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及其敌人》 第 1 章 ------------------------------------------------------- 本书由www.biqugedu.com【有点笨有点呆】整理上传 附：【本作品来自互联网,本人不做任何负责】内容版权归作者所有! 如不慎该资源侵犯了您的权利，请麻烦通知我及时删除，谢谢！ ------------------------------------------------------- 小说下载尽在http://www.biqugedu.com---【tsukiyoer】整理 附：【本作品来自互联网,本人不做任何负责】内容版权归作者所有! =========================== 书名：改革及其敌人 作者：郑永年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1年9月1日 ISBN： 9787213045455, 7213045458 内容简介 《改革及其敌人》，本书主要从事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研究。先后出版专著14部，主编学术著作12部。此外，经常在报刊及其他媒体发表评论，是香港《信报》1997年至2006年的专栏作家，2004年始在新加坡《联合早报》撰写专栏。 目　录 编者序 第一部分 变革中的精英政治 技术官僚和政治智慧 新领导层政治议程的新选择 接班人制度还有最艰难的一步 第四代的政治改革观 胡耀邦与当代中国政治 回到邓小平？ 十七大与中国政治的发展方向 政治退出与中国的政治变革 第二部分 新社会契约与合法xìng 中国社会问题的终极根源在哪里？ 从“隐xìng契约”到“显xìng契约” 新的“契约”，新的考验 胡温新政与中国社会主义新潮 中国和谐社会要求重建社会契约 第三部分 权力与腐败 副省长竞选组织部长和权钱jiāo易 再论为什么中国的腐败得不到控制 对腐败应该有清醒的认识 对陈良宇案应作更深层次的思考 中国当依靠社会力量反腐败 中国官员腐败的道德代价 第四部分 重建意识形态 为什么必须重建意识形态？ 社会转型要求中国重建意识形态 人本社会主义与中共新意识形态 政治的道德与道德的政治 中国民族主义的民族xìng在哪里？ 中国新思想解放运动的本质是什么？ 宣传部门应致力于确立社会共享价值 中国的政治改革要从细节开始 第五部分 开放与政治转型 开放政体与中国的政治转型 中国的媒体开放与政治变革 渐进开放与中国政治转型 为什么说中共要转变成为一个开放的政治过程 开放、发展与民主模式的选择 中共党员要“志愿者”化 强政府、强社会当是中国社会管理的方向 第六部分 民主与利益代表 是利益代表危机还是利益表达危机？ 阶级xìng政党还是超阶级精英阶层？ 中国的政治危险在于三种权力的失衡 民主不会忘掉大多数人民的利益 改革与中共的政治领导权 中共转型是重新定位与人民的关系 文人传统的衰落与中国政治的困局 第七部分 民主的中国模式 新一波“党内民主”政治改革？ 大民主、小民主和执政党能力建设 中共党内民主的大趋势 反思民主是为了更快、更好的民主化 亚洲民主乱象让中国引以为鉴 中共党内民主与党政关系 中国的党内民主与政治安全 中国的民主化及其限度 中国不是阿拉伯世界 第八部分 政治改革的基本议程 政治改革，改革什么？ 党的改革是政治改革的核心 党政不分就不会有利益代表 高官问责与中共新政治文化 四中全会与党、政、军关系的变化 中国人大改革新动向 政协改革与政治机构的协调 公共财政制度和中国的政治改革 中国要明确政治改革“路线图” “顶层设计”克服中国改革的既得利益 第九部分 政治改革的挑战 中国制度创新的核心当为政治改革 中国转型使执政党面对新挑战 中国需要的是制度崛起 后奥运会中国的政治改革 中国的政治改革向何处去？ 中国政治“不改革”的限度 从改革到革命：中国政治变革的一般规律 中国共产党最需要的是什么？ 编者序 “郑永年看中国”系列收录了郑永年教授近十年来撰写的有关中国政治、社会、国际政治和外jiāo关系的评论文章。《改革及其敌人》是本系列的第三册，主要收录了作者关于国内政治的文章。 过去十年是中国社会经济剧烈转型的十年，与此同时，国内政治过程也在发生着相应的变化，从精英政治、领导风格、治理方式、意识形态到党内民主和利益代表，执政党在理论和实践方面并未停滞，而是努力针对社会经济的深刻转型作出各种应对之策。虽然政治改革还未成为中国全面改革的主体部分，但正如郑永年教授所反复强调的，政治改革是关系到中国命运的改革的最后一步，也是中国迈向现代国家不可或缺的步骤。中国必须根据自身的政治传统和历史轨迹，找出适合自身条件的改革途径。这是一项充满矛盾和困难的伟大事业，处处呼唤着政治家的理xìng、魄力和自我约束。无论是裹足不前还是全面西化，都不符合国家与人民的根本利益，只有建立在充分理论准备和制度建设基础上的坚定而渐进的改革，才是中国改革的合理之路。本册所精选的郑教授关于中国国内政治的观察文章，大多围绕政治改革这一宏大题旨展开，涵盖了精英政治、腐败治理、渐进开放、意识形态重建等改革的重要主题，尤其是对围绕着党内民主的中国式政治制度建设作了探索。 现在，编者把郑教授有关这方面的评论文章汇编成书，以飨广大关心中国政治改革的读者。依据不同主题，编者把文章分为九个部分，包括变动中的精英政治、国家社会关系核心的“契约”问题、腐败及其治理、意识形态重建、政治开放、利益代表、民主的中国模式、政治改革的基本议程和挑战等。这九个方面基本上反映了郑永年教授对于国内政治改革的思考。在编辑过程中，编者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文章的原貌，并且注明了发表日期和出处，这一方面是为了方便读者查阅原文，另一方面也能客观地反映出作者对当时局势的看法以及思考的深化。 最后，编者要感谢浙江人民出版社的热情帮助，特别是王利波编辑的支持和建议。 黄彦杰 2011年5月于新加坡 第一部分 变革中的精英政治 技术官僚和政治智慧 中共十六大召开在即，外界早在纷纷猜测新一届领导人的组成，谁上谁下的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但最近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组织的一次题为“第四代领导人的挑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则与众不同，主要聚焦于未来领导人所面临的问题。多数与会者都同意，第三代领导人在处理接班人的问题上较从前有了很大的进步，除了谁会担当什么领导角色还不明朗外，未来一届领导人已经基本形成。再者，与会者也同意中共所面临的一些主要挑战，如共产党本身的转型、法治建设、社会矛盾、新经济制度、世界贸易组织、国家统一和外jiāo战略，等等。对这些问题，中共领导人本身也是有深刻认识的。但是，所不能确定、同时也使人担忧的是未来领导人处理问题的方式和方法。 中共领导集体已经从máo zé dōng时代全部由革命家组成，转型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技术官僚（又称专家治国）集体，或者说中共已从一个革命党转型成为管理党。这种转型是中国过去二十多年来改革成功的一个主要因素。技术官僚讲究实事求是的精神，在处理问题时没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倾向xìng，在很多时候，能够把一些政治问题转化成为技术问题来处理。 技术官僚治国从80年代初开始，到jiāng zé mín时代达到了高峰。根据王赓武（东亚研究所所长）的说法，jiāng zé mín可以说是把技术官僚的优势推到了一个极点。这主要表现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在经济方面，jiāng zé mín顺利地把市场经济合法化，并且提供给私人经济以宪法上的保护；在政治方面，尽管改革并没有多大的进展，但随着jiāng zé mín“七一”讲话容许资本家加入共产党，从长远看实际上为中国政治变化引入了动力。本来这些问题都涉及敏感的意识形态问题，但高层是以非意识形态的方式来处理这些问题的，或者把它们转化成技术问题来处理。 技术官僚制度是中国过去成功的关键所在，但是它也隐含着中国政治的危机。为什么这样说？首先，不是所有的政治问题都能够转化成技术问题来处理的。在máo zé dōng时代，政治和意识形态主导政策，所有的问题都被意识形态化，甚至连很小的技术问题也是这样。技术官僚反其道而行之，尽量把政治和意识形态问题转化成技术问题来处理。但问题是，很多政治问题不能简约成为技术问题。如台海两岸关系问题、新疆和西藏问题、中国的国际战略问题，等等，这些政治问题不是技术官僚通过对成本和利益的权衡所能解决的，而是要靠政治方法，依靠政治大动作来解决。 即使是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问题也不能完全靠技术方法来解决。和世界贸易组织打jiāo道本身更多的是技术和法律层面的问题，但要消化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政治影响问题，则完全是一个政治问题。很难说现在或者未来的技术官僚已经从政治层面上作好了对付世界贸易组织的准备。 其次，技术官僚对付不了总体政治构架转型的问题。技术官僚的长处是在既定的政治构架内能够有效地解决问题。这一点不仅在中国是这样，在其他国家和地区也是这样。不说别的地区，在亚洲，台湾地区、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都是技术官僚治理的最好例子。在这些地方，技术官僚有过辉煌的成绩，他们有效地维持了政治稳定，推动了经济的发展，为总体政治转型创造了各方面的条件。但一旦涉及政治体制转型的问题，他们就缺乏宏观的眼光和长远的目标。在印尼是这样，在台湾也是这样：主导印尼和台湾的执政党曾经都是技术官僚政党，但都被成功的经济发展所抛弃。马来西亚等国尽管情况还好，也面临着政治转型的严峻考验。 中国的技术官僚现在面临的最大的问题也是政治转型的问题。高层大量录用技术官僚，为各方面的改革创造了有利的条件。现在客观上的社会经济发展要求总体政治制度的转型。对这一点高层不是没有认识，但关于如何转型还没有很大的进展。除了一些功利主义取向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举措外，人们看不出高层有任何宏观的政治考量。 máo zé dōng时代的中国领导阶层只有政治家而没有技术官僚，现在的中国领导者则太多技术官僚，而缺乏政治家。政治的健全发展和转型取决于政治家和技术官僚两者之间的平衡。目前中国社会的许多问题需要政治家的政治想象力，需要他们的政治智慧。如何改变目前技术官僚占据统治地位的局面而达到两者之间的平衡，或许是未来领导人的主要任务。 原刊于《信报》2001年11月20日 新领导层政治议程的新选择 政治议程的选择无论对新领导层还是国家内政外jiāo的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对新领导层来说尤其如此。选择政治议程说到底就是要做几件大事。中国那么大，大事不少，选择哪几件大事以及如何做所选择的大事，关系到新领导层的“业绩”问题。中国非民主国家，领导层非老百姓所选，领导人能否做些漂亮的事情，对其政治合法xìng非常重要。做好了，人民就认同他们；做不好，人民就很难认同他们。再者，如果领导人做好了大事，合法xìng高了，权威也高了，就可以做更多的事情。这就会在领导人和人民之间创造一个良xìng循环。同时，议程选择对国家的未来发展也很重要。议程选择对了，路径走对了，国家就会有明确的发展方向。如果做得不对，留下不好的遗产，就会成为未来发展的障碍。 议程选择的重要xìng明确表现在第三代领导人身上。在90年代中期，第三代领导人因为权力趋于巩固，开始做议程的选择。议程的选择不外内政外jiāo两个方面。在中共十四大上，经济路线已经确定，大方向已经定型，除了加大改革的力度外，没有什么可以选择了。当时领导人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是选择国内的政治改革，还是选择外部的台湾问题。领导人选择了台湾问题，而非政治改革。 做这样的选择不能说是不理xìng的，但是从后来的发展来看，这样的选择有很大的代价。把台湾问题作为工作重点或许是不得已的事，因为是要回应台湾内部的变化；但是，一旦把台湾问题作为重中之重，问题就来了。这一选择把所有与台湾问题有关的最敏感的神经都调动了起来，并且两岸都是如此。这样，两岸关系就进入了一个恶xìng循环。问题出现了，领导层又没有足够的能力、国家没有足够的力量来解决台湾问题。两边吵吵闹闹，到现在所有重要的问题都没有解决。 不选择政治改革更是个错误。当时市场经济的概念已经确立，应当说在政治上应该有所动作，来配合经济改革。由于没有政治改革，腐败变得不可遏制，到现在还是这样。一些国家的激进政治改革尽管出了很大的问题，但毕竟这一步已经走了过来。例如俄罗斯，不管怎样说，它已经建立了一个初步的民主构架。而中国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才可以发展到这一步，并且这一过程中有太多的未知数。更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2 章 紧要的问题是，政治改革这一关最终还是要闯过去的。90年代末以来的情况已经说明了这一点。 第三代领导人多年后才意识到政治议程的选择有所偏颇，后来的调整也是显而易见的。在台湾问题上，领导层认识到，台湾问题与其说是大陆和台湾之间的关系问题，倒不如说是中美关系之间的最重要的一环。这种认识驱使领导层把重心转向中美关系，而非台湾。这种转移是相当有效的，近年来台湾方面也有各种动作，但大陆方面并没有像早些时候那样事事必有激烈的反应。尽管如此，两岸并没有发生像1996年那样的危机。在内政方面，在经历了“三讲”运动以后，高层也放弃了这样的传统概念，转而提出“三个代表”的新概念，这个概念较之“三讲”，更能让人民和官员接受，对中国政治变迁的意义也较大。 现在又到了新领导层做议程选择的时候了。几个新的动向是值得注意的，它们会影响到国家今后内政外jiāo的发展。 最令人瞩目的就是台湾问题了。新领导层似乎不想把台湾问题作为重要议程，甚至有淡化台湾问题的倾向xìng。新领导层并没有在这个问题上提出进一步的思想，甚至对从前的“江八点”也少有强调，但这并不是说新领导层不重视台湾问题了，而只是意味着议程选择的转移。现在的重点已经转向了大国关系。胡锦涛这次参加八大工业国会议就是大国外jiāo的一个好开头。这对台湾问题会有非常深刻的影响。强调大国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说就是给台湾设置了一个“笼子”，如果大陆能够和大国维持好的关系，台湾可能难以跳出这个“笼子”，就是说台湾要独立的机会是式微的。 在政治改革方面，新领导层显然较之第三代领导人处于一个更有利的位置。尽管第三代领导人本身没有进行政治改革，但留下的经验是很可贵的。新领导层一上台，就试图和人民签订“新契约”，如逐渐增加政治透明度、有限的媒体开放、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到社会弱势群体上，等等。这个大方向是对头的。“非典”发生后中国的表现已经非常清楚地表明，这些方面都是需要领导人来重视的。 但是这样的观察不应当导致乐观的结论。新领导层的意向是非常明确的，但是这些意向是否能够真正实现，还有待观察。在中美关系上，中国如果不做几件大事，是很难真正有进步的，潜在的危机仍然存在。在政治改革上也是如此。 原刊于《信报》2003年6月24日 接班人制度还有最艰难的一步 随着军委主席jiāng zé mín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退休，中国权力jiāo接制度的确立和程序化向前迈进了很大的一步。这是非常艰难的一步。但这并不是说，从今以后，权力jiāo班就没有什么问题了。可以确定地说，这一制度还有更为艰难的一步要走，那就是如何建立选择接班人的制度。 在中国，接班人jiāo接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大体来说，这个制度可以分解为接班人的选择、政治人物的退出和新接班人的权力jiāo接几个部分。在民主国家，这几个部分是有机地联系起来的。选举决定了一切，选票决定现存领导人的去留，也决定未来的领导人，权力jiāo接只不过是一套程式而已。当然，除了选举，民主制度还有其他一系列的配套制度，如政府首脑的任期、选举资格、选举办法、退休办法，等等。在西方，很多人就认为，民主政治与其说是人民参与政治的制度，倒不如说是一种选择政治权力人物的制度。 中国还没有发展出这样一套民主程序，所以接班人问题要依靠其他方式来完成。jiāng zé mín的退休和胡锦涛的接任完成了权力的jiāo与接问题，这是个不容易的过程，是邓小平以来中国高层努力的结果。如何建立权力jiāo接制度一直是高层所关注的问题。 jiāng zé mín对于最高领导人的退休制度化的建设有很大功劳。人们可以认为，权力jiāo班制度的建设是从邓小平后期开始的，但真正落实这些制度化建设是在jiāng zé mín时代。在1997年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逝世之后，jiāng zé mín实际上成了中国最有权威的政治人物。他可以继续邓小平开始的权力jiāo接班制度建设，但也可以另起炉灶，用自己的方式来做接班人的安排。如果他坚持这样做，尽管会有阻力出现，但没有人能够怎么样。这种情形出现在máo zé dōng时代，也出现在邓小平时代。在中国政治体制下，一旦拥有了最高权力，就没有人和制度能够制约最高政治人物了。这也是所有列宁主义式政党中通常会发生的现象。 但jiāng zé mín没有这样做，他选择了进一步的制度建设，比较有效地解决了最高领导层的退休制度。从1997年十五大上乔石和刘华清等退休，到十六大上李鹏、朱基等退休，高层领导退休已经相当制度化。jiāng zé mín在一个并不长的过渡时期以后正式退休，表明了这个权力jiāo接班制度的确立。jiāng zé mín可能有其他方面的政治遗产，但未来的历史会说，建立权力jiāo接班制度是其最重要的政治遗产。 现在，胡锦涛在权力jiāo接班制度建设方面面临着比jiāng zé mín还要艰巨的任务。一方面，胡锦涛要继承jiāng zé mín的遗产，继续在退休制度方面努力。最高领导层退休现在可以说已经成了一个习惯，这个习惯可望继续下去。但是，进一步制度化的空间还是存在着的，例如，可以规定党的总书记的限任制，政治局常委、委员的限任制，甚至中央军委等重要职位的限任制。有了正式制度的规定，以后的领导人就可以按部就班了。 但是，最大的挑战莫过于如何建立选择接班人的制度。如何选择接班人在今天的中国显得越来越重要。随着老一辈革命家的逝世，指定接班人的时代已经过去。在máo zé dōng和邓小平时代，不管发生什么样的政治事件，政治强人可以指定其接班人。一个不行了，再指定另一人也并不困难。但是，现在没有人能够这样做了。当政治强人逝世之后，就必须建立起选择接班人的制度，否则高层政治就会出现大问题。 如何做？民主是避免不了的。当接班人不能由某一个人指定时，就要用集体的力量，这是党内民主的问题。不过，确立民主的选择制度也并非容易。指定接班人很容易，强人指定了自己的接班人，只要其他人接受就行了，但民主是一个复杂的程序。小范围内民主选择（如中共中央委员会），还是大范围内（如党的代表大会）民主选择？迄今，无论是用大民主还是小民主，接班人的选择制度还没有开始建立。胡锦涛如何在其任内建立这样一个制度，对其是个严峻的考验。如果不能建立这样一个选择制度，那么又将如何应对即将来临的权力更替呢？ 胡锦涛新领导层已经明确提出加强执政党能力的问题。在理论上，党的发展已经有了一个方向。但发展并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新制度建设的问题。就党内民主来说，最重要的莫过于如何建立接班人选择制度了。这个问题解决不好，高层政治就很难制度化。高层政治不能制度化，政治稳定就仍然是个大问题。世界上所有列宁主义政党从来就没有解决好接班人问题。接班人问题决定了政党生存和发展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尽管在过去二十多年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仍然是一个列宁主义政党的架构。那么，如何引进民主机制来避免其他列宁主义政党所遭遇过的命运呢？ 原刊于《信报》2004年10月5日 第四代的政治改革观 不久前召开的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强执政党执政能力问题的决定。这个决定以及中共高层随后发表的各种解读文章已经引起了海内外对中国未来政治发展的深切关注。其中，讨论最多的就是以胡锦涛为中心的第四代会不会把中国政治推向民主化的道路。四中全会的决定是要强化执政党能力，民主并不是这个决议的主题。那么，为什么外界还是要从中寻找有关民主化的可能xìng呢？ 主要还是由于人们对中国民主化的高度期望。这个期望已经持续了世纪之久，不会轻易退去。自改革开放以来，这个期待一直在升高。也可预期，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深度变化，这个期待还会继续下去。不过，人们对第四代领导层在政治改革方面的期待似乎特别高，因为“人民”不仅又重新回到了领导层的政治话语里，并且成了政治话语的中心。那么，“人民”话语的出现是否意味着中国政治会往民主化方向发展呢？ 如果留意十六大以来中共领导层的一些讲话，包括胡锦涛在纪念全国人大成立五十周年上的讲话和这次四中全会的决定，那么会发现，第四代领导人的民主观或者说这一代领导人所认同的中国政治发展方向，已经跃然纸上，那就是中国不走激进民主化的道路。 不走西方式民主道路，这是从邓小平到jiāng zé mín再到胡锦涛的中国领导人的一贯立场。什么是领导人心目中的西方式民主呢？不走西方式民主从前主要有两条：一是不要搞多党制，二是不要搞三权分立。现在又加上了第三条，那就是中国不走俄罗斯、东欧式的激进民主化道路。 不走西方式民主道路并不等于不要政治改革。四中全会把执政党的改革视为中共高层的最高议程，这在中共历史上尚属首次。它表明高层对执政党改革的迫切xìng已经有了很高的认识：不改革，就要发生执政危机。 从苏联、东欧国家的变革经验中，中共学到了足够的教训。邓小平在苏东解体后，就认为解体的主要原因在于那里的政权没有能力发展经济，为人民提供足够的经济福利。邓小平于是提出了“发展是硬道理”的原则。现在，第四代又从其他一些政党的兴衰史中学到了另外一个教训，那就是执政党不仅要有能力推动经济的发展，也要学会如何治理一个日益复杂的社会。 执政能力的衰落无非有内外两个原因。外在的原因在于社会经济迅速变迁，从而对执政党构成了挑战。从máo zé dōng时代的计划经济到今天的市场经济和全球化，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执政党和人民的关系尽管也发生了一些量上的变化，但并没有实质xìng的变革。内在的原因在于执政党内部的组织和意识形态出现了问题，不能调节干部党员的行为，产生了严重的腐败，从而促使其执政能力衰退。执政党内部不是没有改革，而是缺少有效的改革。反腐败就是一个例子。高层迄今已经发动了无数次反腐败政治运动，但腐败仍然很严重。 如何提高执政能力呢？第四代领导人在寻找执政党和“人民”之间的结合点。这个方向应当说是合理的。任何政党本来就应当是人民的有机部分，一旦政党和人民失去了联系，执政党能力的衰落就会不可避免。如何和“人民”建立有机的联系就成了提高执政能力的关键。在西方发达国家，“人民”和执政者之间的关系通过选举得以建立。既然第四代否定了西方式民主，那么就要寻找其他的改革途径。 可以把第四代的政治改革优先次序作一个排列。第一就是通过党内民主来进行执政党自身建设。这个途径是首位的。在一些地区和国家，执政党因为自身改革的缺失而无法应付社会危机，导致党的最终解体。中共要通过党内民主来强化自身。第二优先是宪政民主，就是强化全国人大系统对政府的监督功能，让人大逐渐成为人民参与政治的间接管道。同时，全国人大也可以成为执政党从直接主政转型到通过参与组织政府间接主政的途径。第三优先就是社会民主，也就是人们时常所说的自下而上的社会政治参与。 从理论上看，这个次序并没有不好。执政党自身能力得到增强后，就可以推动宪政改革，让全国人大来监督执政党组成的政府。同时，执政党能力的增强也有利于执政党及其政府的开放，让更多的社会成员来参与政治。如果顺利，这会是一条稳健的民主化道路。 但在实际层面，这个优先次序中存在着不可逾越的困难。随着执政党能力的强化，全国人大的功能可能不仅得不到强化，反而会遭到削弱。党政之间只存在着高度制度化的政治关系，即党领导政府。两者之间的法律关系（即党本身也要服从法律）仍然极其微弱，在很多场合甚至并不存在。执政党自上而下地产生政府，在人民没有有效的机制来产生政府的情况下，全国人大怎样履行监督政府的功能？执政党又如何能够自觉地服从法律？ 在已经民主化了的国家，自下而上的政治参与是政治民主化的主要动力。人民参与政治，选举自己的领导人，影响政府的决策。正是人民的参与才造就了执政党和人民之间的有机联系，才构成了对政府的外在制约与压力，使得执政党必须向人民负责，政府必须向人民负责。而在中国，这一切似乎要倒转过来。这种自上而下的动力机制能否达成执政党的既定目标，能否推动中国的民主化，还得拭目以待。 原刊于《信报》2004年11月2日 胡耀邦与当代中国政治 日前，中共中央召开纪念原中共总书记胡耀邦诞生九十周年座谈会。这件事被外界解读为或许会成为当代中国政治发展过程中的一件大事。实际上，早在会议召开之前，海外媒体就已经开始解读这个决定的政治含义。很多评论家认为，这是胡锦涛新一代领导层要开始进行中国政治改革的一个信号。原因很简单，胡耀邦执政时期是当代中国政治最具进步xìng的时期，人们自然希望当代中共领导层在纪念胡耀邦的同时能够恢复胡耀邦精神，开创中国政治的新局面。 毋庸置疑，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3 章 后máo zé dōng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政治新局面和胡耀邦密切相关。尽管当时的领导核心是邓小平，但胡耀邦的作用不是邓小平本人所能替代的。胡耀邦不仅配合邓小平把中共从“文革”的灾难中拯救出来，而且还开始努力把共产党从一个革命党转型成为执政党。具有共青团背景的胡耀邦善于动员党内外力量，这一点即使是邓小平本人也未必能够做得到。 为什么这位具有政治敏感xìng的原中共领导人的名字在消失了多年之后，再次浮现在人们的眼前呢？是新领导层要开启犹如胡耀邦当年那样的政治改革，还是仅仅因为现存领导人和胡耀邦之间的特殊关系呢？尽管不能完全否认这些因素和中共纪念胡耀邦的决定的关系，但这些解释可能要么过于简单，要么过于理想化。 虽然人们不知道也很难知道这个决定背后的故事，但从国家副主席曾庆红纪念胡耀邦的讲话中，至少可以找到一些原因来说明为什么胡耀邦对今天的执政党仍然具有非常的意义。一句话，纪念胡耀邦是出于当代中国政治的需要，正如当年邓小平任用胡耀邦也是出于当时的政治需要。风云人物的出现，无论是过世的还是活着的，都是时代需要的产物。 很显然，今天的新领导层也面临着一个政治难题：如何在加强执政党领导地位的同时开创一个政治的新局面。加强执政党的领导能力，这是新领导层的最重要的政治主题。但如何加强？显而易见，执政党不可能再固守旧的教条和方式，就是说，执政党的能力必须通过政治创新来实现，而这需要开创一个政治新局面。在这个方面，胡耀邦对当代政治具有借鉴作用。 胡耀邦是一个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但绝对不是一个墨守成规的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是当代中国“思想解放”运动的第一人，现在的执政党正需要这种类型的“思想解放”。“思想解放”并不是要放弃马克思主义，而是要根据时代的需要来重新解读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符合时代的需要，与时俱进，和现实相关。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之后，马克思主义仍然是官方意识形态话语的主体。没有迹象表明，执政党会在不远的将来选择其他的“主义”作为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的转型是必须的，但这种转型并不是要抛弃马克思主义，而是要对之作重新的解读。在传统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影响力急速衰落而又没有新的意识形态作为替代的今天，胡耀邦精神显得尤其重要。一种有效的意识形态对政党的持续执政非常关键。 纪念胡耀邦精神也和新领导层致力于促成共产党转型的努力分不开。共产党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型从邓小平时代已经开始。jiāng zé mín时代也作了相当大的努力，把市场经济合法化，容许私营企业家加入共产党。但很显然，这种转型还远远没有完成，执政党和人民严重脱节的现象还在继续。政党必须是人民的一部分，代表人民的利益。一旦执政党变得和人民不相关，那么其统治的合法xìng就会dàng然无存。如何恢复执政党的人民xìng？这是胡耀邦精神的另外一个重要部分。胡耀邦致力于重建执政党和人民的关系，无论其个人执政行为还是其思想，都体现了这一点。80年代胡耀邦所认同和提倡的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或者人本社会主义，不仅仅是对当时中共固守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创新，更体现了胡耀邦希望把共产党转型成为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执政党的执政理念。 尽管胡耀邦逝世之后，中国经历了邓小平“南巡”所造就的经济社会大变革，但在政治上，人们仍然怀念胡耀邦在80年代开创的那个新局面。更重要的是，中国政治今天所面临的问题的解决，尤其是执政党的转型，仍然需要一种胡耀邦精神。这也就是官方纪念胡耀邦的真正意义之所在，也是人们的希望之所在。 原刊于《信报》2005年11月22日 回到邓小平？ 在中国“两会”前夕，总理温家宝以个人名义发表了题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的五千字长文。这篇文章已经引起海外媒体尤其是华文媒体的高度关注，大家都希望从中解读出关于这次“两会”甚至是中共十七大的一些重要信息。 温家宝的长文涵盖四个主要部分，包括“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关于我国发展战略机遇期”、“关于和平发展”和“关于文化建设和文化jiāo流”。本文不谈外jiāo和文化方面的问题，而是侧重分析此文所隐含的中共政策话语重心的变化。这很重要，因为在中国的政治环境中，政策话语的变化经常会导致直接的政策变化。 发展再次成为硬道理 就内政而言，温家宝的文章所强调的是中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概念在上世纪80年代赵紫阳当政时提出，自90年代以来，这个概念不断被使用，来论证中国各方面改革政策的合理xìng。这个概念的逻辑是这样的：初级阶段意味着中国还是一个生产力不发达的国家；改革的首要任务因此就是解放生产力；解放生产力就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尽管社会公平和正义也是改革的目标，但这个目标的达到必须以解放生产力和经济发展为前提。这个逻辑表述在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的简单明了的说法中。 这个逻辑体现在90年代初以来的中共政策上，最终落实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概念中。现在温家宝再次强调这个概念和这个概念背后的逻辑。他提到邓小平1992年的“南巡”，也提到“南巡”后中共十四大所确定的“毫不动摇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路线。温家宝特别强调初级阶段的长期xìng。他引用邓小平“南巡”后中共所强调的“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的说法，也引用了邓小平说过的“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的话语。 温家宝的讲话可以说是中共高层近年来首次回归邓小平政策导向的最明确的表述。自2002年以来，胡温领导层一直致力于政策层面的创新，来应对和解决高速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诸多负面效应，包括社会群体之间和区域之间的日益增加的收入差异和贫富分化，环境的恶化和党政官员的腐败等。新领导层意识到，尽管发展还是硬道理，中国所面临的诸多问题还必须通过进一步的发展来解决，但如果不能有效应对和解决经济高速发展所带来的负面结果，经济发展本身就会是不可持续的。经过这些年的努力，领导层已经形成了一套既承继邓（小平）江（泽民），又有自身特色的新政策话语，科学发展观、协调发展、社会正义与和谐社会等成了这个新政策话语的主要概念。温家宝在长文里强调的是发展，而把近年来发展出来的新政策话语置于一个次要的地位。 讲话表明政策重点转移的困难 问题是，为什么要回归邓小平？从表面上看，可以把这篇文章解读为温家宝对自去年“两会”期间以来对中国改革路线的争论，即所谓的“左”、“右”派之间的争论的回应，为今年的“两会”定下一个基调。因为贫富差异和社会分化等客观问题的存在，新老“左派”逐渐利用领导层的“亲民”政策话语来“反思”和批评以往的经济改革政策。另一方面，“新自由派”则力促深化经济改革，并要求把改革扩展到政治领域。两派之间的争论在去年“两会”前后明显化，代表两派的知识分子不仅各自召开会议来声明自己的主张，而且也在各种媒体上jiāo锋。尽管两派之间的争论极为正常，但对领导层来说，这样的争论会产生负面的政治效应。对内来说，这种争论会产生相当大的政治压力，使得很多政策难以制定和落实。最明显的莫过于人们对《物权法》的争论及其产生的实际政治影响了。同时，国内的争论也必然产生外部影响。一些西方观察家开始怀疑中国既定的经济改革是否会继续下去，“左派”政策话语是否会成为主流。 事实上，为了澄清中国的改革政策，胡锦涛和温家宝在去年“两会”期间和随后，多次表明中国政府会继续深化经济改革，强调科学发展观和建立在社会公正和正义之上的社会和谐，并非要从根本上改变政府的经济改革路线，而是要保持中国经济发展的可持续xìng。但是，海内外的疑虑一直是存在着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在“两会”来临之际，温家宝从正面阐述政府的立场显得非常必要。 但是问题并非这么简单。从更深层次来看，这也表明了中国政策重点转移的困难。邓小平强调经济发展优先，现在在强调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强调社会公平与正义。这两者之间自然有不同的地方，是发展的优先次序问题，即把政策重点放在经济发展还是社会发展之上。这里牵涉到的不仅是政策话语问题，而且是实际政策变化问题。而任何政策变化必然牵涉到利益的重新分配。比如说，如果光强调经济发展，包括企业家在内的新兴社会阶层的利益就会处于优先位置；但如果强调社会公平和正义，那么包括工人、农民、流动人口在内的弱势社会群体的利益就不能被忽视。 正因为这样，领导层的“亲民”政策尽管得到多数社会群体的认同，但在政策实施过程中也遇到了相当大的困难。首先是各级官员尤其是地方官员对新政策有抵触。要从以往的以GDP增长为核心的政策转移到以人为本的政策，对地方官员来说并非易事。一旦政策转型触动地方利益，他们就会变着法子来抵制政策实施。此外，既得利益集团的抵制尤其强大。在过去数十年的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既得利益已经根深蒂固，很难动摇。实际上，有中央官员早就承认在推行一些政策时，中央方面“屡战屡败，屡败屡战”。这种说法既表明了中央政府的决心，也表明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强大。很显然，既得利益集团之所以强大，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所拥有的物质财富，更是因为他们和各级政府或者政府官员之间的利益关联。毋庸置疑，当政策执行遇到困难时，中央政府有时也不得不作些妥协与调整。 意在协调不同社会利益 温家宝的文章强调了中共的目标是建设基于社会公平和正义之上的社会和谐，但更强调在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生产力的重要xìng。这种表述在一定程度上意在协调各种不同的社会利益。但这并不表明对改革的争论就没有了。不管人们喜欢与否，只要社会问题客观存在，如果允许争论，争论还是会在任何时间和地点出现。 中国既有惊人的发展成就，也有发展带来的严重问题。如果贫富不均的社会环境和生态恶化的自然环境不能得到改变，经济发展很难持续。但从近年来的发展经验来看，发展模式的变迁不是中央层面作些重大政策调整那么简单。一旦触动重大利益，政策就变得难以执行。因此，有效的政策首先就取决于各种社会利益之间的妥协。利益妥协的首要前提就是利益表达，对国家政策的争论是利益表达的最重要途径之一。 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最重要的民意表达机制的“两会”，应当鼓励政策争论。只有通过争论，社会才会达成共识，利益才能达成妥协，有关部门才可以理xìng决策。 原刊于《联合早报》2007年3月6日 十七大与中国政治的发展方向 五年一度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相当于总统制国家的总统选举。因此，每当中国共产党召开党的代表大会，人们就会热切关注围绕党代表大会的所有一切，尤其是由党代表大会所引出的人事变化。人们对这次党代表大会期望已久，早就开始从各方面的新政策动议和重要人事变动来观察十七大有可能带来的变化。 五年前的十六大，中共的权力从jiāng zé mín班子移jiāo到胡锦涛班子。当时外界对jiāng zé mín的关切多于对胡锦涛，因为人们顾虑的是中共权力能否顺利移jiāo的问题。到了五年之后的今天，人们可以说一个真正的胡锦涛时代已来临。人们对胡温的新政已经熟知。在过去的五年中，新领导层已经推出了诸多新政策。人们从胡锦涛今年6月在中共中央党校的讲话中可以体会到，十七大要对这些新政策作系统化的陈述。但人事方面就不一样了。 胡温新政推行已经多年，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但离社会大众的普遍期望还有很大一段距离。新政在推行过程中，遇到了方方面面的既得利益的强大抵触。十七大能否组成一个新的领导班子，以更有效的方式推进新政，很自然是人们所关切的。其实，这也符合中国政治的一般特点，即政策决定以后，干部就成为决定因素。此外，这次高层人士安排也涉及五年后中共十八大的接班人和权力移jiāo问题。胡锦涛领导班子能否选择好接班人或者接班人群体，也是人们关切的热点。 就是说，十七大是中共高层人事变化的关键。不过，在“人”与“事”之间，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对“事”表现出超乎异常的关怀。各种新的政策就属于“事”的范畴。中国正处于社会经济的大转型时期，不管谁来掌权，都要面临转型社会所面临的各种挑战。从中国国内这些年的发展动态来说，社会各阶层关切的焦点不再仅仅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也不仅仅是近年来的热点问题如社会正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已经提了出来，那就是，中国共产党向何处去？ 政策变化关系到利益再分配 自上世纪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4 章 0年代初中共确立市场经济体制以来，国内所谓的“新左派”和自由主义之间的争论一直就没有中断过。但双方之间的争论在近年趋向激烈。双方间的争论表面上看聚焦于一些具体的政策和法律的制定，但双方背后的关切则是“中国共产党向何处去”这个基本问题。前些时间围绕着中国是否应当朝着民主社会主义的方向改革的争论，更是直接地表明了这种关切。 从深层次看，人们开始对中国共产党的发展方向给予关切，并不是像很多人所说的因为共产党僵硬不变，而是因为自改革开放以来党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且不说上世纪90年代党所发生的变化，就在过去的五年中，也就是从十六大以来，中共就已经发展了1200万名新党员。到2006年底，中共基层组织已经达到360万个。大约有42万个企业组织成立了党的组织。在241万个非国有部门企业中，有将近18万个成立了党的组织。很多年来，海内外很多人在研究中国时往往把重点放在中国发展的经济和社会面，尤其是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上。但实际上，真正具有实质xìng发展的是党组织。除了党组织，中国还没有任何其他组织可以覆盖和渗透整个国家的所有重要部门和结构。中共新发展的党员一般都比较年轻，受教育程度也较高。到2006年底，有1690万党员在35岁以下，占党员总数的23.3%；接受过大专以上教育的有2220万，占总数的30.7%。 这些变化应当说都是正面的，表明了党的可持续发展。但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对党的变化忧心忡忡呢？尽管党所主导的中国政治结构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但人们发现，发生在这个结构内部的变化已经从各个不同的层面、通过各种不同的途径影响到了自身的利益。中国共产党是唯一的执政党，主导着中国发展政策的方方面面。党的每一次重大政策和人事的变化，可以说是一次利益和权力在社会各阶层中间的再分配。一些社会阶层在党的这些变化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另外一些获利较少，还有一些不但没有得到利益，反而利益受到损害。这种状况也决定了不同的社会阶层希望党往符合他们自身利益的方向发展。 白领和企业人数大增 一些社会阶层对党的变化的担忧并非毫无理由。从党员的社会经济背景来看，中共已经从比较单一的社会基础向多元化转型。在改革开放之前，工人、农民、政府官员和解放军是中共社会基础的主体。但这些社会阶层或者团体的比例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呈下降趋势。例如，从1978年到2006年，工人所占的比例从18.7%下降到11.1%，农民从46.9%下降到31.7%，解放军从6.9%下降到2.2%。相比之下，其他社会经济背景的党员数量增长很快。通常所说的“白领阶层”（包括管理层和技术人才）背景的党员已经占了21.4%，私营企业主（或者资本家）占了5.1%。 党的社会基础的变化还直接反映在党的政治运作方式和政府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上。以“三个代表”理论为标志，中共已经给予私营企业政治上的合法xìng，并且鼓励非国有部门人士加入中国共产党。党员成分的变化也直接反映在十七大党代表的构成上。十七大代表大会增加了来自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简称“两新”）的代表。在政府层面，从修改宪法保护私有财产到《物权法》的通过，都表明了这些新兴社会阶层在中国政治过程中的重要xìng。 从积极面来说，这些变化表明了党的开放xìng、中国政治的开放xìng。 较之máo zé dōng时代，当代中国政治呈现出开放的特点，并且开放xìng的程度还在逐渐提高。而党的可持续发展就依赖于这种开放xìng。从世界政党发展的历史来看，一个封闭的政党是不可持续的，而一个开放的政党是可以持续的。 但是除了开放xìng，党的可持续发展还决定于党的政治公正xìng。扩大党的社会基础，从各社会阶层中录用党员，这些都表明了党的开放xìng，但这并不能表明社会各群体的利益可以在党内得到同样的体现和保护。一些社会群体对党的发展方向的担忧在于，在现实面，不同的社会利益在党内的实现程度很不相同。新兴社会阶层有足够的经济和社会能量来影响党的政策，但弱势群体又怎样呢？就是说，即使在党内，各社会群体在利益聚合、表达和实现等方面，也存在着很大的不平等。 世界政党史的发展表明，一个只代表部分人利益的政党是不可持续的，而一个能够代表各个社会利益的政党则是可以持续的。不可否认，中共正在变得越来越开放，努力追求在党内协调各种社会利益，达成体制内的妥协。但是在实现政治正义方面，这个不断开放的政治体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要保证基本政治正义，就要从制度层面实现党内民主，保障各个社会阶层的利益公平聚合、表达和实现。 原刊于《联合早报》2007年10月2日 政治退出与中国的政治变革 继一个星期之前新加坡反对党（工人党）史无前例地赢得一个集选区之后，内阁资政李光耀先生和国务资政吴作栋先生上周六毅然宣布退出内阁，目的是让年青一代领导人在更加艰难和复杂的局面下带领新加坡继续前进。新加坡前两代领导层打造了人们今天所看到的现代新加坡，不仅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让社会经济的发展从第三世界跃升到第一世界，而且在政治、经济、社会、法治等方面确立了基本国家制度。 谁也不会否认，没有李光耀这一代领导人，就不会有现代新加坡。但是，任何政治都要与时俱进。时代变革了，领导的风格和方式也必须变化。正如李光耀先生所说，“我们这么做的主要目的是要说明新加坡已经进入新时代，政府不可能还像过去那样运作……总理可以、并且也会根据新的局势去修订和改进政策”。从领导层的代际变化意义上说，李光耀先生和吴作栋先生的决定无疑是最理xìng和明智的。 在困难的时候把重担完全jiāo给新一代！如果把这个场景放置在中国政治中，结果可能刚好相反。越是有困难的时候，老一代越不可能把责任移jiāo给年青一代。中国政治文化似乎没有给年轻人或者年青一代领导人多少政治空间。一般的情形是，老一代都会以各种理由来延续其政治影响力，尤其是在有困难的时候，老一代会纷纷出来维持现存政治局面。表面上看，老一代这样做是负责的行为，但实际上这样做是有极其负面的政治后果的。 政治退出制度非常重要 用比较学术一点的语言来说，对任何一个政治制度来说，无论是多党政治还是一党政治，建立“政治退出”（political exit）制度非常重要。民主政治有很多政治功能，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要解决政治退出问题。多党制下，政党轮流执政就是一种政治退出方式。在一党制下，一种有效的方式就是领导层之间的代际更替，如果处理得不好，一党政治的衰落不可避免。中东和阿拉伯世界，现在就面临这个问题。这些地区的政权完全和社会现实脱离，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领导层代际更替缺失或者异常缓慢。当同一代政治人物统治国家数十年的时候，很多负面的结果就会接踵而至。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唯一的执政党。一党要长期执政，就必须建立一个有效的政治退出制度。实际上，无论从历史经验的角度还是现实政治需要的角度，确立和完善政治退出制度已经显得迫在眉睫。 在这方面，人们无须回到中国数千年前的历史。清朝后期以来的中国历史足以说明建立政治退出制度的重要xìng，或者说没有政治退出制度给中国政治带来的恶果。清朝晚期，光绪是皇帝，但慈禧太后垂帘听政，在背后cāo纵政治。面对朝廷衰亡困局，皇帝想大刀阔斧地改革，却遭到慈禧太后等老一代的竭力反对。以太后为代表的老一代软禁了皇帝，杀了年轻的改革者。不过，这并没有阻止朝廷的衰败。到最后，太后迫于形势的压力，为了生存，真的想改革了，并且改革幅度和力度甚至比当初光绪皇帝设想的还要大。可惜，真要改革的时候，革命的力量已经兴起，革命的进程已经开始，改革为时已晚。很多人说，光绪皇帝年青一代的改革过于理想，不见得会成功，但是，还有什么比朝廷被推翻更糟糕的呢？设想一下，如果当时中国有政治退出制度，光绪皇帝能够主导改革，就不至于造成朝廷被推翻的局面。 邓小平是中国政治历史转折点 在经历了几乎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动dàng之后，中国才建立了新政权。但máo zé dōng并没有解决好政治退出这个问题。在新政权的早期，máo zé dōng是有这个政治意识的。máo zé dōng曾经设想过领导人渐进式的退休制度。他先设计了领导层的一线、二线，但是没有成功。不管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一直到他去世，他没有一天退出过政治舞台，并且在他在位期间，中国连最起码的领导人退休制度都没有建立起来。设想一下，如果在“大跃进”运动失败之后，máo zé dōng能够正式退休，放手让刘少奇、邓小平等来解决所面临的新问题，那么很难想象会出现日后的“文化大革命”悲剧。 邓小平是中国政治的一个历史转折点。邓小平接受了máo zé dōng时代领导人个人专制的教训，开始把一些具有民主特xìng的制度因素引入党内，尤其是领导体制。邓小平最主要的历史功绩是建立了各级领导人的退休制度，废除了领导人职务终身制。到今天，中国有两种制度已经高度制度化，非常值得称道，即任期制和年龄限制。任期制从本质上说结束了领导干部终身制，而年龄限制的制度使得很多年轻干部有机会进入领导岗位。这些制度使得中国政治尤其是人事方面的更新非常迅速，这也是中国政治的新的生命力之所在。 不过，邓小平只完成了制度改革的一半。尽管领导人退休制度牢固建立起来了，但还没有确立政治退出制度。如果邓小平在上世纪80年代就确立了政治退出制度，放手让下一代领导人实行全面的改革，那么就不至于造成日后的六四事件。六四事件之后，邓小平真正接受了政治教训，真正把权力移jiāo给jiāng zé mín这一代新领导层。尤其是在他退休的时候，也同时取消了中央顾问委员会。中国接班人方面的各种制度，包括任期制和年龄限制的制度，都是在这个之后开始具有实质xìng的制度化的。 今天的中国，政治退出制度的缺失，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退而不休。一些领导人尤其是一把手尽管正式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了，没有正式职位，但还是以各种方式来干预现任领导各个方面的工作，包括人事和政策。第二，从一线退到二线。一些领导人的退休要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往往先从政府退到人大，从人大再退到政协。第三，从一个职位到另外一个职位。因为没有政治退出制度，一些干部犯了错误，但不能退出，因此，就从其犯错误的岗位上调开，换到另一个岗位，或者从一个地区调到另一个地区。第四，从显身到隐身再到显身。一些领导因为犯错误或者其他的原因，下台之后的一段时期里隐身起来，但过了一段时间又显身出来了。 政治制度的关键是政治责任 没有明确的政治退出制度，已经给中国政治造成了无穷的缺陷，影响着政治体系的正常运作。至少可以从这几个方面来看： 首先，没有政治退出制度，束缚着年青一代领导人的手脚，妨碍着他们的执政能力。这尤其反映在一把手的职位上。一党长期执政的优势在于保持政策的连续xìng，不至于像多党制国家那样，新上来的执政党可以终止前任政府的政策。但是，不管什么样的政府都会面临新问题和新挑战，这就要求新任领导进行政策创新。但中国政策创新和政策执行的能力正在急剧衰退。因为限任制，一把手一般可以两任。但在其第一任期间，几乎所有的事情都已经被前任安排好，新领导层没有多少空间。更为严重的是，因为前任领导往往“退而不休”，时时刻刻都想影响现任领导，这又会严重阻碍现任领导的政策创新能力和政策执行能力。今天，中国尽管已经没有正式的一线、二线之分，但实际上的情形仍然存在着。因此，整个统治机器的工作效率大受负面的制约和影响。 其次，政治退出制度的缺失也导致了政治责任的不清楚，即谁应当负责的问题。任何政治制度的关键就是政治责任问题。实际上，任何组织都会面临这个问题，领导的代名词就是责任。中国现在的体制较之从前的个人专制有了很大的进步，现行集体领导体制保证了党内民主，避免出现个人专制情形下的一系列错误，但也有不足的地方，各级政府的集体领导有些时候往往演变成集体不负责任。现任领导之间、现任领导和前任领导之间，往往存在着非制度化的、说不清楚的关系。尽管从理论上说，现任领导要负全部责任，但实际上的责任可能在“退而不休”的领导。执政党和政府一直在呼吁行政责任制和政治责任制，但这个制度就是建立不起来。 政治退出制度的缺失，加上中国存在的特殊的党政关系，有效地制约着政权运作的效率。很多观察家已经注意到，尽管中国理论上仍然是政治集权制度，但领导层的权力高度分散化。例如，总理应当是部长之首，对国务院负全部责任。但是，总理没有权力解雇任何内阁成员（部长），因为所有部长并非总理任命的。在党管干部的原则下，所有重要干部都是党任命的。这种情况也存在于党的方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5 章 面，党的领导集体内部缺失等级秩序，缺失责任制度。 特权阶层日益庞大加剧财政负担 再次，也同样重要的是，政治退出制度的缺失从长远来看也会使得国家的财政经济负担过重。随着卫生和医疗技术等各方面的巨大进步，人们的寿命越来越长。中国老干部队伍的规模正在迅速扩大，随之而来的是国家财政负担的日益加重。老干部为国家做出了贡献，理应得到照顾，这不是问题，但如何使国家财政能力可以持续却是个问题。因为没有政治退出制度，中国官员一天为官，就可以终身属于特权阶层。这些年，中国财政收入大量增加，其中大量的财政力量流向特权阶层。中国各级政府的财政开支为什么难以公开透明？很简单，是规模越来越庞大的特权阶层的阻力使然。 怎么办？这是一个普遍的问题。在发达国家，一方面是政治退出制度，即大多数政治人物在退出政治之后，就变为普通老百姓，不再享受特权。只有少数特殊的政治人物，如总统和总理，可以继续享用一定程度（法律所规定）的特权。另一方面，发达国家的特权阶层经历了一个“社会化”的过程。就是说，通过社会制度如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的建设来保障社会成员的利益，而退出政治领域的前特权阶层也同样享受社会的制度保障。这个社会化过程很重要，一方面保障了基本社会正义，另一方面也防止了因为要照顾特权阶层的利益而使得国家财政不堪重负。 目前的中国，很多人都在高调讨论各方面的制度改革。比起那些宏大的改革叙述，这里所讨论的政治退出制度可以说是一个制度细节。但很显然，这个制度细节能够影响到制度的生存和发展能力。它与政权的效率有关，政治退出制度无疑可以提高和强化政府在政策思想的产生、决策和政策实施方面的能力。它与政权的可持续xìng有关，如果特权阶层越来越庞大，国家财政负担也必然越来越巨大，直到超出财政担负能力。它与人民对政府的合法xìng认知有关，特权阶层越来越大，不仅消耗庞大的财政资源，而且也会消耗人民对政府的信任，进而影响人民对政府合法xìng的认知程度。 很显然，如何通过进一步的改革，在邓小平建立的退休制度基础之上实现政治退出制度，这是中国领导层不得不考量和解决的一个问题。 原刊于《联合早报》2011年5月17日 第二部分 新社会契约与合法xìng 中国社会问题的终极根源在哪里？ 留心一下最近中国社会的发展很有意思。一个极端是各地私营企业老板在政治上的崛起。十六大把私营企业家加入共产党合法化了，此后，各地蜂拥而上，用实际行动支持中央的这一决策。一时间，私营企业家纷纷进入省市各级政协。尽管政协在中国的政治系统里不算一个有实权的组织，但在老百姓的眼里，政协中私营企业家的急剧增多无疑象征着这个社会阶层政治力量的迅速上升。 在另一个极端，针对各级政府的城乡民众的集体抗议事件不断增多。城市工人罢工“闹事”的情况早就有目共睹。企业经营不好甚至破产、工人下岗失业、社会福利缺乏，这些都构成了城市社会不稳定的因素。而在农村，尽管国内少有公开报道，但农民的集体抗议事件早已经层出不穷，不仅经济贫困地区有农民的集体抗议，在江浙那样的富裕地区也有。 在中国领导人的头脑里，城乡这些社会不稳定因素存在的主要原因在于经济，而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继续发展经济，等到全社会进入了小康，这些事情都会自然解决。如果从这种思路来理解，上面所说的两种现象也不能算作是矛盾的。共产党与时俱进，容许私营企业家入党，不仅是执政党壮大社会基础所需，也是继续发展经济所需。包括私营经济在内的非国有经济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动力。给予非国有部门老板参与政治的权利，无疑会对经济发展起到正面的作用。所以，政府的作用就是维持社会的稳定，为经济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如果社会基层产生不稳定因素，那么就要采取各种强行的方法加以压制。 但这种思维方式存在着根本xìng的问题，会导致领导层对中国社会问题的存在、发展和恶化产生错误的判断并采取错误的解决方式。如果这种思维方法不能加以纠正，执政党的合法xìng基础很快就会出现问题。 在传统共产主义国家，尽管没有民主制度，人民不能选择自己的领导人，但并不能说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不存在一种契约关系。除了那些极端的政权完全依靠强制力来管制人民外，常态的共产主义政权都需要人民一定程度的认可，甚至是默许。这种认可或者默许就是学术界所说的隐xìng契约。 这种隐xìng契约曾经是赫鲁晓夫上台后苏联共产党政权统治人民，特别是用来处理政府和工人阶级之间关系的一种有效手段。这种隐xìng契约假定：共产党保障工人的充分就业，执行较为平均主义的分配政策，提供教育和医疗等各种社会福利；作为回报，工人阶级默许共产党的一党统治，承认其统治合法xìng。在戈尔巴乔夫之前，苏联共产党依靠这种隐xìng契约统治苏联社会数十年，相安无事。 是戈尔巴乔夫改变甚至终止了这种契约关系。无疑，这种契约关系大大阻碍了当时苏联经济的发展，因为在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下，人们没有什么经济积极xìng。戈尔巴乔夫实行激进的经济改革，实行私有化，苏联政府的经济能力因此急剧弱化，工人失业，收入分配差异剧烈分化，社会保障制度衰退。更为严重的是，苏联的私有化是执政党自上而下推行的，广大的人民并没有权利参与这个过程，结果，私有化的好处都流入政府官僚及其相关人士，人民成为真正的受害者。这样，苏联共产党和人民之间的隐xìng社会契约不再存在，并且在人民看来，正是执政党单边撕毁了两者之间所订立的契约。这样，执政党很快就失去了执政的合法xìng，政权马上被人民所推翻。在戈尔巴乔夫之前，苏联共产党政权固若金汤，没有人能够想象得到在很短的时间内会被人民所推翻。 在中国，这种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契约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也存在着。社会底层现在所出现的情况和前苏联有所类似。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行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的政策，但邓小平也同时强调共同富裕。尽管政府的经济政策一直在向富人倾斜，但中共坚持给予工人和农民这两个最大的社会阶层意识形态上的领导权。也就是说，新兴阶层不能享受和工人、农民同样的政治权利。 但是现在不同了，新兴有产阶级迅速崛起并且开始享受政治领导权。对共产党来说，这是情势所迫；但是富裕阶层在政治上的迅速崛起对执政党是祸是福，还是个未知数。因为，一方面是共产党向有产者敞开大门（应当指出的是，这个阶层本来就具有很强的参政能力），另一方面政治的大门还是向工人、农民关闭着。在这一鲜明对比下，执政党的合法xìng在工人、农民中间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 十六大以后，胡锦涛就走向贫困地区，紧接着各个地方的领导人也纷纷响应。这当然显示出新领导层对社会底层的关心，也是对前段时间过于倾斜于富人阶层的一种姿态xìng纠正。但很难说领导层已经意识到，执政党对隐xìng契约的修正已经影响到人民对其合法xìng的认同。在没有民主化的情况下，单边修正这种契约包含有巨大的政治代价，更不用说单边行动废除这种契约了。 原刊于《信报》2003年1月28日 从“隐xìng契约”到“显xìng契约” 笔者在本栏发表《中国社会问题的终极根源在哪里？》一文，使用“隐xìng契约”的概念来分析前苏联共产主义解体的原因，认为在戈尔巴乔夫之前，苏联政权和人民之间存在着一种“隐xìng契约”，政府用经济和社会福利等来jiāo换人民对政府合法xìng的认可。戈尔巴乔夫进行激进的经济和政治改革，在经济私有化和政治民主化的幌子下，将政权的重心向少数人倾斜，单方面地破坏了人民和政府间心照不宣的“隐xìng契约”，导致政权被人民所推翻。 拙文发表后，就有读者写信与笔者商讨“隐xìng契约”问题，有的认为概念过于抽象；有的认为在共产主义政权之下并不存在“隐xìng契约”关系，苏联共产主义政权是专制政权，其消解是人类历史的必然。 这些读者提出的问题值得进一步讨论，像苏东解体这样的世界历史大事件可能不是单一因素决定的。但他们的提问使笔者感到有必要从契约的角度对共产主义政权的转型再作一篇文章。中国领导层现在也面临如何转型的问题。 任何政权都必须具有一定的合法xìng，否则就无法生存。当然，合法xìng基础可以有不同，可以是神权、迷信和传统，也可以是领导人的个人魅力，还可以是民主和法制。一个政权如果要生存，就必须随社会经济的发展来调整其合法xìng基础，或者用时下流行的词汇，就是要“与时俱进”。共产党政权也一样。共产党政权如果要转型，大凡要经历三个大的阶段。 在第一个阶段，共产党政权的合法xìng就是革命。共产党革命并非凭空发生的，它是对革命前不合理政治制度的反动。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世界其他地方，共产党革命时是受到很大一部分人民支持的，否则，就很难解释革命的成功和旧制度的消亡。在革命后，共产主义政权并没有发展出民主政体来，不过，可以把人民对革命的支持看成是一种变相的“投票”，是人民对共产党的认同。 在第二个阶段，共产党的合法xìng就是人民和政权之间的“隐xìng契约”。基于革命之上的合法xìng不能长久，因为社会总不能长期处于革命的状态，而要回归常态。这就要求共产党寻找新的合法xìng基础。再者，共产党一党执政，不容许任何反对力量的存在和挑战，执政党容易演变成一个独立于人民之上的“新阶级”。党本来是人民的一部分，怎能高居于人民之上？如何得到人民的认可？合法xìng从何而来？这里就出现了执政党和人民之间的利益jiāo换，就是执政党用经济福利（或者是普遍贫穷的平等社会）向人民jiāo换政治利益。 在第三个阶段，共产党的合法xìng会是其政府和人民之间的“显xìng契约”，即两者之间通过民主政治原则而产生的契约。“隐xìng契约”可以在一段时间内产生作用，但不是长远之计。隐xìng契约不是法治化的，它没有制度化的规定，人民和政府之间不存在任何制度xìng的制约关系。从理论上来说，政府可以单方面毁坏“契约”，人民也可以随时推翻并非自己选举产生的政府。总体说来，因为执政党控制国家机器，这种“契约”往往是执政党单方面加给人民的，并经常由于腐败而不能履行“契约”。 要长治久安，共产党就要改变其“契约”的基础，也就是合法xìng的基础。“显xìng契”就变得重要起来。戈尔巴乔夫的总体思路是不错的，即要用民主来制约官员，用资本来发展经济。问题出在从“隐xìng契约”到“显xìng契约”的转变过程中。一旦这个转变过程被少数人控制，大多数人民就被排挤在外，转型所产生的机会及其利益都进入少数人的腰包，而大多数人的情况恶化，这使得转型中的共产主义政权立即失去了合法xìng，“契”遭破坏，人民也就有权利起来造反。 在“契约”问题上，中国领导人现在面临两个主要问题：一是如何和人民再次延续“隐xìng契约”，二是如何从“隐xìng契约”转型到“显xìng契约”。 领导层提出“三个代表”，表明要代表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容许私营企业家入党，不仅承认他们的政治地位，也给他们政治参与的机会，这样做是为了扩大人民的概念和执政党的社会基础。但会不会“异化”原来所依靠的工人、农民阶级呢？工人、农民会不会因为企业家入党而感到执政党已经背弃了原来的“隐xìng契约”？ 答案可能是肯定的。十六大后，新领导层已经显示出对社会底层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关怀。这可以说是他们想延续原有“隐xìng契约”的努力，因为如果在穷人和富人之间失去了平衡，社会的稳定就会成问题。但是，这种努力会不会保证政治的长治久安呢？从很大程度上说，平衡穷人和富人是为了让两者都来认同政府的合法xìng。这种非制度化的平衡有非常大的局限xìng，最终的结果一定是“隐xìng契约”遭破坏。很显然，在没有民主的情况下，穷人和富人很难有平等的政治影响力。尤其是当少数官僚和富人一起控制“隐xìng契约”的缔结过程时，政权的合法xìng和政治稳定很快就会出现问题。从长远来说，在“显xìng契约”缔结之前，执政党的合法xìng很难得到制度xìng的保障。 原刊于《信报》2003年2月11日 新的“契约”，新的考验 可以确定地说，胡锦涛、温家宝等新一代领导人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开端。上任一年就形成了独特的领导风格和新的发展路线，这在中共历史上是很少见的。以往新领导人大都要花很多的精力来处理老一辈的遗留问题，他们往往不可能有很多的新动议，而是要有足够的耐心等待老一辈真正退出政治舞台，否则就会带来严重政治后果。在胡温领导层上台之初，外界也并没有对他们寄予很高的希望。但现在很少有人会这样看了。 今天，外界的一个共识就是，新领导层已经基本上稳固了权力。在比较短的时间里达到这个目标并不容易。在十六大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6 章 以来的一年多时间里，新领导层虽不算高调，却在巩固权力方面作了很大的努力。一方面是很好地处理了第三代领导人的政治遗产问题。在这方面，新领导层一直在强调第三代领导层“三个代表”的核心思想，努力推动在修宪时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入宪法。这一点已经非常明确。另一方面，胡温领导层也能够很好地处理领导集体内部的协调问题。在“非典”横行之时，外界非常担心胡温是否能得到其他领导人的支持，在抗“非典”的背后是否在演出一场高层权力争斗。但是，这种猜测并没有得到验证。 纳入新兴阶层为势所趋 不过，光从高层领导层内部的互动来判断新领导层的作为往往有失偏颇。人们对新领导层有信心，是因为他们所实施的新政和所传达出来的政策信息。新领导层所实施的新一揽子政策及其所表达的政策意向，可以说是他们和人民之间重签“社会契约”的表现。第三代领导层在强调扩大执政党的社会基础的时候，倾向于把重点放在新兴社会阶层，特别是有产阶级（私营企业家等）。共产党如果要生存和发展，就必须与时俱进，必须把新兴阶级纳入统治体系。但是阶级力量的失衡会给中国政治体系造成不可估量的政治后果。 正是因为认识到阶级仍然是最为重要的政治力量，胡温领导层在从制度层面向新兴阶级提供保护（如私营企业主入党、为私有财产提供宪法保护等）的同时，再次努力把工人、农民拉回到官方政策话语的中心。“新三民主义”（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和“三个贴近”（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就是典型的以“人民”为主轴的政策话语。 中国没有西方那样的选举制度，但这并不意味着领导层可以全然不顾人民的利益。笔者在前文中已指出，实际上，在人口的绝大多数和领导层之间存在着一种“隐xìng社会契约”。在这种契约下，政治人物为人民谋利益，而人民接受政治人物的统治，契约的缔结也就为政治人物提供了政治合法xìng。 中国最大的政治国情就是工人和农民依旧占据人口的绝大多数。现代化和工业化进程哺育着新兴阶级，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和农民说到底还是政权的基础。忽视这样一种政治现实会犯下不可弥补的政治错误。不能因为新兴阶级有了政治重要xìng，就来破坏政权和人民之间的契约。对工人和农民来说，这种契约绝对不可以单方面被废除。 合法xìng基础会因失望而流失 胡温领导层和人民新签契约已经造就了新的合法xìng基础，使人民接受新领导层。但在这个过程中，人民的期望也提高了。对新领导层来说，现在更为重要的是要履行和人民的契约。如果不能履行这个契约，人民的期望就得不到满足，新出现的合法xìng基础很快就会流走。就像一个民选的总统，如果光有空头支票，也很难得到人民的继续认同。 如何履行契约？以人民为中心的新意识形态已初步形成，现在需要的是政策和制度层面的东西。在一些政策领域，新领导层已经在向人民利益倾斜。“非典”事件导致了相对政治责任制的建立。孙志刚事件导致了旧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废除和《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求助管理办法》的生效。甚至在追讨农民工工资等一些细小的问题上，最高领导层也时有涉及。 这些政策xìng的事务当然重要，但它们还是非常边缘的措施。偌大的中国，如果此类问题的解决都要求最高层领导的干预，那么政权的运作肯定是无效的，也无以为继，更不用说为人民的利益提供制度xìng的保障了。最根本的问题是，政治权力要回归人民，要让人民有表达自己利益的机制，提供给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制。中国并非没有政治参与，但参与管道对不同的阶层来说极不均衡。官僚阶层、有产阶级、知识分子有相当的政治影响力，而工人、农民不仅没有政治影响力，且其状况在每况愈下。实际上，国家的政治过程对他们来说似乎已越来越封闭，除非他们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否则就没有影响政治的能量。 中央党校最近在在校培训的干部学员中做了一次调查，结果表明，大多数官员在新的一年里最为关注的是政治改革问题。他们认同农民是受益最小的社会群体，相信收入分配不均是中国社会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对新领导人来说，这份调查的重要xìng不仅在于它说明了政治改革的重要xìng，更为重要的是官员当中已经有了政治改革的动力基础。应当说，政治改革也是新领导层履行和人民缔结的“契约”的关键。但如何进行？这是新的一年对新领导层的新考验。 原刊于《联合早报》2004年1月6日 胡温新政与中国社会主义新潮 很多观察家已经注意到，胡锦涛、温家宝领导层形成以来，正在促成中国社会各方面的转型。虽然很难用一些概念来表述所有这些变迁，但明确的是，新领导层已经指出了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大方向。这种方向的确定是改革开放以来所没有过的。可以说，正在出现和形成的是一种社会主义的新潮。 这种新潮至少已经反映在三个主要的方面。首先是发展方向上，最主要的是提出了“以人为本”的基调思想。“以人为本”本来就是欧洲社会主义思想运动的内核，意在修正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诸多弊端，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践是与“以人为本”思想对立的。在80年代，“以人为本”被视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主要内容而遭到批判。现在它成了指导中国社会发展的基调，这是政治上的一大进步。 其次是政策层面。胡温新政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把“以人为本”的重心放在社会的大多数成员上，在用法律手段保护新兴阶级的同时，重新认定占社会的大多数的工人、农民的利益。新领导层提出的“新三民主义”等概念是“以人为本”理念的表现。在具体政策方面，新领导层也开始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追求社会公平方面。近年来建立的社会低保制度是其中的政策之一。从2003年“非典”期间免费为农民提供医疗，到最近的为民工追讨工钱等政策行为，也表达了对社会多数成员利益的重视。 再次但可能是更为重要的是领导人的行为方面。在任何国家，最高领导层的行为都是非常重要的，在中国更是如此。在法治建设还不很完善的情况下，领导人的表率作用具有相当大的政治影响力，比一些具体的政策更能影响下层官员的行为。胡温新政中形成的亲民风气和高层的个人行为紧密相关。 对中国社会主义的重新建构 社会主义新潮可以说是对中国社会主义的重新建构。简单地说，社会主义在中国已经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 第一个时期就是máo zé dōng所领导的革命和建设。社会主义在传入中国时并不是主流。在当时流行的自由主义、民主主义、资本主义、民族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等各种主义中，máo zé dōng等第一代领导层选择了社会主义。但当时的主要目标是为了建立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而不是像社会主义起源的欧洲那样强调社会福利。所以，中国的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是结合在一起的。在新中国建立以后，这种社会主义的内容并没有多大改变。不管人们对它的评价如何，计划经济在当时也是被作为一种建立独立主权国家的手段。它的重点并非个人，而是国家力量。加上冷战因素，领导层过分强调公有制，人为地和资本主义区分开来。 第二时期是邓小平等第二代领导人对社会主义的反思。máo zé dōng极端形式的社会主义造就了一个强主权、穷人民的国家。邓小平提出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口号，并实施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的政策。在苏东共产主义制度解体以后，更是全方位地引入市场经济乃至资本主义的经济运作方式。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搞经济建设，脱离贫穷社会主义，另一方面也是想用资本主义经济方式来冲击僵硬的政治体制对经济改革的束缚。这个时期在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发展方面非常成功，也促使中国社会开始作全方位的转型。旧的体制被冲垮，但新体制的确立相当缓慢。尽管高层从来就没有宣布放弃社会主义，但很多人认为，市场经济乃至资本主义的崛起表明了传统社会主义在中国的终结。中国各界除了拼命追求经济利益外，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乱象，因为人们不知道社会在往什么方向发展。 类似于欧洲版本的社会主义 现在开始进入第三阶段，即社会主义的新潮。说它是新潮，是因为它不是对旧式社会主义的回归，而是一种新的综合创造。它继承了传统社会主义的很多合理理念，如社会公正、“以人为本”和协调发展等，但使用完全不同的方法来实现这些理念。从很多方面来看，社会主义的新潮完全放弃了冷战时期苏联和东欧版本的社会主义，而类似于欧洲版本的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新潮的根据是中国的社会现实。欧洲意义上的工业化在中国刚刚开始不久，加上全球化、社会流动、农民问题和阶级分化等因素，中国似乎显得更具社会主义的基础。一句话，如果不能解决占社会大多数的工人和农民的问题，任何主义在中国都难以生存。社会公正、“以人为本”等社会主义概念使得社会主义再次在中国复兴。实际上，现在中国社会存在着的各派思潮如自由主义和新左派，尽管他们有不同的理念，但没有一个思潮否认社会主义的核心概念。各派分歧的并不是这些社会理念，而是实现这些社会理念的手段。 “以人为本”等新概念的提出及其新的发展手段的引入，使得中国社会主义再次具有了非常强大的活力。这是一个新的政治经济体系。方向逐渐明确，但是如何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这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社会主义是一种通过人民参与政治过程来达到社会公正，实现“以人为本”价值的制度。当中国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已经明了之后，人们更为关注的就是政治上的民主化和社会民主制度在中国的确立。这才是中国面临的挑战。 原刊于《联合早报》2004年1月27日 中国和谐社会要求重建社会契约 中国领导层提出“和谐社会”的概念，从长远来看，其政治意义会远远超出迄今为止人们所讨论的范围。它不仅仅是“科学发展观”、各种社会关系之间的和谐或者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也不仅仅是执政党执政模式的变化，从更深入一步说，“和谐社会”及其相关的各种目标的实现，会导致政府和人民之间社会契约关系的重建。 在中国，政府和人民之间有无契约关系？很多人会否认这样一种关系。中国并非一个契约社会，也没有西方那样的契约文化，在政治领域尤其如此。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契约关系是积极公民概念的产物。在民主国家，这种契约关系是显xìng的或成文规定的。显然，中国没有这样的显xìng政治契约文化。但这并不是说中国没有隐xìng契约文化。在《论语》和《孟子》等政治经典中，很容易找到这种隐xìng契约关系。例如，皇帝如果不能履行其义务，人民就有权推翻其统治。建国以后，中国没有走西方显xìng契约道路，但政府和人民之间存在着心照不宣的隐xìng契约关系。人民跟着共产党闹革命为的是实现基本社会正义。建国后，政府保证提供基本的社会正义，同时人民接受政府的领导，这就是隐xìng契约。当时，基本社会正义的方方面面是通过一系列制度xìng因素来保障的，如消灭贫穷、医疗保健、免费教育，等等（这些目标是否实现以及实现的程度如何，则是另外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同时，在中国当时的政治体制环境下，máo zé dōng还通过政治运动的方式来保证整个政府体系是“为人民服务”导向的。多次政治运动的目标是为了“打碎”官僚机构，防止一个“官僚阶级”的形成。每次运动因此都是围绕着把权力下放给地方和社会进行的。 市场经济引出显xìng契约关系 政府和人民之间的隐xìng契约在改革开放以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市场经济的引入和发展很快就瓦解了政府原来借以提供基本社会正义的制度体系。例如在农村，人民公社体制解体以后，原来的集体制度不再存在。尽管确立了以选举为基础的农村自治制度，但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如医疗和教育等），这个体系的能力还不足。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政府也急剧地转变成为一个直接的经济角色，而提供公共服务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提不到议事日程上。现在提上来了，但又存在着经验欠缺和能力不足的问题。 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快速发展导致了资本和劳动者之间显xìng契约关系的出现。在劳动关系上，中国现在俨然是一个合同社会和契约社会。这在私营部门表现得非常清楚。在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公共部门，契约关系也很快从隐xìng转向显xìng。国有企业本来是政府借以实现隐xìng契约的主要手段。国有企业是个小社会，担负着各种社会功能。市场一引入，企业自然要抛掉非经济功能。出于国内外市场的压力和长远国家战略利益的考量，政府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又实行“抓大放小”战略。在这个过程中，对社会正义的考量不足。到了地方层面，中小企业出现恶xìng私有化。一些地方政府通过强制xìng行政和政治的力量进行私有化，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社会契约被单方面毁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7 章 。在“抓大”方面，因为公司治理制度不健全，也导致垄断和特殊利益的形成。这些垄断利益集团随意制定自己的规则，同样也破坏了社会契约。更为糟糕的是，地方层面往往官商一体化，各种类型的家族权力体系导致政治腐败。 原有隐xìng契约关系被单方面毁约已经导致社会正义问题。新劳动关系中显xìng契约的签订更具有不公正xìng，很难说，劳动者在和资本方“签订”契约关系时，有权和资方讨价还价。或者说，这个契约实质上是单方面加于劳动者之上的。较之原来的隐xìng契约，显xìng契约的执行对劳方来说具有强制xìng，而对资方则没有这种强制xìng，因此更欠缺社会正义的因素。在资方能够充分利用资本、市场甚至是政府的力量（和各级政府的结合）的情况下，劳动者面对的是无助。 新契约应实现基本社会正义 这也表明政府和人民之间需要重新缔结契约。中国不能也不应该回到往日的隐xìng社会契约，因为máo zé dōng时代隐xìng社会契约的客观条件已经不再存在。社会契约必须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之上。同时，客观说来，中国也没有条件在这个阶段建立政府和人民间的显xìng社会契约，新契约还会是隐xìng的，但必须能够实现基本社会正义。目前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很难实现社会正义。一般说来，一个社会由三种基本权力组成，即政府、企业和社会，分别代表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力。这三者既互相依赖，又要保持一种均衡状态。很显然，它们现在处于一种不均衡状态。从民众的消费yù望低下到对前途感到不确定，都是失衡的表现。权力向经济方面倾斜，财富向垄断企业集中，而对社会财富分配能够起到积极作用的中小型企业的数量却大幅度减少。同时，政府在提供医疗、教育服务和调节收入分配等方面心有余而力不足。经济增长越快，收入分配差异越大。财富过于集中，既导致贫穷人口的增加，又阻止了中产阶级的发展。 要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隐xìng社会契约，政府必须扮演主角，在发展与分配、效率与公平之间进行强有力的协调。和所有其他现代国家一样，政府应当承担起规则制定者的责任，逐渐向企业和社会力量开放政治过程，限制垄断，鼓励中小企业发展，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政府在所有这些方面都能够有所作为。没有政府的制度创新，就很难在企业和社会之间或者政府和社会之间建立伙伴关系。 从长远来看，民主政治是中国治理制度的基础，那个时候，显xìng契约会在中国实现。但现实地看，民主政治需要很长时间来发展。在国家转型到显xìng契约之前，必须重建隐xìng社会契约。没有这个隐xìng社会契约，执政基础就会不断被削弱，社会稳定就不会有制度保障。从这个角度来说，和谐社会意味着一种基于新社会契约之上的国家治理制度。 原刊于《联合早报》2006年12月25日 第三部分 权力与腐败 副省长竞选组织部长和权钱jiāo易 中国政治处于转型期间，各种新的现象时有发生。最近几年，政坛上一个非常引人深思的现象就是副省长竞选省组织部长。有数个省份的副省长宁可放弃现有的职位，而拼命竞争地位更低的省委组织部部长的职位。共产党干部想在低一些的位置上任职，这种现象也存在于其他的部门。现在，中央的一些部委想从下面抽调干部非常困难，大家都想在地方工作，而不想进北京。 初一看，这令人费解。根据一般人理xìng的预期，政坛上的政治人物始终应该往上提升自己，而不是相反。但是既然这种现象普遍地存在，就有它存在的理由。不同类型的政治人物有不同的动因。地方官不想进京或许是担心现有的权力被剥夺。的确，有些干部进京后就没有了权力。少数地方官在地方待久了，就形成了自己几乎独立的权力体系，变成了地方小皇帝。有时候，这些地方小皇帝权大势重，中央政府对他们奈何不得，只好对他们进行上调。也有时候，这些小皇帝并没有明显地犯错误，中央政府也采取上调的方法，到北京后再削弱他们的权力（现在，更经常的是进行地方干部的轮调，以此来防止地方权力体系的形成）。上调如果意味着削权，地方官当然是不想干的。 有些地方官不想上调则是因为他们想得开。他们愿意待在地方，不想去中央的眼皮底下。中国地域广阔，中央的政策命令越往下面，变形越大，或者说越到下面，政策实行的伸缩xìng就越大。现在中央搞机构改革，搞廉政，政策自上而下地执行，越上面越严格。地方官自然不想上调，以图在地方享受更多的实惠。 但是，副省长竞选省组织部长这样往下沉的事情则更为严重，它完全是今日中国政坛权钱jiāo易的写照。谁都承认中国的政治腐败已经到了很严重的地步，但并不是任何国家机构的任职干部都有机会从事腐败，也就是人们所说的“想腐败也无门”。在这样的情况下，干部要腐败就必须先找到腐败的机会。副省长竞选省组织部长就是一个途径。 这并不是说，副省长的职位上就不能腐败，也有很多副省长被发现很腐败。在副省长中，是否有机会腐败主要取决于副省长所分管的事情。同时，副省长也不见得有实权。很多地方，副省长由民主党派人士甚至是无党派人士担任，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与组织部长相比，副省长腐败的机会要少得多，且制度化程度也低一些。为什么会这样？原因很简单，各省的组织部长掌握着地方的人事大权，并且省组织部长是当然的省常委委员，属于名副其实的省委领导班子。 组织部是中共的命脉，掌握着几乎所有官员的命运。中共的官员并非选举产生，所有重要的干部都是由自上而下的任命产生的。省组织部掌握着干部的人事任命权，省内官员的升迁都必须过省组织部这一关。尽管省委书记和其他的省委常委都有权影响人事任命，但省组织部负责具体cāo作，并且掌握着官员的详细材料。过不了省组织部这一关，干部的升迁几乎不可能。再者，即使省组织部不能影响一项特定的任命，也有实际上的否决权。组织部掌握着干部的所有材料，有权对特定干部进行政治调查。如果组织部想做，否决一个官员的升迁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无论是想升官还是要保持现在的职位，组织部是不可冒犯的。社会上流传的所谓的“跟着组织部，年年有进步”就是共产党干部经验的真实表露。稍微了解中国政治内情的人都知道，组织部既是中共政权最重要的一个组织，也是最容易腐败的组织之一。每次考察干部都可以造就组织部门的一些人致富，有些是组织部门的人主动腐败，向被考察的干部要钱要礼，而另外一些则是被动腐败。一些权力yù望强烈而实际上又没有能力的干部，只好依靠腐败组织部来得到升迁或者保持职位。 副省长要下沉为组织部长，这个现象既反映了中共政治中的权钱jiāo易现象，更反映了中共党内腐败已经是制度化了的事实。jiāng zé mín在1997年中共十五大前后强调，要用五年的时间解决中共党内的腐败问题。这些年来，中共反腐败的力度不可说小，几乎每年都有大规模的反腐败运动，但是腐败却依旧严重。为什么？从副省长竞选组织部长的例子中可以获得一些答案。 原刊于《信报》2002年2月5日 再论为什么中国的腐败得不到控制 中共的腐败有没有得到控制？恐怕哪一位领导人也不会有信心给出一个正面的回答。不能说中共高层在反腐败上不努力，中共在改进现行体制方面作了不少努力，如加强对官员任免的控制，建立各种反腐败的机制，这些是有目共睹的。在意识形态方面也尽了力，领导高层从90年代中期开始就大张旗鼓地努力重建中共的意识形态，从“三讲”到“三个代表”到“七一讲话”，这种努力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不管高层有怎样的初衷，重建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目标是想用思想来管教干部，遏制他们的腐败行为。 但是，腐败的情况又是怎样呢？很多新任命的干部进入官场没多久就变成腐败分子。笔者很早就说过，中共干部被腐败的速度远远快于中共培养干部的速度。这种情况看来并没有改变。为什么花了这么大的力气，腐败还是有增无减呢？对中共腐败的考察看来得跳出一些具体的制度，从更为宏观的角度来讨论。 三个角度可供考量。第一，中共的制度中没有外部制约，这一点很多人早已经认识到了。一党执政，自己制约自己，效果可想而知。外部制约因素可以有很多种，例如反对党。中国没有反对党，当然也就不会有来自政治上的反对派的制约。中国也没有自由的媒体。没有自由的媒体，信息就不会流通，腐败的干部和官员就可以横行霸道，流行于市。中国也没有有效的人民可以监督官员的机制。对官员的腐败，人民自然有自己的判断力，人民也有能力去制约腐败，但没有机制，无从着手。除了用“非法”的手段杀几个贪官污吏，去偷窃他们的财产以外，还能做什么呢？一句话，中国没有任何民主机制来制约腐败。 第二，没有民主就没有政权的轮换，也就没有除掉腐败细菌的机会。腐败在任何国家都会发生，民主国家也是如此。西方先进的民主国家好一些，但后进的民主国家就很糟糕，像印度和菲律宾。民主国家也会腐败，这经常是很多人为中共腐败现象辩护的一个根据；但是，很少有民主国家，其腐败的广度和深度像中国大陆那样。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民主制下存在着政权的轮换，当政者腐败了，在野者一定会攻击。每次政权的轮换都会bào发新当政者向原当政者“反攻倒算”的现象。韩国就是很好的一例，原先的总统一个一个地遭到清算。这种做法有些残忍，很少人会把这样的政治现象认同为民主政治的一部分。但是不管怎样，这种“反攻倒算”行为对遏制腐败是很有效的，它至少可以对当政者形成一种“威慑”，使得其腐败行为有所节制。只要民主机制存在着，就很难保证一个人或者一个党永远执政。民主不能保证执政者不腐败，但腐败必须有所节制，否则的话，在清算的时候会很难堪。 与此相比，中国就没有这样的机制。执政者当然有更换，和权力继承相关联的政治斗争也经常导致反腐败的运动。但是这种反腐败是很有限度的，大家都处于同一个党，反腐败不能走极端，否则的话，党本身的利益就要受到损害。 第三，民主社会有两类官员：一类是行政官员，另一类是政治官员。这两类官员互相制约。在制度比较健全的国家，行政官员有自己的cāo守，独立行政，这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制约政治官员的腐败。而政治官员反过来也可以制约行政官员。政治官员来自人民的选举，始终要和人民有联系，否则的话，其政治生命就会终结。行政官员长期在位，容易形成既得利益集团，导致腐败。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官员就可以利用人民赋予的权力来制约行政官僚。 中国没有这种条件。在现存体制下，党的干部和政府官员没有任何的区别，一样的成长路径，一样的录用程式，一样的待遇收入。在党的干部和政府官员一体化的情况下，更容易形成既得利益集团，并且这种利益集团形成后，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打碎它，腐败也就积重难返。 没有一种制度可以免于腐败。民主和非民主都会产生腐败，所不同的是腐败的程度问题。但显然，民主制度对腐败的制约要比中国现存的制度好。中共反腐败已经有年，试验了各种各样的方法，但腐败依然严重。领导高层一直都在强调，腐败会“亡党亡国”，但收效不大。高层也从来没有否认要借鉴他国的经验来反腐败，但在不进行政治改革的情况下，又如何能够享受他国制度的清廉政治呢？ 原刊于《信报》2002年4月16日 对腐败应该有清醒的认识 不管谁是未来第四代领导人的核心，也不管第四代领导集体的组成如何，总避免不了要继承现存领导集体遗产的问题。遗产当然可以分为积极正面的和消极负面的，前者可以说是现存领导人为其下一代填石铺路，而后者则是下一代挥之不去的痛恨。今天中国所存在的腐败无疑是众多负面遗产中最严重的一项。 或许一些人会说，腐败不能说是遗产，它只是一种暂时的现象，新一代领导人通过努力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只要高层领导人有真正的决心，腐败问题还是可以解决的。如果是这样，那么可以预计第四代领导人上台以后，就会发动新一波的反腐败运动。这种说法当然不是没有一点根据。中共历代领导人没有一个不是在反腐败方面雄心勃勃，也不乏严厉的手段。不说远的，从中共第三代领导层自十五大以来所发动的一波又一波的反腐败运动中就可以看出这一点了。 但问题是，为什么腐败禁而不止，反而越来越甚？第三代领导高层曾在十五大前后表示要花五年左右的时间来根除腐败。尽管在这五年时间里，中共高层的确在这方面下了大功夫，但很显然，这个许诺没有实现。第四代领导人无法不来接这个遗产。 笔者曾经从各个方面讨论中共政治腐败的制度根源。退休年龄、政治任命、党政不分、政企不分、军企不分和低工资等制度因素都是改革以来中共党政官员腐败的根源。由这些制度因素造成的腐败可以通过改革中共的制度加以纠正，至少可以得到遏止。但现在看来，问题要比一些具体的制度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8 章 因素严重得多。也就是说，中国的腐败具有更深刻的制度背景，并非一般的政治经济改革所能遏制和消除的。或者说，腐败已经成为中共统治合法xìng来源的一个有机的部分。 一些人对这种说法可能不以为然。腐败总是统治合法xìng的反面，也就是说腐败总是破坏当政者的合法xìng，为什么会变成合法xìng的有机部分呢？这个问题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来看。 首先，自改革以来，旧制度总是通过腐败来加以冲击的。这个观点并不新鲜，90年代就有人提出过。中共没有经过任何激进的改革，所谓的改革就是在保存既有政治利益的基础上容许新的政治利益的产生。在改革初期，体制内的人想保存利益，而体制外的人又想分享体制内的利益。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体制内的人开始想分享体制外的人所积累的财富了。腐败由此而生。无论是体制内的jiāo易还是体制内和体制外的jiāo易，都会导致腐败。所以，只要改革在进行，财富在增长，腐败就会有机地依附在改革上。这种腐败已经相当制度化。 其次，腐败是领导人确立个人统治合法xìng的重要途径。因为体制不健全，新领导人很难从现存的体制中得到足够的政治和经济支持。在争取和巩固权力的过程中，腐败变得不可避免。任何一位领导人都想在位时有所成就，而想把一些事做成，就要有政策的支持者和执行者，但在很多时候，现存体制是帮不了这个忙的。可以设想，要在全国范围内培养出自己的一个系统，没有腐败的卷入几乎是不可能的。这种情况自改革以来越来越严重。没有领导人不想反腐败，但是一旦腐败要威胁到自己的统治合法xìng基础，反腐败就会戛然而止。实际上，这正是当今中国反腐败的现实情况。 再次，和上面一点紧密相关的是，现在的领导人已经缺乏反腐败的制度条件了。因为没有民主选举制度，领导人不可能来自体制外。而当领导人总是出自体制内的时候，反腐败就不可能彻底进行。一些领导人如máo zé dōng，其统治合法xìng来自于其革命经历，他们本身就是国家的缔造者。这种情况使得他们可以站在体制之上，其利益也超越于体制内的任何既得利益者。而当缺乏体制的支持时，他们又可以转而依靠民众，从人民那里直接取得合法xìng。这样的条件一方面使得他们经常滥用政治权力，造成专制统治，但另一方面，又使得他们有能力发动和进行有效的反腐败运动，máo zé dōng就是典型的例子。但现在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如上所说，领导人来自体制内，本身是体制的一部分，其权力运行受太多利益的制约。尽管在理论上说有这样一种可能：领导人结合体制外的力量来反腐败，但现实中，任何领导人一旦转型为体制外的力量，就会成为整个体制的敌人。一旦成为体制的敌人，其政治生涯也就终结了。 对中国的腐败作这样悲观的讨论是为了让人们对腐败有更清醒的认识。正因为腐败已经植根于中国的政治制度，反腐败也就不是发动几场运动，杀一批党政官员那样简单了。第四代领导人如何整治腐败，也只能让时间来说话了。 原刊于《信报》2003年3月27日 对陈良宇案应作更深层次的思考 上海陈良宇案发生之后，海内外评论如潮。海外评论侧重于中共党内的权力斗争，而中国国内的评论（无论是正式发表的还是非正式的）则侧重于腐败与反腐败之间的斗争。本栏认为，海外的评论太过于捕风捉影，而国内的评论则又偏于狭窄。对陈良宇案这样的大案应当作更深层次的思考和分析，这样才能学到更多的教训，改善中国目前体制的运作。 从腐败和反腐败的角度来透视陈良宇案并没有错。腐败一直是中国领导层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之一，反腐败也一直没有停止过。每当有像陈良宇案那样的大案被处理时，人们似乎有一种大快人心的感觉。在处理陈希同案时是这样，处理成克杰案时也是这样。但是人们忘记了去反思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这样的大案总是层出不穷？为什么连续的反腐败运动没能遏制腐败？为什么越反腐败，腐败就越多呢？ “第一把手腐败”盛行 在审视陈良宇案这样的腐败事件时，人们的思考应当从个人层面提高到体制层面。而作体制层面的思考时又不能太过于抽象，如提高到民主政体和非民主政体的层面。当今世界上，无论什么样的政体都面临腐败与反腐败的问题。把问题提高到民主与非民主的层面反而会把问题抽象化，看不到真正的根源。把反思的焦点放在一些具体的制度因素上会更有效。 陈良宇案明显属于人们很长时间以来所说的“第一把手腐败”。在中国政治体系内，“第一把手”对制度的运作起着比其他任何因素都重要的角色。为什么“第一把手腐败”如此盛行呢？为什么处理“第一把手腐败”又那么困难呢？这涉及中共的“党管干部”的体制。“党管干部”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制度。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在这方面已经出台了可以说数以千计的条例，但为什么这些条例就是管不住“第一把手”呢？“第一把手”和党的一些高级干部为什么总是凌驾于党的纪律甚至国家的法律之上呢？这里涉及党内的权力制衡问题。党的纪律和条例都是自上而下执行的。党内有纪律监督等机构，但这些机构往往又从属于地方领导。这就意味着“第一把手”和高级干部往往是自己管理自己，自己监督自己。所以，经常出现非常荒唐的现象：不少地方负责反腐败的领导干部，往往本身就是腐败分子。 地方领导层集体xìng腐败 和“第一把手腐败”紧密相关的现象就是地方领导层集体xìng腐败。前些年，在宁波、湛江和厦门都发生过类似的现象。陈良宇案也差不了多少，与他有关的很多干部都卷入到了腐败中。集体xìng腐败非常可怕。 一旦腐败是集体xìng的，地方政权就往往变成“独立的腐败王国”，造成“水滴不进，针chā不入”的局面。在这种腐败的环境下，正直的干部反而寸步难行，没有生存空间，要么无法开展工作，要么就同流合污。而集体xìng腐败解决起来更为困难：因为涉及“第一把手”，地方本身是无法解决这样的问题的；因为是集体xìng腐败，地方官员也有相当的能力来维持他们所建立的“地方腐败王国”。他们可以欺上瞒下，动用一切资源，防止他们的腐败行为曝光。要等到中央政府干预，往往是为时已晚。比如陈良宇案，实际上外界传闻已经有多年了，但直到现在才有了结果。这一期间造成的恶果和损失无法计量。 和“第一把手腐败”紧密相关的另一个重要现象就是外界所称的“秘书帮干政”。主要领导人的秘书干政在中国已经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秘书的主要职责是服务于领导。因为和领导的关系好，领导往往会对其秘书有特殊的照顾。很多秘书都在日后走上了领导岗位。 秘书从政并不是没有好处，他们熟悉各方面的关系，协调能力强。但是，秘书干政也经常对中国政治造成一些负面的结果。秘书往往精于权术，行走于党政机构的方方面面，知道如何讨好其直接领导，也懂得如何钻体制的空子。也有一些领导干部高度依赖于秘书，往往失去了自己思考和处理事务的能力。秘书的这些特点也决定了其从事腐败的能量。从陈希同的秘书到陈良宇的秘书，都是如此。要指责领导干部没有管好其身边的秘书或其他工作人员很容易，但问题是在现行的体制下，由于秘书的特殊位置，很多领导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受秘书的支配，对秘书言听计从。没有秘书，一些领导干部可能要成为聋子或者瞎子。 制度环境造成腐败 以上就是中国地方“第一把手”所面临的普遍制度环境。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下，腐败非常容易，而不腐败则要困难得多。这就造成了腐败的不可遏制。中国社会一方面对腐败深恶痛绝，但另一方面对腐败又似乎是司空见惯，无可奈何。当然，最终受损的就是整体制度和执政党的权威。但正因为腐败是制度环境造成的，遏制腐败也并不是没有可能。无论是党内监督问题还是地方领导层拉帮结派问题或者是秘书帮干政问题，都是可以通过制度改进而得到解决的。 由于地方本身没有能力来遏制和解决地方“第一把手腐败”现象，如何调整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就变得重要起来。就陈良宇案来说，解决起来那么困难，除了上述各种原因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陈良宇是政治局委员。这一特殊背景增加了解决问题的困难，就是说，这一问题的解决不仅仅对地方有影响，而且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央层面。这就涉及省委书记或者其他地方领导人要不要兼任政治局委员的问题。 政治局是中共主要决策机构，地方领导人进入政治局非常重要。但地方领导人兼任政治局委员的方法的政治合理xìng有待于考量。这种兼任一方面对中央的权威有太多的牵制，另一方面实际上也有助于地方“独立王国”的形成。 这些年来，地方腐败有愈演愈烈之势，中央政府疲于反腐败。以中国之大、腐败之盛行，中央政府依靠自身的能力，能解决多少腐败的案例呢？除了不断强化党内监督之外，借助社会力量反腐败也变得不可避免。社会反腐败就是要实行地方政治的透明化。在任何政治体系内，无论是民主的还是非民主的，透明政治是反腐败最有效的方法。数年前，在周正义案发生时，陈良宇案就已经开始被披露，但民间的力量很快就被上海当局压制下去。如果法律能够为民间的力量提供保护，问题的解决可能会快得多，有效得多。 中国社会、政治和经济的方方面面都处于一个转型期。转型给腐败提供了各种机会。腐败如果不能得到整治，就会给转型带来巨大的风险。建设一个防止腐败和反腐败体系的意义不言自明。但任何防止腐败和反腐败的体系，只有结合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力量时，才会有效。 原刊于《联合早报》2006年10月17日 中国当依靠社会力量反腐败 中共总书记胡锦涛6月15日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强调，要把反腐败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要标本兼治。最近以来，随着中共十七大的临近，中共反腐败的力度也在不断加深。可以相信，十七大以后，反腐败会是中共高层重要政治议程之一。实际上，反腐败一直是中国政治改革的核心课题，自80年代后期以来，所有中共领导人和政府都非常强调反腐败的重要xìng。这并不难理解。中国政治改革尽管也包含政治体制的民主化，但更为重要的目标是强化执政党的治理能力。腐败一方面腐蚀执政党的机体，另一方面又对党在人民中间的政治合法xìng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因此执政党必须加强反腐败，否则就会造成不堪设想的政治后果。 这么多年的反腐败不能说不力。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大大小小的官员因为各种腐败而被党的纪律和国家的法律所惩罚，但腐败官员似乎是前赴后继。中国领导层所面临的一个难题就是，反腐败力度越大，卷入腐败的官员就越多。腐败的广度和深度随着反腐败的力度而提升。这并不是说反腐败导致腐败，而是一方面意味着腐败已经深入到党的机体，另一方面表明要对到目前为止的反腐败举措进行反思，为什么这些举措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 改革政府与人民的关系 反腐败的这种困难局面在很大程度上和有关方面反腐败的指导理论有关联。正如中共高层历来所强调的，反腐败的确是政治改革的重要议程，就是说只有通过政治改革，反腐败才能取得成效。但在实际层面，反腐败往往和政治改革脱节。笔者一直强调，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改革必须从执政党及其政府与人民的关系变革中来展开。从学理的角度来说，就是要改革国家和社会的关系。这些年来，不能说国家和社会的关系没有变化。基层民主的推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系统权力的加强和非政府组织的兴起等，都促使着国家与社会关系、进而是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发生变化。但是，这些方面的变革在政治改革的议程中所占的分量并不重，中国政治改革的焦点和轴心一直是体制内部的调整和变化。表现在反腐败上，有关方面强调的是体制内反腐败、在体制内部制约腐败，而对利用社会力量反腐败、利用外部力量制约内部腐败强调得不够，甚至对外部力量心有余悸。 体制内反腐败不可说不力。到目前为止，政府已经出台了无数的法律、法规。党内也是这样，各种纪律、条规和文件不计其数。最近这几年，针对“第一把手腐败”问题，中央有关方面正在推行党委会常任制的试点。此外，中央巡视制度也正在推进。相信所有这些新举措即使不能完全消除腐败，也能够对腐败起到不同程度的遏制作用。但是另一方面，也应该清楚地认识到，内部反腐败有其固有的局限xìng。 就拿“第一把手腐败”问题来说。顾名思义，第一把手就是一个部门或者地方政府的最高权力者。迄今，如何制衡第一把手权力的问题还远远没有解决，更何况反第一把手的腐败问题。如果第一把手是单个的个人还好处理一些，问题是第一把手往往并不是单个的个人，而是一个利益集团，就是说，反腐败面临的是围绕着第一把手的一个庞大的利益关系网。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有效反腐败？ 集体xìng腐败必然掩盖信息 自从90年代中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9 章 期以来，中国各地的腐败越来越具有集团xìng质，例如早些年的湛江案和宁波案。在最近的上海陈良宇案中，尽管多数干部还是好的，但陈良宇周边也聚集了不少官员，可以说是一个腐败的小集体。在面临集体xìng腐败时，上级政府必须付出巨大的信息成本。反腐败首先要得到腐败的信息，这样的信息从何而来？尽管中国建立了很多内部信息管道，但当集体腐败时，内部信息管道的有效xìng就成为问题。因为任何一个腐败的集体必然能够有效地隐瞒信息，甚至能够做到滴水不漏的程度。当集体腐败时，这个腐败集体必然拼命抵制上级权力机关的干预。 在远华案中，因为官商结合，中央有关部门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找到突破口。在处理陈良宇案过程中，中央派出了庞大的队伍，花费了很长的时间和巨大的精力，才使问题得到解决。人们在庆幸问题得到解决的同时，是否也应当计算一下反腐败的高额成本呢？如果很多地方都存在着集体腐败，那么中央如何反腐败？即使能反，又是否可以持续呢？ 因此，反腐败必须引入外部社会力量。外部社会力量的引入可以遏制腐败的发生。在谈论外部力量反腐败时，一些人担心的是，在现代中国社会，很多社会力量也是腐败的，甚至是更为腐败，那么如何来利用它们制衡内部的腐败呢？主张外部反腐败并不是说，只要是外部力量，就是正面的，就不会腐败。外部力量之所以可用以制约腐败，原因有以下几点。 首先，如果反腐败只局限于内部，因为内部人数较少，腐败者就很容易cāo纵其环境。但如果外部力量介入反腐败，环境就随着人数的增多而变得复杂，腐败者就很难cāo纵环境，至少cāo纵环境的成本会变得很高。 其次，外部力量并不是一个整体，它们之间存在着不同的利益，会造成一种互相制衡的局面。很难有一个外部力量能够cāo纵其他所有相关的力量。 第三个相关的因素就是，外部力量的介入会使得上级部门的信息成本大大降低。如果让人民掌握各级官员的信息，那么上级有关部门就很容易得到信息。没有任何一位腐败官员或者集体能够cāo纵所有人或者贿赂所有人。如果查看一下各个腐败案例，不难看出，任何一个腐败案例，一些或者很多社会成员早就在上级发现腐败前就拥有了信息，只不过上级有关部门没有管道得到这样的社会信息，或者这些信息无法到达上级部门罢了。在西方民主国家，自由媒体是人民拥有和传达信息的有效管道，但在中国，人民没有这样的管道。当然，媒体也是会腐败的。正因为这样，媒体之间也必须通过竞争实现相互制衡。 有效的反腐败因此必须结合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力量。在体制内反腐败进行了那么多年而其成效并不理想的情况下，就应该加大引入体制外力量的力度。实际上，中国历届领导人都强调要通过人民的参与来反腐败，这个指导思想是明确的。问题是有关部门并没有真正从体制上来保证人民的参与，外部力量反腐败流于概念层面。这也就是为什么说反腐败需要通过政治改革，因为只有政治改革才能保证人民的参与。从这个角度来说，有效的反腐败取决于一种新型的、民主的国家和社会关系、政府和人民关系的确立。 原刊于《联合早报》2007年9月4日 中国官员腐败的道德代价 党内大规模的腐败是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尽管历届领导人都强调反腐败的重要xìng，历年也有不同形式的反腐败运动，但不可否认的是，腐败的深度和广度越来越甚。到今天，腐败似乎已经为中国社会所接受。这不是说中国社会已经学会了容忍官员的腐败，而只意味着社会对官员的腐败无能为力。现在，如果说某一官员很清廉，不腐败，人们就会感到惊奇。而当某位官员（无论其级别有多高）因为腐败而被清除时，并不足为奇，因为在人们的心目中，这些官员理应受到清除。 社会对官员腐败的无能为力和冷漠，就是这里要讨论的党政官员腐败所包含的道德代价。官员腐败已经在执政党和人民之间、政府和人民之间、社会成员之间造成了道德衰败。这种道德衰败如果不能被有效阻止，对执政党及其政府的影响就会是致命xìng的，就是中共领导人意识到的“亡党亡国”。 道德权威维系政权命运 很多人对道德力量对执政党及其政权重要xìng的认识并不总是清楚的。可以把道德的重要xìng置于执政党及其政权的政治合法xìng中来考量。任何政权的合法xìng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是硬力量部分，包括对国家机器尤其是暴力的控制和垄断，维持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向社会提供必要的服务等；另外一方面就是软力量，包括建立一套对社会成员有吸引力的意识形态、清廉政府、道德权威等。这两种力量互为依赖，缺一不可。 在西方多党制国家，尽管表面上看，执政党及其政府的主要议程是向选民提供比其他政党更好的政策和服务，但执政人物及其所代表的政党或者其他组织的道德权威也是选民的重要考量。也就是说，选民在不同政党之间作选择的时候，不仅要看该政党所提供的政策，而且还要看这些政策背后的道德含义和代表该政党的候选人的个人道德。正因为这样，不知有多少西方国家首脑候选人因为道德问题（例如桃色新闻）而不得不退出政治舞台。再者，在政府内部，更是有各种不同类型的道德委员会来约束政府官员的道德行为。选民的选择、开放的媒体和政府内部的制约，这一系列制度xìng因素保障着西方政治人物和政府官员维持在一定的道德水平上。 执政党及其政府的道德权威在发展中国家尤其具有重要xìng。在发展中国家，因为革命等因素，往往形成一党执政或者一党独大的政治格局。在那里，执政党不仅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强有力的推动者，而且也是道德的象征。在非洲和拉丁美洲，很多民族主义的政党尽管在推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成绩并不理想，但因为控制了各个道德制高点（如反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建设新社会等），在社会成员中具有相当高的政治合法xìng。在这种情况下，道德权威在维持政权方面的重要xìng甚至超过了政府向社会提供服务的能力，即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能力。 执政党道德权威的重要xìng也可以从一些被推翻的政权案例中看出。在发展中国家，一些政权具有很强的推动社会经济发展、提升国家整体现代化程度的能力。在亚洲，典型的例子就是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社会经济发展被世界各国所看好，印尼在苏哈托时期也取得了惊人的经济建设成就。但无论是菲律宾的马科斯和印尼的苏哈托，都没有逃过被“人民的力量”所推翻的命运。原因很简单，尽管他们在推动国家社会经济发展上有贡献，但严重的腐败腐蚀和吞食了政权的道德权威。人民平时对政权的腐败无能为力，但一旦机会来临，就毫不犹豫地自主地组织起来，推翻腐败的政权。政权的腐败在近年来越来越频繁的颜色革命中更是扮演了导火索的角色。 中共高层对执政党及其政府的道德权威的重要xìng是有清醒的认识的。从máo zé dōng以来的中共历代领导人都把反腐败和“亡党亡国”联系起来。这些年来，执政党一方面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在努力重建执政党的道德权威。在jiāng zé mín时代，中共在强调“依法治国”的同时也提倡“以德治国”。近年来，胡锦涛也在强调“八荣八耻”的道德观。这些举措一方面反映了党内因为腐败而道德衰落的事实，另一方面也表明了领导层复兴执政党道德权威的努力。 但是，中国社会对这些举措似乎表现出异常的冷漠。的确，在一个以钱为本、以利益为导向的社会，道德成为人们讥笑的对象并不奇怪。可悲的是利益虽已经成为各种社会关系的核心，但它并非社会的黏合剂。西方自由主义在突出个人利益重要xìng的同时，也强调道德在社会整合中的重要xìng。强大的社会组织尤其是宗教组织在向社会各阶层提供道德力量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很多保守政党一旦掌权，也不惜动用政权的力量重塑社会道德。 反腐主体应当是法律和社会 中国过去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已经造就了一座利益大厦，但因为缺少道德黏合剂，这座利益大厦并不巩固。中国社会的人与人之间、阶层与阶层之间互不信任，甚至是互相敌视。同样的问题也在不同程度上存在于党、政府官员和社会成员之间。 如果执政党官员的道德衰败不能阻止，如果执政党的道德权威不能复兴，那么即使有持续的社会经济发展，执政危机也随时会发生。从这个角度来看，也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中共要成立专门组织来预防腐败了。根据中共《党章》，共产党应当是社会的先进分子组成的，是社会的领导力量。如果社会的这个部门腐败了，那么整体社会将不存在任何凝聚力。要整治腐败和复兴执政党的道德权威，首先必须治党。 但是，整治党内腐败不能仅仅依靠党本身。很多年来，尽管出台了很多反腐败的举措，但过于重视腐败的“内部消化”，就是在执政党内部加以解决。例如，党政官员出现了腐败，往往是先党内处理，后移jiāo给国家法律。再者，党内处理往往占用相当长的时间，而法律处理则往往是“短、平、快”。这种方式导致的社会效果就是党站在法律之上，法律只是党的纪律的附庸。因此给外界的印象就是一对矛盾：党一方面反腐败，但另一方面党似乎也能充当腐败的保护伞。如果一旦发现党政官员的腐败，法律就能马上介入，情况就会不同。这样做，既有利于法治建设，也有助于人们法治观念的确立。 “内部消化”也不利于社会的参与。今日中国社会对腐败的冷漠和无能为力是社会没有有效的参与机制的产物。官员的腐败并非一天两天之内造成的，越来越多的腐败案例表明，这些官员的腐败往往有很长的历史。正是“内部消化”机制使得这些腐败官员照样“带病上岗”，照样官运亨通。如果让社会来参与，就很容易防止这种情况。社会参与反腐败的另外一个正面作用就是，让社会对党政官员的清廉负有责任，赋予他们公民责任感。相反，如果社会对腐败持续感觉到无能为力，那么一旦这种感觉演变成为人民的力量，社会和执政党及其政府之间的关系就可能成为一种对抗关系。 要重建执政党及其政府的道德力量，就必须走出目前主要依靠“内部消化”的格局。反腐败不能仅仅停留在党内。党内纪律固然重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内部消化”的局限xìng也越来越明显。反腐败的主体应当是国家的法律和社会的参与。应当再三强调的是，这样做不仅仅是为了更有效地反腐败，更重要的是为了道德重建。 原刊于《联合早报》2007年10月9日 第四部分 重建意识形态 为什么必须重建意识形态？ 最近中国社会的发展态势表明，执政党必须把重建意识形态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一方面是颇具规模的社会群体xìng事件频繁发生，另一方面是公共知识分子群体变得活跃起来。更令人注目的是这两者呈现出相结合的倾向。中国现代史表明，社会力量和公共知识分子一旦有机有效地结合起来，往往可以释放出巨大的社会政治能量。 1989年六四事件和东欧共产主义，特别是前苏联的解体促使中国知识界从80年代末的激进化转向90年代的保守化。80年代中期，中共高层特别是邓小平本人努力想把政治改革提到议事日程上来，通过政改来促进进一步的经济改革，这给了知识界一个极好的参与和推进国家政治转型的机会。但知识界自下而上的参与和高层自上而下的改革思路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距离。知识界随后的激进化最终导致了六四事件。 在90年代，很难说存在着公共知识分子群。80年代，知识分子活跃在公共舞台上，但90年代，大多数知识分子可以说是专注于“私人”事务，或专注于学术，或专注于抓住新出现的经济机会。而一些被称为“民族主义”、“新左派”和“保守主义”等的知识群体基本上和政府保持一致。现在的情况已经很不相同。越来越多的知识群体正在转向公共空间，被称为公共知识分子。更为重要的是，一些公共知识分子群体已经不满足于停留在“话语”建设的层次，而转向了行动取向。他们关切社会政治的发展，努力参与社会事务或者社会运动。这种情况非常类似于80年代中期。 正因为这样，最近中国有关部门对公共知识分子群体给予了很大的关注，并开始批评“公共知识分子”的概念，认为这个概念会离间知识分子群体和党、党和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诸如此类的政治批评词语已经很长时间不见于报端，现在拿出来使用，足见有关部门已经认识到问题的严重xìng。这个动向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在80年代，正是因为公共知识分子群体的兴起，才导致官方发动了一波又一波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政治运动。 公共知识分子群体的再次崛起表明了什么？原因自然很多，但其中一个深层因素就是官方意识形态的衰落。现存意识形态既不能解释现实，更不能包容由社会多元化而导致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多元意识。只要存在着意识形态的真空，那么各种社会力量必然来填补这个真空。公共知识分子必然首当其冲。 意识形态是执政党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10 章 的政治软力量（soft power），在执政和管理社会过程中起着其他任何要素所不能取代的作用。首先是它起着论证执政党合法xìng的功能。随着传统意识形态的衰落，这种功能在迅速减小。以往，党政官员的行为受意识形态控制，能“自觉”地服从执政党的领导，现在，意识形态不再能控制和调节他们的行为，结果就是党内大规模的腐败。由于意识形态的衰落，党政官员失去了行动的准则，个人利益成为最高的行为指针，腐败成为必然。 意识形态也是党政官员政党认同感和忠诚感的主要来源。因而意识形态的衰落必然导致党政官员政党认同感和忠诚感的衰落。党的指导作用主要是通过其意识形态来实现的。没有了有效的意识形态，党在党政官员心目中的位置模糊起来，他们不知道党在干什么，党要求他们干什么，很多人因此迷失了方向。 在中国，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对社会行为也具有调节作用。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唯一的执政党，人民对意识形态没有多大的选择余地，所以其意识形态也有为人民提供一定的精神需求的功能。意识形态的衰落自然使得党失去了提供精神食粮的作用。由于任何社会都存在着对精神的需求，意识形态的衰落自然就导致了各种非官方的准意识形态的兴起，包括极端民族主义各种宗教甚至邪教、形式不同的具有意识形态功能的思想潮流。 意识形态的真空客观上为各种公共知识分子群体及其话语的兴起提供了空间。执政党的意识形态越衰落，公共知识分子的空间就越大。遏制公共知识空间的发展会是徒劳无益的，充其量只是一种被动的做法。一种更为积极主动的办法就是改革甚至重建现存意识形态，并消化和容纳公共知识“话语”。或者说，有效的做法是通过改变现存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来整合社会群体（包括公共知识分子），而不是回到以往旧的话语体系来遏止和排斥这些群体。 现实的情况是，社会经济迅速转型，意识形态的变革则远远落后。 90年代中期以后，执政党在意识形态重建方面有些努力，提出了诸如“三个代表”这样的新概念，但这些并不足以填补真空。官方话语还是脱离现实，不能适应现实的需要。 党要提高执政能力，必须确立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如果党不能重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执政能力还会因为经济社会的继续发展而加速下降。第四代领导集体提出了“以人为本”的重要概念，这已经为意识形态的重建开了一个好头。但“人本”不应当停留在概念的阶段，而应当发展成为一个思想体系。一个符合大多数人民利益的思想体系不仅可以指导和约束党政官员的行为，而且可以给不同的社会群体一种未来的方向感。 原刊于《信报》2004年12月21日 社会转型要求中国重建意识形态 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快速转型，中共近年来提出了提高执政能力的课题，并将此提高到执政党的重要政治议程。如何提高执政能力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其中一个方面当是执政党意识形态的重建。在很大程度上说，如果目前意识形态的贫乏甚至衰落状态不能得到改变，执政能力的提高将会非常困难。在国家治理过程中，意识形态可以说是“软力量”，如果没有这种软力量，就会出现执政成本高、效率低的情况。 在máo zé dōng时代，中国是意识形态治国，意识形态的使用走到了一个极端。当时，意识形态不仅指导国家政策制定，衡量党政官员的忠诚，而且也是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改革开放以后，意识形态的作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改革开放一方面要求人们冲破旧思想的束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但另一方面，有关方面也担心意识形态作用的减弱将导致思想乃至行为上的混乱。因此在上世纪80年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所谓的“资产阶级自由化”之间的对抗从未停止。90年代初邓小平“南巡”带来了新一波的思想解放运动。但思想解放运动并不代表各方面对改革的方向有了高度的共识。在此之前，有关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争论从来就没有中止过。为了确立市场经济的地位，邓小平提出“不争论”政策。因为改革是当务之急，有效的改革政策很难产生于永无休止的争论。“不争论”政策很快就终结了意识形态层面的争论。 经济主义是新的意识形态 但实际上，在“不争论”的背后，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很快在中国崛起，那就是经济主义，即不惜以一切手段来追求财富。新意识形态促使各级政府官员把思想统一到发展经济上来，把社会各界的注意力从政治领域引领到经济领域。以经济主义为核心的意识形态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动机和动力。这种意识形态不时地表达于主要政策话语上，如“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小康社会”和“全面小康”，等等。经济主义很快促使中国社会从一个以传统非物质因素为核心的意识形态社会转型到一个物质利益至上社会，国家管治方式的主体也从意识形态转型为物质利益手段。客观地说，从意识形态（尤其是非理xìng的意识形态）治国转型到利益治国是一个很大的历史进步。 但是一旦经济主义和物质利益走过了头，很多问题就出现了。今天的中国社会不再存在一个精神领域的意识形态，所有的一切都被货币化，物质利益成为唯一的乃至政治社会准则。没有了超越于物质利益之上的意识形态，社会整体道德急剧衰落。加上法制的不健全，各个社会政治角色之间（如社会成员之间和社会成员与政府之间）的信任度几乎不复存在。政府官员之间、各级政府之间也有类似的情况。在物质利益衡量一切的情况下，官员之间很难达成思想共识。对官员个体而言，经济主义很容易为其腐败提供合法的论证。对一些官员说来，以什么手段获取物质利益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物质利益的最大化。再者，意识形态的缺失也导致各级政府间难以达成政策共识。地方官员政策执行不力，甚至公然抵制中央政府的政策，这和意识形态的贫乏有很大的关联。 所有这些情况都表明了意识形态重建的重要xìng。意识形态属于精神范畴，任何称得上意识形态的东西都必须是超越具体物质利益的。在máo zé dōng时代的中国，意识形态走向了极端，导致了一系列政策上的大灾难。但这并不是说意识形态从此可以走入历史了。在实际政治生活中，意识形态是不可或缺的。90年代中期以来的很多政治实践都有复兴意识形态的作用。中共十六大以来，意识形态复兴的努力表现得更为明显，有关方面正在努力构建一个以“和谐社会”概念为核心的新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的复兴也符合全球化条件下的政治大趋势。因为意识形态往往表现为一个国家软力量的核心，各大国都在努力重建一种能够被普遍接受的意识形态。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曾经流行过“意识形态终结”的说法，但在美苏冷战的格局下，这个说法并不是事实。美苏冷战不仅表现在军事上，更是表现在意识形态层面。苏东解体之后，西方又流行“历史的终结”的说法，相信西方民主政治是世界唯一的意识形态，所有其他意识形态都走入了历史。但是没有多久，全球化、恐怖主义、“文明的冲突”又把意识形态争论推到了政治的前沿。 从本质上说，中国目前的问题已经不是要不要重建意识形态，而是如何重建意识形态。可以相信，如何重建意识形态是一个较之如何发展经济更为困难的问题、一个更为严峻的挑战。近年来，有关部门作了很多努力，力图复兴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意识形态，但这并不容易。从总体上说，马克思主义更多的是一种批判和革命哲学，而非发展和建设哲学。如何结合中国实际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和改造成为一种发展和建设哲学？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能很好地回答这个问题。 应强调人类共享价值 也有很多人试图构造以民族主义为核心的意识形态。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崛起是个不争的事实。但与其说民族主义的崛起是政府提倡所致，倒不如说是中国崛起的客观结果。因为中国的崛起，越来越多的人具有了国家自豪感和认同感。但从内外环境说，民族主义很难成为主导意识形态。在全球化时代，过度的民族主义会导致大国沙文主义。中国又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无论是汉族民族主义还是少数民族主义，民族主义都是要不得的。 那么以儒家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呢？中国社会复兴传统文化的努力是显见的，问题是如何改造传统文化。传统儒家文化是农业社会的产物，工业社会尤其是全球化已经掏空了传统文化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基础。在很多方面，如对非制度化的人治的强调、愚忠、愚民、歧视fù女等公共政策方面，人们看不到儒家文化适应现代社会的可能xìng。可以说，传统儒家可以复兴和提倡，可以作为一种生活和生命的修养，但远不能作为一个现代社会所需要的意识形态。 最近，中国有关方面正在讨论核心价值问题，可以把此看成重建意识形态努力的一部分。但是，如何确定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由谁来确定，有了核心价值后又如何提升到意识形态？这些问题悬而未决。再者，从发展的角度来看，要走出意识形态的贫乏状态，更重要的是要强调共享价值人类共享的价值。任何一种意识形态不仅要针对内部国民，而且也要考量到其外在影响力。只有整合了内部人民核心价值和外部世界共享价值的因素，意识形态才能得以重建，才会展现出持久的生命力。 原刊于《联合早报》2007年1月23日 人本社会主义与中共新意识形态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反思改革”已经成了中国社会知识话语的主调子。尽管各种反思关联到这些年来这样或那样的具体政策，但在反思和争论的深处，则是对自改革开放以来以发展为核心的意识形态的疑问和挑战。如果不能回答反思和争论过程中所提出的理论问题，有效的政策制定和执行就会成问题，改革的可持续xìng也会成为问题。 上个世纪90年代初，在中国社会就国家的改革方向应当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即姓“资”与姓“社”）开始进行争论的时候，邓小平提出了“不争论”的政策。“不争论”政策的特殊时代背景是，80年代末以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国的经济改革迷失了大方向，各方面的发展举步不前。不仅中国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改革遇到了困难，苏联和东欧的改革更是导致了共产主义体系的解体。在这样的情况下，邓小平毅然决定加快中国经济的发展，通过发展来缓解和解决中国社会存在着的问题和矛盾。在邓小平看来，一旦国家确定了经济发展这个大目标，就要寻求最有效的方法来达到这个目标。所以，不管是资本主义的方法还是社会主义的方法，只要能够推进经济发展的，中国都应当加以采用。这也就是有名的“猫论”。 “不争论”背后有远见 显然，在“不争论”的背后是邓小平对中国社会发展的远见。“不争论”政策有效地推动了中国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经济改革。1992年中共十四大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大大推进了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1982年中共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尽管市场经济得到了承认，但只处于附属的地位。1987年中共十三大，在邓小平和赵紫阳的主导下，中共开始把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并列，市场经济在中共意识形态中的合法xìng成分大大增加。但一直到十四大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市场经济才被赋予了全面的合法xìng。 接下来的改革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政策层面的落实。与此同时，执政党也逐渐调整其政治体系来适应新的经济体系。1997年中共十五大，全面落实“抓大放小”，即具有中国特色的私有化改革政策。政治改革尽管不是十五大的主调，但也可以看出中共已经开始调整当时的政治体制，最主要的是提出了把建设法治国家作为政治改革的方向。 到2002年中共十六大，自上而下的政治体制变革可以说变成了主题。十六大正式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执政党的转型提上了议事日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产生了多元的经济和社会利益，执政党如何通过代表这些利益来扩大管治的社会基础，很自然成为最主要的政治议程。十六大确立了私营企业家入党的合法xìng，次年的全国人大把保护私有财产写入了宪法。 但在一些新兴社会阶层的社会经济利益开始反映于政治过程的同时，传统社会阶层（如工人、农民）以及另外一些新兴社会群体（如农民工等）的利益似乎被边缘化了。这些社会群体可以说是“弱势”的，但还继续是中国人口的主体。忽视他们的利益会产生不堪设想的政治后果。同样很显然的是，由利益分配不公导致的社会分化也会使得中国的总体发展变得不可持续，进而影响所有社会阶层。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反思改革”被自然地提了出来。在一些人看来，所有负面的东西似乎都和市场化为导向的改革有关。传统马克思主义者、老左派、新左派等走在“反思改革”的前沿，但就连那些被视为自由派的学者和政府官员也对改革的方向产生了怀疑。可以说，这场争论既有背后各种利益的驱动，也有各种不同意识形态因素的驱动。利益和意识形态的结合也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11 章 使得这场争论显得非常有生命力。 “以人为本”越来越重要 但同样不可忽视的是，正在进行中的这场争论和胡锦涛、温家宝领导层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有关联。笔者曾经强调过，以人为本不仅仅是一种新的执政理念，而且从长远来看，更是中共新型意识形态即人本社会主义的核心概念。尽管人本社会主义曾经在上世纪80年代遭到过官方的批判，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这个概念在指导中共各方面的政策上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三个代表”经常被误读为中共只侧重于第一和第二个“代表”，即“先进的生产力”和“先进的文化”，那么人本社会主义可以纠正这种误解，因为它侧重的是最大多数人的利益代表问题。 针对目前的争论和反思，胡锦涛和温家宝都已经明确表示要继续改革，以进一步的改革来解决改革过程中产生的问题。但这还远远不够。在改革的这个关键时刻，在实行人本社会主义政策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要把人本社会主义从概念发展成为一整套理论或者新的意识形态，即要系统地论述人本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观。 从这个角度来看，应当鼓励这场正在进行的争论。从上世纪80年代到今天，尽管对各种问题的争论不时地浮上中国社会的台面，但从来没有进行过彻底的争论，争论到了一定的时候就被停止。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利益的分化，意识形态必须加以社会化。中国社会需要一种新的意识形态，但任何自上而下的、不能反映各种社会利益的意识形态已经不再可行。执政党的责任就在于综合各种自下而上的意识形态因素，将之整合成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这种新意识形态在指引政府政策制定的同时，也给社会各阶层指明中国社会的总体发展方向。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新意识形态也应当可以成为和谐社会的思想基础。 原刊于《联合早报》2006年4月4日 政治的道德与道德的政治 胡锦涛不久前在“两会”（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会议）期间提出“八荣八耻”观。尽管“八荣八耻”观是针对整个中国社会的，但是敏感的观察家已经注意到，这个提法更多是针对中共党政干部的。这个概念一经提出，立即引起各个党政部门的热烈反应。中组部表示要把“八荣八耻”观列入考察干部的指标，教育部表示要把“八荣八耻”观列入学校教科书。从很大程度上说，“八荣八耻”观并非胡锦涛本人意见的随意表达，而是中共治理党政干部政治道德的一个重要内容。 社会层面对“八荣八耻”观的反应相当复杂。中国社会一方面对胡锦涛领导层治理党政干部表现出极其热切的期待，另一方面也对这个新的提法能否最后落实下去造成一种健康的政治道德风气表示怀疑。 在党政干部中间建立政治道德，其重要xìng是毫无疑问的。经过二十多年的经济改革，中国已经成为一个高度商业化的社会。因为政治改革滞后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官员的政治道德很多年来一直处于一种危机状态。经济利益不仅主导着社会行为，而且也主导着官员的政治行为。物质利益高于一切，政治道德的衰落就变得不可避免。一旦官员的行为失去道德的制约，腐败就泛滥成灾，屡禁不止。自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中共发动了一波又一波的反腐败政治运动，但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在一些方面，腐败实际上是在变本加厉。在这样的情况下，建立官员的政治道德可以说是势在必行了。 缺乏法治，强调道德 再者，在中国这样一个缺乏法制和法治传统的国家，高层领导人提倡政治道德尤其显得必要。中共提倡法治已经多年，尽管有诸多的进步，但已经有的法律法规对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行为很难起到真正有效的制约作用。在这个特定的政治情景下，领导层的道德“话语”和道德行为仍有其重要xìng，至少能够通过营造一种政治风气对各级干部起到示范和制约作用。 怀疑者也并非没有理由。在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后的中国，各种政治宣传运动都已经难以起到人们所期待的作用。自从90年代中期以来，已经有很多类似的宣传运动，如“三讲”、“讲德治”和“三个代表”，等等，但都没有出现中共所期望的局面。这些宣传运动中或多或少包含着建立中共新政治道德的意图，只不过是没有像“八荣八耻”观那样明确了然罢了。 今天，无论是政府还是社会都已经意识到重建中共新政治道德的重要xìng，但问题是如何来建设这样一种新政治道德。是通过传统式道德政治，还是通过建立适应现代政治生态的制度机制来达成？ 以儒家教义为核心的道德政治是中国几千年政治历史的主题。人们没有必要回到久远的过去，看看máo zé dōng时代的中国政治就可以明白道德政治的弱点。道德政治在毛时代主要表现为意识形态主导一切。所有党政干部都要通过意识形态的检验，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意识形态因素是考核干部最重要的指标。同时，意识形态也经常成为党的高层整治党政干部的有效武器。 道德政治说起来好听，但最终都不可避免地演变成为人治政治。何谓道德？在政治领域，道德经常演变成为领导人的主观意志，或者对领导人的忠诚政治。领导人可以对道德进行随意的解读，个人色彩变得不可避免，也就是说，政治道德只是高层的政治工具而已。如果道德政治意味着主要领导干部培养下级干部官员的政治道德，约束他们的政治行为，那么有什么样的机制可以培养主要领导干部的政治道德，约束他们的政治行为呢？干部的腐败是个普遍的现象，而各级主要领导干部的腐败更是今天中国政治的切肤之痛。 政治道德需要制度支持 政治道德在任何政治体系中都是极其重要的，无论是民主社会还是非民主社会都是如此。如何保障官员的政治道德？中国具有数千年德治的历史，形成了一整套用来说明官员应当具有的政治道德的理论。但是除了对官员的教育外，中国并没有任何能够有效保障官员政治道德的制度机制。在这方面，中国还需努力学习外国的经验，尤其是发达国家的经验。 在民主国家，尽管有公民的政治参与和透明的政治过程，但民主的政治环境并不足以保障官员的政治道德。所以，很多国家都制定了名目繁多的官员行为准则，并设立独立的道德或者lún理委员会，对官员的行为进行道德和lún理的评估，看他们是否触犯了既定的行为准则。必须强调的是，道德和lún理的评估并不是针对政府官员的思想或者意识形态倾向xìng，而是针对其实际行为，这样才能避免过分政治化。官员一旦被确认触犯行为道德或者lún理，就要负起责任。 现在应当是中国建立官员政治道德的时候了。但重要的是要意识到，政治道德一方面是制度的产物，同时也应当由制度来保障。不管什么样的道德观，一旦演变成为传统的道德政治，那么其结果不仅不能保障官员的政治道德，反而会造成道德政治下的非道德政治行为。由此看来，如果“八荣八耻”观要造就的是新的政治道德，那么必须配合以新政治体制的建设。 原刊于《联合早报》2006年4月11日 中国民族主义的民族xìng在哪里？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民族主义呈现高涨趋势，体现在各种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社会抗议运动中，包括由北约轰zhà中国驻前南斯拉夫大使馆事件所引发的反美浪潮和日本前首相小泉参拜靖国神社所引发的反日浪潮等。在海外，中国新崛起的民族主义经常被视为中国经济崛起的产物。高速的经济发展造就了中国人民的自豪感。同时很多人也相信，由于传统意识形态的衰落，民族主义正在成为中国执政者所需要的新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来源。中国的民族主义会不会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以及过程中日本和德国的民族主义，这已经成为西方学术界和相关机构政策研究的一个主题。 但经常使很多研究者感到惊讶的是，对中国民族主义的研究越深，就越难以回答民族主义研究中一个最基础的问题，那就是，中国的民族主义的民族xìng在哪里？换句话说就是，中国民族主义正在高涨，但其载体是什么？人们所看到的是，随着快速的现代化和全球化，中国民族主义的载体也正在快速消失，因此也越来越没有民族xìng。 儒家文化保存在中国以外 所有民族主义都是其民族xìng的反映。在西方，由法国大革命开始的近代民族主义，可以说是更早时候开始的文艺复兴的产物。两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德国民族主义更是把近代民族主义推到了极端，变成了种族优越主义。在东方的日本，民族主义变成了军国主义。在历史上，民族主义曾扮演了积极的角色，如推进了民族国家的发展，促进了专制政体向自由民主政体的转型，但极端的民族主义则给世界带来了大灾难。对民族主义的评价历史上从来就没有过任何共识，今后也不会有。 不管怎样，民族主义是民族xìng的反映。且不讨论其他地区，看看中国周边国家就可以明了这一点。日本是一个最热衷于向先进国家学习的民族。日本成为最发达的国家与其向他国学习分不开，但谁也否认不了日本民族主义的深层民族xìng。日本的汉字是从中国进口，但日本对此珍惜万分，保存得比中国本身还要好，并且视之为世界上最美丽的文字。在韩国的街头很难找到进口的外国车，并不是政府禁止人们使用外国车，而是自下而上的社会自觉。韩国人把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称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危机”，因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帮助韩国化解金融危机的同时把很多条件强加于韩国。韩国人自发地捐款帮助国家渡过危机的行动给世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实际上，在传统的儒家文化圈，包括日本、韩国、新加坡和越南等国家，传统儒家文化或者广义的中国文化都要比中国本身保存得好。当然，这些国家把传统文化视为是自己的，在本土化之后，加以精心发展。 回到中国本身，就经常使人感到迷惑不解了。中国人的反日、反美情绪经常高涨，但热衷于日美制造的商品。一方面对日本的教科书事件倍感愤慨，但很多单位或者个人又大量毁坏日本侵华历史遗迹。很多国人热衷于和周边国家争中国传统文化遗产，例如端午节，但又不好好珍惜自己的传统文化节日。 缺乏传统，现代xìng失去基础 如果到世界各国走一圈，就很容易发现很少有国家像中国这样不珍惜自己的传统文化。很多国家强调创新，但同样强调保存传统。现代xìng是西方世界的产物，但西方世界也同时是保护传统的典范。在西方，现代xìng在传统基础上延伸，因为没有了传统，现代xìng也就失去了基础。 但在中国，现代xìng往往表现为对传统的毁灭，使得中国的现代xìng呈现出虚无xìng。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商业化大潮在大力推进中国现代化的同时，也正在加速毁灭中国的民族xìng。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从大都市到小城镇，人们看到的是越来越高的大楼和越来越宽的街道，却既找不到中国的民族特色，也看不到地方风味。除了一些商业味道浓厚的所谓传统建筑，人们实在感觉不到中国的民族特色。 很多年前，北京市政府率先设计了王府井步行街。此后，在很短的时间里，全国大大小小的城市都跟着学。但这些步行街除了商业味道一样浓重外，很少有表现中国民族特色甚至是地方特色的。北京市为了2008年奥运会，大规模地改造旧城，拆除传统四合院，招致外界一片谴责声。实际上，在以现代化为名大规模毁坏传统建筑方面，其他中国城市也差不了多少，“拆”字已经成为中国城市建设的通行证。在中国经济改革成为西方新自由主义的最大试验场的同时，中国在文化方面也早已经成为各种所谓的后现代艺术的最大试验场。 在一些官员和商人的眼中，传统是不值几个钱的。要知道，对老百姓来说，这些都是中国文化的载体，他们对这些建筑有文化认同感。对一般老百姓来说，并不存在抽象的民族主义或者爱国主义，他们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是从他们所知道的人和物延伸出去的。官员和商人在毁坏传统文化载体的同时，也毁灭了中国现代化的民族xìng。 官商结合导致了中国传统的大破坏。商人唯利是图还好理解，那么官员呢？中国的领导人一直不厌其烦地在强调“中国特色”、“保护民族文化”甚至“复兴民族文化”，宣传部门也一直在鼓动“精神文明建设”，但是一到实际政策层面，一些官员为什么又背道而驰呢？很简单，和商人一样，中国的各级官员大多以钱为本，缺乏民族主义情怀，表现为虚无的爱国主义。他们天天对人民讲爱国主义，但对他们来说，“不要找政府的麻烦”就是最大的爱国主义了。一些官员对老百姓自觉组织起来保护传统的行为不以为然，甚至经常把此视为是“非法的”（如果被认为不利于政治稳定）。这就是很多中国人所面临的爱国困境。爱国的定义权在官方，而很多官员的行为和一般老百姓所理解的“爱国”是相背离的。 近现代国家必须建设基于自身民族xìng之上的民族主义，或者说，民族主义是近现代国家的意识基础。从国际的经验看，成功的民族主义建设都非常强调内部文化的保存和建设，强调现代xìng中的民族特色，强调人民对自己民族文化载体的认同和情怀。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12 章 是一种积极的民族主义。但当把民族主义置于和外部世界的对立面上来建设时（如历史上的德国和日本），民族主义就表现为消极的，也往往是非理xìng的。中国正处于现代国家建设过程中，民族主义必然成为这个过程的一部分。如果官商主导的大规模毁灭民族文化载体的所谓“现代化建设”不能被阻止，中国的民族主义不可避免会出现虚无化。投shè到国际事务上，虚无化的民族主义既没有内部制度的强力支撑，更可能会表现为非理xìng。 原刊于《联合早报》2007年9月25日 中国新思想解放运动的本质是什么？ 很多迹象表明，中国正在酝酿一场新的思想解放运动。去年，在为十七大做准备的过程中，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首先正式提出要进行思想解放，以正视和解决改革开放中所出现的问题。后来，思想解放成为中共十七大报告的一个重要主题思想。在此之后，中共领导人尤其是胡锦涛本人在各个场合都强调思想解放的重要xìng。近年来，思想解放运动的呼声正在向地方层面伸展。一些省委书记已经做出了积极的回应，要把思想解放作为推动进一步改革的前提条件。在社会层面，人们也正期望着一场新的思想解放运动的来临，希望这场思想解放运动能够给他们解惑，至少在意识层面明了中国的发展方向和前途。 那么，这场思想解放运动意味着什么？今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不难看到，思想解放实际上是三十年前改革开放的前提。如果没有当年邓小平发动的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很难想象我们能够看到今天的局面。同时，改革过程中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如果没有思想上的解放，也很难想象中国能够实现可持续的改革开放。不同形式的改革开放在很多国家都发生过，但像中国这样大规模的、持续的改革开放在历史上并不多见。在提出再一次思想解放的今天，人们面临着一系列新的问题：什么是思想解放？为什么要再提思想解放？新的思想解放应当具有什么样的内涵？ 思想解放运动的两个层面 任何思想解放运动必须具备两个层面的必要条件：一是意识层面的思想解放，二是行动层面的思想解放，这两个层面必须互相配合，缺一不可，就是中国古语所说的“知”和“行”。首先是“知”的层面，如果没有意识层面的解放，就不会有新的行动。进而，意识的变化必须表现在行动层面，没有行动，思想解放可能只是空谈。在行动层面当然还必须涉及行动的可行xìng。很多“知”只能停留在纸面，是因为这些“知”没有任何现实可行xìng。 三十年前，邓小平所发动的思想解放运动就具备这些要素，或者说，在邓小平那里，思想解放是一种行动哲学。在意识层面，邓小平针对的是“凡是派”，也就是教条派。邓小平并没有否定máo zé dōng思想，而是强调máo zé dōng思想在新情势面前必须得到发展。在行动层面，邓小平强调中国要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可以说，邓小平的这一行动哲学指导了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 三十年后的今天，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改革开放促成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大转型，但转型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消极面，包括日益增大的收入差异、社会分化加剧、环境恶化，等等。尽管没有人会预期转型只带来利益而没有负面效应，但如何应对这些负面效应是必须回答的问题。当旧的指导思想不能解决这些问题时，思想解放就成为必要。再者，还有一个向什么转型的问题，就是方向问题。这个方向问题也要通过思想解放运动来给予回答。 社会转型带来的困惑 近年来，因为社会转型给中国带来的负面效应，很多人对现实和未来充满了迷惑。左派提出要回到máo zé dōng主义，一些人开始以反思改革的名义全面否定改革开放。客观地说，怀旧主义既没有任何理xìng，也没有现实可行xìng。很多人也不见得真的要回到过去贫穷社会主义时代，他们的怀旧只不过是表达对现状的不满。当人看不到未来的时候，往往会怀旧。这股力量并不小，有关部门也给予了很大的重视。表现在改革话语上，领导层已经明确表示不能否定改革，回头没有出路，只能向前看。但客观地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个“前”是什么，并不很清楚。在另外一端，之前的一些改革力量封闭起来，逐渐变成进一步改革的阻力。他们从改革开放过程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但久而久之演变成了既得利益。他们的理xìng自然是动员一切可能的力量来维持既得利益。 这样，改革开放三十年之后，改革开放本身的可持续xìng问题就提了出来。尽管有关方面在坚守改革底线、避免倒退方面做了不少努力，但又如何解决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面向未来呢？这需要新的解放思想。 十七大报告提出要不断探索和回答一系列重大的问题，如：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发展社会主义？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里实际上在意识、经济和政治等多个层面涉及了这次思想解放运动的内涵。其本质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那就是“开放”。思想解放就是“开放”。这里的“开放”当然不仅仅是邓小平当年提出的对外开放，而具有更为广泛的意涵。 首先是思想意识的开放xìng。社会主义的方向是中国社会大多数人都接受的共识，但这个共识的内涵是什么？这需要研究和讨论。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的核心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通过大规模的争论，中国社会有了共识。但现在是官僚控制和垄断了意识领域。官僚体制本身没能在“知”的层面有所创新，又不容许社会创新，这是意识形态衰落的一个最主要的因素。中国并不缺乏国家有机知识分子，执政党也不乏党的有机知识分子，但官僚或者官僚学者所做的只是代表局部利益，而非国家的整体利益。máo zé dōng曾经说过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现在，实践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官员的思想并没有跟上变化。官僚对意识的垄断和控制只能导致一些思想意识的激进化，而改革的共识可能只有通过理xìng的争论才能明了。 其次是利益上的开放xìng。这里主要指经济利益，经济利益在很大程度上处于垄断状态。邓小平提倡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但如果先富者垄断了利益，并且利用其利益优势和政治力量结合起来，把其利益法律化和制度化，那么共同富裕的目标就不能达成。现实的中国就是这种情形。可怕的并不是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出现了贫富分化，而是贫富分化的结构化和制度化。一旦贫富分化结构化，那么就很难有机会实现社会公平。“先富”和“共同富裕”之间并没有任何逻辑关联，只有利益具有开放xìng，共同富裕才会有可能。十七大提出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就是要走共同富裕道路。要达到这个目标，就必须打破现存经济利益垄断的局面。 同样重要的是政治上的开放xìng。这里主要涉及政治参与问题。在中国的政治结构中，政治参与主要有两层含义，即党内的政治参与和社会力量的政治参与。简单地说，因为执政党现在是个利益代表政党，社会利益的多元xìng使得党内的政治参与成为必要。政治开放xìng更为本质xìng的表现就是社会（包括各民主党派、社会团体和各种社会力量）对政权的参与。在现有的参政机构上，例如人大和政协系统，尤其要注意那些组织化程度非常低和那些不被容许组织起来的社会弱势群体的参与。除了社会对政治的参与，政治的开放xìng也表现为要分权给社会。 尽管不能说这些层面的开放xìng不存在，在一些领域，开放xìng已经呈现；但不可否认的是，开放xìng的实现程度还较低，制度化程度更低。开放xìng的实现有待于进一步的改革。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导致了一系列重大改革举措的出台，新的思想解放运动也必须表现在具体的改革举措上。只有这样，新的思想解放运动才会富有现实的意义。 原刊于《联合早报》2008年2月5日 宣传部门应致力于确立社会共享价值 本栏曾经谈及中国各种社会意识形态崛起及其对执政党带来的挑战。近十多年来，中国社会各种思想层出不穷，既有世俗的，也有具有宗教色彩的；有传播于大学校园的，也有流传于民间的。各种思想往往各执一端，吸引着各自的认同者和支持力量。就是说，和一般意义上的意识形态不同，这些思想往往只吸引一部分社会群体。但对部分社会群体来说，一种特定的思想就成为其意识形态。 随着经济社会的多元化，社会思想或者意识形态的多元化也属正常。经验地说，任何一个社会如果处于像中国这样的大规模的转型，都会产生多元思想。这同时也说明，针对多元的思想，有关方面无论使用什么样的政治或者行政控制，都不会有效。 社会意识形态的多元化是正常的，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中国整体意识形态的消失和主流价值体系的缺失。在改革开放前，máo zé dōng思想是中国核心意识形态。在那个时代，对意识形态的强调过了头。由于用意识形态来衡量一切，导致社会发展出现很大的问题，甚至导致了衰落。再者，尽管执政者在当时也试图把máo zé dōng思想变成为社会主流价值，但在这方面并没有获得多大的成功。改革开放以来，思想领域的主题一直是去意识形态化。这在一定历史阶段非常必要，因为抓经济建设，需要实事求是。一旦出现争论，执政党的方法是“不争论”。经过了那么多年，现在的情况是执政党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力衰微，同时中国社会也缺乏共同或者共享价值观。 干部党员缺乏有效认同 这是对执政党最大的挑战，甚至是最大的威胁。执政党没有一整套可以让大多数党政干部所接受的意识形态，表明党在其干部党员中没有有效的认同感。的确，多年来，执政党在“不争论”的构架中努力建设自己的“意识形态”或者主导思想，这样的努力贯穿在建设“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等方面。但是，这些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意识形态了，因为它们或者是为了论证新政策的合理xìng，或者是为了引导新政策的制定。它们所能影响的是党政官员的政策行为，或者说它们并不能构成一个政党的认同感。正是因为不是认同感，它们就很难约束党政官员的行为。尽管中共高层也一直在强调另外一些方面的意识，如“德治”和“党xìng”等，但它们远远没能成为党政官员的内化价值。物质主义实际上已经成为很多党政官员唯一的意识形态。正因为这样，腐败变得不可避免。 同样严重的是，因为缺乏为多数人认同的意识形态，缺乏共享价值，社会对执政党也逐渐丧失基本的认同感。这是各种社会思想和意识形态广泛传播的主要原因。一种思想和意识形态的传播并不仅仅是因为少数传播者，而是因为社会的接受。任何一种思想不被社会或者社会的一部分人所接受，就很难生存下来，更说不上影响力了。社会的各个群体要么接受这个思想，要么接受那个思想，而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在很多社会群体看来显得很空洞。这就会对执政党、对整个社会的“领导权”产生挑战和威胁。 “领导权”这个概念笔者曾经谈过，这里有必要再强调一下。这个概念来自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葛兰西。根据葛兰西的研究和（历史）反思，一个执政党的权力由“领导权”和“统治权”两部分组成，这两部分既互相关联又具有不同的政治xìng质。意识形态的领导权是以特定的意识形态和其他意识形态进行自由竞争得到的地位。社会成员自由选择该意识形态，自愿接受认同这种意识形态，并且在行动中受这种意识形态的引导或者指导。意识形态的统治权则不一样。统治权往往意味着一个政党或者政治组织在取得政权以后，把自己的思想或者意识形态加在社会群体之上。 意识形态确定其统治地位并不见得是通过自由竞争，而可以通过政治的、行政的、法律和经济的各种力量加于社会群体。意识形态的统治权尽管并不排斥领导权，但两者的区别是显然的。领导权并不包含强制xìng，而统治权则包含有强制xìng。所以，一般而言，意识形态的领导权较之统治权具有更广泛的合理xìng和社会xìng。再者，执政党要造就领导权，就要超越本身的利益，而能代表其他社会阶层和阶级的利益。利益代表因此也不能是有选择xìng的，而要反映整个国家甚至民族的利益。如果一个政党的意识形态是社会大多数自愿接受的，那么该意识形态也就表现为这个社会的共享价值。 涉及党和知识分子的定位问题 要取得意识形态方面的领导权，而不仅仅是拥有和使用统治权，就涉及知识分子尤其是党的知识分子的定位问题。任何一个政党尤其是执政党都必须拥有自己的知识分子。政党如果不能培养自己的有机知识分子，那么其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就很难取得，很难维持。但不能光把党的知识分子狭隘地理解为要为党的政策和行为辩护，他们更为重要的角色应当是超越党本身的利益而能反映和代表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这后一方面可能和党的眼前利益发生冲突，但却是党的长远利益之所在。即使在多党制国家，这一点也一样。任何一个政党如果不能反映社会多数人的意志和代表社会多数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13 章 人的利益，其执政的合法xìng会成为问题。同样，如果其不能反映和代表整个国家的意志和利益，也会很快衰落。 中国共产党是唯一的执政党，要长期执政，党就必须培养自己的有机知识分子。尽管党的有机知识分子可以产生在任何一个领域，但现实地说，中国必须对宣传部门进行改造，使之成为党的有机知识分子的制度化组织。但现在的情况并非如此。因为执政党有了坚实的统治权，一些主管思想和意识形态的党政官员就很少考量甚至忽视思想意识形态方面的领导权。因为有了强大的政权基础，有了经济、社会和行政等方方面面的权力，他们往往显得霸气十足。一些人害怕竞争，也不容忍竞争，经常是用权力来压人，用权力来解决问题。尽管这种现象在很多领域都存在着，但在思想领域更甚。思想意识形态的领导权的重要xìng是不言自明的，每一个官员都明了这一点。但很多官员并不想通过竞争来争取思想上的领导权，而总是想用手中的统治权来取得这种“领导权”。更为严重的是，宣传部门往往把自己的角色定义为为党的政策作宣传，而忽视了对党的意识形态进行创新和创造。 不能光靠统治权 这就要求改革和改造宣传部门，使之成为党的有机知识分子的制度化机构。如何改造？首先就要对党和政府部门的功能作一调整。宣传部门要把新闻控制和监管的各种功能移jiāo给政府的相关部门，例如文化部门、新闻出版部门和广播电视部门。任何国家都要对新闻和媒体进行监管，但这些功能由政府部门通过法律和规制的方式就可实现。现在的宣传部门对知识领域的控制和监管有些是因为政治原因，更多的还是由于经济利益的驱动。宣传部门作为党的有机知识分子机构，必须从具体的行政和管理事务中解放出来，负起更大的责任。 更为重要的是，宣传部门要敞开大门，把全社会最优秀的学者和专家吸引进来，通过有组织和系统的调研，专注于思想的更新和创造。党是整个社会的有机体。党依附于社会整体，而不是社会依附于党。这就决定了党的有机知识分子首先应当是整个社会的有机知识分子，反映社会的声音，代表社会的利益。党的知识分子必须是社会的一部分，来自社会，服务于社会。他们是党和社会整体的有机连接点。来自不同部门的党的有机知识分子通过理xìng的争论、讨论、jiāo流等过程，达成共识，不仅能重塑执政党的意识形态，而且也可以造就社会的主流价值。有了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执政党就可以开放更多的思想空间给社会，增加社会在思想领域的创造能力，同时减轻有关部门监管的压力，减少社会抱怨，使得有关部门和社会进入一个良xìng互动状态。社会在思想领域的创造能力是中华民族文化复兴和崛起的前提条件，也是下一波意识形态和社会共享价值更新和重组的资源。 总之，每一个政党都必须拥有自己的有机知识分子。中共是唯一的执政党，更需要拥有一大批有机知识分子。这批知识分子不是依赖政治权力或者行政权力，而是通过创新和创造，专注于意识形态或者共享价值事业。这样一种意识形态和共同价值对任何国家来说都是必需，是一个国家各社会群体之间、各民族之间的整合力量。没有这样一种力量，光靠统治权，国家的治理成本就会非常高，甚至变得无法治理。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意识形态和共同价值尤其显得重要。 原刊于《联合早报》2009年4月21日 中国的政治改革要从细节开始 近年来，中国的政治改革没有得到推进，对政治改革的讨论却越来越具有意识形态化倾向。大凡在强人政治时代结束之后，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在强人政治时代，因为有强人存在，政治问题是否可以争论取决于强人的政治意志，争论或不争论的意义也取决于强人的判断。 自上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之初到90年代初，为邓小平时代，为强人政治。这段时间可以分为“争论”和“不争论”两个阶段。70年代和80年代，很多政治问题都可以讨论，才形成了80年代中期的政治改革运动。但90年代初变成了“不争论”。邓小平当时的判断是，对很多问题如果老是围绕着意识形态进行争论，那么就不会有什么结果。结果，就当时人们对中国是否应该走市场经济道路，市场经济属于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他选择了“不争论”政策。邓小平的结论是，市场经济并没有那么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而更多的是具有工具xìng质，因此无论哪一种制度，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都可以利用市场经济这个工具来促进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 强人政治后趋于要争论 有一点非常明确，在强人政治时代，执政党是行动取向的。无论是“争论”还是“不争论”都是以促进改革行动为依归的。 但现在的情况已经大不相同了。强人政治过去之后，一个自然的趋势就是要有争论，因为没有人可以说“不争论”。但有趣的是，今天中国社会处于一种难以理解的尴尬状态。一方面，对政治改革缺乏共识，无论是在政府层面还是在社会层面。不同的领导人不时地传达出不同的有关政治改革的声音，有强调需要政治改革的，也有强调“不改革”的。很显然，强调“不做什么”的声音已经大大超越“做什么”。社会层面也是如此，一些群体拼命鼓吹政治改革，而另一些群体则公开反对改革。另一方面，这些不同的意见之间并没有发生任何有意义的争论。尽管双方会释放出一些不同的声音来，但争论本身是缺失的，对话更是不可能。政治改革陷于沉默状态。这种情形之下，人们难以对政治改革达成任何理xìng的认知。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各方对政治改革的方方面面又在进行变相的争论，并且越来越高调。大家都在争抢政治改革的话语权，争抢道德制高点。一边是拼命对政治改革进行道德化，把政治改革提高到无以复加的道德水平，而另一边则是对政治改革拼命进行妖魔化，好像提倡政治改革者图谋不轨。结果，双方经常陷入虚伪的竞争，比的是谁更道德。 就是说，各个群体已经把政治改革或反对政治改革提高到意识形态层面，或者道德层面。这种争论和八九十年代的争论不一样，因为这种道德化的争论不是行动取向的，实际上，可以说是“反行动取向”的。把对方置于不道德的死地，自己不想变革，也不容许他人进行变革。这种没有任何改革动作的争论拖延着时间，浪费着时间。不进行政治改革，很多方面都在每况愈下。如果这种局面再继续下去，最终很可能是一场同归于尽的游戏。 中国除改革外无其他路径 现实的情形是，如果不要革命，要避免同归于尽，那么就必须改革。除了改革，中国并没有其他路径选择。执政党必须是行动取向的。如果不行动，或者受到各种既得利益的制约而不能行动，那么只能说明执政党出现了问题。 理xìng地看，中国的政治改革并不是不可能。政治改革没有行动主要是虚无的意识形态和道德占据着主导地位。邓小平在90年代初的判断是正确的，在意识形态和道德层面进行无谓的争论，争论不会有任何结果，更难以产生行动。要改革，就要跳出意识形态和道德，回到技术和制度面，因为只有在技术和制度面，争论才会是具体的，改革才会是行动取向的。世界各国的历史经验也表明，意识形态和道德的争论经常导致革命。要革命，革命家就需要把一些具体的制度和技术问题提高到意识形态和道德的高度。相反，对制度技术的争论常导致改革。要改革，改革者就要把原本具有意识形态和道德含义的事物转化成为一些具体的制度技术，重点不在意识形态和道德本身，而在于其背后的实践逻辑。 中国的改革不需要前者，而需要后者。随便举一个有关财产公开的例子来说。如何控制腐败，这是执政党多年来的议程。很显然，党政干部公开财产是非常有效的一个举措，很多国家都是这么做的，一旦发现一个干部官员的生活方式与其正当收入不相称，有关部门就可以介入，看该干部官员是否有不法收入。 然而，就是这样一件简单的事情，从80年代讨论到今天，少说也有二十多年了。执政党高层也不乏信誓旦旦的时候，不断呼吁党政干部公开财产，但就是没有行动，没有结果。原因很简单，这样一件在理论上最简单不过的事情，在政治现实中没有可行xìng。那么庞大的干部队伍，那么多年积累起来的腐败，如何有可能公开财产？公开财产等于要了大多数人的命。很多人担心，一旦公开财产，整个执政党就会面临总体合法xìng危机。 理xìng的做法是既往不咎 在这样的情形下，理xìng的做法就是既往不咎。从前的腐败不再追究了，从现在开始做起，或者从新人（新进入干部官员队伍的）做起。除了公开财产，还可以实行公开的财政预算，看看每一年那么庞大的财政预算到底去了哪里。如果这样，国家就可以告别一个腐败的过去，迎接一个清廉的未来。 但是，没有一个政治人物敢这样做。原因很简单，这件事情很容易被高度意识形态化，被道德化。一旦某一个政治人物这样做了，很快就会被妖魔化，被各方面的道德压力所淹没。因此，一个理xìng的政治人物往往会选择高调一些，道德一些，说一些根本实施不了但在道德上可以避免被攻击的所谓“改革”目标。即使没有改革行动，但道德的制高点是守住了。问题是，这种选择的结果不仅使得腐败照样继续，而且在鼓励继续腐败。因为腐败者也是理xìng的，知道这个制度的弱处，知道执政者不会来真的，因此腐败得更为肆意妄为。这就是中国官场的现实。 类似的现象也发生在经济领域。很多年前，一些人终于有勇气提出了不要追究企业家的“原罪”。改革开放以来，在复杂的发展过程中，无论是红色企业家还是民营企业家，都采用过一些不正当的手段“发财致富”。这种情况实际上在任何社会都不可避免。因此，免除“原罪”是理xìng和现实的做法。但是，这种呼声立刻被淹没在高调的道德声中。现在，因为社会的高度分化，民众中要清算企业家“原罪”的人还不少，杀富济贫的道德气氛日益高涨。结果呢？受害者与其说是企业家，倒不如说是社会，是那些反对免除企业家“原罪”的群体。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下，民营企业家感到很不安全，纷纷出走国外，寻找安全的落脚点，避免日后被算账。一些红色企业家更是加快速度侵吞国有资产，转移到海外。党政官员和红色企业家已经成为中国资金流向海外的一个重要来源。 “党内民主”很难成为真的 再举一个例子。这些年来，执政党呼吁实行和完善“党内民主”，这是大势所趋。因为是民主，一些干部开始去游说，拉选票。结果，很多人被查处，因为“党内民主”的内容中是没有游说和拉选票这个环节的，或者说，这样的手段是不被容许的。但是，实际上的情形又是怎样呢？要民主，就要游说、拉选票；没有这个环节，就很难是民主。正因为有这个需要，而按正式规定又不能游说和拉选票，结果在党内竞争过程中，潜规则横行，就是腐败，拉关系，送金钱。如果真要实行“党内民主”，理xìng的做法就是开始制定党内竞争规则，明文规定如何竞争。只有这样才能消除潜规则，消除腐败。但是，没有人敢提出党内的合法竞争、游说和拉选票，因为很容易被说成是搞西方式民主。一旦被意识形态化，什么样的明文竞争规则都变得不可能。这样，“党内民主”很难成为真的，更谈不上改进和改善了，而潜规则则越来越甚。 正因为是细节，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实际上，任何制度都是由许许多多细节组成的，没有细节，就没有制度。政治改革就要从各个制度细节做起。但在意识形态和道德横行的情况下，任何细节都可以被意识形态化，被道德化。等到没有人去做细节了，那么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制度衰退下去。到一定程度，制度或者被轻易推倒，或者自行倒下。问题在于，在制度消亡之后，新的制度还得从细节做起。 自近代以来，中国的各个社会群体，因为革命的需要，学会了如何把一件具体的事物意识形态化、道德化，而从来不知道如何把一种意识形态和道德转化成为具体的制度细节。如果这种情形再继续下去，一味地追求大制度的变革，中国的制度建设很难有一个光明的前途。 原刊于《联合早报》2011年6月14日 第五部分 开放与政治转型 开放政体与中国的政治转型 中国政治转型的方向是什么？民主化可能是个不可回避的大方向。尽管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一些方面已经有了一些民主的实践，但总体上来说，民主还是停留在可求而不可得的地步。很少人会相信国家层面的民主化会很快到来。不过，另一方面，也不可否认，中国正面临越来越大的民主化的压力。原因很简单，一个日渐开放的社会要求一个开放的政体。 如果说中国人追求民主是从五四运动开始的，那么到现在已经近一个世纪了。民主化未能成为现实，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在这一个多世纪里，追求民主只局限于少数精英人物中间，是作为一种政治理念来追求的，中国社会整体并没有巨大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14 章 民主要求。当总体社会还是封闭的情况下，很难建立一个具有开放xìng的政体。 现在的情况则大不相同了。民主对政权本身的生存和发展来说显得越来越重要。虽然当政者还没有很大的推进民主化的意愿，但从长远的观点看，拒绝民主化会有很大的代价。民主化涉及政治领导人的合法xìng问题。领导层的代际变化不可忽视。máo zé dōng、邓小平属于政治强人，他们的合法xìng来自革命，社会上很少有人会对此置疑，也很少有人会对他们所享有的权力构成挑战，即使有，也从来没有成功过。但在后强人时代，政治领导人必须把其合法xìng建立在人民的意志之上。胡锦涛新领导层执政以来一直强调以人为本，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人民意志的重要xìng。 没有民主，政权运作的有效xìng也已经成为一个大问题。这里最主要的是体制xìng腐败。反腐败运动年年不断，从jiāng zé mín时代的强调法制和法治，到最近几年把重点放在执政党内部的权力制约，都没有很好的效果，腐败依旧严重。就中国的情况而言，最主要的问题是掌权人物没有外在的制约。政权的封闭xìng对基层政权的负面影响最大。这些年来，基层政权已经出现了黑社会化的现象，并且越来越严重。民主当然消除不了腐败，不过包括开放的媒体在内的诸多民主实践能够对政权的腐败构成相当有效的制约。 政体的封闭xìng也影响政权和人民之间的沟通。政权不向人民开放，政府的意志就不能反映人民的意志，政权本身就会得不到人民的支持。一些学者已经注意到，中国的官僚系统正越来越成为一个具有自我封闭xìng的“新阶级”。这种情况如果得不到纠正，长此以往，政权就必然和社会失去相关xìng。而一个与社会不相关的政权很难说会有强大的合法xìng基础。 政权如果是封闭的，其制定的政策即使具有良好的愿望，也很难转化成为社会的现实。在后强人时代，很多很好的政策越来越难以实施下去。仅以收入再分配为例，新一届政府非常及时地提倡亲民政策，把政策的重心从以往的新兴社会阶层逐渐转移到包括工人、农民在内的弱势社会群体，但现实的情况是，各种政策往往是雷声大、雨点小。弱势群体的人口不是在减少，反而在迅速增加。没有强大的社会支持，本意为好的中央政策就在各种既得利益的周转中消失了。 在政权还继续是封闭的时候，社会各阶层则已经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参政要求。最明显的就是中产阶级的兴起。中国中产阶级的人数规模并不大，但其业已表现出来的参政要求则是巨大无比的。这些新兴阶层通过各种途径影响政府的决策，对政权产生了莫大的压力。这也是为什么执政党与时俱进，不仅给予包括私人企业在内的非国有部门提供宪法保护，而且也容许和鼓励私营企业家入党参政。 在给予新兴阶级名副其实的政治参与权的同时，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和农民却被有效地排除在政治过程之外。并不是这些传统社会阶层没有参与政治的意愿，相反，一旦他们被排除在正式的政治参与管道之外，他们就会努力追求非正式的政治参与管道，包括上访、示威yóu xing，甚至具有暴力xìng质的各种行为。这种情况已经在近年表现得非常明显。 因为社会的压力，最近几年政权开始体现出一些开放xìng，但这种开放xìng往往过于被动。政权向新兴社会阶层开放，向一部分知识分子开放，都是为了政权的生存和发展。自然，这种被动的开放会对政权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 在经济领域，有好的市场经济和坏的市场经济之分，在政治领域，也有好的政治开放和坏的政治开放之分。好的政治开放是一种社会各阶层的均衡参与，而坏的政治开放则是一种不均衡的参与。参与越不均衡，负面效果就越大。 不均衡的社会参与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迫使中国的政体越来越像官僚资本体制，官僚和资本合二为一，对其他社会阶层进行管治。这种政治形态表面上较之máo zé dōng时代官僚阶层垄断一切的形态要开放，但这种开放xìng并不代表政治的稳定xìng。如果说，máo zé dōng时代对任何社会阶层而言都是政治上的贫困，那么现在的状态则是政治上的贫富分化。后者并不见得比前者更具合法xìng和稳定xìng，大陆时期的guó mín dǎng官僚资本政权的解体很能说明这一点。 不过，可以让人些许乐观的地方是，目前中国不均衡的政治开放形态可能只是过渡xìng的。如果政权在向新兴社会阶层开放之后，再逐步向其他社会阶层开放，那么最后可能达成全面的政治开放，即政治开放均衡化。不过，从非均衡的政治开放过渡到均衡的政治开放，并非一个自然的政治发展过程，它需要当政者自觉的政治改革。现在还不知道这种过渡如何进行，但可以确信的是，没有这种过渡，政治很快就会进入一个不稳定状态。 原刊于《信报》2005年7月26日 中国的媒体开放与政治变革 中国媒体近来有开放（尤其是对外开放）的迹象。新的条例（《北京奥运会及其筹备期间外国记者在华采访规定》）一开始，就有西方媒体进行了采访实践，很快在海外造成了很好的效果。尽管外界往往把中国政府初步开放媒体管制和中国国际形象的塑造联系起来，但笔者更愿意把媒体开放放在中国总体政治改革的背景中来考量。 首先应当指出的是，中国的媒体开放刚刚起步，相信现在还是处于试验阶段，是一种有限或者有管理的开放。正如中国所有其他方面的改革一样，媒体开放也会采取渐进主义模式。一方面，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社会开放度的增加，开放媒体可以说是大势所趋；但另一方面也必须认识到，中国的媒体管制方式要从传统的以政治手段来管制转型到以法律手段来管制，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没有信息就没有人权 媒体开放的确有其外在原因。秋季中共十七大即将召开，明年又是奥运会，这两件大事为世界所深切关注。无论对中国还是国际社会来说，都是很好的相互了解的机会。中国国内方方面面的变化非常快，国际社会了解中国并非容易。新闻报道无疑是国际社会多数人了解中国最重要的一个途径。确切地说，中国的新闻开放会有助于改变海外媒体迄今为止对中国的表面xìng报道。随着各国记者深入中国，他们对中国的报道应该会更上一个深度。国内有关部门和人士经常抱怨海外对中国的“妖魔化”。尽管只要有意识形态分歧的存在，“妖魔化”在一定程度上就不可避免，但媒体开放会使得无事实根据的“妖魔化”变得困难。 从正面说，中国发展的透明化应当说是大国责任的内在组成部分。中国是一个崛起中的大国，领导人已经承诺中国会是一个和平的和负责任的大国。媒体开放会使得中国变得更为透明，让国际社会更加了解中国。在最初的阶段，外国媒体或许会把一些负面的东西报道出来，甚至造成一些轰动效应，但这并不可怕。从长远来看，开放报道会引导人们理xìng地看待中国。 尽管中国的媒体开放有外在因素，但是主要动力来自内部。我们可以从如下几个层面来看。 首先，信息是现代国家权力最为重要的资源，更是中央政府权力的资源。近年来，执政党一直在讨论执政能力问题，但很少有人把执政能力和信息的自由流通结合起来。在现代社会，任何政府都是根据信息来决策的，对中国这样的大国尤其如此。中国政治系统复杂，多级政府，地方政府具有很大的权力，其行为往往超出中央政府的控制范围。在没有媒体开放的情况下，地方政府总能欺上瞒下。中央政府尽管有内部信息流通管道，但地方政府往往总能有选择地公开信息。无论怎样的内部信息流通机制，其效用都不如信息对社会的开放。建立透明政府和责任政府的一个重要依据就是信息的流通。换句话说，信息向社会开放是监督官员腐败的最有效手段。内部制约和制衡机制的建设固然重要，但内部机制容易被官员所cāo纵，只有向社会开放的制衡才不易被cāo纵。 从个人层面来说，信息开放可以说是人权的一部分。信息和人权的关系，人们谈论得已经很多。但实际上它们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很多人所说的那样抽象。在现代中国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信息和个人利益休戚相关。人们必须在市场中求生存和发展，也就是说，个人根据所获得的信息来决策，没有足够的信息就无法做出正确的选择。所以说，没有信息，就没有人权。从这个角度来说，信息也可以和今天所提倡的“人本社会”联系起来。 个人、政府、媒体的关系 信息流通也涉及个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在这个层面，信息与公民权相关。很多年来，中国政府一直在提倡和鼓励社会的参与。社会参与已经成为建设“良治”的核心。但很显然，社会参与必须具备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为什么要参与？如何参与？参与的结果又是什么？这些都是每一个参与者必须回答的基本问题。可以说，整个参与的过程是信息的流通过程。没有足够信息的流通，就不会产生有意义的参与。社会参与并不是说人们要参与所有的事情，人们一般只参与和自己利益相关的事情。利益相关的参与是理xìng参与的前提，而足够信息的获得又是理xìng决策的前提。因此，从长远来看，信息流通是理xìng民主的一个最重要的条件。 媒体开放还涉及媒体和政府的关系问题。这里牵涉到的是政府和媒体各自的自律。现在媒体的开放尽管是自上而下的，但也已经涉及政府的自律问题。媒体开放表明政府规定一个范围，规定传媒能够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另一方面，这也等于规定了一个政府可以干预什么和不能干预什么的界限。政府能否守住这个自己所规定的范围，这属于政府的自律问题。 传媒本身也有一个自律的问题。顾名思义，传媒通常是在不同社会群体、政府与民众、民众与企业等之间传递信息、解读信息。因此，媒体本身也有一个企业社会责任问题。如果高度依附政府，没有任何自治xìng，媒体当然不能有效运作。但如果媒体不能自律，没有社会责任，同样也不能有效运作。很显然，自律和社会责任的建立，对媒体来说也是非常重大的挑战。 无论对执政党的执政能力还是对中国政治改革来说，媒体改革的意义重大。尽管有很大内外部动力，但媒体改革并非容易。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一段时间里，也曾经发生过短暂的媒体开放，但因为种种原因开放没有坚持下去。困难是显然的，因为媒体改革并不像放松对媒体的管制那样简单。如上所述，信息往往是政治、社会、经济权力的重要资源，媒体的改革也因此是权力资源的重新分配。尽管有这样那样的阻力，但现在毕竟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也是必须走的一步。应当相信的是，信息社会必然推动信息开放的到来。 原刊于《联合早报》2007年1月9日 渐进开放与中国政治转型 很多年来，每当中国召开“两会”、党代表大会或者党的全会的时候，海内外总有一波讨论中国政治改革的热潮。今年也不例外。温家宝总理在“两会”前夕以个人名义发表的一篇长文已经引发了海外观察家有关政治改革的热议。尽管很多人并没有政治改革的任何具体的根据，但这些猜测应当说是可以理解的。原因很简单，中国政治改革的客观压力是存在着的，并且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快速转型，这种压力正在变得越来越大。要消化压力，就必须进行政治改革。但外界所见到的是改革压力的增加，而不见人们所期待的政治改革。 中国迄今为止没有出现像前苏联和东欧国家那样激进的政治改革，但这并不是说中国没有政治改革。今天中国的政治和改革开放初期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除了还是原来的政治结构，其他各个方面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换句话说，尽管中国的总体政治结构没有发生重大的变化，但结构内部的各个组成部分以及这些部分的运作方式都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未来模式隐含在过去改革中 那么，如何看待中国政治改革？这里至少牵涉两个基本的问题：一个是中国政治本身的变化方式，另一个是人们认识中国政治变化的方式。就前者来说，改革开放以来，所有的中国领导人都反对中国学习西方政治模式，强调寻求适合自身情况的政治变革模式。这种政治共识实际上并不是中共领导人所独有，它甚至可以追溯到孙中山先生。孙中山在效法英美政治模式来改造中国政治的努力失败后，就走上了寻求中国政治变革模式的道路。尽管后来的中国政治精英可能持有不同的意识形态，但在探索政治模式方面并没有很大的不同。不过，应当强调的是，拒绝西方总体政治模式并不影响中国领导人在局部方面借鉴西方模式。今天人们在中国所看到的很多方面的政治设计都和西方有关，至少很多原初思想是从西方借鉴来的。 和中国的经济改革一样，中国的政治改革也是在“摸着石头过河”，因为并不存在一个现成的模式可以让中国仿效。没有人能够说清楚中国的政治变革正在走一条怎样的道路。这里又直接涉及人们如何理解中国政治变革的问题。实际上，当人们（尤其是在西方）理解中国政治改革的时候，毫不例外地会去参照以往其他国家所发生过的政治改革方式，有参照西欧北美的，有参照亚洲国家的，也有参照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的，现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15 章 在有人甚至去参照越南。结果是，人们或许会发现中国政治变革过程中的某些方面类似于这些国家的经验，但从总体上看，中国并没有走任何一个国家所走过的道路。这样，很容易得出中国没有政治改革的结论。当然，从学术的角度来看，这种参照方式并无助于人们认识中国政治在近三十年时间里是如何变化的。未来中国政治怎么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但如何解释过去的变化可能更为重要，因为未来的变化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已经隐含在过去的变革过程中了，只不过人们没有意识到而已。 改革后结构逐渐开放 要认识中国政治变革，可能要从前面提到的结构没变但内容已经巨变这个事实入手。这里要提出的问题就是：这个结构是如何得到维持的？这个结构为什么能够承受巨大的社会经济变革？社会经济的巨变对这个结构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要回答这些问题，可能需要作复杂的学术讨论。但简单地说，这个结构的维持、发展和变化主要依靠的是这个结构的渐进开放xìng。 中国现实存在的结构或者政治体系是一种客观的历史事实，不管人们如何评价这个历史事实。在早期，因为革命的需要，这个结构是封闭的，它只是开放给革命的主体，即工人和农民。这种情况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的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里也没有发生什么变化。máo zé dōng搞继续革命和阶级斗争，要求这个结构继续是封闭的，因为顾名思义，阶级斗争就是一些阶级对另一些阶级的斗争，结构自然不能向那些被斗争的阶级开放。 改革开放以后，这个结构才逐渐开放，不管是主动的还是被迫的。除了原来的工人、农民和解放军之外，首先向知识分子开放，因为这个群体被视为解放生产力的一支重要力量。随着非国有经济的出现及其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xìng的增加，这个结构自90年代中期以来迅速向企业家阶层开放。结构的开放很明显反映在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委员的组成上。在改革开放前，大多数代表委员来自工人、农民和政府官员，但现在的构成已经非常不同。当然，其他方面的一些政治变革，如各种形式的选举，也是开放xìng的体现。 新结构须容纳不同利益 结构的开放xìng为执政党提供了巨大的动力来调整其管治方式，保持其和各个社会阶层和团体之间的联系。这也是中国政治变迁的动力。开放xìng是政治变迁的总体方向，但开放xìng也存在着很多问题。因为开放的过程不长，开放的制度xìng还是很低，各种规则有待于制定和完善。由于开放xìng背后避免不了巨大的利益博弈，开放的程度往往深受背后利益的影响。再者，正是因为开放往往是背后的利益促成的，结构本身很自然倾向于其背后的利益。比如，这些年新兴社会阶层就成了这个结构内部的显xìng利益，甚至出现利益表达过度的情况，而原来的工人、农民、农民工和其他一些新兴的弱势群体则利益表达不足。正因为如此，这次“两会”期间，有代表就提出了要增加工人、农民和农民工在两会的界别。这也是客观政治的需要。 开放本身就是一个政治过程，因为每一步开放的背后都是利益之间的较量。这种开放的xìng质当然和西方政治的开放xìng有本质的不同，西方政治本身就具有开放xìng，由于民主和选举过程的存在，各政党要取得执政权，就必须最大限度地开放，就是说用开放的方式来获得选民的支持。但在中国，政治结构的开放是由执政党掌控的，开放的过程是个管理的过程。正因为是个管理的过程，执政者可以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掌控政治过程对社会各个阶层的开放程度。这种情况使得中国政治开放过程呈现渐进的特点。但另一方面，这也说明了如果要达到良治或者社会的和谐，开放的过程就必须包含有基本的政治正义和公平xìng。因为只存在着一个结构，如果这个结构不能容纳不同的利益，或者说不同的利益在这个结构中没有公平的表达机会，那么良治与和谐社会就不可能实现。 原刊于《联合早报》2007年3月13日 为什么说中共要转变成为一个开放的政治过程 最近，海外政策研究界提出了一个极为敏感的问题，那就是，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大转型，中国共产党本身是否是可以持续的？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大的政党，领导着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现在又管理着可以对世界经济起到深远影响的经济体。提出这个问题的政策轰动效应是非常明显的。 外界各方提出这个问题的原因主要有几个。第一，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共产党因为无能应对社会经济的变革而失去了政权，那么中共是否会步其后尘呢？第二，中共在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这个成功也带给中共巨大的挑战。近年来越来越甚的社会群体事件本身就是经济和社会发展转型的产物，但是有迹象表明，中共在消化社会群体事件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困难。第三，在其他很多国家，随着社会经济利益的多元化，政治结构也随之多元化，主要表现在多党政治上。各种利益通过不同的政党或者其他政治组织得以表达，而各政党之间的竞争有助于达成社会利益的妥协。但中国显然并没有出现这种情况。第四，最重要的是中共并没有把政治改革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历史上，经常有现存政党的消失，也有新政党的产生。任何政党如果要求生存与发展，就必须不断改革自己。中共尽管有些变化，但还非常有限。中共能否在日新月异的社会经济环境中得到生存和发展呢？ 统一的权威形成主体xìng 应当指出的是，这个问题的提出有其合理的地方。人们既可以找出一大堆理由来论证一个政党可以持续发展，也可以找到同样多的理由来论证其不可持续xìng。目前外界对中共的看法也不例外。 要理解中共的可持续xìng问题，首先需要考量的问题是中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无论在学术界还是政策研究领域，目前人们对中共的认识的方法论有很大的偏差。中共是什么？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实际上是一个很不容易回答的问题。人们经常用理解世界上其他国家政党的方法来理解中共，但很显然，中共与世界上其他政党很不相同。 无论是西方民主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只要是多党制，任何政党代表的是一部分人的利益，所谓“党派”也。“党”的原意指的是人口的一部分，而非全部。在多党制体系下，政党的生存和发展靠的是政党的开放xìng。如果政党的目标是掌握政权，那么就要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同时，人民有权利在不同政党之间进行选择。如果不喜欢政党A，那么就可以转而选择政党B或者C。这个政治过程就为政党提供了制度机制，迫使其开放，以最大限度地吸纳不同的利益。 在中国，尽管有不同的民主党派和其他政治团体存在，但本质上是一党执政，因为其他党派和政治团体必须通过中共确定的政治过程而参与政治。中共的主体xìng不言自明。这种主体xìng在很长的历史时间里并没有改变，也不太可能改变。这不仅是因为中共本身的生存发展因素，更是因为这种主体xìng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根源。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上并没有产生近代政党概念。和近代政党比较相近的概念就是“朋党”，但“朋党”在中国政治文化中并没有任何合法xìng，历朝历代都出现过打击“朋党”的事件。 中国近代政党概念来自西方。但是到了中国，这个概念就逐渐发生了质的变化。中国并没有多党政治的传统，多党竞争在中国缺乏足够的文化土壤。中国文化喜欢一个统一的权威。这个统一的权威传统上是皇帝，现在是组织，就是党。人民从前希望出现一个好皇帝，现在则希望出现一个好的党的领导集体。中国老百姓对皇帝的认同是如何转化成为对政党的认同的，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学术问题，但中国老百姓对政党及其领袖的认同是很显然的。 须建设利益协调机制 中国深厚的传统文化阻止了政党变化成为一个西方式政党。但另一方面，政党这种组织形式使得其和过去的皇朝制度区别开来，从政治过程的角度来看，中国政党与西方政党相似。皇朝制度是一个封闭的制度，是“家天下”；但政党则是一个开放的政治过程，必须向各个社会集团和利益开放。 就中共来说，自改革开放以来，越来越具有一个开放型政党的特点。实际上，中共所面临的开放的压力并不比西方政党弱。随着社会经济的转型，利益多元化已经成为定局。在西方，不同的利益可以找到不同的政党，但中共作为唯一的执政党，就必须向各个社会群体和利益开放。 就社会群体来说，进入中共的政治过程也是最有效的利益表达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中共前些年提出的“三个代表”很典型地表明了它必须代表不同社会利益这样一种现实的认知。在“三个代表”的背后是不同的社会经济利益。代表不同社会利益也表明中共必须具有开放xìng，就是说要容纳不同的社会利益于同一个政治过程之中。中共党员成分变化也能说明这一点。在máo zé dōng时代，党员中工人、农民、解放军占绝大多数，但改革开放以来，知识分子、专业人士和新兴社会阶层的党员人数越来越多。 正是因为中共是唯一的政治过程，党内利益协调机制的建设显得尤为重要。要把那么多的利益表达聚合于一个政治过程之中并不容易。 没有一个良好的利益协调机制，体制内的冲突不可避免。更为重要的是，因为中国各个社会阶层和利益进入这个政治过程并不是同步的，因此就要预防党内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形成。如果先进入者cāo纵了这个政治过程，那么政治公平就无从谈起。 回到本文开头提出的问题，答案是很显然的，那就是，一个封闭的政党是不可持续的，而一个开放的政党是可以持续的；一个只代表部分人利益的政党是不可持续的，而一个能够代表各个社会利益的政党是可以持续的。一个政党越开放，就越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不可否认，中共正在变得越来越开放，但其所面临的挑战也是很显然的，那就是如何在制度层面上把自己改造成一个开放的政党。 原刊于《联合早报》2007年7月3日 开放、发展与民主模式的选择 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的政治走向越来越受西方乃至整个国际社会的关切。美国《外jiāo事务》今年第一期就是讨论中国的专刊，涉及中国政治、经济和外jiāo等各个方面。在众多问题中，中国的民主化首当其冲。第一篇文章就提问“当中国谈论民主时他们在谈论些什么？”作者尽管讨论了中国民主的一些实践和与此相应的一些政治变革，但对民主政治在中国的前途并没有给出确定的答案。很显然，对作者来说，在中国人所说的民主概念与西方人固有的民主概念之间有一道巨大的鸿沟。 中国民主发展模式已经形成 类似的认识在西方相当普遍。这种现象也很容易理解。中国是一个发展中民主国家，或者说中国的民主化正在进行之中。中国一边探讨应当实现什么样的民主，一边探索着如何实现民主。中国民主不仅仅对西方人是个不确定数，对很多中国人来说也如此。不过，在改革开放三十年后，中国民主的内容以及如何实现民主的方法应当说已经开始明朗起来。中共十七大报告中对中国民主有了专门的论述，中国民主发展模式已经呼之yù出。之所以这样说，并不是因为胡锦涛在报告中使用“民主”一词达到六十次之多，也并不是因为这份报告对民主给予了高度的强调。实际上，自邓小平以来的中共领导人一直强调发展中国民主对于执政党本身、对于整个国家政治发展的重要xìng。邓小平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有关政治改革的论述就是围绕着民主政治展开的。 说中国民主发展模式已经基本形成是基于如下两个基本事实。第一，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基本动力已经出现。第二，中国已经找到较为可行的实现民主的路径。这两个基本事实对任何一个国家的民主发展都非常重要。如果民主发展缺乏基本动力，民主只会停留在理想层面。即使因为某些因素，例如激进改革或者外部力量的强加而产生出民主形式，民主也只能是表面民主，很难实质化。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西方在第三世界国家的民主实践就说明了这个问题。第二个因素也同样重要。如果没有切实可行的方法，民主也只能表现为理想。政治现实往往是这样的：尽管没有人会否认民主的重要xìng，但就是找不到好的方法去实现民主；或者尽管民主实现了，却并不是人们原先期望的民主。 经济发展推动民主政治 说中国民主政治已经具备动力，主要是指社会经济的发展为民主提供了一个客观的外在环境。我们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讨论。第一，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市场导向的和外向型的。市场化和全球化造就了一个开放型的中国经济。第二，开放的经济体造就了一个开放的社会，这又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是开放的经济为一个开放社会提供了基础结构，如市场、jiāo通和通信等；其二是开放的经济造就了社会的理xìng的开放心态。市场和开放有利于人们理xìng态度的出现，人们不再从理想的角度来审视一种特定的政治价值，而是从实际效用的角度来看待该政治价值。对民主政治也一样。第三，和民主政治直接相关的就是社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16 章 会经济的发展已经导致了社会经济利益的多元化。从世界范围内来看，民主政治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因为社会经济利益的多元化最终必然要表现在政治领域。 动力已经存在，所需要的就是寻找可行的民主化途径。十七大报告强调“要以扩大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这里就具有了两种民主形式，即“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再者，十七大报告尽管没有使用“宪政民主”的概念，但宪政民主的内容则得到了强调，如法治和法律的权威等。如果结合党内民主、人民民主和宪政民主的概念和实践来考量，中国的民主发展模式已经跃然纸上。 宪政、党内民主与社会民主 有关党内民主，需要强调两点。第一，党内民主也是社会经济利益多元化的反映。中国既不想走西方式多党政治道路，又要消化多元的社会政治利益，其方法只能是多元社会经济利益的“内部化”，即把外在的多元利益容纳于执政党之内，在体制内实现利益表达、利益代表和利益协调。这是党内民主的最直接的根源。第二，党内民主有利于政治精英之间民主规则和文化的培养。尽管人们可以在各类教科书上找到这样那样的民主规则，但这些规则是已有民主政治经验的总结，很难移植到另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国家的民主规则都只能在政治精英的内部互动中产生。如果没有一些基本的民主规则和文化认同，民主政治就会陷入无序状态。发达国家民主的平衡发展和很多发展中国家与地区的民主实践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如果说党内民主强调的是自上而下的利益协调，那么“人民民主”强调的则是自下而上的政治参与。从学理上来说，把“人民民主”称为“社会民主”更为合适。在中国，社会民主表现为各种形式，通过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会议、基层民主、社团等途径的政治参与已经得到了相当的发展。社会民主也表现出开放xìng的特点，各种不同的新型参与方式不断产生，例如非政府组织的参与。非政府组织曾经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但近年来非政府组织发展异常迅速。尽管非政府组织在不同领域的发展空间不同，但其参与政治事务的态势已经非常明显。又如，在很多地方也发展出了协商（或者协议）民主的实践。社会民主主要在地方和部门层面进行，和参与者的直接利益相关。如同党内民主，社会民主也有助于社会成员和社会群体之间发展出民主规则和文化。地方民主规则和文化的形成非常有利于国家层面民主的推进。 但无论是党内民主还是社会民主，都必须在一个法律的构架内进行。这就要求给予宪政民主至高无上的地位。这里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首先，不管党内民主如何进行，执政党必须服从宪法和法律，就是说，党内民主也必须受宪法和法律的约束。随着《监督法》等法律的通过和实施，这一点已经相当明确。其次，社会民主也必须在宪法的范围内进行，这是民主有序发展的保障。再次，到目前为止，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都在各自发展。尽管在地方层面，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已经开始互动，例如农村基层民主过程中产生的“两票制”（无论是党的基层领袖还是村民自治组织都由村民的选票决定），但是在国家层面，这种互动还未开始。而中国真正的民主化意味着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在国家层面的直接互动。可以想象，这种互动将是大规模的。宪政民主可以保障如此大规模互动的有序进行。 未来的中国民主会怎样？从现阶段各种民主形式的发展过程来看，可以合理地预见，未来中国会结合三个主要因素：自上而下的党内选拔（党内民主），自下而上的社会认可（社会民主），执政党和社会在法律构架内的有序互动（宪政民主）。如果说前两者表现为动力，那么宪政民主则是党和社会互动的制度保障。这也就说明，在同步发展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的同时，必须发展宪政民主，以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来推动宪政民主，以宪政民主来保障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良好、有序的互动。 原刊于《联合早报》2008年1月22日 中共党员要“志愿者”化 到2008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达到7600万，几乎占了中国总人口的6%，加上差不多同等规模的直接外围组织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占了人口的10%以上。从理论上说，党员是社会的先锋分子，而共青团则是党最有力的助手。但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党、团员占人口的比例和党在中国社会所处的环境与党所面临的严峻挑战很不相称。党员的不作为、党的干部的腐败、党和中国社会整体严重脱节等现象已经导致政府和社会关系的紧张、干群关系的紧张。中国社会所说的信任危机指的就是政府缺少公信力或社会对政府缺少信任。如果信任危机不能得到解决，政府和社会之间所积累起来的矛盾不仅不能得到化解，甚至会公开化，从而导致执政和治理危机。这些年来趋于频繁的针对地方政府的社会暴力行为已经说明了问题是何等严重。 缺乏互信的恶xìng循环 这表明，党本身需要改革。执政党是中国改革的主体。尽管中国的社会力量在不断壮大，但社会更多的是给改革创造压力，而非改革本身。如果作为改革主体的执政党出了大问题，那么党对改革的领导能力就会成问题。就改革而言，中国已经走到了令人担忧的一步。很多年里，改革的动议越来越少。即使出现一些改革动议，也往往缺少有效xìng，雷声大、雨点小，甚至连小雨点都没有。有效改革的缺失，加上腐败的日益严重，导致政府在社会的公信力大大下降。政府公信力的下降进而对改革产生了负面的影响。无论政府推出什么样的改革，社会都会抱怀疑的态度。现在，即使政府真正想推行一些有利于社会的政策，也常常会遭到怀疑。社会对政府政策的高度怀疑使得政府难以获得社会的支持。这是一个恶xìng的循环，长期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没有人会怀疑，党如果要长期执政，并且是有效执政，就必须改革，牢固树立其作为改革主体的地位。党的改革可以从多方面进行，但其中很重要也是很关键的一个方面，就是重新建立党和社会的连接点或者有机关系，即是说，要回归党本来的存在意义。根据共产党的理论，党和社会的有机联系应当不是个问题，因为党本身就应当是社会的一部分，党员仅仅是社会成员中的先进分子。但理论归理论，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所看到和体会到的是党和社会的严重脱节。 中共建制化的逻辑后果 为什么会这样？原因非常简单，就是党及其各种外围组织（包括共青团）的建制化（或者官僚化）。任何政党一旦建制化，与社会脱节就不可避免。一旦建制化，党就会“城堡化”，把自己孤立于社会之外。这种情形，东西方并没有什么两样。但在西方，因为存在着定期的选举，政党比较能够维持和社会的有机联系。一旦和社会过分脱节，就很难从社会获取选票。再者，由于西方政党的主要功能是组织选举，所以建制化的程度并不高。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代是社会的有机部分，因为没有社会力量的支持就很难取得革命的胜利。但革命之后，党本身很快就建制化。不仅党这样，连其外围组织也高度建制化。可以说，党是通过把所有社会团体（包括民主党派）建制化来重组社会的，使得各个社会组织都依附于党本身，并成为党的社会基础。从一个积极的角度来说，党的社会基础建制化了。但正因为党的社会基础被建制化，党必然和整体社会脱节。建制化的组织往往追求的是自身的利益，而非整体社会的利益。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社会经济的转型和新兴社会群体的出现，党的社会基础出现了变化。为了与时俱进，扩大社会基础，党开始向这些新兴社会团体敞开大门。执政党不仅容许和鼓励民营企业发展，而且容许和鼓励民营企业家加入共产党，参与政治。这样做表明党开始成为一个开放的政治过程，也的确扩大了党的社会基础。但是党向社会单方面的开放并不能解决党和社会脱节的问题。因为这样做的逻辑还是一样的，即建制化，把新兴社会阶层纳入建制。这些群体除了在党内（或者政府内部）利用建制来追求利益之外，很难说能够为社会整体追求利益。实际上，新兴社会群体进入党内并没有改变社会对党组织和党员日益不满的声音。 怎么办？如果建制化在任何社会有其必要xìng，那么要解决党和社会脱节的问题，就必须让党员（及其外围组织成员）走向社会，让他们融入社会，成为社会的一员，就是这里所说的“志愿者”化。西方政党的很多党员都是志愿者，尤其在选举期间。新加坡尽管是一党独大，但党员并不多，普通党员大都是志愿者，帮助执政党的议员和部长联系民众。 党员应走向社会重新获得使命感 党员的“志愿者”化有助于培养他们对党的认同感。现在的情况是，执政党党员越来越多，但党的认同感越来越淡。在中国，入党的过程本身就有问题。西方的政党是选举党，入党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帮助党赢得选举。在中国，现在要求入党者（或者被要求入党者）的动机越来越功利化。理论上，入党还是要追求党的利益的，但实际行为上，很多人根本就不知道党的利益为何物。有人说，现在的入党的过程就是“假话”的社会化过程，这并非没有一点道理，因为入党是一个“向上”（即对党组织、尤其是党组织中的个人）而非“向下”（即在社会上的实际表现和社会的评价）的过程，只要党组织（中的个人）认可了就可以入党。 很多人入了党之后更是迷惑，失去了方向和使命感。他们既没有什么参与政治的机会，也不能站在社会的一边。对党的现状和问题（尤其是干部的腐败），很多普通党员是有认识的。但他们能够做什么呢？无能为力、失望，是他们的共同感觉。一个普遍的现象是，党员尤其是党的干部对中国的未来发展要比普通人更悲观。这是值得人们思考的。一旦这种感觉占据主导地位，一些党员（尤其是干部）就会变得毫无公共责任感，追求私利就会成为其最重要的目标，如果不是唯一的目标的话。在这样的情况下，只有把普通党员推向社会，才能使他们重新获得使命感和责任感。 更为重要的是，“志愿者”化有助于改革干部培养制度。中国所有的党政干部都是在体制内培养的，或者说都是在公务员系统培养的。这样培养出来的都是公务员，而非政治人物。很显然，要治理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光靠公务员类型的人才是不够的。现在很多官员来自共青团系统，但共青团本身是高度建制化的，和党没有什么区别。中国要培养政治型官员，就要在官僚系统之外再建立一个体系，就是社会体系。官僚系统与社会脱节、“政治家族化”（即民间所说官二代、官三代）等现象的产生和持续必然导致“政治衰败”。培养政治类型的干部，就要超越建制化，即要靠社会培养党和政府的官员。一方面，要把大量的普通党员送到非政府组织和社会群体中去培养、锻炼；另一方面，也必须从非建制化的社会群体中吸收党员，尤其是干部党员。如果不能从建制之外录用党的干部，党必然会因为和社会脱节而衰败。 这要求执政党改革选拔人才、任命官员的制度。要改变现在光从（建制）官僚系统中产生官员的做法，把在很多非建制化的社会群体中有良好业绩的普通党员选拔上来。从社会中产生的干部，社会的评估是最重要的。实际上，社会的评价是执政党合法xìng基础的重要来源。只有普通党员才能和社会建立有机的关联。通过这些关联，党员就能切身体会到社会脉搏、社会现状和社会的声音，将其所获得的信息反馈到党内，作为执政党制定政策的依据。 此外，和社会的关联也可促使普通党员在制约党的干部和政府官员滥用权力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党的干部滥用权力、腐败也是很多普通党员不想看到的，但在建制内，因为党员是向其所在的党组织负责的，党员即使对党的干部不满，也没有任何办法。但如果普通党员成为党组织和社会的连接点，就可以把社会压力带到党内，对党的干部造成压力。如果普通党员能够起到制约党的干部的作用，那么针对党政干部的社会暴力就会得到控制，甚至消失。 应当说，中国的大多数精英存在于党内，不过，他们中的大部分处于浪费状态，要么无所事事，要么无所作为。如果能够把这么庞大的党员队伍建设好，那么再建和重建执政党和社会的有机关联并非难事。不管怎样，对任何执政党来说，和社会脱节是最危险的。长期和社会脱节不仅会失去对社会的领导力，而且会失去合法xìng基础，最终走向社会的对立面。如果哪一天执政党在选拔干部时能够用“社会认同”、“社会业绩”等概念替代现有的“党龄”、“行政级别”等概念，那么这个党会成为一个和社会有有机联系、能够长期执政的党。 原刊于《联合早报》2010年7月13日 强政府、强社会当是中国社会管理的方向 自中共总书记胡锦涛今年2月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研讨班上提出“社会管理”、“管理创新”等新政策概念之后，中国各个省市纷纷成立了社会管理创新领导小组来细化和落实新的政策。在中国，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17 章 社会管理并不是新生事物。在人们的概念里，中国的权威主义政权的最大特征，莫过于对社会的方方面面进行严格的管制。但是，把社会管理作为单独的政策提出来，并把此提高到这样一个政策高度，至少改革开放以来还属首次。 这一新政策既是以往政策的延续，也反映出要对以往政策作转型的一种要求。近年来，随着中国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凸现，各级政府把“维稳”提高到一个无以复加的高度。从中央到地方设立了一个庞大的维稳机构，各级政府投入大量的资源、过分依赖暴力机器来维持社会稳定。但很显然，维稳的手段缺少创新，不仅成本极高，而且显现出越维越不稳的趋势。 这并不难理解。每一个官僚机构产生之后，都会产生自我利益。这种自我利益不仅会促使这个机构无限膨胀，而且会与其设立的目标背道而驰。因为维稳机构的利益在于社会的不稳定，社会稳定了，这个机构就会变得不相关了，所以，从长远来看，这个机构反而会成为社会不稳定的根源。这种事例在中外历史上比比皆是。维持社会稳定是每一个政府的责任，但中国目前那种缺少制度创新的维稳手段，如果不能及时转型，不仅不可以持续，其后果也会不堪设想。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次中共高层所强调的重点，应是社会管理方式和体制的创新。 要创新社会管理，首先要对社会管理的概念有一个理xìng的认识。历史地看，社会管理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社会的自我管理，另一种是社会的“被”管理。在任何社会，这两种情况都存在。在中国，大家比较不重视的是前一种，即社会的自我管理。中国传统上一直是一个家长式社会，这种传统不仅没有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反而在得到强化。一提到社会管理，各级政府官员很自然地把它理解成为自上而下的控制。 社会如果要自我管理，那么就要求给予社会很多空间，有了空间才能发展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有了社会，才能发展出社会的自治组织或者自下而上的秩序。很多发达国家就是这种情形。 对regcom change的误读 在社会管理方面，中国存在着一种很不好的现象，就是没有在国家和社会、政府和人民之间形成一个良xìng循环。政府官员经常视社会为自己的对立面，动用政府力量对社会进行管制。在国家不给社会发展空间的情形下，社会很难发展出有效的自治能力，更无法产生一个自觉的秩序。社会没有这种能力，只好高度依赖政府对所有社会事物的管理。所以，在社会管理上，中国政府的负担远远大于其他很多国家的政府。但政府并不是永远有能力来管理社会的。 不管是社会自我管理还是“被”管理，都涉及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国家和社会、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关系问题。这种关系在学术界被称为regcom，或者政权形态。西方社会所讨论的“regcom change”，中文翻译成为“政权更替”。这个译法的意思并不是很确切。在一些非民主国家，西方政府利用那里越来越壮大的非政府组织搞政权更替，这使得“公民社会”这个概念在中国变得非常具有政治上的敏感xìng。一些人简单地认为，公民社会的发展不仅不利于社会稳定，反而会对政权构成威胁。但事实上，“regcom change”比“政权变更”具有更丰富的含义。如果“regcom change”仅仅是“改朝换代”，那当然比较敏感。但实际上，这个概念更多指的是政权形态的变化，也就是要改变国家与社会、政府与人民的关系。这种变化不是革命，而是改革，就是对现存的国家与社会、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进行变革，使其走上一种良xìng的互动关系，因此对政权和社会都有好处。 很多人把国家和社会、政府和人民对立起来。在对立的意义上，就会产生两个极端：要么只有政府，没有社会；要么只有社会，没有政府。两者似乎都是零和游戏。在máo zé dōng时代，中国就是一个只有政府没有社会的典型案例。当时人们在理论上视国家和社会关系为一种零和游戏，在实践上，基本上就不存在任何社会，所有社会个人都被“原子化”，通过各种人身限制，依附于国家和政府。 另一个极端是只有社会，没有政府。这个极端的典型，最糟糕的情况就是无政府状态，而最好的情况是社会的完全自治或自发的组织。不过，从历史上看，完全自治的社会无论中外都没有出现过。凡是有人的地方就有政府，不管政府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 在学术界，几十年来，人们对国家和社会、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关系一直有很多争论。两者之间的关系基本上可以归纳为四种情况：强政府、弱社会；强社会、弱政府；弱政府、弱社会；强政府、强社会。 很显然，最差的情况是弱政府和弱社会，而第四种情形即强政府、强社会是最理想的。 中国属于哪一种？很多人肯定会说是“强政府、弱社会”。但实际上，要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容易。 一方面，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中国体现出典型的强政府现象。中国政府很强大，具有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来达成其政策议程，似乎能“从容”应对来自社会的各方面挑战。但从另一方面看，中国不仅社会很弱，政府也很弱。政府的很多政策推行不下去，往往停留在字面上。为什么会这样？ 弱社会不利政府 这和社会弱有关系。社会对政府很难施加影响力，中央政府只有依赖官僚机构来推行政策。但没有社会对官僚机构的压力，官僚机构就没有动力来实施政策，而弱社会本身更没有力量来实施政府政策。中国政府强大的动员能力来自政治方面的动员。不过，政治方面的动员一旦使用过度，就会产生很多负面效应，其中最大的负面效应就是使得本来已经很弱的制度更加脆弱。例如法制，法制是任何一个国家制度能力的保障，而中国各种形式的政治动员经常是超越甚至破坏法制的。在很多地方，一些领导人尽管也强调法制，但更热衷于通过政治动员来作政策执行，这使得中国社会法治化目标的实现还遥遥无期。 很明显，在社会管理方面，人们应当争取的是第四种情况，就是强政府和强社会。国家和社会、政府和人民不是一场零和游戏，可以是双赢游戏。中国需要的是一个具有自我组织化能力的社会。没有社会，政权就没有基础；如果社会是脆弱的，政府必然是脆弱的。 那么，如何实现“强政府、强社会”的目标？经验地看，这样一个社会必须是以下三种秩序的共存： 第一个也是最重要层面的社会秩序是社会的自我管理。社会如果没有自我管理的能力，势必什么都要依赖政府。政府什么都管的话，必然超出政府的能力，管理也必然无效。要社会形成自我管理，必须赋予社会足够的空间，这就要求政府放权给社会。政府必须把那些社会可以自我管理的领域开放给社会本身。此外，政府也应当把那些自己管理不好的领域让渡给社会。不过，应当强调的是，社会的自我管理并不是社会的放任自由，政府要对涉及公共利益的社会领域进行规制。 第二个层面是政府和社会的伙伴关系。在一些政府必须参与管理的领域，也不见得政府要亲自管理，而是可以委托给社会组织来进行管理，就是说，政府和社会可以是伙伴关系。委托给社会管理可以减少管理的成本，使得管理更加可以持续。 第三个层面才是政府管理的社会秩序。尽管近现代国家最大的特征是垄断暴力，使用暴力机器来维持社会秩序，但从大多数先进国家的经验看，政府在社会管理方面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制度建设上，包括法制、社会制度（社会保障、医疗、教育、住房）等。使用暴力是维持社会秩序的最后一种、也是不得已的方式，政府应当把重点放在制度建设上。制度就是社会个体和群体活动的舞台。 在中国，政府显然把重点放在第三个层面上。就第一个层面而言，尽管社会自治也具有意识形态的合法xìng（例如表现在村民自治的概念中），但在政策层面，自治的范围非常狭小。因为不能充分放权社会，社会发展缺少空间。而在一些地方，官员又把自治理解成为放任自由，缺失规制，导致黑社会盛行和无政府状态出现。在第二个层面，政府和社会建立伙伴关系不是中国的传统。在中国的传统中，社会历来是政府的附属品、被管理的对象。政府和社会平等的观念的建立尚需时日。 不过，政府所强调的第三个层面的问题似乎更为严峻。一方面是维稳过程经常倾向于过度使用暴力机器，另一方面甚至出现了国家暴力“私有化”的现象，最明显的就是这些年曝光的“黑监狱”事件。而暴力的“私有化”更助长了维稳的暴力xìng。 很显然，前两个层面社会秩序的缺失和暴力机器的凸显，促使国家和社会、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关系对立化。而这种对立才是社会不稳定的真正根源。 容许民营企业家入党是中共创举 但是，中国并不是一定要走上这样一条道路的，其他更有效、更符合人xìng的途径也是存在着的。实际上，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在社会管理方面积累了很多很好的经验。 在20世纪90年代，执政党通过把社会力量容纳进政权的政治过程来管理社会，这主要表现在容许民营企业家入党、参政上。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改革最成功的地方，就是容许在国有部门之外发展出一个非国有部门来，民营经济很快在很多指标上超越了国有部门。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民营企业家怎么办？这是个很大的新兴社会群体，在社会上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对这个新兴群体，尽管当时社会有很大的争议，但执政党还是为这个群体开放政治过程。无疑，容许民营企业家入党是共产党最具有创意的决策。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共产主义的目标就是要消灭资本主义，消灭资本家。容许民营企业家入党，是中国共产党的创举，也使得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共产主义政党区分开来。这种实事求是的做法，使得执政党本身可以生生不息。 同时，这些年来，政府也在努力进行社会制度建设。社会政策多年来是政府头等重要的议程，在一些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由此看来，“社会管理”和“管理创新”往哪个方向发展，应当是很清楚的。如果是在加快社会改革的基础上，继续走90年代的路，即把新兴社会力量吸纳到政治过程中，就会促使社会管理走上一个可持续的道路，促成政府和人民之间的良xìng互动，最终造成强政府、强社会的局面。而如果是继续甚至强化这些年的“维稳”思路，那么就会出现更多的问题，使得基于暴力之上的社会管理更加不可持续，政府和人民陷入恶xìng互动，最终造成弱政府、弱社会的局面。 原刊于《联合早报》2011年5月24日 第六部分 民主与利益代表 是利益代表危机还是利益表达危机？ 共产党高层提出“三个代表”，又提倡容许私营企业家入党。正如高层所表达的，中共这样做是因为“中共要与时俱进”。这话并没有错，共产党如果要保持和社会的相关xìng，就必须随时调整和社会群体的关系。自改革开放、特别是90年代初邓小平“南巡”以来，中共面临的“代表危机”越来越严重。从传统上说，中共代表的主要是五个社会群体，即工人、农民、解放军、知识分子以及党政官员，但改革已经大大改变了这种情况。从前是意识形态社会，政府规定工人和农民是领导阶级，现在已经转变成为利益社会，工人、农民的经济地位已经大不如从前了。更重要的变化是私营企业家阶层的兴起。这个阶层虽然人数少，但经济能量大，如果共产党把这个阶层排除在外，政权的基础很容易被削弱。与时俱进意味着共产党要不断地调整自己的阶级或者社会基础。这就是“三个代表”提出的政治背景。 提出“三个代表”很及时，它至少说明了高层已经意识到执政党所面临的代表危机。现在问题已经提出来了，很多人认为共产党可以转型了，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转型成为一个类似于社会民主党那样的政党。但问题并非那样简单，中共真正的危机并非利益代表的危机，而是利益表达的危机。 在利益代表上，中共从来就没有面临真正的危机。从前革命时代依靠的是工人和农民，当然党要代表工人、农民的利益。现在搞经济发展，依赖的是企业家。企业家为社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不代表他们的利益就不合乎逻辑。这种代表范围的变化，甚至代表重点的转移，并不困难。 尽管jiāng zé mín的“七一讲话”受到党内左派人士的批评，但拥护这个决定的也不少。可以相信，局面已定，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改变这个决定了。转型这么容易完成，主要是因为这是利益代表而非利益表达。利益代表是自上而下的事情，高层可以随意地代表其所要代表的利益。正如在máo zé dōng时代，尽管党宣称要代表农民的利益，并非农民也是领导阶级的一部分，但实际上的政策却是牺牲农民的利益的。人们可以说，党可以随意改变其所代表的阶级，但这样的代表可以没有任何意义。 政党转型并不是靠宣称就可以做到的。如果执政党只是根据自己的利益来作代表的转型，那么这样的转型是一种非常危险的转型，或者说，这是一种人们不想看到的转型。为什么这样说？关键在于真正的转型要从利益表达做起。 什么是利益代表？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18 章 一位朋友有个现身说法。一天，他被北京的一位企业家邀请参与一个家庭聚会。受邀的有企业家朋友和电影明星，当然还少不了为聚会做饭烧菜的厨子。当问及时下讨论最多的“三个代表”时，这位企业家就说：“我们这些企业家就是第一个代表（最先进的生产力），你们唱歌跳舞的就是第二个代表（最先进的文化），而那边厨房里的就是第三个代表（最广大的人民）。”这个比喻很形象，很能帮助人们理解高层作代表转型的动机，但也能帮助人理解这种利益代表背后的深刻危机。 上面说过，现在是利益社会，根据利益来定阶级和阶层，也是根据利益来确定代表谁的利益。很显然，企业家和电影明星的经济地位远比烧菜做饭的人来得重要。代表他们的利益是利益社会的必然结果。提代表转型并非出于长远的目标，而只是出于党的实际统治利益。 这其中内含的危机在于没有利益表达的机制，甚至可能连容许利益表达的愿望都没有。没有利益表达的机制，现在各社会群体只能依靠自己的经济实力来表达利益。企业家经济实力最强，他们的利益就容易表达，也容易被代表。相反，工人、农民呢？他们的经济状况每况愈下，表达利益的实力远不如企业家。既然不能表达出来，也就没有人来代表他们的利益了。这里情况最糟糕的要算是农民了。工人至少有一个名义上的工会，且他们居住集中，容易采用集体行为的方式来“非法”地表达利益，至少让政府体会到他们的力量。农民则不然，尽管还占多数，但是连一个农会都没有。虽然很多人已经呼吁多年要成立农会，但是农民革命出身的共产党可能不会容许农民这样做。 这就是危机。没有民主的机制和法律的机制可以让社会各阶层表达利益，他们只好用自己的经济实力来表达。这是非常糟糕的，因为这有很大的弱ròu强食的味道。加上执政党也非常现实，自觉地去代表强者的利益，更使得社会向不公正倾斜。可以说，利益代表并非重点。在没有利益表达的情况下，哪会有利益的代表？另一方面，也可以说，要消除党所面临的统治危机，光讲利益代表是不够的，光代表那些已经表达出来的利益更不够。 原刊于《信报》2002年5月28日 阶级xìng政党还是超阶级精英阶层？ 随着“三个代表”被写进党章，随着共产党宣布其不仅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而且也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先锋队，执政党的定位（identity）问题开始浮上台面。执政党这样做，是因为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如果要与时俱进，就必须随时调整其所代表的利益。 但是党本身是什么？这个问题并不像人们一般认为的那样清楚，实际上是个很伤脑筋的问题。“三个代表”思想表明，党要代表不同阶级、阶层的利益。这里面存在着诸多克服不了的矛盾。在任何国家，任何一个政党都是代表一部分人的利益，可以是阶级、阶层的利益，可以是种族的利益，也可以是一些利益群体的利益，不一一而足。利益代表是任何一个政党都应该具备的政治功能，否则政党也就没有任何存在的理由了。 共产党要代表不同的阶级利益，这只是意愿，并没有任何制度机制来实现这个意愿。名副其实的“代表”只能发生在民主政治之下，因为只有在那里，才存在利益表达机制和利益聚合机制。只有在这两种机制存在的前提下，才可以讨论党要代表谁的利益的问题。没有这些机制的存在，执政党只是宣称代表谁的利益，那更多的是一厢情愿。 那么共产党可以成为一个全民党吗？全民党更是不切实际。如果一个党可以代表全民的利益，那也就不叫党了。党派本来指的就是一部分人的利益。把“三个代表”解释成“全民党”，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是说不过去的。 因此，现实地说，共产党也只能成为一个超越任何具体阶级的精英阶层。也就是说，共产党并不代表任何一个具体阶级的利益，而是一个超越所有阶级的特殊精英层，根据自己的意志来代表不同阶级的利益。为什么这样说？这是有很多原因的。 这里有中国历史传统的yīn影。传统士大夫阶层就是一个独立的政治集团，这个政治集团不代表任何阶级和阶层的利益，只对皇帝负责，维护皇朝的利益。尽管士大夫阶层可以来自任何一个阶级，但一旦成为士大夫阶层的一员，就很难代表原来阶级的利益。当然，士大夫阶层在很多时候的确想协调各个阶层之间的利益，如地主和农民之间的利益。但是，这种协调并没有任何制度上的保障，所以利益的协调xìng很容易被破坏，最后导致农民的起义和改朝换代。 其次，也有共产党本身的传统问题。和过去的士大夫阶层不同，共产党从理论上很明确说要代表工人和农民的利益。但是党有没有从真正意义上代表过工人农民的利益？为什么党会牺牲那么多农民的利益？为什么不让工人和农民来表达他们自己的利益呢？原因并不在于党是否愿意代表工人、农民的利益，而是没有任何制度机制来保障这样做。那么，为什么共产党不想发展出代表人民利益的制度机制呢？这是为了维护党本身的利益。 所以，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只有共产党超越于各个具体的阶级，才能对各个阶级实行管理。和传统士大夫一样，共产党最基本的目标是保持本身的统治权，避免任何一个阶级来挑战自身。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最好的办法就是不代表任何一个阶级的利益，同时也不可以忽视任何一个阶级。就是说，共产党的政策不任意地向任何一个特定的阶级倾斜。党要搞阶级调和，站在各阶级之上，来控制各个阶级。如果党变成了任何一个阶级的代表，那么那些利益没有能够被代表的阶级就要表示对党的不满，甚至另行组建政党。 党的领导层提出了“三个代表”，更容许私人企业家或者资产者入党，这只表明共产党要把这个新兴的阶级包含在政权之内，不让这个阶级作为党的异体而存在而来挑战其执政。很难说，共产党会自然地代表这个新阶级的利益。鉴于工人、农民还是中国社会的大多数，党不该也不能忽视这些传统阶级的力量。无论是代表哪个阶级的利益，都只具有象征xìng的意义。因为如前面所说，在中国发展出利益表达和聚合机制之前，党不可能在实际意义上代表任何阶级的利益。另外一方面，如果没有这样的机制，党也不可能真正协调各阶级的利益，不管党的领导层的主观意愿如何，阶级利益最终还是要失去平衡，从而造成社会政治的不稳定。 原刊于《信报》2002年12月24日 中国的政治危险在于三种权力的失衡 一个社会的各个阶级和阶层要保持平衡，至少是相对的平衡，这是政治稳定的基础和前提。对这一点，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到现代政治学家是有高度共识的。中国也不例外，在领导高层大讲“三个代表”的时候，提出这个问题尤其显得重要。 无论怎样分，我们可以把中国社会的权力分为三种，即政治人物的政治权力，商人、企业家的经济权力和老百姓的人数权力。这三种权力必须保持相对的平衡，否则政治稳定就没有坚实的基础。如果没有三种权力的平衡，无论执政人物怎样努力，政治稳定都会是空谈。再者，如果中国要走向一个民主社会，这三种权力更要达到平衡。如果这三种权力达到了制度xìng平衡，中国离民主政治也就不远了。 西方世界的经验表明，民主的政治发展最终可归结为这三种权力的平衡。最早是贵族和君主统治，他们独享政治权力，把商人的经济权力和社会的人数权力排斥在统治过程之外。随着资产阶级的兴起，资产阶级向贵族和君主要求共享统治权力。资产阶级或通过和平的手段（如英国），或通过革命的手段（如法国），进入统治过程。工业革命导致了工人阶级的兴起及其组织化，一般社会成员在历史上首次获得了基于人数之上的权力或力量。工人运动不断推动西方民主向平民化转型，最终形成议会民主，以工人阶级为中心的社会力量也进入了统治过程。可以说，现在西方世界的民主是职业政治家的政治权力、资产者的经济权力和社会大众的人数权力之间的相对平衡。 中国始终没有发展出民主政治，但是中国有足够的经验教训来说明权力失衡所导致的社会政治大动dàng。数千年历史中的农民起义就是皇帝的政治权力、地主的经济权力和农民的人数权力之间的失衡。唐朝柳宗元对此就很清楚。当皇帝和地主（柳宗元所说的“大户”）联合起来损害农民的利益，或者当地主损害农民的利益，而皇帝（作为一种政治力量）不能加以有效干预的时候，农民就揭竿而起，造成社会政治的大动dàng。 蒋介石时代是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相结合的典型。两种权力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用专制的手段统治国家，无论是工人还是农民都被排挤在统治过程之外。因为工业化程度低，当时的中国工人阶级还没有足够的力量联合起来参与政治过程。结果，中国共产党利用农民的力量并联合城市工人的力量推翻了蒋介石的专制统治。 但máo zé dōng并没有意识到三种权力之间平衡的重要xìng。他执政后，情况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政治权力和社会人数权力结合的典型，就是所谓的大众民主。高层政治人物和大众结合，对社会的中间层特别是资产阶级实行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长期处于政治动员的状态。政治社会是动dàng的，但这种动dàng是政治人物动员的结果。经济发展依赖于国家的资源动员，没有市场经济所具有的内在动力。当时中国老百姓的贫穷是人尽皆知的。 邓小平推行改革开放以后，这种情况很快得到了改变。高层领导开始重视企业家（资产者）的力量，重视市场的力量。中国很快从贫穷状态中走出来。企业家阶层的兴起给予了中国的经济发展有力的支持，社会各阶层都从中获得利益。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企业家阶层也很快形成为一个阶级或者阶层，他们开始要求参与政治过程。这就是领导高层提出“三个代表”和容许企业家加入共产党的背景。 对执政党来说，这是个现实的做法，但中国社会也正在面临三种权力失衡的局面。“三个代表”的理论会不会是把资本家参政合法化而把社会力量（工人、农民等）排挤在外呢？这是很多人所关心的问题。尽管上层一直在强调，执政党也要代表工人、农民的利益，但现实是让人担心的。 两极分化是其一。领导人物知道两极分化的存在，也一直在努力解决问题，但并没有真正有效的方法遏制两极分化。在政治的重点在于把资产者参政合法化的情况下，两极分化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得到遏制。 再者，在资产者力量进入政治过程的同时，社会的人数力量被排挤在这个过程之外。资产者本来就有很大的经济力量，现在他们又进入了政治过程，一旦被组织化，他们就可以发挥巨大的政治影响。相比之下，工人、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反而在减少。工人好一些，尽管工会并不能代表他们的利益，但他们居住在城市，在工厂工作，相对集中，有些力量。下岗、失业工人一罢工，政府也不能等闲视之。农民最可怜，到现在还不容许农会的存在。所以，他们经常诉诸一些诸如暴力那样的极端行为来表达不满。 最让人担心的是人数的力量正在急剧地扩大。中国的工业化从来没有像改革开放以来那样快速过。高速的工业化不可避免地要造就一个工人阶级。与其他国家不同，中国也存在着一个为数不少的农村“工人阶级”，因为农村居民的很大一部分依靠乡镇企业维持生计。农民本身的生计也因为收入的不能提高甚至下降，以及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消极影响等因素而变得困难。 可能很多人已经意识到三种权力的失衡。尽管点滴的改革（如征收富人的税和改变收入两极分化的状况）是可能的，但是要达成三种权力的真正平衡，就要求助于中国政治制度的转型。这是所有中国领导人面临的一个最为严重的挑战。 原刊于《信报》2002年10月29日 民主不会忘掉大多数人民的利益 印度的选举已经过去多日，但国际社会对印度选举现象的兴趣还是不减。多年来，印度人的骄傲是和前执政党联系在一起的。在前总理瓦杰帕伊的领导下，印度取得了高达两位数的经济增长，大大改变了印度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印度的高速经济增长不久前在学术界造成了有关“印度模式”和“中国模式”何者为优的争论。 在国际事务上，前执政党也努力满足印度人的民族主义梦想。与邻国巴基斯坦的核武竞争差一点把两国带到了战争的边缘，但又以智慧遏止了战争的bào发。在一段时间里，前执政党甚至公开声称要以中国为“假想敌”，竭尽全力追求印度的国际空间，但然后，又努力改善了和中国的关系。所有这些内外动作，不管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都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印度人民的愿望。 但是，印度人民还是以选票抛弃了为印度带来荣耀的前执政党。为什么？无论在国际社会还是在印度内部，一个共识就是前执政党所造就的经济奇迹并没有使印度的大多数人受益。当高速的经济增长为少数人带来巨大利益的同时，大多数人民的民生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所以，当机会来临之时，印度人民选择了传统上关注穷人利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19 章 的国大党。以国大党为主体的新左倾联合政府已经声称，政府要在继续经济改革的同时，注重注入“人的因素”，让穷人有出头的机会。 印度的政治变迁能给中国领导层带来什么样的信息？中国、印度这两个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尽管一个是民主政治，一个是权威政治，但双方都可以在对方经济发展模式中找到自己的影子。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走的是一条“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的道路。个人积极xìng、市场经济、贸易自由化和全球化等构成了中国发展道路的关键词。这些年来，政府在政策上积极配合，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调整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和国家的宪政结构。在意识形态层面，执政党容许私营企业家或者资本家入党参政。在宪政结构方面，保护私有财产已经写入宪法。所有这些改革不仅是为了与时俱进，使得现行政治体系能够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更为重要的是要为未来的发展奠定一个制度基础。 但是，这种可以称之为“亲富”的国家政策也已经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政治问题。贫富分化（社会群体之间和区域之间的）就是一例。快速的经济发展已经把中国从经济上划分成数个不同的世界，从最富裕的第一世界到最落后的第三世界。就是说，由经济改革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只流落到少数人手里，而社会的大多数没有获益或者获益不多。人群的分化导致社会不稳定因素遽然增加，而地区的分化也会挑战国家政治上的统一。正因为这样，胡锦涛、温家宝新领导层形成以来，提出了以人为本、均衡发展的思想。新领导层正在努力调整政策，促使政策在“亲富”的同时也能让大多数穷人受益。 印度的经济改革起步比中国要晚一些，但实际上也走了同一条“亲富”路线。国营企业私有化、贸易自由化等也是其经济起飞的主要动力。很自然，在这个过程中，新产生的巨额经济财富流向少数人。尽管其他社会阶层的财富也有增长，但这种增长较之人们的预期相差过远。因此，当新的选举来临之时，人民的选票说话了。更令人感兴趣的是，新的左倾联合政府也提出了类似于“以人为本”的思想。 相似的经济发展模式，相似的政策调整，不同的是政策调整方式。在中国，执政党自觉地进行调整，而印度则是通过人民选出一个新政府来达成。中国依靠的是自上而下的领导人个人的智慧，而印度依靠的则是自下而上的民主制度。这里就有了相当大的差别，也会影响两国日后的发展。 权威主义制度的政策调整往往要比民主制度快一些，政策的落实也有可能比较有效。在民主制度下，由于各种利益关系的卷入，政策调整往往受到很大的制约。但是，这并不能说明中国的权威体制比印度的民主制度优越。 民主制度是一种最重要的制度保障，在预防政治危机和处理政治危机方面，民主制度被证明比权威制度优越。印度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曾经论证过，像中国“大跃进”那样的自然灾害即使在像印度那样的贫穷民主国家都不会发生，即使发生了，其灾害程度也不会像中国那样导致那么多人死亡。原因很简单，在民主社会，信息的流通总要比权威体制下畅通。 印度这次大选的结果也说明了民主制度会自下而上纠正政府政策的偏差。当前执政党忽视了大多数印度人民利益的时候，民主制度就赋予印度人民一种有效的机制来纠正政府的政策行为。这是和平的纠正，是人民的选票发生了作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各种信息通过选票很快反映出来，为未来的执政者提供了决策依据。而在中国，这种纠正的代价很大。因为没有和平的纠正机制，人民依靠的往往是各种集体行为甚至是暴力的集体行为，如工人的示威yóu xing和农民的抗议等。因为不存在信息反馈机制，执政党就很难科学地调整政策来满足社会成员的需要。 由此看来，中国领导层在推行“以人为本”的亲民政策的同时，也应该考量如何逐渐发展出民主反馈机制，在政府和人民之间进行沟通。无论各级官员如何真心诚意地为人民服务，唯独民主才不会忘掉大多数人民的利益。 原刊于《信报》2004年6月15日 改革与中共的政治领导权 中共是一个特殊的政党，不仅要执政，而且要领导。从学理来说，执政指的是基于硬力量之上的统治权，而领导权则指的是基于软力量之上的文化或者意识形态力量，党要领导国家各方面的发展。一个强大的政党应当是强统治权和强领导权，并且领导权应当强于统治权。有了强领导权，基于硬力量之上的统治权就会退居次要地位。中国历史上有“霸道”和“王道”之区分，指的就是统治权和领导权不同的管治方式。笔者曾论述过中共强统治权、弱领导权的现实情况。如何在维持强大的统治权的前提下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权，则是中共自身建设的一个重大任务和挑战。因为组织和意识形态是中共两大主柱，努力的方向也必然包括这两个方面。意识形态或者广义的文化建设属于软力量领域；组织尽管倾向于属于硬力量范畴，但如何来组织党本身则又属于软力量范畴。如何通过政治改革来强化党的领导权，这是一个复杂的课题。笔者这里主要想讨论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如何创新党的理论，二是如何在组织人事方面强调政治家的培养和录用。 党的理论家不应局限于眼前利益 作为唯一的执政党，要达到可持续执政的目标，党的理论或者意识形态建设的政治意义是不言自明的。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多年来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处于衰落状态。传统意识形态尽管从书面上还有效，但并没有根据时代的需要得到创新，很难解释新的社会经济情况，更难以解决新出现的问题；而新的意识形态的出现并没有现实xìng。这样，就出现了诸多负面的结果。 没有意识形态引导党政官员，后者就缺少有效的制约。执政党一直在强调法治建设，这些年来运用法律法规管治党政官员的力度有了很大的加强，尤其表现在反腐败方面。但是法律更多是用来追究结果的，即腐败行为，并不能真正引导党政官员走正确的路。况且法治建设需要一个长期过程，即使法治建设好了，意识形态或者传统意义上的“德治”仍然不可缺少。欧洲尤其是北欧国家的清廉除了法治和民主外，党的道德意识是极其重要的因素。亚洲国家经常强调高薪养廉，但这些国家的官员在低薪状态下，也能做到清廉。 党的理论建设不足也使得党缺乏引导国家和人民的话语。执政党似乎忙于日常事务的管理，并不能告诉人民和国际社会国家的发展方向。经过那么多年的经济改革，市场经济的意识形态终于得到确立，但是政治上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意识形态。这样，党政干部没有方向，人民没有方向，国际社会更是对中国发展的“不确定xìng”表现出很大的担忧。党的理论贫乏也经常使得党缺乏软力量来处理和民众的关系。处理和民众的关系既可以用硬力量，也可以用软力量，但是只有软力量才能使民众自觉服从党及其政府的管治。软力量不足，党政官员在处理与民众的关系时，硬力量就会显现出来，这样就会使党和人民、政府和人民经常处于一种紧张状态。 党的理论在革命时代最充分。当时以máo zé dōng为中心的一大批革命家对党的理论作了方方面面的探讨。尤其重要的是，máo zé dōng等革命家本身就是工人、农民的有机知识分子。这个条件使得他们的理论在党员干部和民众中间享有巨大的影响力。从很多方面来说，中共是通过领导力量取得统治权的。máo zé dōng之后的邓小平主要是个实干家，其理论论述并不多，但是邓小平一代仍具有基于革命经验之上的领导力量。在邓小平之后，党的主要领导人也在努力在党的理论方面有所创新和发展。jiāng zé mín提出了“三个代表”，胡锦涛领导层现在又提出了“以人为本”和“科学发展观”等理念。这些努力应当说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党的理论不足的情况。 但应当认识到的是，依靠领导人个人来发展党的理论的时代已经过去。像máo zé dōng这样的既是党的领袖又是党的理论家的人物很难再出现。党所面临的社会经济环境甚至党本身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党的理论远远落后于现实的需要。执政党需要培养理论家，为党的长远利益着想的理论家。但是党的理论并非必然要出自于党的特定领导人或者领导群体。党的领导人本身和服务于领导人或者领导层的理论家应当有理论话语，但这些话语更多的是为了应付党的日常事务。党的理论家不应当局限于党的眼前利益，而是要考量党的长远利益和党的可持续发展。没有这样一批党的理论家，党的领导权会弱化。即使在西方多党制下，各党也都会有这样一批从党的长远利益考量的理论家。诚然，这些理论家不必一定出自党内，他们可以来自民间各个群体。 政治家能治国因来自民众 在组织人事方面，最为紧迫的任务莫过于培养和录用政治家了。笔者之前已经讨论过执政党官僚化的问题。官僚化的最为负面的结果就是使得执政党缺乏政治家。任何执政党都是通过政治运作来管治国家的，既然党政干部成了官僚，政治运作就经常成为问题。很多年来，执政党高层一直在强调领导干部一定要“讲政治”，但是一旦当领导干部成了官僚，“讲政治”就无从谈起。一个国家既需要官僚，也需要政治家，两者缺一不可。 政治家之所以能够治国，是因为他们来自民众，了解社会基层的需求，了解社会发展趋势和大方向。因此，执政党一方面要强化政治家的培养，要建设执政党和民众的有机联系，用组织和制度来保障执政党和民众的关系。执政党也可以开放政治过程，录用社会人才进入管理层甚至领导层。政治家可以来自党内和党的外围组织，也可来自民间，包括工人、农民、律师、民营企业家、教师和各种民间团体。他们不是执政党的一部分，但他们中的很多人是名副其实的社会精英。执政权应当向这些社会精英开放。如果这些人能够得到录用，他们就可以成为执政党的财富；反之，他们中的一些人很可能走向反面。在这方面，中共已经做了一些工作，例如任命一些民主党派人士为部长。这是个很好的开端，但要推动党的重建，还远远不够。如果执政党强调的是领导权，那么就应当开放给真正具有领导能力的人才，不论是本党人才，还是社会人才。 中国的特殊情况是，党是国家的创立者。由于社会经济的快速转型，国家管理体制也正处于一个转型时期。在这样的情况下，党本身也必须与时俱进，进行自身的转型。只有通过党本身的转型，才能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权，使得党的领导权随着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持续下去。 原刊于《联合早报》2007年8月7日 中共转型是重新定位与人民的关系 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前不久在中央党校的讲话，被外界普遍视为为即将召开的中共十七大政治路线定调。在政治改革方面，讲话强调民主政治建设，尤其是党内民主。这和总理温家宝早先在各个场合透露出来的信息是一致的。正如胡锦涛所强调的，推进政治改革是中共改革开放以来所一直强调的。客观看来，渐进改革与民主化是中共高层的一个共识，但在如何推进政治改革和民主化方面，各方面显然具有不同的侧重点。自胡锦涛执政以来，这个重点被放在党内民主建设上。 党内民主当然不能替代中国政治体系的总体民主化，因为民主政治是个庞大的体系，党内民主只是其中一个方面。但是，这是最重要的方面，是政治改革的根本。现实地说，在中国，如果没有执政党的转型，其他方面的政治改革就很难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像乡村选举和协商民主那样的政治改革，一旦遇到党的问题，就无法展开和深入。只有对党的转型这个根本问题有了理xìng的认识，并找到了有效的解决方式，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改革和民主化才会有可能。 执政需要广泛社会基础 党的转型涉及两个基本面：一是党往哪个方向转型，二是如何转型。第一方面是个规范xìng问题，指的是党应该发展的方向；第二方面则是经验问题，指的是具有可行xìng的转型途径。无论从规范意义还是从经验层面来讨论，在党的转型方面基本上分成两个阵营。在自由派一端，很多人主张中共应当转型成为类似西方政党制度下的一个政党，或者是一党独大，或者就是多党制下的一个政党。在保守派一端，很多人侧重于在维护现有一党制构架的前提下进行调整，以渐进方式转型。前一种观点规范多于经验。提倡多党制者强调的是以政党转型推进中国的民主化，从而解决中国存在的各种政治问题。从学理上说，多党制在中国是否现实还是个问题。再者，即使能够实现，能否解决中国的问题也是个问号。后一种观点强调的是党的转型的现实可行xìng。在现存结构内进行改革当然比发展出一套全新的制度更具有现实xìng。无论是党内民主还是各种反腐败的制度创新，都在这个构架内。如果说前者过于理想，那么后者则往往导致改革创新不足。逐步调整有它的价值，有利于稳定，但在实践层面往往停留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式，并不能解决执政党所面临的一些根本xìng问题。 实际上，无论在西方还是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20 章 在中国，任何一个以组织国家政治生活为目标的政党，都会在不同时期面临转型的问题。如果不能顺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危机就会接踵而至。在不同国家，政党面临的问题不同，但究其本质，只有一个，那就是政党的政治定位问题，也就是党和人民的关系问题。任何政党，如果要组织政治生活和执政，就必须是人民的有机部分。一旦脱离人民，政党就会出现危机。党内民主等机制固然重要，但比起和人民的关系，则成为次要的了。 中共的转型就是要重新定位党和人民的关系。只有把这个问题放在首位，才会有其他方面的制度创新。或者说重建和人民的关系是中共转型的前提，也只有在这个前提下，党内民主或者党内其他方面的改革才有意义。在革命时期，中共所依靠的阶级比较单一，主要是工人阶级和农民。现在成为执政党，就需要更为广泛的社会基础。对这个问题，中共高层有比较清楚的认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党的群众基础也在不断调整。近年来，中共强调利益代表，即通过利益代表来调整和人民的关系。 从规范层面来看，这个方向没有错；但另一方面，正因为是利益取向，社会阶层利益的不同经常导致政治参与的不同，也因此导致它们政治影响力的不同和政治上的不公平。这里的问题在于党如何建立利益的公平代表机制，党不仅要代表各社会阶层的利益，而且必须实现代表过程中的公正xìng。这个问题的核心就是如何保证政党过程的人民xìng（而非阶层xìng）。 要防止党的官僚化 一个与之密切相关的问题就是如何保证党的干部是人民的一部分。一个政党在争取政权或者革命时期是反对党或者在野党，但一旦取得政权，就成为执政党，取得管治社会的权力。在多党制下，因为有反对党的存在，执政党必须时时刻刻强调政治，就是强调和人民的关系。但在很多发展中国家的一党独大制度下，尤其是一党制下，执政党很容易演变成为行政党。因为没有反对党，党本身很容易官僚化。党的领导人经常忙于具体的管理事务，无暇思考政治大问题。党的干部倾向于抓权，弄权，获取各方面的利益。党的官僚化往往使得以党代政不可避免，更严重的是导致党内政治家的缺失。 随着社会经济变得越来越复杂，国家固然需要一个运作高效的官僚机构，但更需要政治家。只有政治家才能把握社会发展的大方向，知道人民的需求，懂得如何和人民建立有机联系。很多第三世界国家的政党失去政权往往并不是因为管理做得不好，而是因为演变成为行政党，导致政党官僚化，从而失去了发展大方向，失去了和人民的有机联系。客观地说，政党官僚化或多或少在中国也是一种趋势，一种令人担忧的趋势。 既要建立行之有效的官僚机构，又要防止政党的官僚化，很多政党都有自己的教训和经验。以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为例。新加坡一党独大，被西方学者指责为非自由民主，因为西方对政治民主的理解往往以政党是否轮流执政为标准。但新加坡政治领袖却是抓住了党和人民的有机关系这一点，因为判断一个政党是否成功的唯一标志，就是是否能得到多数人民的支持。（其实，在西方也是如此。）新加坡有合法的反对党存在，如果多数人民对执政党不满意，是可以在五年一次的投票期间转而支持反对党的。但正是五年一次的选举机制为执政党和人民建立有机联系提供了有效机制。新加坡议员（执政党的主要干部）必须定期和人民见面，倾听人民的声音。这是新加坡政治的成功之道。 总而言之，只有解决了党和人民之间的关系问题，其他方面的政治改革才会容易开展，如自下而上的社会政治参与、党员和党组织的关系、党和政府关系、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等等。所有这些关系的变革和这些方面的改革都可以围绕着党和人民之间的关系来组织。这既可以为党的转型提供方向，也可以为转型提供方法。可以相信，随着政治改革压力的递增，党的转型和党与人民的关系的制度xìng转型也势必成为中国政治变革的核心。 原刊于《联合早报》2007年8月14日 文人传统的衰落与中国政治的困局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基层社会的群体xìng事件层出不穷。往往是一个偶然的事件招致众人的高度关切，最终转化成为严重的政治事件。这尤其表现在贵州瓮安群体xìng事件上。从一个偶然事件转化成为群体xìng政治事件，这其中有其复杂的因素，有人说是有黑社会在背后cāo作，有人认为是地方政府的黑社会化，也有人认为是具有政治意图的人在鼓动。 不管出于什么原因，这种群体xìng事件可以说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街头民主”。在民主社会，随时发生的街头民主为民众提供了表达自己声音的管道。因为没有其他管道来表达声音或者认为其他管道的表达没有像街头民主那样有效，民众就选择街头民主。在中国，从法理上说，街头民主也具有合法xìng，但实际上，有关部门很少会批准街头民主。这样，一旦找到机会，民众就会抓住机会表露不满，并且表达方式往往是bào发式的，对有关部门来说也是防不胜防的。 群体事件为何不减反增？ 中央政府不是没有意识到群体xìng事件的严重xìng。很显然，类似的群体xìng事件并不新鲜。很多年前，重庆也发生过类似的事件。正因为如此，这些年来，中国领导层一直在强调和谐社会的建设。为了达到此目标，领导层注重的是基层民主的发展和基层政权建设，信访制度也不断得到重视。但为什么群体事件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在增加呢？原因有很多，笔者这里要强调的是一个长期以来被人们所忽视的因素，那就是中国文人传统的衰落。 文人传统如何与政府和民众（或者国家与社会）联系起来？这里可以从信息流通和政策执行的角度来讨论。回到群体xìng事件的例子，频繁发生的群体xìng事件至少说明了几个问题。 首先是中央政府的政策没有被有效地执行下去，或者在执行过程中变了样。信访制度就是这样。信访制度本来就是要为基层民众提供一个越级“请愿”、“陈情”或者“告状”的机制，如果事情不能在地方得到解决，那么民众就可以越级报告。但信访制度在地方政府的政治责任制下消失了。地方政府要为其所管辖的地方事务负责，任何地方政府都不乐意自己地方的民众越级上访。因此，如何防止上访就成了地方政府的责任。 其次是各级政府之间、政府和社会之间的沟通存在着很大的问题。如同上访制度的例子，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地方政府是不愿意把负面的信息向上级报告的，因为这会影响到上级对自己政绩的评价。实际上，在中国的体制内，上级政府也不愿意听到来自下级的负面信息。这样，越来越多的问题一直在下面累积着，直到遏制不住bào发出来。尽管现在有互联网的作用，但互联网更多的是一种城市现象，发生在广大农村和小城镇的事情很难通过互联网形式表达出来。 基层政府和民众关系紧张 更为重要的是群体事件中所表露出来的基层政府和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因为地方政府往往用强制的手段来压制或者解决问题，在很多地方，社会对政府的不信任已经到了无法容忍的程度。用“对立”状态来描绘地方政权和民众的关系更为贴切。 在中国的传统中，文人或者智识阶层在解决政府和民众之间的矛盾过程中扮演着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文人居于社会和皇权之间，既非完全属于社会力量，也并不完全是皇权的代言人。在儒家的传统里，当文人作为皇权的一部分时，他们就要为社会着想；当他们作为社会的一部分时，就要为皇权着想。这样就在皇权和社会之间产生了一个中间地带，很多问题就是在这个中间地带消化掉的。在社会的基层，文人甚至完全代替政府治理地方，为皇权效力，这就是传统绅士阶层的作用。天高皇帝远，绅士阶层的存在使得传统中国社会的自治成为可能。 但同时，这也意味着文人和皇权之间存在一定的张力或者矛盾。在历史上，如果文人被视为挑战皇权，或者被视为站到了公开的对立面，皇权就会用强力来镇压文人阶层。但也有很多时候，文人和皇帝共享权力。如果两者之间能够保持一种均衡，那么社会和政权就处于稳定状态。而一旦当皇权彻底地把文人边缘化，社会稳定甚至是政权的稳定就会成为大问题。 在máo zé dōng时代，经过各种政治运动，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中国传统文人阶层几乎消失。改革开放后，文人被界定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取得了合法xìng。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文人阶层异常活跃。但自90年代以来，通过政治的或者经济的手段，文人阶层很快被容纳进政权体系，传统文人和政权之间的“张力”或者“反对”成分被有效消化。 社会的良心还存在吗？ 在过去很多年里，有关部门也提倡社会科学为政府决策服务，但因为体制的制约，政策研究往往是投上所好。在社会科学研究体制里，从课题审查到经费分配，“政治上正确”是前提条件。从很大程度上说，在体制不改的情况下，国家对人文社会科学的财政金融力量的支持的增加，与文人阶层的独立xìng的衰落是同时进行的。在很多场合，这种支持不仅导致了一般意义上的经济腐败，更重要的是导致了专业精神的消失。历史上，知识分子一直被视为社会的良心，但这个良心现在是否存在，可以争论。不过，明确的是，这个良心即使存在，也很少有积极的回报了，更多的是面临有形或者无形的惩罚。 当文人阶层消失之后，政府所能依靠的力量就是党政官僚体制了。在没有强大的社会力量参与政治过程的情况下，官僚体制很难对付自身和社会之间的矛盾。相反，如上所分析的，官僚体制本身往往是矛盾的根源。 地方政权不能有效解决社会矛盾，表明地方政治权力出现了真空。 这就直接导致了武侠小说所描述的“侠义精神”在一些地方的崛起。黑社会有很多种含义，但在一些时候，黑社会可以说是正常社会和法律秩序之外的另一种秩序，当前者失灵的时候，后者就跟随而来。在一些地方，地方政府也要求助于这些力量来解决问题，形成黑白共存的局面。 中国基本上是一党执政体制，或者说是一党独大体制。官方所定义的“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多党合作制度”就其实质来说也是一种一党独大的制度。一党执政体制和传统皇权有很多相似之处，也就是说，如果这个体制要运转有效，文人阶层应当发挥积极的政治作用。毫无疑问，如何为文人阶层的成长创造一个制度条件，如何重建中国的文人传统，文人阶层如何去官僚化而扮演一个独立的政治角色，这些都是中国政治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重要问题。 原刊于《联合早报》2008年7月29日 第七部分 民主的中国模式 新一波“党内民主”政治改革？ 最近，西方一些主流媒体报道，胡锦涛即将发表有关中国新领导层进行政治改革的讲话，报道说胡锦涛将勾画出十多年来中国最重要的以“党内民主”为中心的政治改革计划，准许党内出现更多竞争，容许自由选举，开放讨论，等等。不过，一些报道也称胡锦涛的计划不见得会在党内受到欢迎，因为既有保守派的反对，也有改革派的质疑。 实际上，自从“非典”bào发以来，无论是西方的中国观察家还是中国国内知识分子，很多人都认为新领导层会进行政治改革。有人甚至认为即使新领导层没有足够的权力基础，也完全可以利用这次“非典”事件来进行政治改革，从而巩固权力。 没有人会否认中国政治改革的重要xìng，无论是党内民主还是党外民主，无论是国家民主还是社会民主。也没有人会否认新领导层有进行政治改革的强烈意愿。这次“非典”事件的确说明了中国的政治不改革不行了。同时，“非典”事件也为政治改革提供了某种有利的条件。但是，改革的必要xìng和条件的具备并不意味着政治改革真的会到来，领导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来进行改革了。 要求中国民主化的呼声，已经有二十几年了；如果从五四运动算起的话，就有将近一个世纪了。现在不仅是中国人自己要求，连外国人也要求。当世界多数国家成为民主国家的时候，中国人当然也会要求民主。而对很多西方人而言，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推行民主，仍然是一种带有激情的事业。民主如果不能在中国实现，就不能算西方民主的胜利。 但是想民主想得多了，很多人就对政治改革产生了臆想，总希望新领导人一上台就能进行政治改革，实现中国的民主化。他们总是忘记他们现在所提出的要求在几十年前甚至上百年以前就已经提出了。人们不用去追溯久远的过去就可以断定，即使新领导层真的有“党内民主”的改革思想，大凡也不会超过邓小平和赵紫阳的改革思想。邓小平1982年的那篇论述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文章，迄今仍然是中共党内最好的改革文章。要说党内民主改革，当时的很多设想也是后人难以或者不敢提出的。 从邓小平起，历届领导人没有一位不谈要搞党内民主的。胡锦涛甚至以后的领导人也会继续提到党内民主。说得极端一些，只要共产党还存在，党内民主的话语是不可少的。但是，说归说，要取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21 章 具体的进展很难。正因为没有进展或者很难有进展，政治改革或者民主就成为一种官方的话语。这种话语权是非常必要的，它既可以帮助领导人树立改革的形象，又可以向大众表明执政党是与时俱进的。 在政治改革方面，中国的领导人不是没有努力过。在党内民主方面，80年代中后期是最好的时期。在邓小平的支持下，当时的总书记作了种种的努力，但是党内民主没有能够搞起来，却导致了社会民主的要求，最终发生了六四事件。从那以后，党内民主说得多，做得少。直到今天也是这样。 在社会民主方面，执政党也是在试验的。80年代后期开始实行乡村民主，让农民自己来选择村民委员会成员。90年代，领导人一直强调的就是基层民主。但是，一旦社会民主影响到执政党的执政，就走到了顶点。几年前，当四川的一个乡和深圳的一个镇开始乡镇长选举试点的时候，很多人欣喜若狂，认为这才是中国国家民主的真正起点，民主可以从乡镇经过县市一直达到中央。但是，多少年过去了，似乎没有什么动静。官方不仅不鼓励乡镇民主，从法律来说，乡镇长直选还是非法的！ 社会民主没有走通，现在再来试验党内民主？党内民主可能要比社会民主难得多。在台湾，社会和国家都民主了，guó mín dǎng就是民主不了。只是在李登辉搞垮了guó mín dǎng，guó mín dǎng变成了在野党之后，才有了党内民主，党员才有权力选举党的主席及其他领导。 中国共产党要生存，就要适应社会经济的变迁，政治改革是可能的，但绝对不是外界所理解的党内民主或者民主化。实际上，“三个代表”如果要实现，就要有党内民主化，由不同社会阶级选择自己在党内的代表。党的总书记、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会能够让执政党的党员来直接选举吗？这不是一个理想的问题，而是理想的现实cāo作xìng的问题。任何人可以提出这样那样的理想，但就是很少有政治cāo作xìng。对政治改革和民主化的期望太高了，以后的失望也会一样大。看待政治，还是现实一些为好。 原刊于《信报》2003年6月18日 大民主、小民主和执政党能力建设 中共中央四中全会把执政党能力建设定为会议的主调。执政党能力建设并非一个新鲜问题。自从改革开放以来，这个问题可说一直是中共领导层所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中共是唯一的执政党，必须面对社会经济的变化而与时俱进，不断进行执政能力的建设，否则就会出现政治大问题。 在这方面，迄今为止，讲得最好的还是邓小平，他的那篇有关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的文章（1982年），主题就是执政党能力问题。他提出了诸多重要概念，如民主与法制、党内民主与废除领导人终身制，等等。最难能可贵的是，他是把这些问题放在政治改革的构架中来讨论的，并非仅仅是党本身的改革问题。他所提出的思想到现在还没有人能够超越。1989年以后，高层实际上也在谈执政党问题，但没有人能够在政治改革的构架中来讨论这个问题了。不过，十五大提“法治”，十六大提“三个代表”，这些也都是和执政党能力建设有关的。 很显然，一方面由于政治改革的欠缺，另一方面由于社会经济层面迅速而深刻的变化，执政党能力建设已成为一个越来越困难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正如邓小平当时所提出的，避免不了要谈民主。而民主，则又不可避免分为党内民主和社会（党外）民主两个方面。胡锦涛新领导层形成以来，党内民主方面有了很大的进展。例如，党内监督制度得到了加强，选拔干部方面引进了一定的民主手段。现在又提出要用票决制来制衡党政一把手中间盛行的腐败问题。这个方向自然值得肯定。 不过也已经有人提出，仅仅是党内民主不足以解决执政能力问题，更重要的还需要社会民主。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的侧重点不同，党内民主侧重于执政党的能力问题，而社会民主侧重的既是人民的政治参与问题，也是执政党和人民的联系问题。这两方面的政治含义深重，因为党应当是人民的一部分，而不是和人民没有有机联系的执政团体。只有当党和人民存在着有机的制度联系的时候，执政党才会面临外在的制约。 民主发展对执政党能力非常重要，也因此，对民主的错误理解会招致适得其反的结果。 在现今中国，执政党能力建设面临两种矛盾的倾向：一方面是没有制度方面的民主，即整个政治制度还仍然停留在典型的权威型体制，也就是说没有大民主；但是另外一方面，则存在着广泛的泛民主化努力，就是说具有太多的小民主，也即单位内部五花八门的不正规的“民主”。 执政党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民主的不足，更重要的是专业精神（professionalism）的缺失。专业精神分为硬、软两个方面：硬的方面，就是任何一个工作职位所必须履行的职业功能；软的方面，就是日常所说的职业道德或者说敬业精神。 在发达国家，现代专业精神大多是工业化生产方式及其工业社会民主的产物。工业化要求人们专于自己的职业，敬重自己的职业，否则就无法实现各个方面的配合，完成系统化的生产。而民主化则要求所有公共部门的任职者向人民提供必要的服务。 中国现存体制出自农民革命，而非工业革命的产物。建国以后，又长期搞阶级斗争，专业精神并不重要，重要的只是对党、对领袖的忠诚。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开始重视专业精神，意识形态不再那么重要了。但是，专业精神还没有建设好，便经历了商业化的冲击。商业化对专业精神的冲击并不比máo zé dōng时代政治对专业精神的冲击小。所以，尽管有了二十多年的努力，但并不见专业精神的出现。 一个普遍的现象是各个阶层缺乏职业cāo守。官员的目标不在于为民服务，公检法的目标不在于伸张正义，医院的目标不在于治病求人，组织人事部门的目标不在于人才的管理，教育的目标不在于养才育人。在商业化的冲击下，各阶层的头等目标就是赚钱。对就职者来说，职位只是人们用来赚钱的一个工具。 专业精神的缺失大大动摇了人们对主要国家公共部门的信心。前些时间，中央有关部门调查发现，公众认为公检法、教育、组织人事、卫生等部门是最腐败的，对这些部门的信心极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立法多如牛毛，但在缺乏专业精神的情况下，再多的立法也无济于事。公共部门的腐败就说明了这一点。公共部门腐败对执政党的执政能力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因为执政党的所有政策都是要通过这些公共部门实施的。 如何提高执政能力？很多人想到了民主。但是中国缺乏大民主。制度民主很难建设，于是只好来搞小民主，也就是单位民主。什么事情都要用民主的方式来决定，结果造成专业精神的大破坏。对很多公共部门来说，最重要的是效率和职绩，不是什么制度都必须加以民主化的。原本执政党要建立的精英制度，经过小民主就演变成为精英淘汰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善于搞关系和腐败的人往往得志，而专心于职业的人则被驱赶出局。 看来，要真正建设执政党的能力，必须该民主的地方尽快民主化，而不该民主化的地方就不可以民主化，否则只会适得其反，严重破坏执政党的执政能力。 原刊于《信报》2004年9月15日 中共党内民主的大趋势 自十六大以来，中共高层把推动党内民主作为其政治改革的一个最为重要的议程。中共现有7300多万党员，这个数量已经大大超过当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总人口数，比欧洲的法国人口还多，也比中东大国伊朗的总人口还多。就是说，如果能够实现党内民主，这个民主已经是很大规模了。尽管党内民主还不是国家民主，但至少是国家民主的最重要的试验，也是最重要的一步。 但什么是党内民主呢？这个问题从来就不是很清楚。尽管中共一直在强调要推行党内民主，但实际上并不存在其他可供借鉴的模式。共产党政治结构向民主政治转型至今还没有成功的先例，相反，失败的先例有很多。前苏联和东欧共产党政权在转型过程中都消失或解体了。近年来，亚洲的越南共产党在探索党内民主方面也作了很大的努力，主要是推行党的总书记的选举。越南的实践一出台，中共的一些干部就提倡学习越南。但很显然，党的高层并没有认同越南的模式。 公布政治局人选产生过程 应当说，这些年来中共高层一直在实践中探索什么是党内民主，如何实现党内民主。这可以从刚刚过去的十七大的一些政治实践中看出。这次中央委员选举的差额较以往有了很大的提高。十七大之后，有关方面也公布了十七大中央政治局委员候选人的产生过程。简单地说，就是这些候选人是由400位党的高级干部（包括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 推选出来的。至此，综合早先的一系列党内民主实践，中共党内民主的结构已经初步形成。 党内民主的最低目标当是党的生存和发展。因为社会经济的急剧转型，党必须与时俱进。党的高层这些年来一直在强调如何提高中共的执政能力问题，民主是提高中共执政能力的内在部分。近年来的实践可以概括成如下几个方面。（需要指出的是，这里只讨论中央层面的党内民主实践，不包括地方层面。这些年来，地方层面的各种党内民主实践也在进行。） 第一就是精英政治的正常化和制度化。这里，首先就是如何防止党的主要领导人的专制行为。这是邓小平在上世纪80年代所特别强调的。在所有列宁主义政党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防止党的主要领导人的专制行为。这一点，邓小平看得最清楚，因此他强调以集体领导为核心的党内民主。然而，尽管邓小平看到了这一点，他本人并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在邓小平之后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原因似乎很简单，邓小平和máo zé dōng一样，同属政治强人。政治强人之下很难有真正的集体领导。反过来说，在政治强人时代结束后，就必须发展出党内集体领导机制。 要确立集体领导，胡锦涛领导层废除了强人政治下一些非制度化（非正式）的政治机制，如夏季的北戴河聚会和并不规范的政治局会议。政治局会议现在不仅规范和正式化，而且也增加了透明度，对外公开每次政治局例会的主题。再者，领导人之间的分工也已经相当制度化。这些分工表现在党务系统、国务院系统、全国人大系统和政法系统等之间。就是说，没有任何一位领导人可以凌驾于各个系统之上，在各个系统拥有实质xìng权力。领导人能做的就是通过制度xìng机制对各个系统进行协调。为了集体领导，十七大也正式确定了实行党委会常任制。这一新制度也是为了防止地方第一把手的腐败。 无论是民主还是反腐败，分权制衡必不可少。尽管邓小平明确反对实行西方式的三权分立政治体制，至今中共也没有说要实行这样的体制，但对分权制衡对党内民主的重要xìng，中共高层是有认识的。这些年来，司法和审计系统的权力有了很大的提高，前不久又设立了预防腐败局。尽管在司法独立的道路上，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这个方向已逐渐明了。 由“上”到下，但并非个人 第二个方面就是党内的选举民主。民主政治不能简化成为单一的选举，但选举的确是民主政治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央委员的差额选举已经推行了很多年，已经具备了自我生存的能力。这次政治委员实行推选制度也是一大进步。推选仍然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和自下而上的选举不同，但这个“上”并非一个或者几个主要领导人。或许在推选过程中，主要领导人仍有很大的发言权，但候选人必须符合一些客观的标准并且得到其他多数中央委员（包括中央候补委员）的认可。中国这些年来的一个主要政治问题是高层缺少政治权威。领导层有很多很好的改革和政策动议，但下层往往执行不力。主要一个原因就是中央决策缺少权威。一些政策不要说是缺少人民的基础，甚至在党的高级干部中也缺少基础。而推选制度有利于新当选的政治局拥有较为有效的政治权威。未来的领导层光有来自现存主要领导人的个人支持已经远远不够，还必须得到中央委员会的集体支持。 无论是中央委员的差额选举还是政治局委员的推选，都是一种有限选举形式，但有限选举在中国政治民主化过程的早期有其特殊的意义。在民主政治中，尤其是民主政治发展的早期或者不成熟的民主实践中，最令人恐惧的就是那些蛊惑人心的政治人物，他们往往具有非凡的能力去煽动人们最不理xìng的一面，在其自身的私利最大化的同时把人民引向本来最不愿意看到的一个结局。这在西方发生过，例如德国的希特勒；在亚非拉很多发展中的民主国家，这种情况到今天仍在发生。对中国这样大的一个国家，在民主化过程中，防止那些蛊惑人心的政治人物的崛起是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人民既不要非民主的专制，也不要借民主手段实行的变相的专制。从这个角度来看，可以把有限民主视为民主政治发展的有效途径。有限民主至少可以在政治精英之间发展出一些必不可少的民主规范和行为准则。实践多了，就会变成一种文化，而这种文化有利于遏制蛊惑人心的政治人物的突然崛起。 只有公正，合法xìng才会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22 章 提高 第三个重要方面就是确立党内民主的社会基础。党本身必须是人民的一部分，因此党内民主必须在一定的程度上和社会民主结合起来考量。在西方，各政党必须直接呼诸于选民。中共不实行西方那样的直接民主，并不意味着就不用考量“选民”的利益了。近年来的实践可以概括为通过各种社会经济利益的“内部化”来诉诸“选民”利益。就是说，在“利益代表”政策的引导下，执政党主动把各种社会经济利益容纳于党内。接纳不同的社会经济利益不仅仅扩大了党的社会基础，更有利于党发展出有意义的党内民主。这次在党代表群体中，增加了“两新组织”（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就是这方面的最新发展。不同的社会经济利益可以通过中央委员的选举过程，反映在中央的政策议程上。而各种社会经济利益是否得到公平公正的反映，则是选举制度需要完善的问题，就是说，选举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必须考量到如何能够公平公正地反映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和需求。只有达到一定程度的公平公正xìng，党内选举才会提高和强化学界所说的党的统治的政治合法xìng。 党内民主的思想和初步制度结构已经形成。不过，从思想到制度表达，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则很难，因为每走一步，就牵涉巨大的利益调整。不管怎样，这些年的探索已经有了初步成果。尽管不尽如人意，但一旦有了一定的制度基础，就可以在实践中加以完善和发展。并且因为社会经济发展所造就的巨大动力，中共必须这样走下去，这不仅是为了党本身的生存发展，而且也是为了政治的制度xìng稳定。 原刊于《联合早报》2007年10月30日 反思民主是为了更快、更好的民主化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在有关政治改革和民主化方面，中国国内有一种非常有趣的现象。去年中共十七大报告把民主政治提高到重要的议事日程，并且至少在理论上确立了中国民主化的路线图，那就是要用中共党内民主来推动社会民主的发展，但在社会层面，中国的知识界则开始反思西方民主。反思西方民主并不是新鲜事，历届中共领导人都否定西方式民主对中国的适用xìng。每次讨论一旦涉及政治改革，人们总会把西方民主拿出来反思一番。 但最近一波对西方民主的反思有很多方面值得注意。首先是很多争论把民主视为西方的产物，认为西方要通过向非西方国家扩展民主来制约其他国家各方面的发展。因此，西方向中国推销民主也是为了制约中国、永远弱化中国。其次，一些人把很多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民主危机等同于民主本身的危机，开始怀疑民主政治本身的价值。再次也是更为重要的是，不难看出，这一波对西方民主的反思实质上是反对中国政治本身的民主化。既然民主属于西方，那么民主化就是西方化，既然民主是西方掌控和弱化非西方国家的有效手段，那么反民主化就可以得到合理的根据了。 反思民主可能变成反民主 近来中国社会的各方面都在大力提倡思想解放。这一波的反思民主显然和思想解放有密切的关联。思想解放当然是容许任何人来反思一切，这一点在知识界和学术界尤其重要。但是如果对“解放思想”作极端的理解，那么很容易表现为虚无主义，最终变成无视一切和否定一切。表现在政治领域更会产生意想不到的负面效果。如果反思民主演变成了反民主，那么思想解放可能事与愿违，因为思想解放的本意是为了寻找中国下一步改革的方向、目标和手段。表现在民主政治方面，如果对围绕着民主化的很多理论问题没有一个清楚的认识，那么就容易把反思民主转变成为反民主。 反思民主的起点还是应当回到上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发动第一波思想解放运动时所秉持的原则，那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从经验上看，很难说民主政治能够与中国一些学者所说的诸多负面现象联系起来。显然，民主政治在不同国家和地区有不同的效果。很容易看到，凡是民主的国家和地区，其经济社会也比较发达，或者说，在民主社会，经济社会已经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并且经济发展比较平稳和持续。这尤其表现在北美和欧洲、亚洲的日本和韩国等。 在实行民主的国家和地区，政治也比较稳定。民主政治的构架往往通过各种利益的妥协和协调而得到建立。一旦制度结构形成，不管发生怎样的社会和政治纠纷，总体政治制度不会被动摇。就是说民主政治具有比较强的消化社会经济矛盾的能力。同时，尽管在民主政治下也会发生腐败，但一般来说，民主政治较之非民主政治要清廉，少腐败。 但同时，也有很多经验表明，民主也往往和一个国家的积弱有关联。在亚非拉的很多发展中国家，民主往往与内部长期的政治和社会冲突共存。政治人物专注于政治斗争，腐败毫无休止，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长期低下，人民生活水平得不到提高。在那些地方，民主在一定程度上是社会无序的代名词，变成了人民的一个沉重的政治包袱。 不是民主政治本身的问题 民主在发达国家具有巨大的政治优势，但在不发达国家往往表现为政治劣势。这两种情况的共存说明了什么？它首先说明了民主在从西方向非西方国家扩展过程中出现了问题。但是人们不应当把民主在扩展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等同于民主政治本身的问题。较之所有其他形式的政治制度，民主政治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民主政治本身是一个开放的政体，受制于外在环境的变化。冷战以后，随着传统政党和意识形态的衰落，西方民主政治正经受着各种挑战。从各方面来看，即使西方民主制度本身也在与时俱进，在不断改变自身。例如当很多年轻的选民不再对传统的政党感兴趣的时候，各种非政府组织就应运而生。从组织到意识形态，从选区划分到选举方式，西方民主也在不断调整自身。 在很多发展中国家，民主政治出现了问题，主要是那里的激进民主化所致。民主政治的良好运作需要制度方面的基础设施，也需要相当水平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民主出现了问题，是因为那里的民主要么是由外力促成，如通过西方殖民主义或者其他输出形式，要么就是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精英不管本地的社会经济和制度条件，盲目地引进民主制度。 民主政治在一个国家或者地区所产生的负面效果或者失败并不是因为民主政治本身，而是因为民主政治产生和发展的路径和支持条件。从另一个侧面来说，民主尽管产生在西方，也是从西方扩展到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但民主并不是西方的特殊品。即使人们今天所看到的西方民主，也不是同时形成的。在西方，民主也有先发展国家和后发展国家之分。但在西方，人们从来就没有所谓“法国化”、“英国化”、“德国化”或者“美国化”之说。即使当民主扩展到前苏联以及东欧国家的过程中，也没有“西方化”的说法。同时，在民主发展得好的国家，人们也没有热衷于讨论模式问题。原因很简单，民主成功的国家都是把民主建立在自己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政治制度和文化环境之上的。正因为这样，民主政治可以说一国一模式。 民主政治一国一模式 民主在亚洲的传播和发展从一开始就充满着价值的冲突。近代亚洲思想史上最大的一个误区，就是把近代化、现代化和民主化这些从西方开始实践继而扩展到亚洲的发展过程等同于“西化”。尽管这种等式在日本和中国都非常盛行，但到了中国，“西化”更具有了政治道德含义。因为中西方文化传统的不同，这种等式的产生并不难理解。但这种等式在中国成了各方面进步的一大障碍。 民主政治之所以能够一波接着一波得到传播，主要的原因并不是西方的强力推行。如上所说，通过强行推行的民主很少有成功的例子。民主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产生和发展，主要是因为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和政治进步所需要。任何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的水平，就会产生政治变革的要求，尤其是民主政治的要求。凡是在已具有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的国家和地区，民主政治就会有很大的成功机会。不难观察到，市场经济、民主和法治这些制度体系都是联系在一起的。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任何有说服力的理由把市场经济、民主和法治与“西方化”等同起来。说得更明确一些，民主是任何一个国家本身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而非“西化”的产物。 把民主化等同于“西化”的另一个恶果就是误导人们对民主的理解，在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很多人看不到民主政治的本质，而只是简单和机械地聚焦于西方的一些制度表现形式，如多党制和三权分立等。民主政治具有不同的制度表现形式，几乎是一国一个制度。制度表现形式很重要，但不是本质xìng的东西。民主政治的本质是竞争、透明、参与和政治责任。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主政治是人类的共同价值。因为这些本质上的东西最合乎人xìng，能够体现这些本质的政治制度也就为人们所向往。 从这个意义上说，思想解放和反思西方民主并不是要否定民主政治本身，更不是要阻碍中国民主政治的发生和发展，而是为了中国民主更好、更快地发展。中国的民主化是中国内部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需要，而非“西化”的需要。只有把民主化和“西化”区分开来，才能对民主政治有正确的认识。简单地在意识形态层面来争论民主，并无助于中国的政治进步。 原刊于《联合早报》2008年2月26日 亚洲民主乱象让中国引以为鉴 近来，中国周边一些国家相继陷入混乱：泰国政局动dàng，蒙古突发骚乱，就连社会发展程度较高的韩国也陷入了万民大示威的焦躁境地…… 这些动dàng、骚乱和不安的背后，几乎都闪现一个共同的身影反对党。有观察人士因此指出，亚洲陷入了民主化危机……过度民主导致了这些亚洲国家目前的境况。 外生型民主天生不稳定 从民主的产生和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和扩散来说，大致可分为内生型民主和外生型民主。内生型民主稳定，且发展得好。这是因为内生型民主是一个国家自身社会经济发展到了一定程度之后的产物，各方面的国家制度建设比较完善，有能力适应日益变迁的政治环境。 外生型民主的产生受外来因素（主要是西方）的影响很大，例如韩国。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民主甚至完全是西方输出的结果。外生型民主之所以不稳定，一是因为缺乏基本的国家制度，二是因为社会经济和文化层面不能为民主提供有效的支持。从这些亚洲国家身上可以观察到，许多反对党只是为了反对而反对，很少有建设xìng的态度，或者说他们是消极反对党。 而在内生型民主国家，反对党更具有建设xìng，是积极反对党。比如在英国，反对党在历史上被称为忠诚的反对派。党是国家建制的一部分，各种政治力量都认同国家的基本体制，争议的地方多是政策xìng的。 因此，政党可以更替，但国家制度不会变化，甚至连政策也不会有激进的改变。西方民主是不同党派、政治力量之间在制度框架内遵循游戏规则的竞争。 在亚洲这些所谓的外生型民主国家，情况却截然不同，政治力量之间的互动并没有严格意义上遵循的游戏规则。尽管建立了民主的构架，但在这个制度表象下，并不存在健全有效的权力运作机制，尤其是缺乏妥协、和解的机制，政党关系因此表现出公开的对立。 这是亚洲国家需要反思的：亚洲国家学到的只是形式上的民主，而缺少民主的价值内核。民主的本质是竞争，并且是遵循各方认同的规则下的良xìng竞争，要形成良xìng竞争需要许多细小的制度来支撑。 过早民主化弊大于利 这些亚洲国家陷入民主困境，还有一个原因是民主的过早发生。西方国家早期民主是在没有外部压力的情况下发生的，更多的是社会内部各阶层、各社会政治力量之间互动的结果。而在亚洲国家，比如韩国、泰国、菲律宾等，它们是在国家内部很多因素还不具备或不成熟的情况下，在外部压力下催生出来的民主。 从经济学意义上说，民主政治侧重分配面，而不是生产面。通俗地讲，在没有“大饼”的时候，就来讲如何分配“大饼”，就会导致“大饼”成为“画饼”。很多发展中国家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恶斗都是为了物质经济利益，掌握了政权就可以获得更多的物质利益。尽管民主和经济发展的关联永远是个争论的话题，但很显然，在很多发展中国家，民主并没有导致经济的发展。 民主具有不可逆xìng的特征。在发达国家，民主体现出整合的力量；而在发展中国家，民主却经常变成巨大的分化力量，尤其是在多民族的发展中国家。民主一旦形成后就会体现出不可逆xìng，时常导致一种恶xìng循环：民主带来分化，分化的结果只能靠动用强力，如军事力量或者强权主义来整合。因为各种政治力量之间没有妥协的机制，因此最终出现的结果不是民族主义，就是民粹主义。 一些已经实行民主化的发展中国家，很难走出这种恶xìng循环的怪圈，这也是像泰国等一些国家之所以频繁发生军事政变的原因。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在基本国家制度不健全、社会经济发展还没有达到一定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23 章 水平的情况下，受外力催生而产生的民主会面临无穷的问题。 民主并不与亚洲传统相排斥 有人把这些亚洲国家的民主困境归结为：民主的价值核心与亚洲国家的文化传统相抵触。这种说法并不见得符合历史事实，日本的例子就是最好的解释。日本民主体现了“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思想，把西方民主构架跟儒家精神内核很好地结合了起来。可以说，日本是一个高度儒家化了的民主国家。尽管有人说美国对日本的占领推动了日本的民主，但是不要忘记，在“二战”前，日本社会就有了很高的民主诉求。如果没有明治维新后日本的基本国家制度建设，很难想象日本的民主会发展到今天的局面。把日本的民主仅仅归结为美国的占领，并不符合实际。 民主并不是完全属于西方。民主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自然而然的产物，因此，民主也不会只有一种表现形式。之所以有人把民主等同于西方民主，具有三方面的原因：第一，民主作为一个近代政治体系首先发生于西方；第二，系统的民主话语在西方产生和发展；第三，西方热衷于民主输出，也容易给人民主就是西方民主的假象。 新加坡式的民主又是一个例子，它是近代国家制度跟中国传统精神结合的产物。新加坡资政李光耀曾说，西方为何热衷于批评新加坡的民主，这是因为很多国家看到了新加坡民主模式的优点，包括中国、俄罗斯以及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都对新加坡的模式产生了兴趣。新加坡的民主体制有一个特点：定期选举，让人民来选择政府；尽管是一党独大，但这个党是高度开放的，向所有精英开放。其实，新加坡的开放度比很多西方民主国家都要高。 失败教训让中国引以为鉴 任何政体都不是完美的，民主也一样。民主化能解决一些问题，但同时也会产生一些新问题。新加坡模式其实是意识到了民主体制的好处和坏处做出的某种制度安排。 印度是不是一个民主国家？这是可以争议的。独立之后，印度保留了英国殖民地留下的制度。但一些观察家发现，印度民主除了有一个多党制的民主外壳外，其他地方并没有像西方那样的具有实质xìng内容的民主。传统种姓制度在民主的外壳下仍然存在。 从这个角度说，有人提出的“亚洲式民主”的概念并不确切。我们可以说有印度式民主、日本式民主、新加坡式民主，但并没有所谓的“亚洲式民主”。从发展路径来说，民主是社会经济文化发展逐渐演变而来的产物，但是每个国家因为经济、社会结构、文化因素并不一样，所以产生的民主形式也并不见得相同。 一些亚洲国家民主的失败或困境，可以给中国提供反思的机会：一方面，民主建设不能因噎废食，不能因为这些国家民主的失败而否定民主，尤其是把民主一味看成西方颠覆中国的yīn谋，这是非常片面的。另一方面，中国需要思考自己需要一种什么样的民主，在民主化到来之前，中国需要做出哪些准备。民主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而政治体制必须符合自身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变迁。最重要的是，要理解民主的本质，找到符合自身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民主形式。 原刊于《国际先驱导报》2008年7月21日 中共党内民主与党政关系 近日中共中央颁发了《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下文简称《工作规划》）。这个文件的出台表明中共的反腐有了一个新开端，也就是要从制度层面入手来反对和遏制腐败。很长时间以来，中共的反腐运动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但党政官员的腐败也从来没有因为一波又一波的反腐败运动而有所减弱。从制度层面反腐的呼声早就存在，有关方面也曾经试验过反腐败的各种制度方法，但没有什么大的效果。不过，这次出台的各种制度措施要比以往的更具综合xìng和系统xìng。 中共的反腐败实际上是中共政治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如何防止党的各级领导层的腐败，尤其是第一把手的腐败，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共最大的政治关切，原因很简单，因为腐败会亡党亡国。上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强调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其重中之重就是如何防止党的领导层的权力腐败。因为中共是中国唯一的执政党，不存在有效的外部制约力量，而内部也缺乏分权、参与和制约机制，因此在一些地方，一党执政往往演变成一人执政。党的各级领导人经常居于全体党员之上，党的组织原则包括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等常常徒有虚名。一人执政不可避免地导致权力的腐败，权力的腐败又进一步导致经济和政治等各方面的腐败。 这次出台的《工作规划》的重点之一，显然是要通过党内民主来解决党的领导层的权力腐败问题。规划强调，要完善党的地方各级全委会、常委会工作机制，建立健全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地方各级党委常委会向委员会全体会议定期报告工作并接受监督的制度。去年中共十七大提出要实行党内民主，而《工作规划》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配合十七大，对党内民主的内容进行制度细化，只不过《工作规划》把党内民主放到了反腐和防腐的话语体系中。 须处理党政两套平行制度 但党内民主问题的提出绝对不能忽视与之密切相关的问题，那就是党政关系。党政关系是中国基本国家制度的主轴之一。党政关系历来困扰着中共领导层。党政不分、以党代政一直是中国政治的普遍现象。上世纪80年代中期，邓小平把党政关系的改革定为中国政治改革的一个主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当时有“党政分工”和“党政分开”等不同的提法，有关方面也进行了一系列很有成效的改革和试验。1989年以后，领导层不再提党政关系的改革，但并不是说这方面没有任何改革。从中央高层到企事业单位，党政关系实际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不管有怎样的变化，党还是居于政府之上。很多年来，中共一直强调要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但实际上是从革命党向行政党转型。究其实质来说，党是第一级政府，各级人民政府是第二级政府。 《工作规划》所展示的改革，如果能够实行，的确是党内民主的一大进步，但另一方面，它也必然影响到党政关系。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中，党的建制的扩大和党的功能的加强，经常意味着政府权力的削弱和职能的弱化。中共仍然面临着如何处理党政两套平行的制度体系及其领导班子关系问题。 从理想层面来说，党政应当分野：党管政治，政府管行政。政党应当履行政治责任，而政府的焦点则是行政效率问题。就是说，党权应当是政治权，不是行政权。一旦党权演变或者扩展成为行政权，党就演变成了直接行政组织。如果党只管政治，管重大问题的决策，而不涉及政策的执行，那么作为政策执行机构的政府仍可以有所作为。一旦党权演变为行政权，那么政府基本上只是一个辅助机构。这样就不可避免地产生诸多负面效果，包括政党政治功能的衰落、行政成本的增加、行政效率的低下和党政冲突的增加等。党政两套机构之间的冲突经常体现为两套班子之间的冲突，而两套班子之间的冲突又会体现为党委书记和行政首长之间的冲突。在同一级，党委书记和行政首长之间的冲突没有任何协调机制。因为两者都是上级任命的，只有上一级党委和政府才能加以协调。而上级各方面也不见得能够对下一级人事达成共识，很多人事纠纷往往会上升到中央。这是中国无穷人事纠纷的制度根源。经济社会利益的多元化必然反映到人事制度层面。可以说，如果没有制度上的改进，党政之间的冲突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甚。 从现实层面来说，在中国的政治体制内，以党领政不可避免。但以党领政不是以党代政，领政是对政府的政治领导和监督，而不是代替政府行使行政。如果说党内民主是为了加强党的领导，那么党政关系的改革也势在必行。 通过人民代表大会执政 如何改革党政关系？这里至少要涉及两个主要方面，一是党的机构本身的改革，二是党和政府的关系。党的机构要改革。到目前为止，从中央到各级地方甚至是农村的村一级和街道，党和政府是两个并行和重合的机构。在农村，甚至在村民委员会不再属于一级政府的情况下，党的机构仍然保持着强势状态。党的机构改革尽管从来就没有提出来过，但这是一个值得考量的问题。政府机构方面，例如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只到县一级，党方面能否可以仿效？党的机构是否必须和政府机构并行？在地方，党的很多功能能否让渡给政府行使，因为越到地方，各方面的事务就越体现为经济和社会xìng，政治xìng相应减低。 党政关系方面，笔者一直认为，党要通过人民代表制度来干预和参与政治。共产党不是西方制度下的议会党，因为它居绝对的领导地位，但这并不意味着共产党不能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来产生政府、监督政府和实行政府的轮替jiāo接。避开西方不谈，中共也可以从其他一些政党吸取经验。如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是通过把本党最优秀的人才送入议会来执政的。共产党也可以通过各种制度途径，把自己的优秀人才选入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而执政。 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执政不仅能够理顺党政关系，更为重要的是可以把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结合起来。党内民主很重要，但不能替代社会民主。党内民主是党的自我监督机制，尽管很重要，但还远远不够。要真正有效反对和预防腐败，还必须有社会的参与与监督。中共十七大提出了中国民主化的路径是要通过实现党内民主来引领人民民主。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来执政，这不仅是改革党政关系的关键，也是同时实现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的制度路径，更是中国反腐和防腐的基本制度路径。 原刊于《联合早报》2008年8月5日 中国的党内民主与政治安全 政治安全可以从多方面来理解，这里指的是政体安全（regcom security），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执政党长期执政问题。在西方民主社会，对执政党来说也有政治安全问题，但因为存在着民主规则，即使一个政党失去了政权，另外一个政党也会依据民主的规则来执政。政权的jiāo替和变化无论对失去政权的政党还是对社会都不会有太大的负面影响。但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就很不相同。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往往充满着血腥味，各党派为了取得政权，不惜诉诸各种非道德的甚至是暴力的手段。民主往往成为政治人物恶行的遮羞布。在非民主的发展中国家，政权的jiāo替则更糟糕。在那些国家，政权jiāo替往往是通过暴力革命来完成的。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都没有上述政体安全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就没有自己特色的政治安全问题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往往被很多人片面地理解成为只有经济改革而无政治改革。实际上，政治改革一直是中国的改革者所关切的问题，只不过是中国政治改革的目标并非要发展出一些人所理解的西方式民主。在中国，政治改革的首要问题就是政治安全问题。 邓小平在上世纪80年代初（1980年8月18日）的那篇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讲话，以及之后的一些讲话（如《老干部第一位的任务是选拔中青年干部》和《设顾问委员会是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过渡办法》等）中，尽管没有使用“政治安全”的概念，但“政治安全”可以说是邓小平的关切点和思考主题。尽管邓小平已经逝世多年，但今天重提邓小平仍然具有现实政治意义。这不仅仅是因为邓小平出自中国的政治体制，理解这个政治体制会出现怎样的政治安全问题，而且也是因为尽管邓小平之后，中国也有很多政治变化，但执政体制的总体架构仍然没有实质xìng的变化。也就是说，在这个架构内，中国仍然会出现邓小平所担忧的政治安全问题。 中共政治安全的三大问题 邓小平是总结了máo zé dōng时代的教训后得出这样的结论的。在邓小平那里，政治安全问题至少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主要领导人的专制，造成重大的决策失误；二是接班人问题，老一辈领导人不愿意“退出”或者“退而不休”，从而使得领导层得不到更新；三是第一把手的权力腐败。从80年代到现在，中共在这些方面都作了很大的努力，很多制度建设已经到位（尽管还有很多的改进空间）。集体领导体制已经得到确立，从而可以防止主要领导人的专断行为。退休制度的贡献最大，除了最高层领导人还没有退休年龄规定外，退休已经高度制度化，无论是执政党还是社会对此都已经有高度共识。但是在另外一些方面，尤其是防止地方一把手的权力腐败方面，所作的努力不是那么理想。虽然反腐败一直是执政党的头等政治议题，但腐败还是盛行不止。 要消除邓小平所担忧的政治安全问题，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更为重要的是，现在又有了新的环境和新的政治安全问题，这就是党内民主问题。党内民主在邓小平时代已经提出，但那个时代党内民主并没有成为执政党的重要政治议程。党内民主的核心问题就是政治竞争。在邓小平时代，政治竞争问题并不突出，因为那个时代还属于人们所说的“政治强人”时代。政治优秀人物或者政治人才的选拔在很多情况下依靠的是“伯乐相马”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24 章 式，而这个“伯乐”就是最高领导层。在这样的情况下，就不会出现严格意义上的政治竞争。 但现在的情况很不相同了。在很多年里，执政党把党内民主提高到头等政治议题。几年前的十七大更确立了要以党内民主推动人民民主的中国政治发展模式。但同时，执政党也一直在强调党内团结的重要xìng。党内团结，无论对执政党本身还是对社会来说，都非常重要。强调党内团结的重要xìng是因为党内存在着严重的不团结的现象。李源潮就任中组部部长后发表的第一篇重要文章，强调的就是党内团结的重要xìng。当代中国，无论是民族矛盾、宗教矛盾还是形式多样的社会矛盾都处于上升的趋势。很多人担心这些矛盾会升级。从最近这些年的发展趋势来看，这样的担忧并非没有道理。这就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班子来应对这些矛盾。如果党内不团结，非但应对不了层出不穷的矛盾，甚至还会导致重大的政治安全危机。 党内民主与党内团结的矛盾 党内团结更涉及中国的进一步改革问题。中共和一般意义上的执政党不同，不仅要执政，更需要推进改革。这就是“领导”最重要的含义，就是说，执政党要通过推进改革来实现其领导权。尽管中国的社会力量也在崛起，但现实地说，执政党还是唯一的改革主体。在改革方面，没有任何其他组织可以取代执政党。不过，也应当看到，执政党的改革能力有下降的趋势。一方面，来自社会的改革压力越来越大；另一方面，改革主体的实际改革能力在下降。例如，较之经济改革，中国社会政策的改革力度明显较弱。 同时，无论是党内还是社会，各种利益集团对改革的阻力也在加大。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维持执政党作为改革的主体变成了执政党非常严峻的政治挑战。很显然，如果执政党既不能改革自身，更不能领导国家的改革，那么就会有其他改革力量的崛起。 而执政党要维持其改革的主体地位，首要的任务就是要做好党内民主，通过党内民主确立党的领导集体在全党的权威，确立党中央对各级党组织的权威，确立党本身对社会的权威。 如何推进党内民主？党内民主的主体是党内竞争。在这方面，中共十三大做了一些尝试（主要是差额选举），十七大则已经走出了重要的一步，即把党内竞争引入到对未来领导层的选拔中。同时，这些年各级党组织也在加大党内竞争的广度和力度。但为什么党内竞争伴随着党内不团结的现象呢？党内很多人往往是因为“不服气”而走向不团结的。 如果说党内竞争不可避免，那么竞争规则的确立是重中之重。竞争的规则必须公正和透明。没有明文的竞争规则，潜规则就会大行其道。当潜规则主导政治竞争时，民主就会被滥用。如果民主被滥用，党内竞争不仅会导致党内的不团结，更会弱化执政党的整体能力，从而增加政治安全的风险。 最大的敌人往往是自己 在这些方面，有很多的历史经验教训。例如，人们可以从苏联、东欧共产党的解体中学到很多。苏东共产党曾经一度强大，因为缺少党内改革，这些党最后实际上变成了封闭的官僚利益集团，与整个社会相对立。另一方面，当党内的改革派发动改革时，党内又不存在民主机制。当党本身对改革没有共识，或者党内改革阻力过大的时候，改革派的改革势必造成党内的严重分裂。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苏东的共产党是自己打败了自己，自己推翻了自己。实际上，对共产党体制以及其他一党执政或一党独大体制来说，最大的敌人往往是自己。 中国本身也有这方面的经验教训。1989年六四事件也具有党内不团结的背景。党内的腐败导致了大规模的社会抗议运动，而党内民主的不健全又造成了党内的不团结甚至分裂。 很多年里，中共一直在强调执政党建设，希望借此达到长期执政的目标。同时，执政党也提出了“执政为民”的理念，来解决执政党和社会隔离起来的问题。可以说，党建原则和党建的目标已经确立，无论是执政党自身还是社会对此都有很高的认同，但问题是如何把原则细化为具体的政策和制度建设。中国是个转型社会，转型期本身就充满着很大不确定xìng。执政党对转型期的确定xìng负有最主要的责任，而要担负起社会转型的确定xìng，执政党自身就必须首先具有确定xìng。政治安全问题无疑是执政党确定xìng的核心。 原刊于《联合早报》2010年1月26日 中国的民主化及其限度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转型，中国也必须加快民主化进程。一个开放的经济体和一个日益开放的社会，要求一种同样开放的政治体制，这就是中国民主化的动力。从历史经验看，任何一个社会，当其社会经济发展达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必然产生民主化的要求。在民主先发生的欧洲是这样，在后发展中国家也是这样。从这个角度来说，民主具有普世xìng。民主政治首先发生在西方，然后传播到其他发展中国家，但这并不是说，民主属于西方。 民主化必须推进，但民主化是有限度的，泛民主化并不可取。泛民主化是后发展中国家的通病，是这些国家难以发展有效和高质量民主的一个主要根源。在当代世界，民主化往往成为很多发展中国家所追求的政治发展目标。在这些国家，无论是社会精英还是政治人物，一旦遇到问题，首先总想到民主，以为民主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不难观察到，在后发展中社会，人们往往把西方社会的政治发展史，理解成为一部民主化的历史，同时把一切美好的价值和民主联系起来，以为民主能够帮助实现各种期望的价值。（很长时间以来，西方社会产生了大量的从民主化视角来透视西方历史的文献，这个事实也强化了后发展中国家人们对西方民主的看法。） 很多价值并非要通过民主来实现 不可否认，民主制度是西方最重要的政治制度安排，民主化也贯穿了近代西方历史。正因为这样，西方民主也为很多发展中国家所学习。但是把所有好的价值和民主联系起来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很多在西方民主政治中所体现的价值，例如自治、分权和社会参与，也体现在其他制度安排上了。甚至在西方，这些价值在民主化之前就已经体现在其他制度安排上，或者说这些（其他）制度的存在推动了西方的民主化过程。 （在西方民主文献中，这些其他制度被归结为“传统文化”。）中国传统的制度安排，实际上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这些价值，尤其是分权。也就是说，从历史上看，人们所追求的很多价值，通过非民主的制度安排也是可以实现的。当然，不能把“非民主政体”解读成为“专制政体”。把人类政治史简单地归纳为“民主”和“专制”不符合历史事实。很多制度安排是技术xìng和中xìng的，并不能用“民主”和“专制”这样具有高度意识形态和道德的概念来解释。无论是民主政体还是非民主政体，都需要这些中xìng的制度安排，没有这些制度安排，就不能成为（近）现代国家。 再者，西方所取得的各方面的成就也并非用民主政治就能解释的。例如，很多西方学者发现，西方民族主权国家的形成和战争分不开，西方的工业、产业和商业组织文明是工业化的产物。即使在政治社会制度方面，近代国家的一些基本制度也已经在民主化之前建立起来了。尽管人们不能低估民主化对这些制度的影响（有积极的影响也有消极的影响），但很多制度的产生，和民主化并没有什么有机的关联。 这里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民主的边界问题。英国自由主义大家洛克著《政府论》，其主题是有限政府，就是说，政府必须有个边界。有限政府一直是西方民主最具有本质xìng的特征。在很长的历史时间里，西方民主只限于有限的政治领域。从这个角度出发，熊彼特给出了西方政治民主最经典的定义，即民主只是政治精英之间的竞争。西方之所以能够发展出有效的民主，和民主的有限边界有关。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西方民主的范围很有限，即精英民主。在政治领域，只有政治人物才是选举出来的，庞大的官僚体系也即文官不属于民主范畴。非政治化的、中立的官僚体制，是西方政治体系正常运作的制度保证。今天人们所看到的大众民主的历史还非常短，直到最近几十年，西方才开始谈论经济民主、社会参与、工厂民主和社会协商等等。不过，应当注意的是，这些诸多领域的民主和国家层面的政治民主处于不同的领域，不能把它们和政治民主混为一谈。 反观一些发展中国家，尽管也实行西方式民主，但民主的品质极其低劣，民主往往是和无秩序与暴力联系在一起。除了民主缺少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支持外，泛民主也是其中重要的根源。民主本来只是政治领域的秩序，但这些国家把民主的原则扩散和应用到社会、经济、文化和教育等各个领域。这一方面很容易导致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另一方面也使得民主的品质成为问题。 中国如果要实现相对高品质的民主，首先就必须给民主划定一个边界。很多现象表明，中国也开始出现泛民主化现象。很多人提倡学习西方民主可以理解，但他们对西方民主的本质并不十分了解。“民主”的词汇充斥媒体、社会话语和官方文件。因为被赋予了至高无上的道德含义，民主简直成了所有事物的形容词。泛民主化已经导致多种多样的形式化的民主，甚至是假民主。尽管中国还没有实现具有实质xìng意义的民主，但民主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一些官员的政绩工程，用“民主”来欺骗人民。 专业主义比选举重要 现实地看，很多领域并不适用民主，或者民主的原则不是最有效的。例如大学教授和研究所研究员职称的评审是不需要民主的，公务员的管理和其职绩的评估是不需要民主的，专业主义在法官的任命和管理上比民主更为重要。一些人说，中国除了村级基层民主，其他民主大都处于形式化。但即使是村级民主，也并没有实现当初开始时人们所给予的期望。当时人们以为民主（即选出村民委员会）可以担负起村的治理，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经过那么多年的实践，村级民主已经高度制度化，但光有选举民主看来并不能解决问题。现在人们认识到，民主并不见得能够达到村务的有效治理，有效治理需要具有专业化的人才，来促进地方的发展和提供公共服务。其实，无论在哪个层级和哪个领域，民主如果不能和专业主义相配合，那么只能仅仅是花样文章。应当看到的是，专业主义（professionalism）是所有文明进步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在很多领域甚至比选举本身还要重要。例如，如果没有专注于专业主义的文官制度或者官僚制度，就不会有西方民主。西方大学很民主，系主任大家轮流当，这是因为这里民主很不重要，专业主义至高无上。 今天的中国，无论是学界还是政界，一个逐渐形成中的共识是：中国需要民主，而民主必须是渐进的。就是说，问题不再是要不要民主，而是如何实现民主的问题。这个共识很重要。目标有了，现在重要的就是途径问题。就民主化的途径来说，一些人提出了增量民主的概念。经济上，中国的增量改革很成功，于是也想把此应用到政治民主化领域。但增量民主的概念同样有问题。需要讨论和界定的是什么领域的民主。增量民主并不是说在所有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领域都可以逐渐增加民主的量，最后促使所有这些领域的民主。有效的增量民主首先必须界定增量民主的领域。 除了边界问题，民主还有一个体现的形式问题，如选举、协商、参与等。人们还需要考量什么领域应当实行什么形式的民主这个问题。对很多人来说，民主只是选举或者票决，但并没有认真研究选举和票决对总体制度的影响。实际上，在没有建设好现代国家制度之前，过早引入政府票决民主和地方选举民主，会带来意想不到的负面效果。这可从现有的村民选举中总结一些经验出来。村民民主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应当好好总结，因为它们反映了选举民主所能出现的变形。例如，在家属势力很大的乡村，民主实际上是有名无实的。民主规模过小，就很容易被cāo纵。再者，选举出来的机构如何与党的机构共处。因为村民委员会是选举出来的，党支部成员不是选举出来的，前者的合法xìng远远大于后者。这在其他行政层次也是一样的。如果各级政府是选举出来的，而各个党委不是，那么党政之间的冲突也会变得不可收拾。 民主先后顺序兹事体大 同样，从纵向看也是如此。如果下级政府或者党委是选举出来的，而上级却不是，那么就会出现合法xìng下沉的现象，下级政府和党委的合法xìng远远大于上级，那么上、下级之间的冲突会变得不可避免。也就是说，如果票决民主先从地方进行，就会加速中央权威的衰落。地方选举表明地方权力机关的权力来自选民，而非上级政府。在地方政府是由选举产生的，而上级政府不是的情况下，会发生什么？很清楚，就是上级政府权威的急剧下降甚至丧失。把它放大到整个国家，如果地方民主在先，国家民主在后，那么国家的统一就会变成一个大问题。 因此，票决民主先要在党内进行，主要解决党内责任制问题和权力jiāo班问题。票决民主会强化中央对地方的合法xìng和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25 章 权威。如果选举民主从中央开始，则有利于制约地方权力，防止地方主义的崛起。同样道理，如果选举民主从党内开始，那么党对政府的权威就可以得到确立。 在各级地方层面，可以大力推进参与式和协商式民主。地方可以先行参与式和协商式民主。在这方面，民主具有更为广泛的内容。选举式民主主要是为了产生地方组织或者说地方的接班人问题（或者权力继承问题）。一旦在地方放开选举，就很难产生一个有效的政府；而参与式和协商式民主是为了改善现存地方政权。预算公开、决策过程公开、公民社会建设，等等，都是地方民主的内容。在这方面，地方民主可以大有作为。 当然，在民主问题上，要讨论的问题很多。这里举例只是想说明，在很多问题还没有研究得很透彻的情况下，匆匆忙忙地到处引入民主，就会导致泛民主主义。泛民主主义如果不能得到有效阻止，就会导向民主的庸俗化。庸俗化的民主是真正有意义的民主实现的有效阻力。当人们用“民主”作为幌子行不民主之时，真正的民主就难以实现。在泛民主主义已经开始出现的时候，提出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有助于更快更有效的民主化。 原刊于《联合早报》2011年3月22日 中国不是阿拉伯世界 阿拉伯世界发生了被称为“茉莉花革命”的一连串事件。西方世界在关切阿拉伯世界的同时，似乎并没有忘记中国。实际上，从媒体聚焦的深度和力度来看，对中国的关切甚至多于对阿拉伯世界的关切。为什么会这样？ 不同的人对中国的关注出于不同的背景。一些人关注的是这样一种假设：阿拉伯世界所发生的事，已经对外在世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果中国发生类似的情况，会产生怎样的外在影响呢？无疑，较之阿拉伯世界，中国在世界事务上的影响更大。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经济体的内在一部分，甚至已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最大的驱动力。在中国事务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不再是旁观者，而是利益相关者。出于对自己利益的关怀，他们关心中国的发展。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些人并不希望中国发生类似阿拉伯世界的事情。 不过，也的确有些人希望中国发生类似的事情，并且要尽力推动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苏联东欧剧变之后，很多人一直期待着中国发生类似的事情。前些年，每当有国家发生“颜色革命”，他们都会把中国带入其思考的空间。一些人甚至总是在预测中国什么时候会发生类似的事情。在这个群体中，不同的人也有不同的动机：一些人希望中国进行政治变革和民主化，一些人对现状极度不满，一些人恐惧于中国的继续崛起。 中国有不同的制度背景 不过，中国不是阿拉伯世界。虽然光从一些社会现象来看，中国和阿拉伯世界的确有一些相似的地方，如社会不公平问题、收入差异、腐败、大学生失业或就业不足等。（应当说，所有这些现象都值得中国关注。如果不能解决这些问题，中国就会面临不稳定的严峻挑战。）但因为中国和阿拉伯世界具有不同的制度背景，它们所能导向的结果是很不相同的。 首先应当指出的是，那些相信中国会步阿拉伯世界后尘的人，大都是从简单的意识形态来看问题的，这个意识形态的核心就是民主，并且是西方式的多党制民主。民主先发生在西方，也早就成为西方意识形态领域的核心。西方社会在很多方面都特别强调“多元”，如经济多元、社会多元、宗教多元和文化多元等，但就是在政治制度问题上只容许“单元”，就是单线的历史发展观，即所有政治制度都必然走向西方式民主。早就有学者宣称西方式民主是“历史的终结”，尽管历史的现实并非如此。客观地看，现实世界中所存在的众多政治制度，并不是简单的“民主”与“专制”或“非民主”所能概括的。那种把世界简单地划分为“民主”和“专制”，并且进一步简单地认为“专制”必然向“民主”发展的理论，已经远远不能解释现实世界了。 西方过度地从西方的观点来看中国，也希望中国朝着西方所期望的方向发展，这导致很多人忽视中国本身到底在怎样发展，以及发展出了什么样的制度。决定中国命运的正是中国本身的发展，和其所发展出来的制度模式，而非外力。要理解中国为什么不是阿拉伯世界，就要看这些方面，而不是从任何西方的概念和理论出发。 说到中国和阿拉伯世界的不同，很多人会强调中国在过去三十多年的高速经济发展及其关联的社会发展。这些因素当然很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政治制度因素。阿拉伯世界也曾经有很不错的经济发展成就，一些社会远较中国富裕，但是其政治制度僵化不变，很难适应变化了的社会经济的发展，最终导致今日的局面。一些相信中国会阿拉伯世界化的人，其错误就在于把中国的政治制度和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制度等同起来。而这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上面提到的，这些人简单地把世界划分为（西方式）“民主”和“专制”两个阵营。实际上，正是中国的政治制度把中国和阿拉伯世界区分开来，也使得中国不会出现阿拉伯世界所出现的情况。 中国政治制度的巨大变化 很显然，如果从西方多党民主的角度来看，中国的政治制度确实没有实质xìng的变化。应当指出的是，正是从这一西方观点出发，很多观察家并不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有过任何有意义的政治改革。 事实情况怎样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制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只不过这些变化并不是西方式的。不管人们评价如何，正是这些政治制度上的变化，使得中国有能力适应和消化社会经济变革以及转型所带来的各种变化。 那么，中国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呢？官方的意识形态并不能帮助人们获得有关中国政治制度的实质xìng的知识，一切要从中国政治制度的实际行为出发。因为政党制度是中国政治制度的核心，人们进而要从认识这一政党制度入手。 简单地说，中国已经演变成为一种一党主导下的开放型政党制度。第一是开放。开放最重要，任何一个政治制度，如果不开放，就必然表现为排他xìng和封闭xìng。只有开放，政治才具有包容xìng。政治上的开放xìng，在西方是通过外部多元主义，即多党政治来实现的。理论上说，每一种利益都能够找到代表其利益的政党。在中国，因为没有多党政治，不同利益是依靠内部多元主义来实现的。内部多元主义表明了政党的开放xìng。社会上产生了不同的利益，执政党就向它们开放，把他们吸纳到政权里面，通过利益的协调来实现利益代表。 中共多年来致力于从一个革命xìng政党转型成为执政党。在革命期间，政党要强调依靠一些特定的阶级和阶层，但作为执政党，它必须依靠所有的阶级和阶层，才能拥有最广泛的社会基础。中共的转型不可说不快。上个世纪90年代，随着民营企业的崛起，中共成功地解决了民营企业家加入执政党、进入政治过程的问题。面临迅速崛起的社会组织和新兴社会力量，执政党现在又开始强调社会管理，致力于通过吸纳更多的社会力量来扩展执政的基础。随着社会基础的扩大，党内民主的需求也日益增长。这就是这些年来执政党在不断强调党内民主重要xìng，并寻找多种形式的党内民主的原因。 这种内部多元主义基础上的政治开放xìng，其有效xìng并不比其他任何制度低。阿拉伯世界基本上既无外部多元主义，也无内部多元主义，多数政权表现为封闭xìng，由一个家族（君主政权）或者少数几个家族长期垄断政权，统治国家。即使在民主国家，如英国、美国和日本，国家政权也经常被几个政治大家族所垄断。从统计学角度来看，从社会底层进入政治领域的人数，中国远远超过民主国家。共产党统治不是家族统治，这使得共产党更具有群众xìng。 第二，同样重要的是中国解决了精英阶层更替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说，西方民主的本质是通过定期的选举，解决政治精英的变更。在民主政治产生之前，暴力往往在政权更替过程中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这种情形在中国传统社会也存在了数千年，所谓的“革命”就是“改朝换代”的意思。改革开放以来，尽管中国拒绝走西方式的民主道路，但已经发展出非常有效的精英更替制度。 这要归功于邓小平。邓小平确立了两种相关的制度：一是领导人退出制度，即退休制度；二是人才录用制度，从社会的各个领域录用人才。现在这个制度从基层到最高领导层已经高度制度化。更为重要的是，因为年龄的限制（即任何一个领导人一旦到了规定的年龄，就必须从相应的职位上退下来），各个阶层精英更替的速度，不是其他任何一个制度所能比拟的，包括民主制度。尽管年龄规定的“一刀切”制度在外界看来，甚至已经到了不合情理的程度，但的确产生了诸多积极的政治效果。 这个体制的优势是很显然的。首先，它避免了个人专制。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一是内部多元主义所形成的“党内民主”，或者党内集体领导制度。中共党内高层之间的制衡，远比民主国家厉害。在美国，一旦当选总统，经常拥有“帝王般”的权力；而中国领导层中，在强人政治时代过去之后，再也难以出现这种“帝王般”的权力者了。二是限任制。现在一般情况下，领导层包括总书记、国家主席、总理和其他重要职位，至多是两个任期，即十年，这和西方的总统制并没有什么区别。很显然，限任制是对个人专制的一种有效制度制约。就是说，中国尽管没有西方式民主，但也找到了同样的甚至更有效的方式，来保证不会出现个人专制。但在阿拉伯世界，普遍的现象就是个人专制，无论是君主制国家还是具有现代政党制度的国家。当一个人或者一个家族统治一个国家数十年的时候，就会弊端丛生，令社会不可忍受。 中国政治制度具有强大动员能力 其次，中国的政治体制使得政治更新异常迅速，政治能够有效反映代际的、因此也是利益的变化。较之其他任何政体，中国政治体系的一个显著现象就是官员流动速度非常之快。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官员离开其任职的岗位，也有同样多的官员进入这些岗位。这种快速的流动尽管也出现了一些弊端，但不可否认的是，它能够更加有效地反映时代的变化。 第三，中国的政治制度具有强大的政策动员能力，从而促成政策的及时变化。从理论上说，多党制国家政策变化的阻力应当比一党制国家的为少，因为政策可以随着政党的轮替而变化。但事实上不是这样。越来越多的民主国家，无论是西方发达的民主还是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反对党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忠诚”的反对党，而是为了反对而反对。在这样的情况下，具有实质xìng意义的政策变化非常困难。 中国则不然。如果西方式民主更多地表现为政权轮替，那么中国则更多地表现为政策“轮替”。尽管中国社会经常抱怨执政党政策变化缓慢，但较之其他政体，中国的政策变革速度还是相当快的。只不过，在民主国家，人们可以互相推卸责任，而在中国，执政党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再到本世纪，中国实现了数次重大的政策转型。看不到执政党的政策动员能力，就很难理解中国这些年来的巨大变化。 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的制度不存在问题；相反，中国的制度面临着很多非常严峻的挑战。想说明的一点是，包括西方式民主制度在内，所有制度都在面临挑战。任何一种制度，如果不能随着社会经济的变化而变化，就会发生危机。没有一种制度是终极的，可以终结世界历史。所有制度都要在变化中求生存和发展。 尽管中国的政治制度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在很多方面仍然有巨大的改进和改善空间。但是要认识中国，并不能用任何西方的或者其他别的概念和理论来理解中国，用西方或者其他的价值来评判中国。如果这样，既无助于理解已经发生的变化，更无助于看到所存在问题的本质，要谈解决问题更不可能了。这一最简单不过的道理，却往往被人们有意或无意地漠视。 原刊于《联合早报》2011年3月19日 第八部分 政治改革的基本议程 政治改革，改革什么？ 人们期待新的领导层产生，往往并不是想看到几张新的面孔，而是希望新人新政策，给国家带来新的气象，给人民带来新的希望。很多人对十六大新领导层就是这样希望的。笔者曾经多次提到，十六大确定的基本上只是经济路线，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政治改革尽管也有所涉及，但只处于一种从属的地位，即政治要为经济建设服务。但无论党的高层是否意愿，政治改革还是中共十分需要的，如果中共要与时俱进，就要随时在政治层面改革制度，否则就会出现生存危机。 那么，什么样的政治改革是有可能的呢？或者说，政治改革能够改革一些什么呢？不能说中国的政治改革从来就没有进行过。从80年代到现在，尽管政治制度的总体形式并没有什么实质xìng的变革，但很多方面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谁也不会否认，今天的政治制度和80年代的相比，至少从量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在政治改革上，党的领导层一直在打外围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26 章 战。80年代中期，高层曾经想打一仗改革政治制度的核心战，即党政分开，但以失败告终。从那以后，高层在政治改革方面变得极其保守，从来不敢触及政治改革的核心问题。但同时，改革又不得不进行，于是打外围战成了高层的一贯做法。 外围战侧重于几个大的方面。首先就是国务院系统的机构改革，它是以国家机构的理xìng化和提高政府运作效率为目标的。几乎每一任新总理都会拿国务院系统开刀，经过几轮的“手术”，这方面的改革已经走到了尽头。特别是经过朱基1998年的改革之后，无论在精简机构和人员还是在官僚组织合理化方面，今后再也难有这样大幅度的改革了。 第二方面就是所谓的技术官僚运动，就是把年轻的、受过高等教育并且有良好政绩的官员录用进中共领导层。这个运动是相当成功的，十六大产生的中央委员差不多都具有大专以上的学历。但是，这个运动的局限xìng也是很明显的。年轻和高学历等因素并不能保证国家政治的进步，尤其不能保证执政党本身的长治久安。这些新官员比没有文化的人对党更忠诚吗？不见得。他们就会自我克制腐败或者少腐败吗？更不见得。即使所有的政府官员全部具有博士学位，没有制度上的保障，他们也还是要表现人xìng恶的一面的。 第三方面就是法制或者法治建设。这方面较之前面两方面更接近政治制度的本质。法治建设是中共十五大所定下的目标。但是，这个目标有没有实现呢？答案是很显然的。当然，人们不可能希望在一代或者两代人的时间内把中国建设成一个法治社会。问题在于，在缺乏党本身的改革的前提下，建成法治社会有没有可能xìng？中国的法律条文越来越多，法律体系也越来越复杂，但国家是否已经成了法治社会？法治的建设有没有遏制腐败？官员腐败的情况为什么越来越严重？毫无疑问，在党没有改革自身的情况下，法治最多也就是领导人用法律手段来治理国家。除非法律能够管制党本身（不仅是党员而且是党的所有领导人），否则法治社会永远会是一句空话。 第四方面就是政府之外的民主化，即农村的村民自治运动。这个运动从1987年开始发展迅速，起初人们给以非常高的期望，认为这可以成为国家民主化的起点，但现在可能很少有人会这样想了。村民自治本身是个很好的民主试验，但已经走到了尽头，原因也在于没有党本身的改革。尽管说是村民自治，但党从来就没有放弃对农村的管制。既想让农民自治，又想对农民进行政治控制，这两者不见得是一对矛盾，问题在于党本身没有改革，不知道要和村民自治组织建立一种什么样的制度关系。这样，不仅村民自治本身有问题，更不能希望村民民主能够一级又一级地往上提升。 现在，该打的外围战都已经打了，这些外围战的优劣之处也已经显然。一句话，没有下一步党本身的改革，这些外围战不仅不能深入到问题的核心，而且还有可能前功尽弃。各方面的迹象都在呼吁党本身的改革了。 “三个代表”等新概念的提出，至少预示着领导层有改革党本身的意愿。但是有这些意愿并不意味着党本身改革的可能xìng。人们并没有期望共产党能够开始国家的民主化，但是也并不希望党只是在意识形态说教方面改头换面。如同国务院系统的机构改革，党至少可以着手进行党的机构改革，党的机构理xìng化了以后，才会有可能调整党和政府（全国人大和国务院）的关系，才可以调整党和社会的关系。但是目前看来，即使是这些最基本层面的改革，对党来说似乎也存在着不可逾越的困难。 原刊于《信报》2002年12月31日 党的改革是政治改革的核心 最近一段时间，有关中共将在十六大来临之际加快政治改革的消息不绝于耳。每次党代会之前，人们都会产生类似的期望。对如何进行政治改革，人们的观点不尽一致，有强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改革的，有强调国务院机构改革的，有强调实行自下而上的民主化的（特别是在乡镇一级的直接民主），也有强调把依法治国作为政治改革核心的。所有这些方法都不无其合理xìng，但都没有涉及政治改革的核心，即党的改革。 党的改革是政改的核心，这一观点可以说始于邓小平。邓小平1982年那篇著名的论述政治改革的讲话的题目就是《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应该说，邓小平看到了中国政治改革的核心问题，即党的领导体制和国家领导体制以及这两者关系的改革。邓小平也努力这样去做。在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主导下，1987年的十三大将政治改革提到议事日程，强调党本身的改革和党政分开。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场政治改革很快就流产了。 受六四事件和苏联、东欧共产主义垮台的影响，邓小平本人把注意力集中到了经济改革上。在此之后，整个jiāng zé mín时代中共的核心任务就是经济改革。其间，高层也经常提到政治改革和民主化等字眼，但不可否认的是，所有可以称之为政治改革的举措都是侧重于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而非党的领导体制的改革。实际上，在80年代党的领导体制改革失败之后，党的改革已经从中共政治议程中消失了。 事情已经变得显而易见，党的领导体制不改革，不仅国家领导体制所取得的成果得不到保障，而且还会阻碍中国整体的政治进步。这种阻碍作用表现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各个方面。 第一是全国人大制度的改革。自80年代以来，无论是人大制度本身还是其立法权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因为没有党的改革，全国人大系统的进一步发展已经受到阻碍。首先是全国人大和党中央两个权力机构之间的关系。全国人大不能独立于党中央，没有自治xìng。只要人大是党中央的附属品，人大的制度建设就很难有实质xìng的进展。其次，党还是凌居于法律之上。全国人大在完善国家的法制体系上不遗余力，高层本身也在1997年的十五大上把法治作为中国政治发展的核心，但只要党高居法律之上，法治国家只能是空谈。 第二是国务院的机构改革。国务院的机构改革对国家制度的改革极其重要，这方面的改革从赵紫阳开始一直没有停止过。特别是在朱基当总理以后，机构改革（或者说机构合理化）可以说已经走到了一个新的顶点。国务院机构改革的再进步显然也取决于党的改革。和全国人大一样，国务院的权力也高度受制于党中央。国务院和党中央的很多机构是重叠的，国务院所有重要的政策都要经过党中央机构的制约。在国务院权力高度从属于党中央的情况下，其行政权的效率就得不到保障，所谓的机构有效xìng也是空谈。 第三是自下而上的民主问题。中国的地方（村一级）直接选举从1987年开始，至今已经走过了十几年，其进步已经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从前几年开始，外界就希望这样的直接选举能够从村一级提升到乡一级。但是期望还只是期望，原因在于党的制度没有改革。缺少党的改革，中共就担心地方选举会削弱党的领导权，甚至使党失去对地方事务的领导权。当然，地方民主得不到提升和中共高层没有总体的民主化改革的计划也有关系。没有理由相信在党的体制改革取得成功之前，地方民主会得到实质xìng的发展。 第四，党的改革甚至已经影响到国家的经济改革。这一点鲜为人知。人们总以为经济改革只和政府改革有关，即所谓的政府和企业的关系问题。但是实际上，中国的经济改革问题已经成了党和企业的关系问题，特别是在国有企业问题上，尤其如此。国务院机构改革后，政企分开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党却牢牢控制着企业。要知道，数千家大中型国有企业的老板是中共中央组织部任命的，几百家最大的国企老板甚至是由政治局任命的。只要这种局面得不到改变，国有企业的改革如何深化？ 最后，党的不改革更是成为政治腐败的最终根源。jiāng zé mín在1997年的时候曾经表示要花五年时间解决政治腐败问题。这五年来高层的确在反腐败方面有诸多的努力，但是党内腐败却越来越甚。究其原因，也是党本身缺乏改革。党高踞于法律之上、党和经济的关系、党不受其他机构的任何制约，等等，都是政治腐败的根源。中共高层一直强调腐败会亡党亡国，实际上党如果不改革，将会是亡党亡国的最终根源。 高层已经提出了“三个代表”的理论，希望以这个理论为起点来改革党，外界也是这样认为的。但是不仅有关党的改革的设想还远没有达到80年代的程度，“三个代表”理论本身也还停留在意识形态的层面。党的改革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客观上的压力，但党如何改革还是一个未知数，甚至连党的改革能否成为中共十六大的主议程也是一个未知数。 原刊于《信报》2001年1月8日 党政不分就不会有利益代表 今天，几乎所有老牌政党都处于全面的危机之中，无论是民主国家还是非民主国家都是这样。全球化、非政府组织和市民社会的兴起等，都对传统政党所扮演的角色提出了挑战。当非政党的政治社会组织能够履行传统上政党所履行的功能的时候，政党的衰落就不可避免了。 中国共产党也面临着深刻的危机，要不然，党的高层也不会面临巨大的党内反对力量来容许资本家入党了。不过，共产党和民主国家的政党危机显然不可同日而语。中国没有正式的党外政治反对力量，非政府组织和其他形式的市民社会力量并不很强大，就是说，中共并不面临政治反对派和其他社会组织的挑战。如果说民主国家政党的危机与政党之间、政党和其他社会组织之间竞争利益代表相关，那么中共面临的则是能否以及如何代表社会经济利益的问题。 中国发展到今天，社会经济利益急剧分化，中共不可能像从前那样光靠组织的武器来统治国家，而不用考量利益代表问题。尽管因为一党执政，没有其他任何替代政治力量，中共没有像民主国家那样的利益代表竞争者，但仍然存在着利益代表的问题。很简单，如果不能代表社会经济的利益，党就会失去和社会经济力量的相关xìng，从而产生更为严重的统治合法xìng问题。近年来，“三个代表”理论和容许私营企业家入党都是在这个政治背景下提出来的。 尽管中共高层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xìng，并且正式提出了要代表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但这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要具体落实代表的问题。这不仅仅是一种提法的变化、一种意识形态的变化，更重要的是一种代表机制的变化、一种制度的变迁。在这方面，中共还面临着几乎是不可逾越的困难。但只有克服这个困难，中共面临的代表危机才能解除。 在很多种类的困难当中，最重要的是中共本身的定位问题。定位问题不是指中共是否会容许其他政党的出现（提这样一个问题现在还为时过早），而是指中共是把自己当做政党还是政府来使用的问题。 尽管是一个政党，并且是唯一的政党，但中共在很大程度上并没在履行一个政党应当履行的功能，而是在履行政府的功能。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现象。一个政党最重要的功能就是代表社会的利益，无论代表谁的利益，“代表”是党的立命之本。一个政党如果能够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那么它就有权利组成政府，把党的意志转化成为政府的政策来影响社会的利益分配。这就是利益代表的实现。 从这个角度来说，共产党应当是政府和社会之间的中介。党的一面应当是人民，而另一面则应当是政府。人民政党政府应当是个有机体。一方面，党是人民的一部分，时刻把握社会的需要，与时俱变，与时俱进；另一方面，党又代表人民在政府中运作，不断调整政府政策，来满足人民的需要。只有这样，党才会立于不败之地。 但现在共产党的定位是：党政府人民。党和政府在人民之上，党又在政府之上。党甚至把自己当成一级政府来使用，而把政府当做二级政府。这样就产生了一些致命的后果。第一，中国只有行政，而没有政治，无论是党还是政府都在行使行政。很多年来高层都在讨论“讲政治”，但目的是为了服从党中央，为了反腐败。最大的政治则没有人讲，即如何代表人民的利益。第二，政府抓行政，党也抓行政，互相制衡，使得真正的政府行政没有效率，很难面对众多的社会问题。第三，更为严重的是，党和人民没有有机的联系。党的干部和政府的官员本来应当是分工不同的。党的干部应当是社会的政治精英，应当是人民的一部分，而政府官员则应当是专业技术精英，专长于政策的执行。而在现在的中国，干部和官员之间没有任何的区别，两者的录用方式没有什么两样。 所以，从表面上看，党什么都在朝好的方向发展：党员干部的教育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专业水平有了提高，并且越来越年轻了。这种趋势不仅能迷惑外国的研究者，而且也会迷惑中共高层本身。这几年有关中共人事制度的改革也在继续朝这个方向前进。但同时，党在面临许许多多新的问题。教育程度、年轻化和专业化并没有能从制度化方面解决中共面临的转型危机。明显的例子就是腐败。腐败并没有因为所有这些变化而有所好转，相反，情况越来越严重。要知道，所有这些所谓的积极的变革都是挽救不了党的衰退的。台湾的guó mín dǎng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27 章 就是一例。 “三个代表”已经提出，但要挽救振兴党，就要有制度的转型。最大的转型就是党要把自己从政府转型成为真正的政党，而这个转型就是要使党真正成为人民的一部分。 原刊于《信报》2002年5月14日 高官问责与中共新政治文化 总理温家宝最近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对中石油川东钻探公司去年12月井喷事故、北京密云县今年元宵灯会人员伤亡事故和吉林省吉林市中百商业大厦特大火灾事故作出处理决定，同意中石油公司总经理引咎辞职。随后，密云县县长和吉林市市长也先后辞去职务。这些举动已经受到海内外的注意，可说是一片叫好声，认为这是高官问责制的开端。 无疑，这些举动和胡锦涛、温家宝新领导层所要树立的“亲民”形象是一致的。高官问责的做法是从“非典”事件中北京市市长孟学农和卫生部部长张文康辞职开始的。当时很多人认为这样做可能是出于来自国内外的政治压力，只是一种权宜之计。不过对上述事件的处理方式表明，高官问责不仅延续了下来，而且开始体现在制度层面。随着这些事件的发生，中共中央的《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也随之开始实施。 高官责任制可以说是国务院机构改革的延续。中国政治改革的重点一直是机构改革。从70年代末期到现在，国务院机构改革已经经历了二十多年，其中，以前总理朱基1998年的改革最为激进。尽管朱基的机构改革并没有像当时所设想的那样得以完成，但经过那次改革，中国大体上确立了一个合理的官僚体系，来适应全球化和市场经济的需要。就是说，大体的构架已经定型，除了进行一些逐步的调整以外，机构不可能无限度地精简下去了。 但这不是说，国务院系统的改革就已经完成了。温家宝新政府形成以来，机构上的调整并不大。如何深化改革？温家宝显然已经找到了新的改革动力。机构改革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合理和理xìng的构架，是“硬件”。有了这个硬件之后，还需要“软件”，即新的行政文化或者官僚文化。没有这样一种文化，无论有怎样的“硬件”，行政体制的有效运作还是不可能的。从这个方面来说，培养一种新文化和机构改革一样重要，但比机构改革更困难。 不过，在中国的政治体制内，人们对能否建立一种真正行之有效的高官问责制不可以抱太高的希望，因为新领导层在这样做的时候，面临着很大的制度xìng制约。从世界各国经验来看，我们可以把高官问责分为三个互相关联但又较为独立的方面，即行政责任、政治责任和法律责任。 目前，温家宝政府所能做到的也就是行政责任。大多辞职的都是政府官员，即部长、市长和县长，他们不是党委书记。党委书记是实际上的一把手。当事故发生后，各级党委书记又是如何呢？至今还没有党委书记负责的例子。中国尽管有些选举，但所有重要的干部都是上级任命的。下级政府官员应当负责，那么党的上级官员要不要负责？从更深一层意义来说，要不要实行政党责任制？中国是一党执政，没有反对党来监督和制约，但这并不是说，执政党不用负任何责任了。党的官员以及党所任命的官员有责任，那么执政党有没有责任呢？答案是显然的。只有当各级党委对事故负责的时候，只有当执政党也成为责任的一部分以后，政治责任制才可以开始。很明显，政治责任制还远远不能提到议事日程上。 法律责任也还很遥远。党政官员如果触犯法律如腐败、渎职等，当然要负法律责任。但如果是责任事故呢？有没有因为重大责任事故而辞职的高官进入法律程序的？至今在高官中间还没有出现。一些事故造成很多人的死亡，可是这些事故从来就没有进入法律程序。没有法律作为最后的制度根据，高官问责制就不牢靠，因为只有法律才是各种制度的最后依托。 要培养一种高官问责的新文化，必须从所有这些制度面入手。行政责任制可能是个出发点，因为从目前的情况看，要和其他两个方面一起来做没有现实xìng。这里有两个现实的原因。第一，中国尽管已经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型到国家规制型（regulatory）体制，但是这个体制还远非完善。从很大程度上说，这个转型只是在观念层面上已经完成，从体制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例如很多事故的发生，常常是因为厂房设备不够标准，这既包括某一“产品”的质量，也包括管理该“产品”的条规。这实际上和行政责任并不相关，光凭行政责任制是解决不了这些问题的，需要更为基本的规制建设，而中国的规制建设还很落后。 从政治方面来说，名副其实的责任制需要民主政治来配合。现在所实行的体制基本上还是一种只向上而不向下负责的体制。这些官员的辞职或者是因为上级领导的决定，或者是受上级领导的压力。有多少辞职案例来自官员的“自觉”？来自上级的压力是因人而异的，一些领导这样做，另一些领导也有可能不这样做。来自上级的压力也经常受其他因素的制约，如关系网络的影响。如果和上层关系好，那么就不用履行责任。这种案例在中国屡见不鲜。 一种新政治文化的形成需要自下而上的压力。没有一种能够保证官员向人民负责的机制，各级官员就不会有有效的动力机制向人民负责。这种机制的出现只有靠政治改革才能达成。 原刊于《信报》2004年4月25日 四中全会与党、政、军关系的变化 十六届四中全会的主题尽管是如何提高执政党的执政能力，但外界最关心的乃是jiāng zé mín辞去了他的最后一个职务，即中共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因此集党（总书记）、政（国家主席）、军（军委主席）最高权力于一身。集三权于一身并非新鲜事，因为之前的jiāng zé mín也是这样做的，但是，这次完成三权一身的权力jiāo接的意义却是非凡的，这不仅在于其深化了权力jiāo接班的制度化，而且还促进了党军关系或者军政关系的变化及其制度化。简单地说，中国的军政关系正逐渐向美国模式靠近。 在党政军三权一体中，人们往往只强调党军关系而大大忽视了军政关系。在大多数观察家看来，这种关系的核心就是中共的传统，即党指挥qiāng，党对军队的绝对控制。这一点当然并没有错，只要中共是唯一的执政党，这一点不太可能会改变。但是如果考量到这三权一体中的军政关系，那么就可以看出其中所包含着的制度合理xìng了。 首先一点就是三权一体体制的制度化。jiāng zé mín曾这样做，现在胡锦涛也这样做，相信胡锦涛之后的继承人也会继续这个惯例。当然最理想的就是军委主席这个职位和国家主席有机地联系在一起，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过了一段时间才合在一起。这里的逻辑在于：执政党的总书记是当然的国家主席，而国家主席就是当然的军事首脑（现在的名称是国家军委主席）。尽管这个逻辑还没有完全制度化，但已经包含在jiāng zé mín以来的中国政治实践中了。 在先进国家，军队是国家的军队。党不是直接掌管军队的，而是通过掌握政权，组成政府来掌握军队的。中国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形成了特殊的党军关系，即军队属于党。但是，随着国家政治制度的现代化，军队必然最终要成为国家军队。但党又要控制军队，怎么办？这要求党寻求制度途径，通过政府来控制军队。由国家主席（政府首脑）来控制军队就是最好的制度途径。如果这种转型能够完成，中国的军政关系就可以和世界先进国家接轨了。从现在的发展来看，这种转型似乎已经开始。现在是国家的军事委员会和党的军事委员会并存，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制度形式已经存在，取决于强调的是哪一个方面了。随着改革的深化，如果能够把重心从党的军事委员会转移到国家的军事委员会，而国家主席又是当然的国家军委主席，那么制度的理xìng化就不成问题，党、政、军之间的关系也就可以理顺了。 其次，四中全会后的中央军委组成明确体现了专业和职业精神。除了胡锦涛主席是文人外，其他的都是职业军人。专业化一直是从邓小平到jiāng zé mín的中共领导层所追求的目标，在各个方面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军务由职业军人来管理，但军人和政务相对分离开来，军人不干预政务，这些原则在近年来开始体现在制度上。在1997年中共十五大上，随着刘华清将军从政治局常委退出，中共高层不再有军人代表。十六大也是这样，可以期望这个实践以后会继续下去，直至最后变成制度xìng的规定。 这次调整后的中央军委，委员的人数有很大的增加。人数不是最重要的，它是可以变化的，重要的是这些委员来自各军兵种。这个变化一方面反映了当前中国所面临的实际问题，主要是台海局势紧张，军队必须随时准备好突发事件；但更为重要的是它反映了有关军事决策模式的变化。以往，各军兵种直接听从中央军委的领导，不能直接参与最高层的军事决策。这样做强调的是党对军事的直接控制，但也会出现问题。一是协调不够，各军兵种的利益不能反映在高层的决策中，一些决策也就难以协调各军种之间的事务。这也是海外学者担心中国军队中流行地方主义和部门主义的原因。同时，因为没有参与，高层决策也难以反映军方职业军人的专业观点。四中全会的这种变化应当说为军人的专业观点影响高层军事决策提供了一个制度化的途径。 无论是国家主席统领军队，还是军事的职业化和专业化，中国的军事体制似乎在向美国模式靠拢。人们最为担心的是，这些变化会不会影响政府乃至党对军队的控制呢？在美国，总统能够控制军队，因为总统是由人民选举出来的，民意给予了总统极大的政治合法xìng，这也是其统摄军队的基础。这个条件显然在现在的中国并不存在。 不过，当人们讨论党对军队或者政府对军队的控制的时候，经常忘记了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老一辈军人和新一代军人之间具有本质xìng的区别。为什么中国的军队在中国政治中扮演了一个如此重要的角色？主要是因为革命和战争。政权是从qiāng杆子里面出来的，军队在政治中的作用自然就大。同时，对老一辈来说，军人和文人没有区分。由于他们的革命和军事背景，他们都有一定的政治理想。军人想干预政治，政治人物想干预军事，这是习以为常的。但现在则大不一样了，军人和文人有明显的分工，军人专司军务。实际上，军人的职业化和专业化有利于正常的军政关系的建立。 另外一方面也要看到，军人的职业化和专业化的确对文人政府的合法xìng构成了压力。如果文人政府要有效地掌控军队，就必须寻求更大的合法xìng资源。那么怎么来获取？这实际上是中国政治改革的一大任务。 原刊于《信报》2007年9月29日 中国人大改革新动向 早些前，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张春生就县、乡两级人大代表换届选举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在人大代表构成中，老板数量不能多，官员代表数量也不能多。这番话尽管没有引起媒体多大的关注，但值得仔细考量，它既反映出中国人大代表制度中存在的问题，也透露出了胡锦涛、温家宝领导层关于人大制度改革甚至是政治改革的一个方向。 就问题方面来说，近年来，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中，企业家和政府官员已经占了太重的比例。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基层的县、乡级人大，也存在于省级人大甚至全国人大。这种现象的存在表明，人大制度的社会代表xìng已经出现了很大的问题，需要加以纠正。就人大改革的方向乃至政治改革的方向来说，在今后一段时间，来自工人、农民和其他社会阶层的人大代表的比例应增加。 利益代表平衡成问题 尽管中国没有西方议会民主那样的代议制度，但利益表达机制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存在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就是中国政治体制中最重要的利益表达或政治参与机制。从理论上说，各主要社会群体都应有自己的人大代表来表达自己的利益，影响政府的决策。的确，从表象上看，人大的确由各社会阶层的人士组成，但一旦落实到cāo作层面，利益代表往往是有问题的。 人大代表制度建立以来，一直就没有解决好人大的“社会代表xìng”这一问题。在máo zé dōng时代，人大过重地体现出其阶级特xìng。在各级人大代表中，工人、农民是主体，因为从理论上说，工人、农民是中国的领导阶级。但是这种代表构成并不意味着工人、农民拥有真正的政治权力。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尤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人大制度基本上处于停止运作的状态。 改革开放后，知识分子变成了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人大代表中的知识分子代表遽然增多。知识分子代表的增多表明这个社会群体更能把自己的利益反映在政府的政策中。再者，这种变化也表明立法的需要。立法需要专门的知识，知识分子当然就成为重要一员。还有一个变化就是干部数量的增多。在80年代，人大经常成为安置离退休干部的重要场所。90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的在职干部也在人大系统任职。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非国有部门的兴起，企业家阶层尤其是私营企业家阶层开始在中国社会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因为政府的各种经济政策影响他们的利益，这个阶层自然有参与政治的强烈要求，人大系统成为他们参政议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28 章 的一个重要渠道。为了回应这种需求，执政党提出了“三个代表”的理论，把企业家参政加以合法化。“三个代表”理论提出后，企业家阶层参政几乎成为一个潮流。有主动参政的，也有被邀请参政的。结果，从中央到地方，人民代表大会（以及政协系统）中，企业家代表的比重越来越大。当然，在“三个代表”理论下，也有越来越多的社会名人，例如演艺人员，变成了人大代表或者政协委员。企业界人士的增多，加上本来比例就很高的官员，给外界一个非常特别的印象：一年一度的人大和政协“两会”成了官、商的大聚会。中国政治也给人一种“官商一体”的感觉。 社会群体须有公平比例 其他社会阶层比例增多，工人、农民的比例自然减少。这种情况如果持续下去，就会出现很多问题。在工人、农民还是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情况下，如果他们的利益得不到正常渠道的代表，无论社会正义还是政治社会稳定，都会失去社会基础，执政党的执政能力更会成为问题。 近年来，在“以人为本”的政策导向下，政府各方面的政策开始向包括工人、农民在内的社会弱势群体倾斜。不过，因为这些社会群体缺乏有效的渠道参与政治或者政府决策，较之其他社会群体，其利益仍很难得到制度xìng的保障。增加工人、农民等社会弱势群体的代表在人大系统中的比例相当重要，这可为他们提供一个利益表达并影响政府政策形成和实施的制度机制。这也应当是中国政治改革的一个方向。 但是，也应当看到，工人或者农民的利益不见得一定要工人和农民的代表才能表达。在人大代表构成中，达到或者保持各个社会群体的公平比例固然很重要，但如果没有其他方面的制度建设，这很可能只成为一个表象。人大系统要成为名副其实的利益代表机构，让各个人大代表能够代表其所代表的社会成员的利益才是关键。很多问题有待解决：人大代表如何产生？他们是否有产生他们的选民？他们和选民之间的关系如何？选民如何向他们的代表表达自己的利益要求？人大代表如何把选民的利益传达给政府，又如何保障政府能够解决选民要求解决的问题？所有这些问题都必须放在制度的构架内得到解决。 更为重要的是，各社会群体在人大构成中的比例不应当成为政策的随机产物。政策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变化而变化的，但如果政策一变，社会群体在人大构成中的比例也就跟着变，这并不是一种积极的信号。这种变化只表明人大代表制度还不成熟，或者还没有制度化。成熟的人大代表制度不会随着政策的变化而变化。如何构造一种能够保障社会政治公平的人大代表制度，仍然是中国所面临的一项政治挑战。 原刊于《联合早报》2006年8月15日 政协改革与政治机构的协调 中共中央政治局1月25日召开会议，研究加强政协工作，胡锦涛总书记主持了会议。敏感的中国政治观察家已经对中国高层的这个举动产生了浓厚兴趣。政治局专门讨论政协工作的会议并不多见，在3月“两会”来临之前召开这样一次会议，更引起了外界对中国政治变迁的一些遐想。 在中国政治系统中，人民政协的作用很独特。说其重要，因为它是统一战线的组织，是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各民族各界人士等参与政治的最为重要的机制，是中国协商式民主的载体。说其不重要，是因为政协只有议论和讨论政治的权利，而没有投票权，即平常所说的“有口无手”，也就是说政协没有影响国家大政方针的决策权。 改革开放以来，政协的角色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80年代，胡耀邦提倡要和民主党派“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政协的作用开始得到重视。90年代初以来，政协主席都由一名政治局常委来担任。政协也已经从从前的退休名人场所转变成为一个有效的议政论坛。近年来，政协提出了诸多相当好的政策建议，并为相关权力机构所认可和接受。 现在政协一年一度会议，数千政协委员有机会团聚一次。即使在这一两个星期里政协委员能够畅所yù言，也很难说政协具有实质xìng的政治意义。如何进一步发展政协，提升其在中国政治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这越来越成为中国领导层所面临的一个问题。 实际上，在80年代提倡政治改革的时候，类似的问题已经被提了出来。当时问题提得很直截了当：政协能否改造（或者提升）成为中国的上议院？问题既然提了出来，提出者总有其合理的考量。但当时因为邓小平反对中国搞西方式的“三权分立”类型的政治制度，这个问题没有下文。此后因为80年代后期围绕政治改革而产生的种种风波，任何有关政治改革的理xìng讨论皆成为不可能。 但是政协转型这个问题直到今天依然存在，并且随着政协作用的越来越大，如何重新界定其制度角色的问题变得越来越重要。笔者认为，应当对政协能否改革成为上议院这个问题进行理xìng的讨论，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考量。 首先，把政协改造成为上议院和中国是否实行西方式的“三权分立”政治制度毫不相关。没有任何案例和政治理由可以把两院制和“三权分立”等同起来。“三权分立”指的是立法、行政和司法权力之间的分立，以达到权力之间的互相制衡，防止专制的出现。而“一院制”或者“两院制”涉及的只是立法机构本身，根本不涉及政体问题。 第二，把政协改造成为上议院可以说是中国政治机构理xìng化的关键一步。笔者一直认为，中国的政治发展必须先进行现代国家制度建设，后再进行民主化。如果民主化在先，很多现代国家制度就很难再建立。建设现代国家制度，一方面要有新制度的产生，另一方面要对现有的机构进行调整，使之合理化。相信机构的合理化会是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政治改革的重要内容。 很多年来，中国的机构改革一直注重的是几大机构内部的改革和调整，如国务院系统、全国人大系统或者全国政协系统。这样的内部机构改革无疑是相当重要的，但这样的改革对整个政治体系的合理化来说远远不够。在几大机构内部改革以后，现在更要注重于这几大机构之间的关系的调整。全国人大和国务院之间关系的调整或者理顺在近年来已经提到议事日程，唯独政协还流离于调整之外。因此，“两会”（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之间的关系的调整应当说是最为迫切的。 第三，立法机构内部有一定的权力制约机制是有积极意义的。从各国的政治发展经验来看，议会政治最可怕的就是演变成多数人的暴政。 无论是民主国家还是非民主国家，这个担心都是存在的。一个好的政体应当是既能代表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但又能保护少数人的权益。一部能够体现多数人利益的法律并不见得是好法律。好的法律应当能够平衡多方面的利益，这样才能有政治妥协和稳定。“两院制”既能够造成立法机构的内部制衡，也可以平衡多数人和少数人之间的利益。 第四，把政协改造成为上议院能够把中国政治发展向民主化方向推进。在和平建设时代，执政党必须注重代表各方面的利益。这些年来党一直在讲“利益代表”，说明已经认识到利益代表的重要xìng了。但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为各方利益主体提供制度化的机制，容许他们把利益表达出来、聚集起来。而人民政协应当履行这个职能，因为人民政协是执政党联系各民主党派、社会团体和各民族的最重要的桥梁。 这次政治局会议强调人民政协履行职能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这应当说是个很好的方向。但这“三化”不应只就政协内部改革而言，更应当包含政协和人大的关系。只要政协流离于中国政治的权力体系之外，不管有怎样有效的内部改革，也不能改变政协现在所具有的“论坛”xìng质。 原刊于《信报》2006年2月14日 公共财政制度和中国的政治改革 中国政治改革的目标是什么？这历来是一个具有非常争议xìng的问题。人们可以从各个不同的方面来考量这个问题，就是说，政治改革存在着很多切入口。但不管从哪一个入口进行，对政治改革不可过于理想化，因为每一项政治改革可能只解决一些问题，而不能解决之外的其他问题。更有甚者，如果选择不好，政治改革可能非但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而且会导致一系列新问题的产生。从政治改革是否具有可cāo作xìng的角度来看，政治改革的目标必须具有很强的现实xìng，也就是说要解决目前所面临的最棘手的并且是根源xìng的问题。一项重大的政治改革的目标应当是解决一系列相关的问题。 优先建立民主公共财政制度 从这个角度来说，建立一个民主的公共财政制度可以成为中国政治改革的优先目标。为什么这样说？在众多的原因中，如下两个非常显著。首先，中国社会目前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收入分配不公平、党政官员腐败、政府权威减弱等，而这些都与中国公共财政制度的不完善有很大的关联。可以说，公共财政制度是解决这些问题的“纲”。在现代社会，财政是公共体系运作的血液。要对整个公共体系进行改革，从管治血液入手最为有效。其次，公共财政制度介于经济和政治之间，较之其他一些政治改革，敏感xìng较小，也容易cāo作。虽然政党体制的改革、人大制度的改革、选举制度的确立、自由媒体的发展，等等，都是民主化所需要的，但现实中往往很难从这些议题入手。从一些国家的发展历程经验来看，这些变革甚至可以是公共财政制度变革的副产品。 公共财政是政府有效提供公共服务的经济基础。公共服务的范围随政府的能力大小而定，但基本上都要包括基础设施建设、福利制度、公共jiāo通、公共医疗、公共教育和公共卫生等。这些公共服务的提供是政府调控社会群体之间收入差异的有效的制度xìng手段与机制。本栏曾经强调过，较之富人，穷人更需要政府所提供的这些公共服务。 公共参与使公共财政制度透明化 在这些方面，中国政府实际上已经做了不少努力，但效果并不是很佳。问题在于缺少有效的公共参与。政府提供怎样的公共服务？如何使用这些服务？这方面需要公共参与。否则，公共财政不能有效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的情况。在目前的体制下，各级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大多还是向富人群体倾斜的。在各种压力下，政府会拿出一些钱来救济穷人，但这种救济式的服务并非公共财政的本质部分。在没有公共参与的情况下，公共服务很难成为调节收入分配的有效机制。 没有公共参与，公共财政制度就很难有透明度，腐败也因此变得不可避免。公共财政制度意味着政府部门要从企业和社会提取经济资源，再用于社会，从而保证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但一个简单的道理是，jiāo易机会越多，腐败的机会也越多。如果政府向社会提取资源和使用资源的过程是不透明的，这个过程能产生怎样的腐败是可想而知的。中国政府近年来对公共部门的审计所揭示出来的种种滥用公共财政的情况，就是和不透明的公共财政制度相关的。 从这个角度说，公共财政制度便是民主政治最重要的根源。预算是政府运作的血液，控制预算是制约政府的最有效手段。在民主国家，议会对政府的主要制约机制就是控制预算。尽管中国的政治体制不同，但没有理由说中国的人大制度不可以对各级政府的预算进行监督。 政府从企业和民间提取经济资源，这为有效的公共财政制度所必须。但这个过程也需要透明化，否则腐败在所难免。在一些地方，由于地方政府向社会提取经济资源的方式不当，经常导致社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处于紧张状态。但在一些地区，地方政府向社会提取经济资源的方式也有好的发展方向。例如，浙江等一些民营企业发达的地方，已经发展出各种形式的被称为“协商民主”的地方政治实践。协商的很重要一方面就是要当地政府论证经济资源提取和使用的合理xìng。 公共预算须保证基本公民权 更为重要的是，公共财政制度是否有效直接制约着中央政府的能力。近代以来，衡量中央政府权威最重要的一个指标，就是能否保证境内居民的平等公民权。中央政府要掌握庞大的公共预算，但这本身并不是目的，公共预算的最终目的是要保证最基本的公民权。中国一直没有发展出近代意义上的公民权概念，普通老百姓对中央权威的认同不高，主要是由于中央政府缺乏足够的财力向普通人民提供公共服务所致。全体居民的认同是中央政府权威的最重要的基础，而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是人民认同感的一个重要来源。 在谈到公共财政时，人们常说“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但很少有人理解“取”和“用”这两个过程的民主化的重要xìng。尽管中国政府近年来在改革公共财政制度方面作了不少努力，但各种改革非常片面。虽然“取”和“用”都得到了强化，但忽视了“取”和“用”过程中的公共参与。正因为缺失公共参与，各方面的改革要么成效不大（如整治腐败），要么就是失败（如医疗和教育体制）。如何进一步改革现行的公共财政制度？看来光从经济的角度来改很难再进行下去，公共参与已经变得不可避免。而公共参与是中国政治改革的核心问题，也是民主化的核心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29 章 问题。 原刊于《联合早报》2006年9月12日 中国要明确政治改革“路线图” 毫无疑问，中国政治改革的内外部压力正在迅速增加。就内部来说，中国的社会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说法，经济基础变化了，政治上层建筑也必须跟着变化。这个说法在当今社会还是真理。历史上，许许多多政权就是因为不能随着社会经济的变化而变化，最终导致解体。在中国，政治改革的目标就是改造现行的政治体制，不仅使之能够适应新的社会经济形势，更为重要的是强化现行政治体制的能力，以继续引导或者领导社会经济的发展。这后一点，中共和世界上其他很多政党不同。在民主国家，政党往往通过选举得到统治权，就是说选票是政党的合法xìng基础；而在中国，共产党是通过领导社会经济的发展，通过为民众提供福利和服务来取得合法xìng的。中共面临的一大挑战就是如何在新的社会经济形势下更新自身的执政能力。这显然是政治改革的主要内容。 此外，尽管很多年来中共采取了很多反腐败措施，但是党政干部的腐败依然严重。如果腐败不能得到遏制，共产党的实际执政能力及其内外合法xìng基础都会受到负面的影响。如何从制度上遏制腐败也是政治改革的问题。没有体制上的革新，腐败难以根除。在这一点上，中共党内应当说已经有了足够的共识。 有改革路线图压力会小得多 外部的压力也在迅速增加。这里又有几个主要的因素。首先是西方世界在中国的巨大利益。经过数十年的开放政策，中国现在已经成为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一旦中国内部出了问题，全球经济体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影响。全球资本对中国的政治具有两面xìng：一方面，全球资本进入中国，在促进中国内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促使中国和外在世界整合和相互依赖；另一方面，全球资本也会对中国的政治发展提出自身的要求，要求中国政治朝着他们认为“正确”的方向发展。最近几年来，西方流行的所谓的“中国不确定论”就反映了资本对中国内部政治变化的关切。 外在的压力也表现在欧美领导层的变化上。在美国，如果民主党上台，其对华关系的重点必然会转移到贸易，并且会把人权、民主和贸易联系起来。但即使共和党继续执政，美国政府也不会忽视对华贸易的巨额逆差。由于中国缺少美国政治人物所希望的政治改革，很多经济贸易甚至战略问题很容易被政治化。欧洲也有类似的情况。德国、法国和英国的领导层都已经发生了变化，环保、人权和民主在这些国家的对华贸易中会占据相当重要的位置。应当指出的是，正是因为中国和全球经济体之间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互相依赖程度，西方国家相信他们有能力来影响中国的政治发展方向。 在今天的全球经济体的主要成员国中，中国似乎是唯一一个未进行民主化的大国。尽管一些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也不时地对俄罗斯表现出不满，但俄罗斯毕竟已经民主化，俄罗斯所需要的只是改善其民主的品质。这种情况对中国显然也是一种巨大的压力。如何应对可能来自于民主国家个别的或者是集体的压力？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这对中国会是个挑战。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并非没有政治改革，这方面实际上也是取得了一些成就的，尤其在机构改革、法制和公务员制度建设等方面，只不过中国的政治改革并不是西方世界所定义的那种。西方对中国政治变化的不理解从一个侧面表明，中国在政治改革方面没有自身的“话语权”，至少是缺乏西方可以理解的“话语”。这说明，中国需要确立面向国际社会的政治改革“话语”，至少必须说明为什么到现在为止的这些改革是与中国最终的民主化相关的。无论是机构改革还是法制建设，都是现代国家建设的一部分。中国不仅要发展民主，更要建设一个现代国家。现代国家制度是民主的制度基础。 应强调不同发展阶段的需求 无论内外部，人们对中国政治改革的不解在于，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没有一张政治发展的路线图。所谓的路线图，简单地说，就是要确立类似于孙中山先生从前所强调过的政治发展阶段论。当然，时代变了，不可能再去重复孙中山先生的阶段论。但是如果中国能够呈现这样一张路线图，那么各方面对中国政治变化的理解就会容易得多，中国所面临的压力也会小得多。 因为中国的民主是发展中的民主，绘制这样一张路线图并非不可能。笔者在各个场合强调，中国的改革实践已经表明中国的改革是可以分阶段进行的。改革大体可分为经济、社会和政治三方面，但在各个阶段，改革的重点可以是不同的。中国改革的第一个阶段，可以说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本世纪初，经济改革是主体改革。在经济改革为主体的阶段，中国也进行了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不过社会和政治改革是辅助xìng的，是为了支持经济改革。 在第二个阶段，即自十六大以来，社会改革已经逐渐成为主体改革。社会改革一方面是为了消化由经济改革带来的负面效应，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深化经济改革。而社会改革也要求政治改革，没有政治改革，社会改革就很难推行下去。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社会改革一直会是中国的主体改革。在社会改革基本完成之后，中国才会进入一个以政治改革为主体的改革阶段。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政治民主才会有坚实的基础。这个逻辑既符合中国国情，也符合西方民主发展的逻辑。 中国也实在没有必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中国民主和西方的不同，就是说，没有必要过分强调中国特色。世界上没有两个民主是一模一样的，所有的民主都是具有国家特色的。中国如果最终发展出了民主，也必然具有中国特色。中国要强调的是西方和中国处于一个不同的发展阶段。民主是人类共同的价值，但这种价值的实现需要时间，需要社会经济发展作为基础。 进行政治改革主要并不是为了应付外在的压力，而是为了改革中国的政治体制。如果政治改革不可避免，那么就必须明确中国政治发展的远视和前景。在经过将近三十年的经济改革之后，现在的确需要确立一张政治改革的路线图了。 原刊于《联合早报》2007年7月17日 “顶层设计”克服中国改革的既得利益 对任何国家来说，不管是民主的还是非民主的，集权的还是分权的，改革尤其是政治改革，都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不过，不改则退，而退是没有出路的。近来中东、北非的政权动dàng，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印度尼西亚苏哈托政权的解体等，无不说明这一简单道理。这些国家尽管都有过相当辉煌的建设成就，但因缺乏政治改革，政权基础并不牢靠。任何一个非政治xìng的事件都能诱发出强大的政治能量，导致被人民力量所推翻。很显然，如果改革遇到困难而不去改革，最终都会导致政治悲剧。 在不同政治体制下，改革的动力很不相同。在多党制下，政党的轮流执政，多少可以化解民怨，避免民怨积累到一个非常高的程度。不过，政党轮流执政并不见得是改革。很多民主社会，多党政治和改革并不相关。通常的情况是，非但改革没有进步，政治反而会经常处于持续的不稳定之中。较之多党制国家，一党制国家，或者一党长期执政的国家，比较容易积累民怨。在这些国家，一党执政往往会演变成同一个领袖（党的领导人）长期执政。久而久之，人民就会感到不满。同时，也因为一党执政，既得利益容易形成，导致政治的封闭xìng。不过，一党执政也有非常成功的改革例子，那就是通过建设开放的一党制，或者维持执政党的开放xìng，通过竞争来吸纳人才，通过竞争为人民提供有效的参政管道。 较之其他政体，中国的政治制度表现出其自身独特的xìng质。和西方民主政治不一样，中国不实行多党之间的选举竞争，而是维持一党的长期执政，在党内进行竞争，或者实行党内民主。就是说，中国政治也具有竞争的特色，但竞争的表现方式是和西方不一样的。和其他权威主义政体下往往是同一个领导人终身执政的情况不一样，中国有退休制度，领导人到了规定的年龄，就必须退休。这不仅避免了政权的老龄化，更重要的是能源源不断地为政权补充新的血液，政治更新非常之快，甚至超过民主国家。党内民主和退休制度使得中国把自身区别于其他民主和权威主义政权，兼具了民主和权威两种类型国家的一些特质。没有西方式民主，但却实现了民主政治下的领导人（或者接班人）制度化的、定期的更替；同时因为是一党执政或者一党主导政治，中国的体制仍然维持着权威主义政治体制所具有的高度动员能力。 挑战在于维持体制的开放xìng 从这些特质看，中国政治体制最大的挑战就是如何克服既得利益而保持政治的开放xìng。如上所说，一党制体制往往导致政权的既得利益化，从而从开放走向封闭，从包容xìng转向排他xìng。一旦这个局面形成，改革就会遇到极大的困难，各方面的问题就会接踵而至。 目前的中国就处于这样一个局面之中。这些年来，在改革难以进展的同时，社会对政府的抱怨越来越甚。改革难以推行，原因很复杂，但既得利益的阻碍无疑是一个主要因素，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第一，政府有改革计划，但受到既得利益的阻力很难推行下去；第二，改革政策因为既得利益的阻力而在实施过程中变形；第三，既得利益cāo纵改革议程，一些改革变成了增进既得利益的“改革”；第四，既得利益直接阻碍改革议程的出台，领导人的改革意图经常成为既得利益的嘲弄对象。一句话，在强大的既得利益面前，中央权威流失了，改革的动力消失了。 因此，问题在于如何克服既得利益。在列宁主义政党体制构架内，从以往的经验来看，克服既得利益有如下几种主要途径。苏联的改革模式，即直接诉诸民众，即所谓的民主化。这主要发生在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时期。因为改革遇到了强大的官僚体制（苏联最大的既得利益） 的阻碍，戈尔巴乔夫就采用了激进（直接）民主化的手段。但现在看来，这样的改革并没有取得很大的成功。民主化促成了原来一党制的解体，为寡头政治和经济提供了条件。 中国自身也有很多的经验。在máo zé dōng时代，和苏联一样，由计划经济体制主导的官僚体制是最大的既得利益，所使用的克服既得利益的主要手段有两种：一是分权，即把权力从中央官僚集团手中分散到地方政府；二是群众运动，也就是群众动员式的“大民主”。这两种手段后来都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分权经常导致分权与集权的恶xìng循环，即一分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一死就分；而“大民主”则导致了国家的长期动乱。 改革开放以来，执政党领导人吸取了以往的教训，在推进改革方面找到了新的并且有效的方式，即开放。无论是政治过程还是经济过程，都向社会各种力量开放，这种开放当然不是西方式的开放，即多党制或者政治多元主义，而是把各种社会力量吸纳到执政党内，构成党内的竞争。 关键是再确立中央权威 那么如何促成政治和经济过程的再开放呢？这里，确立中央的权威至为关键。尽管来自社会的压力非常重要，但从制度建设的角度看，自下而上的社会压力，也必须通过中央权威来发生有效作用。就是说，有效的改革取决于自上而下的改革议程和自下而上的改革动力的结合。 现在中央政府权威的流失不仅仅是因为强人政治已经成为过去，更是因为一些顶层结构xìng因素的变化，使得责任和权力出现不一致xìng。从中央层面看，政治局常委一直处于扩大之中，从20世纪80年代的5人扩大到90年代的7人，后来再扩大到9人。这是党内民主和集体领导所需，但同时也在增加协调的难度。把国事分解成各个不同的部门（或者“口”），专人负责，形成了实际上的国事方面的“劳动分工”。有分工，就要有协调。在分工缺少协调的情况下，就会出现很多负面的结果。 最近，中央层面就改革提出了“顶层设计”的新概念。提出这个概念主要反映了现在中国的改革缺失顶层设计的客观情况。实际上，“顶层设计”的目标不仅是要强化中央政府在设计改革过程中的作用，避免改革议程和过程的既得利益集团化，更重要的是希望中央政府协调改革的执行和实施。 那么如何实现“顶层设计”呢？这里可以结合其他国家的经验，考虑建立三个国家级别的委员会，即国家经济委员会、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家政治委员会。现在尽管也存在着各种领导小组，但这些小组都是虚体，非实体，主要为协调各官僚机构的利益，没有实质xìng的制度意义。国家委员会则不同，其目的是要在决策过程中吸收社会力量，超越官僚体制利益（或者其他既得利益者的利益），而在决策实施过程中又对各个相关的官僚机构进行协调，保证决策的实施。就是说，决策要回归其政治xìng，而官僚机构必须回归到其作为政策执行工具的角色。（应当指出的是，日本民主党曾经设想的改革就是要求政治家决策，而官僚体制回归其工具职能。） 国家级委员会统筹改革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30 章 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主要是进行国际关系和外jiāo事务的决策与实施。这方面，笔者已经在本栏多次提到过，不再重复。 国家经济委员会可以协调国家的经济社会政策，很多国家都有此类协调机构。在美国称为总统经济委员会，是总统的经济决策班子。在中国，经济社会事务主要是由国务院负责，但是部门卷入过多，分工过细，决策往往体现的是官僚体制的利益，而非社会经济的整体利益。设立这样一个机构的实际需要早就体现出来了。朱基任总理时期所设立的国家经济与贸易委员会，现在的发展与改革委员会都是这种需要的体现。不过，无论是经贸委还是发改委，机构设置的初衷都是要负责设计改革，而最终演变成了一个具有深厚的自身利益的另外一个官僚机构。要这些机构设计改革难度可想而知，诚如前审计长李金华所言，发改委本身必须是被改革的对象，要它设计改革，如何可能？ 因为缺少类似国家经济委员会这样的“顶层设计”机构，中国的改革“部门化”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很多改革，包括住房改革、教育改革、卫生改革、税收体制改革等，都成为部门自己设计改革、自己改革自己的闹剧。结果，部门自己改革自己是假（因为不可能有自己改革自己的局面），所谓的“改革”也就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折腾”社会罢了。这就是医疗、教育、住房“改革”不但没有成效，反而越来越糟糕的主要原因。要超越部门化，就必须进行“顶层设计”；要“顶层设计”，就必须有这样一个有能力超越官僚利益的机构。同时，改革政策的实施也不是一个部门的事情，而需要非常整合的力量，这也需要这样一个机构的存在。 对中国来说，设立国家政治委员会的意义更大。执政党要长期执政，政治是关键。但现在的实际情形是，执政党对自己的定位不清楚，甚至失去了自己的定位。党权本来应当是关乎政治，但现在大多数党权变成了行政权。党的干部不去从事政治，而是拼命地挤占和抢占行政权。这既影响党权本身，也影响行政权。大家都想挤进官僚既得利益集团，结果执政党党内既得利益集团日益壮大，其开放xìng自然减低甚至消失。 在中国，政治的要务是保持执政党的开放xìng，尤其是其和社会的联系。现在干部都搞行政权去了，没有人关心和社会的联系。与社会的脱节是任何一个执政党应当最担忧的事情，无论是民主还是非民主社会。在民主国家，执政党得不到选票就要下台；在非民主国家，如果和社会脱节，执政党得不到确切的信息，不能了解社会的真相，就没有能力来及时调整政策，最终也避免不了走向衰落的命运。 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政治改革都不可避免。不过，现在国家政治发展方向并不明确；即使是高层释放出来的信息，也没有一致xìng。很多政治问题没有得到研究、讨论，没有共识。各种既得利益想方设法要把国家政治体制诱导到对他们自己利益最大化的方向。社会积怨已久，却没有有效的参与管道，各种变相的抗议和抗争不断。社会和官僚既得利益集团的矛盾已经日益显现化。 如同国家经济委员会，国家政治委员会就是要负责政治改革的“顶层设计”。同样的道理，“顶层设计”就是要超越既得利益集团的狭隘利益，从执政党和社会的整体利益出发来设计政治改革。如果执政党不能有效吸纳社会的力量，而继续让现存体制内官僚力量和既得利益主导改革，那么就不会有任何有效的政治改革方案，更谈不上改革的实施了。时间一久，改革会变得越来越不可能，最终导致社会的激进化甚至革命。 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称之为“体制改革”的大多数改革都发生在政府领域，执政党体制本身很少有触动。不过，各方面改革难以推行的困局表明，执政党本身的体制也必须与时俱进，社会经济变化了，顶层体制也要变化。 原刊于《联合早报》2011年4月12日 第九部分 政治改革的挑战 中国制度创新的核心当为政治改革 如果要找一个词来形容现实中国政治所面临的挑战，那么没有比“制度创新”更合适的了。自从中国政府提出要建立“创新型国家”的概念以来，“创新”已经成为最为流行的政策术语。不过，在中国的政策话语体系里，“创新型国家”主要是针对科学技术和经济方面而言的。尽管还没有在政治层面来讨论创新，但实际上谁都知道，没有任何事情要比政治上的创新更为重要了。 很少有人会怀疑中国要通过改革来进行制度创新，但人们经常会简单地把政治创新和民主政治联系起来。实际上政治创新并不是说要仿效任何西方民主制度。民主制度是仿效不来的，并且也并不存在一个固定的民主政治模式。尽管民主政治是个大方向，但民主只能是中国政治发展和政治创新的结果。 中国政治创新三层次意义 对中国而言，政治创新至少包含有三个层面的意义。第一，改革现有的政治机制来推动和配合其他各方面的改革。第二，改革现行制度来适应新的情况，消化社会经济变迁给政治体制构成的压力，从而求得可持续发展。第三，也是最为重要的就是，通过制度创新来建设新型的国家制度。尽管第一和第二层面的变革也会涉及政治创新，但这两个层面的制度创新仅仅停留在防守态势，政治改革不是整体改革的主体，只有在第三个层面，政治创新或者改革本身才能成为主体。 从中国的发展经验来看，迄今为止政治改革的重点应当说在前面两个层面上。中国并非如一些人所认为的那样，只有经济改革而没有任何政治改革；但也应当承认以往的政治改革是辅助xìng的。宏观地看，可以把到目前为止的改革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到2002年中共十六大）是经济改革为主，政治改革为辅；第二阶段（十六大以来）是社会和经济改革为主，政治改革为辅。从80年代的先农村改革再城市工业改革，到1992年中共十四大正式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地位，再到1997年十五大“抓大放小”改革战略的确立，经济改革一直是中国改革话语的主体。 自中共十六大以来，中国已经进入了第二阶段的改革，这个阶段的改革重点已经超越经济改革范畴，重点转移到了社会改革上。在“和谐社会”、“以人为本”和“科学发展观”等概念指导下，中国开始了各方面的社会改革，涉及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环保和教育等领域。社会改革一方面要消化和解决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种种问题，另一方面又要推进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可持续发展。 经济改革不能代替政改 经济和社会改革本身不是也不能替代政治改革，但这些改革对政治改革极其重要。如果说政治改革的最终目标在于民主化，那么经济和社会改革的意义在于为未来的民主政治打下一个经济社会基础。没有这样一个基础，民主政治就没有生存的空间和机会。这已经为民主发展的历史所证实，一些西方国家在全球各地进行民主试验所出现的问题甚至失败更是说明了这一点。 第二层面的政治改革的重要xìng也是很显然的。用中国的术语讲，这个层面的改革就是要使得政治体系尤其是执政党能够“与时俱进”。这个层面的改革体现在历次国务院机构改革和宪改等方面：从máo zé dōng时代的排斥市场经济到接受市场经济，从排斥私有财产到为正当的私有财产提供宪法和法律的保护，从不容许民营企业家参政到把这个社会新群体吸纳到政治过程之中，等等。这些方面的变化具有高度的政治敏感xìng，但它们已经实现了，并且都已经体现在制度上。 但也应当看到，这些改革有局限xìng。改革开放政策已经将近三十年，中国社会已经积聚了巨大的变革能量。越来越多的因素在冲击着以往的渐进改革模式。渐进改革模式是否能维持下去，主要取决于现存政治体制能否应对中国社会所存在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和挑战。但是，很明显，目前的问题和挑战已经不是以往具有防守xìng的改革和局部xìng制度调整所能应付的。国家层面上的制度供应不足已经成为中国政治所面临的最具有根本xìng意义的问题。 在很大程度上，中国社会并不缺少制度创新。改革开放之所以有这样的成就，和上面所说的种种创新分不开。然而，应当看到，由于改革开放以来的一波又一波的激进分权运动，中国社会的制度创新大多在地方和社会层面进行。作为执政党，中共一方面推动着分权运动，但另一方面也一直处于防守地位，通过各种制度调整来对付不断产生的新问题和新挑战。在很大意义上，这种防守式的改革是制度短缺的一个重要根源。很简单，在中国的现实世界里，尽管存在着不同的创新角色，但执政党仍然是唯一的国家层面的创新主体。从中外历史经验来看，尽管创新的压力来自国内外的方方面面，但所有现代国家体制的建设都是自上而下的制度创新的结果。 中共须承担起制度创新责任 中共要承担起制度创新的责任，这不仅对国家制度建设很重要，对执政党本身的转型也极为重要。任何政党能否得到多数人民的支持，其合法xìng基础最为关键。改革开放以来，中共的合法xìng已经从máo zé dōng时代基于革命的合法xìng转移到基于推动经济发展的合法xìng。中共和前苏联等国的共产党的区别在于，前者有能力为社会提供经济利益，而后者则没有。但现在，中共的发展又到了一个关键的发展点，就是要把自身从一个推动经济发展的政党，转型成为能够为社会的大多数提供基本社会公平和正义的政党。所以，一方面，中共开始在逐渐把经济发展的责任移jiāo给市场和社会的同时，把国家转型成为规制型国家，从而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造就一个良好的政治基础；另一方面，也开始把提高保证基本社会公平和正义的能力作为提高执政党执政能力的核心。而这种能力的提高所依靠的并非是简单的政治或者政策概念，而是一整套新型的国家制度。可以相信，以国家制度建设为核心的政治创新，会在今后相当长时间里成为执政党的首要议程。 原刊于《联合早报》2006年12月19日 中国转型使执政党面对新挑战 中国有关方面日前发表了“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在中共中央党校一部分学员中所进行的一份“民意调查”，调查发现，多数受访者最为关切的问题依次为社会治安、收入差异、腐败、社会风气、失业、地区发展差异、看病难看病贵、农民负担、教育不公平等问题。有关政治改革的议题受到冷遇，大多数受访者并不认为政治改革具有迫切xìng。在中共十五大和十六大前后，各种调查表明大多数中共干部和市民把政治改革放在首要位置。中共十七大即将在秋季举行，在中央党校进行的这个调查所反映出来的一些信息不可忽视。尽管这个调查涉及面不广，但因为中央党校是中共政治精英们聚集的地方，学员的看法具有代表xìng，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反映出党员干部对中国改革的总体看法。 一方面，这个调研的结果并不令人惊讶。受访者所关切的问题的确是中国社会目前所面临的最主要问题。应当说，最近这些方面的问题较之往年有很大的恶化，已经到了不得不给予关注的程度。再者，受访者的看法也与中国目前所进行的社会改革相当一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改革重点一直在经济面，直到近年，改革重点才转移到社会改革，试图通过社会改革努力推动进一步的经济发展，同时消化经济改革所产生的诸多负面效应。 另一方面，这个调查也包含着值得注意和令人担忧的信息，那就是中共是否在转变成为一个保守的政党？正当中国迫切需要政治改革的时候，政治改革在官员当中失去了迫切xìng。很显然，所有这些问题是要通过政治改革得到解决的，而执政党是政治改革的主体。 转型要求提高执政能力 在máo zé dōng时代，中共是世界上少数几个最具革命xìng也是最激进的政党。这是历史所决定的。máo zé dōng那一代中共领导人的主要任务是破除一个旧国家，建设一个新国家。从历史的角度看，不管出现过什么样的问题，máo zé dōng领导的革命给今天的中国构建了一个基本国家制度。到了邓小平时代，中共的重点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但邓小平同样把中国的改革称为“第二次革命”。邓小平认识到从一个搞革命的政党到一个专注经济建设的政党的转型本身就是一次革命。在80年代，邓小平在很多场合强调政治改革的重要xìng。六四事件以后，尽管政治改革的声音消失了，但中国仍不失激进的经济改革。 现在，随着中国进入中等经济发展水平，国家又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中共也进入了一个新的转型时期，即向执政党转型。提高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已经成为中共面对的主要议题。这个转型是历史必然。改革开放、全球化、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等因素已经导致中国社会质的变化，经济社会的转型要求治理的转型，也就是说要建立人们所说的“良治”。建设“良治”的努力既表现在执政党本身的建设上，也表现在执政党和社会的关系的改变上。党内改革和社会改革因此是近几年来中国改革的主轴。 这个转型正在进行，但转型的过程已经显露出执政党的一些官员在政治改革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31 章 方面的保守xìng。不能说中国没有政治改革：无论是经济改革还是社会改革，都是需要政治改革来推动的。不过，迄今为止所有的政治改革，如法治、机构改革、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地方民主等，都是辅助xìng的，既是为了给经济和社会改革创造政治条件，也是为了应付经济和社会改革所带来的负面结果。总体而言，这些改革都是为了体系维持。在很多方面，政治改革明显地表现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式，改革举措往往是反应式的，不能有效地解决所存在的问题。前几年，中共提出要与时俱进，但与时俱进并不够，作为执政党更应当引导社会的发展。 发展不允许中共变为保守 任何政党和政治组织，一旦到了执政地位，保守xìng可以说是一个自然的倾向。但作为唯一的执政党，中国的发展不容许中共演变成为一个保守党。从一个革命xìng政党向执政党转变并不意味着党可以演变成为一个保守政党。中国社会经济的现实情况表明，执政党必须有新的定位，确定新的历史任务，通过制度创新执政，通过制度创新推动国家的发展。 中国目前存在的问题表明，任何反应式的政治改革已经远远不足以保证可持续的发展。在这一点上，中国可以从很多发展中国家以往的发展经验中学到很多历史教训。亚洲和拉丁美洲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发展早期都曾经取得过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制度建设成就，前景曾为各界所看好。但是好景不长，到了国家达到中等发展水平时期，现有的既得利益挟持了国家政权，反对进一步的改革。接着而来的是经济发展减缓，裹足不前，甚至出现倒退。 尽管不能断然说中国会重复这些国家的老路，但在很多方面，中国已经面临这些国家曾经面临过的老问题。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产生了一大批既得利益，今天，虽不能说这些既得利益已经cāo纵了国家政权，但它们的确拥有巨大的能量来抵制政府新的改革动议。垄断、歧视中小企业、地方专制、权势家族腐败已经司空见惯。中央政府尽管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xìng，但政策的执行力却大打折扣，解决问题的成本越来越高，对很多问题感到无能为力。从前máo zé dōng讲斗争，现在讲利益协调，结果可能是什么利益都不能也不敢得罪，除非是万不得已。 任何执政党一旦成为现存利益格局的内在部分，保守就不可避免。谁都知道今天中国社会的许许多多问题是不公平的利益格局所造成的，但越来越多的官员成为这个利益网络的一部分，难以自拔。在地方层面更是如此，一些地方政府要么成为既得利益的一部分，要么本身已成为既得利益。大家都忙于现有利益的分配，对执政党整体的未来和国家的未来毫无考量。 中国的政治情景要求执政党官员不能成为这个既得利益网络的一部分。执政党陷于利益分配之中，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在一个新的社会经济时代，党本身的认同变得模糊起来，失去了新的发展方向。实际上，今天中国所需要的国家制度建设（或者重建）比革命更困难，更艰巨。革命可以摧毁一切，推倒重来，但政治改革则不可。在告别了革命的时代后，现存利益格局的调整又如何能实现呢？要以非革命的手段达到革命才可以达到的结果，这是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改革的课题，更是执政党在新形势下的历史任务。 原刊于《联合早报》2007年1月2日 中国需要的是制度崛起 奥运会还没有举行，但“奥运会之后的中国往何处去”已经成为流行于国际社会的一个热门话题。在经济层面，人们关切的是奥运会之后中国的经济是否可以持续。尽管有分歧，人们对这一点还是可以达成一定的共识，即奥运会对中国的整体经济有些影响，但不是很大。中国的经济崛起主要来自于市场经济和支持市场经济运作的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由此看来，奥运会之后中国的经济发展仍然可保持势头强劲。 很多西方人对中国的深刻关切落在中国以政治体制为核心的国家制度层面。经济学家和国际关系学者看中国问题时关切的是数字，中国迅速扩大的各方面的数据令他们担忧。国际社会一波又一波的所谓的“中国威胁论”，与一些人单向面地看待中国数字崛起的方法论有很大的关系。但也有很多学者关心中国内部的制度建设，从制度建设来审视中国的崛起。与“中国威胁”论者刚好相反，他们的结论往往就是：中国是一个“脆弱的大国”。在他们看来，中国可能并不像人们想象中的那样强大。经济高速发展创造了美丽的数字，但在这些数字背后，中国的各方面隐藏着深刻的制度危机。 所谓的深刻危机，并不是人们日常所讨论的发生于中国社会的群体事件和官员腐败等现象，也不是指中国的制度应对这些日常危机现象的能力，而是指在面临深刻危机的时候，中国现存的制度能否有效应对和消化。无疑，对很多人来说，处理和应对深刻危机的能力是检验中国是否真正崛起的有效方法。 几年前，“非典”危机成了人们检验中国是否是一个脆弱大国的机会，今年年初的雪灾危机再次提供了这样一个检验机会。的确，在这次危机中，中国各方面的制度缺陷暴露无遗。 基础设施须作长远考虑 任何一个现代国家都必须具备一整套有效的基础硬件设施，包括以铁路、空运和高速公路为主的jiāo通运输网，电网、水坝、能源供应系统、水源供应、通信网络、医疗卫生网络等。在很多西方国家，政府对与国家安全有关的大多基础设施都是大量投入的。对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考量必须是长期的。西方的很多基础设施经历上百年都完好无损。只有近代国家才有能力动员大量的资源来建设这样的基础设施。当然，另一方面，这样的基础设施也就成了近代国家的硬件基础。 中国的基础设施非常薄弱。在很多基础设施建设上，中国往往采用的是滚动式发展，有多少钱，就建相应质量的硬设施；等到有了更多的钱，再考虑提升基础设施的质量。这样就造成了诸多负面的效果。其一是修修补补，质量不牢靠。其二是基础设施的区域分割非常严重。基础设施尽管牢牢掌握在国家手中，但实际上被各个公司和地方分割。其三是建设基础设施时较少考虑到自然灾害。不像西方那样，在建设基础设施的时候，总会考量到各种灾害，甚至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灾害。其四，更为严重的是中国的基础设施很少考虑到战争的因素。除了修建三峡大坝时，因为各种因素，可能对战争的因素有所考量外，其他的基础设施的兴建可能都很少考虑到战争因素。如果遇到“敌国”有计划的攻击，中国的基础设施很容易瘫痪。 如同“非典”危机，雪灾也暴露了中国行政系统的脆弱。这次危机如果不是中央政府亲自干预，使用战争动员手段，恐怕结果会更加糟糕。中央部署了数万军警来清理道路，为数百万被困的人民提供生活必需品。这里一方面体现了中国制度上的优势，中央领导一经介入，制度就具有强大的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但另一方面，地方基本上没有感觉到直接的压力。地方的行为与中国的行政体制设计有关：没有一种有效的机制来保障地方政府可以感受到来自下面的直接压力。如果没有中央政府的全力动员，地方政府就很少有动力来全力抗灾。省级政府和市级政府尽管也忙个不停，但对自己应该负有什么样的责任并不清楚。在很大程度上，中国的地方政府无需考虑自己的责任，因为地方政府很容易认为所有责任都是中央政府的。 过分集权导致对中央的依赖 中国的体制在理论上过分集权，地方政府大多会依赖中央。在这样的体制下，一旦遇到战争，中国的整个行政系统很容易瘫痪。高度集权反而导致了中国行政系统的弊端，这种弊端在máo zé dōng时代是通过分权来处理的。máo zé dōng在世时，甚至考虑过在中国实行联邦制度，进行有效的中央和地方分权，让地方拥有更大的自主权来对付各种紧急情况。máo zé dōng的这些思想来自其战争经验。在战争期间，máo zé dōng让各地区的指挥者具有很大的自主权，即军事指挥权。解放后，máo zé dōng曾实行大区制度。但后来当中央权力受到挑战之后，máo zé dōng废除了大区制度。很显然，这些思想对今天建立一个有效的中央地方制度仍然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与此相关，雪灾也暴露了中国跨省市、跨部门、跨区域和跨行业之间的脆弱协调。中国尽管是一个单一制国家，但中央政府协调能力非常微弱。中国各省之间的协调远远不及欧盟各主权国家之间的协调，也就是说，貌似集权的中央政府的协调能力在一些方面还不如欧盟。部门之间、省之间和各种组织之间的合作几乎很难实现。一旦灾难来临，各个组织各自为政，表现出高度的自私。因为中国不存在一套既定而明确的责任制度，平常也没有什么机制来整合这些不同的部门，在灾难面前必然很难协调。 同样令人担忧的是中国社会对各种危机缺少防范意识。在危机面前，大多社会成员都需要依靠自治。很简单，任何国家和政府都不可能有能力照顾到社会的各个成员。这要求社会成员具有高度的危机意识，例如日本人的地震意识、中东国家的战乱意识等等。但中国人缺少危机意识，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连续发展，人们的危机意识dàng然无存。农村还好，因为农民很少依靠政府生存，但中小城市以上，居民的危机意识就非常差。 落后主因是制度缺乏创新 中国过去数十年的GDP主义造就了各级官员的数字崇拜。经济数据的确很重要，但必须对经济数据作制度甚至是哲学的思考。如果把经济上的崛起等同于制度上的崛起，那么危机就会接踵而至。世界历史表明，制度崛起尤其是国家政治制度的崛起才是一个国家的真正崛起。前些年，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发表了《世界经济千年史》报告。报告表明，鸦片战争前的1820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最大份额，达到世界总额的32.9%，高于包括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在内的西欧八国的总量（12%），也远远高于近邻日本的3.0%，更高于美国的1.8%。就是说，当时的中国是世界上真正的经济强国。可惜的是，西方势力进入中国的过程正是中国急速衰落的过程。 应当意识到，近代中国的衰落并不仅仅是因为一般人认为的朝廷腐败、出卖国家利益等，更重要的在于缺少制度创新。一旦国家总体制度缺少了国际竞争能力，国家的衰落就变得不可避免。 西方的崛起是制度上的崛起。市场制度的确立，释放了无限的劳动生产力，但尤为重要的是基本国家制度尤其是政治制度的确立，即建立在近代民族主义基础之上的民族国家制度。民族主义表现为外部事务的国家主权原则和内部事务的人民主权原则。这种国家形式一旦产生，就具有了无限的组织能力，对内部包括经济和社会之内的各种资源进行有效的组织。而内部的组织又导致了无限的外部扩张能力。诚如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所指出的，在近代，西方帝国主义只不过是其内部民族主义的外部延伸而已。包括中国的传统国家形式在内的世界上其他任何类型的国家形式，都无法与西欧的民族国家形式相竞争。 国家制度创新应当再次成为今天中国人所思考的核心问题。中国领导层近年来一直在呼吁制度创新，这非常及时。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倡导政治改革，一方面来巩固经济改革已经取得的成果，另一方面进一步深化经济改革。邓小平的逻辑也适用于中国的崛起。如果中国不能建设有效的国家制度，那么很可能会维持在一些西方学者所说的一个“脆弱的大国”的水平。国家制度建设才是政治改革的核心。 原刊于《联合早报》2008年3月4日 后奥运会中国的政治改革 奥运会的成功举行会对中国的政治改革命运产生怎样的影响？这是奥运会之后海内外很多人思考的一个关键问题。实际上，在中国成功申请举办奥运会之后，人们关注的与其说是奥运会本身，还不如说是奥运会对中国政治可能产生的影响。在一个拥有13亿人口并且被视为非民主政权的国家举办这样一个国际盛事，大大强化了人们的政治想象力。年初以来，中国和西方之间围绕着奥运会的各种争吵和纠纷，在很多方面都和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政治想象力有关。 毫无疑问，从历史上看，奥运会在发达国家举办和在发展中国家举办，人们的政治期待从来就是不一样的。对发达国家，人们更多关注的是奥运会对举办城市发展的意义，包括jiāo通、环境和城市基础设施等；但如果奥运会在发展中国家举办，那么除了这些平常的关注点外，还会特别附加政治期待，例如政治开放、透明和民主化。这一点从前是这样，以后还会是这样。 很难想象，一次像奥运会这样的国际盛会就能立即促使中国这个巨型国家发生激进的政治变化和民主化。但另一方面，也很难想象，如一些西方评论家所认为的，奥运会的成功反而会强化中国政治的权威主义xìng质。奥运会在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举办促成了那些国家的政治变革，包括中国的两个邻居，即日本和韩国。从较为长远的观点来看，在这一点上中国也不会例外。就是说，中国不可能因为奥运会的成功而逃避政治改革和民主化的问题。尽管很多人还在争论中国的政治体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32 章 能否民主化的问题，但实际上中国的问题已经不再是要不要民主化的问题，而是民主化的进程是一个和平的过程还是一个充满暴力的过程。如何进行一场平稳的民主化，是中国今后很长一段时期里的政治改革攻坚战。 2008是中国市民社会年 在政治改革和民主化的问题上，中国面临的外部压力会增加得很快。在经济和国际社会接轨之后，中国也必须考虑政治的接轨问题。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要走西方式民主化道路。在包括亚洲一些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西方式的民主并没有取得很大的成功。成功的民主政治都是建立在自身的文化基础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之上的。 但另一方面，很显然，中国政治对很多国家尤其是先进发达的民主国家来说还是“异类”，他们对这个“异类”及其所包含的所谓的“不确定xìng”存在着担忧。中国目前所有的各种政治话语，无论是官方的还是社会的，都不能解释为什么现存的体制是可以和其他各种体制和平共存的。尽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体制在很多方面呈现出民主化的趋势，但由于各种原因，中国内部各方面都似乎一直在凸现中国和其他体制的不同xìng质。这在一定程度上在继续加剧其他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猜疑。当然，中国领导层对这样一个事实不是没有意识到，前些年党内的一些自由派就提出过要改变执政党的名称。不过，这样做显然没有现实xìng。 但是，中国的政治改革和民主化的真正动力并非来自外部，而是内部，就是说，改革是为了回应内部而非外部的压力。奥运会的成功举行表明中国政治已经到了变革的时期。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开放与经济的全球化和区域化同时进行，这构成了中国经济和国际接轨的巨大动力。尽管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还有待深入，但从宏观层面看，中国已经融入国际经济秩序。一个开放的经济为开放的社会奠定了基础。现今中国社会远较很多民主国家开放。这些年来中国社会的进步一直被低估，但2008年令人叹为观止。 很多人已经注意到，2008年可以被称为中国市民社会年。在四川地震期间，诞生了成千上万个自下而上的非政府组织或者志愿组织，而奥运会期间又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催生了无数志愿组织。无论以何种方式产生，这些组织都扮演了关键角色。这表明中国社会力量在很快成熟，并且能够在国家的社会生活中成为中坚力量。毋庸置疑，社会力量的崛起和中国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有紧密的关联，这在其他国家也是如此。在一个贫穷的社会，很难会出现大量的志愿者。 民主互动离不开法律基础 开放的经济和开放的社会必然具有政治意义。中国正面临巨大的内部压力促成政治过程的开放。实际上，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中国现在的政治过程已经相当开放。执政党这些年来一直在努力调整执政的社会基础，这使得各社会阶层包括新兴私营企业家阶层都能在不同程度上参与政治。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社会群体参与政治很不均衡，弱势社会群体的参与包括农民工仍然微弱。 社会的政治参与不仅仅关乎公民权利，更关乎政权的重建。通过基于法律之上的透明化的政治参与来重新改造政权已经成为当务之急，对基层政权尤其如此。这些年来基层政权呈现出黑社会化的趋势，这和政权权力总是在不同层级政府之间流动，而没有赋权给社会（包括媒体）有关。如果基层政权的这个趋势不能阻止，整个政权就会失去基础。而赋权社会的政治改革是唯一的出路，就是说，社会民主既是人民政治权利实现的途径，也是政权重构的途径。 同样重要的是党内民主速度需要加快。党内民主的重要xìng不仅仅是为了防止党内权力滥用，也是为了党员的政治参与权利。民主的基本意义就是竞争，通过竞争来选拔优秀领导人。从这个角度看，党内竞争不可避免。这些年里，中共在不同层级进行了党内民主试验，但如何规制党内民主，进行有序竞争仍然是个大问题。制度建设得好，党内竞争有助于党内团结；如果建设得不好，就会增加党内冲突。 但无论是社会民主还是党内竞争都需要以宪政民主为依托，也就是法治。宪政是一个国家政治改革和有序民主化的制度基础。无论是执政党与社会力量的互动、各种社会力量间的互动还是党内不同成员间的互动，都需要以法律为基础。 上述所有方面的民主已经在不同程度上在中国试验着。就是说，有无奥运会，中国政治都会发生变化。毕竟，经过了过去三十年的经济和社会改革，中国也应当直面民主化的问题了，并且从国际经验看，直面这个问题要比回避这个问题有效得多。但奥运会的确可以从多方面推进中国的政治变革。奥运会反映出中国现存体制的一个特点，那就是，只要领导层具备足够的政治意愿和意志，就可以动员和集中资源，绕过各种既得利益，促成一项事业的成功。如果政治改革成为执政党的一个事业，那么人们有理由相信这个事业也能成功。 原刊于《联合早报》2008年9月16日 中国的政治改革向何处去？ 各种迹象表明，目前中国需要政治改革。 政治改革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个永恒话题。基本上，上世纪80年代处于探索时期。在政治改革遭受挫折之后，中国走上了“先经济改革、后政治改革”的道路。在整个90年代，经济改革是中国的主体xìng改革，在本世纪初十六大之后，社会改革又成为主体xìng改革。 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成为主体xìng改革，并不是说政治改革不重要或者不存在。尽管80年代政治改革不顺利，但领导层始终并没有放弃要政治改革。十五大提出要建立“法治”，把法治作为政治改革的目标；十七大更进一步，明确提出了政治改革甚至民主化的途径和方法，即党内民主引导人民民主或者社会民主。根据这些既定目标，人们可以把政治改革概括为法治（或者宪政）垣党内民主垣人民民主（或者社会民主）。 中国政治改革的左、右派观点 尽管实际改革的需求在上升，但无论是改革话语还是实践层面，中国社会对政治改革的共识似乎越来越少。从近年来“左”、“右”两派的争论及其争论对改革进程的影响来说，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类似邓小平“南巡”之前“左”、“右”两派对“市场经济”的争论的jiāo织时期。 左派和右派（或者“自由派”）长期以来对政治改革处于无谓的争论之中。尽管两派的观点正好相反，但思路一模一样，两边针对的都是同一个“稻草人”。自由派一谈政治改革总离不开西方式“多党制”和“三权分立”。他们把西方的体制看成是普世的。他们看到了中国的问题，简单地以为一旦选择西方道路就可以解决中国的问题。或者形象一些说，他们是看着苹果（西方）骂橘子（中国），认为橘子没有救了，只有把橘子变成苹果才好。所以中国政治改革的目标就是把“橘子”变成“苹果”。（应该指出，他们中的一些也真诚相信“橘子”可以变成“苹果”。） 左派的观点刚好相反。他们立场明确，反对自由派所提倡的一切。在这个阵营中，很多人得了政治改革“恐惧症”。一旦谈及政治改革尤其是民主政治，就如临大敌。左派从心理上抵御民主，认为民主仅仅属于西方，中国并不需要。有些左派甚至把民主化看成是西方针对中国的一个“大yīn谋”。（应当说，新左派中的一些人反对西方式民主，但并不反对民主的创新。） 在很大程度上，无论是左派还是自由派，都在脱离中国现实而空谈。自由派不看中国现实，牢牢抱着西方的民主教条。左派同样没有看到中国所面临的政治改革压力，看不到政治改革的重要xìng。一些人过于简单，为了和西方争口气（争夺话语权），就不想面对中国体制的局限xìng，过分强调中国改革模式成功的一面，而刻意忽视这个模式存在的问题。 两派的争论似乎显得越来越空，越来越情绪化。实际的问题在于，如果不进行政治改革，就很难维持现存体制。最严重的是，不进则退，而中国实际上并不存在这样一条退路。 空谈误国，情绪误国。今天的局面要求人们抛弃并不存在的“稻草人”，实事求是，回到改革开放早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道路。政治改革如何进行必须着眼于中国现实。只有正视政治改革问题，才能看到政治改革的重要xìng和紧迫xìng，才能找到政治改革的有效方法。在一般意义上，笼统地谈论政治改革已经变得无济于事。 党政改革未尽全功 实际上，从中国本身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历程来看，已经有相当多的经验供人们参考。政治改革要分解，民主化不是政治改革的全部内容。政治改革的含义远比民主化广，政治改革的基本目标是基本国家制度建设，而民主化只是其中一种国家制度。再者，民主化本身可以作进一步的分解，例如可以分成选举民主、参与民主和协商民主，等等。对政治改革的分解可以让人们看到事物发展的内在逻辑，了解先做什么，后做什么，怎样才能符合事物发展的逻辑。 邓小平1980年发表的《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一文所提出的基本政治体制的建设，到今天仍然没有完成。就政治体制的建设来说，政治改革仍然存在着巨大的空间。例如党政关系问题，这是中国政治体制的核心问题。80年代提出党政分开或者分工，但并不成功。后来不提了，但并不是说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了。 经过多年的改革，中国共产党从理论上已经从革命党转型成为执政党，但实际上还是一个行政党。在一般意义上，所谓的执政党就是党产生一个政府，产生政府后让政府执政。而在中国，在所有主要方面，都是党亲自执政。党过度卷入行政事务，导致政治事务的“荒废”。这是执政党作为改革主体其改革能力弱化的一个主要原因。另一方面，因为党本身过度卷入行政，政府的管治水平提不高，经常是用政治方法替代专业精神。执政党如果继续忙于行政，不能确立主导政治事务的体制，而政府的专业水平不能提高，那么党政纠纷只能导致总体制度的继续弱化。 再如，邓小平以来，中国建立了退休制度，但是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确立“政治退出”（politicalexit）制度，就是领导人退出政治领域的制度。 常常的情况是“退而不休”，即使没有了正式的职位，各级领导还是可以用各种方法来干预现任领导的事务，过度制约着现任领导。这实际上是领导层政治责任不能明确的一个重要因素，影响执政能力。在退休制度基础上进一步改革，建立政治退出制度显得非常必要。 政治退出制度的缺失也通过其他途径影响着官员的政治责任。例如，人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些犯错误的官员经常被从一个职位调到另外一个职位，或者从公众的视线中“消失”一会儿，又回来了。 民主化不是政治改革的全部，但政治改革并不能排斥民主化。执政党要通过政治改革重新确立执政党的改革主体地位。中国共产党现在的统治权很强大，但领导权很单薄。领导权如何得以确立和巩固？领导权是执政党继续领导改革的能力。当强人政治过去之后，执政党的领导权只能通过政治改革来实现。 票决民主应从中央开始 领导权的微弱和中共党内没有改革共识有紧密的关系。党内没有共识和党内民主缺失有关。现在人们把党内民主理解成集体领导，但实际上很容易演变成没有人负责的局面。党内责任制必须得到建立。如何建立？党内民主不可避免，尤其是票决民主。票决民主要确立的是政治责任制。十七大已经在这方面走出了宝贵的一步，加速票决民主的制度化是必然的趋势。 除了政治责任制，党内民主还涉及一个动员党内改革力量的问题。不是说党内没有改革力量，但党内的改革力量处于分散状态。邓小平早就强调过，党内要有核心，没有核心，党的领导集体就会变成各种不同利益的组合。如果让不同利益互相制约，那么什么事情都做不了。这个核心如何形成？在没有政治强人可以指定一个“核心”的条件下，这个核心必须通过党内民主来形成。 在各级地方层面，要大力推行参与式和协商式民主。票决民主先要在党内进行，主要解决党内责任制问题和权力jiāo班问题。票决民主会强化中央的合法xìng和权威。如果票决民主先从地方进行，这会加速中央权威的衰落。地方选举表明地方权力机关的权力来自选民，而非上级政府。在地方政府是由选举产生的，而上级政府不是的情况下，会发生什么？就是上级政府权威的急剧下降甚至丧失。相反，如果选举民主从中央开始，则有利于制约地方权力，防止地方主义的崛起。 从现有的村民选举的经验来看，在没有建设好现代国家制度之前，过早引入地方选举民主会带来意想不到的负面效果。村民民主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应当好好总结，因为它们反映了选举民主所能出现的变形。例如，在家属势力很大的乡村，民主实际上是有名无实的，此其一；选举出来的机构如何和党的机构共处，此其二。 但是，地方可以先行参与式和协商式民主。在这方面，民主具有更为广泛的内容。选举式民主主要是为了产生地方组织或者说地方的接班人问题（或者权力继承问题）。一旦在地方放开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33 章 选举，就很难产生一个有效的政府。而参与式和协商式民主是为了改善现存地方政权。预算公开、公民社会建设等等都是地方民主的内容。在这方面，地方民主可以大有作为。 同样，政治改革或者民主化也可以发生在处于国家与社会之间、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各种国家政治体制层面。这方面，中国基本国家制度已经存在，改革的目标就是要改进或者改善。现存制度主要包括人大、政协和司法。人大和政协是代表机构。“三个代表”理论提出后，人们开始重视人民代表的利益代表问题。这方面有所进步，主要是在人大和政协代表的意见表达方面。但是制度和政策层面有很多问题仍有待于解决。例如，如何建立代表和人民之间的关系。如果代表和其所代表的人民没有关系，那么代表是不可能实现的。如何改进代表的产生和代表办法？有人提出人大代表不能以个人身份代表人民的利益，那么人大作为整体又如何能代表人民的利益呢？就代表方面，一些新的实践正在出现。积极的做法应当是考量如何改进这些实践，而不是简单否定这些实践，因为否定是产生不了新制度的。 关于司法独立问题 这里有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就是司法独立问题。这个问题比较敏感，但也可以加以理xìng的讨论。司法不能独立就是司法政治化，这已经产生了无穷的问题。司法是任何社会基本社会正义的最后防线。这道防线如果失守，那么基本社会正义就会dàng然无存。中国目前就面临着这样的情况，掌权者可以通过权力、有钱者可以通过金钱把司法程序“政治化”。 司法系统是中国社会最为腐败的部门之一。社会对政府的不信任主要也体现在司法方面。实际上，如果掌权者或者有钱者可以把司法政治化，人民或者被统治者也可以这样做。人民不相信司法、不服司法，往往通过其他政治化的方式来求助问题的解决，例如集会、yóu xing、抗议、暴力，等等。政府一旦面临这种情况，也就难以用法律来解决问题。这样，你来我往，法律就成为谁也不认同其权威的一纸空文和儿戏。 法律权威得不到确立，国家治理就会变得非常困难。怎么办？执政党可以控制立法，但必须让司法相对独立。法律是政治力量意志的体现，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反映了法律的现实情况。就是说，政治力量必然把自己的政治意志体现在法律层面，但这可以通过控制立法来达到。如果执政党不满足于某一法律，那么就可以修改法律甚至废除法律，当然，也可以就新的情况制定新的法律。但是一旦法律到位，就必须让专业法律人员来司法。如果把这个过程也政治化了，执政党和人民之间就失去了宝贵的中间地带。司法相对独立是中国走向法治的第一步，而基本国家制度的最重要的体现就是法治。 法治、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中国的政治改革可以沿着这些已经出现的改革话语前行。无论是自由派的幻想主义还是左派的恐惧主义，都没有出路。今天，无论左派还是自由派，都可以动员到一定的力量来阻碍任何一项他们不认可的政治改革。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党的领导高层对政治改革不能达成共识，而屈从于空洞的争论，那么只能延误改革，造成不堪的后果。 原刊于《联合早报》2010年10月11日 中国政治“不改革”的限度 在人们意识到政治改革尤其是民主化的限度的同时，更应当深刻认识到政治“不改革”的限度。很多年来，人们认为，中国今天的争论已经不再是政治要不要改革的问题，而是改什么、如何改革的问题。道理很简单，任何政治制度，无论是民主政体还是非民主政体，都要进行改革，而改革意味着要对现存的制度加以改进或者改善，使之适应社会和经济发展等各方面的需要。但近年来中国的发展表明，人们在这两个层面实际上都缺少共识，就是说，无论是领导层还是社会，不仅对政治改革要改革什么、如何改革没有共识，就连要不要改革都没有共识。各级政府官员，侧重点似乎都在“不要做什么”，而不是“要做什么”。这是令人担忧的。中共十七大提出了政治改革路线图，即“党内民主引导人民民主”，但直至今日，这两方面不但没有具有实质xìng的进步，就连共识也在弱化。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首先在于思想层面的两个极端的“误解”。一些人认为，改革只是像中国那样的“非民主制度”的事情，西方的民主制度已经完善。因为相信西方制度的完美xìng，他们倾向于认为西方式民主是中国政治改革的方向。这种思想最显著地体现在激进的自由主义（民主）派那里，他们否定中国现存制度的合理和合法xìng，把改革视为是制度重建，即从现存制度转型成为西方式民主制度。 不过，实际经验并不支持这种看法。无论是西方成熟民主、发展中国家不成熟民主政治还是属于其他政体的国家，都需要改革。今天，从欧洲及北美国家、日本到其他所有发展中国家，都在呼吁政治改革。在一些国家，改革属于制度改进。在另一些非西方的发展中国家，人们则意识到，他们从西方移植过来的民主，经过多年实践之后并不适合自己，需要进行比较大的改革。非民主国家也在改革，探索适应其国家现状的政治制度。所以，认为西方的制度是终极的制度并不确切，西方的制度本身也还在演变。再者，世界历史的发展是多元的，政治制度的演进也是多元的，那种认为所有国家的政治制度都会演变成为西方式民主结构的单一线xìng的历史发展观，并不符合历史的事实。 与此相反，一些人则认为，中国现在的政治制度已经足够健全，没有必要加以改革。自改革开放以来，“改革”一词包含着积极进取精神，具有非常正面的含义，但现在，其含义正在发生急剧的变化。在这些人眼中，“改革”已经成为一个贬义词了。一种越来越普遍的官方观点是，中国的政治制度无需变化，它能够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自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持这种观点的人似乎越来越自信。这种思想最显著地表现在激进的左派身上。他们认为中国现存制度远较西方的制度优越，中国应当把“中国模式”向外在世界推广。 思想分裂与对立越来越甚 这两种对立观点的存在使得中间立场难以生存。这可以明显地从中国社会对温家宝总理有关政治改革的谈话的对立反应中看出。自去年“两会”之后，温家宝总理多次谈论政治改革。作为执政者，意识到现存体制不改革不行，提倡政治改革很自然，让人们惊讶的倒是中国社会对此作出的对立反应。激进自由派对温家宝的讲话作了自由主义的过度解读，而左派很自然对此作了相反的解读。围绕着温家宝数次强调普世价值，自由派借此来推动西方式改革，而左派则竭力否认任何普世价值存在的可能xìng。中国社会在意识形态的光谱上的分裂和对立，可以说越来越明显。 更令人担忧的是这种意识形态对立背后的经济和政治利益的高度对立。改革的既得利益化，是近年来中国社会的一大趋势。从改革的意识形态、议程、政策制定到执行，各个环节都受制于既得利益。这些年来，中国并不缺乏各方面的变化，但这些变化都由各种既得利益所cāo控。这些变化很难说是“改革”，因为它们只有利于增进各个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而对执政党整体、社会和国家利益不仅无益，而且有害。在很大程度上，一些既得利益已经非常强大，它们能够有效推动有利于自己的利益的变化，同时有能力阻碍任何不利于自身的改革。一旦当某一改革理念被认为不利于他们的利益，他们就会群起而围之。 没有改革，政治制度就很难适应日益变化的社会和经济，并可能最终导致激进的变革，包括革命。换句话说，防止革命的唯一路径就是改革。革命是激进，改革是渐进。在中国的环境中，革命的结果往往是没有变化，因为在很大程度上，革命就是推倒重来；渐进的改革才是真正的变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政治改革方面的经验告诉人们，不改革就会导致危机，而激进改革会导致倒退。 从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国没有发生西方式的改革，但中国的政治改革以自己的方式取得的进步并不小，那就是渐进改革。“民主与法制”是政治改革的主题。在80年代，邓小平对法制建设强调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今天人们所看到的法制话语，就是在那个时代确立和发展起来的。90年代有了很大的进步，1997年中共十五大正式提出把法治建设作为政治改革的目标。在强人政治的时代过去之后，中共十七大又提出了以党内民主引导人民民主的政治改革目标。党内民主是为了解决党内的接班人jiāo接、确立党的领导集体权威以及遏制党内腐败等问题；人民民主则是为了解决社会参与政治的问题，同时也为民主进程提供自下而上的动力；而“引导”的概念，则表述了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的关系问题，即要追求一种有序的民主进程，以避免自发无序的政治变革。 政治不改革累积恶果 不过，这些年来，因为上面所讨论的思想意识上缺少共识或者越来越没有共识，在这些方面不但没有具有实质xìng的进步，反而出现了倒退。政治不改革已经造成了诸多非常深刻的负面结果，威胁到执政党各方面的可持续发展。 首先是领导集体的权威，从而也是中央政府权威的流失。中国现在的情况在很多方面体现出传统的“统而不治”的特点，包括中央和地方之间、国家和社会之间、政府和人民之间，等等。但“统而不治”不应当是近现代政治的特点。“统而不治”必然导致危机。“统而不治”是党内民主进步缓慢的结果。尽管十七大确立了党内民主的议程，但党内民主的进步并不显著。 从党内“集体领导”体制的确立的角度说，党内民主有进步，因为较之从前的个人专制，集体领导和集体决策是民主的表现。但是如何避免集体领导体制下可能出现的集体不负责任的结果呢？要实现既要集体领导又要集体负责，党内民主必须有大的飞跃。一些学者论述，民主不是“选主”。但是人们没有必要赋予民主那么多神圣的含义，在很大程度上，国家层面的民主就是“选主”那么简单，即选出一些政治人物，授权于他们，并且要他们负责治理国家。民主当然意味着权力的相互制约，避免个人专制的出现；但民主也不能导致这样一个结局：同一层级的领导人互相制约，自己不做事情，也不让他人做事情，结果是谁也做不了事情，谁也不负责任。 现在的结局是党内民主不够成熟，后者是只走了半步的产物。党内执政制度有待于改进。民主意味着参与决策的角色的增加和权力的分散。这就要求各级政府尤其是高层要确立各种协调和整合机制，否则在权力过于分散的情况下，决策会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什么事情也办不了。即使在民主国家，也存在着各种高度集权的协调和整合机制，例如美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家经济委员会。集体领导体制是为了防止个人专制，但这个体制并没有保证政治责任制。尽管中国反对西方式的“三权分立”的分权制衡，但实际上的互相制衡远比西方有效，结果是官僚坐大。官僚本来是执行机构，但现实中已经演变成决策机构。一些领导层形同摆式，变成不作为政府。既得利益集团为什么这么强大？这和政府本身不作为紧密相关。 那么，社会民主呢？政府权威的流失并不表明社会得到了权力。社会同样没有权力。政权和社会的紧密关联已经不再存在，人民（社会）民主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现在社会上尤其是基层，对各级政府的不满和抱怨已经发展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可是各级官员还是掩耳盗铃，假装看不到，或者充耳不闻，一味地依靠维稳机制和暴力机器来防止社会的失控。没有人会相信，这样的治理是可持续发展的。不关心社会成员、只图私利的党政官员，在老百姓眼里没有什么合法xìng。如果作为个人的党政官员没有合法xìng，那么作为整体的执政党也同样会面临这个问题。今天世界上很多国家存在着的政治不稳定情形，就是政府官员无限制地追逐私利而置人民利益于不顾的后果。 重新联结政府和社会 那么如何重新联结政府和社会呢？这需要至少两方面的政治改革。一方面是确立各级领导层和社会关联的制度。现在光依靠一些领导人个人进行一些并不规则的和人民的沟通（如通过走访、互联网、电视讲话等）是远远不够的。要建立定期会面制度，尤其在基层。没有这样的自上而下的制度不行。这么多年来，为什么上访者越来越多，就是因为问题在基层得不到解决，就“转移”到上层来了。上访制度尽管是社会和上级政府沟通的管道，但有效xìng是非常成问题的，因为到头来，问题还是要在基层解决。上访制度不仅在加深基层和社会的矛盾，也在加深中央和地方之间无穷的矛盾。改革开放后，为了推动经济的发展，各级政府纷纷建立了为投资者提供方便的“一站式”服务，为什么就不能为自己的“人民”提供类似的服务呢？这完全是政府官员和政府本身的定位问题。 另一方面是要推进社会的自下而上的参与。这里，作为利益代表机制的人大和政协要发挥重要的作用，现在这两个制度的作用远远不够。本来这两个制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34 章 度是最有效的社会参与机制，但现在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了精英俱乐部，尤其在地方层面。这些理论上应当由人民选出来的代表和人民到底有什么样的关联呢？除了自诩，没有实质。 再者，村民自治（或者村民民主）从人民公社制度和生产队制度解体之后就开始进行了，后来也在很多地方进行了乡镇选举试点，但无论是村民自治制度还是乡镇选举，这些年并没有什么进步。为什么会这样？主要是思路问题。很显著的一点是简单地把民主视为选举，光强调选举，而忽视了其他制度建设，结果出现了很多问题。实际上，在基层和地方政权，应当发展出多种多样的民主政治实践，如参与、协商等。如果在国家层面，民主表现为“选主”，那么在地方和基层，民主就具有其本来的意义，即人们参与影响其利益的决策。 更为重要的政治改革应当是法治建设。法治是任何一个国家的最基本的制度，是其他任何制度的制度。用学术一些的话来说，是基础制度（infrastructural institution）。没有法治，其他制度就没有生存的基础。但中国社会正在发生一场法制和法治的信任危机，这尤其表现在司法方面。在法治国家，任何社会成员可以批评或者怒骂任何东西，但不可以藐视司法。政府会穷尽一切力量保护司法。但在中国呢？政府官员藐视司法，社会成员藐视司法。全民“不信任运动”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表明社会已经发展到了无政府状态的临界点。自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法制和法治的进步极其困难，可执政党目标非常明确，要尽最大的努力追求进步。但近年来，各方面对法制和法治的强调少了很多，在实际层面对法制的破坏则多了起来。 中国的政治变革不可避免。如果不想革命或者激进变革，除了改革别无选择。今天，在改革议程既得利益集团化的同时，社会各方面的激进已经显露出来。要确立有效的改革议程，为政者只能从执政党、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利益出发，才能超越既得利益，动员足够的社会支持力量。对政治改革，任何激进理想主义或者犬儒主义，都会最终酿成国家和民族的大灾难。 原刊于《联合早报》2011年3月29日 从改革到革命：中国政治变革的一般规律 目前中国的改革现状已经呈现出几个显著的特点。第一，各方面的改革缺少动力。经济改革在上世纪90年代找到了突破口，确立了基本市场制度，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深化。社会改革在过去的十来年间取得了一些进展，但远远不能满足社会变化的需要，如何找到突破口？政治改革在十七大的时候已经确立了“党内民主引导人民民主”的方向，两方面的民主试验也在进行，但并没有成为系统的努力，如何推进？第二，改革没有重点感。各方面的改革需求在很快增加，但不知道先做什么，后做什么。面对各方面的压力，不知道从何入手。第三，无论是执政党还是社会，对改革缺少最基本和最低限度的共识。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局面？人们都指向了问题的核心，即来自利益集团的阻力。改革的未来如何？中国的改革处于一个转折点上。在这个关键时刻，有必要总结一下中国政治变革的一般规律。简单地说，当改革进程停止之时，革命进程就会开始。如果从利益集团的发展进程来说，一旦利益集团主导政治进程，或者说现存政权无能克服利益集团的阻力而继续推进改革，革命的因素就开始积累。 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都告诉人们这样一个道理，政治必须与时俱进，改革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而是政治的常态。政治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动态过程，必须从改革到改革，不断更新自己，这样才能可持续发展。 这对任何政体都是如此。在西方民主社会，是依靠政党的周期xìng轮换来实现动态政治的。但即使是民主政体，也经常因为既得利益的阻碍而改革不力，政权陷入困局。美国经济学家奥尔逊（Mancur Olson）曾经对利益集团主导的经济发展表示出极其悲观的看法。他认为，随着各种既得利益（分利）集团的形成，竞争将受到制约，经济发展缺少动力，出现滞涨。他并不认为民主政治能够克服这些既得利益集团，而是需要用战争、大的社会冲突来改变利益格局。的确，从很大程度上说，民主政治是既得利益集团设计用来保护其利益的最有效的武器。尽管奥尔逊谈得更多的是经济方面，其实政治方面也如此。 用“开放xìng”来应对利益集团 中国没有多党政治，在克服利益集团方面会面临更大的困难。一党长期执政本身就很容易形成利益集团。要防止利益集团坐大，防止它们挟持国家的政策议程，最有效的方式就是保持执政党的开放xìng。执政党越开放，利益集团坐大的可能xìng就越低。用“开放xìng”来应对利益集团，实际上在改革开放之前就开始实践了。在máo zé dōng时代，执政党主要是依靠社会群众运动来防止和瓦解利益集团的。máo zé dōng搞阶级斗争，搞“大民主”，用一个阶级对付另外一个阶级，政权的主体不断轮换。可以说，在那个时代，除了máo zé dōng本人，没有一个阶级或者阶层能够主导中国政治。这样做产生了非常负面的结果：长期处于运动状态，包括法制在内的基本国家制度建设被忽视。当然，那个时代的既得利益非常简单，政治和意识形态是社会的主体，社会经济长期处于低度发展水平。 中国目前的既得利益集团是改革开放的产物。如果máo zé dōng时代是一个意识形态主导的社会，那么改革开放后发展出来的是一个利益主导的社会。从意识形态转型到利益是一个并不容易的过程，但也是一个很成功的过程。如果没有中国社会各方面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很难想象中国可以作如此快速并成功的转型。 总体上说，在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后期，中国的经济过程相当开放。当时也有各种利益集团，但因为改革刚刚开始，包括农民和工人在内的各种利益集团都可从改革中获得利益，利益集团之间及利益集团与社会之间的冲突因此并不明显。直到80年代后期，当改革遇到困难，各种利益之间尤其是政治利益之间的冲突开始表露出来，最终导致了1989年的六四事件，改革停顿下来。 1990年代初苏联、东欧共产主义的解体，促成了中国更大规模的改革。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执政党发动了新一波更大规模的开放和放权，形成了大规模的利益重新分配局面。传统上的领导阶级如工人阶级开始被边缘化，而新兴阶层如民营企业阶层迅速壮大。面临新的局面，执政党开始调整其统治基础，通过修改宪法和制定新的法律来保护私有产权，而且也容许民营企业家进入政治过程，有效地扩大政权的社会基础。 本世纪初以来，执政党开始调整改革政策。在“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的政策理念指引下，试图平衡新兴阶层和传统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主要是要纠正前阶段片面倾向于新兴阶层，而对传统社会阶层的利益重视不够的局面，努力实现社会公平。当然，这样做其实也是符合新兴阶层的利益的。很显然，在基本社会公平正义缺失的情况下，社会问题难以为继，必然要影响到新兴阶层的利益。 国企及官僚成为新利益集团 2008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是个转折点。为了应对危机，国家出台了巨大的财政金融计划。而庞大的财力都是通过国家本身，即国有部门而实施下去的。这就导致了利益集团的急剧扩张。国有部门的大扩张，马上打破了原先国有部门和民营部门相对平衡的状态，国有企业取得绝对的主导地位，快速挤占了民营企业的空间。民营企业在90年代中期以后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空间，如今好时光不再，它们开始寻找新的出路，例如通过移民等方式退出中国社会。 更为严重的是，国有部门的扩张，也没有为传统社会阶层带来任何好处。在传统计划经济下，国有部门是工人阶级的制度基础。但现在的国有部门已经具有了不同xìng质，国有企业很难说是国家的，而更多地属于国家企业管理者或者国家的代理人。实际上，国有企业已经成为社会不公正、收入差异扩大、腐败等等现象的根源（本栏早先已经论述过）。 官僚系统本身也俨然成为既得利益集团。改革开放之后，尽管有“小政府、大社会”的改革目标，每次改革也是想缩减政府机构和官僚人数，但实际上是相反的。官僚系统越来越大，社会越来越小。在分权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层级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例如，原来的地区级只是“行署”，即省政府的派出机构，而现在则已经演变成实体，一级政府。同时，也出现了计划单列市。这不仅仅是官僚机构变得庞大的象征，更拦截了中央和社会之间的关系。 官僚机构的无限扩大，必然造成社会空间的缩减。随着财政税收向官僚机构集中，国富民穷变得不可避免。更为严重的是，官僚机构严重和社会脱节，一个个官僚机构犹如一个个城堡，和人民没有有机的关联。而且，官僚系统开始演变成独立的系统，它们享受市场的好处，而可以豁免市场的坏处。无论是社会保障、医疗、住房和食品，各种不同的特供系统不断涌现。一个严酷的事实是，中国的改革往往是自上而下的，而在官僚系统严重和社会脱节、感受不到人民疾苦的情况下，哪里能够出现改革的动力？ 在各种利益集团大扩张的同时，执政党领导层克服既得利益集团的能力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制约，从而大大衰落。因为党内民主的需要，领导层实行集体领导，并且领导层的规模在不断扩大（如政治局常委从80年代的5人扩大到现在的9人）。党内民主的程度扩大，意味着权力在顶层的分散状态。权力不再集中，权力的行使自然不再有效。再者，因为分权只是对地方政府的分权，而不是向社会的分权，社会组织不能发育起来。同时，社会也没有能够影响政治过程的有效机制，因此既无能对主张改革的领导层有所支持，也不能对既得利益有所制约。 革命进程悄然开始 结果就使得中国的改革进入了本文开头所描述的状态。很多迹象表明，当改革不再的时候，革命进程悄然开始。人们可以从方方面面感觉到革命因素的存在。 首先，既得利益集团可以有效影响改革的政策。情况往往是，对有利于它们利益的政策，它们可以最大化；而对不利它们利益的政策，它们可以将其最小化。既得利益甚至随时都可以围堵领导人的改革议程。如果某一改革理念不符合它们的利益，就会群起而攻之，各种手段应有尽有。因此，有人认为，既得利益集团已经挟持了中国的改革议程，就是说，它们可以制定政策，领导层和政府只是它们所形成政策的“橡皮图章”。 人民对官僚系统失去最基本的信任，政府和人民开始处于对立状态，社会抗议运动不断。因为改革的困难，政府很难用改革的方式来化解政府和人民的对立，因此有关部门开始用强制xìng手段来统治和控制社会，例如“维稳”。更为严重的是，在行使高强度控制过程中，本应当由国家垄断的暴力开始私有化。一些地方政府“外包”公权力，导致了类似“黑监狱”等新事物的产生。一些发展商在“拆迁”过程中雇凶打人甚至杀人。结果造成国家与社会、政府与人民之间进一步的对立。 应当指出，在任何社会，社会抗议运动是一个常态，也并不是所有社会抗议都会导致革命。但是，具有政治意识的社会抗议，最终必然会导致革命。很多年里，中国社会的很多群体xìng事件或者抗议运动，都是为了具体的经济利益；但今天，中国社会各种意识形态纷纷崛起，在意识形态上分化社会的同时，也在给社会群体灌输着政治意识。人们可以在不同的社会意识形态之间作选择，发展出不同的政治意识。意识形态是行动的指南，各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必然具有政治后果。 在这样的情况下，既得利益集团也开始感觉到不安全。除了高强度的控制外，它们也需要在思想层面来论证其合法合理xìng。它们开始在各种思潮中寻找支持力量。不过，这些思想，无论是内生的还是外来的，对它们来说，都只具有工具xìng质。总体上说，既得利益集团处于一种集体无意识状态。它们不思改革，害怕改革，恐惧于在改革中失去什么。它们只知道不能做什么，而不知道应该做什么。一些极端的甚至开始对改革进行“妖魔化”。 很显然，当既得利益的终极目标是维持自己的利益，并使之永恒化的时候，它们已经完全没有能力来超越自己的利益。当它们不能超越自己的利益的时候，政治的开放xìng就必然消失。而体制的封闭xìng必然导致革命因素的发生和发展。原因很简单，当不能从内部产生变革（改革）的时候，外部变革（革命）就成为选择。 经验告诉人们，这些都是革命进程开始的早期现象，但是革命进程如何进行，还是要看是否存在有效的改革。如果在革命进程的早期实施有效的改革，那么这个进程可以终止；但如果没有，这个进程就会继续，直至革命的最终bào发。历史地看，当革命即将bào发之际，统治阶级还会进行一次巨大的改革，可惜的是，届时可能为时已晚。晚清的例子最为明显。当光绪皇帝要改革的时候，慈禧太后等保守势力杀了改革者，废了皇帝。但后来，太后迫于形势，为了生存，真的想改革了，并且改革的幅度和力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35 章 度，甚至比当初光绪皇帝设想的还要大。不过，大势已去，革命已经成为主动力，任何改革都已经难以挽回局势了。 那么，革命又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在理想的状态下，革命是你死我活之举，即零和游戏。但革命也往往导致一种同归于尽的结局。无论哪一种情况，牺牲最多的是社会大多数人尤其是中下层的利益。每一次革命，精英也有牺牲，但与社会的大多数相比，微不足道。对政治来说，在中国的政治环境中，革命的结果很有可能就是没有任何具有实质xìng意义的变化，革命往往是一个再生产的过程，也就是重新走一遍。中国社会真正的变化在于逐渐的改革。改革因此符合各方面的利益，既符合社会大众的利益，也符合既得利益的利益。 尽管革命很多情况下都以悲剧告终，但在既得利益集体无意识的情况下，这种悲剧往往是历史的常态。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就很难解释中国历史上循环往复的革命了。 很显然，对目前的中国来说，改革绝对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东西，改革属于必需。 原刊于《联合早报》2011年6月28日 中国共产党最需要的是什么？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周年的大会上，中共总书记胡锦涛警告中共正在面临四大危险，即“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和“消极腐败”。两年前，在纪念中共执政六十年、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四个“不等于”，即“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很显然，这次胡锦涛提出的四大“危险”既是四个“不等于”的继续，也是四个“不等于”之后再次对中共党政官员提出的最严厉的警告。 很少会有人否认中共在过去取得的巨大成就。战争与革命，建设新型国家，改革与开放，中国从“东亚病夫”跃升为国内生产总值（GDP）总量高居世界第二的世界强国，这些都被各界视为奇迹。不过，这并不在任何意义上意味着执政党可以一劳永逸地执政。相反，在新的环境下，执政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因此，执政党必须正视存在的问题，对问题有深刻的认识，之后进行改革，通过改革来解决问题。但很显然，在改革方面要做到知行合一并不容易，从问题意识到改革得以执行下去，两者之间存在着一个巨大的鸿沟。 实际上，对执政党来说，这个鸿沟正在迅速扩大。无论党内还是党外，很少有人会否认问题的存在以及这些问题存在下去的危险xìng。但是，到了解决问题的执行面就没有力度了。中共高层近来开始强调“重在执行”，这无疑表明高层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症结。举例来说，很多年来，执政党领导层一直在呼吁实现基本社会公平和正义，建立“和谐社会”。这些宏大的社会政治目标，党内有共识，社会有期待。然而，意在实现这些宏大目标的政策并没能执行下去，或者执行不力。结果是问题积累得越来越多。无论从决策的角度还是政策执行的角度来看，执政党的能力不足问题已经凸现出来。问题在累积，但执政能力在减低，这必然导致社会失序。 那么，要避免四个“危险”，中共最需要的是什么呢？这是个关键问题。如果不知道“最需要的是什么”，那么即使具有清醒的问题意识，也不会导致行动。 中共最需要的是人民 这个问题并不难回答，中共最需要的是人民。其实，任何政党，如果要执政，就必须得到人民的接受和支持。如果要长期执政，那么更需要人民。很显然，胡锦涛所强调的四大“危险”的核心就是人民，也就是说，人民而不是党本身，才是解决执政党所面临的这些危险问题的根本。 人民本来就是中共的核心，这一点从中共诞生的那天起就已经非常清楚了，至少从理论上说是如此。即使是孙中山先生所提出的“三民主义”，其核心也是人民。中山先生不满于西方的政党制度和利益集团制度，认为它们都是代表一部分人的利益，而不是全体人民的利益。因此，他提倡“天下为公”，这个“公”就是人民。不过，guó mín dǎng并没有能够实现中山先生的愿望。在与共产党的政治较量中，guó mín dǎng最终被共产党所淘汰，这里最主要的因素就是人民。当时的共产党（作为一个非法的反对党）能够把以人民利益为核心的建国思想有效地传达到人民并被人民所接受，也同样有效地组织人民起来反对guó mín dǎng。而guó mín dǎng失败的主要原因，就是失去了人民的认同和支持，因为其实行的是精英政治，依靠的是地方精英人物。脱离人民一久，就会被人民所推翻，其实，这也正是中国数千年王朝更替的规律。 正因为这样，máo zé dōng那一代的领导人把人民作为其取得政权、执政和发展的根本。众所周知的máo zé dōng和黄炎培延安“窑洞之对”的核心便是人民，即máo zé dōng认为要跳出中国历史上王朝更替规律的要素就是人民参与政治，即民主。人民的这一核心地位体现在执政党所塑造的各种政治话语和所建设的制度中，如“人民共和国”、“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子弟兵”、“人民公仆”、“为人民服务”等等，不胜枚举。从文字表达来看，如果说中共的执政话语和制度与其他国家有什么不同，那就是在每一个政治概念和制度之前，都必须加上“人民”两字。 如今界定执政党话语和制度的“人民”两字依旧，而且在近年来有强化使用的趋势，但人民的地位去了哪里？“人民”仅为装饰之用吗？不用否认，在一些执政党干部和官员那里，“人民”仅仅是个装饰，有的甚至连这个装饰也不需要了。问题在于，人民是实实在在存在着的，而且人民不乐意被视为装饰品，人民需要名副其实，需要自己的政府、法院、公仆，等等。这种矛盾就直接导致了胡锦涛所指出的四大“危险”。 首先是执政党党员的“精神懈怠”。中共已经从成立之时的50多人发展到今天的8000多万，但以什么来凝聚全党呢？如果是一盘散沙，那么党员的数量就没有任何意义。无论中外，历史地看，能够凝聚一个政党的就是该党永无止境的行动。在任何国家，任何政治都是政党政治，因此任何政党都必须行动着。如果没有行动，政党必然从政治中出局。在中国更是如此，共产党在过去九十年完成了三件大事情，表明中共是在行动中成长的。今天，尽管中国存在着不同的政治力量，但中共是最重要的行动主体。中国的成败取决于中共，而非其他任何政治力量。 改革永远不会有结束的一天 尽管面临巨大的挑战，但为什么执政党精神松懈？很简单，执政党缺少行动。在目前的环境中，这个行动就是改革。执政党要在改革中形成共识，凝聚共识，改革就是执政党永远的行动定位。并且，中共作为唯一的执政党，改革永远不会有结束的那一天；同时，改革也不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事情，而是一件必须做的事情，是一个永远不能停下来的过程。目前的困局就是一些党政官员只知道“不做什么”或“什么不能做”，而不知道“做什么”和“如何做”。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容易理解执政党没有行动、“精神懈怠”的现象。不过，也很显然，没有一个政党能够躺在过去的成绩上而不败的，没有行动就等于坐以待毙。 为什么要改革？改革就是要增进人民的利益。增进人民的利益是执政党最大的利益，因为只有这样，执政党才能为人民所接受和支持。更为重要的是，改革的能力也来自人民。执政党“能力不足”这一危险的根本原因在于其脱离了人民。一旦和人民脱离，其能力必然不足。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际需要上说，共产党都宣称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共产党不是既得利益，但实际运作过程中则不然，很多党政官员经常和人民争权争利，呈现给人民的是十足的利益导向行为。尽管中共在很多年前就提出了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但仍然停留在行政党的状态。很少有人去做执政党应当做的事情，即政治，而谁都想挤占行政权力，因为行政权力能够为他们带来莫大的利益。党政官员在与民争权、争利方面能力十足，这必然导致他们的执政能力不足。很简单，这样做把人民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人民必然把他们视为异己。政府和人民一旦对立，执政能力就无从谈起。如果党政官员是为民而谋权谋利，还会出现能力不足的情况吗？ 与民争权、争利必然导致“脱离群众”的危险。对任何执政党来说，这是最大的危险。一个执政党，一旦演变成为利益导向，人民就会从主体变为客体，而执政党本身也就很难再超越自己本身的利益。各级党政官员“以钱为本”的GDP主义就是典型的例子。“脱离群众”也阻碍着执政党有效代表人民的利益。很多年前，执政党与时俱进，提出“三个代表”理论，意在建立党与人民之间的制度关联。但这些年来，并没有取得实质xìng的进展。人民在“利益表达”和“利益聚合”方面仍然缺失制度空间，即使是“代表利益”方面，似乎也在倒退。例如前些年，在一些地方，人民代表开始寻求和其选区人民的关联，但这种实践马上就遭否决，因为一些领导人认为人大代表不能以个人身份代表人民的利益。 中共党政官员的“城堡政治” 更为糟糕的是，“脱离群众”已经造就了党政官员的“城堡政治”了。就是说，他们把自己和社会切割开来，把自己关在“城堡”里面，用各种方式（例如强化维稳机制、构造各种各样的特供系统等）为自己构造一个“安全”的“城堡”。很多干部官员享受着由市场经济所带来的一切好处，但又通过“城堡政治”“豁免”市场经济所能带来的一切坏处。“城堡”之外的人民谁还能够信任“城堡”之内的官员呢？实际上，一旦开始修建“城堡”，最后的结局就会是可以预见的了。一旦人民开始“围城”，最坚固的“城堡”届时也会变得不堪一击。 “城堡政治”必然导致执政党党政官员的“消极腐败”。从máo zé dōng到邓小平到当代，执政党领导层一再强调“腐败要亡党亡国”的道理，但是腐败现象不仅没有得到遏制，反而在变本加厉。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扩大，党政官员腐败的数量也经常超出人们的想象力。为什么会这样？道理很简单，因为把人民排除在反腐败之外，反腐败仅仅局限于体制内。这些年来，有关方面已经在内部制约、反腐败方面做了无数的尝试，但大多事倍功半，甚至是不得要领。要有效地反腐败，政治和行政过程就必须向人民开放，让人民来监督党政官员。当然，开放政治过程并不是像一些人所说的实行选举政治那么简单，很多具有选举民主的国家的腐败也依然非常严重。中国的选举政治不可避免，也在做不同的尝试，但要有效反腐败，还需要其他方面的制度建设，例如媒体开放、透明的预算制度，等等。也就是说，要建设很多正式的制度管道，让人民来参与反腐败。 一句话，只有人民才能解除执政党所面临的这些危机。如何解除？除了政治改革，没有其他的选择。不管接受与否，政治改革必然成为执政党最大的政治。中共已经提出了“立党为民”、“立党为国”的理想目标，那么如何来实现这个目标呢？既然是“为国”、“为民”，那么就要把国家和人民作为主体。只有这样，执政党官员才能超越自身利益，重建和人民的关联，在和人民的互动过程中获取永无止境的动力，在和人民的永恒的行动过程中长期执政，从而实现长治久安。 原刊于《联合早报》2011年7月5日 The End 小说下载尽在http://www.biqugedu.com---【tsukiyoer】整理 附：【本作品来自互联网,本人不做任何负责】内容版权归作者所有! ------------------------------------------------------- 访问小说分享者（有点笨有点呆）的书库,阅读更多TA分享的书籍！ 地址：http://www.biqugedu.com/u?id=31927 也可以百度搜索或者访问www.biqugedu.com -------------------------------------------------------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