之观点和论述。如今，我们已经无法确认王国维之所以要将《简牍检署考》作为自己回归国学第一篇著述的真正动因，但他这种强烈而自觉的学术民族意识和学术爱国情感，我们似乎不该有丝毫怀疑的理由，这一点我想读者不会有什么异议吧。 与《简牍检署考》堪称姊妹篇的，还有王国维于民国二年（公元１９１３年）辑成的《齐鲁封泥集存》。这年１月，罗振玉以日本友人的名义在田中村净土寺旁购买数百平方米的土地建造了一幢别墅，其中整个二楼用来存放从京都图书馆搬迁而来的那些藏品，罗振玉为其起名为“大云书库”，楼下的一间书房内并置有一大一小两张书桌，那是罗振玉和王国维日常著述做学问的地方。在这里，两位学术大师朝夕相伴，同学共进，彼此在学问上都取得了别人难以比肩的辉煌成就。在王国维所取得的诸多国学研究成果中，《齐鲁封泥集存》也许不算是得意之作，但其治学途径实在值得赞叹。 所谓封泥，其实就是在捆扎简牍的丝绳两端或jiāo叉处用黏土固定封存，并在黏土上钤印以备验证，而这块盖有印章的黏土就叫“封泥”。这块相当于后来火漆或现代封条的“封泥”，也有叫着“泥封”或“芝泥”的，主要随记载有重要文书的简牍而存在，一般盛行于两千多年前的秦汉时期。试想，简牍本身就极易腐烂损毁，保存数量极为罕见，而封固简牍的泥块就更是难以留存了。另外，在难以留存的封泥上，一般只有寥寥几个字作为标识，没有专门知识的人是极难明了其中深意的。那么，王国维为什么要辑成这样一部偏门著述呢？ 其实，很早就对封泥予以关注且着力收集相关资料的，并不是王国维而是罗振玉。至于罗振玉是什么时候知道封泥的已经无法说清，但引起他兴趣的则无疑是一位名叫刘燕庭的人，根据道光二年（公元１８２２年）在四川首次出土那６枚封泥所拓成的拓片。随后，罗振玉不仅搜集了诸如由吴式芬与陈介祺两位学者合作完成的中国第一部关于封泥的专著《封泥考略》（１０卷）等，还曾从亲家刘鹗处亲眼目睹了其收藏的百余枚封泥真品，这些都更加拨动并强化了罗振玉的学术敏感xìng。民国二年（公元１９１３年），当罗振玉沉浸在整理敦煌古书和殷墟甲骨文考释时，他鉴于王国维拥有深厚的历史和地理学养，便邀请他帮助整理“大云书库”中所收集的封泥拓本。毫无疑问，罗振玉不仅明白这些封泥拓本的学术价值，更清楚由“善自命题”的王国维加以整理，一定能发掘出其中别人难以发现的学术价值，这就是王国维作为具有独特眼界学术大师的与众不同处。果然，王国维在将罗振玉“大云书库”所藏封泥拓本或拓片细致整理后，又对照《封泥考略》所录８４９枚汉代封泥图式，以及其他相关著述中所零星收录的封泥图式，不仅发现其中疏漏者很多，而且有些考释也是舛误的。于是，王国维按照《汉书》表系编次，开始对《封泥考略》所缺而“大云书库”所藏的封泥拓本和拓片，进行重新编次和整理，随后将其“付诸精印，以行于世”。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这部与《封泥考略》并行于世互为补充的《齐鲁封泥集存》中，王国维以其卓越深邃的学术目光，从小小封泥中洞悉了其中价值，那就是以封泥上寥寥几字考释古代官制和古地理形态，这实在不是现今名为学者之人所能相望的。例如，王国维在《齐鲁封泥集存》序言中提到的他由封泥考释出“汉诸侯王官属与汉无异”的这一结论，就很明确地解决了以往人们通过史书资料而没能考证确凿的问题。例如，王国维在辑成《齐鲁封泥集存》的基础上，后来还撰写了《秦郡考》、《秦都邑考》和《汉郡考》等著述，这些著述都很好地解决了关于秦汉历史和地理中存在的一些疑问。对于自己在封泥方面所取得的学术成就及由此所进行的研究，王国维自己也很满意，如他在这篇序言中说： 凡此数端，皆足以存一代之故，发千载之覆，决聚讼之疑，正沿袭之误。其于史学，裨补非鲜。若夫书迹之妙，冶铸之精，千里之润，施及艺苑，则又此书之余，而无待赘言也。 诚如斯言，王国维回归国学后所编撰的《简牍检署考》和《齐鲁封泥集存》这两篇著述，不仅引领该领域学术研究之风骚，而且随后所取得的一系列国学研究成果，也是辉煌连缀，耀人眼目，例如下面将要解析的《流沙坠简》。 其实，《流沙坠简》与以上介绍的两篇著述堪称是“姊妹三花”，而这一朵“花”应该说更加芬芳隽永，耐闻耐看。说起这朵由罗振玉和王国维两人共同培植的隽永之“花”，其起因便来自上面提到的匈牙利探险家斯坦因和那位法国汉学家沙畹，以及由沙畹对斯坦因从中国掠回的那些汉简所进行考释写成的未刊行一书。当沙畹将其对９９１枚汉简考释的未刊稿寄给罗振玉和王国维后，罗振玉立即让其第三子罗福苌对这部用法文撰写的著述予以汉译，随后与王国维一同对其进行“拜读”。细致“拜读”完这部由外国人考释中国汉简的著述后，罗振玉和王国维这两位学术大师都深感遗憾，这不仅因为记载了中国汉代边郡历史且出土于中国的文物，竟然流失国外并由外国人率先撰写了考释文章，而且由于这位外国学者对中国历史和地理等方面的知识储备不足，导致该著述中舛误比比皆是，这实在不能让罗、王这两位有着强烈学术良知的大学问家等闲视之。于是，罗振玉和王国维两人一拍即合，决定对由沙畹撰写的这部还未能刊行的著述重新进行考订，以还“流沙汉简”原本充满魅力的真实面貌。 民国三年（公元１９１４年）１月，罗振玉和王国维分工协作，开始对沙畹所写《斯坦因在土耳其斯坦沙漠发现的汉文文书》一书稿中，所收录９９１枚汉简中具有诸多舛误的５８８枚进行重新考释。历时三个多月完成的《流沙坠简》，共分三卷，罗振玉主要负责其中与小学、术数、方伎及残损或字迹不清简牍的考释，而王国维则专门对记述有汉代屯垦戍边军事方面内容的残损简牍进行考释。《流沙坠简》初名《屯戍丛残考释》，由此可见王国维所负责考释的内容，无疑是这部著述的重点。关于这部由罗振玉和王国维两位学术大师相识１５年来首次合作完成的著述之成书经过，王国维于民国十四年（公元１９２５年）在其《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的讲稿中曾有这样一段文字： 汉人木简，宋徽宗时已于陕右发见之。靖康之祸，为金人索之而去。当光绪中叶，英印度政府所派遣之匈牙利人斯坦因博士（Ｍ．ＡｕｒｅｌＳｔｅｉｎ），访古于我国和阗（Ｋｈｏｔａｎ），于尼雅河下流废址，得魏晋间人所书木简数十枚。嗣于光绪季年，先后于罗布淖尔东北故城，得晋初人书木简百余枚，于敦煌汉长城故址，得两汉人书木简数百枚，皆经法人沙畹教授（Ｅｄ．Ｃｈａｖａｎｎｅｓ）考释。其第一次所得，印于斯氏“和阗故迹”（Ｓａｎｄ－ｂｕｒｉｅｄＲｕｉｎｓｏｆＫｈｏｔａｎ）中。第二次所得，别为专书，于癸丑甲寅间出版。此项木简中，有古书、历日、方书，而其大半皆屯戍簿录，于史、地二学关系极大。癸丑冬日，沙畹教授寄其校订未印成之本于罗叔言参事，罗氏与余重加考订，并斯氏在和阗所得者，影印行世，所谓《流沙坠简》是也。 于民国三年（公元１９１４年）４月完成的这部著述中，罗振玉与王国维对中国史地两学所创获的主要贡献，正如罗振玉在《流沙坠简序》中所说： 乃知遗文所记，裨益甚宏。如玉门之方位，烽燧之次弟，西域二道之分歧，魏晋长史之治所，部尉由侯数有前后之殊，海头楼兰地有东西之异。并可补职方之记载，订史事之缺遗。 试想，罗振玉以上所列几项考释，其中任何一项都对今天人们认识和了解汉代历史及相关地理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何况仅在这一部著述中竟然囊括了那么多的创见呢？对于这样一部有着非凡意义的著述，王国维在民国三年（公元１９１４年）７月１７日写给国内好友缪荃孙的信中也表达了自己满意的心情： 岁首与蕴公（即罗振玉）同考释《流沙坠简》，并自行写定，殆尽三四月之力为之。此事关系汉代史事极大，并观存之汉碑数十通亦不足以比此。东人不知，乃惜其中少古书，岂知纪史籍所不纪之事，更比古书为可贵乎。考释虽草草具稿，自谓于地理上裨益最多，其余关乎制度名物者亦颇有创获。 王国维在信中所说的“创获”，即罗振玉在序言中所指考定玉门关的确切位置、汉代设置烽燧的地理方位及相关管理人员的职责、出西域分两道地点不在人们习惯认为的玉门和阳关而在楼兰故城，以及魏晋长史的办公地和部尉官员相互统辖与职责等等，实在是“创获”累累。对于这样一部伟大的著述，民国十一年（公元１９２２年）鲁迅在《热风不懂的音译》中这样评价说：“中国有一部《流沙坠简》印了将有十年了。要谈国学，那才可以算一种研究国学的书。开首有一篇长序，是王国维先生做的，要谈国学，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由此可见，《流沙坠简》在国学研究领域中的地位。不过，当时王国维和罗振玉仅仅凭借数百枚的汉简就撰写出了这样一部不朽的伟大著述，如果王国维哪怕多活两三年的时间，从而得见在民国十六年（公元１９２７年）至民国十九年（公元１９３０年）间于甘肃居延地区（今归属内蒙古）出土的多达两万余枚的汉简时，那他将会给我们留下怎样不可思议的“创获”呢？ 伟人已逝，叹憾何为？ 对于王国维在短短两年多的时间内竟然取得如此辉煌的诸多“创获”，许多人也许感到这实在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其实，我们完全不必要有此惊诧，在这里且不说王国维原本国学根底深厚，更不必强调他是一个有着非凡敏锐头脑的学术天才，只要简述他在民国二年（公元１９１３年）这一年间的读书轨迹，便不难发现王国维以上“创获”竟来自于他超出常人所付出的艰辛与努力。那么，王国维在民国二年（公元１９１３年）间主要阅读了哪些书呢？ 对此，王国维在同年写给好友缪荃孙的信中说：“今年发温经之兴，将《十三经注疏》圈点一过。阮校尚称详密，而误处尚属不少。有显然谬误而不赞一辞者，有引极平常之书而不参校者……”由此可见，王国维这时阅读的竟然是他少年时最不喜欢的《十三经注疏》，且对于清代大学者阮元这部流传极为广泛的校注著述，提出了自己的阅读意见。关于“十三经”，前文已有详细介绍，读者不妨翻到第二章重新检索，便可见那可不是一部两部书，而是煌煌十三部数百卷儒家经典，而王国维也不是一目十行大略浏览，而是细细对其进行圈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25 章 点校阅，这对于今天人们来说即便痛下宏愿而没有“悬梁刺股”之毅力和精神的话，恐怕是难以实现的吧。 当然，王国维毕竟是王国维，他在这一年中并不只是精读了“十三经”原著及其注疏，例如他的日本友人狩野直喜曾记述说：“我觉得来京都以后，王君的学问有一些变化。……那么在京都的时候，他的学问研究的本领在哪些方面呢？当时他精细地重读《十三经注疏》、《前后汉书》、《三国志》等等，在京都他有很多自由的时间供他精读。”对于狩野直喜所说，王国维的另一位日本友人铃木虎雄也予以证实说：“他寓居京都田中村的时候……王君精读《十三经注疏》。”对此，赵万里后来在查阅王国维当年批读原书的过程中发现，王国维自当年春天至秋天十月间，几乎是“日尽一卷”，鲜有间断，其中还重点对《周礼注疏》、《仪礼注疏》和《礼记注疏》这“三礼注疏”进行了重点精读。 除了这些儒家经典及其相关注疏外，王国维还对清代学者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从头到尾进行圈读，这不仅为他当时编撰《简牍检署考》和《齐鲁封泥集存》提供帮助，更为他后来从事古文字研究奠定了极为坚实的基础。 关于《说文解字》这部字典，在此介绍一二，应该不算是什么赘述。这部由东汉许慎编撰的字典，是中国第一部系统分析字形和考求字本义的字典，其中共收录汉字９３５３个，重文（异体字）１１６３个。在这部字典中，许慎首创部首分类法，将１０５１６个汉字归入到５４０部中，每个字先解析字义，再按照“六书”说解其形体构造，并注明其读音。这部字典对于中国人来说，其意义实在难以表述，反正它成为我们今天解读汉字的一部鼻祖类或圭臬xìng的著述。 那么，什么是许慎说解字型构造的“六书”呢？其实，“六书”就是古人分析汉字的造字方法而归纳出来的六种条例，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和假借。象形，即描摹事物形状的一种造字法，如“日、月、山、羊、马”等，由此可见象形字都是独体字；指事，则是以象征xìng的符号来表示意义的一种造字法，如“上、下、本、末、中、甘、刃”等，由此可见指事字也都是独体字；会意，是一种由两个或多个独体字合起来表达一个新的意义的造字法，如“明、旦、采、休”等；而形声，则是一种意符和声符并用的造字法，据统计形声字约占汉字的百分之八十左右。至于后两种造字条例，今天的人们一般认为它与造字无关，在此不述。 拥有如此深厚的儒家经典之积累，王国维在国学领域里的研究简直是如鱼得水，所涉猎的范围也是大为拓展，诸如他在细读“十三经”过程中完成的《明堂寝庙通考》一书，俨然是一部中国古代宫室建筑史。 明堂，原指古代帝王宣明政教的场所，举凡朝会、祭祀、庆典或开科选士等国家重大活动都在此举办。然而，就是这样一处极为重要的政治场所，其建筑制度多有变化，以致到秦朝时就已模糊了先前的具体制度，而到汉朝后更是众说纷纭，聚讼不决。对此，王国维不仅参阅《史记》、《考工记注》、《三礼图注》、《明堂通释》和《隋书》等大量经典典籍，还将其与新近出土的甲骨文及金文等对照考订，从而廓清明堂建筑制度的历史迷雾，为古代宫室建筑的历史和礼制做出了科学的总结。在这篇著述中，王国维同样发扬了其贯通中西学问之擅长，采用演绎、比较和归纳的治学方法，溯本追源，详加考释，将明堂最初由家庭居室到帝王宫室的演化过程予以详细分析，同时还对宗庙和寝庙等建筑的形制及名称做了明晰。对于这样一部著述，王国维在刚刚完成第一卷时便欣喜地写信告知好友缪荃孙说：“顷多阅金文，悟古代宫室之制，现草《明堂寝庙通考》一书，拟分三卷：已说为第一卷（已成），次驳古人说一卷，次图一卷。此书全根据金文、龟卜文，而以经证之无乎不合。脱稿之后，再行呈教。” 《明堂寝庙通考》完成两月后，王国维又拿出了与其迥异的另一篇著述《布帛通考》，也就是后来定名为《释币》之作。 在这部上下两卷本的著述中，王国维以自己的广采博识，通过汉魏以来之历史文献比对出土文献实物，对自汉代至元代的布帛价格进行排比综合，并参照金银价格的涨落，从而对两者之间的关联作出了精审的考释。由此可见，这是一部通过中国服饰文化来考察古代经济情况的著述。 与《释币》相比，王国维后来撰写了一部饶有趣味的堪称中国少数民族服饰史的著述《胡服考》。 在撰写这部著述的过程中，王国维通篇采用大段排比式的史料，可以说是引经据典，考证精密，参阅和引用的典籍数量是极为庞杂的。在初名《褶服考》的这部著述中，王国维不仅明晰了胡服流行于中国的经过，以及历朝历代胡服演变的情况，还对胡服在各个朝代中与其相配使用的各种装饰品，以及服装的质地和颜色等进行考释。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王国维在对胡服的考释中，还就此展开对中国古代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文化jiāo流，以及中国北方少数民族的历史进行考察，这恐怕不是一般专门学术著述所能巧妙涉猎的吧。 正如前文所说，王国维的学术转向向来干脆而洒脱，毫无拖泥带水。而如今，在煌煌国学这一宏大的研究领域内，王国维更是辗转腾挪，游弋自如。诸如，在盛行于乾（隆）嘉（庆）年间的金石学方面，王国维因为一些原因虽然未能取得更加辉煌的成果，但他的筚路蓝缕之功依然不能抹杀。 据《考古学通论》中介绍，金石作为一门学问诞生于北宋年间，当时因为官府内收集有诸多古代铜器，特别是宋徽宗时代仅官府所藏青铜器就多达六千余件，这促使朝廷官员对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相互之间购买、jiāo换和研究青铜器及相关古物成为一种时尚。在这个时尚的潮流中，率先明确指出这一时尚所蕴涵深意的，当属这一时期的吕大临。北宋元七年（公元１０９２年），吕大临在撰写《考古图》（１０卷）一书时说：研究古代器物是为了“探其制作之源，以补经传之阕亡，正诸儒之谬误。”于是，吕大临在将官府和私人收藏的２１１件青铜器和１３件玉器按照朝代顺利进行梳理分列的同时，还将器物的形状、尺寸和收藏者一一列举，并对铭文进行了初步考释。随后，还有王黼皇皇３０卷的《宣和博古图》、赵明诚的《金石录》（３０卷）和欧阳修的《集古录》（１０卷）等相关著述问世，从而使金石学盛极一时。与宋代相比，元明两朝在这方面简直没有什么发展，甚至可以说是毫无建树，而到了清朝乾隆年间金石学则再掀研究高潮。据史书记载，乾隆时期仅宫廷所收藏的古器物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惊人的数量，于是雅好金石古玩的乾隆皇帝便钦命梁诗正为主编，历时数年编撰了多达４０卷的《西清古鉴》，其中收录青铜器有１５２９件，并将宫中所藏历代货币录成１６卷附录。另外，乾隆皇帝还将内务府所藏诸多古砚，也命人编撰成了２４卷的《西清砚谱》。在乾隆皇帝如此浓盛雅好的影响下，此后直到清朝末年出版相关著述竟然多达数百种，比较重要的如顾炎武的《金石文字记》、王昶的《金石萃编》、冯云鹏的《金石索》和端方的《陶斋吉金录》，此外还有黄伯思的《东观余论》（２卷）、董（）的《广川书跋》（１０卷）、王俅的《啸堂集古录》（２卷）、薛尚功的《钟鼎款识法帖》（２０卷）、无名氏的《续考古图》（５卷）、张抡的《绍兴内府古器评》（２卷）、王厚之的《复斋钟鼎款识》及《周礼考工记》和《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等相关著述。不过，除此之外的大量著述中含有诸多舛误，而这些舛误并没有被人们所认识和重视，鉴于这种情况王国维决定从原始资料开始，对金石学有关著述进行系统梳理。 自民国三年（公元１９１４年）６月开始，王国维在不到四个月的时间内共编撰了《宋代金文著录表》（１卷）、和《国朝金文著录表》（６卷）等著述及两篇序文。由于王国维采用分类著录，并加注新式简称，不仅使这些著述成为金文研究者不可缺少的工具书，而且也大受学界的赞扬。对于在短时间内完成如此浩大的著述工程，王国维明了其中难免有疏漏之处，所以他序言中真诚地恳请后世学者予以补录。当然，王国维在随后转向甲骨文等学术研究领域时，特别是回国后也曾相继撰写了《毛公鼎铭考释》、《两周金石文韵读》、《秦新虎符跋》和《小盂鼎跋》等文章，继续着自己对金石学的喜好和研究。由于王国维对金石学有如此精审的研究，后来有许多人跟随他从事这方面的学问，并以此扬名于中国国学界。 在徜徉于青铜器等古器物铭文的考释中，王国维由此又逐渐对历史地理产生了浓厚兴趣，随即撰写了为他在这一领域赢得巨大声誉的两部著述：《鬼方昆夷猃狁考》和《生霸死霸考》。 在初名《古代外族考》后定名为《鬼方昆夷猃狁考》中，王国维广泛参阅盂鼎、梁伯戈和毛公鼎等青铜器铭文，对照《史记》、《诗经》、《竹书纪年》和《易经》等典籍，运用古地理和古音韵学的知识，首先指出“鬼方”是族名而不是地名的论点，随后便肯定地指出“鬼方、昆夷、荤粥、猃狁，自系一语之变，亦即一族之称。”而这一族即是匈奴。作为中国近代第一位考释匈奴民族源流的学者，王国维不单是考释出匈奴民族这一族名的变化过程，还就此引起他对这一民族多年来融合变化问题的关注，但由于手边相关资料的不足，他坦率地表示他只是提出这一问题，留待后人详加考证。其实，王国维的这部著述不仅考证精审，论述严谨，而且论点也得到了学界的广泛认同和赞赏。例如，梁启超后来在《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一文中说：“今人王国维著有《鬼方昆夷猃狁考》，在《雪堂丛刊》中，最精核。” 《生霸死霸考》，是王国维对中国古代历法方面的一篇著述。霸，在这里读ｐò，又可写作“魄”，是指yīn历月初时的月光。汉代刘歆在《三统历》中说：“死霸，朔也；生霸，望也。”对此，自清代以来一直是莫衷一是，甚至搞不清什么是“生霸”、“死霸”，就连清代大学者俞樾在援引汉代大儒许慎和马融等相关著述证明自己观点的过程中，竟然也出现了偏差。于是，王国维根据许慎的《说文解字》等典籍比照鼎等三代青铜器铭文，终于指出这是古代把一个月分为四份的做法：“一曰吉初，谓自一日至七八日也；二曰即生霸，谓自八九日以降至十四五日也；三曰即望，谓十五六日以后至二十二三日；四曰即死霸，谓自二十三以后至于晦也。”对于王国维的这一解读，学术界现在虽然仍有争议，但还没有人提出能驳到这一解说的系统理论。所以，我们还是来看一看后来撰有影响深远的《周初年代考》一书的日本学者新城新藏对王国维的《生霸死霸考》评价好了： 根据这一解释，武成的日月能很通畅地解读出来，这不能不说是解决了刘歆以来二千年的悬案。进一步考虑，这一月的四分法被认为是西洋方面周的原始形式，所以王君的研究，不能不说对纪元前千年的周初或更早以前东西方是否有文化jiāo流提供了极重要的材料。 由此可见，王国维这一不朽名著的重大贡献和非凡影响。其实，关于王国维这段时期内在国学方面的所取得的研究成果还有许多散章，但我们现在不能不将目光聚焦到他在甲骨文方面所取得的辉煌，否则这部书该改名为《王国维学术传》了。 第十七章 罗王之学 传言成真的原因有很多，而关于是谁最先发现甲骨文的问题，由于传言中的主人公王懿荣不仅是当时国家最高学府的最高级官员，而且还是著名的古文字学者和金石学家，所以这一传言更容易使人们信以为真。按说，讲求严谨精审的学界不应该采纳传言，可关于甲骨文发现权的传说同样为他们所津津乐道，以致这一发明权一经授予学者王懿荣后，信以为真竟变成了铁板钉钉。其实，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时期内，虽然有一位勇敢的学者提出了异议，但相对于散布广泛且时间久远的传言来说，他的声音实在是太微弱了，微弱得连当今最为活跃的文化学者余秋雨先生也只能说： 我没有读到王懿荣从自己的yào包发现甲骨文的具体记载，而且当时yào店大多是把“龙骨”磨成粉末再卖的，上面说的情节不足以全信，因此只能标明“据传说”。但可以肯定的是，正是那个深秋，由他发现了。在他之前，也有人听说过河南出土有字骨版，以为是“古简”。王懿荣熟悉古籍，又见到了实物，快速做出判断，眼前的这些有字甲骨，与《史记》中“闻古五帝三王发动举事必先决蓍龟”的论述有关。 在这里，余秋雨先生虽然表示“上面说的情节不足以全信”，但他还是肯定了是由传说中的主人公发现了甲骨文，即便他这段话说的很精妙，在“由他发现了”的后面没有加上任何定语。不过，这并不妨碍读到这段文字的读者对其有一个准确的理解，当然余秋雨先生本人也应该会认同读者的这一理解。 与余秋雨先生对这一传言有相似认可程度的，还有钱剑平先生在《一代学人王国维》中的一段文字： 传说金石学家，当时任国子监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26 章 祭酒（相当于最高学府的负责人）的王文敏（懿荣）因病去宣武门外菜市口达仁堂抓中yào，yào中一味“龙骨”颇为奇特，王懿荣从yào店回家，仔细把看，发现上面奇异的图案像文字。欣喜之余，叫人把yào店里的“龙骨”统统买下，并命人假传“龙骨”的发掘地。这就是传说中的王懿荣发现甲骨文。这传说经人调查并无根据。但是，历史上王懿荣确实是第一位判定那些甲骨上刻划的图案、线条是古代的文字，是他发现了甲骨文。 在这里，钱剑平先生的论述远没有余秋雨先生的文字“圆滑”，他一个“但是”便将“经人调查并无根据”的传说转折成了事实，也许他原本想通过“但是”来否认或怀疑传说中的一些细节，但在不觉中却肯定了传说中的主旨，这应该算是一种本末倒置吧？ 如果说余秋雨先生和钱剑平先生对这一传说还持有怀疑或否认精神的话，那么陈铭先生则在由万斌先生主编《浙江文化名人传记丛书》中的《潮落潮生王国维传》一书里竟没有丝毫的怀疑，而是直接说：“甲骨文字的发现，首功应推当时国子监祭酒（国家学府最高官员）王懿荣（１８４５１９００）。”接着，陈铭先生便将传说当作信史写进了自己的著作中。 之所以列举以上三说，不仅因为三位学者本身影响较大及其著述流传甚广，而且更容易使人们信任其说并因此使传说传说得更加广泛，故觉得实在有必要在这里澄清甲骨文发现权归属一事。虽然笔者采信的是刊登于公元１９８４年第５期《天津师范大学学报》上的一篇论述，但由上述那位勇敢学者李先登先生撰写的这篇题为《关于甲骨文最初发现情况之辨证》一文，辨证合理而精审，确实值得采信，另外还因为其观点已经被诸多大学使用的教材《考古学通论》所采用。如此，下面不妨摘录其中一段以更正流传已久的甲骨文发现权之舛误： 过去一直把甲骨文的发现说成是１８９９年王懿荣偶然在中yào材龙骨上发现的。近年有人研究证明，甲骨文是１８９８年由河南安阳村民掘得，后来为古董商注意，天津的王襄和孟广慧是最早鉴定、发现和收集甲骨文的人。 在这里，李先登先生不仅否认了王懿荣的甲骨文最先发现权，而且还指出是由天津的王襄和孟广慧两人最早发现并鉴定、收集了甲骨文。不过，王襄和孟广慧这两位古董商人的知名度和学识毕竟不如国子监祭酒王懿荣，所以从某种意义说由王懿荣领受甲骨文的发现权似乎更合适些。当然，我们并不能因为某种感觉合适而篡改一段历史，也不能因为将甲骨文发现权归还给王襄和孟广慧这两位古董商人，而否认王懿荣对甲骨文所做出的重大贡献，毕竟由于有了王懿荣大量而广泛的收购，避免或减少了甲骨（文）被研磨成yào粉灌进病人的肠胃里，使祖先创造的这一辉煌成果随后被子孙认可，且经过优秀子孙学者们的精心“研磨”而成为一种不朽的永恒。 在这群“研磨”甲骨文的优秀子孙中，除了将重点介绍“罗王之学”中的“王”即王国维之外，还需要按照先后“研磨”的顺序逐一梳理，否则因为遗漏将有失公允，也使王国维不能顺理成章地进入“研磨”甲骨文之行列。所以，下面对本书主人公王国维的暂时“冷落”，是为了他更真实更闪亮地步入人们的视野和心灵。 顺序依然要由王懿荣开始。光绪二十五年（公元１８９９年），当王懿荣几乎收购了整个京城yào店里的“龙骨”后，他又不惜出重金派人到处搜求，使其在短期内就拥有了多达１５００余片甲骨。然而，在王懿荣还没来得及对刻划在这些甲骨上的线条和图案进行考释时，一场战争迫使他告别将使王懿荣这三个字更加深刻地留在中国古文字研究史上的这些奇异甲骨，而以另一种极为惨烈的方式使他名垂绵帛。光绪二十六年（公元１９００年）８月１５日，国子监祭酒王懿荣兼任京师团练大臣，担任慈禧太后裹挟光绪皇帝“西行”后的京城防务。而这时，八国联军已经兵临城下，堂堂大清王朝的首都毫无悬念地成为这些野蛮侵略者的囊中之物。试想，最看重民族气节和个人名节的中国真正而传统的文化人，他们面对这种景况时还能作何选择呢？确实，中国古代文化人在国家危难关头往往只选择一条道路，那就是自杀，何况王懿荣还是当时京城里最具名望的大学者呢？ 王懿荣走了，家中除了留下包括那１５００余片甲骨在内的诸多古器物之外，还有收购这些古器物所花费的高额债务。于是，王懿荣之子王翰甫在勉强支撑因为父亲清廉而今清贫家境的两年后，不得不于光绪二十八年（公元１９０２年）将父亲生前极为珍视的１５００余片甲骨悉数转卖给了刘鹗。下面在讲述第二位与甲骨文密切相关的人物刘鹗之前，似乎应该理解并感谢王懿荣之子王翰甫，因为他没有像那些唯利是图者将国宝卖与海外，而是有选择地将这些甲骨卖给了懂得其中价值的父亲的老朋友刘鹗，故从某种意义上说应该是物有所归。 出生于咸丰七年（公元１８５７年）的刘鹗，字云臣，一字铁云，又字蝶云，笔名鸿都百炼生，亦称老残，即撰有著名谴责小说《老残游记》的作者。籍贯江苏丹徒（今属淮安）的刘鹗，不仅精通数学、医术、音律和水利，而且也是一位金石学家。他收购了好友王懿荣遗留的甲骨后，深知这些甲骨的重大价值，随即也展开了他广泛搜求甲骨的行动。诸如，当刘鹗辗转得知山东潍县古董商人范维卿曾将３００余片甲骨卖给了浙江定海人方yào雨后，便想方设法又从方yào雨手中高价买了回来。像这种煞费苦心到处搜求甲骨的事情，刘鹗在光绪二十八年（公元１９０２年）的日记中记载甚多，这从他后来留传下来的名为《抱残守缺斋日记》中可得验证。经过这样多方搜求之后，刘鹗手中甲骨的数量迅速增至５０００余片，这在当时是无人能比的，也基本上将截止那时出土的所有甲骨全部收齐。 面对如此众多而珍贵的甲骨，当时正在刘鹗家中教授其子刘大绅读书的罗振玉，同样敏锐地意识到这将是一门新学问的兴起，遂奉劝刘鹗挑选其中精良完整者拓片出版。不过，当时刘鹗正在创作他那名留青史的谴责小说《老残游记》，一时还没能抽出时间对这些甲骨进行整理，而随着他的这部不朽著作于光绪二十九年（公元１９０３年）出版后，他便全力投入到这些甲骨的系统整理中，并从中挑选出１０５８片甲骨拓印出版了《铁云藏龟》一书，这是将神秘甲骨文字公布于世的第一部专书。在这部书中，作为金石学家的刘鹗首次提出这些甲骨上的线条和图案是“殷人刀笔文字”，也就是将甲骨文定位为商殷时代的文字。与此同时，罗振玉在为《铁云藏龟》一书所写的序言中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即通过甲骨文将订正和弥补史书中的舛误和遗漏。由此可见，无论是刘鹗将甲骨文定位为殷商文字这一具有非凡学术意义的时代划定，还是罗振玉指引甲骨文的研究方向，都可以说是正式开启了甲骨文的研究历史。然而，非常遗憾的是刘鹗和罗振玉两人随后都没有乘胜追击，继续对甲骨文进行深入的研究。这时，罗振玉将目光转向了当时大量出土的古器物研究上，而刘鹗则于光绪三十四年（公元１９０８年）被罗织罪名流放到了新疆苦寒地带，遂在第二年８月２３日因突发脑溢血死于戍所。 其实，在刘鹗没走之前即光绪三十年（公元１９０４年），著名教育家、国学大师孙诒让在得到《铁云藏龟》后，不仅敏锐地认识到甲骨文的重要xìng，而且凭借自己精深的文史知识和文字学学养，以精审的学术态度对甲骨文进行了研究。在研究的过程中，孙诒让科学地将甲骨文与六书相联系，从文字学角度对甲骨文进行考释和研究，他既考释出了许多甲骨文字，还研究了甲骨文的字形和字义，随后便撰写出版了《契文举例》一书，这是第一本真正意义上的甲骨文研究专著。可同样遗憾的是，出生于道光二十九年（公元１８４９年）的孙诒让在完成《契文举例》一书后，遂在不足耳顺之年即光绪三十四（公元１９０８年）悄然逝去。于是，研究甲骨文的重任又落到了罗振玉和王国维这两位学术大师的身上。 很显然，罗振玉要比王国维早接触到甲骨文。光绪二十八年（公元１９０２年），罗振玉在刘鹗家首次目睹其收藏的诸多甲骨时，便肯定那些刻划在甲骨上的线条和图案是一种罕见的文字，故有促使后来成为亲家的刘鹗选拓出版《铁云藏龟》之举。光绪三十二年（公元１９０６年）２月，罗振玉因为在兴办教育上所取得辉煌成就而奉调朝廷学部任参事后，便开始了他大肆搜购甲骨的征程。其中，罗振玉除了接受亲家刘鹗病逝后的一部分甲骨外，他还指派弟弟罗振常及其妻弟范恒斋前往甲骨出土地河南安阳小屯村从村民手中直接收购。据说，罗振常和范恒斋在小屯村曾一次收购甲骨多达两万余片，运回北京后即便淘汰了其中由村民伪造的大部分外，罗振玉这一次也得到了３０００余片甲骨。经过这样的大肆收购后，罗振玉在不长的时间内竟拥有甲骨多达数万片，这是王懿荣和刘鹗两人生前所不曾见识过的。而罗振玉所藏甲骨数量之所以达到之最，在于他准确地将甲骨的出土地锁定在了小屯村，此前的王懿荣和刘鹗始终没能探知这一秘密。罗振玉之所以解获这一秘密，除了余秋雨先生认为是从“一位姓范的古董商人酒后失言”中得知外，似乎还不应该忘记当年刘鹗为甲骨划定为殷商的断代之功，因为随后罗振玉以自己的学识将甲骨出土地与《史记》中“洹水南殷墟上”的记载联系在了一起，因为小屯村恰恰就在洹河边上。由此，罗振玉不仅准确地将将甲骨出土地定位于这个小屯村，还确定其为中国历史传说中极为辉煌繁盛的朝代殷商的都城遗址，这一贡献应该说是功莫大焉。 不过，罗振玉收购甲骨鼎盛之时，恰逢清王朝土崩瓦解之日。于是，罗振玉不得不将多年来收藏的大批图书、古器物及数万片甲骨一同运往日本，从而开始了他潜心对甲骨文的研究历程。之所以说从这时开始罗振玉才得以潜心研究甲骨文，是因为此前他不仅已经对甲骨文有所研究，而且还撰写出版了《殷商贞卜文字考》一书，而且多达２０卷的《殷虚书契》（前编）也于宣统三年（公元１９１１年）初春全部杀青，但这期间他还有诸多政务要处理，还不能全身心地投入到甲骨文的研究之中。同年１１月２７日，罗振玉和王国维等人东渡日本避风后，就在王国维开始回归国学沉浸在撰写前文中介绍的那些振聋发聩著作时，罗振玉则完全痴迷于甲骨文的研究里，而且一些高水准的相关学术著述接连出版。诸如，民国三年（公元１９１４年）完成六万字的《殷虚书契考释》，考出甲骨文字４８５个，另收录待考文字１００３个；诸如，同年完成的《殷虚书契菁华》一卷，堪与《殷虚书契》（前编）相“并行”；诸如，民国四年（公元１９１５年）正月为纪念老友兼亲家刘鹗，遂将其从刘鹗处接收的那些甲骨拓片出版了《铁云藏龟之余》一书；诸如，民国五年（公元１９１６年）完成的《殷虚书契》（后编２卷）、《殷虚古器物图录》和《殷虚书契待间编》等等，都可以作为罗振玉痴迷甲骨文研究的注脚。 与罗振玉研究甲骨文相比，王国维从一开始就显得技高一筹，因为罗振玉偏重于对甲骨文字的释读，而王国维则以甲骨文字为切入点开始展开对殷商历史进行研究，这在王国维后来完成的《殷周制度论》中有最深刻的体现。不过，在谈及《殷周制度论》之前，似乎还可以回顾一下王国维于民国二年（公元１９１３年）完成的《明堂寝庙通考》一文，因为他曾在写给好友缪荃孙的信中提出应用甲骨文为他撰写这部著作时带来的益处：“此书（即《明堂寝庙通考》）全根据金文、龟卜文，而以经证之无乎不合。”另外，王国维于民国四年（公元１９１５年）完成的《殷虚卜辞中所见地名考》一文，同样是以其渊博的历史地理知识并参阅大量典籍，对甲骨文中出现的龚、孟、雍、亳、曹、祀、载、雇这八个地名进行考证，这些贡献都不容忽视。而最不能忽视且还引发一场学术著作权归属问题公案的，则要属上面提到的罗振玉那六万字的《殷虚书契考释》一书了。那么，《殷虚书契考释》是怎样一部著述，它在甲骨文研究史上占有怎样的重要地位，王国维在其中有何贡献，又为何会出现著作权归属问题的争议呢？ 民国三年（公元１９１４年），距离国学大师孙诒让撰写出版《契文举例》已经整整十年了。然而，社会上对于甲骨文是否属于文字还有很大的争议，特别是另一位学高名重的国学大师章太炎，他不仅坚决不承认那些刻划在甲骨上的线条和图案是文字，还撰写了《理惑论》一文对开展甲骨文研究表示明确的反对。由于章太炎在学术和政治等领域里的崇高声誉，他的观点使许多人对甲骨文产生怀疑，以致还有人就此对活着的罗振玉和王国维两人展开攻击。正是在这种社会和学术形势下，罗振玉不仅感到自己拥有世界上最多的甲骨故研究甲骨文责无旁贷，而且也深“感庄生‘吾生有涯’”之叹，遂发愤要撰写出一部足以扭转人们对甲骨文持有否定和怀疑观点的著述。于是，罗振玉在《殷虚书契》（前编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27 章 ）的基础上，又对“大云书库”所藏数万片甲骨进行精心遴选和甄别，随后闭关四十多天终于完成了《殷虚书契考释》这一在甲骨文研究史上具有极为重要贡献和地位的伟大著述。在撰写这一著述的过程中，罗振玉可谓是呕心沥血，精研细磨，大有舍我其谁之慨。对此，罗振玉在《殷虚书契考释》自序中说： 或一日而辨数文，或数夕而通半义，譬如冥行长夜，乍睹晨曦，既得微行，又蹈荆棘，积思若，雷霆不闻，cāo觚在手，寝馈或废。 罗振玉在这样一种精神炼狱中完成《殷虚书契考释》初稿后，他邀请王国维与他共同对其修订。在这一过程中，罗、王两人充分发扬各自优长，既对全文细目进行协商修改，又对一些文字等考释作出了更为详细的订正，同时还采用了王国维对甲骨文研究的一些成果。经过罗、王两人精心修订后，王国维还亲自书写了这一著述的全文，然后才jiāo由罗振玉在“永慕园”刊印。在这部《殷虚书契考释》著述中，罗振玉将全文分为八个部分，分别从都邑、帝王、人名、地名、文字、卜辞、礼制和卜法等方面对甲骨文进行分类考释，从而奠定和指明了甲骨文研究的基础及方向，所以该著述一经刊印便立即引起中外学界的高度重视和评价。 然而，正是由于这第一次刊印本中是王国维的手写笔迹，导致后人一度认为《殷虚书契考释》虽由罗振玉署名实则为王国维所著之误。最早对《殷虚书契考释》著作权提出异议的，是王国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生周传儒，他于王国维自沉昆明湖后写有《甲骨文与殷商制度》一书，其中就有这样一句很容易让人产生误解的话： 《殷虚书契考释》，则王氏所手书也。题名虽为罗氏撰，实则王氏亦与有力焉。 与周传儒这种容易使人产生歧义话语相近的，还有王国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另一位学生何士骥之论，他于民国三十年（公元１９４１年）在《读书通讯》杂志上发表的题为《近四十年来国人治学之新途径》中指出：《殷虚书契考释》是罗振玉和王国维两人的合作之作。 有了这样“确凿”的文字证据，随后又因罗振玉跟随末代皇帝溥仪潜逃东北就任伪“满洲国”大臣之故，一代巨匠郭沫若遂将早在民国二十五年（公元１９３６年）写就的一篇文章竟于１０年后发表在了《文艺复兴》杂志上。其中，关于《殷虚书契考释》著作权的问题，郭沫若就曾这样写道： 王对于罗，似乎始终是感恩怀德的。他为了要报答他，竟不惜把自己的精心研究都奉献给了罗，而使罗坐享盛名。例如《殷虚书契考释》一书，实际是王的著作，而署的却是罗振玉的名字，这本是学界周知的秘密。 与郭沫若这种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妙”的，还有末代皇帝溥仪在其回忆录《我的前半生》一书中，更是说得直白而难听： 王国维求学时代十分清苦，受过罗振玉的帮助，王国维后来在日本的几年研究生活，是靠着和罗振玉在一起过的。王国维为了报答他这份恩情，最初的几部著作，就以罗振玉的名字付梓问世。罗振玉后来在日本出版，轰动一时的《殷虚书契考释》，其实也是窃据了王国维甲骨文的研究成果。 由此我们可以理解，有了这么“权威”的证人和证词，罗振玉窃据王国维《殷虚书契考释》著作权一案应该算是“终审判决”了。确实，如果二十多年后陈梦家先生没有发现罗振玉《殷虚书契考释》的手稿本，那这桩历史疑案将成为一桩永久的冤案。对此，商承祚先生曾回忆说： 王国维之死，谣言蜂起，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郭沫若谓王之死，乃罗振玉逼债造成的惨剧……正在此期间，我适在北京，有一天，途遇陈梦家，他悄悄的同我说：“《殷虚书契考释》的稿本被我买到了，完全是罗的手笔，上有王的签注，印本即根据此稿写定的，您有空，请到我家看看。”（陈去世后听说此稿本归考古所）该书是请王为之腾（誊）正并加入王说而付印的，那些头脑简单和从恶意出发的人，以为王写的就是王著，得此“证据”，就断下结论，足见其可笑程度。 虽然商承祚先生这段话中有人身攻击的嫌疑之语，但他关于《殷虚书契考释》著作权之说，在陈梦家先生的《殷墟卜辞综述》中得到了验证。 其实，关于这桩所谓的历史疑案，本不应该成为什么疑案，因为王国维不仅在为《殷虚书契考释》先后所写的两篇序言中，对罗振玉完成此著述所付出的辛劳和贡献有过极高但也很中肯的评价，而且他生前也曾多次明确地说过《殷虚书契考释》是罗振玉的著作。比如，王国维在后来撰写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等著述中，都对自己当年协助罗振玉完成《殷虚书契考释》时的情况作过描述。对此，我们应该明白王国维只是协助罗振玉，即便他对撰写《殷虚书契考释》有过重要贡献，但他毕竟不是完成这部著述的主体。对于自己协助罗振玉校写《殷虚书契考释》的感受，王国维在为这一著述所写的后序中说： 物既需人，人亦需物。书契之出，适当先生（即指罗振玉）之世。天其yù昌我朝古文之学，使与训诂、《说文》、古韵匹，抑又可知也。余从先生游久，时时得闻绪论。比草此书，又承写官之乏，颇得窥知大体，扬榷细目。窃叹：先生此书，诠释文字，恒得之于意言之表，而根源脉络，一一可寻，其择思也至审，而收效也至宏，盖于此事自有神诣。至于分别部目，立义例，使后人治古文者于此得其指归，而治《说文》之学者亦不能不探源于此。窃谓：我朝三百年之小学，开之者顾先生，而成之者先生也。昔顾先生音学书成，山阳张力臣为之校写；余今者亦得写先生之书，作书拙劣，何敢方力臣，而先生之书足以弥缝旧阕，津逮来学者，固不在顾书下也。 在这里，王国维不仅非常清楚但也很谦虚地说明自己就像是当年山阳（今江苏淮安）的张力臣为顾炎武校写《音学五书》一样，而且对罗振玉的这部《殷虚书契考释》推崇备至，甚至将其学术地位抬高到开清学一代先河的学术大师顾炎武之上。至于王国维对罗振玉这一评价公允与否，不再赘述。下面，我们似乎应该对王国维对于这部不在顾炎武《音学五书》之下的《殷虚书契考释》有何贡献进行一番解析。 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例举王国维为《殷虚书契考释》所写的两篇序言，从中不难看出他将自己对甲骨文研究的许多创见融入其中的体现。比如，王国维在其中一篇序言中对甲骨文所下的定义：“殷虚书契者，殷王室命龟之辞，而太卜之所典守也。其辞或契于龟，或刻诸骨，大自祭祀征伐，次则行兴畋渔，下至牢鬯之数，风雨之占，莫不畛于鬼神，比其书命。”当然，王国维对于甲骨文的研究除了以上这些贡献之外，他还曾撰有《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殷周制度论》、《戬寿堂所藏殷虚文字考释》和《殷礼征文》等等一系列石破天惊的著述。即便如此，也不足以涵盖王国维对甲骨文研究的贡献，如果一定要对此有一个比较系统而全面的评价，那只好引录陈梦家先生在《殷墟卜辞综述》中的一段话了： 罗氏在《殷墟》贞卜（文字考）序中所举的考史、正名、卜法的三个目标，他自己只做到正名的基础，卜法的研究一直到科学发掘以后才开始，而考史一目是王氏首先建立根基的。联系正名与考史，以纸上史料与卜辞相印证，是王氏所特别看重的。罗氏说“盖君之学实由文字声韵以考古代之文物制度，并其立制之所以然；其术在以博反约，由疑而得信”（《观堂集林》序）。他研究了文献上商王都邑所在，而后考订卜辞中商、亳、雇之所在；他搜集了文献上关于王亥、王恒的记载，而后考订卜辞中王亥、王恒之为商先公；他引述了金文和文献的殷祀或衣祀，而后考订卜辞中“衣”祀之为合祭。凡此都表示要正确的了解一个古字的意义，必须先有充分的古代社会的知识；即是说，一个古字是在什么时代什么社会情况下被用作为某种意义的符号的。王氏很少为诠释文字而诠释的，他在讨论《尚书》、古地理、礼仪制度、先公先王等等的题目下，为解决诸题目的关键所在而诠释文字。他在讲解《说文》时而作的试释，以及《类编》所引他笺注在罗氏《考释》上的那些字，不少是悬空设想而不甚确凿的推测。然而就审释文字而言，他所释的字数虽不多，却还有其特殊的贡献的。……王氏所释的字数只寥寥十余字，然他认识了早期的“王”字，对于卜辞全体的认识，是很重要的。他的“旬”字“昱”字的认识，解决了占据很多数量的卜旬卜辞。他认识了“土”字并以为假为“社”字，对于古代礼俗提供了新材料，我们由此而发现卜辞中的“亳社”。他分别了卜辞中“又”字有“”“侑”“有”的不同用法；他说明朔义与假义的分别如“我”字本像兵器，假借为人称，凡此皆足表示他在文字学上的精深之处。 由此可见，学界和历史上将罗振玉与王国维两人在甲骨文研究上的贡献称之为“罗王之学”，是一点也不虚的。不过，在这里我们不能不将王国维在甲骨文研究上的另一些成就留待后述，因为这时他将踏上回归祖国的路程，重新开始属于他独立研究学问的新时代。 第十八章 归国 树yù静，而风不止。 王国维自宣统三年（公元１９１１年）１１月２７日来到异域日本，本是为了躲避国内风起云涌的革命风潮，可没想到这种风潮不仅始终未曾平息，而且更加变幻莫测，愈演愈烈，直到他于民国十六年（公元１９２７年）６月２日自沉之后依然是yīn霾遮天，不露光明。确实，王国维到达日本一个月零几天后，孙中山便在南京宣布中华民国成立，同时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并于宣统三年（公元１９１１年）十一月十三日改元为民国元年（公元１９１２年）１月１日。接着，中国末代皇帝溥仪于民国元年（公元１９１２年）２月１２日颁布诏书，向全体国民宣告退位。回望历史，至今人们都很纳闷，绵延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统治竟然糟朽的如此不堪一击，在短短不到四个月的时间内就土崩瓦解、烟消云散了。 不过，中国末代皇帝溥仪宣告退位虽然是历史之必然，但辛亥革命的初步成功却有着很大的偶然xìng，而且溥仪宣告退位一事对于革命党来说，竟然还有一个不得不接受的妥协条件，那就是由清廷大员袁世凯接替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一职。对于这一条件将给中国带来怎样的灾难，人们今天已经知晓了答案，但在当时帝国主义的仇视和袁世凯北洋军事集团的压制下，还没有形成统一而巩固军事强力的革命政权，不仅不具备与有着帝国主义强大势力支持的袁世凯集团相抗衡的条件，而且也没能洞悉权jiān袁世凯的yīn谋。于是，当袁世凯建立北洋军阀政府之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不得不进行第二次革命，而当第二次革命也归于失败时，袁世凯登坐龙庭称帝的野心已经急速地膨胀起来。民国四年（公元１９１５年）１２月１２日，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发布命令，承认帝制。接着，袁世凯接受百官朝贺，改民国五年（公元１９１６年）为中华帝国洪宪元年，随后便于民国五年元旦即公元１９１６年１月１日登上皇帝宝座。对于袁世凯这种不顾历史车轮急速奔驰的蠢行，久经封建制度残害的中国人民群起而攻之，不仅使这场帝制闹剧仅仅上演了８３天便凄惨落幕，而且这位洪宪皇帝也在几个月后“驾崩”了。 袁世凯死了，可荒唐的“辫帅”张勋又来了。众所周知，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为了表示与封建清廷决裂，其中一条就是要求全体国民剪掉脑后的长辫子。而这位“辫帅”张勋不仅自己脑后留有小辫子，就连他所率领的军队也都不曾剪掉辫子，故有“辫子军”之称，由此可见张勋对满清政府还有着强烈的怀念之情。如今，既然北洋军阀首领袁世凯死了，他手下的几员大将又剑拔弩张，各自为战，使昔日强大的北洋军阀集团变得四分五裂，于是他便统率自己的“辫子军”从安徽杀奔京城。中国政权的更替，向来是以占领前朝政府首都为标志。既然张勋控制了北洋政府的首都北京，他这位“辫帅”在几位遗老的撺掇下，竟使北京城在一夜之间又恢复了满清王朝旧貌。那店铺商号及居民门前张挂的一面面龙旗，那从箱子底下翻出来重新套在身上的朝服，那脑后再次扎起来的不长的小辫子，都告诉人们说溥仪又当上了皇帝。 既然袁世凯“曲线”称帝不得人心，那么张勋明目张胆地搞复辟则更为国民所不容。不过，无论是清朝廷，还是袁世凯称帝，抑或是张勋搞的这场复辟，都还没有断绝老百姓的生路，所以大家只是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场场“你方唱罢他登场”的历史闹剧。然而，对于遭受引狼入室之祸的北洋军阀集团而言，他们面对这场不得人心的复辟闹剧，再回想遭受张勋打击和排挤的伤痛，随即意识到他们复仇的机会已经来到。于是，他们“捐弃前嫌”重又联合起来，将qiāng口一致对准共同的冤家张勋和他的“辫子军”。很显然，张勋“辫子军”的大刀长矛，实在不是拥有洋qiāng洋pào北洋军的对手。在这场实力严重不对等的jiāo战中，损兵折将的张勋潜逃到了荷兰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28 章 使馆苟且偷生，失去倚靠的溥仪再次从龙座上跌了下来，而北洋集团则重又组织起了以段祺瑞为执政的军阀政府。从此，中国陷入了长达三十多年严重的内乱与外侵jiāo织在一起的混战当中。 在如此变化多端且险象环生的风潮中，为了避风的学者王国维却不能不考虑并最终选择回国了。 王国维是民国五年（公元１９１６年）２月４日起程回国的，这时距离他离开中国已经四年多了。那么，在这四年多的时间里除了前文介绍的学问“变化滋甚”外，王国维的生活状况如何呢？对此，王国维后来这样回顾说：“此四年中，生活在一生中最为简单。”简单，简朴而单纯也。单纯，自然是指王国维始终心无旁骛，一直沉浸在学术海洋中；而简朴，则指的是他的日常生活境况和状态。关于王国维在日本几年间的治学情况，从前文介绍诸多学术成就中不难明了，在此不赘。至于王国维一家人在日本的生活，确实有必要予以简述，因为这是王国维最终选择回国的一条重要原因。 命运多舛的王国维在流寓日本之前，从来没有发达过，生活始终处在一种窘迫的状态中。流寓日本后，由于断绝了经济来源，一直倚靠罗振玉的资助和帮扶，再加上人口众多，王国维一家人只能过着那种乡间的平民生活。初到日本时，王国维在写给国内友人的信中就曾多次谈到生计之忧，好在那时他还有些许积蓄，能够勉强支撑一大家人在京都郊区的简单生活。不过，坐吃山空终究不是长久之计，为此王国维也曾想到要在日本开设一间书铺以谋求生存，可王国维毕竟是王国维，他只是一位“善自命题”的高明学者，并不具备罗振玉那种多面手的本领。书铺没有开设起来，而生活则不能不继续，于是王国维依然要倚靠罗振玉等人的帮扶，虽然他先是以帮助罗振玉整理“大云书库”为回报，后又为其主编《国学丛刊》换取薪水，还曾担任日本人在中国沈阳创办的《盛京时报》特约撰稿人挣点稿费，但这些都不足以维持王国维一家八口人在异域的稳定生活。特别是随着日本政府在内外政策上出现重大失误，导致国内经济严重滑坡，致使物价飞速上涨，这使本来就很艰难的王国维一家人的生活更加难以为继。当然，王国维一家人生活艰难，同样失去经济来源且花费巨大的罗振玉一家人也不好过。为此，罗振玉已经将弟弟罗振常及女婿刘大绅两家人先期安排回国，以减少在日本的生活开支，而且还让他们在上海开设了一间书铺，以倒卖书画来增加收入。对于罗振玉的这些行动，王国维自然不能置若罔闻，他的心里常怀感激之情，也经常谋划一家人的生活将何去何从。 民国四年（公元１９１５年）初春３月，已经寓居日本三年多的王国维，决定趁着清明时节回乡祭祖的机会先将家人送回老家海宁。对于王国维的这一安排，也想回乡祭祖的罗振玉在表示理解的同时，还决定要亲自到甲骨文的出土地河南安阳小屯村进行实地考察。于是，王国维与罗振玉两人约定，王国维先期回乡祭祖并安置好家人，然后便到上海迎候罗振玉。罗振玉是同年４月上旬返回国内的，这时王国维已经安排好家人赶到了上海。不过，遗憾的是由于王国维患眼病未愈，不能与罗振玉同往安阳小屯村考察，而且他一生也不曾到过小屯村。罗振玉向甲骨文圣地小屯村进发，而王国维则通过罗振玉的介绍前往上海麦根路１１号，这是王国维早就闻名但不曾拜见过的大学问家沈曾植的寓所。 前文曾多次提到过沈曾植，在此实在有必要对其进行简介。出生于道光三十年（公元１８５０年）的沈曾植，字子培，号乙庵（），又号寐叟，浙江嘉兴人，光绪年间进士，曾任满清王朝刑部主事、总理衙门章京、安徽提学使和署理安徽布政使等职。辛亥革命后，沈曾植以前清遗老的身份寓居上海，曾暗自前往北京参与过张勋复辟，复辟失败后又回到上海。这位以遗老自居的沈曾植，通晓经史，学识渊博，见解深邃，著述颇丰，不仅在国学方面有精深造诣，诗书也留名于世，极为谙熟历朝律令，而且特别对中国西北的历史地理颇有研究。 对于这样一位大学问家兼同乡，王国维的心里早就十分倾慕，特别是在日本研究撰写魏晋简牍等与西北历史地理相关的学术文章时，他更是参阅过沈曾植的有关著述。而对于王国维这位国学研究领域里的后起之秀，沈曾植也是极为关注和赞赏，曾当着罗振玉的面对王国维赞赏有加。所以，当王国维初次拜访沈曾植的时候，两人一见面便愉快地jiāo流起来，沈曾植赞赏王国维在国学领域里所取得的成就，而时年３８岁的王国维也向这位年长自己近二十岁的学界前辈请教古音韵学等方面的学问，真可谓是惺惺相惜、投缘而默契。此后，沈曾植成为王国维在上海“哈园”几年间jiāo往最为密切的师友之一，这是后话。 王国维在上海和海宁走访亲友的同时，并没有忘记为自己寻找合适的职位，以解决全家人的生计之忧。不过，这时王国维还没打算回上海工作，因为从日本回国前他并不曾将自己的书籍等一并带回来。所以，当罗振玉从河南安阳小屯村考察回到上海后，王国维与长子王潜明又随同罗振玉一同返回了日本京都，并居住在罗振玉的“永慕园”内。在随后近一年的时间里，王国维与罗振玉依然在共同的学术海洋里尽情地畅游着，直到当年年底接到同乡好友邹安邀请他到上海“哈园”工作的信件为止，这时王国维终于决定了回国的归期。 民国五年（公元１９１６年）正月初二，王国维与长子王潜明早早就起床整理已经收拾好的诸多行李，随后与罗振玉一家人清谈话别。其间，日本友人狩野直喜来到“永慕园”为王国维送别，短暂jiāo谈后离去。午饭后，罗振玉与三个儿子罗福成、罗福苌、罗福葆等一直将王国维父子俩送到京都车站，目送他们前往神户转乘轮船回国。两个多小时后，王国维父子到达神户，晚上住进西村旅社，第二天上午１０时终于登上日本“筑前丸”号轮船向中国上海三菱码头驶去。 王国维走了，罗振玉则落落寡欢，心情灰暗到了极点，在短短五天时间里竟然给王国维写了三封信，表达自己心中的怀念伤感之情。例如，罗振玉于民国五年（公元１９１６年）２月５日也就是正月初三给王国维的信中写道： 公行后，岑寂殊甚，念二十年来客中送客，已成习惯，然未有如此之惘惘者。家人及儿子辈恐弟苦寂，日夕省视，以不言相慰。想公别离之感，与弟正相等也。 确实，对于王国维与罗振玉这对老朋友来说，他们这时不仅在志趣方面是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学术研究上的好搭档，还是将结为儿女姻亲的亲家。不过，这时的王国维还来不及怀想与罗振玉分别后的伤感之情，因为他正在“筑前丸”号轮船中与大海上掀起的狂风暴雨作着艰苦的挣扎，剧烈的颠簸使王国维父子二人虽不曾呕吐，但还是在船舱里躺了一天两夜才稍有好转。而特别糟糕的是，王国维父子携带的１２件行李中，其中９只书箱“因太重，无法移置”，而只能盖上一张油布放在轮船的甲板上，任凭那狂风暴雨肆虐地吹打侵袭，以致到达上海后发现书箱底部书籍都被雨水浸湿了，这让王国维极为痛惜。尽管海上旅行有这么多的烦心事，王国维在船上依然是手不释卷，并将自己当时考释出的三个甲骨文字立即写信告知罗振玉。这就是真正而纯粹的学者王国维。 王国维此次回国共携带１０箱书籍，其中除了自己长年积累与临行前购买的之外，还向罗振玉“乞得复本书若干部”，这些都是他当时正在研究的国学方面的珍本资料。对此，王国维在《丙辰日记》中写道： 客中书籍无多，而大云书库之书，殆与取诸宫中无异。若至沪后则借书难。海上存书推王雪澄方伯为巨擘，然方伯笃老，凡取携书籍皆躬为之，是讵可以屡烦耶？此次临行购得《太平御览》、《戴氏遗书》残本，复从韫公（罗振玉）乞得复本书若干部，而以词曲书赠韫公。 经过短暂而漫长的五天海上航行之后，王国维父子终于安全地抵达中国上海的三菱码头，与前来迎接的罗振常、樊炳清、范兆经和张尧香等友人相见了。当晚，同乡好友樊炳清在家中为王国维父子准备了丰盛的晚餐，并安排他们暂住在自己家里。几天后，王国维选中了大通路吴兴里３９２号（今北京西路大田路）的一处住所，便以每月２９元租金租赁了下来。于是，王国维父子采买了一些家庭必备用品，找人定做了几件大书柜，请罗振常书铺店员帮助整理那１０箱书籍。一切安排停当后，长子王潜明便返回海宁接家人前来，而王国维则向友人探听他即将前往就职的“哈园”有关情况。不料，从友人处得知“哈园”的有关内情后，王国维的心里开始踌躇起来。 那么，这个“哈园”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王国维当初为什么要选择进入这一机构就“食”，他在其中生活和工作情况又如何呢？带着这些疑问，就让我们也随同王国维一同走进这处神秘的“哈园”吧。 第五部分：哈园就“食” 王国维是名扬海内外的大学者，但他首先是一个要饮食人间烟火的普通人，所以这一部分总题为“哈园就‘食’”。由此，也许会引起一些人的误解或反感，但斟酌再三，始终没有找到更贴切的标题，所以只好恭请读者通过阅读下面的文字帮助解难了。不过，这里之所以在“食”字上加了引号，那自然是想将烟火饮食与学术饮食涵盖其中，至于这一想法能否实现或能够实现几分，那还是要请读者加以评判了。 第十九章 “学术”主笔 王国维应邀到“哈园”是来主持一份还未创刊的名叫《学术丛编》杂志的，按说这章题为“‘学术’主编”似乎更贴切些，而之所以取了现在这个标题，主要是因为这份杂志自创刊到停刊所发表的文章中竟有近一半是王国维的学术著述，故有此题。在详细解析王国维主笔《学术丛编》之前，我们还是先来解决关于“哈园”的一些疑问吧。 哈园，是哈同花园的简称。其实，这个花园的正式名称叫“爱俪园”，哈园只是人们的习惯叫法，不过无论是哈园还是爱俪园，都与这个花园主人的姓名有关。创建哈同花园者，是一位出生于巴格达的英籍犹太人，名叫欧司爱哈同，其夫人是一名混血儿，父亲是法国人，母亲是中国福建人，名叫罗诗俪穗（也称罗诗俪蕤），号迦陵，所以这座花园取名为“爱俪园”。哈同来到中国上海时大约是１９世纪末，那时上海正处于国际化大都市的初创期，世界各地的富商大亨纷纷涌入其中，不是创办金融洋行等金融机构，就是大肆购买廉价土地建造房产，从而促使上海的经济向前飞速发展，可以说是商机无限、遍地黄金。在上海这个投机商的乐园里，哈同最初只是一家洋行的门童，后来时来运转竟成为上海首屈一指的房地产大鳄，并担任了上海公共租界的工部局董事。有了金钱和地位之后，哈同夫fù开始热心文化、教育和慈善事业，并创建了赫赫有名的哈同花园。对于哈同夫fù的这些举动，许多人不是以沽名钓誉或附庸风雅这类词汇予以贬损，就是抓住哈同夫人的生活作风问题大肆进行人身攻击和诋毁。对于这种做法，我实在不能苟同。试想，一个人连自己最基本的生活都难以保障，他如何能够又能够如何为文化、教育或慈善等事业做出自己的公益xìng贡献呢？再想，世界上拥有大量金钱和显赫地位的人比比皆是，可又有多少人愿意或懂得为文化、教育和慈善等公益事业投资出力呢？至于一个人的生活作风，那纯粹属于个人隐私，即便在这方面出了什么问题，那也纯粹属于道德范畴的事，仅供那些爱嚼舌头的市井之徒街谈巷议罢了，何须浪费文字应有的作用以及出版资源和读者的时间呢？我实在相信愿意阅读《王国维传》者，绝对不是什么市井之徒，否则他何以读懂王国维呢？ 宣统元年（公元１９０９年），哈同夫fù创建哈同花园后先是筹办了“爱国女学堂”，接着聘请了大名鼎鼎的僧人黄宗仰到哈同花园内讲授佛经，并创办了“华严大学”。在这期间，哈同花园有两件事值得一书：一是宣统三年（公元１９１１年）１１月，从欧洲回国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曾下榻哈同花园，使哈同花园蓬壁生辉、声名大振；另一是罗诗俪穗于民国二年（公元１９１３年）出资并主持刻印了１０００套《大藏全经》，这是一部多达４１４册８４１６卷的大书。历时五年刻印完成的《大藏全经》，不仅版式和纸张在当时是一流的质量水平，而且印刷和装帧也是极为讲究的，这无论如何也称得是一件文化幸事。到了民国四年（公元１９１５年），僧人黄宗仰被另一位名叫姬觉弥的和尚所替代，遂华严大学被改称为仓圣明智大学。姬觉弥，俗姓潘，名翥云，江苏睢宁人，据说他从书中查出周文王姓姬，遂将自己也改姓姬，并取名觉弥，号佛陀，后来还有什么“瀛洲馆主”、“九鼎山人”和“如来居士”等等名号。据说，这位三十来岁的姬觉弥和尚行事乖巧，很懂得如何迎合主人的兴趣和爱好，所以深得哈同夫fù的信任和支持，遂全面主持哈同花园内的教育和文化等事务。于是，姬觉弥便根据“仓颉造字”之意，鼓动罗诗俪穗将华严大学改称为“广仓学”，意思是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29 章 积极倡导所谓的“仓学”或“仓教”。再后来，这位姬觉弥和尚也许觉得“广仓学”毕竟不像是一所大学的校名，遂又根据主人哈同本人有“明智居士”之号而改称为仓圣明智大学。 经济基础雄厚的哈同夫fù创办仓圣明智大学之后，不仅免除所有学生的书本和食宿等一切费用，而且还不惜以高薪到全国各地聘请学识渊博者到该校任教，诸如王国维进入哈同花园的介绍人邹安。邹安，又名邹寿祺，字景叔，号适庐，浙江海宁人，金石学家，他到仓圣明智大学担任教授之前，曾在杭州某学校任教。民国四年（公元１９１５年），邹安应聘来到仓圣明智大学后，罗诗俪穗和姬觉弥基于自身对小学产生兴趣及社会上甲骨文研究已经成为一股热潮的现实状况，遂准备创办相关杂志以提高学校的声誉。而这时，恰逢王国维从日本回乡祭祖并希望到上海谋职，同乡好友邹安自然知道王国维在甲骨文研究方面已经卓有成就，故有后来写信邀请他到仓圣明智大学研究哈同花园内所收藏的多达一千余片的甲骨，并筹办相关学术杂志之举。关于哈同花园内收藏的甲骨，在此有必要对当年刘鹗所收藏甲骨的散失情况进行回顾。对此，钱剑平先生曾明晰地指出：“其中一部分归罗振玉，１９１５年，他拓印为《铁云藏龟之余》；一部分归上海的犹太人富商哈同夫人罗迦陵，有千余片，罗迦陵１９１６年请王国维选拓６５５片，辑成《戬寿堂所藏殷墟文字》；一部分归叶玉森，后印为《铁云藏龟拾遗》；一部分归中央大学；一部分归盐城陈钟凡；一部分归商承祚、洪维良等。”应该说王国维最终留在哈同花园，其中就有希望能研究该花园所藏这一部分甲骨之故。 关于哈同花园内情，王国维除了了解了以上情况之外，他还将自己参观仓圣明智大学的感受及对姬觉弥个人的初步印象，于民国五年（公元１９１６年）２月先后几次写信告诉罗振玉说： 景叔（邹安）于十二日晚到此，十三日午来访，尔后复于姬君（姬觉弥）俱来，即乘其车同至哈同花园，导观各处并所谓仓圣明智大学者，其中仅有中学二年级并小学。姬君为人，昨相处数日已能知其概，大约乙老（沈曾植）诸人之言不谬。其人随处自显势力，一无学术及办事方法，而主意绝多，复随时变异。昨即yù延维为该校教务长，观其校事绝不合理，即设词谢之。语及学术，随口胡诌，语语出人意外。 …… 哈同花园连住二日，见其办事毫不合法，而某君（姬觉弥）之言尤散无友纪。其yù刊行月报，曰yù提创仓教也，而所谓仓教（仓颉之教）者，又全为荒谬不经随口胡诌之说，虽景叔亦畏而笑之。 面对这样一所“大学”及其主持者，王国维有些后悔自己当初的贸然应聘，写信向罗振玉表示说自己与“此等人殆难共处”，“看来，此局久则三个月，速则敷衍至月杪”。对此，罗振玉则写信规劝王国维不要与哈同花园方面闹僵，并列举樊炳清等人为了生活不得不每天工作六七个小时而没有时间治学等状况，同时联系自己多年来处理治学与生活之间关系的实际经验，希望王国维能够利用这一机会使自己的学术研究更上一层楼： 抑弟尚有厚望于先生者，则在国朝三百年来之学术不绝如线，环顾海内外，能继往哲开来学者，舍公而谁？此不但弟以此望先生，亦先生所当以自任者，若“永”能如前此海外四年约，则再十年后公之成就必逾亭林、戴、段，此固非弟之私言也。若以天挺之质，而以生活二字了之，岂不可惜！弟非无前人之资禀，而少▲患难根底未深，中年又奔走四方，遂业无成就。今且老矣，yù以炳烛之明补东隅之非，所补能几何，愿彰汲汲一绠短吸深，故期之先生者不能不益殷。择业与修学相关至切……区区小艺须积二三十年之功力，乃可望成就，学术之难如此。 既然如此，王国维又与介绍人邹安经过多次协商后，终于正式进入哈同花园。不过，王国维在经一番斟酌后并采纳了邹安之计，与学校订立了三条“君子协定”：一、拒绝担任仓圣明智大学教务长；二、不到哈同花园内居住和办公；三、由他全权负责筹办《学术丛编》，学校不得干涉其刊登内容。随后，仓圣明智大学一次xìng就创办了三份杂志：一是王国维任主编的《学术丛编》，主要刊登经史小学方面的论述；二是邹安主编的《艺术丛编》，主要发表金石与甲骨文方面的著述；三是况夔笙主编的《仓圣大学杂志》，主要登载罗诗俪穗和姬觉弥等人在教育及宗教方面的主张。对于这样一种结果，王国维很高兴地将情况向罗振玉进行了通报，并认为因为自己回国而停办的《国学丛刊》是“虽停而不停了”。确实，《学术丛编》虽由哈同花园方面出资创办，但发表著述的决定权则由王国维一人掌握，这比在日本时由罗振玉到处筹资支撑《国学丛刊》更为便利。于是，罗振玉后来撰写的一些著述都是通过《学术丛编》发表的，诸如《仓颉篇残简考释》、《唐折冲府考补》、《殷墟书契后编》、《殷墟古器物图录》、《殷文存》、《金泥石屑》、《古器物范图》和《古明器图录》等等。至于王国维的学术著述，据统计在其主笔《学术丛编》四年间，该杂志共出版发行２４期发表著述５２种，而王国维一人就有２４种著述刊登其上，数量几乎达到一半。由此可见，《学术丛编》成为王国维和罗振玉在几年间发表著述的主要阵地，而王国维也成为《学术丛编》名副其实的“主笔”。当然，也正是因为有了王国维和罗振玉这样的大学者频频“赐稿”，才使《学术丛编》杂志名扬海内外，这让哈同夫fù和姬觉弥等人也赢得了他们极为看重的隆盛名誉。 王国维主编《学术丛编》可以说是驾轻就熟，因为他不仅有着以往主编《农学报》、《教育世界》和《国学丛刊》的丰富经验，而且他的国学造诣和成就这时都已经达到了一流学问家的水准。不过，“善自命题”的王国维并没有直接套用《国学丛刊》等杂志的体例，而是积极吸收西方大学刚刚兴起的学报形式及体例，以学术jiāo流为基准进行稿件的选择和编排。对此，我们不妨来看看王国维亲自撰写的《学术丛编》“发刊词”： 一、本编名《学术丛编》，与本校所出《艺术丛编》相辅而行。 一、本编宗旨：专在研究古代经籍奥义及礼制本末，文字源流，以期明上古之文化，解经典之奥义，发扬古学，沾溉艺林。 一、本编刊行经学（首重“三礼”，旁及诸经）、文字学、史学诸门新著，兼印行未刊旧籍，或虽已刊而流传甚少者。 一、本编月出一册，每册八十页。 一、每册所刊新著旧籍自三种至四五种，皆以卷叶之多寡为定。 一、本编定每月下旬发行。 与这“发刊词”一同刊登在第一期《学术丛编》上的，还有王国维代替罗诗俪穗和姬觉弥所写的两则序言。其中，王国维在一则序言中这样写道： 窃谓：三古以还，代有儒硕，踵武前修，开辟新术，绵延勿替，迄于今兹。自顷沧海横流，城阕兴咏。庶晨鸡于风雨，思烛龙于穷yīn。是编之成，洵非裨于学者，然而披条寻本，祭海先河；兽鸟迹，伫恪洛之际；单甲青文，尚想阳虚之烈。 《学术丛编》是民国五年（公元１９１６年）５月创刊的，但并没有像王国维在“发刊词”中说的那样每月下旬正常发行。原来，由于哈同夫fù与姬觉弥三人根本看不明白刊物中所发表的那些深邃的学术著述，曾一度想将《学术丛编》停刊，但又因该杂志已经在海内外引起了广泛关注，而不得不继续刊行，直到民国九年（公元１９２０年）初终于停刊。这是后来的事。目前，我们还是来看看王国维在哈同花园内除了主编《学术丛编》外，他还有怎样不顺心的旧事呢？ 确实，随着王国维在哈同花园的工作进展顺利，那位姬觉弥和尚开始得寸进尺，先是希望王国维兼任仓圣明智大学教授，为学生讲授经学。对此，王国维碍于种种原因特别是不想丢掉这份高薪的工作，不得不答应下来，但他同时也提出了两个条件：一是课程只能安排在上午，二是必须要有车辆接送。对于王国维的这两个要求，实际主持仓圣明智大学的姬觉弥满口答应，并不折不扣地予以履行。随后，姬觉弥又请王国维为哈同花园所藏甲骨选编《戬寿堂所藏殷墟文字》一书，该书署名为“姬佛陀类次王国维考释”。很显然，这些做法都是为仓圣明智大学装门面，或者为姬觉弥个人脸上贴金的事。即便如此，姬觉弥还是不能满足，竟隔三差五地请王国维为他鉴定古器物或字画之类的，这使王国维感到不胜其烦，可又无可奈何。对此，李恩绩在《爱俪园梦影录》中这样写道： 关于先生的学术和人品，是早有了定评的。……对人不很会讲应酬话，更不会客气。假使有人请他看一件古铜器，他看了假使说是“靠不住的”，那个人无论找出一些怎样真实证据的话来，例如色泽的如何古雅，青绿的如何莹澈，文字的如何精致，什么书上有类似的著录。将这些话提供给他作参考，再请他仔细看一下。他看了以后，依然是“靠不住的”四个字的答复，也不附和人，也不和人驳难……有时姬觉弥要和他解决一个字义，他只嘻嘻的一笑，或者有机会更跑远一点。我想他是感到和这位“小学大师”学问的途径有点不同，所以不肯多所非难，引起无聊的误会。 除了以上这些不胜其烦的无聊事之外，王国维有时还要作为哈同花园里一块耀眼的“招牌”，应邀参加一些酒宴应酬，这在他这一时段的日记中多有记载。如果说这些王国维还能够勉强忍受的话，那么由于姬觉弥与哈同花园主管财务方面关系的不协调，致使每月薪水难以按时发放，就使王国维感到很是为难了。因为当时王国维家中子女众多且都在上学，这方面的费用容不得拖欠，再加上房租和日常生活开销，这都使王国维既不能断然离开高薪的哈同花园，又不能不想到再做一份兼职。民国六年（公元１９１７年）１２月３１日，王国维通过友人得知蒋汝藻正请人为其密韵楼藏书编写书目，可由于种种原因直到民国八年（公元１９１９年）９月才谋得这一份兼职。关于王国维在密韵楼编写书目一事，在下面单独章节中予以详述，在此不赘。 另外，姬觉弥还认为投入很多资金创办的《学术丛编》，不仅在经济上没有什么大的收益和回报，而且纯粹是为王国维个人扬名。对此，作为牵线人的同乡好友邹安很是不平，他驳斥姬觉弥说，王国维在学界早已赢得盛名，他何用到这里来办这份杂志扬名呢？随后，邹安竟前往杭州过中秋节去了，并放言说要辞去仓圣明智大学教授和《艺术丛编》主编之职。对于好友邹安的这一仗义执言和行动，王国维随即也作出了积极响应，他借沈曾植邀请他参与编撰《浙江通志》的机会，提前开列出《学术丛编》一年１２期的目录请人转jiāo给姬觉弥。姬觉弥见自己几句流言竟然招惹出这样的结果，再看到王国维开列出的那１２期目录，感到这实在不是别人所能为之事，遂又恳请邹安向王国维发出态度真挚而诚恳的挽留，于是王国维与哈同花园续签了民国六年（公元１９１７年）的合约。至今我们都很纳闷，在这种境况下王国维仅于民国五年（公元１９１６年）这一年之中竟然撰写了《史籀篇疏证》、《释史》、《周书顾命考》、《释乐次》、《说周颂》、《毛公鼎铭考释》、《魏石经考》、《汉魏博士考》、《殷礼征文》、《乐诗考略》、《汉代古文考》和《尔雅草木虫鱼鸟兽释例》等诸多著述，更别说随后还有《殷周制度考》、《竹书纪年》、《唐韵别考》、《两周金石文韵读》、《韵学余说》、《释昱》、《释旬》、《释西》、《释物》、《释牡》、《经学概论》、《西胡考》（上、下）、《今本竹书纪年疏证》和《太史公行年考》等等一大批涉及诸多学科、论述见解深邃或具有某种开创xìng贡献的大著述和大文章，这无论如何也不能不说是王国维创造了学术界一个又一个罕见的奇迹。 那么，作为哈同花园内《学术丛编》的主笔，王国维在这期间于学术研究上有何特点，这诸多著述在学术界又有着怎样不朽的贡献呢？在这里，如果要将王国维于这期间的所有著述悉数简介一番的话，绝对不是这一章的文字所能承载，故不得不将其中极为特别的学术研究单独列出章节留待下文介绍，于此仅就另一些需要重点向读者介绍的著述，采取蜻蜓点水式的简单解析好了。 《史籀篇疏证》（２卷），是王国维主编《学术丛编》后的第一篇小学著述。在这篇著述中，王国维从《说文解字》中找出２２３个古籀文字，然后逐一疏证，最终提出“籀文即古文字”的论断，从而解决了数千年来悬而未决之疑案。对此，袁英光和刘寅生在《王国维年谱长编》中加案语说： 先生从古今文字体势之演变，驳斥长期以来由古而籀，由籀而篆，由篆而隶的谬论，创造xìng地提出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的新见解；并从声音训诂上证明史籀不是人名，《史篇》亦非周宣王时之作，从而使传说了数千年的仓颉造字，以及史籀作大篆的说法，全部被彻底否定。这对自北宋以来千余年间的古文字研究，乃至古史研究是一重大突破。 首战告捷，王国维随后又撰写了《释史》等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30 章 一系列经史小学著述，并对“三代重器”（毛公鼎、盂鼎、克鼎）中铭文最多的毛公鼎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关于毛公鼎及其铭文，似乎应该先从对“鼎”的解释来开始破译其中玄妙。鼎，最早是以陶制作，使用青铜制作则是殷周以后的事。一般情况下，鼎的腹部呈圆形，上沿有两耳，那是为了穿进棍棒以抬举之用，鼎的下面有三只足，故有“三足鼎立”之说。鼎的用途有很多，这主要是根据鼎的大小而定，而用途不同的鼎其造型也很大区别，诸如容积较大的鼎一般为烹煮和烧烤整只动物所用。据说，夏禹时代有九鼎之说，后经殷代传至周朝时竟演变成为国家最高权力的象征，只有得到这九只鼎才能成为合法的真龙天子，由此可见它应该属于传国之宝了。 九鼎虽是传说之宝，但铸造于周宣王元年（距今约２８００余年）的毛公鼎则是真实存在的国宝重器。于道光三年（公元１８４３年）在陕西岐山县（今扶风县）庄白村出土的毛公鼎，据史料记载是周宣王的叔叔毛公▲所铸造，故又有“▲鼎”或“毛公▲鼎”之称。该鼎连耳通高５３．８厘米，口径４７．９厘米，腹围１４５厘米，总重量为３４．７０５公斤，立耳，深腹，圆底，蹄足，周身雕饰有淡雅的环形花纹，并辅刻有弦状花纹，工艺古朴无华，造型规正洗练，浑厚而凝重，特别是鼎内壁上刻有３２行４９９字铭文，这是研究当时社会历史、铸造工艺和书法艺术等方面极为珍贵的文字资料。对于这样一件国宝重器，其一出土就受到学界和古董商人的密切关注，因此不仅多次变易主人，而且考释其铭文者也大有人在，到王国维时其４９９字铭文已基本能够读通了。对此，王国维在《毛公鼎考释序》中说： 三代重器存于今者，器以盂鼎、克鼎为最巨，文以毛公鼎最多。此三器皆出道光咸丰间，而毛公鼎首归潍县陈氏，其拓本摹本亦最先出，一时学者竞相考订，嘉兴徐寿臧明经同柏，海丰吴子阁学式芬，瑞安孙仲容比部诒让，吴县吴清卿中丞大，先后有作。明经首释是器，有凿空之功，阁学矜慎，比部闳通，中丞于古文字尤有悬解，于是此器文字可读者十且八九。 在这里，王国维不仅列举评价了以上几位学者考释毛公鼎的贡献，而且还透露说“毛公鼎首归潍县陈氏”，这位“潍县陈氏”即晚清著名的收藏家兼金石学家陈介祺。出生于嘉庆十八年（公元１８１３年）的陈介祺，字寿卿，号斋，祖籍山东潍县（今潍坊市潍城区）人，其父陈官俊字伟堂，是嘉庆十三年（公元１８０８年）的进士，曾任满清礼部、吏部、工部和兵部尚书。在这样一个家庭里，陈介祺自幼就受到了良好的学术教养，１９岁便以诗文驰名京师，道光二十五年（公元１８４５年）以进士身份任翰林院编修，对金石收藏和考释极为钟情。道光三十年（公元１８５０年），陈介祺不惜耗费巨资建造了著名的“万印楼”，专门用以存放他多年来收藏的近万枚秦汉古印玺和万余件古物珍品。在这些古物珍品中，于咸丰二年（公元１８５２年）才拆巨资购藏的毛公鼎成为陈介祺的最爱，这从他为《毛公鼎释文》撰写的后记中不难看出： 右周公▲鼎铭，两段，３２行，４８８字，重文１１字，共４９６字，每字界以阳文方格，中空二格。……此鼎较小，而文字之多几五百，盖自宋以来未之有也。典诰之重，篆籀之美，真有观止之叹，数千年之奇于今日遇之，良有厚幸矣。 重金购藏毛公鼎这件鸿宝重器之后，陈介祺欣喜之情虽然溢于字里行间，但他的内心则“深有‘怀璧’之惧”，轻易不敢展示于人前。例如，陈介祺将毛公鼎铭文拓印后，只有极少数同好好友得到这一拓本以作研究，其他人则“至不易得，尤为可宝”。在极少数得到陈介祺赠送毛公鼎拓本的好友当中，就有王国维在《毛公鼎考释序》中提到的那位浙江嘉兴的徐同柏，他是第一位认定毛公鼎为“器”之人，故被王国维赞誉有“凿空之功”。不过，由于毛公鼎上的铭文历时久远，中华文字又多有演变，其中依然有些字难以考释。不过，王国维所撰写的《毛公鼎考释》，与他考释甲骨文和古籀文一样，并不在于辨识其中不识之单字，而重在以一种全新的视角和研究方法诠释文字及相关历史。例如，他在《毛公鼎考释序》中说： 古代文字，假借至多，自周至汉，音亦屡变。假借之字，不能一一求其本字，故古器文义有不可强通者，亦势也。自来释古器者，yù求无一字之不识，无一义之不通，而穿凿附会者，非也。谓其字之不可识，义之不可通，而遂置之者，亦非也。文无古今，未有不文从字顺者，今日通行文字，人人能读之，能解之，《诗》《书》彝器，亦古之通行文字，今日所以难读者，由今人之知古代，不如知现代之深故也。苟考之史事与制度文物，以知其时代之情状，本之《诗》《书》，以求其文之义例，考之古音，以通其义之假借，参之彝器，以验其文字之变化，由此而之彼，即甲以推乙，则于字之不可释，义之不可通者，必间有获焉，然后阕其不可知者，以俟后之君子，则庶乎其近之矣。 对于自己以这种全新的视角和研究方法来考释毛公鼎之铭文，王国维在写给罗振玉的信中也表示出了谦虚的自豪：“今日自写《毛公鼎考释》毕，共一十五纸，虽新识之字无多，而研究方法颇开一生面，尚不失为一小种著述也。”确实，正如王国维自己所说，他以上这种考释古文字的方法不仅纠正了以往学者在这方面的缺失，而且创建了中国近代比较科学的考证方法，其意义远远不止于其《毛公鼎考释》这一著述本身，因为王国维的这一考证方法还培养和影响了中国现代大批的考古学家和文字学家。 几乎与撰写《毛公鼎考释》同时进行的，还有王国维对在光绪年间于河南洛阳出土的魏石经做了排比整理，并撰写出了《魏石经考》一文。后来，当王国维从书商手中购买了一部由张金吾撰写的《两汉五经博士考》时，遂感到有必要纠正其中舛误之处。于是，王国维在参阅大量汉魏史书后，潜心撰写出了堪称中国第一部古代学制的研究专著《汉魏博士考》（３卷）。在这部著述中，王国维不仅纠正了以往学者“不知博士与博士弟子之别”的舛误，而且根据新出土的魏石经等实物史料详细考释了自汉代以来中国诸经立学的沿革变化。对此，罗振玉大加赞赏，在给王国维的回信中连呼“快事，快事”。关于博士一词，也许应该向读者作一解释。博士，作为现代学位的名称，在中国古时则是一种官职的名称。例如，秦汉时博士就是专门掌管书籍文典和通晓史事的官职，后来又衍变为学术上专通一经或精通一艺而从事教授生徒的官职。例如，在《三国志吕蒙传》中就有“孤岂yù卿治经为博士邪!”的记载，又如《送东阳马生序》中也有“有司业、博士为之师”等。由此可见，王国维所撰写的《汉魏博士考》很显然是对汉魏时期博士这一官职所进行的考释。 与以上几篇著述有所不同的是，这时王国维由于与沈曾植在学术jiāo流上的日益密切，特别是在古文字和古音韵学方面多有受益，遂将其与沈曾植的日常谈论之语整理成了一部《尔雅草木虫鱼鸟兽释例》。在这部著述中，王国维将《尔雅》一书中使古今学者都感到极为古奥棘涩、佶屈聱牙的“草木虫鱼鸟兽”几部进行诠释，使其达到通俗易懂、雅俗共赏。那么，《尔雅》到底是怎样一部书，王国维为什么要对《尔雅》中“草木虫鱼鸟兽”这几部进行诠释，他又是如何诠释的呢？ 《尔雅》是中国最早的释问专著，也是世界上第一部成体系的词典。有研究者认为，此书是西汉初年学者们编辑周秦至汉诸书的旧文递相增益而成，全书虽然只有１９篇，但累计各篇条目则有２０９１条，共释词语４３００多个。在这部书中，学者们采用通用语词与专科语词既结合又分科的编注体系及方式，开创了中国百科词典的先例，其中极为丰富的词汇训释，不仅是研究古代语言学的重要资料，而且其释词方法与编辑体例也对后世训诂学的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至于王国维为什么要对这部书中“草木虫鱼鸟兽”等声部进行诠释，他曾在《尔雅草木虫鱼鸟兽释例》的自序中这样写道： 丙辰春，复来上海，寓所距方伯处颇近，暇辄诣方伯谈。一日，方伯语余曰：“栖霞郝氏《尔雅义疏》，于诂言训三篇，皆以声音通之，善矣。然草木虫鱼鸟兽诸篇，以声为义者甚多，昔人于此似未能观其会通，君盍为部分条理之乎？”又曰：“文字有字原有音原，字原之学，由许氏《说文》以上溯殷周古文，止矣。自是以上，我辈不获见也。音原之学，自汉魏以溯诸群经《尔雅》，止矣。自是以上，我辈尤不能知也。明乎此，则知文字之孰为本义，孰为引申、假借之义，盖难言之。即以《尔雅》权舆二字言，释诂之权舆，始也；释草之权黄华，释木之权黄英，其义亦与此相关。故谓权舆，▲之引申可也；谓▲舆，即用权舆之义以名之，可也。谓此五者同出于一不可知之音原，而皆非其本义，亦无不可也。要之yù得本义，非综合其后起诸义不可，而亦有可得有不可得，此事之无可如何也。” 王国维有感于沈曾植以上之言，遂决定对《尔雅》中的“声部”进行诠释。不过，在这一过程中王国维还是遇到了诸多困难，以致诠释工作一度进展缓慢。对此，王国维说： 为《尔雅》声类以观其义之通，然部分之法，辄不得其衷，盖但以喉牙齿舌唇分类，则合于《尔雅》之义例，而同义之字，声音之关系，苦不甚显。若以字母分之，则声音之关系显矣。然古之字母与某字之属何母，非由魏晋六朝之反切，以上溯汉人读为读若之字，及诸经传异文，与篆文古文之形声无由得之。即令假定古音为若干母，或即用休宁戴氏古二十字母之说，以部居《尔雅》，则又破《尔雅》之义例，盖古字之假借转注，恒出入于同音诸母中，又疑泥来日明诸母字亦互相出入，若此者，《尔雅》既类而释之，今yù类之，而反分之，颠倒孰甚，因悟此事之不易，乃略推方伯之说，为《尔雅草木虫鱼鸟兽释例》一篇。 既然是释例，王国维“遂并其例之无关声音者亦并释之”。在诠释过程中，王国维主要采取了１４条原则：一、释雅以俗；二、释古以今；三、草木虫鱼鸟多异名，故释以名；四、兽与畜罕异名，故释以形；五、雅与雅同名而异实，则别以俗；六、俗与俗异名而同实，则同以雅；七、雅与雅异名而同实，则同于俗；八、雅与俗同名而异实，则各以雅与俗之异者异之；九、雅与俗异名而同实，则各以其同者同之；十、凡雅俗多同名而稍变其音；十一、凡俗名多取雅之共名，而以其别名别之；十二、同类之异名与异类之同名，其音与义往往相关；十三、同类之异名，其关系尤显于奇名；十四、异类之同名，其关系尤显于偶名。于是，自从王国维采用这１４条原则撰写了这篇《尔雅草木虫鱼鸟兽释例》后，艰涩难解的《尔雅》中竟有大部分能够比较容易地读懂了。 关于王国维在主笔《学术丛编》期间于甲骨文研究上的成果，除了在前面“罗王之学”一章中有少许简介之外，并没有对其在甲骨文研究史上有着石破天惊贡献的那几篇著述进行细致解析。当然，在这里限于篇幅等原因同样不能一一解析，只好挑选其中《殷周制度论》这一最能代表王国维在甲骨文研究上的独特创见和伟大贡献之作，进行一番很难到位而精确的解说了。 王国维自日本回国前正在进行甲骨文研究，而到上海哈同花园就“食”以来应该说始终未曾间断过。比如，民国五年（公元１９１６年）１２月王国维非常幸运地购买到国学大师孙诒让当年撰写的《契文举例》一书手稿，其兴奋心情在写给罗振玉的信中表露无余： 兹有一事堪告者。傍晚出隐，见孙仲容比部《契文举例》手稿，乃刘彝仲（书商）携来者，以五元从隐得之（今日出甚得机会，刘彝仲适在彼处售书，否则隐畏其人，未必购之）。书连序共九十六页，每半页十二行，行二十三字，其所释之字虽多误，考证亦不尽然，大辂椎轮，此为其始，其用心亦勤矣。 罗振玉在收到王国维的这封信后，亦表现得“惊喜若狂”，不仅急切地希望王国维“即日双挂号邮示”，以便自己能在几天内收到、影印并奉还，而且还特别对王国维准备立即影印在《学术丛编》上刊登，以供更多的甲骨文研究者参考这一举动表示了赞赏。毫无疑问，王国维得到孙诒让《契文举例》手稿后，更促使他加快了甲骨文研究的步伐。于是，王国维关于甲骨文研究那震惊世界的“两考一论”终于横空出世。所谓“两考一论”，即指王国维在哈同花园内先后撰写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和《殷周制度论》这三部甲骨文研究著述。关于王国维在甲骨文研究上的“两考”，笔者曾在“罗王之学”一章中引录陈梦家先生的《殷墟卜辞综述》时有所涉及，其主要贡献就是考证出殷商先王的姓名及其世系延递，这不仅纠正了绵延两千年的司马迁在《史记》中关于殷商王室世系中个别人名和世系次序的舛误，而且为后世甲骨文研究者破除了严重的障碍，也开拓出了一条光明而正确的学术研究之路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31 章 。当然，王国维在这一基础上随后又参照罗振玉于民国六年（公元１９１７年）春节时从日本带来的新辨识出的千余字甲骨文书契拓片，以及研究哈同花园内所藏千余片甲骨的拓片，遂撰写出了堪称当时条件下甲骨文研究的封顶之作《殷周制度论》。 在这部著述中，王国维将甲骨文研究由原先考释文字、识别人名和梳理世系等，上升到了考证殷周历史和制度这一层次，并竭力分辨出从殷商过渡到周朝时的制度衍变过程，以及商周两朝制度中的人文精髓。这无论如何也是王国维在甲骨文研究史上所做出的突出而不朽的伟大贡献。其实，王国维在撰写《殷周制度论》之前是想写《续三代地理小记》一文的，也就是说要考证夏、商、周这三朝都城之变迁情况。而之所以最初有此想法后来却又有所改变，主要是因为王国维首先精确地认定都城是解析一个朝代政治和文化的最佳实体，而随后改变初衷则由于王国维更清楚地明了了“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这一论断的高明之处。另外，王国维以自己精深的历史和地理学养，极为清晰地梳理出“自上古以来，帝王之都皆在东方”，而“惟周独崛起西土”这一学术敏感点。很显然，一个王朝都城由商到周的这种地理方位上之迁移，必然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有着十分密切的关联。于是，王国维随即改变了原先撰写《续三代地理小记》的思路，将学术研究视角瞄准了由殷商到周朝都城地理位置的变迁而深入到对两朝制度衍变的解析，这无疑属于学术研究上一次高屋建瓴的思路转变。随后，王国维经过深思熟虑后将自己的这一想法写信告诉了老朋友罗振玉，从中我们不难看出王国维对将要撰写的《殷周制度论》这一鸿篇巨制在全文体例上的精准把握： 前日拟作《续三代地理小记》，既而动笔，思想又变，改论周制与殷制异同：一、嫡庶之制；二、宗法与服术（此二者因嫡庶之制而生）；三、分封子弟之制；四、定天子诸侯君臣之分；五、婚姻姓氏之制；六、庙制。此六者，皆至周而始有定制，皆周之所以治天下之术，而其本原则在德治。 在这里，王国维点出了“以德治国”作为周朝制度之根本，这应该算作是王国维在中国当时社会状况下渴望恢复“周孔”以还社会和谐秩序的一种学人心愿。也就是说，“周之制度典礼乃道德之器械，而尊尊、亲亲、贤贤、男女有别四者之结体也”，同样应该成为当时社会的一种制度。关于王国维的这一论述，其可行xìng、合理xìng以及是否具有进步意义姑且不论，而他对于殷周两朝社会制度作出如此清晰合理的梳理，则对中国史学研究实在有着难以估量的重大贡献。对此，王国维后来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的门人赵万里在《王国维先生年谱》中曾就《殷周制度论》这一著述作出了这样的评价： 此篇虽寥寥不过十数叶，实为近世经史二学第一篇大文字。盖先生据甲骨及金文字，兼以《诗》、《书》、《礼》参之，以证殷之祀典及传统之制，均与周大异。而嫡庶之别即起于周之初叶，周以前无有也。复由是于周之宗法，丧服及封子弟，尊王室之制为具体之解说，义据精深，方法缜密，极考据家之能事。殆视为先生研究古文字学及古史学之归纳的结论也。 不过，《殷周制度论》虽然是王国维在古文字学和古史学研究方面的结论之作，但由他和罗振玉开创的“罗王之学”则刚刚兴起，以致后来甲骨文研究者即便因为甲骨材料大增所取得的成就要超过王国维和罗振玉，但他们的研究方向依然不能偏离王国维和罗振玉当初的筚路蓝缕之途。对此，唐兰先生在《天壤阁甲骨文存自序》中说：“卜辞研究，自雪堂导夫先路，观堂继以考史，彦堂区其时代，鼎堂发其辞例，固已极一时之盛。”唐兰先生在这里所说的甲骨“四堂”，分别是指罗振玉（字雪堂）、王国维（字观堂）、董作宾（字彦堂）和郭沫若（字鼎堂）这四位在甲骨文研究上做出突出贡献的学术大师，但从唐兰先生精辟的概述中同样不难看出王国维在其中卓尔不凡的贡献。 不过，在学术研究上捷报频传的王国维，这时依然要为“生活之累”而奔忙。虽然王国维的奔忙并没有与其学术大师的职业和cāo守相背离，并在为生活的奔忙中开辟了新的学术研究之路，但我依然不能不就此引出下面这一章内容的标题 第二十章 密韵楼编目 其实，王国维谋求到密韵楼编撰书目早在民国六年（公元１９１７年）底就开始了，而之所以一直拖到民国八年（公元１９１９年）９月才如愿以偿，其中缘故不能不从他回国那年开始梳理。 民国五年（公元１９１６年），王国维应聘到哈同花园主持《学术丛编》，该杂志刊登内容主要分为经学、小学和史学三门。按照与哈同花园方面的约定，每期每门薪水５０元，加上稿费每千字５元计算，王国维每月能获取报酬２００元左右。这样的月薪，要维持王国维全家人在上海的生活及供养子女读书，确实显得捉襟见肘，致使家庭财政经常出现支绌。这样窘迫的生活状况，再加上国内政治形势动dàng不稳，以及哈同花园内工作的不顺心，王国维于这年１０月在罗振玉的劝说下，曾一度想到前往日本去当“寓公”。对此，王国维在给罗振玉的回信中作了这样的打算： 公函中言再往东作寓公之说，维所极愿。若全眷浮海，恐不能行。现维拟二种办法，一归海宁，一仍住上海。若归海宁，则以大儿入青年会寄宿舍，年费二百余元，次儿或送嘉兴，则所费不多。若全家用度则月五六十元，岁费约千元左右，比之寓沪可省三分之一。维则每年往东一次，与公同行，暂则住一月，久则数月亦可，每年研究均以家所有书为根本，而至东则参考诸书以成之，此为最妥办法。若寓沪则所需较多，一年或需两度赴东，而所驻之期均不能过久，好在今年决不能作归计，尚可从容定计也。 面对这样的现实情况，王国维不能不考虑开拓财源，以维持全家人在上海的生活及子女上学费用。而作为学者，王国维要想开拓财源只能依靠他的学识，除此别无方法。于是，王国维在主持《学术丛编》之余，曾积极帮助罗振玉在国内鉴别、收购古书画，然后将其收购的古书画转jiāo给罗振玉再卖于日本人。不过，鉴别古书画的真假并非易事，虽然王国维自幼喜欢金石书画，但他毕竟不是顶级的书画鉴定家，这方面的见识也未必比书画收藏家精深广博，另外他并没有罗振玉那样精明的商业头脑，对于书画价格又往往不太明了市场行情，所以在他难以收购到珍品书画的时候，竟然想到将自己所藏的珍本古籍出售以“开拓财源”。例如，王国维于民国五年（公元１９１６年）１２月２４日就致信罗振玉说：“买卖书画诚不易，不独画之精否真赝难以骤决，即于价之cāo纵亦非易事。如此次方画若知其底蕴，则日币千元或中币八百元必可得之，售事亦然。维之唐卷不知可售否？请公视机会时脱之，不亟亟也。”关于这样的事，王国维与罗振玉在民国六年（公元１９１７年）的通信中频频涉及，想来这一年王国维是经常鉴别和收购古书画的。 除了帮助罗振玉收购古书画外，王国维还应沈曾植之邀参与《浙江通志》的编撰工作，与张尔田共同负责编撰寓贤、掌故、杂记、仙释和封爵等五个方面的内容，每人可获取报酬２４０元。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项工作进展极其缓慢，这２４０元酬金直到王国维离开上海前往北京就任满清小朝廷的“南书房行走”后才收到。 生路艰难，王国维又蒙好友樊炳清的举荐，代替当时生病的他担任商务印书馆所属《东方杂志》的撰稿人，以业余时间撰稿获取稿酬。对于《东方杂志》，王国维并不陌生，因为他当年那著名的《宋元戏曲考》就曾刊发其上。然而，与当年以２００元稿酬买断《宋元戏曲考》首次发表权相类似的是，当王国维将翻译伯希和《近日东方古言语学及史学之发明与其结论》的稿件送jiāo《东方杂志》时，自己提出的４０元稿酬要求，竟被《东方杂志》社还价为２０元，这让王国维只能是“怒而索还原稿”了。 历经这样的波折后，王国维再联系到当时极为糟糕的社会状况，遂书生意气地发了这样一通牢骚：“永居上海二年，于此间社会情形乃稍详悉，无论公私皆腐败颟顸至无可言。如吴下曹君，蒋孟延之校书，乃终年未有一字。编《通志》者亦大半如是。若商务印书馆者，其中办事督责可谓认真矣，乃终年孜孜作无用有害之物，非徒于世无益，即以其公司之经济言，亦失计之至。”闻听此言，我们完全能够想象到当时作为已经盛名在外的大学者王国维在索回译稿时的心态，也能够感受到王国维为生活之累而心怀怨怼的心情，可窘迫的生活现实使他依然要另谋“良策”。这次王国维在窘境中想到的“良策”，就是他在牢骚中提到“吴下曹君，蒋孟延之校书”一事。对此，王国维写信向罗振玉说起了这件事： 今日（公元１９１８年１月１日）访孙益庵，谈及吴门曹君为蒋孟编藏书目（月修五十元），去岁不成只字，今年重申约束，约每月至少作跋二篇，而至今仍无只字jiāo卷。孟宋本无多，然明刻善本及抄校本约在千部以上，即使某君能每月jiāo卷二篇，至十年后亦不过成四分之一。某君之事，明年断不能连续。即使连续，意多增一人，于孟甚为有益，且工作能快意，薪水亦可增多。永意俟哈园明年事揭晓，当可与益庵谋之。好在我辈做事不肯素餐，此事在上海亦有人知之，此或有四五分成就也。 不过，按照钱剑平先生的说法，王国维是因为不忍心夺去旧日好友曹元忠的这一工作，而延迟自己为江南大藏书家蒋汝藻编撰书目的。总之，王国维谋取为蒋汝藻编撰书目确实是民国八年（公元１９１９年）９月的事了。写到这，实在有必要对蒋汝藻作一介绍。与王国维同年出生的蒋汝藻，字元采，又字孟，号乐庵，浙江乌程人，光绪二十九年（公元１９０３年），蒋汝藻考中举人，后就任满清朝廷学部郎中总务司行走，但与当时在学部任职的王国维并不熟识，辛亥革命后前往上海创办经营轮船等实业，迅速积累了巨额财富。拥有巨额财富之后的蒋汝藻，开始充分满足自己收藏善本古籍的嗜好，在短短的时间内他就收购古本书籍达５０００余种，其中不乏唐宋元明清孤本秘籍，与浙江同邑的张石铭（字钧衡）、刘翰怡（字承斡）并称“江南三大藏书家”。 以藏书之多之精而名噪一时的蒋汝藻，为了存放这些书籍便在上海建造了一栋别墅，取名为“传书堂”。后来，蒋汝藻非常幸运地收购到了周密的宋刻孤本《草窗韵语》，遂将藏书楼更名为“密韵楼”。由于几年来大量收购古籍图书而未能加以整理，蒋汝藻便邀请好友曹元忠（字君直）帮助他整理“密韵楼”藏书，并约定每月报酬５０元。然而，家境富裕且藏书同样丰富的曹元忠，虽然也是一位学养深厚的学者，但他事务繁忙并不能按照约定行事，后来索xìng辞去了这一差事。曹元忠辞职后，王国维通过这时已经返回上海的罗振玉的举荐，遂开始了自己为“密韵楼”编撰书目的兼职。 毋庸讳言，王国维谋取“密韵楼”编撰书目一职主要是为了增加家庭收入，但也不能否认他因此而得以饱览其中极为丰富的藏书，从而使自己的学识和眼界得到开阔，这从他后来撰写的《五代两宋监本考》与《两浙古刊本考》这两部版本目录学著述中不难明了。由此，笔者不由想起当年梁启超为当时在英国留学的儿子梁思成即将回国谋划就业时，曾在信中为梁思成这样打算说：“另外有一件‘非职业的职业’上海有一位大藏画家庞莱臣，其家有唐（六朝）画十余轴，宋元画近千轴，明清名作不计其数。这位老先生六十多岁了，我想托人介绍你拜他门下，当他几个月的义务书记，若办得到，倒是你学问前途一个大机会。你的意思如何？”很显然，梁启超是想让儿子梁思成帮助庞莱臣整理其丰富画藏而从中获取学问。虽然王国维为蒋汝藻编撰书目是为了缓解家庭经济压力，但同样不能否认其所为与当年梁启超所想有相通之处。 编撰书目，通俗点而言就是今天讲的目录学，它是一门以研究书目的编制和利用，并使其在科学与文化事业中有效地发挥作用的学问。在中国古代，早就有人注意到目录学的作用，例如西汉时刘向与刘歆父子编撰的《别录》和《七略》、南宋郑樵编撰的《通志校雠略》，以及清代章学诚编撰的《校雠通义》等等，都很好地总结出了目录学的丰富经验。至于反映了中国古代著述规模最大、收录最全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和《四库全书简明目录》，那更是煌煌巨制，堪称中华数千年古籍目录之结晶。所以，等到王国维为“密韵楼”编撰书目时，他不仅有以上这些已经比较完备的目录学参考史料，而且还有当年在日本帮助罗振玉整理“大云书库”的实际经验。于是，行事认真严谨的王国维一接手为“密韵楼”编撰书目之事，便驾轻就熟地按照《四库全书》的编撰体例，以经、史、子、集为序开始工作了。 作为中国古代最大的部丛书，《四库全书》是乾隆皇帝于乾隆三十七年（公元１７７２年）亲自选定以大学者纪昀（即纪晓岚）与陆锡熊等人为总撰，组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32 章 织多达４０００余人历时１０年才完成的一部类书。在这部类书中，共收录图书３５０３种７９３３７卷，约有９．９７亿字，全书分为经、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库全书”，而在每部内又再分类别和细目，所涉及内容极为广泛，这对整理和保存古代文献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而所谓的“经史子集”体例，也并不是纪晓岚等人始创，而是早在晋朝时就由荀创设了。经，指的是儒家经典；史，指的是各种体裁的史学著作；子，指的是先秦诸子百家的著作及政治、哲学、医学等著作；而集，则泛指诗词文赋专集等著作。这一分类，至今仍是从事版本目录学研究者遵行不悖的准则，更是学者检索与查阅史料的最佳路径。 按照《四库全书》经史子集的体例，王国维自民国八年（公元１９１９年）９月接手编撰《密韵楼藏书志》后，先是利用半年时间就将密韵楼藏书中的１７９部经部书籍编录完成，随后又以七个月的时间将近７００部史部书籍编录完毕，接着再以半年时间完成了近６００部子部书籍的编录。到了民国十二年（公元１９２３年）１１月，就在王国维即将完成集部书籍编录时，他“奉旨”进京就任南书房行走，遂将未完成的集部书目携带进京编撰。民国十三年（公元１９２４年）７月，王国维终于完成了《密韵楼藏书志》的编撰工作，并将书稿当面jiāo给了当时正在北京的密韵楼主人蒋汝藻。历时四年多才竣工的《密韵楼藏书志》编撰工程，共收录宋元明清善本古籍２７００部５８７６８卷，其中宋版古籍１８９部、元版古籍１２８部、明版古籍１６６８部、抄本８３１部、手稿本８４部，堪称历代私家藏书志中的鸿篇巨制。这样一项在中国版本目录学史上的巨大工程，王国维毕一人之力仅仅用了四年半的时间就全部告竣，实在是一件令人叹为观止的事。 在这部藏书志中，王国维虽然按照《四库全书》那种经史子集的传统体例进行编撰，但在编撰过程中并非没有侧重点，而是根据密韵楼藏书的特点，以元明时代为限，以史子部类为界，对明朝以前的经史两部古籍重在版本源流的研究，撰写有篇幅相对较长的内容提要，而对于此后的子集两部古籍则偏重于书目的补订，这恰恰体现了《密韵楼藏书志》的两大特点，即版本研究和目录补订。另外，在《密韵楼藏书志》中，王国维还收录了４８３则明清两朝诸多著名学者的相关题跋，以及参考和补订了自宋朝以来４２种官私书目等内容，这又是该书志的与众不同处。 面对这样一部体例合理、编撰精深的书志，密韵楼主人蒋汝藻十分满意，遂打算继续邀请王国维编撰“续志”。不过，随后蒋汝藻这位大藏书家却在商业竞争中濒临破产，几经挣扎后仍不见起色，只好以密韵楼所藏善本古籍包括那部宋版刻本的《草窗韵语》向兴业银行抵押，以望通过输入资金扭转当前的商业困境。不料，困境非但没能扭转，抵押期限却已逼近，蒋汝藻因为已经没有能力赎回这些善本古籍，遂由商务印书馆和北平图书馆等单位和个人出资赎取，从而使这些善本古籍不再属于密韵楼主人蒋汝藻而另属新主。 盛名一时的密韵楼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因为编撰书志却使王国维与蒋汝藻结下了深厚的感情，特别是王国维那２０卷本的皇皇巨作《观堂集林》，最初就是由蒋汝藻出资、以密韵楼的名义印行面世的。当然，王国维在编撰《密韵楼藏书志》的过程中，得以饱览其中诸多善本珍籍甚至是世间孤本，这使王国维的学识更加深厚而广博。特别是学问严谨的王国维，因为为其中大多书籍都撰写了序跋或提要，这至少说明他是要通读这些书籍的，否则何以撰写出至今看来依然闪烁着真知灼见的序跋呢？关于王国维编撰《密韵楼藏书志》，完全可以以此为切入点单独写一部《王国维的读书生涯》的书，想来读者一定不会少于这部《王国维传》的。不过，这是题外话或者说是另一部书的任务。 现在，我们不能不转入到王国维关于敦煌学研究的新成就中，虽然包括密韵楼编撰书目在内这多年的读书治学生涯，为王国维的敦煌学发轫奠定了极为深厚坚实的基础，但下面章节的重点依然只能是“敦煌学发轫”。 第二十一章 敦煌学发轫 公元１９８８年，中国学界泰斗季羡林先生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对此，有人说这充分显示了中国学者的博大胸怀。然而，中国学者敞开这一胸怀实则出于无奈，或者说是那个无奈的时代和社会现实使敦煌学不得不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弘扬。由此，我们在解析王国维对于敦煌学研究所做出的发轫之贡献之前，实在不能不揭开中国文化和学术史上至今想起来都令人有一种锥心之痛的“伤疤”。 光绪二十六年（公元１９００年）６月２２日，住在敦煌莫高窟前一座名叫下寺的残破寺庙的道士王圆（道士占据寺庙倒也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发弘愿要将被沙土掩埋多年的莫高窟清理出来。在清理过程中，距离下寺最近的那上下三层洞窟的甬道北壁出现了一条裂缝，随后王圆拆除甬道北壁外面的一层土砖，发现有一扇不足一人高的木板门，而打开这扇木板门则是２０世纪那个震惊世界的文化大发现藏经洞（现编号为第１６窟）内积存着近千年的“敦煌遗书”。确实，在这个只有一丈见方的藏经洞内，竟然藏有多达４５０００余卷的古经卷文书和数千件绢画、法器等古文物。面对如此丰富的经卷文书和法器等古物，这个虔心向佛的道士王圆随后从中挑选出几件便向当地官府作了报告，从而揭开了这批被世界学界称之为“敦煌遗书”的悲惨命运。关于“敦煌遗书”从最初被发现到民国三十三年（公元１９４４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在这长达４５年时间内遭受各色人等疯狂劫掠的惨痛历史，笔者曾在“中国世界遗产探秘丛书”的《显赫敦煌》卷中有过细致而生动的描述，至今每每读来仍是心痛得泪水涌流。不过，在这里限于本书体例及本章篇幅等原因不能展开详述，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找来一读，而下面只能按照时间先后大致列举“敦煌遗书”被劫掠的一些过程。 光绪二十六年（公元１９００年），甘肃省敦煌县知县汪宗瀚（字栗庵）从道士王圆上报给前任知县严泽的手中接过那几件绢画后，又亲自前往藏经洞中取走了一些古经卷文书和碑帖等古物，一部分作为自己结jiāo上级官员的礼品，一部分则上报给了甘肃省学政叶昌炽（字颂鲁，又字鞠裳，王国维在上海哈同花园时期的好友）； 光绪二十八年（公元１９０２年），作为金石学家和收藏家的叶昌炽虽然对“敦煌遗书”很重视，并建议甘肃省官府有关部门将这批古物运到兰州妥善保存，但因各种原因使这一建议未能得到采纳，而是下令由敦煌县官府就地封存，而那一部分由汪宗瀚上jiāo的古物则归叶昌炽个人所有； 光绪三十一年（公元１９０５年）１０月，沙俄帕米尔地质考察队的奥勃鲁切夫闻风来到中国敦煌，随后仅以６包俄国的日用品就从道士王圆手中骗取了两大包“敦煌遗书”，这是“敦煌遗书”遭受外国劫掠的开始； 光绪三十三年（公元１９０７年）３月和１０月，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用４０锭马蹄银（约合白银２００两）从道士王圆手中先后两次骗走２４箱经过挑选的六朝至宋代的古经卷文书和５箱绢画等制品及２３０捆手稿； 光绪三十四年（公元１９０８年）８月，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利用三个星期的时间，将藏经洞内所有的“敦煌遗书”细致地翻检一遍后，以５００两白银骗走６６００卷精品珍贵文书，其中古藏文卷子２７００卷，其它类３９００卷； 宣统元年（公元１９０９年），日本人大谷光瑞组织探险队到达敦煌，掠取大量“敦煌遗书”而去； 宣统元年（公元１９０９年），在满清政府层层下令最后由敦煌县县令陈藩负责清点“敦煌遗书”时，道士王圆竟然预先私藏诸多经卷，后来这些经卷分别卖给了日本人吉川小一郎和桔瑞超的探险队和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及沙俄人鄂登堡等； 民国三年（公元１９１４年）至民国四年（公元１９１５年），鄂登堡从敦煌盗走“敦煌遗书”３０００余卷，另有丝织艺术精品１５０余方和５００余幅珍贵的壁画； 民国十一年（公元１９２２年），白俄军官阿连阔夫兵败后率残部５５０余人潜逃至敦煌，在被中国政府扣押于敦煌期间竟于莫高窟内肆意毁坏壁画和雕塑，给敦煌洞窟艺术带来了灾难xìng的破坏； 民国十三年（公元１９２４年），美国哈佛大学的华尔纳带领人员来到敦煌后，虽然没能盗买到“敦煌遗书”，但他竟然用胶布和特殊化学yào剂从莫高窟中剥离了大批壁画，其中不仅有极为珍贵的第３２３窟“张骞西域迎金佛”的唐人画，而且还有几尊包括第３２８窟高达１２０厘米半跪式观音菩萨等在内的极为优美的唐代彩塑，第二年当他带领人员再次来到敦煌准备故伎重演时，遭到了敦煌当地民众的驱逐； 民国十九（公元１９３０年），当斯坦因第三次来到中国新疆并准备前往敦煌时，遭到guó mín dǎng当局的强力反对而不得不改道西亚和中亚等地“考古”去了； 民国二十五年（公元１９３６年），当英国人巴慎思来到敦煌准备效仿美国人华尔纳剥离莫高窟壁画时，被当地民众抓获并遣送出境； 民国三十三年（公元１９４４年），在于右任、向达与贺昌群等政界和学界知名人士的呼吁下，国民政府终于成立了“敦煌艺术研究所”，从而真正结束了“敦煌遗书”和莫高窟壁画等遭受列强劫掠的罪恶历史。 与外国列强劫掠“敦煌遗书”和莫高窟壁画等行径有所不同的是，中国本土从政府官员到地方乡绅，从学界知名人士到附庸风雅的“文化人”，他们对于“敦煌遗书”采取的劫掠方式，不仅可以说是明目张胆、肆无忌惮，而且手段也更为卑劣且具有欺骗xìng。诸如，宣统元年（公元１９０９年）由新疆巡抚何彦升负责派员押送“敦煌遗书”前往北京的途中，竟然从敦煌、酒泉、高台、张掖、永登、兰州、定西一直到北京，沿途可谓是雁过拔毛、人人有份，这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人们在以上这些地方由民间人士手中，依然能购买到大量“敦煌遗书”经卷一事上，便不难明白其损失到底有多么严重。更为卑劣可恨的是，当“敦煌遗书”解送进京后，载经大车却没有押进学部大院，而是直接拉进了何彦升之子何震彝的宅第。于是，何震彝叫来其岳父、大藏书家李盛铎以及李的亲家刘廷琛、方尔谦等学界名士，对“敦煌遗书”残卷进行了一次极为“认真”的挑选，而选出的精品写卷则都收归到他们各自的书房中。接着，这些“名士”们为了使“敦煌遗书”数目与当初陕甘总督随附的一份清单相符，竟然将一卷撕成两份或三份甚至更多份，以瞒天过海、掩人耳目。随后，当这批劫余的“敦煌遗书”移jiāo学部再转jiāo到京师图书馆保存之前，这种被劫掠的命运依然没有结束…… 那么，“敦煌遗书”到底是怎样一批古物，它在中华文化和学术研究中具有怎样重要的价值，其总共有多少卷，如今又都分布在哪些国家和地区呢？ “敦煌遗书”主要分为宗教经卷和世俗文献两大部分，宗教经卷约占８０％，世俗文献约占２０％。在宗教经卷中，除了佛教经卷之外，还有道教、摩尼教、犹太教、教和景教等方面的内容，其中一部分是久佚之典，具有补缺和辑佚之功。在世俗文献中，除了传统的汉文经、史、子、集等传世典籍外，还有一些是具有校勘和订补历史文献作用的极为难得的孤本秘籍。除了宗教经卷和世俗文献文书之外，藏经洞里还发现了大批木版画、绢画、纸画、麻布画、刺孔、粉本、丝织品和剪纸等美术工艺品，这同样是人们研究佛教艺术及其他各种艺术的重要参照史料，也是人们探讨中古时期东西方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jiāo流中极为难得而形象的实物资料。 “敦煌遗书”的书写文字，以汉文为大宗，此外还有上万卷吐蕃文、回鹘文、梵文、粟特文、于阗文、怯卢文、龟兹文、突厥文、叙利亚文、西夏文和蒙古文等１０多种古民族文字的写本。其中，粟特文、于阗文、怯卢文、龟兹文、突厥文和西夏文等，在当时属于久已绝传的文字，此次复得实在是研究这些民族语言、文字、经济、文化、宗教信仰和民族历史的珍贵资料，具有极高的民族学价值和国际xìng意义。 “敦煌遗书”的形式，主要以卷轴装的写本为主，也有梵箧装、蝴蝶装、册子装、挂轴装和单张零星页片等多种形式。除了写本之外，还有拓印本、木刻本、刺绣本、透墨本、出图本和chā图本等多种版本，这在中国乃至世界书籍的发展史、版本史、印刷史、装帧史上都是极为珍贵而难得的实物资料，具有极高的学术研究价值。 “敦煌遗书”涵盖的时限，上起东汉末年，下至元朝时期，即从公元２世纪到公元１４世纪，延续时间长达１２个世纪。其间，历经三国、两晋、梁、陈、北魏、西魏、北周、隋、唐、后梁、后唐、后晋、后周、北宋、西夏和元朝等１０多个朝代，这无疑成为研究以上各个朝代历史和文化的珍贵资料。 就“敦煌遗书”的内容来说，包括有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33 章 天文、历法、算学、历史、地理、政治、贸易、哲学、军事、民族、民俗、音乐、舞蹈、文学、语言、音韵、文字、名籍帐册、函状、表启、类书、书法、医学、兽医、工艺、体育、水利、翻译和曲艺等等等等，可以说是极为广泛地反映了中古社会的方方面面，是研究中古社会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重要依据和补充参证。 然而，关于“敦煌遗书”的数量，至今也没有一个确凿的答案。如此，只好根据敦煌研究院最新的研究统计，向读者作以大致说明：目前世界上共有１４个国家和地区收藏有敦煌文献，它们分别是中国、英国、法国、俄罗斯、日本、美国、德国、丹麦、印度、芬兰、韩国、澳大利亚、瑞典和中国台湾。其中，中国保存有约１８５００件、俄罗斯１９０００件、英国１３３０００件、法国６０００件、日本１０００件、美国２５件、丹麦１６件、德国３件，另外印度、芬兰、韩国、澳大利亚和瑞典等国还有数量不等的敦煌文献。目前，在中国大陆的“敦煌遗书”主要保存在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北京故宫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敦煌研究院、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甘肃省博物馆、天津市艺术博物馆和天津市历史博物馆等２９个博物馆或图书馆中，其中数量最多的为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天津市艺术博物馆、敦煌研究院、上海图书馆和甘肃省博物馆，分别收藏有敦煌文献１６０００件、２０５件、３００件、８００件、１８９件和１３８件。另外，在中国台湾的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还藏有１４４件敦煌文献。以上说的是件数，而不是“敦煌遗书”的卷数，若以卷数而论，宣统元年（公元１９０９年）由敦煌运到北京时只有残存的８６９７之卷，这与当初道士王圆发现近５００００卷相比竟不足五分之一！即便如此，我们依然要感谢一个人王国维的老朋友罗振玉。 宣统元年（公元１９０９年），当罗振玉与王国维等人应邀前往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在北京苏州胡同的寓所内观看并抄录部分“敦煌遗书”时，他们还从伯希和的口中得知了敦煌藏经洞内依然藏有诸多古文书写卷的信息。随即，由罗振玉向学部左丞乔茂楠汇报，并以学部的名义亲自起草电报，要求陕甘总督毛庆蕃封存藏经洞，并先行出资购买散落民间的“敦煌遗书”，所花费用随后由朝廷学部电汇偿付。然而，当乔茂楠与学部人员协商后，虽然电报及时发往了陕甘总督署，但却将电文中随后支付费用这一句话删除了。对此，深谙当时清廷官员办事积弊的罗振玉，担心陕甘总督会因此而拖延办理此事，随即又找到京师大学堂总监刘廷琛，希望由京师大学堂支付这笔资金。而这位日后在“敦煌遗书”押解人员何震彝的京城宅第内积极参与挑拣珍品经卷藏入自家书房中的总监大人，竟然以“大学堂无此款”一句官话搪塞罗振玉，这使深深明白“敦煌遗书”学术价值的罗振玉当场激愤起来。于是，罗振玉当即表示说如果京师大学堂不愿支付这笔资金，他将从由自己负责的京师大学堂农科里节省经费予以支付，不足部分则以自己的全部俸禄来补充。闻听罗振玉发出这样痛心的慨叹，刘廷琛终于答应由京师大学堂支出这笔资金。 有了朝廷学部电文的督办和京师大学堂的资金保障，陕甘方面很快就购买到这批“敦煌遗书”，并派员立即押解进京，随后则出现了上文介绍的由中国各地各色人等“洗劫”这些写卷的丑剧。上演劫掠“敦煌遗书”丑剧者被写进了历史，竭力保护“敦煌遗书”的人如罗振玉等也被载入了史册，只是记载两者的文字色彩有所不同。而与这两者都不同的，还有一位“骑墙”的无知者，那就是王国维的另一位老朋友京师图书馆监督缪荃孙。缪荃孙知道“敦煌遗书”被发现的消息，比罗振玉等人都要早，即他在伯希和从敦煌盗卖这些写卷两个月后便得知了的。对于这样一个消息，缪荃孙不仅亲自从伯希和口中听说，而且也曾亲眼目睹过其中的部分写卷。然而，所有这些都没有引起这位京师图书馆馆长的注意和重视，他反而认为这是一大“奇闻”。对此，缪荃孙于光绪三十四年（公元１９０８年）１０月２５日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伯希和到图书馆，言敦煌千佛洞藏有唐人写经七千余卷，渠挑出乙千余卷函，有唐人《沙洲志》，又有西夏人书、回纥人书、宋及五代刻板，奇闻也。”现在想来，作为堂堂京师图书馆馆长的缪荃孙竟然将自己亲眼目睹的“敦煌遗书”一事视作“奇闻”，这实在是一件实实在在的奇闻了。 说了这么多锥心之事，我们还是来看看关于“敦煌遗书”最初的研究情况吧。 最早接触“敦煌遗书”的学者，应该说是前面提到的那位甘肃省学政（相当于现在一省之教育厅厅长）的叶昌炽。这位出生道光二十九年（公元１８４９年）的叶昌炽，字颂鲁，又字鞠裳，号缘督，江苏苏州人，光绪二十八年（公元１９０２年）到甘肃省任学政，其一生以辑录和校勘古佚书、古碑刻为最大的嗜好，是一位金石学家。光绪二十九年（公元１９０３年），当叶昌炽收到敦煌县知县汪宗瀚寄呈“敦煌遗书”中的几件碑拓和《水陆道场图》绢画及四卷唐人《大般涅经》之后，便在日记中对其进行了记录、考订和研究。第二年，叶昌炽又亲自来到酒泉进行考察，并从汪宗瀚和王宗海处得到绢本《水月观音像》、《地藏菩萨像》及写本《大般若经》和《开益经》等。随后，叶昌炽不仅对这些卷本和写本均有考订，而且还将其见闻和考订都写进了他的著述《语石》和《州石室录》中。由此可见，叶昌炽应该算是敦煌学研究的第一人。 而第一位公开发表敦煌学文章者，就要数罗振玉了。宣统元年（公元１９０９年）９月，当罗振玉在北京苏州胡同伯希和寓所内观看、抄录部分“敦煌遗书”后，一边敦促朝廷学部下令甘肃地方当局封存依然留存在藏经洞中的“敦煌遗书”，一边着手对从伯希和处抄录的内容进行考证和校勘，随后编撰成《敦煌石室遗书》由诵芬室刊印发行。在这部《敦煌石室遗书》中，不仅收录有罗振玉本人对“敦煌遗书”考订的文章，还有蒋黼的《沙洲文录》和曹元忠的《沙洲石室文字记》等以序跋形式考证敦煌沙洲史事的文章。这应该算是中国学者研究“敦煌遗书”最早一批公开发表的学术成果。 而最早发表“敦煌遗书”研究专著的，则是王国维的日本老朋友藤田剑峰。宣统二年（公元１９１０年）８月，始终跟随在罗振玉身边的藤田剑峰以《敦煌石室遗书》为底本，并参照罗振玉的《校录札记》，撰写并在北京印行了《慧超传笺释》一书。对此，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刘方女士认为，这应该是以敦煌文献为研究对象最早发表的专著。 另据上海辞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的李伟国先生在《敦煌话语》一书中所说：“如要说最早在刊物上发表敦煌学论文的学者，可能是刘师培。刘氏江苏仪征人，１９１１年在《国粹学报》第七卷１∽８期发表《敦煌新出唐写本提要》１９篇，所据也是伯希和所得敦煌写卷。”好在李伟国先生在这里用了“可能”两个字，否则则要埋没罗振玉最早在刊物上公开发表相关文章的头筹了。因为早在宣统元年（公元１９０９年）罗振玉就撰写了《莫高石室秘录》（疑是《鸣沙山石室密录》）一文，并于当年发表在《东方杂志》第六卷１１和１２期上，虽然这不是纯粹的学术著述，但其中考订色彩并不比刘师培那《敦煌新出唐写本提要》等１９篇论文逊色。 不过，在《敦煌话语》一书中接着李伟国先生话语的，还有赵和平先生对王国维在敦煌学研究中的评说：“早期研究敦煌学最有成就的除了上述叶、罗、刘三位外，还有大学者王国维，他在敦煌学研究方面的成就可以说还在上述三位之上。”在这里，我们姑且不论赵和平先生为何只提出“叶、罗、刘”三位中国学者而忽视日本学者藤田剑峰，单是说王国维在敦煌学研究方面的成就在这三位之上一语，这个评价倒也是客观公正的。那么，王国维在敦煌学方面到底有何研究成果，他对于敦煌学发轫又有何贡献呢？ 在解析王国维在敦煌学研究领域内的卓越成果之前，笔者想先引录王国维于民国十四年（公元１９２５年）暑假时应清华大学学生会邀请所作题为《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的公开演讲中的一段话。在这一讲演中，王国维将“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归纳为“殷虚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地之简牍”、“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唐人所书卷轴”、“内阁大库之书籍档案”和“中国境内之古外族遗文”这五个方面。其中，关于“敦煌遗书”王国维这样说道： 汉晋牍简，斯氏（斯坦因）均由人工发掘得之，然同时又有无尽之宝藏于无意中出世，而为斯氏及法国伯希和教授携去大半者，则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五代宋初人所书之卷子本是也。千佛洞本为佛寺，今为道士所居。当光绪中叶，道观壁坏，始发见古代藏书之窟室。其中书籍居大半，而画幅及佛家所用幡幢等亦杂其中。余见阳端氏（端方）所藏敦煌出开宝八年灵修寺尼画观音像，乃光绪己亥所得。又，乌程蒋氏（蒋汝藻）所藏沙洲曹氏二画像，乃光绪甲辰以前叶鞠裳学使（昌炽）视学甘肃时所收。 在这里，王国维提到自己从“阳端氏”和“乌程蒋氏”两人处见到了从敦煌流散出来的一些散件，虽然他没有说明他是何时得见这些散件的，但“阳端氏”（端方）所藏的“开宝八年灵修寺尼画观音像”则是“光绪己亥所得”，也就是光绪二十五年（公元１８９９年），这个时间竟比道士王圆发现“敦煌遗书”的光绪二十六年（公元１９００年）还早，想来这一散件虽不属于“敦煌遗书”，但王国维明确地说明是由“敦煌出”，这就表明王国维关注敦煌出土古物的时间要早于“敦煌遗书”发现之时。另外，“乌程蒋氏（蒋汝藻）所藏沙洲曹氏二画像”，王国维也明确地说明是在“光绪甲辰以前”从那位甘肃学政叶昌炽手中所出，光绪甲辰即光绪三十年（公元１９０４年），这个时间也要比“敦煌遗书”被押运到北京早的多。由此可知，王国维对“敦煌遗书”的研究并非局限于伯希和所得，这很显然对他撰写敦煌学发轫之作有一定的优势。 当然，以王国维独特而深邃的学术视角，他对一门新兴学问的研究向来不同于别人，他总是高屋建瓴、独辟蹊径。例如，在宣统元年（公元１９０９年）９月当王国维与罗振玉等人一同观看抄录伯希和所得“敦煌遗书”时，他不仅与罗振玉等人一起积极地校勘和研究这些敦煌写卷，还撰写了《唐写本敦煌县户籍跋》、《敦煌发现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和《唐诸家切韵考》等大量论文，其内容涉及制度史、宗教史、俗文学、西北历史地理和古音韵学等诸多方面，且论述深度都达到了当时的最高水平。关于王国维在敦煌学研究领域中，将其视角扫shè到他所谙熟的历史、地理和音韵学等方面的成就，因为这些内容在甲骨文研究中多有涉及，在此不赘。下面就王国维在“敦煌遗书”中对俗文学的研究成果例举一二，以窥见其在这一当时及现在人们都不太重视的领域中的突出贡献。 确实，王国维研究“敦煌遗书”实在是与众不同，他没有像那些守旧学者那样只将目光习惯xìng地盯在参证正史等方面，虽然他也撰写了这方面的学术文章且水准要高人一筹，但他还敏锐地捕捉到了一些不为人们注意或重视的“边角料”，并开拓出了敦煌学中一个崭新而有趣的学术研究方向。例如，王国维撰写的第一篇敦煌学文章《唐写本<太公家教>跋》。在这里有必要先说明一下，因为王国维在观看、抄录伯希和所得“敦煌遗书”之后仅仅几个月的时间内，即宣统二年（公元１９１０年）１月他就将斯坦因撰写的《中亚西亚探险谈》（又名《流沙访古记》）翻译成中文，但这毕竟不是王国维的第一篇敦煌学论文，所以他自己记于“辛亥六月”即宣统三年（公元１９１１年）７月撰写的《唐写本<太公家教>跋》一文，当属王国维正式开始敦煌学研究之作。那么，《太公家教》是怎样一部书，王国维又为什么会选择它作为自己敦煌学研究发轫之作呢？ 在民国九年（公元１９２０年）第１７卷第８号的《东方杂志》上，王国维撰有《敦煌发见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一文。其中，王国维引录有关于《太公家教》一书作者概况及成书原因的一段原话： □□□□代长值危时，望（亡之讹）乡失土，波迸流离。只yù隐山居住，不能忍冻受饥；只yù扬名后代，复无宴婴之机。才轻德薄，不堪人师，徒消人食，浪费人衣。随缘信业，且逐时之随。辄以讨其坟典，简择诗书，依经傍史，约礼时宜，为书一卷，助幼童儿。 由此可知，《太公家教》应该是由落魄老书生编撰的一部教育儿童的启蒙读物，相当于《三字经》、《百家姓》和《幼学琼林》等。对此，王国维根据书中“多用俗语，而文极芜杂无次序”的情况，遂考证说：《太公家教》一书“盖唐时乡学究之所作也。”不过，即便是“唐时乡学究之所作”，王国维也没有轻视《太公家教》，而是认为该“书全用韵语，多集当时俗谚格言，有至今尚在人口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34 章 者”，即承认其具有一定的教育意义和在当前的研究价值。于是，王国维“辄举其要者”引录了一些，我们不妨也来看一看： 得人一牛，还人一马，往而不来，非成礼也。知恩报恩，风流儒雅。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一日为君，终身为主。 他篱莫越，他事莫知，他贫莫笑，他病莫欺，他财莫取，他色莫侵，他莫触，他弱莫欺，他弓莫挽，他马莫骑；弓折马死，偿他无疑。 罹网之鸟，悔不高飞；吞钩之鱼，悔不忍饥。 男年长大，莫听好酒；女年长大，莫听游走。 含血人，先污其口；十言九中，不语者胜。 款客不贫，古今实语。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蓬生麻中，不扶自直。 凡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 勤是无价之宝，学是明月之珠。积财千万，不如明解一经；良田千顷，不如薄艺随躯。 香饵之下，必有悬钩之鱼；重赏之家，必有勇夫。 而正是因为《太公家教》无论是在文体方面还是文学成就上都“决不能与唐人他种文学比矣”等原因，王国维则独具慧眼地将其挑拣出来加以考释，这就好比后来诸多学术大师极为重视民间文学的搜集和研究一样，无论如何也是一种卓而不凡的学术眼光和勇气。 在《敦煌发见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一文中，王国维还列举了《秦fù吟》、《季布歌》、《董永传》、《春秋后语》（其中三阕词）、《凤归云》（云谣集杂曲子）和全用俗语撰写的唐人小说《太宗入冥》等等俗文学。其中，王国维对于失传多年的《秦fù吟》进行了重点考释，且取得诸多“第一”的成就。 关于《秦fù吟》，王国维在《敦煌发见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一文的开头便这样写道： 敦煌唐写本书籍，为英国斯坦因博士携归lún敦者，有韦庄《秦fù吟》一卷，前后残阕，尚近千字。此诗，韦庄《浣花集》十卷中不载，唐写本亦无书题及撰人姓名。然孙光宪《北梦琐言》，谓蜀相韦庄应举时，遇黄“寇”犯阕，著《秦fù吟》一篇，云“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今敦煌残卷中有此二句，其为韦诗审矣。诗为长庆体，叙述黄巢“焚掠”，借陷“贼”fù人之口述之，语极沈痛详尽，其词复明浅易解，故当时人人喜诵之，至制为障子。《北梦琐言》谓庄贵后讳此诗为己作，至撰家戒，不许垂《秦fù吟》障子，则其风行一时可知矣。 在这里，王国维告知人们的信息实在是太丰富了，大略梳理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王国维是从英国斯坦因携归lún敦的“敦煌遗书”中发现了《秦fù吟》残卷。其实，王国维一生从未到过英国lún敦，他发现《秦fù吟》残卷纯粹属于偶然。原来，王国维的日本友人狩野直喜为了研究“敦煌遗书”，于民国元年（公元１９１２年）专程前往英国lún敦拜访斯坦因，并抄录和拍摄了其携带回英国的“敦煌遗书”卷本。同年，流寓日本的王国维从狩野直喜处发现了《秦fù吟》残卷，即便当时“此诗前后残缺，无篇题及撰人姓名”，但学识渊博的王国维竟通过其中“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这两句诗，并参照北宋孙光宪所著《北梦琐言》考证出《秦fù吟》的作者，以及作者创作这首诗时的社会现状及时代背景。 二、《秦fù吟》的作者是韦庄，这是王国维告知人们的第二点信息。韦庄，字端己，长安杜陵人，唐昭宗时进士，曾是节度使王建的幕僚，为其掌管书记一职。唐朝灭亡后，王建建立前蜀政权并称帝，而韦庄则成为其门下侍郎同平章之事。不过，韦庄留名史书并不是缘于他仕途显赫，而是因其诗词之盛名，特别是他的《花间集》更为人们所熟知。确实，诗词风格类似于白居易的韦庄，特别擅长于长庆体，这也是王国维比较擅长的，所以他的诗词虽然语句平易通晓，但是意境则较为深远壮阔，寓意也很深邃宏大，例如为他生前赢得盛名却也为他极为避讳的《秦fù吟》长诗。 三、韦庄是有感于黄巢起义军攻陷唐朝都城长安而创作《秦fù吟》。原来，年轻的韦庄前往长安参加科举考试时，恰逢黄巢起义军攻陷长安，他目睹长安城内一片狼籍的混乱状况，遂假借一位陷入起义军中的秦姓fù女之口记述了当时的情况。该诗记述详尽而生动，语句通晓而顺畅，在当时就极为流行，许多人都把它抄写在绢子上作为友人之间赠送的礼物（即当时称之为“障子”）。为此，韦庄一度有“秦fù吟秀才”之美誉。不过，后来身居显赫官位的韦庄，因为当时一些极为复杂的社会原因及为自身名誉考虑，对《秦fù吟》一诗极为避讳，并在家训中要求后世子孙坚决不能“垂”《秦fù吟》的“障子”。这就是《秦fù吟》失传的根本原因。 对于这样一首在当时就为人们所传诵而作者则竭力避讳的好诗，王国维不仅在《敦煌发见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一文的开头就予以重点提出，而且还引录了当时前后都缺少的这首《秦fù吟》残诗。在引录之后，王国维接着还这样写道： 此诗前后皆阕，尚存九百六十余字，当为晚唐诗中最长者。又才气俊发，自非才人不能作，惟语取易解，有类俳优，故其弟蔼编《浣花集》时，不以入集。不谓千百年后，乃于荒徼中发见之。当时敦煌写有数本，此藏於英lún者如此。巴黎国民图书馆书目有“《秦fù吟》一卷，由补阕韦庄撰”，既有书名及撰人姓名，当较此为完好，他日当访求之也。 在这里，王国维不仅肯定了《秦fù吟》的艺术价值，而且还补充说明韦庄的弟弟韦蔼在编辑《浣花集》时也没有收录此诗的情况。同时，王国维在文中又点明了自己看到的《秦fù吟》是藏于lún敦的卷本，并希望有机会到法国巴黎访求藏在该国民图书馆中比较完好的《秦fù吟》卷本，以便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其实，王国维既是第一个在“敦煌遗书”中发现《秦fù吟》长诗的人，又是第一个在刊物上向世人披露《秦fù吟》残诗的人，更是“我国人正式校勘之始”。当然，作为第一位校勘《秦fù吟》长诗的学者，以王国维的学术底蕴而言，其校勘水准非一般学者所能比，这不仅表现在王国维先后为《秦fù吟》撰写的四篇相关研究文章，还在于他的研究决不局限于诗歌本身的艺术水准，而是透过这首长诗来分析作者的心理与情感，以及考察当时时代的变化历程与社会状况。所以，《秦fù吟》一诗一经王国维校勘研究之后，又有诸多专家学者投身其中，其中不乏像陈寅恪、俞平伯、冯友兰、鲁迅、郭沫若、郑振铎和叶圣陶这样的大学问家。如此看来，这实在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因为就一首诗歌而引起诸多学者专家进行研究，这恐怕除了像《离骚》和《长恨歌》这样的大作外，还没有一首诗或一篇文章能像《秦fù吟》这样在学界引起如此之重视与轰动。 与王国维率先考证、校勘和研究《秦fù吟》长诗而引起后世学者极其关注有相似之趣的，除了前面已经解析过的“罗王之学”甲骨文之外，还有就是关于“敦煌遗书”的研究了。而关于“敦煌遗书”的研究，除了上面介绍的俗文学之外，王国维还对汉朝的文书程式、烽燧制度、边疆官吏的官秩和唐朝的官职制度极其演变、唐朝时敦煌地区统治者的家族情况，以及中国古代重要文书典籍和古音韵学等方面，都有比较深入的研究，甚至是弥补订正了史书中的一些缺失和舛误，而这些研究都是在哈同花园时期进行的。据初步统计，王国维先后撰写有关“敦煌遗书”的研究论述近４０篇，他对自己的这些研究成果也表示满意，这从他于民国八年（公元１９１９年）秋天写的《题敦煌所出唐人杂书六绝句》中可以感知： 一 吏黠民冥自古然，牛毛法令弄犹便。 千秋仁政君知否？不课丁男只课田。 （唐沙洲敦煌县大历四年户籍） 二 女主新符出阿师，寻寻遗法付黎。 《大云》两译分明在，莫认牟尼作末尼。 （《大云经疏》） 三 虚声乐府擅缤纷，妙语新安迥出群。 茂倩漫收双绝句，教坊原有《凤归声》。 （《云谣集》杂曲子） 四 劫后衣冠感慨深，新词字字动人心。 贵家障子僧家壁，写遍韦郎《秦fù吟》。 （韦庄《秦fù吟》） 五 圣德圣功古所难，千秋郅治想贞观。 不知六月庚申事，梦里如何对判官。 （《太宗入冥》小说） 六 赐姓当年遍属蕃，圣天译语有根源。 大金玉国天公主，莫作唐家支派论。 （于阗国天公主李氏施画地藏菩萨像） 由此，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王国维是已经成为世界显学敦煌学的发轫者之一。 第二十二章 北大之决 就“食”于哈同花园几年间，王国维虽然为“生活所累”不得不委蛇于此，但他的学术盛名则早已播扬海内外，北京大学对他三请四邀就是最好的说明。不过，狷介书生王国维后来虽然应聘为北京大学研究院的通讯导师，并以不素食的秉xìng积极履行自己的导师职责，也曾为“改造旧北大创建新北大”而出谋划策，但最终却以决裂的方式与其告别，这实在不能不使人想探询其中究竟。 北京大学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这是戊戌变法所取得的一项最直观成果。不过，京师大学堂自光绪二十四年（公元１８９８年）创建，到衍变为北京大学直至民国六年（公元１９１７年）蔡元培出任校长，在这近２０年间虽然取得了一些成就，但也滋生了“著名腐败”的官僚等严重不良习气，可以说是积弊丛生、流俗横溢。蔡元培，字鹤卿，号孑民，清同治六年（公元１８６８年）出生于浙江绍兴府山yīn县，光绪十八年（公元１８９２年）以二甲第３４名荣登进士，同年被授予翰林院庶吉士，随后在满清朝廷和民国政府历任诸多要职，但为其赢得世界盛誉的则属教育方面的思想和成就。例如民国六年（公元１９１７年）１月４日，天命之年的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五天后他发表了著名的就职讲演：“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责，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随后，蔡元培开始对北京大学进行整顿，其改革方式可谓是大刀阔斧，改革力度也称得上是干净彻底，改革效果更是立竿见影。在众多改革措施中，广泛延揽持有不同政见和学术观点的旧学硕儒及新学名士，是最为人称道与瞩目的。诸如，当时就任北京大学教授的，不仅有旧学硕儒沈尹默、沈兼士、钱玄同等，也有新学名士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刘半农和周豫才等；既有特立独行的辜鸿鸣，又有一身傲气的“章门弟子”黄侃，还有“洪宪皇帝”袁世凯的“帮凶”刘师培，这无论如何也是兼容并蓄、百花齐放了。 北京大学向王国维发出的第一次邀请，是蔡元培走马上任半年之后。关于北京大学邀请王国维就任文科教授一事，钱剑平先生和陈铭先生在各自著作中都认为是胡适向蔡元培积极举荐的，而陈鸿祥先生则持否定的观点，他说：“向王国维发出邀请，就是按照这个方针（即“囊括大典，网罗百家”等），经蔡元培亲自提名决定的。”不过，无论北京大学是因何而向王国维发出的邀请，都不妨胡适这位新文化运动健将对王国维这位国学大师的客观评价和崇敬。例如，胡适于民国十一年（公元１９２２年）８月２８日在日记这样写道：“现今中国学术界真是凋敝零落了。旧式学者只剩王国维、罗振玉、叶德辉、章炳麟四人；其次则半新半旧的过渡学者，也只有梁启超和我们几个。内中章炳麟是在学术上已半僵了，罗与叶没有条理系统，只有王国维最有希望。”姑且不论胡适这一评价如何，就其中透露出他对王国维的敬仰，则毫无疑问。其实，胡适说这番话时他还不曾见过王国维，但可以肯定地说他于民国六年（公元１９１７年）６月自美国回国途经上海时，一定在上海更加风闻了王国维的学识和人品，否则也不会有他于两个多月后就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时向蔡元培举荐的“传闻”。其实，关于胡适举荐王国维就任北京大学教授是否是“传闻”一说，并没有穷根究底之必要，也不影响他后来竭力向清华大学校长曹云祥举荐王国维的这一事实。这是后话。 总之，王国维于民国六年（公元１９１７年）９月２日收到了北京大学的第一封邀请信。北京大学邀请王国维就任文科教授之举，是通过王国维当年在日本东京物理学校的同学兼同乡马衡进行的。不过，面对北京大学的邀请，这时正沉浸在甲骨文研究中的王国维，并没有因为马衡是同乡好友而应允。北京大学之所以请当时还未到北京大学任职的马衡担当这一使命，大概是因为一时还没找到能向王国维进言之人，而马衡的哥哥马幼渔这时则任教于北京大学，于是便由与王国维jiāo谊不错的其弟马衡出面了。对于北京大学的这一邀请，即将杀青甲骨文里程碑之作《殷周制度论》的王国维，并没有因为生计依然窘迫而贸然答应。对此，王国维在写给罗振玉的信中说：“前日蔡元培忽致书某乡人，yù延永（即王国维“永观”之号的谦称）为京师大学教授，即以他辞谢之。”同月，王国维在完成《殷周制度论》之后，又转身投入到古音韵学的研究之中。 对于王国维的婉言谢绝，胸怀远大的蔡元培也许有所预料，所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35 章 以他于四个月后再次请即将就任北京大学文科金石学讲师的马衡向王国维发出了第二封邀请信，这时是民国六年（公元１９１７年）１２月。这年隆冬时节，经过一番改造的北京大学可谓是红红火火，而蛰居在上海吴兴里一栋陈旧老宅底层里的王国维，却冬烘在他那自名为“尚明轩”的书斋中。江南的冬天向来比北方寒冷，即便气温高于北方，也会因为室内不设暖气和空气潮湿等原因，而使yīn冷之气侵袭人的周身。民国六年（公元１９１７年）冬天的上海，由于气温比以往要低的多，这使居住在偏僻寓所里的王国维感到更加寒冷，以致手不释卷的他不得不放下书籍，捧着手炉在室内踱来踱去。因为天气过于寒冷，于同年９月出生的三女王松明在隔壁房间里不停地哭闹着，这也搅扰得王国维一时不知如何回答北京大学的盛情邀请。于是，王国维索xìng放下手炉走出房门，任凭寒风越过不高的院墙在小院内肆虐。经过寒风刺激的王国维，猛然想起已成莫逆之jiāo的学界前辈沈曾植，他就居住在距离吴兴里自己寓所的不远处，何不向他请教呢？可转念一想，王国维又打消了这一想法，因为他明白以前清遗老自居的沈老，时刻也不曾忘记复辟的念头，他这时如果向他讨教是否到满清首都就任北京大学教授一事，这位复辟思想严重国学硕儒一定会表示赞同，而这却不是这时王国维之所想。那么，还有谁可以商讨呢？对，还有远在日本京都的老朋友罗振玉。想到这，王国维遂转身返回了“尚明轩”，稳稳地坐定在书桌前，先用温水化开几日不用便已冰冻的砚台里的浓墨，然后提笔展纸写信给罗振玉诉说道：“北学之事，若询之寐叟（即沈曾植），必劝永行。然我辈乃永抱悲观，则殊觉无谓也。”写完这封信后，我们不知王国维是否等到罗振玉的回信，反正他于民国七年（公元１９１８年）元旦这一天很是忙碌，先是一大早就前往沈曾植府上拜访，但并没有谈到北京大学向他发出第二次邀请一事，而是对当前国内外局势表示了共同的担忧和悲观，随后他又走访好友孙益庵，谈起自己到蒋汝藻密韵楼编写书目以增加家庭收入的想法。元旦过后，王国维于第二天再次来到沈曾植家中长谈，在谈到北京大学邀请他就任该校教授时，沈曾植果然表示支持。对此，王国维随后写信告诉罗振玉说：“北学事，寐谓可允。其如有研究或著述事嘱托，可以应命，并谓可乘此机北行，做二月勾留。”很显然，沈曾植希望他们认为同样是遗老的王国维，可以借此机会在北京联络其他遗老，共同运动复辟之事。当然，王国维并不认为自己是遗老，他始终将自己定位在学者这一身份上。所以，王国维基于种种原因再次婉拒了北京大学的邀请。 关于北京大学第三次邀请王国维一事，在诸多书刊中记载尤其混乱。诸如，钱剑平先生说：“１９２０年底北京大学第三次向王国维发出了邀请。”诸如，陈铭先生说：“北京大学曾三次邀请王国维去任教，都是通过当时在北京大学任教的马衡发出的……这三次邀请分别是１９１７年、１９１８年和１９２０年。”如果不挑剔其他方面的不实之处（如北京大学第一次邀请王国维时马衡并没有到北京大学任教），而将钱剑平先生所说与陈铭先生所列举相对照，倒是可以基本印证北京大学第三次向王国维发出邀请的时间，是他们所说的民国九年，即公元１９２０年。然而，陈鸿祥先生却另有说法：“首次聘请搁了下来。半年以后，北大派来了‘使者’，登门面请，时为１９１８年６月２５日。”在这里，陈鸿祥先生虽然没有明确说明民国七年（公元１９１８年）６月２５日的邀请是北京大学向王国维发出的第二次，但从上下文来看，这无疑就是北京大学的第二次邀请。如果这是北京大学向王国维发出的第二次邀请的话，单从时间上来说倒与陈铭先生所说相符，但与北京大学此前已经有的两次邀请，即民国六年（公元１９１７年）９月和１２月这两次邀请则有所冲突。所以，如果将这三位先生所说与王国维年谱等其他资料相对照的话，则不难发现民国七年（公元１９１８年）６月２５日的邀请应为北京大学向王国维发出的第三次邀请，即便这个时间与钱剑平先生和陈铭先生所说第三次邀请的时间不相符合，也与陈鸿祥先生认为此时的邀请为第二次邀请在次数上不对应，但是按照民国六年（公元１９１７年）９月和１２月已有的两次邀请算下来，这民国七年（公元１９１８年）６月２５日的邀请无疑是北京大学向王国维发出的第三次邀请。关于这次邀请的具体情况，王国维于民国七年（公元１９１８年）６月２６日即北京大学第三次邀请的第二天，在写给罗振玉的信中这样说道：“京师大学昨有使者到此，仍申教授古物学及宋元以后文学之请。永对以哈园有成约，并一时不能离沪情形。闻尚有第二次人来，将来拟以哈园一信复之。”在这里，王国维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十字，但却涵盖了这样几个方面的信息：一、北京大学第三次邀请是派专人前来，但不知来人是谁；二、这次来人面请时再次申明了将教授的内容，想来教授内容在以上邀请信中曾涉及过，否则王国维不会使用一个“仍”字，在此之所以提出，是因为这竟被许多王国维的研究者所忽略；三、王国维不仅表示了明确的拒绝，而且还听说北京大学将第二次派人前来邀请的信息；四、王国维已经想好了拒绝来人的托词。 此后，关于王国维的情况：先有民国七年（公元１９１８年）９月日本友人内藤虎次郎邀请王国维到京都大学任教，后有王国维兼任哈同花园仓圣明智大学教授，再有民国八年（公元１９１９年）３月３０日为亦师亦友的学界前辈沈曾植庆祝７０寿诞，接着就是罗振玉于民国八年（公元１９１９年）４月由日本回国，同年５月王国维长子王潜明与罗振玉三女罗孝纯结为伉俪，可以说是事务繁忙。而北京大学方面则更是风云变幻莫测，如民国八年（公元１９１９年）５月４日bào发震惊世界的“五四运动”，三天后蔡元培辞职离京，在天津写信对“五四运动”表示支持。随后，蔡元培先到上海再赴杭州，先后两次拒绝北京政府方面电请其回校任职，直到同年７月９日当政府答应其邀请后才致电媒体表示复职，但真正返回北京大学则是９月１２日的事了。经过诸多事变之后，蔡元培依然没有忘记聘请王国维到北京大学就职一事，于是就有了第四次的邀请。 北京大学向王国维发出第四次邀请的时间，应该是民国八年（公元１９１９年）底。是年，马衡受蔡元培之命先是来到天津，准备聘请已经定居天津法租界的罗振玉担任北京大学考古学教授，并希望通过罗振玉这位王国维的多年好友、学术同道兼亲家翁来向王国维发出邀请。面对北京大学的邀请，罗振玉当时是何态度不太明了，但从随后他写给蔡元培长达数千言的《古器物学研究议》的答书来看，他对就任北京大学考古学教授并不感兴趣，也就是说没有应聘。不过，罗振玉虽然没有应允北京大学的聘请，但他则当着马衡之面向王国维写了一封“诚劝”其应聘的信件。随后，马衡便信心十足地亲自赶往上海，向王国维表示当面邀请的诚意，没想到王国维还是婉言谢辞了。原来，罗振玉没有应允北京大学的邀请，他也不希望王国维应聘，所以就有了紧跟其后的给王国维的第二封信。在这一封信中，罗振玉声明说第一封信并非是其真意，而是碍于马衡之面“不得不以一纸塞责”。接着，罗振玉则吐露其真意，也希望王国维与他一样“设辞谢绝”。有此暗藏“机关”，马衡出面邀请王国维再一次未能如愿，也就实在是必然的事了。当然，王国维这时应聘北京大学确实有自己的难处，这从他随后写给罗振玉的回信中不难看出。王国维在回信中说：“马淑翁（即马衡）及大学雅意，与公相劝勉之厚，敢不敬承。惟旅沪日久，与各界关系甚多，经手未了之事与日俱增，儿辈学业多在南方，维亦有怀土之意，以迁地为畏事。前年已与马淑翁面言，而近岁与外界关系较前尤多，更觉难以摆脱，仍希望将此情形转告淑翁为荷。”在这封信中，王国维不仅坦诚己见，而且还透露了“前年已与马淑翁面言”一语，这表明前年即民国六年（公元１９１７年）王国维一定与马衡当面谈及自己不能应北京大学之聘的实际情况，虽然限于手边资料还不能确定他们是否是在前两次邀请中的某一次相见，但至少表明王国维为人处世就像他治学一样，确实是鲁迅先生所评价的那样，是一个“老实如火腿般”的真正而忠厚的学者、老实人。不过，无论王国维是听从罗振玉之真劝而“设辞谢绝”，还是确实有难以应聘之事，马衡在表示遗憾的同时，也非常理解王国维之所为。而当马衡回京向校长蔡元培如实汇报有关情况之后，蔡元培又仔细阅读了罗振玉的《古器物学研究议》答书，遂改变策略但不改变其宗旨地向王国维发出了第五次邀请。 北京大学向王国维发出第五次邀请的时间，应该是距离第四邀请有一年之隔，即民国九年（公元１９２０年）底。这时，北京大学已经成立了国学研究所，希望能聘请到像王国维这样一流的学术大师担任研究所的学术远程指导导师。为了使这一次聘请获得成功，北京大学采取先由马衡出面向王国维发出邀请信，随后再由马衡之兄、北京大学教授马幼渔委托即将返回上海的张尔田当面向王国维表达北京大学聘请他的诚意，并说明考虑到王国维的实际情况，改北上进京教授为坐镇上海实施书信方式的远程指导即可。对于北京大学及其校长蔡元培等人表示出的如此之诚恳厚意，王国维终于有所感动。于是，王国维于第二年即民国十年（公元１９２１年）２月初诚恳地向马衡回信说：“来书述及大学函授之约，孟劬（即张尔田）南来亦转达令兄雅意，惟体稍孱，而沪事又复烦赜，是以一时尚不得暇晷。俟南方诸家书正顿后再北上，略酬诸君雅意耳。”在这封信中，王国维虽然明确说明自己应允聘请之语，但也没有像以往几次那样表示婉言拒绝。 为此，当蔡元培于民国九年（公元１９２０年）底出访欧美至民国十年（公元１９２１年）９月初回国后，再次派遣马衡前往天津，先是聘请罗振玉担任北京大学研究院的函授指导导师，在得到罗振玉肯定的应允之后，再由马衡驰书上海聘请王国维。在这封信中，马衡这样写道：“大学新设研究所国学门，请叔蕴先生（即罗振玉）为导师，昨已得其许可。蔡元培先生并拟要求先生担任指导，嘱为函恳，好在研究所导师不在讲授，研究问题尽可通信。为先生计，固无所不便；为中国学术计，尤当额手称庆者也。”这一次，王国维终于接受了北京大学的聘请，这时已是民国十一年（公元１９２２年）３月了。北京大学历时五年之久锲而不舍地聘请王国维这一位学术大师的举动，单就其诚意来说远比三国时期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要有过之而无不及。当然，对于北京大学和蔡元培而言，他们不仅聘请到了一位真正的学术大师，也体现了蔡元培作为卓越而伟大教育家那比天还辽阔的胸怀；而对于王国维来说，在应聘后的几年间他确实将自己渊博的学识、独特的治学方法和对教育改革的真知灼见，都“老实如火腿般”地贡献给了北京大学和他的学生，这就是王国维这位笃实君子、纯粹学者的品行。 不过，在王国维正式履行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导师职责之前，还发生了拒收“金”之美谈。 原来，王国维应聘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通讯导师后不久，北京大学便于当年７月专程派张嘉甫前往上海，面jiāo马衡书信和２００元“金”。不料，抱定不素食信念的王国维收下马衡的书信，而坚决拒绝了“金”。为此，王国维在第二天即民国十一年（公元１９２２年）８月１日回信马衡说： 昨日张君嘉甫见访，jiāo到手书及大学金二百元，阅之无甚惶悚。前者大学屡次相招，皆以事羁未能趋赴。今年又辱以研究科导师见委，自惟浅劣，本不敢应命。惟惧重拂诸公雅意，又私心以为此名誉职也，故敢函允。不谓大学雅意又予以束。窃以导师本无常职，弟又在千里之外，丝毫不能有所贡献，无事而食，深所不安；况大学又在邸屋之际，任事诸公尚不能无所空匮，弟以何劳敢贪此赐，故已将金托jiāo张君带还，伏祈代缴，并请以鄙意达当事诸公，实为至幸。 关于拒收“金”，在王国维而言：一是不素食信念使其所以然，二是他认为导师只是一个名誉xìng职称；而对于北京大学方面来说，则表明王国维还没有真正应聘。于是，同年８月１７日马衡领受校长蔡元培和国学门主任沈兼士之深意，再次驰书王国维说明“大学致送之款，本不得谓之束”，只是作为通讯导师的“邮资”。同时，北京大学再次派张嘉甫携带２００元“金”前往上海，并转达了蔡元培与沈兼士两人煞费苦心商量的深意： 本校现正组织《国学季刊》，须赖静安先生指导处正多，又研究所国学门下半年拟恳静安先生提示一二题目，俾研究生通信请业，校中每月送百金，仅供邮资而已，不是言束。尚望吾兄婉达此意于静安先生，请其俯允北大同人欢迎之微忱，赐予收纳，不胜盼荷。顷晤蔡孑民（即蔡元培）先生，言及此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36 章 事，孑民先生主张亦与弟同，并嘱吾兄致意于静安先生。 面对北京大学如此良苦用心和殷切之忱，王国维实在不能拒绝遂收下了２００元“金”，接着便写信询问研究所有关情况：“研究科有章程否？研究生若干人？其研究事项想由诸生自行认定？弟于经、小学及秦汉以上事（就所知者）或能略备诸生顾问；至平生愿学事项，力有未暇尚有数种，甚冀有人为之，异日当写出以备采择耳。《国学季刊》索文，弟有《五代监本考》一篇录出奉寄。” 北京大学收到王国维的《五代监本考》一文后，随即便刊登在《国学季刊》第一卷第１号上，由此便开始了王国维与北京大学短暂而有意义的合作。在效力于北京大学期间，王国维作为一位有着高深学养且不愿素食的学术大师，他认真履行着自己通讯导师的指导之责，为北京大学研究所研究生拟定了学术研究题目。对此，王国维在写给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主任沈兼士的信中说：“前日辱手教，并嘱提出研究题目，兹就议事鄙见所及，提出四条。”为了使读者及对王国维所提学术研究题目有兴趣者，深刻了解王国维的学术研究路数，以及他作为学术导师所体现出的负责精神，兹录其所提四条研究题目及研究方法如下： 一、《诗》《书》中成语之研究 说明古今言语文章，无不根据于前世之言语。今之言语中，有元明之成语；元明言语中，有唐宋之成语；唐宋言语中，有汉魏六朝之成语；汉魏言语中，有三代之成语。凡此成语，率为复语，与当时分别之单语，意义颇异，必于较古之言语中求之。今之成语，我辈得求之于元明以上之言语中；汉魏六朝之成语，我辈得求之于三代之言语中。若夫以《诗》、《书》为三代言语，其中必有三代以上之成语，然今日所存言语，无更古于三代者，其源既不可求，其语亦遂不可解，然犹可参互求之。 今略举数例，如：《诗风》“子之不淑，云如之何”，《传》《笺》均以“善”训“淑”。不知“不淑”乃古成语。《杂记》载诸侯相吊辞曰：“寡君闻君之丧，寡君使某，如何不淑。”《曲礼》注载古伤辞曰：“皇天降灾，子遭罹之，如何不淑。”《左》庄十一年传，鲁吊宋辞曰：“天作yín雨，害于粢盛，若之何不吊。”襄十四年传，鲁吊魏辞曰：“寡君使瘠闻君不抚社稷，而越在他境，若之何不吊。”古“吊”、“淑”同字，“若之何不吊”即“如何不淑”也。是“如何不淑”一语，乃古吊死唁生之通语。“不淑”犹言不幸也。“子之不淑，云如之何”者，言夫人当与君子偕老，而宣公早卒，则子之不幸，将如之何矣。《王风》“遇人之不淑”，亦犹言遇人之不幸，与遇人之艰难同意也。又“陟降”一语，亦古之成语，其义为“陟”，或为“降”，不必相兼。《大雅》“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是陟而连言降者也。《周颂》“陟降厥士，日监在兹”，是降而连言陟者也。《尚书》多言降格，格之本字为各，其字从久，与降字形、声、义三者皆相近，故陟降一语又转为“陟各”。《左》昭七年传“叔文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正用《诗》语。恪即各之借字，“陟各”即“陟降”也。古“陟”“登”声相近，故又转为“登假”。《曲礼》告丧曰：“天王登假”；《庄子养生主》曰：“彼且择日而登假”；《大宗师》“是智之能登假于道也”；若此“登假”，亦即“陟降”。《书文侯之命》言“昭登于上”（《史记晋世家》引今文），《诗大雅》言“昭假于下”，登假相对为文，是“登假”即“陟降”之证也。又转而为“登遐”。《墨子节葬篇》“秦之西有义渠之国者，其亲戚死，聚柴薪而焚之上，则谓之登遐。”“登遐”，亦即“陟降”也。上所举“陟恪”、“登假”、“登遐”诸语，皆举其一端言之；则《诗》之“陟降”，于《大雅》义当为“陟”，于《周颂》义当为“降”；然则古之成语不能以分别之单语解之，断可知矣。（《传》以文王上接天下接人解“文王陟降”，《笺》以天上下其事解“陟降厥士”，皆坐分别解之之误。）又如《大雅》“帝命不时”，“不时”即“丕时”。《书君》“在让后人于丕时”，即用此语。永言配命，与永言孝思，句法不同；“孝思”、“配命”，皆成语。《诗》“孝思维则”，毛公鼎铭“不巩，先王配命”，亦其一证。《诗》《书》中如此类，其数颇多，自来注家均以雅训分别释之，殊不可通。凡此类语，能荟萃而求其源委欤？其或不能，则列举之而厥所不知，或亦治经者所当有事欤》 二、古字母之研究 说明一字之音，有母有韵。古韵之学，创于宋人，至近世而极盛。古字母之学，创于嘉定钱氏，同时休宁戴氏亦作《转语》二十章，而其书不传，其流亦微。惟番禺陈氏作《切韵考》，始据《广韵》中反切，以求中古字母之系统；其所得，与等韵家之三十六字母不同。至于古音中之字母，则尚未有论其全体者，此亦音韵学上一阕点也。此问题不待说明；所当说者，材料与方法耳。今举其要，约有五端：一、经传异文。如《尚书》古今文，《春秋》三传，实同名异，往往遇之；汉儒注中，某读为某，亦其类也。二、汉人音读。古注中某读如目，某读若某是也。三、音训。如仁人、义宜之类。《释名》一书，所用以相释者，什八九皆同母字也。四、双声字，如玄黄、发、栗烈之类，皆同母字也。五、反切。孙炎以下，至于徐邈、李轨之音，见古书注及《经典释文》者是也。苟以此数有参互相求，但顺材以求合，而不为合以验材，仿顾氏《唐韵正》之例，勒为一书，庶几古字母部目或睹其全，不让古韵之学专美欤！ 三、古文学中联绵字之研究 说明联绵字，合二字为一语，其实犹一字也。前人《骈雅》、《别雅》诸书，颇以义类部居联绵字，然不以声为之纲领；其书盖去类书无几耳。此等复语，其变化不可胜穷，然皆有其公共之源。如风曰发，泉曰沸，跋扈曰畔援，广大曰伴央，分散曰判央；字虽不同，其声与义各有其相通之处。又如雨之小者曰，草之小者曰蘼芜，曰绵马，木之柔者曰木髦，虫之小者曰蠛蠓，状草木之细密曰髦，状鸟之小者曰绵蛮；殆皆与微字之音义相关。辞赋既兴，造语尤夥，乃至重叠用之，如离骚、须臾、相羊，见于一简之中；《上林赋》“侧泌▲，呀豁▲”，叠于一句之内，其实为一语之变化也。若集此类之字，经之以声，而纬之以义，以穷其变化，而观其会通，岂徒为文学之助，抑亦小学上未有之事业欤！ 四、共和以前年代之研究 说明《史记》年表起于共和，厉王以前，年祀无考。《鲁世家》别据鲁历，上迄考公；而伯禽一代未著年数，则未能上关周初也。其诸公年数，亦刘歆《三统历》所纪，互有异同。《汲冢纪年》虽有夏商年纪，此太史公所谓“不同，乖异，不足取信者”，今兹所传，又非原本，自皇甫谧以下向壁虚造者，更无论已。然《周书》“武成”、“召诰”、“顾命”诸篇，颇具年月；如能以黄帝顼颛夏殷鲁六历，各上推四五百年，各著其分至，朔望之甲子，以与《尚书》及古器物之月日相参证，虽宗周诸王在位之年数，无从臆说，然武王克殷之年，周公营洛之岁，与成王在位年数，或可得定欤？ 附志：黄帝等六历，及历法、及积年，见《开元占经》卷一百五，并参考汪日桢《古今推步诸术考》。 这就是王国维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研究生所提出的四个题目，从中不难看出王国维作为一位学术大师的教授之方，简直就是将自己多年的学术领悟和研究方法和盘托出，没有任何的保守和保留迹象。这在今天又有几人能做到呢？随同这四个研究课题的，还有王国维写给沈兼士信中那善意的提议：“惟‘古字母’及‘共和以前年代’二条，其事甚为烦重，非数年之力所能毕事，姑提出以备一说而已。”也就是说，王国维在这里点出了所提四题中的难易，以供研究者参考。确实，例如其中提到的“共和以前年代”一题，这就是近年来中国集中诸多学科的专家学者历时多年才基本完成的极为著名而辉煌的“夏商周断代工程”。王国维提出以上四个研究课题之后，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便有五名研究生选中其题，并向写信请教应该如何研究等问题，而王国维也在与这些研究生的大量通信中提出了自己研究的方法，且完全是一种朋友式的学术jiāo流，丝毫没有学术大师那种居高临下的做派。 与王国维精心指导学生展开学术研究所不同的是，王国维作为曾致力于中国教育改革的一位先行者，他还积极地为北京大学学科建设建言献策，例如他在写给马衡的信中就提出：“现在大学是否有满、蒙、藏文讲座？此在我国所不可不设者。其次则东方古国文字学并关紧要。研究生有愿研究者，能资遣法、德各国学之甚善，惟须择史学有根柢者乃可耳。此事兄何不建议，亦与古物学大有关系也。”王国维如此前瞻xìng的建议，今天都已经实现，而在当时能提出这样的建议，可见王国维作为学术大师和教育改革先行者，确实是目光深邃而远大。 然而，王国维与北京大学的这种愉快合作，后来竟因为北京大学考古学会在报刊发表的一篇宣言而宣告结束。 关于北京大学考古学会在报刊上发表的《保存大宫山古迹宣言》，我们从王国维写给沈兼士和马衡的一封信中不难明了其中的缘故。王国维在信中这样义愤填膺地说道： 昨阅报纸，见北京大学考古学会《保存大宫山古迹宣言》，不胜骇异。大宫山古迹所在地是否官产，抑系皇室私产；又是否由皇室赏与洵贝勒，抑系洵贝勒自行购置，或竟如宣言书所谓强占？均有研究之余地。因洵贝勒之毁坏砖塔，而即谓其占据官产，已无根据；更因此而牵涉皇室，则尤不知学会诸君何所据也？至谓“亡清遗孽，擅将历代相传之古器物据为己有”，此语尤为弟所不解。夫有明一代学术至为简陋，其中叶以后诸帝尤不悦学，故明代内府殆无收藏可言。至珍异玩好，甲申之变已为闯贼搜刮殆尽。明亡于是年三月，而大清世祖章皇帝始于十月自盛京入居大内，宫廷空虚垂六阅月，其间明之遗物闯贼劫掠之所剩者又经内监之隐匿、宵小之攘窃，殆无孑遗。故顺治初年故宫遗物阗溢都市，吴梅村《读史偶述》诗云：“宣炉厂盒内香烧，禁府图书洞府萧，故国（物？）满前君莫问，凄凉酒盏斗成窑。”又《送王员照》诗云：“内府图书不计钱，汉家珠玉散云烟，而今零落无收处，故国兴亡已十年。”当日布棚冷摊情形如此，是本朝入关以后未尝得明代之宝器也。其可谓历代相传之古器物者，近如国学之石鼓，稍远者如房山之石经，远者如长安之碑洞，皇室未尝据为己有也。其可谓历代相传之古籍者，惟内阁大库之书籍多明文渊阁之遗，此于宣统初年我皇上即以之立京师图书馆，其支流为今之历史博物馆，皇室未尝据为己有也。今日内府之所藏，皆本朝二百余年之所搜集，其大半购自民间，其小半得于臣工之所进奉，《高宗纯皇帝御制文集》题跋一类，与《御制诗集注》中历纪其事，可覆按也。故今日宫中储藏与夫文华、武英诸殿陈列诸物（此二殿物民国尚未缴价以前），以古今中外之法律言之，固无一非皇室之私产，此民国优待皇室条件之所规定，法律之所保护，历任政府之所曾以公文承认者也。夫以如此明白之私产而谓之占据，是皇室于实际上并未占据任何之财产，而学会诸君于文字上已侵犯明白之私产矣。夫不考内府收藏之历史与优待条件是为不智；知之而故为是言是为不仁；又考古学会反对内务部《古籍古物古迹保存法章草案意见书》，于民国当道提取古物陈列所古器作疑似之辞，而对皇室事无论有无不恤加以诬谤且作断定之语，吐刚茹柔是为无勇；不识学会诸君于此将何居焉？又优待条件载民国人民待大清皇帝以外国君主之礼，今《宣言》中指斥御名至于再三，不审世界何国对外国君主用此礼也？诸君苟已取消民国而别建一新国家则已，若犹是中华民国之国立大学也，则于民国所以成立之条件与其保护财产之法律，必有遵守之义务。况大学者全国最高之学府，诸君又以学术为己任，立言之顷不容鲁莽灭裂如是也。抑弟更有进者，学术固为人类最高事业之一，然非与道德法律互为维持则万无独存之理，而保存古物不过学术中之一条目，若为是故而侵犯道德法律所公认为社会国家根本之所有权，则社会国家行且解体，学术将何所附丽，诸君所yù保存之古物，yù求其不为劫灰岂可得乎？即不然，强有力者将以学术为名，而行掠夺侵占之实，以自盈其囊，诸君所谓文献将全为齑粉者将于是乎实现，不审于学术何所利焉？于诸君何所利焉？二兄素明事理，于此《宣言书》竟任其通过发表，殆偶失之不检，故敢以意见陈诸左右。又，弟此书，乃以考古学者之资格警告我同治此学之友，非以皇室侍从之资格告大学中之一团体也。知我罪我，弟自负责，无预他人，合并附告。伏希亮察。 由此可见，原来是因为北京大学考古学会在报刊发表宣言指斥满清小朝廷皇室人员盗卖宝藏、毁坏古迹一事，引起王国维的强烈不满，遂写了以上这封长信为清室予以辩护。关于北京大学考古学会与王国维双方在这件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37 章 事上对错问题，我们姑且不论，反正在同一封信中王国维还向北京大学发出了决裂的“宣言”： 弟近来身体孱弱，又心绪甚为恶劣，所有二兄前所属研究生至敝寓咨询一事，乞饬知停止。又研究所国学门导师名义，亦乞取消。又前胡君适之索取弟所作《书戴校水经注后》一篇，又容君希白抄去金石文跋尾若干篇，均拟登大学《国学季刊》，此数文弟尚拟修正，乞饬主者停止排印，至为感荷。 就此，以王国维单方面终止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研究生前往其寓所请学事宜和坚决辞去该研究所国学门导师一职，以及向胡适和容庚索回他们日前拿去准备刊用的文稿并宣布“停止排印”为标志，结束了王国维与北京大学的合作。这时是民国十三年（公元１９２４年）底，王国维已经“行走”在满清小朝廷的南书房，但也将结束他与小朝廷在名义上的瓜葛。那么，下面我们实在应该将目光转向王国维就任满清小朝廷南书房行走一职，以及他在其中尴尬无奈的境地，因为这是他在随后自沉颐和园昆明湖悲剧中不能摆脱的前因。 第六部分 京都际运 民国十二年（公元１９２３年）５月２５日，享有隆盛学术声名的王国维自上海北上进京，这是他第二次融入京城这个大染缸，虽然他是一位洁身自好的纯粹学者，但在政治和社会的染缸里谁也无法幸免，何况王国维是直接与污染源相接触，这就使他的生命之剧被浓重地染上了悲情色彩。在这一悲剧中，王国维本不是主演，但在这里他则当之无愧地是被命运和时代这两个导演所cāo纵的真正主演，虽然演出的过程中他也曾有过抗争和自觉的逃避，但命运就是命运，它在社会巨变的漩涡中终究摆脱不了时代魔力的控制。于是，民国十六年（公元１９２７年）６月２日王国维只能以中国人都很熟悉的一千多年前汨罗江边那惊人的一跳拉下帷幕。这就是王国维的京都际运。 第二十三章 “行走”南书房 王国维是应中国末代皇帝溥仪之“诏”进京的。在详细记述王国维就任满清小朝廷南书房行走一职之前，实在有必要将此前有关事宜向读者作一jiāo代，否则行文突兀将难以避免。那么，王国维是因何得以进入满清小朝廷南书房的呢？ 王国维不是真正的遗老，但他jiāo往的人员中则多是以遗老自居的“铁杆”遗老，诸如沈曾植、升允和罗振玉等。王国维之所以始终与遗老们为伍，那完全是以学问为纽带而形成的，因为这些遗老们多是国学根底深厚的学者。不过，客观点说，由于王国维与这些遗老们经常接触且jiāo谊深厚，时间长了他自然会产生一种遗老情结。而促使王国维这种遗老情结更进一步的，或者说将他直接推入到遗老行列的，那当属与王国维心意相投且相知很深的“神jiāo”之友罗振玉了。民国八年（公元１９１９年）春末，流寓异域日本近十年的罗振玉，终于回到了中国上海。旋即，罗振玉将三女罗孝纯嫁与王国维的长子王潜明之后，便携全家人前往距离京都最近的大都市天津定居。 作为中国北方商贸、金融和经济中心的天津，在清朝末年至民国初年期间曾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而独特的角色。重要的是，先有末代皇帝溥仪和他小朝廷的遗老遗少们迁居其中，后有民国五任总统的命运与天津这座城市休戚相关；独特的是，作为中国乃至亚洲最大的租界区，居住在天津的洋人和中国近代名人之多，可以说是当时中国任何一座城市都无法比拟的。而这些拥有豪华别墅、雇佣诸多仆役、享受着锦衣玉食的前清遗老遗少、金发碧眼洋人、豪绅巨贾、下野政客、落拓军阀和投机商人们，几乎不约而同地都将天津作为他们尽情享受、休闲娱乐和“疗伤”的福地。当然，对于前清遗老遗少们来说，他们在天津“疗伤”的同时并没有放弃重返皇宫紫禁城的梦想，这其中就有王国维的亲家罗振玉。罗振玉定居天津的时候，中国末代皇帝溥仪和他的小朝廷还没有被冯玉祥驱逐出宫，这就给那些“供职”在紫禁城里或散布在天津等地的遗老遗少们一种希望，他们中的许多人始终没有放弃复辟的念想。于是，当罗振玉定居天津与升允等“铁杆”遗老们的jiāo往日益密切之后，不仅他自己加入到了这个行列之中，而且还借机“提携”了远在上海的亲家王国维。 民国八年（公元１９１９年），中国和世界诸多国家一样都是多事之秋，而王国维的家事也不少。诸如，３月３０日为亦师亦友的沈曾植祝贺７０岁寿诞；诸如，４月份老友罗振玉从日本回国；诸如，５月份长子王潜明与罗振玉之三女罗孝纯结婚；诸如，９月初王国维脚气病发作，后至天津治疗时结识了升允；诸如，１０月份长子王潜明考取海关职员；诸如，１１月份三子王贞明调往江苏镇江下属火车站学习，同月六子王登明出生，同月次子王高明因参加学生运动被学校开除。在这诸多家事中，王国维于１０月分应罗振玉之邀前往天津治疗脚气病，并因此结识满清朝廷高官升允是值得详细记述的一件大事。民国八年（公元１９１９年）１０月１２日，王国维抵达天津并入住罗振玉于英租界内暂租的寓所内，在这前后罗振玉曾专程前往河北易县拜谒清德宗光绪皇帝的陵寝，由此可见罗振玉应该属于十足的满清遗老。因此，当王国维来到天津治疗脚气病时，罗振玉特意将他向升允作了引见。 出生于咸丰八年（公元１８５８年）的升允，字吉甫，号素庵，又号素存，蒙古镶蓝旗人，这位蒙古贵族不仅曾历任山西按察使、陕西巡抚、闽浙总督和陕甘总督等显职，而且还是一位学养深厚的金石学家。所以，当罗振玉将学术盛名播扬海内外的亲家王国维引荐给升允时，这位有“素帅”美誉的满清贵族对王国维极为欣赏，而王国维也因为罗振玉对升允有“器识果断，当推素公为第一”的评价，同样对他很是敬重。而这位“素帅”升允，民国以前因为是满清朝廷的达官显贵，所以在溥仪退位后始终积极地谋求复辟。早在民国二年（公元１９１３年），升允就曾潜往日本谋求外援以图复辟，这使他在整个遗老遗少中赢得了极高的声望。而这时，正在日本避风的罗振玉闻知升允也在日本的信息后，遂专门前往升允在京都的“中野别墅”拜望，就此两人一见如故，从而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后来，“辫帅”张勋在北京实施复辟时，这位“素帅”升允被溥仪委任为大学士，由“素帅”升格为“素相”。再后来，张勋复辟闹剧瞬间破灭，升允随即也潜往天津租界寓居，但复辟之心并不曾泯灭。而今，王国维因为罗振玉的引见结识了这位满怀复辟之心的前满清遗老领袖，随后他被溥仪小朝廷一纸“谕旨”宣入紫禁城，也就实在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事了。 民国十二年（公元１９２３年）４月１６日，逊帝溥仪在紫禁城里降下了这样一道“谕旨”：“杨钟羲、景方昶、温肃、王国维，均著在南书房行走。”南书房，位于紫禁城乾清门西南，原是清朝皇帝读书的地方；行走，作为清朝的一种官阶职称，相当于前朝的文学侍从，其主要职责无非就是帮助皇帝处理点文字事务。不过，满清王朝时能充任南书房行走一职的，虽然没有一定人数和官阶品秩之规定，但起码也要是进士、翰林出身。而在溥仪这道“谕旨”中所指定的四位南书房行走中，除了王国维之外其他三位都是进士出身，故当王国维得知自己以一名“诸生”的身份入选其中时，自然备感荣幸和激动。对此，在王国维随后写给友人的一些信件中不难看出，这从《王国维全集书信》中可得证明，在此不赘。关于这一点，许多人都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出于对王国维的学术成就和人品的敬重，而有所讳言或根本就不予承认。其实，对于这种心态我们今天在理解的同时，似乎还应该有勇气正视它，否则偏袒之责难以避免。对于王国维欢欣应诏的心理动因，笔者比较认可钱剑平先生的举例和剖析，故引摘如下： 诚然，作为知识分子在中国那个年代能得到皇帝，尽管是被废的皇帝的重视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像胡适这样高举反封建大旗的新人，在电话里听到废帝溥仪要他进宫召见的消息后，也有莫名的情感，赶紧坐车前往不敢懈怠。（关于胡适进宫一事，笔者曾在拙作《守望紫禁城》中有过细致的描述。）胡适在１９２２年５月３０日应溥仪之请，入宫拜见“皇上”，引起国人的嘲笑；后来１９２４年１１月冯玉祥倒戈回师，推翻曹锟，赶走吴佩孚，改组内阁并驱逐废帝溥仪出宫。对此，胡适致信外长王正廷，抗议冯玉祥驱逐废帝；后来胡适又作为“有特殊资望学术经验者”，参加段祺瑞政府的“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胡适的这些举动，并非像有的人所讲的是他一只脚踏学术文化，一只脚踏政治的投机文人。而应该理解为是他作为一个学者，对清朝统治者的一种情结，一种思想文化上的情结。因为那个年代，人们很容易把溥仪的皇宫看成是中华传统文化的象征，或者说是封建文化的象征。中国封建社会有几千年的历史，悠久而深远，顽固而不化。一次匆匆忙忙的辛亥革命，显然是不可能“埋葬”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和封建文化。其间，更不要说文化作为人类社会共同的财富，它本身所具有的历史继承xìng。 所以，当王国维被逊帝溥仪“降诏”“著在南书房行走”时，既表明溥仪对王国维学识的认可与看重，又无疑是浓结了王国维的一种封建文化情结。无论如何，关于王国维欣然就任南书房行走一事，在那个时代实在是一件无可厚非的事，人们似乎不应该以今天的标准和眼光予以挑剔。 王国维是何时接到溥仪“谕旨”的，手边没有资料可以确证，但可以得知罗振玉是在溥仪“降诏”的第二天，便急忙写信告诉王国维并催促他尽快北上就职了。在这封信中，罗振玉不仅简单地介绍了杨钟羲、景方昶和温肃等三人的有关情况，还兴奋地写道：“此四君子皆一时之选，比年来第一快事。幸早日北来，以付同志之望，此不仅为公贺者也。（月俸亦不薄，足供旅用。）”而这时，王国维因为岳母潘太夫人于同年４月１０日病故，正在家乡海宁办理丧礼事宜，等到他返回上海时竟收到了罗振玉多达五六封催促北上的信件。不仅如此，罗振玉似乎比王国维对“行走”南书房一事还要上心，因为他早早地就为王国维治好了两方印章，一方是姓为阳文名为yīn文之印，另一方则是“文学侍从”之印。在这里，如果将罗振玉如此热衷王国维就任南书房行走一事，与先前他将王国维引荐给升允相联系起来考虑的话，却给人一种匪夷所思的感觉，那就是升允最初为什么没有举荐罗振玉而是王国维“著在南书房行走”呢？当然，后来罗振玉终于和王国维一样“行走”在南书房，但其间毕竟发生了诸多变化。这是后话。 在罗振玉“一日三电”的催促下，王国维终于在溥仪降下“谕旨”４０天后从上海起程了。这也是一个值得探讨而有趣的事。试想，中国古代不仅有“朝奉诏夕至死矣”的严格“法律规定”，而且王国维在“接诏”之初也曾表现得极为兴奋和激动，而如今他却为何迟迟不“奉诏”进京呢？如果按照王国维回复罗振玉信中的说法是因为有诸多私事要处理的话，那面对“谕旨”王国维岂能如罗振玉所说“私意未敢谓然”？而如果不是因为诸多私事羁绊的话，那么王国维又为何一再拖延“奉诏”进京的时间呢？如果这是一部《王国维评传》的话，笔者也许会单独列出一章予以重点解析，而在此只能提出并留下这一悬疑了，因为等待王国维进京的还有诸多烦心事呢。 民国十二年（公元１９２３年）５月２５日，王国维与男仆冯友两人乘坐“新铭”号轮船由水路起程，经过三天海上航行后于２８日到达天津港。王国维到达天津后，住在亲家罗振玉于法租界乐嘉里新建的别墅内，随后由罗振玉陪同拜谢了举荐他进入小朝廷南书房的两位“恩人”，这也是罗振玉在此前信中所提醒的。例如，罗振玉在５月１０日催促王国维北上进京的信中写道：“此次南斋添人之举，出于素相及奉新之疏，谓两人所期者甚富。过津时须谒二公，可接洽一切。弟可陪往。”在这里，虽然限于手边资料还未查知“奉新”是何许人也，但很显然是这位“奉新”和“素相”升允两人举荐了王国维。于是，王国维在天津拜谒这两位“恩人”之后，于５月３１日抵达北京，并暂住在满清小朝廷“内务府总管”金梁的寓所内。四天后，王国维穿戴好从好友蒋汝藻处借来的朝服，进入紫禁城“晋见”逊帝溥仪，从此开始了他“行走”南书房的短暂岁月。 王国维自民国十二年（公元１９２３年）６月就任“南书房行走”到民国十三年（公元１９２４年）１１月冯玉祥驱逐溥仪出宫，前后不过一年半的时间，而每六天入值一次南书房后并没有什么事务，真正成为一名“行走”者而已。不过，王国维在这期间除了学问上事之外，还是有几件事情应该记述的。 一、逊帝溥仪“降旨”为王国维“定级”“加恩”。民国十二年（公元１９２３年）６月４日，王国维首次“晋见”逊帝溥仪正式就任“南书房行走”后，溥仪又于同年７月１４日“降旨”王国维“著加恩赏给五品衔并赏食五品俸”。据陈瑞云女士在《清帝列传宣统帝》中记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38 章 述，当时充任溥仪师傅的俸禄中单是养廉银最少也有６００两之多。而作为“南书房行走”的王国维，这时至少也不该低于４００两，这样的月薪很显然属于待遇非常优厚的高薪阶层。既然经济条件有了极大的改观，王国维不仅于同年９月１８日将眷属从浙江海宁老家接到了北京，租住在位于地安门内织染局１０号的一处宽敞四合院内，而且因为六天才当值一次而得以有更多的闲暇时间，用于经常访求家藏珍本善籍奇书的老友新朋上，这不仅使其学识等方面从而有所增益，而且也对他的学术研究方向有所转变，例如此后他注重于金石学和西北历史地理等领域的研究。 这种有点优游味道的日子，我们不知道潜心治学的学人王国维有何感受，但这一点也不妨碍逊帝溥仪对他的“恩宠”。例如，民国十三年（公元１９２４年）１月７日，溥仪鉴于王国维等工作卓有成效而再降“谕旨”予以褒奖：“杨钟羲、景方昶、王国维等均著在紫禁城内骑马。”关于溥仪赏给紫禁城内骑马的待遇，王国维很是看重，认为这是满清一朝“特之又特”的高规格恩遇，这从他写给罗振玉的信中可以看出： 维于初二日（即公元１９２４年１月７日）与杨（钟羲）、景（方昶）同拜朝马之赏。此事在康熙间乃时有之，《竹集》中有恩赐禁中骑马诗可证也。然此后内廷虽至二品，亦有不得者，辛亥以后，此恩稍滥。若以承平时制度言之，在杨、景已为特恩，若维则特之又特矣。 王国维在这里提到的《竹集》，是指满清康熙年间因博学鸿词而被征为翰林院检讨的朱彝尊的著作，其中有一首诗就是记述其被“恩赐禁中骑马”一事的。朱彝尊，字锡鬯，号竹，于明崇祯三年亦满清天命十三年（公元１６２９年）出生在浙江秀水（今嘉兴），因为擅长于诗词而于康熙十八年（公元１６７９年）被征入朝，后得恩宠而受赏紫禁城内骑马，其传世著作有《曝书亭集》（即《竹集》）。在朱彝尊的这部著作中，关于记述其被“恩赐禁中骑马”一事之诗如下： 鱼千门启，楼龙一道通。 趋翔人不易，行步马偏工。 鞭拂宫鸦影，衣香苑柳风。 薄游思贱日，足茧万山中。 王国维在这里之所以提起其同乡朱彝尊的这一恩遇，还因为他与这位浙江同乡都是由布衣而得此“恩赐”的，所以实在是“特之又特”了。 二、王国维上“论政学疏”。关于王国维这篇“论政学疏”出炉的背景，虽然完全是由于当时逊帝溥仪在洋老师庄士敦的“教唆”下向往西学而一心想出洋留学所作，但其中对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和文化的剖析，却体现了王国维对当时中国政治、文化和思想状况的深刻认识与理解，堪称是一篇见解深邃而文采飞扬的历史文献，故此全文录下： 奏为敬陈管见恭摺仰祈圣鉴事。窃念臣以疏贱迂拙，蒙皇上知遇，置之侍从之列，糜太官之厚禄，荷前席之殊荣，中夜彷徨，罔知报称。重以时事阽危，灾异又告，正皇上焦思之日，亦臣子效力之时，敬将微臣管见所及有关宗庙大计及圣躬者，不敢缄默，敬为皇上陈之： 臣窃观自三代至于近世，道出于一而已。泰西通商以后，西学西政之书输入中国，于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乃出于二。光绪中叶，新说渐胜，逮辛亥之变，而中国之政治学术几全为新说所统一矣。然国之老成，民之多数，尚笃守旧说，新旧之争更数十年而未有已。国是淆混，无所适从。臣愚以为：新旧不足论，论事之是非而已。是非之标准安在？曰在利害。利害之标准安在？曰在其大小。新旧之利害虽未可遽决，然其大概可得言焉。原西说之所以风靡一世者，以其国家之富强也。然自欧战以后，欧洲诸强国情见势绌，道德堕落，工业衰微，货币低降，物价腾涌，工资之争斗日烈，危险之思想日多。甚者如俄罗斯，赤地数万里，饿死千万人，生民以来未有此酷。而中国此十二年中，纪纲扫地，争夺相仍，财政穷蹙，国几不国者，其源亦半出于此。臣尝求其故，盖有二焉：西人以权利为天赋，以富强为国是，以竞争为当然，以进取为能事，是故挟其奇技yín巧以示其豪强，兼并更无知止知足之心，浸成不夺不餍之势。于是国与国相争，上与下相争，贫与富相争，凡昔之所以致富强者，今适为其自毙之具，此皆由贪之一字误之。此西说之害根于心术者一也。中国立说，首贵用中，孔子称过犹不及，孟子恶举一废百，西人之说大率过而失其中，执一而忘其全者也。试以最浅显者言之，国以民为本，中外一也。先王知民之不能自治也，故立君以治之；君不能独治也，故设官以佐之。而又虑君与官吏之病民也，故立法以防制之。以此治民，是亦可矣。西人以是为不足，于是有立宪焉，有共和焉。然试问：立宪、共和之国，其政治果出于多数国民之公意乎？抑出少数党魁之意乎？民之不能自治，无中外一也，所异者以党魁代君主，且多一贿赂奔走之弊而已矣。孔子言患不均，大学言平天下，古之为政，未有不以均平为务者，然其道不外重农抑末、禁止兼并而已。井田之法，口分之制，皆屡试而不能行，或行而不能久。西人则以是为不足，于是有社会主义焉，有共产主义焉，然此均产之事，将使国人共均之乎？抑委托少数人使均之乎？均产之后，将合全国之人而管理之乎？抑委托少数人使代理之乎？由前自说，则万万无此理。由后之说，则不均之事俄顷即见矣。俄人行之，伏尸千万，赤地万里，而卒不能不承认私产之制度，则曩之汹汹，又奚为也？臣不敢谓西人之智大率类此，然此其章章者矣。臣观西人处事，皆yù以科学之法驭之。夫科学之所能驭者，空间也，时间也，物质也，人类与动植物之躯体也。然其结构愈复杂，则科学之律令愈不确实。至于人心之灵，及人类所构成之社会国家，则有民族之特xìng，数千年之历史，与其周围之一切境遇，万不能以科学之法治之。而西人往往见其一而忘其他，故其道方而不能圆，往而不知反，此西说之弊根于方法者二也。至西洋近百年中自然科学与历史科学之进步，诚为深邃精密，然不过少数学问家用以研究物理、考证事实、琢磨心思、消遣岁月，斯可矣；而自然科学之应用，又不胜其弊。西人兼并之烈与工资之争，皆由科学而为之羽翼。其无流弊如史地诸学者，亦犹富人之华服、大家之古玩，可以饰观瞻，而不足以养口体。是以欧战以后，彼土有识之士，乃转而崇拜东方之学术，非徒研究之，又信奉之。数年以来，欧洲诸大学议设东方学讲座者以数十计。德人之奉孔子、老子说者，至各成一团体。盖与民休息之术莫尚于黄老，而长治久安之道莫备于周孔。在我国为经验之良方，在彼尤为对症之新yào。是西人固已憬然于彼政学之流弊，而思所以变计矣。皇上潜离未曜，高拱无为，虽在渊默之时，宜端出治之本，国是先定，则圣养有功，此于宗社万世之计、人民亿兆之福，所关甚大。此臣所yù言者一也。 方今邦域分崩，人民涂炭，四海之望，属在圣躬。皇上冲龄践阼，以亲贤之调护，师保之教训，其于祖宗之制、圣贤之书，固已熟习而饫闻之矣。聪睿之资闻于海内，节俭之德行于宫中，亦既问望焯然矣。顾皇上春秋鼎盛，闲暇多方，yù勤政而无政之可施，虽忧民而无民之可理，焦劳则无益于事，而有损于圣躬；逸豫则不安于心，而亦亏于至德。皇上典学之余，将何以遣此岁月乎？亦曰：游艺而已。臣窃观我朝列祖列宗，皆博极群书，兼工艺事，宸翰奎章，横被海内。圣祖仁皇帝于历算、律吕、音韵诸学，无不究其精微，以至西域声母、腊丁文字，亦皆贯通，当时钦定诸书，若《数理精蕴》，若《历象考成》，若《律吕正义》，若《音韵阐微》，皆圣祖亲自指授，而修书诸臣若梅成、王兰生辈，实圣祖学养也。高宗纯皇帝御制诗集之富，冠绝百王，于内府所藏金石书画、远人所进方物，无不各有吟咏，或加题跋，赏鉴之精，考证之密，度越千古。原祖宗所以若此者，固非以末艺妨万几之政，亦岂与儒生争一日之长？只以朝野清明，海宇无事，yù心有所寄，身有所立，使惰慢之气无自而生，骄矜之萌无由而作。是故于祖宗之朝，内无声色之好，外无流连之游，小之无高台深池奇丽之观，大之无女子小人煽处之祸，用能享国长久，政治太平。虽今者皇上蒙难艰贞之时，非列朝全盛无事之日，其为闲暇正复相同。臣以为皇上典学之余，亦宜上法二祖，于文学艺术心之所好者，不妨泛览，或有所专习，此于涵泳圣德、颐养圣躬，均有关系。此臣所yù言者二也。 皇上俯临天下十五年矣。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孝定景皇后以不忍生民争战之故，让政权于民国，然宫禁未移，位号如故，此位号宫禁者，亦祖宗之位号宫禁也。乃近日外报论说有谓皇上脱屣大位、自侪平民，为去危就安之一法者。臣愚以为天下之至危无过于此。夫自辛亥以后，皇室无自卫之力久矣，政变岁遘，屡濒于危，然皆危而复安者，则以天命未改、民心未去、祖宗之功德在人、皇上之福禄正无涯量故也。且民国将帅，孰非大清之臣子？其士卒，孰非皇上之编民？臣愚以为，皇上端居禁中，则虽有乱人，决无敢称兵向阕者。何则？以下逼上，则为不顺，以众陵寡，则为不祥。列邦之耳目具在，万姓之是非未昧，虽病狂失心，岂敢为此！若如报纸之说，则名分不存、防卫又撤，虽匹夫之力足以为难。尔时yù如平民之自由，不可得矣。至报纸之以出洋游历劝皇上者，亦殊类此。夫民国所以不敢侵入宫禁者，以皇上在内也。如皇上朝出国门，则宫禁旦夕不能保，皇上异日将安归乎？且欧洲激党，中国乱民，何地蔑有？而行幸所至，无周庐设卒之防，无出警入跸之制，岂皇上不赀之躬所宜冒此？且游历之事，意在增益见闻，而动止不得自如，与今日处宫中何异？报纸之论，乃均未计及此。皇上受祖宗之付托，虑亿兆之安危，有视民如伤之仁，有沉几先物之智，岂不能洞兹利害、察彼是非？臣之鳃鳃，诚为过虑，然可使微臣多此一言，不可使圣虑千有一失。此臣所yù言者三也。 臣职在禁近，本yù伺清燕之间有所陈奏，虑言词謇拙，无以达臣区区之意，故敢具摺上陈，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不过，王国维这篇体现其赤诚“忠君”之心的“论政学疏”，当时由于其仅仅是“内廷”五品文学侍从的身份，并没能及时上奏到逊帝溥仪的“御案”前，直到后来升允在秘密呈送溥仪的上奏中提及此上疏时，才应溥仪之“索观”而得以“御览”，但究竟溥仪对这篇“上疏”是何态度，在文献中则没有文字记载。但是，几乎所有的王国维研究者都认为这篇“论政学疏”的出炉与罗振玉关系密切，而这也正是由于两人在政治立场上的不同导致他们关系渐渐产生裂隙的根本原因。 三、王国维与罗振玉这对亲家在思想观点上渐生分歧，为后来bào发的“罗王之裂”之端倪。如果把王国维“行走”南书房当作是罗振玉和升允等人图谋复辟邀宠而刻意安排的一颗棋子的话，也许有许多人在心里表示认同但表面上则不愿说得这么难听，但这并不妨碍事实的真实xìng和客观xìng，当然更不是王国维自己的过错。由此，我们不妨替视人格尊严和学术自由为生命的王国维想一想，因为有这一层关系搀杂其中，导致他们关系最终走向决裂则是必然之事，只是时间迟早而已。在“行走”南书房期间，表露出王国维与罗振玉之间产生分歧的，应该是有两件事值得一说。 一是王国维“进呈”《观堂集林》时，罗振玉希望他一并代呈其《殷虚书契前编》、《殷虚书契后编》和《殷虚书契考释》等，王国维因为不愿陷入罗振玉与郑孝胥等其他遗老之间的纷争中而婉言推拒。关于《观堂集林》这部被郭沫若誉为“在几千年来的旧学的城垒上”建筑起来的“一座崔巍的楼阁”式的著作，是王国维自己于民国十年（公元１９２１年）选编的一部文集。在这部文集中，王国维将其体例分为“艺林”、“史林”和“缀林”三个部类，收录其自民国元年（公元１９１２年）到民国十年（公元１９２１年）近１０年间的主要著述，堪称是王国维学术研究成果中的精华。至于王国维这部文集因何取名为《观堂集林》，或者说他“观堂”之号的由来，这完全可以从他写给罗振玉的信中找到答案，因为他在请罗振玉为这部文集题写书名时说：“公如作书时，祈为书‘永观堂’三字小额，以后拟自号‘观堂’。”这就是王国维“观堂”之号的由来。煌煌多达２０卷的《观堂集林》，不仅文稿由王国维亲自精审编选，其编排体例也是极为严谨的，全书印行完全由密韵楼主人蒋汝藻出资，时间跨越民国十年（公元１９２１年）春夏至民国十二年（公元１９２３年）１２月近三年之久，由此可见这实在是一项宏大的出版工程。在这部文集前有两篇序言，分别由罗振玉和蒋汝藻两人署名，而事实上均是王国维自己的手笔。以蒋汝藻名义所写的序言中，王国维不仅主要说明了《观堂集林》成书之经过，还提出了后来明确概括为“二重证据法”之治学方法，其言语同样透露出王国维的不自谦： 君书才厚数寸，在近世诸家中著书不为多。然所得之多，未有如君书者也。君所得之多，固由于近日所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39 章 出新史料之多，然非君之学识，则亦无以理董之。盖君于乾嘉诸儒之学术方法无不通，于古书无不贯串，其术甚精，其识甚锐，故能以旧史料释新史料，复以新史料释旧史料，辗转相生，所得乃如是之伙也。 而在以罗振玉名义所写的序言中，王国维既追述了他与罗振玉多年之间的友情，又主要概述了他自己的治学历程： 丁巳（公元１９１７年），君撰《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殷周制度论》，义据精深，方法缜密，极考据家之能事，而于周代立制之源及成王、周公所以治天下之意，言之尤为真切，自来说诸经大义，未有如此之贯串者。盖君之学，实由文字声韵以考古代之制度、文物并其立制之所以然，其术皆由博以反约，由疑而得信，务在不悖不惑，当于理而止。其于古人之学说亦然。君尝谓：今之学者于古人之制度、文物、学说无不疑，独不肯自疑其立说之根据。呜呼！味君此言，可以知君二十年中学问变化之故矣。君今年四十有七，百里之涂行尚未半。自兹以往，固将揖伏生、申公而与之同游，非徒比肩程、吴而已。 既然王国维对《观堂集林》如此看重和自赏，所以当他刚到南书房“行走”不久，就打算将正在上海装订的这部文集作为见面礼“进呈”给“皇上”溥仪，并将自己的这一想法告诉了亲家罗振玉。不料，当罗振玉得知亲家王国维有向溥仪“进呈”这一特别礼物时，他也将自己关于甲骨文方面的著述选出几部专程邮寄到北京，请王国维帮助找一家好书店用黄绫包装后一并“进呈”。对于罗振玉的这一要求，知晓罗振玉与小朝廷内一些遗老有矛盾的王国维感到很为难，于是为了避免自己卷入其中纷争而告知说“数月以后”再办理此事。对于王国维的这一“托词”，脾气急躁的罗振玉不仅写信表示不必代呈其著述，而且还“请”将其著述让别人捎回天津。 二是罗振玉让王国维代奏其“上疏”时，王国维以同样缘由予以婉拒。王国维既然是罗振玉和升允安排进溥仪小朝廷的“棋子”，他们自然希望王国维始终与他们站在同一战壕中，不仅要起到“眼线”作用经常汇报宫廷内部动向，而且还要联手对付与他们“政见”不同的遗老，比如主要对手郑孝胥。出生于咸丰十年（公元１８６０年）的郑孝胥，字太夷，号苏戡、苏、海藏，福建闽侯人，以举人身份长期在满清政府驻日本使馆任职，对日本有着不同寻常的感情，这也是他后来千方百计“裹胁”溥仪潜逃东北投靠日本政府成立伪“满洲国”的根源。后来，郑孝胥回国担任过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和湖南布政使等职务，辛亥革命后与罗振玉等人一样以遗老自居，民国十二年（公元１９２３年）７月进入溥仪小朝廷，并以其夸夸其谈的口才和着力整顿“内务府”而大获溥仪“恩宠”。郑孝胥以“新进”而成为紫禁城内的红人，这使遗老资格很深的升允和罗振玉极为不满，遂准备设法向溥仪对他进行“弹劾”。于是，一次当王国维前往天津看望亲家罗振玉时，升允与罗振玉便和王国维谈起希望他们三人联名“弹劾”郑孝胥的计划。而当王国维回到北京后，他却从溥仪的岳父荣源口中得知其关于升允与罗振玉“结党营私”的不良议论，于是王国维便劝阻罗振玉和升允联名“上奏”，而建议改“上奏”为信函的方式。不过，王国维这一本是为亲家着想的建议，却引起罗振玉的强烈不满，遂写信表示他不会放弃“弹劾”郑孝胥的“上奏”计划，但也不会强迫王国维参与联名。很显然，罗振玉信中所说即表示他们与郑孝胥之间虽是不可调和的斗争，但不会连累你这位“南书房行走”王国维的。由此可见，王国维与罗振玉之间也就此已经产生了难以调和的裂隙。 四、跟随“铁杆”遗老“护驾”溥仪出宫。民国十三年（公元１９２４年）１０月２３日，直系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在北京宣布脱离北洋政府，转身投向孙中山所领导的南方革命党，并发动了著名的“北京政变”。随后，冯玉祥将矛头直指逊帝溥仪“盘踞”的皇宫紫禁城，派遣京师卫戍部队司令鹿钟麟和警察总监张璧两人具体执行割除民国政府“肿瘤”溥仪小朝廷的任务。同年１１月５日，鹿钟麟和张璧两人带领荷qiāng实弹的士兵包围紫禁城，宣布新的“清室优待条件”，其中除了永远废除其皇帝尊号外，还告知溥仪人等在限定时间内迅速撤出紫禁城。面对这种“从未有过之奇变”，溥仪人等惊慌失措，不得不在士兵的监督下乘坐当局提供的五辆汽车撤出紫禁城，当时王国维等人也夹杂车驾之中。关于王国维扈从溥仪出宫时的情景，他在后来写给日本友人狩野直喜的信中这样记述道： 皇室奇变，辱赐慰问，不胜感激。一月以来，日在惊涛骇浪间，十月九日（即公历１１月５日）之变，维等随车驾出宫，白刃zhà弹，夹车而行。比至潜邸，守以兵卒。近段（即段祺瑞）、张（即张作霖）入都，始行撤去，而革命大憝（指孙中山）行且入都，冯氏军队尚居禁御，赤化之祸，旦夕不测。幸车驾已于前日（指１１月２９日）安抵贵国公使馆，蒙芳泽公使特遇殊等，保卫周密，臣工忧危，始得喘息。 溥仪等人潜往日本驻华使馆之后，王国维于民国十三年（公元１９２４年）１２月３日在该使馆内再次“上疏”溥仪说： 窃自“狂贼”（指冯玉祥军队）犯顺，乘舆劫迁，狼子野心，旦夕不测。……今幸上天垂佑，皇上得安抵日使馆。日使处以正寝，礼绝国宾，非徒以皇上往日之余尊，亦视为中国将来之共主，凡在臣僚，孰不庆幸？……臣伏愿皇上入境问俗，入国问禁，起居言笑慎之又慎。至驻跸之期，尚需时日，环堵之室，颇苦回旋。皇上每日须读书一二小时以颐养心神，运动三四刻以cāo练身体。又仆御之数，惟在足供使令；引对之臣，亦须选择贤否。凡诸举措，皆系观瞻，务令外人知帝王之自有真，天人之有攸属，则天下幸甚！前日车驾抵日馆后，陈宝琛对臣等诵《檀弓》之言曰：“亡国恒予斯，得国恒予斯。”味此十字，实为名言，愿皇上一日三复之。又皇上出潜邸时，未及携带书籍，臣谨呈《后汉书》及唐陆贽《奏议》各一部，用备御览。 关于王国维的这一“上疏”，我们至今也不太清楚溥仪是如何“御批”的。不过，此后不久当溥仪等人潜往天津谋求复辟时，王国维则抽身而出结束了他的“行走”南书房之职，应清华学校之聘入住清华园，从而度过了他一生中最为稳定舒适的短暂生涯。 第二十四章 清华岁月 民国十四年（公元１９２５年）２月，王国维正式接受清华学校之聘，担任该校正在筹建的国学研究所导师。两个月后，王国维携全家又从城内迁居西郊清华园，就此开始了他短暂的清华岁月。 关于王国维如何应聘清华学校一事，至今仍有几种不同的说法：一是遵照逊帝溥仪“谕旨”应聘，二是胡适鼎力举荐促成，三是因吴宓恭请而就任，四是综合以上三说。关于王国维是奉溥仪之“诏”应聘清华一说，袁英光和刘寅生两先生在《王国维年谱长编》中说：“胡适之前去敦请王国维时，先生婉谢之。胡适之乃去托溥仪请其代为劝驾，溥仪便命师傅们代写了一道诏书，王国维不好再谢绝，就答应了，所以先生到清华任教是奉诏去的。”这一说法，似乎是节录蓝文徵先生在《清华大学研究院始末》中的一段内容： 曹校长（即曹云祥）请胡氏（即胡适）主持研究院一切，胡氏辞以学问名望皆不足以领导群lún，乃推荐数位海内大师梁任公、陈援庵、罗叔言、王静安四人（也有说是梁启超、王国维和章太炎三人的），曹校长皆同意，并敦请胡先生代为礼聘，胡先生往请静安先生，先生婉谢之。胡先生大感失望，乃去托溥仪请其代为劝驾，溥仪答应了，胡先生请他写封信给静安，溥仪在天津关起门来做皇帝，便命师傅们代写了一道诏书，静安先生至是不好再谢绝，就答应，所以静安先生到清华任教是奉诏去的。 关于这一说法，世人虽然因为没有得见确凿史料而多不采信，但并不否认胡适在其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这就引出了关于王国维应聘清华学校的第二种说法。 民国十三年（公元１９２４年）秋天，清华学校校长曹云祥亲自前往地安门内织染局１０号王国维的寓所聘请，被王国维婉言谢绝，于是曹云祥便找到他留学美国时的同学胡适帮忙。这时，胡适因为与王国维同对《水经注》有研究等学术原因已经结为好友，再兼其曾经历过北京大学当初聘请王国维及日前决裂之经验和教训，他没有贸然亲自登门邀请，而是明智地先致信王国维予以说明：“清华学校曹君（即曹云祥）已将聘约送来，今特转呈，以供参考。约中所谓‘授课拾时’，系指谈话式的研究，不必是讲演考试式的上课。”对于胡适的出面邀请，王国维没有像对待曹云祥那样婉言谢绝，但他表示需要“一星期考虑”的时间。既然王国维没有拒绝并表示可以“考虑”，行事精细的胡适随后又致信王国维，再次表明如果应聘清华学校的话，他在时间和行动上都是独立而自由的，且信中话语处处体现出其对王国维以学术研究为生命理念的理解和尊重： 手示敬悉。顷已打电话曹君。“一星期考虑”的话，自当遵先生之命。但曹君说，先生到校后，一切行动均极自由。先生所虑（据吴宓说，不能时常往来清室一层），殊为过虑。鄙意亦以先生宜学术计，不宜拘小节。甚盼先生早日决定，以慰一班学子的期望。 面对胡适和曹云祥如此盛情邀请及对自己以学术研究为主旨之体谅，王国维遂决定应聘清华学校导师一职。不过，王国维正式答应接受清华学校聘请一事，就此还引出了关于其决定应聘的第三种说法。 既然王国维以“一星期考虑”之话回复胡适，一个星期之后（笔者注：公元１９２５年２月２０日），当时就任清华学校国学研究所筹备处主任的吴宓在“遵先生之命”的胡适的安排下，再次来到王国维的寓所进行面请并终获成功。在这里之所以说是“再次”面请，因为吴宓于此前即民国十四年（公元１９２５年）２月１３日曾亲自面请过王国维。对此，吴宓在当天日的记中这样写道：“宓持清华曹云祥校长聘书，恭谒王国维（静安）先生，在厅堂向上行三鞠躬礼，王先生事后语人，彼以为来者必系西装革履、握手对坐之少年，至是乃知不同，乃决就聘。”其实，王国维正式应清华学校之聘时已是吴宓的第二次面请了，并不是这第一次面请时“在厅堂向上行三鞠躬礼”所决定的。 对于以上这三种说法，有人将其综合归纳而言。窃以为，综合以上三说中除了溥仪“降谕”一说至今仍然不足以信服外，其他倒是确有其事的，这从胡适与吴宓等人的回忆文章中可以得知。如此而言，王国维应聘清华学校一事的真相，应该是先有校长曹云祥初请之遭拒，后有胡适不懈之敦请，再有吴宓“执礼甚恭”之面请，这当是王国维最终决定应聘清华学校的最合理解释。 其实，关于王国维应清华学校聘请之波折，我们完全可以也应该表示理解，因为早在民国十三年（公元１９２４年）６月王国维在写给罗振玉的信中，他虽然表露出准备离开溥仪小朝廷而“闭门授徒”的想法，但也明示了他“亦不应学校之请”的当时心态： 观之yù请假者，一则因前文未遽，愧对师友；二则因此恶浊界中机械太多，一切公心在彼视之尽变为私意，亦无从言报称，譬如禁御设馆事近亦不能言，言之又变为公之设计矣。得请之后，拟仍居辇毂，闭门授徒以自给，亦不应学校之请，则心安理得矣。 既然如此，王国维对于清华学校之聘就不能不有所考虑，故经历“几请几谢”也就是情理中事了。另外，关于王国维“亦不应学校之请”的言语，似乎是专门针对北京大学而言的，因为民国十三年（公元１９２４年）４月曾有北京大学准备聘请王国维担任研究所主任一职之说，而王国维对此却表现得很冷淡或者说有些反感，这从他写给蒋汝藻的信中不难看出： 东人所办文化事业，彼邦友人颇yù弟为之帮助，此间大学（即北京大学）诸人，亦希其意，推荐弟为此间研究所主任（此说闻之日人）。但弟以绝无党派之人，与此事则不愿有所濡染，故一切置诸不问。大学询弟此事办法意见，弟亦不复措一词，观北大与研究系均有包揽之意，亦互相恶，弟不yù与任何方面有所接近。近东人谈论亦知包揽之不妥，将来总是兼容办法。兄言甚是，但任其自然进行可耳。弟去年于大学已辞其，而尚挂一空名，即以远近之间处之最妥也。 不过，王国维虽然对北京大学及其研究所包揽的做法有所“忌惮”，但当他决定脱离溥仪小朝廷并面对清华学校之盛情邀请时，他最终还是接受了清华学校之聘。当然，关于王国维最终接受清华学校之聘一事，我们似乎还应该无所讳言地承认，这时王国维既然脱离溥仪小朝廷，则表明他也此失去了原先优厚的“五品俸”，他就不能不考虑到全家人在北京的生计问题，以及他要“收召魂魄重理旧业”的物质保障，即如何使学术研究不受“生活之累”。所以，王国维在应允清华学校之聘后不久便写给蒋汝藻说： 数月以来，忧惶忙迫，殆无可语。直至上月，始得休息。现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40 章 主人在津，进退绰绰所不足者钱耳。然困穷至此，而中间派别意见排挤倾轧，乃与承平时无异。故弟于上月中已决就清华学校之聘，全家亦拟迁往清华园，离此人海，计亦良得。数月不亲书卷，直觉心思散漫，会须收召魂魄，重理旧业耳。 既然决定应清华学校之聘，王国维遂举家于民国十四年（公元１９２５年）４月１８日迁居清华园。王国维最初迁居清华园时，居住的是西院内相距不远的两处约有十多间的平房，后来才调整在一起。在这里，虽然居住条件不如城里宽敞，但环境幽雅而清净，应该是适宜做学问和教授学问的好地方，故王国维还是比较满意的。那么，清华学校是怎样一所学校，它为什么要成立国学研究所，王国维应聘后的教学和生活又是何状态呢？ 据史料记载，清华学校的前身是“游美学务处”，是满清政府利用美国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成立起来的。后来，由于留学规模扩大和人数增多等原因，又先后改称为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学堂和清华学校。民国八年（公元１９１９年），曾任民国政府外jiāo官的曹云祥接任为第三任清华学校校长，他鉴于当时京师大学堂等学校相继改为大学，遂决定将清华学校也改为清华大学，即由原先只有留美预备学校这单一体制，扩建为拥有留美预备部、大学部和国学研究所这三个部分的综合xìng大学。至于为什么要创建国学研究所，曹云祥不仅考虑到清华学校一直以来专以教授西学的历史事实，也洞悉了时代和中国社会的现实，这一点与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创建研究所国学门有相通之处，即都认识到整理国故和研究国学的重要xìng。对此，时任清华学校史学系主任刘寿民（字崇）先生关于清华学校筹建国学研究所及聘请王国维等担任导师一事曾撰文这样记述说： 清华大学初成立的时候，有一件事值得大书特书，那就是国学研究所（实称国学研究院）的创办。当时主持学校大计的人，以为清华有独立的经费，特殊的历史，应当有独特的工作，在学术上有所表现。以往清华只是留美的预备学校，所以偏重英语英文与西方文化科目。现在既改成国立大学，应当提倡国学的研究，来沟通中西的文化，用西方的科学方法、科学观念，来整理国家固有的文化。时在五四新潮之后不久，国学与科学同为当世所重视，所以清华国学研究所的成立，很受学术界的注意，所聘导师是当时一流人选，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李济诸先生，各以蜚声学术界的专门学问，来指导后进。所招收的研究生，也多是相当成熟，国学具有根柢的热心求学者。整理国故，研究古文物，孜孜努力，后来颇有几位有卓著的成绩。可惜为时不久，王、梁二师先后逝世，继者无人，喧（煊）赫一时的国学研究所，只训练了三期（实为四期）的学生，便如昙花一现，没有继续下去，日后的清华大学，还是以理工见称。 如今，虽然清华大学依然是以理工著称于世，但最初创建国学研究所时确实是盛极一时，特别是研究所一开始便云集了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和陈寅恪这著名的“四大国学导师”，简直使清华大学成为世人瞩目的国学研究中心和学术重镇。 不过，王国维初到清华时，国学研究所正处于筹建之中。当时，由于梁启超等导师没有居住在清华园内或还没有到任等原因，具体负责筹建工作的办公室主任吴宓，便经常前往王国维所居的西院寓所里请教，商谈研究所筹建及应当如何招生等有关事宜，而作为具有丰富教育实践经验的王国维也积极地出谋划策。比如，王国维提出学校“必多购置书籍”的建议，清华学校不仅采纳了这一建议，还根据研究所每位导师所教授内容的不同，任由他们自行决定购置什么样的书籍，且费用“在京校中已算第一有力矣”。比如，王国维提议招收的研究生不论学历和“来路”，务必是“国学有根柢”者。于是，第一期招收的２９名研究生中多是后来在国学方面大有成就者，如周传儒、刘纪泽、姚名达、徐中舒与何士骥等等。至于另一位曾投考清华学校国学研究所虽未能如愿但后来同样在国学方面卓有成就者蔡尚思，因为他到达北京时已经错过了招考时间，故这位由福建省德化县教育局鼎力举荐来的考生后来这样说道：“当时我还不满二十岁，又是从内地跑出来的乡下人，因赶不上考期，经过办公室主任吴宓介绍，王国维马上接见，对我慰勉有加。”后来，蔡尚思进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但他仍然经常向王国维请教，王国维也热情地予以鼓励和指导，视若自己的门生一样。例如，同年９月２４日王国维接到蔡尚思的《文稿》和信件后，便这样回信说： 前日枉顾，便知足下志趣不凡。昨日接手书，并读《文稿》，如《陈玄传》等，具有思致笔力，亦能达其所yù言，甚为欣喜。年少力富，来日正长，固不可自馁，亦不可以此自限。大稿恐无副本，即由邮局寄还。他日当尚有相见机会。 由此可见，王国维无论是招收学生还是以往结jiāo朋友，都不看重学历和来路而只重学识和人品，这也是蔡尚思先生晚年时依然对王国维崇敬有加的原因。 与招生工作同时进行的，还有研究所对各位导师所要教授指导的研究范围进行了明确分工，以及研究生应当如何选取研究题目和如何开展学术研究等内容的商定。例如，王国维指导研究的范围有：经学（《书》、《诗》、《礼》），小学（训诂、古文字学、古韵），上古史和中国文学；梁启超指导研究的内容有：诸子、中国佛学史、宋元明学术史、清代学术史和中国文学；赵元任指导研究的有：现代方言、中国音韵学和普通语言学；陈寅恪主要负责的有：年历学，古代碑志与外族有关系者之研究，摩尼教经典回纥文及译文研究，佛教经典各种文字译文之比较研究和蒙古满洲书籍及碑志与历史有关系者之研究；李济主要研究的则是中国人种考。除了以上所列指导研究内容之外，各位导师还有各自负责的普通演讲，即学生必须听讲的演讲课。例如：王国维主讲古史新证和说文练习，梁启超主讲中国通史，赵元任主讲方言学和普通语言学，还未到任的陈寅恪主讲内容暂时未定，李济则主讲人文学。至于学生应该如何选取研究题目及怎样开展学术研究的问题，梁启超曾将他与王国维共同商讨的意见作了精彩演讲： 设研究院之本意，非yù诸君在此一年中即研究出莫大成果也，目的乃专yù诸君在此得若干治学方法耳！……主张于论文或研究之外，更兼取专书研究之……研究似以先有客观材料，而以无成见地判断出之为佳。故太宽泛而专靠推论者少选。诸君择题须择定可以从一本书中得基本材料之题，然后研究之，不致棘手。……总之，本院目的，在养成诸君研究学问的方法，以长期见面机会而加以指导。 毫无疑问，这种教授方式不仅具有中国传统的书院式特色，又兼采西方科学民主之方法，实在是一种研究治学的最佳途径。当然，这与今天中国中小学乃至大学里的那种“填鸭式”教育，实在是不可同日而语，也是现今中国学术界及其他诸多领域中缺乏真正大师的还未引起世人注意到但确实不容忽视的根源。这不知算不算题外话。 一切准备就绪，清华学校国学研究所于民国十四年（公元１９２５年）９月９日正式开学，但与全体学生举行第一次茶话会则是同月的２８日。关于王国维等导师与学生们举行第一次茶话会的情景，以及学生们与他初识时的印象，于这天上午才到校的国学研究所第一期学生姚名达先生后来这样记述说： 名达始识静安先生，以乙丑八月十一日，即一九二五年九月二十八日，午后四时，清华研究院第一次师生茶话会，出席者达五十余。名达方以是日午前到校，举目无亲，逢人辄询姓名，而又素不识先生。见有布袍粗褂，项后垂辫者，私心骞想，“此岂李济先生耶？”须臾，主席致辞，并一一介绍，始知久仰而素昧者，即为此老，聆其声，望其貌，盖忠厚人，可与语，然面生口涩，终席不敢启齿也。又明日，午前九时，受先生课《说文》，始惊其妙解，而有从学之心。课后，以旧在南方大学所考《孔子适周究在何年》求正于先生。是篇以确实之证据，摧破前人鲁昭公二十年、二十四年、三十一年之说，而断为七年或十年。先生阅毕，寻思有顷，曰：“考据颇确，特事小耳。”随手翻次篇《易之定义》，名达以说未定阻之。因叩读书求学之法，尽兴而别。自是颇有志于训诂考证。 确实，这时的王国维不仅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而且学术涵养和成就都可以说是达到了他自己也是中国当时相关学界的顶峰。试想，以王国维这学养精深的学术大师来指导青年学子，岂能不因为游刃有余而受到学生的崇敬并大获裨益。再如，清华学校国学研究所第一期研究生徐中舒先生后来回忆说： 民国十年，余在上海得瑞安孙仲容先生所著书，其《名原》一篇，雕刻窳劣，所引古文字，率以墨钉替之，每一执卷，辄难卒读，因广搜彝器款识龟甲兽骨文字以补其阕，遂得上虞罗氏所刻雪堂、云窗两丛书及英人哈同所刻“广仓学丛书”中，得读先生所著书不下数十种，于是始知并世学者中乃有谨严精深之大师如先生其人者。民国十四年秋，北京清华学校研究院国学门成立，延先生主讲席，余遂决然前往就学，yù以偿积年愿见而无缘相见之大师焉。初，余在南中颇闻先生尚留辫发，至是验之而果然。先生体质瘦弱，身着不合时宜之朴素衣服，面部苍黄，鼻架玳瑁眼镜，骤视之几若六十许老人，态度冷静，动作从容，一望而知为修养深厚之大师也。时先生方讲《古史新证》，以钟鼎款识及甲骨文字中之有关古代史迹者，疏通而证明之，使古史得有地下材料为之根据，此为先生平生最著名之研究。盖取旧作《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续考》、《殷周制度论》诸篇，增定而成。先生口cāo浙江音之普通话，声调虽低而清晰简明可辨。当先生每向黑板上指示殷虚文字时，其脑后所垂纤细之辫发，完全映于吾人视线之前，令人感到不可磨灭之印象焉。 在这里，徐中舒先生不仅谈到了自己就学于王国维门下的经过，而且还提到了“先生平生最著名之研究”《古史新证》。确实，《古史新证》是王国维多年来学术研究的一个总结，其中不仅收录有他代表当时一些学术领域中的最高成就，也有其为了向学生讲授时而重新总结的新成果，例如“二重证据法”的明确提出。关于《古史新证》和“二重证据法”，王国维在清华学校国学研究所每周讲授一小时的课程中，就曾于开篇总论中这样讲道： 研究中国古史，为最纠纷之问题，上古之事，传说与史实混而不分，史实之中，固不免有所缘饰，与传说无异，而传说之中，亦往往有史实为之素地，二者不易区别，此世界各国之所同也。在中国古代已注意此事……至于近世，乃知孔安国本《尚书》之伪，《纪年》之不可信，而疑古之过，乃并于尧、舜、禹之人物而亦疑之。其于怀疑之态度及批评之精神，不无可取。然昔于古史材料，未尝为充分之处理也。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 这就是王国维所创建的极为著名而严谨的“二重证据法”，它不仅是一个极其严密的实证论科学之体系，也是至今研究古史学者的不二之法门。在《古史新证》中，王国维于总论之下分设有“禹”、“殷之先公先王”、“商诸臣”和“商之都邑及诸侯”四个部分，这四个部分都是运用“二重证据法”而获得成功的范例。在这里，限于篇幅等原因，关于《古史新证》和“二重证据法”不能赘述，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翻阅《王国维文集》领略其中的哲思与学术魅力。 不过，在此虽然不能详细解析“二重证据法”之精深内涵，但回顾前文仍不难洞悉王国维独特治学之方法，这在他任教清华学校时同样有着淋漓的体现。例如，民国十五年（公元１９２６年）３月清华学校国学研究所准备招收第二期学生之前，办公室主任吴宓便请王国维、梁启超和赵元任三位导师拟定相关考题。按说，无论是论年龄、地位还是资望及领导能力，能言善辩的梁启超都当之无愧地应该名列首位，而梁启超却对３０年前就仰慕自己大名而到《时务报》“谋生”的王国维则谦让有加，并竭力向校方举荐王国维为研究所的首席导师，自己则自愿退居于王国维之后。据说，梁启超在教学过程中如果遇到学生提出疑难之问时，他总是一句“可问王先生”，处处体现出他对王国维的尊敬和推崇。同样，既然连梁启超都对王国维如此尊敬，四大导师中的另外两位则更以后学自居，特别是陈寅恪更是将梁启超和王国维当作长辈来看待，处处表现得谦恭有加。所以，当吴宓向几位导师请教拟定考试题目时，居住在城内的梁启超则特意给王国维写信请他出题，然后两人再共同讨论商定。于是，以王国维素有认真负责的行事态度，当他接到梁启超的信件后，不仅很快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41 章 便拟好了考试题目，并主动寄给梁启超与其协商。关于王国维的这封信件，虽然今天已经无法查找，但通过梁启超的回信内容仍不难看出其中一些内情来： 尤惧者有天才至美而与考题前所发问者漏缺注意，则jiāo臂失之，深为可惜。鄙意研究院之设，在网罗善学之人，质言之，则知治学方法而其理解力足以运之者，最为上乘。今在浩如烟海之群籍中出题考试则所能校验者，终不外一名物，一制度之记忆。幸获于遗珠，两皆难矣。鄙意于采一变通方法，凡应考人得有准考证者，即每科指定一两种书，令其细读，考时即就所指定之书出题，例如史学指定《史通》、《文史通义》或《史记》、《汉书》、《左传》皆可。考时即在书中多问难，则其人读书能否得闻最易检验，似较泛滥无归者为有效。若虑范围太窄，则两场中一场采用此法，其他一场仍泛出诸题，以觇其常识，以未始不可。 由此可见，王国维和梁启超两位大师所要招考的学生，并不是今天那种只会死啃书本的应试之人，而是懂得如何读书及治学之道者，这无论如何也是高明智慧之举措。于是，经过王国维和梁启超这两位学术大师的几次商讨之后，清华学校国学研究所第二期招生的考题终于拟就。接着，今天的我们便看到了当时考生姜亮夫（字寅清）先生参加面试时的这段别开生面的情景回忆： 过了几天，清华教务处通知我去面试。到约定日期我到了清华。任公（梁启超）先生亲自接见，问我：“松坡（蔡锷）先生是你什么人？”我说：“是我父亲的上司，我父亲曾在松坡先生底下做事。”他又说：“廖季平（廖平）先生是不是你老师？”我说：“是的。”他问还有哪些老师，我就约略地说了一下，他都晓得，他说：“这些先生都很好，你为什么不在成都高师读下去？”我回答说，成都高师我已经毕业了。他说：“好，我就让你补考吧！”接着就给我出了题目：《试论蜀学》。当即我就写了二三千字的文章jiāo上去。任公先生一边看一边微微地笑着，有时点点头。看完了，他说：“姜寅清，你这篇文章说明你在四川读书时是个用功的人，许多四川老先生的书你都认真读的，文章写得也有趣味，教你写文章的是哪位先生？”我说：“是林山腴（林思进）先生。”他说：“不怪，他是诗人，他的文章也写得很好。”这时是上午十时多，他叫我休息一下，到十一点多，有人来领我去厨房吃饭，饭后休息一下就接着考王静安先生的课。静安先生在里面担任的是“小学”，他出的题目都是“小学”的题目。在这之前，太炎先生的《章氏丛书》我曾反复精读，有一些心得，所以静安先生问我的许多问题，我都没有答错，但都是一家之言。静安先生看了我的卷子以后，便说：“你可是章太炎先生的学生？”我说：“不是，我是四川来的。”他说：“四川来的，怎么说的都是章太炎先生的话呢？”我说因为假期要升学，所以突击看了一部《章氏丛书》。“《章氏丛书》你看得懂吗？”我说：“只有一二篇我看不懂，别的还可以看得懂。”王先生连声说：“好的，好的，你等一会儿。”他的办公室和任公先生的办公室只隔一道板壁，中间有一道门相通，他就告诉他的助手赵万里先生说：“你去跟任公先生讲，姜亮夫这个学生我看可以取。” 就这样，姜亮夫先生便成为清华学校国学研究所的第二期研究生，从此也得到了王国维等导师们的严格学术训练。对此，姜亮夫还有一段回忆： 一到先生（指王国维）的办公室，先生就说：“那份卷子是你的，你的声韵、训诂不错，文字方面还不够，今后怎么办？”我说：“请先生指导。”王先生说：“课题要自己选定！”过了三天，我把选定的三个题目送给先生看，其中第一个是诗经韵谱，第二个是诗骚联绵字考，第三个是广韵研究。王先生看了题目后问我：“广韵如何研究？”我的回答先生不满意。他沉默片刻后说：“我看搞诗骚联绵字考吧！”他接着便把自己研究这方面的“谱”（提纲）拿出来给我看。得了先生的指点，我的方向明确，大体框架结构有了底，有关这方面的材料我开始注意起来了。 确实，王国维在清华学校的教授过程中，除了对学生要求严格之外，他还十分讲求“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实事求是的教学态度。例如，清华学校国学研究所首期招收的研究生周传儒先生曾这样说道： 研究生要写论文，要质疑，要商酌题目。他（即王国维）所提出论文题目，为《诗经》中联绵语（词）之研究，古音韵的研究，历代度量衡之研究，共和以前历史年代考等文。研究生有自拟题目者，亦热忱加以指示，平时质疑问难，极能实事求是，他掌握的，不惮详细反复解释，没有掌握的就说“弗曾见过”，“阿拉弗晓得格”。这真是古人所谓“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从不放言高论，更不攻击古人，不议论他人长短，不吹嘘，不夸渊博，不抄袭他人言论。 当然，以王国维一贯“忠于事”的认真态度，他在教学中严格遵照国学研究所的有关规定，并没有采取应聘之初所约定的“行动极自由”而行事。例如，周传儒先生还曾这样回忆说： 上课从不迟到，亦不早退，风雨无阻。不说废话，以说明题旨为度。他人已说过的东西，从来不抄袭，不掠美，不诋毁，说话负责，做事负责，是一个地地道道、扎扎实实的君子。同学住的地方，不来。来就是上课，上完课就走。他家住在西院，同学住新大楼，相距二三里。同学们常去看他，质疑请益，他必竭诚相告。遇有不知道的事，他就说“弗晓得咯”。没有一次掩饰。他写字工整，小而秀，但不讲究碑帖，不成一家。 王国维在清华学校国学研究所的两年间，他除了自己在西北历史地理和蒙古史等领域进行学术研究之外，主要将时间都用在了教授学生如何进行学术研究等方面。例如，周传儒先生回忆王国维的教学活动时说： 王海宁在清华的学术活动，首在讲书，先后教学两年，曾讲说文后序，说文部首。揭示治中国学，非通说文不可；群经讲尚书，尚书凡五十几编，真伪各半，一般说，今文大致可信，古文全部不可信。汉鲁共王壁中书，晋梅赜所上书，皆伪。阎若璩论之綦详。海宁从经学、小学、史学方面，抓梳考证之，何者可信，何者可疑，皆有卓见。诗经问题少，常提而不讲。三礼中，否定周礼，以礼记为晚作，独仪礼十七篇，曾一一解释。 由此可见，王国维在清华学校国学研究所教学中的严谨和负责。另外，清华学校国学研究所第一期共招收研究生２９人，其中有直接接受王国维指导的研究者，也有虽然没有直接受业于王国维门下的，但他们都在普通讲演中同样沐浴了王国维精深学养的滋润，故兹录这２９人当年研究课题如下，以便人们从中辨识出他们请益王国维等学术大师期间的治学轨迹： 杨筠如尚书古、媵、春秋时代之男女风纪。 余永梁说文古文疏证、殷虚文字考、金文地名考。 程憬二程的哲学、先秦哲学史的唯物观、记魏晋间的哲学。 吴其昌宋代学术史（天文地理金石算学）、谢显道年谱、朱子著述考、三统历简谱、李延年年谱、程明道年谱、文原兵器篇。 刘盼遂说文汉语疏、百鹤楼丛稿。 周传儒中日历代jiāo涉史。 王庸陆象山学述、四海通考。 徐中舒殷周民族考、徐奄淮夷群舒考。 方壮猷儒家的人xìng论、章实斋先生传、中国文学史论。 高亨韩非子集解补正。 王镜弟书院通徵。 刘纪泽书目考、书目举要补正。 何士骥部曲考。 姚名达邵念鲁年谱、章实斋之史学。 蒋传官曾涤生胡泳芝之学术思想、春秋时代男女之风纪。 孔德外国音乐流传中国史、会意解、汉代鲜卑年表。 赵邦彦说苑疏证。 黄淬伯说文会意字、两汉经学史。 闻惕辜庵丛稿、尔雅释例。 汪吟龙文中子考信录、左传田邑移转表。 史春龄孟荀教育学说。 杜钢百周秦经学考。 李绳熙唐西域传之研究。 谢星郎春秋时代婚姻之种类、春秋时代恋爱问题、春秋时代亲属间的婚姻关系。 余戴海孟荀学说之比较。 李鸿樾金文地名之研究。 陈拔颜李四书字义。 冯德清匈奴通史。 列举清华学校国学研究所第一期研究生名单及其研究内容，不难看出研究所的学术研究宗旨及研究方向，当然也可得知王国维等导师所教授的成果。确实，王国维在清华学校两年间可以说是学术上日臻精深，生活上稳定而舒适。然而，这种丰硕宁静的生活状态，却在民国十五年（公元１９２６年）９月被一场家庭变故彻底打破了，并因此还导致了王国维与罗振玉这两位在诸多方面都结下深厚渊源老友的彻底决裂。 第二十五章 罗王之裂 民国十五（公元１９２６年）９月２６日，王国维最为钟爱的长子王潜明不幸在上海病逝，这成为王国维与罗振玉这对亲家兼３０年莫逆之jiāo决裂的导火索。 王潜明是王国维与结发之妻莫氏所生，是海宁王家的长房长孙，可以说是寄托了王家特别是王国维的极大期望，也得到了王国维的特别器重和教养，这从王国维写给王潜明的诸多信件中可以明了。不过，王国维并不希望王潜明及另外几个儿子继承父业，而是鉴于自己一生为生活所累到处辗转的境遇，总希望他们能“学以谋生”，也就是说拥有一技之长以保障将来生活的需要。当然，王国维并不是实用功利主义者，他在教导长子王潜明要“学有专长”的同时，非常重视对其进行中国传统文化的教养，使其不致成为只会办理具体事务而没有文化修养之俗人。所以，当王潜明于民国八年（公元１９１９年）由上海工部局所属的育才公学肄业后，遵照父亲意愿虽然放弃已经通过了的香港大学高等考试，而是重新投考海关这一“铁饭碗”，并从报考海关近３００名考生中脱颖而出，成为上海海关录取１２名职员中之一员。对于这一喜讯，王国维非常兴奋地写信告诉亲家罗振玉说：“此次得一职业，使身有所归，甚为幸事。但愿以后循分而进，则其一生幸福较我辈为多矣。”同时，王国维还提醒长子王潜明在进入海关工作之后，不能陷入“只能记阿拉伯数字及地名、船名”的境地，而丢弃原先养成读书学习的好习惯。确实，王潜明没有辜负父亲王国维的期望，“虽服务海关，然平日游心文史”，是一个有着深厚文史功底的有修养之人。当然，能够进入海关工作，不仅在王潜明时代即便是今天，也是一个令人羡慕的工作岗位。例如，王潜明进入海关工作第一年的月薪是４０元，第二年月薪为５０元，七年后即到了民国十五年（公元１９２６年）时，王潜明的月薪已经达到了１４３元，这相当于清华学校国学研究所助教月薪的两倍还要多，这无论如何也够得上是一个高级“白领阶层”了。 然而，王潜明与罗振玉之三女罗孝纯自民国七年（公元１９１８年）结婚后，虽然夫妻俩情深意笃，也最受王国维和罗振玉两位父亲大人的关爱，但他们所生的两个女儿则先后夭折，这不能不让王潜明与罗孝纯这小夫妻俩的心里尝受丧女之痛。另外，王潜明与罗孝纯这小夫妻俩的xìng格都很要强，至今虽然没有资料表明他们之间发生过什么摩擦，但由民国八年（公元１９１９年）王潜明调往天津海关工作时坚决不愿住在罗家的举动可见一斑，而从罗孝纯后来不愿接受海关抚恤金的坚持己见中也不难得知其脾气中的倔强一面。民国十四年（公元１９２５年）５月，当王国维已经应聘清华学校国学研究所导师后，王潜明也奉命调回到上海海关工作。同年７月，罗孝纯在婆母即王潜明的继母潘氏陪同下，来到上海与王潜明团聚。不料，一年后即民国十五年（公元１９２６年）６月王潜明突然生病，经过一番混乱的医治后，病势终未见好。关于王潜明的病状及治疗等情况，作为父亲的王国维十分挂念，但他却只能从罗振玉处获知消息。例如，王国维于同年９月２２日即中秋节的第二天给罗振玉发了一封快件进行询问，罗振玉随即于２３日回信谈及了王潜明的一些情况： 顷奉到快信，闻伯深病事。渠于六月猝病，痛泻甚剧，医治未复元，即赴海关，上月致又发热。中医谓是温病，林洞省谓类似肠窒扶斯（注：伤寒），已而又言非是，有时又言似是。舍弟因其捉摸不定，乃劝服中医yào，热已退，闻因吃馒首又小反复（渐热渐泻），乃改延林洞省，乃令断食两旬余（但服米汁）。伯深信之，又打约针，肠微下血，惟又言体弱，仍服yào不能打针，但仍须断食旬余。肠病不可食干，因不易消化，此乃定理（前吃馒首诚太过，此刻久久禁食又过矣）。若矫枉过正，致胃气虚极，亦非正法。弟前领服荷米□代yào（扶胃固本，亦流汁也），伯深信林太过，不肯服。昨又作函劝之，不知有效否？渠夫fùxìng皆偏执，无如何也。恐公不知（小女侍疾甚忙，未必得暇作禀），故内人前以舍弟书致亲家太太，想已知其大概矣。舍弟与渠居密迩。弟托渠就近招呼，并由渠处男仆往，帮同招呼，故舍弟时有信来。弟实放心不下，然亦但有托舍弟，而伯深亦不听舍弟所说，真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42 章 无可奈何也。 在这里，我们可知王潜明不仅断断续续生病达三个多月之久，而且其病症始终没有得到确诊，不确诊自然不能对症下yào，于是中医和西医轮流医治，这很显然是治病之大忌。果然，接到罗振玉这一回信的同时，王国维也收到了长子王潜明病危的告急电报，于是王国维立即前往上海看视。遗憾的是，当王国维心急火燎地赶到上海时，他最钟爱的长子王潜明已经病入膏肓，遂于当天即民国十五年（公元１９２６年）９月２６日不幸病逝。 面对长子王潜明年仅２７岁竟病逝而去，王国维简直是悲痛yù绝，“逢相识即告以长子死矣”，精神受到了极大的刺激和损害。然而，就在王国维在上海办理王潜明的丧事并沉浸在长子早逝的无尽悲痛中时，亲家罗振玉也从天津赶到了上海，并在女婿王潜明入殓后带着自己的女儿罗孝纯不辞而别先行回了天津。罗振玉的这一举动，使正处在老年丧子这一人生大悲中的王国维，从心里面感到极为不满。对此，王国维的女儿王东明女士后来回忆说： 父亲最爱大哥，大哥病逝，给父亲很深的打击，已是郁郁难欢，而罗振玉先生又不声不响地偷偷把大嫂带回娘家，父亲怒道：“难道我连媳fù都养不起？”然后把大哥生病时医yào花费全汇去罗家，他们寄还回来，父亲又寄去，如此往复两回，父亲气得不言语，只见他从书房抱出了一叠信件，撕了再点火焚烧。我走近去看，见信纸上款写着：观堂亲家友（有）道…… 由此可见，先是罗振玉损害了王国维的感情，后来才有王国维寄还医yào费之举。而随后，随着两位亲家关于海关发放给的抚恤金归属问题，展开了你来我往的书信辩论。在书信辩论中，双方的言辞逐渐激烈并上升到知识分子都极为看重的人格方面，从而最终导致近三十年的深厚友情和学术情谊的彻底决裂。在此，笔者不想妄加评判以误导读者，故摘录王国维与罗振玉往来信件中部分内容，请读者自评。 民国十五年（公元１９２６年）１０月２４日，王国维料理完长子王潜明的后事回到北京后给罗振玉写了这样一封信： 维以不德，天降鞠凶，遂有上月之变。于维为家子，于公为爱婿。哀死宁生，父母之心彼此所同。不图中间乃生误会，然此误会久之自释。故维初十日晚过津，亦不复相诣，留为异日相见之地，言之惘惘。 初八日在沪，曾托颂清兄以亡儿遗款汇公处，求乞代为令媛经理。今得其来函，已将银数改作洋银二千四百二十三元汇津，日下当可收到。而令媛前jiāo来收用之款共五百七十六元（镯兑款二百零六元五角，海关款二百二十六元五角，又薪水一个月一百四十三元），今由京大陆银行汇上，此款五百七十七元与前款共得三千元正，请公代为之全权处置。因维于此等是向不熟悉，且京师亦非善地，须置之较妥之地，亡男在地下当为感激也。 在这里，王国维不仅透露了他于“初八日”即民国十五年（公元１９２６年）１０月１２日亦即他从上海返回北京的前一天，委托他在上海的老朋友金颂清将海关发放的２４２３元抚恤金从银行汇给了罗振玉，又将儿媳罗孝纯jiāo来的“收用之款”５７６元于当日寄还。另外，王国维在信中还表示“此次北上旅费，数月后再当奉还”，“领媛零用，亦请暂垫”。由此可见，王国维如此果决地处理抚恤金及“收用之款”，并谈到偿还其他借款一事，足以表明王国维不仅具有旧时学者所看重的“面子”问题，而且鲜明强烈的个xìng意识展露无余。在信中，王国维虽然没有明确说明他们之间在上海到底发生了怎样的误会，但他还是真诚地希望将误会“留为异日相见之地”解决。不料，就在王国维这封信发出的当天，家中男仆冯友从上海运送家具到天津时，带回了罗振玉于此前三天即１０月２１日的来信： 冯友来，jiāo到由沪运来的小女家具，照单收到。……顷又由颂清寄到（原函奉览）大札，并汇来伯深恤金等二千四百廿三元，虽已遵来示告小女，而小女屡次声明不用一钱，义不可更强，汇条暂存敝处……千万请公处置…… 对于罗振玉信中谈到其女儿罗孝纯不愿接受抚恤金一事，王国维于１０月２５日的回信中以长辈身份为儿媳的将来作了打算： 昨函甫发而冯友回京，jiāo到手书，敬悉一切。令媛声明不用一钱，此实无理。试问亡男之款不归令媛，又当谁归？仍请公以正理谕之。我辈皆老，而令媛来日方长，正须储此款以作预备，此即海关发此款之本意，此中外古今人心所同，恐质之路人无不以此为然者也。京款送到后，请并沪款，一并收存，将原折jiāo与或暂为收存，此事即此已了，并无首尾可言。 三天后，即１０月２８日罗振玉在回信中言辞开始变得有些激烈而尖刻地说： 两奉手书，已悉一切。颂清汇来之款须取保，方拟待尊复取汇，而又由大陆汇款来（今午到），殊非下走之意。然既已汇至，但有取出，合前款共得三千元。两次来谕，遵示小女，而小女信誓不渝，未可在强之，此亦所谓匹夫匹fù之愚，圣人之所许也。既尊示以北京非安稳之地，弟当代存此间兴业，但存款须有印鉴，请将公号印寄下，至存放以后，存据当专人送京，京地虽丕变，此一纸随时可携身畔也。弟迩来于家事亦渐图卸肩，小女在此，以鬻书之资一部分给之，不至饥寒，其昆季尚非甚谅薄者，日后当不至休戚不相顾也。 面对罗振玉的这样一封回信，承受丧子之痛的王国维感到自己在人格上受到了蔑视，于是于１０月３１日写就了一封措辞同样激烈的回信： 昨奉手书，敬悉种切。亡儿遗款，自当以令媛之名存放。否则，照旧时钱庄存款之例，用“王在记”亦无不可。此款在道理、法律，当然是令媛之物，不容有他种议论。亡儿与令媛结婚，已逾八年，其间恩意，未尝不笃，即令不满于舅姑，当无不满于其所夫之理，何以于其遗款如此之拒绝？若云退让，则正让所不当让；以当受者而不受，又何以处不当受者？是蔑视他人人格也。蔑视他人人格，于自己人格亦复有损。总之，此事于情理皆说不过去，求公再以大义谕之。此款即请公以令媛名存放，并将存据jiāo令媛。如一时不易理谕，即暂请代其保存。此间非保存之地，如掠夺事起，未有不搜索身畔者，故虽一纸，亦不妥也。 按说，王国维的这封虽然措辞也较激烈，但是主要内容依然停留在家事上，总的来说还是比较委婉的，而罗振玉于１１月３日发来的信件中不仅针锋相对，而且还翻出了３０年的旧事，俨然就是一封绝jiāo信了： 弟公垂jiāo三十年。方公在沪上，混豫章于凡材之中，弟独重公才秀，亦曾有一日披荆去棘之劳。此三十年中，大半所至必偕，论学无间，而根本实有不同之点。圣人之道，贵乎中庸，然在圣人已叹为不可能，故非偏于彼，即偏于此。弟为人偏于博爱，近墨；公偏于自爱，近杨。此不能讳者也。 至小女则完全立于无过之地。不仅无过，弟尚嘉其知义守信，合圣人所谓夫fù所能，与尊见恰得其反。至此款，既承公始终见寄，弟即结存入银行，而熟筹所以处之之策。但弟偏于博爱，或不免不得不尊旨耳。 如今，关于王国维是如何回复罗振玉这一绝jiāo信的，由于信件的佚失已经无从知晓，但从罗振玉于１１月１１日的再回信中我们不难看出王国维回信中的大致情况： 奉手书敬悉。亦拳拳以旧谊为重，甚善甚善。弟平日作书不逾百字，赋xìng简拙，从不yù与人争是非，矧在今日尚有是非可言耶？以来书严峻，故尔云云，殊非我心所yù也。此款既由弟代管，拟以二千元贮蓄，为嗣子异日长大婚学费，余千元别有处置之法，以心安理得为归，不负公所托也。 由此可见，因为王国维在抚恤金问题上的固执己见和他“以旧谊为重”的拳拳之诚，罗振玉终于表示了妥协。不过，在罗振玉的信中，他谈到了将两千元作为嗣子“长大婚学费”一事，不能不在此说明。原来，在长子王潜明病逝后，王国维按照当时的旧俗，将次子王高明之子王庆端过继给了王潜明年仅２４岁的遗孀罗孝纯为子，这就是罗振玉在信中提到嗣子一事的背景。然而，非常遗憾的是，王庆端过继给罗孝纯后亦早殇。 经过这番书信往来争辩后，王国维与罗振玉这对亲家兼３０年好友从此再无jiāo流。半年后，王国维在颐和园昆明湖蹈水自尽，罗振玉闻讯后则愧疚万分地说：“静安以一死报知己，我负静安，静安不负我。”然而，这种忏悔对于王国维和中国学术界而言，都已经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了，因为这不仅挽回不了王国维正值学术黄金时期的盛年生命，也弥补不了因为王国维的逝去而给中国乃至世界学界所带来的巨大损失。 这就是悲剧！而悲剧的起因仅仅是家庭琐事，例如罗振玉的长孙罗继祖先生后来追忆罗、王之间最初发生误会时说： 潘夫人处置善后偶尔失当，姑母（指罗孝纯）泣诉于祖父，祖父迁怒于王先生，怪他偏听fù言，一怒而携姑母大归。……三十年夙jiāo感情突然破裂，原因是祖父脾气褊急，平日治家事事独断，而王先生xìng格却相反，平日埋头治学，几于不过问家政，一切委之阃内。在这种情况下，王先生既难于向老友剖白衷情，而祖父又徇一时舐犊之爱，竟至弃多年友谊于弗顾，事情闹僵，又没有人从中转圜，以至京津虽密迩，竟至避面，直到王先生逝世。 按说，这确实只是一些家庭琐事，如果双方都能够冷静地换位思考的话，事情也许不会发展到后来的这种局面。特别是罗振玉的那封绝jiāo信，可以说是直接损害了两个人的友谊和王国维的感情，也是王国维后来走向自沉之路不容忽视的一个因素。对此，王国维之女王东明女士后来这样解析说： 任何一句，无不伤人自尊，不是常人所能忍受的。也由此，使我想到被父亲焚去的信件，当有更甚于此者。再从父亲给罗氏的信来看，无不婉转谦抑，委曲求全，未发现有恶言相向的。我常常痴想，如果二人不失和，父亲伤心时得到挚友的劝解慰藉，迷惘时获得劝解宣泄，或可打消死志，拉一把与推一把，其结果就不可以道里计了。 然而，现实很多时候并不会按照人们的假想去发生，何况这还是王东明女士的“痴想”呢。就此，我们该走进王国维那寂寥而惶恐的“五十初度”了。 第二十六章 五十初度 民国十五年（公元１９２６年）１２月３日，是王国维旧称“五秩初度”之辰，可这时距离长子王潜明病逝仅仅两个月零几天，而与老友罗振玉发来绝jiāo信也只有一个月的时间。在这样悲痛伤感的日子里，清华学校国学研究所的同仁和学生们非常理解王国维的心绪，所以这个寿诞之辰显得冷清而有些特别。对此，姚名达先生后来这样追忆说： 十二月三日，即夏历十月二十九日，实为先生五秩初度之辰，先生方以理长子丧事自南方归未久，同人展拜于堂，未暇有以娱先生，仅倩贵阳姚茫父绘画为寿。又七日，先生招同人茶会于后工字厅，出历代石经拓本相示，同人啧啧嗟赏，竞提问语，先生辩答如流，欣悦异昔，始知先生冷静之中固有热烈也。 在这里，姚名达先生虽然就此得知了“先生冷静之中固有热烈”之情怀，但那毕竟是在王国维“五秩初度”的七天之后。那么，王国维在七天之前也就是他“五秩初度”之日又想了些什么呢？ 在这样特殊而寂寥的日子里，王国维也许首先想起了公元１９１９年３月３０日这一天。是的，这是亦师亦友沈曾植老先生的七十寿庆之日，这一天王国维敬献的贺礼与众不同，因为这只是一篇文章《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不过，这实在不是那种一般xìng的应酬文字，这是王国维对清一代近三百年学术变迁的深刻透视，也是从学术角度对挚友沈曾植老先生的高度推崇： 我朝三百年间学术三变：国初一变也，乾嘉一变也，道咸以降一变也。顺康之世，天造草昧，学者多胜国遗老，离丧乱之后，志在经世，故多为致用之学。求之经史，得其本原，一扫明代苟且破碎之习，而实学以兴。雍乾以后，纪纲既张，天下大定，士大夫得肆意稽古，不复视为经世之具，而经史小学专门之业兴焉。道咸以降，涂辙稍变，言经者及今文，考古者兼辽金元，治地理者逮四裔，务为前人所不为，虽承乾嘉专门之学，然亦逆睹世变，有国初诸老经世之志。故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窃于其间得开创者三人焉，曰昆山顾先生（顾炎武），曰休宁戴先生（戴震），曰嘉定钱先生（钱大昕）。国初之学创于亭林（顾炎武的字），乾嘉之学创于东原（戴震的字）、竹汀（钱大昕的字），道咸以降之学，乃二派之合，而稍偏而至，其开创者仍当于二派中求之焉。盖尝论之，亭林之学，经世之学也，以经世为体，以经史为用。东原、竹汀之学，经史之学也，以经史为体，而其所得，往往裨于经世。盖一为开国时之学，一为全盛时之学，其涂术不同，亦时势使之然也。道咸以降，学者尚承乾嘉之风，然其时政治风俗已渐变于昔，国势亦稍稍不变，士大夫有忧之而不知所出，乃或托于先秦西汉之学，以图陈夫古者，不必尽如古人之真，而其所以切今者，亦未必适中当世之弊，其言可以情感，而不能尽以理究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43 章 。如龚（即龚自珍）、魏默深（即魏源）之俦，其学在道咸后，虽不逮国初乾嘉二派之盛，然为此二派之所不能摄其逸而出此者，亦时势使之然也。今者时势又剧变矣，学术之必变，益不待言。世之言学者，辄伥伥无所归，顾莫不推嘉兴沈先生（即沈曾植），以为亭林、东原、竹汀俦也。先生少年，固已尽通国初及乾嘉诸家之说，中年治辽、金、元三史，治四裔地理，又为道咸以降之学，然一秉先正成法，无或逾越。其于人心世道之污隆，政事之利病，必穷其原委，似国初诸老；其视经史为独立之学，而益探其奥，拓其区宇，不让乾嘉诸先生。至于综览百家，旁及二氏，一以治经史之法治之，则又为自来学者所未及。若夫缅想在昔，达观时变，有先知之哲，有不可解之情，知天而不任天，遗世而不忘世，如古圣哲之所感者，则仅以其一二见于歌诗，发为口说，言之不能以详，世所得而窥见者，其为学之方法而已。夫学问之品类不同，而其方法则一。国初诸老，用此以治经世之学，乾嘉诸老，用之以治经史之学，先生复广之以治一切诸学，趣博而旨约，识高而议平，其忧世之深有过于龚、魏，而择术之慎不后于戴、钱，学者得其片言具其一体，犹足以名一家，立一说，其所以继承前哲者以此，其所以开创来学者亦以此，使后之学术变而不失其正鹄者，其必由先生之道矣……己未二月，先生年正七十，因书先生之学，所以继往开来者以寿先生。 然而，四年前即公元１９２２年１１月２１日沈老先生已驾鹤西去。当时，大为恸哭的王国维挥毫写下了这样的一副挽联：“是大诗人，是大学人，是更大哲人，四昭炯心光，岂谓微言绝今日；为家孝子，为国纯臣，为世界先觉，一哀感知己，要为天下哭先生。”在怀想与沈曾植老先生jiāo往几年间的点点滴滴中，王国维恍惚地又想起了几个月前的一个特别日子，那是当年即公元１９２６年７月３１日，这是好友密韵楼主人蒋汝藻的５０寿诞之日。当时，王国维应蒋汝藻之子蒋▲孙之邀，同样饱蘸深情地为好友蒋汝藻写了一篇“寿序”。在这篇“寿序”中，王国维十分感念蒋汝藻当年在上海时为自己学术研究提供了极为丰富的藏书，以及后来出资为自己刊印《观堂集林》之情谊，同时也对因密韵楼藏书散失而心绪变得寂寥的好友进行真诚地劝慰： 余与乐庵居士生同岁，同籍浙西，宣统之初又同官学部，顾未尝相知也。辛亥后，余居日本，始闻人言今日江左藏书有三大家，则刘翰怡京卿，张石铭观察与居士也。丙辰之春，余归海上，始识居士，居士亢爽有肝胆，重友朋，其嗜书盖xìng也。余有意乎其为人，遂与定jiāo，由是得尽览其书。居士获一善本，未尝不以诏余，苟有疑义，未尝不与相商度也。余家无书，辄假诸居士，虽余椠明钞，专一力取之，俄顷而至。癸亥春，居士编其藏书目既成，又为余校刊《观堂集林》，未就，而余奉入直南斋之命。居士颇庄余行，余甚感居士意，而义不可辞，遂夙驾北上，逾年而遭甲子十月十日之变，自冬徂春，艰难困辱，仅而不死，而居士亦以贸迁折阅，至乙、丙间，遂亡其书。余在海上时，视居士之书犹外府也。闻其书亡，为之不怡者累日，顾苦无语以慰居士。岁六月，居士之子孙贻余书曰：家君今年五十矣，近颇寥落，丈盍作诗以宽之。余废诗久，无以塞孙意。因念孙年甫逾冠，濡染家学，嗜书不亚于居士，其于旧椠，若南北宋之别，浙本建本之异同，一见即能辨之；又嗜古器物，其所私蓄若唐镂牙尺，若金元钞板，皆宇内绝品。以余所见，南北名家之子弟，有出其家藏孤本以营差阕者，有鬻其宋椠书而月置数妾者，今观于孙，而知所以寿居士之道矣。盖往而必复者，天之道也；困而后作者，人之情也。自宋以来，吾浙藏书家以湖州为最盛，然其聚散亦屡矣，居士之先世亦曾亡其书矣，居士勤勤搜讨，二十年间蔚为大家，有光前人，故余曩为居士作《传书堂记》，谓石林、直斋之书久为煨烬，而今有张、刘诸家；茹古精舍、求是斋之书十不存一，而今有居士。盖一乡一家之遗泽，虽百世而未有艾也。今居士之书虽亡，而嗜书之心未衰，又嗜书之人继居士而起者，固已崭然见头角矣。然则，居士他日之所获，安知不倍蓰于今之所亡，如密韵楼之于茹古精舍者乎？爰书是以寿居士，并以为之券，居士闻是言，其莞尔而尽一觞乎！ 在这篇“寿序”中，王国维虽然是为了宽慰心情寥落的好友蒋汝藻，但他言辞恳切而真挚，没有半句虚哗浮弄之语。如此，当蒋汝藻接到这一“寿序”时，一定会如王国维之所愿，自当“莞尔而尽一觞”也。然而，今天是自己的“五秩初度”之时，可又有谁来宽慰我王国维同样寂寥且悲痛之心呢？没有！是的，不仅没有人来宽慰王国维这颗已经伤痕累累之心，而且摆在案头的竟是自己结jiāo近三十年之挚友兼亲家罗振玉发来的绝jiāo书！对，还有罗振玉这位与自己有着近三十年深厚jiāo谊的挚友兼亲家，王国维想起了去年八月罗振玉６０寿诞时他前往天津为其祝寿时的情景。这一天，须发已经花白的罗振玉面色红润，精神状态非常康乐，这不仅是因为有诸多老友新朋前来祝寿，更有逊帝溥仪赏赐了“岁寒松柏”匾额之殊荣。三年前即民国十一年（公元１９２２年），罗振玉承逊帝溥仪大婚时已经得到“贞心古松”匾额的恩赐，而今又有“岁寒松柏”匾额之赏赐，罗振玉感激万分，遂自号“贞松”或“贞松老人”。当然，作为一代学人罗振玉同样看重友人的祝寿诗词，特别是学术盛名播扬海内外的挚友兼亲家王国维的贺诗。想到这，王国维不由在心里默念起当时自己为罗振玉所写的一首祝诗： 卅载云龙会合常，半年濡更难忘。 昏灯履道坊中雨，羸马慈恩院外霜。 事去死生无上策，智穷江汉有回肠。 毗蓝风里山河碎，痛定为君进一觞。 在诗中，王国维回想自从与罗振玉相识以来的诸多恩情，而如今在自己“五秩初度”时却赢来了老友的绝jiāo信，这怎不让王国维心绪低落慨叹人生之悲运呢？不过，如果说罗振玉的绝jiāo信已经使王国维那颗智识心灵遭受了重创的话，那么波诡云谲的社会局势则让王国维有一种风声鹤唳般的心理感受，似乎神州大地已经难有一片安适干净之地了。 公元１９２６年７月，中国大地上云沉雾暗、海沸雷鸣，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推动和组织下，国民革命军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北伐战争。这是一场革命与反革命的大搏斗，战争矛头直接指向由帝国主义cāo纵的北洋军阀，而北洋军阀的老巢就在王国维寓居的古老的北京城。于是，北伐战争在叶挺独立团率先攻克湖南攸县的号角声中拉开序幕，然后国民革命军的八个军简直就是势如破竹，经过短短几个月的进攻，便占领了湖南、湖北、江西、福建、浙江、安徽和江苏等省全部或大部地区，随即成立了与北洋军阀政府相对立的武汉国民革命政府。然而，就在北伐战争节节胜利的时候，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却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与其并肩作战的共产党人。与此同时，北洋军阀内部也发生了相互攻伐的厮杀，北京城里的旗帜变换频繁。于是，一时间由谁也辨不清的混战所掀起的血雨腥风，顿时笼罩在神州大地的上空。 与这场史无前例的大混战相伴而生的，还有向来以拯救社会苍生为己任且极为活跃的学界的运动。于是，在学术重镇北京城里先有青年学生们发起轰轰烈烈的学潮运动，后有北洋政府的血腥镇压，再有学界著名人士的挺身而出，接着便是学界在政府高压下的抗争、惶恐与苟活了。纯粹学人王国维向来对政治不太感兴趣，社会jiāo往也都是一些学界人士，所以他对社会局势缺乏应有的了解和精准的判断。于是，曾在政治漩涡中挺立潮头而今同样沉浸在学术海洋中的梁启超的判断，便成为王国维认识和辨别这时混乱社会局势的准星。那么，下面我们就先来看看梁启超在当时社会状态中的一些感受和判断吧？例如，梁启超于公元１９２７年１月２７日在《给孩子们书》中这样写道： 近来耳目所接，都是不忍闻不忍见的现象。河南、山东人民简直活不成，湖南、江西人民也简直活不成，在两种势力夹攻之下，全国真成了活地狱了。不惟唐生智头痛，连蒋介石也头痛，总而言之，共产党受第三国际训练，组织力太强了，现在真是无敌于天下……现在南方军人确非共产派，但他们将来必倒在共产派手上无疑。现在南方只是工人世界，智识阶级四个字已成为反革命的代名词。 同年３月１０日，梁启超在《给孩子们书》中又写道： 思永说我的《中国史》诚然是我对于国人该下一笔大账，我若不把他做成，真是对国民不住，对自己不住。也许最近期间内，因为我在北京不能安居，逼着埋头三两年，专做这种事业，亦未可知，我是无可不可，随便环境怎么样，都有我的事情做，都可以助长我的兴会和努力的。 同年３月２１日，梁启超在《给孩子们书》中又写道： 今日下午消息很紧，恐怕北京的变化意外迅速，朋友多劝我早为避地之计（上海那边如黄炎培及东南大学稳健教授都要逃难），因为暴烈分子定要和我过不去，是显而易见的。更恐北京有变后，京、津jiāo通断绝，那时便yù避不能。我现在正斟酌中……南方闹得最糟的是两湖，比较好的是浙江。将来北方怕要蹈两湖覆辙，因为穷人太多了（浙江一般人生活状况还好，所以不容易赤化）。我总感觉着全个北京将有大劫临头，所以思顺们立刻回来的事，也不敢十分主张。但天津之遭劫，总该稍迟而且稍轻……恐怕北方不久也要学湖南榜样。 同年３月２９日，梁启超在《给孩子们书》中又写道： 这几天上海、南京消息早已知道了。南京事件真相如何连我也未十分明白（也许你们消息比我还灵通），外人张大其词，虽在所不免，然党军中有一部分人有意捣乱，亦绝无疑。……北京正是满地火yào，待时而发，一旦bào发，也许比南京更惨。希望能暂时弥缝，延到暑假。暑假后大概不能再安居清华了。天津也不稳当，但不如北京之绝地，有变尚可设法逃避，现以饬人打扫津屋，随时搬回。 同年５月５日，梁启超在《给孩子们书》中又写道： 近来蒋介石……宣言“讨赤”，而且残杀的程度比北方利害多少倍。同时共党势力范围内也天天杀右派。据各方面的报告，最近三个礼拜内双方党人杀党人明杀暗杀合计差不多一万人送掉了，中间多半是纯洁的青年。可怜这些人糊里糊涂死了，连自己也报不出帐，一般良民之入枉死城者，更不用说了。尤可骇怪者，他们自左右派火并以来，各个分头去勾结北方军阀；蒋介石勾孙传芳，唐生智勾吴佩孚（都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双方人都勾张作霖。北方军阀固然不要脸，南方党阀也还像个人吗？ 同年５月１１日，梁启超在《与顺儿书》中又写道： 北京局面现在尚可苟安，但隐忧四伏，最多也不过保持年把命运罢了。将来破绽的导火线，发自何方，现在尚看不出。大概内边是金融最危险，外边是蒙古边境最危险。…… 同年５月３１日，梁启超在《给孩子们书》中又写道： 本拟从容到暑假时乃离校，这两天北方局势骤变，昨今两日连接城里电话，催促急行，乃仓皇而遁，可笑之至。好在校阅成绩恰已完功，本年学课总算全始全终，良心上十分过得去。今日一面检点行李，下午急急带着老白鼻往坟上看一趟。整夜不睡，点着蜡烛结束校中功课及其他杂事，明日入城，后日早车往津……津租界或尚勉强可住，出去数日看情形如何，再定行止，不得已或避地日本，大约不消如此。我本身无特别危险，只要地方安宁，便可销声匿迹，要住若干时日。北京却险极，恐二叔也要逃难。 通过梁启超以上七封家书，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到当时社会状态已经混乱到了怎样的地步，如果用无以复加的糟糕来形容，那是一点也不为过的。如果说以上只是梁启超对当时社会状态的客观描述，以及袒露他自己在那种状态下的个人心态的话，那么，姜亮夫先生后来的回忆，则直接关涉到了王国维的生命情态： 一九二七年四月，李大钊先生遇害。北京学生界大为愤怒。此后北京局势也日趋紧张，恶化。广州北伐军已渐渐逼近南京，并攻下南京，渡河北上。清华院内国共两党斗争也日益激烈，时有传闻说，清华有的教授先生带家眷到美国去了，这时国学研究院也起了许多变化。政治牵连较大的是王静安先生，他是末代皇帝的老师，脑后有长辫，又听说长沙叶德辉被杀，罗振玉已进入东jiāo民巷某国大使馆，清代遗老都纷纷“逃难”，犹如大祸临头！这是政治变革前夕的一般现象。静安先生很着急，他本来从不问政治，外jiāo情况也不知，但他有一个同乡学生经常到他那里去（名叫何士骥），劝先生剪发。有一天，北大教授马先生来看王先生，也谈到剪辫子问题，这些劝解都是从形式看问题，也有一定用处。这时梁任公先生突然去天津，所以静安先生心中更为惶恐。在这期间，我去过二三次，前两次有人在不能讲话，有一次七时半去果然无他人，先生说：“有人劝我剪辫子，你看怎样？”我说：“你别管这些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44 章 事，这个学校关系到国际关系，本校是庚子赔款而维持的，一定要看国际形势，你剪不剪辫子，这是形式。”他听了我的话后，觉得有点道理。我还劝他不要离开清华一步（这时大概是农历四月二十八日，一九二七年）。以后我又去过一二次，书房里已乱得很，先生在清理稿件。我最后一次去静安先生家是农历五月初二。先生说：“亮夫（！）我总不想再受辱，我受不得一点辱！”我再劝先生。并把静安先生这话告诉寅恪先生，寅恪先生本来要去看静安先生，因他立即要去城里未婚妻家，所以打算晚些时候再去看静安先生。回寝室后，我又告诉同室人，大家无奈何。 确实，像王国维这样品cāo高贵的学界巨子，他怎能经受得住污辱呢？于是，我们完全可以相信王国维在这时已经想到了自己生命的归宿，而且归宿的方式和地点也基本考虑周全。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梁启超于同年５月３１日收拾行李准备离开北京之前一天，也就是公元１９２７年５月３０日，王国维就任“南书房行走”之初曾暂居其家、时任溥仪小朝廷内务府官员的金梁，曾专程从天津来到清华园看望王国维，两个人不仅谈到了当前局势和溥仪小朝廷的前途，最后不知因何缘故还谈到了颐和园的昆明湖。对此，金梁后来这样记述说： 公殉节前三日，余访之校舍。公平居简默，是日忧愤异常时。既以世变日亟，事不可为，又念津园可虑，切陈左右，请迁移，竟不为代达，愤激几泣下。余转慰之。谈次忽及颐和园，谓：“今日干净土，唯此一湾水耳。”盖死志已决于三日前矣 由此，我们下面实在要跟随王国维走向颐和园的昆明湖，因为一代学术大师即将在这里结束自己短暂而丰富的“五十之年”的生命。那么，王国维自沉昆明湖的内在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第二十七章 学人之死 既然生命归宿的地点和方式已经选定，王国维便不再像“五秩初度”时那样心神不宁，在表面世事上他复归旧日常态，至于内心是否宁静如初，想来一如他作为一代学术大师本有的状态。于是，下面记述王国维蹈水自尽的前前后后，应该会有助于人们探究其中的真正缘由。 公元１９２７年６月１日，王国维一清早就来到学校的工字厅，因为这天是国学研究所第二期３６名研究生毕业的日子，师生们同庆的毕业宴会即将在这里举行，所以工字厅里早已布置妥当。毕业宴席共设有四桌，所有师生欢聚一堂，大厅里始终弥漫着一种喜庆的气氛，而王国维就座的那一席却寂然无声，当然人们已经习惯了他的沉默寡言，所以也没有人特别在意。散席时，王国维和平常一样与人们一一作别，离开工字厅后与陈寅恪一同散步回家，并顺路到陈寅恪家中进行了畅谈。这时，国学研究所的学生姚名达、朱广福和冯国瑞三人游览朗润园归来，当他们路经王国维居住的清华园西院家时，新入学的朱广福说他还未曾到过王国维家，于是在姚名达的提议下三人一时兴起便来到王家拜访。这时，王国维还在陈寅恪家畅谈未回，当他接到家人电话告知说有学生访问时，他便即刻从陈寅恪家返回，并与学生们“博问而精达”了一个小时，直到家人将晚饭摆上桌时，王国维才按惯例将几位同学送出庭院。当晚，学生谢国桢和刘节又来到王国维家拜访，谈话内容不仅包括yīn阳五行的起源及日本学者研究干支的得失，还涉及到了社会时局。一谈到这一话题，王国维神色黯然地说：“闻冯玉祥将入京，张作霖yù率兵总退却，保山海关以东地，北京日内有大变。”送走了谢国桢和刘节两位同学后，王国维应邀为他们题写了扇面，内容是唐朝末年韩（字致尧）的七言律诗，一为《即目》（也称《即日》），另一首的题目是《登南神光寺塔院》。由于王国维是依据《玉山樵人集》、《四部丛刊》初编，影印上海涵芬楼所藏的旧抄本，所以在扇面上他便直接题写为“玉山樵人诗”。 其一 万古离怀增物色，几生愁绪溺风光。 废城沃土肥春草，野渡空舡dàng夕阳。 倚道向人多脉脉，为情困酒易怅怅。 宦途弃掷须甘兮，回避红尘是所长。 其二 无奈离肠易九回，强摅怀抱立高台。 中华地向城边尽，外国云从岛上来。 四叙有花长见雨，一冬无雪独闻雷。 日宫紫气生冠冕，试望扶桑倦眼开。 题完这两首诗，王国维又为谢国桢一位名叫著青的年轻友人题了两首诗： 其一 生灭原知色即空，眼看倾国付东风。 惊回绮梦憎啼鸟，入情丝奈纲虫。 雨里罗衾寒不寐，春阑金缕曲方终。 返生香岂人间有，除奏通明问碧翁。 其二 流水前去不留，余香骀dàng碧池头。 燕衔鱼能相厚，泥污苔遮各有由。 委蜕大难求净土，伤心最是近高楼。 庇根枝叶由来重，长夏yīn成且少休。 王国维为谢国桢等人题写的扇面，一般都认为是抄引遗老陈宝琛的《前落花诗》。此说最早是出自吴宓之口，他认为是王国维借此来表明自己将死之志，但后来有人对照陈宝琛的原诗时才发现这实在是一大误会，因为两者有着截然的不同，充其量也不过是王国维步陈诗之韵罢了。不过，从以上的四首诗来看，许多诗句似有不祥之语，想来应是王国维有感而为。题好这些扇面后，王国维还挑灯批改了学生们的作业，然后才安然入睡。后来，据王国维的夫人潘氏回忆说，王国维当晚熟睡如常，根本没有什么异常的举动。第二天早晨起床后，据那时已经１５岁的王国维之女王东明女士后来回忆说：“六月二日晨起，先母照常为他（王国维）梳理发辫，并进早餐，无丝毫异样。” 然而，“无丝毫异样”的王国维于上午八时准点来到清华学校国学研究所，先是将昨晚为谢国桢等同学题写扇面诗中台头的“兄”字改为“弟”字，然后又请研究所工作人员到其家中取回批改好的学生作业，接着还与同事商谈了下一学期招生等相关事宜。处理完这些日常事务后，王国维向研究所办公室工作人员侯厚培借了两块银元，因侯厚培身边没有零钱就借给他五元钱一张的纸币。众所周知，王国维身边从来没有带钱的习惯，所以大家对此并不以为怪，也就没有人询问他准备干什么去。于是，王国维很随便地走出校门，叫了一辆由清华学校组织编号为３５号的人力车，径直往颐和园而去。上午十时左右，王国维到颐和园下车后让车夫在园外等候，自己则购票入内且直奔佛香阁排云殿前的昆明湖。漫步走过颐和园长廊，王国维在石舫前兀自独坐沉思，约半个小时后又走进了鱼藻轩。这时，王国维从身上掏出一支纸烟，点燃后慢慢地抽完便掐灭了烟头，接着便从鱼藻轩石阶上猛然纵身跃入湖中，此时大约是十一时左右。恰巧，这时距离鱼藻轩大约十几米处有一个清道夫，他见有人跳水时便即刻奔来抢救，而当他跳入水中将王国维救上岸后，虽然整个过程还不足两分钟的时间，王国维不仅没有呛水，就连背后的衣服也未浸湿，但是由于湖水较浅，而王国维死志坚决，且入水时又是用力将头部首先栽下，所以口鼻中都被淤泥堵塞，以致窒息而亡。 王国维离开清华学校前往颐和园的情况，学校和家人都不知晓，也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直到下午三时左右，当王家人打电话到研究所询问时，侯厚培才得知王国维并没有回家，于是他急忙到学校门口询问，从而得知王国维已于上午九时左右乘坐３５号人力车到颐和园去了，侯厚培随即骑车赶往颐和园。与此同时，刚刚从上海转到燕京大学就读的王国维三子王贞明，也从清华学校门口人力车夫处得知这一信息，并即刻乘车往颐和园方向赶去。途中，王贞明遇到了正赶往清华学校的３５号人力车，车上乘坐着一名面色严峻的巡警，王贞明见状便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果然，王贞明从人力车夫口中得知父亲王国维已经蹈湖自尽，随即与巡警一道赶往颐和园予以确认。 当晚七时，王国维蹈湖自尽的消息传到了清华学校，当时校长曹元祥正在学校参加一个会议，当他闻听王国维蹈湖自尽后，感到非常震惊，随即在会上将消息告知与会人员，并立即进行紧急磋商后与教务长梅贻琦亲自组织，带领三十余名教职员和学生分乘两辆汽车赶赴颐和园。当时，由于北京的政治气氛已经十分紧张，负责颐和园戒严的守兵不容许师生进入，经过反复jiāo涉后才容许校长曹元祥和教务长梅贻琦等少数几人入内。当时由于尸体未经检验，学校不能当夜将王国维的遗体运回，于是众人只好返回学校，随后便组成了治丧委员会，并商定了第二天如何办理丧事等事宜。６月３日，清华学校组织众人与王国维亲属等人前往颐和园，瞻仰王国维的遗容。众人来到鱼藻轩亭前，只见一张破旧篾席覆盖在王国维的遗体上，篾席的四周用砖块压上，景象甚是凄凉。而当有人揭开蔑篾席时，突然间天空中浓云密布，滚滚雷声从天边zhà响，人们借着昏暗的天光，才看清了眼前令人惨不忍睹的景象：在鱼藻轩内冷硬的砖地上，王国维四肢蜷曲着匍匐在地，面目已经变得紫胀。目睹眼前这一景象，惨淡之色顿时遮盖了在场所有人的面庞，而清华学校的师生和王国维的亲属们则痛哭不已，恸声震天。 一代学术巨人轰然而逝，一颗国学巨星悄然陨落，怎不让人痛彻心扉，又怎不能使天地同悲！ 然而，直等到下午四时左右，检验尸首的检察官才来到颐和园，遂开始在清华学校师生和王国维家属的监视下检验尸首。这时，检察官从王国维的衣袋中发现了一份遗嘱和四元四角钱，从而证明了王国维确属蹈湖自尽。于是，遗物jiāo给王国维的三子王贞明，接着清华学校便组织校医对王国维遗体进行梳洗入殓，并于当晚九时将棺柩运到了清华园南面的刚秉寺。当时由于天气炎热不利遗体存放，清华学校在征得王国维家属同意后，当晚便在刚秉寺内举行了简朴的丧礼，参加王国维遗体告别和送殡的，除了王国维的亲属和部分学生外，还有梅贻琦、吴宓、陈寅恪、梁漱溟、陈达和北京大学的马衡及燕京大学的容庚等人。 一代学人自沉昆明湖之后，留给人们的不仅有无尽的哀思，还有供世人充分揣测的死因。虽然王国维自尽前留下了一封遗书，但正是遗书开头那两句语焉不详但意思应该很明晰的话，从而更加调动了人们的丰富想象力。在王国维遗书的封面上，王国维清晰地写着“送西院十八号王贞明先生收”１２个字，由于遗书全文仅有百余字，故照录如下：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殓，即行槁葬于清华园茔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不至饿死也。 五月初二日，父字 王国维留给儿子王贞明的这封遗书，写于夏历五月初二日，也就是王国维自尽的前一天。在这封遗书中，王国维不仅对自己的后事有明确安排，还教导子孙当“谨慎勤俭”，依靠自己的勤劳来养活自己。特别是，王国维对自身遗体埋葬地的明确，不难看出这位国学大师对清华学校的看重。而委托陈、吴二先生整理自己书籍一事，又可知当时被王国维引为知己的还有两位国学大师，那就是陈寅恪和吴宓。同时，从这封遗书中人们还能够体味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一种优良品德，那就是鲁迅先生评价王国维的那句话：“老实得如火腿一般”。 那么，“老实得如火腿一般”的王国维为什么会自杀呢？当时及后世有诸多揣测，如为故国前清殉葬一说，如不适应社会激变形势一说，如烦乱家事和友情所迫一说，如学术追求不昌明一说等等。其中，殉清一说流传最为广泛，而其中的原因竟是来自于逊帝溥仪的一道“谕旨”。 原来，王国维自沉昆明湖后第三天，他生前最敬重的良师益友兼儿女亲家罗振玉便派其四子罗福葆（字君美）于当晚九时赶到北京王家进行吊唁。而原本想亲自前来吊唁的罗振玉，则“因旁人恐彼来有所感或有他变，故不肯使他来京”。不过，闻知老友王国维蹈湖自尽的噩耗，罗振玉在万分愧疚和悲痛中也没有闲着，他先是连夜拟写了一份王国维的“遗折”，然后又让其四子罗福葆摹仿王国维的笔迹予以誊抄，接着便急速呈递给当时寓居在天津张园中的逊帝溥仪。在这份伪造的王国维“遗折”中，罗振玉代替王国维这样写道： 臣王国维跪奏，维报国有心，回天无力，敬陈将死之言仰祈圣鉴事：窃臣猥以凡庸，过蒙圣恩，经甲子奇变，不能建一谋，画一策，以抒皇上之忧色，虚生至今，可耻可丑。迩者赤化将成，神州荒翳。当苍生倒悬之日，正拨乱反正之机。而臣自揣才力庸愚，断不能有所匡佐；而二十年来士气消沉，历更事变，竟无一死节之人，臣所深痛，洒此耻，此则臣之所能。谨于本月自湛清池。伏愿我皇上日思辛亥、丁巳、甲子之耻，潜心圣学，力戒宴安……请奋乾断，去危即安。并愿行在诸臣，以宋明南渡为鉴，破彼此之见，弃小嫌而尊大义，一德同心，以拱宸极，则臣虽死之日，犹生之年。迫切上陈，伏乞圣鉴。谨奏。宣统十九年五月初三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45 章 日。 逊帝溥仪接到落款王国维的这份“遗折”后，大为震惊和感动，立即“降谕”对王国维的忠贞予以嘉奖： 谕：南书房行走五品衔王国维，学问博通，躬行廉谨，由诸生经朕特加拔擢，供职南斋。因值播迁，留京讲学，尚不时来津召对，依恋出于至诚。遽览遗章，竟自沉渊而逝，孤忠耿耿，伸恻朕怀。著加恩予谥忠悫，派贝子溥即日前往奠，赏给陀罗经被，并赏银贰千圆治丧，由留京办事处发给，以示朕悯惜贞臣之至意。钦此。 关于逊帝溥仪的这道“谕旨”，是由罗振玉于同年６月６日即王国维蹈湖自尽后第四天来到北京“宣诏”的。而正是因为有了所谓王国维的“遗折”和逊帝溥仪的这道“谕旨”，人们再联想到王国维当年欣喜雀跃地“奉诏”出任逊清“南书房行走”一职，遂使王国维之死顺理成章地有了“殉清”一说。当时，由于世人还不清楚溥仪这道“谕旨”出笼的内幕，更不知道还有所谓王国维的“遗折”，当然如果人们知道了王国维临终前还有这样一份“遗折”的话，那将更成为他蹈湖自尽属于“殉清”一说的铁证。 好在，后来溥仪在罗振玉死后出版的那本自传《我的前半生》中，对罗振玉以凄楚哀怨语气伪造所谓王国维“遗折”一事进行了解密，否则王国维之死属于“殉清”一说将永远也难以说清。对此，溥仪在自传中说：“王国维死后，社会上曾有一种关于国学大师殉清的传说，这其实是罗振玉做出的文章，而我在不知不觉中，成了这篇文章的合作者。”确实，溥仪在“不知不觉”中与罗振玉“合作”完成的这篇“文章”，不仅在当时即便是后世也对研究王国维死因起到了极大的误导作用。 另外，关于王国维“殉清”一说，还因为其脑后那条具有强烈象征意义的小辫子，也多多少少地为“殉清”论者提供了嚼舌的根由。不过，了解王国维的人却并不以为然，特别是被王国维引为知己的陈寅恪和吴宓两位先生更有着精深的解释。他们一致认为，王国维脑后的那条辫子，只是传统文化人的个xìng使然，绝对不是什么外人流传的不忘前清小朝廷的标记。同时，陈寅恪和吴宓两位先生还一致认为，王国维的死是自殉于传统文化，而非外人所揣测的“殉清”等原因。关于这一点，人们可以从王国维自沉两年后树立在清华园内由陈寅恪先生撰写的碑铭中领会出。全文照录这一碑铭，不为别的，除了供关注王国维者研究之外，还因这一碑铭曾一度被有关人等所回避。碑铭全文如下： 海宁王先生自沉后二年，清华研究院同人咸怀思不能自已。其弟子受先生之陶冶煦育者有年，尤思有以永其念。佥曰，宜铭之贞珉，以昭示于无竟。因以刻石之词命寅恪，数辞不获，已谨举先生之志事，以普告天下后世。其词曰：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从这一碑铭中，陈寅恪先生不仅否定了王国维自沉昆明湖是“殉清”或其他等外界传说等原因之外，还着重阐明了王国维之死是“独立自由之意志”的缘故。这，也许应该是王国维自沉昆明湖的真正原因。 附录一：王忠悫公遗书序 初集告竣，乃序其端曰：公平生学术之递迁，予既于《观堂集林序》及公传中详言之矣，而于公观世之识未之及也。乃摘其论古今政学疏为公别传，而尚有未尽，今更举数事。方公游学日本时，革命之说大昌，予移书致公，谓留学诸生多后起之秀，其趋向关系于国家前途者甚大，曷有以匡救之。公答书言，诸生鹜于血气，结党奔走，如燎方扬，不可遏止，料其将来，贤者以殒其身，不肖者以便其私，万一果发难，国是不可问矣。时公同学闽中萨生均坡，与公同留学东京，亦入党籍，公以书见告，且谓萨固贤者，然xìng高明而少沈潜，彼既入籍，见所为必非之，惟背之则危身，从之则违心。迩见其居恒郁郁，恐以此夭天年也。已而萨生果夭如公言。予在海东，公先归国，英法学者斯坦因、沙畹诸博士，邀予游欧洲列邦，予请公同往，将治任矣，而巴尔干战事起，予告公行期将待战后。公复书言，欧洲近岁科学已造其极，人yù亦与之竞进，此次战事，实为西政bào裂之时，意岁月必长久，公此行或不果邪？后数月，予返沪江，沈乙庵尚书觞予于海日楼，语及欧战，予以公语对。尚书曰，然此战后，欧洲必且大变，战胜之国，或将益扩大其国家主意，意谓德且胜也。予曰否，此战将为国家主意及社会主义激争之结果，战后恐无胜利国，或暴民专制将覆国家主义而代之，或且波及中国。尚书意不谓然。公独韪之，已而俄国果覆亡，公以祸将及我，与北方某耆宿书言，观中国近状，恐以共和始，而以共产终。某公漫不审，乃至今日而其言竟验矣。惟公有过人之识，故其为学亦理解洞明，世人徒惊公之学，而不知公之达识，固未足以知公，而重公节行，不知公乃知仁兼尽，亦知公有未尽也。予故揭公佚事，以告当世，至公学术之鸿博浩瀚，世人皆能知之，固不待予之喋喋矣。 丁卯仲冬上虞罗振玉书 附录二：王忠悫公别传 罗振玉 公既安窀穸，予乃董理公之遗著，求公疏稿于其家，则公已自焚毁，幸予箧中藏公《论政学疏》草，盖削稿后就予商榷者，今录其大要于此。其言曰： 臣窃观自三代至于近世，道出于一而已。泰西通商以后，西学西政之书输入中国，于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乃出于二。光绪中叶，新说渐胜，逮辛亥之变，而中国之政治学术几全为新说所统一矣。然国之老成，民之多数，尚笃守旧说，新旧之争更数十年而未有已。国是淆混，无所适从。臣愚以为：新旧不足论，论事之是非而已。是非之标准安在？曰在利害。利害之标准安在？曰在其大小。新旧之利害虽未可遽决，然其大概可得言焉。 原西说之所以风靡一世者，以其国家之富强也。然自欧战以后，欧洲诸强国情见势绌，道德堕落，工业衰微，货币低降，物价腾涌，工资之争斗日烈，危险之思想日多。甚者如俄罗斯，赤地数万里，饿死千万人，生民以来未有此酷。而中国此十二年中，纪纲扫地，争夺相仍，财政穷蹙，国几不国者，其源亦半出于此。臣尝求其故，盖有二焉：西人以权利为天赋，以富强为国是，以竞争为当然，以进取为能事，是故挟其奇技yín巧以示其豪强兼并，更无知止知足之心，浸成不夺不餍之势。于是国与国相争，上与下相争，贫与富相争，凡昔之所以致富强者，今适为其自毙之具，此皆由贪之一字误之。此西说之害根于心术者一也。 中国立说，首贵用中，孔子称过犹不及，孟子恶举一废百，西人之说大率过而失其中，执一而忘其全者也。试以最浅显者言之，国以民为本，中外一也。先王知民之不能自治也，故立君以治之；君不能独治也，故设官以佐之。而又虑君与官吏之病民也，故立法以防制之。以此治民，是亦可矣。西人以是为不足，于是有立宪焉，有共和焉。然，试问立宪、共和之国，其政治果出于多数国民之公意乎，抑出少数党魁之意乎？民之不能自治，无中外一也，所异者以党魁代君主，且多一贿赂奔走之弊而已矣。 孔子言患不均，大学言平天下，古之为政，未有不以均平为务者，然其道不外重农抑末、禁止兼并而已。井田之法，口分之制，皆屡试而不能行，或行而不能久。西人则以是为不足，于是有社会主义焉，有共产主义焉，然此均产之事，将使国人共均之乎？抑委托少数人使均之乎？均产之后，将合全国之人而管理之乎？抑委托少数人使代理之乎？由前自说，则万万无此理。由后之说，则不均之事俄顷即见矣。俄人行之，伏尸千万，赤地万里，而卒不能不承认私产之制度，则曩之汹汹，又奚为也？臣不敢谓西人之智大率类此，然此其章章者矣。 臣观西人处事，皆yù以科学之法驭之。夫科学之所能驭者，空间也，时间也，物质也，人类与动植物之躯体也。然其结构愈复杂，则科学之律令愈不确实。至于人心之灵，及人类所构成之社会国家，则有民族之特xìng，数千年之历史，与其周围之一切境遇，万不能以科学之法治之。而西人往往见其一而忘其他，故其道方而不能圆，往而不知反，此西说之弊根于方法者二也。 至西洋近百年中，自然科学与历史科学之进步，诚为深邃精密，然不过少数学问家用以研究物理，考证事实，琢磨心思，消遣岁月，斯可矣。而自然科学之应用，又不胜其弊。西人兼并之烈与工资之争，皆由科学而为之羽翼。其无流弊如史地诸学者，亦犹富人之华服、大家之古玩，可以饰观瞻，而不足以养口体。是以欧战以后，彼土有识之士，乃转而崇拜东方之学术，非徒研究之，又信奉之。数年以来，欧洲诸大学议设东方学讲座者以数十计。德人之奉孔子、老子说者，至各成一团体。盖与民休息之术莫尚于黄老，而长治久安之道莫备于周孔。在我国为经验之良方，在彼尤为对症之新yào。是西人固已憬然于彼政学之流弊，而思所以变计矣…… 爰记其说为公别传，俾当世君子知公学术之本原，固不仅在训诂考证已也。 附录三：王国维先生墓碑记 戴家祥 先生名国维，字伯隅，有字静安，别署永观。一八七七年一月廿九日，生于浙江海宁盐官镇。父乃誉公，课以时文制艺，年十一，即洛洛成诵。稍长，从同乡陈寿田先生学骈散文及古今体诗。十六，入州学。甲午战败，士子哗然，始知有所谓新学者。时钱塘汪康年创时务报于上海，召上虞许家惺司书记，许荐先生自代。先生求知心切，以半日事校缮，午后即至东文学社学日文、英文、德文。日籍教师藤田丰八、田冈佐代治爱其勤，为言康德、叔本华、尼采哲学，先生闻之辄向往焉。间以填词自遣。如是者二三年，渐觉西欧哲学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移其志于文学，著人间词甲乙篇。其后又潜心戏曲，以我国文学之不振者，莫戏曲若。著宋元戏曲史等刊于国粹学报。并揭其文学观点于人间词话。先生虽已文名籍甚，仍自视其理智不足为哲学家，而感情又不能为文学家。是时，我国地下文化遗物，时有发现，若安阳之卜辞、甘肃新疆之汉代简牍、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唐人写本古书、新疆境内兄弟民族之古代遗文，实世所罕有。而碑文墓志、商周彝器因矿山铁路之兴建，零星暴露于山崖水隈者，几无岁无之。其于学术价值，虽合全世界学者之智慧，尚未阐发及半。上虞罗振玉不忍听其存灭，先生亦慨然以整理新发现之史料为己任，匠心独运，创获良多。一九二二年，裒其所释卜辞、金文、声韵、训诂、名物及考订史地之作，并诗文若干篇为观堂集林廿四卷。一九二五年，受聘为清华大学研究院教授，尝谓吾辈生于今日，幸得地下之新材料辅助纸上之旧材料，以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可探索其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今日始得为之。又言道咸以后，国势不振，学术之必为变革，自不待言。惜龚人、魏默深之言，情浮于理，不能服人耳。亟思以海外学者研究之成果，治辽金元三史，以治经史之法治四裔地理，庶几于蛊前修，启迪后学。讵知一九二七年六月二日，竟自投颐和园鱼藻轩前之昆明湖以终，年仅五十。哲人云萎，志业未竟，呜呼哀哉！呜呼哀哉！八月十四日，卜葬于清华园东二里柳树七间房之原，遵遗命也。先生娶莫氏，生子潜明、高明、贞明，继室潘氏，生子纪明、慈明、登明，生女东明、松明、通明，皆头角崭然，先后济美。一九二八年，罗振玉刊其遗书四集，越六年，门人复事采辑，编为王静安先生遗书都四十三种，一百零四卷，而水经注、元朝秘史、蒙古源流校注，尚未最后定稿者不与焉。清华大学一二届研究生共五十余人，受先生专业指导者有赵万里、杨筠如、徐中舒、刘盼遂、余永梁、高亨、何士骥、黄淬伯、赵邦彦、姜寅清、朱芳圃、戴家祥等。而先生治学之规矩法度足以垂范后学者，固无所不在也。一九六０年一月，清华大学迁其棺于福田公墓，一九八五年×月，树碑志之，俾国内外学者，有所仰止焉。 附录四：王国维学术活动年谱 光绪十七年（公元１８９１年）１４岁 《九月团脐十月尖》诗一首。 光绪十八年（公元１８９２年）１５岁 进入州学，被誉为“海宁四才子”。 光绪十九年（公元１８９３年）１６岁 肄业于杭州崇文书院。 光绪二十年（公元１８９４年）１７岁 研习并“条驳”俞樾《群经平议》。 光绪二十一年（公元１８９５年）１８岁 向往西学，但“家贫不能以资供游学”，只能“居恒怏怏”。 光绪二十二年（公元１８９６年）１９岁 就任同邑私塾先生，后辞。 光绪二十三年（公元１８９７）２０岁 乡试不中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46 章 ，绝意科举。 光绪二十四年（公元１８９８年）２１岁 到上海《时务报》任书记，代人作文几篇，并于此前、该时及后来创作完成《咏史》２０首。 光绪二十五年（公元１８９９年）２２岁 进入东文学社学习，代罗振玉作《重刻支那通史序》，另有诗文《东洋史要序》、《嘉兴道中》、《红豆词》、《题梅花画》、《题友人三十小像》和《杂感》等。 光绪二十六年（公元１９００年）２３岁 从东文学社结业，有译文《农事会要》连载当年的《农学报》上。 光绪二十七年（公元１９０１年）２４岁 前往日本东京物理学校学习，后因病回国，与罗振玉共同主编《教育世界》，另有文章《崇正讲舍碑记略》、《欧罗巴通史序》和译著《日本地理志》、译著《教育学》、译著《算学条目及教授法》等。 光绪二十八年（公元１９０２年）２５岁 出版译著《心理学》、《lún理学》、《教育学教科书》、《哲学概论》、《算术条目及教授法》和《哲学小辞典》（两集）等 光绪二十九年（公元１９０３年）２６岁 进入通州师范学堂任教，有《论教育之宗旨》、《哲学辨惑》、译著《西洋lún理学史要》、《汗德像赞》、《叔本华像赞》、《秋夜即事》、《书古书中故纸》、《嘲杜鹃》、《偶成》、《拼飞》、《重游狼山寺》、《尘劳》、《来日》、《登狼山支云塔》、《五月十五夜坐雨赋比》、《游通州湖心亭》、《六月二十七日宿硖石》和《端居》等著述及诗文。 光绪三十年（公元１９０４年）２７岁 进入江苏师范学堂任教，有《红楼梦评论》、《孔子之美育主义》、《论xìng》、《释理》、《教育偶感》（四则）、《叔本华之哲学及教育学说》、《国朝汉学派戴阮二家之哲学说》、《书叔本华遗传说后》、《叔本华与尼采》、《叔本华氏之遗传学》、《德国文豪格代（歌德）、希尔列尔（席勒）合传》、《尼采之教育观》、《汗德（康德）之哲学说》、《汗德之事实及其著书》、《汗德之知识论》、《德国文化大改革家尼采传》、《格代之家庭》、《德国哲学大家叔本华传》、《希腊圣人苏格拉底传》、《希腊大哲学家柏拉图传》、《希腊大哲学家雅里大德勒（亚里士多德）传》、《英国教育大家洛克传》、《近代英国哲学大家斯宾塞传》、《法国教育大家卢骚（卢梭）传》、《脱尔斯泰（托尔斯泰）伯爵之近世科学评》、《病中即事》、《暮春》、《冯生》、《晓步》、《蚕》、《平生》、《秀州》、《偶成》、《九日游留园》、《天寒》、《yù觅》、《出门》、《过石门》、《天寒》、《浣溪沙路转峰回》、《临江仙过眼韶华》、《青玉案姑苏》、《踏莎行元夕》和《浣溪沙舟逐清溪》等著述、译著和诗词。 光绪三十一年（公元１９０５年）２８岁 年底辞去江苏师范学堂教职，有《论近年之学术界》、《论新学语之输入》、《论平凡之教育主义》、《周秦诸子之名学》、《论哲学家及美术家之天职》、《子思之学说》、《孟子之学说》、《荀子之学说》、《静庵文集自序》、《动物学》、《静安文集》、《留园玉兰花》《坐致》、《五月二十三夜出阊门驱车至觅渡桥》、《将理归装得湘兰画幅喜而赋此》、《词辨跋、眉批》、《阮郎归女贞化白》、《少年游垂杨门外》、《阮郎归美人消息》、《蝶恋花昨夜梦中》、《如梦令点滴空阶》、《浣溪沙草偃云低》、《浣溪沙霜落千林》、《好事近夜起倚危楼》、《好事近愁展翠罗衾》、《采桑子高城鼓动》、《西河垂柳里》、《摸鱼儿秋柳》、《蝶恋花谁道江南秋已尽》、《鹧鸪天列炬归来》、《点降唇万顷蓬壶》、《点降唇高峡流云》、《踏莎行绝顶无云》、《清平乐樱桃花底》、《浣溪沙月底栖鸦》、《满庭芳水抱孤城》、《蝶恋花阅尽天涯”）》、《玉楼春今年花事》、《浣溪沙天末同云》、《浣溪沙山寺微茫》、《青玉案江南秋色》、《鹊桥仙沉沉戍鼓》、《鹊桥仙绣衾初展》、《减字木兰花皋兰被径》、《鹧鸪天阁道风飘》、《浣溪沙夜永衾寒”）》、《浣溪沙才过苕溪》、《贺新郎月落飞乌鹊》、《人月圆梅》、《卜算子水仙》、《浣溪沙曾识卢家》、《蝶恋花急景流年》、《蝶恋花地重帘》、《蝶恋花独向沧浪》、《临江仙闻说金微》、《南歌子又是乌西匿》、《荷叶杯戏效花间体（六阕）》、《玉楼春西园花落”）》、《蝶恋花辛苦钱塘》、《蝶恋花谁道江南春事了》、《水龙吟杨花》、《点降唇暗里追凉》和《蝶恋花莫斗婵娟》等著述、译著和诗词。 光绪三十二年（公元１９０６年）２９岁 随同罗振玉进京谋事，有《人间词甲稿序》、《教育小言》（二十二则）、《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原命》、《去dú篇》、《先太学君行状》、《教育普及之根本办法》、《文学小言》、《纪言》、《英国哲学大家休蒙（休谟）传》、《教育家之希尔列尔（席勒）》、《英国哲学大家霍布士传》、《荷兰哲学大家斯披诺若（斯宾诺莎）传》、《德国哲学大家汗德（康德）传》、《汗德之lún理学及宗教论》、《述近世教育思想与哲学之关系》、《老子之学说》、《墨子之学说》、《孟子之lún理思想一斑》、《列子之学说》、《戏效季英作口号诗》、《八声甘州直青山缺处》、《浣溪沙画舫离筵》、《蝶恋花窈窕燕姬》、《浣溪沙七月西风》、《减字木兰花乱山四倚》、《蝶恋花连岭去天》和《浣溪沙六郡良家》等著述和诗词。 光绪三十三年（公元１９０７年）３０岁 先后就任清朝学部总务司行走和图书编译馆编辑，有《屈子文学之精神》、《古雅之在文学上之位置》、《人间嗜好之研究》、《论小学唱歌科之材料》、《教育小言》（二十三则及自序两则）、译著《欧洲大学小史》、译著《心理学概论》、《脱尔斯泰（托尔斯泰）传》、《戏曲大家海别尔（墨贝尔）》、《英国小说家斯提逢孙（斯蒂文森）传》、《霍恩氏之美育说》、《莎士比传》、《培根小传》、《英国大诗人白衣龙（拜lún）小传》、《孔子之学说》、《人间词乙稿序》、《浣溪沙城郭秋生》、《祝英台近月初残》、《虞美人犀比六博》、《浣溪沙掩卷平生》、《蝶恋花落日千山》、《浣溪沙漫作年时》、《谒金门孤檠侧》、《苏幕遮倦凭栏》、《点降唇屏却相思》、《浣溪沙已落芙蓉》、《点降唇厚地高天》、《扫花街疏林挂日》、《蝶恋花满地霜华》、《蝶恋花斗觉宵来》、《浣溪沙乍向西邻》、《蝶恋花帘深深》、《蝶恋花手剔银灯》、《蝶恋花暗淡灯花》、《虞美人碧苔深锁》、《蝶恋花百尺朱楼》、《浣溪沙似水轻沙》、《菩萨蛮高楼直挽》、《应天长紫骝却照》、《菩萨蛮红楼遥隔》、《菩萨蛮玉盘寸断》、《鹧鸪天楼外秋千》、《清平乐垂杨深院》、《浣溪沙花影闲窗》、《浣溪沙爱棹扁舟》、《浣溪沙忆挂孤帆》、《喜迁莺秋雨霁》、《蝶恋花翠轻寒》、《浣溪沙本事新词》、《虞美人金鞭珠弹》、《齐天乐天涯已自悲秋极》、《点降唇波逐流云》、《蝶恋花春到临春》、《蝶恋花袅袅鞭丝》、《蝶恋花窗外绿yīn》和《清平乐斜行淡墨》等著述、译著和诗词。 光绪三十四年（公元１９０８年）３１岁 举家迁居北京宣武门内新帘子胡同，有《人间词话》、《唐五代二十一家词辑》、《词林万选跋》、《王周士词跋》、《竹友词跋》、《曲录自序》、《曲品新传奇品跋》、《戏曲考源》、《中国名画集序》、译著《辨学》、译著《法学通论》、《菩萨蛮西风水上》、《蝶恋花落落盘根》、《蝶恋花月到东南》、《醉落魄柳烟淡薄》、《虞美人杜鹃千里》和《菩萨蛮回廊小立》等著述、译著和诗词。 宣统元年（公元１９０９年）３２岁 继续在学部供职，有《蜕岩词跋》、《南唐二主词补遗、校勘记》（各一卷并跋）、《宁极斋乐府跋》、《山谷词跋》、《宋名家词本乐章集跋》、《姑溪词跋》、《近体乐府跋》、《寿域词跋》、《六一词跋》、《片玉词跋》、《稼轩词跋》、《赤城词跋》、《鸥梦词跋》、《雍熙乐府跋》、《跋曲品》、《乐章集跋》、《紫鸾笙谱跋》、《梅苑跋》（楝亭刊本）、《曲录》（六卷）、《罗懋登注拜月亭跋》、《跋吴起敌秦挂帅印杂剧》、《明杂剧六种跋》、《宋大曲考》（后增订为《唐宋大曲考》）、《优语录》、《录曲余谈》、《曲调源流表》、译著《世界图书馆小史》和译著《论幼稚园之原理》等著述和译著。 宣统二年（公元１９１０年）３３岁 继续在学部供职，有《水云集湖山类稿跋》、《元曲选跋》、《草堂诗余跋》、《续墨客挥犀跋》、《东堂词跋》、《梨园按试乐府新声跋》、《清真先生遗事》、《古剧脚色考》、《录鬼簿校注并跋》、译著《教育心理学》、译著《中亚细亚探险谈》等著述和译著。 宣统三年（公元１９１１年）３４岁 前往日本避风寓居，有《国学丛刊序》、《唐写本太公家教跋》、《酒边词跋》、《梦溪笔谈跋》、《容斋随笔跋》、《大唐六典跋》、《隋唐兵符图录附说》（后在此基础上写成《隋铜虎符跋》和《伪周二鬼符跋》）、《诗人玉屑跋》、《庚辛之间读书记》（其中收录有《诚斋挥麈录跋》、《桂翁词跋》、《花间词跋》、《尊前集跋》、《董西厢跋》、《元郑光祖王粲登楼杂剧》、《元人隔江斗智杂剧跋》和《盛明杂剧初集》等）、译著《法兰西之教育》、《定居京都奉答钤山豹轩枉赠之作并柬君山湖南君诸君子》和《鹧鸪天降蜡红梅竞作花》等著述、译著和诗词。 民国元年（公元１９１２年）３５岁 继续在日本避风寓居，有《简牍检署考》、《双溪诗余跋》、《冷斋夜话跋》、《此君轩记》、《墨妙亭记》、《二田画记》、《颐和园词》（长诗）、《读史》（绝句）、《送日本狩野博士游欧洲》、《蜀道难》和《观红叶》等著述和诗词。 民国二年（公元１９１３年）３６岁 继续在日本避风寓居，有《宋元戏曲史》（后恢复为《宋元戏曲考》）、《明堂庙寝通考》、《释币》、《秦汉郡考》、《两汉魏晋乡亭考》、《齐鲁封泥集存》、《周礼注疏跋》、《唐写本春秋后语背记跋》、《仪礼注疏跋》、《译本琵琶记序》、《唐写本兔园册府残卷跋》、《杂剧十段锦跋》、《书宋旧宫人诗词湖山类稿水云集后》、《宋椠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跋》、《壬子岁除即事》、《咏史》（五首）、《昔游》（六首）、《隆裕皇太后挽歌辞九十韵》和《癸丑三月三日京都兰亭会诗》等著述和诗词。 民国三年（公元１９１４年）３７岁 继续在日本避风寓居，有《流沙坠简序跋》、《屯戍丛残考释并序》、《斯坦因访古图表并附记》、《国学丛刊序》、《宋代金文著录表》、《国朝金文著录表》（六卷）、《邸阁考》和《壬癸集》等著述和诗词。 民国四年（公元１９１５年）３８岁 从日本回国扫墓并作寓居上海的准备，有《殷墟书契考释序》、《殷墟书契考释后序》、《题殷墟书契考释》、《洛诰解》、《鬼方昆夷猃狁考》、《三代地理小记》、《胡服考》、《流沙坠简考释补正》、《补家谱忠壮公传》、《元刊杂剧三十种序录》、《古礼器略说》、《浙江考》和《游仙》等著述和诗词。 民国五年（公元１９１６年）３９岁 回国就任《学术丛编》主编，有《生霸死霸考》、《史籀篇疏证》及序、《周书顾命考》、《后考》及序、《释史》、《殷礼徵文》、《乐诗考略》、《毛公鼎铭考释》及序跋、《魏石经考》、《汉魏博士考》及跋、《汉代古文考》、《尔雅草木虫鱼鸟兽释例》及序、《跋石鼓文》、《学术丛编序》、《古本尚书孔氏传汇校》、《海宁县志跋》、《两汉五经博士考跋》、《仓颉篇残简跋》、《明刻本孔子家语跋》、《周开国年表》、《丙辰日记》（手稿）、《和巽斋老人伏日》（杂诗四首）、《再酬巽斋老人》和《题沈乙庵方伯所藏赵千里云麓早行图》（诗三首）等著述和诗词。 民国六年（公元１９１７年）４０岁 继续就任《学术丛编》主编，有《太史公行年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后撰有《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古本竹书纪年辑校》及序、《今本竹书纪年疏证》及序、《戬寿堂所藏殷虚文字》、《唐韵别考》、《殷周制度论》、《两周金石文韵读》、《韵学余说》、《唐尺考》、《明刻本孔子家语跋》、《宽永本孔子家语跋》、《元高丽纪事跋》、《殷文存序》、《玉生诗年谱会笺序》、《汉书艺文志举例后序》、《广雅疏证补正跋》、《江氏音学跋》、《王复斋钟鼎款识中晋前尺跋》、《隋铜虎符跋》、《广韵跋》、《海日楼诗跋》、《游仙》和《海上送日本内藤博士》等著述和诗词。 民国七年（公元１９１８年）４１岁 继续就任《学术丛编》主编兼仓圣明智大学教授，有《说环》、《说朋》、《释由》（上、下）、《戬寿堂殷墟文字考释》、《释昱》、《释旬》、《释西》、《释物》、《释牡》、《续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47 章 声韵考》、《经学概论讲义》、《女字说》、《古本尚书孔氏传汇校》、《方言跋》（后有《方言疏证》）、《唐写本唐韵残卷校勘记自序》、《唐写本唐韵残卷校勘记二卷唐韵佚文一卷》、《雪堂校刊群书叙录序》、《尔雅注疏跋》、《重辑苍颉篇》、《苍颉篇叙录》、《随庵吉金图序》、《海日楼歌寿东轩老人七十》、《戊午日短至》、《东轩老人两和前韵再叠一章》、《哭富冈君》、《题况蕙风太守北齐无量佛造像画卷》和《履霜词》等著述和诗词。 民国八年（公元１９１９年）４２岁 继续就任《学术丛编》主编兼仓圣明智大学教授，有《殷墟书契后编上卷考释》、《西胡考》（上、下）、《西域井渠考》、《西域杂考》、《书尔雅郭注后》、《音学五书跋》、《唐写本残职官书跋》、《唐写本食疗本草残卷跋》、《唐写本灵棋经残卷跋》、《唐写本大云经疏跋》、《唐写本韦庄秦fù吟跋》、《唐写本云谣集杂曲子跋》、《唐写本残小说跋》、《唐写本敦煌县户籍跋》、《宋初写本敦煌县户籍跋》、《摩尼教流行中国考》、《唐写本回文诗跋》、《于阗公主供养地藏菩萨画像跋》、《曹夫人绘观音菩萨像跋》、《九姓回鹘可汗碑跋》、《校松江本急就篇》及序、《周礼注跋》、《元丰九域志跋》、译著《近日东方古言语学及史学上之发现与其结论》、《题蕺山先生遗像》、《题敦煌所出唐人杂书》（六绝句）、《冬夜读山海经感赋》、《赠太子少保特谥文忠梁公挽歌词》和《题刘翰怡小像》等著述、译著和诗词。 民国九年（公元１９２０年）４３岁 继续就任《学术丛编》主编兼仓圣明智大学教授，有《敦煌发见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尔雅疏校记》、《诗齐风岂弟释义》、《与友人论石鼓书》、《音注孟子跋》、《史记索引跋》、《周玉刀跋》、《东京梦华录跋》、《内府藏宋大字本孟子跋》、《覆五代刊本尔雅跋》、《宋刊本尔雅疏跋》、《宋越州刊本礼记正义跋》、《旧刊本毛诗注疏叶跋》、《随庵所藏甲骨文字序》、《残宋本三国志跋》、《校松江本急就篇校补》、《散氏盘跋》、《焦氏易林跋》、《秦新虎符跋》、《小除夕东轩老人饷水仙钩钟花赋谢》、《张小帆中丞索咏南皮张氏二烈女》、《题族祖母蒋夫人画兰》、《高欣木舍人得明季汪然明所刊柳如是尺犊三十一通并己卯湖上草为题三绝句》和《清平乐蕙兰同畹》等著述和诗词。 民国十年（公元１９２１年）４４岁 继续就任《学术丛编》主编兼仓圣明智大学教授，并为密韵楼编撰书目，有《观堂集林目录》、《大唐六典校勘记》、《联绵字谱》、《唐广韵宋雍熙广韵》、《刘氏金石苑稿本跋》、《敬业堂文集序》、《小盂鼎跋》、《张说之文集跋》、《蒙古刊李贺歌诗编跋》、《段懋堂手迹跋》、《元氏长庆集跋》、《岑嘉州诗跋》、《江文通文集跋》、《小畜集跋》、《韦苏州集跋》、《百一庐金石丛书序》、《玉台新咏跋》、《唐写本切韵残卷跋》、《明拓石鼓文跋》、《唐写本摩诃般若波罗密经残卷跋》和《题汉人草隶急就章二首》等著述和诗词。 民国十一年（公元１９２２年）４５岁 继续就任《学术丛编》主编兼仓圣明智大学教授，并为密韵楼编撰书目，再兼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通讯导师，有《两浙古刊本考并序》、《五代两宋监本考》（三卷未完成）、《罗君楚传》、《传书堂记》、《库书楼记》、《书式古堂书画汇考所录唐韵后》、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研究发题四则、《乾隆浙江通志考异残稿》、《草堂诗余跋》、《李文饶文集跋》、《宋韶州木造像刻字跋》、《兮甲盘跋》、《宋刊后汉书郡国志残叶跋》、《光绪十万卷楼刻本尔雅疏跋》、《汉南吕编磐跋》、《四部丛刊本水经注跋》、《匈奴相邦印跋》、《宋钜鹿故城所出三木尺拓本跋》、《日本奈良正仓院藏六唐尺摹本跋》、《尚书隶古定释文跋》、《宋刊汉书残叶跋》、《宋抚州本周易跋》、《张说之集跋》、《传书堂藏善本书志序》、《元刊本资治通鉴音注跋》、《元刊本西夏文华严经残卷跋》、《显德刊本宝箧印陀罗尼经跋》、《广韵跋》、《鲍少筠所藏金石文字跋》、《叔氏宝钟拓本跋》、《嘉至摇钟跋》、《沈乙庵先生绝笔楹联跋》、《五代刻宝箧印陀罗经跋》、《庚赢卣跋》、《宋刊分类集注杜工部诗跋》、《乾隆诸贤送曾南守郴州诗卷跋》、《张母桂太夫人真赞》、《梁溪高仲均兄弟以其先德古愚先生事实属题为书一绝》、《题汉人草隶砖》（诗二首）和《题西泠印社图》（诗二首）等著述和诗词。 民国十二年（公元１９２３年）４６岁 进京就任溥仪小朝廷“南书房行走”，兼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通讯导师，有《观堂集林》（二十卷）、《传书堂藏善本书志》（又名《传书堂藏书志》或《密韵楼藏书志》）、《魏正始石经残石考》（又称《魏石经续考》）及序、《陈政事疏》、《明熊忠节题稿跋》、《水经注校本跋》、《曲江文集跋》、《肃忠亲王神道碑》、《卣跋》、《父丁角跋》、《刺鼎跋》、《父乙卣跋》、《邓析子跋》、《杜工部草堂诗笺跋》、《飞燕角跋》、《商鞅量跋》、《秦公敦跋》、《高邮王怀祖先生训诂音韵书稿叙录》、《与马叔平论石鼓书》、《观堂集林序》、《周铜匕铭跋》、《殷墟文字类编序》、《颂壶跋》、《齐国差跋》、《抱朴子跋》、《梁伯戈跋》、《六朝瓦当拓本跋》、《逸周书跋》、《春秋繁露跋》、《淮南子跋》、《秦公敦跋》、《古磬跋》、《待日轩仿古钤印谱序》、《明钞北集跋》、《肃霜涤场说》、《鱼匕跋》、《沈司马石阕朱鸟象跋》、《谕葬张勋碑文》、《梦得东轩老人书醒而有作时老人下世半岁矣》（诗一首）、《题斋少保独立苍茫自诗图卷》、《题御笔双鹆》、《题绍越千太保先德梦迹图》（诗二首）、《题御笔牡丹》（诗九首）、《题御笔花卉四幅》（诗四首）和《南书房太监朱义方索题所藏陈子砺学使内直时画册》等著述和诗词。 民国十三年（公元１９２４年）４７岁 跟随溥仪被逐出紫禁城，同时辞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通讯导师一职，有《补高邮王氏说文谐声谱》、《谏阻出国游历开办皇室博物馆奏折》、《散氏盘考释》、《高宗日说》、《陈宝说》、《书顾命同瑁说》、《释天》、《周京考》、《以五介彰施于五色说》、《致北京大学某教授书》、《水经注校本跋》、《明钞本水经注跋》、《聚珍本戴校水经注跋》、《合刻山海经水经跋》、《元次山砚跋》、《爵跋》、《殷虚文字拓册跋》、《古陶文字拓册跋》、《甘陵相碑跋》、《唐写本韦庄秦fù吟又跋》、《汉熹平魏正始石经》、《古瓦灶跋》、《明内阁藏书目录跋》、《金文编序》、《吴王夫差鉴跋》、《伪齐所刊禹迹华夷两图跋》、《方言疏证跋》、《汉王保卿买地卷跋》、《名家翰墨跋》、《王子婴次庐跋》、《敦跋》、《羌伯敦跋》、《古画跋》、《蓼园诗钞跋》、《杨留六十寿诗》（诗二首）、《题贡王朵颜卫景卷》（诗四首）和《题镇海李太夫人八徽图》（诗八首）等著述和诗词。 民国十四年（公元１９２５年）４８岁 应聘为清华学校国学研究所导师，并举家迁居清华园内，有《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古史新证》、《耶律文正公年谱》、《说文练习笔记》、《王观堂先生尚书讲授记》、《西辽都城虎思斡耳朵考》、《元朝秘史地名索引》、《月氏未西徒大夏时故地考》、《宋刊水经注残本跋》、《永乐大典本水经注跋》、《孙潜夫校水经注残本跋》、《朱谋水经注笺跋》、《水经注释跋》、《水经注校记》、《水经注校本跋》、《水经注跋尾》、《拜经览古图跋》、《方言疏证跋》、《刑统跋》、《广雅跋》、《杜经行记校录》、《王延德使高仓记校录》、《刘祁北使记校录》、《刘郁西使记校录》、《蒙古刊李贺歌诗编跋》、《父丁鼎跋》、《姬鼎跋》、《公违敦跋》、《史颂敦跋》、《从簋跋》、《召尊跋》、《重刻施国祁元遗山诗笺注序》、《滕侯戈跋》、《书番商氏所藏散氏盘墨本后》、《蒙古源流跋》、《元朝秘史注跋》、《蒙文元朝秘史跋》、《鞑靼考》、《黑鞑事略跋》、《鄂侯方鼎跋》、《秦瓦量跋》、《罗雪堂参事六十寿诗》（诗二首）和《为马叔平题三体石经墨本》（诗二首）等著述和诗词。 民国十五年（公元１９２６年）４９岁 继续就任清华学校国学研究所导师，有《辽金时蒙古考》、《毛公鼎考释附注》、《耶律文正公年谱余记》、《说现存历代尺度》、《六朝人韵书分部说》、《宋代之金石学》、《盂鼎铭考释》、《克鼎铭考释》、《蒙古史料校注》（四种）、《湛然居士集跋》、《光绪刻本校正元圣武亲征录跋》、《圣武亲征录校注》及序、《钞本元圣武亲征录跋》、《长春zhēn rén西游记注》、《长春zhēn rén西游记注序》、《蒙鞑备录跋》、《元朝名臣事略跋》、《新莽嘉量跋》、《桐乡徐氏印谱序》、《书影印内府所藏王仁切韵后》、《观古堂刻本元朝秘史跋》、《蜀石经残拓本跋》、《袁中舟侍讲五十生日寿诗》、《题澉山检书图》（诗二首）、《题邓完白梅石居小像》和《贺袁励准》（寿联一幅）等著述和诗词。 民国十六年（公元１９２７年）５０岁 继续就任清华学校国学研究所导师，６月２日自沉颐和园昆明湖，有《南宋人所传蒙古史料考》、《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儿坚考》、《金界壕考》、《萌古考》（由《辽金时蒙古考》改成）、《鞑靼考》（附鞑靼年表）、《鞑靼后考》、《黑车子室韦考》、《蒙古札记》、《书影明内府刊本大诰后》、《元刊伯生诗续编跋》、《周之琦鹤塔铭手迹跋》、《长春zhēn rén西游记注跋》、《水经注笺跋》、《赵万里水经注校本跋》、《日本旧钞本西游录跋》、《尚书诂序》、译著《室韦考》、译著《辽代乌古敌烈考》、译著《鞑靼考》和遗嘱一份等著述和译著。 王国维自沉后结集出版的主要著述有： １．《海宁王忠悫公遗书》，民国十八年（公元１９２９年）由罗振玉编印； ２．《王静安先生遗书》，民国二十五年（公元１９３６年）由赵万里和王国华整理编辑，民国二十九年（公元１９４０年）商务印书馆出版； ３．《王观堂先生全集》，公元１９６８年由台湾文华出版公司出版； ４．《王国维先生全集》，公元１９７６年由台湾大通书局出版。 ５．《王国维遗书》，公元１９８０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王静安先生遗书》时改为此名出版； ６．《王国维全集》，公元１９８４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７．《王国维文集》，公元１９９７年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 参考书目 １．《王国维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９７年月第一版。 ２．袁英光、刘寅生编著《王国维年谱长编》天津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年１０月第一版。 ３．陈铭著《潮落潮生王国维传》杭州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１２月第一版。 ４．陈鸿祥著《王国维传》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１１月第一版。 ５．钱剑平著《一代学人王国维》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１０月第一版。 ６．王国维著、李科林校注《人间词话人间词》（双色图文传世经典）安徽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１２月第二版。 ７．潘知常著《王国维独上高楼》（跨文化沟通个案研究丛书）文津出版社２００５年１月第一版。 ８．夏中义著《王国维：世纪苦魂》（百年学案典藏书系）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１月第一版。 ９．王国维等著《点评红楼梦》（红楼大家丛书）团结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１月第一版。 １０．罗振玉著《雪堂自述》（中国学人自述丛书）江苏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３月第一版。 １１．王国维著《人间词话人间词手稿》（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特藏名家手稿）浙江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５年８月第一版。 １２．佛雏著《王国维诗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二版。 １３．洪治纲主编《王国维经典文存》（经典启蒙文库国学大师系列）上海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１２月第一版。 １４．《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东方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 １５．《吴宓日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９８年版。 １６．《老清华的故事》，江苏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１７．刘著《王国维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 １８．陈鸿祥著《<人间词话><人间词>注评》江苏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 １９．陈元晖著《王国维与叔本华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 ２０．胡适著《胡适口述自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 ２１．罗素著《西方哲学史》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１年版。 ２２．叔本华著《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７年版。 ２３．陈鸿祥编著《王国维年谱》齐鲁书社１９９１年版。 ２４．罗继祖著《庭闻忆略》吉林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48 章 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 ２５．《资治通鉴》中华书局１９５７年版。 ２６．《续资治通鉴》中华书局１９５７年版。 ２７．陈鸿祥著《王国维与文学》陕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 ２８．郭沫若著《甲骨文研究》科学出版社１９６２年版。 ２９．《王国维学术研究论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 ３０．王国维著《人间词话》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图文珍藏版。 ３１．王国维著《人间词话》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４年chā图版。 ３２．李砾著《<人间词话>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 ３３．祖保泉著《王国维词解说》安徽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 ３４．叶嘉莹著《王国维词新释辑评》中国书店２００６年版。 ３５．夏东斌编《王国维文选》百花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 ３６．梁白泉主编《国宝大观》（五角丛书）上海文化出版社１９９０年８月第一版。 ３７．李麟编著《２０世纪风云人物临终岁月》（上下卷）国际文化出版公司１９９６年１２月第一版。 ３８．向斯、寒布著《斜阳下的宫殿民国时期故宫往事》长虹出版公司２００１年９月第一版。 ３９．张艳梅著《游访敦煌莫高窟未湮没的宝藏》（文化中国经典旅程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４月第一版。 ４０．赵毓鼎编著《敦煌宝藏被盗之谜》时事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１２月第一版。 ４１．奥雷尔斯坦因著／姜波、秦立彦译《发现藏经洞》（“西域游历”丛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９月第一版。 ４２．刘诗平、孟宪实著《敦煌百年一个民族的心灵历程》广东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８月第一版。 ４３．流泉、王世建、黄沙编著《中国珍贵文物蒙难纪实》山东画报出版社１９９９年５月第一版。 ４４．杨宝玉著《敦煌沧桑》长江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２年３月第一版。 ４５．李伟国／众敦煌学者《名家与名编世纪初的对话敦煌话语》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２年５月第一版。 ４６．姜鸣著《天公不语对枯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６年１月第一版。 后记 儿子两岁零８天了，虽然他早已认识“王国维”这三个字，但根本不知道先生是何许人也。即便如此，并没有妨碍他已经为先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为了这部《王国维传》，天天喜爱缠绕在我膝盖旁无意识但很有选择地随意“翻阅”我书柜中琳琅满目图书的他，不得不离开他须臾不想离开的他爸爸，虽然我也是三十多年来第一次一个人“欢度”春节，但我还是在大年三十晚上通过电话感受到了儿子与我的心心相印：他竟然抓住电话听筒不放且一个劲地叫着“好爸爸”。这在以往是没有过的事情。所以，我骄傲，我的儿子已经懂得理解和抚慰的力量！儿子骄傲，因为他的奉献使读者能够在王国维先生诞辰１３０周年这个有纪念意义的年份里及时地感受到先生那伟大人生情怀及其鸿富国学素养的淋漓沐浴！ 对于王国维先生关注年久，收集整理资料庞杂，枕边常年置放关于其书刊内容，也曾多次将自己的拙见披露于部分报刊与拙著之中。诸如，我在公元２００４年６月由北京新世界出版社出版的《悲欢颐和园》一书的第五章中就曾以“一代学人自沉昆明湖”为题，对王国维先生于公元１９２７年６月２日自沉颐和园昆明湖的前因后果进行过客观解析，引起了学界和社会诸多人士的关注。随后，此文不仅在公元２００５年８月１０日被《中华读书报》以一个整版的篇幅全文转载，而且还被多家网站转载引用，并在网络上引起了一定范围的讨论和关注。仅此一点，就足以说明王国维先生虽然离我们远去已有８０年之久了，但他依然是人们特别是学界关注的热点和焦点人物，是传记文学百花园中不可缺少的一位传主。 关于王国维先生及其著作，研究者甚多，所出版的研究成果也是汗牛充栋，而我以二十余万字的篇幅来完成他的传记，显然会显得单薄或者挂一漏万，但最主要和最应该让读者了解的内容，我不仅不会遗漏或放弃，而且还会予以重点解析，以此加强传记主人的特点，使其自身xìng格和学术xìng格更加鲜明独特。我在记述王国维先生一生历程的同时，在自认为有必要的地方添加了简短的一孔之见，以望架起作者与读者之间jiāo流的桥梁。至于书中难免存在的舛误，那实在是因为我智识浅陋的缘故，故敬请读者朋友和专家学者指教，谢谢！ 窦忠如生日之际于谦润斋 公元２００７年４月１６日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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