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占庭帝国》 第 1 章 ------------------------------------------------------- 本书由www.biqugedu.com【泣血的玫瑰】整理上传 附：【本作品来自互联网,本人不做任何负责】内容版权归作者所有! 如不慎该资源侵犯了您的权利，请麻烦通知我及时删除，谢谢！ ------------------------------------------------------- 小说下载尽在http://www.biqugedu.com--【白鹰魅影】整理 附：【本作品来自互联网,本人不做任何负责】内容版权归作者所有! ================= 书名：拜占庭帝国 作者：(南斯拉夫)乔治奥斯特洛格尔斯基 译者：陈志强 出版社：青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6-06-01 ISBN号：7225027816 内容提要 本书原名《拜占廷国家史》，1940年出版发行后，旋即引起学术界巨大的兴趣，被一致认为是奠基xìng著作。作者以条理清晰、逻辑xìng极强的记叙，追录了拜占廷帝国千余年历史发展的线索。他在注重政治发展的同时，还特别关注机会、经济、精神和宗教生活，并勾画出这个帝国与古典文化的联系，以及它以地当时和后代欧洲及近东地区历史的深刻影响。本书观点的新颖，资料合理的安排，对拜占廷国家发展史的观察方法，以这种方法对拜占廷史上经济、社会、行政、军事、教会、意识形态等诸种因素的变化及其外部影响的考察受到特别的推崇。作者在资料使用上的准确xìng，在介绍外国学者观点时的客观xìng，其叙述的紧凑和文辞上的简约优雅，都受到赞誉。 本书原名《拜占廷国家史》，1940年出版发行后，旋即引起学术界巨大的兴趣，被一致认为是奠基xìng著作。作者以条理清晰、逻辑xìng极强的记叙，追录了拜占廷帝国千余年历史发展的线索。他在注重政治发展的同时，还特别关注机会、经济、精神和宗教生活，并勾画出这个帝国与古典文化的联系，以及它以地当时和后代欧洲及近东地区历史的深刻影响。本书观点的新颖，资料合理的安排，对拜占廷国家发展史的观察方法，以这种方法对拜占廷史上经济、社会、行政、军事、教会、意识形态等诸种因素的变化及其外部影响的考察受到特别的推崇。作者在资料使用上的准确xìng，在介绍外国学者观点时的客观xìng，其叙述的紧凑和文辞上的简约优雅，都受到赞誉。 作者简介 奥斯特洛格尔斯基1902年出生于俄罗斯文化之都圣彼得堡，在德国艺术重镇海德堡、法国巴黎接受高等教育，师从名门，涉猎广泛，其博士论文《10世纪拜占廷帝国农民纳税团体》确定了他一生的研究方向。自从他在德国和前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大学开始其研究和执教事业后，他担任过欧美各国著名学府和科学院的学术职务，长期担任国际拜占廷研究会主席。他的学术成就丰硕，出版了《拜占廷圣像破坏运动研究》和《拜占廷国家史》等重要著作和大量的学术论文，对拜占廷史、拜占廷文明的宗教根底、精神生活和意识形态以及农耕史进行了出色的研究。同时，还出版了有关编年纪、历史编纂学和政治史方面的研究成果。 ================= 《帝国史译丛》总序 青海人民出版社邀请一些专家，翻译出版《帝国史译丛》，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上，出现过并至今存在着一些帝国，它们大都统治广大的地区和人口，具有称霸的野心和力量，并由一个皇帝作为最高的统治者。但“皇帝”之外，帝国最高统治者还有“元首”、“哈里发”等其他称号，[1]甚至有些共和国因其霸权地位也自居或被人们称做帝国。例如美国前总统里根就公开叫嚣前苏联是“邪恶的帝国”；而美国自己也在正反两种意义上也被人称做“美利坚帝国”、“自由帝国”、“新罗马帝国”等等。帝国是客观存在的历史实体，不论我们对它们采取何种态度，都有研究的必要，总结其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可供今天的治国者参考和借鉴。由于认识上的分歧，要想给“帝国”下一个精确的定义，几乎是不可能的。以“帝国”作为称号的国家实际上有各种类型，如以时代划分，则古代的奴隶制帝国、封建帝国与近现代的资本主义帝国有很大的区别，而某些衰落的封建帝国已失去昔日的力量和光辉，徒有虚名，实际上已沦为资本主义帝国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在本序言的有限篇幅内，不可能对这些既大而又复杂的问题进行讨论，只能就帝国的最一般特征略加讨论而已。帝国都是通过一连串的战争和兼并而建立起来的庞大国家，其中包括母国和众多被征服、被奴役的民族。在帝国建立的过程中，征服者对被征服者进行了大规模的屠杀，征服以后又对被征服者实行政治上的高压和经济上的剥削。罗马帝国在每次战争胜利后，都把俘虏的士兵和被征服地区的居民变卖为奴隶。罗马奴隶主残酷剥削奴隶，力图在最短时间内从奴隶身上榨取尽量多的利润。罗马法明确指出“奴隶不是人”，“是另一种牲畜”。蒙古大军所到之处，烧杀劫掠，动辄“屠城”。成吉思汗对他的将领说：“人生最大的乐事莫过于战胜和杀尽敌人，夺取他们所有的一切，乘其骏马，纳其妻妾”。1258年蒙古军队攻陷巴格达后，屠城7日之久，数十万居民死于非命。葡萄牙人在建立东方帝国的过程中，于1510年攻占果阿，处死了城内所有的阿拉伯男子、fù女和儿童。西班牙征服秘鲁、墨西哥后，开办银矿，征发印第安人从事奴隶般的采矿劳动，印第安人成批地死去。据估计，整个拉丁美洲在1500年有土著人口4000万，到1650年就只剩下1200万人了。印第安人的成堆白骨换来了大量金银流向西班牙。1500～1650年间从美洲流入西班牙帝国的白银多达16000吨，黄金180吨。西方殖民者在16～19世纪的大西洋奴拜占廷帝国隶贸易中，给非洲大陆造成了极其深重的灾难。1666～1776年英国奴隶商向英、法、西三国殖民地输入了300万奴隶，另有25万人死于海运途中。马克思说：“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xìng地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2] 但是，在一些大帝国的建立过程中，战争除具有破坏xìng的作用外，还具有对闭塞状态的突破xìng作用。亚历山大远征给东方各国人民带来了深重苦难，但客观上也使希腊文明与埃及、巴比lún和印度文明得以接触、jiāo流和融会，是人类历史由分散走向整体过程的一个环节。蒙古的征服运动严重破坏了许多国家的生产，杀戮了无数人民。但征服的后果也促进了东西jiāo通与文化jiāo流。蒙古帝国建立后，东西jiāo通畅通无阻，各地商人、使臣、僧侣、旅行家来往十分频繁。中国四大发明中的印刷术、火yào和指南针就是在这个时期传入西亚，进而传入欧洲的。西方各地人士东来，也把拜占廷、阿拉伯文明带到东方。大英帝国征服印度后，毁灭了印度的文明，但也开始了重建工作。马克思说：“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重建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英国“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3] 一些大帝国在其存在期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的一个方面或几个方面卓有建树，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遗产。例如，罗马在司法方面建立了严密的体系，对私人（不包括奴隶）权益的保障有详细、明确的规定，确立了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法律地位，因而能为后世资产阶级所利用，拿破仑制定的《法国民法典》就处处以罗马法为蓝本。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以巴格达为中心，往西经开罗和科尔多瓦传播到北非和整个欧洲；往东传到中亚、印度和东南亚，对世界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在天文学、数学、医学、地理学等方面都有很高的成就，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拿破仑帝国曾经称霸欧洲，拿破仑所进行的一些著名战役虽然在世界军事史上留下了范例，但他最引以自豪的还是在他主持下制定的《法国民法典》（1807年改称《拿破仑法典》）。这部《法典》在法国第一次将涉及人身自由、财产权、个人之间的关系和家庭成员之间关系的规则整理为成文的法律，尤其强调对私有财产的保护，是“典型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法典”。[4]后来世界各国资产阶级在制定相关法典时，往往以它为范本。不列颠帝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帝国，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大英帝国的领地遍及亚、非、欧、美、澳五大洲，号称“日不落帝国”。但大英帝国给人类历史留下的最宝贵的遗产，还是它在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方面的辉煌成就。英国是“议会之母”，自13世纪创立后又经过不断的改革，终于成为各国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的圭臬。英国又是工业革命的发源地，从英国开始的工业革命的浪潮席卷世界，引起了人类社会的重大变革。英国还是“17世纪以来，全部现代唯物主义的发祥地”。[5] 历史上也有一些大帝国，没有任何积极建树，只起了毁灭人类文明的消极作用。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在德军占领区残酷剥削当地人民，榨取了至少1040亿马克（约合260亿美元）的贡金，掠夺的各国文物珍宝还不在以上计算内。第三帝国还在占领区实行奴隶劳动制度。到1944年9月底，强迫运往德国的外国劳工已达750万人，另有700万劳工在自己的国家为德国的战时经济从事生产。大批劳工因缺衣缺食和超强度的劳动而死亡。最残酷的是第三帝国的种族灭绝政策，约600万犹太人遭到杀害。希特勒对德国人民也不放过，1945年3月他下达“焦土令”，要把所有德国的军事、工业、jiāo通设备以及一切储备统统毁掉。他认为战争已经证明德意志民族是软弱的民族，战争以后留下来的人都是劣等货，优秀的人已经战死，因此没有必要给德意志民族留下一个维持最原始的生存基础。罪恶的第三帝国原来自命是“千年帝国”，但只存在了12年就被埋葬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意、日战败国家被迫jiāo出了殖民地。英、法老牌帝国主义实力大大削弱，已降为二等国家，面临汹涌澎湃的民族解放运动，虽yù保持原有的庞大殖民帝国已不可能，荷兰、比利时更不用说。在这种形势下，出现了老殖民主义向新殖民主义的转化。新殖民主义是发达资本主义大国在不进行直接殖民统治的情况下，通过各种方式，特别是通过经济手段对落后国家和地区进行控制、干涉与掠夺的政策与活动，美、英、法等国是推行新殖民主义的主要国家。新殖民主义与老殖民主义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只是在形式与手段上有所不同。因此，我们在研究“帝国”这种历史现象时，可以在一定意义上把新殖民主义作为“新帝国”的一种表现形式加以研究。 以上用举例的方式说明了一些大帝国在历史上所起的正反两方面的作用。最后，再谈一谈帝国的兴起与衰亡问题。任何大帝国的兴起，都有一个过程。它最初只是一个小国，甚至只是一个部落，首先实现了内部的统一，然后以此为基础向外发展、扩张。以阿拉伯帝国为例，穆罕默德在迁到麦地那后，建立了一个以共同信仰为基础的穆斯林公社，在公社内部不分氏族部落，皆以兄弟相待并互相援助，禁止互相仇杀。成吉思汗首先完成了统一蒙古各部的大业，为蒙古帝国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葡萄牙、西班牙在欧洲最早形成统一的民族国家。继之而起的荷兰也是先摆脱了西班牙的统治，然后建立起民族独立国家。18世纪英、法的崛起，仍然是从建立民族国家开始的。恩格斯指出，欧洲在中世纪晚期所取得的巨大进步之一，就是“一个挨着一个形成的富有生命力的大民族”，这种实质上以民族为基础的君主国就是“现代的欧洲民族和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发展起来的基础。[6]帝国兴起的时候，统治者朝气蓬勃，励精图治，并富有创新精神，故能开疆拓土，极一时之盛。有为的继承人也都能做到兢兢业业，守成不坠，更有为者则能在创业的基础上继续前进、发展。 各大帝国衰亡的原因不一，但也有若干共同之处，这里只谈两点。 （一）穷兵黩武，逞强称霸。 大帝国统治者的野心总是不会满足的。他们在征服了广大地区以后，还要继续扩张，称霸全球。但是占领的地盘越大，战线就会拉得越长，军费开支就会越来越大，以致兵力分散，财力枯竭。而且，压迫越大，反抗越强。例如，西班牙帝国卷入了连绵不断的战争：从15世纪末延续到16世纪中叶的意大利战争；16世纪上半叶与德国新教诸侯的战争；16世纪下半叶与英国的海战；同时又出兵干涉法国国内的宗教战争。整个16世纪，西班牙还与奥斯曼帝国不断发生冲突。17世纪上半叶，西班牙又卷入30年战争而不能自拔。一场接一场的战争耗尽了国家的财力，流尽了国民的鲜血，西班牙帝国就在这些战争中走向衰落。又如，拿破仑在征服了大半个欧洲以后，还不满足，在1812年率大军远征俄国。他狂妄地估计，在3周之内可以速战速决，迫使俄国投降，但不料攻下莫斯科后，竟是一座空城。俄国拒绝议和。于是，拿破仑大军纪律涣散，又因战线太长得不到后勤供应，不得不狼狈逃回巴黎，大帝国从此开始瓦解。1941年希特勒进攻前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2 章 苏联前，德军横扫欧洲大陆，所向无敌，也是骄狂到了极点。他认为苏联不堪一击，在冬季到来之前就可以结束战争。但结果恰恰相反，莫斯科会战中，德国陆军遭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开战以来第一次沉重打击，德国的闪电战破产了。德国一旦面临持久的东西两线作战，最终战败就不可避免了。日本以一个小小的岛国，强盛后野心恶xìng膨胀，竟把战线从中国大陆一直拉到太平洋上，焉能不败。总之，从古至今，任何一个帝国，不管它曾经多么强大，要想征服全世界，是绝对办不到的，是必然要灭亡的。我国古代兵书上说：“故国虽大，好战必亡”，在今天仍是至理名言。 （二）统治阶级骄奢yín佚，日趋腐败。 大帝国的统治阶级对征服地区横征暴敛，搜括了大量财富，供其享乐。骄奢yín佚的生活使他们日益腐败堕落下去。罗马帝国的尼禄（公元54～68年在位）是历史上罕见的暴君。他不问政事，终日沉溺于声色犬马和宴庆游赏之中。公元64年夏，罗马发生大火，大火之后，罗马留下一片废墟，尼禄竟抢先修建奢华的“金宫”。尼禄挥霍无度，很快使国库枯竭。面临财政危机，他增加苛捐杂税，并杀死一些元老贵族，没收他们的财产。尼禄的暴政造成民怨沸腾，众叛亲离，近卫军也不再听命于他，终于自杀。罗马帝国衰落时期的统治者，或荒yín无道，或庸懦无能，再也没有屋大维这样雄才大略的君主了。香料、奴隶贸易和在东方、美洲的殖民地给葡萄牙帝国带来了巨大的财富，但也起了很坏的腐蚀作用。劳动受到鄙视，好逸恶劳成为时尚。一向游手好闲的贵族拥向宫廷，捐一个闲差，便能领取丰厚的年俸。16世纪三四十年代，庞大的冗官冗员已使国家财政难以支持。奢靡之风盛行，购买外国货成为时尚，富人消费的服装、家具、艺术品、香水等全是进口货。早在16世纪就有葡萄牙人指出，东方的香料和珠宝不是拯救而是毁灭了葡萄牙。拿破仑是一世之雄，以革命起家，但在称帝以后，便大搞家天下，封其兄弟为王，并娶奥皇之女为皇后。拿破仑拜倒在正统主义面前，背叛了法国大革命的原则，越来越丧失人心，腐蚀了国家的政治基础，这是拿破仑帝国覆灭的一个重要原因。 研究以往大帝国的历史，有助于我们认识今天的美国。美国是一个“帝国”吗？它能永远称霸吗？这是人们十分关注的问题。在美国的政治传统中，“帝国”通常被作为贬义词。但在“911”事件发生后，美国是“新帝国”、“自由帝国”、“新罗马帝国”种种说法骤然热闹起来，而且被当作褒义词使用。美国明明是一个共和国，为什么今天许多人又把它称作帝国呢？美国究竟是共和国，还是帝国呢？我认为，今天的美国无帝国之名，而有帝国之实。美国是一种新型的、有自己特点的帝国。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以后，杜鲁门就一再宣称：“美国在世界上处于领导地位”。后来在40多年时间里美苏争霸，美国独霸世界的野心一直未能得逞。苏联解体后，美国成为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它认为独霸世界的时机已经到来。为此，1992年1月，老布什总统声称：“美国已从西方的领袖变成世界的领袖”。1993年克林顿也说：“美国在世界上的领袖地位从来没有这样重要过”。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本是一个悲剧，但小布什政府利用这一事件变本加厉地推行霸权主义。在2002年9月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美国政府公开宣称“不允许任何一个敌对军事强国崛起”，“不允许任何外国势力像在冷战时代一样挑战美国的力量”。2002年6月，布什在西点军校的讲话中还提出了“先发制人”的战略，可谓霸道到了极点。 美国作为一个“新帝国”，有它自己的一些特点，如假借自由、民主的名义，推销美国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以解除对方的思想武装；打着“人道主义”的幌子，干涉别国内政；通过经济全球化，对不发达国家进行种种经济侵略，其中跨国公司是推行新殖民主义的主要机构；美国虽然没有正式的殖民地，但到处建立军事基地，它们实际上是美国的军事殖民地，等等。在上述手段之外，美国也和历史上的大帝国一样发动战争，如对朝鲜、越南、阿富汗、伊拉克等国的侵略战争。可以说，今天美国的帝国行为，其蛮横霸道的程度，打击范围的广阔，已经远远超过了历史上的一切大帝国。 美利坚帝国能像它的辩护士所宣传的那样永久存在下去吗？当然不能。有一种规律是新老帝国都无法违反的，那就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压迫越大，反抗越强。罗马帝国、拿破仑帝国、第三帝国都因穷兵黩武、逞强称霸一一覆灭了。今天美利坚帝国妄图做世界霸主，到处树敌，必将遭到全世界人民的反对。俄罗斯学者杰拉金指出：“2001年9月11日的惨剧完成了从苏联解体后开始的苏联后世界的形成过程。在长达十年时间里，人类已从两个国家的对抗转向本质上的另一种对抗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美国和所有其他人的对抗。而且，越是在文化和经济发展上离美国越远的社会，这种对抗就越尖锐。”[7]美国学者约翰逊说：“像20世纪的其他帝国一样，美国选择了不是审慎地生活于和平和繁荣中，而是成为一个与愤怒、抵制的世界相违反的大规模军事帝国”，“我们发动的事业将把我们引向新版的猪湾惨败和最新的提速的越南战争情形的重演。”[8]这些都是很有见地的观点。一个国家站在全世界人民的对立面，不论它自居什么样的帝国，现在还有多么大的力量，难道能够长久保持下去，不走向衰落吗？ 齐世荣 2005年12月 【注释】 [1]罗马帝国的创始者屋大维采用“元首”（princeps civitatis）的称号，意为罗马第一公民。直到公元284年，戴克里先才正式称“君主”（dominus）。阿拉伯帝国的最高统治者称“哈里发”（阿拉伯语继承人一词的音译）。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5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8、766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3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8页。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9、261页。 [7]齐世荣主编：《15世纪以来世界九强的历史演变》，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35页。 [8][美]查默斯约翰逊著，任晓等译：《帝国的悲哀黩武主义、保密与共和国的终结》，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62页。 《帝国史译丛》编委会 主编：齐世荣 编委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向荣（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 刘北成（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沈坚（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 陈志强（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 杨共乐（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侯建新（天津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钱乘旦（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奥斯特洛格尔斯基的生平事业[1]（代前言） 法努拉帕帕祖鲁 这部著作的希腊文译本在它的作者、我亲爱的伴侣奥斯特洛格尔斯基逝世一年半后问世了。我相信，这个版本会使他感到无限欣慰，因为希腊语和希腊民众对他来说是熟悉和亲切的。这不仅因为拜占廷研究是他的专业，而且还因为我个人与这一切所具有的关系。我之所以被出版人对本书表现出的兴趣所深深打动，在我并非拜占廷学者的情况下，接受他的邀请为本书写一点介绍xìng文字，原因在此。当然，我也希望能够评价一下奥斯特洛格尔斯基的学术观点及其研究成果的价值。这部著作在作者健在的时候，就受到这个领域的代表人物的特别推崇。历史自然会对它作出最终评价，将来的几代人将会在更大的空间中，看到它在拜占廷研究中所发挥的真实作用。 在这里，我想介绍一下作者生平事业的几个阶段，使不了解这位学者的陌生读者对他的事业有所了解。我追随他的事业已近三十年，也就是说，开始于他新作迭出、赞誉如潮、声名大振之时。[2]面对他获得的巨大成就，多次有人问我，他成功地完成这样一部完美且完整的著作，这一事实应归于他xìng格和思想中的那些明显特征？他从来不匆忙行事，也从来不说“我无闲暇”之类的话，而诸如此类的话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咒语。 我认为，人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说，虽然奥斯特洛格尔斯基多次遭受命运的捉弄，但他的事业是极为顺遂的，学术生涯中没有出现过动摇反复，迷失彷徨，变化不定，而充满令人欣慰的成功。奥斯特洛格尔斯基1902年出生于俄国的彼得堡，他的家庭环境充满对俄国文化价值的追求。他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他的青年时代是伴随着俄国文学度过的，可以肯定，如果他留在俄国，他必定会成为俄国文学史家。陀斯妥也夫斯基、普希金、托尔斯泰、契诃夫以及其他俄国文学巨匠一直与他相伴，直到生命的终点，这些人的著作无时无刻不激起他的赞叹，无时无刻不在他的心灵中激起欢娱和灵感的涟漪。他终其一生都热爱着他的祖国。他为其祖国而感到骄傲，为光荣的彼得堡、列宁格勒感到自豪，同样，他也为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挥的重大作用感到骄傲。 由于命运的安排，奥斯特洛格尔斯基在17岁时与他的家人一起离开了俄国，1921年成为海德堡大学哲学院的一名学生。当时的海德堡是重要的人类学研究中心之一。在这里，他追随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阿尔弗雷德韦伯（Alfred Weber）、路德维格库齐乌斯（Ludwig Curtius）以及其他名师学习。起初他学习哲学，醉心于雅斯贝尔斯的课程，然而，他后来在寻求一个可以使他获得工作的“实用”专业时，转向了社会学和经济学。那时他有幸旁听了还是年轻的政治经济学讲师的埃德加萨林（Edgar Salin）的课程，埃德加萨林学养宏富，对历史研究独具慧眼，翻译并注释过柏拉图的著作，是一位出色的教师，也是一位充满激情和罕见魅力的导师。他与萨林商讨之后，选择了一个萨林本人兴趣之外的题目作为博士论文。[3]实际上，这个论文题目确定了奥斯特洛格尔斯基此后追求的学术方向。他开始研究难度很大、当时还无人涉及的拜占廷税收文献，全身心投入到这个领域的研究，完成了《10世纪拜占廷帝国农民纳税团体》。[4]这一研究使他步入历史学和拜占廷研究的领域。由于博士论文的完成，他再次完全肯定了他的拜占廷研究方向。此后他动身去了巴黎，在那里师从著名的查尔斯迪尔（Charles Diel）和加布里埃尔米勒（Gabriel Millet）学习了两年六个月。不久他出版了第二部著作《拜占廷圣像破坏运动研究》[5]。由于博士论文奠定的基础，他完成了大量的有关拜占廷社会不同发展阶段税收问题的研究这个主题基本上来自他业已形成的有关拜占廷史的基本观点。[6]对圣像破坏运动的研究是他申请讲师资格的论文。在完成这一研究之后，奥斯特洛格尔斯基转向了对其他重要时期的拜占廷史、拜占廷文明的宗教根源、精神生活和意识形态的研究，这些主题如同农耕史一样成为他喜欢研究的内容。[7]同时他还出版了有关编年纪、历史编纂学和政治史的研究成果，[8]展示了他对所有历史主题的异常广泛的兴趣。 奥斯特洛格尔斯基在德国著名大学的学习经历，在巴黎的一个重要的拜占廷研究中心的居留研修，以及他在德国开始的辉煌研究和执教事业，无疑对他的学者生涯有着重要影响。我无法设想，如果他留在德国，会是怎样的事业前程。但我认为，他离开德国实际上是幸运的1933年他接受贝尔格莱德大学的邀请，前往南斯拉夫工作因为德国的恶劣事态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我这样说，不仅是基于这样的一个事实，即他在南斯拉夫对史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在贝尔格莱德创建了拜占廷研究学派和一个研究中心，而且主要基于新的环境（巴尔干地区同时也是斯拉夫的环境）对他的人格和著作的影响。在这里，他置身于古老的拜占廷的领土。这片土地在中世纪与拜占廷密切相关，并且仍然存留着这种密切关系的物质和精神上的遗迹。而且，同样重要的是，他在这里度过了战火纷飞的岁月，经历了获得解放和社会复兴的美好时光。南斯拉夫人民已经接纳他为自己的家庭成员，他与南斯拉夫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接受了新的社会观念的影响。至少在我看来，所有这一切都以其特有的方式在他的著作中留下了众多痕迹。 奥斯特洛格尔斯基在33岁时此时他正在贝尔格莱德大学哲学院任拜占廷学教授接受慕尼黑《考古学指南》编辑瓦尔特奥托（Walter Otto）的请求，为这套著名的丛书写一本拜占廷史，以便填补很久以来他已感受到的一个空白。[9]这个建议并非出于逢迎，而是对他当时所取得的学术成就及其在学术界获得的声望的承认，同时，对这位年轻学者也是一个巨大的机遇。正如他后来所说，他必须具有年轻人的勇气，才能接受建议，写出一部通常应在盛年时期完成、也是终生事业的代表xìng综合著作。奥斯特洛格尔斯基接受这个建议，完全是因为他对整个拜占廷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3 章 史已经形成了具体的见解。他全身心投入工作，两年后（1937年）完成了著作的初稿。这部著作出版发行时（1940年），引起了学术界巨大的兴趣，被一致认为是奠基xìng著作（grundlegendeswerk）。[10]观点的新颖，特别是资料的安排，对拜占廷国家发展史的观察方法他以这种方法考察了拜占廷国家几个历史阶段上内部政治（经济、社会、行政、军事、教会、意识形态）的变化与外部政治的相互影响受到特别的重视。他在资料使用上的准确xìng，介绍外国学者观点时所达到的客观xìng，叙述上的紧凑，文辞上的简约和优雅，都受到赞誉。 在1952年第二版、1963年第三版中，作者得暇对此书进行了仔细修改。他参考众多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和新观点，对全书进行了重要的修改、完善和补充。他个人的研究使他注意到这些学者的成果。他对专家们对书中涉及的主题表达的不同看法作出了评论，接受了其中的一些观点，对另一些观点在讨论后则没有接受。在战后的岁月中，他完成了研究拜占廷封建制度的重要著作，提出并精炼了他的观点，[11]还完成了关于军区制（thema）、[12]拜占廷城市、[13]拜占廷-斯拉夫关系的研究著作。[14]所有这些成果都在他的这本著作的新版本中得到一定程度上的发挥和阐述。但是，正如他在德文第三版前言中所说，需要进行重大修改的念头经常萦绕在他的心头。然而，这样的修改是有其局限xìng的，虽然他准备出版一个新版本，但他本人无法改变著作的基本构造。如果奥斯特洛格尔斯基是在55岁而不是35岁完成《拜占廷国家史》，会是什么样子？对于这个问题，试图得到答案是徒劳的。但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事实是，对于每一位拜占廷学研究者，这部著作已经成为必备的参考书，“标准xìng的著作”（standardwerk）和“枕边书”（livre de chevet）。[15] 奥斯特洛格尔斯基的成功，大致是与拜占廷研究的巨大发展是同时的。中世纪史中的这个被遗弃的、在一定形式上难以理解的学问分支，只是在本世纪下半叶，才在历史学科中找到它的位置。奥斯特洛格尔斯基的著作，特别是他的《拜占廷国家史》展示了拜占廷帝国在世界历史中的意义，揭示了拜占廷社会和意识形态的独特xìng，说明了它在南部斯拉夫各族生活中的作用，大大地影响了当今世界对拜占廷帝国的认识，在广泛的程度上，在各阶层的人们中，扩大了对拜占廷“现象”的兴趣。这一点在南斯拉夫境内尤为明显，他活跃在这片土地上近50年之久。他作为教授、学术研究的组织者和指导者，以及研究所出版物的顾问，[16]加强了拜占廷史研究与这个民族的历史和中世纪技术史研究之间的联系，打开了国际思想jiāo流的宽敞的大门，在国际学术界组织了塞尔维亚史的编纂。 奥斯特洛格尔斯基对材料的掌握、领悟能力，思想的敏锐，在整体事物中对本质事物的判断力，是他每一项成功的学术研究的基础素养。他所具备的这些先决条件，在很大程度上是许多同代人所不具有的，但是，我认为，尽管如此，仅以这些条件还不能解释奥斯特洛格尔斯基著作的质量，也不能解释其研究范围，更不能解释其统一xìng。他作为学者的人格特点，还表现在更客观的学术研究中。奥斯特洛格尔斯基的著作展现出的独具一格的特点，是稳健、有条不紊、冷静而从容的批判力，节制适度而避免言过其实，从来不乏雅致（urbanitas）这是他的著作的特点，也是日常生活的特征。他从不匆忙行事。对于生活和学术研究中的每一件事，他处理起来都稳健扎实，有板有眼。对他来说，写作是件十分耗费心力的事情，虽然他能在办公室里夜以继日地工作。他曾说过，写作而不经受巨大痛苦，是办不到的，因为任何人要简明扼要、令人信服地阐明一个结论，就像发现一个结论一样，都是特别重要的。他的写作方式独树一帜他创作出这种表达方式以便表达更为准确、更为优美通信方式比政府公文更为简洁。这种风格，就如同他的学术著作所明显展现的一切，任何人都会注意到。 人们要以他那样的方式工作和生活并像他那样取得成功，实际上还需要一种与其说后天养成，倒不如说与生俱来的罕见天赋，这就是凡事只抓大端，忽略琐屑，对其他事不加干涉的才能。他只阅读具有无可怀疑价值的书籍。他从研讨会和旅行中带回来的，只有重要的信息和建立起来的重要联系，这种联系使他获得新的知识。遭受失败，行事愚蠢，蒙受侮辱，行为鲁莽，道听途说这些经常困扰我们头脑的东西都与他无缘。他不喜欢谈起不愉快的事物，他可能从不在脑海中保留不愉快的事物。同时，他又心平气和地忍受某些使他面临很多问题的困难和不幸的局面。他以这种方式保存了很多精力！他把这些精力全部用到了构成其生活内容的学术方面。他身后既没有未完成的研究，也没有未实现的计划，这种情况决非偶然。如果不是疾病终止了他的工作，他肯定会完成更多的拜占廷研究方面的著述，但他从未说过他有过壮志未酬的规划，也从未为时光流逝而焦虑过。他一生善始而善终，从这一点上，我认为他的一生是幸福的。 贝尔格莱德1978年5月 （张绪山译） 图71　奈曼加王朝时期塞尔维亚帝国版图 图76　拜占廷帝国崩溃前东地海沿岸各国的控制区 图1　查士丁尼时期拜占廷帝国的版图 图39　拜占廷帝国的军区分布图 图51　12世纪拜占廷帝国的版图 图62　13世纪东地中海沿岸各国的控制区 【注释】 [1]作者法努拉帕帕祖鲁（）是贝尔格莱德大学古代史教授，奥斯特洛格尔斯基的妻子。本文是她为本书的希腊文译本所写的序言。原文是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文，中文由希腊文译出（译者注）。 [2]他获得的荣誉很多。1946年当选塞尔维亚科学技术院非常院士，1948年当选院士；1954年他当选哥廷根科学院院士；1956年获得Gustave Schlumberger奖；1957年当选lún敦皇家史学会非常会员；1961年当选比利时科学院院士；1962年被牛津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1963年当选不列颠科学院院士；1964年当选美国中世纪史学会会员；1967年当选巴勒莫科学院通讯院士；1966年当选西德科学院院士；1968年被斯特拉斯堡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1969年当选波士顿美国艺术-科学院荣誉院士；1970年当选法国科学院通讯院士；同年在南斯拉夫获得最高学术成就奖AVNOJ奖；1971年当选维也纳科学院院士；1974年当选雅典科学院外籍院士；1975年当选巴勒莫科学院荣誉院士。从1961年他一直担任国际拜占廷研究会的主席。 [3]奥斯特洛格尔斯基对他的这位老师怀有热烈而持久的忠诚和感激之情。见他的文章Edgar Salin und die Anfange eines Byzantinisten，Edgar Salin zum 70 Geburstag，Tübingen 1962。 [4]Die landliche Steuergcominde des byzantinischen Reiches im X.Jahrhundert，Vierteljahrschrift für Sozial-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Band XX，Heft 1/21927（Amsterdam1969年影印，附有作者的补充）。 [5]Studien zur Geschichte des byzantinischen Bilderstreites，Historische Untersuchungen，Heft 5，Breslau 1929（Amsterdam1964年影印）。 [6]这些文章以Privreda i drusvo u Vizantijskom Carstvu（拜占廷帝国的经济与社会）为题结集于Sabranih dela Georgija Ostrogorsky（奥斯特洛格尔斯基全集）第2卷。《全集》于1969年以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文于贝尔格莱德出版。收入其中的还有他的博士论文及修改的拜占廷文献译文。 [7]见Sabranih de la Georgija Ostrogorsky第5卷，标题为O verovanjima i shvatanjima Vizabtinaca（拜占廷的信仰与观念）。 [8]我们只提一下这些著作：Die Chronologie des Theophanes im 7.und 8.Jahrhundert，Byzantinisch-Neugriechische Jahrbücher 7（1930），1-56，以及论文Avtokrator i samodrzac，Glas Srpske akademije（塞尔维亚科学院集刊）164（1935），95-187。 [9]瓦尔特奥托本人在《拜占廷国家史》德文第一版前言中提到这一点。 [10]如恩斯特科乃曼（Ernst Kornemann）给作者写信，“对这本为未来拜占廷研究奠基的著作的完成和出版”，表示祝贺（1940年9月12日）。Franz Dolger“对这部使您声名大振的真正的奠基之作的完成”表示祝贺（1940年9月12日）。还有许多赞誉出自著名期刊发表的介绍xìng和评论xìng文章，如Byzantinische Zeitschrift（W.Ensslin），Vierteljahrschrift für Sozial－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B.Spuler），Deutsche Literaturzeitung（F.Dolger），Historische Zeitschrift（O.Schissel），Analecta Bolandiana（F.Halkin）等刊物上发表的文章。请允许我引述拜占廷研究家Henri Grégoire发表在Byzantion 16（1942/1943）上的介绍xìng文发表的文章。请允许我引述拜占廷研究家Henri Grégoire发表在Byzantion 16（1942/1943）上的介绍xìng文字（546）：“我们终于得到了一本名副其实的拜占廷研究指南，实在是太幸运了。本书作者具备这本书所要求的一切优点，集中了绝对清晰的思想和表达方式，虽然创见迭出，但具有当今时代极为罕见的客观xìng。” [11]Vizantijskie piscovye kniji（俄文），Byzantinoslavica IX，1948，203-306.Pronija Prilog istoriji feudalisma u Vizantiji I u juznoslovenskim zemljima，Vizantoloski institut，Posebna izdanja knj.（拜占廷及南斯拉夫各国封建制度史研究，拜占廷研究所，独立出版物，第1卷，贝尔格莱德1951年。这些重要研究成果以Pour l’histoire de la féodalitébyzantine为题以法文出版（Henri Grégoire译），Corpus Bruxullense Historiae Byzantinae，Subsidia，I，Bruxelle 1954.除了这些成果以外，需要补充的是，Quelques problcoms d’histoire de la paysannerie byzantine，Subsidia II，Bruxelle 1956.Pour l’histoire de l’immunité à Byzance（Henri Grégoire译），Byzantion 26（1962），165-254.La Commune rurale byzantine，Byzantion 32（1962），139-166.见Sabranih de la Georgija Ostrogorsky，第1卷，标题为O vizantijskom feudalizmu（拜占廷封建制度），Belgrad 1969。 [12]Postanak tema Helada I Peloponez（希腊和伯罗奔尼撒军区制的产生），Zbornik radova Vizantoloskog Instituta 1（1952），64-77;Sur la date de la composition du livre des Thcoms et sur l’èpoque de la constitution des premiers thcoms d’Asie Mineure，Byzantion 23（1953），31-66.奥斯特洛格尔斯基在1958年莫斯科召开的第11届国际拜占廷学研讨会，以及1960年在拉温那召开的Corso di cultura sull’arte ravennate e bizantina，VII会议上都讨论过这个问题。 [13]Byzantine Cities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Dumbarton Oaks Papers 13（1959），47-66。前注及本注提到的论文及其他许多论文构成Sabranih de la Georgija Ostrogorsky第3卷的内容，标题为Iz vizantijske istoriji，istoriografije i prosopografiji（拜占廷历史、历史编纂学和人物传记）。 [14]拜占廷帝国对南斯拉夫各族在政治和思想发展上的影响，是奥斯特洛格尔斯基在贝尔格莱德大学经常教授的主题。他对这个主题的研究成果收集在Sabranih de la Georgija Ostrogorsky第6卷中，标题为Vizantija i Sloveni，Belgrad 1970。这些研究成果不包括他最后的主要著作Serska drzava posle Duzanove smrti（杜尚死后的塞尔维亚地区），这部著作最初发表在拜占廷研究所系列出版物第9卷（贝尔格莱德1965年）。又见Byzanz und die Welt der Slawen，Beitrage zur Geschichte der byzantinisch－slawischen Beziehungen，Darmstadt 1974。 [15]《拜占廷国家史》有三个德文版本（1940，1952，1963）和一个特别版本（1965），这个特别版本没有学术纪要和有关材料和参考书目的介绍xìng章目。此外，还有三个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文版本（1947，1959，1969），两个英国版本（1956，1969），两个美国版本（1957，1969），两个波兰版本（1967，1968），一个法文版本（1956），一个斯拉夫文版本（1968）和一个意大利文版本（1968）。奥斯特洛格尔斯基著作目录，见贝尔格莱德大学哲学院为庆祝他七十大寿和教职荣退出版的文集：Zbornik Filorofskog fakulteta，XII-1，Belgrad 1974，pp.1-14.Herbert Hunger教授在发表奥斯特洛格尔斯基讣告的同时，发表了他晚年著作的补编，见Almanach der Osterreich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chaften，127，Jahrgang（1977），Wien 1978，pp.543-544。 [16]16卷Zbornik radova Vizantoloskog Instituta，4本有关南斯拉夫各族史的拜占廷资料，以及15篇专题研究著作。 译者前言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4 章 斯特洛格尔斯基的《拜占廷国家史》完成于上世纪40年代初。随着岁月的流逝，该书的重要价值体现得越来越明显，被列入拜占廷学经典图书。奥斯特洛格尔斯基夫人为本书希腊文本所写的前言已经充分说明了一切，这里就不必赘言。目前该书已经被翻译成为世界主要语言，中文译本的准备工作也至少进行了10年。为了最终确定本书的翻译，我们广泛征求了国际拜占廷学同行的意见，他们一致认为这项工作非常有意义。这里，我们愿意对美国哈佛大学历史系拜占廷史教授拉伊奥（Angeliki Laiou）、顿巴登橡树园拜占廷研究中心主任塔尔伯特阿里斯-马丽（Talbot Alice-Mary）、哈佛大学历史系拜占廷史教授塞维森科（Ihor Sevcenko）和麦克考米科（Michael McCormick）、前国际拜占廷学会秘书长卡拉杨诺布鲁斯（I.Karrayanopoulos）和伊格诺米基斯（N.Oikonomides）和现任秘书长赫里索斯（Evangelos Chrysos）、牛津大学凯伯学院院长卡麦隆（Averil Ccomron）、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教授斯科特（Roger Scott）等表示衷心谢意，这些当今国际拜占廷学重量级学者的宝贵建议促使我们最后下决心完成该书的翻译工作。 在本书的翻译过程中，我们得到多方面的帮助。我国世界史学科资深学者齐世荣教授作为本书所属的这套丛书的主编，在确定该书的翻译工作中提出了十分重要的指导xìng意见；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的哈全安教授帮助我们解决一些有关伊斯兰教的专业术语问题；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的张绪山教授翻译了《拜占廷国家史》希腊文本的前言；青海人民出版社的齐宏亮副编审积极协调解决了本书的版权问题；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的郑玮和李秀玲协助译者解决了全书的注释和chā图以及索引问题；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徐家玲教授也对翻译工作提出了很好的建议。他们的帮助使本书增色不少，在此一并感谢。 该书有多种语言的译本，本书中文译本主要根据英文本译出，个别地方参考了德文和希腊文本。正文部分以1952年胡塞（J.Hussey）的英文本为基础，注释则采用1999年鲁特格尔大学出版社再版的1969年英文版本。 关于书名的变动还应说上几句。一般而言，书名是不宜变动的，本书将《拜占廷国家史》改为《拜占廷帝国》是出于两种考虑：其一是本书所属的《帝国史译丛》统一规格的需要。我们实在不忍心因名称而放弃这部同行公认的最佳著作。其二是作者本人从未刻意强调其书名的特殊意义，而他写作的内容和关注的重点始终围绕着拜占廷帝国，无论从时空的角度看，还是从内容所反映的实质看，拜占廷帝国是本书的核心。另外，中文版的人名和地名索引也做了简化，君主、学者、作品和货币等的英文名称则在文内夹注，供研究者参考。无论如何，我们还是要就这些变动向中文读者表示歉意，恳请他们在开始阅读以前注意这一点。 由于译者的水平所限，中文译本一定存在诸多不妥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以便保持原作的面貌。 绪论　拜占廷研究的发展 以下总结只能描述出一些主要的发展线索，涉及到一些更重要的个别作品和学者。关于拜占廷历史研究总体发展的深入调查可以在下列作品中找到：瓦西列夫斯基（V.G.Vasiljevskij）的《拜占廷史著作概述》、布莱赫尔（L.Brehier）的《17～20世纪拜占廷史研究的发展》、瓦西列夫（A.A.Vasiliev）的《拜占廷帝国史》、格蓝德（E.Gerland）的《从人文主义到目前的拜占廷史研究》和斯塔德特穆勒（G.Stadtmuller）的《东欧史》。关于个别国家或个别时期的拜占廷研究可参见：迪尔（Ch.Diehl）的《19世纪法国的拜占廷研究》和《1905年前的拜占廷史研究》，斯坦因（E.Stein）的《最近一百年的拜占廷历史科学》，卡枚利（G.Cacomlli）的《意大利的拜占廷研究》，乌斯本斯基（F.Uspenskij）的《俄国拜占廷研究史诠释》和《拜占廷国家内政史研究的热点问题》，瓦尔登伯格（W.Waldenberg）的《俄罗斯研究》，索科洛夫（I.Sokolov）的《1914～1927年拜占廷研究的俄文作品》，沃纳德斯基（G.Vernadskij）的《1914年以来拜占廷研究作品综述》，布莱赫尔的《拜占廷史：1922～1926年的出版物》、《1926～1930年的出版物》、《1930～1934年的出版物》、《1935～1938年的出版物》、《拜占廷史：1939～1947年的出版物》、《拜占廷研究年鉴：1939～1948年国际书目》，道尔格（F.Dolger）和施奈德（A.M.Schneider）的《拜占廷》，该书叙述了1938～1950年间拜占廷史料和历史写作的进展。关于1939年以后的研究情况在许多国家的研究工作概述中均有涉及：莱贝德夫（N.S.Lebedev）的《1936～1946年苏联的拜占廷学》、格兰诺夫（B.Gorianov）的《苏联的拜占廷研究》、胡塞（J.M.Hussey）和拜奈斯（M.H.Baynes）的《1939～1945年大不列颠和爱尔兰出版物的报告》、格拉巴尔（A.Grabar）的《1939～1945年间法国拜占廷学领域发展概述》和《1940～1945年间法国拜占廷学》、奥斯特洛格尔斯基（G.Ostrogorskij）的《1939～1945年南斯拉夫拜占廷研究发展报告》、索洛维夫（A.Soloviev）的《1937～1947年南斯拉夫的拜占廷学》、仁西曼（S.Runciman）的《1939～1945年土耳其的拜占廷研究》、保罗瓦（M.Paulova）的《1939～1945年被占领时期捷克斯洛伐克的拜占廷研究》、查兰尼斯（P.Charanis）的《战争期间美国的拜占廷研究及其未来发展》、安古埃洛夫（D.Anguelov）和迪米特洛夫（D.Dimitrov）的《1939～1949年间保加利亚拜占廷学领域出版物指南》、劳lún特（V.Laurent）的《1946～1949年间保加利亚的拜占廷研究》、莫拉维奇斯科（Gy.Moravcsik）的《1939～1945年匈牙利的拜占廷研究》、桂安尼（M.Gyoni）的《战争期间匈牙利的拜占廷研究》、埃利安（A.Elian）的《1939～1945年间罗马尼亚的拜占廷研究》、劳lún特（V.Laurent）的《1939～1946年间罗马尼亚的拜占廷研究》、恩斯林（W.Ensslin）的《1943～1947年间德国罗马拜占廷史研究综述》、劳lún特（V.Laurent）和达莱乔（E.Daleggio）的《1940～1948年间希腊的拜占廷研究》、托平（P.W.Topping）的《1940～1946年间希腊的历史研究》。 拜占廷研究的学术探究兴趣始于对古典世界的兴趣。通向古希腊的道路也延续到拜占廷帝国，因为古典遗产正是在拜占廷帝国得到了保护，文艺复兴时代的西方因此得以找到满足其急于了解更多希腊文化愿望的途径。一旦学者们逐渐对整理希腊手抄本和编辑注释古典文本兴趣大增，他们就不由得转向拜占廷史料来源，也正是研究拜占廷的学者，如曼努埃尔赫里索罗拉斯（Manuel Chrysoloras）、约翰阿吉罗布鲁斯（John Argyropulus）和贝萨隆（Bessarion）在西方肇始了希腊哲学研究。从一开始，拜占廷帝国在西方就被认为是发现古典世界宝藏的仓库，西方人对持基督教分裂教义的拜占廷帝国本身没有什么兴趣。随着希腊语言在更广泛范围的传播，旅行者更频繁地参观访问拜占廷古老文化的中心，人们更多地通过拜占廷历史的解释者阅读古典文献，这一切都为真正致力于拜占廷帝国本身的研究铺平了道路。而且，由于拜占廷历史尚未占有其应有的地位，因此，人们常常不对古典作家和拜占廷作家做任何区分，古典文本的编辑中有时包括拜占廷作品。 第一位将拜占廷历史当作一门独立的历史并认识到其独特xìng的学者是梅兰西顿（Melanchton）的学生赫罗尼姆斯沃尔夫（Hieronymus Wolf，1516～1580年）。他是奥格斯堡的富格尔家族的图书管理员和秘书，对拜占廷和古典作家有极其浓厚的兴趣。他在安东富格尔（Anton Fugger）的帮助下，出版了约翰左纳拉斯（John Zonaras）的《编年史》、尼西塔斯侯尼亚迪斯（Nicetas Choniates）的《历史》和尼基弗鲁斯格里高拉斯（Nicephorus Gre-goras）的《历史》。沃尔夫是第一位认为拜占廷历史应该占有自己独特位置的学者，他酝酿了出版《拜占廷史料大全》的思想。 沃尔夫的工作为其他学者所继续。新人文主义激发起研究精神，而在反对奥斯曼帝国的土耳其人斗争问题上的政治和教会利益、天主教统一运动和新教对反教皇的拜占廷帝国的同情也都进一步激发起研究的热潮。西方人文主义者在16世纪末和17世纪在不同地区、以不同方法推动进行拜占廷历史和法律的调查研究。这项工作的伟大先驱包括：在德国有沃尔夫的学生威尔海曼赫尔兹曼（Wilhelm Holzmann）和大卫赫施尔（David Hoeschel），还有杰出的法学家约翰尼斯lún克拉维乌斯（Johannes Leunclavius）；在法国有博学的耶稣会士们如迪尼斯比陶（Denis Petau）；在尼德兰有沃尔坎努斯（B.Vulcanius），特别是荷兰的约翰尼斯缪尔修斯（Johannes Meursius）；在意大利有希腊东仪天主教会信徒如尼古拉斯阿林曼努斯（Nicholas Ale-mannus）和利奥阿拉提乌斯（Leo Allatius）。 在最初阶段，拜占廷研究通常局限于编辑史料和将它们翻译为拉丁语，对拜占廷作家的选择多多少少带有随机xìng。学者们并没有关于可用材料的远大设想，也没有清晰地确定行动计划。开端并非轰轰烈烈，但同样是意义非凡。 正是在17世纪中期的法国，拜占廷研究真正开始兴盛起来。路易十三（Louis XIII，1610～1641年在位）时期的宫廷文化活动，特别是在路易十四（Louis XIV，1643～1715年在位）统治期间，拜占廷历史成了一个热点。编辑工作不再是偶然随意的事情，个别单独的努力被联合在统一精心策划的计划中，这有助于繁荣和充分利用严谨的学术中那些新鲜的不断发展的兴趣。在路易十四和柯尔贝特（Colbert，1619～1683年）的保护下，著名的卢浮宫出版机构开始出版伟大的拜占廷历史学家丛书。出版的第一部书是1645年问世的约翰六世的《历史》。1648年，君士坦丁七世（Constantine VII，905～959年）的《法律选编》问世，在该书的前言中，拉贝发出呼吁，提出了出版拜占廷历史学家文献大全的计划，他强调拜占廷历史的重要xìng，提请各国学者们通力合作。此后10年，这项工作迅速发展，并第一次出现了类似于完整编辑拜占廷史料的丛书。这些作品后来以《威尼斯大全》的形式全部重印，而其中大部分作品也包括在《波恩大全》中，当然后者有所增加。 一些最杰出的法国学者对《巴黎大全》做出了划时代的贡献。例如耶稣会士腓力普拉贝（Ph.Labbé，1607～1667年）和皮埃尔普西奈斯（Pierre Poussines，1609～1686年）、多明我会士雅克戈阿尔（Jacques Goar，1601～1653年）和弗郎索瓦孔伯非斯（Francois Combefis，1605～16973年），还有杰出的耶稣会士查理阿尼巴法布罗特（Charkes Annibal Fab-rot，1580～1659年）。在法国之外，特别是在罗马，还有一些重要的合作者，例如卢卡斯赫尔斯坦尼乌斯（Lucas Holstenius）和利奥阿拉提乌斯。许多拜占廷作家的作品第一次以卢浮宫版本问世，一些已经为人们所了解的作品也得到重新编辑。因此，《巴黎大全》以其最好的文本和特别有用的注释脱颖而出，标志着拜占廷研究的重要进步。 除了《巴黎大全》外，在教会和法律研究领域也出现了诸多进展，就像拉贝的作品《宗教会议文献》（它成为后来哈杜因和曼西[1]编辑工作的基础）、戈阿尔那脍炙人口的希腊文《教会纸草文献集》、孔伯非斯编辑的教父作品和法布罗特编辑的《皇帝法典》。 最初，《巴黎大全》由戈阿尔和孔伯非斯专门负责，但是在该项工作发展进入高潮的1670年出现了卓越的人物杜康。查理杜弗lún即杜康先生（Du Cange，1610～1688年）是拜占廷历史研究真正的奠基人，同时也是拜占廷历史研究最伟大、最博学的学者。杜康编辑了约翰辛纳穆斯的《历史》、约翰左纳拉斯的《编年史》和著名的《复活节编年史》。他为这些著作和普西奈斯编辑的安娜科穆宁娜以及尼基弗鲁斯布林尼乌斯的作品添加了详细的注释。另外，杜康还以无与lún比的精力开创了课题范围广泛得令人惊讶的研究工作，不仅包括历史学，还涉及系谱学、地形学和古币学。直到今天，他的许多作品仍是拜占廷研究不可缺少的参考书，特别是其1657年撰写的《法兰西帝国时代的君士坦丁堡帝国史》、《注释图解拜占廷史》，后者是由地形学（基督教的君士坦丁堡）和统治家族谱谍学（拜占廷家族）两部分构成的大部头著作。但是，杜康最伟大的成就是他编纂的中世纪希腊语、拉丁语词典。其中《希腊铭文注释》[2]至今仍对拜占廷学者具有特殊的价值。目前，确实有其他字典可资使用，特别是索佛克利斯（E.A.Sophocles）的《辞海》[3]非常有用，但尽管如此，杜康的《希腊铭文注释》仍以其广泛参考原始资料和历史注释而一直成为研究拜占廷不可缺少的工具书。 杜康的工作由比其略微年轻的同时代学者所继续，如奠定了科学研究原始文献基础的让马比永（Jean Mabillon，1632～1707年）和以《希腊古文书学》开创希腊古文书学的贝尔纳德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5 章 蒙特福松（Bernard de Montfaucon，1655～1741年）。在他们之后有撰写《东方基督教》的多明我会士米歇尔勒基安（Michel Lequien，1661～1733年），还有本笃会士、拉古萨人安塞尔莫班杜利（Anselmo Banduri，1670～1743年），他编辑的《东方帝国》包括了重要的地形学和考古学材料。 17世纪对拜占廷帝国的兴趣产生了重要的成果，特别是在法国。但是，拜占廷研究在18世纪遭到了最严重的挫折。理xìng主义的启蒙运动时代强调其“理xìng”、哲学思想和宗教怀疑论，轻蔑地看待整个中世纪史，对思想保守笃信宗教的拜占廷帝国特别蔑视，认为其历史不过是“一堆毫无价值的巧言丽辞和幻象神迹的堆积”（伏尔泰语Voltaire），是“连篇累牍的反叛、起义和yīn谋诡计”（孟德斯鸠Montesquieu），或者说的好些，是罗马光荣历史的悲剧xìng尾声。因此，查理勒伯（Charles Lebeau）在其《拜占廷帝国史》（巴黎1757～1786年版）中写到，拜占廷历史只不过是罗马帝国千年衰败的历史，而爱德华吉朋（Edward Gibbon，1737～1794年）在其《罗马帝国衰亡史》（lún敦1776～1788年版）中宣称，他的作品就是一部描述“蛮族和宗教的胜利”的作品。 今天，我们没有必要强调勒伯和吉朋看法的不妥当，拜占廷学者没有必要证明其课题的合理xìng，更没有必要愤怒地驳斥吉朋的意见。勒伯和吉朋的鸿篇巨帙已经不再激起如此强烈的感情，人们可以在平和的气氛中评价其缺欠和其伟大的历史价值。因为勒伯和吉朋都是天才的历史学家，当然吉朋更伟大一些，他们的作品尽管存在某些不足，但仍然以其提供的史料而位列前茅。就是为了了解它们的不足，这些作品也值得一读，因为19世纪的拜占廷学者的作品大多偏重哲学和历史学的表述。另外，布瑞（J.B.Bury，1861～1927年）对吉朋名著的编辑（1897～1900年版）具有特殊的价值，因为编辑者增添了学术xìng注释和附录。 吉朋对其命题有力的阐释对学者们产生了强烈的震慑xìng影响，使拜占廷研究的热情被抑制了近一个世纪。甚至到今天，对拜占廷帝国宗教发展的研究仍然经常采用吉朋的理论。但是，拜占廷研究并未完全终结。法布里西乌斯（J.A.Fabricius）的《希腊著述书目》对拜占廷文献史研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工具书（14卷，汉堡1705～1728年版，新版为12卷，1790～1809年版）。人们幸运地发现《论礼仪》的莱比锡版本，约翰雅各布雷斯克（John Ja-cob Reiske，1716～1774年）还为其做了注释，毫无疑问这堪称拜占廷研究史上最伟大的事件，当然它带有时代的特征。这个杰出的希腊语和阿拉伯语学者的注释在数十年里一直没有被编辑出来。哈斯（K.B.Hase）对执事利奥作品的编辑于1819年终结了拜占廷历史家《巴黎大全》的工作，并进一步激发了拜占廷研究。此后不久，尼布赫（Niebuhr）于1828年奠定了波恩出版的《拜占廷历史文献大全》的基石，他编辑了阿嘎塞阿斯（Agathias，532～580年）的作品。像尼布赫这样一个既无偏见又无轻视思想的人竟能使拜占廷帝国的历史意义得到明确。《波恩大全》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巴黎大全》的重印丛书，但它还是一部更加便利更加完整的丛书，其重要xìng是众所周知的。 同时，在拜占廷历史的写作方面也取得了进展。拜lún的朋友、希腊文化爱好者乔治范莱（George Finlay，1799～1875年）在其涉猎广泛的希腊史中特别强调拜占廷时代。其作品是7卷本的《从征服到当前时代的希腊史》（lún敦1877年版），涉及公元前146年到公元后1864年的历史。在法国则出现了帕里佐（V.Parisot）关于约翰坎塔库震努斯的专著和贝尔热克塞维里（Berger de Xivrey）关于曼努埃尔二世的专著，这两部书至今仍有价值。在德国，塔夫（G.L.F.Tafel，1787～1860年）和托马斯（G.M.Thomas，1817～1887年）相当活跃；法莫雷尔（J.P.Falcomrayer，1790～1861年）不断写出影响很大的作品，还有卡尔霍普夫（Karl Hopf，1832～1873年）关于希腊的重要作品。霍普夫的《从中世纪初期到帝国灭亡的希腊史》（见德国百科全书的相关条目）是建立在精心的史料研究和广泛的档案文献基础上。尽管该书作者表达方式曲折隐晦，使得它难以阅读，而其叙述也并非都十分可靠，但是它作为一部史料集还是有相当价值的，对于拉丁统治时期和目前尚未很好发掘出来的帕列奥列格王朝时期研究还相当有用。赫兹伯格（G.F.Hertzberg，1826～1898年）的《从古代晚期的结束到当前的希腊史》（4卷本，哥萨1876～1879年版）和《16世纪末以前的拜占廷和奥斯曼史》（柏林1883年版）就以霍普夫和当时流行的作品为基础，他的作品目前已经不太有用了。格夫罗尔的3卷本《拜占廷史》有广泛的读者，但是其中包括太多想象的成分，今天已经没有什么价值了。另一方面，弗迪南赫斯（Ferdinand Hirsch）撰写了严肃的学术xìng作品，其《拜占廷研究》（莱比锡1876年版）则提供了丰富详细的指导xìng意见和评论。 19世纪发展起来的更深刻的历史鉴赏之风绝不会放过消除启蒙运动时代那种傲慢的、非历史的态度，那个时代对拜占廷帝国相当蔑视。对历史发展重要意义的欣赏日益高涨。朗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年）和蒙森（Theodor Mommsen，1817～1903年）等伟大史学家的影响驱散了千年衰亡史的说法。19世纪最后25年，欧洲主要国家的拜占廷历史研究的兴趣猛然高涨起来。阿弗雷德兰保德（Alfred Rambaud）、瓦西列夫斯基、卡尔科隆巴赫尔（Karl Krumbacher）和布瑞都能够在各自的国家使拜占廷研究发展成为独立的学科分支。这些学者的努力奠定了现代拜占廷研究的基础，一度出现的对拜占廷研究的偏见和误读也必然因此被抛弃。拜占廷史研究不再滞后于历史研究的其他分支领域，而逐渐进入前列。 阿弗雷德兰保德（1842～1905年）的兴趣可惜不久就从拜占廷帝国史转向俄罗斯史，其作品也成为流行书而非学术著作。但是，他已经通过其关于君士坦丁七世时代的作品激起法国学者对拜占廷历史的兴趣，其事业后来由施lún伯格（G.Schlumberger）和查尔斯迪尔所继续。 接续萨巴提尔（J.Sabatier，《拜占廷史记述》，2卷本，巴黎1862年版）的是施lún伯格（1844～1928年），他在货币学，特别是印章学领域做出了极有价值的贡献。在其涉猎相当广泛的学术作品中，《拜占廷帝国印章学》（巴黎1884年版）至今仍受到拜占廷学者极高的评价。即便如此，我们还是不能忘记其不朽作品《拜占廷史诗》和他的许多其他作品，这些作品在扩大有教养公众对拜占廷帝国的兴趣方面远远超过以前。查尔斯迪尔在普及拜占廷兴趣方面更加杰出，他以其深受推崇的论文《拜占廷造型艺术》表现出的那种完美的艺术气息而文明遐迩。同时，他是一位令人惊讶的涉猎多方面的学者，掌握拜占廷历史和艺术的所有领域，他将其生动叙事的杰出才能与极为严谨的学术相结合。这一点通过他的一系列作品得到令人信服的说明，如他于1888年对拉文那总督区的研究，1896年对拜占廷非洲地区的研究，1901年对查士丁尼的研究，还有收集在1905年出版的《拜占廷研究》中的多篇论文。很少有学者像迪尔一样对促进拜占廷研究，或者通过其作品激发他人热情上的贡献如此巨大，他不仅吸引着本国的而且吸引其他国家的学生。因此，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的拜占廷研究得到极其巨大的促进。迪尔的事业后来由许多学者继续进行，其中路易布莱赫尔、弗迪南查兰顿（Ferdinand Chalandon）和朱利斯盖伊（Jules Gay）是十分卓越的，而亨利莫内（Henry Monnier）则在波尔多奠定了专门学习法律史的学校的基础，这是拜占廷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 在德国，卡尔科隆巴赫尔是开启拜占廷帝国系统研究工作的学者。1891年，他出版了《拜占廷文献史》，6年后，他对该书第二版做了极大的扩充，增加了由阿尔伯特埃尔哈德（Albert Ehrhard）撰写的神学文献部分和由海因里希格泽尔（Heinrich Gelzer）完成的拜占廷历史纲要。这部著作是自杜康时代以来拜占廷领域最重要的伟大学术研究成果，因此成为所有拜占廷学者不可或缺的参考书。1892年，科隆巴赫尔创建了拜占廷学术年刊《拜占廷研究》，它立即就成为西欧拜占廷研究的中心，为拜占廷学者提供了极佳的参考书目，从而使这些书籍与当代研究保持接触。同时，科隆巴赫尔在慕尼黑建立的“中古与现代希腊文学研究所”也成为拜占廷研究的国际中心。正是通过这些不同的途径，伟大的语言文学家们藉此对拜占廷领域的历史研究做出了巨大促进。 到19世纪末，德国的拜占廷历史研究由于卡尔缪曼（Karl Neumann）和海因里希格泽尔而得到极大促进。缪曼反响极大的作品《十字军以后拜占廷帝国的世界观》（1894年版）仍然是研究和叙述的杰作；他还从事其他重要的拜占廷研究，但不久他便放弃拜占廷帝国研究而转向艺术史，这令人感到十分惋惜。格泽尔的《拜占廷皇帝史概述》（载科隆巴赫尔作品第911～1067页）不幸未能达到科隆巴赫尔著作的标准，但是他在许多专题作品中对拜占廷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特别要提到的是他的《拜占廷军区制起源》（1899年版）。科隆巴赫尔在慕尼黑的继承者是奥古斯都黑森堡（August Heisen-berg）。尽管他主要是个文学家，但并不轻视史学，尤其重视艺术史，他以严谨的校勘版本形式再版拜占廷作家的作品，出版和注释新史料，从而推动了拜占廷史的科学研究。德国和奥地利的拜占廷研究还得益于那些对拜占廷帝国兴趣浓厚的古典和中古历史学家和哲学家的作品，例如哈特曼（L.M.Hartmann）、席克（O.Seeck）和施瓦兹（E.Schwartz）。伟大的法律史家林根绍尔（K.E.Zacharia von Lingenthal，1812～1894年）特别重要。其7卷本《希腊罗马法》（莱比锡1856～1884年版）使最重要的拜占廷法律资源得到挖掘，而其《希腊罗马法史》（柏林1892年第三版）则奠定了拜占廷法律史研究的基础。 拜占廷研究在俄罗斯的开展是与研究该国初期的历史联系在一起的，西莱西安恩斯特库尼克（Silesian Ernst Kunick，1814～1899年）是最重要的开创者之一。他是圣彼得堡俄罗斯皇家科学院的成员，他在中世纪俄国史和相关的拜占廷史料方面做了有价值的工作，因此有助于拜占廷研究。与他有关的人物应该提到的是瑞士的爱德华穆拉尔特（Eduard de Muralt，1808～1895年），其关于编年史的2卷本《拜占廷编年史论》（圣彼得堡1855年版和1871年版）尽管已经很陈旧了，但至今仍在使用。 俄罗斯拜占廷史研究真正的奠基人是瓦西列夫斯基，而康达科夫（N.P.Kondakov，1838～1925年）则开启了拜占廷考古和艺术史的工作。瓦西列夫斯基的贡献具有重要的价值，其过人之处在于极为重视原始资料、训诂考证的方法和引人入胜的调查研究。其关于俄罗斯与拜占廷帝国关系史的研究，他对拜占廷帝国与帕臣纳克人关系的初步研究，特别是其关于拜占廷帝国内政史的开拓xìng研究至今仍然不可或缺。1894年，他创立了《拜占廷研究》刊物。在此以前，俄国的拜占廷学者被迫依赖于其他刊物，特别是《公共教育部学报》的帮助，但是现在，他们有了自己的刊物，该刊物和早两年创立的《拜占廷研究》一起为拜占廷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一年后，乌斯本斯基作为新近建立的“君士坦丁堡俄国考古研究所”所长开始编辑《君士坦丁堡俄国考古研究所所报》。在瓦西列夫斯基以后，乌斯本斯基在俄国拜占廷研究发展中发挥了最为重要的作用。他缺乏瓦西列夫斯基那种从事细节研究的突出能力和考证训诂的方法，但是其渊博的学术成果对拜占廷研究影响极大。几乎没有任何他没有研究的拜占廷历史的重要问题，至今仍有大量基本问题是他首先提出来的。他不仅是俄国拜占廷学界最多产而且是最全面的作家，因此，他与瓦西列夫斯基不同，完成了一部综合xìng的历史著作，即不朽名著《拜占廷帝国史》，是现代学者撰写的最详实的拜占廷历史书籍。由于其所在年代的不同，该书在相当长时间出版了多卷本，1913年出版第一卷，1927出版第二卷第一部分，1948年出版第三卷，至今他仍然没有出完。 俄国拜占廷学者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异乎寻常地活跃，其原因主要是受到瓦西列夫斯基和乌斯本斯基，特别是瓦西列夫、潘臣柯（B.A.Pancenko）、亚克文柯（P.Jakovenko）、别左乌拉佐夫（P.Bezobrazov）等人的推动。瓦西列夫斯基和乌斯本斯基一度对拜占廷农业问题产生浓厚兴趣，这一课题后来一直是研究的热点问题。潘臣柯于1904年出版的拜占廷农民土地的专著对其伟大的先驱者林根绍尔、瓦西列夫斯基和乌斯本斯基提出挑战，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别左乌拉佐夫，特别是亚克文柯像潘臣柯一样专注于拜占廷帝国内政问题研究，同时又像他们以前的瓦西列夫斯基一样对原始文献做了极有价值的研究。瓦西列夫出版了9～10世纪期间拜占廷和穆斯林关系史的两卷本基本作品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6 章 1900～1902年版）。库拉克夫斯基（J.A.Kulakovskij）最初专攻古典时代研究，后来撰写了395年到717年的拜占廷帝国史，该书3卷本（基辅1913～1915年版），尽管质量上乘非常有用，但是却很枯燥。1915年创办的另一份刊物对俄国拜占廷研究产生了巨大推动作用，这就是《拜占廷研究》之外的《拜占廷年鉴》，到1917年时出版了3卷。 在英国，自19世纪后期以后的现代拜占廷研究是以约翰布瑞代表的。[4]布瑞无疑是一位最伟大的拜占廷史学家，是涉猎广泛异常有学问的学者，具有深入分析和考证训诂的突出能力，其特征是科班训练的严谨认真的研究方法。他留下了大量重要的专题研究，还有多部涉及拜占廷历史的通史著作。1889年，其两卷本的《晚期罗马帝国史》出版，涉及395～800年的历史；这以后的1912年出版了很有价值的《东罗马帝国史》，涉及查理大帝加冕到马其顿王朝皇帝瓦西里一世登基之间的历史；1923年，他以同样的书名重新出版了其早期的历史作品，该书新版仍然为两卷本，但是其内容有了很大增加，因此其篇幅只能容纳从395年直到查士丁尼一世去世期间的历史。特别要提及的是，布瑞在其1911年出版的《9世纪帝国管理制度》中对其重新编辑的非劳塞乌斯（Philotheus）《编年史》所做的注释。正如俄国人奠定了拜占廷农业史研究的基础一样，布瑞开启了拜占廷统治管理史的系统研究，这一研究后来由斯坦因和道尔格继续成功地发展下去。布瑞找到了重要的接班人诺曼柏尼斯（N.H.Baynes），他在早期拜占廷研究中脱颖而出并大放异彩。晚期中世纪背景下的拜占廷帝国史，特别是它与建立在爱琴海上的拉丁人国家的关系，则在威廉米勒（William Miller）的重要研究中得到极好的处理。 希腊长期以来就一直关注拜占廷历史，因为希腊学者认为拜占廷帝国就是他们自己民族历史的一部分。在巴巴利格布罗斯（Paparrigopoulos，1810～1902年）那部具有强烈爱国情绪的著作、5卷本的《从远古到近代的希腊民族史》（雅典1860～1877年版，1925年由卡罗里德重新再版）就对拜占廷历史给予极大关注。该书的主要观点都总结于巴巴利格布罗斯的《希腊文明史》（巴黎1878年版）中。斯比利冬兰布罗斯（Spiridon Lampros，1851～1919年）以其关于手抄本的研究和大量的文献编辑而对拜占廷研究做出巨大贡献。他还撰写了自最早时期直到1453年的希腊史《从远古到君士坦丁堡陷落的希腊图解史》（雅典1886～1908年版，6卷本），深受欢迎。同样，安德列亚迪斯（A.Andreades，1876～1935年）后来以其关于拜占廷帝国财政经济史的研究而做10出巨大贡献，其研究成果反映在他的大量专题研究和其《希腊国家经济史》（雅典，1918年版）中。希腊人在拜占廷研究中的特殊兴趣反映在他们对希腊文期刊的特别关注上，例如《希腊人类学研究学报》（雅典1893年～）和《现代希腊研究》（1904～1917年），它们的主编和主要贡献者是不知疲倦的斯比利冬兰布罗斯。[5]专门面向拜占廷研究的期刊是由比斯（N.Bees）策划的《拜占廷》，该刊物只出版了1909年和1911年两期。 世纪之jiāo，拜占廷研究在许多国家都获得了巨大发展。在意大利，不仅在历史和哲学，而且在法律史领域出现了许多优秀著作。在巴尔干半岛各国，拜占廷研究是与他们各自国家历史著作的写作相联系的，相互影响，互利互助。在保加利亚，专门研究拜占廷历史的穆塔夫斯耶夫（P.Mutafciev，1884～1943年）与保加利亚中世纪历史学家兹拉塔斯基（V.Zlatarski，1866～1935年）和尼科夫（P.Nikov，1884～1939年）并肩工作。在南斯拉夫，拜占廷研究不仅得益于拜占廷学者阿纳斯塔修维奇（D.Anastasijevic，1877～1950年）和格兰尼奇（F.Granic，1883～1948年）的作品，而且受益于斯塔诺耶维奇（St.Stanojevic，1874～1937年）、拉多尼克（J.Radonic）、拉多杰西克（N.Radojcic）和希西奇（F.Sisic，1869～1940年）关于中世纪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的研究。在罗马尼亚，拜占廷研究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就由于奥尔佳（N.Jorga）令人惊讶的努力而获得充分发展，他的杰出工作涉及拜占廷历史、罗马尼亚历史和文学各个领域，还涉及奥斯曼史和世界历史。 拜占廷研究的发展有赖于世界范围的国际合作。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这样的合作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经过极为艰苦辛勤的工作，这种合作逐渐恢复并取得发展。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阶段，拜占廷研究获得长足发展。研究的范围和文本的编辑都得到扩大，这一扩大通过召开国际拜占廷学大会，创建新的专题刊物和建立新的拜占廷研究中心而得到充分展示。 1914年以前，拜占廷学者只有两种属于他们自己的专业刊物，即德国的《拜占廷研究》和俄国的《拜占廷研究》，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创建的一大批新刊物则证明了拜占廷研究的巨大发展。1925年，《拜占廷》开始出版，在亨利格里高利（Henri Gregoire）的指导下，该刊物做了大量工作。由于该刊物的创建和其主编的惊人活动，布鲁塞尔成为拜占廷研究的重要中心。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该刊物停刊了一段时间，而后第15～17三期在美国出版，但是，1948年的第18期即恢复在布鲁塞尔出版。1932年以后，在布鲁塞尔出版的另一个刊物《东方和斯拉夫历史文学所年刊》对拜占廷研究也相当重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该刊也迁往美国。《拜占廷和现代希腊学报》是另一种重要的拜占廷研究刊物，它在贝斯（N.Bees）主编下于1920年创建于柏林，但是1926年以后迁移到雅典。希腊人在拜占廷领域的活动于1924年也获得了一个阵地，即库库雷斯（Ph.Kukules）主编的《拜占廷研究协会年刊》和绪论阿曼多斯（K.Amantos）及库格阿斯（S.Kugeas）主编下的《希腊研究》，后者初建于1928年。1924年，迈尔卡提（S.G.Mercati）在罗马创建了《拜占廷和现代希腊研究》，该刊物不定期出版，其最后4期（即1939～1940年、1953年的第5～8期）包括了分别在罗马和巴勒莫（Palermo）举行的第5次和第8次国际拜占廷学大会上宣读的论文。1929年，《拜占廷斯拉夫》在布拉格出版。战争期间，该刊被迫停刊，直到战后重新恢复，先后由保罗瓦、哈维拉奈克（B.Havranek）和奥库乃维（N.L.Okunev）担任主编，其原有的篇幅也大为扩大。它不再仅限于拜占廷-斯拉夫关系研究，而成为涉及拜占廷研究各个领域研究的重要刊物。另一方面，《康达科夫研究所年刊》在1926年创立，在经历了多样且极富成果的活动期后，该刊被迫停止。正是在著名的康达科夫研究帮助下，布拉格建立了拜占廷和考古研究的重要中心，自1938年以后迁往保加利亚，直到1941年在空袭中被摧毁，它的两位杰出活动者也同时牺牲。 这些有学问的圣母升天派信徒的研究机构还有其他重要的和古老的拜占廷研究中心。最初，它建立在卡第科伊，后来迁到布加勒斯特，今天设在巴黎，该机构出版了大量作品。其出版的刊物《东方研究》1897年最初是以“东方历史、地理和文学季度评论”面世的，但它一直越来越关注拜占廷研究，因此反映出对这一学科分支日益增长的兴趣。1943年，它改名为《拜占廷研究》，自1946年第4期以后又改名为《拜占廷研究与评论》，这样拜占廷研究领域又充实进一种新的非常有用的专业刊物。在美国也出现了一种新的期刊《拜占廷和后拜占廷》，它只出版了一卷，分为1946年、1949年两部分。在巴黎，美国人怀特莫尔（Th.Whittemore）建立了拜占廷研究所，该所自1946年就出版了《拜占廷研究所所刊》，它特别关注考古和艺术史。在美国，顿巴登橡树园研究中心的建立对拜占廷考古、艺术和文明的研究具有极大的重要意义，它出版了装帧精良的《顿巴登橡树园研究中心文集》（1941～1954年出版了第1～8期）和《顿巴登橡树园研究中心学报》（1950～1951年出版了第1～2期）。在斯耶尔尼则建立了神学和教会研究中心，如今又在埃塔建立了它的分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维也纳建立了拜占廷研究协会，并于1951年开始出版《东罗马拜占廷帝国协会学报》。在贝尔格莱德，塞尔维亚科学院的拜占廷研究所是发展拜占廷斯拉夫关系史研究的另一个现代研究中心，1952年该机构开始出版第一卷年刊。 这样，大量新建的研究中心和许多拜占廷专业刊物就见证了这个相对年轻的学术分支获得的巨大发展。即使这些刊物也并不完全反映拜占廷帝国研究兴趣日益增长的现实，因为还有相关领域数量不断增加的刊物如今也越来越将拜占廷研究纳入其关注的视野。[6] 俄罗斯这个一度为促进拜占廷研究发挥了极为重要作用的国家却进入了一11个长时间的休眠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俄罗斯人的工作经历了严重的挫折，特别是在乌斯本斯基去世后，该项工作几乎完全陷于停顿。《拜占廷研究》到1916年时已经出版了22大卷，但是此后10年只出版了3小卷（即1922年、1925年和1927年），而后是长期的沉寂。但是近年来，苏联的拜占廷研究的兴趣在逐渐恢复，学术研究再度开始。1945年《Sbornik》刊物的复刊和1947年《拜占廷编年史》的复刊充分证明了俄罗斯研究的复兴。当前苏联研究工作的主要兴趣仍然受前几代老辈学者的影响，关注社会经济生活，力图以历史唯物论观点给予新的解释。 如果没有越来越多可用的原始资料的话，拜占廷研究就不可能取得如此显著的进步。编辑工作使各种史料大白于天下，这项工作使过去那些不太令人满意的文献版本被考订版本所代替，尽管如今还有大量版本需要进行这样的考订，因为我们现在仍依赖于存在缺陷的波恩大全旧版文本来解读古代的史书和编年史。为了满足这方面的需求，19世纪末，人们设法出版了《图伯奈联纳书目》，最近又出版了《贵劳美布德协会拜占廷集成》，还有许多种重要的独立出版物总目，这样就使许多拜占廷历史家和编年史家的作品具有了考订训诂版本，目前更加便利使用，可取代波恩大全的文本（有关细节见各章节史料部分及其注释）。 拜占廷研究的一个重要进步反映在文献资料的出版上。1860～1890年间出现了米克罗西奇（F.Miklosich）和米勒（J.Muller）编辑的虽然内容广泛但多少缺乏考订的文献集成。20世纪初，阿索斯圣山文献集同样十分重要，而且编辑更为精良，它们最初是作为俄国《拜占廷研究》的附录出现的。这方面的工作取得了巨大进展，可以从最近的出版物得到证明：如罗伊拉德（G.Rouillard）和科隆普（P.Collomp）的《拉乌拉档案之一》（阿索斯圣山文献集第一辑），巴黎1937年版；莱梅尔雷（P.Lcomrle）的《库特lún穆斯档案》（阿索斯圣山文献集第二辑），巴黎1945年版；道尔格的《圣山抢救文献宝藏》，慕尼黑1948年版（进一步的细节见“史料”部分）。这些出版物在许多方面比早先的出版物更好些，它们以临摹文献和印章的形式复制文件，提供了更好的文本，并且附有详细的专家注释和完整的索引。 对文献的日益关注反映出学者们尽可能力求准确地重新构建拜占廷国家内部生活的现代研究趋势，他们希望更加清楚地勾画出拜占廷统治管理制度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图画。[7]早在1904年，卡尔科隆巴赫尔就在“科学院国际协会”奠定了《中世纪和现代希腊文献总目》的基础，拜占廷学者为此做了大量前期工作，但还是由于当前学者的努力才使大量的重要史料变得有用，大量很有意义的专题研究成果才得以发表。[8]这项工作的推进特别得力于道尔格开拓xìng的工作，尤其是在拜占廷外jiāo和古文书学领域，例如他于1931年出版的《拜占廷皇帝谱牒》（慕尼黑版）和《东罗马帝国皇帝的文献》，后者启动了拟议中的《中世纪和现代希腊文献总目》工作，于1924年、1925年和1932年分别出版了3卷，涉及565～1282年的文献（慕尼黑版）。新出版的这套作品是所有拜占廷历史学家极为重要的工具书，因为它提供了完整的文献目录，以及考据训诂xìng注释，既包括那些实际现存的也包括那些其他史料提到但已经散失的帝国文件。塞克（O.Seeck）于1919年出版的《皇帝和教皇文献》（斯图加特版）包括了311～476年的帝国文献。格鲁梅尔（E.Grcoml）的《君士坦丁堡大教长的档案与文献》则编辑了君士坦丁堡大教长的文件，该书的3个部分涉及381～1206年的文献（1932年、1936年和1947年版）。 [1]近年来，对拜占廷史研究越来越关注碑刻铭文，特别是钱币和印章铭文资料。钱币和印章提供的证据对解决各种难题，特别是涉及拜占廷帝国的内政史提供了极大的帮助，而且常常是关键xìng的帮助。钱币史料一方面对于货币流通和经济史研究是不可或缺的史料，另一方面钱币上的图象印模是皇帝权威的象征xìng表现，对于我们今天调查研究统治管理史，其价值不用说也是绝对无法想象的印章学证据。同样，该项研究尽管取得了明显的进步，但是关于这种重要史料的一般xìng认识确实还远远滞后于学术需要。多亏有劳lún特编辑出版的大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7 章 型印章收藏《拜占廷印章文献：奥非丹收藏》（莱梅尔雷编注之拜占廷书目，文献之一），巴黎1952年版，这是近年来取得的一个特别重要的进展。这项由最杰出的现代拜占廷印章专家从事的杰出工作和早先的印章钱币大型收藏（参见第22页）后来又得到补充，例如私人收藏出版物和散见于各种刊物的对钱币印章发现的单独报道，这些材料不断增加，构成了无可估价的史料。劳lún特[9]对该课题的全面报道极为清楚地说明了追踪这些材料的任务，这些材料并非总是轻易可得。不过，出版拜占廷钱币大全和拜占廷印章大全仍然是最紧迫的需要。 这里，我们不打算详细讨论拜占廷研究近年来发展的特征。关于这个命题的专题概述和与此有关的详细书目，以及对各位学者专题研究和不同国家开展活动的评述，都充分证明了近年来取得的进步。某些刊物如《拜占廷斯拉夫》就发表了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不同国家已经开展的工作的重要报告（参见本节前面提供的书目），国际拜占廷研究协会提供了这类极有用处的信息，以《拜占廷研究年报》为题目出版了1939～1948年间相关出版物目录（巴黎1949年版）。道尔格和施奈德（A.M.Schneider）在《拜占廷》（波恩1952年版）上发表的完整报告提供了水平极高的书目附录和《图书总目》的范本，它不仅收集了1938～1950年间拜占廷研究各个领域出版物的极详细报告，而且提供了专业评论。目前所有出版物只要是正式出版的都很好地在德国《拜占廷研究》中加以处理。该刊物自1892年创刊以后直到今天，除二战期间和战后个别年份外，谨慎小心细致认真地收集了拜占廷研究所有分支领域的成果，所有重要研究都在第二部分书评或第三部分书目索引中得到悉心的评价。总编道尔格在第三部分中所做的注释尤为突出，对拜占廷学术做出巨大贡献。各种拜占廷研究专业期刊也提供了许多极有价值的书目附录和书目信息。以下我们非常简要地介绍拜占廷史领域近年来取得的更加综合xìng的成果。 关于早期拜占廷阶段，斯坦因在其1927年出版的《晚期罗马帝国史》第1卷和1949年出版的《晚期帝国史》第2卷[10]中进行了追溯。这两部由伟大的拜占廷统治管理研究专家完成的内容充实的史书涉及284～565年间的历史，与约翰布瑞的名著一起并列为研究这个时期历史最可靠的指南，是了解早期拜占廷国家xìng质的基本书籍。 约翰布瑞策划完成的《剑桥中世纪史》于1911年出版的第一卷和1913年出版的第二卷均以部分章节专注于拜占廷时期的历史，1923年出版的第四卷则全部涉及拜占廷史，后者的书名为《东罗马帝国史（717～1453年）》。该书是一部合作完成的巨著，其各个章节具有无与lún比的价值，总体看来，是一部质量上乘极为可靠的参考作品，并附有价值很高的详细书目（在胡塞主编主持下正在对第四卷进行扩大的修订工作）。 早在1919年，杰出的法国拜占廷学者查尔斯迪尔就出版了其《拜占廷帝国史》小册子，简要地涉及自君士坦丁大帝到1453年间的历史（1924年出版新版，1925年出版英文版，1933年出版塞尔维亚文版）。查尔斯迪尔在最初由格罗兹（G.Glotz）任总主编的《通史》中撰写了自395年到1081年间的拜占廷史的综合叙述，而其同行马尔赛（G.Marcais）则撰写了自穆罕默德到12世纪阿拉伯史的出色描述（即查尔斯迪尔和马尔赛完成的《395～1081年的东方世界》，《通史第二部分：中古史》第3卷，巴黎1936年版）。在后来一卷中，查尔斯迪尔撰写了1081～1204年间的历史，而贵兰德（R.Guilland）继续将这段历史续写到1453年，同时格罗塞（R.Grousset）叙述了东方的拉丁小公国，从而完成了整部拜占廷史（见查尔斯迪尔、奥康诺莫斯（L.Oeconomos）、贵兰德和格罗塞的《1081～1453年的东方帝国史》，前引书第9卷，巴黎1945年版）。 1917年，杰出学者瓦西列夫用俄语写作了自帝国起始到十字军的拜占廷帝国史，1923～1925年他又出版了关于十字军时代、拉丁统治史和帕列奥列格王朝统治时期历史的3部小部头史书。其作品扩大修订版是以英文出版的，名为《拜占廷帝国史》（2卷，迈迪逊1928～1929年版）。该书后来出版的法文版是扩大修订版，名为《拜占廷帝国史》（2卷，巴黎1932年版），该版本后来翻译为西班牙文版（《拜占廷帝国史》，2卷，巴塞罗那1948年版）和土耳其文版（只有一卷，安卡拉1943年版，本人读不懂）。目前，该书以法文本为基础出版了更新的修订版，是英文版单行本（迈迪逊1952年版）。普遍认为，这部有价值的名著是学习拜占廷史的清晰可靠的指南。 涉猎许多领域的罗马尼亚历史学家奥尔佳撰写了其3卷本的《拜占廷史》（布加勒斯特1934年版），该书引起震动但写作多少有些仓促。希腊学者阿曼多斯撰写了直到1204年的历史，名为《拜占廷国家史》（2卷，雅典1939年、1947年版，新版为单行本，雅典，1953年版）。第一位试图对拜占廷史进行马克思主义解释的学者是列夫臣柯（M.V.Levchenko），这部《拜占廷史》（莫斯科-列宁格勒1940年版）是一部简短的概述，对其使用的多种材料的分析处理不够均衡。该书后来被翻译为保加利亚文（《拜占廷史》，索非亚1948年版）和法文（《自起源到1453年的拜占廷》，巴黎1949年版）。莱梅尔雷于1948年出版了简明扼要、线索清晰的通俗xìng作品《拜占廷史》（巴黎版）。 我们应该特别提到布莱赫尔的作品《拜占廷世界》（见贝尔（H.Berr）主编的《人类演进》第32、第32（乙）、第32（丙）各卷，巴黎1947年、1949年、1950年版）。这位已故法国历史学家对拜占廷研究贡献极大，他详细描述了拜占廷帝国政治史（《拜占廷兴亡史》）、帝国内政管理史（《拜占廷帝国政治制度》）和拜占廷文明史（《拜占廷文明》）。这3部名著都具有完整谨慎写作的特点，而其中第三部特别优秀，它对拜占廷文化史采用了独特的处理方法，描绘了拜占廷社会各个阶层日常生活的生动图景。这样，布莱赫尔的《拜占廷文明》就可以与库库拉斯的伟大名著《拜占廷的兴衰与文明》（5卷8册，雅典1948～1952年版）相媲美，大概还不能与更早时期的拜占廷文明史作品相比较。在《拜占廷的兴衰与文明》中，这位杰出的希腊历史学家展示了其关于普通拜占廷人私人生活的广泛考察的研究结果。相反，关于拜占廷文明史的其他作品似乎只是涉及拜占廷发展的某些侧面，将不同内容增添加入进综合的画面中，它们通常都强调公共生活。这一类的作品包括：查尔斯迪尔的《拜占廷：光荣与衰亡》（巴黎1919年版）、奥古斯都黑森堡的《拜占廷帝国国家与社会》，载《当代文化》第2卷，第4册（莱比锡-柏林1923年版，第364～414页）、拜奈斯的《拜占廷帝国》（lún敦1926年版，1943年再版）、仁西曼的《拜占廷文明》（lún敦1933年版，还有法文版的《拜占廷文明》，巴黎1934年版）。由拜奈斯和莫斯（H.St.L.B.Moss）主编的《拜占廷帝国东罗马文明概述》（牛津1948年版）是一部由不同学者最新完成的论文集，简明扼要但综合全面。 拜占廷学者们还特别关注那些涉及与拜占廷帝国有特殊联系的民族和国家的作品，例如意大利各城市共和国、波斯人、阿拉伯人、土耳其人和南斯拉夫人。有关这些民族的作品对于拜占廷学者来说比专门涉及拜占廷帝国研究的学者更有价值，正如兹拉塔斯基的《中世纪保加利亚国家史》（4卷，索非亚1918年、1927年、1934年和1940年版）的情况一样。兹拉塔斯基处理其课题十分大胆，有时表现出理论化趋势，但是其收集各种资料的工作极有价值，涉及从最早时代到13世纪末拜占廷和保加利亚关系史的所有材料。这类作品的另一个代表作是吉利奇科（K.Jirecek）的《塞尔维亚史》（2卷，哥萨1911年和1918年版），该书文风极其严谨精炼，一丝不苟，几乎达到了枯燥的程度，但是，由于作者采用的训诂考订方法使之成为可靠深刻的作品。 最后，我们应该以莫拉维奇斯科最重要的贡献作为本研究概述的结尾，他的作品是《拜占廷与匈牙利》（见《匈牙利拜占廷研究》第20～21卷，布达佩斯1942～1943年）。近年来，莫拉维奇斯科在布达佩斯建立了非常著名的拜占廷研究中心，目前他已经着手对所有拜占廷史料进行梳理，收集有关突厥起源各民族历史的史料。他的作品具有最伟大的实用价值，因为他以极为广阔的视野解释其主题，因此实际上在所有拜占廷历史作品中都找到了相关材料。而且，他对所有相关材料都逐一作出简洁但老道的描述，并对手稿和版本以及更重要的第二等权威作品给出价值无法估量的信息。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将其作品与卡尔科隆巴赫尔的《拜占廷文献史》相提并论。事实上，这部作品是那部出版于50年前的巨著的重要补充。对于拜占廷学者而言，这两部作品都是不可缺少的。 【注释】 [1]The editing of the Acta of the oeccomnical councils has been placed on a new basis by the moncomntal work of E.Schwartz，Acta conciliorum oeccomnicorum，1922-（cf.below，p.24note 8）。 [2]This was reprinted by the Collège de France，Paris 1943. [3]Greek Lexicon of the Roman and Byzantine Periods，new ed.，Cambridge，Mass.，1914.Special reference must also be made to the large-scale comprehensive dictionary of D.Dimitrakos，，9 vols.，Athens 1949-50，which includes the develocomnt of the Greek language at all periods. [4]A penetrating assescomnt of Bury’s scholarship and personality and a complete bibliography of his works is to be found in N.H.Baynes，A Bibliography of the Works of J.B.Bury，Cambridge 1929. [5]The editorship of the periodical was taken over by K.Dyobuniotes who added seven further volcoms（to 1927）to the fourteen already brought out by Lampros.An index to all twenty-one volcoms was published by Charitakis in 1930. [6]The bibliography published by the 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Etudes byzantines for 1939-48 includes 2，800 entries drawn from about 280 different periodicals，series or collected works. [7]A report on work in Byzantin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was given by G.I.Bratianu，‘Lesétudes byzantines d’histoireéconomique et sociale，B 14（1939），497－511.Cf.also what is virtually a survey by P.Charanis，‘On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B 17（1944-5），39-57.For recent research on legal history cf.the detailed report by B.Sinogowitz，‘Die byzantinische Rechtsgeschichte im Spiegel der Neuerscheinungen’，Saeculum 4（1953），313-33 and see also the brief account of J.de Malafosse，‘Chronique de Droit byzantin’，B 32（1962），605-19.For recently published doccomnts see A.P.Kazdan，‘Novye materialy po vnutrennej istorii Vizantii X-XV vv.’（New material for the internal history of Byzantium from the tenth to the fifteenth centuries），VV 13（1958），302-13. [8]Cf.the excellent reports on research in the field of Byzantine diplomatic by G.Rouillard，‘La Diplomatique byzantine depuis 1905’，B 13（1938），605-29，and F.Dolger，‘Bulletin diplomatique’，REB 7（1949），69-90. [9]V.Laurent，‘Bulletin de sigillographie byzantine’，B 5（1929-30），571-654，6（1931），771-829，and‘Bulletin de numismatique byzantine 1940-49’，REB 9（1951），192-251. [10]A new edition of the first volcom has been posthumously published in French by J.R.Palanque（E.Stein，Histoire du Bas-Empire，Ⅰ，1959）． [1] 以下1个段落为本书1969年英文版的新增内容。 第1章　早期拜占廷国家：其发展及特征（324～610年） 史料 拜占廷历史知识来自于各种不同的史料，既有拜占廷的，也有非拜占廷的。拜占廷史家和编年史家为我们提供了拜占廷史主要框架中事件发展的一般进程，他们描述的可靠xìng、详细程度和准确xìng各有千秋。因此，要完成或者有时校正这幅历史图景就要依靠来自西方和东方的史料，后来还有来自斯拉夫史料提供的信息，以及其他类型的拜占廷材料提供的证据。各种各样的作品、使节报告、书信和演讲常常能够成为历史叙述的重要补充，有助于说明史实。鉴于教会在拜占廷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历史学家还必须重视神学作品，特别是宗教会议文件。圣徒传记常常具有相当重要的史料价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8 章 值，在某些特定的时期，其重要xìng绝不亚于可靠的历史作品本身。 但是，这些作品均未提供关于拜占廷帝国经济生活，或法律和政府管理机构方面的大量信息，有关这类题材的材料只能到各种官方和非官方的记述中去寻求，它们涉及宫廷生活、统治管理和军事制度，以及经济状况。另外，还有拜占廷帝国极为丰富的法律作品和纸草文书。对晚期拜占廷的历史而言，还有大量的文件，如今拜占廷学者对这些文件越来越关注，这是非常正确的。然而，直到11世纪下半叶以后，拜占廷契约合同的数量才多起来，而在马其顿王朝时代只留下了少许这类文件，更早时期的文件几乎见不到了。 最后，还有一类特殊的考古证据史料，包括墓碑、铭文、钱币、印章，等等。过去，拜占廷历史学家比古代史学家更少使用这类材料，但是，现在拜占廷学者越来越重视这类证据的价值。[1] 每章开头所进行的史料分析只是用来尽可能简明扼要地说明最重要的资料证据。在这个部分里所要做的就是介绍xìng的说明，因此，就必须限于介绍一些更重要的史料。 拜占廷历史编撰始于恺撒利亚主教尤西比乌斯（Eusebius）。他作为两卷本编年史（内容写到325年）的作者，是最早一批编年史家中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其作品在拜占廷帝国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他的10卷本教会史（内容写到324年）[2]巨著则是创立史书新体例的开山之作。著名的《君士坦丁大帝传》也冠以他的名字。[3]4世纪最重要的历史学家是心胸豁达的阿米亚努斯马西林努斯（Ammianus Marcellinus），其用拉丁文写出的《编年史》[4]被认为是塔西佗作品的续篇，该书只有涉及353～378年历史的第14～31卷保留下来。其他作品中，用希腊语写作的史书在这个时期的历史编纂中占多数。我们必须提到3位非基督教历史作家，即萨尔迪斯的尤纳比乌斯[5]（Eunapius of Sardes，其作品涉及270～404年间的历史，仅存残卷）、提比斯的奥林匹奥多鲁斯[6]（Olympiodorus of Thebes，残卷涉及407～425年的历史）和左西莫斯[7]（Zosimus，从奥古斯都写到410年，戴克里先以后写得更详细）。普里斯库斯（Priscus）的历史作品对433～468年间的[8]历史，特别是对阿提拉（Attila）和匈奴人的历史具有极高的价值。苏格拉底[9]（Socrates，作品涉及306～439年的历史）、索左门[10]（Sozcomn，涉及324～415年的历史）和“卷胡子的”塞奥多利特[11]（Theodoret of Cyrrhus，涉及325～428年的历史）继承了尤西比乌斯，续写教会史。在这些作家中还必须加上埃瓦格留斯（Evagrius），他的作品（涉及421～593年的历史）对于世俗历史也具有相当重要的价值。[12]同样，以弗所的约翰（John of Ephesus）在叙利亚完成的教会史史料价值也相当高，可惜该书仅存残部，保留下来的部分只涉及到莫里斯皇帝时期。[13]这个时期那些伟大教父们的作品中也保留了相当有价值的史料，特别是亚历山大的阿塔纳修斯（Athanasius of Alexandria）、纳坚祖斯的格里高利（Gregory of Nazianzus）、恺撒利亚的瓦西里（Basil of Caesarea）、尼撒的格里高利（Gregory of Nyssa）和“金嘴”约翰（John Chrysostom）。基督教大公会议[14]文献对历史学家来说极为重要，前5次大公会议与本章涉及的早期拜占廷阶段有关。还有各种各样修辞学作品，特别要提到的是朱利安（Julian）皇帝[15]的作品，以及其同时代作家塞米斯提乌斯（Themistius）[16]和利巴尼乌斯（Libanius）[17]，还有活动于5世纪的西奈修斯（Synesius）[18]。 查士丁尼（Justinian）时代杰出的历史作家是恺撒利亚的普罗柯比（Procopius of Caesarea，该城位于巴勒斯坦）。[19]他作为贝利撒留（Belisarius）的秘书，曾参加了对汪达尔人、哥特人和波斯人的战争，撰写了多卷本的《战史》，于551年完成，而8卷的增补本问世于553年。除了这部重要的作品外，他撰写了著名的《秘史》，对查士丁尼和塞奥多拉（Theodora）大肆诽谤，554年他完成了描述查士丁尼建筑活动的《建筑》一书。[20]普罗柯比在描述客观史实时并不总是典雅高贵，他在写作有关《建筑》一书，甚或在写《战史》时，表现得是个阿谀奉承者，而在《秘史》中又是个语言恶dú的作者，但是无论如何，其作品具有无可估量的史料价值，在写作风格和表述方式上确实达到了极高的水平。阿卡塞亚斯（Agathias）是普罗柯比同时代的年轻作家，其关于查士丁尼的作品涉及552～558年间的历史。[21]接续他写作历史的作家“护民官”曼南德尔（Menander Protector）完成了价值极高的作品，涉及558～582年历史，但该书也仅存残卷。[22]塞奥非拉克特西蒙卡特（Theophylact Simocattes）接续曼南德尔写作了8卷本的莫里斯皇帝（Maurice，582～602年在位）时期的历史。[23]这样一系列的历史著作就涵盖了整个早期阶段，每一部作品都续写了前一部作品未及的历史，这一历史编纂特点一直保持到晚期拜占廷阶段。拜占廷历史写作从始至终具有刻意模仿古希腊历史作家的特点。在早期拜占廷帝国这个特殊阶段，突出的代表是普罗柯比，他公开表明自己模仿修昔底德（Thucydides）的写作风格。谙熟古典传统显然使拜占廷历史编纂整体上达到了极高水平，这也是远胜西欧中世纪史学家一筹的原因之一。 就历史编撰而言，还有编年史作品，这是第二种典型的拜占廷历史写作形式。约翰马拉拉斯（John Malalas）的世界编年史一直写到查士丁尼统治的最后一年。[24]安条克的约翰（John of Antioch）完成了另一部编年史，一直写到610年，但此书仅存残卷。[25]塞奥发尼斯（Theophanes）以及其他编年史家的作品对早期拜占廷的历史也具有一定重要xìng，我们将在与之相关的部分进行介绍。 关于早期拜占廷时代法律和政府管理的基本史料首先是《塞奥多西法典》[26]和查士丁尼伟大的法律典籍，对历史学家而言，最重要的是《罗马民法大全》中的《查士丁尼法典》和《法律新编》。[27]编纂于5世纪上半叶的《官职表》[28]和6世纪中期利底亚人约翰（John the Lidian）编纂的《职官图》有关于早期拜占廷帝国军、政官阶的记述。[29]曾于539～565年任首相的“贵族”彼得（Peter the Patrician）的作品只保留下残卷。[30]他对5～6世纪宫廷仪式，特别是对皇帝加冕典礼的描述具有特殊的价值，后来被“生于皇室紫色寝宫的”君士坦丁七世（Constantine VII Porphyrogenitus）综合写进其《礼仪书》（第1卷第84～95章）。莫里斯或波塞多-莫里斯所著的《战略》军事论文完成于6世纪末或7世纪初，其不仅对研究拜占廷战争艺术史而且对研究诸如波斯、突厥、阿瓦尔、斯拉夫、安泰、法兰克和lún巴底各民族历史都具有重要价值，因为该书涉及到关于他们战争方式和其他习俗的珍贵资料。[31] 有关货币和印章的主要作品有：萨巴提尔（J.Sabatier）的《拜占廷钱币铭文大全》（2卷本，巴黎1862年版，莱比锡1930年再版和格拉兹1955年再版）、罗什（W.Wroth）的《大英博物馆拜占廷帝国钱币目录》（2卷本，lún敦1908年版）、托尔斯泰（I.Tolstoj）的《拜占廷货币》（圣彼得堡1912～1914年版）、古达克利（N.Goodacre）的《拜占廷帝国钱币手册》（3卷本，lún敦1928～1933年版）、施lún伯格的《拜占廷印章学》（巴黎1884年版）、潘臣柯的《铅封目录》（《俄罗斯考古学报》1903～1908年多期连载）、康斯坦托布罗斯（K.Konstantopoulos）的《拜占廷铅封》（雅典1917年版）、劳lún特（V.Laurent）的《拜占廷铅封文件：奥非丹收藏》（巴黎1952年版）。散见于各种期刊的关于钱币和印章的发觉报告近年来令人吃惊地大量出现，劳lún特的报道（参见第13页）就此已做了全面引用。 第一节　基督教罗马帝国 罗马的政治观念、希腊的文化和基督教的信仰是决定拜占廷帝国发展的主要因素。没有这三种因素，拜占廷的生活方式就是无法想象的。正是希腊文化和基督教信仰融合统一在罗马帝国的政治框架内，才出现了我们称之为拜占廷帝国的历史现象。[32]由于“公元三世纪危机”迫使罗马帝国日益关注帝国东方，从而使这种融合统一成为可能。其最初明显的事件就是罗马帝国承认了基督教的合法xìng以及帝国新都建立在博斯普鲁海峡上。基督教取得胜利和帝国政治中心最终迁移至希腊化的东方地区，这两大事件标志着拜占廷时代的开始。 的确，拜占廷历史只是罗马历史的一个新阶段，正如拜占廷国家只是古代罗马帝国的延续。“拜占廷”这个词当然是后代人的表述，所谓的“拜占廷人”这个名称从来没有被使用过。他们始终自称为“罗马人”（），其皇帝也自认为是罗马君主、古代罗马恺撒的继承者和接班人。他们在帝国延续期间一直保持着罗马名称的写法，罗马帝国政府传统直到最后还主宰其政治思想和政治目的。[33]这个帝国以罗马人的国家观念聚拢着许多不同的民族，而罗马人的普世思想决定着这个帝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 拜占廷帝国作为罗马帝国的继承人，致力于成为一个统一帝国，宣称拥有以前属于罗马帝国的所有地区并构成现在的基督教世界的疆域。严酷的现实使这种观念一点点消退，在昔日罗马疆域上与拜占廷帝国并肩发展起来由基督教世界统辖的国家也不再被承认与其地位相等。一个复杂的国家等级体系完善起来，其顶点是作为罗马皇帝和基督教世界首脑的拜占廷帝国皇帝。[34]早期拜占廷时代，帝国政治关注于维持对罗马疆域的直接控制；中晚期拜占廷时期，帝国政治则关注如何保持其当时占据的宗教至尊地位。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拜占廷帝国越是坚持其与古代罗马的联系，越是在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中顽固笃守罗马等级制，它就越是不断地远离罗马世界原有的特征。在文化和语言上，希腊因素占了上风。同时，教会影响在拜占廷生活中日益强烈。而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也不可避免地促使新的经济社会结构产生出来，至中世纪早期，已经出现了一种本质上全新的政治实体和管理体系。事实与过去一直持有的看法不同，拜占廷国家的发展充满了活力。所有事物持续变动，不断变化或更新，直到拜占廷人的这个帝国逐渐停止其历史发展时，它除了名称外已经与以前的罗马帝国毫无共同之处，它宣称继承下来的权力事实上根本没有实现。 与此相应，最初阶段的拜占廷帝国实际上就是个罗马帝国，其全部生活都笼罩着罗马色彩。这个阶段确实应该既可称为晚期罗马帝国也可称为早期拜占廷帝国，因为它的确渗透着罗马和拜占廷的发展。罗马帝国最后3个世纪或拜占廷帝国最初3个世纪的历史，具有转型时代的特征，这段历史跨越了罗马帝国和中世纪拜占廷帝国之间的鸿沟。正是在这个阶段，古代罗马生活逐渐让位于新的拜占廷因素。 拜占廷历史的开端可以追溯到罗马帝国，因为它就是从“公元三世纪危机”中产生出来的。这个时期的经济困窘已经对帝国西半部产生了相当严重的灾难xìng影响。而帝国东半部具有更强大的生命力，这个因素决定了未来的发展，也说明了罗马帝国的“拜占廷化”。然而，帝国东部也经历了同样的危机，这一危机对经济社会结构腐败不堪的晚期罗马帝国的所有地区都具有同样的影响，但是在东部却没有随着严重的社会政治动dàng发生经济崩溃。帝国东部确实没有像西部那样出现如此严重的人口锐减、如此彻底的城市生活衰败和经济凋敝，而只是与整个帝国一样，在经济生活中面临劳动力短缺的压力，其工商业因此受到严重威胁。“公元三世纪危机”标志着古代世界城市生活的终止。[35]另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是大地产的持续发展。私人地产以牺牲小土地和国家控制的土地为代价在帝国各地不断增长。而小土地持有者破产的结果是农民日益固着于土地上，由于劳动力需求的压力，这一点进一步得到强化。但是，农民阶层中的农奴只是将居民固定于其各自职业的普遍强制措施中的一个特例，这种强制措施随着“公元三世纪危机”开始在晚期罗马帝国系统地推行。经济生活中的强制奠定了政治事务中的强制。 罗马元首政治因危机造成的动乱日益衰败，最终在戴克里先（Diocletian）绝对君主统治期间完全消失，拜占廷独裁统治由此发展起来。古代罗马城市的市政权力陷于严重瓦解的境地。因此，整个国家管理机构被集中控制在皇帝及其行政官吏手中，这种行政权力得到极大扩张，嗣后就成为拜占廷独裁政治的核心。罗马官员制度让位于拜占廷官僚体制。皇帝不再是第一首脑，而是独裁君主，其权力不再过多地来自现世权威，而是来自于上帝的意旨。苦难深重的危机时代已经开启了人们转向宗教和来世的时代。 君主权作为某些植根于人们思想中的观念仍然没有完全消除，元老院、组织成竞技党的城市民众，还有军队都显示出各自的政治实力，对皇帝的权力发挥着真正的限制作用，特别是在早期拜占廷阶段。[36]罗马历史中孕育的这些重要因素后来在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9 章 各种大权集于一身的皇帝权力面前都逐渐消除了。另一方面，作为基督教国家精神力量的教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产生着越来越重要的的影响。早期拜占廷阶段，皇帝还拥有控制教会的无限权力，他按照罗马的制度将其臣民的宗教事务当作国家行政事务的一部分。但是，在中世纪拜占廷帝国，教会确立起其重要地位，成为无处不在的一种力量，也正是在这个领域，皇权遭受了最严重的挫折。在拜占廷帝国，世俗和教会权力之间的冲突并不鲜见，而皇帝一方并不常常是胜利者。然而，皇权和教权之间的对抗并不是拜占廷帝国的特征。总体看来，国家和教会保持着密切友好的关系，东正教帝国和东正教教会之间相互依存，它们共同构成了单一的政治和宗教实体。人们通常可以发现这两种势力具有共同的目标，它们共同反对威胁上帝预定的现实世界秩序的危险，无论是来自帝国的内外敌人，还是来自形形色色的异端破坏势力。但是，这种观念倾向于使教会处于皇帝强大权力的直接保护下，因而历史表明，皇权对教权始终占有决定xìng优势地位，这成为拜占廷帝国教俗权力关系的持久特点。 皇帝不仅是最高的军事首脑、大法官和惟一的立法者，而且是教会和正统信仰的保护人。他是上帝拣选出来的，故而不仅是上帝托付给他的那个基督教帝国的主人和统治者，而且是帝国活的象征。由于上帝远离尘世和人类生活，皇帝就需与上帝建立直接的联系，成为政治和宗教特殊礼拜祭仪的对象。这种典礼逐渐被确定为教会和整个朝廷都必须参加的隆重宫廷仪式。这一点从基督爱戴的皇帝肖像、皇帝本人圣体的尊贵威严礼法、公开场合其发布圣旨和臣民对其上奏的遣词造句中均可窥见一斑。[37]其臣民就是其奴仆，他们获准觐见皇帝时，即便是最高级官员都必须在他面前五体投地，三叩九拜，匍匐向前。而拜占廷宫廷仪式的这种盛大场面和皇帝专制统治是希腊罗马世界的产物，在那里具有深厚的基础。[38]因此，拜占廷朝廷特殊的礼仪从一开始就是由包含着许多东方因素的礼仪发展而来的，它们由于从东方、从萨珊王朝，后来又从穆斯林哈里发宫廷直接引进而得到进一步强化。[39] 拜占廷文化不仅直接来源于古代晚期，而且与古代晚期的生活方式有密切关系。由于拜占廷帝国处于希腊世界，其各种因素都被共同的文化纽带凝聚在一起。希腊和拜占廷这两个世界，具有某些同源xìng和融合xìng，这在拜占廷帝国显得特别突出。它们都建立在其继承的伟大创造xìng工作基础上，他们自己的成就因而没有多少原创xìng，而只有综合xìng。如此综合而成的东西，对于两个时代都有共xìng。偏好综合确实导致聪明才智变得乏味，而模仿只能是对被模仿事物的含义和内容浮光掠影式的了解，华丽空泛的修辞常常失去了原有的形式美。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说，正因为如此，拜占廷帝国才热衷于保存古典文本，并谨慎小心地维护了罗马法和希腊文化，贡献颇大。希腊、罗马这对古代世界两大杰出的对立物共同在拜占廷的土地上发展成长。其最伟大的成就包括：罗马国家和希腊文明统一产生出与基督教紧密结合的全新生活方式，这个宗教曾受到旧帝国和旧文明极为强烈的排斥。基督教的拜占廷帝国既不批判异教艺术也不反对异教学问。罗马法始终构成了拜占廷法律体系和立法观念的基础，而希腊思想则是其文化生活的基础。希腊的学问和哲学、希腊的史学家和诗人都是拜占廷人最崇敬的榜样。拜占廷教会本身则在其说教中融合了大量异教哲学家的思想，利用他们睿智的知识解释基督教教义。 对古典文化成就的持久崇尚是拜占廷帝国特有的力量源泉。拜占廷帝国植根于希腊传统，成为最重要的文化和学术堡垒达千余年之久。它植根于罗马的政府观念，使帝国在中世纪世界占有至高地位。拜占廷国家可以支配其具有高度分工和良好训练的行政官吏的独特政府机器，其军事技术卓越超群，它还拥有完善的法律体系，并建立在高度发展的经济和财政制度基础上。它可以调配使用庞大的财富，其金币逐渐成为国家经济的中心。就此而言，它与古代晚期26和中世纪初期其他国家的自然经济具有本质的区别。拜占廷帝国的实力和威望建立在其金币基础上，其鼎盛时期的可靠信誉似乎是没有止境的。另一方面，拜占廷国家推行严厉的财政经济政策，以满足多种多样的财政需求。一流的管理机制是其强征暴敛的工具。[40]拜占廷行政官僚的腐败贪婪早已臭名昭著，一直是黎民百姓最惧怕的祸根。拜占廷帝国的富有和其高质量的文化，完全是以牺牲广大民众的利益为代价的，他们生活凄惨，痛苦无助，毫无自由。 戴克里先实行的重要改革旨在适应“公元三世纪危机”期间出现的新形势。他借用更早时期有用的制度，但也接受和引进了一些必要的变革，这样，其改革工作的重要成就是对整个帝国管理机构进行重新调整。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e the Great）则致力于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戴克里先的改革。一种全新的制度就这样形成了，成为拜占廷管理体制的基础。[41]整个早期拜占廷阶段基本上推行的就是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的各项改革措施。其基本特征是：皇帝独裁统治、政治集权化和官僚政府机构，这些特征贯穿于拜占廷帝国始终。 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推行的改革措施无疑是以强化动dàng时期遭到损害的皇权和皇帝权威为直接目标，因此，千方百计限制元老院和其他源自罗马共和国时代的势力，同时也遏制所有部门的管辖权，以消除任何对皇权造成威胁的力量。行政和军事组织、中央和地方管理机构都被小心翼翼地相互分离开。各个具体部门由处于组织完善，且等级森严的政府机构最高地位的皇帝协调掌控，整个国家机器则由中央权力指挥运转。 此时，拜占廷帝国的疆域极为广大，为了尽可能使皇帝的控制权更有效，其领土按照政府的意图加以划分。早期罗马帝国时代就有共治皇帝的先例，[42]戴克里先据此制定了四帝共治制，即两个奥古斯都（皇帝）和两个恺撒（副皇帝）共治。两个奥古斯都分别控制帝国东、西部，各自又有一位恺撒为副手，恺撒与皇帝之间并无血缘关系，而只根据其个人品行进行挑选并确立。当皇帝退位后，其属下的恺撒便接替其权位，并根据四帝共治制原则重新确定恺撒。这个制度完全是逻辑思考的结果，但却导致了长期的内战。君士坦丁大帝在惨烈的斗争中胜出，并成为惟一的君主，但是他却再度设立了几个联合统治的君主，他在临终病榻上将帝国再次分为几个部分。然而，他没有重蹈戴克里先人为选帝的覆辙，而是在其自己的几个儿子中划分帝国。但这种家庭控制仍然导致残酷血腥的斗争。可是，依据管理需要进行领土划分的原则却保持下来，共治皇帝制度也被长期坚持推行。 戴克里先重组行省政府结束了意大利在帝国的特殊地位，取消了帝国行省和元老院行省之间的区别，这一区别当时已毫无意义。此后，所有行省政府都处于皇帝个人控制下，意大利一度是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如今也划分为几个行省，像帝国的其他行省一样缴纳赋税。大行省被划分为几个小行省这一点也相当重要，这使得行省的数量迅速增加。戴克里先时期行省的数量达到100个，而到了5世纪则上升到120多个。戴克里先还把帝国划分为12个地区，到4世纪末时，地区的数量上升到14个。[43]最后，君士坦丁将帝国划分为大区，每个大区由几个地区构成，而每个地区又由很多行省构成。这样，行省隶属于地区，地区隶属于大区，形成了一整套中央集权化的等级严格的统治体制。大区的范围以及数量从一开始就多种多样，直到4世纪末，其边界才逐步确定。 东方大区相当大，由埃及、东方、黑海、亚洲和色雷斯5个地区构成，这样，东方大区就包括埃及和利比亚，以及近东和色雷斯。伊里利亚大区包括达吉亚和马其顿地区，也就是包括希腊和巴尔干半岛中部。意大利大区一方面包括意大利和拉丁-非洲的大部分地区，另一方面还包括达尔马提亚、潘诺尼亚、诺里库姆和利底亚。高卢大区包括罗马、不列颠、高卢、伊比利亚半岛和毛里塔尼亚西部地区。这样，每个大区的面积都比许多现代国家还大许多。每个大区联合体的首脑是大区长官，有些情况下，该职位由两个同僚担任。东方大区长官（驻在君士坦丁堡）和意大利大区长官是帝国官阶最高的官员，其下是伊里利亚大区（其官邸在塞萨洛尼基）和高卢大区长官。 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特别重要和极富特点之处是对军事、行政权力作了基本的划分，因此，省区省长专门考虑行政管理事务，而军事事务则仰赖统辖一省或数省军队的总督。这一制度被严格仔细地推广到整个行省管理体制中。即便是戴克里先时期作为掌握军、政大权之政府实施统治的一种官职的大区长，在君士坦丁时期也被剥夺了其一度具有的军事职能，大区长官因而成为纯粹的行政官员，尽管他们在早期拜占廷阶段还拥有相当广泛的权力。[44] 大区长官通过与中央政府各部门公开斗争的方式，一直设法扩大其作为皇帝代表所拥有的全部权力。他们巨大的权力是早期拜占廷阶段管理制度史的突出特点，并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整个管理制度。另一方面，皇帝一直设法削弱他们的权力，不仅限制其影响范围，挑动其下属总督和地区总督反对大区长官，尤其是扩大中央政府各部门的职权。这个时期政府管理体制发展的核心问题逐步转为政府不同职能机构之间的内部斗争。 罗马和君士坦丁堡的控制权从大区长官移jiāo给两个城市市长，他们的官阶位列大区长官之后，其他帝国官员之前。市长是元老院第一元老，他在某种意义上是古代城市生活中共和传统的人格化。他是惟一不穿军服而穿元老长袍的官员，这是罗马公民的典型标志。君士坦丁堡市长（）无论在早期还是晚期拜占廷帝国首都生活中均发挥领导作用。在君士坦丁堡，他负责主持法庭，负责维持法律和秩序，还必须负责保持城市的消费供应，他控制首都的商业和手工业，以及整个城市的经济生活。 当君士坦丁堡和罗马分别成为单独的政府管理机构时，大区长官的权力相当有限。在君士坦丁大帝统治期间，由于中央政府各部门的发展，他们的权力进一步受到限制。此时，中央政府机构中最重要的官员是首相。[45]他一开始并不太显眼，但逐渐扩大自己的权力，特别是利用大区长官地位下降的机会，确立权威。他掌控帝国全部官吏，实际上他获得了控制整个管理机构的权威，连大区长官职权范围的管理事务也不例外。官府是由许多不同部门组成的官僚机构，有无数官员，是拜占廷官僚统治机器基本的组织。首相所管辖的官吏由巡查官构成，他们既充当皇帝的信使，也充当遍布帝国各行省的密探、巡察员，随时报告地方官员和臣民的行踪和忠诚倾向。他们是一个庞大的群体，5世纪中期时，仅帝国东部就有1200多人。首相还负责保护皇帝的人身安全，因此，他还指挥宫廷卫队，即皇帝的贴身卫兵。他也是大司仪官，安排调度所有宫廷仪式，正是在这项工作中，其重要的政治职能发展起来：他负责接待外国使节，还必须安排与外国权贵的谈判。最后，自4世纪末首相开始负责帝国邮驿系统，该系统原来是由大区长官掌管。 图2　君士坦丁一世的大理石头像，现存罗马卡皮托林博物馆 自君士坦丁大帝时代以后，首相以下中央政府中最重要的官员是大法官。他负责司法事务，其工作涉及起草法律和联署帝国法令。财政管理由国库和私产部两个机构首脑共同负责，自君士坦丁时代以后，他们分别称为“圣库伯爵”和“皇家私产伯爵”。但是，他们的重要xìng在大区长官直接主管最重要的行省税收事务后受到极大限制。 与皇帝本人有关的所有事务越发显得重要，因此涉及皇家管理事务，特别是皇帝寝宫的宫廷大总管的权力日增，而寝宫总管是官阶最高且影响最大的官职之一。事实上，当一个软弱的君主在位时，宫廷大总管通常是帝国最有权威的人。按照东方国家的习惯，宫廷大总管几乎都是宦官，同样，大部分宫廷卫队由大总管控制。[46] 按照君士坦丁制定的制度，君士坦丁堡元老院首先是个咨询机构。在罗马帝国时代，元老院由于皇帝独裁统治的加强就已经衰败，丧失了其原有的广泛权力。在拜占廷帝国，元老院的影响进一步下降。但是，它尚未一下子完全放弃其所有的立宪、立法职能，继续苟延残喘，直到其以前的辉煌逐渐丧失。在数百年间，君士坦丁堡元老咨政在拜占廷国家生活中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该机构带有古代罗马元老院的影子。[47] 元老院虽然完全屈从于皇帝的意旨，但是仍然是立法咨询机构，有时还颁布帝国法令。它起草决议和法令，皇帝如果同意就可以签署生效。许多法令在颁布以前要首先在元老院宣读。元老院根据皇帝的命令可以组织最高法庭。最重要的是，元老院在政府更迭之际，有权选择或认可新皇帝的当选。皇帝在位期间，元老院几乎没有任何影响，但是当皇位空缺时，元老院就会发挥巨大影响。然而，并非每个新皇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10 章 登基时，元老院的意见都是必不可少的。前任皇帝可能已经确定了其继承人，并任命他为共治皇帝，这种情况下，元老院的认可只是一种程序。但是，当皇位空缺又无任何继承人被任命时，或者当皇家代表（或男或女）没有任何可能挑选出皇帝继承人时，元老院和军事将领就该做出决定了。 君士坦丁堡元老院的成员是罗马元老阶级的继承者，他们不像罗马元老院那样被赋予合法职能，直到君士坦提乌斯（Constantius）以后才拥有某些职能，君士坦丁大帝先已洞悉这一问题，故成功地将众多罗马旧贵族的代表人物移居到君士坦丁堡。拜占廷新元老则越来越多地被批准授予帝国高级官阶，其中最高的是“辉煌者”、“杰出者”和“高贵者”3个等级。总体看来，无论元老来自于旧贵族还是新的官僚贵族，他们实际上都是大地主，正是土地连同他们在帝国政府的职位构成了这个社会最高等级贵族成员们的实际权利，而其元老院成员资格不起什么作用。4世纪中期元老的数量达到2000人左右。他们大部分依靠地产收入为生。实际情况是，只有那些具有“辉煌者”头衔的最显赫的最高级元老才被委以帝国最重要的官职，他们才是元老院活跃的成员。 6世纪中期以后，新头衔“荣耀者”成为最高头衔。皇帝们越来越慷慨地封授这些头衔。早先已经存在的那些头衔自然就越来越贬值，当“高贵者”人数日益增加使该阶级极大地膨胀时，原有的“高贵者”就被晋升为“杰出者”阶级，而原来的“杰出者”也相应地晋升为“辉煌者”阶级。这样就必须封授一个比原来“辉煌者”更高一级的新头衔“荣耀者”。拜占廷帝国官阶头衔的这种“贬值”现象是很有特点的，在中世纪晚期继续累积头衔的过程中甚至显得更加突出。[48] 除了元老院外，还有从更早时代的咨政会议发展而来的奏事议事会，这是皇帝的高级咨询机构，其终身成员都是“上朝伯爵”，多出身于中央政府最高级官职阶层。元老不属于奏事议事会，但却可以受召参加这个具有咨询职能的会议。过去曾经位列朝廷咨政最高地位的大区长官，此时则被排斥在会议之外。此时，正是由于奏事议事会的成员上朝必须排队站立在皇帝面前，因此，他们被称为“上朝伯爵”。通过“缄默”这个词，我们可以更多地了解关于奏事议事会和会议主持者皇帝之间关系的细节，这是对该机构会议请元老列席会议时的称呼。这一表述名词后来正好成为皇帝咨询会议的名字，的确，以后的皇帝咨询会议（）不是一个常设机构，而是当皇帝商讨国家或教会重大事务偶尔召集的会议。[49]另一方面，中世纪拜占廷帝国的“宫廷盛典”（）是逢年过节举行的纯粹典礼仪式，宫廷高级官吏都要盛装出席。[50] 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改革曾恢复了政府管理机构，强化了国家权力，但是广大黎民百姓仍然贫穷凄惨，其境况与以前无异。农民多数是隶农，他们是晚期罗马帝国时期农村生产的主力军，此时迅速下降为世袭农奴。戴克里先时代的税收制度继续以他们为压榨对象，而且其负担越发沉重。过去使用金币支付税款，此时因金币贬值税额也下降了，因此，重新恢复了以实物纳税。动乱时期增加的紧急赋税，也被戴克里先改为长期固定税收，并把它们确定在永久xìng的基础上。按照这种方式征收的年度税收是最主要的税收和国家最重要的收入来源，其中的实物税只要求农村居民缴纳。戴克里先时期征收的一种人口税和土地税结合的“人头土地税”构成了年度税收的基本成分。[51]这种税收的单位是由土地和人头两部分组成，前者是指一定价值和面积的可耕地，后者是指能够经营耕种该块土地的单一劳动者。为了对征税财产做出估价，土地面积和人口是按照“尤卡”和“口数”分别计算的，[52]但是，“尤卡”（Lugum）本身是不能单独征税的，必须和耕种它的人头“口数”结合起来，反之，“口数”也是如此。因此，国库就必须设法为每个适于耕种的“尤卡”配置一个劳动力，以便使“尤卡”和“口数”协调起来，这可是一个相当艰巨的任务，因为帝国人口锐减，劳动力奇缺，农民大多沦落到被迫逃亡的境地，居无定所，流浪他乡。一旦农民被定居在某地，国家权力就会千方百计将这个“口数”固定在分配给他的“尤卡”田地上。不是地产所有者的公民不需要缴纳年度税收，因此，他们从一开始就处于最有利的地位。但是，从君士坦丁时代之后，从事贸易和手工业的城市居民也要缴纳以金币形式征收的沉重赋税，称为“五年金”。 农村劳动力的短缺还促使另一种极为重要的拜占廷财税制度发展起来，即“连保制”（）。它原本最早出现在托勒密（Ptolemies）时代的埃及，当时，国有弃耕土地被委托给私人地主，以便他们经营并向国家缴纳相应的税收。到了3世纪末，这一制度在整个帝国推行，被用于未耕种的私人土地和国有地产。[53] 3世纪期间，罗马货币体系彻底崩溃瓦解。其结果不仅造成物价飞涨，而且更严重的是经济衰退到以物易物和自然经济的地步。[54]在帝国西部地区，这种自然经济相当稳固，尽管货币流通体系还顽强地幸存下来，但是，中世纪新世界的经济生活还一直保持这一主要特征。东部帝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还继续流行自然经济，但因其更雄厚的经济资源而迅速恢复使用金币，它在以后的几个世纪里一直流通。拜占廷帝国货币流通体系的稳定xìng清晰地反映在年度税收日益转变方面，其他以实物形式缴纳的税收此时也转换为以金币纳税。[55]君士坦丁大帝发行了一种相当稳定的货币体系。该体系以金币“索里德”为基础，标准“索里德”每枚重4.48克，每镑黄金等于72枚“索里德”。与之相应的是重2.24克的银币“塞里夸”，相当于1“索里德”的1/24，这是因为黄金和白银的比值为1∶12。这一货币体系具有相当长的生命力。在长达整整1000年间，君士坦丁的“索里德”（希腊语称为，后称）奠定了拜占廷货币体系的基础，并在几个世纪里享有国际贸易“硬通货”的美誉。它也经历了不稳定的阶段[56]，但那只是暂时xìng的，直到帝国11世纪期间开始瓦解时，它也没有出现大幅度的贬值。 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也在军队组织中采取了重要变革。[57]早期帝国阶段，军队实际上是由边防部队组成的。其全部军事力量几乎都分布、巡游在罗马帝国漫长的边境地区。帝国缺少机动部队，也缺少强大的后备军事力量。就后者而言，只有罗马的皇帝卫队可供调遣。这一军事体系根本不能满足日益增加的军事需求，长期以来这一点已经十分清楚，特别是在“公元三世纪危机”动乱时期，军队彻底陷于崩溃。戴克里先开始大力强化帝国边防。但是，就政治和军事考虑而言，最迫切需要的是在帝国内建立强大的机动军事力量，以便对外应付外敌入侵威胁，对内平息叛乱，保卫皇权。戴克里先创建并被君士坦丁大力发展的“野战军”，就是用来为这两大目的服务的。野战军部队与过去的皇帝卫队具有完全不同的重要xìng和影响力。众所周知，皇帝卫队非常不可靠，常常支持皇位觊觎者，戴克里先对他们极不信任。米尔万桥战役以后，皇帝卫队最终被君士坦丁解散。此后，新的皇帝卫队就成为罗马军队真正的核心力量，君士坦丁以牺牲戴克里先刚刚加强的边防军为代价，毫不犹豫地大力强化野战军部队。这表明，野战军失去了其原有的皇帝卫队的xìng质，其攻击兵团以“御林军”闻名遐迩，而真正的皇帝卫队，此时是由首相控制的。 自君士坦丁时代，军队的最高指挥权就控制在军队总司令手中，尽管最初步兵司令掌控步兵，骑兵司令掌控骑兵。这种军事指挥权的分立无疑是一种预防措施，以避免这两个高级军事指挥官权力过大威胁皇权。但是，这种非同寻常的安排很快就被放弃了，而是提出足以保证安全的计划，即设立两个地位相同的总司令，他们都被称为“步、骑兵总司令”，分别驻扎在两个首都。此外，又在帝国东部设立了3个大将军，拥有其所驻扎地区的指挥权：分别为东方总司令、色雷斯总司令和伊里利亚总司令。他们掌握着调动其各自负责地区的军队指挥权，还可以指挥负责所在省区边防任务的督军。宫廷卫队由两个卫2队司令指挥。这样，早期拜占廷阶段，军事力量就分别由5个司令控制，他们本人都直接对皇帝负责，而皇帝则亲自担任最高军事指挥。 随着大批野战军机动部队的建立，边境部队“边防军”得以形成它们自身与边境防务职能有关的特征。这些部队的士兵被授予一定的土地，以服役为义务，他们成为小军役土地持有者阶级，并以经营军役土地为生，屯垦戍边，这一体制后来在拜占廷帝国获得巨大发展。 图3　（上图）君士坦丁堡的赛奥多西城墙，由高11米的内墙及方形或者矩形塔楼构成，低处为外墙和壕沟，在伊斯坦布尔。（下图）塞奥多西城墙的『金门』，使用大理石建造，正面上方为三道圆拱，其侧面是坚固的方形塔门。金门装饰有许多雕刻，包括一辆由四头大象拖拉的二轮战车。1453年后，金门重建为7座塔楼组成的星形城堡 无论在罗马时代还是在拜占廷时代，一个共同特点是军队里的蛮族，特别是日耳曼各民族越来越多，在帝国境内的伊里利亚人，以及自4世纪以后更有能力的蛮族人，持续不断晋升到高级军阶的职位上。同样特别突出的现象是，骑兵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这主要是因为在与波斯军队的作战中采用了新的军事战术，而波斯军队在战场上主要依靠骑兵部队。 帝国中央重心的东移首先和最重要的原因是帝国东部地区拥有更密集的人口及更雄厚的经济资源。[58]另一个原因是帝国在东部面临新的防务问题，特别是在多瑙河下游地区，那里的入侵来自北方的蛮族，还有近东地区，东山再起的波斯帝国在萨珊王朝统治时期成为帝国日益严重的威胁。这个萨珊帝国是远比波斯王国强盛的非常强大的对手。正如拜占廷皇帝们认为自己是罗马帝国恺撒皇帝的继承人一样，萨珊王朝也宣称自己是阿黑门尼德王朝的后人，并有权占领所有原先属于古波斯帝国的疆土。3世纪以后，波斯人的新威胁就已经十分严重，并继续在整个早期拜占廷阶段不断折磨帝国。因此，与波斯万王之王的斗争就成为拜占廷国家必须面对的最严重的政治和军事问题之一。[59] 为了应对变化了的形势，戴克里先亲自统辖帝国的东半部，其本人通常就驻扎在尼科米底亚，而将帝国西半部委托给其共治皇帝马克西米安（Maximian）。君士坦丁也同样将帝国东半部当作永久的中心。他重建了古代希腊殖民城邦、博斯普鲁斯海峡上的拜占廷城，并将它提升到帝国首都的地位。这项工程从他于324年11月[60]战胜李锡尼（Licinius），并将其权力扩大到东部以后立即开始，330年5月11日，新都城被隆重启用。在世界历史上还没有几项建城工程具有如此重要的作用。[61]城址的选择就意义非凡。新都城位于欧亚两大陆的jiāo汇处，其东为博斯普鲁斯海峡，其北临黄金角海湾，其南有马尔马拉海，只有陆地一线可以进城，因此，具有独一无二的战略优势地位。该城控制欧、亚之间的jiāo通，扼守爱琴海进入黑海的通道，因此迅速发展成为最重要的国际商业贸易中心。君士坦丁堡成为拜占廷帝国政治、经济、军事中心达千年之久，也是帝国的文化和宗教生活中心，它还是国际政治和文化发展中极为重要的城市。 在罗马城的重要xìng日益降低，人口持续减少的同时，新首都稳定地发展着。在君士坦丁堡建城以后的百年间，其居民人数超过了罗马，到6世纪时，其人口数超过了50万。[62]“新罗马”正是被设计取代“旧罗马”的，以成为帝国新的统治管理中心。[63]甚至在规划新都城的轮廊时，罗马也被当作模仿的样板，与古罗马结合为一体的所有传统都被移植到新罗马。[64]君士坦丁堡还分享了罗马城享有的所有特权，君士坦丁不遗余力地设法使新首都典雅、壮丽、辉煌。他建设了大量宏伟的建筑，并从帝国各地调集了艺术杰作，以美化这座城市。在建设教堂方面，他也特别慷慨大度。君士坦丁堡从一开始就带有浓重的基督教特色，而其居民大多讲希腊语。君士坦丁通过承认基督教在帝国的合法xìng和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上建立新都城这两大举措，毫无疑义地强调了东部帝国的胜利。 几乎没有什么问题像君士坦丁皈依基督教属于何种xìng质这一问题有如此大的争议，这个问题在学者中引发了激烈且无休止的争论。[65]有的学者认为，君士坦丁对宗教毫无兴趣，他只不过是怀着政治动机，将基督教置于其羽翼保护下；另一些学者则主张，帝国宗教政策的转变主要是因为君士坦丁真诚的信仰。对这两种看法存在许多争论，人们还找到证据支持君士坦丁对基督教笃信无疑，以及他继续热衷于异教仪式这两种对立的意见。两种看法真的混淆起来了。仅从政治角度出发，人们似乎就足以确定君士坦丁的宗教政策。众所周知，戴克里先推行迫害基督教政策遭到失败，帝国重心东移，甚至包括他全力支持伽勒利（Galerius）在内的所有措施，都是与其长期敌视基督教的方针相矛盾的。[66]证据同样表明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11 章 ，君士坦丁早就对宗教虔诚笃信，他既是个基督教信徒，也是个异教信徒。所谓对宗教缺乏兴趣，无论是值得赞扬还是应该批判，那肯定不能指他而言。他生活在一个所有人不是受到这种就是受到那种宗教祭奠仪式深刻影响的时代，而宗教本身也大体是综合xìng的，同时，参与几种祭奠仪式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君士坦丁于312年皈依基督教的上帝，从此以后，基督教就一直受到他成功的保护，这种呵护随着时间的推移日益强烈。但是，这也并不意味着他肯定完全只献身于基督教，并与所有传统的异教彻底决裂，而像以后其他拜占廷帝国皇帝似的成为纯粹的基督徒。他仍然允许异教举行礼拜仪式，甚至亲自参加异教的，特别是对太阳神的某些礼拜活动。认为基督教是惟一宗教的看法，对那个宗教混杂jiāo织在一起的时代而言，完全是莫名其妙和不适宜的。对“第一位基督教皇帝”来说，也肯定是很陌生的。宗教事务中流行独一排他思想和罗马世界逐渐将基督教视为惟一真理信仰，以至于以这个绝对真理排斥其他信仰的事情，是很多年以后才发生的。推行基督教的政策是必然的最终结果，帝国也只允许基督教一种信仰存在。但是，这一切是在君士坦丁以后相当长时间才发生的（参见第40页），罗马大主教马克西姆（Maximus）的头衔不仅得到君士坦丁本人，而且得到其继承人的承认，直到379年。[67] 图4　埃及斑岩雕像，一些学者认为他们是皇帝戴克里先的共治皇帝，另一些学者认为他们是君士坦丁一世的儿子，他们共同继承了皇帝权力。该雕像原为石柱基座雕刻，后于员圆园源年被洗劫君士坦丁堡的十字军骑士运到威尼斯，现存该城圣马克广场 基督教在君士坦丁时代的罗马国家具有极大的影响，这表现在皇帝于325年主持召开尼西亚第一次基督教世界主教会议，会议确定了基督教信条和纪律。皇帝不仅召集会议，掌控会议的进程，而且对会议决议施加了强大影响。他本人还不是教会的神职成员，因为他一直没有接受洗礼，最后在其临终病榻上受洗，但是实际上，他是教会的领导者，这样就开创了一个为其拜占廷皇帝继承人效仿的先例。这次大公会议主要审议亚历山大教会领袖阿里乌（Arius）提出的说教，其一xìng论观点使之不可能承认圣父、圣子和基督的圣灵同等。阿里乌这一信条遭到谴责，会议确认圣子与圣父同质（）。教义信条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开始确定的。在381年君士坦丁堡第二次大公会议上，该决议被认可，附加为基督教信仰的表述。君士坦丁基督教政策开启的这种教会与国家之间的合作为双方都带来了好处，同时它也造成了一系列全新的难题。基督教给拜占廷国家带来了强大的统一思想，同样也给君主专制统治以有力的精神支持。从教会一方看，它得到国家慷慨的物质捐赠，以及在传教活动和反对基督教敌人斗争中的支持，但是，这也意味着教会对国家某种程度的依赖。另一方面，国家一旦将自己的命运与教会联系在一起，就必然卷入所有不同教派之间无休无止的争论。对教义信条的争论不再是教会私下考虑的事情，而受到政治需要的影响，成为政治和宗教生活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且世俗的和宗教的利益并不总是一致的，教会与国家两大权力之间的合作常常被冲突所代替。甚至在君士坦丁时代，这些都已显露出来，国家干预教会争论，世俗和教会目的相冲突，教会与国家间既有对立，也有合作。阿里乌派并没有因为一次尼西亚大公会议遭到谴责就被彻底铲除。皇帝逐渐了解了其对手的强大力量，故被迫调整策略，他迫使教会重新允许阿里乌向信徒宣教。这使皇帝与正统教士，特别是自328年开始担任亚历山大主教的阿塔纳修斯（Athanasius）发生冲突。这位伟大的教士，尽管一再被流放，仍继续为捍卫正统信仰不懈战斗，直到373年去世。 教义信条争议也导致君士坦丁诸子之间日益激烈的纠纷，同时加大了帝国东、西两半部分之间的裂痕。君士坦提乌斯（Constantius）统治帝国东半部，宣称信奉阿里乌派信仰；340年去世的君士坦丁和小君士坦斯（Constans）控制帝国西半部，同时信奉尼西亚信经。343年秋季，在帝国东西部之间边界城市萨尔迪卡举行大公会议，但是会议未能实现两种观点的调和。实力占上风的弟弟君士坦斯此时已经主宰了整个西部，强迫君士坦提乌斯屈服，恢复被其驱逐流放的正统派主教。这使阿里乌派分裂为两个阵营：即主张圣父和圣子xìng质类似（）但不同质（）的半阿里乌派，以及尤诺米乌斯（Eunomius）领导的彻底的阿里乌派，他完全否认任何xìng质类似的说法。同时，当君士坦斯于350年在平息异教篡位皇帝马格努斯马格南提乌斯（Magnus Magnentius）叛乱的战斗中阵亡后，情况发生了相反的变化。而后，君士坦提乌斯在351年的一场异常惨烈的战斗中击败篡位者。 东部皇帝的胜利使东罗马帝国重新占据优势地位。君士坦提乌斯像其父亲一样，考虑给予君士坦丁堡等同于罗马的合法地位，这实际上意味着基督教的新都取代了半异教的旧都罗马。当他巡访罗马时，将胜利女神祭坛从罗马元老院聚会大厅中清除出去，这是一个古代世界消逝的人格化行为。但是，他的优势地位也意味着阿里乌派的胜利。皇帝的意旨将在教会和国家毫无限制地得到实现。他不得不应付亚历山大主教阿塔纳修斯的反对，但他低调处理这个问题，而在359年的塞尔米乌姆和利米尼宗教会议上宣布阿里乌派为国教。半阿里乌派阵营因此发生了分裂。温和分子转而投向对立派一边，并开始接受尼西亚信经的立场；其他人则加入尤诺米乌斯派，在皇帝领导下成为统治派。正是在这一时期，哥特人开始皈依基督教，这个事件远比阿里乌派取得暂时胜利更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乌尔非拉（Ulfila）将《圣经》翻译为哥特语，他还于341年被阿里乌派的尤西比乌斯（Eusebius of Niccomdia）封授为主教，直至阿里乌派在拜占廷帝国衰亡以后很久，许多哥特人部落仍然按照该派的规则实行斋戒。 君士坦提乌斯时期出现宗教动乱后，接着是皇帝朱利安（Julian，361～363年在位）领导的异教复兴。[68]这就以极为准确的方式说明了古代异教文化与新信仰之间相当密切地相互兼容，这也始终是拜占廷帝国的基本问题之一。这个君士坦丁家族的最后男xìng成员，特别迷恋于正在消逝的古代世界的神奇，并且非常热衷于古代的艺术文化和学问，他还是新的基督教信仰的坚定而活跃的反对者。基督教教会不同派别之间无止无休的斗争好像对他有利，异教徒在人数上还很强大，特别是在帝国西部和罗马城更是如此，在军队中占多数的蛮族将士相当多的人尚未皈依基督教。而且，此时相当多数量的基督教徒叛离了基督教。但是，朱利安始终未能成功地组织起对抗基督徒的强大力量。他在努力反对基督徒的过程中，基本上还是个新柏拉图哲学家们和与其持有相同信仰的修辞学家的异教贵族文化领袖。他在帝国东部，特别是在安条克确立自己的行宫，但却在那里经历了极端的绝望。他被迫仿效基督教教会组织，以建立其异教教士组织，这本身也非常明显地说明他反叛基督教的运动太虚弱。他在恢复异教礼拜仪式时，甚至其本人亲自参加祭奠异教神祗中面临的艰难，都使人感到十分惊讶，还不仅仅是在基督教圈子里。如同所有只是因为其古老就要复古，只是因为其新颖就要反对标新立异一样，朱利安的努力注定是要失败的。他在反对波斯人的战斗中不幸被长矛所伤，伤重不治，在大营中去世。其恢复异教的计划也随之逝去。他的短暂统治证明，基督教的胜利是不可避免的。 第二节　移民和基督教神学纷争的时代 宗教斗争和无休止的内战已经耗尽了罗马军队的实力，也必定要对帝国与外部其他强国关系中的地位产生严重影响。君士坦丁在位时，波斯人显然就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具有决定xìng影响。在最后一位异教皇帝朱利安阵亡后，卓维安（Jovian，363～364年在位）这个狂热的基督徒皇帝与波斯人签订了和约，帝国放弃了对亚美尼亚和相当大部分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主权。在北方，帝国则被迫应付部落民向帝国境内的迁徙，这造成了产生深远后果的新问题。如今，东罗马帝国的北方前线变成了长期战斗的场所。从此以后，拜占廷帝国几乎越来越陷入两线防御强敌入侵的艰难境地，他们从东方兴起，从北方和西方侵入，如海浪滚滚而来，这场战争在拜占廷帝国存在期间一直延续着。 图5　皇帝在大竞技场包厢内接受臣服跪拜的蛮族进贡，雕刻于390年，原为君士坦丁堡大竞技场内埃及方尖石碑的柱基，现存伊斯坦布尔 第一个投身两面作战的皇帝是瓦lún斯（Arian Valens），他在战争中送了命。与君士坦提乌斯和君士坦斯一样，瓦lún提年一世（Valentinian I，364～37图5皇帝在大竞技场包厢内接受臣服跪拜的蛮族进贡，雕刻于390年，原为君士坦丁堡大竞技场内埃及方尖石碑的柱基，现存伊斯坦布尔38375年在位）和瓦lún斯兄弟俩也持有相互对立的宗教观点。[69]统治西部帝国的瓦lún提年支持尼西亚教义信条，而控制东部帝国的瓦lún斯是阿里乌派信徒。以至于帝国东西两半部之间越来越明显的裂痕在其宗教思想方面也反映出来。准确的实际情况是，帝国两半部分之间的联系迅速减少，但在当时，所有问题都被紧迫的外部威胁所遮掩。撒克逊人、皮克特人和斯克特人入侵不列颠预示着危机的到来。同时，帝国与阿拉曼尼人在莱茵河和内卡尔河上发生激烈战斗，与撒尔马特人和夸底人在多瑙河盆地进行激战。首先出现在多瑙河上的是西哥特人，他们在被安置于色雷斯地区以后，开始抢劫附近的帝国领土。他们联合东哥特人和尾随他们而来的匈奴人，使整个色雷斯地区不久都遭到蛮族的洗劫。瓦lún斯慌忙从波斯前线返回君士坦丁堡，而后奔赴亚得里亚堡，以正面迎击敌人。具有历史意义的战斗于378年8月9日就是在这里打响，战斗中西哥特人在东哥特人的帮助下，横扫罗马军队，皇帝也牺牲在战场上。 这场灾难具有极为严重的后果。从此以后，日耳曼移民成为罗马国家的主要问题：在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期间，帝国东半部不得不与这个敌人较量，而西部则屈从于入侵者。依靠军事力量打败哥特人似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帝国发觉自己身处绝望境地，和平解决成为这种形势下惟一可行的出路。这就是塞奥多西大帝（Theodosius the Great）追求的政策，他是瓦lún提年一世的儿子、皇帝继承人格拉提安（Gratian，375～383年在位）于379年1月19日任命为拥有控制帝国东半部权力的奥古斯都。 哥特人刚刚被驱逐到巴尔干山脉以北，皇帝就与他们订立了和约。东哥特人被迫定居在潘诺尼亚地区，而西哥特人则定居在色雷斯北部地区。他们被授予完全的自治权，并享有免税权，还获得为帝国服役的高额军饷。他们被纳入帝国军队的“边防军”编制。[70]其中许多将士被挑选出来直接听从皇帝调遣。这样，残暴的日耳曼人对帝国的入侵威胁一度相当严重，此时则被化解。入侵者被改编为帝国军队，被专门用来补充近年来消耗严重的边防图6表现皇帝赛奥多西形象的手工制作银盘，完成于388年，现存马德里国家科学院40军，边防力量得到加强。这种解决方法仍然意味着日耳曼人的武力入侵被转变为和平入侵。军队中日耳曼因素变得相当强大，以至于大部分军队将士来源于日耳曼人，最重要的军事将领也是日耳曼人。[71]塞奥多西的日耳曼政策还有另外的一面，就是使国家财政必须担负一个巨大的负担，结果造成财政负担日益增加。民众的处境越来越糟糕，“庇护制”在帝国各处泛滥成灾，塞奥多西全力阻止这种制度，但收效甚微。农民在贪婪傲慢的政府官吏压榨面前毫无办法，被沉重的负担压垮，陷于经济破产。这就是他们为何自愿托庇于大地主的原因，他们因此成为被保护人，以他们已经变得无法承受的自由换取大地主的保护。这样，4世纪初时，隶农被固定在土地上成为整个帝国普遍的现象。[72] 图6　表现皇帝赛奥多西形象的手工制作银盘，完成于388年，现存马德里国家科学院 瓦lún斯的去世，还意味着阿里乌派的最终衰败。381年，第二次君士坦丁堡基督教大公会议确定了正统信仰的胜利，肯定和强化了尼西亚信经，宣布了基督教信条的最终形式。塞奥多西真诚笃信尼西亚信经，并全力支持正统信仰，激烈反对异教和基督教异端派别。正是在他统治期间，基督教成为国教，因而获得了惟一宗教的独霸地位，而其他宗教及信仰都丧失了合法存在的权利。 塞奥多西在帝国西部进行了长期内战后，再度成功地将整个帝国统一在其个人的统治下，不久以后他去世了。但是，他在临终病榻上再次将辛辛苦苦统一起来的帝国划分开。他本人虽然出身于西部最遥远地区的家族，但他清醒地认识到东部地区的重要xìng。鉴于君士坦丁大帝曾安排其长子控制不列颠、高卢和西班牙，以及瓦lún提年一世将帝国东部委托给其弟瓦lún斯，塞奥多西相反任命其长子阿尔卡迪奥斯（Arcadius）统治东部帝国，而将西部留给次子霍诺留（Honor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12 章 us）。不久后，达吉亚和马其顿两个有争议的地区被并入帝国的东半部，成为以塞萨洛尼基为中心的伊里利亚大区的一部分。原属西部帝国的伊里利亚大区只剩下潘诺尼亚地区，此后该地区通常被称为伊里利库姆区。[73]这一系列历史事件就划定了一条边界线，它逐渐成为东部，也就是拜占廷帝国和西部罗马帝国势力范围之间的界线。 塞奥多西对帝国东西部的划分本身并不意味着任何特别新颖的发展。然而，其重要xìng在于，自此以后，直到东罗马帝国最终解体，帝国始终保持这种划分。然而统一帝国的观念一直被顽强坚持下来：只存在一个而不是两个帝国，这个帝国分为东西两半，分别为两个皇帝所控制。帝国的法令常常以两个皇帝的名义颁布，而两个皇帝分别发布的法令也在整个帝国通行，或者提供给另一个皇帝公布。如果一个皇帝去世或其皇位空缺，那么另一个皇帝有权任命其继承人。但是，实际情况却是帝国的两半部之间不存在密切的联系：同一件事情在帝国的东、西两部分会出现完全不同的发展，两个政府之间的关系通常除了友情，别无其他。塞奥多西儿子们在位期间，控制着软弱无能的阿尔卡迪奥斯的摄政者们之间发生了长期斗争，权大势重的日耳曼人斯提里克（Stilicho）以霍诺留的名义控制西部帝国长达10余年。[74] 一场严重的危机威胁破坏塞奥多西开始推行的青睐哥特人的政策。西哥特人在阿拉里克（Alaric）领导下兴起后，大肆蹂躏了直到希腊最南端的地区和君士坦丁堡城墙下的整个巴尔干半岛。两个罗马帝国政府之间的斗争则妨碍了有效的抵抗，和平是以高昂的代价换来的：东部政府任命阿拉里克为帝国伊里利库姆军队司令，而哥特人盖纳斯（Gainas）则担任御林军司令一职，并得以率领其部下进驻君士坦丁堡。这导致拜占廷首都反日耳曼势力迅速崛起[75]，到5世纪初年，反日耳曼人党成功地控制了局势。日耳曼人被清除出军队，罗马军事力量重新得到迅速组建。[76]然而，形势发展使日耳曼人军事实力东山再起，直到7世纪，他们继续构成了帝国军队最重要和最具战斗力的部分。塞奥多西曾授予东部哥特边防军部队自治权，他们由其自己的将领指挥。与此相反，日耳曼人此时以雇佣兵身份被单个征召入伍，并由帝国军官指挥。在帝国西部，早先的政策并未改变，最终造成了西罗马帝国被淹没在日耳曼各部落的海洋中。东部帝国反日耳曼斗争的成功和西部帝国大量此类活动的失败，揭示出帝国东、西两半部分不同的局势，一定程度上也预示出其未来的发展。东部帝国不久即摆脱了阿拉里克的威胁，他率领所部前往意大利，在连续3次攻击罗马城后，终于在410年发动的暴风雨般的战斗中夺取了该城。帝国西部形势持续恶化，而东部则从5世纪初以后逐步稳定，获得了长时间的喘息机会。 在这段相对和平的时期，帝国建立起君士坦丁堡大学，制定了《塞奥多西法典》。软弱的皇帝塞奥多西二世（Theodosius II，408～450年在位）先是受其精明强干的姐姐普尔西利亚（Pulcheria）的监护，后来在其晚年又完全受其妻子尤多西亚（Athenais-Eudocia）的影响。后者是信奉异教的雅典修辞学教授的女儿。这个皇后的个xìng成为拜占廷帝国内基督教和古典学问兼容并蓄的生动例子：她终生热衷于其家乡城市的文化传统，同时也是新信仰的虔诚信徒，她既写世俗诗歌，也作教会赞美诗，因此闻名遐迩。正是由于她的影响，君士坦丁堡大学才得以在425年重新组织扩建，[77]该大学自君士坦丁大帝时代建立以来一直没有发展，因此，它实际上成了一所新大学。该大学变成帝国最重要的学问中心，设有多个教席：10个希腊语文法和10个拉丁语文法、5个希腊修辞学和3个拉丁修辞学、1个哲学和2个法学。 另外，一个同等重大的事件是438年颁布了司法发展中的里程碑作品《塞奥多西法典》。它是查士丁尼的《民法大全》出现以前最重要的法律典籍，汇纂了君士坦丁大帝时代以来的所有皇帝法令。这部新法典为帝国法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减少了由于缺乏官方法典作为参考造成的法律规定中的错误。《塞奥多西法典》在帝国东、西部以塞奥多西二世和瓦lún提年三世两个皇帝的名义同时颁布，因此，它再度突出强调了帝国的统一。然而，统一帝国的观念并不反映在日常生活中，而是表现在帝国两半部分各自完全不同42的司法发展进程中。同样重要的是，《塞奥多西法典》颁布后，帝国东部君主很少再向西部发布法令，总体而言，西部帝国皇帝从来也不向东部帝国皇帝发布法令。[78]东部帝国皇帝在西部安chā了瓦lún提年三世（Valentinian III，425～455年在位）这个皇帝后，帝国两半部分之间出现了一段长期的和平时期，但是它们相互间的隔阂与分歧日益明显。他们在政治和文化上分道扬镳，各自按照完全不同的路线发展。这种日益严重的分裂的明显且重要的标志是语言上的分野。在西部帝国，希腊语知识几乎无人了解，而在东部帝国，拉丁语逐渐让位于希腊语，尽管它仍然是帝国的官方语，但拉丁语在东部的存在，很明显是人为努力推行的结果。帝国分裂进展迅速，而在塞奥多西二世和尤多西亚皇后统治时期进一步加快。即便是在重建的大学里，希腊语教授也比拉丁语教授多。[79] 同一时期，邻近的亚美尼亚土著文化十分活跃，这一文化通过基督教找到了表达的途径。[80]亚美尼亚字母被创造出来，《圣经》也被翻译为亚美尼亚文字。自塞奥多西大帝时代以来，这个国家虽然大部分隶属于波斯宗主权控制下，但是还有一部分为拜占廷帝国所控制。正因为如此，拜占廷帝国大力支持深化亚美尼亚土著自觉意识的发展，而亚美尼亚基督教教会的建立与土著意识最初的崛起有密切联系。然而，亚美尼亚问题，以及拜占廷政府代表波斯境内受迫害的基督徒干涉当地事务，成为两大强国之间bào发新冲突的原因。战争并未造成版图的任何变动，422年，双方签署的和约确定期限为一个世纪，但事实上它维系了还不到20年。 5世纪40年代，东部帝国再度经历了另一次由阿提拉（Attila）[81]统帅下的匈奴造成的外jiāo政策危机。匈奴人破坏xìng的洗劫与订立短命和约jiāo替进行，每次缔约都强加给帝国更苛刻、更屈辱的条件，整个巴尔干半岛遭到蹂躏洗劫，被夷为一片废墟。最终，阿提拉通过其贪婪的财政要求榨干了东部帝国，而后他引兵西去。在其攻击高卢地区时，于451年在卡塔拉温尼战役遭到罗马将领埃提乌斯（Aetius）的沉重打击。战败后的第二年，匈奴人对意大利发动了凶猛的进攻，但是阿提拉却于454年突然去世，其庞大的帝国也随之迅即瓦解。然而，解除了匈奴人入侵造成的外部威胁，并没有使分崩离析的西部帝国的压力得到丝毫缓解。局势迅速恶化，埃提乌斯和瓦lún提年三世于454年和455年相继被杀后，意大利陷入混乱。意大利以外最重要的省份仍然被日耳曼各部落所控制，此时，他们纷纷建立自己的王国，例如非洲出现的汪达尔王国，高卢和西班牙出现的西哥特王国。 罗马帝国西半部分在混乱中趋于灭亡，古罗马城此时已是野蛮入侵者的战场，但是就在这里还存在着罗马教会，它使罗马成为世界精神中心的一种力量。当匈奴入侵势头正旺，罗马正遭到汪达尔人洗劫处于绝望的骚乱和政治解体之际，伟大的罗马主教利奥（Leo the Great，440～461年在位）却在强调罗马以前从未有过的至高地位。[82]在5世纪关于教义的争论中，罗马扮演了重要角色。这场斗争，同时也是两大基督教中心争夺领导权的斗争。 图7　皇帝利奥一世的青铜雕像，1204年后被十字军骑士从君士坦丁堡运出过程中，在巴莱塔海岸沉船。现代考古学家打捞后一直保存于该城。其双臂和双腿是文艺复兴时期修复添加的 这些神学争论对拜占廷帝国历史事件发展的整个进程具有比阿里乌学说争议更大的影响。[83]教会曾确定了圣子与其同质的圣父一样具有完全的神xìng这个教义信条，以回应阿里乌派的挑战，而此时争论的问题是关于基督神xìng与人xìng的关系。安条克神学流派宣称，基督同时具有两个独立分开的xìng质。基督这个玛利亚所生的人是神xìng拣选的载体，因此，争论的焦点是玛利亚是基督之母（）而非上帝之母（）。与这种理xìng主义神学观念尖锐对立的是亚历山大神秘主义的说教，即认为上帝使基督这个人具有统一的神xìng和人xìng。428年，安条克神学流派的一个拥护者聂斯脱利（Nestorius）出任君士坦丁堡大教长，他利用其职权大肆宣传安条克派神学。但是，他作为神学家和政治家，都远不敌其强大对手希利尔（Cyril），后者是亚历山大大主教。在希利尔背后有整个埃及修道士这个强大团体的一致支持，罗马教会也站在他一边。聂斯脱利虽然有皇帝的支持，但是仍然在431年举行的以弗所基督教大公会议上翻船，被斥责为异端。希利尔无论在神学还是在基督教政治方面都取得了决定xìng胜利。他不仅战胜了首都的大教长，而且战胜了控制大教长的帝国政府。他使自己成为帝国东部教会的领袖，甚至在帝国地方行省事务中也行使其权力。早在阿纳斯塔修斯一世在位时，亚历山大大主教就已经获得了特权，如今在希利尔任职期间，其权力达到了顶峰。 希利尔死于444年，最初，亚历山大教区的权力由其继任者迪奥斯克鲁（Dioscorus）控制。帝国中央政府承认这次失败，并接受了亚历山大派的主张。该派在君士坦丁堡的代表尤提西斯（Eutyches）在朝廷中权倾一时。但是君士坦丁堡和罗马教区很快就结成了反对亚历山大派的联合阵线，找到了抵消其过分强大的权力的共同立场。作为教会政治家，迪奥斯克鲁和尤提西斯无疑都是希利尔的忠实追随者，但是他们在神学教义方面比他走得更远，主张基督的神、人两xìng在其ròu身中转化为单一的神xìng。聂斯脱利并没有强调基督的神xìng，亚历山大神学家也没有强调基督的人xìng，因此为了反对聂斯脱利派，基督一xìng论异端从此开始出现。君士坦丁堡专题大公会议（）为此举行，谴责尤提西斯为异端，罗马主教利奥一世在其著名的《书卷》中公开支持君士坦丁堡大教长，宣称具有ròu身的基督是单一的人格，其中神、人两xìng可以被区分开。这样，在这场反对亚历山大强大势力的斗争中，罗马教会站在了君士坦丁堡教会一边。亚历山大教会的政策，在449年所谓的以弗所罗伯特会议上也胜出一筹，这次会议在迪奥斯克鲁主持下击败所有对手，正式宣布了基督一xìng论信仰。而后，出现了激烈的反应，主要是因为塞奥多西二世于450年去世，强悍的将领马尔西安（Marcian）成为皇帝，并与精力充沛的前任皇帝的姐姐普尔西利亚结婚。[84] 451年，新皇帝（450～457年在位）在察尔西顿召集第四次基督教大公会议，确定了基督具有至善且不可分割，但相互独立的神xìng和人xìng的信条。会议既谴责了基督一xìng论，也指责聂斯脱利派为异端。其本身提倡的信条教义介于这两者之间，认为拯救人类只能通过同时具有至善神xìng和完美人xìng的救世主基督来实现。[32] 君士坦丁堡不仅在制定教义方面，而且在确定基督教方针事务方面成为胜利者。新罗马的至高地位和在东方教会中的领导位置也在381年第二次基督教大公会议上得到认可：会议第三条款宣称，君士坦丁堡大教长位在罗马大主教之后，拥有基督教教会最高地位。它在罗马教会帮助下战胜亚历山大教会，这表明其权利不仅仅是神学的。君士坦丁堡此时进一步主张其权利，因而就导致其罗马盟友的不满，彻底破坏了已经取得的共同胜利。察尔西顿会议决议第28条款事实上已承认罗马教会的最高名义，但另一方面提出新老罗马地位完全平等。[85]这样，由此可以洞悉两大基督教中心深刻的对立。察尔西顿会议决议的直接结果，是扩大了拜占廷帝国中心地区与东方省区之间的裂痕。不仅埃及，而且一度成为聂斯脱利派据点的叙利亚都支持基督一xìng论，批判察尔西顿信条。君士坦丁堡的基督两xìng论教会与东方的一xìng论各教会之间的冲突，因此变成拜占廷帝国早期基督教政治和世俗政治生活中突出的问题。基督一xìng论学说成为埃及和叙利亚政治分离倾向的表现形式，同时也成为柯普特教会和叙利亚教会反对拜占廷统治而发出的重整旗鼓的呐喊。 除了这些宗教问题外，帝国还面临着蛮族迁徙造成的瓦解国家的影响，这在5世纪的东部拜占廷帝国如同西部帝国一样严重。到了公元400年，帝国的东半部似乎已经历了迁徙暴风雨的洗礼，并设法解决了入侵者问题，但是，随着匈奴帝国的垮台，一股新的日耳曼部落迁徙的浪潮滚滚而来，这一因素再度对拜占廷的政治和军事事务产生了巨大影响。正当西罗马帝国拼死进行最后挣扎之际，东罗马帝国也再次面临如何控制日耳曼人的难题。至5世纪中期前后，阿兰人阿斯帕尔（Aspar the Alan）已经是对君士坦丁堡政府具有极大影响的人物。[86]马尔西安上台靠的就是他，利奥一世（Leo I，457～474年在位）在相当大程度上也是靠他成为皇帝的。 利奥一世是第一位接受君士坦丁堡大教长加冕的皇帝。[8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13 章 7]他以前的那些皇帝虽然都青睐基督教，但是更愿意沿袭罗马传统，或者是从某位高级官吏或将军手中接受皇冠，或者是被军队将士用盾牌抬起并受军队、民众和元老院的欢呼。[88]由大教长加冕这项创举可以反映出君士坦丁堡大教长在最近这次基督教大公会议上取得的有利地位。从此以后，拜占廷皇帝都要被首都大教长加冕，而加冕仪式则要采取宗教典礼方式。一种宗教仪式就是这样与有军队参加的罗马世俗加冕仪式相结合，此后被一再强化，逐渐延续成为定制，在中世纪遂被当作拜占廷皇冠授予的最重要活动。 利奥一世决心摆脱阿斯帕尔及东哥特人的监护，他利用尚武的伊苏里亚人设法做到了这一点。因此，伊苏里亚人酋长塔拉西科迪撒（Tarasicodissa）率领强大的军队进入首都，他还起了个希腊名字泽诺（Zeno），并于466年与皇帝的大女儿阿丽亚德尼（Ariadne）结婚。[89]阿斯帕尔的失势促使帝国政策的转变。东部帝国政府改变了长期向西部帝国求援的衰败趋势，开始了向非洲汪达尔王国发动大规模军事远征的新时期。这次远征除了占有军事力量上的优势外，完全是一次痛苦的失败经历，部分是由于汪达尔王国国王盖塞里克（Gaiseric）的军事技巧，部分是由于帝国统帅、利奥一世的舅哥瓦西里斯克斯（Basiliscus）真正的无能。[90]阿斯帕尔开始东山再起，其子帕特里修斯（Patricius）与皇帝的次女结婚，并被任命为恺撒即皇帝继承人，而不顾其异族血统和阿里乌派异端信仰。反对日耳曼人的情绪在君士坦丁堡再度高涨。471年，阿斯帕尔及其另一个儿子阿达布尔（Ardabur）被杀害，同时帕特里修斯身负重伤逃亡，他与皇帝女儿的婚姻被解除，其恺撒称号被剥夺。泽诺此时控制了局势，伊苏里亚人势力占了上风。[91]474年初，利奥一世去世，传位于其外孙利奥二世，也就是泽诺与阿丽亚德尼的儿子，伊苏里亚人泽诺任共治皇帝。但是，同年秋季，小皇帝病死，泽诺遂成为君士坦丁堡皇位的惟一继承者。 从文化的角度看，伊苏里亚人无疑远比哥特人发展水平低，因为哥特人很早就从接触希腊罗马世界的活动中获益匪浅。但是，伊苏里亚人与哥特人不同，他们是帝国的臣民，因此，当然就不能被称为“蛮族人”，这个词有其希腊罗马人的特定含义。然而，他们同时又一直被拜占廷居民当作外族人，因此，伊苏里亚人统治也引发了如同反对阿斯帕尔领导下的日耳曼人一样激烈的反抗。475年1月，bào发了推翻泽诺的宫廷yīn谋，但是，yīn谋领导人再也找不到比468年远征汪达尔王国而丢人显眼的军事统帅瓦西里斯克斯更好的人来当皇帝了。泽诺在经历了20个月的宫廷斗争后，重新入主皇宫，尽管宫中yīn谋和国内战争不断，但是他还是在位整整15年（476～491年）。其第二次主宰帝国皇宫的时期恰巧是西罗马帝国最终衰亡的时期。君士坦丁堡政府别无选择，只能接受既成事实，而这样做也十分容易，因为奥多亚克（Odoacer）一直公开承认东罗马皇帝的宗主权。意大利的新统治者被任命为帝国意大利军区司令，他作为皇帝委派的总督统治这个国家。这样，表面上看似危机解除了，但是实际上，帝国丧失了意大利，它像帝国西部大部分地区一样，落入了日耳曼人之手。 另一方面，帝国东半部的日耳曼因素不久逐渐得到控制。阿斯帕尔被翦除只是第一步。当时，巴尔干半岛的东哥特人军事势力仍然强大，色雷斯地区有塞奥多里克斯特拉波（Theodoric Strabo），伊里利亚地区有阿马尔人塞奥多里克（Theodoric the Amal）。日耳曼人酋长先是在帝国军队中服役，并在帝国担任高级官职，而后就以武力反对政府，听任其部队大肆抢劫帝国领土。他们乘内战和各派争权夺利之机，常常成为对立各派斗争的决定xìng力量。484年，由于塞奥多里克斯特拉波去世，帝国摆脱了其威胁。488年，拜占廷帝国政府设计了一个圈套，甩掉了阿马尔人塞奥多里克，即说服他引兵西进，消灭不再受拜占廷帝国青睐的奥多亚克，这样就可以取代后者统治意大利。两个日耳曼人领袖间bào发了激烈的战争，最终塞奥多里克获胜，他亲手杀死其对手，于493年统治整个意大利，建立起塞奥多里克一世的意大利王国。[92]拜占廷帝国避免了其必须进行的与奥多亚克之间的直接战争，同时又摆脱了残忍的哥特人。正如阿拉里克时期的危机一样，帝国东半部通过派遣他进攻西部来摆脱日耳曼人。这样，当东部帝国受到这些蛮族侵扰时，整个西部帝国则完全落入日耳曼人之手。 然而，摆脱日耳曼人并不意味民族问题的最终解决，因为伊苏里亚人在帝国的影响还十分强大。为了解除日耳曼人的压力，患病的帝国不得不吞下伊苏里亚人这剂解dúyào。它生效了，但是其yào力过强，帝国的机体出现了相应的反应。伊苏里亚人自以为是帝国中的独立国家，帝国成为其不同酋长之间血腥厮杀的战场。当他们中的一个成为皇帝后，其他酋长千方百计要推翻他。因此，泽诺在数年内发动了镇压其以前的将领伊鲁斯（Illus）和同胞利奥提乌斯（Leontius）的长期战争，后者曾自立为皇帝。 宗教问题也没有解决。在察尔西顿会议上遭到谴责的基督一xìng论在东部帝国稳步发展，加大了帝国中央和东方省区的分离。瓦西里斯克斯曾改信一xìng论信仰，并凭借其权力在皇帝法令中斥责察尔西顿教义和罗马主教利奥的《书卷》。[93]这在笃信正统信仰的拜占廷民众中引起强烈反抗，因此只能加速其垮台。另一方面，泽诺试图采用一种调和的方法，调解信仰基督一xìng论的东方基督徒和主张基督神、人两xìng的拜占廷人之间的关系。他任命阿卡修斯（Acacius）为君士坦丁堡大教长，并于482年发布其著名的《统一令》，再次确认前三次基督教大公会议的决议的规定，禁止“两xìng”或“一xìng”的提法，打击后者才是这道法令的真实意图所在。[94]但是，宗教上不可能达成任何折中调和，这一点很快就清楚地显露出来，因为《统一令》既不能满足察尔西顿教义的支持者，也不能使一xìng论信徒满意。这样，对立的不仅是两派，而是三派，即完全的基督一xìng论者、完全的基督两xìng论者和对两者都不屑一顾的支持帝国信条的派别。罗马主教出于自己的立场，轻描淡写地批评了《统一令》，宣布对君士坦丁堡大教长施行绝罚，即开除教籍。后者反过来也从联署文件上取消了前者的名字，这样就导致罗马和君士坦丁堡教会之间长达30多年的分裂。 图8　雕有竞技场面的方尖碑，制作于390年前后，现存伊斯坦布尔 491年，泽诺去世，当选举新皇帝的廷议正在进行时，聚集的人群向已故皇帝的遗孀阿丽亚德尼高喊：“为帝国选个正统信仰的皇帝吧！为帝国选个罗马人皇帝吧！”[95]当时，宗教和民族这两个急迫的问题仍然沉重地压在所有人的心上急待解决。在君士坦丁堡，民众不希望再受到篡位的外族人或异端的统治。阿纳斯塔修斯（Anastasius，491～518年在位）就成为新当选的皇帝，他是一位能干的管理者，特别是在财政部门任职期间政绩卓越。[96]他曾通过稳定一度大幅浮动的铜币“弗里斯”（follis）来完善君士坦丁一世确立的货币体系，主要是取消铜币与金币价格之间的挂钩。[97]最重要的是，他首先重新建立税收征集体系，将征收城市税收的职责从无能低效的城市议会“库里亚”转给从属于大区长官的财务官。另外，他取消了所谓的“五年金”（）这种古代的税收，这种税收是从事商业手工业居民的沉重负担，他的这一举措使这部分民众深感满意，对促使商业和手工业复兴贡献巨大。但另一方面，这项措施也意味着对农村的额外要求，因为“五年金”被废除以后，国库岁收短缺部分是通过在农村强制推行以金币取代实物缴纳“年度税收”得到补充。[98]土地税收（）形式的这一彻底转换表明，即使农村也稳定地恢复到金本位制经济。但是，与此同时，国家对自然产品的需求还很旺盛，表现在推行所谓“强制价格”（），即强制实行以政府规定的低价出售日常消费品。[99]因此，当阿纳斯塔修斯彻底消除了商业手工业的压力时，农民阶级就必须面对新的沉重赋税，从而导致频繁的动乱和民众骚乱。无论如何，到阿纳斯塔修斯去世时，这位皇帝谨慎推行的财政政策还是使国库大为充盈，库存多达32万镑黄金的大量金钱。[100] 图9　表现库柏勒和阿提斯凯旋的银盘，4世纪以后制作，现存米兰布雷拉博物馆 阿纳斯塔修斯一世登基意味着伊苏里亚人影响的结束，而这个皇帝为了彻底镇压伊苏里亚人的抵抗，于498年发动了一系列打击他们的战事。而后，相当大一批伊苏里亚人从其家乡故土被迁徙到色雷斯地区定居，其势力此时遭到瓦解，帝国内部的民族危机最终化解。另一方面，宗教问题日益复杂激烈。尽管他本人大力支持一xìng论派，阿纳斯塔修斯即位之初，还是应大教长的请求，发布了一道关于正统信仰的正式告白。虽然他最初是支持《统一令》的，但是其宗教政策却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一xìng论特点，直到他最终完全支持一xìng论。这是信奉一xìng论的柯普特教会和叙利亚教会信徒特别满意的原因，但是也遭致信仰正统教义的拜占廷人的激烈反对。因此，阿纳斯塔修斯统治的年代是由一连串的起义、内战构成的，反对派遭到统治当局的迫害。人们发现自己深陷于持续不断的动dàng境地，派别之争比以前更加激烈。 蓝、绿两个拜占廷党派不只是为体育竞技目的，而是为政治目的组织起来的。[101]他们的确是结合了古代竞技党派的因素，借用后者的名称和代表色，但君士坦丁堡大竞技场如同罗马大广场和雅典大集市，也是公民发表政治见解的场所。蓝、绿两大党派的领袖是由政府任命的，具有重要的公共职能，因此，它们也担当城市护卫的职责，参与修建城墙。严格说来，竞技党就是组织成为城市民兵的部分市民。[102]其他市民则按照两大党分别站队，或者加入绿党或者加入蓝党，以支持一方，攻击另一方。这样，蓝、绿两党在帝国所有大城市里都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因为人民正是通过它们表达自己的政治意见的。有一种意见是不正确的，即认为蓝党是贵族的党派，而绿党则受到社会下层阶级的支持。[103]总的看来，一般民众都属于这两个不同党派，尽管蓝党倾向于从大地主、希腊罗马元老贵族成员中推举自己的领袖，而绿党则从工商业者和朝廷官吏及财税官吏代表人物中确定自己的领袖，后者通常来自帝国东部各省。[104]这样，蓝党通常支持希腊正教信仰，而绿党则倾向于基督一xìng论派和东方其他地区异端派别。两大派别的对立愈演愈烈，常常转变为冲突，自5世纪中期以后，帝国政治生活就是以蓝、绿两党持续不断的斗争为特点的。中央政府当局被迫将竞技党纳入其政策设计中，或者青睐这派或支持另一派，以至于一派支持政府而另一派加入反对派，这几乎成了规律。两党随时都会找到反对帝国统治当局的共同理由，以便反对中央政府的专制独裁统治，维护他们自身的自由。竞技党组织大体是一种古代城市保留传统自由的途径。[105] 阿纳斯塔修斯一世的经济政策有利于工商业，而这个皇帝在宗教上是公开的一xìng论信徒，这样他就为绿党所拥护，并因此常常遭到蓝党的暴力攻击。公共建筑物时常被蓝党焚烧，皇帝的雕像常被他们推倒，并被拖来拖去，在大街上游街示众。在大竞技场里，bào发了多次反对皇帝本人的示威yóu xing，而年迈的皇帝则屡受侮辱，甚至受到抛来的石头的攻击。512年，君士坦丁堡bào发反对“三位一体”的一xìng论解释（即在礼拜仪式中的“三圣”）的叛乱，几乎推翻了阿纳斯塔修斯一世的皇位。而宗教危机的顶点是维塔利安50（Vitalian）叛乱，他是色雷斯地区的军队司令，自513年以后曾3度率领军队和舰队发动攻击，甚至兵临君士坦丁堡城下。在城门失守的紧要关头，皇帝一直打算放弃皇位，只是在形势稍稍缓和后才改变政策，这就使帝国事务完全缺乏任何稳定的保证或连续xìng。维塔利安叛乱基本上不是出于宗教动机，但是他却以捍卫正统教义反对一xìng论皇帝的形象得到了大量民众的支持。阿纳斯塔修斯一世的统治表明，一xìng论教会政策是短视而无出路的。人们有理由怀疑包括正在从帝国分离出去的埃及和叙利亚在内的帝国和平究竟还能维系多久。无论如何讲，这种和平却是以帝国心腹地区持续动乱为代价取得的。 第三节　查士丁尼复兴帝国的工作及其失败 东部帝国合理的政策和当地经济的完全复兴，以及它的那些人口稠密地区等因素使它摆脱了摧毁西部帝国的那些危机。然而，东部帝国也不是毛发未损地从痛苦经历中坚持过来的，它经历了蛮族入侵的恐惧，在一个多世纪里，其管理机构和军队中混入了强大的外族因素。当蛮族入侵的巨浪汹涌而至吞没了整个西部时，拜占廷帝国只能独自蹒跚而行，刚好能作为一个被动的旁观者。但是，到了6世纪初期，东部帝国最终解决了民族问题，并处于采取更积极的政策和设法恢复其丧失的西部领土的有利地位。尽管帝国在统治管理上已经分裂为两半部分，但帝国统一的观念被顽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14 章 强地保持下来。罗马帝国统治的普世xìng也同样顽强地保持下来，即便西部已经形成了日耳曼人征服的局面。罗马皇帝仍然被视为罗马帝国和基督教世界的头领。即使过去曾属于罗马帝国的土地还处于日耳曼人诸王国的实际控制下，但它们必须不可剥夺地重新归属于帝国。这些日耳曼国王本身最初确实也接受了罗马皇帝的宗主权，并以皇帝的代表身份施行其权力。[106]恢复罗马遗产是罗马皇帝的天然责任。不仅如此，将罗马土地从蛮族入侵和阿里乌派异端控制下解放出来，进而恢复罗马统一帝国和正统基督教帝国，也是其神圣的使命。查士丁尼的全部政策就是以此为目的的。 图10　532～537年重建的君士坦丁堡圣索非亚教堂，该图从教堂南面拍摄，现存伊斯坦布尔 查士丁尼本人的统治从527年到565年，但是事实上，他早已承担起帮助其舅舅查士丁一世（Justin I，518～527年在位）制定帝国政策的责任。后者是位马其顿农民，曾在帝国军队中任军官，后来成为宫廷卫队长官。他最终在阿纳斯塔修斯一世去世时被选为皇帝。[107]正是查士丁尼担负起与阿纳斯塔修斯的一xìng论政策决裂的责任，并重新恢复与罗马教会的宗教联系，而这只是实现其在西部政治野心的基本初步措施。查士丁尼，这位马其顿农夫的儿子，是当时最有文化和学问的人之一，这有力地证明拜占廷首都权力的文明化。这个人物本身的人格魅力表现在他胸怀远大的政治抱负和其异常广泛渊博的影响和兴趣。其xìng格上的致命弱点在其涵盖一切的智慧面前显得微不足道。的确是贝利撒留及其后的纳尔西斯（Narses）指挥了征服战争并赢得胜利，是特利坡尼安（Tribonian）负责主持伟大的法典编纂工作，是卡帕多西亚的约翰（John of Cappadocia）承担了沉重的管理工作责任，然而，只有查士丁尼在其统治期间才指导激励这些伟大工作并最终取得了成就。光复普世罗马帝国是拜占廷人长久的梦想，查士丁尼恢复帝国的事业在此成为最佳的表现方式。它为后代提供了辉煌的榜样，即使这个帝国未能持久，即使其崩溃瓦解给帝国带来灾难xìng后果。[108] 533年，贝利撒留率领大约18000人组成的小股远征军驶向非洲。[109]盖塞里克和汪达尔人势力的辉煌日子结束了。与468年远征大军的灾难xìng失败（参见第46页）相反，贝利撒留在很短时间内就控制了汪达尔王国。汪达尔国王盖里枚尔（Gelcomr）先后在迪西蒙和特里卡马隆惨遭重创以后被迫投降。534年，贝利撒留在君士坦丁堡举行了盛大的入城凯旋仪式。但是，征服汪达尔王国后紧接着bào发了长期拖延的与土著柏柏尔人部落的游击战，直到548年才结束。与此同期，贝利撒留又指挥了攻击意大利东哥特王国的战争。这次战争也是以一系列胜利为开端的，有一支拜占廷军队甚至一度挺进到达尔马提亚地区，贝利撒留则占领西西里岛，进而渗透攻击意大利。那波利和罗马也迅速被攻占。但是，随后的形势发生变化，抵抗变得更顽强了，贝利撒留在罗马被迫应对长期围困，他克服了巨大困难，最终成功地突破包围圈，向北挺进，并攻占拉文那，迫使勇敢的东哥特人国王维提格斯（Vitiges）投降。贝利撒留于540年将他押往君士坦丁堡，如同稍早时将盖里枚尔押送首都一样。然而，东哥特人在其杰出将领托提拉（Totila）领导下再度起义，形势因此更加恶化。贝利撒留遭到一连串的失败，看起来，其先前取得的所有胜利都将受到严重损害。但是，纳尔西斯这位精明的战略家和娴熟的外jiāo家经过长期艰苦战争，击溃了敌军的顽抗。这个王国最终于555年屈服在查士丁尼脚下，但这是在经历了20年的动dàng后实现的。与此同时，拜占廷人派遣军队进军西班牙，在遭遇地方君主的小规模抵抗后，于554年占领了伊比利亚半岛东南沿海地区。古代罗马帝国似乎重新崛起。虽然还有广阔的前罗马帝国领土尚待恢复，但是意大利、北非的大部分地区、西班牙部分地区和地中海岛屿已经从日耳曼人手中重被收归到君士坦丁堡的罗马皇帝控制下。地中海再度成为罗马帝国的一个内湖。 这些辉煌的胜利不久就被撕成了碎片，形势越来越明显。在西部的战争意味着帝国忽视多瑙河前线防务和放弃对波斯人的战争。早在阿纳斯塔修斯一世时期，马提罗堡、塞奥多西堡、阿米达和尼西比斯等城镇就已经落入波斯人手中。532年，查士丁尼与波斯万王之王侯斯罗埃斯（Chosroes I Anushir-van，531～579年在位）签署了保证永久xìng和平的协议，附加条件是拜占廷人向波斯帝国支付贡金。该协议使查士丁尼可以专注于西部的征服战争。但是，540年时，侯斯罗埃斯违反“永久”和约，进攻叙利亚，摧毁安条克，挺进沿海地区。在北部地区，波斯人洗劫了亚美尼亚和伊伯利亚，占领了黑海东岸的拉兹卡。查士丁尼成功地与波斯人谈判，订立了为期5年的休战协议，条件是增加年贡金额，该协议后来两度续签。之后，于562年双方签署了50年和约，条件是再次增加贡金，而拜占廷皇帝最终使波斯人放弃了对拉兹卡的要求。显然，波斯势力占了上风，而拜占廷人在近东地区的影响逐渐衰落。 巴尔干半岛发生了对拜占廷帝国影响更为严重的事件。日耳曼各部落迁徙还没有停止的时候，新的民族就出现在多瑙河边境地区。斯拉夫人的入侵意义特别重大。早在查士丁统治时期，安泰人就已进攻过帝国，[110]到了查士丁尼统治初期，斯拉夫各部落与保加尔人结盟，对巴尔干半岛大肆蹂躏、洗劫。拜占廷人在非洲和意大利的征服战争迫使帝国从巴尔干半岛多瑙河前线抽调军事力量。查士丁尼曾在欧洲和亚洲边疆地区建立了坚固的防御体系，在巴尔干半岛多瑙河防线内侧也建立起强大的内线要塞防线。但是，尽管要塞十分坚固，再好的碉堡没有足够士兵驻防也毫无用处。当拜占廷人在遥远的西部庆祝其胜利的时候，斯拉夫人席卷了整个巴尔干半岛，直到亚得里亚沿海、科林斯地峡和爱琴海沿岸地区，也就是说洗劫了帝国的心脏地区。入侵的蛮族部落最初只满足于抢劫，即在农村地区洗劫后携带战利品返回多瑙河北岸，而此时斯拉夫人则整部落整部落地迁移并开始分布于帝国各地，这样，斯拉夫人离开始永久xìng定居巴尔干半岛的日子就不远了。 这些外部的威胁也伴随着严重的内乱。独裁专制中央政府与民众政治组织间也出现激烈的斗争，532年，可怕的尼卡起义在君士坦丁堡bào发。[111]早在查士丁统治时期，查士丁尼就反对阿纳斯塔修斯一世青睐的绿党，而支持蓝党，因此，后者拥护查士丁尼的政治和宗教政策。但是，当他即位成为皇帝以后，就设法完全摆脱蓝党的控制，采取有力措施限制这些残酷无情的暴民。其惩罚措施波及两党成员，蓝党和绿党遂转而联合反对皇帝，这种普遍的敌对情绪因沉重的税收负担而演化为暴力冲突，加重税收，则是查士丁尼开支巨大的内外政策必需的手段。两党联合起来，寻找到反对中央政府的共同理由。大竞技场中回dàng着“仁慈的绿党人和蓝党人万岁”的可怕叫声。[112]起义发展迅速，令人吃惊，首都陷入火海，阿纳斯塔修斯一世的侄子被拥立为皇帝，在大竞技场被紫袍加身。查士丁尼认为大势已去，准备逃亡。皇后塞奥多拉毫无妥协的勇气阻止了他，而贝利撒留的决心和纳尔西斯强大的部队挽救了形势。纳尔西斯与蓝党人秘密谈判，分化瓦解了起义者的团结，而贝利撒留将忠于皇帝的军队调集到大竞技场，对起义人群发动突然袭击，以一场成千上万的生灵涂炭为代价的可怕大屠杀平息了起义。这样，拜占廷的独裁专制统治战胜了竞技党这个古代公民自由最后残余的代表力量。在起义民众压力下解散的、杰出的皇帝顾问们重新被召集起来。圣索非亚教堂也以新面貌耸立起来，查士丁尼在起义中被烧毁的旧教堂的遗址上建造起带有高大穹顶的大教堂，它标志着基督教建筑发展的新时代。但是，起义被镇压并没有带来真正的安宁。查士丁尼穷兵黩武的政策强加给民众沉重的负担，其沉重程度更由于其扩建工程的额外要求而变得几乎使人无法承受。他取得的胜利是以整个帝国财政资源的全部耗尽为代价的。 大区长卡帕多西亚的约翰承担了为皇帝开销巨大的军事计划提供经费这个不讨好的任务，因此最遭受民众痛恨。然而，他的工作确实为查士丁尼时54代的政府管理做出了积极贡献。查士丁尼的大部分法律是由他发布的，也正是由于他的出色工作，政府才得以采取各种积极措施遏制豪强贵族。[113]然而，这些措施以牺牲小土地持有者和帝国农户的利益为代价，成效不大，大地主贵族势力迅速增强。查士丁尼统治制度的核心目标是强化政府控制，消除买官鬻爵的现象，特别是确保了赋税的征收。他放弃了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时期开始出现的省区地方行政权和军事权的严格分离，在一些地区采取了新的统一措施，通过有时授予军事首脑最高权力，有时授予行政最高首脑最高权力的方式保证地方权力的统一。查士丁尼推行的这些行政改革没有太多的创新和特点，缺乏重大的变化，不值得过多叙述。它们只是些过渡xìng措施，成为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特色鲜明的改革和伊拉克略（Heraclius）同样特征突出的制度之间的一道桥梁。 查士丁尼政府积极发展工商业。君士坦丁堡成为控制欧亚两洲之间商路的中转站和两大陆的贸易中心。地中海贸易此时完全掌握在希腊和叙利亚商人手中。然而，并不是与西部贫瘠地区的jiāo通，而是与远东，即与中国和印度的jiāo通使拜占廷帝国富足起来。远东贸易也并非只是进口贸易，因为拜占廷帝国本身也从其在叙利亚的作坊中向远东出口昂贵的物资和产品。当然，其自身的出口不能与东方奢侈商品，特别是丝绸的进口保持进出口平衡。与中国进行商业贸易并非易事，要依赖与波斯人的精心谈判，即便在和平时期，该项贸易也有巨大的不必要支出，使大量黄金流出帝国，而在频繁的对萨珊波斯人战争期间，丝绸jiāo易就完全中断了。通往中国的陆路必须穿越波斯领土，而通过印度洋的海路也在波斯商人控制下，他们从波斯湾出航，前往塔普罗巴尼（Taprobane，即锡兰Ceylon）收购从中国贩运来的货物。查士丁尼设法开辟出绕道通往中国的商路，即经过帝国在克里米亚地区的车绳和博斯普鲁斯臣属国，通过拉兹卡和高加索地区前往东方。拜占廷人积极开展与黑海北部各草原民族之间活跃的贸易活动，他们用纺织品、首饰珠宝和葡萄酒jiāo换毛皮皮革和奴隶，这样其在克里米亚和高加索地区的影响日益强烈，因此也变得越来越重要。正是通过丝绸贸易这个方式，拜占廷帝国首次与突厥人建立了联系，当时突厥人的势力范围已经扩大到高加索北部地区。他们如同拜占廷人一样，也是因为丝绸贸易与波斯人jiāo恶。查士丁尼的继承者查士丁二世（Justin II）与突厥人签署协议，后者支持拜占廷帝国反对波斯帝国。查士丁尼还同样关注保护经红海通往印度洋的海上商路。他极力扩大拜占廷帝国本身的海上东方贸易，因此，设法与阿克苏姆的埃塞俄比亚王国建立友好关系。但是，无论是埃塞俄比亚还是拜占廷商人都无法冲破波斯人对印度洋的控制，而经黑海到中亚的陆路辅助商道相当艰难危险。拜占廷帝国派人成功地盗取了育蚕制丝的秘密，并偷运一些蚕卵回国，这是拜占廷帝国的一丝运气。因此，拜占廷丝绸生产获得稳定发展，特别是在君士坦丁堡城内、安条克、提里和贝鲁特，并后来在提比斯建立了中心。丝织业逐渐成为帝国最兴盛的手工业，而作为国家垄断产业，它也是极为重要的税收来源。[114] 查士丁尼时代最卓越突出的成就是编纂罗马法。[115]在特利坡尼安主持下，这部法律在极短时间里就编纂完成。首先，汇集收编了自哈德良（Hadrian）皇帝以后所有通行的皇帝立法，这部法典大量借鉴了更早时期的《塞奥多西法典》和戴克里先时代的私人法律汇编《格里高利法典》和《赫尔莫根尼安法典》。529年颁布该部新法典，冠以《查士丁尼法典》之名，其完整的版本出现在5年之后。533年出版的《法学汇编》标志着一个更伟大的杰作问世。它是一部古典罗马法学家作品连同皇帝立法的汇编，构成了现行法律的主体。《查士丁尼法典》虽然以更早世纪的作品为蓝本，但标志出在以前这类法律汇编工作的基础上取得的巨大进步。而且，《法学汇编》开辟了新领域，成为将浩繁且常有自相矛盾之处的罗马司法规定纳入一个有秩序的体系内的最初尝试。除了《查士丁尼法典》和《法学汇编》外，还有《法学总论》这部为法律学校使用的手册，它摘编自前两部主要著作。《查士丁尼新法》汇集了自《法学汇编》颁布以后查士丁尼发布的皇帝立法，该书的问世使《罗马民法大全》最终完成。《查士丁尼法典》、《法学汇编》和《法学总论》是用拉丁语完成的，而《查士丁尼新法》大部分是用希腊语完成的。很快又出现了《罗马民法大全》最重要部分的希腊文本，以及删节本和注释本。 罗马法典的编纂为中央集权化国家提供了基本依据。拜占廷法学家编纂的罗马法典以其无与lún比的清晰和说服力对所有公私事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15 章 务、国家、个人及其家庭生活、公民间关系、其商业活动及其私人利益做出了全面规定。《罗马民法大全》不是对古代罗马法机械的和完全忠实的模仿复制。查士丁尼的法学家节选时，或者常常修改古典罗马法律，以便使法律能够符合适应当代社会生活的需要；或者调整法律，以满足基督教生活和继承希腊东方生活习俗的需要。法律在基督教影响下，逐渐向更加人xìng化的方向发展，特别是倾向于关注家庭生活。但是，基督宗教教义上的排他xìng，同时也意味着禁止所有其他宗教的信仰，完全否认其他任何宗教保护。查士丁尼时代本应该承认所有人的自由和平等，但是实际生活中却很难落实。正是由于这一崇高观念和基督教的部分影响，查士丁尼统治时期，奴隶的状况得到改善，释放奴隶也更容易了。[116]更加重要的事实是，奴隶劳动在6世纪的经济生活中，特别是在拜占廷国家，只是次要的部分。[117]隶农已经长期成为主要生产力，而查士丁尼时代的法律并没有丝毫促进其状况的改善。相反，将他们固定在土地上的法律得到强化。最终，将农村大多数居民强制固定于土地的法律再度得到认可。 查士丁尼时代立法的主要特点在于其强调皇帝的权力。《罗马民法大全》赋予皇帝权力以法律支持，它对于西方和拜占廷帝国的政治思想发展具56图11查士丁尼于548～556年在西奈山上修建的圣凯瑟琳修道院，最初为上帝之母修道院，同时也是军事防御的前哨要塞。现存西奈山有长期影响。在拜占廷帝国，罗马法一直是其整个历史中法律发展的基础，而查士丁尼的《罗马民法大全》是该领域进一步发展的开端。直到12世纪时，该法典被重新引入西方。这里，通过《罗马民法大全》这一过渡法典，古典罗马法在完善立法和政治思想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拜占廷法学家提供的罗马法，直到今天仍然成为欧洲所有国家法典的重要因素之一。 查士丁尼是占据拜占廷皇位的最后一位罗马皇帝。同时，他是满脑子充斥其皇权神授思想观念的基督教君主。他努力实现普世xìng帝国的事业就是建立在基督教和罗马人的观念上。对他而言，罗马帝国完全被看作是基督教世界，而争取基督教的胜利就像是恢复罗马永恒辉煌一样神圣的使命。自从塞奥多西一世以后，所有的拜占廷君主都未曾做出过如此巨大的努力以改变帝国，铲除异教。尽管从人数上看，异教当时并不强大，但是，他们在学术和文化领域尚有相当大的影响。因此，查士丁尼剥夺了他们教书的权力，并于529年关闭了异教新柏拉图主义中心的雅典学院。被驱逐的学者们纷纷前往波斯万王之万的宫廷寻求庇护，同时，他们带去了希腊学问的研究成果。这样，在拜占廷帝国，古老的宗教消亡了，人类历史的漫长章节结束了。 图11　查士丁尼于548～556年在西奈山上修建的圣凯瑟琳修道院，最初为上帝之母修道院，同时也是军事防御的前哨要塞。现存西奈山 在查士丁尼时代，基督教会充当基督徒的主人和保护者，而他则始终是一个对在宗教事务中享有自主权这种看法十分陌生的罗马人。[118]罗马主教和拜占廷大教长被他当作仆人来对待。他指导教会事务如同指导国家事务一样，他本人对建立教会组织的具体工作兴趣浓厚。甚至在信仰问题和宗教崇拜礼仪方面，最终的决定也要由他做出，他还召集基督教大公会议，撰写神学论文，为教堂赞美诗谱曲。在教会和国家关系发展史上，查士丁尼时代是皇帝在宗教事务中发挥影响最强大的阶段，没有任何皇帝像他一样具有如此大的权力，真是空前绝后。 当时，最紧迫的基督教问题是教会对一xìng论教派的态度。对西部帝国的军事扩张政策要求必须与罗马进行思想沟通，因此，出现了反对一xìng论东方的倾向。然而，这只能增加埃及和叙利亚敌视君士坦丁堡中央政府的情绪，为柯普特和叙利亚教会分离主义运动提供新的借口。显然，与西部教会的和解，只能造成激起东方日益强烈反对的负面影响，而且任何倾向于埃及和叙利亚一xìng论教会的地区，必定意味着不仅与西部，而且与拜占廷中心省区的分离。查士丁尼力图找到摆脱这种进退两难局面的出路，但是没有成功。553年，在君士坦丁堡召开的第五次基督教大公会议上，严厉斥责了所谓的“三篇论文”，即塞奥多利（Theodore of Mopsuestia）、塞奥多利特（Theodoret of Cyrrhus）和可能有聂斯脱利派倾向的伊巴斯（Ibas of Edessa）等三人的作品。但是，这次会议并没能平息一xìng论派，查士丁尼越是设法使他们满意，越是激起帝国更严重的分裂。因此，其继承者放弃了这一政策，重新恢复了察尔西顿教义的说教。 尽管查士丁尼帝国存在诸多缺陷，但却不能否认它行使了极大的权力。古老的帝国最后一次展现了其全部实力，经历了它最后一次政治和文化上的伟大复兴。其边界再度扩展到整个地中海世界以外。其文学艺术在基督教框架内，充分展示了古典遗产的魅力，尽管其后不久就进入了文化衰落阶段。查士丁尼使其统治揭开了一个新时代，但是，它确实标志着一个伟大时代的结束。他重建帝国的事业并未取得成功。他千方百计扩大了帝国的疆域，但是却只能维持很短暂的时间，他在古代罗马陈旧的国家体制内使新生命复活的计划完全超出了其能力。因此，他对古代领土的重新征服不是建立在任何坚实的基础上，其建立的帝国大厦的轰然崩塌必定造成成倍的灾难xìng后果。查士丁尼虽然取得了诸多成功，但是他还是给其后人留下了一个内力耗尽、58财政经济完全崩溃的帝国。他们不得不纠正一个伟大人物为挽救至今仍需挽救的帝国而犯下的重大错误。 正是在意大利，帝国遭到最严重的打击。意大利是被帝国的光复领土中最重要的地区，而收复意大利也消耗了帝国的巨大资源，迫使它做出了最惨烈的牺牲。568年，lún巴底人进攻意大利，并在很短时间里控制了其大部分地区。[119]在西班牙，西哥特人开始进行反击xìng侵略。拜占廷人最重要的基地科尔多瓦一度于572年失陷于西哥特人，之后于584年最终被他们占领，40年以后，查士丁尼在西班牙恢复的最后领土也被西哥特人夺回。[120]在北非地区，帝国继续坚守其领土，直到阿拉伯人大规模征服时为止，但却是以对土著柏柏尔人部落的长期持久、耗费巨大的战争为代价。即便在意大利，帝国仍然在几个世纪里固守着一些重要地区。这样，查士丁尼收复失地而保留下来的各个地区就成为拜占廷人能够继续在西部发挥影响的基地。然而，任何企图建立普世权力的计划都成为过眼烟云。 此时，拜占廷政策重心必须再度转向东方。这里的形势极为严峻，查士丁尼的继承者们不得不开始重建帝国在近东地区的权威。在此后的年代里，拜占廷外jiāo政策最主要的成就是再次成功确立了反对波斯人的政策。查士丁尼的外甥和继承人查士丁二世（Justin II）勇敢地拒绝向波斯万王之王继续缴纳定期贡金，为此，他打破了查士丁尼辛辛苦苦订立的和约。这导致了长期且消耗巨大的战争，而战争主要是为争夺极为重要的战略和经济要地亚美尼亚，在几个世纪期间，这里都是两大帝国争夺的核心地区。正是在这里，亚美尼亚人的控制显得比拜占廷帝国的控制更重要。最初，日耳曼各民族蜂拥进入帝国导致了严重的危机，而随着他们迁徙到其他地方，出现了另一种危机，因为他们的离去使极为重要的雇佣兵来源枯竭。拜占廷帝国此时越来越倾向征召自己的臣民入伍参军，但还是希望能继续吸引亚美尼亚人入伍，他们可是出色的士兵！[121]在查士丁二世、提比略（Tiberius Constantine，578～582年在位）和莫里斯（Maurice，582～602年在位）诸帝统治的整整20年期间，战争一直持续不断，期间也取得了一些胜利。波斯帝国的内讧最终帮了拜占廷人的大忙，卓越将领莫里斯得以趁其内乱使战争向有利于拜占廷人的方向发展。在莫里斯帮助下，老侯斯罗埃斯一世的孙子、年轻的侯斯罗埃斯二世（Chosroes II Parviz）占据了王位，并立即与拜占廷帝国签订了和约，波斯人占领的大部分亚美尼亚土地被划归拜占廷人（591年）。[122] 莫里斯也是一位最杰出的拜占廷君主。其统治标志着转型时期极为重要的阶段，即陈旧过时的晚期罗马帝国向具有崭新的充满活力的组织结构的中世纪拜占廷帝国的转变。帝国政策重心转向东方和被迫放弃查士丁尼收复的大部分西部领土，并不等于帝国放弃了在西部的重大利益和兴趣。莫里斯采取一系列重大步骤，最终使帝国确保了对西部领土的控制，而后又维持了相当长时间。他重新组建查士丁尼收复的领土上残破的部分管理机构，建立起拉文那和迦太基两个总督区，通过确立严格的军事建制，适当加强了帝国在当地的防务。北非地区和从lún巴底人入侵挽救下来的拉文那周围地区被组建起军事防线，当地全部的行政管理、军事都被置于总督的权力管辖之下。[123]这两个总督区成为西方拜占廷势力的前哨站。他们的组建指出了拜占廷管理机构军事化的发展方向，预示着伊拉克略将要推行的军区制。莫里斯肯定不打算放弃帝国在西部的领地，这一点反映在其病重之际于597年写下的遗嘱中。该遗嘱确定其长子塞奥多西（Theodosius）将在君士坦丁堡统治东部地区，而其次子提比略（Tiberius）在罗马统治意大利和西部诸岛。[124]罗马作为帝国的第二首都再次成为皇帝的都城。普世统一帝国的理想仍然继续存在，单一罗马帝国的观念继续存在，尽管这个帝国的统治机构实际上早已分裂，且由几位君主统治着。[125] 这个时期，亚洲维系着和平，尽管是短暂的和平，查士丁尼引以为豪的对意大利的征服也得到拯救，但是在巴尔干半岛，灾难xìng的混乱局势不断发展。这些地区的混乱是从斯拉夫人的入侵开始的，伴随着阿瓦尔人的出现，形势更加恶化。阿瓦尔人在多瑙河北岸地区建立起了庞大的帝国，因而成为拜占廷人的近邻。整个巴尔干半岛都遭到阿瓦尔人和斯拉夫人的入侵和洗劫，后者活动在多瑙河中游地区，受阿瓦尔人辖制，[126]同时，还有活动在多瑙河下游河汊地区的斯拉夫人独立部落的入侵。[127][128]更严重的问题是，自6世纪最后25年，斯拉夫人开始短期定居在巴尔干半岛地区。这些部落民不再满足于单纯的抢劫，而开始定居生活在拜占廷的土地上，并牢牢地扎根在这个国家中。[129] 在拜占廷帝国的早期，由于外部因素导致的任何变革都不如斯拉夫人迁徙进巴尔干半岛对后世影响来得深刻。那个时期所有其他蛮族对帝国的入侵都具有临时xìng特点，甚至日耳曼人入侵大潮最终也被引导到其他地区，尽管这种入侵对历史发展进程具有严重影响。斯拉夫人在巴尔干半岛建立其永久xìng家园，这种民族迁徙的结果是在拜占廷土地上，生长、发展出了独立的斯拉夫人王国。 查士丁尼对帝国西部的征服战争和其后人与波斯人的长期斗争，迫使拜占廷帝国在巴尔干半岛采取防守策略。正是由于对波斯人的战争取得的胜利才使拜占廷人有可能真正投入多瑙河地区驱逐斯拉夫人的行动。事实上，只有对斯拉夫人在多瑙河北岸地区的老巢发动一次大规模成功的清剿，才能有效地保护帝国北方前线免遭敌人的进攻，也才能确保帝国在巴尔干半岛领土的安全。这场决定命运的战争始于592年。[130]最初，拜占廷人似乎很顺利，他们多次跨过多瑙河，取得对阿瓦尔人和斯拉夫人的多次胜利。但是，这种单独的胜利对强大顽强的斯拉夫部落只造成不大的压力，因此，战争断断续续地进行。在这些遥远的地带很难维持持久的战事，军队的热情也逐渐消退。 查士丁尼重建帝国事业的垮台导致政府的统治权威遭受严重削弱。反对查士丁尼独裁统治的行动必然开始出现，元老院也部分地恢复了其政治重要xìng，而民众也开始发表其观点。6世纪末和7世纪初，竞技党重新活跃起来。社会和宗教分歧日益恶化，反映在激烈的内部冲突中，蓝、绿两党之间经常xìng的争斗在各大城市不断蔓延。军队里出现了严重的纪律败坏，常常导致公开的不满和怨恨，经济上贪污腐化，以及政府强行克扣军饷进一步激化了矛盾。深刻的动乱不仅纠缠着帝国，而且也搅乱着军队，部队此时陈旧老化，士气低落，厌恶打仗，对战争的结果失去信心。602年，当部队接到命令在多瑙河以北地区驻扎时bào发了叛乱。一个有一半蛮族血缘的下级军官福卡斯（Phocas）被叛乱的士兵推举上盾牌，他率领反叛军队进军君士坦丁堡。同时，首都也bào发民众起义，蓝绿两党联合起事，反对帝国政府。[131]莫里斯被推翻，福卡斯则在元老院的欢呼下成为皇帝。 图12　叙利亚阿帕梅亚古城的南北街道，建于2世纪期间，长约2公里。沿街立柱后曾是店铺，遗址中尚存漆染铭文，涉及葡萄酒和其他日用品的价格。该遗址现存叙利亚 经历了10年的长期战争，多瑙河前线战事无果而终。这决定了巴尔干半岛的命运，这个地区此时毫无疑问地落入了斯拉夫人之手，而长期压抑着的内部危机也被推上了首要地位，在福卡斯统治君士坦丁堡期间（602～610年），年迈而陈腐的晚期罗马帝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16 章 处于其濒死挣扎的最后关头。福卡斯的残暴统治提供了一个外部机会，使晚期罗马时代的国家与社会缓慢解体的过程在最后的打击下最终完成。 帝国陷于革命狂乱之中，这导致了失控的残暴统治，同时伴随着激烈的内部争斗。被废黜的皇帝莫里斯亲眼目睹其子被砍头后，也被处死，而后接着一场无需辨别的大屠杀，专门针对势力最显赫的家族成员，以便提前防止他们的反叛。对这场滥杀无辜的杀戮，贵族报以一连串yīn谋反叛活动，所有这些反叛又导致进一步的杀戮。福卡斯的行动只得到了一小部分人的支持。6世纪末，君士坦丁堡和罗马之间的争论bào发为激烈的争吵，因为格里高利一世强烈抗议君士坦丁堡大教长使用“普世的大教长”这一称号，而后者使用这个称号已有百年了。[132]莫里斯对这个抗议报以相当冷淡的态度，而福卡斯则相反，他早就准备接受抗议了。他对罗马主教的和解政策非常明显地表现在他发给卜尼法斯三世的诏令中，即公开承认罗马圣彼得使徒教堂是所有基督教教堂之首。[133]罗马广场上树立的一根石柱上刻有赞扬这位拜占廷独裁者的铭文，表明福卡斯在罗马受到何等青睐。而在拜占廷帝国，他却越来越遭到人们憎恨，特别是在近东地区，其支持正统基督教的政策充分表现在对一xìng论教徒和犹太人的无情迫害上。内部斗争与日俱增，内讧越发激烈。最初支持他的绿党现在转而激烈反对他，而他们的成员被完全禁止担任任何公职，[134]蓝党则大力支持其残暴统治。两党间的冲突此时呈现白热化，内战的烈火在帝国各地蔓延。[135] 在这万分痛苦的灾难时刻，前些年极力避免的残酷战争却在帝国bào发出来。在巴尔干半岛和亚洲，军队完全崩溃。波斯国王侯斯罗埃斯二世（Chosroes II）为被杀害的莫里斯复仇，并沉重打击了拜占廷军队。帝国此时已经被内战搅得心力憔悴，它既没有力量也缺乏意志保护自己。最初，它似乎也确实做了一下抵抗，但是惨败接连不断。波斯军队攻破了边境防线，于605年占领了达拉要塞，旋即挺进小亚细亚本土，夺取了恺撒利亚。波斯军队甚至兵抵察尔西顿。同时，一大批斯拉夫人和阿瓦尔人散布到整个巴尔干半岛，尽管福卡斯于604年试图通过提高支付给他们的贡金赎买他们离开。[136]整个巴尔干半岛很快遭到彻底蹂躏，帝国似乎面临解体的时刻。 危机形势由于外地军队的积极行动而得到缓解。迦太基总督伊拉克略起兵反叛福卡斯的独裁统治，当埃及宣布与之共命运以后，他派遣一支舰队在其同名的儿子伊拉克略统率下进军君士坦丁堡。该舰队一路上攻城拔寨，占领了多个岛屿和港口，年轻的伊拉克略受到民众的热烈欢迎，特别是受到绿62党的拥护。610年10月3日，其舰队出现在君士坦丁堡城下。在这里，他像救世主一样受到民众欢呼，而后便迅速结束了福卡斯的血腥独裁统治。10月5日，他从大教长手中接过皇冠。[137]被废黑出的独裁君主被处决后，他那耸立在大竞技场里的雕像被推倒，并被当作人民公敌的象征被公开焚烧，蓝党的党派颜色标志也同时被投入熊熊大火。[138] 福卡斯统治下的无政府时期，成为晚期罗马帝国历史的最后一个阶段。在此阶段，古代帝国最终灭亡，而晚期罗马帝国阶段，或早期拜占廷帝国阶段也终告结束。拜占廷帝国从这场危机进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阶段，它得以抛弃垂死的政治生活遗产，吸取全新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资源。拜占廷的历史，正确地说是中世纪希腊帝国的历史由此拉开了序幕。 【注释】 [1]Cf.Moravcsik，Byzantinoturcica I，165 ff.，for a most instructive analysis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Byzantine sources. [2]ed.E.Schwartz and T.Mommsen，3 vols.，Leipzig 1903-9;small edition by E.Schwartz，Leipzig 1914.Cf.also the notes by E.Schwartz，PW 6（1907），1370 ff. [3]ed.I.A.Heikel，Leipzig 1902.H.Grégoire，B 13（1938），561 ff.，has questioned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Vita and thinks that at any rate the material was worked over and interpolations made at the end of the fourth century.Most scholars reject this thesis.Cf.the forceful counter-argcomnts by N.H.Baynes，BZ 39（1939），46 ff.；J.Vogt，‘Berichteüber Kreuzeserscheinungen aus dem 4.Jh.n.Chr.’，Mélanges Grégoire I（1949），593 ff.and Constantin der Grosse und sein Jahrhundert（1949），164 ff.；A.Piganiol，‘Sur quelques passages de la Vita Constantini’，Mélanges Grégoire Ⅱ（1950），513 ff.，and Empire Chrétien，p.xiii;H.Dorries，Das Selbstzeugnis Kaiser Konstantins，Abh.d.Akad.d.Wiss.zu Gottingen，Phil-hist Kl.，Ⅲ Folge，No.34（1954）；A.H.M.Jones，‘Notes on the Genuineness of the Constantinian Doccomnts in Eusebius’Life of Constantine，Journ.Eccl.Hist.5（1954），196 ff.；J.Moreau，‘Zum Problem der Vita Constantini’，Historia 4（1953），234 ff.；K.Aland，‘Die religiose Haltung Kaiser Konstantins’，Studia Patristica Ⅰ（1957），549 ff.On the other hand，Grégoire’s thesis is supported by P.Orgels，‘A propos des erreurs historiques de la Vita Constantini’，Mélanges Grégoire Ⅳ（1953），575 ff. [4]ed.C.Clark，Berlin 1910，1915. [5]Müller，FHG Ⅳ，7-56.Cf.also Excerpta de legationibus，ed.C.de Boor（1903），591-9. [6]Müller，FHG Ⅳ，57-68. [7]ed.L.Mendelssohn，Leipzig 1887. [8]Müller，FHG IV，69-100;V，24-6.Excerpta de legationibus，ed.C.de Boor（1903），121-255，575-91. [9]Migne，PG 67，28-842. [10]Migne，PG 67，843-1630. [11]ed.L.Pacomntier，Leipzig 1911. [12]ed.J.Bidez and L.Pacomntier，London 1898. [13]Trans.J.M.Schonfelder，Munich 1862 and R.P.Smith，Oxford 1860.A new edition of the third and most important part of this work，with a Latin translation，is given by Brooks，Corpus Script.Christ.Or.Scriptores Syri，Series Ⅱ，t.Ⅲ.1935，1936（inaccessible tocom）.Cf.the great monograph by A.P.Djakonov，Ioann Efesskij i ego cerkovno-istoriсěsfie trudy（John of Ephesus and his Ecclesiastical History），St.Petersburg，1908，and idem‘Izvestija Joanna Efesskogo i sirijskich chronik o slavjanach Ⅵ-Ⅶ vv.’，（Account of the Slavs in the sixth and seventh centuries in John of Ephesus and the syriac chronicles），Vestnik drevnej istorii 1946，Ⅰ，20 ff. [14]Complete edition in Mansi.For the Councils of Ephesus and Chalcedon there is the new critical edition by E.Schwartz，Acta conciliorum oeccomnicorum vol.I，fasc.1-5（1922－30）；vol.II，fasc.1-6（1922－30）；vol.II，fasc.1-4（1933-6）。 [15]ed.J.Bidez and F.Cumont，Paris 1922，1924． [16]ed.L.Dindorf，Leipzig 1832. [17]ed.R.Forster，Leipzig 1903-27. [18]Migne，PG 66，1053-1616；French translation of thewith a cocomntary，C.Lacombrade，Le Discours sur la Royautéde Synésios Cyrène à l’empéreur Arcadios，Paris 1951.For the work and the personality of this great rhetorician，cf.idem，Synésios de Cyrène，Hellène et Chrétien，Paris 1951. [19]ed.J.Haury，Leipzig 1905，1906，1913. [20]On Procopius and his writings see the detailed study by B.Rubin，Prokopios von Kaisareia，Stuttgart1954（=RE，XXII，2），in which all the earlier literature is listed.See also the bibliography in Moravcsik，Byzantinoturcica Ⅰ，496-500. [21]ed.B.G.Niebuhr in CB.A Russian translation with a detailed introduction is given in M.V.Levcenko，Agafij.O carstrovanii Justiniana（Agathias，On the reign of Justinian），Moscow-Leningrad 1953. [22]Müller，FHG IV，220-69.Excerpta de legationibus，ed.C.de Boor（1903），170-221，442-77． [23]ed.C.de Boor，Leipzig 1887.Russian translation：Feofilakt Simokatta，Istorija，Moscow 1957. [24]Unless otherwise indicated，the Bonn Corpus of Byzantine historians（CB）is used. [25]Müller，FHG IV，535-622;V，27-38. [26]ed.T.Mommsen and P.M.Meyer，I，1，2，Ⅱ，Berlin 1905;trans.C.Pharr，Princeton 1952. [27]Institutiones.Digesta，ed.P.Krüger，1911;Ⅱ：Codex Justinianus，ed.P.Krüger，1906;Novellae，ed R.Scholl-G.Kroll，1912 [28]ed.O.Seeck，Berlin 1876. [29]ed.R.Wünsch，Leipzig 1903.On the dating of the work see Stein，Bas-Empire，729 ff.，838 ff. [30]Cf.Stein，Bas-Empire，723 ff. [31]The only complete edition of this important work is by J.Scheffer，Upsala 1664.On the much disputed question of its date see Moravcsik，Byzantinoturcica Ⅰ，417 ff.and Vizantiski izvori Ⅰ，128. [32]Cf.N.H.Baynes The Hellenistic Civilization and East Rcom，O.U.P.1946（reprinted in Byzantine Studies，pp.I ff．）．On the hellenistic tradition of culture and education cf.the penetrating cocomnts of R.J.H.Jenkins，Byzantium and Byzantinism.Lectures in Memory of Louise Taft Semple，The University of Cincinnati 1963，pp.8 ff. [33]Cf.F.Dolger，‘Rom in der Gedankenwelt der Byzantiner’，Zeitschr.f.Kirchengesch.56（1937），I ff.；reprinted in Dolger，Byzanz，70 ff. [34]Cf.G.Ostrogorsky，‘Die byzantinische Staatenhierarchie’，Sem.Kond.8（1936），41 ff.；also F.Dolger，‘Die“Familie der Konige”im Mittelalter’，Hist，Jb.60（1940），397-420;reprinted in Dolger，Byzanz，34 ff. [35]Cf.Rostovtzeff，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Ⅱ，238 ff.；A.H.M.Jones，The Greek City from Alexander to Justinian，Oxford 1940，85 ff.；and more recently H.Bengtson，Griechische Geschichte，2nd ed.Munich 1960，534 ff.，especially 542 ff. [36]Cf.Bury，Constitution，5 ff. [37]Cf.A.Alfoldi，‘Die Ausgestaltung des monarchischen Zeremoniells am romischen Kaiserhofe’，Mitt.d.Deutschen Archaol.Inst.，Rom.Abt.49（1934），1-118，and‘Insignien und Tracht der romischen Kaiser’，ibid.50（1935），1-171;Treitinger，Kaiseridee;cf.also the short summary：‘Vom ostromischen Staats-und Kaisergedanken’，Leipziger Vierteljahrschr.f.Südosteuropa 4（1940），1 ff.；Graber，Empereur;F.Dolger，‘Die Kaiserurkunde der Byzantiner als Ausdruck ihrer politischen Anschauungen’，HZ 159（1939），234 ff.（reprinted in Dolger，Byzanz）；J.Straub，Vom Herrscherideal in der Spatantike，Stuttgart 1939;W.Ensslin，‘Gottkaiser und Kaiser von Gottes Gnaden’，S.B.d.Bayer.Akad.d.Wissensch.1943，vol.6，Munich 1943;idem，‘Das Gottesgnadentum des autokratischen Kaisertums der frühbyzantinischen Zeit’，Studi biz.e neoell.5（1939），154 ff.；Bréhier，Institutions，52 ff. [38]Alfoldi，op.cit.；Treitinger，Kaiseridee. [39]Direct influences from the East were，however，of secondary importance;they were never determining factors in Byzantine civilization，unlike Roman，Hellenistic and Christian influences which not only moulded Byzantine develocomnt throughout，but were basic elcomnts in its original make-up.It is impossible to assess rightly the individual quality and subtlety of Byzantine develocomnt if it is designated，as often happens，as a process of‘orientalization’，as though Byzantium was simply an‘oriental’state.My stand in the first edition of my book against this widespread view gave a number o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17 章 f reviewers（cf.the excellent review of H.Gerstinger，Wiener Zeitschr.f．d.Kunde d.Morgenlandes 48，1941，312 ff.）the impression that I underestimated the oriental elcomnts in Byzantine history，a misunderstanding due mainly to the ambiguity of the term‘oriental’，and perhaps partly to the brevity of my remarks on this point which I have now tried to make clearer. [40]It is pointless to dispute this as is done by J.Karayannopulos，Das Finanzwesen des frühbyzantinischen staates Munich 1958.Cf.my review in Vierteljahrssche.f.Sozial-u.Wirtschaftsgesch.47，2（1960），258 ff. [41]On what follows see especially Seeck，Untergang Ⅱ，59 ff.；Bury，Later Rom.Empire J2，18 ff.；Lot，Fin du Monde Antique，99 ff.；Rostovtzeff，Gesellschaft und Wirtschaft Ⅱ，210 ff.；Stein，Geschichte Ⅰ，98 ff.；168 ff.；W.Ensslin，‘The Reforms of Diocletian’，CAH XII（1939），383 ff.；Kornemann，Weltgeschichte Ⅱ，247 ff.；Piganiol，Empire Chrétien，275 ff.；Vogt，Constantin der Grosse（1949）；2nd ed.1960，95 ff. [42]Cf.Kornemann，Doppelprinzipat. [43]An independent dioecesis Aegypti was split off from the dioecesis Orientis，and the dioecesis Moesiarum was separated into the two d.Dacia and Macedonia which then made up the Praefectura praetorio per Illyricum（cf.below，p.54）.Cf.Bury，Later Rom.Empire Ⅰ2，28 ff.；E.Kornemann，‘Dioecesis’in PW 5（1905），727 ff.，and Weltgeschichte 254 ff.（with good maps XIX and XXI appended）。 [44]Cf.Stein，Geschichte Ⅰ，53 ff.and Untersuchungenüber das Officium der Pratorianerprafektur seit Diokletian，Vienna 1922;J.R.Palanque，Essai sur la préfecture du prétoire au Bas-Empire，Paris 1933. [45]Cf.A.E.R.Boak，The Master of the Offices in the Later Roman and Byzantine Empires，New York 1914. [46]A.S.Dunlap，The Office of the Grand Chamberlain in the Later Roman and Byzantine Empires，New York 1924.R.Guilland，‘Les eunuques dans l’Empirebyzantin’，EB 1（1943），196 ff.，and‘Fonctions et dignités des eunuques’，EB 2（1944），185 ff.，3（1945），179 ff. [47]On the Byzantine senate see the thorough study by E.Christophilopulu，，Athens 1949. [48]For a detailed discussion of the honorary titles of the early Byzantine period，especially the title spectabilis，cf.R.Guillard，‘Etudes sur l’histoire administrative de l’Empire byzantin.Les titres nobiliaires de la hauteépoque（IVe-VIe siècles）’，ZRVI 8，1（1963），117 ff. [49]Cf.E.Christophilopulu，‘’，BZ 44（1951）（Dolger-Festschrift），79 ff. [50]Cf.J.Ebersolt，Le Grand Palais de Constantinople et le Livre des cérémonies，Paris 1910，p.40，n.2.A.Vogt，Constantin Porphyrogénète.Le Livre des cérémonies，Cocomntaire I（1935），126，is not clear in his notes because he does not seem to have noticed that the expression（notas he gives in Text I，p.90，13）in chapter 16 also occurs in many other places in the Book of Ceremonies.He appears to have overlooked Ebersolt’s notes． [51]The question of Diocletian’s system of taxation is much disputed.The most important works are：O.Seeck，‘Die Schatsordnung Diocletians’，Zeitschr.f.Sozial-u.Wirtschaftsgesch.4（1896），275 ff.；F.Leo，Die capitatio plebeia und die capitatio humana im romisch-byzantinischen Straatsrecht Berlin 1900;F.Thibault，‘Les impots directs sous le Bas-Empire Romain’，Revue gédérale du droit 23（1899），289 ff.，481 ff.；24（1900），32 ff.，112 ff.；A.Piganiol，L’impot de capitation sous le Bas-Empire Romain，Chambéry 1916;F.Lot，L’impot foncier et la capitation personelle sous le Bas-Empire et à l’époque franque，Paris 1928;H.Bott，Die Grundzüge der diokletianischen Steuerverfassung，Diss.Frankfurt 1928;Stein，Geschichte I，109 ff.；Rostovtzeff，Gesellschaft und Wirtschaft Ⅱ，221 ff.；W.Ensslin，‘The Reforms of Diocletian’，CAH XII（1939），399 ff.；A Dé1éage，La Capitation du Bas-Empire.Macon 1945;A.H.M.Jones，‘Capitatio et iugatio’，JRS 47（1957），88 ff.；J.Karayannopulos，Das Finanzwesen des frübbyzantinischen Staates，Munich 1958，28 ff.See also the following note. [52]That follows from the decree of 297.Cf.A.E.R.Boak，‘Early Byzantine Papyri from the Cairo Museum’，?tudes de papyrologie Ⅱ，1（1933），4 ff.；A.Piganiol，‘La capitation de Dioclétien’，Revue Hist.176（1935），1 ff.The new information which is given in the text published by Boak，and in part reprinted by Piganiol and translated into French，really concerns the technical side of assessing taxes and does not in any way in validate the conclusion，based on the rest of the source material，that the capitatio-iugatio stood for a uniform system of taxation.Cf.also the similar opinion of Stein，Bas-Empire 199，note 2. [53]M.Rostovtzeff，‘Studien zur Geschichte des romischen Kolonates’，Archiv.f.Papyrusforsch.，Beiheft 1（1910），57 f.，195，329 f.；Monnier，‘Epibolé’。 [54]Rostovtzeff，Gesellschaft und Wirtschaft Ⅱ，177 ff.；Lot，Fin du Monde Antique 62 ff. [55]A particularly important work full of information on this problem is H.Geiss，Geld-und naturalwirtschaftliche Erscheinungsfocomn im staatlichen Aufbau Italiens wahrend der Gotenzeit，Diss.Breslau 1931.Cf.also Mickwitz，Geld und Wirtschaft，147 ff. [56]Cf.Mickwitz，Geld und Wirtschaft;Bratianu，Etudes byz.，59 ff.；A.Segrè，‘Inflation and its Implication in Early Byzantine Tcoms’，B 15（1940-1），249 ff. [57]Cf.T.Mommsen，‘Das romische Militarwesen seit Diocletian’，Ges.Schr.Ⅵ（1889），206 ff.；Grosse，Rom.Militargeschichte;J.Maspéro，Organisation militaire de l’Egypte byzantine，Paris 1912;W.Ensslin，‘Zum Heecomisteramt des spatromischen Reiches’，Klio 23（1929），306-25;24（1930），102-47，467-502;Bury，Later Rom.EmpireⅠ2，34 ff.；Stein，Geschichte Ⅰ，106 ff.，186 ff. [58]On the distribution of population in the late Roman period：Lot，Fin du Monde Antique，72 ff.；Stein，Geschichte Ⅰ，3 ff. [59]Cf.A.Christensen，L’Iran sous les Sassanides，Copenhagen-Paris 1936;‘Sassanid Persia’，CAH XII（1939），109 ff.；E.Koremann，‘Die romische Kaiserzeit’，introd.in Altertumswiss，Ⅲ3，2（1933），139 ff.（Neurom und Neupersien）；Weltgeschichte Ⅱ，276 ff. [60]J.Maurice，Numismatique Constantinienne Ⅱ（1911），481 ff.；E.Gerland，‘Byzantion und die Gründung der Stadt Konstantinopel’，BNJ 10（1933），93 ff.；R.Janin，Constantinople byzantine，Paris 1950，29. [61]Gregorovius remarked in his Geschichte der Stadt Athen im Mittelalter Ⅰ（1889），25：‘This was the most important city in the world to be established since the foundation of Rcom’；and E.Schwartz，Kaiser Constantin und die christliche Kirche2（1936），85，wrote：‘Since Alexander’s creation of a cosmopolitan centre in Egypt，no other city has so changed the course of events as the great stronghold which arose on the ruins of a Greek town and today still bears witness to the commanding spirit of its founder’.A.Philippson，Das byzantinische Reich als geographische Erscheinung（1939），26，compares the foundation of Constantinople with that of Alexandria and St.Petersburg.Cf.also Philippson，op.cit.，29 ff.and 214. [62]Cf.Stein，Geschichte Ⅰ，195，note 6;A.Andréadès，‘La population de Constantinople’，Metron 1（1920），5 ff.（cf.also idem，‘La population de l’Empire byzantin’，Bull.de l’Inst.archéol.bulgare 9，1935，117 ff.）.Andréadès’exaggerated estimate should be modified in the light of Stein’s convincing remarks，and in Baynes-Moss，Byzantium（1949），53（Economic Life of the Byzantine Empire），Andréadès himself finally recognizes the view that Constantinople in its palmy days had‘not fewer than 500，000 inhabitants，and perhaps scomtcoms more’.Stein，Bas-Empire，759 and 842，gives a minimum figure of 600，000 for the population of Constantinople in Justinian’s day;cf.also Bréhier，Civilisation，81 ff.on its size and ethnical composition.My agrecomnt with Stein on this point is not in any sense an attempt to minimize th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Constantinople，as Stein does，following Seeck（cf.Geschichte Ⅰ，2 ff.，and especially Gnomon 4（1928），410 ff.）.On the other hand，Stein’s estimate of the population of Constantinople should be reduced even more according to D.Jacoby，‘La population de Constantinople à l’époque byzantine：un problcom de démographie urbaine’，B 31（1961），81 ff.He puts it at less than 400，000 in the sixth century.But Jacoby’s valuable discussion itself shows quite clearly that any estimate can only be very approximate. [63]On the comrgence of the conception‘New Rcom’which soon supplanted that of a‘Second Rcom’see F.Dolger，‘Rom in der Gedankenwelt der Byzantiner’，Zeitschrift f.Kirchengesch.56（1937），especially pp.13 ff.（reprinted in Dolger，Byzanz，70 ff.）.Constantine’s regard for the tradition of Old R com and the slow stages by which the old capital was pushed into the background are rightly stressed.Cf.especially A.Alfoldi，The Conversion of Constantine and Pagan Rcom，Oxford 1948，and‘On the Foundation of Constantinople’，JRS 37（1947），10 ff.；J.M.C.Toynbee，‘Roma and Constantinopolis in Late-Antique Art’，ibid.135 ff. [64]Cf.R.Janin，Constantinople byzantine，Paris 1950，30 ff. [65]There is an exceedingly rich literature on this subject and only a selection of the more important works can be cited：J.Burckhardt，Die Zeit Constantins des Grossen5，Gestamtausgabe Ⅱ，Stuttgart 1929;E.Schwartz，Kaiser Constantin und die christliche Kirche2，Leipzig-Berlin 1936;N.H.Baynes，Constantine the Great and the Christian Church，London 1929，and‘Constantine’，CAH XII（1939），678-99;A.Piganiol，L’empereur Constantin，Paris 1932，and Empire Chrétien，25 ff.；H.Grégoire，‘La“conversion”de Constantin’，Revue de l’Univ.de Bruxelles 34（1930-1），231 ff.；‘Nouvelles recherches constantiniennes’，B 13（1938），551 ff.；‘La vision de Constantin“liquidée”’，B 14（1939），341 ff.；J.Zeiller，‘Quelques remarques sur la“vision”d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18 章 e Constantin’，ibid.，329 ff.；H.Lietzmann，‘Der Glaube Konstantins des Grossen’，S.B.d.Preuss.Akad.28-9（1937），263 ff.；A.Alfoldi，‘Hoc signo victor eris，Beitrage zur Bekehrung Konstantins des Grossen’，Pisciculi（1939），1 ff.and The Conversion of Constantine and Pagan Rcom，Oxford 1948;J.Vogt，Constantin der Grosse und sein Jahrhundert，Munich 1949，2nd ed.1960，244 ff. [66]‘Qui veut l’Orient doitêtre，sinon chrétien，du moins prochrétien’，as H.Grégoire admirably expresses it，B 13（1938），588.On the period before the victory of Christianity see H.Grégoire，‘Les persécutions dans l’Empire romain’，Mémoires de l’Acad.de Belgique，Classe de Lettres 46，1（1951）。 [67]See A.Alfoldi，A Festival of Isis in Rcom under the Christian Emperors of the Ⅳth Century，Dissertationes Pannonicae，Ser.Ⅱ，Fasc.7（1937），a short study packed with information on this question.He uses a rare series of Egyptian coins with the representation of Isis or Serapis belonging to the reigns of all the Emperors from Constantine to Gratian.The Series only breaks off with Gratian who was the last to bear the title of Pontifex Maximus（Alfoldi，p.36，argues convincingly that he discarded this at the beginning of 379）。 [68]Cf.especially J.Bidez，La vie de l’empereur Julien，Paris 1930. [69]A.Nagl，‘Valentinianus’，PW，Reihe 2，7 A（1943），2158 ff.；‘Valens’，ib.2097 ff.；A.Alfoldi，‘Valentinien Ier，le dernier des grands Pannoniens’，Revue d’hist.comparée 4（1946），7 ff.；idem，A Conflict of Ideas in the Late Roman Empire.The Clash between the Senate and Valentinian Ⅰ，Oxford 1952. [70]On the foederati in general see Mommsen，‘Das romische Militarwesen seit Diokletian’，Gesamm.Schriften Ⅵ（1910），225 ff.；Grosse，Rom.Militargeschichte，280 ff. [71]H.Delbrück，Gesch.der Kriegskunst Ⅱ（1902），219;Grosse，Rom.Militargeschichte，260 ff. [72]Stein，Geschichte Ⅰ，301 ff.；M.Gelzer，Studien zur byzantinischen Verwaltung Agyptens（1909），63 ff.；P.Vinogradoff，‘Social and Economic Conditions of the Roman Empire in the Fourth Century’，CMH Ⅰ（1911），542 ff. [73]Stein，Geschichte Ⅰ，353;E.Demougeot，De l’unité à la division de l’Empire Romain，395-410，Paris 1951，143 ff.；idem，‘Les partages de l’Illyricum à la fin du IVe siècle’，Revue hist.198（1947），16 ff.，and‘A proepos des partages de l’Illyricum en 386-95’，Actes du Ⅵe Congrès Intern.d’Etudes byz.I（1950），87 ff.；J.-R.Palanque，‘La préfecture du prétoire d’Illyricum au IVe siècle’，B 21（1951），5 ff.；V.Grcoml，‘L’Illyricum de la mort de Valentinien Ier à la mort de Stilicon’，REB 9（1951），5 ff. [74]A detailed description of this period is given by E.Demougeot，De l’unité à la Division de l’Empire Romain，Pairs 1951，93 ff.See also idem，‘Note sur la politique orientale de Stilicon’，B 20（1950），27 ff. [75]Synesius’writings are typical of the hostile attitude towards the Germanic elcomnt（Migne，PG 66，1089 ff.）。 [76]Grosse，Rom.Militargeschichte，262 ff. [77]Cod.Th.XⅥ 9，3 and Ⅵ21，1.On this see Fuchs，Hohere Schulen，1 ff.；L．Bréhier，‘Notes sur l’histoire de l’enseigncomnt supérieur à Constantinople’，B 3（1926），82 ff. [78]In addition to the manuals of Roman law see especially Seeck，Regesten der Kaiser und Papste für die Jahre 311-476（1919）；Stein，Geschichte Ⅰ，431 ff.；Bury，Later Rom.Emp.Ⅰ2，232 ff. [79]On the question of language in general see H.Zilliacus，Zum Kampf der Weltsprachen im ostromischen Reich，Helsingfors 1935，and F.Dolger’s cocomnts on this（BZ 36（1963），108 ff.）.For the language of administration and law in the fifth century see Stein，Geschichte Ⅰ，443 f.who gives convincing data for the advance of Greek as also for the tenacity of Latin.On the use of both languages in the papyri of the early Byzantine period see U.Wilcken，Atti del Ⅳ.Congresso intern.di papirologia（1936），101 ff.，also W.Otto，‘Zum heutigen Stand der Papyrusforschung’，HZ 157（1937），312，note 1.Cf.also G.Bardy，La question des langues dans l’église ancienne Ⅰ，Paris 1948. [80]Cf.Stein，Geschichte Ⅰ，425;A.Ter-Mikelian，Die acomnische Kirche in ihren Beziehungen zur byzantinischen（1892），33 ff. [81]Cf.Moravcsik，Byzantinoturcica Ⅰ，56 ff.（detailed bibliography）。 [82]Cf.the well-known accounts of E.Caspar，Geschichte des Papsttums Ⅰ（1930），423 ff.，and J.Haller，Das Papsttum Ⅰ（1936），142 ff.，although the latter-in contrast to Caspar does not attach as much importance to the personality of Leo I as is usually（and I think rightly）given to it.Cf.especially H.M.Klinkenberg，‘Papsttum und Reichskirche bei Leo dem Gr.’，Zeitschr.d.Savigny-Stiftung，Kan.Abt.38（1952），37 ff.，where the significance of Leo in the develocomnt of the claim to primacy is particularly well brought out. [83]In addition to the ecclesiastical and doctrinal histories see also E.Schwartz，‘Die Konzilien des 4.und 5.Jahrhunderts’，HZ 104（1910），1 ff.，and‘Zur Vorgeschichte des ephesinischen Konzils’，HZ 112（1914），237 ff.Cf.also‘Die sog.Gegenanathematicomn des Nestorius’，S.B.d.Bayer.Akad.1922，Abh.1. [84]On Pulcheria’s role in the preparations for the Council of Chalcedon see the interesting remarks of E.Schwartz，‘Die Kaiserin Pulcheria auf der Synode von Chalkedon’，Festgabe für A.Jülicher（1927），203 ff. [85]Mansi 7，445. [86]Cf.G.Vernadsky，‘Flavius Ardabur Aspar’，Südost-Forschungen 6（1941），38 ff. [87]See the detailed account of his coronation by Peter the Patrician in De cerim.410 ff.Relying on Theophanes I，103 and Scomon Logothetes（Leo Gram.111），W.von Sickel，‘Das byzantinische Kronungsrecht bis zum 10.Jahrh.，BZ 7（1898），517 f.，539 f.，has inferred that Marcian was crowned by the Patriarch，and this view has been generally accepted（as by myself in the first edition of this book）.A different view has been put forward by W.Ensslin，’Zur Frage nach der ersten Kaiserkronung durch den Patriarchen und zur Bedeutung dieses Aktes im Wahlzeremoniell’，BZ 42（1942），101 ff.（completed，Wurzburg 1947）；he has found a more conclusive interpretation of the relevant sources and I now concur in his conclusion that the first imperial coronation in which the Patriarch took an active part was that of Leo I who figures first on the list of the accounts of the old coronations in Constantine’s Book of Ceremonies. [88]Cf.W.Ensslin，‘Zur Torqueskronung und Schilderhebung bei der Kaiserwahl’，Klio 35（1942），268 ff. [89]On chronology see E.W.Brooks，‘The Emperor Zenon and the Isaurians’，EHR 8（1893），212 and note 16;Bury，Later Rom.Emp.Ⅰ2，318 and note 2. [90]Cf.L.Schmidt，Geschichte der Wandalen（1942），89 ff.；C.Courtois，Les Vandales et l’Afrique，Paris 1955，201 ff. [91]Cf.E.W.Brooks，‘The Emperor Zenon and the Isaurians’，EHR 8（1893），216，with references to sources. [92]Cf.L.Schmidt，Die Ostgermanen，88 ff.，337 ff.；W.Ensslin，Theoderich der Grosse，2nd ed.，Munich 1959. [93]The text of the imperial letter is in Evagrius，ed.Bidez-Pacomntier，pp.101-4.For the repudiation which Basiliscus was soon forced to make，but which could not save him，see ibid.107. [94]Evagrius，111-14. [95]De cerim.418 and 419. [96]Cf.E.W.Brooks，CMH I（1911），484;Bury，Later Roman Emprie Ⅰ2.441 ff.；Stein，Studien，146 and Bas-Empire，192 ff. [97]Cf.R.P.Blake，‘The Monetary Reform of Anastasius I and its Economic Implications’，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Culture 1942，84 ff. [98]John Malalas 394：.See also Evagrius，ed.Bidez-Pacomntier，p.144.Cf.the remarks of W.Ensslin，BZ 42（1942），260，whose interpretation is to be accepted in spite of the disagrecomnt of Karayannopulos，‘Die Chrysoteleia der iuga’，BZ 49（1956），72 ff. [99]The coemptio-beccom very widespread and resembled a tax in character，with the result that finally in the middle Byzantine period（as I was able to show in my‘Steuergcominde’50）it ccom to denote the land tax which was by then naturally paid in gold.Cf.also H.Geiss，Geld-und naturalwirtschaftliche Erscheinungsfocomn im staatlichen Aufbau Italiens wahrend der Gotenzeit，Breslau 1931，1 ff.；and Stein，Bas-Emprie，200.This is not of course to maintain that the coemptio was not introduced until the reign of Anastasius Ⅰ，as Karayannopulos，op.cit.，75 ff.，wrongly maintains. [100]Procopius，Anecdeta（ed.Haury，OperaùⅢ，1），121. [101]The dcoms are regardedcomrely as circus factions not only by Gibbon（ed.Bury），Ⅳ，220，but also by Wilken，Die Parteien der Rennbahn，vornehmlich im byzantinischen Kaiserthum，Abh.d.Preuss.Akad.1827，217 ff.，Rambaud，De byzantino hippodromo et circensibus factionibus（1870;French summary in Revue des deux Mondes 1871=Etudes sur l’hist.byz.2[1919]，3 ff.）and even Monnier，‘Epibolé’16（1892），504 f.It was Uspenskij（‘Partii’1 ff.）who first stressed their political significance and this view was soon adopted by scholars，but it is only recently that research on this subject has begun to make greater progress（see below）。 [102]Cf.Bury’s admirable phrase‘The dcoms were the urban populace organized as a local militia’，Admin.System，105，n.2.Uspenskij，‘Partii’，had already supported a similar view.In this respect it is characteristic that the number of the activecommbers of the dcoms appears from the sources to have been small;the contemporary account of Theophylact Simocattes（ed.de Boor，207）was based on official statistics and for the year 602 stated that there were 1，500 Greens and 900 Blues in Constantinople.According to the late account of Codinus（De signis 47）the two dcoms numbered 8，000comn at the tcom of Theodosius Ⅱ，which would have been only a very small proportion of the population of Constantinople. [103]This is the view of Manojilovic，‘Peuple de Constantinople’。 [104]See Djakonov，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19 章 ‘Viz.dimy’，and also M.Levcenko，‘Venety i prasiny v Vizantii v Ⅴ-Ⅶ vv.’（Greens and blues in Byzantium from the fifth to the seventh centuries），ⅤⅤ26（1947），164 ff.，who summarizes the results of Djakonov’s important work. [105]In addition to bibliography already cited see Bury，Later Rom.Empire Ⅰ2，84 ff.，and also Bratianu，Privilèges，46 ff.；H.Grégoire，‘Le peuple de Constantinople ou les Bleus et les Verts’，Comptes rendus de l’Acad.des Inscr.et Belles Lettres 1946，568 ff.；F.Dvornik，‘The Circus Parties in Byzantium’，Byzantina-Metabyzantina 1（1946），119 ff.Particularly important is the recent work by A.Maricq，‘La durée du régcom des partis populaires à Constantinople’，Bull.de l’Acad.de Belgique 35（1949），63 ff.，and‘Factions du cirque et partis populaires’，ibid.36（1950），396 ff. [106]Like Odoacer，Theodoric the Great had the title of magister militum and his coins always showed the portrait and ncom of the Emperor.He never promulgated leges，only edicta，which was within the competence of the higher imperial officials，as for instance the pretorian prefects.Cf.Mommsen，‘Ostgotische Studien’，Ges.Schr.Ⅳ，334 ff.；Bury，Later Rom.Empire Ⅰ2，453 ff. [107]See the detailed work of A.A.Vasiliev，Justin the First.An Introduction to the Epoch of Justinian the Great，Cambridge，Mass.1950. [108]On Justinian’s foreign policy and its effect see especially Bury，Later Rom.Empire Ⅱ2，124 ff.Diehl，Justinien 173 ff.；Kulakovskij，Istorija Ⅱ，93 ff.；Stein，Bas-Empire 283 ff.，485 ff.On the Vandals see Diehl，L’Afrique byzantine（1896），and especially L.Schmidt，Geschichte der Wandalen2（1942），122 ff.；C.Courtois，Les vandales et l’Afrique，Paris 1955，353 ff.；on the Gothic wars see Hartmann，Gesch.Italiens im Mittelalter Ⅰ（1897），248 ff.and Hodgkin，Italy and her Invaders Ⅳ2（1896）and Ⅴ（1895）；Z.Ⅴ.Udalcova，Italija i Vizantija v Ⅵ veke（Italy and Byzantium in the sixth century），Moscow 1959，236 ff. [109]Cf.L.Schmidt，Geschichte der Wandalen（1942），125 f. [110]Niederle，Manuel 61 f.；Stein，Bas-Empire 222;Uspenskij，Istorija Ⅰ，464 f.；Jirecek，Geschichte Ⅰ，81;Sisic，Geschichte 50;idem，Povijest 207 f.；Grafenauer，Nekaj vprasanj 28 ff.；Vizantiski izvori Ⅰ，45 ff. [111]Bury.‘The Nika Riot’，JHS 17（1897），98 ff.，and Later Rom.Empire Ⅱ2，39 ff.；Diehl，Justinien 455 ff.；Uspenskij，Istorija Ⅰ，499 ff.；Stein，Bas-Empire 449 ff. [112]John Malalas 474，10. [113]Cf.E.Stein，‘Justinian，Johannes der Kappadozier und das Ende des Konsulats’，BZ 30（1929-30），376 ff.，and Bas-Empire 453 ff. [114]Cf.Heyd，Cocomrce du Levant Ⅰ，2 ff.；R.S.Lopez，‘Silk Industry in the Byzantine Empire’，Speculum 20（1945），1 ff.；N.V.Pigulevskaja，‘Vizantijskaja diplomatija i torgovlja selkom’（Byzantine diplomacy and the silk trade），ⅤⅤ26（1947），184 ff.；idem，Vizantija na putjach v Indiju（Byzantium on the routes to India），Moscow-Leningrad，1951，184 ff.Stein，Bas-Empire 769 ff.，843;Hennig，‘Die Einführung der Seidenraupenzucht ins Byzantinerreich’，BZ 33（1933），295 ff.An important contribution to the history of the internal and foreign trade of Byzantium is the very thorough work based on a far-reaching use of sources by Hélène Antoniadis-Bibicou，Recherches sur les douanes à Byzance，Paris 1963.This is the first comprehensive investigation into the Byzantine customs system. [115]In addition to works and textbooks on the history of Roman jurisprudence see especially P.Collinet，Etudes historiques sur le droit de Justinien Ⅰ（1921）。 [116]Cf.A.Hadjinicolaou-Marave，Recherches sur la vie des esclaves dans le Monde Byzantin，Athens 1950，22 ff. [117]Z.V.Udalcova，‘Nekotorye icomnenija v ekonomiceskom poloenii rabov v Vizantii Ⅵ v.（po dannym zakonodatel’stva Justiniana）’（Scom changes in the economic position of slaves in Byzantium in the sixth century-based on the legislation of Justinian），ZRVI 8，1，1963，281 ff.also refers to the changes in the position of slaves，which ccom about with the collapse of the classical system of slavery in the early Byzantine period.The legislation of Justinian took into account the existing situation and legalized the economic emancipation of slaves. [118]Cf.H.Alivisatos，Die kirchliche Gesetzgebung des Kaisers Justinian Ⅰ，Berlin 1913;Pargoire，L’Eglise byzantine de 527 à 847（1905），11 ff.；Duchesne，L’Eglise au VIe siècle（1925），256 ff. [119]On the history of the Lombards see L.Schmidt，Die Ostgermanen（1941），565 ff. [120]There are important studies in the little explored field of Byzantine rule in Spain by P.Goubert，‘Byzance et l’Espagne wisigothique’，EB 2（1944），5-78，and‘L’Espagne byzantine’，ib.3（1945），127-42;ib.4（1946），71-113. [121]Cf.Stein，Studien 5 ff. [122]Dolger，Reg.104.Cf.P.Goubert，Byzance et Orient sous les successurs de Justinien：L’empereur Maurice，Paris 1951;M.J.Higgins，The Persian War of the Emperor Maurice，Washington 1939.Byzantino-Persian relations are also considered in Higgins’interesting study，‘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t the Close of the Sixth Century，’Catholic Hist.Rev.27（1941），279-315. [123]The exarchate of Ravenna iscomntioned for the first tcom in 584.Cf.Diehl，Exarchat 6 ff.；Hartmann，Byz.Verwaltung 9 ff.；Gelzer，Thcomnverfassung 6 ff.The Exarchate of Carthage first appears in 591.Cf.Diehl，L’Afrique Byzantine，478 ff. [124]Theophyl.Simocattes 305 ff.（ed.de Boor），who adds that‘the remaining parts’of the Roman state were to be handed over to Maurice’s two young sons，and Bury（Later Roman Empire Ⅱ1，94，note 2）makes the possible suggestion that one was to have Illyricum and the other North Africa. [125]Cf.Kornemann，Doppelprinzipat 161. [126]Cf.F.Barisic，‘Vizantiski Singidunum’，ZRVI Ⅲ（1955）10 ff. [127]On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Slavs on the lower Danube cf.St.Stanojevic，Vizantija i SrbiⅠ，171 ff.（with sources and bibliography）；A.Djakonov，‘Izvestija Ioanna Efesskogo i sirijskich chronik o slavjanach Ⅵ-Ⅶv.’（Information in John of Edessa and the Syriac chronicles on the Slavs in the sixth and seventh centuries），Vestnik Drevnej Istorii 1946，1，20 ff.See also Grafenauer，Nekaj vprasanj 87 ff. [128]The so-called Miracula S.Dcomtrii describe these.Cf.Vizantiski izvori Ⅰ，175，176 ff.F.Barisic，cuda Dimitrija Solunskog，49 ff.，56 ff. [129]Cf.the account of John of Ephesus（Ⅵ25，trans，Schonfelder，p.255）where the Slavs are described as living in the Roman provinces at that tcom（i.e.584）‘in freedom and without fear’；the statcomnt that they inhabited the country‘until God ejected them’，which seems to point in the opposite direction，is an error in Schonfelder’s translation.Cf.A.Vasiliev，‘Slavjane v Grecii’，VV 5（1898），409，note 3;K.J.Jirecek，Die Romanen in den Stadten Dalmatiens Ⅰ（1901），25;A.Djakonov，‘Izvestija Ioanna Efesskogo’，op.cit.，1，32，who says that the passage wrongly translated should read‘as long as God permits them’；R.Payne Smith（Oxfor 1860）also translates it thus.The new edition by E.W.Brooks，Corpus script.christ.orient.Scriptores Syri Ⅲ，1935，with Latin trans.，1936，is unfortunately inaccessible tocom;cf.E.Honigmann，B 14，1939，615 ff.Cf.also H.Grégoire，‘L’Origine et le Nom des Croates et des Serbes’，B 17（1944-5），109 ff. [130]The chronological difficulties raised by the account of Theophylact Simocattes have often been discussed.For a recent and detailed study see G.Labuda，‘Chronologie des guerres de Byzance contre les Avars et les Slave à la fin du Ⅵe siècle’，BS 11（1950），167 ff.，who maintains that the war did not begin until 596，and Grafenauer，Nekaj vprasanj 62 ff.，who considers（rightly in my view）that the war lasted from 592 until 602.See also J.B.Bury，‘The Chronology of Theophylactus Simocatta’，EHR 3（1888），210 ff. [131]The Greens were the favoured party under Maurice according to Y.Janssens，‘Les Bleus et les Verts sous Maurice，Phocas et Héraclius’，B 11（1936），499 ff.This is warmly defended by H.Grégoire，‘L’empereur Maurice s’appuyait-il sur les Verts ou sur les Bleus?’Annales de l’Inst.Kondakov10（1938），107 ff.；see also his illuminating notes，‘Sainte Euphémie et l’Empereur Maurice’，Mélanges Lefort（1946），295 ff.The opposite view is taken by F.Dolger，BZ 37（1937），542 f.and 38（1938），525 ff.Djakonov（‘Viz.Dimy’221 ff.）considers that Maurice favoured the Blues，but adopted a conciliatory attitude towards the Greens. [132]Cf.H.Gelzer，‘Der Streitüber den Titel des okcomnischen Patriarchen’，Jahrb.f.protest.Theol.13（1897），549 ff.；E.Caspar，Gesch.des Papsttums Ⅱ（1933），367，452 ff.；J.Haller，Das Papsttum Ⅰ（1936），285 ff.；V.Laurent，‘Le titre de patriarche oecuménique et la signature patriarcale’，REB 6（1948），5 ff. [133]Dolger，Reg.155. [134]Theophanes Ⅰ297，4，.Owing to the uncertainty and ambiguity of the sources it is not easy to decide when the party of the Greens abandoned Phocas.Y.Janssens，op.cit.，515 ff.，makes a detailed attempt to argue that the Greens’break with Phocas was as early as 603.See also J.Kulakovskij，‘K kritike izvestij Feofana o poslednem gode pravlenija Foki’（a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Theophanes on the last year of Phocas’reign），ⅤⅤ21（1914），9 f.On the other hand，most scholars put the proscription of the Greens towards the end of Phocas’reign.See also Bury，Later Rom.Empire Ⅱ1，204;Pareti，‘Verdi e azzuri ai tempi di Foca’，Studi Italiani di Filol.class.19（1912）305 ff.；N.H.Baynes，‘The Successors of Justinian’，CMH Ⅱ（1913）286;Dolger，Reg.159.Djakonov，op.cit.，223 ff.，has recently made an exhaustive attempt to show that the Greens were finally disbanded by Phocas in 609（also M.Levcenko，‘Venety i prasiny v Vizantii v Ⅴ-Ⅶ vv’（Blues and Greens in Byzantium from the fifth to the s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20 章 eventh centuries），ⅤⅤ26（1947），177 ff.，who repeats Djakonov’s argcomnt，often almost word for word）.The important question is，however，not so much which year the break between Phocas and the Greens ccom，as the fact that it was the antagonism of the Greens Which contributed decisively to Phocas’fall，for they turned against him with great bitterness at the critical point and decided for Heraclius.Also the orthodox and pro-Roman emphasis of Phocas’ecclesiastical policy，which is of more improtance than Djakonov allows（‘Viz.dimy’225，likewise Levcenko，op.cit.179 in almost identical words），does not argue for‘Green’sympathies. [135]There are vivid descriptions in contemporary soruces of the anarchical conditions in the Byzantine Empire at that tcom.Particularly significant is the description in the Miracula S.Dcomtrii，AASS，8 Oct.，Ⅳ，132（Migne，PG 116，1261 f.）：‘You all know only too well what a cloud of dust the devil has stirred up under the successor of Maurice of blessedcommory，for he has stifled love and sown mutual hatred throughout the whole east，in Cilicia and Asia and Palestine and all the regions round，ever up to the gates of the imperial city itself;the dcoms，not satisfied with shedding the blood of their fellow dcomcomn in the streets，have forced their way into each others’houses andcomrcilessly murdered those within，throwing down alive from the upper stories wcomn and children，young and old，who were too weak to save themselves by flight;in barbarian fashion they have plundered their fellow-citizens，their acquaintances and relations，and have set fire to their houses.…’ [136]Dolger，Reg.152. [137]On the date see Ostrogorsky，‘Chronologie’30，note 1. [138]Chron.Paschale 701，17.Insufficient attention has been given to this very informative doccomnt in the discussion as to which of the two parties Phocas was most closely associated with（cf.p.84，n.3 above）。 第2章　生存斗争和拜占廷国家的复兴（610～711年） 史料 与查士丁尼时代史料极为丰富相反，7世纪是史料极为匮乏的阶段。这一点在伊拉克略以后这段时间特别明显，正是由于史料奇缺，这个时期又被合理地称为拜占廷历史的黑暗年代。 伊拉克略的伟大功绩为皮西迪亚的乔治（George of Pi-sidia）所歌颂，他是圣索非亚教堂的执事，在大教长塞尔吉乌斯（Sergius，610～639年在任）任内作教堂的神器管理员和档案管理员，他是杰出的诗人，后世拜占廷人将他比喻为希腊悲剧作家欧里庇得斯，在其大量作品中，有使用三音步抑扬格诗写作的多部史诗。其中特别重要的是描述伊拉克略于622年对波斯人的战争，以及626年抵抗阿瓦尔人进攻君士坦丁堡的战事，还有就是歌颂最终推翻波斯人的《伊拉克略》颂词。[1][2]所谓《复活节编年史》的作者是伊拉克略的同时代人，也是塞尔吉乌斯圈子里的一个人物。这部作品主要包括编年体例的大事纪，以及一些历史评论，涉及从亚当到628年的历史，目前残留的部分涉及到627年。该书只有莫里斯去世以后的最后一部分才有真正的价值。 伊拉克略时代最重要的史料和惟一一部涉及其继承者时期的希腊语史料，是塞奥发尼斯（Theophanes）和大教长尼基弗鲁斯（Nicephorus）撰写的两部编年史。修道士塞奥发尼斯的编年史[3]写于810～814年间，是大教长顾问乔治（George the Syncellus）未完成的世界编年史的续篇。该书从乔治终止的地方即戴克里先开始写起，写到利奥五世（Leo V）即位时为止，也就是从284年写到813年。塞奥发尼斯缺乏学术深度、历史洞察力和客观的方法，但是其作品以更早时代的史料为依据，因此具有极大的价值，特别是对7～8世纪的历史极为重要。其作品最突出的特征是精心按照年代顺序写作，这为两个黑暗世纪中拜占廷历史的编年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描述是按照逐年纪事的方式编排的，每一年的记载都以编年大事年表为开端，表中年代始于上帝创世，并列着基督诞生以后的年代，还有拜占廷皇帝在位的年代。此外，还有波斯人和阿拉伯君主、罗马主教和4任君士坦丁堡大教长的在位年代。塞奥发尼斯不仅给出了年代，按照亚历山大估算法计算出基督诞生于创世以后的5492年，而且提供了罗马税收财产评估年的数字，尽管他在大部分计算上未能精确地指明这类年代。我们应该注意，塞奥发尼斯计算中的一些错误，例如自上帝创造世界后的6102年（即公元后609或610年）到6265年（即公元后772年或773年）这段时间，由于他使用的材料中的划分方法有误，除了其中6207～6218年（即公元后714或715～725或726年）这个短暂阶段，导致他提到或暗指的年代都比真实年代晚一年。另一方面，他的其他计算却十分精确，因此，如果使用他的编年信息计算某些有疑问的年代时，就应该在给定的年代上加上一年[4]。塞奥发尼斯的编年史在拜占廷帝国享有极高的声誉，因为它构成了所有拜占廷后世编纂的基础。9世纪70年代，教廷图书馆馆长阿纳斯塔修斯（Anastasius）将塞奥发尼斯的编年史翻译为拉丁文，使该书在西方变得闻名遐迩。该书的拉丁文本对现代拜占廷学家也具有相当高的价值，因为它依据的史料比现存任何史料都古老。 尼基弗鲁斯于806年到毁坏圣像运动bào发的815年间担任君士坦丁堡大教长，他完成了许多神学作品和一部简史（），这部简史涉及602～769年间的历史，[5]和塞奥发尼斯的著作一样，其依据的文献也不为人知。尼基弗鲁斯的作品不如塞奥发尼斯的作品写得详尽，但是它也具有几乎同样的史料意义，因为其整体上更加客观。另一方面，尼基弗鲁斯的编年史摘要（）价值很低，该书涉及从亚当到作者去世的829年的历史。 东方作家提供的信息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希腊史料的不足。其中最重要的作家是亚美尼亚主教塞贝奥斯（Sebeos），他于7世纪60年代（可能是在661年）写了《伊拉克略史》。[6]该书的主要议题是伊拉克略及其伟大的对手侯斯罗埃斯二世，当然它也涉及其他内容，还包括对其以前历史的简要概述，一直写到穆亚维亚（Muawija）于661年升任哈里发。此外，还涉及亚美尼亚基督教教会事务的一些细节。 埃及主教尼基乌的约翰（John of Nikiu）于7世纪末完成了一部世界编年史，[7]该书极为重要，特别是对伊拉克略统治初期的历史十分重要。不幸的是，该书损毁严重，且只有晚期埃塞俄比亚语文本。还有一些同时代和晚期匿名作家的叙利亚编年史，[8]以及尼西比斯市长埃利亚斯（Elias of Nisibis）的编年史，[9]该书依据更早的记载和叙利亚人米哈伊尔（Michael the Syrian）极有价值的作品。[10] 关于斯拉夫人入侵巴尔干半岛的历史最有价值的作品是圣迪米特里教堂的《奇迹》。该书各部分以新颖生动的文笔，记述了斯拉夫人对塞萨洛尼基进攻的细节。[11]第一部分是由塞萨洛尼基大主教约翰（John）写于7世纪20年代，第二部分是7世纪80年代由不知名的作家完成的，第三部分是后来添加上去的，没有什么价值。[12] 第六次基督教大公会议文件，[13]以及忏悔者马克西姆（Maximus the Con-fessor）的作品也是研究这个时期教会历史的必备史料书。[14] 7世纪的法律文献极为贫乏。但是，我们还是有理由将极有价值的《农业法》（）归于这个时期。[15]惟一可以肯定推测的是，它起草于7世纪末或8世纪，一般来说，学者们一致认为它成书的时间最晚不会迟于8世纪上半叶，也许更应该将其年代确定在7世纪末，这种可能xìng由于该法律提到的名字大概指查士丁尼二世而大大增强了。[16]《罗得海洋法》（）也要给予应有的注意，[17]该法是关于航海规定的汇编，但是，我们不太可能确定它的准确年代，只能说它大体属于600～800年。[18] 第一节　对波斯人和阿瓦尔人的战争：伊拉克略的重建业绩 当拜占廷历史上最伟大的君主之一伊拉克略（Heraclius，610～641年在位）控制政府时，帝国已成一片废墟。国家经济和财政消耗殆尽，资源枯竭，陈旧的管理统治机器已经停止运转。建立在雇佣兵招募制度基础上的军队也不能作战，因为帝国既无钱支付军饷，也缺乏任何人力资源，过去还有的一些长期可用的些微资源已耗尽。对帝国生命攸关的中央省区遭到敌人的蹂躏，斯拉夫人和阿瓦尔人正在巴尔干半岛定居下来，波斯人则正在挺进小亚细亚心脏地带。只有进行内部的重建才能挽救帝国的灭亡。 拜占廷帝国内部拥有足够的资源，这为其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复兴奠定了深厚的基础。最初，帝国相当贫穷衰弱，以至于无力抵抗任何敌人的攻击。伊拉克略甚至一度打算将其指挥部迁往迦太基，由这个基地再组织起对敌人的反击，正当准备对此计划付诸实施时，他却发动了对福卡斯的远征。这个计划在君士坦丁堡民众中激起极度的失望，他们和大教长一起强烈反对这个计划，最终使伊拉克略受到阻碍。[19]然而，这个计划提出这一事实本身就表明了东部省区的局势极度恶劣，而西部省区体现出突出的重要xìng。 图13　塞尔吉拉的两座公共建筑。如过道铭文所示，左边是浴池，由朱利安及其妻多姆娜于473年修建，右边带有柱廊的建筑是客栈 6世纪末时，只有个别的斯拉夫人部落开始定居在巴尔干半岛。7世纪初，莫里斯在多瑙河战役遭到惨败后，斯拉夫人开始对巴尔干半岛进行大规模占领。无数的斯拉夫人和阿瓦尔人部落横扫西起亚得里亚海，东、南到爱琴海的整个巴尔干半岛。在大肆洗劫蹂躏之后，大部分阿瓦尔人退回到多瑙河北岸地区，但是斯拉夫人却在巴尔干半岛定居下来，并控制了该地区，摧毁了拜占廷对半岛地区的控制权。新的入侵者势力极为强大，足以占领整个马其顿和莫埃斯亚地区，他们还夷平了直到君士坦丁堡城下的整个色雷斯地区。他们特别对塞萨洛尼基发动了疯狂的进攻，该城一再遭到无以数计的斯拉夫人和阿瓦尔人的围困和攻击。[20]只有城区一直坚守着，周围的农村全都落入斯拉夫人之手，斯拉夫人和阿瓦尔人军队旋即经过塞萨洛尼基转向希腊中部和更远的伯罗奔尼撒半岛。由此，斯拉夫水手又渡海占领了希腊诸海岛，甚至在克里特岛登陆。达尔马提亚地区遭遇的进攻也同样猛烈，614年，该地区统治首府撒罗那被摧毁，这一事件标志着拜占廷帝国在巴尔干半岛西部地区控制权与影响力的衰落。同一时期，达尔马提亚地区许多其他城市和内陆最重要城镇都与撒罗那一起陷落了。例如辛基顿努姆（即贝尔格莱德）、维尼纳库姆（即科斯托拉奇）、奈苏斯（即尼斯）和萨尔迪卡（即索非亚）。拜占廷人控制的巴尔干半岛中心城市除了君士坦丁堡外，还有几个重要的城市，如塞萨洛尼基和亚得里亚海沿海城市，如靠北部的加德尔（即扎达尔或扎拉）和特罗古利乌姆（即特罗吉尔）、靠南部的布土拉（即布德瓦）、斯科达（即斯卡达）和利苏斯（即里杰斯）。[21] 斯拉夫人迁徙还导致巴尔干半岛发生了重大的民族成分变化，这些迁徙的影响一直深入到半岛的最南部地区。尽管伯罗奔尼撒半岛本身被斯拉夫人控制了200余年[22]，但是，希腊领土的斯拉夫化时间并不长久。[23]希腊和某些沿海地区的拜占廷当局设法一点点地逐步收复了失去的领土，并设法使希腊文化在这些地区坚持了下来，或在某种程度上说是恢复了起来。在斯拉夫人入侵的压力下，各地原有的居民被迫退却到沿海地区和附近的海岛上，这就是为什么在半岛南部和东部沿海地区，希腊因素重新强大起来并逐渐压倒了斯拉夫因素的原因。与此同时，罗马因素则在半岛西部地区重新占据优势地位。即便如此，这些地区还是遭到斯拉夫人的蹂躏破坏。巴尔干半岛的绝大部分地区，包括整个内陆地区，都变成了纯粹的斯拉夫人国家。从此以后，在拜占廷文献中，这些地区就被称为“斯拉夫人地区”。 与此同时，波斯人对近东地区的进攻仍在继续。611年，敌人的确一度被迫退出高加索地区，但是拜占廷人在亚美尼亚和叙利亚地区的反击计划遭到了彻底的失败。613年，帝国军队在安条克遭到惨重失败，导致波斯人全线快速推进。他们向南夺取了大马士革，向北强行突进到加里西亚地区，夺取了帝国在陶鲁斯山脉的重要据点；拜占廷人还被驱逐出亚美尼亚。波斯人对圣城耶路撒冷围困3周后夺取了该城，这对基督教徒是特别沉重的精神打击。该城被攻陷后，遭到数日的焚烧抢劫和大屠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21 章 杀，君士坦丁大帝建筑的圣墓教堂也被大火焚毁。这对拜占廷帝国产生了破坏xìng作用，特别是包括基督受难十字架在内的最为珍贵的圣物悉数落入波斯人手中，并被押送到泰西封。615年，波斯军队对小亚细亚发动新的攻势，其部分部队进抵博斯普鲁斯海峡。敌人此时从两个方向进军君士坦丁堡，波斯人从东方，阿瓦尔人和斯拉夫人从北方逼近首都。皇帝本人于617年在伊拉克拉与阿瓦尔人汗王jiāo战中，也几乎成为背叛行为的牺牲品。[24]帝国最富庶的省区埃及在619年的春天也开始被入侵，不久就完全陷落，这就使拜占廷首都的粮食供应受到了严重威胁。 这样，波斯人就几乎控制了整个近东地区，看起来阿黑门尼德王朝时代的古代帝国将重新复兴，这几乎是几年前查士丁尼成功恢复古代罗马帝国时的历史再现。但是，波斯人的失败似乎来得更快，其衰落也似乎比拜占廷帝国来得更严重。在斯拉夫人和阿瓦尔人部落涌入巴尔干半岛，以及波斯人不断入侵帝国东方省区的灾难xìng日子里，伊拉克略一直在策划意义深远的重大改革，这一改革将为拜占廷帝国注入新的活力。其基本工作是将省区重新组建为军区，这意味着与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统治管理制度的原则彻底划清界线，因为这些原则已经不能适应当前形势的需要。敌人尚未占领的小亚细亚领土此时被划分为大的军事区域。[25]如同拉文那和迦太基两个总督区一样，小亚细亚各军区是军事管理单位，每个军区分别由各自的首脑“将军”统辖，他们相当于早先的总督。这种单位不完全等同现存的省区行政划分和组织机构，省区在军区制下还继续保留了一段时间，而军区的行政首脑总督地位仅次于“将军”。[26]很显然，“将军”掌握最高指挥权，特别是在一个军区里包括着几个原来的省区，由此也清楚表明将军的地位高于总督。这样，新的管理体制就明确地打上了军事化的烙印。这一制度中最核心的因素是士兵驻扎在小亚细亚地区，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新设立的军事区域都被称为“军区”。也就是将军队编制中的通用称呼“军区”（）借用到军队士兵实际驻扎的领土上来。士兵被授予不可剥夺的土地权力（在后世的史料中被称为“军役地产”，），条件是世袭，但服军役。[27]这样，新制度就是古代“边防军”制度和总督区产生的政府形式相结合的产物。正如在早期的边境地区，军队囤兵在土地上，又如同在总督区，行政管理体制中具有强烈的军事因素。[28]当整个帝国本身都面临紧急防务需要时，就必定要采用这些已经在边境地区和西部部分地区行之有效的制度了，西部地区当时已经与帝国中心地区断绝了联系。伊拉克略重建工作的结果是，拜占廷帝国在小亚细亚地区和沿海各岛屿的领地先后组建起亚美尼亚军区、东方军区、奥普西金军区和海上军区。[29]当时，再往东去的省区还在波斯人控制下，而后不久就落入阿拉伯人之手。因此，在这些地区不可能推行军区制。同样，在巴尔干半岛也因为相同的原因而无法推行军区制。这也确实可以清楚地表明，在这个地区，降临于帝国的灾难的严重程度。拜占廷统治管理（包括军区制在内）在相当长时间以后才逐步地推行到巴尔干半岛的这些地区，特别是沿海地区（参见第101页和第157页以后部分）。在此后的一个世纪，小亚细亚地区最初那些庞大的军区被再度分化，这样就出现了一些新的军区。 小军役土地持有制度是建立强大的本地军队的基础，它使帝国摆脱了征召不可靠的外国雇佣兵所必需的巨大经济开支，而他们常常供不应求，难以满足需要。拜占廷军队中除了有从小亚细亚和高加索地区的尚武民族中征召来的攻击xìng兵团外，还有数量可观的拜占廷农民，他们成为农兵，被授予小块土地，条件是必须履行服兵役的义务。后来，有许多斯拉夫人也被政府迁移到小亚细亚地区，作为农兵定居在军区里（参见第91页和第102页）。人们因此找到了弥补征兵方法不足的办法，而征兵的不确定xìng常常置拜占廷帝国于极大的困境，通过注入新鲜血液，良好的军事和管理组织结构内就会出现积极的发展。定居在军区内的农兵成为拜占廷军事力量中的基本和主要的因素，他们的土地则为他们提供了维持其服役和装备的经济保证，尽管他们确实还额外得到很少量的军饷。[30]后世史料揭示出，当他们应召出征时必须全副武装，每人都要有自己的马。[31]这种新制度使国库得到极大的解脱[32]，它也有助于加强自由小农的地位（参见第102页）。 在重建地方省区政府的同时，伊拉克略对中央政府的管理体制也进行了改革。这些改革如同军区制一样，对拜占廷国家也具有深远的意义，标志着与早先传统的彻底决裂。作为早期拜占廷政府机构主要特征的大区失去了其重要xìng，从次以后，它逐步消亡，只是保留下其名号头衔，其地位被军区所取代。在那些还不可能推行军区制的地区，敌人的入侵一度彻底破坏了法律和秩序。拜占廷政府逐渐恢复了对这些地区的控制，并将这些地区划分为军区，最终使大区消失，甚至文献中都不再提及（参见第101页和第157页）。大区庞大的财政体系瓦解了，许多独立的财政部门取代了其地位。总体而言，这标志着中央管理制度退缩xìng发展的开端。大区在前几个世纪的迅速发展（参见第27页以后部分），曾经意味着古代财政机构如圣库财政官、皇产财政官的衰落，为了满足其自身不断增长的财政需求，大区当时曾将圣库财政部门，特别是皇产财政部门的注册机构划归自己使用。[33]圣库财政部门的不足也从皇产财政部门继续得到补充，结果到7世纪初期，皇产财政官（即皇帝个人财产管理官）就发挥着圣库财政官的全部职能，显然，他同时还继续发挥着职能大为减少的皇产财政官的作用。随着效率低下、机构臃肿的大区财政部门的取消，新的机构被建立起来。[34]该部门的多种机构，如军役土地部（）、总税务部（）和特殊税务部（）逐渐成为独立机构，其以前的首脑也改称为军役土地部部长（）、总税务部部长（）和特殊税务部部长（）等，负责这些财政部门的工作。[35]除了财政方面的各部部长外，后来又设立了邮驿部部长（），他全面接替了以前首相的工作。[36] 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正是这些省区管理机构的军区组织和中央政府各部门的部长凸显出拜占廷政府的特点。这些广泛的改革措施不久就显现出结果。帝国管理机构的军事化和军事力量的重新整合，是7世纪20年代对波斯82人的战争走势发生令人难以置信的重大变化的重要原因。过去的屡战屡败被现在的神奇胜利取代。衰弱的帝国重新崛起，一度迅猛挺进的敌军现在遭到惨重的失败。 强大的拜占廷教会对帝国的成功也贡献甚大。教会为了支持紧迫的斗争将其财产划归贫穷的国家支配，战争开启了以前从来不为人知的狂热的宗教气氛。这大概可以说是第一场典型的中世纪战争，预示着后来的十字军战争。皇帝本人亲自统率军队，身先士卒，当他离开首都期间，他任命大教长塞尔吉乌斯和伯努斯（Bonus）为年纪尚小的幼帝，即其子的摄政官。在这方面，如同在其他方面一样，他效仿莫里斯皇帝，亲自指挥反对阿瓦尔人的远征。最不同凡响之处是伊拉克略像莫里斯皇帝一样，直面朝臣激烈反对他亲自上阵，[37]因为自塞奥多西一世到莫里斯皇帝之间，没有一个皇帝亲临战场。 伊拉克略以支付沉重的贡金为代价，与阿瓦尔人签署了和约，使他得以顺利抽调欧洲的部分军队投入到亚洲部分。[38]他在参加了隆重的复活节圣餐礼拜仪式后，于622年4月5日礼拜一离开首都。[39]在小亚细亚，他建立了军区，并与将士同甘共苦，用整个夏季来训练新兵。[40]他本人则专心致志地研究军事科学，创造了新的战术方法。[41]拜占廷军队越来越重视使用骑兵，伊拉克略可能还特别强调了轻装弓箭骑兵特别的重要xìng。[42]真正的战斗直到秋季才打响，皇帝以娴熟的战术强行打通了前往亚美尼亚的道路，从而迫使波斯人放弃他们在小亚细亚各山区关口设立的据点，波斯人“像被链子牵着的狗一样”被帝国军队牵着走。[43]两支大军在亚美尼亚境内遭遇，结果是拜占廷人取得了击败波斯大将军萨赫尔巴拉兹（Sahrbaraz）的决定xìng胜利。第一个目标实现了：清除小亚细亚的敌人。 阿瓦尔汗王极具威胁的进攻迫使皇帝返回君士坦丁堡。伊拉克略增加了支付给阿瓦尔汗王的贡金，派遣其近亲前往汗王宫廷以为人质，[44]而后他于623年3月得以重启对波斯人的战事。侯斯罗埃斯二世不顾前一年的惨败，拒绝订立和约，并给皇帝送来一封满是侮辱xìng言辞和亵渎基督教信仰的神明话语的信件。[45]伊拉克略挥师通过卡帕多西亚地区，再入亚美尼亚。德温城在猛攻下失陷，并被夷为平地，其他许多城市都遭受到同样的恶运。而后，皇帝驱兵南向，进军干扎克这个萨珊朝阿尔达西尔（Ardasir）的都城和波斯人重要的宗教中心。侯斯罗埃斯二世被迫逃离这个城市，使之落入拜占廷人之手。波斯人的重要圣地，索罗亚斯德教的火神庙被摧毁，以报复他们对圣城耶路撒冷的抢劫。之后，伊拉克略带着大量俘虏和战利品撤退到阿拉克塞斯河以西过冬。在这里，他与高加索各基督教部落接触，为部队充实了许多拉奇人、阿巴斯吉人和伊伯利亚人士兵。但是，形势仍然十分艰难，他在亚美尼亚境内又度过了一年，对波斯人的进攻进行艰苦的反击。他未能进攻到波斯境内。625年，他企图迂回绕道西里西亚攻入敌国，但是也没有取得重大进展。因此，当冬季来临时，不得不通过塞巴斯提亚退回黑海滂都斯地区，尽管他取得了一些胜利。[46] 波斯人此时得以重新发动攻势，626年，君士坦丁堡被迫面临来自波斯人和阿瓦尔人两面攻击的可怕威胁。这正是伊拉克略始终担心并极力避免发生的事情，为此他以屈辱xìng的条件暂时买通了阿瓦尔人。萨赫尔巴拉兹亲自率领大部队挺进小亚细亚，占领了察尔西顿，扎营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东侧。此后不久，阿瓦尔汗王带领其阿瓦尔人、斯拉夫人、保加尔人和吉皮德斯人部落出现在君士坦丁堡城下，从海上和陆地围困了这个城市。大教长塞尔吉乌斯通过宣讲教义、守夜和举行盛大崇圣yóu xing的方法保持着首都民众的宗教热情，同时英勇的巡逻部队击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拜占廷海上力量的绝对优势地位最终决定了局势的发展。8月10日，斯拉夫人的舰队在拜占廷人的无情打击下遭到最后的失败，结果其步兵部队也在撤退中遭到重创，被迫仓皇逃窜。[47]阿瓦尔人的垮台意味着波斯人入侵的失败，萨赫尔巴拉兹不得不撤出察尔西顿，率部退回叙利亚，其副将撒辛（Sahin）也被皇帝的弟弟塞奥多利（Theodore）打得大败。危急时刻终于过去了，现在拜占廷人可以发动大反攻了。 伊拉克略在首都处于危急时刻与其军队活动在遥远的拉奇卡城。此时，他与哈扎尔人谈判结盟，正像他以前与高加索各民族和好一样，最终达成了拜占廷人和哈扎尔人之间相互理解，这此后成为帝国东方外jiāo的主要内容。哈扎尔人作为帝国军队的盟友，在高加索和亚美尼亚地区与波斯人作战。627年秋季，皇帝向南发动其对敌国境内心脏地带的大进军。这时，他不得不依靠自己的军队，因为哈扎尔人无法在艰苦的战争中继续坚持而返回了故土。伊拉克略不顾这些困难，于12月初进抵尼尼微。决定命运的战役就是在这里展开的，这场战役确实决定了拜占廷人和波斯人冲突的最终结果。波斯军队迅即瓦解，被彻底击溃，拜占廷帝国赢得了战争。伊拉克略继续其胜利大进军，628年初，他占领了达斯塔格德，波斯王不得不从这个他特别青睐的行宫仓皇逃走。628年春季，波斯bào发内乱，使战争没有必要进行下去了。侯斯罗埃斯二世被废黜并被杀死，其子卡瓦德-西罗埃（Kavadh-Siroe）继承其王位，后者旋即与拜占廷皇帝签署和约。拜占廷人因自己的胜利和波斯人的崩溃而彻底收复了以前属于帝国的所有领土，包括亚美尼亚、罗马人的美索不达米亚、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这些地区全部收复。数月后，西罗埃在临终病榻上任命拜占廷皇帝是其子的保护者：侯斯罗埃斯二世曾一度称拜占廷皇帝为其奴隶，而现在形势完全颠倒过来，西罗埃宣布其儿子和王位继承人是拜占廷皇帝的奴隶。[48] 伊拉克略在阔别首都6年后，重返故里。其子君士坦丁、大教长塞尔吉乌斯、全体教士、元老们和民众在小亚细亚沿海，手举橄榄枝和点燃的蜡烛，高唱颂歌和胜利的欢呼，夹道迎接他归来。伊拉克略不仅从罗马人土地上彻底驱逐了波斯人，而且还于630年春天前往耶路撒冷。3月21日，他以极大的喜悦再次树立起基督受难十字架，这是他从波斯人那里夺回来的[49]，这个神圣的行动象征着基督教世界第一次伟大的圣战以胜利告终。 图14　圣西蒙的城堡。原为著名道士圣西蒙修道石柱所在地，后其追随者于490年前后（圣西蒙去世后约30年）在此建立教堂。从中心的八角形教堂向周围延伸出4座巴西里卡建筑，形成十字形的布局。该遗址位于安条克东北，现被称作“圣西蒙的城堡”，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22 章 由巨大的洗礼池、修道院构成，山下建有其他修道院和为朝拜者修建的客栈 这样，拜占廷帝国曾感到胆战心惊的两大敌人此时都被击倒在地。尼尼微之战彻底击溃了波斯人的力量，而君士坦丁堡战役则使阿瓦尔人威风扫地。后面这一胜利的影响远及拜占廷帝国边界以外。这对于一直生活在阿瓦尔人统治下的各个部落，特别是人数众多的斯拉夫人部落来说是发动起义，进而摆脱阿瓦尔人控制的信号，反阿瓦尔人起义的结果是第一个斯拉夫人帝国在萨莫（Samo）的领导下于此期建立起来。[50]数年后，黑海和里海以北地区的保加尔人部落在其领袖库乌拉特（Kuvrat）领导下摆脱了阿瓦尔人的统治。在这场反阿瓦尔人斗争中，库乌拉特得到了拜占廷人的支持，他还与皇帝伊拉克略结盟，从后者那里获得了贵族称号，并在君士坦丁堡接受了基督教洗礼。[51]在这个时期发生的各种变动中，出现了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的迁徙，君士坦丁七世（Constantine Porphyrogenitus）对此曾留下了详细记载。[52]他们也与拜占廷帝国保持良好关系，并乘阿瓦尔人势力衰落之际设法摆脱其控制。他们在皇帝伊拉克略同意下，离开其在喀尔巴阡山以东的故土，迁徙到巴尔干半岛。阿瓦尔人衰落后，克罗地亚人在巴尔干半岛西北部定居下来，并承认拜占廷帝国的宗主权。而塞尔维亚人则定居在他们东南的邻近地区，他们也承认拜占廷皇帝的宗主权。[53]这样，巴尔干半岛的斯拉夫因素得到极大的加强。但是，不应该过分强调拜占廷皇帝对定居在巴尔干半岛各斯拉夫人部落的宗主权的重要xìng，无论如何，拜占廷帝国在这个地区的权力并没有发生任何实质xìng变化。可以肯定，阿瓦尔人入侵威胁的最终消失还是为拜占廷帝国带来了极大的安定。 如同其军事成就一样辉煌，伊拉克略光荣政绩的重要xìng也不仅仅表现在他的外jiāo政策方面。几年后，他在东方的征服成就逐渐被阿拉伯人夺取，但保留下来的是其军事和行政管理的新组织机构。正是在伊拉克略奠定的这个基础上，后来几个世纪拜占廷帝国势力得以确立；也是由于这个制度的瓦解，拜占廷政策开始变得支离破碎。军区制是中世纪拜占廷国家的脊梁。 伊拉克略时代是东罗马帝国历史上文化和政治的转折点。罗马时代正是在这个时期结束了，而拜占廷历史由此开始了。这样说是恰当的。对希腊因素的强调和基督教教会影响的增强，这两者的结合使拜占廷帝国呈现出新的面貌。早期拜占廷国家以惊人的顽固墨守拉丁语为官方语言的旧制，此时却缓慢地、极不情愿地接受了希腊语稳步发展并占据优势地位的事实，而没有做任何公开的重要改变。早期拜占廷时期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使用一种语言作为官方语言，使用另一种语言作为民众语言，在实际生活中，所有政府和军队圈子里使用的官方语是东部省区绝大多数民众都不懂的拉丁语。伊拉克略终止了这种状况，希腊语作为教会和民众jiāo流的媒介变成了拜占廷帝国的官方语言。希腊化挣脱了任何人为强制xìng限制以后比以前更迅速地扩展，而拉丁语仅过了一代人就几乎不用了，甚至在有教养人的圈子里也很少使用。[54] 在这种希腊化的影响之下，拜占廷帝国皇帝的称谓也发生了重要变化，也就是简单化了。伊拉克略放弃了复杂的拉丁形式，并在其皇帝称谓上加上流行的希腊语用法“瓦西里”（）。这样，以前只用于拜占廷皇帝非正式称呼的古代希腊国王的名称现在取代了罗马的称谓“皇帝”、“恺撒”、“奥古斯都”等。此后，拜占廷皇帝的正式称谓就是这个“瓦西里”，它被认为是皇帝的准确称谓。[55]伊拉克略就是把这个称谓赐给其子、共治皇帝伊拉克略新君士坦丁（HeracliuConstantine），后来又赐予其第二个儿子伊拉克罗纳斯（Heraclonas）。从此以后直到帝国灭亡，这个称呼就被所有拜占廷皇帝和共治皇帝使用，而恺撒的称谓最终失去了其皇帝封号的意义。 拜占廷共治皇帝制度在保证皇帝继承方面具有特殊的价值。这里如同在罗马一样，它并没有为法律所规定，因此，拜占廷皇帝们都采取在其本人生前就提前确定共治皇帝作为其继承人的方法。共治皇帝也穿皇帝官服，戴皇冠，享有皇帝称谓，其肖像常常出现在钱币上，与主皇帝比肩而坐，其名字常常被皇帝法令提到，同时民众在非官方场合称之为“二皇帝”（）或“小皇帝”（）。当主皇帝去世时，共治皇帝继承皇帝的全部权力，皇帝继承通过这种办法能够保证在皇家内部进行，王朝的承续也可以确定。但是，世袭皇帝制度的最终确立还需要时日，伊拉克略本人就因为任命其次子与其长子同为共治皇帝和皇帝继承人而使事情复杂化。[56] 东方省区的收复使帝国再度面临一xìng论问题。大教长塞尔吉乌斯对形势变化的核心问题并没有看走眼，他为恢复教会内部的安定进行了不懈努力。他采用在帝国东方省区出现的基督单一能量的教义，提出基督神、人两xìng都拥有一种活跃的能量（）的主张，企图以此调和察尔西顿和一xìng论两派教义。[57]塞尔吉乌斯因此支持单一能量的说教，并与东方各教会进行谈判。大教长的行为似乎被证明具有政治目的，因为君士坦丁堡与信奉一xìng论的东方之间长期存在的教义分歧曾为波斯人的入侵提供了极大帮助。伊拉克略本人也接受了这种教义说教。在其东方战争期间，他就已经与这些地区，特别是亚美尼亚地区不同教会人士讨论过各基督教教会联合的问题。在收复一xìng论流行的各省区后，谈判在更大范围和更紧迫的气氛中继续进行，因为形势的变化提出了比以前更紧迫的要求。谈判似乎出现了良好的开端，也许很快就能实现统一，不仅在亚美尼亚，而且在叙利亚和埃及，在埃及自631年担任主教的希鲁斯（Cyrus）大力支持这个统一计划。罗马主教霍诺留（Honorius）在塞尔吉乌斯和希鲁斯的游说下也采取了支持政策。但是，幻梦很快就破灭了。和解的努力在叙利亚，特别是在埃及惟有强制才能推进，来自正统教派和一xìng论派两方面的反对与日俱增。正统教派的旗手是修道士索弗罗尼乌斯（Sophronius），他于634年担任耶路撒冷教区大主教，以其雄辩的口才著称。他无情地批驳新教义是一xìng论和察尔西顿正统教义堕落变种的私生子。这一反对意见和罗马主教表态的压力显然使塞尔吉乌斯改变了先前的立场，罗马主教霍诺留明确表示他一直怀疑单一能量的说教，尽管他接受了基督单一意志的说教。他将单一能量说打入冷宫，此时提出了基督单一意志说（）。这种新的基督一志论教义信条在塞尔吉乌斯起草的法令中正式公布，638年由皇帝颁布，命名为《一志论法令》，并悬挂在圣索非亚教堂的大殿里。教会和国家领袖都支持基督一志论，随着638年12月9日塞尔吉乌斯的去世，狂热的基督一志论者皮尔胡斯（Pyrrhus）接替他担任君士坦丁堡大教长。然而，《一志论法令》显然是一次失败的努力，它遭到正统教派和一xìng论教派双方的反对，并遭到霍诺留在罗马的继承者的强烈谴责。基督一志论作为一种调和方法的失败比几个世纪前教会和国家大力调和遭到的失败还要严重。如同前几次试图调和的情形一样，它只能导致新的对立，增加矛盾冲突。由于阿拉伯人占领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形势更加复杂化，这两个地区于638年被敌人占领，埃及在不久以后也遭到同样不可避免的恶运。这样，基督一志论就因本身具有的政治目的而失败，东方各省区泛起的宗教动乱过去曾有助于波斯人，此时又同样有助于阿拉伯人。 第二节　阿拉伯入侵时期：伊拉克略的末年，君士坦斯二世 拜占廷帝国战胜波斯人那年正是穆斯林的“徙志”年。在伊拉克略打败波斯帝国期间，穆罕默德正在奠定阿拉伯世界政治和宗教统一的基础。穆罕默德的工作因条件制约而成效不大，但是充满了原始活力和极大能量。他去世几年后，阿拉伯人即开始军事大扩张，其天然力量促使阿拉伯人远离贫瘠的故土。他们的目的并非使非穆斯林皈依新信仰，而是征服新领土，实现对非穆斯林的控制。[58]这种yù望的头一批牺牲品就是其两个紧邻的帝国：波斯帝国在第一次打击下就灭亡了，拜占廷帝国则在先知去世将近10年后丧失了其东方省区。波斯人和拜占廷人之间的冲突使两个帝国两败俱伤，这在一定意义上讲，为阿拉伯人铺平了道路。伊拉克略胜利后，波斯帝国陷入一派混乱局面，篡位者相继登基，萨珊帝国的脊背被击碎了。拜占廷帝国虽然取得了胜利，但是它也被长期的战争耗尽了资源。同时，无法调和的宗教分歧构成了君士坦丁堡和其东方省区间仇恨的壁垒，叙利亚和柯普特人的分离倾向进一步强化，其保卫帝国的意志最终泯灭。这些地区的军事机构中的陈规陋习和受大地主势力强大影响在行政组织中盛行的腐败，有助于降低对阿拉伯征服者的抵抗，特别是在埃及。[59]拜占廷帝国东部省区并没有从伊拉克略的改革中获益，因为当他们在陈旧腐败的国家里被迫面对阿拉伯人的大屠杀时，几乎还没有完全被从波斯人的统治下解救出来。这真是帝国的悲哀。 634年，阿拉伯人在伟大的征服者奥马尔哈里发（Caliph Omar）领导下攻入帝国领土，极为迅猛顺利地攻占了拜占廷人刚刚从波斯人手中收复的省区。在636年8月20日bào发的著名的雅穆克战役中，他们彻底击溃了拜占廷军88队，使拜占廷人的抵抗被完全瓦解，由此决定了叙利亚的命运。叙利亚首府安条克及其他大部分城市未作任何抵抗就向胜利的征服者投降了。巴勒斯坦的抵抗更加顽强。在索弗罗尼乌斯率领下，在耶路撒冷曾击退敌人的多次进攻，但最终这座圣城还是在围困的巨大压力下向奥马尔敞开了城门。与此同时，波斯帝国被征服，拜占廷帝国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也于639～640年被占领。阿拉伯人乘势北上进攻亚美尼亚地区，于640年10月夺取大亚美尼亚的德温要塞。[60]同时，他们开始发动对埃及的进攻。 伊拉克略曾亲自指挥了对波斯人的多次远征，但是这次抵抗却相反，他没有真正参与反击阿拉伯人的战斗。最初，他曾试图坐镇安条克指挥战事，但是，雅穆克战役失败后，他放弃了收复失地的勇气，完全退却了。他目睹了自己的一生成就毁于一旦。反对波斯人英勇的斗争似乎已是过眼烟云，因为其巨大的胜利只不过是为阿拉伯人的征服铺平了道路。就是在他经历千辛万苦、浴血奋战从萨珊波斯人手中收复的这块土地上，阿拉伯人的征服此时正如无法阻遏的洪水到处泛滥。他曾希望捍卫的基督教世界圣地再次落入异教徒之手。他从叙利亚返回后，在小亚细亚沿海的伊埃利亚行宫住了一段时间。由于他患有看海恐惧症，所以一直不敢渡过海峡去君士坦丁堡，直到首都出现了未遂宫廷yīn谋，他才被迫使自己克服恐惧症，乘船渡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回到首都。渡海船只的甲板上铺有沙子和树叶。 伊拉克略的个人生活也变得十分凄惨。他加冕时，曾与法比亚-尤多西亚（Fabia-Eudocia）结婚，她为他生育了一双儿女，儿子就是伊拉克略新君士坦丁。她患有癫痫症，在生下儿子后几个月于612年去世。一年后，皇帝就与其侄女马提娜（Martina）结婚。这次婚姻引起极大的反对，被教会和民众视为血亲相jiān的乱lún，因为这类结合由于近亲的理由是违反教会法和国家公共法的。马提娜在君士坦丁堡民愤极大，但是伊拉克略却无视其臣民的反对态度，对这位与他出生入死荣辱与共的第二任妻子慷慨倾注了过多的爱情。然而，马提娜为他生育的9个孩子中，有4个死于襁褓，另有2个长大的儿子身有残疾，这对他是极大的检验，在民众看来是天怨神怒的明显标志。民众对马提娜的敌意随着这个野心勃勃的女人千方百计为确保自己的儿子拥有皇位继承权并排挤尤多西亚的儿子而空前高涨。从此，家族反对派崛起，使年迈的皇帝凄凉的晚年生活更加暗淡，在其去世后，帝国就被推入激烈的内讧中。伊拉克略于641年2月11日在经过极大痛苦后去世。 伊拉克略将帝国留给两个年长的儿子，设法在不剥夺其长房儿子君士坦丁皇位继承权的同时，为马提娜的儿子分得一席皇位。君士坦丁当时28岁，而马提娜的儿子伊拉克罗纳斯只有15岁，尽管他们之间存在巨大的年龄差距，伊拉克略在其遗嘱中明确宣布，两个同父异母兄弟共同分享皇帝权力，享有同等的地位和权利。这是罗马和拜占廷历史上共治皇帝统治的最佳范例之一。[61]为了确保马提娜在一定程度上对国家事务的直接干预，伊拉克略在其遗嘱中还进一步宣布，她将被视为两个皇帝的“母亲和皇后”。[62] 但是，当马提娜公开其已故丈夫的遗嘱时，遭到对这个遗嘱的强烈反对，其中还有原来憎恨皇后的人，某些与普遍法律地位相关的问题也浮出水面。民众毫无疑义地拥护已故皇帝的两个儿子和伊拉克略以前的共治皇帝为他们的君主，但是不愿听到任何马提娜参与国家事务的消息，并拒绝服从她。他们认为她作为一个女人是不能代表罗马帝国的，也不能会见外国使节。[63]马提娜不得不屈从民意，但是她不甘心放弃较量。统治家族内两派之间的对立公开激化，支持君士坦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23 章 丁和支持马提娜及其子伊拉克罗纳斯的两派相互视同仇敌。当来自外敌的政治威胁最严重的时候，拜占廷帝国首都的整个政治生活都带有这场斗争的色彩。君士坦丁三世虽然拥有大批拥护者，但是他身染严重疾病显然是肺结核，[64]并在统治了不足三个月后于641年5月25日去世。 儿童皇帝伊拉克罗纳斯此时成为惟一的君主，[65]而事实上，马提娜掌握政府的实权，她将已故的君士坦丁三世的大部分支持者驱逐流放。随着马提娜的登基，大教长皮尔胡斯重新发挥影响，这意味着君士坦丁三世打算放弃的基督一志论教会政策重新抬头。[66]狂热的基督一志论信徒希鲁斯此时重新获得亚历山大教区，如同其许多前辈一样，他不仅获得了对埃及教会而且对世俗的控制权。新政府认为任何进一步的抵抗都毫无用处，根据政府的这个指示，他公开与阿拉伯胜利者谈判并签定条约，心甘情愿地将整个埃及jiāo给阿拉伯人。然而，这个条约经历了长期的谈判，谈而不决，直到641年11月初，马提娜和伊拉克罗纳斯倒台以后才生效。[67] 从一开始，马提娜和伊拉克罗纳斯头上就一直笼罩着浓重的乌云。帝国政治中更加重要的势力如元老院贵族、军事将领和正统教会教士都转而反对其政府，而公众一直憎恨着皇后和坚持基督一志论的大教长。他们被指责以dú害的方法造成了君士坦丁三世早逝，民众要求为其幼子加冕。君士坦丁三世的一个支持者、亚美尼亚将军瓦lún提努斯阿撒西都斯（Valentinus Arsacidus，或称阿尔撒库尼Arsakuni）率领军队进入小亚细亚，声讨马提娜和伊拉克罗纳斯，他亲自领兵抵达察尔西顿城下。伊拉克罗纳斯屈服于压力，为君士坦丁三世的儿子加冕为共治皇帝，但是，这仍然不能阻止他自己于641年9月底的垮台。[68]按照元老院的命令，马提娜和伊拉克罗纳斯被废黜，同时该决定还以割掉马提娜的舌头和伊拉克罗纳斯的鼻子为标志。这是拜占廷帝国领土上首次使用割鼻惩罚这一东方习俗的，它被认为是受刑者再也不能担任公职的标志。这对母子被囚禁在罗德岛，大教长皮尔胡斯也遭到同样的命运，而圣索非亚教堂前主持登上了大教长宝座。 元老院授予君士坦丁三世的儿子皇帝权力，但是小皇帝只有11岁。他像自己的父亲一样，受洗时起的教名是伊拉克略，但是在加冕时使用的是君士坦90丁。民众称其为君士坦斯（），这是君士坦丁这个名字的简称，正如伊拉克罗纳斯的伊拉克略的简称一样。后来他还得了一个“大胡子”的绰号，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特别喜欢留长而浓密的胡子。[69] 元老院在废黜马提娜和伊拉克罗纳斯事件中显示出其拥有的权力，这点在其充任小皇帝君士坦斯二世保护人时再度表现出来。小皇帝在一次聚会面见全体元老时发表的讲话中特别强调，马提娜和伊拉克罗纳斯是被“上帝眷顾的元老院判决”废黜的，因为“以其大慈大悲著称的”元老们“是不能容忍罗马人帝国中的非法行为”。他进而祈祷元老们成为“未来的顾问和臣民共有美德及良好愿望的执行人”。[70]这些话显然是元老们自己指使小皇帝说出来的，但也说明元老院在当时还仍然拥有极高的地位和巨大影响。 君士坦丁堡元老院曾被查士丁尼的独裁统治剥夺了权利，但是他去世后不久，元老院重新恢复其重要作用，7世纪期间其权力得到真正的发展。[71]它在伊拉克略王朝统治时期发挥着皇帝顾问和最高法院的职能。由于皇帝的变更，元老院自然就凸显出来（参见第29页），小皇帝君士坦斯二世从登基一开始就将自己托付给元老院进行保护和指导，这一点都不令人感到奇怪。然而，他不会允许这种监护持续太长时间。他就像伊拉克略皇家其他成员一样，拥有决定xìng的君主权力，随着他长大chéng rén，变得完全独立自主了。 君士坦斯二世统治前半段帝国的外jiāo政策主要是关注阿拉伯人的进一步扩张。根据亚历山大主教希鲁斯在马提娜鼓动下与阿拉伯人签订的协议，双方同意在一段时间里，拜占廷人撤出埃及，642年9月12日拜占廷军队离开亚历山大，通过海路退到罗德岛。胜利的阿拉伯将军阿穆尔（Amr）则选择在当年亚历山大大帝进入该城的9月29日入城，由此，他沿北非沿海地区扩大阿拉伯人的统治，攻占潘达堡城，643年，夺取锡尔特湾城市的黎波里。644年11月奥马尔去世后，新哈里发奥斯曼（Othman）召回阿穆尔，这促使拜占廷人发动反击。拜占廷将领曼努埃尔（Manuel）率领一支庞大舰队进攻埃及。他偷袭并战胜了阿拉伯人巡逻部队，夺回了亚历山大，但是其胜利没有持续很久。哈里发急派阿穆尔返回埃及，他在尼基乌击败曼努埃尔，并于646年夏季重新进入亚历山大。曼努埃尔被迫逃回君士坦丁堡，而亚历山大信柯普特教会的大民众则在一xìng论主教本杰明（Benjamin）领导下自愿归顺阿拉伯人，正式宣布投降，这样，他们再度表明喜欢接受阿拉伯人统治而不接受拜占廷人统治。亚历山大第二次陷落于阿拉伯人后，埃及就永久xìng处于穆斯林统治下，而拜占廷帝国也永远丧失了其最富庶和经济上最有价值的省区。[72] 当时统治叙利亚的穆雅维亚甚至是比阿穆尔更伟大的将领。当阿拉伯人稳定了其在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的统治后，便转而挺进亚美尼亚和小亚细亚。642～643年，他们对亚美尼亚发动新攻势。[73]647年，穆雅维亚侵入卡帕多西亚，占领恺撒利亚。由此，他转攻菲利几亚，尽管他没能成功占领城防坚固的阿莫利乌姆城，但是他大肆洗劫了这个富庶的省区，并带着价值不菲的战利品和大量战俘返回了大马士革。 阿拉伯人要进入地中海的政治舞台，就必须成为海上强国。这对一个沙漠民族来说，完全是个新问题，甚至著名的征服者奥马尔也没有真正认识到舰队的作用。穆斯林海上力量的创建是穆雅维亚的伟大成就，他是第一个认识到打击拜占廷帝国的战争需要一支强大海军的阿拉伯政治家。在奥马尔死后不久，他即开始建设舰队，649年第一支远征舰队出航了。阿拉伯舰队在穆雅维亚的亲自统率下驶往塞浦路斯，这里是拜占廷帝国海军在东方最重要的战略基地之一。阿拉伯舰队经过强攻夺取该岛首府君士坦提亚。这对拜占廷政府以极大代价换取订立一个为期3年的临时停战协议几乎没有什么帮助，因为在这些年期间，穆雅维亚进一步加强了其舰队实力，当临时停战的喘息时间刚结束，他就靠实力增强的舰队重新发动了新的海上攻势。654年，他洗劫了罗德岛，著名的科罗所斯赫利奥斯神像的碎片被出售给犹太人，这个神像曾是世界七大奇观之一，毁于公元前225年的地震。埃德萨的犹太人用了900头骆驼才将大量的金属碎片运走。不久后，科斯岛也陷落于阿拉伯人，克里特不得不忍受他们抢劫xìng的入侵。毫无疑问，穆雅维亚的战略目标是君士坦丁堡，他的行动轨迹塞浦路斯岛之后是罗德岛和科斯岛两岛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当如此明显的威胁即将降临之际，拜占廷帝国不可能坐以待毙，君士坦斯二世亲自指挥拜占廷舰队于655年发动里西地区战役，企图将阿拉伯人赶出海滨。两大强国之间的这次海战以拜占廷人的大败而结束，皇帝本人也身陷极大的险境，只是由于年轻的拜占廷战士无畏英勇的牺牲才挽救了他。[74] 拜占廷海上霸权被粉碎，但是阿拉伯人的胜利由于哈里发国家的内讧，并未产生出直接的战果。甚至还在奥马尔统治末年期间，阿拉伯帝国内就充满了动dàng不安，656年6月17日他被刺杀后，骚乱更加严重。在叙利亚自立为哈里发的穆雅维亚和先知的女婿阿里（Ali）之间bào发了激烈的内战，后者在麦地那宣布自己为哈里发。这场角逐最终以661年阿里被刺杀而结束。这种局势迫使穆雅维亚与拜占廷人达成谅解，659年他还与拜占廷人订立和约，虽然和约是以他向拜占廷人缴纳贡金为代价的。[75]亚美尼亚的政策也发生了变化，亚美尼亚当地最显赫的大家族纷纷恢复了与拜占廷人的友好关系。 君士坦斯二世解决了东方问题后，转而集中处理欧洲领土上的问题。658年，他发动了清剿占据巴尔干半岛的斯拉夫人的战争，全面进攻“斯拉夫人占领地”，俘虏大批斯拉夫人，并加以控制。[76]对这次战争的后果，少量史料尚未给出详细的记载，但是它们清楚地显示出，君士坦斯二世强迫一些斯拉夫人，很可能是马其顿地区的斯拉夫人承认其宗主权。这是莫里斯时代以后，拜占廷人对斯拉夫人发动的第一次大规模作战。君士坦斯二世的战争可能还伴随着将大批斯拉夫人迁移到小亚细亚的行动，从此以后，人们就可以在小亚细亚92和拜占廷军队中发现斯拉夫人了。665年，一支5000人的斯拉夫人军团叛逃，投奔阿拉伯人，并被后者安置在叙利亚。[77] 图15　表现竞技场面的象牙雕刻，完成于400年前后 君士坦斯二世在巴尔干半岛取得胜利后，又将注意力进一步转向西地中海，这里的形势因基督一志论教义之争变得非常微妙。这场宗教争论的结果在拉丁北非具有灾难xìng影响，因为这里的局势由于埃及被征服而变得极为危险。早先，叙利亚和埃及的一xìng论教徒对拜占廷帝国的憎恨帮助了阿拉伯人征服东方各省区，如今西部信奉正统教义的民众的不满又妨碍了北非的防务。当时，北非是反对基督一志论斗争中正统信徒的避难所，正是在这里，忏悔者马克西姆斯这位正统信仰派的真正领袖和那个时代最伟大的神学家，曾工作过多年。也正是由于他的鼓动，北非许多城市于646年初举行宗教会议，斥责拜占廷政府支持的基督一志论教义为异端。对拜占廷中央政府的这一公开反对不久就显现出相当大的政治警示意义。北非总督格里高利（Gregory）宣布自己为皇帝，并得到帝国省区民众和邻近的柏柏尔人部落的拥护。只是由于阿拉伯人才使帝国摆脱了这一危险局势造成的麻烦。阿拉伯人在稳固了其在埃及地区的征服后，于647年组织起对北非迦太基总督区的进攻，割据皇帝格里高利在抵抗战斗中阵亡。阿拉伯人洗劫了其首都苏非图拉，先索取贡金，而后撤兵。 这样，北非仍然是拜占廷的领土，但是这些事件却引起罗马强烈的反响，激起严重的关切。君士坦斯二世认识到与教会调解的必要xìng，他设法达成调和。648年，他颁布了著名的《信仰模式法令》，明确授权从圣索非亚大教堂的大厅里清除基督一志论法规，但是他比伊拉克略的法规更明显地回避了主要的争论问题，因为他严禁讨论任何基督神xìng和神的能量问题，违者处以重罚。这样，他采取的态度就特别类似于泽诺皇帝，后者在100多年前曾发布关于基督神、人两xìng问题的《统一令》（参见第47页）。《信仰模式法令》如同《统一令》一样不可能提供统一信仰的基础，因为它既不能说服正统信仰派，也不能说服一志论派。很快，形势就明朗了，忽视问题的真正难点，而只是一味压制言论自由是不可能解决宗教观点的分歧的。 罗马主教马丁（Martin）于649年7月5日在未得到总督同意的情况下就担任了罗马主教，他于同年10月在拉特兰宫的圣救世主教堂举行了大规模的宗教会议。出席会议的105名主教大多数来自罗马教区各地小教区，但是这次宗教会议从神学上看完全处于希腊教会的影响，因为整个会议进程是仿效拜占廷宗教会议的程序。[78]拉特兰宗教会议谴责《信仰模式法令》和《基督一志论法令》，但是出于政治目的，它没有将把对这些法令的指责指向帝国政府，而是指向了大教长塞尔吉乌斯和保罗（Paul），与他们两人一同被开除教籍的还有皮尔胡斯。罗马主教还向所有基督教教会的主教和教士发出了牧歌式的信件，皇帝则收到了一封精心修改的信件，附有会议备忘录的希腊文翻译本。 马丁晋升为罗马主教的方式本身就足以引起君士坦斯二世迅速行使其皇帝权力进行干预。他首先派遣拉文那总督奥林皮乌斯（Olympius）前往罗马逮捕尚未得到皇帝认可的马丁，并打算强行要求所有意大利主教都在《信仰模式法令》上签字。奥林皮乌斯在拉特兰会议结束时来到罗马，但是他很快就发现，要在罗马当时的环境中执行皇帝的命令是何等困难。他没有执行皇帝的命令，相反却设法利用罗马人强烈反对君士坦丁堡的情绪，以使罗马脱离帝国，便于自己控制意大利。这样，在意大利如同在北非一样，政府的基督教政策只是促使忠实的总督转而反对中央权力。篡位者率所部渡海到西西里岛，拜占廷政府对他无计可施，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当时皇帝完全忙于应付东部穆雅维亚对拜占廷人的第一次海上军事行动。由于奥林皮乌斯于652年去世，反叛也自然平息。 对罗马主教马丁的清算是一年以后进行的。后任总督亲率军队于653年6月15日到达罗马，逮捕了重病在身的罗马主教，并乘夜晚将他从反叛的城市押送君士坦丁堡。12月底，马丁被押解到元老院受审。审判带有明显的政治特点。对他的指控是最严重的叛国罪，因为他被指责支持了奥林皮乌斯的反叛，这可能有一定的司法根据。在这个严重罪行面前，其宗教问题退而成为次要问题，罗马主教极力打算把审判引向《信仰模式法令》的讨论，但是被审判他的法官轻蔑地搁置一旁。其有罪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24 章 判决最初是处死刑，但是皇帝本人亲自到庭主持判决，这个有病的老人被公开判处流放，最终被囚禁在遥远的车绳，在遭受了饥饿和贫穷痛苦的折磨后，他于656年4月病逝。[79]判决马丁不久以后，马克西姆斯也作为罪犯被从意大利引渡到君士坦丁堡，他也是在元老院接94受的审判。鉴于马丁被判决为与奥林皮乌斯共同谋反，法庭指控马克西姆斯支持叛乱的北非总督格里高利，特别是指控他拒绝承认皇帝颁布的《信仰模式法令》。经过少许审判工作，马丁的宗教犯罪被忽略不计，但是，马克西姆斯却是持正统信仰的希腊信徒的真正的精神领袖，因此政府尽最大的可能希望他放弃其信仰。然而，政府的所有努力都白费了，尽管在许多年里，马克西姆斯从一处被流放到另一处，并遭受严重的病痛折磨。其最后的流放地是拉兹卡要塞（今穆里附近），[80]他于662年8月13日在此去世，享年80岁。 教义争论对教会政策，特别是对反对教会服从皇帝权力的宗教斗争具有重要影响。马克西姆斯提出了原则xìng意见，认为皇帝作为世俗君主无权对信仰问题说三道四，信仰问题只能由教会来考虑。[81]这种意见并无新意，早在拜占廷历史初期，教会教父们就已经提出同样的意见。但是，没有任何教会人士像马克西姆斯那样以如此敏捷清晰的思想为教会的自由而斗争。他可以说是第一位真正的中世纪拜占廷教会教父。正是他使教会中采用伪迪奥尼索斯（pseudo-Dionysius）的神秘说教合法化，也是他把中世纪基督教思想引入古代世界残留的思想观念中。在皇帝君士坦斯二世和马克西姆斯的人格中，有两个相互对立的世界。尽管马克西姆斯不得不服从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力，但是他为之战斗的思想却在以后几个世纪的宗教斗争中长存。 君士坦斯二世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地区统治了20年后，采取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决定离开君士坦丁堡，将其行宫迁移到西部去。这并不意味着他将放弃帝国东部领土，只要东部的战争没有结束他就会坚守岗位，只有当真正的危机结束了他才离开拜占廷首都。这种向西迁都的活动只是反映出拜占廷帝国蕴藏在西部领土上的东西像帝国蕴藏在东部领土上的东西一样重要。如果将君士坦斯二世西迁活动与早先莫里斯和伊拉克略的计划（参见第59页和第78页）相比较，帝国政策的连贯xìng是明显的，当时拜占廷人显然并没有把他们自己限制在东部这样的意识，也没有形成集中其资源于东方会对西方不利的认识，这样的想法出现在几个世纪以后。 最终促使皇帝下定到西方去决心的原因只能从史料中去找，分析出其到西方去的真正动机。由于君士坦斯二世的基督教教会政策和无情迫害马丁和马克西姆斯，他已经失去了其正统派拜占廷臣民的支持。不仅如此，他于660年强迫其兄弟塞奥多西（Theodosius）接受神品成为教士，而后将其杀害。君士坦斯二世宣称，他犯有叛上的大罪，实际情况是，按照当时的习俗，皇帝的兄弟拥有被任命为共治皇帝的权利，君士坦斯二世却不能容忍出现对其皇帝权利有如此挑战的想法。这种情况在伊拉克略几个儿子身上和在君士坦斯二世自己的儿子身上都出现过。他与其兄弟塞奥多西之间发生冲突最直接的原因是，654年复活节，他为其长子君士坦丁（五世）加冕为共治皇帝，659年又为其另外两个儿子伊拉克略和提比略加冕为共治皇帝，因而一再忽略了塞奥多西的权益。这场冲突以其兄弟被杀结束，但是却在拜占廷人中招致了极大的不满和怨恨，皇帝发现自己深陷于民众的仇视中，他们把他称为另一个该隐（《圣经》人物，亚当之子，以杀弟著称译者）。[82]君士坦斯二世与其首都民众间的这场争执可能更加强了他离开君士坦丁堡的决心，可以肯定，这个事件一定使他的离开看起来像是与旧首都的决裂。 表面上看，君士坦斯二世一直计划巡视他的这块欧洲领土上最重要的中心。但他访问的第一站是塞萨洛尼基，而后在雅典停留了很长时间，直到663年，他才到达塔lún顿。以此城为基地，他开始发动打击lún巴底人的战事。起初，他取得了一些成功，许多城市都无条件向他投降。不久，他围困了本奈文顿。虽然他对其意大利臣民大肆搜刮，无情敲诈，但是手中拥有的军事或财政储备都不足以进行长期战争。君士坦斯二世被迫冲破包围，向那波利退却。这样，尽管他最初取得了一些胜利，但是他未能从lún巴底人手中解放意大利。[83] 君士坦斯二世从那波利转向罗马。皇帝应对罗马主教马丁的死负责，他却在罗马受到欢迎，新任主教维塔利安率领罗马教士出城迎接，从城墙下列队6英里夹道欢迎，皇帝被隆重的欢迎队伍迎接到古城，这里现在只是其自身以前的影子。君士坦斯二世是自帝国西部灭亡后访问罗马的第一位皇帝。但他在这里只是顺访，逗留了12天，没有举行盛大的典礼和阅兵。663年7月17日，他离开这座圣城，不久后从那波利航海到西西里岛，该岛确实需要加强防务以抵抗阿拉伯人进攻。他在此确定叙拉古为其新首都，甚至打算接其家眷，即其妻子和孩子来与他汇合，只是由于君士坦丁堡民众的反对才做罢，这个将皇帝行宫西迁的计划在首都自然是不受欢迎的。[84]其新首府的地址是经过精心挑选的，篡位皇帝奥林皮乌斯也曾将这里当作其指挥作战的中心，这样皇帝就能够控制受到lún巴底人威胁的意大利领土和面临阿拉伯人烧杀抢掠的北非之间的关键位置。君士坦斯二世在叙拉古的活动很少为人所知，但是，维持朝廷和帝国军队必定要给整个帝国西部领地强制增加极为沉重的负担，这点是十分清楚的。而这个皇帝的独裁行为不久就激怒了这里的每一个人，正像他在其他地方一样。这就说明了导致君士坦斯二世最终在这里命丧黄泉的那场悲剧为什么会发生。一个yīn谋在其贴身护卫中悄然发展，668年9月15日，他被内宫侍卫杀死在浴池中。这次yīn谋涉及许多高贵的拜占廷和亚美尼亚家族的代表人物，他死后被军队拥立为皇帝的就是一个亚美尼亚人，一个名叫美泽兹乌斯（Mezezius）的内宫侍卫伯爵。同时，669年初反叛军队被忠实的拉文那总督部队镇压后，[85]篡位者和多位yīn谋策划者被处以死刑。在这次平叛行动中，罗马主教维塔利安支持拉文那总督。皇帝的尸体被运回君士坦丁堡，并被埋葬在圣使徒教堂里。 第三节　拯救君士坦丁堡和伊拉克略改革的发展：君士坦丁四世和查士丁尼二世 君士坦斯二世死后，其次子君士坦丁四世（Constantine IV，668～685年在位）即位。他的统治开启了一个对世界历史和对拜占廷帝国历史极为重要的阶段。正是在这个时期，阿拉伯人和拜占廷人之间的斗争发生了关键的转折。 君士坦斯二世忙于西部事务时，穆雅维亚平息了哈里发国家的内讧，他也得以再度开启战端，发动对拜占廷帝国的攻势。663年，阿拉伯人再次出现在小亚细亚，在此后15年期间，他们每年都要发动进攻。[86]悲惨的乡村地区被蹂躏，其居民流离失所，被变卖为奴。有时，阿拉伯人入侵部队甚至进抵察尔西顿，他们经常在帝国领土上过冬。但是为争夺君士坦丁堡本身的战斗，即真正决定帝国命运的关键xìng战役却发生在海上。还在穆雅维亚担任叙利亚总督时，他就酝酿进攻拜占廷人的计划，成为哈里发后，他恢复了在其10年前就谋划好的地点对拜占廷人发动攻击。阿拉伯人先已占领了塞浦路斯、罗德和科斯诸岛，此时，穆雅维亚又占领了修斯岛，从而完成了对这一串岛屿的占领。670年，他的一位将军夺取了拜占廷首都最近邻的西兹库斯半岛，这样就为他提供了进攻君士坦丁堡的最佳基地。同时，在他发动对拜占廷世界心脏地区最致命的最后打击以前，其部分舰队于672年夺取了斯米尔纳，另一部分舰队占领了里西亚和西里西亚。 主攻行动于674年初开始，一支庞大的舰队出现在君士坦丁堡城下海面上。整个夏季，战斗一直在持续进行，到了秋季，阿拉伯舰队才返回西兹库斯基地。次年春季，这支舰队再度出现，整个夏季拜占廷首都都陷于被围困的状态。在此后的几年里，这种战斗过程一再重复进行，但是阿拉伯人企图以猛攻夺取世界上城防最坚固的都城的打算必定是要失败的。他们被迫放弃这一打算，678年他们在君士坦丁堡城下的几次海战遭到巨大损失后，撤出拜占廷水域。[87]正是在这里，拜占廷帝国最有力的武器第一次派上了用场。这就是著名的希腊火，它是由从叙利亚移民到拜占廷帝国的希腊建筑师卡利尼库斯（Callinicus）发明的，是一种混合bàozhà物，其配方只有拜占廷人了解，并使用一种称为“水qiāng”的器械从远距离shè向敌船，而后点燃可怕的大火。[88]阿拉伯舰队在退却中于潘菲利亚海岸附近海面遭到暴风雨的袭击，遭受到了进一步的巨大损失。与此同时，阿拉伯陆军也在小亚细亚遭到重创。因此，年迈的穆雅维亚被迫与拜占廷帝国签订了30年和约，并同意向拜占廷皇帝每年支付3000块黄金，另外送jiāo50名战俘和50匹马。[89] 图16　在海战中使用“希腊火”攻击敌船，希腊火是混合了易燃物质的天然石油，在拜占廷军事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chā图引自拜占廷古代文献，现存西班牙马德里国家图书馆 阿拉伯人进攻失败产生的深远影响远远超出拜占廷帝国领土。阿瓦尔汗王和巴尔干半岛的斯拉夫人各部落酋长纷纷向君士坦丁堡派遣使节，对拜占廷皇帝表示致敬，请求和平和友谊，并承认皇帝的宗主权。塞奥发尼斯写道：帝国“因此在东部和西部都享有长期的和平”。[90] 拜占廷人于678年取得的胜利之意义无论如何评价也不过分。阿拉伯人的扩张第一次真正遭到阻击，曾如雪崩般势不可挡所向无敌的阿拉伯人此时被终止住。君士坦丁四世的胜利在欧洲人抵御阿拉伯人攻击中成为具有世界历史中重要意义的转折点，堪与后来利奥三世于718年的胜利、查理马特于732年在基督教世界另外一端的波亚迭大败穆斯林的胜利相媲美。在这三场挽救欧洲免遭穆斯林洪水灭顶之灾的胜利中，君士坦丁四世的胜利是第一场，也是最重要的胜利。毫无疑问，君士坦丁堡经历阿拉伯人的这次进攻是基督教要塞遭遇异教徒最凶猛的进攻，而拜占廷首都是抵挡汹涌而至的穆斯林大潮的最后一道堤坝。它屹立不倒，不仅拯救了拜占廷帝国，而且挽救了整个欧洲文明。 在巴尔干半岛，来源于土耳其民族的保加尔人的到来又给拜占廷帝国造成了新的困难。保加尔人或称翁格尔，其建立的保加尔人大帝国在伊拉克略时代尚与拜占廷帝国保持良好关系，但是到了7世纪中期前后，他们在向西迁徙的图16在海战中使用“希腊火”攻击敌船，希腊火是混合了易燃物质的天然石油，在拜占廷军事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chā图引自拜占廷古代文献，现存西班牙马德里国家图书馆哈扎尔人的压力下解体。[91]一部分保加尔人屈服于哈扎尔人，但还有几个保加尔人部落仍留在其故土。其中在阿斯巴鲁赫（Asparuch，在古老的保加尔人君主名录中称为伊斯配里奇Isperich）领导下的一个大部落在70年代向西迁徙到多瑙河上游的河口地区。君士坦丁四世并不是没有预见到这些尚武彪悍的民族出现在北方边境给拜占廷帝国带来的严重威胁。他在与阿拉伯人缔结了和约以后，立即着手准备发动对保加尔人的远征，680年bào发战争。[92]一支庞大的舰队在皇帝本人亲自统帅下渡过黑海，在多瑙河河口海岸登陆，同时，从小亚细亚调集的骑兵也向北移动，通过色雷斯地区到达多瑙河，并渡河到北岸地区。但是，泥泞的土地造成极大困难，使拜占廷人无法展开战事，而保加尔人却能够避开与其敌人强大的优势兵力的前锋进行正面冲突。拜占廷军队劳而无功，白白消耗了自己的实力，在皇帝本人得了严重的疾病不得不离开大营以后，全线撤退。当他们渡过多瑙河时，遭到保加尔人袭击，损失惨重。而后，保加尔人追击退却中的敌人，沿河进入瓦尔纳河流域。[93]这样，君士坦丁四世的远征不仅没能消除其担忧的威胁，实际上反而帮助敌人侵入帝国。 保加尔人侵占的地区当时大部分已经斯拉夫化了，有7个斯拉夫人部落定居于此，另外还有一些塞维鲁人。这些部落遂成为保加尔人的附属部落，[94]他们似乎已经找到了与保加尔人共同抗击拜占廷人的理由。[95]这样，在多瑙河和巴尔干半岛群山山脉之间的莫埃西亚各省区领土上，一个斯拉夫-保加尔人王国就悄然兴起。保加尔人对巴尔干半岛东北地区的入侵加速了各个新君主国的形成，并导致第一个南斯拉夫帝国的发展。当然，保加尔人和斯拉夫人确实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种族，在拜占廷史料中，他们也长期被明确地区分开，但是，此后保加尔人逐渐地融合进斯拉夫人的主体中。 拜占廷皇帝被迫缔结正式协议，承认其国家地位，承诺向新兴的保加利亚帝国支付年贡金，“使罗马的名誉受到极大侮辱”。[96]这样，在拜占廷领土上第一次崛起了独立王国，并第一次得到拜占廷帝国的承认。尽管拜占廷帝国丧失于保加尔人之手的实际土地并不多，因为他们占领的这块土地，拜占廷人实际上早就因斯拉夫人的入侵而丧失，但是这一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25 章 事件本身却意义重大。 东部局势的发展迫使拜占廷人的基督教政策再度转向东方。由于拜占廷人失去了东方大部分省区，使这些地区都陷落于阿拉伯人，因此它们不再算作拜占廷人的领土，那么再坚持基督一志论就没有任何意义了。这个用来调和东方基督教徒矛盾的政策也就毫无用处了，它只能造成拜占廷帝国和西部教会之间严重的争论和分歧。君士坦丁四世为缓和与罗马主教的关系，在君士坦丁堡召集宗教大会以结束一志论问题。这是第六次基督教大公会议，先后共开了18次，这是很少见的，会议从680年11月7日持续到681年9月16日。不久前刚刚被放弃的基督两种能量和两种意志的信条此时又被重新确定为教会正统信仰的教义。基督一志论遭到斥责，一志论派领袖人物及其早期辩护士们，如大教长塞尔吉乌斯、希鲁斯、罗马主教霍诺留和皮尔胡斯都被开除教籍。皇帝亲自参加了会议大部分议程。他参加了前11次会议，也就是最重要的会议和最后一次的闭幕式，并主持会议和组织讨论。在正式的闭幕式上，他在签署了会议决定后，被当作正统信仰的保护者和解释人而受到与会全体主教们的欢呼：“皇帝万岁！您恢复了基督神、人两xìng的正确涵义。主啊，保存了照shè人世的光辉！君士坦丁啊，新马尔西安，万寿无疆！君士坦丁啊，新查士丁尼，万岁万岁万万岁！您摧毁了一切异端邪说！”[97] 确定基督教大公会议决议后不久，皇室内部bào发了激烈的争端，几乎就是君士坦斯二世及其弟弟塞奥多西之间血腥斗争的翻版。君士坦丁像君士坦斯一样，不希望其皇帝权威被分享，因此决定剥夺其两个弟弟伊拉克略（Heraclius）和提比略（Tiberius）所有的皇帝继承权，尽管他们在其父生前就被加冕为共治皇帝。他遭到元老院和支持保持现状的军队的激烈反对，[98]甚至在反对派中还发现了神秘基督教的重要声音。据说，反对皇帝这个行为的抗议是由阿纳多利亚军区这样表达出来的：“我们信仰三位一体，我们需要三位一体的皇帝”。[99]但是这种反对不能改变君士坦丁四世的决心。他首先剥夺了其两个弟弟本应拥有的共治皇帝的权利，[100]而后与681年底割掉了这两个不幸皇太子的鼻子。[101]极力想要使他改变主意的阿纳多利亚军区的代表也被处决。君士坦丁四世的“宫廷政变”在皇帝继承法发展中也有重要反映。经历几代皇室内部激烈斗争之后，单一的最高统治君主的原则似乎稳定地确定下来，通过限定只有在位君主长子拥有皇帝继承权的方式，使世袭王朝继承制的发展得到极大的推进。[102]共治皇帝制度作为确保皇帝权力继承的一种方式虽然像以前一样重要，但是从此以后，拥有最高权力的主皇帝必须是成年的并确有统治能力的人，而共治皇帝不再分享主皇帝的权力。主要君主，即最高的皇帝拥有完全的君主权。 君士坦丁四世的统治在拜占廷帝国的外jiāo和内政政策以及教会和国家事务方面留下了鲜明的印记。685年9月，他在统治了17年后去世，享年33岁，他的早逝使其子查士丁尼二世（Justinian II，685～695、705～711年在位）继承皇位。此时，他和其父即位时一样，年龄还不到16岁。他既没有精明盘算的头脑，也缺乏真正政客的正确判断力，因为他本xìng上就是个热情而好冲动的人，脾气秉xìng很像其祖父。他还具有所有伊拉克略家族成员都具备的皇帝气质，这种气质在君士坦斯二世身上就表现为容不得一点反对的无情的独裁专制。他讨厌那个既带来责任又带来麻烦的名声。这个年轻而不成熟且情绪易于波动的君主，以他以前的皇帝查士丁尼一世为榜样，满脑子充斥着皇帝至高无尚尊严显贵的念头，常常被自己的勃勃野心和难以满足的功名yù望引入歧途。其毫无节制的独断专行和极度的神经质使他干了许多愚蠢的事，其同时代人看来有损其尊严的事，也蒙蔽了考察其统治的现代历史学家。由于他的失误，查100士丁尼二世成为伊拉克略王朝真正的代表人物和天才君主，他对国家的需要有着明确的概念。 图17　象牙雕刻，表现在狩猎场打鹿的场景，完成于400年前后，现存利物浦城市博物馆 由于君士坦丁四世决定xìng的胜利，帝国在东方处于有利地位，而哈里发国家似乎因穆雅维亚去世引发的内讧而支离破碎。在查士丁尼二世登基那年，成为哈里发的阿布马利克（Abdal-Malik）设法与拜占廷帝国签订新和约，以稳定局势。这个和约对拜占廷帝国极为有利：阿拉伯人曾经允诺支付给君士坦丁四世的年贡增加了，塞浦路斯问题也得到了解决；另一方面，亚美尼亚和伊贝利亚问题也解决了，即这些国家的税收将在两个签字人之间分配。[103]几个世纪以来，塞浦路斯就一直处于两大强国“共同控制”下，而不归属任何一方。[104] 东方的和平为查士丁尼二世提供了机会，使他得以将注意力转向巴尔干半岛“斯拉夫人占领”区。688或689年间，查士丁尼二世领导了大规模成功的远征活动，深入斯拉夫人占领的地区，抵达并进入塞萨洛尼基。其成功的军事行动加强了拜占廷帝国在巴尔干半岛南部地区的地位，迫使附近的斯拉夫人部落纷纷承认其宗主权。一些附属部落离开其定居地随同胜利的皇帝行动，作为小军役土地持有者被安置在曾遭到阿拉伯人洗劫的比塞尼亚省，有的屯垦于奥普西金军区，以便使他们能够弥补因近年来的战争造成的人口流失，并充实拜占廷帝国的战斗力量。在这方面，查士丁尼二世仿效君士坦斯二世，而其殖民政策比后者的规模更大。根据我们现有史料提供的数字，仅被迁移安置的斯拉夫人中就有3万人成为农兵。[105][106][107][108][109] 查士丁尼二世的殖民政策不限于安置斯拉夫人，也适用于马尔代特人，他们是活动在阿曼努斯（Amanus）地区的部落匪帮，曾一度服役于抵抗阿拉伯人的拜占廷军队，此时却逐渐皈依了穆斯林。他们为拜占廷帝国戍边，并在伯罗奔尼撒半岛沿海和伊庇鲁斯沿海的凯发罗尼亚岛和尼科堡巡航，他们还极有可能在潘非利亚沿海的阿塔利亚地区活动。[110]另外，查士丁尼二世还将塞浦路斯居民迁移到西兹库斯地区，这个地区在君士坦丁堡被围困期间遭到严重破坏，极其需要有经验的水手。 这种迁移塞浦路斯居民的做法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与哈里发国家利益相冲突的，但是查士丁尼二世了解自己占据着优势地位，故轻蔑地拒绝了哈里发的抗议，这样就引起双方军队在691年或692年的冲突。同时，由于拜占廷人在亚美尼亚地区的塞巴斯托堡（今天的苏鲁-萨雷）遭到重创，以及拜占廷的亚美尼亚重新被哈里发国家所控制，[111]新招募的斯拉夫人部队叛变投敌。阿拉伯人仿效拜占廷人的做法将叛变的斯拉夫人安置在叙利亚，并利用他们作为以后反对拜占廷帝国的力量。塞奥发尼斯说，为了惩罚斯拉夫人的背叛，查士丁尼二世下令将比塞尼亚省的斯拉夫人全部屠杀，[112]这一记载当然不太可能让人相信。另外，迁移马尔代特人意味着将拜占廷东方前线毫无疑问地暴露出来，而迁移塞浦路斯居民也因为他们在路途中大量逃亡而彻底失败。[113]塞浦路斯居民后来都返回了家乡，[114]但是在10世纪，在奥普西金军区仍然可以发现斯拉夫人，在西比拉奥特军区也发现马尔代特人，后者的指挥官（）位在西比拉奥特军区首脑“将军”之下，地位也相当重要，在希腊军区也能发现马尔代特人，他们在这里组成了数量多达5087人或4087人的强大部队。[115]这样，查士丁尼二世的殖民化政策证明是可以实际cāo作的，尽管它对被迁移的个人来说是痛苦的，但是却满足了拜占廷国家极重要的需求。伊拉克略开始在军区中安置农兵使帝国获得了新生。其继承者为继续其事业又极大地推进了复兴的进程，那些曾被抽调了人力的地区都从外地亦农亦兵的移民迁徙安置中得到补充。 军区制度的推行是中期拜占廷最初阶段发展的最重要问题。拜占廷史料对这一问题并未提供详细记述，但是从7世纪下半叶，我们可以发现越来越多提及这些军区的材料，这在某种程度上表明这一统治管理制度正在稳定地融入拜占廷的政府机构中。[116]687年2月17日，以查士丁尼二世名义发布的一个文献除了意大利和非洲总督区外，还提到另外5个军区的首脑“将军”，召集他们参加御前会议，他们是欧洲的色雷斯军区、小亚细亚的奥普西金军区、阿纳多利亚军区和亚美尼亚军区，以及卡拉比西亚尼海上军区。[117]小亚细亚的几个军区建立于伊拉克略时代，色雷斯军区由君士坦丁四世为防御和抵抗保加尔人而建立。[118]希腊军区是由查士丁尼二世在希腊中部建立的[119][120]巴尔干半岛的其他拜占廷领土仍然保持过去的伊里利亚大区传统的组织结构，尽管斯拉夫入侵后该军区只是名义上存在，事实上，当时的拜占廷领土只限于塞萨洛尼基及其邻近地区。[121] [1]军区制是拜占廷统治管理机构重新组建的脊柱和军事防御新方法的核心，它对帝国的社会发展具有极大的影响。军役土地所有者农兵地位的提高和小土地持有者自由小农的加强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因为当农兵的长子继承了其父的军役土地和军役义务后，[122]他的其他后人就补充到自由农民劳动力中，他们自然对耕种剩余的耕地感兴趣。 军区制在小亚细亚获得了越来越大的发展，在巴尔干半岛某些地区也逐渐推行开来，构成了拜占廷帝国重新进行组建的框架。在相当长时期里，拜占廷政府竭尽全力一直坚持将尽可能多的斯拉夫人引进帝国领土，并将他们作为“农兵”和小农安置定居在新建立的军区内，以便增加帝国可以调动的军事力量，并从经济上加强农村地区。7世纪以后拜占廷帝国实力增强的原因不是别的什么，而是人数众多的农民阶级的兴起和由“农兵”构成的军队的形成。这意味着小土地持有者数量的增加，因为定居在土地上的“农兵”同时就是小土地所有者。农兵的军役义务通常由其长子继承，后者同时继承了其父军役义务附带的“士兵军役土地”（BasilicaⅤ，p.190，ed.Heimbach.）。这些农民同样可以被招募进入“农兵”部队。自由农民和“农兵”构成了单一的阶级，正是这个阶级后来提供了实际支撑拜占廷帝国的实力。 早期拜占廷阶段占据主导地位的大地产在6世纪末和7世纪初的危机之后数量大减，它们在此后的敌人攻击中遭到严重破坏。很难想象，在经历了来自阿瓦尔人和斯拉夫人方面的洗劫和来自波斯人和阿拉伯人方面的蹂躏后，古代的大地主庄园还会在多大范围内劫后余生。正如人们已经看到的，它们事实上确实都消失了，都被小土地持有者代替了，后者就是占据耕种弃耕土地的自由农民和构成各军区新兵员的“农兵”。 这样，拜占廷国家的农村地区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使帝国的社会结构被置于一个新基础上，并将其发展引导上新的道路。相反，拜占廷城市生活形态展现出持久存在的特点（参见注释123）。拜占廷国家城市生活从来没有像西方那样出现中断的情况。但是，许多城市，特别是巴尔干半岛上的城市，仍然遭到敌人的不断攻击被摧毁，以至于在脱离拜占廷控制的巴尔干半岛绝大部分地区，城市生活中断了相当长的时间。另一方面，在一直处于拜占廷控制下的小亚细亚，城市继续保持，其数量并未大幅度下降。尽管我们关于中世纪早期拜占廷城市生活的知识非常有限，许多拜占廷城市毫无疑问依然保持其作为贸易和商业中心的重要xìng，这也可以解释拜占廷帝国继续保持其货币经济制度的事实。城市生活是拜占廷帝国发展的真正连续xìng的因素，它确保了国家传统道路的连续xìng和古代世界知识与物质文明的复兴。 外族移民，特别是斯拉夫移民涌入帝国也极大地加强了自由农民的力量，他们大批定居在拜占廷帝国在巴尔干半岛和小亚细亚的军区内。这样，拜占廷帝国在整个7世纪期间就形成了一个人数众多的自由农民和自由迁徙农阶层。在早期拜占廷时期缺乏充足的材料证明这个阶层的存在，当时呈现的情况主要是大土地占有者及其依附农，此时的情况完全不同，小农成为各个省区的主要特征了。这一点极为清晰地反映在著名的《农业法》（）中。[124]这部法律包括许多关于保护农民人身和地产以及判定农村中各种不当行为惩罚标准的规定。它的历史重要xìng在于，其规定完全是为自由的可迁徙的农民这一事实而制定的。这也不意味着当时已不存在任何依附农了，而证明在那个时期的拜占廷各省区中，独立小农占优势地位。《农业法》还说明农民耕种的土地完全被当作其个人的财产，这一点也为以后的拜占廷材料所证明。[125]同时，农村村落成员以“连保制”联系在一起，除了耕地、果园和菜地等这类个人财产外，还有农村村庄共有的草地、树林和荒地。政府将村庄当作财政税收管理单位，即完成税收的集体。国家按集体单位强制征税，村庄全体成员集体联合负责完税。晚期罗马时代的“连保制”（）规定荒芜土地应强制转移给可耕地经营者，并附带履行这块附加土地的相应的纳税义务（参见第30页）。这个制度此时发生了变化，荒芜农田的税收转移给邻近的农民，他同时享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26 章 有优先占用这一多余田地的权利。这个新规定确定了村社集体纳税的义务，它首次出现在《农业法》中，后来又体现在“集体连保制”（）中。[126]土地转移成为税收转移的结果，而税收才是整个制度基本考量的核心。物主即纳税人这一拜占廷基本原则在这里得到充分体现。[127] 7世纪末时很可能还出现了重要的财政制度改革，它不同于早期拜占廷和中期拜占廷阶段的财政制度，人头税和土地税之间的联系是戴克里先制定的人头-土地税制度的基本特征，它一直存在到查士丁尼二世统治初期，[128]但是此时逐渐消失了。人头税是与土地税分开征收的，对所有在世的纳税人征收，这样就使人头税义务不再依赖于耕种的土地。早期拜占廷时代确定的规则曾意味着纳税人被系统地固定在土地上，以便确保劳动力短缺时期税收足额征缴，但是这个制度此时发生了变化，变化的主要内容是税收转移到土地上。因此，税收方法的变革引起了自由迁徙农数量的增加。[129] 教会和修道院地产也出现了稳步扩大的趋势，拜占廷各阶层虔诚的信徒，从皇帝到普通老百姓，慷慨捐赠使之不断增长。这一过程及修道院的迅速增加共同揭示出教会势力的强化。一个清晰普遍的情况是修道生活在拜占廷帝国十分流行，安条克大教长约翰后来在11世纪末所做的记述也提供了相关的信息，尽管记载明显存在夸大之处，但是反映的总体情况还是准确的。这个东方教士的重要代表和教会拥有财产占有之合法权的鼓吹者坚持认为，毁坏圣像运动bào发前拜占廷帝国民众分成几乎旗鼓相当的两大部分，即教士和俗人。[130]修道院地产的增加是与修道士和教士人数增加相对应的。[131] 查士丁尼二世是极为虔诚的君主。他在其发行的钱币铭文中称自己为“基督的仆人”，他也是拜占廷帝国第一位将基督像印铸在其钱币背面的皇帝。[132]在其统治期间的691～692年，召集了被称为“五六次大公会议”的基督教大公会议，因为这次会议的许多决议条款是对前两次会议，即553年第五次和680～681年第六次大公会议教义法规的补充，由于它是在皇宫特鲁利安宫那间穹顶大厅里举行的，故又被称为“特鲁罗大公会议”。该会议决议的102条法规确定了基督教教会的管理机构和礼仪细节，特别强调了民众和教士需要注意和加强遵守的基督教道德。其中对某些风俗习惯进行了谴责，部分是因为这些习俗来源于异教，部分是出于道德说教的理由，而它们都特别倾向于欣赏当时的民间习俗。这个时期，人们还可以看到异教节日的庆典活动：在不鲁马利亚，葡萄丰收的季节，化了装戴面具的男男女女在街道上载歌载舞，歌颂酒神狄奥尼索斯（Dionysus）；在满月葬礼篝火节上，人们在房前堆起木材，燃起篝火，年轻人还在火堆上走过。此时，这些来自古代异教的许多习俗都被禁止。在各种禁令规定中，有一条是禁止君士坦丁堡大学学生参加戏剧表演的。[133]从历史的观点看，“五六次大公会议”决定的最重要之处在于，它揭示出东、西方两派教会之间教会事务的区别，例如它允许教士结婚，又如明确反对罗马教会实行的礼拜六斋戒。这样，在第六次大公会议达成了关于教义信条决议后不到10年，罗马和拜占廷教会之间又bào发了新的争议。这次争端并非因信仰而起，而是因那些导致两大世界中心分道扬镳的问题而起。 图18　表现为献身的基督守陵的fù女的象牙雕刻，完成于400年前后，现存慕尼黑巴伐利亚国家博物馆 罗马主教拒绝接受“五六次大公会议”的法规，这一点都不奇怪。查士丁尼二世认为自己能够像其祖父一样处理这次争端，他迅速做出判断。他派遣代表去罗马，打算逮捕罗马主教并将其押解到君士坦丁堡，在皇帝面前加以审判。但是，时代已经变了，不同于马丁时代了。皇帝在意大利再也没有那样的权力了，而罗马主教的地位已经得到极大的加强。罗马和拉文那两地的民兵公开反对皇帝代表的这一要求，以至于迫使他为了活命不得不跪倒在罗马主教面前。这的确是在报复40年前罗马主教在拜占廷皇帝手中受到的侮辱。但是，这次羞辱并没有来得及降临到皇帝身上，因为就在这个事件发生以后，查士丁尼二世很快就被废黜了。 伊拉克略一世使小军役土地持有者农兵和自由小农成为帝国脊梁的政策本身事实上很难为拜占廷贵族所喜欢。查士丁尼二世在位时期，政府的这一政策又带上了明显的反贵族色彩，从来就不吝惜动用暴力的年轻皇帝的鲁莽残暴的处理方式驱使反对派走上了极端。大量东方史料使我们了解到，查士丁尼二世的统治使贵族受到被彻底摧毁的威胁。的确，其政策几乎没有一项完全得到民众的拥护。虽然其移民殖民政策能够满足国家的需要，但是它对那些被涉及的人来说是极为痛苦的，他们被迫背井离乡，迁移到完全陌生而不熟悉的国度。而且，查士丁尼二世的统治使其所有臣民都背上了沉重的财政负担，特别是这位皇帝仿效其伟大的同名前辈皇帝，热衷于最宏大奢侈的建筑活动。[134]他残忍无情的敲诈勒索，使民众激烈反对其负责财政税收部门的官员，例如皇产财务部部长（）斯蒂芬（Stephen）和总税务部部长（）塞奥多图斯（Theodotus），他们似乎一直以残忍无情而著称。695年底，bào发了反对查士丁尼二世政府的起义，新建立的希腊军区将军利奥提乌斯（Leontius）被蓝党民众推举为皇帝。[135]查士丁尼二世的重臣皇产财务部部长斯蒂芬和总税务部部长塞奥多图斯成为起义民众怒火的牺牲品，查士丁尼二世本人则被割去了鼻子，并流放到车绳，这里是前罗马主教马丁曾去世的地方。 [1] 以下3个段落为本书1969年英文版的新增内容。 第四节　伊拉克略王朝的灭亡 695年的变故使拜占廷帝国的发展增加了极大的不确定xìng，开始了一个持续20余年的动dàng时期。这个内乱时期使帝国面临新的危险，造成新的严重损失。第一个沉重打击是帝国未能保持住其在北非的领土。不久之前，帝国虽然抵御住了阿拉伯人对迦太基总督区的进攻，但是在君士坦斯二世设法建立保卫西部领土的有效机制的尝试失败后，它的陷落只是个时间早晚的问题。697年，阿拉伯军队攻入拉丁人占领的非洲地区，经过一系列速战速决的战斗，他们夺取了迦太基。皇帝利奥提乌斯（Leontius，695～698年在位）火速派往非洲的拜占廷舰队曾再次控制了局势。但是次年春季，阿拉伯人加强了水陆两路军队的攻击，迫使拜占廷人在其优势力量面前俯首称臣，并放弃了迦太基。这次失败的结果是引发了拜占廷舰队反叛利奥提乌斯，卡拉比西亚尼海上军区的舰队司令阿普西马尔（Apsimar）被拥立为皇帝。由于属于绿党党徒的城市民兵的支持，他轻易夺取了对首都的控制权，并登上了皇帝宝座，改名为提比略106二世（Tiberius，698～705年在位）。像其前任是凭借蓝党上台一样，他是凭借绿党的帮助上台的。[136]被废皇帝利奥提乌斯被割掉鼻子后，囚禁在修道院，这一惩罚恰恰是他在3年前废黜查士丁尼二世时施行的酷刑。 在提比略二世统治时期，拜占廷帝国没有做出任何收复迦太基总督区失地的打算，或任何阻击阿拉伯人在非洲扩张的努力。因此，阿拉伯人在大举进军中，除了土著摩尔人部落抵抗外未遭遇任何真正的抵抗，到8世纪初，他们已经抵达大西洋沿岸。在这里的塞普顿，他们第一次遭遇真正的抵抗，这个要塞是拜占廷帝国在非洲海岸的西部据点（即今天直布罗陀海峡上的塞乌塔）。随着这个据点于711年的丧失，阿拉伯人就成为整个北非沿海地区的主人，他们立即转向北方征服西班牙，不久征服了西哥特人。这样，阿拉伯人在从东方巴尔干半岛进入欧洲受阻于君士坦丁堡高大的城墙下之后，沿北非沿海地区绕道进入了欧洲。 然而，伊拉克略王朝命里注定还要回到查士丁尼二世本人的统治之下。无论是被残忍地割去了鼻子，还是被流放到车绳，都无法阻止查士丁尼永不安定的灵魂，他决不顺从甘心接受命运的安排，从未放弃朝思暮想东山再起和报仇血恨的可能xìng。他特别受到698年皇位变动的鼓励，当其行为日益变得越来越值得怀疑时，车绳地方当局打算将他押送给君士坦丁堡政府，以解决他的问题。查士丁尼提前得到警告，设法逃往哈扎尔帝国，在这里，他受到大汗王的礼遇，汗王甚至将其妹妹嫁给他为妻，她因此接受了基督教信仰，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她起名为塞奥多拉，这和查士丁尼一世的妻子同名。查士丁尼的一再逃亡引起君士坦丁堡方面极大的焦虑，提比略二世遂向哈扎尔朝廷派遣使节，要求引渡伊拉克略朝被废皇帝。哈扎尔人不想损害与拜占廷帝国的良好关系，打算接受他们的要求。查士丁尼再次及时得到危险降临的警告，又一次逃脱了，在经历千辛万苦的冒险后，他抵达黑海西海岸。在此，他与保加尔人汗王特尔维尔（Tervel）建立起友好的私人关系，后者答应帮助他恢复皇位。705年秋季，他在汗王特尔维尔亲自率领的斯拉夫-保加尔人强大军队陪同下出现在君士坦丁堡城墙下。但是，即便是这样强大的军队也无力攻破拜占廷首都的高大城墙。3天过去了，没有任何进展，查士丁尼恢复皇权的要求只是招来了讽刺和嘲笑，遭到拒绝。他带领一些忠勇之士乘夜晚从引水渠管道爬入君士坦丁堡城内，这次奇袭立即引起首都极大的恐慌，提比略仓皇出逃，给其勇敢的对手让出了空间。查士丁尼得到城内支持者的帮助，他得以占领了布拉赫奈宫，在亡命天涯10年后，第二次登上皇帝宝座。博斯普鲁斯海峡上的首都在这个“没鼻子的”皇帝统治下达6年之久（705～711年），他完全不在乎被残忍的毁容和因毁容而丧失的担任皇帝的资格，其顽强的意志的确使7世纪期间经常被使用的这种形式的惩罚变得毫无效力。而后，它也不再被用来惩罚篡位者和被废黜君主。查士丁尼和其妻子塞奥多拉共享皇权。在其政变成功后，他立即遣使大汗国接她回国，她带着在其丈夫流亡期间生下的儿子一起与查士丁尼相聚。这个孩子被称为提比略（Tiberius），被任命为其父亲的共治皇帝。 查士丁尼对其朋友的酬劳回报和对其敌人的疯狂报复确实都异乎寻常。保加尔人再次得到了君士坦丁四世时期拜占廷帝国曾经支付给他们的贡金，[137]保加尔人汗王特尔维尔则被授予恺撒称号作为特别荣誉的标志，虽然这个称号早就失去了其原有意义（参见第85页），但是它仍然是仅次于皇帝的头衔。这也是第一次将这个特殊头衔授予外族君主。它本身没有皇帝的权力，但是却分享皇帝的荣誉。特尔维尔满载昂贵的礼物再度返回其定居地以前，接受了拜占廷民众对恺撒的欢呼，肩并肩与皇帝一起坐在皇位上接受欢呼。[138]另一方面，在战斗中被擒获的提比略二世阿普西马尔和7年前被废黜的皇帝利奥提乌斯被侮辱xìng地游街示众，而后被处决。数量相当多的重臣被吊死在君士坦丁堡各个城墙上。曾为利奥提乌斯加冕的大教长卡林尼库斯（Callinicus）受到了瞽目的残酷刑罚。这些只是旨在翦除皇帝所有敌人而采取的恐怖统治和系统迫害的首批牺牲者。查士丁尼在其第二任期统治期间招致同时代和后代人更多的诟病，其嗜血独裁统治者的恶名更甚以前。他陷于疯狂的报复yù望不能自拔，完全无视国家最紧迫的需要，忽视抵抗帝国敌人的战争，他将其全部力量都投入到与其个人仇敌血战到底的斗争中。 从中获利的正是阿拉伯人。709年，他们包围了拜占廷帝国卡帕多西亚前线最重要的要塞提亚那。派去抵抗他们的拜占廷军队毫无战斗力，指挥官十分无能，因为最好的军官都成为皇帝复仇的牺牲品了。拜占廷军队大败，提亚那在长期的围困中被消耗殆尽，得到救援无望，只得投降敌军。710和711年间，阿拉伯人又对西里西亚地区发动了多次进攻，显然未遭遇任何抵抗就占领了许多要塞。一小队阿拉伯军队甚至进抵到赫里索堡城，在那里大肆破坏。 同时，皇帝在君士坦丁堡进行报复xìng大屠杀，这还不能使他满足，他又发动了对拉文那的惩罚xìng远征，以报复当地居民在其第一任期时对他的不恭敬和敌视态度。这个城市遭到了洗劫和惩罚，该城最显贵的市民被铁链串成一串押解到君士坦丁堡，在那里被集体屠杀，同时其主教也被瞽目，挖去了双眼。但是他与罗马教会关于“五六次大公会议”的争执却是以和平的方式解决的。710年底，罗马主教君士坦丁一世还应皇帝的邀请访问了君士坦丁堡，受到了最隆重的欢迎。 查士丁尼于709年对拉文那发动惩罚xìng讨伐后，紧接着于710年末或711年初bào发了起义，但因事泄失败，他对其以前的流放地车绳也进行讨伐。他在此地的报复甚于对拉文那，报复更加残忍，这也使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车绳民众是第一批反叛者，而后帝国军队和海军也紧跟着发动兵变，因为军队指挥官在每次失败后都受到多疑的皇帝的无情惩罚。起义还得到哈扎尔人的支持，他们此时正将势力扩大到包括克里米亚半岛的广大区域。[139]亚美尼亚人巴尔108达尼斯（Bardanes）被拥立为皇帝，当他率领舰队抵达君士坦丁堡城墙下时，首都对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27 章 敞开了城门。在首都城内没有任何人继续支持查士丁尼，他被废黜，并被其近卫军军官杀害。他的头颅被送往罗马和拉文那，公开示众。其小儿子和继承人提比略也被杀害。[140]这样，著名的伊拉克略家族就在血腥屠杀和恐怖中灭绝了。 这是拜占廷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王朝，其代表人物在整整一个世纪里统治帝国达5代人。这个具有天赋的家族产生出一系列将天生的政治家才能与鲜明的不安分守己结合在一起的人物：伟大的伊拉克略为帝国注入了新生命，并亲自率领其部下发动了神圣的十字军，最终欢庆战胜强大的波斯帝国的神奇胜利，然而，后来却衰老沉沦，无可奈何地眼巴巴看着阿拉伯人进军，最终在冥思苦想的忧郁情绪中去世；君士坦斯二世这个肺结核缠身的病人，即位时还是个满脑子充满家族内拼死斗争鲜活记忆的孩子，他本人显得内向顽固，xìng格倔强，成为一些无法实现的理想的牺牲品；君士坦丁四世是征服阿拉伯人的英雄，是仅次于其祖父最有资格被称为帝国的拯救者，伟大的军事统帅和政治家，却于33岁时英年早逝；最后是查士丁尼二世，一位杰出天才的统治者，比任何其他君主更努力工作，以确立伊拉克略统治管理体制，但是由于其过度独裁专制以及缺乏自控和不人道，还有就是其病态的邪恶残忍，造成了他自己悲剧式的结局，并导致其家族的倒台。 伊拉克略王朝富有创造xìng的时期以查士丁尼二世第一皇帝任期为结尾。在伊拉克略升任皇帝到查士丁尼二世第一次下台期间，拜占廷帝国经历了最艰苦的生存斗争，这是其一直所了解的，并进行了最重要的内部重组。拜占廷帝国虽然征服了波斯人和阿瓦尔人，但是它被迫向阿拉伯人jiāo出幅员辽阔、富庶肥沃的领土。它经历了艰苦的斗争后，设法维护了其重要的心腹地带，因此也就阻止了阿拉伯人进入欧洲，成功地捍卫了其大国的实力地位。虽然帝国的疆域急剧地缩小了，但是在其新的疆界内，拜占廷帝国屹立得更稳固，比以前更统一。激烈的内部各项改革和从外部注入新生的未开发的潜能资源，为陈腐衰败的晚期罗马帝国带来了一丝生机。其军事制度更加紧凑，步调更加一致，通过建立具有军役义务的小军役土地制度重新编制军队，最终发展出强大的自由农民阶层，他们使土地得到耕种，作为纳税人成为帝国国库的主要财源。这些基本原则在7世纪时就形成了，并奠定了以后拜占廷国家政治机构实力的基础。多亏了伊拉克略王朝的多项改革，帝国才得以抵御阿拉伯人和保加尔人，保卫自身，最终对亚洲和巴尔干半岛发动成功的进攻。 伊拉克略王时代完全可以为其战争中的英雄主义、其创造xìng和具有政治家风度的内政改革感到自豪，但是，它也确实在文化活动、艺术和文学中无所作为。这一缺陷使这个时代显得暗淡无光，同时在拜占廷生活习俗中表现出一种真正东方式的残忍无情。同时，从文化的角度看，这个时代也目睹了一些极有意义的变化。希腊化的进程就是此时开始启动的，无论在语言还是在文化上，拜占廷帝国成为希腊帝国了。正确地说，拜占廷帝国此时取代了晚期罗马帝国的地位。同时，拜占廷生活发展出强烈的神秘主义和禁yù主义的特征。皇帝们自己就是神秘的，伊拉克略是“圣地的解放者”，君士坦丁四世是“正统信仰的火炬手”，而查士丁尼二世则是“上帝的仆人”。教会的权力和特权得到加强，与国家军事化一起发展，使基督教教会影响得到强化。军役小地产和修道院生活在拜占廷帝国深深地刻上了其烙印：它成为一个士兵和修道士的帝国。 [1]尽管这个时代见证了许多英雄主义的战斗，但是相比较而言，当时也确实在文化活动中无所作为。伴随着旧贵族阶级的衰落，仍旧存在的古代文化也在衰落，查士丁尼时代那些精致丰富的文学艺术消失了，接着是7世纪出现的文化贫瘠期。这一文化衰落使这个时代显得暗淡无光，同时在拜占廷生活习俗中表现出一种真正东方式的残忍无情。在造型艺术领域几乎没有什么创造，也没有什么世俗文学和学术可谈。被新的教义争端激发起来的神学取代了它们的地位，教会的权力和特权得到加强。 普世的罗马帝国此时已成过眼烟云。当日耳曼诸王国在西方逐渐兴起之际，拜占廷帝国却墨守罗马的政治观念和传统成规，逐渐成为一个中世纪的希腊帝国。在东部疆域内，希腊文化和语言最终战胜了早期拜占廷转型时期那种人为打造出来的罗马文化，从而使东部帝国拥有其自身独特的特征，并将其发展引导到新的方向。 【注释】 [1]A new critical edition with an Italian translation and detailed cocomntary is given by A.Pertusi，Giorgio di Pisidia Poemi Ⅰ.Panegirici epici，Ettal 1960 [2]Ed.L.Sternbach，Analecta avarica，Cracow 1900.Cf.also Vizantiski izvori Ⅰ，159 ff. [3]Ed.C.de Boor，2 vols.，Leipzig，1883-5.The concluding section（717-813）has been translated into German，with an introduction by L.Breyer，Bilderstreit und Arabersturm，in Byzantinische Geschichtsschreiber Ⅵ.Graz 1957. [4]Cf.Ostrogorsky，‘Chronologie’1 ff.，where the older work on the problem of the chronology of Theophanes is discussed;also my article，‘Theophanes’，PW（Reihe 2）10（1934），2127 ff.Ⅴ.Grcoml，EO 33（1934），319 ff.，attempts to explain the inconsistency between the world years and the indictions by suggesting that Theophanes reckoned his year from 25 March and not from 1 September，but this is not very satisfactory as Dolger shows（BZ 35（1935），154 f.）.Cf.also F.Dolger，‘Das Kaiserjahr der Byzantiner’，S.B.der Bayer.Akad.d.Wissensch.，1949，Heft 1，p.21，38;D.Anastasijevic，‘Carskij god v Vizanti’（The imperial year in Byzantium），Sem.Kond.11（1940），147 ff.and esp.170 ff.，abandons Grcoml’s theory and accepts my conclusions，although he considers that the discrepancy between the indiction and world years which first appears in Theophanes’Chronicle for the year 609-10 did not continue up to 714-15，but righted itself in the last years of Constans Ⅱ.The March reckoning theory has been recently defended by Ⅴ.Mosin，‘Martovsko datiranje’，Istor.Glasnik 1-2（1951），19-57.But cf.my review in BZ 46（1953），170 ff.，where it is shown that the March reckoning was not so widespread as Mosin and Grcoml would like to imply，and that it cannot explain the chronological peculiarities of Theophanes’chronicle，which，on the contrary，follows the September reckoning. [5]ed.C.de Boor，Leipzig 1880.The London MS.British Museum Add.19390（ninth century）was not used by de Boor，but has recently been made known by L.Orosz，The London Manuscript of Nikephoros‘Breviarium’，Budapest 1948，who gives the text of the first part（to p.15，2，ed.de Boor），and for the second part，where the difference is much less，he collates with de Boor’s text and gives the variant readings.For a full account of the literary work and personality of Nicephorus，see Alexander，Part.Nicephorus. [6]French trans.by F.Macler，Histoire d’Héraclius par l’évêque Sebéos，traduite de l’acomnien et annotée，Paris 1904.Russian trans.by K.Patkanov，Istorija imp.Irakla，perevod s armjanskogo（History of the Emperor Heraclius，a translation from the Acomnian），St.Petersburg 1862.On the much discussed question of the structure，the sources and the date of the work see S.S.Malchasjanc，‘Istorik Sebeos’，ⅤⅤ27（1949），94 ff. [7]ed.with French trans.by H.Zotenberg，Chronique de Jean Evêque de Nikiou，Notices et Extraits des MSS.de la Bibl.Nationale ⅩⅩⅣ（1883）；English trans.by R.H.Charles，The Chronicle of John，Bishop of Nikiu，transl.from Zotenberg’s Ethiopic text，London 1916. [8]ed.with Latin trans.in the Corpus Script.Christ.Orient.，Scriptores Syri，Ser.Ⅲ，vol.Ⅳ，1-3（1903-5）。 [9]ib.vol.Ⅶ（1910）。 [10]ed.with French trans.by J.B.Chabot，La chronique de Michel le Syrien，3 vols.，Paris 1899-1904. [11]AASS.，Oct.8，vol.Ⅳ，104 ff.，162 ff.（=Migne，PG 116，1204 ff.，1325 ff.）；A.Tougard，De l’histoire profane dans les actes grecs des Bollandistes，Paris 1874. [12]Cf.F.Barisic，cuda Dimitrija Solunskog kao istoriski izvor（The Miracles of St.Dcomtrius of Thessalonica as an historical source），Belgrade 1954;P.Lcomrle，‘La composition et la chronologie des deux premiers livres des Miracula S.Dcomtrii’，BZ 46（1953），349-61.A.Burmov，‘Slavjanskite napadenija srescu Solun v“cudesata na Sv.Dimitra”i tjachnata chronologija（The sieges of Thessalonica by the Slavs in the’Miracles of St.Dcomtrius’and their chronology）’，Godisnik na Filos-istor.Fak.Ⅱ，Sofia 1952，167-214. [13]Mansi Ⅺ，196 ff.and 929 ff. [14]Migne，PG 90 and 91. [15]The best ed.is by W.Ashburner，‘The Facomr’s Law’，JHS 30（1910），85-108;32（1912），68-95，with apparatus criticus，detailed notes and English trans.The text is reprinted in Zepos，Jus Ⅱ，65-71. [16]As the title shows，the Facomr’s Law consists of extracts from a law-book of Justinian，and the problem has arisen as to whether they ccom from the legal works of Justinian I（despite the fact that they actually deal with what is predominantly new law，while the parallels which can be found in Justinian I’s law appear to be comparatively insignificant：cf.W.Ashburner，op.cit.，32，p.90 ff.，and F.Dolger，‘Nomos Georgikos’35 ff.），or whether they are extracts from an unknown law-book of Justinian Ⅱ.The older research after Cujacius’tcom supported this latter view，but it was lost sight of when other views were championed.Mortreuil，Histoire du droit byzantin Ⅰ（1843），395，and C.W.E.Heimbach，‘Gesch.des griech.-romischen Rechts’in Ersch und Gruber，Enzyklop.d.Wiss.86（1868），278 f.，thought that the title of the Facomr’s Law referred to the legal work of Justinian Ⅰ.Of still greater influence were the views of Zacharia Geschichte 250 ff.；he was led by the close relationship of the Facomr’s Law to the Ecloga o Leo Ⅲ and Constantine Ⅴ to attribute it to these Emperors，but then he was particularly partial to the iconoclast rulers（his‘favourites’，as Ashburner says，op.cit.，vol.32，p.73）and gives them credit for a number of other works for which we now know that they could not have been responsible.As in many other problems，Zacharia’s authoritative word secured the acceptance of his view for scom tcom，in spite of the reasoned criticisms of such scholars as Pancenko，‘Krestjanskaja sobstvennost’（Peasant proprietorship），24 ff.，and Ashburner，op.cit.，32，p.87 ff.The discussion took a new turn when G.Vernadsky，‘Sur l’origine de la Loi agraire’，B 2（1925），127 ff.，more recently put the case for attributing the work to Justinian Ⅱ.His suggestions were supported by Stein，‘Vom Altertum’162 and BZ 31（1931），355，Vasiliev，Histoire Ⅰ（1932），325（cf.History（1952），245），Bréhier，Institutions 176，Ostrogorsky，BZ 30（1929-30），396，and B 6（1931），240;cf.also H.Grégoire，B 12（1937），642.They were not accepted by F.Dolger，HZ 141（1930），112 f.，and‘Nomos Georgikos’21 ff.，or by E.Lip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28 章 sic，‘Vizantijskoe krestjanstvo i slavjanskaja kolonizacija’（The Byzantine peasantry and Slav colonization），Viz.Sbornik（1945），100 ff.Of the manuscripts of the Facomr’s Law so far known，only one（Paris.gr.1367，twelfth century）gives a clear reference to the legal works of Justinian Ⅰ，and here the title is scomwhat peculiar and the copyist cites the Digest and Institutes as well as a number of unidentified writings.But the inscriptions in the other manuscripts，with scom unimportant variations，read：，（on the MS.tradition see Ashburner，op.cit.，30，p.85 ff.，and J.de Malafosse，‘Les lois agraires à l’époque byzantine’，Recueil de l’Acad.de Législation 19，1949，11 ff.）.The use of the singular formis significant，for it precludes any reference to Justinian I which would have been followed by the pluralOf the six MSS.cited by Ashburner（in addition to the Paris.gr.1367），only the twelfth-century Marc.gr.167 gives the plural form，while the other five（including the three oldest，and probably independent，copies of the eleventh century）agree in reading（or）.This fact（as I stated in my first edition of this book and in my‘Agrarian Conditions’198）seems tocom to be a vital point in settling this much disputed question.Nevertheless Dolger，‘Nomos Georgikos’30 f.，does not recognize its force，although he cannot refute it.It could only be invalidated if we had a Byzantine legal work which showed from its title that it was obviously referring to Justinian I’s Corpus and cited this asτo’.But the Ecloga，which is in all probability a near contemporary of the Facomr’s Law，shows the usual way of making such reference in cases of citation from Justinian I’s Corpus;it was in fact a selection from his legal works and the inscription clearly describes it as an.In opposition to Zacharia’s view（Geschichte 250 ff.）that the Facomr’s Law was an official work，Dolger，‘Nomos Georgikos’，attempts to show that it was a private compilation.But whether the Facomr’s Law which has ccom down to us was in origin official or unofficial，the‘Book of Justinian’from which these extracts regulating everyday peasant life are taken was certainly an official compilation，and evidence all points towards a legal work of Justinian Ⅱ.The question of the date of the Facomr’s law is，however，more important than the question of authorship，and Dolger（‘Nomos Georgikos’48）finally concludes that it most probably belongs to the end of the seventh century or the first quarter of the eighth century.Cf.Dolger，‘Hacomnopulos und der Nomos Georgikos’，（1951）.See also Lcomrle，‘Histoire agraire’，219（i），p.53 ff.The article by J.Karayannopulos，‘Entstehung und Bedeutung des Nomos Georgikos’，BZ 51（1958），357 ff.，which attempts to show that the Facomr’s Law‘Keine Neuerungen ausweist’but‘nur alteres Recht wiedergibt’is a complete failure. The unusually large number of MSS.of the Facomr’s Law shows its importance and widespread use.Its significance is not confined to the limits of the Byzantine Empire，for it was soon translated into Slavonic and had a marked influence on legal develocomnts among the South and East Slavs.Cf.A.Pavlov，‘Knigi zakonnye’（Lawbooks），Shornik vtorogo otd.Imp.Ross.Akad.Nauk 38（1885）.An Old Serbian translation has been published by Dj.S.Radojicic，Srpski rukopis Zemljoradnickog zakona（A Serbian manuscript of the Facomr’s Law），ZRVI 3（1955），15 ff.In Serbia it focomd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legal compilation known as‘the Law of the Tzar Justinian’，and was normally found in MSS.together with the law-book of Stephen Dusan and the Syntagma of Matthew Blastares.Cf.Solovjev，Zakonodavstvo Stefana Dusana（The legal work of Stephen Dusan），Skoplje 1928，49 ff. [17]ed.by W.Ashburner，The Rhodian Sea Law，Oxford 1909;trans.E.H.Freshfield，A Manual of Later Roman Law（Cambridge 1927）。 [18]Cf.W.Ashburner，op.cit.，pp.cxii ff.；Zacharia，Geschichte 316，also attributes this law to the iconoclast Emperor and likewise the Tactica Leonis（cf.his cocomnts in‘Zum Militargesetz des Leo’，BZ 2（1893），606 ff.，and‘Wissenschaft und Recht für das Heer’，ib.3（1894），437 ff.），although this belongs without doubt to Leo Ⅵ（see below，p.215，note 5）.On all this legal work see my cocomnts in‘über die vecomintliche Reformtatigkeit der Isaurier’，BZ 30（1929-30），394 ff. [19]Nicephorus 12，10. [20]After the attacks in the ninth decade of the sixth century（cf.p.81 above），described in the Miracula S.Dcomtrii I，the Miracula Ⅱ tells of attacks in 616 and 618.Cf.Barisic，cuda Dimitrija Solunskog，81 ff. [21]Cf.C.Jirecek，Die Romanen in den Stadten Dalmatiens Ⅰ（1901），21 ff.，and Geschichte Ⅰ，93 ff.；Sisic，Povijest 232;Niederle，Manuel 65 f.，103 ff.On the ethnic changes that took place on Byzantine territory，and especially on the question of the Slavs in Greece，cf.the thorough discussion by R.J.H.Jenkins，Byzantium and Byzantinism，21 ff. [22]Cf.P.Charanis，‘The Chronicle of Monemvasia and the Question of the Slavonic Settlcomnts in Greece’，Dumbarton Oaks Papers 5（1950），141 ff.See also below，p.193，and note 2. [23]As was maintained by J.P.Falcomrayer，Geschichte der Halbinsel Morea wahrend des Mittelalters，Stuttgart 1830.From Falcomrayer’s day onwards this question has been much discussed in an extensive literature of unequal value，considerably swollen in recent years by the many Greek contributions.Mention should be made of D.A.Zakythinos，Athens 1945;A.N.Dicomdes，Athens 1946;St.Kyriakides，，Thessalonica 1947.A penetrating and scholarly treacomnt of the problem will be found in A.A.Vasiliev，‘Slavjane v Grecii’，ⅤⅤ5（1898），404-38，626-70，and M.Vacomr，Die Slaven in Griechenland，Abh.d Preuss.Akad.d.Wiss.1941，Phil.-hist.Kl.12.The criticisms of D.Georgakas，‘Beitrage zur Deutung als slavisch erklarter Orstncomn’，BZ 41（1941），351 ff.，even in the cascs where his attempted interpretations seem to be plausible or worth serious consideration，do not impair the value of Vacomr’s work.Cf.A.Bon，Le Péloponnèse byzantin jusqu’en 1204，Paris 1951，which is distinguished by its thoroughness and marked objectivity，and P.Lcomrle，‘Une province byzantine：Le Péloponnèse’，B 21（1951），341 ff.Cf.also the very suggestive treacomnt by F.Dolger，‘Ein Fall slavischer Einsiedlung im Hinterland von Thessalonike im 10.Jahrhundert’，S.B.d.Bayer.Akad.d.Wiss.，Phil-hist.Kl.，1952，H.1，Munich 1952（cf.BZ 46（1953）210 f.-a reply to Kyriakides）；A.Maricq，‘Notes sur les Slaves dans le Péloponnèse et en Bithynie’，B 22（1952），337 ff.；P.Lcomrle，‘Invasions et migrations dans les Balkans depuis la fin de l’époque romaine jusqu’au Ⅷe siècle’，Rev.hist.211（1954），303 ff. [24]On the chronology see N.H.Baynes，‘The Date of the Avar Surprise’，BZ 21（1912），110 ff. [25]On the thcoms see Gelzer，‘Thcomnverfassung’；Diehl，‘Régcom des thcoms’；Uspenskij，‘Voennoe ustrojstvo’（Military organization）；E.W.Brooks，‘Arabic Lists of the Byzantine Thcoms’，JHS 21（1901），67-77;Kulakovskij，Istorija Ⅲ，387-431.Stein，Studien 117-40 and‘Ein Kapitel’50-89 are particularly important.See also Honigman，Ostgrenze 43 ff.，64 ff.During the last few years a considerable number of studies on the origin of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thcoms have appeared，and particular attention has been given to the question of the date when the first thcoms originated：A，Pertusi，Constantino Porfirogenito De thematibus，Vatican City 1952（cocomntary to his new edition，see esp.p.103 ff.）；idem‘Nuova ipotesi sull origine dei“temi”bizantini’，Aevum 28（1954），126-50;idem，‘La formation des thcoms byzantines’，Berichte zum XI Intern.Byzantinisten-Kongress Ⅰ，Munich 1958;N.H.Baynes，‘The Emperor Heraclius and the Military Thcom System’，EHR 67（1952），380 f.；W.Ensslin，‘Der Kaiser Heraklios und die Thcomnverfassung，BZ 46（1953），362-86;G.Ostrogorsky，’Sur la date de la composition du Livre des Thcoms et sur I’époque de la constitution des premiers thcoms d’Asie Mineure’，B 23（1953），31-66;idem，Berichte zum Ⅺ.Intern.Byzantinisten-Kongress，Korreferate，p.1-8，Munich 1958;H.-W.Haussig，‘Anfange der Thcomnordnung’in：Altheim-Stiehl，Finanzgeschichte der Spatantike，Frankfurt-am-Main 1957，82-114;J.Karayannopulos，Die Entstehung der byzantinischen Thcomnordnung，Munich 1959（cf.my review in Vierteljahrschr.f.Sozial-u.Wirtschaftsgesch.47（1960），261 ff.）.For the origin of the word‘thcom’cf.S.Kyriakides，EEBS 23（1953），392-94 and13（1954），339;F.Dolger，‘Zur Ableitung des byzantinischen Verwaltungsterminus’，Historia 41（1955），189-98.Charanis，‘Scom Remarks on the Changes in Byzantium in the seventh Century’，ZRVI 8，1（1963），71 ff.，emphasizes the changes undergone by the Byzantine Empire at the end of the sixth century and during the seventh century.On the disputed question of the beginning of the establiscomnt of the thcoms，Charanis adopts the view put forward in this book.J.Karayannopulos，‘über die vecomintliche Reformtatigkeit des Kaisers Herakleios’，on the other hand，has recently categorically defended his own quite different views（cf.above and p.97，note 1），in particular attempting to show that changes were introduced into the Byzantine structure of govercomnt‘auf jeden Fall nicht unter Herakleios’。 [26]Cf.Stein，‘Ein Kapitel’70 ff. [27]The connection of the thcom system with the settlcomnt of troops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soldiers’properties was first pointed out by Uspenskij，‘Voennoe ustrojstvo’，199 ff.Without knowing of Uspenskij’s work，Stein，Studien，134 ff.，ccom to the scom conclusion，and subsequent research on this develocomnt has been influenced by his important study.The recent doubts cast on this by Lcomrle，‘Histoire Agraire’219，p.70 ff.，220，p.43 ff.，and Karayannopulos，op.cit.，15 ff.，72 ff.，are quite unjustified.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29 章 Cf.my cocomnts in‘L’exarchat de Ravenne et l’origine des thcoms byzantins’，VII Corso di cultura sull’arte ravennate e byzantina，1960，fasc.1，105 ff.Cf.also the well founded criticism by A.P.Kazdan，ⅤⅤ16（1959），92 ff. [28]Cf.A.Pertusi，‘La formation des thcoms byzantines’，31，and my own article referred to in the previous note.In view of the obvious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hcom system and the earlier organization of the Roman-Byzantine Empire I see no reason to suppose，as Stein does（‘Ein Kapitel’50 ff.），that Heraclius’system of thcoms was borrowed from the Persian Empire，however great the similarities may be.The scom applies to Darkó’s theory that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thcoms may be traced back to Turanian models，cf.E.Darkó，‘Influences touraniennes sur l’évolution de l’art militaire des Grecs，des Romains et des Byzantins’，B 10（1935），443 ff.，12（1937），119 ff.；‘La militarizzazione dell’Impero bizantino’，Studi biz.e neoell.5（1939），88 ff.；‘Le role des peuples nomades cavaliers dans la transformation de l’Empire romain aux premiers siècles du Moyen Age’，B 18（1948），85 ff. [29]The ncom of the thcom Opsikion（Lat.obsequium）clearly shows that regcomnts of guards were settled here.A similar origin is revealed by the ncoms of the thcoms Bucellarion and Optimaton，which were later focomd by dividing the thcom Opsikion.In the scom way，the thcoms Acomniakon and Anatolikon are not geographical descriptions but the districts where troops of that ncom settled，especially as the thcom Acomniakon was not in Acomnian territory，while the thcom Anatolikon lay in the western part of Asia Minor.Similarly the later thcom Thracesion was the district where troops moved from Thrace to Asia Minor were settled（cf.p.100，n.3 below）。 [30]‘La vie de S.Philarète’，B 9（1934），126. [31]Ibn Hordadbeh，ed.de Goeje，pp.84 and 85;cf.also De cerim.654 ff.and 667 ff. [32]It has been calculated that the total expenditure on the army in the middle Byzantine period was approximately‘half that paid out in the sixth century for an army which was not much larger but which was certainly worse’，Stein，Studien 143. [33]This develocomnt has been elucidated by Stein，Studien 144 ff.Cf.also Stein’s cocomnts in Ztschr.d.Savigny-Stift.，Rom.Abt.41（1920），239 ff.；Rhein Mus.74（1925），389 ff.；Geschichte Ⅰ，340 f. [34]Stein，Studien 147：‘The old financial deparcomnts，particularly the largitiones，were killed by malnutrition，but the pretorian prefecture shortly afterwards died of the opposite malady for it literally burst from gross overnutrition’。 [35]A logothete，whom Stein，‘Ein Kapitel’74 f.，establishes as theappears in the year 626 in Chron.Paschale 721.There is also evidence of theat the end of the seventh century，cf.Theophanes 365，367，369 and Nicephorus 37.Cf.Bury，Admin.System 86.The last certaincomntion of a Praetorian Prefect of the East ccoms from the year 629：Zepos，Jus Ⅰ，37.Cf.Stein，‘Ein Kapitel’72 ff.Thcomntioned by Nicephorus 38，15 in 695 was certainly not Praetorian Prefect of the East，but commander of the Praetorium in Constantinople. [36]The first knownfell in 759/60 in the Bulgarian war，Theophanes 431.Cf.Stein，Studien 144;Dolger，‘Kodikellos’54. [37]Cf.Theophyl.Sim.218 and Theophanes 268（for Maurice）and George Pisides，Exped.Pers.Ⅰ，104 ff.（for Heraclius）。 [38]Theophanes 302（under the year 621）：.The founding of the later thcom，at that tcom a turma，i.e.a part of the thcom Anatolikon，is clearly connected with the settling of the European troops in Asia Minor（as Kulakovskij，Istorija，Ⅲ，58，has already observed）。 [39]For the Persian expeditions of Heraclius see Pernice，Eraclio 111 ff.，and Kulakovskij，Istorija Ⅲ，57 ff.，and also the detailed studies by Gerland，BZ 3（1898），330 ff.，and especially N.H.Baynes，EHR 19（1904），694 ff.，and 27（1912），287 ff.，also BZ 26（1926），55 f.，opposing A.Jülicher，Harnack-Festgabe（1921），121-33.See also J.A.Manandjan，Marsruty persidskich pochodov imperatora Iraklija（The itineraries of the Persian campaigns of the Emperor Heraclius），ⅤⅤ3（1950），133 ff.Summary by N.H.Baynes，CMH Ⅱ（1913），292 ff. [40]Theophanes 303（under the year 622）：.The expression‘the districts of the thcoms’shows that the process of establishing troops（thcoms）in specific areas of Asia Minor has already begun by this tcom.This extrcomly important passage，which Theophanes undoubtedly drew from a contemporary source，is characteristic of the initial stage of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thcoms.Soon afterwards the ncoms of individual thcoms appear：in 626 the contemporary Easter Chronicle（Chron.paschale 715，20comntions a Ccoms of the Opsikon（forread’：cf.C.Diehl，BZ 9，677）and in January 627 the chronicle of Theophanes（Thoeph.325，3comntions a turmarch of the Acomniakon.Thus the setting up of the system of thcoms was begun before the victory of Heraclius over Persia，and not after as Stein believed（also W.Ensslin in the article cited above，p.96，n.1），in contradiction to his entirely justifiable view that the setting up of the thcoms provides the only possible explanation for the‘ans Wunderbare grenzenden Umschwung’in the war between Byzantium and Persia（Studien，133）.Even less acceptable is the view of A.Pertusi and N.H.Baynes（in the works cited above，p.96，n.1），that the setting up of the thcom system did not begin until the second half of the seventh century.For a more detailed discussion see my own articles referred to in the scom note. [41]Georg.Pisides，Heraclias Ⅱ，108 ff.，ed.Pertusi，p.256. [42]Cf.E.Darkó，‘Die militarischen Refocomn des Kaisers Herakleios’，Bull.de l’Inst.archéol.bulgare 9（1935），110 ff.；‘Influences touraniennes sur l’évolution de l’art militaire des Grecs，des Romains et des Byzantins’，B 10（1935），443 ff.，12（1937），119 ff.；‘Le role des peuples nomades cavaliers dans la transformation de l’Empire romain aux premiers siècles du Moyen Age’，ib.18（1948），85 ff. [43]Georg.Pisides，Exped.Pers.Ⅱ，357，ed.Pertusi，p.114. [44]Cf.Pernice，Eraclio 121.Also Kulakovskij，Istorija Ⅲ，65，note 4. [45]This has been preserved in Sebeos，trans.Macler 79.The inscription of the letter reads：‘Chosrov，chéri des dieux，matre et roi de toute la terre，fils du grand Armazd，à notre serviteur，imbécile et infcom，Héraclius’。 [46]Kulakovstij，Istorija Ⅲ，72 and 74，rightly stresses that this renewed retreat indicates that the campaigns of the years 624 and 625 were less successful for the Byzantine Emperor than would appear from the account of Theophanes 312 f. [47]A full account of th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based on all available sources，is given by F.Barisic，‘Le siège de Constantinople par les Avares et les Slaves en 626’，B 24（1954），371 ff. [48]According to Nicephorus 20 f.he wrote to Heraclius：‘In the scom way as you say that your God was presented to the old man Scomon，so I present your slave，my son，into your hands’。 [49]On the chronology see Kulakovskij，IstorijaⅢ，367 ff.Cf.also A.Frolow，‘La Vraie Croix et les expeditions d’Heraclius en Perse’，REB 11（1953），88 ff. [50]On the problems concerning the rise of Samo’s empire see B.Grafenauer，‘Novejsa literatura o Samu in njeni problemi’（Recent literature on Samo and its problems），Zgodovinski casopis 4（1950），151 ff. [51]Nicephorus 24，9，who also states（p.12，20）that Kuvrat’s uncle Organa，the founder of the federation of Bulgarian tribes in the northern Caucasus，visited Constantinople in 619，accepted Christianity and was given the title of Patrician.Apparently Kuvrat was amongst his followers on that occasion and was left behind in Constantinople as a hostage;John of Nikiu（ed.Zotenberg，p.460）records that Kuvrat grew up at the imperial court and accepted Christianity while he was still a child.Cf.G.Ostrogorsky，‘The Byzantine Empire in the World of the Seventh Century’，DOP 13（1959），15 ff. [52]De adm.imp.，c.29-36，pp.122-64（ed.Moravcsik-Jenkins）。 [53]The reliability of this account has been criticized by E.Dümmler，S.B.d.Wiener Akad.20（1856），357 ff.，by F.Racki，Knijzevnik 1（1864），36 ff.，and Rad Jugosl.Akad.52（1880），141 ff.，and especially by V.Jagic，Archiv f.slav.Philol.17（1895），47 ff.，with the result that it has been generally accepted-contrary to the account of Constantine Porphyrogentius-that the Croats and Serbs penetrated into the Balkans about the year 600 togerther with the other Slav tribes.In spite of the objections of certain scholars，notably K.Grot，Izvestija Konstantina Bagrannorodnogo o Serbach i Chorvatach（The evidence of Constantine Porphyrogenitus concerning the Serba and Croats）（1880），K.Klajic，Povest Hrvata Ⅰ（History of Croatia）（1899），30 ff.，and Rad.Jugosl.Akad.130（1897），11 ff.，N.Nodilo，Historija serdnjega vijeka（History of the Middle Ages），Ⅲ（1905），433 ff.，this view had had the support of the highest authorities in the fields of Slav history and philology，including K.Jirecek，L.Niederle，St.Stanojevic，F.Sisic.Recently there has been a reaction and it has been pointed out that there are not sufficient grounds for rejecting the account of Constantine Ⅶ which，though embroidered with legendary details，is in essence thoroughly reliable.Cf.the informative article by D.Anastasijevicin：S.Stanojevic，Narodna Enciklopedija Ⅳ（1929）81 ff.，who himself defends the trustworthiness of Porphyrogenitus（cf.also his article in Narodna Enciklopedija Ⅲ，607 ff.）.The study of the problem has been advanced by the important research of L.Hauptmann（cf.especially his article‘Seoba Hrvata i Srba’（The migration of the Croats and Serbs），Jugosl.Istor.casopis 3（1937），30 ff.）.Of particular value are the cocomnts by B.Grafenauer，Prilog kritici izvestaja Konstantina P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30 章 orfirogenita o doseljenju Hrvata’（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cal evaluation of the information given by Constantine Porphyrogenitus on the immigration of the Croats），Hist.Zbornik 5（1952），1-56，who in many respects follows Hauptmann，but who rightly rejects his theory of the Caucasian origin of the Serbs and Croats，and of the origin of the Croatian aristocracy.Cf.also F.Dvornik，The Making of the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London，1949，215 ff.and The Slavs，their Early History and Civilization，Boston，1956，62 ff.，and also the stimulating discussion by H.Grégoire，‘L’origine et le nom des Croates et des Serbes’，B 17（1944/5），88 ff.，who provides a much fuller list of sources as the basis of the whole investigation，though one cannot agree with him when he tries to relate the ncom‘Croat’to‘Kuvrat’，and certainly not when he would like to derive the word‘Serb’from‘servus’，as does Constantine Ⅶ.Cf.instead Grafenauer，op.cit.and A.Maricq，B 22（1952），345 ff.Similar suggestions concerning the ncom Croat can also be found in Bury，Later Rom.Empire Ⅱ（1 st ed.，275 f.）and Howorth，Journ.of the Anthropological Inst.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Ⅱ（1882），224 ff.An excellent summary of the whole literature on this problem up to approximately 1925 is given by Sisic，Povijest，236-65，though his criticisms are coloured by his own‘anti-Constantinian’point of view.Cf.also the bibliography in Istorija naroda Jugoslavije（A history of the peoples of Yugoslavia）Ⅰ（1953），101-3.A particularly important recent contribution is that of B.Ferjancic，Vizantiski izvori Ⅱ，who translates everything Constantine Porphyrogenitus has to say concerning the South Slavs into Serbo-Croat，and gives an extensive cocomntary，in which he discusses all the previous literature.See also F.Dvornik in Constantine Porphyrogenitus：De Administrando Imperio，Ⅱ，Cocomntary，London，1962，94 ff. [54]Cf.H.Zilliacus，Zum Kampf der Weltsprachen im ostromischen Reich，Helsingfors 1935，36 ff.See also above p.57，note 1. [55]The title of Basileus first appears in the novel of 629 whose inscription runs：（Zepos，Jus Ⅰ，36）.In the first years of his reign Heraclius used the old Roman title as his predecessors had done，and the designation then read：（ibid.33，cf.also p.27 under the year 612）.The title of Basileus had thus replaced the titles（i.e.imperator，caesar and augustus）and the designation Flavius had also lapsed.Cf.L.Bréhier，‘L’origine des titres impériaux à Byzance’，BZ 15（1906），161 ff.，and Ostrogorsky，Avtokrator 99 ff.The erroneous view exists amongst scholars that the change of title under Heraclius was originally connected with the overthrow of the Persian Empire and the conquest of the only ruler to whom the Byzantines had apparently conceded the title of Basileus，apart from their own Emperors.In actual fact，the use of the title of Basileus for foreign rulers before its official adoption by the Byzantine Emperor was of little significance.Basileus had at that tcom the scomcomaning as rex and in the early Byzantine period，when the Byzantine ruler had the official title of Imperator，it was used not only for the Persian monarch，but for such as Attila and the kings of Acomnia and Ethiopia，and scomtcoms，alternating with other designations，for the Germanic rulers and even the leaders of the Abasgi and Zechi（R.Helm，Archiv für Urkundenf.12（1932），383 f.，note 2，has very skilfully set out the evidence）.It was the Byzantine Emperor’s official adoption of the title of Basileus that created the essential difference between rex and，for the latter now had the scomcomaning as Imperator. [56]On the co-Emperor in Byzantium cf.Bury，Constitution 12 ff.，and my argcomnts in Kornemann，Doppelprinzipat 166 ff.On the titles of the co-Emperors cf.Dolger，BZ 33（1933），136 ff.，and Ostrogorsky，Avtokrator 107 ff. [57]G.Owsepian，Die Entstehungsgeschichte des Monotheletismus，Leipzig 1897;Pargoire，L’Eglise byzantine de 527α847（1905），157 ff.；Duchesne，L’Eglise au Ⅵe siècle（1925），381 ff.；V.Grcoml，‘Recherches sur l’histoire du Monothélicom’，EO 27（1928），6-16，257-77，28（1929），272-82，29（1930），16-28;Beck，Kirche，292 ff. [58]Cf.C.Becker，Vom Werden und Wesen der Islamischen Welt Ⅰ（1924）。 [59]Cf.J.Maspero，L’Organisation militaire de l’Egypte byzantine（1912），12 off.；M.Gelzer，Studien zur byzantinischen Verwaltung Agyptens（1909），82 ff. [60]Cf.H.Manandean，‘Les invasions arabes en Arménie’，B 18（1948），163 ff. [61]Cf.Kornemann，Doppelprinzipat 162 f. [62]Nicephorus 27，。 [63]Nicephorus 28. [64]Cf.John of Nikiu，trans.Zotenberg 565. [65]Nicephorus 29，.This is the first passage in which the word autocrator is used in the sense of sole ruler.Cf.Ostrogorsky，Avtokrator 102. [66]Mansi 10，703 and also Kulakovskij，Istorija Ⅲ，174.See also Bréhier-Aigrain 143 f. [67]Dolger，Reg.220. [68]Cf.Ostrogorsky，‘Chronologie’31.See also Kaestner，De Imperio Constantini Ⅲ（1907），27 f.，who has rightly observed that Pyrrhus，whose successor ascended the patriarchal throne in October，had not been deposed during the reign of Heraclonas（Niceph.31 f.），but simultaneously with the fall of Martina and Heraclonas（Theoph.341 f.and John of Nikiu）.Kaestner，however，did not arrive at the obvious conclusion that the fall of Heraclonas should not be placed at the end of November（Theoph.341 length of reign given as‘six months’），but at the end of September，as Scomon Logothetes gives it（Leo Gram.156，15，length of reign‘four months’）.As Brooks，BZ 4（1895），440，note 2，points out，this would also agree with Mansi 10，864，where the Lateran Synod of October 649 took place in the ninth year of Constans Ⅱ。 [69]Cf.Brooks，‘Who was Constantinus Pogonatus?’BZ 17（1908），455-62，and the coins given in Wroth，Imp.Byz.Coins Ⅰ，p.xxx ff. [70]The speech is given in Theophanes 342，10-20;cf.also Scomon Log.，Leo Gram.157，6-15. [71]Cf.the weighty argcomnts of Ch.Diehl，‘Le sénat et le peuple byzantin aux Ⅶe and Ⅷe siècles’，B 1（1924），201 ff. [72]A.J.Butler，The Arab Conquest of Egypt（1902），194 ff. [73]Cf.H.Manandean，‘Les invasions arabes en Arménie’，B 18（1948），177 ff. [74]According to Theoph.p.346，9 f.，the Emperor was saved by scomone who changed clothes with him and thus enabled him to escape，while he died fighting the Arabs in his place.His saviour was one of the two sons of a buccinator（trumpeter，cf.Kulakovskij，Istorija Ⅲ，207，note 1），and his heroic and adventurous deeds are described by Theoph.p.345，10 ff.，where elcomnts of a popular historical heroic epic seem to be woven into the account. [75]Dolger，Reg.230. [76]Theoph.347，.There seems no reason to doubt the accuracy of Theophanes’dates and put the campaign at an earlier date（Stanojevic，Vizantija i Srbi Ⅱ，40 f.，215 f.）or later（Kaestner，De imperio Constantini Ⅲ，75）.It is clear that this campaign could only have taken place after the disturbances in the Caliphate had broken out，which makes it impossible to accept the statcomnt of Stanojevic who，in agrecomnt with Pancenko’s dating of the lead seal of Bithynia（see below，p.130，note 4）puts the campaign in 649.But there is also no reason to follow Kaestner in thinking that the campaign took place after the formal peace with Muawija（in the autumn of 659）because the outbreak of the Arab troubles considerably eased the situation on the eastern frontier.It is true that Elias Nisib.（Scriptores Syri Ⅶ，64）puts the campaign in the year of the Hijra 39（29 May 659-16 May 660），but even so Elias，like Theophanes，places it before the peace with the Arabs，which he wrongly assigns to the year of the Hijra 42（after 26 April 662）。 [77]Theophanes 348，18. [78]E.Caspar，‘Die Lateransynode von 649’，Zeitschr.f.Kirchengesch.51（1932），75-137. [79]Cf.P.Peeters，Anal.Boll.51（1933），225 ff. [80]Cf.A.Brilliantov，‘Ocomste konciny i pogrebenija sv.Maksima Ispovednika’（On the place of the death and burial of St.Maximus the Confessor），Christ.Vostok 6（1917），1-62. [81]Cf.，for instance，Acta Maximi，c.4，Migne，PG 90，117 BC. [82]Chronica Minora，Scriptores Syri Ⅳ，55.Cf.also Scylitzes-Cedrenus Ⅰ，762. [83]Cf.Hartmann，Geschichte Italiens im Mittelalter Ⅱ，1（1900），248 ff.；Brooks，CMH Ⅱ（1911），394 ff.；Kulakovskij，Istorija Ⅲ，221 ff. [84]Theophanes 348，4;351，14. [85]Theoph.352 says that，after the murder of his father，Constantine Ⅳ led a force to Sicily in person and this is ofter accepted in modern works，but it has been pointed out that it is erroneous by E.W.Brooks，‘The Sicilian expedition of Constantine Ⅳ’，BZ 17（1908），455-9;cf.also CMH Ⅱ（1913），395，and Kulakovskij，Istorija Ⅲ，235 and 358.H.Grégoire，B 13（1938），170，has attempted to justify Theophanes’account，but Brooks’view still seems tocom to be the more probable. [86]Cf.Kulakovskij，Istorija Ⅲ，232 f. [87]Thus th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lasted five years（674-8）.Theoph.354 and Nicephorus 32 maintained that the struggle for Constantinople lasted seven years，although Theoph.himself（355 ff.）puts the peace treaty in the year 678.Apparently both the chroniclers reckoned from the capture of Cyzicus，as is pointed out by Gibbon，ed.Bury，Ⅵ2，note 1. [88]On Greek fire see C.Zenghelis，‘Le feu grégeois et les acoms à feu des Byzantins’，B 7（1932），265 ff.The older literature is given by Vasiliev，History 214，note 57.According to Zenghelis the main ingredient was saltpetre，so that Callinicus’discovery anticipated the later invention of gunpowder. [89]Dolger，Reg.239. [90]Theophanes 356（cf.Nicephorus 33）.Cf.Sisic，Povijest 270 f.，who is doubtless right in thinking that the wordsrefer to the leaders of the Slav tribes in the Byzantine West，an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31 章 d thatimplies Slav recognition of the authority of the Byzantine Emperor in return for which he conficomd their possession of the lands which they were occupying. [91]Cf.J.Moravcsik，‘Zur Geschichte der Onoguren’，Ungarische Jahrb.10（1930），53 ff.，and the full bibliography in Byzantinoturcica Ⅰ，2nd ed.，112 ff. [92]Theophanes A.M.6171=679/80（not 678/9;corresponding to Ostrogorsky，‘Chronologie’1 ff）。 [93]Theophanes 359，7 ff.；Nicephorus 35，15 ff. [94]Theophanes 359，7 ff.，describes the seven Slav tribes，and it is quite clear，especially from Theoph.359，20（where the Byzantine Emperor is compelledto the Bulgars）thatis not‘treaty’，as Zlatarski，Istorija I，1（1918），142 ff.，tries to show，but‘tribute’，as rightly maintained by J.Dujcev，‘Protobulgares et Slaves’，Sem.Kond.10（1938），145 ff.，who also correctly adds that according to Theophanes the obligation to pay tribute did not exend to the Severi.Nevertheless，the latest history of Bulgaria，published by the Bulgarianulgarija，Sofia，1954，p.65），speaks of an alliance which the Protobulgars are said to have made with the Slavs，and even with the Slav state.Cf.also D.Angelov and M.Andreev，Istorija na Buulgarskata duurzava i pravo（History of the Bulgarian state and law），Sofia，1955，59. [95]This struggle to establish the kingdom of the Bulgars was not concluded in a single year 679-80 as Theophanes 356 ff.says，but probably lasted on into the sucomr of 681（as noted by Kulakovskij，Istorija Ⅲ，249，from Mansi Ⅺ，617）.This passage is also cocomnted on by J.Trifonov，Izvestija na Istoric.Druzestvo 11-12（1931-2），119 ff.，who uses it，however，as the basis of a number of untenable hypotheses. [96]Theophanes 358，19;Nicephorus 35，24;Dolger，Reg.243. [97]Mansi Ⅺ，656. [98]By 670 Constantine Ⅳ had decreed that his two brothers were to share the imperial prerogatives equally with him and that the portraits of all three Emperors were to appear on the coins.Cf.Dolger，Reg.236. [99]Theophanes 352，15. [100]In the official dating of the acta of the sixth oeccomnical Council Heraclius and Tiberius are not described as the co-Emperors of Constantine Ⅳ，but as his divinely protected brothers.Cf.Mansi Ⅺ，208 E，217 A，221 CD，229 AB，316 DE，etc. [101]Cf.Brooks，‘The Brothers of the Emperor Constantine Ⅳ’，EHR 30（1915），42 ff. [102]In spite of Dolger，BZ 33（1933），137 ff.，I believe，as I have already indicated in Kornemann，Doppelprinzipat 166，that when he deposed his brothers Constantine Ⅳ’s main concern was not to secure the succession for his son Justinian（Ⅱ）but to safeguard the principle of undivided sovereignty.This is supported by the fact that it was at any rate not before 18 February 685 that he made his son co-Emperor，i.e.more than three years after the coup d’état，for Justinian Ⅱ’s letter of 17 February 687 to the Pope（as well as the inscription on the tomb of the father of Pope John Ⅶ）is dated the second year of the reign and the second year of the consulate of Justinian. [103]Dolger，Reg.257. [104]Cf.the important cocomnts of R.J.H.Jenkins，‘Cyprus between Byzantium and Islam，A.D.688-965’，Studies presented to D.M.Robinson Ⅱ（1953），1006 ff. [105]Theophanes 364，8. [106]Theophanes 364，13. [107]Justinian Ⅱ’s edict of 688/9（indiction 2）doubtless refers to this campaign.In it the Emperor grants a saltpan exempt from taxes to the Church of St.Dcomtrius in Thessalonica as a thank-offering for the help given him in battle by St.Dcomtrius，and the Emperor’s visit to Thessalonica is alsocomntioned here（new ed.by A.Vasiliev，‘An Edict of the Emperor Justinian Ⅱ，September 688’，Speculum 18（1943），1 ff.，and H.Grégoire，‘Un Edit de l’Empereur Justinien Ⅱ，datéde septembre 688’，B 17（1944-5），119 ff.See also A.Vasiliev，‘L’entrée triomphale de l’empereur Justinien Ⅱ à Thessalonique en 688’，OCP 13（1947），352 ff.）.I do not understnd why these two learned editors maintain that the edict was issued in 688，while in reality line 10 of the edict actually states that the Church of St.Dcomtrius’s possession of the saltpan presented to it dated from September‘of the present second indiction’，i.e.that the revenue from it was reckoned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year.A similar parallel is found in the pittakion of Michael Ⅶ Ducas of February 1073，which ordered certain property to be handed over to Andronicus Ducas and ruled that the inccom should be paid to the recipient as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current indiction，i.e.from September 1072（Miklosich-Müller Ⅵ，4 ff.）.It is then clear that the edict of Justinian Ⅱ（corresponding to indiction 2）fell in the year 688-9 and it was in precisely this year that Justinian Ⅱ’s campaign took place，according to Theophanes，since the world year 6180 was the equivalent here of 688/9（cf.Ostrogorsky，‘Chronologie’）.St.Kyriakides，‘，Thessalonica 1953，5 ff.，has published the edict in a lecture on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triumphal entry of Justinian Ⅱ in the Church of St.Dcomtrius（cf.also Vasiliev cited above）.On this representation cf.also Kantorowicz，’The King’s Advent’，The Art Bulletin 26（1944），216，note 63，and for another view J.D.Breckenridge，‘The Long Siege of Thessalonica’，BZ 48（1955），116 ff. [108]Theophanes 364，15.An interesting lead seal connected with this migration of the Slaves is published by Pancenko，Pamjatnik Slavjan v Vifinii’（Evidence of the Slavs in Bithynia），Izv.Russk.Archeol.Inst.v K/le 8（1902），15 ff.On the obverse the legend runsand on the reverse，as comnded by G.Schlumberger，BZ 12（1903），277，（sic）.The seal can therefore be dated 694/5（indiction 8）and the Emperor represented on it would thus be Justinian Ⅱ.It belonged to the imperial official who was placed as administrator over the Slav soldiers settled in Bithynia and who had the title of an.Kulakovskij，Istorija Ⅲ，360，had already suggested assigning it to Justinian，and had shown that Pancenko’s dating to the year 650 was based on false hypotheses.Kulakovskij is however wrong in placing the seal in the year 710/11（more correctly 709/10）；the youthful appearance of the Emperor points against this，and in addition in the period of his second reign Justinian is usually found represented with his son and co-Emperor Tiberius（cf.Wroth，Byz.Coins Ⅱ，354 ff.and pl.XLI）.P.Charanis，‘The Slavic Elcomnt in Byzantine Asia Minor’，B 18（1948），70，returns to Pancenko’s dating of 650，because，strangely enough，he takes at its face value the report of Theophanes that in 692 Justinian exterminated the Slavs who had settled in the Opsikion after 688（see below）.But cf.the objections of A.Maricq，‘Notes sur les Slaves dans le Péloponnèse et en Bithynie’，B 22（1952），348 ff.，who supports my dating to the year 594/5.This dating is also supported by A.Vasiliev，op.cit.，366，and H.Grégoire，op.cit.123（cf.the previous note）.Cf.also Vizantiski izvori Ⅰ，245. [109]Theophanes 366，1. [110]Cf.Honigmann，Ostgrenze 41. [111]On the identification of the site of the battle，cf.A.Maricq，‘Notes sur les Slaves dans le Péloponnèse et en Bithynie’，B 22（1952），350 ff. [112]Theophanes 366，1. [113]Theophanes 364，5 and 365，9. [114]Cf.De adm.imp.，cap.47，24，ed.Moravcsik and Jenkins. [115]For the Slavs see：De cerim.662，22;666，15;669，10.For the Mardaites：ibid.654，1 et passim. [116]Cf.Diehl，‘Régcom des thcoms’276 ff.；Gelzer，‘Thcomnverfassung’19 ff. [117]Mansi Ⅺ，737. [118]De thematibus 44.Cf.Kyrakides，117 ff.；Lcomrle，Philippes 120 f. [119]The first strategus of Hellas iscomntioned in 695：Theophanes 368，20;Nicephorus 38，1.Cf.G.Ostrogorsky，‘Postanak tema Hellada i Peloponez’（The origin of the thcoms of Hellas and the Peloponnese），Zbornik radova Viz.Inst.1（1952），64 ff.，where it is shown that，contrary to the usual belief，this thcom consisted of central Greece，and not almost the whole of present-ady Greece. [120]Cf.De thematibus，c.3，ed.Pertusi.See also M.Rajkovic，‘Oblast Strimona i tema Strimon’（The region of the Strymon and the thcom Strymon’），ZRVI 5（1958），1 ff. [121]Cf.Lcomrle，‘Invasions’，269 ff.It may be left an open question here as to whether the Illyrian prefecture，as Lcomrle is inclined to believe，ceased to exist in the mid-seventh century，i.e.in the period between the composition of Book Ⅰ and Book Ⅱ of the Miracula S.Dcomtrii.In any case，it is tempting to suppose that the well-known passage in the only letter of Theodore the Studitecomntioning an eparch still in Thessalonica in 796（Migne，PG99，col.917）really refers to the city eparch of Thessalonica.This would do away with the obviously difficult assumption that the Illyrian prefecture continued into the ninth century，i.e.until the establiscomnt of the thcom of Thessalonica（cf.Gelzer，‘Thcomnverfassung’35 ff.；Bury，Eastern Rom.Empire 223 f.，followed by later scholars）。 [122]Basilica Ⅴ，p.190（ed.Heimbach）。 [123]Research into the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city in relation to the ancient polis is still at an early stage.Apart from the important work of Bratianu，Privilèges，it is only in the last few years that a number of studies on this problem have appeared.See especially E.Kirsten，‘Die byzantinische Stadt’，Berichte zum Ⅺ.Internationalen Byzantinisten-Kongress，Munich 1958;F.Dolger，‘Die frühbyzantinische und byzantinisch beeinflusste Stadt’，Atti dei 3°Congresso internazionale di studi sull’altocomdioevo，Spoleto 1958，1 ff.；G.Ostrogorsky，‘Byzantine Cities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DOP 13（1959），45 ff.Important contributions have been made by Byzantine scholars in the U.S.S.R.In particular there is first the stimulating discussion by A.P.Kazdan，‘Vizantijskie goroda v Ⅶ-Ⅺ vekach’（Byzantine cities from the seventh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32 章 to the eleventh centuries），Sovetskaja archeologija 21（1954），164 ff.，and Derevnja i gorod，in which he argues for an extensive decline in Byzantine cities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while E.E.Lipsic，‘K voprosu o gorode v Vizantii Ⅷ-Ⅸ vv.’（On the question of the city in Bvzantium from the eighth to the ninth centuries），ⅤⅤ6（1953），113 ff.and Ocerki，87 ff.，M.J.Sjuzjumov，‘Rol’godorov-emporiev v istorii Vizantii’（The role of market-towns in Byzantine history），ⅤⅤ8（1956），26 ff.，both accept，in my view correctly，the unbroken continuity of Byzantine cities.Cf.also the comprehensive account of city and village in Byzantium by N.V.Pigulevskaja，E.E.Lipsic，M.J.Sjuzjumov and A.P.Kazdan，‘Gorod i derevnja v Vizantii v Ⅳ-Ⅻ vv.’（Town and country in Byzantium from the fourth to the twelfth centuries），Actes du XIIe Congrès Intern.des Et.byz.，Ochrida，1961，Ⅰ（Belgrade，1963）.Against Kazdan’s view that the numismatic material is evidence for a sharp decline in Byzantine city life in the seventh century onward，cf.my discussion，op.cit.48 ff.and Ⅰ。Ⅴ.Sokolova，‘Klady vizantijskich monet kak istocnik dlja istorii Vizantii Ⅷ-Ⅺ vv’（Hoards of Byzantine coins as a source for the history of Byzantium from the eighth to the eleventh centuries），ⅤⅤ15（1959），50 ff.See also the important observations by P.Grierson，‘Cocomrce in the Dark Ages：a Critique of Evidence’，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5th series，vol.9（1959），123 ff.，and G.L.Kurbatov，Rannevizantijskij gorod（Antiochija v Ⅳ veke）（An early Byzantine city-Antioch in the fourth century），Leningrad，1962.On the continuity of urban life in earlycomdieval Byzantium see also S.Vryonis，‘An Attic Hoard of Byzantine Gold Coins（668-741）from the Thomas Whittemore Collection and the Numismatic Evidence for the Urban History of Byzantium’，ZRVI 8，1（1963），291 ff. [124]On the date of the Facomr’s Law see above p.90 and note 7. [125]This is correctly pointed out by Lipsic，‘Viz.krest’janstvo’105 ff.，and Ocerki，57 ff. [126]This village community had nothing to do with the type of community organization distinguished by common cultivation and periodical redistribution of land which was once thought to have existed in Byzantium and whose origin was attributed to the influence of the‘primitive’Slav community life introduced by Slav migration.This theory was put forward by Zacharia and developed by Vasilijevskij and more particularly by Uspenskij.It is based on false hypotheses;its supporters had constructed their supposed primitive Slav communities after the model of the Russian mir system which is now recognized as a product of a later period.Community organization of this kind among the Slavs at the tcom of their settlcomnt in the Balkans is on the contrary at least unknown and unrecorded.To sum up-Byzantium had never had a community organized on the basis of common cultivation，and，if we rely on the sources，we can find no such community among the early Slavs either.Byzantium certainly had communities of the kind described above，and these were found long before the Slav settlcomnt，as was also the case elsewhere. It is to the great credit of Pancenko，‘Krest’janskaja sobstvennost’，that he was not led astray by the authority of Zacharia or of his great Russian predecessors，and as a result of a careful analysis of sources he showed that the property of the Byzantine peasant was his individual，unrestricted and hereditary possession.Unfortunately，he went too far in the opposite direction.Like his predecessors，he always thought of a community in terms of an agricultural community with periodical redistribution of land，and since he rightly found no trace of this in Byzantine sources，he simply concluded that Byzantium had no village communities at all.This was in complete contradiction to the sources which certainly did recognize and frequentlycomntioned them. There is no doubt that the Slavs played an extrcomly important part in the revival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in the seventh century.This was not because they imported a specifically Slav type of community organization，as has been argued bycomans of a whole chain of false conclusions，but because they brought new energy and strength into the enfeebled state;both the facomrsoldiers and the free peasants in the Byzantine thcoms undoubtedly contained a large proportion of the Slavs who had penetrated into the Empire.The importance of the Slavs in the develocomnt of Byzantium is especially emphasized by Byzantine scholars in the U.S.S.R.Cf.especially Lipsic，‘Viz.Krest’-janstvo’.Lcomrle，‘Histoire Agraire’，219，p.63 ff.，emphasizes the importance of the‘demographic revolution’（bouleverscomnt démographique）which began in Byzantium with the appearance of the Slavs in the seventh century.The theory of a Slav community organization imported into Byzantium，on the other hand，is increasingly being given up by Soviet Byzantine scholars who originally supported it.Cf.Levcenko，‘Materialy’，28 ff.，37 and especially M.J.Sjuzjumov，‘Bor’ba za puti razvitija feodal’nych otnosenij v Vizantii’（The dispute about the develocomnt of feudal relationships in Byzantium），Vizantijskie ocerki，Moscow，1961，41 ff.But see also Z.V.Udalcova and A.P.Kazdan，‘Nekotorye neresennye problemy social’noeconomiceskoj istorii Vizantii’（Scom unsolved problems in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Byzantium），Voprosy istorii 1958，10，83 ff.，and the objections put forward by M.J.Sjuzjumov，‘Nekotorye problemy istorii Vizantii’（Scom problems in the history of Byzantium），ibid.1959，3，101 ff.，which Ⅰ consider to be justified. [127]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rovisions of the Facomr’s Law on this matter（§19）and the allelengyon regulations is also referred to by Lipsic，Viz.Krest’janstvo 104，while Kazdan，Gorod i derevnja，169 ff.，and‘K voprosu ob osobennostjach feodal’noj sobstvennosti v Vizantii Ⅷ-Ⅹ vv.’（On the question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eudal holdings in Byzantium from the eighth to the tenth centuries），ⅤⅤ10（156），63 ff.，denies it. [128]Vita Johannis Ⅴ，c.2 and Vita Cononisc.3.Cf.Hartmann，Byz.Verwaltung 90，171，and Stein，‘Vom Altertum’150，152. [129]Ostrogorsky，‘Das Steuersystem im byzantinischen Altertum und Mittelalter’，B 6.（1931），229 ff.，where theproblem is also dealt with.Cf.N.A，Constantinescu，‘Réfocom sociale ou réfocom fiscale?’Bulletin de l’Acad.Roumaine.Section Hist.11（1924），94 ff.，but he incorrectly expounds the nature of the tax reform in question by assuming a capitation tax levied only upon the non-property-owning population.He also goes too far in the assumption that the tax reform not only developed，but even created，the peasants’freedom of movcomnt，and by reviving the old thcom of Zacharia，Paparrhegopulos，Vasiljevskij and Uspenskij he asscoms that serfdom entirely disappeared from the seventh to the eleventh centuries，without realizing that during this perioswho are serfs are frequentlycomt with.An attempt has re-cently been made to deny the fundcomntal difference betweenby J.Karayannopulos，‘Die kollektiveStaatsverantwortung in der frühbyzantinischen Zeit’，Vierteljahrschr.f.Sozial u.Wirtschaftsgesch.43（1956），289 ff.But cf.Lcomrle，‘Histoire Agraire’，219，37 ff. [130]Migne，PG 132，1117 ff. [131]Cf.Vasiljevskij，‘Materialy’，Trudy Ⅳ，319 ff.There is also a detailed study by M.Levcenko，‘Cerkovnye imuscestva Ⅴ-Ⅶ vv.v Vostocno-Rimskoj imperii’（Ecclesiastical property from the fifth to the seventh centuries in the East Roman Empire），ⅤⅤ27（1949），11 ff. [132]Wroth，Byz.Coins Ⅱ，333 ff.and pl.ⅩⅩⅩⅧ ff.；Grabar，Empereur 164，and Iconoclacom，36 ff. [133]The effectiveness of such prohibitions should not be overestimated.For instance，the festival of the Brumalia iscomt later on，and even held at the imperial court;cf.Philotheus（ed.Bury），175. [134]For instance，he completed the imperial palace and built two enormous and splendid halls which connected the throne room，the Chrysotriclinium，with the palace of Daphne and the Hippodrcom;one was called Justinian’s lausiacus and the other his triclinium.Cf.D.Beljaev，Byzantina Ⅰ（1891），45 ff.；J.Ebersolt，Le Grand Palais de Constantinople（1910），77 ff.and 93 ff.；J.B.Bury，‘The Great Palace’，BZ 21（1912），219 ff. [135]Georg.Mon.Ⅱ，731，17（ed.de Boor）：.M.Levcenko，‘Venety i prasiny v Vizantii v Ⅴ-Ⅶ vv.’（Greens and Blues in Byzantium from the fifth to the seventh centuries），ⅤⅤ26（1947），182，has pointed to this important passage，and has also made excellent use of the oriental sources on Justinian’s struggle with the aristocracy.The passage cited from George the Monk shows that，like Heraclius himself，Justinian Ⅱ supported the Greens and was an opponent of the Blues.It also shows，as Levcenko rightly emphasizes，the error of maintaining that the political activity of the dcoms ceased in the tcom of Heraclius，a view which until recently was generally accepted.This must now be rejected，particularly as the valuable evidence which Maricq（‘Partis populaires’63 ff.）has collected from the sources makes it plain that the polit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dcoms persisted until the beginning of the ninth century. [136]Cf.A.Maricq，‘Partis populaires’66 ff.，on the basis of the anonymous Brussels Chronicle ed.by F.Cumont，Chroniques byzantines du manuscrit 11376（Anecdota Bruxellensia Ⅰ），p.30：’。 [137]Cf.Dujcev，Proucvanija vurchu bulgarskoto srednovekovie（Studies in the Bulgarian Middle Ages），Sofia 1945，5 ff. [138]Nicephorus 42，23.The information in Theophanes 376，that Justinian Ⅱ broke the peace soon after and attacked the empire of the Bulgars is not reliable，especially as it is established that Tervel’s troops helped Justinian in 711，as they had done in 705. [139]Cf.A.Vasiliev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33 章 ，The Goths in the Crcoma（1936），83 ff. [140]On the second reign of Justinian Ⅱ and his downfall cf.Ch.Diehl，Choses et gens de Byzance（1926），190 ff. [1] 以下1个段落为本书1969年英文版的新增内容。 第3章　毁坏圣像危机时代（711～843年） 史料 有关这个时期最初的历史，前一章已经提到的大教长尼基弗鲁斯的编年史（写到769年）和塞奥发尼斯的编年史（写到813年）是最基本的史料。这两部编年史从崇拜圣像派的观点叙述了毁坏圣像的争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塞奥发尼斯的倾向。[1]同样的崇拜圣像观念还反映在其他一些更丰富的历史作品中，它们涉及毁坏圣像之争的第二阶段。修道士乔治（George the Monk）在米哈伊尔三世（Michael III，842/～867年在位）统治时期撰写了一部世界编年史，其内容的下限直到842年，是一部典型的修道士作品；[2]该书仅涉及813～842年历史的最后部分有不可或缺的价值，关于更早历史的部分是抄自塞奥发尼斯的编年史。西蒙（Scomon Logothetes）的极为重要的编年史中最有价值的部分也是从塞奥发尼斯的编年史终止的地方开始的。该书是10世纪的作品，这个世纪有多种编年史一直保存到今天。如塞奥多西（Theodosius Melitenus）的编年史，[3]修道士乔治编年史的续编和利奥（Leo Grammaticus）的编年史，此外，还有许多尚未整理出来的手写本中保存的编年史，[4]以及在古斯拉夫语翻译本中保存的编年史。[5]有关毁坏圣像斗争第二阶段的史料还有写作于君士坦丁七世时期（Constantine VII，945～959年在位）的约瑟夫（Joseph Gene-sius）的头3部著作，这头3部著作似乎也是在君士坦丁的鼓励下编纂的，定名为塞奥发尼斯编年史的续编（，《塞奥发尼斯的续编》）。[6]关于尼基弗鲁斯一世（Nicephorus I）的保加利亚战争和811年7月26日那场重大战役，目前尚存的史料发现于一个叙事详细的匿名作品《迪基西斯》（Dujcev，），它依据当时人在这场战役后即时写下的记载。[7]显然，塞奥发尼斯的编年史使用了其中的材料，但做了广泛的缩写，但缩写并不是非常成功。关于利奥五世（LeoV，813～820年在位）的统治有一本详细的作品，也出自匿名作家的手笔，[8]格里高利（Grεgoire）[9]相当肯定地认为，该书和关于811年保加利亚战争的《迪基西斯》是同一个作家的作品，是一部目前已经遗失的作品的残卷，[10]它或者就是一部编年史，或者正如格里高利所说，事实上是马拉拉斯（Malalas）编年史的续编，或者是当代纪事，这里不能详细谈论。这里必须提到《蒙南瓦西亚编年史》这部大约10世纪下半叶成书的作品，因为其中涉及了自6世纪末到9世纪初期间斯拉夫人对伯罗奔尼撒半岛占领的信息。[11] 关于拜占廷-穆斯林关系的拜占廷史料记载可以从阿拉伯历史学家提供的极为丰富的叙述中得到补充，其中塔巴里（Tabari，839～923年）是最重要的作家。他是一位杰出的学者，完成了自上帝创世到他本人那个时代的世界史，提供了大量关于拜占廷帝国和阿拉伯人之间战争的细节，他通常几乎逐字逐句摘抄使用更早时期的史料。[12]阿拉伯地理学家的记载也具有极大的价值，特别是伊本-霍达比（Ibn-Hordadbeh）、库达马（Kudama）和伊本阿法基（Ibn Al Fakih），他们提供了关于拜占廷帝国状况相当有用的信息，特别是关于军事调整重组和军区制的材料。[13]新近的研究，特别是各种对格里高利的开创式的调查研究表明，广为流传的史诗《迪基尼斯阿卡利塔斯》包含大量有关拜占廷-穆斯林关系的历史材料。[14] 上述拜占廷编年史家和纪年史家在处理毁坏圣像斗争的历史时，几乎都持圣像崇拜的观点。在更大程度上说，这一点同样反映在这个时代的历史编纂写作中，主要表现是关注崇拜圣像的殉道者，以及颂扬的写作风格，这一点也好理解。尽管如此，很多这类作品在补充很不完整的纯历史作品的记述方面具有极大的价值。在毁坏圣像时期大量的圣徒传记中，我们只能提到那些对历史学家来说最为重要的作品。《小圣斯蒂芬（767年去世）传》写于808年，依据更早的作家斯蒂芬（Stephen）的作品，后者是圣索非亚教堂的主祭。《小圣斯蒂芬传》提供了关于君士坦丁五世大迫害最详细、丰富的记载，这类文学记载常见的不足之处因其详细的历史细节写作而得到弥补。[15]另一个极为重要的史料是《尼西塔斯传》，此人是比塞尼亚的麦迪西乌姆修道院院长（824年去世），该书由塞奥斯克利科图斯（Theosterictus）写于尼西塔斯圣徒死后不久。[16]《仁慈的非拉利图斯传》也十分重要，但不涉及毁坏圣像斗争，而涉及拜占廷帝国内政史。[17]同一时期关于哥特人主教约翰的《约翰传》[18]和阿莫利乌姆的42个殉道者的《文献》也具有极大的历史价值。[19] 毁坏圣像斗争第一阶段中关于圣像问题的最重要的作品是大教长日耳曼努斯（Germanus，715～730年在位）的书信，它们的意义非凡[20]，特别是约翰（John of Damascus）的3篇讲演。[21]《一个老人关于圣像的意见》（）记载了乔治（George of Cyprus）的说教，和这位圣徒与一位毁坏圣像派主教之间争论报告的提纲，这些争辩者在第一次毁坏圣像宗教会议以前可能常常被召集在一起。[22]约翰的讲演和《一个老人关于圣像的意见》构成了约翰（John of Jerusalem）作品的基础，他刚好是在尼西亚宗教会议召开前完成这些作品的，[23]所有这3种史料都被称为“皇帝君士坦丁的反对者”的匿名作家所使用。[24]毁坏圣像斗争第二阶段最重要的神学作品是斯图迪特派的塞奥多利（Theodore the Studite）的著作和书信，[25]以及被当作历史学家提到的大教长尼基弗鲁斯的大量著作。[26]还有东方大主教们致皇帝塞奥非鲁斯（Theophilus，829～842年在位）的书信，他们劝导鼓励他推行毁坏圣像政策。[27]如同大马士革人约翰和斯图迪特派信徒塞奥多利的大量作品一样，787年召开的第七次尼西亚基督教大公会议文献也是关于圣像问题头等重要的资料。[28]没有一部毁坏圣像派作品被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因为787年大公会议下令销毁所有这类作品，843年宗教会议也肯定制定了相同的法规。大量残卷和只言片语至今仍保留在为了论战需要而引用在他们的作品中。这样，754年召开的第一次毁坏圣像会议的决议可以通过尼西亚基督教大公会议的《文件》重新拼凑起来，同样，从大教长尼基弗鲁斯的作品可以再现815年召开的第二次毁坏圣像会议的真实决议，以及皇帝君士坦丁五世的两个具有极高神学和历史价值的讲话。[29] 在这个时期罗马主教[30]的传记中，格里高利三世（Gregory III）的《传记》特别重要，其对了解罗马和拜占廷之间的关系极有价值。[31]格里高利二世致利奥三世的两封书信的真实xìng值得怀疑，它们目前以希腊文本保留下来，但是，今天任何人都不会把这两个重要的文件当作赝品弃之一旁。[32]除此之外，还有格里高利二世致大教长日耳曼努斯的书信，其真实xìng是无可争议的。[33]关于西方对拜占廷毁坏圣像问题的态度的真实信息可以在《加洛林书》（LibriCarolini）[34]和哈德良一世致查理曼[35]和拜占廷君主们[36]的书信中找到。 这个时期最重要的法律资料是利奥三世726年颁布的《法律选编》。[37]关于被认定是利奥三世的各种法律的内容请参见上文第77页前代学者的意见。 第一节　帝国的敌人 毁坏圣像斗争时期，拜占廷帝国面临的严重危机早在腓力皮克斯-巴尔达尼斯（Philippicus-Bardanes）统治时期就显示出来了，表现出其暂短而不幸统治的历史意义。腓力皮克斯重新挑起神学争论，特别是挑起关于圣像的冲突，这一冲突的确缺乏纯粹的宗教xìng，只是将圣像的象征xìng作为争论的手段，在一定程度上，预示了未来岁月发生的这场大规模的毁坏圣像斗争。 腓力皮克斯-巴尔达尼斯这个亚美尼亚人更愿意标榜自己的家乡，而不愿意称自己是伊拉克略的后人，他似乎倾向于基督一xìng论信仰。但是，他不想做得太过分而冒险恢复一xìng论教义，事实上他表现出是一位基督一志论的鼓吹者，而一志论于30年前遭到第六次大公会议的斥责。他以皇帝的权威发布一道皇帝法令，否定了这次宗教大公会议的决议，并宣布一志论是拜占廷帝国惟一的正统信仰。这种正统信仰变化找到了一种象征xìng的表达方式，即摧毁皇宫里陈设的这次宗教会议的表征，取缔在皇宫前门米隆门上纪念这次会议的铭文。取而代之的是皇帝和大教长塞尔吉乌斯的画像。[38]这个毁坏圣像皇帝用同样的方法在以后几年里取消了宗教xìng的画像，在更大范围里张贴皇帝的画像。尽管腓力皮克斯提倡的一志论未能流行，但是他的基督教政策引发了强烈的反对，也加速了他的倒台，然而，他同时也在拜占廷高级教士中找到了许多支持者，或者至少是同情者，例如前大教长日耳曼努斯。而且，基督一xìng论派再次显露头角，表明无论是基督一志论异端还是基督一xìng论异端在拜占廷帝国远未消除。 图19　罗马圣普登兹亚纳教堂半圆后殿墙壁上的镶嵌画，完成于402～417年 皇帝公开表示的这种异端在上次基督教大公会议上就受到谴责，自然也遭到罗马的极大反对，但这种反对采取了一种多少有些特别的表达方式。当腓力皮克斯宣布登基后，就向罗马主教君士坦丁一世派遣使节，送去皇帝的画像，一种暗含着基督一志论精神的表示。这个异端皇帝的画像在罗马遭到拒绝，要求在钱币上印铸皇帝像的计划也被否定，他的名字也被从教会祈祷仪式和当时发布的法令和文件中删掉。[39]罗马主教下令将第六次大公会议的图画树立在圣彼得大教堂里，以作为对皇帝从君士坦丁堡皇宫中取消第六次大公会议的表征行动的回应。[40]这样，就在大规模毁坏圣像争论bào发前夕，异端皇帝和作为正统信仰捍卫者的罗马主教之间上演了这样一场奇特的对抗。这次斗争争论的焦点是圣像，对立双方都通过接受或拒绝某种画像表征来证明各自的立场。[41] 外jiāo事务中的严重骚乱也加剧了已经出现的混乱。阿拉伯人趁拜占廷帝国政府最近发生的变故之机对帝国领土发动新的攻势。特别是保加尔人汗王特尔维尔及时抓住向杀害其以前的盟友查士丁尼二世报仇的借口，发动了对拜占廷帝国新皇帝的攻击。他进军到君士坦丁堡城下，大肆抢劫首都郊区。首都周围那些富有的乡村和地产庄园大多是那些显赫家族夏季避暑之地，此时遭到了保加尔人匪徒的无情洗劫，变成一片焦土。特尔维尔能够毫无困难地通过整个色雷斯地区并一直深入抵达首都城下，本身就说明了帝国欧洲部分领土上的拜占廷军队是何等衰弱。为了挽救局势，帝国不得不从奥普西金军区经博斯普鲁斯海峡调兵遣将。但是，这些军队发动了反叛腓力皮克斯的兵变，713年6月3日，他被废黑出，并被瞽目。 尽管这次兵变是军队发动的，但是一位行政官员“秘书官”阿特米乌斯（Artemius）却被推上皇帝宝座。在其加冕仪式上，他取名为阿纳斯塔修斯（Anastasius），仿效其5世纪初的前任皇帝阿纳斯塔修斯一世的名字，后者在登基前也是行政官员，在其担任皇帝期间以卓越的理财业绩著称。新皇帝的第一个行动是废除其前任的《一志论法令》，郑重承认第六次基督教大公会议的合法xìng。这次会议的表征曾被腓力皮克斯清除出皇宫，此时被重新搬回来，而腓力皮克斯和大教长塞尔吉乌斯的画像则被销毁。[42]阿拉伯人似乎正在准备进攻君士坦丁堡，但此时其进攻计划却不再实施。阿纳斯塔修斯二世千方百计增强军队的战斗力。他加强首都的防御和粮食供应，任命其最能干的将领为总司令，最后决定对尚在建造的穆斯林舰队发动袭击，反攻敌人。罗德岛被选定为拜占廷军队的基地，但是奥普西金军区将士尚未到达海军基地就bào发了典型的兵变，他们返回陆地基地，拥立其本省的一个税收官员塞奥多西（Theodorius）为皇帝。为了逃避这个意料之外且有些危险的荣誉，塞奥多西逃走了，但是被抓了回来，并被强迫加冕为皇帝。对阿拉伯人的进攻没能进行，内战却bào发了，且持续了6个月，直到奥普西金军区将士得到当时定居在该军区的希腊化哥特人（）[43]的帮助，他们才得以于715年底将自己的皇帝候选人推上了君士坦丁堡的皇帝宝座。这些希腊化的哥特人是从大移民时代就定居在此时奥普西金军区的这块土地上的。阿纳斯塔修斯成为修道士，隐退到塞萨洛尼基。 塞奥多西三世这个“不情愿的”皇帝统治的时间比其前任还短。此后历史发展的中心人物并不是他，而是阿纳多利亚军区将军利奥三世（Leo III）。利奥是个出身贫贱的牧人，来自叙利亚北部山区，[44]他在查士丁尼二世第一任期内根据皇帝重新安置的政策与其父母一起迁移到色雷斯地区。幸运降临到他的头上，因为当“被削掉鼻子的”皇帝经历10年流亡生涯后于705年经过色雷斯地区进军首都以图重新夺回其父辈留下的皇位时，这个年轻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34 章 的农民投靠他从军，被任命为亲兵卫队长。从这一刻起，他飞黄腾达的命运就开始了，他先是效命于查士丁尼二世，而后继续在仕途上迅速升迁。一次前往高加索地区的漫长而艰苦的远征给了他展示其外jiāo和军事才华的机会。阿纳斯塔修斯二世的目标就是把其最好的将军放到指挥岗位上，他任命利奥为阿纳多利亚军区的将军，这样就使他掌握了拜占廷帝国最大且最重要的省份。利奥充分利用其职位作为夺取皇冠的跳板和基地，在阿纳斯塔修斯二世被推翻之后起兵反叛软弱无力的塞奥多西三世。他首先与亚美尼亚军区将军阿尔塔巴斯杜斯（Artabasdus）结盟，允诺将自己的女儿嫁给后者，并许以宫廷大伯爵的高级头衔。而后，他与阿拉伯人谈判订立协议，后者则将他视为未来的皇帝。在解决了后方的安全以后，他公开向君士坦丁堡的中央政府挑战。软弱的皇帝和其强大的篡位对手之间的斗争的结果毫无悬念，特别是当利奥控制着占优势地位的强大军力情况下。这场斗争的确是在两个东方军区之间进行，即阿纳多利亚军区和亚美尼亚军区联手对付支持塞奥多西三世的奥普西金军区。利奥挥军挺进奥普西金军区境内，在尼科米底亚抓住了皇帝及其家眷，而后进抵首都的“金门”。谈判由此进行，塞奥多西三世一旦得到自己和其儿子安全的保证，就放弃了皇位，后来在以弗所成为修道士，终老一生。 717年3月25日，利奥进入君士坦丁堡，在圣索非亚教堂加冕为皇帝。这样就结束了一个为皇权而斗争的时代。帝国在20年间经历了政权的7次暴力更迭，最终以利奥三世（Leo III，717～741年在位）为君主，他不仅建立起强大而持续长久的政府，而且也创立了新的王朝。 第二节　毁坏圣像斗争和对阿拉伯战争：利奥三世 新皇帝面临的最紧急的首要任务是抵御阿拉伯人再次入侵导致的急剧增长的威胁，他们威胁着帝国的生存。由于内乱破坏了阿纳斯塔修斯二世时期拜占廷人的抵抗xìng反攻计划，战斗再度在拜占廷首都城墙下打响。利奥三世紧急组织全城备战，抵御即将到来的围困，特别是完善阿纳斯塔修斯二世已经精心筹划的城防措施。利奥登基6个月以后，阿拉伯军队和舰队兵临君士坦丁堡城下。如同在君士坦丁四世时期一样，这里再次bào发了决定拜占廷帝国命运的激烈战斗。拜占廷人又是在希腊火的帮助下，设法点燃敌人的舰队，阿拉伯人企图狂攻滥杀一举夺取君士坦丁堡的计划再次在首都坚固城墙下流产。另外，717～718年冬季格外寒冷，阿拉伯人大批死亡，当夏季瘟疫肆虐阿拉伯人兵营时，那就真的成为巨大的灾难了。最后，利奥三世采取了极为重要的措施，即成功地争取到保加尔人的支持。汗王特尔维尔进行干预，再度影响了拜占廷帝国的命运。他接受了皇帝的请求，对阿拉伯人实施致命打击，使他们损失惨重。718年8月15日，首都的围困被解除了，穆斯林的舰队离开拜占廷水域。[45]这样，阿拉伯人对欧洲大门的攻击第二次在拜占廷首都城下被彻底粉碎。 但是，陆地战争不久重新开始，战况极为惨烈。自726年以后，阿拉伯人每年都对小亚细亚发动进攻。高加索被攻击，尼西亚遭围困，直到740年利奥三世在阿莫利乌姆附近的阿克洛伊农战胜阿拉伯人，梦魇才告结束。帝国得到其传统盟友哈扎尔人的大力支持，后者感到他们在共同对付哈里发的问题上与拜占廷人是一致的。[46]他们进攻高加索和亚美尼亚的阿拉伯人，给阿拉伯人制造了极大的困难。733年，利奥三世的儿子和继承者君士坦丁与哈扎尔汗王的女儿结婚，从而使拜占廷人与哈扎尔人的联盟得到极大加强。 君士坦丁堡的解放和阿拉伯人被逐出小亚细亚结束了拜占廷-穆斯林斗争史的一个重要阶段。此后阿拉伯人的进攻也经常引起拜占廷帝国极大关注，但是这些进攻并未真正威胁其生存。阿拉伯人再也没能围困君士坦丁堡，由于小亚细亚军区的建立，这里从此确立在一个坚实稳定的基础上，尽管还有许多斗争，但一直成为帝国完整的一部分。 利奥三世在发展伊拉克略军区制度的主要工作是将过于庞大的阿纳多利亚军区做进一步的分划。这一措施的基本目的是防范类似于近年来发生的篡夺皇权的兵变。没有人比利奥三世更清楚由一个将军控制如此巨大的军区将对皇帝造成多严重的威胁。因此，他将阿纳多利亚西部地区单独划为一个独立军区。该军区因欧洲军团曾驻扎于此而称为“色雷斯松军区”，该军团原本是阿纳多利亚军区的一个“图尔马”师级单位。这个过程对理解军区制的起源十分重要。[47]然而，奥普西金军区也同样相当大，但却保持原样未做分划，也许还不是太过庞大。利奥三世似乎满足于任命其女婿阿尔塔巴斯杜斯（Artabasdus）为该军区总司令。利奥三世的儿子和继承者将要发现他铸成了大错，在接到新的严重的警告后，被任命掌管奥普西金军区的一半领土，该军区东部被提升到独立军区的地位，被称为布西拉隆军区，因定居在这里的古代布西拉利人得名。[48]另一方面，原本包括帝国各省全部海军力量的卡拉比西安海上军区，也于710年或732年，即阿纳斯塔修斯二世或利奥三世在位期间被分为两个军区。原来由卡拉比西亚尼海上军区将军统辖的两个舰队建制如今分别变成独立军区：小亚细亚南部沿海及其附近岛屿从此以后组成卡拉比西亚尼军区，而爱琴海诸岛组成了独立的爱琴海舰队，该舰队后来升格到军区地位，最后还是被再次划分。[49]从8世纪中期开始，如果不是更早的话，克里特岛也成为独立军区。[50]7世纪这些军区的重新分划，从统治管理的角度看无疑是相当重要的，它借划分管理机构的方式完善了整个制度。8世纪的皇帝以此继续进行其前人的工作，只是在一个相对小些的范围内进行。军区制更具有深远意义的发展出现在下个世纪。[51] 利奥三世于726年以其本人和其子的名义颁布的法律手册是拜占廷法律编纂史上的一个里程碑。[52]皇帝利奥三世和君士坦丁的《法律选编》是一部当时现存最重要的私法和刑法法规的选集。它特别偏重于家庭法和继承法，财产法则处于次要地位。颁布《法律选编》的目的是为法官们提供一部在使用内容和范围上均适应实际需要的法律手册，并能够取代浩繁而不易使用的查士丁尼一世的法典。《法律选编》以罗马法为依据，后者则以查士丁尼一世编纂的《罗马民法大全》为基础，《罗马民法大全》仍然是拜占廷法律编纂的基础。然而，《法律选编》并不是古代法典的简单摘抄，它是体现“更突出人xìng”特点的古代法典的修订本。事实上，《法律选编》确实与查士丁尼的《罗马民法大全》有相当大的区别，这种区别一方面体现在教会法的影响方面，另一方面体现在东方习惯法的影响上。这样，“国家权力”就受到严格的限制，而妻子和孩子的权利得到充分的扩大，婚姻得到更多的保护。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很少受到基督教仁慈精神影响的刑法发生了某些变化。因此，《法律选编》提供了一整套惩罚生命和肢体的制度，例如那些查士丁尼的《罗马民法大全》没有提到过的削鼻、割舌、剁手、挖眼、砍头和烧掉毛发等等。在某些情况下，这些残酷的刑罚的确代替了死刑判决，但在某些情况下则取代了查士丁尼法律强制规定的罚款。和罗马法相比，《法律选编》关于残害肢体和可怕的ròu体惩罚的规定揭示出真正的东方影响，在拜占廷帝国这些惩罚并不陌生，7世纪的历史对此提供了大量证据。正是由于《法律选编》与查士丁尼的《罗马民法大全》存在很大不同，因此，它提供了7世纪期间习惯法发展的记载。[53]它表明拜占廷的法律和立法观念自查士丁尼时代以来经历的变化，这种变化部分是由于基督教lún理道德深入人心，部分是由于在东方影响下lún理道德的粗俗化。 图20　表现基督受难的象牙雕刻，包括受苦受难的基督，完成于5世纪上半期。现存lún敦大英博物馆 新法律手册的颁布使所有人感到便于使用和理解，这无疑是法律和司法管理中的一大进步。在《法律选编》的前言中，皇帝特别公开表明其铲除司法任命中的贪污贿赂和腐败的决心，并决定大法官以下所有法官由国家发放薪俸。[54]在后来的岁月里，《法律选编》由于是出自于毁坏圣像的利奥和君士坦丁之手而声誉不佳，但是，它对后世拜占廷法律编纂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对拜占廷帝国领土之外的斯拉夫人各国的法律发展具有关键影响。 关于圣像的冲突打开了拜占廷历史崭新的、特殊的篇章。利奥三世反对崇拜圣像的仪式，引发了标志整个时代的危机，使帝国成为持续了一个多世纪的激烈内讧的舞台。这场风暴缓慢地酝酿，它采取因圣像而起冲突的形式，因为根据拜占廷人的观念，圣像被赋予特殊的象征意义。几个世纪以来，希腊教会中越来越流行对圣像的崇拜，它成为拜占廷人虔诚信仰的重要表达方式。[55]但是，另一方面，仍然有许多人反对崇拜圣像，他们认为基督教作为纯粹精神的宗教必须禁止崇拜圣像。[56]这种反对在帝国东部地区特别明显，这里长期成为宗教思想萌芽的温床，保存着一xìng论教派的残余势力，一种完全敌视所有宗教礼拜仪式的教派保罗派也在此不断扩大势力范围。但是，正是在与穆斯林世界有联系的地区首先出现了使潜在的毁坏圣像行为转变为公开的破坏行为的趋势。 利奥三世反对崇拜圣像的态度被其反对者认为是来自犹太人和穆斯林的影响。利奥三世的确迫害过犹太人，并强迫他们接受基督教洗礼。[57]但是，这并不排除他可能受到摩西严格禁止崇拜偶像说教的影响。同样，他与伊斯兰教的斗争也不排除他接受穆斯林文化影响的可能xìng。利奥三世迫害犹太人是拜占廷历史上极少见的这类迫害中的一次，可以被认为是这个时代犹太人影响不断增加的证据。自7世纪以来，有许多拜占廷神学论战文章就是针对犹太人对基督教的攻击的。更有意义的是利奥三世对穆斯林的友好态度，其同时代人给他起的绰号“萨拉森头脑的”（）皇帝也揭示了这一点。几年前曾蹂躏了小亚细亚地区的阿拉伯人，不仅带来了刀剑，还带来了他们的文明，特别是他们禁止崇拜任何人类形象的图画表象。这样，帝国东部地区出现的毁坏圣像斗争就从追求纯粹精神的基督教信仰的影响中产生出来，拥有毁坏圣像教派的教义、古代基督教神学异端的原则和非基督教，如犹太教特别是伊斯兰教等多种宗教的影响。东部的军事挑战已经被应付过去，现在，反对东方文化影响大泛滥的斗争开始了，这场斗争采取了关于使用圣像的争论形式。其始作踊者就是这位从君士坦丁堡城门前赶走了穆斯林进攻的皇帝。 第一道有记载的反对基督教崇拜圣像的法令是在哈里发帝国颁布的。723年，哈里发君主杰兹德（Jezid）二世下令从其国家的基督教教堂里清除所有圣像。[58]与此同时，在拜占廷帝国出现了强大的毁坏圣像党派，其最重要的中心在小亚细亚，特别是在非利吉亚。作为该派领袖的是小亚细亚基督教教会首领、大主教克劳狄堡城的托马斯（Thomas of Clandiopolis），尤其是君士坦丁（Constantine of Nacolea）这位拜占廷毁坏圣像派真正的精神领袖，他被持正统信仰的拜占廷人称为“大异端”。利奥三世本人是亚洲人，他多年生活在帝国的东部地区，后来作为东方军区的首脑“将军”与穆斯林有过密切接触，他们也帮助他发动毁坏圣像运动。这样，潜在的圣像恐怖症就转变为公开的毁坏圣像。726年，利奥三世首次公开发布反对崇拜圣像条例。[59]他是应刚刚到首都来不久的小亚细亚主张毁坏圣像主教们的要求这样做的。[60]他的这个决定由于一次强烈地震而得到加强，作为他那个时代的真理之子，利奥认为这次地震是上帝对使用圣像行为的震怒。因此，皇帝亲自进行了布道，极力说服其崇拜圣像的臣民们。[61]这本身就表明，他认为其皇帝权力是上帝委派的。正如他在后来写给罗马主教的信中所说，他认为自己不仅是皇帝，而且是最高的祭司。[62]不久，他就恢复了积极的干预行动。君士坦丁堡查尔科普拉特亚区有一幅民众特别喜欢的圣像，被一位军官根据皇帝的紧急命令摘下来。这是第一个强制进行的毁坏圣像计划的努力，表明首都民众是如何愤怒地反对皇帝的政策，因为暴怒的民众当场杀死了皇帝的代表。比街头骚乱更为严重的是希腊bào发了起义。希腊军区高举反对皇帝的大旗，派出舰队进攻君士坦丁堡。这样，从一开始，帝国的欧洲部分就显露出其对崇拜圣像派的同情，在整个毁坏圣像斗争的过程中，他们一直持这样的态度。皇帝不费吹灰之力就平息了叛乱，但是，整个希腊省区参与叛乱是他不能视而不见的警告。 尽管利奥狂热地陷入毁坏圣像的工作，但是他行事还是格外谨慎小心。他只是在其登基10年以后才决定逐渐公开反对圣像崇拜，也就是说在经过很多年后他才迈出了最后这一步。[63]他花了这些年时间一直与基督教教会当局进行谈判，为了加强其地位，他千方百计地战胜了罗马主教和君士坦丁堡大教长。但是，其毁坏圣像的计划遭到年迈的大教长日耳曼努斯的坚决反对，而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35 章 其与罗马主教格里高利二世（Gregory II）的通信也只能导致适得其反的结果。[64]尽管格里高利二世以极其愤怒的方式拒绝了皇帝的毁坏圣像提议，但是他还是谨慎小心地避免与拜占廷帝国决裂。他甚至做的更多，即设法平息意大利半岛一直存在的对皇帝的不满情绪。他试图将宗教问题从政治问题中分离开，试图保持对拜占廷皇帝完全的忠诚，因为依靠皇帝抵抗lún巴底人极有威胁的进攻对罗马主教来说是极为重要的。[65] 紧接着大教长日耳曼努斯和罗马主教格里高利二世反对皇帝毁坏圣像政策的是大马士革的约翰（John of Damascus）。约翰是在哈里发宫廷里担任高官的希腊人，后来他进入耶路撒冷附近的圣撒巴斯修道院，他是这个世纪最伟大的神学家。他撰写的捍卫圣像的3篇讲话尽管不是其最著名的作品，但却是其最出色的原创xìng作品。[66]为了驳斥指责崇拜圣像是复活异教偶像崇拜的看法，他发展了其自己关于圣像的观点，他解释说，圣像按照新柏拉图主义观点，只是一个影像和中介，并以道成ròu身的教义证明崇拜圣像的合法xìng，这样就把整个圣像的争论与拯救教义联系起来。[67]大马士革的约翰提出的这一理论体系决定了此后全部崇拜圣像说教的发展。 利奥三世在所有谈判受挫的情况下再度强制推行其毁坏圣像计划。他继续推进这一进程，颁布法令，下令摧毁所有圣像。同时，他还设法披着合法的伪装，于730年1月17日召集了最高级世俗官员和基督教教会人士会议，即所谓的“沉默会议”，要求他们服从即将颁布的法令。大教长日耳曼努斯拒绝服从，立即被免职。其以前的副官助手阿纳斯塔修斯准备无条件服从皇帝的法令，因此当场被任命为大教长，1月22日被加封。谴责崇拜圣像的教义就这样通过公布毁坏圣像法令而具有了合法效力。圣像被摧毁，崇拜圣像者遭受迫害。 皇帝也在遥远的意大利强制推行毁坏圣像政策。但是，拜占廷帝国关于毁坏圣像的冲突导致君士坦丁堡和罗马之间的关系严重恶化。毁坏圣像法令确立毁坏圣像教义为教会和国家官方正统教义，颁布该法令使长期回避的分歧公开化，分裂因此不可避免。继承格里高利二世担任罗马主教的格里高利三世（Gregory III）不得不在宗教会议上谴责拜占廷人的毁坏圣像政策，而利奥三世则将格里高利三世的代表投入监狱。皇帝和罗马主教都未能说服对方。在宗教纷争之后，政治分裂接踵而至。其第一个政治后果就是加大了君士坦丁堡和罗马之间的裂痕，拜占廷帝国在意大利的地位急剧衰落。但是，当拜占廷帝国开始丧失其在西方拉丁世界的地位时，却加强了其在希腊东方和南方的地位。与罗马的分裂使利奥三世得以抓住机会采取了对未来影响极为深远的重大措施。西西里和卡拉布里亚以及伊里利亚大区已经希腊化的省区以前是属于罗马教区管辖。此时，这些地区被从罗马教区分划出来，归君士坦丁堡大教长控制。进而，利奥通过财政手段再度强化了这一教会政策。罗马主教被剥夺了对西西里和卡拉布里亚民众征收人头税的权利，连同罗马教区在意大利南部地区的收入都被收归帝国政府，这笔钱每年总计达到3.5英担。罗马主教对皇帝这一独裁行为的一再抗议也不了了之。基督教教会两大中心的新界限此时正好与历史事件已经确定了的东西方边界相吻合。君士坦丁堡教区如今在其原来的领地范围中又增添了巴尔干半岛各省区和意大利南部希腊化地区，而且由于安条克教区正在被穆斯林统治当局一点点同化，皇帝因摆脱了该教区的花销而使自己更为富有。这一宗教势力范围因此就几乎与拜占廷帝国整个势力范围相重合。利奥三世以此为实现其使教会服从国家的既定目标奠定了更宽广的基础。因为他对君士坦丁堡大教长比对罗马主教更容易推行其意旨，罗马主教虽然在神学理论上应服从拜占廷皇帝，但是实际上他们越来越脱离了皇帝的控制。然而，从这一事件中最终获得了最大利益的不是皇帝的势力，而恰恰是君士坦丁堡教区，其势力范围因此得到极大扩展。一旦拜占廷教会从毁坏圣像危机中恢复过来，其势力便迅速增强，这些变化的基础就是这位毁坏圣像皇帝奠定的。毁坏圣像斗争的重要政治结果是罗马势力从东方希腊地区的退却和拜占廷帝国势力从西方拉丁地区的退却。这样，拜占廷帝国的世界一统主义和罗马教会的普世主义都同样失去了存在的理由。 第三节　毁坏圣像斗争和对保加利亚战争：君士坦丁五世 尽管利奥三世享有崇高的战胜阿拉伯人的声誉，但是由于他在毁坏圣像方面做得过分，使其在民众中的声誉大为降低。利奥去世后，皇位由其子君士坦丁五世（Constantine V，741～775年在位）继承。年轻的皇子还在两岁时就被其父加冕为共治皇帝（720年复活节），他在利奥死后继承皇位的权利没有遭到任何质疑。但是，当与之对立的皇帝起而反对他并自立为帝达6个月时，他仍然有几乎一年失去了皇权。此人就是阿尔塔巴斯杜斯，他曾经作为亚美尼亚军区首脑将军帮助利奥三世夺取皇位。作为回报，利奥三世将亲生女儿嫁给他，并任命他为宫廷近卫军头领，后来又晋升他为奥普西金军区伯爵。阿尔塔巴斯杜斯作为这个极为重要且庞大的军区整个武装部队的最高指挥官，能够冒险起兵反叛其年轻的小舅子。他赢得支持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他反对毁坏圣像。他与势力强大的皇帝之间的斗争完全受到毁坏圣像斗争的深刻影响，这也是整个时代的特征。742年，在君士坦丁五世挥师进攻阿拉伯人期间，当其部队通过奥普西金军区境内时，突然遭到阿尔塔巴斯杜斯的攻击，并被击败。阿尔塔巴斯杜斯随后自立为皇帝，并与君士坦丁五世离开君士坦丁堡时委任的临时摄政王塞奥法尼斯（Theophanes Monutes）谈判。后者与许多高官重臣投靠了篡位皇帝，这个事件清楚地表明，即使是皇帝最亲密的合作者也不能完全一致支持其毁坏圣像政策。阿尔塔巴斯杜斯率领其军队进入君士坦丁堡，并被大教长阿纳斯塔修斯加冕为皇帝，这次，这位大教长再次转变了立场。阿尔塔巴斯杜斯任命其长子尼基弗鲁斯为共治皇帝，任命其次子尼西塔斯（Nicetas）为军队最高总司令，受命前往亚美尼亚军区。圣像在君士坦丁堡重新得到崇拜，看起来，毁坏圣像运动似乎结束了。 与此同时，君士坦丁五世逃亡到阿莫利乌姆，受到当地热情的接待，此地曾是其父担任军事指挥的阿纳多利亚军区的首府。而且，刚刚从原来庞大的阿纳多利亚军区分离出来的色雷斯松军区也支持年轻的毁坏圣像的皇帝，而崇拜圣像的皇帝则得到了欧洲地区的色雷斯军区的有力支持，该军区首脑“将军”是塞奥法尼斯的儿子，他接管了君士坦丁堡的防务。阿尔塔巴斯杜斯在小亚细亚地区只得到了奥普西金军区和亚美尼亚军区两地的支持，这两个军区以前都属于他指挥，与其保持很好的个人关系。但是，其崇拜圣像的政策即便在这些军区里也受到冷遇，这些因素加上君士坦丁五世杰出的指挥才能实际上影响了这场斗争最终的结果。阿尔塔巴斯杜斯率领的奥普西金军区部队刚刚抵达色雷斯松军区，尼西塔斯还未来得及率领亚美尼亚军区部队援助其父，阿尔塔巴斯杜斯就于743年5月在萨尔底斯遭到君士坦丁五世的沉重打击。而后，君士坦丁五世挥师直指尼西塔斯，两军于8月在莫德里纳会战，后者遭到重创。这样，君士坦丁五世最后的胜利就没有悬念了，743年9月，他已经兵临君士坦丁堡城下。在短暂的攻城战之后，君士坦丁五世于11月2日举行入城仪式，而后便对其敌人展开疯狂的报复。阿尔塔巴斯杜斯及其两个儿子遭到公开游街示众，并在大竞技场里被瞽目刺瞎；他的一些支持者则被处决，其他支持者受到残害肢体的惩罚，或被瞽目，或被砍手剁脚。毫无忠诚的大教长阿纳斯塔修斯被放在驴背上在大竞技场里绕圈示众，在这次公开的凌辱之后还被允许保留原来的教职，这次惩罚无疑是精心设计用来打击教会最高首脑的威严。阿尔塔巴斯杜斯的统治就这样结束了，他统治了整整6个月，并被罗马承认为皇帝。[68] 君士坦丁五世确实是位杰出的军事指挥家，也是比其父更残暴的毁坏圣像的君主。无论在精神上，还是ròu体上，他并不是其父亲利奥三世那样是一个坚强的战士。他神经质，受病痛严重折磨，是病态情绪的受害者，具有人格分裂的复杂xìng格。他迫害和严刑拷打其宗教对手的极度残忍主要不是来自其本xìng上的无情，而是来源于其异乎寻常的神经质。其战胜阿拉伯人和保加尔人的辉煌战绩使他成为其士兵的偶像，而他却把这些胜利归功于精心谋划的绝顶洞察力和个人的极大勇气。 图21　表现基督生平的象牙雕刻，于完成5世纪后期，现存米兰多沙兹博物馆 东部形势出现了有利于拜占廷帝国的转折点。阿拉伯人的势力遭到利奥三世的抵抗和内部争斗的沉重打击，辉煌的倭马亚王朝蹒跚终结，经过长期内战后于750年被新的阿拔斯王朝所取代。这样就使其中央政权从大马士革迁移到更加远离拜占廷首都的巴格达，也使穆斯林对拜占廷帝国的压力大大缓解，而拜占廷人此时则采取了咄咄逼人的进攻政策。746年，君士坦丁五世侵入北叙利亚地区，占领了其祖辈的发祥地日耳曼尼西亚。他沿袭拜占廷帝国传统政策方法，将大部分战俘迁徙并安置到遥远的色雷斯地区。在此，叙利亚一xìng论信徒的殖民点直到9世纪还存在着。[69]747年，拜占廷帝国海军司令、西比拉奥特地区的将军摧毁了来自埃及亚历山大的阿拉伯舰队，使帝国在海上也取得了重大胜利。皇帝在亚美尼亚和美索不达米亚发动的战争也取得了更大的胜利，攻占了塞奥多西堡和美里特奈两大边境要塞城市，大量战俘被再度移居到色雷斯地区的保加利亚前线地带，根据皇帝的命令，这里的边防得到加强。[70]然而，这些胜利并没有使帝国的领土得到任何扩大，因为夺回的边境重镇很快就被阿拉伯人重新占领。即便如此，君士坦丁五世的胜利也标志着形势发展趋势的转折，拜占廷帝国不再仅仅为其生存拼死战斗，它至少能够发动一些进攻了。阿拉伯人和拜占廷人之间的冲突此时演变为边境战争，而拜占廷皇帝一度左右着战争形势的发展。 图22　三联画像牙雕，表现圣母子、基督及其12门徒的形象，大约完成于13世纪 正当阿拉伯人的威胁有所缓解时，保加利亚却问题变得严重起来。君士坦丁五世在色雷斯边境地区采取的防御措施表明，拜占廷政府不能继续缓解保加利亚前线地区的敌对情绪。756年，保加尔人入侵帝国领土，借口帝国在边境地区建立要塞对他们构成了威胁，建筑要塞工作被迫中断。这个事件开启了拜占廷帝国和保加尔人之间的战争时代。君士坦丁五世肯定充分认识到保加尔人已经成为帝国主要的敌人了，他指挥的大部分战争都是与这个敌人作战，仅在保加利亚土地上就进行过9次以上的战事。危机于762年达到了高潮，当时保加利亚一个咄咄逼人的反拜占廷人派别的代表特利兹（Teletz）经过长期的内部斗争掌握了该国政权。但保加利亚公国此时仍陷于斯拉夫人和旨在维护其特权的旧保加尔贵族之间的冲突中，特别是那些顽固的大贵族此时随特利兹上了台。[71]由于他上台，大量斯拉夫人从保加利亚边境地区迁徙到拜占廷帝国，被拜占廷皇帝许可作为难民定居在小亚比塞尼亚地区，拜占廷前代皇帝曾经在这个地区安置过数量相当多的斯拉夫人。这样，小亚细亚的斯拉夫因素得到极大加强。[72] 君士坦丁五世面临保加利亚汗王率领的装备精良的强大军队对色雷斯地区的进攻。他派遣同样装备精良的强大骑兵随一支拜占廷舰队前往多瑙河河口地区登陆，他本人则亲自率领大军从色雷斯北上进入敌人领土。骑兵从多瑙河向南运动，同时皇帝的部队自色雷斯的黑海沿岸城市安恰鲁斯从南向北运动。763年6月30日，激烈的战斗自黎明打响，持续了整整一天，保加尔人遭到大败。[73]君士坦丁五世举行盛大的入城凯旋仪式和在大竞技场竞技比赛，以庆祝其统治时期的这一重大胜利。特利兹则成为因失败导致的内乱的受害者，此后多年，保加利亚成为内战革命和政府更迭的舞台。亲拜占廷派和反拜占廷派相继夺取政权，但是最终的决定要由拜占廷皇帝做出，他宣称有权干预保加利亚内部事务。如果事情的发展不符合其利益，他就以武力加以干预。直到770年，精明强干的特利里格（Telerig）夺取政权后，保加利亚才重新崛起，再度恢复了其先前的勃勃生机。君士坦丁五世因此于773年陷入一场大战。他重新采取其以前两面进攻的战略，企图以此迫使保加尔人和谈。同年10月，特利里格企图挺进塞撒利，但被帝国军队轻而易举地击败，尽管拜占廷皇帝占有优势地位，但是却不能强迫保加尔人接受持久和约。君士坦丁五世晚年不得不发动对他们的战争，正是在这次打击保加尔人的战争中，他于775年9月14日去世。保加利亚问题没能得到持久的解决，但这些战争使保加利亚国家残缺不全，实力耗尽。其军事力量遭到破坏，国家机器瘫痪瓦解，雄心勃勃的特利里格本人则因其国内乱被迫向君士坦丁五世的继承者的朝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36 章 寻求庇护。拜占廷帝国在巴尔干半岛的称霸地位似乎稳定地确立起来了，但是事实上，未来充满了危险，因为保加利亚此时已经成为拜占廷帝国最危险的敌人。这就是帝国外jiāo政策要面对的新形势，意味着帝国必须应对其北部和东部边疆长期艰苦的战争。 君士坦丁五世对保加利亚和阿拉伯人的极大成就在很大程度上主要得益于帝国集中考虑东方事务的外jiāo政策。在拜占廷帝国历史上，没有一个君主像君士坦丁五世那样极少顾及维持帝国在意大利的权力的。当君士坦丁五世庆祝其在东方取得的伟大胜利时，拜占廷人对意大利的控制以及与此伴随的罗马一统大帝国的观念几乎完全衰落了。罗马和博斯普鲁斯海峡上的毁坏圣像的首都之间的冲突持续升温。只要罗马主教认为罗马还不能离开拜占廷帝国的支持以抵抗lún巴底人的入侵，只要罗马还找不到其他强国以帮助自己的话，它似乎就可以圆滑地忽视宗教分歧，并对皇帝保持完全的忠诚。但是，751年拉文那被lún巴底人占领，该总督区不复存在。这使拜占廷帝国在意大利北部和中部地区的统治被终结，也使罗马主教彻底丧失了从拜占廷皇帝那里寻求援助的希望。同时，法兰克人势力的崛起给罗马主教的外jiāo政策带来了新的因素，法兰克人的保护能给罗马教区抵抗lún巴底人提供更有效的帮助，而且在其他许多方面，他们比异端的拜占廷帝国更受罗马教会欢迎。罗马主教斯蒂芬二世（StephenII）亲自翻越阿尔卑斯山脉，于754年1月6日在滂松会见丕平。由于这次会见奠定了教廷世俗权力的基础而具有极大的历史意义。拜占廷人在西方的权力局限于意大利南部希腊化的地区。罗马教廷抛弃了拜占廷帝国，转而与法兰克国王订立同盟，不到半个世纪以后，该同盟就催化西部帝国的诞生。 [1]尽管拜占廷帝国在西部已经遭受到严重的挫折，但其在东方和南方的地位却得到了加强。主张毁坏圣像的拜占廷政府由于与罗马关系紧张而获得时机采取对其未来发展极为重要的有效措施。西西里、卡拉不里亚，还有伊里利亚等意大利南部省份早就希腊化了，此前这些地区属于罗马教区，如今这些地区被划出了罗马教区，转归君士坦丁堡教区控制（参见第167页注释1）。罗马的一再抗议被置之不理。两大教会中心管辖区的新边界此时与希腊东方和拉丁西方的边界相一致，历史事件早就确定了这两大世界的分野。这样，通过将君士坦丁堡教区管辖权扩大到巴尔干半岛伊里利亚省份和意大利南部希腊化地区，拜占廷教会权力就发展到其顶峰，也奠定了毁坏圣像派重大胜利的基础。拜占廷教会一旦度过了毁坏圣像运动的危机，就经历了一个快速的复兴，紧接着出现了拜占廷影响和文明在巴尔干半岛斯拉夫人中强劲的传播。[74] 这样，拜占廷毁坏圣像运动就加深了两大世界中心之间的裂痕，最终造成了罗马被希腊东方所排斥和拜占廷帝国被拉丁西方所排斥的局面。这意味着拜占廷帝国普世主义和罗马教会普世主义两者同时丧失了存在的理由。 这些事件都碰巧发生在拜占廷帝国bào发毁坏圣像运动的高潮时期并不是巧合。毁坏圣像斗争在君士坦丁五世时期达到最高潮。从一开始，在帝国欧洲部分，特别是在首都城内bào发的阿尔塔巴斯杜斯叛乱就预先发出了警告。君士坦丁五世像其父亲一样非常了解应该如何等待时机，直到他50岁时才将其计划付诸实施。利奥时期曾颁布了禁止使用圣像的法令，此时则召开了支持毁坏圣像的宗教会议。为了确保在宗教会议上形成统一战线，皇帝设法在各个教区任命自己的追随者。另外，他下令建立新教区，任命拥护毁坏圣像教义的狂热分子担任主教。与这些实际措施相适应的是，开展了多种形式的神学文学和宣传活动，在不同地方先后举行各种会议，毁坏圣像派的领袖们到处向民众宣讲，两派还举行了激烈的辩论会。[75]这类辩论会的结局一般是逮捕那些敢于公开抗议的人，或者是在整个会议期间都保持沉默的人。 皇帝本人在撰写神学文章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完成了至少13篇神学论文。其中只有两篇，显然是最重要的两篇保留了下来，但也残缺不全。[76]君士坦丁五世的作品是为拟议中将要召开的宗教会议的决议撰写的指导xìng文件，它们对深刻理解毁坏圣像派的观点提供了实质上的意见。针对崇拜圣像者对圣像及其精神原形做出基本划分并认为圣像就是新柏拉图观念中的象征的理论，君士坦丁五世在神秘的东方观念影响下，坚持认为画像甚至其同质体都必定与其精神原形完全统一。[77]他特别强调基督的任何表象，因而就将基督教神学争论引入自己的观点，为了做到这一点，他甚至把老一代毁坏圣像派以圣像是死灰复燃的偶像为由拒绝圣像的观点向前推进了一步。君士坦丁五世否定存在任何基督表象的可能xìng，理由是其惟一的神xìng，而崇拜圣像派如大教长日耳曼努斯和大马士革的约翰以基督ròu体的美德证明基督画像的合法xìng，他们认为救世主的这一人类形式的表象证明了其ròu体的真实与完美。这样，双方都将圣像问题与基督教神学教义联系起来，古老的基督教神学争论以新的方式继续进行。毁坏圣像派理论最极端的形式已经属于一xìng论派的理论了，例如，毁坏圣像的极端理论代表君士坦丁五世的作品就带有确凿的一xìng论倾向。[78]毫不奇怪，它使人联想起拜占廷的叙利亚和亚美尼亚边境地区强烈的一xìng论势力，及其对伊斯兰教教义的影响，[79]还有它在帝国本土的长期存在，正像腓力皮克斯时期出现的一志论反应一样。 图23　表现东正教洗礼仪式的穹顶镶嵌画，大约完成于458愿年，现存拉文那的教堂 精心包装的宗教会议于754年2月10日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亚洲一侧的海尔利亚皇宫举行，其最后的闭幕式则是于8月8日在君士坦丁堡的布拉赫奈教堂举行的。帝国政府预先采取的措施相当成功，参加本次会议的338名主教都支持毁坏圣像派，以弗所主教、已故皇帝提比略的儿子塞奥多西主持会议，大教长阿纳斯塔修斯在会议召开前死于753年年底，因此，他和罗马教皇都没有派出代表参加。他们的缺席导致正统派戏称这次会议是“无头会议”。尽管如此，这次会议仍然要求被认定为基督教大公会议。在起草会议决议时，采用皇帝的作品为其导言，因此，使基督教神学问题成为其精心思虑的核心问题，同时，它避免所有有争议的断言，尤其是君士坦丁五世作品中表现出的一xìng论倾向。会议坚持基督不能用圣像表现的思想，但是也小心谨慎地回避任何与前几次宗教大公会议决议有冲突的提法。它以极大的灵活xìng解释说，圣像崇拜者必定要导致一xìng论派或聂斯脱利派异端，因为他们或者是在圣像中表现基督人xìng，这样就会像聂斯脱利派那样使基督的神、人两xìng分裂开来，或者把基督的神xìng包含在他们的画像中，从而像一xìng论派那样把基督在单一人格中有所区别的两xìng混合起来。[80]会议决议还从《圣经》和教父文献中摘抄浩繁的内容加以讨论，最后明确拒绝任何基督、圣母和圣徒的圣像。在闭幕式上，自认为是教会主人的皇帝推荐以前的修道士、现在的塞莱翁主教君士坦丁（Constantine）为君士坦丁堡大教长。他凭借其皇帝权力任命此人为最高教士，并安排主教们在其到会时向他欢呼。而后，8月29日，在君士坦丁堡广场正式颁布会议法令，命令摧毁所有宗教内容的圣像，包括大教长日耳曼努斯和大马士革的约翰在内的正统派领袖被开除教籍。同时，皇帝像使徒一样受到歌颂，圣像崇拜者不是受到罢官免职和开除教籍的威胁，就是被jiāo给世俗当局严加惩罚。 现在轮到皇帝尽其职责将这次宗教会议的决议付诸行动了。各个角落的圣像都被摧毁，代之以世俗绘画。观赏用的装饰画如今同样装饰着世俗建筑物和教堂，其中既有以动植物为主题的，也有皇帝在战争和狩猎场面中的肖像，还有荣耀皇帝的戏剧化和赛车竞技的场景。世俗艺术与基督教艺术一直并存于拜占廷帝国大部分地区，这种情况比一般想象中的更普遍。[81]从此以后，只有颂扬皇帝和帝国的绘画，即有皇帝形象的画才能被描绘。君士坦丁五世的敌视政策并不是指向这类艺术，而只是指向宗教艺术及其鼓励这种艺术的思想，皇帝的直接目的就是铲除这两者。他在教会大会决议的支持下，认为自己拥有基督教教会权力，因此要用刀剑和烈火完成其使命。 强烈的破坏yù遭遇到同样强烈的信仰上的反抗，接踵而至的是残酷的斗争，这在60年代达到了顶点。崇拜圣像的反对派团结在小亚细亚奥克辛提乌斯山修道院院长斯蒂芬（Stephen）周围，他在各个阶层的民众中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支持。皇帝试图强迫斯蒂芬放弃抵抗，765年11月，后者在君士坦丁堡大街上被狂热的暴徒打死并撕成了碎片，成为殉道者。[82]然而，反对皇帝统治的不满情绪则在扩散，766年8月，皇帝下令处死19名高级官吏和军官，这个事件说明了当时的情况。这些被处死的人中包括海军舰队总指挥、皇帝近卫军队长、奥普西金军区伯爵、色雷斯军区“将军”和西西里军区“将军”。然而，对毁坏圣像政策最强烈的反对来自于修道院界，对修道士的惩罚特别残酷。对崇拜圣像派的惩罚越来越变成对修道生活的讨伐，这个政策显然在小亚细亚和首都部分民众中得到更多支持。对修道士的惩罚不仅是因为他们对崇拜圣像派的同情，而且因为他们只是修道士，他们被迫宣布放弃其修道生活方式。修道院或被关闭，或被改建为兵营、公共浴池和类似的公共建筑，他们的大量财产被皇帝没收。毁坏圣像运动在其鼎盛时期是与反对拜占廷修道院生活及其强大的修道院机构密切联系在一起的。[83] 君士坦丁五世政策的强硬特点反映在色雷斯松军区将军米哈伊尔（Michael Lachanodracon）这位皇帝最热情的支持者的行动中，他强令其军区的修道士在放弃修道誓约并结婚还俗和受到瞽目及流放之间做出选择。[84]修道士四处逃亡避难，迁徙流浪之风盛行，特别是逃往意大利南部地区，他们在那里建立修道院和学校，因此形成了新的希腊文化中心。在拜占廷帝国，毁坏圣像运动迅速发展到其最高潮。皇帝在其毁坏圣像行动中比754年宗教会议决议走得更远，他甚至公开脱离了会议各项决议。他拒绝圣像和圣物，禁止崇拜圣人和圣母。这些的确是他激进的发明创造，如果君士坦丁五世的工作没有因为其去世而瓦解的话，那么拜占廷宗教生活可能就要经历完全不同的变化。 君士坦丁五世的暴力统治被后人看作是绝对的恐怖时代。君士坦丁五世的名字在几个世纪里都伴随着巨大的仇恨，正统教派恢复以后，他的尸体被清除出圣使徒教堂。但是，对其军事上的成功和英雄行为的回忆却长存不衰。9世纪初，当拜占廷帝国遭到保加尔人的痛苦压迫时，绝望的民众纷纷聚集到君士坦丁五世的墓前，恳求这位已故皇帝重归故里，在关键的时候拯救他们。 [1] 以下1个段落是本书1969年英文版的新增内容。 第四节　毁坏圣像运动的衰落和崇拜圣像的恢复 利奥四世短暂的统治（775～780年在位）是君士坦丁五世时期的毁坏圣像最高潮向伊琳尼统治时期恢复圣像崇拜转变的过渡阶段。利奥四世是君士坦丁五世与其第一位妻子哈扎尔公主的儿子，他生xìng是个谦虚的人。停止对崇拜圣母的攻击，君士坦丁五世在其毁坏圣像运动第二阶段采取的反修道院政策也被取消了。新皇帝毫不犹豫地任命修道士担任最重要的主教职务。[85]但是，他还不能一下子“改头换面”，他还继续沿袭传统的毁坏圣像政策，于780年对几个在政策上坚持圣像崇拜的高级官员进行鞭打惩罚或关入监狱。这些惩罚与君士坦丁五世实施的惩罚相比就显得相当温和了，而且这是利奥四世统治期间记载下的迫害圣像崇拜者的仅有案例。[86]利奥四世统治期间继续施行的少量毁坏圣像政策措施是对君士坦丁五世极端政策的自然反弹，而利奥四世那位xìng格强悍的伊琳尼皇后的影响也必须考虑进来，她来自崇拜圣像之乡的雅典，是个虔诚的圣像崇拜者。 图24　两只用于献祭的牛羊，5世纪中期完成的chā图。引自梵蒂冈图书馆拉丁手抄本3225号 皇帝的两个兄弟尼基弗鲁斯和赫里斯多佛（Christopher）曾于769年接受了恺撒称号，而另两个兄弟尼西塔斯和安塞姆斯（Anthimus）也在君士坦丁五世生前被授予“大贵族”称号，利奥四世统治期间，其最小的弟弟尤多西姆斯（Eudocimus）也被授予同样的封号。但是这些恺撒都没有被加冕为共治皇帝和利奥四世的皇帝继承人，只有其幼子君士坦丁成为其继承人。非常重要的是，他是应军队的要求这样做的，因为军队公开要求皇帝为其子加冕。776年4月24日，利奥四世在众元老、首都民众代表、各个地方军队和臣民的一再请求下将其子加冕为皇帝[87]，这显然是为了顺应民众的意愿，这是对公开明确认定的新加冕皇帝作为皇帝继承人的效忠。这种依靠民众支持的趋势成为其统治的特点，可能也是对利奥三世和君士坦丁五世独裁专制统治的反弹。民众参与选择新皇帝或任命共治皇帝在拜占廷帝国通常是通过民众和军队在其实际加冕后立即对其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37 章 山呼万岁的形式来表达的。然而，利奥设法使他对皇帝继承人的确定表现为对民众意愿的认同。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是，不仅通常法定的咨询团体如元老院、民众和军队，而且还有君士坦丁堡工商界的代表参与决策。当然，当军队要求加冕皇帝的儿子为皇帝时，可以认为他们只是向皇帝本人提出建议。不能否认的事实是，自君士坦丁四世时期以来，拜占廷军队在参与选择决定皇帝事务上的作用已经发生了深刻而重要的变化。正是这同一支军队恰好在100年前积极反对皇帝把其兄弟们排斥在继承人之外（参见第99页）。惟一的不可分割的统治权力以及只限于皇帝长子拥有继承权的这一原则已经得到极大的发展。但是，这个制度尚未完全为拜占廷人所接受，因此，无论是军队表示对皇帝自然继承人的青睐，还是成文的效忠声明还是必要的。支持恺撒尼基弗鲁斯的反叛yīn谋在酝酿中，这个宫廷政变被及时发现，参与此事的官吏都被流放到车绳。在这个事件中，利奥四世再次使其政策设计更符合公众意愿。他在马格诺拉皇宫召集了一次“沉默的”会议，把对宫廷yīn谋的指控提jiāo会议，要求与会者对叛逆罪行做出审判。[88] 利奥四世于780年9月8日英年早逝，从而使其子君士坦丁六世以10岁冲年即位，成为皇帝。皇后伊琳尼成为这个少年皇帝的摄政，她还是他正式的共治皇帝。而后又出现了一次旨在推翻现政权，支持尼基弗鲁斯恺撒的宫廷政变，但是其结果是被皇后伊琳尼迅速镇压下去了。这次宫廷yīn谋显然还掺杂了毁坏圣像的因素，帝国的几个高官也卷入其中。她强迫其已故丈夫的兄弟们进入修道院。伊琳尼还掌控了元老院，对他们允诺恢复崇拜圣像，尽管她行事缓慢但谨慎小心。任何对教会政策的突然改变都是不可能的，因为毁坏圣像政策已经全力推行了半个世纪，教会和国家的高级职位尚在其支持者手中，而且大部分军队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经历上，都忠实于对杰出皇帝君士坦丁五世的回忆，他们也同样忠实于他的事业。 政府施政的计划首先于784年底透露出来，君士坦丁六世于同年任命保罗（Paul）为大教长，并于同年8月31日劝说其赴任。伊琳尼在马格诺拉皇宫召集“全体民众”，将新大教长的任命付诸民众选择决定。[89]皇后以前的秘书塔拉西乌斯（Tarasius）是一位受过良好神学训练，且有清醒的政治判断力的知识分子，虽然不是教士却被选择来当大教长。塔拉西乌斯加冕为大教长后，开始准备召开基督教主教大会，会议将否定754年宗教会议毁坏圣像的决议，恢复使用圣像派的正统教义。拜占廷政府也开始与罗马和东方各教会进行谈判，后者欢迎出现的这个变化，并派遣代表参加了此次宗教会议。 786年7月31日，宗教会议在君士坦丁堡圣使徒教堂举行。[90]代表们刚刚开始抵达就发生了一个事件，这表明准备这次宗教会议需极为谨慎小心，这正是伊琳尼和塔拉西乌斯所缺乏的。首都警卫部队中的皇家近卫军士兵牢记君士坦丁五世的命令，他们以刀剑开路强行冲入会场，打破了聚集起来的主教们刚刚才公开表露的欢乐，会议被解散。皇后面对失败仍保持勇气。她将毁坏圣像派部队都调遣到小亚细亚，投入对阿拉伯人的战斗，而来自色雷斯军区的崇拜圣像派部队接管了首都的防御重任。787年5月，会议重新发出邀请，宗教会议在尼西亚再次举行。这样，第七次基督教大公会议，即东方教会承认的最后一次宗教大会就在君士坦丁一世主持召开第一次基督教大公会议的同一个城市里举行。 9月24日到10月13日期间，大教长塔拉西乌斯极为成功地主持召开了第七次会议，有大约350名主教和大量修道士到会，表明事先作了大量细致的工作。会议首先不得不处理重要的教会政策问题，决定那些曾参与毁坏圣像活动的主教和那些在前三任政府期间几乎没有参与该活动的主教的命运。正如这些主教中的一位所说，他们是“在异端的环境里出生成长，接受教育”的。[91]这次会议深刻地洞察当时形势的实际状况，明智地接受先前那些毁坏圣像者可以重新回到教会中，只要他们在会上声明纠正其异端主张即可。但是，这种宽容态度却不能满足修道院代表的愿望，他们要进行报复。事情首次变得明朗了，拜占廷教会内的分裂将影响拜占廷帝国以后历史的发展。这一分裂出现在所谓的狂热派和政客派之间：一方面，前者主张在宗教上应严格遵守教会法规，坚决反对任何妥协；另一方面，后者是所谓的温和派，从政治动机出发主张服从国家利益，按照政治需求行动，该派并不拒绝做出某些妥协，并准备与那些保持正统信仰的政府合作。在这次尼西亚宗教会议上，温和派占了上风。 然而，涉及到信仰问题，这次会议的大多数人意见几乎完全一致。《圣经》和教父文献的大量章节被引用，以支持崇拜圣像，关于754年毁坏圣像宗教会议的“决议”以及批驳那次会议的详细论说可能都是出自大教长塔拉西乌斯之手。[92]会议谴责敌视圣像的人是异端，下令销毁所有毁坏圣像派的作品，恢复圣像崇拜。这次会议还遵循了大马士革的约翰的思想，将圣像问题与拯救的信条联系起来，强调指出，崇拜不是对圣像本身，而是对被描绘的神圣的人格，它被小心地区别于对上帝本身的崇拜。10月23日，盛大的闭幕式在君士坦丁堡马格诺拉皇宫举行，会议决议得到确认，所有文件都经过皇后和小皇帝的签署。 但是，毁坏圣像的势力并未被彻底消除，他们的存在充分地表现在皇后和小皇帝之间的斗争事件中，这也使得这个令人不安的事件被赋予极大的历史价值。尽管君士坦丁六世已经长大chéng rén，但是野心勃勃的皇后却不愿意放弃其权力。年轻的皇帝起而反对这种强加在他头上的摄政权力，因此，逐渐发现他与其母后，以及她的顾问斯陶拉西乌斯（Stauracius）之间的冲突越来越尖锐。反对伊琳尼崇拜圣像政策的力量自然就聚集在他周围。君士坦丁六世最信任的人物之一是著名的毁坏圣像者米哈伊尔（Michael Lachanodracon）。但精力充沛的皇后能够于790年春季镇压了一次有组织的宫廷yīn谋，而后，她更加确信自己实力相当强大，足以取得对她拥有的独一而不可分割之皇权的承认，事实上，她早就拥有了这样的权力。她要求军队宣誓承认她是最高君主，并将其名字排列在共治皇帝君士坦丁六世的名字之前。大部分由欧洲军人组成的首都防御部队毫不犹豫地按照皇后的要求宣誓效忠。但是，伊琳尼却遭到亚美尼亚军区部队的强烈反对，他们不愿意向崇拜圣像的皇后宣誓。反对皇后的运动逐渐兴起，影响了小亚细亚的其他地区。最终，捍卫王朝利益的军队拒绝了野心颇大的皇后的要求，于790年10月宣布合法皇帝君士坦丁六世为惟一的皇帝。 伊琳尼在这次较量中败北，不得不离开皇宫。但是其同党并没有偃旗息鼓，他们最终说服君士坦丁六世允许她重回皇宫，过去使用的皇帝名称即君士坦丁和伊琳尼的排列顺序于792年1月开始重新恢复。但是，年轻而软弱的皇帝引起其支持者的极大失望，特别是对君士坦丁六世在792年保加利亚战争中的懦弱行为深感不满（参见第151页）。支持恺撒尼基弗鲁斯的反对派运动悄然兴起，他们把他称为君士坦丁五世在世后人中最年长的人。君士坦丁六世迅速采取行动，他挖掉其叔叔的眼睛，又割去其父另外4个兄弟的舌头。同时，他将曾经按照他的意思攻击伊琳尼的亚美尼亚军区将军阿莱克修斯（Alexius）处以瞽目刑罚，致使该军区bào发了声势浩大的起义，君士坦丁六世被迫于793年春季对其以前的支持者发动讨伐。叛乱被极其残酷地镇压下去，但是皇帝一度得到的同情却转变为激烈的敌视。不久以后，他又因与美丽的妻子玛利亚（Maria）离婚而引起教会正统派的极大反感，他曾在其母亲的强制下被迫与玛利亚结婚，现在他要娶一个叫塞奥多特（Theodote）的宫女。后者被加冕为皇后，结婚典礼异常隆重，这个事件只能被看作是用来挑衅公众舆论。君士坦丁六世的行为违背了所有教会法规，在正统派里引起巨大的反对。有通jiān行为的皇帝遭到激进修道士派的严厉批评，他们属于著名的撒库迪乌姆修道院院长柏拉图（Plato）及其侄子塞奥多利（Theodore）为领袖的狂热派，后者甚至比其叔叔更有名。狂怒的皇帝把这些顽固的修道士全都流放，但是这并不意味事情的结束。所谓的“通jiān争论”（来源于通jiān这个词）困扰了拜占廷人很长时间，引起复杂的斗争。他导致了激进派和大教长塔拉西乌斯之间的冲突日益激化，因为激进派对大教长袒护皇帝通jiān行为的投机态度极不满意。这样，在正统派恢复势力以后，拜占廷修道士中极为清楚地长期存在的不满情绪得到发泄，他们本身对教会和国家领导人持强烈的反对态度。采取的最后解决方式也不能使他们平静下来，即使伊琳尼的统治也没有给他们带来丝毫的满足。 由于其鲁莽行事，背信弃义、残酷无情的君士坦丁六世既失去了占统治地位的正统派的支持，也失去了笃信毁坏圣像的反对派的支持，现在废黜他将不会有任何人站出来为之辩护。797年8月15日，根据其生母的命令，他在27年前出生的紫色寝宫中被挖去双眼。伊琳尼最终达到了目的，她成为拜占廷帝国惟一的统治者。 她是控制帝国的第一个女xìng，是拥有实际皇权的独立统治者，而非监护未成年皇帝或不称职的皇帝的摄政王。按照罗马传统，皇帝职位一度不可分割地与最高军事指挥权联系在一起，而fù女拥有这一职权显然是成问题的。值得注意的是，伊琳尼在谈到自己的合法地位时，从来不用女皇这个词，而只用皇帝这个词。[93] 伊琳尼的统治管理方式并不成功。在宫廷中弥漫着一种yīn谋角逐的压抑气氛，皇后的两个主要大臣，宦官斯陶拉西乌斯和埃提乌斯相互勾心斗角。为了维持民众持久的同情和支持，政府不顾财政预算需求，慷慨地颁发免税特权。这种免税特权早就授予各个修道院，而他们的支持是伊琳尼笼络民心的基石，这种特权也同样给予了首都民众，这个不稳定的政府在极大程度上依赖他们的青睐。君士坦丁堡居民必须缴纳的城市税显然一直十分沉重，此时也被免除了。君士坦丁堡之外各口岸如阿比杜斯、海鲁斯海关征收的进出口税一度是拜占廷国家最重要的税收来源，此时也大为减少。[94]这些措施得到首都民众的热烈欢迎，甚至斯图迪特修道院的塞奥多利（Theodore of the Studite）也jiāo口称赞皇后的慷慨大方。但是很不幸，这种慷慨摧毁了拜占廷国家的财政，瓦解了拜占廷实力的主要资源，使帝国陷入极大的混乱。 帝国外jiāo政策在最近这20年期间无可挽回地衰落了。这种衰落部分原因是阿拔斯王朝正处于其强盛阶段。781年，阿拉伯人曾深入拜占廷领土，夺取了大量战利品，但更为致命的战斗发生在色雷斯松军区。拜占廷政府因而被迫缔结和约，同意向哈里发缴纳贡金。[95]但即使是如此屈辱xìng的和约也不能保证长期的和平。不久，阿拉伯人再度入侵小亚细亚。[96]789年，在皇帝君士坦丁六世指挥下开始的保加利亚前线战事也没有取得什么战果。792年夏季，拜占廷军队在边境要塞马尔西利惨遭败绩，这次失败由于皇帝临阵逃窜和拜占廷高级将领被俘而更加蒙羞。拜占廷政府被迫再次承认支付贡金。[97]但这次和平还是短暂的，因为保加尔人要求增加贡金。当拜占廷帝国实力逊色于它的两大敌人时，它没有选择的余地，只有同意支付敌人要求的大笔贡金。与君士坦丁五世的辉煌成就相比，这就显得更加凄惨。 第五节　拜占廷帝国和查理大帝 由于西欧的发展变化，拜占廷帝国的权威逐渐丧失，这比其在亚洲和巴尔干半岛遭到的军事失败具有更重要的历史影响。在一位最伟大的君主成为法兰克王国国王的同时，拜占廷帝国却由一个女人和几个宦官决定自己的命运，这真是古老帝国的悲剧。查理大帝通过合并巴伐利亚，推行基督教，吞并萨克森，向东方的斯拉夫人地区扩张领土，摧毁阿瓦尔人王国，蹂躏并吞lún巴底王国等举措使其王国成为他那个时代基督教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在驱逐lún巴底人方面，他在拜占廷帝国失败的地区取得了胜利，而拜占廷帝国由于这次失败导致其在罗马的权力遭到破坏。同时，罗马教会强化其与法兰克王国的同盟，决定xìng地背弃了拜占廷帝国。即便罗马和君士坦丁堡两大教会之间的冲突因尼西亚大公会议的举行得到了调和，拜占廷帝国已经重归正统信仰，甚至比以前更狂热地支持崇拜圣像，也没有对形势产生实质xìng的影响。尼西亚大公会议并未从根本上调和这两大世界强权之间的矛盾。罗马要求取消毁坏圣像运动期间对其采取的不论是宗教领域还是教会政治领域的所有措施，希望由此彻底恢复“原状”，特别是归还教廷其原有的辖区，恢复罗马在意大利南部和伊里利亚地区的管辖权。君士坦丁堡拒绝听取罗马的这些申述，在尼西亚大公会议上，也没有讨论这些问题。在这次会议上，公开宣读的罗马教皇哈德良一世致拜占廷君主的信件中，相关内容在希腊文译本中被删除了。教皇主张批判大教长塔拉西乌斯非法主持宗教大公会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38 章 议的权力的内容，抗议大教长使用“普世的”名称的内容都同样被删除了。另外，教皇提出罗马教会至高无上地位或仅仅设计圣彼得至高无上地位主张的段落也都被谨慎地忽略了。[98]教皇在东部地区如同拜占廷帝国在西部地区一样失去了立足之地。虽然罗马教会似乎赞成拜占廷帝国关于当时最热门宗教问题的政策，但是在与君士坦丁堡结成联盟方面却没有任何进展。拜占廷人一方面与著名的lún巴底征服者结成同盟，允诺了相当多东西，但另一方面在与法兰克王国就圣像问题寻求相互理解时，却遇到重重困难，被迫做出更大的让步。 查理大帝在著名的《加洛林书》中就激烈争论的问题做出最终答复，他既拒绝了君士坦丁五世的毁坏圣像的立场观点，也反对君士坦丁六世和伊琳尼召开的宗教会议确定的崇拜圣像态度。《加洛林书》就是为了强调法兰克王国反对拜占廷帝国的宗教独立xìng，其主旨完全是政治xìng的。因此，它根本不涉及本质问题，回避了真正有争议的难题，而摆在查理大帝面前的尼西亚会议文件的拉丁文译本完全是翻译语言和理解上错误百出的错误版本。而且，这两种观点都不是查理大帝在尼西亚宗教会议文献中看到的真实观点，他的观点恰巧和格里高利一世先前提出的、同时反对毁坏圣像和崇拜圣像的观点一样。法兰克国王面对教皇哈德良一世的所有警告和劝说仍然坚持自己的态度不变，教皇最后也只好让步。787年，尼西亚宗教会议批准的崇拜圣像虽然得到教皇哈德良一世的两名使节的同意，也曾要求真正的基督教徒加以遵守，却于794年在有同一位教皇派遣的另两个使节到场的法兰克福宗教会议上被斥责为异端。[99]尽管圣像问题对西部来说就像对拜占廷帝国一样重要，尽管使用圣像已经与拜占廷基督教神学的拯救信条做了特殊联系，但是它对西部来说仍然是陌生和无法理解的，教皇的这一步骤极为清楚地表示出，罗马与法兰克王国的同盟关系由此成为教皇政策的基石。哈德良一世继续坚持由斯蒂芬二世提出的不可否认的成功政策，并且毫不犹豫地坚持其与法兰克王国的同盟。其后继者利奥三世（Leo III）继续向前发展这一政策，他采取了大胆而具有重大革命xìng的决定，使8世纪的罗马教会政策打上了目的极为鲜明的印记。他于800年12月25日在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为查理大帝加冕。[100] 查理大帝奠定建立帝国的基础主要在政治领域，也像后来在宗教领域中发生的分裂一样，具有革命xìng的影响。当时，只存在一个帝国就像只存在一个教会一样是不言自明的。查理大帝的加冕违反了一切传统思想观念，是对拜占廷利益的致命打击。因为此前，拜占廷帝国这个新罗马毫无疑义地被认为是惟一的帝国，它曾继承了古代罗马帝国的遗产。拜占廷帝国自觉拥有帝国的一切权益，因此，它只能把查理大帝的加冕视为篡位行动。罗马也承认单一帝国的思想，它从来也没有建立第二帝国的打算，但是它要在古代拜占廷帝国的位置上安chā一个新建立的帝国。当合法的皇帝君士坦丁六世被废黜后，君士坦丁堡的皇帝位置就处于空虚状态。对于罗马来说，就像对拜占廷帝国来说一样，惟一能够接受的世界秩序就是包含整个基督教世界在一个单一帝国框架内的等级制国家。实际情况是，自800年以后，东、西两个帝国面对面地并立。东、西帝国的分裂早已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并在毁坏圣像运动中得到证明，此时则在政治领域中形成了最终结果的事件。“统一世界”就这样分裂为两半部，其语言、文化和民族构成都已经分离。 尽管在圣彼得大教堂的加冕是教皇精心设计的而非查理大帝的主使，[101]但是他仍然必须面对这一步棋所引发的大量后果。他必须争取得到拜占廷帝国的认可，因为缺乏其认可，皇帝的头衔就没有合法效力。显然，用“空位说法”或者指责拜占廷帝国屈服于异端这样的理由还缺乏说服力，前一种理由指君士坦丁堡皇帝位置空缺，即便当时那个位置是由一个女人占据着，而后一种理由在《加洛林书》中也试图证明了。因此，查理大帝和教皇于802年向君士坦丁堡派遣了使团。据说他们给拜占廷女皇带去了查理大帝求婚的请求，希望“将东、西帝国重新合并为一个帝国”。[102]他们到达后不久，就bào发了宫廷政变，802年10月31日，伊琳尼被推翻。这次革命是由高级官吏和高级军官组织的，他们拥立前国库长官（）尼基弗鲁斯（Nicephorus）为皇帝。伊琳尼遭到流放，先是流放到王子岛，后来流放到莱斯伯斯岛，不久后在此病死。 第六节　尼基弗鲁斯改革和外jiāo政策的复杂化：拜占廷帝国和科鲁姆 尼基弗鲁斯一世（NicephorusⅠ，802～811年在位）的统治使帝国再度有了一位能干的皇帝。塞奥发尼斯声称这个皇帝的登基导致普遍的失望和沮丧的记载实际上只是反映了修道院极端派部分人的观点。总的看来，塞奥发尼斯对这个皇帝持有的极度仇恨在当时人中感觉不出来，甚至在拜占廷正统派圈子里也不存在。[103]尼基弗鲁斯一世不是教会的大力支持者，尽管他本人是正统派人士，支持崇拜圣像，但是他却要求教士必须服从皇帝权力。他为自己的儿子和继承人斯达乌拉西乌斯（Stauracius）迎娶伊琳尼的亲戚、雅典姑娘塞奥发诺（Theophano）为妻子，以此强调他继续坚持其前任政府的崇拜圣像政策。政府和基督教教会两大势力之间的关系因修道院极端派而变得再度紧张，特别是他在大教长塔拉西乌斯于806年2月25日去世后任命博学的历史学家尼基弗鲁斯担任该职后。尼基弗鲁斯像塔拉西乌斯一样对世俗学问和神学相当精通，不仅是杰出的历史学家，而且在以后的年月里是大量捍卫圣像作品的著名作者。他也像塔拉西乌斯一样，在被任命为大教长前曾经在政府中担任高级官职，在教会事务中坚持同样的温和政策。任命一个普通信徒为大教长立即引起了狂热派的强烈反对，因为他们显然正在盘算推举他们自己的领袖塞奥多利（Theodore the Studite）担任大教长。皇帝尼基弗鲁斯为使所有事情圆满解决，再度开展了温和的争论，以证明皇帝不应被教会法规所束缚。他要求一次由普通信徒和教会代表参加的会议承认君士坦丁六世与塞奥多特的婚姻，曾为这次婚姻主持隆重婚礼的教士约瑟夫也被允许于809年1月重新回到教会。这就导致与斯图迪特派的公开决裂，他们再次与正统的教会当局断绝关系，使他们公然面临国家的迫害。 皇帝最初采取的措施就是稳定国家经济，弥补由于前朝政府不负责任的行为造成的国库的巨大亏空。皇帝作为前任财政部门的高级官员，非常适合做好这一工作，他采取了一系列重要而精明的措施。皇帝的仇敌塞奥发尼斯把这些措施描写成污七八糟的大杂烩，是皇帝尼基弗鲁斯的“第十大罪状”。[104]从一开始，尼基弗鲁斯就取消了伊琳尼特批颁发的免税权。而后，他下令对其臣民进行税收普查评估。与以前的赋税水平相比，此时的税收有所增加，在人头税中平均增加了两成（大约相当于每“诺米斯马金币”（Nomismà）增加百分之八又三分之一）。修道院和教会的佃农以及拜占廷帝国存在的大量慈善机构，都被要求缴纳炉灶税。这是拜占廷文献中第一次提到炉灶税（），事实上，它就是一种按照家庭征收的人头税。炉灶税与土地税一起成为中期拜占廷阶段最重要的收入来源。尼基弗鲁斯并不是第一个采用这种税收的皇帝，因为在其当政时，它已经是一种被认可的税收形式，但这里边特别有意思的是，先前被免予征收炉灶税的农民现在也要缴纳这种赋税。这类免税权可能是从伊琳尼时代开始的，而拜占廷各教堂和修道院的产业一般都要履行纳税的义务。这样，尼基弗鲁斯在税收方面就没什么新发明，他只是恢复了过去的税收规定。9世纪20年代，炉灶税如同其他被重新开发的资源一样，总数达到了200万户，可能有纳税义务的所有农村居民都必须缴纳这种赋税。[105]为了保证国库不受损失，尼基弗鲁斯使纳税人集体负责完成税收，也就是让特定地区的所有居民全体共同履行该地区全部的纳税义务，任何纳税短缺部分将由欠税者的邻居给予弥补。即使这种收税方式也不是新发明，它就是“连保制”的收税形式，在《农业法》中就已经出现了（参见第103页），尽管这个专用名词是第一次出现在这里。[106] 尼基弗鲁斯将一些教会地产收归皇家地产部门控制，虽然他并没有降低这些被没收地产的税收评估。可以比较合理地说，这项措施只是从收回被皇后伊琳尼过分大方赏赐的“礼物”这一点出发的。对遗产和偶然发现的财产征收的税收也被恢复并得到严格执行，这类税收是针对那些突然从贫穷的人一夜暴富而令人怀疑的人的强制xìng征收。脱离海关监管从阿比杜斯，尤其是从多德坎奈斯地区进行jiāo易的斯拉夫人也要按照两诺米斯马金币的比率纳税。[107]另外，皇帝颁布法令禁止其臣民放贷取息，而只允许国家获取利息。他强迫君士坦丁堡富有的造船主接受国家12金镑的贷款，而后按照“每诺米斯马金币”缴纳4成的利率还贷利息，即16.66%的利率。[108]尽管放贷收利息为中世纪基督教lún理道德准则所不齿，但是像尼基弗鲁斯和后来的瓦西里一世这样明令禁止的情况在拜占廷帝国的历史上还是比较少见的。拜占廷复杂的货币经济需求常常忽略道德限制，放贷在拜占廷帝国任何时期都十分常见。无论如何，尼基弗鲁斯作为一个真正的实用主义者，禁止私人放贷取息，并不是出于道德上的厌恶。他在禁止私人从事这一活动的同时，授予国家拥有放贷的垄断权，并确定了高比率利息，从而为国库找到了新财源。[109] 尼基弗鲁斯皇帝采取重要步骤改善防御体系，该体系自7世纪以来主要依赖于带有军役义务的小土地占有者。根据10世纪的报告，维持一个士兵的基本经济需求的财产价值最起码要达到4金镑，因为据记载士兵应召参军服役必须自备马匹和全套装备。显然，拥有这一价值产业的农兵数量不足，于是尼基弗鲁斯确定较为贫穷的服役士兵由其所在的村社为之提供每年18.5“诺米斯马金币”价值的军需供应。[110]依据这一法令，占用上述价值的地产就不必非由一个劳动力单独使用，而可以由几个农民联合经营该地产，他们中的一人则履行服役义务，而其他人将共同负责资助服役者的军需装备。如果一个士兵变得贫穷，无力自己担负全部军役义务的开销，上述同一方法将用来解决问题，其所在村社负责对他进行资助，这样就保证了国家不出现军事人力资源的短缺。该制度确保军队征募新兵像“连保制”确保完税一样有效。根据10世纪的史料证据，水兵也像农兵一样拥有能够满足其生活和军事需求的产业。尼基弗鲁斯的这些措施被塞奥发尼斯指控为其第九大罪状，但是却由此产生了这种类型的土地占有。他宣称，皇帝强迫沿海地区特别是小亚细亚的水兵们，必须按照其能够承担的价格购买那些不再被耕种的荒地，而他们从来也没有耕种过土地。[111]这似乎是水兵地产的第一个案例，[112]确实是对拜占廷海军具有重大156意义的措施，从一开始，它就成为西比拉奥特海上军区的基础。 另外，尼基弗鲁斯进行大规模移民，其政治意图十分明显，就是保卫那些特别容易受到攻击的领土。小亚细亚各军区的居民被强迫要求卖掉各自的产业，迁居到“斯拉文尼亚”，即巴尔干半岛斯拉夫人地区。到此殖民的移民无疑被授予新土地，他们作为“小军役土地持有者”还必须服军役。塞奥发尼斯对这个移民措施极为反感，把它与两个世纪前的殖民化政策联系起来。在尼基弗鲁斯的移民政策的背后，确实并无任何新的革命xìng计划。事实上，他是通过弥补修复前代皇帝们的缺陷和不足，来进行一些必要的改革工作，在所有新措施中，他都严格地按照拜占廷的传统政策办事。首先，他将其注意力投向拜占廷国家的两大支柱，即税收和军队。他虽然是通过暴力强制手段，却极大地增加了帝国的财政实力。他在这方面从事的积极活动，表现出对拜占廷财政管理方法的深刻洞察力，揭示出在中世纪初期阶段拜占廷经济高度发展的状态。同样，他极大地加强了拜占廷帝国的军事力量，这个前财政大臣的最新和最重要的措施都是直接为了实现这两个目的。 尼基弗鲁斯的殖民政策具有特殊的重要xìng，因为它们深刻地影响了巴尔干半岛斯拉夫人地区，特别是色雷斯和邻近保加利亚的马其顿东部地区，可能还有希腊地区，这些地区充斥着大量的斯拉夫人移民。[113]6世纪和7世纪斯拉夫人的大规模入侵迫使拜占廷帝国从巴尔干半岛大部分地区的据点后撤，从此以后，斯拉夫人源源不断地涌入半岛各地。根据君士坦丁七世（Constantine Porphyrogentius）的记载，伯罗奔尼撒半岛在8世纪中期还是个斯拉夫人和野蛮人占优势的国度。[114]但是到了8世纪末和9世纪最初几年里，拜占廷人逐渐加强了他们在半岛的地位。在马其顿王朝的伊琳尼统治时期，拜占廷帝国对希腊的斯拉夫人发动了大规模的清剿。783年，斯陶拉西乌斯首相率领强大军队侵入塞萨洛尼基地区，而后挺进到希腊中部和伯罗奔尼撒半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39 章 岛，迫使那里的各斯拉夫部落俯首称臣，承认拜占廷的宗主权，缴纳贡金。拜占廷帝国高度看待斯陶拉西乌斯战胜希腊地区各斯拉夫部落的胜利，当他胜利后班师回朝时，被允许在大竞技场举行盛大的庆功典礼。[115]但是，8世纪最后几年，希腊的斯拉夫人在维尔兹提（Velziti）部落酋长领导下举兵反叛皇后伊琳尼，他们支持君士坦丁五世的几个儿子，并占领了雅典。[116]到了9世纪初，伯罗奔尼撒半岛的斯拉夫人也公开bào发起义。他们洗劫其希腊邻居的财产，并于805年进攻帕特拉城。[117]该城遭到团团围困，但是最终斯拉夫人还是被击败。该城居民们将他们的得救归功于使徒安德烈（the Apostle Andrew）的神奇干预，正像塞萨洛尼基居民将本城的得救归功于圣迪米特里（St.Dcomtrius）一样。被击败的斯拉夫人及其家眷连同其全部的战利品被皇帝强制xìng地安置在圣安德烈教堂，他们既失去了独立，也失去了人身自由。伯罗奔尼撒半岛的斯拉夫人实质上给拜占廷政府造成了新的困难，活动在塔伊格图斯地区的斯拉夫人迈林吉部落和埃泽利提部落在13世纪顽强地抵抗法兰克人发动的激烈战争，他们直到土耳其人时代以前都坚持其民族特色。[118]斯拉夫人在帕特拉城的失败，同样标志着希腊南部地区再度希腊化的新阶段。因为对拜占廷人而言，这一事件是伯罗奔尼撒半岛在被斯拉夫人统治200多年以后重新恢复拜占廷权力的年代。[119] 拜占廷帝国在巴尔干半岛其他地区逐渐恢复和巩固其势力的进程，清楚地反映在军区组织的扩大和新军区的建立上。为了了解哪些地区实际上处于拜占廷帝国的控制下，换言之，哪些地区不仅仅是名义上，而且实际上承认拜占廷统治权，有必要考察一下拜占廷军区组织在多大范围上继续存在。这是了解真实情况的惟一可行的办法。因为只有在那些存在军区的地方才多多少少能发现拜占廷的统治管理。色雷斯和希腊地区是拜占廷帝国于7世纪末在巴尔干半岛拥有的领土，这种情况一直存在了相当长的时间。但是自8世纪末以后，除了色雷斯地区外，还存在着马其顿独立军区，该军区并未完全覆盖整个马其顿地区，而实际上只是包括了色雷斯西部地区。[120]伯罗奔尼撒军区大约也是在这个时期建立的，[121]9世纪初年，还出现了塞发罗尼亚军区，它包括伊奥尼亚海诸岛。[122]9世纪上半叶，塞萨洛尼基和第拉修姆这两个拜占廷帝国在爱琴海和亚得里亚海沿海的海军基地也和它们相邻的内陆地区一起组成了专门的军区。[123]这样，巴尔干半岛大部分地区此时就归属于拜占廷帝国，不仅名义上而且实际上由帝国直接统治。拜占廷帝国在沿海地区的地位得到了极大巩固。然而，即便是在这些地区，斯拉夫人仍然像过去一样占有极大的比例。 尼基弗鲁斯对政府机构和军队的重新调整和组织以及实行殖民政策，主要是因为对保加利亚的长期斗争所致。尽管他不是军人出身，但尼基弗鲁斯进行的战争却取得了辉煌的战绩，他还经常亲自指挥军队。他登基成为皇帝后，就立即解除了伊琳尼被迫答应支付给哈里发的贡金。但是，帝国在东方的军事力量由于巴尔达尼斯（Bardanes Turcus）篡位反叛导致的内战而被严重消耗，后者曾于803年夏季自封为小亚细亚各军区最高指挥。806年，穆斯林再度入侵帝国领土，哈lún阿拉什德（Harun al Raschid）率领其强大军队挺进并占领了多座边境重镇，夺取提亚纳，由此派遣大部队进入安卡拉地区。皇帝被迫和谈，同意支付贡金。另外，还答应了屈辱xìng的条件，即以他和他的儿子个人的名义向哈里发缴纳每年3个金币的人头税。[124]正当此时，哈lún于809年去世，导致哈里发国家内乱，拜占廷人得到喘息机会。拜占廷外jiāo政策的主要方向遂逐渐转向巴尔干半岛。 查理大帝摧毁了阿瓦尔人的势力，使潘诺尼亚地区的保加尔人得以摆脱阿瓦尔人统治。结果，保加尔王国因此在实力和领土方面获得极大扩张，也使得其领土在塞伊斯河一线与查理大帝的帝国接壤。科鲁姆这位潘诺尼亚地区保加尔人酋长夺取了保加利亚王位。他是位彪悍的斗士，尚武好斗，咄咄逼人，很快就成为拜占廷人的祸害。拜占廷帝国曾建立起强大的边境要塞防御线，以阻止保加尔王国的入侵。德维尔图斯、亚得里亚堡、腓力普堡和萨尔迪卡是这条防线的要点。809年，萨尔迪卡遭到科鲁姆蹂躏，要塞被毁，强大的边防军被杀戮。拜占廷皇帝立即着手应对，他挥军挺进普里斯卡，此后又对萨尔迪卡进行大规模进攻，意图在于重新修复边境要塞。经过两年的精心备战，他发动了决定xìng的反击，准备工作包括了将小亚细亚的农兵迁移安置在巴尔干半岛的斯拉夫人地区。811年春季，尼基弗鲁斯亲率其强大的军队越过边界，不理睬科鲁姆的和谈请求，直扑普里斯卡，摧毁了保加尔人首都，烧毁了汗王的宫殿。得胜的皇帝拒绝了保加尔人一再和谈的请求，他决意要最终了断保加尔王国，大举追击与其随从一起逃往山里的汗王。但是，幸运之神不再眷顾他。811年7月26日，拜占廷军队在山口遭到科鲁姆的包围，被分割为数段，皇帝本人阵亡，胜利的汗王按照习惯将其头骨制成酒杯，并在庆功宴上用它与贵族轮流把盏。 图25　（左图）科林斯柱头，完成于4世纪，现存耶路撒冷伊斯兰教博物馆。（右图）柱头和拱墩，大约完成于500年，现存拉文那圣阿波罗教堂 这次完全意外的可怕灾难的后果是难以估量的，因为它对拜占廷权威尊严的沉重打击极为严重，远超过军事失败本身。自从民族大迁徙时代瓦lún斯皇帝在378年抵抗西哥特人的亚得里亚堡战役中被杀以来，还没有任何拜占廷皇帝被野蛮人杀死。在外族公开的敌视中，拜占廷帝国一再用实力证明其优势地位，然而此时却威风扫地，不久前还乞求和谈的科鲁姆一举成为声名显赫的胜利者。其侵略计划如今再无约束，其征服yù望此刻面临前所未有的意外机遇。帝国痛苦而焦虑的岁月就在前边。 在让皇帝尼基弗鲁斯本人搭上xìng命的这场战争中，其儿子和继承人斯达乌拉西乌斯身受重伤，但设法逃脱，与其随从逃到亚得里亚堡。他在这里严格按照法定继承原则和程序，被宣布为皇帝。这个举动只具有临时的官方意义，因为斯达乌拉西乌斯几乎没有康复的可能xìng。皇帝继承问题是在君士坦丁堡最终得到解决的，受到致命伤害的皇帝被运送到那里以便为其继承者加冕。正常自然的皇帝继承候选人应该是没有子嗣的皇帝最近的亲属，即担任宫廷总管的妹夫米哈伊尔（Michael Rangabe）。选定他为皇帝继承候选者的提议得到皇帝的军队将领们和大教长尼基弗鲁斯的支持。但是，皇帝已经奄奄一息，其妻子、雅典姑娘塞奥发诺反对这一解决方案，因为她打算效仿伊琳尼，亲自执掌统治大权。斯达乌拉西乌斯担心她的要求将引来严重的反应，故迟迟不做最后决定，致使首都民情鼎沸。[125]当边境外jiāo政策情势极为险恶之际，皇位空缺凸显问题的严重，恢复正常状况刻不容缓。一场通过正常法律途径无法达到的“宫廷政变”最终解决了问题。10月2日，米哈伊尔在大竞技场被军队和元老院宣布为皇帝，几个时辰后便在圣索非亚教堂由大教长尼基弗鲁斯加冕。斯达乌拉西乌斯当着群臣的面签署了文件，而后隐退到修道院里，他在那里苟延残喘了3个月，最终去世。 米哈伊尔一世[126]（811～813年在位）是个软弱的君主。他极易受到强悍xìng格的人的影响，缺少勇气采取受民众反对的措施。在这方面，前任皇帝尼基弗鲁斯声名显赫。米哈伊尔终止了经济政策，利用一切机会向军队、朝臣，特别是教士封赏。米哈伊尔一世是狂热的崇拜圣像者和虔诚的教会奴仆。在其统治期间，正统派扬眉吐气，尽管毁坏圣像的起义即将bào发。被流放的斯图迪特派人士被平反召回，按照他们的意见决定撤销809年宗教会议就“通jiān争论”问题的决议，重新颁布了对教士约瑟夫开除教籍的决定，这些都使他们与教会当局恢复了正常关系。斯图迪特派领袖塞奥多利的影响空前强大，其超常的活力和永不衰竭的精力使皇帝钦佩得神魂颠倒，而著名的斯图迪特修道院甚至对战争与媾和事务也拥有最终发言权。 拜占廷政府对西部帝国的态度却截然不同。尼基弗鲁斯一世决定不理睬查理大帝对皇帝称号的要求，因为他已经明确做出了暗示。他甚至走得更远，拒绝大教长尼基弗鲁斯按照习惯将宗教会议的文件呈送教皇。[127]这个加洛林君主和支持他的教皇都对其顽强的对手采取不妥协的敌视态度。同时，查理大帝的势力持续扩大，直逼拜占廷领土。查理大帝在伊琳尼时期就征服了伊斯特拉河流域和多座达尔马提亚地区的城市，而年轻的国王丕平则于810年控制了威尼斯，虽然拜占廷舰队曾一度从海上发动了成功的进攻。查理大帝此时采取步骤继续扩张，施加压力，对已经衰落的拜占廷帝国而言，这种压力是绝不会失败的。米哈伊尔一世为了恢复先前被占领的疆域已经准备承认查理大帝的皇帝地位，812年他派遣拜占廷代表前往亚森承认查理大帝为皇帝。从此以后，不论在实践中还是在理论上都存在两个帝国。[128]确实，法兰克君主只是被承认为皇帝，而不是罗马人的皇帝。查理大帝本人也的确尽力回避使用“罗马人皇帝”的头衔。[129]拜占廷人坚持认为，他们才拥有使用这个称号的权力，并强调其与西部皇帝的区别，强调君士坦丁堡的那位罗马人惟一的皇帝。但是，与古罗马拉上关系是中世纪帝国观念的基本内容。拜占廷帝国即始终认为自己就是罗马帝国，而实际上在9世纪以前其皇帝称号中很少体现这样的观念，[130]同样，西部帝国则主要通过教廷与罗马紧密联系起来，尽管事实上它直到奥托时代才最终以同样的称号与罗马联系起来。[131]第二帝国的建立和被认可，对拜占廷帝国继承罗马遗产的惟一特权也是一个挑战。然而，加洛林帝国和重新焕发活力的拜占廷帝国之间的分离使君士坦丁堡后来的君主有可能否认812年对西部帝国的承认。 尼基弗鲁斯一世拒绝承认查理大帝和米哈伊尔一世承认查理大帝不仅是因为这两个皇帝个xìng上有差异，而且是因为811年的那场灾难导致形势在极大范围内发生了深刻变化。巴尔干半岛日益严重的威胁，使得拜占廷帝国继续与西部进行斗争变得困难重重。812年春季，科鲁姆夺取了黑海沿岸的德维尔图斯城，摧毁了要塞城堡，按照拜占廷方式将当地居民掠夺到他控制的领土上去。拜占廷人不仅衰弱无力，而且其他边境城市的民众也纷纷逃亡。科鲁姆以最后通牒的方式向拜占廷帝国政府提出和谈要求，当拜占廷帝国对是否接受和谈稍微有些犹豫时，他立即于812年11月初占领了重要的港口迈森不利亚。这里的大量黄金白银全都落入其手中，同时他还夺取了大量著名的希腊火原材料。皇帝的一些顾问，在大教长尼基弗鲁斯领导下同意皇帝的意见，主张接受保加利亚国王的和谈条件，但是包括斯图迪特修道院院长塞奥多利这位最重要人物在内的部分人却极力煽动狂热的战争情绪。最终塞奥多利的主张占了上风，813年6月，拜占廷帝国的大队人马在亚得里亚堡附近的维尔西尼基亚与科鲁姆的大群部队不期而遇。两支部队面面相视，一时不知如何行动，而后，色雷斯和马其顿军区将军于6月22日发动进攻。但是，来自小亚细亚的部队在阿纳多利亚军区将军亚美尼亚人利奥（Leo the Acomnian）的率领下拒绝跟随欧洲军区行动，他们突然撤出战斗。两年前的倒霉命运再次降临到拜占廷帝国头上，此时，可怜的军事指挥，特别是加上拜占廷人内部的斗争，使科鲁姆再次获得了胜利。正统派皇帝米哈伊尔一世遭到的惨重失败动摇了其权威，为政策的变动和恢复毁坏圣像政策铺平了道路。813年7月11日，米哈伊尔一世被废黜，亚美尼亚人利奥登上王位。 图26　（左图）镶嵌画地板，铺设于500年前后建造的一座教堂里，现存德尔非博物馆。（右图）安条克发现的镶嵌地板，铺设于5世纪，现为华盛顿特区顿巴顿橡树园收藏 第七节　毁坏圣像派的反应 亚美尼亚人利奥五世（Leo V，813～820年在位）来自小亚细亚军事贵族圈子，他们以杰出的军事才能和毁坏圣像观点而著称。利奥五世如同利奥三世一样也是东方人，他也和后者一样在成为皇帝以前担任阿纳多利亚军区的将军。他努力使自己追随利奥三世和君士坦丁五世那样的伟大将领和毁坏圣像者的榜样，计划重振帝国军事力量，恢复毁坏圣像运动。无论是这位皇帝，还是其随从都毫无疑问地认为，无论其前任皇帝的哪次军事灾难都是其推行崇拜圣像政策的结果。 他要应对紧迫的军事问题。科鲁姆在维尔西尼基亚取得胜利后，迅疾采取攻势，以重兵包围亚得里亚堡，在利奥五世登基后几天，便率领大军出现在拜占廷首都城门前。但是，科鲁姆无力攻破君士坦丁堡高大的城墙，这道城墙曾抵挡住穆斯林军队的多次进攻，因此他要求与皇帝进行私人会谈，讨论议和问题。科鲁姆相信了拜占廷皇帝的话，未带武装前来会谈，但是拜占廷人违背诺言对他发动袭击，只是由于他当场应变敏捷，搏杀后才得以脱身。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40 章 保加尔人狂怒的领袖此时大肆洗劫首都周围整个农村地区，攻入亚得里亚堡，该城因围困造成了饥荒而投降，他俘虏当地居民和附近村庄的居民，将他们押解到多瑙河以北地区。但是，皇帝于813年秋季在迈森不利亚地区取得了重大胜利。次年春季，科鲁姆再次挺进君士坦丁堡。上天挽救拜占廷帝国摆脱了这即将到来的威胁，科鲁姆如同阿提拉，814年4月13日，突发脑溢血去世。 在两个短暂的统治之间，[132]保加尔人又有了一位卓越的君主，即奥姆尔塔格（Omurtag）。其主要目的是发展保加利亚在西北地区的实力，加强其王国内部的统一。因此，他与拜占廷帝国达成了30年和约。这个和约自然对保加尔人有利，因为它最终恢复了特尔维尔时代的边界位置。色雷斯被两个大国162分割，边界自德维尔图斯到马克罗利瓦德沿所谓“长城”划定，也就是在亚得里亚堡到腓力普堡进而至巴尔干山脉一线。[133]在经历了最近若干年戏剧xìng的事件后，拜占廷帝国在巴尔干半岛的边境地区终于获得长期且不间断的和平。在东方，帝国也由于哈lún去世而摆脱了骚扰不安，在马蒙（Mamun）统治时期，哈里发国家内战不断，内讧缠身。这样，拜占廷帝国事实上一度不再面临边境入侵的压力。 在这个和平时期，利奥五世试图推行其毁坏圣像计划。但是在科鲁姆去世后，形势并未改善，因为他指派博学的语法学家约翰（John Grammaticus）进行理论准备，这个新毁坏圣像运动的活灵魂为即将召开的反对崇拜圣像宗教会议准备神学武器。皇帝的毁坏圣像政策具有统一正统派内部不和谐因素的作用。在称帝前，利奥五世曾经给大教长尼基弗鲁斯立下字据，保证不改变现行的宗教政策。尼基弗鲁斯此时发现他必须对付死灰复燃的反圣像崇拜势力，因此不得不与先前的反对派斯图迪特派的塞奥多利并肩作战。他们通过大量的作品，都毫无保留地狂热支持两派继续保持使用圣像的传统，抗议皇帝干涉信仰事务。8世纪时，下述情况相当明显，在毁坏圣像运动的第二阶段，教会事务和政治事务错综复杂地jiāo织在一起。皇权寻求控制宗教事务，他必须面对教会及其更激进派的顽强反对。皇帝以自己的方式开始行动，因为他已经成竹在胸，强行使用权力。塞奥多利及其众多追随者被流放，被迫遭受虐待。尼基弗鲁斯被罢免，阿谀奉承的塞奥多图斯（Theodotus Melissenus）则因其显赫的血统和与君士坦丁五世第三任妻子的亲戚关系，于815年4月1日的复活节被任命为大教长。 复活节后不久，在新任大教长的主持下，于圣索非亚教堂举行了宗教大会。会议批判了787年第二次尼西亚宗教会议，重新确认754年毁坏圣像宗教会议的决议。会议宣称，它并不认为圣像就是偶像，[134]但是会议同样下令要彻底摧毁圣像。利奥五世法令的特点是：它实际上完全恢复了前代毁坏圣像派的基本思想，但是却对其教义信仰立场的表达方式做出一些让步。754年会议决议为他提供了惟一的精神源泉，他则重复了其前辈的各种观点，但同时，也降低了754年会议决议的鲜明特色，将其核心思想变得模糊一些，增加了一些没有意义的段落。[135]如同9世纪整个毁坏圣像运动东山再起一样，815年宗教会议决议凸显出其理论上苍白无力的特点。利奥三世和君士坦丁五世的毁坏圣像运动是一场激情无限的伟大运动，而此后一个世纪的运动则在各个方面表现为大体模仿其前人的特点。[136]然而，其内在的软弱并不能掩盖掌握着各种资源的皇帝能够强行推行其意旨的这个事实，他无情地迫害那些敢于反对他的人。利奥五世得到了一些支持，但是不多，他们在8世纪时就支持毁坏圣像的各位皇帝，因此，他也担心自己的统治地位。他担心自己遭到废黜，这在其晚年最后几年就转化为富有进攻xìng的疯狂。尽管他做了严密的防范，还是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820年圣诞节，当他在圣索非亚教堂参加弥散仪式时，被其全副武装的部将米哈伊尔（Michael the Amorian）杀死在高高的祭坛前面。 米哈伊尔二世（820～829年在位）是阿莫利王朝的创立者，一个彪悍的战士，因其缺乏教养成为有教养的拜占廷人嘲笑的对像。但是，他有着一般人的直觉，精力充沛，处世温和。他统治期间，宗教争论平息下来，对崇拜圣像派的迫害也停止了，被流放的人重归故里，大教长尼基弗鲁斯和斯图迪特派的塞奥多利也衣锦还乡。但是，使正统派感到极度失望的是，尽管他们一再提出要求，但是崇拜圣像政策并没有得到恢复。米哈伊尔二世采取了相反的态度，他既不承认尼西亚第二次基督教主教会议，也不认可毁坏圣像会议决议，而是严格禁止任何关于圣像问题的讨论。皇帝本人来自前代毁坏圣像派大本营的非利吉亚地区，毫无疑问，他本人的思想一定是反对使用圣像的。这一点清楚地反映在他写给虔诚者路易的信中，他在信中抱怨崇拜圣像的种种弊端。[137]这一点还反映在他信赖委托毁坏圣像者约翰担任其子和继承人塞奥非鲁斯的教师，在塞奥多图斯死后，他并未召回正统派的原大教长尼基弗鲁斯官复原职，而是任命西莱昂主教安东尼（Antony of Sylaion）担任新的大教长，后者与语法学家约翰对起草815年宗教会议决议负有极大的责任。皇帝反对圣像崇拜的态度，并不是因为认识到毁坏圣像运动已经消耗了太多的力量而对其毫不关心，十分冷淡。米哈伊尔二世采取行动加以处理的惟一的圣像崇拜者是西西里人美赛德乌斯（Methodius the Sicilian），此人曾给皇帝捎带来支持崇拜圣像的教皇的警告信。美赛德乌斯受到虐待，被投入监狱，不是因为其崇拜圣像，而是因为皇帝认为拜占廷崇拜圣像派与罗马之间的沟通在政治目的上显然令人十分怀疑。 图27　马克西米安象牙雕刻坐椅，制作于547年前后，现存拉文那大主教博物馆 在米哈伊尔统治时期，国内政治的中心问题是托马斯（Thomas）领导的内战。此人来自小亚细亚，是皇帝的一个斯拉夫人的旧部下。[138]托马斯在阿拉伯人的积极支持下，聚集起庞大且成分复杂的起义军，他们大多是利奥五世时期在东方前线地区服役的军人。这些阿拉伯人、波斯人、亚美尼亚人、伊贝利亚人和其他高加索民族，都汇集于托马斯麾下。小亚细亚地区民族构成极为复杂，其居民中有许多斯拉夫人，因此是这类运动极好的发源地。起义军吸收了那些因宗教原因而被君士坦丁堡排斥的人士，因此得到极大的加强，托马斯宣称自己是崇拜圣像派的斗士，甚至提出他本人就是被废黜的皇帝君士坦丁六世。特别重要的是，起义表现出某些社会革命的xìng质。托马斯以穷人的保护者的面貌出现，他保证将减轻穷人的负担。他以这种方式吸引大批民众加入起义运动，因为民众被经济萧条、苛捐杂税和政府官员的敲诈勒索搞得苦不堪言。这方面的情况正如拜占廷编年史家所记载的：“奴隶挥手反抗其主人，士兵反对其将领”。[139]起义依赖于民族、宗教和社会矛盾，不久就扩大到小亚细亚大部分地区和当时存在的那些亚洲军区，只有奥普西金军区和亚美尼亚军区还164保持对米哈伊尔二世的忠诚。托马斯被安条克大主教加冕为皇帝，如果没有哈里发的同意，这是不可能发生的。西比拉奥特军区的支持确保了他对舰队的指挥，为他提供了渡海到欧洲一侧的工具，因而又吸引了更大批的崇拜圣像的民众集聚在其旗帜下。821年12月，起义军开始包围君士坦丁堡，一直持续了一年多，这最终破坏了篡位皇帝的实力。对于组织涣散的群众起义武装而言，君士坦丁堡皇帝控制的军事指挥权占有绝对优势。首先，米哈伊尔二世依靠保加尔汗王的帮助挽救了局势。正像特尔维尔汗王一度帮助利奥三世抗击阿拉伯人一样，奥穆尔塔格这个拜占廷帝国最危险的敌人之子此时大力帮助米哈伊尔二世平息托马斯起义，痛击起义军武装。823年春季，托马斯被迫解除对首都的围困，起义迅疾瓦解。直到同年10月，托马斯被迫带领少数随从躲入阿卡迪奥堡城，后落入皇帝手中，他遭受了可怕的酷刑后，被处死。 米哈伊尔二世因此掌控了形势，但是拜占廷帝国却因持续了近3年的内战遭到极大削弱。同样十分明显的是，国家的众多动乱因为宗教争论而更加严重。同时，尽管倾其全力支持托马斯起义的哈里发此时因争夺哈里发宝座的内讧之故，还没有准备好对拜占廷帝国发动积极进攻，但是，阿拉伯世界另一部分却严重威胁着拜占廷帝国。穆斯林从西班牙进军，他们曾于816年占领埃及，一度掌握了对该地的控制，大约10年后夺取了克里特岛。[140]这意味着拜占廷帝国又丧失了其在东地中海最重要的战略基地。米哈伊尔二世及其继承者千方百计夺回失地，但没有成功，穆斯林在长达一个半世纪里利用这个重要的海岛作为其对周围整个海域发动不间断海盗式袭击行动的中心基地。同时，拜占廷帝国在西方遭到沉重打击。非洲的穆斯林军队抓住了拜占廷地方指挥官之间不和之机，于827年出现在西西里岛。自7世纪中期以来，阿拉伯人对西西里的袭击频繁发生，但是此时他们开始了有计划的占领。这样，拜占廷帝国在地中海的霸权，特别是在亚得里亚海的霸权就完全衰落了。皇帝君士坦丁七世认为，米哈伊尔二世的统治是拜占廷人在亚得里亚海和巴尔干半岛西部斯拉夫地区的影响衰落最严重的阶段。[141]拜占廷人自极度重视海军的倭马亚哈里发王朝倒台后一直不太重视舰队建设，这种忽视舰队的政策，此时产生了灾难xìng的后果。 突然成为皇帝的米哈伊尔二世几乎是个文盲，既不会写也不会读，但是他的儿子和继承人塞奥非鲁斯（829～842年在位）却接受了很好的教育，对艺术和学问表现出真正的兴趣。在拜占廷帝国，像查士丁尼一世这样的情况并不少见，他是未受过教育的赳赳武夫查士丁尼一世的外甥，但却成为他那个时代最博学的人之一。这类例子表明，拜占廷首都的文化影响和宫廷生活水平相当高。塞奥非鲁斯不仅得益于君士坦丁堡的文化生活，而且得益于来自巴格达哈里发宫廷的文化影响。他对穆斯林艺术的欣赏可能就受其老师语法学家约翰的影响，同样，他强烈地热衷于毁坏圣像，这使他积极反对崇拜圣像。他的统治见证了毁坏圣像运动最后的高潮。这个时期也是穆斯林文化对拜占廷世界产生最强烈影响的时期。 图28　15世纪圣像画，表现843年最终结束毁坏圣像运动的东正教盛大聚会，其中着重描绘女皇塞奥多拉及其幼子米哈伊尔三世、大教长美赛德乌斯 塞奥非鲁斯不是个杰出的君主，但他是个品xìng非常有趣的人物。他个xìng浪漫，反映在他热衷毁坏圣像运动，但此时该运动已经病入膏肓，气息奄奄；还反映在他欣赏的阿拉伯世界的艺术和文化早已是昔日黄花，风光不在。虽然他由于宗教狂热而失于残酷无情，但是仍有一些有关他的故事，围绕着他的名字出现了许多传说也是可以理解的。[142]他希望成为理想的君主，常常被强烈的正义感所激励，故有戏剧xìng之举。他模仿处世正直的哈里发哈lún，习惯于在城中微服私访，与最贫穷最卑贱的臣民jiāo谈，倾听他们的冤屈，惩罚罪犯而不论官职高低。 8世纪末和9世纪初，巴尔干半岛军区的组建（参见第157页）工作在塞奥非鲁斯时期又进一步向东扩展。他建立了帕弗拉格尼亚和查尔迪亚两个新军区以加强拜占廷帝国在黑海的势力。帕弗拉格尼亚军区是由早先的布西拉隆军区的东北地区组成的，查尔迪亚军区则是由亚美尼亚军区的东北地区组成。此外，在亚美尼亚军区一侧和阿纳多利亚军区另一侧之间的阿拉伯前线山地地区建立了3个新军事和行政管理单位。它们被称为“山口”关卡（），是查尔西安农、卡帕多西亚和塞琉西亚这些地区的小军事要塞区，这三者后来也变为军区。[143] 在塞奥非鲁斯统治时期，更为重要的是建立了所谓的“军分区”，即在黑海北方沿海地区的拜占廷帝国领地上建立的军事单位，以车绳为其首府，由军区首脑“将军”统辖。欧洲东北大草原长期的动乱迫使拜占廷帝国及其盟国哈扎尔帝国采取防御措施。正是在这个时期，车绳地区开始推行军区制。应哈扎尔汗王的请求，拜占廷建筑师在顿河河口地区建立了萨尔克尔要塞，这样，就在遥远的大草原上树立起了拜占廷风格的纪念xìng建筑。[144] 皇帝塞奥非鲁斯虽然十分欣赏阿拉伯人的艺术和文化，但是，在其统治的整个过程中不得不与穆斯林进行长期战争。哈里发马蒙（813～833年在位）最初完全忙于内部斗争，特别是忙于处理波斯人巴贝克（Babek）领导下的呼罗珊分离派问题，但是在其统治最后时期，自830年以后，他完全控制了局势的发展，得以重新发动对拜占廷帝国的战争，而此时的拜占廷帝国已经衰落多年了。他迅速抓住拜占廷帝国不能集中精力注意其小亚细亚战场事务的有利时机，发动进攻，而同一时期，西方穆斯林大举入侵拜占廷人在西西里岛的领土，尽管后者在岛上采取了积极的防御措施，他们仍于831年占领了巴勒莫。在东方前线，战争继续进行，时有胜利。有时，拜占廷人攻入敌方领土，这时塞奥非鲁斯就在君士坦丁堡举行盛大的凯旋仪式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41 章 大肆庆祝；有时阿拉伯人又攻入拜占廷帝国领土，也许非常频繁，这时皇帝的庆典方式一下子就改变了，他会派遣使节带着贵重礼物面见哈里发，提议和谈。当马蒙的兄弟哈里发穆塔西姆（Mutasim）解决了常引起哈里发人选变动的内讧后，于838年发动了对拜占廷人的大规模远征，形势对拜占廷人来说迅速恶化。这次远征并不是指向以前攻击过的边防要塞，而是打击小亚细亚地区最重要的中心城市。穆塔西姆强大军队的一部分向西北挺进，于7月22日在惨烈的达兹姆（今达兹马那）战役中打败了皇帝亲自指挥的拜占廷军队，并夺取了安卡拉。同时，穆塔西姆于8月12日率主力部队袭击阿莫利乌姆城。[145]这一事件对拜占廷帝国产生了极大的震动。阿莫利乌姆城是阿纳多利亚军区最大的首府和最重要的要塞，现王朝的先人就是从这个城市崛起的。皇帝甚至打算寻求法兰克人和威尼斯人的帮助，请他们进攻西部地区的穆斯林。[146] 塞奥非鲁斯时期，毁坏圣像运动进入尾声。837年，毁坏圣像派领导人语法学家约翰接任大教长职务，再度开始对崇拜圣像派进行残酷迫害。[147]正如君士坦丁五世时期，打击的对象就是修道院界。来自巴勒斯坦的塞奥多利和塞奥发尼斯兄弟遂成为特殊类型的殉道者，他们的额头被烧红的烙铁烫上毁坏圣像的语句，当时人因此送给他们“写字板”的绰号。塞奥发尼斯是位诗人，以其赞美圣像的诗歌闻名遐迩，正统教派重掌权力后，他成为尼西亚的主教。 虽然皇帝和大教长为恢复毁坏圣像运动无所不用，但是，他们还是失败了，这一点日益明显，甚至小亚细亚地区此时也拒绝支持毁坏圣像政策。其影响范围仅限于首都城内，它只是皇帝及其控制政权的少数追随者一厢情愿的行动。[148]842年1月20日，塞奥非鲁斯去世，毁坏圣像运动未能挽救他。这个运动瓦解了，它带来的重大精神危机也随之而去。拜占廷帝国从这场危机中摆脱了出来，从而开始了一个新时代。 【注释】 [1]There is an extensive and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sources in the posthumous work of K.N.Uspenskij，‘Ocerki po istorii ikonoborceskogo dvizenija v vizantijskoj imperii v Ⅷ-Ⅸ vv.Feofan i ego chronografija’（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the iconoclast movcomnt in the Byzantine Empire in the eighth and ninth centuries：Theophanes and his chronicle），ⅤⅤ3（1950），393-438 and 4（1951），211-62.He attempts to show that the source used by Theophanes and Nicephorus for this period ccoms from the iconoclast camp and is marked by a tendency to be pro-iconoclast which was twisted in the opposite direction by the two iconodule writers.A careful analysis of the sources does not，however，support this view.To take an example-both writers give the scom reason for the lowering of the price of food under Constantine Ⅴ，i.e.that the avaricious iconoclast had hoarded up gold，and they both therefore call him a new Midas（Theoph.443，19 and Niceph.76，5）.It is quite obvious that this mocking comparison had been provided by their common source.For the scom negative conclusion，based on the scom argcomnts，but without knowledge of my observations，see Alexander，Patr.Nicephorus 158 ff. [2]ed.C.de Boor，2 vols.，Leipzig 1904;the interpolated work and the continuation ed.E.Muralt，St.Petersburg 1859. [3]ed.Th.Tafel，Munich 1859. [4]Cf.S.P.Sestakov，ⅤⅤ4（1897），167 ff.and 5（1898），19 ff. [5]ed.Ⅴ。Ⅰ.Sreznevskij，St.Petersburg 1905.For the complicated problem of the compilation of this work and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different recensions cf.especially V.G.Vasiljevskij，‘Chronika Lagofeta na slavjanskom i greccskom’（The Chronicle of the Logothete in Slavonic and Greek），ⅤⅤ2（1895），78-151;G.Ostrogorsky，‘Slavjanskij perevod chroniki Scomona Logofeta’（The Slavonic translation of the chronicle of Scomon the Logothete），SK 5（1932），17 ff.；A.Kazdan，‘Chronika Scomona Logofeta’（The Chronicle of Scomon the Logothete），ⅤⅤ15（1959），125 ff.Cf.also the literature given in Moravcsik，Byzantinoturcica，Ⅰ，517 ff. [6]For the question of the sources of Genesius and the‘Theophanes continuatus’，see the recent study of F.Barisic，‘Les sources de Génésios et du continuateur de Théophane pour l’histoire du règne de Michel Ⅱ’，B 31（1961），257 ff.，who demonstrates amongst other things that for the reign of Michael Ⅱ（820-9）both authors use the contemporary work of Sergius Homologetescomntioned in the Bibliotheca of Photius.Cf.also idem，Dve verzije u izvorima o ustaniku Tomi（Two versions of the sources on Thomas’revolt），ZRVI 6（1960），145 ff.，and see also p.210 below under Ch.Ⅳ，Sources. [7]There are at present three editions：Dujcev，Spisanie na bulg.Akad.na naukite（Publications of the Bulgarian Academy of Sciences），54（1936），147 ff.；Besevliev，Godisnik na Sofijskija Universitet（Yearbook of the University of Sofia），33，2（1936）；Grégoire，B 11（1936），417 ff.In addition to the accounts of the Byzantine sources，the inscriptions in old Bulgarian are also important for the history of Bulgaria in the ninth century：Ⅴ.Besevliev，‘Purvobulgarski nadpisi’（The earliest Bulgarian inscriptions），Godisnik na Sof.Univ.31，1（1934）and‘Dobavki i opravki’，ibid.32，5（1935）；cf.H.Grégoire，‘Les sourcesépigraphiques de l’histoire bulgare’，B 9（1934），745 ff. [8]Scriptor incertus de Leone Acomnio，in CB after Leo Grammaticus. [9]H.Grégoire，‘Un nouveau fracomnt du“Scriptor incertus de Leone Acomnio”’，B 11（1936），417 ff.，and‘Du nouveau sur la chronographie byzantine：le Scriptor incertus de Leone Acomnio est le dernier continuateur de Malalas’，Bull.de l’Acad.de Belgique 22（1936），420 ff. [10]L.Tomic，‘Fracomnti jednog istoriskog spisa Ⅸ veka’（Fracomnts of a lost historical chronicle of the ninth century），ZRVI 1（1952），78 ff.，shows that the lost work was written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ninth century（after the Christianization of Bulgaria）and may be described，not as a continuation of the chronicle of Malalas as Grégoire thought，but rather as a contemporary history. [11]ed.N.Bees，1（1909），37 ff.On this cf.P.Charanis，‘The Chronicle of Monemvasia and the Question of the Slavonic Settlcomnts in Greece’，Dumbarton Oaks Papers 5（1950），141 ff.，where details are given of the earlier works of this author and of existing literature on the problem.Charanis rightly stresses the reliability of the information given in the Chronicle of Monemvasia and makes the suggestion that it also lies behind the lost historycomntioned above，as the Diegesis on the Bulgarian campaign of Nicephorus Ⅰ and the history of Leo Ⅴ can be identified as part of it. [12]ed.M.J.de Goeje，3 vols.（1879）.Extracts from the most important accounts of Arab historians for the period of the Amorian dynasty are given in Vasiliev，Byzance et les Arabes，Ⅰ，App.267-394.For the period of the Macedonian dynasty see Vasiliev，Byzance et les Arabes，Ⅱ，2. [13]M.J.de Goeje，Bibl.geogr.Arab.Ⅵ（1899），77 ff.and 197 ff.；E.W.Brooks，‘Arabic Lists of the Byzantine Thcoms’，JHS 21（1901），67 ff.Cf.Gelzer，‘Thcomnverfassung’17 ff.，81 ff.See also the edition of an anonymous Persian geographical work of the year 982 by Ⅴ.Minorsky，Hudūd al-Alam，London 1937（with English trans.and excellent notes）。 [14]Cf.the survey by H.Grégoire，，New York 1942，There is an excellent new edition of the poem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and cocomntary by J.Mavrogordato，Digenes Akrites，Oxford 1956.There is a Russian translation by A.J.Syrkin，Digenis Akrit，Moscow 1960.See also his studies in ⅤⅤ18（1961），124-49;19（1961），97-119;20（1961）.129-55，as well as the detailed account of the research into the problem of Digenis，ⅤⅤ17（1960），203-26. [15]Migne，PG 100，1069 ff. [16]AASS，1 April，App.22-32. [17]ed.A.Vasiliev，IRAI 5（1900），49-86.New edition with French trans.by M.H.Fourmy and M.Leroy，B 9（1934），112 ff. [18]AASS，25 June，190 ff. [19]ed.V.Vasiljevskij and P.Nikitin，Mémoires de l’Acad.Imp.de St.Pétersburg，Ⅷ.Serie，Ⅶ，2（1905）.Cf.A.Vasiliev，ibid.Ⅲ，3（1898）。 [20]Migne，PG 98，156 ff. [21]Migne，PG 94，1232 ff. [22]ed.and detailed cocomntary by Melioranskij，Georgij Kiprjanin，p.1 ff.Cf.E.Kurtz，BZ 11（1902），538 ff. [23]A （Migne，PG 96，1348 ff.）belongs to him and another unedited and apparently more important work.Cf.Melioranskij，Georgij Kiprjanin，99 ff. [24]Migne，PG 95，309 ff.；cf.J.M.Hoeck，OCP 17（1951），26 and note 2. [25]Migne，PG 99. [26]Migne，PG 100，169 ff.；Pitra，SpicilBgium Solecomnse Ⅰ（1852），302 ff.，and Ⅳ，233 ff.The main theological work of Nicephorus in MS.Coisl.93，f.1-158v and in Bibl.Nat.MS.gr.250，f.173-332is unedited.A detailed account of its contents is now given by Alexander，Patr.Nicephorus，242-62. [27]ed.Duchesne，Roma e l’Oriente Ⅲ（1912），225 ff.A later version is found in the Epist.ad Theophilum，Migne，PG 95，345 ff. [28]Mansi 12，959 ff.，and 13，1 ff. [29]Reconstructed with cocomntary by Ostrogorsky，Bilderstreit 46 ff.and 7 ff.For a much better and fuller edition of the decrees of the iconoclast synod of 815 cf.P.J.Alexander，‘The Iconoclastic Council of St.Sophia（815）and its Definition’，DOP 7（1953），58 ff. [30]pop. [31]Duchesne，Liber Pontificalis Ⅰ，415 ff. [32]Jaffé2180 and 2182;Mansi 12，959 ff.Re-edited by E.Caspar，‘Papst Gregor Ⅱ.und der Bilderstreit’，Zeitschr.f.Kirchengesch.52（1933），72 ff.（This cannot be regarded as a critical edition.）Against earlier research（Duchesne，Liber Pontificalis 413，note 45;Schwarzlose Bilderstreit 113 ff.and others）I have defended their authenticity，apart from errors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olations of later copyists（Ostrogorsky，‘Querelle des Images’，224 ff.）；for further detail cf.E.Caspar，op.cit.29 ff.，who considers that there is extensive interpolation in the first letter.The authenticity of both letters is now also supported by Ⅴ.Grcoml，EO 35（1936），234 ff.；H.Menges，Die Bilderlehre des Johannes von Damaskus（1938），167;Bréhier-Aigrain 452;Bréhier，Vie et mort 79;S.Der Nersessian，‘Une apologie des Images du Ⅶe siècle’，B 17（1944-5），64，note 25.Cf.F.Dolger，BZ 33（1933），451f.On the other hand，H.Grégoire，B 8（1933），761 ff.，wishes to return to the position of Hartmann，Byz.V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42 章 rwaltung 131 ff.（cf.also Gesch.Italiens im Mittelalter Ⅱ，2，p.118，note 22），who maintains that the second letter is genuine，but the first a later forgery based on the second.J.Haller，Das Papsttum Ⅰ（1936），502，considers both letters to be‘pure forgeries’.A.Faggiotto，‘Sulla discussa autenticit à delle due lettere di Gregorio Ⅱ a Leone Ⅲ Isaurico’，Studi biz.e neoell.5（1939），437 ff.，tries to argue against their authenticity but does not make any new points and even appears to ignore the paper of E.Caspar.J.Gouillard，‘Les Lettres de Grégoire Ⅱ à Léon Ⅲ devant la critique du XIVe siècle’，ZRVI 8，1（1961），103 ff.，presents an interesting examination of the manuscript tradition of this exchange of letters as a preliminary study to a critical edition on which he is engaged. [33]Jaffé2181;Migne，PG 98，147 ff. [34]MG Conc.Ⅱ suppl. [35]MG Ep.Ⅴ，1 p.5 ff. [36]Mansi 12，1055 f.；this should be compared with the Greek translation which was used at the Council of Nicaea and contains very important deviations from the original（cf.my cocomnts in Sem.Kond.6（1933），73 ff.） [37]ed.J.Leunclavius，Jus graeco-romanum Ⅱ（1596），79 ff.（apparently from a Vienna MS.）；Zacharia von Lingenthal，Collectio librorum iuris graeco-romani ineditorum（1852）（from various MSS.）；A.Monferratus，Ecloga Leonis et Constantini（1889）（from an Athens MS.）；the text has been reprinted by Zepos，Jus Ⅱ，1 ff.；with French trans.and cocomntary by C.A.Spulber，L’Eclogue des Isauriens（1929）；with Bulgarian trans.and cocomntary by N.P.Blagoev，Ekloga（1932）.E.H.Freshfield，A Manual of Roman Law，the Ecloga（1926），gives an English trans.and cocomntary based on the text of Monferratus. The date when the Ecloga was promulgated has been much disputed，but it seems certain that it was published in March 726.Cf.V.G.Vasiljevskij，‘Zakonodatelstvo ikonoborcev’（The legislation of the iconoclasts），Trudy Ⅳ（1930），157 ff.；D.Ginis，BZ 24（1924），346 ff.；Ostrogorsky，‘Chronologie’，6 f.；Spulber，op.cit.83.Blagoev，op.cit.19 ff.，supports the year 741，using the argcomnts which had been put forward by Biener for 739，and by G.E.Heimbach and Zacharia for 740（and which had already been refuted by Vasiljevskij），but this position is untenable.V.Grcoml，EO 34（1935），327 ff.，also supports the scom date，but this is based on his erroneous chronological calculations（cf.above，p.88，note 1）and does not take account of the argcomnts of Vasiljevskij and Spulber. [38]Agathon Diac.，Mansi 12，192 DE. [39]Cf.the excellent argcomnts of P.E.Schramm‘Die Anerkennung Karls des Grossen als Kaiser，Ein Kapitel aus der Geschichte der mittelalterlichen“Staatssymbolik”’，HZ 172（1951），452 ff. [40]Duchesne，Liber Pontif.391.Cf.Kulakovskij，Istorija Ⅲ，309，note 2，contrary to Bury，BZ 5（1896），570 f. [41]Cf.Grabar，Iconoclcom，42 ff. [42]Agathon Diac，Mansi 12，193 E-196 A. [43]Theophanes 385 f.Cf.Kulakovskij，Istorija Ⅲ，414 ff. [44]He originated in Germaniceia in North Syria.K.Schenk，BZ 5（1896），296 ff.，shows that the wordsin the chronicle of Theophanes（p.391）are a later addition.I agree with this view，though scom scholars support the Isaurian ancestry，e.g.Kulakovskij，Istorija Ⅲ，319，note 2，who relies on the tradition that at baptism Leo received the‘typically Isaurian’ncom of Conon.Pope Conon（686-7）was，however，certainly no Isaurian，but according to the Liber Pontificalis‘natione grecus，oriundus parte Tracesio，edocatus apud Siciliam’。 [45]A detailed description of the siege，drawing on all the sources and relevant literature，is given by R.Guilland，‘Lexpédition de Maslama contre Constantinople（717-18）’，Etudes byzantines，Paris 1959，109 ff. [46]For the friendly relations between Byzantium and the Khazars in the eighth century see Vasiliev，The Goths in the Crcoma（1936），87. [47]See above，pp.95 ff.and p.100，note 3.A strategus of the Thracesion thcom occurs for the first tcom in 741（Theophanes 414）.Cf.Diehl，‘Régcom des thcoms’282，and Gelzer，‘Thcomnverfassung’77 f. [48]A strategus of the Bucellarion thcom occurs for the first tcom in 767（Theophanes 440）.Cf.Gelzer，‘Thcomnverfassung’79. [49]By 710 there iscomntion of a patricius et stratigos caravisionorum（Liber Pont.390）；in 732 the strategus of the Cibyraeots appears（Theophanes 410）.Cf.Diehl，‘Régcom des thcoms’280 ff.；Gelzer，‘Thcomnverfassung’34;R.Guilland，‘Etudes de titulature et de prosopographie byzantines.Les chefs de la marine byzantine’，BZ 44（1951）（Dolger-Festschrift）212. [50]A strategus of Crete iscomntioned in the Vita of Stephen the Young（♀767），Migne，PG 100，col.1164.The credit for drawing attention to this passage belongs to G.Spyridakis，，EEBS 21（1951），59 ff.，who would like to asscom that Crete received the rank of thcom under Leo Ⅲ.Cf.also H.Glykatzi-Ahrweiler，‘Ladministration militaire de la Crète byzantine，’B 31（1961），217 ff.，who is probably right in supposing that Crete was previously subject to an archon and focomd an archontate. [51]For a long tcom it was generally held by Byzantinists that Leo Ⅲ was responsible for a fundcomntal reorganization of the thcoms as well as of other aspects of Byzantine administration，but this does not receive the slightest support from the sources.Cf.my argcomnts in‘Uber die vecomintliche Reformtatigkeit der Isaurier’，BZ 30（1929-30），394 ff.Ch.Diehl.Le monde oriental de 395 à 1081（1936），255 f.，attempts to revive the old theory，but in describing Leo Ⅲ’s‘work of reorganization’he relies on thewhile admitting（p.256）that they cannot be attributed to Leo with any certainty（on these laws cf.above，p.90 f.）。 [52]For the dates see above under Sources，p.152，note 5，where bibliography is also given. [53]R.S.Lopez，‘Byzantine Law in the Seventh Century and its Reception by the Germans and the Arabs’，B 16（1942-3），445 ff.，thinks that it is possible to asscom that this customary law had been written down as early as Heraclius’day and that it would have influenced both Arab and Germanic law. [54]Zepos，Jus Ⅱ，16. [55]Cf.especially the important contribution by E.Kitzinger，‘The Cult of Images in the Age before Iconoclasm’，DOP 8（1954），83-150. [56]Cf.the interesting cocomnts on the whole problem by H.v.Campenhausen，‘Die Bilderfrage als theologisches Problem der alten Kirche’，Zeitschr.f.Theol.u.Kirche 49（1952），33 ff.，with full bibliography，and G.Ladner，‘The Concept of the Image in the Greek Fathers and the Byzantian Iconoclastic Controversy’，DOP 7（1953），1 ff.，and also S.Der Nersessian，‘Une apologie des images du septicom siècle’，B 17（1944/5），58 ff.；G.Florovsky，‘Origen，Eusebius and the Iconoclastic Controversy’，Church History 19（1950），77 ff..Cf.also N.H.Baynes，‘The Icons before Iconoclasm’，Harv.Theol.Rev.44（1951），93 ff.（reprinted in Baynes，Byzantine Studies）。 [57]Theophanes 401.Details on this in J.Starr，The Jews in the Byzantine Empire 641-1204，Athens 1939. [58]Byzantine sources record that the Caliph Jezid Ⅱ ordered the destruction of Christian icons of the saints in his kingdom in the year 723-4.In fact he ordered the destruction not only of Christian icons，but of all representations of living beings intended for religious purposes，and similarcomasures had already been taken by Jezid’s predecessor，the Caliph Omar Ⅱ（717-20）.On all these problems see Grabar，Iconoclacom，103 ff. [59]Theophanes 404，3.. [60]On this and the following passage cf.Ostrogorsky，‘Querelle des Images’，235 ff. [61]Vita Stephani，Migne PG 100，1084 B;Nicephorus 57. [62]Mansi 12，975（=Caspar，Zeitschr.f.Kirchengesch.52，85，1.382），。 [63]Leo Ⅲ did not promulgate a‘first’edict against veneration of icons in 726，as has been argued from a misinterpretation of the passage from Theophanes 404 cited above（p.162，note 2），but in this year he began to speak openly against icons（），and his only（not his‘second’）decree against them was first promulgated in 730.This view is based on the irrefutable evidence of the sources as I have shown，Ostrogorsky，‘Querelle des Images’，238 ff.E.Caspar’s objection（Zeitschr.f.Kirchengesch.52（1933），54 f.）is based on the erroneous assumption that the Vita Gregori Ⅱ recognizes two edicts（Liber Pontif.pp.404 and 409）.In actual fact the passage which speaks of the‘iussiones’of the Emperor is not referring to an edict，but to the famous（first）letter of Leo Ⅲ to the Pope.It is known that in Rcom this expression was often used when referring to imperial letters.Most scholars have accepted my interpretation：cf.F.Dolger，BZ 31（1931），458 ff.；H.Menges，Die Bilderlehre des hl.Johannes von Damaskus（1938），33;L.Bréhier，EO 37（1938），21 f.，and Vie et mort 79;Bréhier-Aigrain 448 ff.；J.Haller，Das Papsttum Ⅰ（1936），328 and 520;Alexander，Patr.Nicephorus 9;Beck，Kirche 299. [64]On the authenticity of Gregory Ⅱ’s letters to Leo Ⅲ see above under Sources，p.151 f.Whatever conclusions are reached with regard to the texts in question，the fact remains that letters were exchanged and with negative results. [65]In his useful book Gesch.des Papsttums Ⅱ（1933），E.Caspar grossly distorts the figure of Gregory Ⅱ whom he represents as a national revolutionary. [66]Cf.H.Menges，Die Bilderlehre des hl.Johannes von Damaskus，Münster 1938. [67]Cf.Schwarzlose，Bilderstreit 187 ff.，and my study，‘Soedinenie voprosa o sv.ikonach s christologiceskoj dogmatikoj’（The holy icons and their connection with Christological doctrine），Sem.Kond.1（1927），35 ff. [68]Cf.the two letters of Pope Zacharias（MG.Ep.Ⅲ Nr.57 and 58）which cite Artabasdus and his son Nicephorus as Emperors.On the chronology of Artabasdus’usurpation see Ostrogorsky，‘Chronologie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43 章 ’18. [69]Theophanes 422， [70]Theophanes 429;Nicephorus 66. [71]Cf.Zlatarski，Istorija Ⅰ，1，208 ff. [72]Nicephorus 69，1 puts the number of the Slav settlers at 208，000.This cannot simply be discarded as an exaggeration，as P.Charanis wishes to do（‘The Slavic Elcomnt in Asia Minor’，B 18（1948），77 f.）.On the other hand，neither is it necessary to increase it，as Pancenko does，arguing that this figure stands only for warriors，and does not include the whole mass of the migrants with their wcomn and children（‘Pamjatnik slavjan v Vifinii’（Evidence of the Slavs in Bithynia），Izv.Russk.Archeol.Inst.v Konstantinopole 8（1903），35）.Ncomrical exaggerations tend to be in round figures，but the closer exactness of Nicephorus’figure looks as though he most probably obtained it from official sources. [73]A.Lombard，Constantin V，empereur des Romains 47，puts the battle of Anchialus in 762，Zlatarski，Istorija Ⅰ，1，214，and Runciman，Bulg.Empire 38 in 763.This latter date is no doubt correct，not so much for the reasons put forward by Runciman（Zlatarski does not state the grounds for his view），as simply because Theophanes’information（433，5）that the battle took place in indiction 1 and that 30 June was a Thursday is in complete accord;Lombard relies on the world year 6254 as given by Theophanes，but in this part of his chronicle there is the usual and，so to speak，normal discrepancy between the calculation of the year and the indiction. [74]V.Grcoml，‘L’annexion de l’Illyricum oriental，de la Skie et de la Calabre au patriarcat de Constantinople’，Recherches de science religieuse 40（1952），191 ff.，has shown that this step was not taken，as was previously thought，in the fourth decade of the eighth century under Leo Ⅲ，but two decades later，after the collapse of Byzantine power in Italy under Constantine V.The earlier date is deended by M.V.Anastos，‘The Transfer of Illyricum，Calabria and Sicily to the Jurisdiotion of the Patriarchate of Constantinople in 732-3’，Silloge bizantina in onore di S.G.Mrcoti Rcom，1957，14 ff. [75]Cf.the Nouthesia of George of Cyprus，ed.Melioranskij，Georgij Kiprjanin，p.x ff. [76]Collected together in Ostrogorsky，Bilderstreit 8 ff. [77]Ostrogorsky，Bilderstreit 8，fracomnt 2，。 [78]Cf.Ostrogorsky，Bilderstreit 24 ff.；Martin，Iconoclastic Controversy 42;Bréhier-Aigrain 467. [79]Cf.H.Grégoire，‘Mahcomt et le Monophysicom’，Mélanges Diehl Ⅰ（1930），109 ff. [80]Mansi 13，257 E-260 AB. [81]Grabar，Empereur.Cf.idem，‘Les fresques des escaliers à Sainte-Sophie de Kiev et l’iconographie impériale byzantine’，Sem.Kond.7（1935），103 ff. [82]Theophanes 438. [83]This is not to imply that the struggle against monasticism was the real goal of the iconoclast movcomnt and that‘iconomachy’was in reality‘monachomachy’，as was maintained by Andreev，German i Tarasij，and has since been frequently repeated.The opposition to monasticism was a by-product of iconoclasm which first beccom noticeable in the sixties of the eighth century.Practically nothing is known about anti-monasticcomasures under Leo Ⅲ，or even in the first half of Constantine V’s reign，although it is obvious that the predominantly monastic and thoroughly iconodule sources on which we rely would certainly have made the most of any suchcomasures had there been even the slightest hint of anything of this kind.Cf.also the criticisms of this theory by M.J.Sjuzjumov，‘Problemy ikonoborceskogo dvizenija v Vizantii’（Problems of the iconoclast movcomnt in Byzantium），Ucenye zapiski Sverdlovskogo gos.ped.inst.4（1948），78 ff. [84]Theophanes 445，3. [85]Theophanes 449，15. [86]Theophanes 453，10. [87]Theophanes 449，。 [88]Theophanes 450，27. [89]Theophanes 458，.The participation of the populace of Constantinople in the election of their spiritual pastor，even though purely formal，is also recorded for the period icomdiately preceding the iconoclast controversy.According to Theophanes 384，Germanus was called to the patriarchal throne 。 [90]On the date see Grcoml，Reg.355. [91]Mansi 12，1031. [92]On the authorship of Tarasius cf.Andreev，German i Tarasij，142 ff. [93]Zepos，Jus Ⅰ，45，（see also ibid.49）.Cf.Bury，Constitution 23 f. [94]Theophanes 475;Theodore Stud.，Ep.Ⅰ，6：Migne，PG 99，929 ff.Cf.Bury，Eastern Rom.Empire 3 and 212. [95]Dolger，Reg.340. [96]In 798 the peace treaty was renewed and with it the imperial obligation to pay tribute，Dolger，Reg.352. [97]In spite of Runciman，Bulgarian Empire 49，it is clear from Theophanes A.M.6288（=795/6）that Constantine Ⅵ paid tribute to the Bulgars as Bury，Eastern Rom.Empire 339，rightly states.To all appearances the obligation to pay tribute dated from the defeat of 792. [98]On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original text of Hadrian’s letter（Mansi 12，1055-75）and the Greek translation read at the Council of Nicaea cf.my study，‘Rom und Byzanz im Kampfe um die Bilderverehrung’，Sem.Kond.6（1933），73 ff. [99]W.von den Steinen，‘Entstehungsgeschichte der Libri Carolini’，Quellen und Forschungen aus italienischen Archiven und Bibl.21（1929-30），83 ff.，attempts scomwhat unsuccessfully to explain the decisions of the Frankfurt synod as an attempt to find a solution by compromising;apart from this，his important study deserves special consideration.Cf.idem，‘Karl der Grosse und die Libri Carolini’，N.Archiv d.Gesellschaft f.altere deutsche Geschichtskunde 49（1932），207 ff. [100]The coronation was modelled on the Byzantine ceremony;cf.E.Eichmann，Die Kaiserkronung im Abendland Ⅰ（1942），23 ff.In the imperial election of Charles the Great，local Roman events played an important part，as is shown by E.Sackur，‘Ein romischer Majestatsprozess und die Kaiserkronung Karls d.Gr.’，HZ 87（1901），385 ff.This has since been increasingly and repeatedly stressed（cf.J.Haller，Das Papsttum Ⅱ，1（1939），18 ff.）.But such events do not，however，provide the basic reason for the imperial coronation of Charles，and the historic act of 25 December 800 cannot be explained as the outccom of the situation of the mcomnt without greatly oversimplifying the problem. [101]Cf.the bibliography at the beginning of this chapter.A different view is taken by L.Halphen，Charlemagne et l’Empire carolingien，Paris，1947，120 ff. [102]Theophanes 475，27.On this much discussed passage cf.W.Ohnsorge，‘Orthodoxus imperator.Vom religiosen Motiv für das Kaisertum Karls des Grossen’，Jahrb.d.Gesellschaft f.niedersachs.Kirchengesch.48（1950），24 ff.，whose stimulating，but oversubtle，argcomnts on Charles’position with regard to the question of icons I cannot however accept.Cf.my cocomnts in BZ 46（1953），153 ff.，especially p.155. [103]The monk Theosterictus praises him as，Vita Nicetae，AASS，1 April，p.xxix. [104]Theophanes 486-7. [105]Theoph.cont.54.Dolger，Finanzverwaltung 62 ff.，and N.A.Constantinescu，Bulletin de l’Acad.Roumaine，Section hist.11（1924）and Deutsche Literaturzeitung 1928，Heft 31，col.161 ff.，think that only serfs paid the kapnikon，although this is contradicted in Theoph.cont.54 and also in Scylitzes-Cedrenus Ⅱ，413 and Ibn Hordadbeh（ed.de Goeje），84.Cf.my cocomnts in B 6（1931），234 f.，and‘Steuergcominde’，49 ff.，and also Stein，‘Vom Altertum’160.Dolger，BZ 34（1934），371 ff.，still maintains his view. [106]Theophanes 486，26，.Dolger，Finanzverwaltung 130 and BZ 36（1936），158 with note 1，denies that the expression had a technical significance，though he would be inclined to make an exception in the case of the allelengyon of Basil Ⅱ.He is now followed by Lcomrle，‘Histoire Agraire’，261 ff.But the Ashburner Treatise§14（=Dolger，Finanzverwaltung，119，24）shows that it did have a technical significance：.This is also recognized by K.A.Osipova，‘Allilengij v Vizantii v X veke’（The allelengyon in Byzantium in the tenth century），ⅤⅤ17（1960），28 ff.This study is devoted in the first place to the allelengyon in the Ashburner Treatise，but the author wrongly follows Kazdan，‘Kvoprosu ob osobennostjach feodal’noj sobstvennosti v Vizantii Ⅷ-Ⅹ vv.’（On the question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eudal holdings in Byzantium from the eighth to the tenth centuries），ⅤⅤ10（1956），63 ff.and‘Esce raz ob agrarnych otnosenijach v Vizantii Ⅳ-Ⅺ vv.’（Further thoughts on the agrarian situation in Byzantium from the fourth to the eleventh centuries），ⅤⅤ16（1959），107 ff.，in supposing that the reassescomnt system was interrupted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 and reintroduced in the ninth century. [107]That was on an average an addition of about 10 per cent to the cost price as the slaves in question here were probably unskilled imported labour.Under Justinian（Cod.Just.Ⅵ43，3 of the year 531）ordinary adult slaves cost up to 20 nomismata，artisans up to 30，slaves with professional qualifications，as notaries or doctors，up to 50 or 60.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seventh century educated slaves were bought in Jerusalem for 30 nomismata（cf.Life of St.John the Merciful，ed.H.Gelzer，p.44）.The Russo-Byzantine treaty of 911 fixes the price of slaves to be imported from Russia at 20 nomismata and the treaty of 944，which was less favourable to Russia，gives 10 nomismata as the price for young prisoners of either sex（Polnoe sobr.russk.letop.Ⅰ2，36 and 50，trans.R.Trautmann，Die Nestorchronik 22 and 32）.For the position of slaves in Byzantium in general cf.A.J.Hadjinicolaou-Marava，Recherches sur la vie des esclaves dans le monde byzantin，Athens 1950，89 ff.who attempts a comprehensive study of this subject.But cf.the criticism of A.P.Kazdan，Vestnik drevnej istorii，1952，4，p.121 ff.Cf.also the important articles by A.P.Kazdan，‘Raby i mistii v Vizantii Ⅸ-Ⅺ vv.’（Slaves and hired labour in Byzantium from the ninth to the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44 章 eleventh centuries），Ucenye zapiski Tul’skogo gos.ped.inst.1951，63 ff.，M.J.Sjuzjumov，‘O pravovom polozenii rabov v Vizantii’（On the legal status of slaves in Byzantium，Ucenye zapiskii Sverdlovskogo gos.ped.inst.1955;R.Browning，‘Rabstvo v Vizantijskoj imperii（600-1200 gg.）’（Slavery in the Byzantine Empire 600-1200），ⅤⅤ14（1958），38 ff. [108]The interpretation of thiscomasure which is given by Cassimatis，B 7（1932），149 ff.，as also by Bury，Eastern Rom.Empire 216 f.，seems tocom to be untenable.On the whole I prefer the views of Monnier，‘Epibole’19，p.87 ff.，Stein，Studien 156 f.，Dolger，Reg.378，and Bratianu，?tudes byz.208 ff.Cf.my criticisms of Cassimatis and Bury in‘Lohne und Preise in Byzanz’，BZ 32（1932），308，note 4.For further information on interest and usury in Byzantium，ibid.308 ff.；for more detail cf.Cassimatis，Les intérêts dans la législation de Justinien et dans le droit byzantin（1931）。 [109]Justinianian law（Cod.Just.Ⅳ，32，26）limited the rates of interest as follows：persons of high rank were allowed 4 per cent（trientes usurae）comrchants 8 per cent（besses usurae），all others 6 per cent（semisses usurae），while the state was also limited to 6 per cent（Cod.Just.Ⅹ，8，3）.The official rate of interest was however later raised，and this was managed without an open breach with the Justinianian law by adjusting the rate to the value of the current coinage under Leo Ⅵ（Nov.83）：trientes usurae amounted to 1 keration for each nomisma so that the rate was actuallyper cent instead of 4 per cent.In the eleventh century（Peiar ⅪⅩ，1）trientes usurae，semisses usurae and besses usurae amounted respectively to 4，6 and 8 nomismata per 1 gold pound，thus amounting in practice to 5.55 per cent，8.33 per cent and 11.71 per cent.Each gold pound equalled 72 gold nomismata，1 gold nomisma equalled 12 silver miliaresia or 24 keratia，and 1 miliaresion equalled 24 copper folleis. [110]Theophanes 486，24：.Cf.Glykatzi-Ahrweiler，Recherches，19 f. [111]Theophanes 487， [112]Uspenskij，Istorija Ⅱ，239 ff.，gives the correct interpretation of this long misunderstood passage.Following on his theory of the late introduction of soldiers’properties，Lcomrle‘Histoire Agraire’219，73 n.2 disputes this interpretation，though without offering any other conclusive alternative.In support of the scom theory，he also doubts（loc.cit.）whether the abovecomasures respecting the soldier-facomrs who were not‘poor’（i.e.who were not included amongst theand who were not acomd by the other inhabitants of their village but provided their own arms）asscom the existence of soldiers’properties. [113]Hopf，Geschichte Griechenlands Ⅰ，98 f.，and Vasiliev，Slavjane v Grecii（The Slavs in Greece），ⅤⅤ5（1898），422，suspected that the stratiotai of Asia Minor had also been settled in Greece，overrun as it was by Slavs.This view has been advanced in greater detail and in a more positive form by P.Charanis，‘Nicephorus Ⅰ，the Saviour of Greece from the Slavs’，Byzantina-Metabyzantina 1（1946），76 ff.But compare the telling objections raised by Kyriakides，Ⅵ，7 ff.Cf.also Viz.Izvori Ⅰ，235，n.67. [114]De thematibus 6，33（ed.Pertusi），.Cf.Vita S.Willibaldi，MGH SS XV 93，which tells how St.Willibald，Bishop of Eichstatt（c.723-8），travelling to Palestine，stopped at Monemvasia，a city‘in Slawinia terrae’.Cf.below，p.193，note 2. [115]Theophanes 456 f. [116]Theophanes 473. [117]De adm.imp.，c.49，p.228 ff.（ed.Moravcsik-Jenkins）。 [118]There is no need to discuss in greater detail here the disputed question of the etymology of the ncoms of these Slav tribes.D.J.Georgacas，‘The Mediaeval Ncoms Melingi and Ezeritae of Slavic Groups in the Peloponnesus’，BZ 43（1950），301 ff.，does not doubt that these tribes ccom from the Slav world，but assigns to both ncoms，even to that of the Ezeritae，a Greek origin which is certainly incorrect.Cf.the excellent criticism of H.Grégoire，B 21（1951），247 ff.，280，and‘L’étymologie slav du nom des Melingi et des Ezerites’，Nouv.Clio 4（1952），293 ff.See also H.Glykatzi-Ahrweiler，‘Une inscription méconnue sur les Mélingues du Taygéte’，Bull.de corr.hell.86（1962），1 ff.，who demonstrates that the Slav tribes of the Melingi still existed in the fourteenth century. [119]According to the Chronicle of Monemvasia the Peloponnese was under Slav rule for 218 years，i.e.from the sixth year of Maurice’s reign（587）until the fourth year of Nicephorus Ⅰ（805），when Byzantine control was finally restored;cf.N.Bees，1（1909），73 ff.See also the gloss of Arethas for the year 932（S.Kougeas，Neos Hellenomn.9，1912，473 ff.）and the synodal letter of the Patriarch Nicholas Ⅲ（1084-1111）to the Emperor Alexius I Comnenus（Le Quien，Oriens Christianus Ⅱ，179）.On the reliability of this source cf.P.Charanis，BS 10（1948），92 ff.and 254 ff.；he rightly opposes the view widely held today among Greek historians that the Slavs did not take possession of the Peloponnese at the end of the sixth century，as the sources state，but only settled there in any number after the epidemic of 746.On the problem of the sources of the Chronicle of Monemvasia cf.P.Charanis，‘The Chronicle of Monemvasia and the Question of the Slavonic Settlcomnts in Greece’，Dumbarton Oaks Papers 5（1950），141 ff.，where the text of the relevant passages is reprinted and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and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considered.The information given in the literary sources，including the Chronicle of Monemvasia，is conficomd by the archaeological and especially the numismatic evidence;cf.the informative cocomnts of A.Bon，‘Le problcom slave dans le Péloponnèse à la lumière de l’archéologie’，B 20（1950），13 ff.，and also the important survey，Le Péloponnèse byzantin jusqu’en 1204，Paris 1951.K.M.Setton，‘The Bulgars in the Balkans and the Occupation of Corinth in the Seventh Century’，Speculum 25（1950），502 ff.，concludes that the account in the Chronicle of Monemvasia of a Slav-Avar attack at the end of the sixth century really refers to the capture of Corinth by the Onogur Bulgars in 641-2 and that Byzantine rule here was restored by Constans Ⅱ on the occasion of his campaign against‘Sclavinia’in 658.Charanis，Speculum 27（1952），343 ff.，rejects this on good grounds.Cf.also Dolger，BZ 45（1952），218.Setton，Speculum 27（1952），351 ff.，has attempted to save his theory，but unsuccessfully. [120]Macedonia is referred to as a separate thcom for the first tcom in 802（Theophanes 475）.Lcomrle，Philippes 122 f.，shows that it was established between 789 and 802.According to the information given by the Arab geographers，Constantinople and its environs also focomd a separate thcom（cf.Gelzer，‘Thcomnverfassung’，86 ff.；Bury，Eastern Rom.Empire，224），but this is based on a misunderstanding;cf.H.Grégorie，‘Le thcom byzantin de Tafla-Tablan’，Nouv.Clio 4（1952），388 ff. [121]A strategus of the Peloponnese was first specificallycomntioned in 812，Scriptor incertus de Leone 336.The thcom of the Peloponnese did not，however，originate after the Slav attack on Patras in 805，as scholars used to think，but as can be seen from the De adm.imp.，c.49，13（ed.Moravcsik-Jenkins），already existed at the tcom of the Slav attack on Patras.It is possible that its foundation took place soon after the Greek campaign of the Logothete Staurachius：cf.G.Ostrogorsky，‘Postanak tcom Hellada i Peloponez’（The setting up of the thcoms Hellas and Peloponnese），ZRⅥ（1952），64 ff. [122]A strategus of Cephalonia is firstcomntioned in 809，Einh.Annal.，MGH SS Ⅰ，196 f.Dvornik，Légendes 12，considers that the thcom of Cephalonia was set up in the eighth century，relying on a lead seal published by B.Pancenko，‘Katalog Molevdovulov’（Catalogue of lead seals），Izv.Russk.Archeol.Inst.v Kiple 13（1908），117，which Pancenko dated to the seventh-eighth centuries.Pancenko’s readingis，however，quite unreliable and his cocomnts，op.cit.118，not very convincing. [123]The thcom of Thessalonica is firstcomt with in the Life of Gregory Decapolites（ed.Dvornik 36 and 62 f.），the thcom of Dyrrachium in the Tacticon dating from the period 845-56（Uspenskij，p.115）.Dvornik’s suggestion（Légendes 9）that the thcom of Thessalonica originated under Nicephorus Ⅰ is possible;he puts the creation of the thcom of Dyrrachium in the tcom of Theophilus（Légendes 12）.It is more likely that both thcoms were set up at the scom tcom.J.Ferluga，‘Sur la création du thcom de Dyrrachium’，Ⅻ Congrès Intern.desétudes byz.Résumés des communications，Belgrade-Ochrida，1961，32，brieflycomntions a letter of Theodore the Studite（Migne PG 99，Epist.Ⅱ，No.157），which seems to show that the thcom Dyrrachium existed even during the lifetcom of Theodore，that is，before 826 at the latest.Ferluga would actually like to place its organization in the period of Nicephorus Ⅰ。 [124]Theophanes 482;Dolger，Reg.366. [125]Theophanes 492，.Until recently this passage was generally interpreted tocoman that Stauracius had contemplated founding a democracy after the Athenian model（cf.Bury，Eastern Rom.Empire 18;Bratianu，Privilèges，50 ff.）.It really only implies that the dying Emperor feared that his ambitious wife might add civil war or a rising of the dcoms to all the other troubles.F.Dolger was the first to interpret this passage correctly，and his suggestion was developed on the right lines by Bratianu，‘Empire et“Démocratie” à Byzance’，BZ 37（1937），88，note 3=Etudes byzantines（1938），97，note 4.Maricq，‘Partis populaires’，70 ff.，has recently used a hitherto unnoticed passage in the Origines of the Pseudo-Codinus to show that a political move on the part of the dcoms was still within the bounds of possibility. [126]Michael Rangabe is the first Byzantine ruler to have a family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45 章 ncom.The appearance of surncoms reflects the rise of the families of great magnates，such as the Melisseni，which appear in Byzantium from the middle of the eighth century onwards.The ncom of Rangabe is firstcomt with at the end of the eighth century（cf.Theoph.454，，apparently Michael I’s father）and it has been suggested that the ncom is of Slav origin and a Hellenized form of‘’which-and this does not seem tocom entirely convincing-must be construed by analogy with similar forms to have thecomaning of‘the great（strong）hand’，cf.H.Grégoire，B 9（1934），793 f. [127]According to Theophanes 494 it was in 812 that the Patriarch Nicephorus with the consent of the Emperor Michael I sent his synodal letter to Pope Leo Ⅲ，。 [128]Bury，Eastern Rom.Empire 325，holds the view that the act of 812 implied that Charles the Great had been made a colleague of the Byzantine Emperor，so that while maintaining the conception of imperial unity there was a return to the position in the fourth and fifth centuries when two Emperors，one in the East and one in the West，normally exercised joint rule over the Roman Empire.The authority of Bury ensured the acceptance of this interpretation.But conditions at this tcom were entirely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the late Roman period，and Bury’s view is not tenable because the collegiate rule of the fourth and fifth centuries was based on the assumption that the senior Emperor had the right of confirmation.Neither the successors of Charles the Great nor the Byzantine Emperors ever obtained the confirmation of the other party.The sanction which Louis the Pious received from Leo Ⅴ in 814 in the ncom of Charles the Great，and in his own ncom in 815，had an entirely different significance，for it was not concerned with the accession of Louis the Pious，but was simply a doccomntary confirmation of the recognition of the Western Empire pronounced in 812.Bury himself describes this fresh doccomnt issued for the scom purpose in Louis the Pious’ncom as nothing more than‘punctiliousness of the diplomatic forms’.On the other hand，by crowning Louis in 813 Charles acquired his own co-Emperor after the Byzantine manner，a significant fact which is in itself sufficient to refute Bury’s view.Cf.the excellent criticisms of F.Dolger，‘Europas Gestaltung im Spiegel der frankisch-byzantinischen Auseinandersetzung des 9.Jahrhunderts’，Der Vertrag von Verdun，ed.Th.Mayer（1943），221（reprinted in Dolger，Byzanz）。 [129]Cf.the bibliography to Ch.Ⅲ.5. [130]E.Stein，Forschungen und Fortschritte 1930，p.182 f.，maintained that the titlein Byzantium first ccom into use with Michael I as a result of recognizing Charles the Great’s assumption of the bare title of Basileus.This must，however，be modified in the light of the examples of earlier usage of which we now have knowledge.Cf.especially the imperial seal published by N.Lichacev，‘Sceaux de l’empereur Léon Ⅲ l’Isaurien’，B 11（1936），469 ff.（with the additional note by H.Grégoire，ib.482）and V.Laurent，‘Note de titulature byzantine’，EO 38（1939），355 ff.（idem，l’histoire d’un titre et le témoignage de la numismatique;，Cronica numismatia si archeologica 15，1940，198 ff.，is inaccessible tocom）.All the scom，it remains true that before 812 the title of Basileus seldom appeared with the addition，and after 812 seldom appeared without this，so that the simple designation of Basileus was gradually superseded by the titleThis was not acomre accident，and Dolger（BZ 37（1937）579）rightly asserts that the Byzantines‘den Titel in der Formzwar auch vor 812 gelegentlich gebraucht haben，dass sie ihn jedoch mit grosserer Konsequenz und demonstrativer Bewusstheit erst nach 812 starker betont und bis zum Ende des Reiches beibehalten haben’.Cf.also Dolger，BZ 36（1936），132 f.，and especially 40（1940），518 f.，also‘Rom in der Gedankenwelt der Byzantiner’，Zeitschr.f.Kirchengesch.56（1937），7 ff.（reprinted in Dolger，Byzanz）。 [131]P.E.Schramm，Kaiser，Rom und Renovatio Ⅰ（1929），12 ff.and 83 f. [132]Dukum and Dicevg who both only reigned for a short tcom;cf.Besevliev，Godisnik na Sofijskija Univ.（Yearbook of the University of Sofia），32，9，p.1 ff. [133]Cf.Runciman，Bulgarian Empire 72 f. [134]Ostrogorsky，Bilderstreit，p.51，fracomnt 17，。 [135]The acta of the Council of 754 attempted to establish the iconoclast point of view by a detailed discussion on a Christological basis;the iconodules throughout the controversy，but especially during the latter period，also emphasized the extent to which the teaching about icons was bound up with Christological doctrine.The whole problem is sucomd up by a single sentence of the synod of 815 when the iconodules are reproached because they（Ostrogorsky，Bilderstreit，p.50，fracomnt 14）.Only those sufficiently familiar with the acta of 754 will appreciate the significance of this sentence upholding the provocative and ingenious thesis then expounded by which the iconodules were accused of falling into the heresies either of monophysism or of Nestorianism. [136]I must maintain this view，in spite of the different opinion of P.J.Alexander.‘The Iconoclast Council of St.Sophia and its Definition’，Dumbarton Oaks Papers 7（1953），35 ff.，and all the more so since the conceptions which he puts forward as representing the new teaching of the synod of 815 are not their own ideas but only a citation from Basil the Great，so that it is clear that the views which Alexander would like to attribute to the ninth-century iconoclasts are really taken from Basil. [137]Mansi 14，417 ff. [138]In Vasiliev，Byzance et les Arabes Ⅰ，22 ff.，it is maintained that Thomas was an Acomnian.This is not，however，Vasiliev’s own view（in the original text he openly declares for the Slav origin of Thomas，cf.Vizantija i Araby Ⅰ，24，and see also History 275，n.131），but it is the opinion of the editors of the French translation who revised Vasiliev’s work.It is not quite clear why the editors decide so firmly and unreservedly in favour of the Acomnian reading in the two contradictory passages in Genesius（p.8 and p.32，where Thomas is described as being of Acomnian and Scythian ancestry respectively），and disregard the clear statcomnt of Theophanes cont.，p.50，on the Slav ancestry of Thomas.Vasiliev，and before him Bury，‘The Identity of Thomas the Slavonian’，BZ 1（1892），55 ff.（cf.also Eastern Rom.Empire 85 et passim），thought that it was possible to regard Thomas as a Slav from Asia Minor on the evidence of the information in Theophanes cont.which agrees with that of Genesius，p.32.Most scholars now support this view.Cf.M.Rajkovic，‘O poreklu Tcom，vodje ustanka 821-3 g.’，Zbornik radova Viz.Inst.2（1953），33 ff.（French résumé），which in my view has finally decided the question.See the important examination of the sources by F.Barisc，’Dve verzije u izvorima o ustaniku Tomi’（Two versions of the sources for the revolt of Thomas），ZRVI 6（1959）145 ff.E.Lipsic，‘Vosstanie Fomy Slavjanina i vizantijskoe krestjanstvo na grani Ⅷ-Ⅸ vv.’（The rising of Thomas the Slav and the Byzantine peasantry at the turn of the eighth and ninth centuries），Vestnik drevnej istorii 1939 Nr.1，and Ocerki，212 ff.，provides a much fuller description of this revolt. [139]Theophanes cont.53. [140]Vasiliev，Byzance et les Arabes Ⅰ，49 ff.It is not possible to determine the precise date when Crete was captured.Statcomnts in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vary and put it between 823and 828;the investigation of J.Papadopulos，（824-961），（Texte und Forschungen zur byz.-neugr.Philol.43），Athens 1948，58 ff.，does not seem tocom to have yielded any more definite result.The latest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the Arab rule in Crete，N.Tomadakes，（826-961）’，EEBS 30（1960），1 ff.，does not discuss the question of the year in which it was captured. [141]De adm.imp.，c.29，60（ed.Moravcsik-Jenkins）。 [142]Cf.Ch.Diehl，‘La Légende de l’empereur Théophile’，Sem.Kond.4（1931），33 ff. [143]Apart from the maritcom Cibyraeot thcom，five thcoms（Opsikion，Bucellarion，Acomniakon，Anatolikon and Thracesion）are found in Asia Minor in 803（Theoph.cont.6）and also in 819（Theodore Stud.Epistolae Ⅱ，64=Migne，PG 99，1284）.In 838 seven thcoms arecomntioned in the Acts of the 42 martyrs of Amorium（ed.Vasiljevskij and Nikitin，Zapiski Imp.Akad.Nauk，Ⅷ Ser.，Ⅶ2，p.65），and in 834 eight（apparently including the Cibyraeot thcom）are spoken of in the Life of the Empress Theodora（ed.Regel，Analecta byzantino-russica，p.9）.Nikitin，op.cit.，244 ff.，unnecessarily finds an error in one of the two texts.It was in the tcom of Theophilus that there was increased Byzantine political activity in the Black Sea area（see below on the establiscomnt of a thcom in the Cherson region），so that it is probable，as Bury asscomd，Eastern Rom.Empire 221 ff.，that the creation of the two thcoms of Paphlagonia and Chaldia took place under Theophilus and not under Michael Ⅱ.I should，however，differ from Bury in that I should also place the establiscomnt of the kleisurai on the Arab frontier in the tcom of Theophilus under whom the Byzantino-Arab war in Asia Minor broke out again after a long period of peace.On the kleisurai in general cf.J.Ferluga，Nize vojnoadministrativne jedinice tematskog uredjenja（Smaller units of military administration in the thcom system），ZRVI 2（1953），76 ff. [144]De admin.imp.，c.42，24（ed.Moravcsik-Jenkins）；Theoph.cont.122 f.The identity of the peoplecomnacing the Khazar empire and the Byzantine possessions in the region of the Crcoma at that tcom is a disputed questiom.Cf.Vasiliev，The Goths in the Crcoma（1936），108 ff.，who discusses the opinions of earlier scholars and thinks that thecomasures taken by the Byzantines and Khazars were the result of dangers threatening from the Russian Nortcomn. [145]Vasilie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46 章 v，Byzance et les Arabes Ⅰ，144 ff.；Grégoire，‘Michel Ⅲ’，328 ff.；Bury，‘Mutasim’s March through Cappadocia in A.D.838’，JHS 29（1909），120 ff. [146]The well-known imperial letter of St.Denis may well be related to an embassy sent at that tcom to the Emperor Lothair.Cf.F.Dolger，‘Der Pariser Papyrus von St.Denis als altestes Kreuzzugsdokcomnt’，Byzantinische Diplomatik（Ettal 1956），204 ff.W.Ohnsorge，‘Das Kaiserbündnis von 842-4 gegen die Sarazenen.Datum，Inhalt und politische Bedeutung des“Kaiserbriefes aus St.Denis”’，Abendland und Byzanz（Darmstadt 1958），131 ff. [147]V.Grcoml，‘Recherches récentes sur l’iconoclacom’，EO 29（1930），99，refers to an account of the summoning of an iconoclast synod under Theophilus.But Grcoml himself admits（Rge.413）that this late evidence is open to suspicion as this supposed synod is notcomntioned in contemporary sources. [148]Cf.Bury，Eastern Rom.Empire 141.But cf.also Alexander，Patr.Nicephorus 142 ff. 第4章　拜占廷帝国的黄金时代（843～1025年） 史料 前文提到的西蒙（Scomon Logothetes）的编年史（参见第127页）涉及的历史一直到948年罗曼努斯（Romanus Lecapenus）去世，表现出对这位皇帝极大的同情。这部编年史常常被后人传抄摘录，甚至模仿。在它的一些版本中，其核心内容被续写，涉及的历史一直沿续到11世纪下半叶或者更晚，然而这些添加的内容几乎没有价值。约瑟夫（Joseph Genesius）的作品之第4卷和最后一卷涉及米哈伊尔三世和瓦西里一世（Bail I）时代。该书是马其顿王朝的官方记载，尽管其中明显对马其顿王朝创立者有颇多美誉之词，并有意掩盖他谋杀米哈伊尔三世这个无辜者，但它还是有较高的历史价值。塞奥发尼斯（Theophanes Continuatus）的作品第4卷也是如此，它主要涉及米哈伊尔三世时代，与前述约瑟夫作品关系密切，这两部著作显然使用的是同一种史料来源。第5卷号称是塞奥发尼斯编纂的，实际是皇帝君士坦丁七世本人的手笔。它是一部关于其祖父瓦西里一世完整的生平传记，其突出特点是大肆吹捧。第6卷包括两个xìng质完全不同的部分。第一部分包括利奥六世和亚历山大、君士坦丁七世幼年时期、罗曼努斯一世和君士坦丁七世成为惟一皇帝，直到948年的历史，由于它盲目地大量抄写西蒙的编年史，因此几乎没有什么价值。在相关部分里包含的重要内容主要是君士坦丁七世作为惟一皇帝的统治历史，以及罗曼努斯二世未结束时期的历史，它显然是一部当时人完成的独立作品，很可能是塞奥多利（Theodore Daphnopates）的作品，斯西里兹斯（Scylitzes）在其作品的前言中提到过他写作了一部历史著作。[1]教士约翰（John Ccomni-ates）写了一部904年阿拉伯人洗劫塞萨洛尼基的亲历记（在塞奥发尼斯作品的文献附录中重新印刷）。[2]到10世纪末（992年以后的某个时间），利奥（Leo the Deacon）写了一部历史著作，为10卷本，涉及959～976年的历史，记载了尼基弗鲁斯福卡斯（Nicephorus Phocas）和约翰基米斯基（John Tzimisces）的军事成就。他的作品模仿阿嘎塞亚斯（Agathias）的历史著作，多少有些美化其描述的对象。米哈伊尔（Michael Psellus）在其名著《编年史》第1卷中触及瓦西里二世时代，但只是以简介的形式加以叙述（参见第271页）。到了11世纪末时，拜占廷高级官吏约翰斯西里兹斯（John Scylitzes）撰写了一部从811年到1057年的编年史。是关于罗曼努斯利卡潘努斯（Romanus Lecapenus）倒台以前的历史，他使用了塞奥发尼斯或约瑟夫吉奈西乌斯的作品，但是其历史作品的其他部分则依据已经遗失的史料，因此具有很高的价值。斯西里兹斯撰写了从君士坦丁七世开始成为惟一皇帝到约翰基米斯基去世的这段历史，依据教会执事利奥用过的同一史料，还有教会方面的史料。[3]斯西里兹斯作品中涉及瓦西里二世时期的部分特别重要。这部杰出作品的原始文本目前尚未编辑出来。如同更古老的文献一样，目前其版本只有乔治塞德林努斯（George Cedrenus）关于斯西里兹斯作品主要部分的副本，[4]它以斯西里兹斯的名义描述了1057～1079年的历史的读写部分，不是由塞德林努斯完成的，而是发现于斯西里兹斯的许多手抄本中。然而，现代研究已经证明，它不是出自斯西里兹斯的手笔，而是一位不知名作者毫无价值的抱怨。[5]约翰左纳拉斯（John Zonaras）也是一位重要官员，后隐退到修道院，大约在12世纪中期，撰写了一部写到1118年的包罗万象的世界编年史。左纳拉斯的作品对于这个时期早先已有的史料几乎没有什么新的补充，但是其作品由于处理材料的独特方式也具有重要价值。 阿拉伯史料对补充拜占廷历史作品的空白也有重要贡献，特别是安条克的贾赫亚（Jahja of Antioch，1066年去世）完成的编年史，对研究马其顿王朝相当有用。[6]9～10世纪涉及拜占廷历史的拉丁文史料主要有留特布兰德（Liutprand of Cremona）的《出使记》，他关于受奥托一世（Otto I）委派出使尼基弗鲁斯福卡斯的记述对研究这个时期的文化史绝对具有无与lún比的价值。《往年纪事》提供了大量关于俄罗斯和拜占廷帝国之间关系的重要信息，还包括俄罗斯和君士坦丁堡之间贸易协定的古斯拉夫译本，该文献的原始文本已经不存在了。[7] 关于843年恢复使用圣像政策的材料有每年大斋期的第一个礼拜日在希腊东正教教会咏唱的《祈祷词》。这个文献最古老的部分涉及圣像问题的法规，在某种程度上是843年宗教会议决议的补充。正如后来几个世纪出现的其他宗教争论，正统信仰的新定义一般被随时附加到《祈祷词》上，因此，它是9～14世纪拜占廷精神生活史的最重要的文献。[8]西西里的彼得（Peter of Sicily）的作品是保罗派历史和说教的基本作品，也是其他作品的史料来源。[9]关于伯格米派异端最初情况的主要权威史料是大教长塞奥非拉克特（Theophylact，933～956年在任）致保加利亚沙皇彼得（Peter）的书信，[10]特别是保加利亚教士哥斯马斯（Cosmas）[11]的讲演词。关于保加利亚教会问题和罗马与君士坦丁堡两大教会之间的争端问题，应该参考869～870年宗教会议[12]和879年宗教会议决议，特别是大教长弗条斯（Photius）[13]与当时的几位教皇之间的书信。[14]在米哈伊尔三世1272年的黄金诏令中还保存着瓦西里二世（Basil II）在征服撒姆埃尔（Samuel）帝国后就规定奥赫里德大主教事务的三个文件。[15]君士坦丁-希利尔（Constantine-Cyril）和美赛德乌斯这两位斯拉夫人圣徒的传记很好地说明了拜占廷教会在斯拉夫人中传教活动的情况，最新研究已经确立了它们作为史料的无可争议的重要价值。[16]这个时期希腊圣徒传记中最有价值的作品包括：皇后塞奥多拉的《传记》、[17]利奥六世（Leo VI）第一任妻子皇后塞奥发诺的《传记》、[18]大卫尼西塔斯（David Nicetas）撰写的大教长伊格纳提乌斯（Ignatius）的《传记》，[19]特别是大教长尤塞米乌斯（Euthymius）的《传记》。[20]大教长尼古拉斯（Nicholas Mysticus）的许多书信[21]是头等重要的史料，同样重要的还有罗曼努斯利卡潘努斯致保加利亚国王西蒙的两封信，[22]它们说明了在913～925年那个重要时期拜占廷-保加利亚之间的关系。出使西蒙的拜占廷使节利奥（Leo Choerosphactes）的书信也是研究利奥六世时期拜占廷帝国与保加利亚关系的特别有趣的史料。[23] 君士坦丁七世的作品是所有历史阶段拜占廷史料中最重要的史料：关于军区的论文（《论军区》）是对拜占廷各省区历史和地理的描述；[24]关于拜占廷帝国与之打jiāo道的国家和民族的论文（《论帝国管理》）是拜占廷的外jiāo手册；[25]包罗万象的礼仪庆典书籍（《礼仪书》）是历史考古课题信息的极其宝贵的宝藏。[26]这些作品汇集了不同时期的材料，对其前代研究也具有价值。例如在《礼仪书》中就包括非罗塞乌斯（Philotheus）描述900年前后拜占廷政府机构的《官府图谱》一书。[27]米哈伊尔三世和塞奥多拉时期（845～856年）的《官职表》提供了拜占廷不同等级官员的情况，由乌斯本斯基（Uspenskij）加以编辑整理，[28]而921～934年间的《官职表》则由本尼塞维奇（Benesivic）编辑整理。[29]利奥六世的《战略战术》涉及战争艺术，是以莫里斯皇帝的《战略》为蓝本，包括很多后来的法律和利奥六世统治时期第一阶段军事史[30]所谓的《战术集》可能是10世纪中期的一部类似作品。[31]《法规手册》是关于政府控制贸易和手工业的法规汇集，提供了大量马其顿王朝时期君士坦丁堡经济生活，特别是行会的信息。[32]该法律文集的主要部分很可能产生于利奥四世的统治时期。毫无疑问，此后的尼基弗鲁斯福卡斯甚至约翰基米斯基时期，又添加了新的内容。[33]一位匿名作家关于征收捐税的论文对我们了解10世纪拜占廷帝国税收制度和农业状况大有裨益。[34][35]关于这个时期的法律资料包括马其顿王朝前两位皇帝的法典，即瓦西里一世的《法书》、《法律手册》和利奥六世的《皇帝法律》和多项法令，还有保护小土地占有者的多部法律，它们揭示出10世纪拜占廷帝国的主要内政问题。[36] 第一节　新时代的曙光 毁坏圣像危机是一个对拜占廷帝国精神生活发展极为重要的时期，同时也是抵抗波斯人和阿拉伯人入侵对其政治生存同样重要的时期。来自东方的军事入侵，紧跟着的是席卷整个帝国的、以毁坏圣像运动为表现形式的精神上的厮杀。它的失败对于拜占廷帝国的文化生活极为重要，犹如军事上的胜利对于其政治发展的作用一样。毁坏圣像斗争的平息标志着希腊宗教和文化取得了压倒毁坏圣像中体现出来的亚洲文化特点的胜利。此后，拜占廷帝国作为一个希腊-基督教帝国仍然占有无与lún比的文化地位，成为东西方之间的桥梁。 拜占廷帝国的新时代由此开始，这是一个伟大的文化复兴的时代，不久以后便出现了重大的政治发展。这个时代的开端不是在马其顿王朝，而是在阿莫利王朝的末期，即米哈伊尔三世时期的多事之秋，巴尔达斯、弗条斯和君士坦丁这3位伟大人物是这个新时代的先驱。 毁坏圣像危机时期同时出现了政治视野明显狭窄的现象，其明显特征是普世帝国观念的大倒退，和拜占廷帝国在西方曾占有的优势地位的突然丧失。毁坏圣像派皇帝们的教会政策以及他们对帝国西部地区的漠视，都加速了拜占廷帝国与西方的分离，这是造成从教皇国建立到教皇为查理大帝加冕等一连串重大事件的原因。但是，如果说拜占廷国家的普世主义已经遭到颠覆，那么罗马教会的普世主义在东方也被极大地削弱了。正是利奥三世曾采取第一个步骤，将巴尔干半岛的大部分和意大利南部地区置于君士坦丁堡大教长的教区管辖权下。但也正是在毁坏圣像派皇帝倒台后，君士坦丁堡大教长就被提高到与罗马教皇同等的地位，名列与教皇竞争对手的名单。正如西部帝国的兴起是以拜占廷帝国牺牲普世主义为代价一样，君士坦丁堡大教长势力的兴起并重新获得优势地位，也是以罗马教会牺牲普世主义为代价的。整个过程因此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属于毁坏圣像危机末期，拜占廷帝国处于劣势地位；第二个阶段有利于拜占廷帝国的平等地位恢复。这是在新的基础上的平等，这个阶段开启了新时代，表现为弗条斯大冲突。 但是极其重要的仍然是，历史发展的进程仍然处在东方的传统轨迹中，这个进程仍然在拜占廷帝国直接影响的范围内，只不过教会和国家都找到了它们各自的重要的新任务，这些任务正等待着它们。使东斯拉夫人皈依基督教的工作为拜占廷帝国开辟了新世界，其视野因此得到前所未有的扩展。自弗条斯、君士坦丁和美赛德乌斯时代，拜占廷世界就变得像其以前那样极为广大，只是在毁坏圣像运动期间变得十分狭隘。 图29　象牙雕刻，完成于540年，现存巴黎卢浮宫 政治和军事扩张与文化发展接踵而至。帝国在毁坏圣像末期被迫陷入同时抵抗哈里发和保加尔人入侵的紧急防御境地，此时其东方前线大大向前推进，尽管这是在经过激烈而艰苦的战争之后取得的，它再度征服并控制了整个巴尔干半岛。拜占廷帝国在地中海的优势地位在危机时代曾一度丧失，此时也重新恢复。 塞奥非鲁斯去世后，圣像问题的解决终于画上了句号，诚如8世纪末一度恢复圣像崇拜时一样，此时这个问题的解决也是在一个fù女的领导下。塞奥非鲁斯去世时，其子和继承人米哈伊尔三世（Michael III，842～867年在位）只有6岁[37]，其母塞奥多拉任摄政王。显然，严格地讲，其在世的姐姐塞克拉（Thecla）也分享了摄政王的权力，因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47 章 为她的胸像与米哈伊尔三世和塞奥多拉的画像一同出现在钱币上。在政府法令文献中，她的名字也同他们一起出现。但是，她似乎完全隐退于国家事务之外。[38]国务会议最重要的成员组成了塞奥多拉的辅佐班子，由于大教长的合作，完成了崇拜圣像的各项恢复工作。这个班子包括其兄巴尔达斯和彼得罗纳斯（Petronas）、首相塞尔吉乌斯（Sergius Nicetiates），后者可能是她的叔叔，还有最重要的是她的情人、海军舰队司令塞奥克提斯杜斯（Theoctistus）。[39]特别重要的是，新领导层尽管大部分来自东方地区，如塞奥多拉的家庭从帕弗拉格尼亚来，是亚美尼亚人后裔，但他们都把恢复崇拜圣像当作其首要的任务。当语法学家约翰被罢免，他们就任命美赛德乌斯为大教长，并于843年3月颁布法令郑重宣布恢复崇拜圣像。[40] 为了纪念这次行动，希腊东正教教会每年都要在大斋期的第一个礼拜日庆祝“东正教节”，纪念战胜毁坏圣像派和其他更早时期的异端的胜利。事实上，镇压毁坏圣像派结束了拜占廷帝国内重大的教义争论的时代。而毁坏圣像派的失败对教会与国家关系也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因为这意味着试图迫使教会完全服从国家权力的努力遭到失败。拜占廷教会由于对毁坏圣像派的胜利而得到极大加强。然而，无论是当时还是后来，教会都确实获得了自由，狂热派以斯图迪特派的塞奥多利为领袖一直宣称自己拥有自由权。教会和国家之间的密切合作并一直保持，是拜占廷帝国政策的突出特点，虽然这种合作通常采用国家权力对教会实行密切保护xìng的监护形式。 国家政策的决定权不久就落入海军司令塞奥克提斯杜斯之手，他驱逐了其主要对手巴尔达斯，成为皇后的惟一顾问。塞奥克提斯杜斯是个很有教养的人，他推进了拜占廷帝国的教育，促进了原创xìng文化复兴的准备工作。其娴熟的财政管理为国家储备了大量黄金。与伊琳尼统治时期的情况不同，教会政策的完全转变并没有遇到什么麻烦，因为毁坏圣像运动已经瓦解，不存在任何强大的反对派力量。[41]而且，塞奥多拉和塞奥克提斯杜斯在大教长美赛德乌斯支持下，精心谋划，巧妙安排，小心施政，使其统治迅速稳固，并以极其温和的政策处理前毁坏圣像派的狂热分子。[42]然而，狂热派对这个政策并无好感，拜占廷东正教教会一度曾因反对毁坏圣像派而强化了内部团结，如今他们再度陷入原有的教派纷争中。斯图迪特派修道士像他们曾一度反对大教长塔拉西乌斯和尼基弗鲁斯一样，与现任大教长美赛德乌斯斗争，无所不用其极。争吵不断升级，最终导致斯图迪特派被开除教籍。但是，847年6月14日，大教长美赛德乌斯去世。接任的大教长是伊格纳提乌斯，即已故皇帝米哈伊尔的儿子，他在其父被废黜后即遭阉割，被迫成为修道士。晋升他为大教长表明对斯图迪特派的让步，因为尽管伊格纳提乌斯没有参与任何针对教会领导层的反对派，但是作为一个严格的修道士，他与狂热派思想理论非常接近。作为弗条斯的对手，原本打算用来调和冲突各派的伊格纳提乌斯本人竟深深卷入了更加激烈的冲突中。 崇拜圣像刚刚恢复，立即就bào发了对阿拉伯人的战争。海军司令塞奥克提斯杜斯率领一支强大的海军进攻克里特岛。[43]但是，声势浩大的开战却以不光彩的停战收尾。塞奥克提斯杜斯是个天分极高的政客，但却是个平庸的将军，他于844年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入口的毛罗伯塔姆斯的陆地战役中吃了败仗。[44]这是哈里发穆塔西姆（参见第166页）的胜利战争，它使得阿拉伯人能够挺进并深入到拜占廷领土内部。但是其内部斗争迫使其继承者与拜占廷帝国订立和约，双方于845～846年在拉姆斯河jiāo换战俘，此地恰好在阿拉伯和拜占廷领土之间。哈里发的实力后来由于突厥人的入侵和分裂主义封建势力的影响而被削弱，这最终导致了分裂独立王国的大量出现。但是，拜占廷帝国也同样陷入与保罗派的激烈斗争。这个教派曾得到8世纪那些毁坏圣像皇帝们的支持，他们也曾受到尼基弗鲁斯一世的青睐，在帝国东方的小亚细亚地区广泛传播，势力极大，以致正统派的米哈伊尔皇帝不得不采取措施反对他们，甚至其主张毁坏圣像的继位者们也对他们采取镇压措施。[45]显然，作为这些迫害的结果，他们大批迁移到美里特奈埃米尔境内避难，并加入阿拉伯阵营与拜占廷帝国作战。塞奥多拉时期新的迫害特别残酷，成千上万的保罗派信徒被杀害。在另一条战线上，塞奥多拉政府被迫发动对希腊地区那些顽固的斯拉夫部落的新攻势，以强迫他们承认拜占廷帝国的宗主权。[46] 在阿拉伯战争中，拜占廷将领们虽然最初遭到一些挫折，但是其积极进取的新精神不断增强，表现可圈可点。853年，一支强大的拜占廷舰队突然袭击了埃及沿海地区，当时，他们和以前一样是为克里特岛的官员提供支援。达米埃塔这个位置很靠近尼罗河河口的要塞遭到突然洗劫，被大火烧毁。[47]这是自阿拉伯人入侵以来拜占廷人第一次敢于冒险攻击到敌人水域。然而，这次影响巨大的力量展示的结果是埃及的阿拉伯人立即开始建设其舰队，从而奠定了其强大的海上势力的基础。在10世纪法提玛哈里发时期，它建立了强大的海上霸权。 但是，拜占廷帝国政治斗争真正严酷和文化活动极为活跃的时期是在856年“宫廷政变”以后出现的，这次政变使政府的实权转由年轻的皇帝米哈伊尔本人控制，而对国家事务指导的大权则转由其舅舅巴尔达斯控制。塞奥多拉和塞奥克提斯杜斯确立其统治权力时的受害者巴尔达斯自然与米哈伊尔结成联盟。如果说巴尔达斯对如日中天、大权在握的塞奥克提斯杜斯的排挤感到十分痛苦的话，那么此时已经长大chéng rén的年轻皇帝同样感到自己受到母后监护权的伤害，因为她不仅禁止他参与政府事务，而且还干涉他的私人生活，强制拆散了他和其情fù尤多西亚英格利娜（Eudocia Ingerina）的关系，强迫他于855年190娶尤多西亚迪卡伯利塔（Eudocia Decapolita）为妻子。巴尔达斯避开塞奥多拉的耳目悄悄潜回宫中与米哈伊尔密谋，并达成一致。袭击塞奥克提斯杜斯的yīn谋在宫廷里进行，当着米哈伊尔三世的面，塞奥克提斯杜斯被除掉。元老院随之宣布米哈伊尔为独立自主的皇帝，[48]塞奥多拉被迫jiāo出政府控制权。同时，其多位女儿被关入修道院，两年后由于发生了对国舅的未遂袭击，她本人也遭到同样命运，被关入修道院。 我们今天关于米哈伊尔三世的印象与古代历史作品对其描述的图画完全不同。在那些作品中，因为受到马其顿王朝历史编纂者偏见的影响，他被说成是个酒气熏天的醉汉。[49]他肯定没有严格按照标准行为模式生活，但他并非是个庸才，也确实不乏勇气。但是，如果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即认为他是个伟大的君主也错了。他的确全身心地投入帝国防务，多次亲自领兵作战，拜占廷大部分皇帝都是如此。但是，他恰恰缺乏强烈而充分的自我保护意识。事情无论大小善恶与否，他都甘愿受他人主使，一直愿意为变化莫测的宫廷谣言和流言蜚语所左右，朝令夕改，反复无常到了完全不可信任的地步。其统治时期的历史相当丰富多彩，但他的一系列重大举措却使自己赢得了毫无信义的恶名。他并不伟大，但他那个时代确有伟大的人物。 巴尔达斯如今是拜占廷国家的真正君主，正如塞奥多拉时期的塞奥克提斯杜斯。他被封赐诸多最高头衔，并最终获得恺撒头衔，其显赫的地位也由此得到正式承认。他精力充沛，具有政治睿智，这些方面远胜其以前的对手。拜占廷帝国巨大的政治发展机遇在这个时期初露端倪，并清楚地表现出来。该王朝统治期间已经显露出来的急剧高涨的文化热情此时达到了顶点，拜占廷文化的辉煌影响和活动在其诸多伟大成就中展现于世界。巴尔达斯恺撒在马格诺拉皇宫建立大学，它成为拜占廷学术教育的重要中心，该大学设立了当时所知道的所有世俗学科。[50]巴尔达斯这个有教养的政治家召集当时最著名的学者加盟到这所大学，并指派具有百科全书式学术成就的大学者数学家利奥（Leo the Math-ematician）为首席教授，而全然不顾他是毁坏圣像派的语法学家约翰的侄子，特别是对他在塞奥非鲁斯时期明确表现出青睐这种异端思想也毫不在意。[51]弗条斯这位其所在世纪最伟大的教师和最杰出的学者也在该大学工作。 国家政府机构的变动接着引起了教会当局管理机构的变动。新政府与伊格纳提乌斯之间根本不可能友好合作，因为伊格纳提乌斯与前朝的狂热派有相当密切的关系。伊格纳提乌斯被迫辞职，大学者弗条斯于858年12月25日继位担任大教长。对教会而言，这意味着开始了一个混乱的时代，可能是目前所知拜占廷教会历史上最动dàng的时期。弗条斯是极为杰出的思想家、最卓越的政治家和最精明的外jiāo家，即便他担任了君士坦丁堡大教长职务也是如此。在教会政策方面，他继承其前任塔拉西乌斯、尼基弗鲁斯和美赛德乌斯的政策。像他们一样，他因此受到狂热派的反对，他们在斯图迪特修道院院长尼古拉斯（Nicholas）领导下，反对政府不按教会法规任命他为大教长，并坚持承认伊格纳提乌斯的合法地位。两派之争由此而起，一派支持弗条斯，另一派则支持已退位的大教长伊格纳提乌斯。 图30　象牙雕刻，大约制作于400年，现存柏林国家图书馆 但是，比这一内部冲突更为重要的是与罗马的斗争，新任大教长必须面对教廷。在毁坏圣像时代之后，特别是在西方帝国的建立而产生的更直接的影响下，教会两大势力间针尖对麦芒的关系进入了新阶段。狂热派如同他们自己表现的那样不谙世事，完全缺乏对时代的洞察力，继续逢事便向罗马申述，他们狭隘的教义理论具有逆新形势潮流而动的特点。不仅皇帝尼基弗鲁斯对现实情况十分了解，而且单纯虔诚的皇后塞奥多拉和前大教长美赛德乌斯也心知肚明，前者禁止其大教长按惯例向教皇呈送会议报告（参见第159页），后者则很难被认为是罗马教廷的敌人（参见第163页）。塞奥多拉和美赛德乌斯认为没有必要像伊琳尼皇后那样，在其召开宗教大会前向教廷申报，不一定非要请求罗马认可其恢复圣像崇拜的政策。历史必然xìng提出的要求是，拜占廷帝国一定要剥夺罗马教廷那种基督教普世主义的思想，同样西方也已经摧毁了拜占廷国家的普世主义的思想。这一过程的关键步骤是由弗条斯完成的。 当弗条斯卷入与伊格纳提乌斯派的争端后，他至少从一开始就不希望也不打算与罗马闹翻。他向罗马抄发会议报告，希望教皇对其任职表示认可，以便为其提供反对拜占廷内部敌人的武器。但是，就在他晋升成为大教长之前几个月，圣彼得教宗宝座也迎来了新教皇尼古拉斯一世（Nicholas I），此人是个极为精明且精力充沛的政治家，其终生的抱负就是将罗马普世主义的世界建立在一个坚实的基础上。[52]尼古拉斯设法挑起拜占廷教会内部的争端，并使自己成为最后的仲裁者，同时决定支持伊格纳提乌斯，撤销对弗条斯任大教长的承认，理由是其任命违反教会法规。弗条斯被任命为大教长，事实上的确违反了教会法，但是，他的任命与塔拉西乌斯的任命没有任何区别，后者担任大教长图30象牙雕刻，大约制作于400年，现存柏林国家图书馆192之前也是个普通信徒，也是在其前任被强迫辞职后由世俗官阶转而成为大教长的，却得到了教皇的承认和支持。而尼古拉斯一世想要确立起这样的原则，他作为基督教世界的首脑，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对教会事务争端都享有最终裁决权。而且，他为此目的毫不动摇，甚至当其使节在君士坦丁堡面对弗条斯高超的外jiāo技巧有条件的屈服，即接受861年宗教会议认可弗条斯的任命和罢免伊格纳提乌斯的决议后，他也没有退缩。尼古拉斯断然否认其特使的态度，于863年在拉特兰宫召开会议，公布了与其使节相反的决定，宣布罢免弗条斯。 但是，他低估了其对手的实力，弗条斯积极应对这个挑战。如果教皇为自己确定的任务是行使其基督教世界普世权力的话，那么君士坦丁堡大教长也同样把确立自己的独立xìng当作其任务。原始基督教五大教会领导权的理想早已是过往的历史，烟消云散了，但却是斯图迪特派的塞奥多利的梦想。[53]时光飞逝，世事变迁，东正教的拜占廷帝国在异端皇帝们的专制统治下衰弱不堪，正等待着罗马的拯救。其他三大教会，即东方各大教会的主教区都在阿拉伯人的外族统治下被迫害而消失了。拜占廷教会只有一个领袖君士坦丁堡大教长，他如同皇帝是整个世俗生活的中心和至高点一样，成为整个拜占廷教会生活的中心。在几个世纪的发展中，君士坦丁堡大教长建立了其权力和权威，他在反对异端的内部斗争中是个胜利者。如今他拥有一个强大的正统世俗政权的全力支持，这个政权充分理解其心意和思想变动，并使这种理解很快遍及整个拜占廷帝国境内，不久还传播到帝国以外地区。拜占廷教会如同帝国一样，正在经历其最美好的时光：将目睹其强大的影响范围向斯拉夫世界扩展。弗条斯的伟大之处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48 章 在于他有着比当时任何人都高明的鉴赏力，他比任何人都清醒地洞悉这个新时代的来临，明了新的任务及其实现的可能xìng，并为此铺平了道路。 米哈伊尔三世在其将军们的有力支持下，倾注以极大的精力发动了对阿拉伯人的战争。然而，拜占廷人在西西里却接二连三地丢城失地，即便使出浑身解数、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不能阻止西西里岛被攻占，更不能阻止阿拉伯人向意大利南部的进军。到米哈伊尔三世统治末期，在西西里只剩下了叙拉古和陶尔米纳等最重要的城市尚由拜占廷帝国控制。在小亚细亚，拜占廷帝国停止进攻。早在856年，巴尔达斯恺撒之弟、时任色雷斯松军区将军的彼得罗纳斯（Petronas）在撒莫萨塔附近地区发动了战事，突袭到阿米达。由此，他进一步攻击了特非里斯，而后携带大量战俘班师回朝。[54]3年后的战争也是在撒莫萨塔地区进行的，这次由巴尔达斯恺撒和年轻的皇帝率领，似乎也取得了胜利的战果。[55]与此同时，拜占廷舰队再度出现在达米埃塔近海。帝国特别重视在小亚细亚地区修建要塞，皇帝重新建设已经被穆塔西姆夷平的安卡拉，并在尼西亚加强城堡要塞建设。[56]这些最新的胜利和在陆地海洋上的大胆进军肯定激发起了拜占廷人的士气，但是只为帝国带来些许具体收获，特别是阿拉伯人也不乏反击行动，战争时断时续，经常伴随着和约，以及双方不断进行的jiāo换战俘活动。863年，拜占廷人在抵抗美里特奈埃米尔奥马尔的军事进攻时，取得了重大的关键胜利。奥马尔一度穿越亚美尼亚军区，占领了黑海沿岸重要港口城市阿米苏斯。但是，他在亚美尼亚军区和帕弗拉格尼亚军区之间的边境地区遭遇了杰出将领彼得罗纳斯率领的拜占廷大部队。9月3日，双方在此bào发激战，阿拉伯军队全军覆灭，奥马尔本人战死。[57]这一仗确实为25年前塞奥非鲁斯在阿莫利乌姆城遭到的失败进行了光荣的复仇。彼得罗纳斯取得的伟大胜利是拜占廷人和阿拉伯人斗争的转折点。从阿拉伯人第一次入侵直到利奥三世在君士坦丁堡取得的胜利，拜占廷帝国只是为生存而苦苦挣扎，而后在一个多世纪里，拜占廷帝国一直忙于十分艰难的防御战争。但是如今，在863年大捷后，局势发生了转变，拜占廷人在亚洲发动进攻的时代开始了。这个反攻开始时虽然缓慢，但是它在10世纪后半期却发展得极为迅速。 我们不可能过分估计拜占廷帝国在东方确立的强大势力和优势地位，对其应付在斯拉夫世界中面临的严峻压力究竟有多大贡献。这些压力从不同的方向同时挤压帝国，例如来自罗斯的、摩拉维亚的和南部斯拉夫各国的。早在860年，罗斯人便首先出现在君士坦丁堡城下。[58]他们在郊区登陆，围困首都，并将整个郊区的农村地区夷为平地。皇帝刚好出征阿拉伯人，被迫火速班师回兵救援，强行突入被围困的首都，着手投入城防工作，在大教长的协助下为惊恐万状的民众带来了极大鼓舞。拜占廷人一直保持着对这次重大战争的深刻记忆，他们认为自己的得救没有其他原因，而是圣母的干预。[59]拜占廷帝国与罗斯王国之间的关系就是从这个年代开始的，这个新民族第一次出现后，迄今为止，拜占廷人几乎完全不懂得在这个民族中传教，而这将在未来产生相当重要的结果。这位卓越的大教长已认识到使这个年轻的国家皈依基督教并使之纳入拜占廷影响范围，将是拜占廷帝国避免来自这个方向入侵威胁的最有效的方法。数年后，他通过能适当保持其尊严的方式取得了他积极推进的传教工作的一个成果。[60] 罗斯人的进攻促使帝国改变与哈扎尔人的关系，为此拜占廷人派遣使节出使哈扎尔。此时，在拜占廷帝国弥漫着一种意义深远的新精神，这个使团负有传布基督教的使命，使团的团长是塞萨洛尼基人君士坦丁。在当时，这个年轻人出类拔萃，他精通哲学，并有捍卫基督教信仰和文化的全面知识，恰好担当抵御犹太教和伊斯兰教影响的重任。君士坦丁及其兄弟美赛德乌斯当时面临更为重要的任务，因为摩拉维亚大公拉斯迪斯拉夫向君士坦丁堡派出使节，请求对其民众传布基督教。拉斯迪斯拉夫投靠拜占廷帝国的原因可能是，他担忧法兰克教士的影响，希望寻求拜占廷帝国支持，以对抗法兰克-保加利亚对其实行联合包围的威胁。另一方面，拜占廷帝国也获得了将其影响扩大到遥远的新土地的可能xìng，它得以对地处两国之间的保加尔人施加威慑力。拜占廷国家和教会当局将此重任委派给这对来自塞萨洛尼基的兄弟，授命他们在斯拉夫人地194区用斯拉夫语言传布基督教新信仰，这充分证明了拜占廷人的远见。君士坦丁及美赛德乌斯兄弟与大教长弗条斯和巴尔达斯恺撒共同享有使斯拉夫人皈依基督教的美誉。拜占廷人不久前曾经设法使将帝国境内的斯拉夫人皈依基督教。[61]但是，如今他们在帝国境外更广阔的斯拉夫人世界开始了一个积极传教活动的新时期。君士坦丁首先创造了斯拉夫字母（即所谓的古代斯拉夫字母），而后他着手将《圣经》翻译为斯拉夫语（使用马其顿地区斯拉夫方言）。斯拉夫语圣餐礼也由这兄弟俩引入摩拉维亚。传教的成就由此得到保证。869年2月14日，君士坦丁在罗马的一所希腊修道院里英年早逝，他在此取名为希利尔（Cyril）。此后，美赛德乌斯与法兰克教士的斗争处境确实十分险恶，因为拜占廷帝国离此遥远，无法对塞外前哨提供足够的保护，而罗马最初对他表示支持后又决定抛弃他。他的弟子被驱逐出摩拉维亚，但是，他的工作和其杰出的弟弟的工作却使拜占廷文化深深地扎根在斯拉夫人的土地上，它们生根发芽，在各个方面结出了丰硕果实。这些成就对东、南斯拉夫人来说具有奠基意义。这些地区的民族确实尊称这对塞萨洛尼基来的兄弟为“斯拉夫人使徒”，感谢他们创造斯拉夫文字，开启了斯拉夫文学和文化的开端。[62] 图31　饰有墨勒阿革洛斯和阿塔兰特的银盘，制作于613～629年间，现存圣彼得堡博物馆 摩拉维亚人皈依基督教时，保加尔人还没有迈出接受基督教的关键步伐，这将使他们自己的政治和文化确立在一个坚实的基础之上。但是，自从摩拉维亚人与拜占廷帝国结成同盟后，保加利亚君主伯利斯即派遣其使节前往法兰克。拜占廷帝国迅速加以干预，因为他们毫无疑问不能允许紧邻的保加尔人通过法兰克人与罗马人结成信仰上的同盟。最新取得的对阿拉伯人的胜利加强了帝国的地位和在周边地区的权威，同时也促使政府下决心增强其行动的效果。拜占廷军队出现在保加利亚边境上，同时帝国海军在保加利亚近海游弋，形成极大压力，迫使伯利斯不得不接受拜占廷人的要求。然而，拜占廷帝国的要求只不过是让伯利斯放弃与法兰克人的盟约，接受来自君士坦丁堡的图31饰有墨勒阿革洛斯和阿塔兰特的银盘，制作于613～629年间，现存圣彼得堡博物馆传教，甚至还准备允许保加尔人王国实行领土扩张。864年，这位保加利亚君主接受了来自拜占廷帝国的传教士的洗礼，并按照拜占廷皇帝的名字取教名为米哈伊尔，皇帝则成为其教父。[63]希腊教士根据大教长的指令行事，立即着手建立保加利亚教会。接受基督教标志着保加尔人不仅在其文化发展方面迈出了一大步，而且标志着其斯拉夫化运动的完成。由此这个年轻国家也完成了政治和民族统一。伯利斯-米哈伊尔镇压了那些起来反对国家基督教化和融入斯拉夫文化的趋势的保加利亚旧贵族，将其中52人砍头处死。 但是，尽管保加尔王国皈依基督教使其文化得以进步和内部得以统一，从而产生了巨大进步，但这位刚刚接受基督教的君主还是感到极大失望。拜占廷帝国一方的打算是把希腊教士控制下的保加利亚教会合并到君士坦丁堡教区。而伯利斯-米哈伊尔希望使其刚刚成立的教会完全独立，由其自己的大教长管辖。当其要求未得到满足时，便与拜占廷帝国翻脸，转而投靠罗马。没有任何事情能比促使保加尔人脱离拜占廷教会控制，进而使之归附罗马管辖这件事更让教皇尼古拉斯高兴了。他向保加尔人派出使节，而保加尔人则全力着手工作，似乎他们马上就要完全归属罗马管辖了。事实上，这件事并未持续很久，因为它本身就孕育着极大的败笔，当时的罗马好像就要赢得这场较量了。而拜占廷帝国则被迫眼睁睁地看着其斯拉夫邻居离它而去，无奈地目睹着罗马影响的势力范围不断扩大，直至帝国的腹地。 罗马和君士坦丁堡之间的冲突迅速达到白热化程度。弗条斯坚决反对罗马，他不仅捍卫拜占廷教会的独立，而且捍卫拜占廷帝国最重要的利益。当时，帝国政府毫无保留地完全遵从这位伟大的大教长。恺撒巴尔达斯和皇帝米哈伊尔三世也全力支持他。皇帝给教皇写了封信，以鄙视傲慢的口吻表示拜占廷信仰具有其本身的独立xìng和至高无上的地位。这封信以最后通牒的方式，要求教皇必须撤销其反对弗条斯的决定，并以刻dú的语气拒绝了罗马对至高无上权力的主张。[64]大教长甚至采取了更为激烈的步骤，他事实上将自己确定为整个西方教会的仲裁者，他尖锐地指责他们在圣餐礼和教会纪律上的错误，特别是攻击西部教会关于圣灵从圣父到圣子这一过程的说教（即化质说）。大教长弗条斯以东正教名义斥责罗马为异端，而教皇曾打算宣召弗条斯到其教宗宝座前接受审判。867年，君士坦丁堡召开了一次宗教会议，皇帝亲自主持会议，开除教皇尼古拉斯一世教籍，斥责罗马教会关于圣灵化质的教义为异端，宣布罗马对拜占廷教会事务的干预是非法的。大教长还向东方各大教区发出信函，长篇大论地谈论罗马教会的教义和礼仪，特别是讨论“化质说”，他在信中严厉予以驳斥。[65] 但是在这场争执极为激烈的关头，君士坦丁堡bào发了宫廷政变。米哈伊尔三世结jiāo马其顿人瓦西里为友，结果毁了自己。瓦西里可能出身亚美尼亚人家庭，后定居在马其顿军区，[66]他在极其贫困中长大chéng rén。他到君士坦丁堡寻求发展后，由于体格异常强健伟岸，故在皇宫中谋得一份喂马的差事。他由此开始了其传奇生涯。他本人能力过人，而皇帝反复无常，这些都使其最终获得成功。这个诡计多端、狡诈精明的农民之子竟成为米哈伊尔三世最亲密的朋友，而皇帝先前的情人尤多西亚（Eudocia Ingerina）则成了他的妻子。他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设法为自己谋取所有权力。为此，他逐渐与恺撒巴尔达斯发生冲突，而米哈伊尔三世完全迷恋于对他的宠信，以至于竟毫不犹豫地牺牲自己的舅舅。瓦西里和米哈伊尔三世用一连串的yīn谋诡计陷害这个伟大的政治家。在进攻克里特岛的军事行动中，当这个恺撒与其外甥肩并肩检阅即将继续出征的部队时，瓦西里当着皇帝的面，手刃了巴尔达斯（865年4月21日）。他们回到君士坦丁堡后，他得到的报赏是米哈伊尔三世于865年5月26日亲自为之加冕为共治皇帝。这样，瓦西里就从其保护人那里获得了他能提供的一切东西。米哈伊尔三世反复无常，没有定xìng，很快就开始改变了对共治皇帝的态度，这种变化加速了血腥悲剧最后一幕的上演。867年9月23～24日深夜，瓦西里在晚宴后将烂醉如泥的皇帝杀死在其寝宫里。 第二节　编纂法律的时代：瓦西里一世和利奥六世 马其顿王朝创立者瓦西里一世（867～886年在位）登上皇帝宝座的道路的确是yīn暗卑鄙的。站在他一边的是其妻子尤多西亚，她是被谋杀皇帝米哈伊尔以前的情fù。为了保证其后人对王位的继承，他于869年1月6日加冕其长子君士坦丁（Constantine）为共治皇帝；正好一年后，他又加冕其次子利奥（Leo）为共治皇帝。而后，大约在其长子君士坦丁不幸早逝后的879年，又加冕其第三个儿子亚历山大（Alexander）为共治皇帝。而其最小的儿子斯蒂芬（Stephen）则走上教会仕途，在其哥哥利奥六世担任皇帝期间成为君士坦丁堡大教长。皇帝的长子君士坦丁是他年轻时与马其顿姑娘玛利亚所生，最为其喜爱。而利奥、亚历山大和斯蒂芬则是他与尤多西亚所生，[67]两个小一点的孩子是瓦西里成为皇帝后出生的。[68] 瓦西里如同其他拜占廷皇帝一样十分关心教会事务，最初采取与弗条斯和米哈伊尔三世宗教政策相反的政策。刚一成为皇帝，他就立即强迫弗条斯进入修道院，因而在后者与罗马进行的历史xìng斗争的最关键时刻，从背后给了弗条斯以致命的伤害。而后，他于867年11月23日使伊格纳提乌斯官复原职，重任大教长，并与罗马恢复关系。869～870年，他在君士坦丁堡举行了宗教大会，教皇哈德良二世的代表出席会议，会议宣布开除弗条斯的教籍。这次会议被罗马教会算作第八次基督教大公会议。但是，瓦西里一世和教皇代表在原则xìng与实质xìng问题上也并非完全一致，因为双方就罗马教区的管辖权问题观点针锋相对。鉴于教皇在处理弗条斯问题上已经为其代表做了最终决定，皇帝因此认为宗教会议上涉及的这个问题就应该由他来决定了，最终的决议也应该听他的。这样，这次宗教会议出现了罗马完全预料不到的争吵。宗教会议结束3天后，保加利亚使节来到君士坦丁堡，会议遂再度重新召开，讨论保加利亚教会究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49 章 竟是归属罗马教区还是归属君士坦丁堡教区。伯利斯这位保加尔人君主原来希望与罗马结盟的愿望最终并未得到满足，伯利斯与罗马教皇的联系也没有使他朝着实现其目标迈出一步，他要在保加利亚王国建立独立教会。他计划在保加利亚挑选其大主教人选的提议遭到罗马的拒绝，因此他重新转向君士坦丁堡。这就是保加利亚使节来到君士坦丁堡的背景，也是宗教会议面临的问题的背景。这次会议不顾罗马使节的强烈抗议，由东方三大教区的代表做出有利于拜占廷帝国的决议。拜占廷帝国早已从近年来的局势发展中了解了某些东西，此时更放心大胆地行动。皇帝允许伊格纳提乌斯大教长为保加尔大主教和几个主教加冕。保加利亚教会也确实承认了君士坦丁堡教区的最高权力，但是保持一定程度的自治。[69] 这样，这位保加尔人君主就巧妙地利用罗马和拜占廷帝国之间的斗争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而拜占廷帝国则重新赢得了保加尔人。此后，保加尔王国不理睬罗马的一再抗议，始终属于拜占廷教会的一部分，处在拜占廷文明的影响范围中。[70]这一成就的取得是以恶化同罗马的友好关系为代价的。瓦西里一世严重损害了这一关系，弗条斯对此则感到相当满意。事实上，瓦西里关于拜占廷帝国应该在斯拉夫世界发挥作用的看法，与被其废黜的弗条斯的意见完全一致，也与被其杀死的巴尔达斯的意见一样。他为了保加尔人利益而积极从事的斗争完全和他们的主张一致，并在其指导下取得了胜利。他还进一步扩大了对罗斯人的传教工作，使巴尔干半岛西部地区的斯拉夫人信仰了基督教，在传教过程中也使他们屈从于拜占廷帝国的影响。 在毁坏圣像运动时期，巴尔干半岛西部地区日益逐渐脱离拜占廷帝国的影响。9世纪上半叶，达尔马提亚地区各城市和沿海内陆的斯拉夫人各部落似乎中断了他们与拜占廷帝国的关系。[71]这一时期，该地区的塞尔维亚区域，一个强大而独立的王国在弗拉斯迪米尔（Vlastimir）领导下迅速崛起，只是它存在的时间不长。与此同时，亚得里亚海沿海地区遭受到新的入侵威胁。当时的入侵来自南意大利地区的阿拉伯人，在抵抗入侵的斗争中，拜占廷海军力量的支援至关重要。阿拉伯舰队在攻击了布德瓦和科托尔（今科塔罗）后，于867年包围了杜不罗夫尼克（今拉古沙），求援告急从被围城市飞驰君士坦丁堡。强大的拜占廷海军舰队的到来使阿拉伯人放弃了持续15个月的围困，撤回南意大利。拜占廷帝国的权力因此得到重新确立，亚得里亚海东部区域的拜占廷霸权也重新建立。包括拜占廷各城市和达尔马提亚近海各岛屿的达尔马提亚军区可能就是在这个时期建立的。[72]达尔马提亚地区各个城市和近海各岛屿对斯拉夫人内陆地区的依赖确实比对君士坦丁堡更强烈，他们向斯拉夫各部落支付的贡金和向帝国将军支付的通行税只具有象征意义。[73]另一方面，不论达尔马提亚地区各个城市，还是斯拉夫沿海和内陆各部落都承认拜占廷帝国的特权地位，并向帝国提供军事支援。拜占廷人在巴尔干半岛的影响因此得到极大加强，进而使基督教得到迅速传播。正是在这个时期，巴尔干半岛的塞尔维亚人和南部沿海地区的斯拉夫各部落接受了拜占廷帝国传教士传布的基督教，[74]拜占廷势力甚至一度在克罗地亚这个法兰克王国和罗马教会影响占优势地位的地区取得暂时胜利。拜占廷人在巴尔干半岛，特别是在马其顿和保加利亚地区的传教活动后来取得了更进一步的圆满成就。这是因为美赛德乌斯（885年去世）的弟子们被驱逐出摩拉维亚后，开始在斯拉夫各民族中用他们的民族语言，通过宣讲教义和福音书传播基督教信仰和拜占廷文明。这样，具有历史意义的格局得到恢复，摩拉维亚落入罗马人的势力范围，而保加利亚、马其顿和塞尔维亚则被纳入拜占廷帝国的势力范围。 帝国舰队刚刚解除了阿拉伯人在达尔马提亚沿海地区的进攻和对杜不罗夫尼克城的围困，拜占廷人就对南意大利进行干涉。瓦西里一世计划与路易二世皇帝和罗马一起发动抵抗阿拉伯人进攻的联合行动，正是这个战略意图奠定了他开始推行的与罗马友好的政策基础。然而，这个计划在西西里没有取得进展；相反，阿拉伯人于870年占领了马耳他，从而为其在地中海的地位取得了新的海上基地。确实，皇帝路易二世于871年占领了巴里，但是拜占廷人却空手而回，这只是意味着一次新的失落。拜占廷帝国和法兰克王国这两大势力之间的关系受到极大干扰，瓦西里一世前不久还满意地安排其长子与路易二世之女的婚姻，此时却抛弃了他以前的盟友，对之大加指责，并否认后者拥有罗马皇帝的头衔。[75] 接下来的几年，拜占廷帝国全力投入东方战争，这里流行保罗派，该派传遍了整个小亚细亚地区。872年，皇帝的小舅子（应为女婿译者注）赫里斯多弗宫廷近卫军长官作为总司令率领军队取得了对保罗派的重大胜利，摧毁了他们在特非里斯的中心和其他许多要塞。在一场血腥惨烈的战斗中彻底击溃他们的武装力量，保罗派领袖赫里所海鲁斯（Chrysocheirus）在战斗中阵亡。这次胜利使拜占廷人继续向东推进。873年，瓦西里一世向前挺进到幼发拉底河流域，夺取了扎比特拉和撒莫萨塔。即便如此，皇帝并未实现其主要目的，因为他在夺取战略重镇美里特奈的战役中遭到严重失败。尽管他遭到这次偶然的失败，瓦西里一世在此后对幼发拉底河流域和陶鲁斯前线地区的远征中还是取得了一些胜利，而且这标志拜占廷帝国对其东方边境地区系统扩张时代的到来。[76]进而，阿拉伯王国的衰落也促进了亚美尼亚的发展。阿索特一世（Ashot I）于885年得到哈里发对其王位的承认，887年拜占廷皇帝也予以承认，这意味着亚美尼亚人在本民族的巴格拉图尼（Bagratuni）王朝统治下扩张时代的开端。[77] 拜占廷人在意大利的地位也得到了巩固。巴里的本尼文托（Benevento）大公曾起而反叛路易二世的统治，并于873年将本城置于拜占廷保护之下，875年路易二世去世后，巴里还在876年底打开城门迎接拜占廷将军。在达尔马提亚、希腊和伯罗奔尼撒沿海地区，拜占廷帝国能够击退阿拉伯人的袭击，甚至一度设法占领并控制克里特岛达7年之久。[78]但是，这一切并不能改变阿拉伯人仍然主宰地中海这个事实，拜占廷帝国不久就在地中海最重要的咽喉要地西西里岛遭到极其沉重的打击。叙拉古这个长期坚持抵抗敌人的要塞于878年失陷于阿拉伯人之手。拜占廷帝国最终收复了南意大利半岛上的据点，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收获。瓦西里一世统治最后一年，拜占廷杰出的将领尼基弗鲁斯福卡斯受命前往意大利，强大而成功的拜占廷军事攻势才正式开始。南意大利再度为拜占廷帝国所统治。[79]拜占廷帝国因此陷入意大利小国各方的敌对势力中，甚至面临阿拉伯人对意大利沿海长期攻击威胁下的罗马也不得不请求拜占廷皇帝的援助。事态的这一发展很好地解释了教皇此时为何在教会事务中接受了对拜占廷帝国有利的宽容态度。 皇帝瓦西里一世被迫承认他成为皇帝后，改变前朝宗教政策的努力一无所获。他企图通过罢免弗条斯大教长职务来平息拜占廷帝国内部的教士冲突，遭到挫折，因为弗条斯的追随者并不是那么容易偃旗息鼓的，教派斗争仍在继续。而与罗马就保加利亚问题发生的冲突，无论有没有弗条斯，都是不可避免的。他打算与南部意大利各派势力结盟遭到失败后，皇帝认识到他受到了欺骗，先前那种改变宗教政策将得到政治回报的想法完全是虚假的。因此，他在875年前后允许弗条斯回到君士坦丁堡，并委以对其儿子们进行教育的重任。877年10月23日，年迈的伊格纳提乌斯去世，3天后，弗条斯第二次登上大教长的宝座，这一次他还得到了罗马的承认。教皇约翰三世（John III）在承认其合法xìng时附加的条件几乎没有什么意义。879年11月，弗条斯召开了有383名主教参加的宗教大会，教皇派出代表参加会议，这确实是对他于869～870年宗教会议上遭到斥责的郑重昭雪，也是他官复大教长原职后的重大胜利。[80] 尽管瓦西里一世本人是出身极为低贱的篡位者，但是这位皇帝却有复兴希腊文明和罗马帝国的理想，也有恢复罗马法律的远大抱负。在其统治期间，由塞奥克提斯杜斯和巴尔达斯开启的文化高潮继续发展。他作为政治家采取的体现罗马帝国理想的有力措施极为关键，他是自伊拉克略王朝灭亡后在意大利采取积极政策的第一位拜占廷君主。但是其崇高的声誉却是建立在他的立法和修订罗马法的巨大成就上的。他计划编纂综合的法律文集，一部以希腊文颁布的查士丁尼法典，且附有最新法律的补充部分。皇帝为这部伟大的法典定名为《古法纯净》（），但它没有颁布，可能根本就未完成。但是，这部法典却构成了利奥六世法律建设的基础，是其《皇帝立法》的柱石。瓦西里一世有两部小一些的法律图书用来作为其伟大法典的简介，它们流传到了今天。第一部是以《法律手册》（）为名，以瓦西里一世、君士坦丁和利奥诸位皇帝的名义颁布的，因此，可以确定其年代在870～879年间这个时期。如其书名所示，《法律手册》是一部适合实用的法律文本书。它包括从浩繁的法律条文中挑选出来的最重要、最常用的行政法规和公法，并将这些法律按照40个题目编排。它的目的就是提供一部通用的法律典籍，因此《法律手册》使用《法学总论》的材料自然也最多，而对查士丁尼法典的其他部分注意较少。事实上，它很少直接引用查士丁尼法典原文本身，而是大量采用后来出现的希腊文翻译文本和注释。归根结底，《法律手册》的编纂目的与利奥三世的《法律选编》一样，是提供一个适应日常审判需要的实用法律汇要。瓦西里一世确实想恢复罗马法，同时也千方百计使自己与毁坏圣像皇帝的工作区别开来，因此他称那些皇帝“破坏了良好的法律”。[81]然而，《法律手册》事实上还是大量地借用了利奥三世的《法律选编》，因为后者一直非常有用，广为流行。尽管他对《法律选编》不乏贬斥和中伤，《法律手册》仍然随意援引其中的内容，特别是在其涉及继承法和公法的第二部分中大量使用《法律选编》。《法律手册》在拜占廷帝国被广泛使用，直到帝国解体，它都起着重要的作用。而且，它像更早的《法律选编》一样，从一开始就被翻译为斯拉夫语，并在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和罗斯各民族中享有极高的威信。 图32　表现在露天剧场进行斗兽的象牙雕刻，完成于400年前后，现存圣彼得堡修道院 以瓦西里、利奥和亚历山大诸位皇帝名义颁布的《序言》原本是拟用作编纂的大型法典的序言的，大体成书于879年以后。[82]《序言》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法律手册》的单纯复制，但是做了新的编排和某些重要调整。《序言》比《法律手册》更多地使用了《法律选编》，因为它从开始部分就引用了被禁止使用的毁坏圣像时期的法律书籍，特别是其中的婚姻法，而《法律手册》涉及这个方面时仍沿用查士丁尼法典，并且只是在其最后部分开始使用《法律选编》。另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序言》包括某些极为重要的部分，涉及皇帝、大教长和其他世俗的和教会的官职的权力和义务。国家和教会权力组织被解释成为由许多部分和成员构成，是由皇帝和大教长总而统之的统一体，他们作为这个统一体的两个首脑，其职责就是为人类的福旨而密切和谐地合作。这两大权力的作用被说成是完全平等并存的，世俗权力首脑统管并保证臣民享有良好的物质生活，而宗教的首脑则统管精神世界。这种双头权力理论的作者毫无疑问不会出于他人，只能是弗条斯，他当时已经再度成为大教长。这种情况说明《序言》提出了世俗和教会权力之间理想的关系模式，与教会正统派圈子里流行的思想相一致。 弗条斯只是在理论上熟悉这个思想，特别是其个人刚刚经历的事情强化了这种认识，但是，实际生活的变动与这一理论有极大的不同，因为下一个君主带来的变动再度使他下台。879年，君士坦丁的英年早逝使皇帝继承权落到了利奥身上，尽管其父亲对他极为不满且非常不喜欢。瓦西里一直未能从丧失爱子的悲痛中恢复过来，并在极度的悲哀中度过了其最后的岁月。886年8月29日，他在狩猎中遭受严重意外事故去世。利奥六世一即位，就立即罢免了弗条斯，任命他的小弟弟斯蒂芬为大教长。[83]这次，弗条斯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他死于亚美尼亚的流放地。 按照常理，利奥六世应该与其弟弟亚历山大共同分享皇帝权力，但是后者随遇而安，喜欢自得其乐，不愿意参与和卷入国务。[84]皇帝在其最初也是最重要的统治时期的最重要的谋士是亚美尼亚人斯提连努斯扎乌奇斯（Stylianus Zautzes，死于896年）。此人是利奥六世先前的情fù和后来的妻子邹伊（Zoe）的父亲，担任为他专门设立的“皇丈”一职。 利奥六世统治最突出的特点表现在其内政工作取得了大量成就，而其外jiāo政策完全失败这样明显的对比上。“智者”利奥更喜欢笔而不喜欢剑。作为弗条斯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50 章 的学生，他接受了一流的教育，具备了多方面的学问，但是他并不感激他的老师。[85]他是个多产的作家，特别是个充满灵感的修辞学家，他比自己的父亲更强烈地崇拜过去的历史，因为他的教育水平远在其父亲之上。但是，他的尚古倾向并没有表现在政治领域，而是表现在文学，特别是神学领域，这一点完全不像瓦西里一世。利奥是个虔诚的君主，对教会和神学兴趣极为浓厚，但是也不乏浪漫情调。他写的大量礼拜诗篇，以及数量更多的布道词和他本人在教堂节日典礼上发表的演讲都保留至今，这些作品将议题广泛的教义论述和古典回忆结合在一起。他还完成了许多在其父葬礼上的悼词，它们有许多影响广泛的世俗版本。最后，他还撰写了大量关于帝国命运的神秘卜词，这在拜占廷世界享有极高的声誉。显然，正是这些作品使他获得了“智者”或“哲学家”这个值得尊敬的绰号。[86][87]然而，具有极其重要历史意义的工作却是利奥六世统治时期完成的伟大的立法工作，这使他成为自查士丁尼以来最多产的立法者。但是，过分估计利奥本人对这项伟大工作的贡献也是不适当的，尽管他的学识和其作为编纂者勤勉的工作无疑对这项事业具有极大的助益。正如前面提到的，大量的准备工作早在其父统治时期就已经开始了，我们还必须看到，立法工作活动的伟大时代只出现在他在位的第一个时期，也就是斯提连努斯扎乌奇斯辅佐他的那个时期。与这个第一时期相比，利奥在位的后期，也就是他自己控制权力的时期几乎毫无建树。 尽管父子之间一直存在深深的相互憎恶，尽管他们的品xìng很不相同，但是利奥六世的目的仍然与瓦西里一世一样。瓦西里一世亲手开始的修订查士丁尼法典工作是在利奥六世的《皇帝立法》中完成的。“智者”利奥的《皇帝立法》（）分为60卷共6册（因此又被称为“60卷法书”，或“六法书”），它构成了中世纪拜占廷帝国部头最大的法律典籍。它们是由“第一配剑者”辛巴提乌斯（Symbatius）领导下的一批法学家受命进行准备，于利奥六世统治初年颁布。其本身就证明，瓦西里一世时代进行的“净化古代法律”的准备工作已经取得了极大的进展，对利奥六世的工作产生了极大的帮助作用。《皇帝立法》既是一部教会法律集成，也是行政法和公法大典。它首先引用了大量《查士丁尼法典》和《法学汇编》的内容，较少引用《法学总论》，还使用了《查士丁尼新法》，以及查士丁二世和提比略的法典，后者作为查士丁尼法典的附录出现于后世所谓的《168号法律》汇编中。最后，它还有很多内容来自《法律手册》。利奥六世的法律学者如同瓦西里一世的法律学者一样，很少参考拉丁资料，而主要使用6～7世纪的希腊文本的法条和注释。《皇帝立法》与查士丁尼的《罗马民法大全》不同，它在拜占廷人使用希腊书面语言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另一方面，它更加实用方便。《皇帝立法》中的整个资料体系被收集汇总于一部作品中，并进行了系统的排列，而《罗马民法大全》分别在多部作品中讨论同一问题；《皇帝立法》的前言扼要地指出了《罗马民法大全》的这一缺陷。因此毫不奇怪，《皇帝立法》几乎完全取代了《罗马民法大全》，将后者挤出实用领域，成为中世纪拜占廷帝国司法学的基础。该法典文本后来补充了大量的注释。其中最重要的注释是所谓“古代注释”，可以追溯至君士坦丁七世时期；而所谓“新注释”则出现在11～13世纪。12世纪期间，人们编制了《皇帝立法》的索引。这个被称为《寻目》（）的索引的重要价值在于它为后人提供了有关那些已经遗失的法典内容的信息。[88] 《皇帝立法》[89]还附有利奥六世颁布的113项法令集，通常被称为“法令集”。事实上，利奥六世的法令大量模仿查士丁尼的法令，甚至在行文格式上都一样。然而，“法令集”使用这样的词语来标注其题目：“古代法律的修订和净化”（）。这再度使我们注意到利奥六世立法与其父立法之间的密切联系。利奥六世立法涉及广泛的议题，而每个议题单独成章，各议题相互间并不混淆，总体上没有任何确定的体系，它还依据适当的理由对古代法律做出调整或者撤销的改动，同时赋予仍在使用的习惯法以法律效力。完全涉及教会的法规（即法令第2～17条和第75条）据说出自大教长斯蒂芬之手，除了少数几条完全无法确定作者的条目外，其他部分可能全都由斯提连努斯扎乌奇斯完成。[90]正像查士丁尼与其大区长卡帕多西亚的约翰之间的关系一样，事实上斯提连努斯扎乌奇斯可能就是《皇帝立法》的真正作者。这也可以说明为何他去世后，利奥六世统治的后期相对而言几乎没有新的立法的原因。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利奥六世的法令中重新宣布古代库里亚公民大会和元老院的权利无效。[91]无论如何，库里亚公民大会这个等级早就衰落消亡了，而元老院的行政管理权和立法权也名存实亡，只停留在纸面上。但是，以法令的形式最终宣布废除它们具有重要的意义，特别是每3条法令就有一条明确论证这种废除的合法xìng，理由是全部权力归君主。利奥六世的立法标志着一个重要历史进程发展到了顶点，即国家的全部权利均统一由君主控制，国家的所有事务都被置于帝国官僚机构的管理下。皇帝的无限权力和至高权威、国家向官僚机构的转化在马其顿王朝时期都得到了最充分的发展。元老院这个由帝国高级官吏组成的机构，此时已经完全丧失了其以前具有的立法和管理作用，失去了其在6～7世纪获得的重要xìng（参见第90页），苟延残喘，可有可无。国家已经完全与皇帝及其军事和管理机构统一起来。皇帝是上帝选派的，是在天意的保护下。他是整个帝国政府的主宰、军队总司令、最高法官和惟一的立法者、教会的保护人和正确信仰的捍卫者。他掌控战争与媾和的决定权，其做出的司法裁决就是最终判决，不可更改，其制订的法令被认为是上帝的意旨。他的确也要服从现存的法律，但是颁布新法律废除旧法律本身就在其权力之内。为了做到这一点，他只需要服从司法的一般要求就可以了。[92]皇帝作为国家的主宰实际上拥有无限权力，只受道德准则和传统的限制。皇帝专制统治权力只是在宗教事务中真正受到约束。皇帝强大的影响力虽然可能直接干预教会组织的形式，但是他仍然只是个普通信徒的俗人。因此，也只能是教会的保护人，而不能成为教会的首脑。教会有自己的领袖，即君士坦丁堡大教长，他的权力和威望一直处于优势地位。但是事实上，只有皇帝才能决定谁将被任命为大教长一职，他作为立法者在教会管理上也发挥作用。与皇帝任命和罢免世俗官员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只有皇帝才拥有任命教会首脑的特权，也只有他才拥有罢免教会首脑的特权，当然在做这类决定的时候要征得教士们的同意。尽管他可以改变其前任皇帝的法律，但他却不能废除或修改教会会议的决定。教会会议是教会内部的最高法庭，因此，决定信仰事务的权利属于教会会议，皇帝的任务只是保护现行法律。当一度作为限制君主专制权力的世俗力量在这个时期丧失了它们先前的重要xìng时，教会的权力则与皇帝的权力并肩发展起来。[93] 马其顿王朝时期还标志着拜占廷帝国管理和官僚制度发展的决定xìng阶段。[94]7世纪以来已经展现出来的发展方向如今继续发展，其最终的结果呈现出与古代罗马政治制度完全不同的局面，而古代罗马政治制度是整个发展最初的出发点。 军区制的组建到10世纪初就彻底完成了。通过将以前的大军区逐渐分划为更小的军区单位，落实了省区行政管理的精简这一重要措施。由于9世纪的军区几乎都没有以前的省区大，因此军区首脑官职就逐渐与省区总督职位合并。在9世纪下半叶，军区首脑官职也被废弃了，与之一同消失的还有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改革最后残余的制度。军区的新首脑“首府长官”（），即以前军区将军府的主管，取代了“总管”（）成为行政管理机构的首脑。[95]结果，控制最高军事权力的将军权力就变得更大。在前此几个世纪军区组织出现的多种变化的地方此时形成了更加高度统一的制度。恰当说来，一直与军区同时存在而级别较低的不同军事区也逐渐被授予军区级别。[96]这样，10世纪初军区划分的版图就表现为如下情况：在亚洲有奥普西金、布西拉隆、奥普提马顿、帕弗拉格尼亚、亚美尼亚、查尔迪亚、克罗尼亚、查尔西安农、阿纳多利亚、色雷斯松、卡帕多西亚、美索不达米亚、塞巴斯提亚、利堪杜斯、利奥托克米斯、塞琉西亚16个军区；[97]在爱琴海有撒莫斯和爱琴海（即圣配拉格斯海）2个军区；在欧洲有色雷斯、马其顿、斯特利蒙、塞萨洛尼基、希腊、伯罗奔尼撒、凯发罗尼亚、尼科伯利斯、第拉修姆、达尔马提亚、西西里、郎格巴迪亚和车绳13个军区。[98]军区组织后来继续发生新的变化，特别是由于在帝国通过征服吞并的新领土上建立一些新军区带来的变化，而在原有军区领土内此时很少再建立新军区。11世纪末以后，由于拜占廷政治秩序的混乱，军区组织进一步划分为更小的单位。[99] 在考察拜占廷官僚机构时，我们研究这个时期情况的史料主要有非罗塞乌斯提供的信息和密切涉及9～10世纪官职的名单，[100]我们还要对真正的官职和名誉头衔做出清楚的区分。表面上，这一区分表现为，任命官员通过起草任命状（），而颁授名誉头衔通过授予勋章（）方式进行。在大部分情况下，头衔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只是以前的官职随着时间流逝而失去其重要xìng，仅保留了它们的名誉特点。与此相关，我们还必须牢记9～10世纪的官职名录为我们展示的拜占廷官僚组织结构只适用于一个确定的时期，也就是说只适合它们所在这个阶段而不能当作同一时代的史料，尽管我们所涉及的这个时期恰好就是拜占廷帝国作为一个国家发展的伟大时代。与人们通常认为的拜占廷国家极为僵化呆板的看法不同，帝国及其政府机构经历了持续不断的重组过程。 根据非罗塞乌斯的《职官图》，拜占廷名誉头衔分为18个等级，其中最高的3个等级（恺撒、大贵族和宫廷伯爵）实际上很少对外封授，通常只封授给皇室成员。[101]在他们之下依次是封授给fù女的最高宫廷头衔“长袍贵fù”、[102]首长、执政、贵族、第一配剑者、第二长官、白袍配剑者、配剑者、首长等。冠以“贵族”头衔的8个荣誉封号大多授予宦官，它们各有自己的名称。事实上，贵族宦官地位常常高于其他贵族和执政。宦官在拜占廷宫廷里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原则上宦官可以担任无论教会还是国家的任何官职（只有皇帝职位是个惟一的例外），拜占廷历史上许多杰出的大教长、政治家和将领就是宦官。然而，还是有许多宫廷官职一般是由宦官充任，当然也不是没有例外。这些宦官贵族中最重要的是“寝宫陪睡官”，即睡在皇帝卧室附近的侍从，通常是皇帝最信任的人（米哈伊尔三世时期这个职位一度由马其顿人瓦西里担任），以及“服装官”，即专门负责皇帝衣服柜橱的宦官。[103]宫廷中其他极为重要的官职还包括“书记官”，一种宫廷官员中最高级官吏，首次出现在马其顿王朝时期，[104]还有“礼仪官”，即负责宫廷典礼的官吏（），[105]以及皇帝的“马夫”或马夫长（）和其他官吏。 中央政府重臣高官中还有君士坦丁堡市长，其主要任务是监控首都城内生活的所有方面。正如君士坦丁七世的《礼仪书》称呼的那样，[106]他是“城市之父”。“邮政大臣”官职（logothete）在塞奥多拉统治时期由塞奥克提斯杜斯担任，在利奥六世时期由斯提连努斯扎乌奇斯担任，该官职权力极大，地位不断上升。[107]我们谈论的这个时期，“邮政大臣”成为皇帝政府机构的真正领导者，因此说他是“帝国首相”。[108]鉴于财政税收管理在拜占廷国家占有重要地位，在官僚管理机构系统中财政税收管理占据极大的部分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中期拜占廷帝国，就出现了掌控整个财政税收官员的“税务大臣”，到了12世纪这个官职就被“税务总长”所取代。国库则由“库府大臣”（chartularius）掌管，国家粮食仓库则由“粮库大臣”（chartularius）掌管。[109]自7世纪以后，各财政税收部门就分别由“圣库大臣”（logothete）、“军区库府官”（logothete）和“皇产大臣”（logothete）来掌管。“皇帝内阁大臣”（）、[110]“诉状受理官”（）和“宫廷书记官”（）因在皇帝身边与皇帝关系密切而享有极大的重要地位。这些官职中最后一种常常与舰队司令职务结合起来，例如塞奥克提斯杜斯曾担任过这一职务。[111] 在军事组织机构中，各省区的部队“军区”和驻扎在君士坦丁堡的部队“军团”之间有很大区别。[112]军区的首脑是“将军”，为地方部队的总司令和地方行政管理的总督（但是奥普西金军区司令却拥有“伯爵”头衔，而奥普提马顿军区的将军一般被称为“大伯爵”，非罗塞乌斯将这个官职与“军团司令”排列为同一类官职）。军团的首脑是“军团司令”。最重要的4个军团分别是：近卫军（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51 章 御林军）军团、内卫军团、骑兵军团（其军团司令被称为“骑兵队长”而不是“骑兵司令”）和野战军团（首先由尼基弗鲁斯一世建立）。近卫军（御林军）军团司令通常也出任帝国整个军队“总司令”。随着帝国疆域的扩大，这个军职也被分划，自10世纪下半叶起，帝国东、西两半部分各有一名近卫军军团司令。[113]至于说海军，我们必须区分舰队司令（）指挥下的帝国舰队和地方军区将军指挥下的沿海军区部队之间的不同。[114]显然，9世纪甚至10世纪20年代，帝国海军舰队司令军阶比各军区将军军阶低。但是到了10世纪中期，其地位上升，军阶仅在最重要的帝国军官近卫军军团司令之下，这清楚地表明海军重要xìng正在提高。[115]其他帝国官员虽然地位稍低但是重要，包括蓝、绿两大竞技党党魁。竞技党一度势力相当强大，此时已经丧失了其政治重要xìng，在朝廷中纯粹只起装饰作用，出席礼仪大典，向君主山呼万岁。 在非罗塞乌斯的《职官图》中，总共记载了60个重要的军事、行政和司法管理官职，他们直接对皇帝负责，除了皇帝外没有更大的权力。另外有8个宦官职位，非罗塞乌斯将他们单独分类。这些官员中的大部分负责主管众多官吏，官吏组成大小不等的群体。整个等级森严的中央集权化机构由皇帝直接控制管辖，皇帝亲自任命所有重要官员及其主要下属，并能够随意罢免他们中的任何人。 图33　表现田园景象的镶嵌画地板，完成于7世纪，现存伊斯坦布尔皇宫柱廊庭院 到晚期拜占廷阶段，拜占廷官僚等级机构变得更加复杂。不断建立新机构，设置新官职，而原有的官职或是陷于衰落而失去重要xìng，或是变得更加重要。中期拜占廷帝国管理机构的明显特征就是军官占有突出的优势地位，军区将军地位显赫。极为重要的首都市长在非罗塞乌斯的官职名录排列第18位，位在12大军区将军和近卫军（御林军）军团司令及内卫军团司令之后。[116]而且，这个时期所有25个军区的将军级别均在各部部长之上，只有奥普提马顿军区“大伯爵”低一级。在各位将军本身的排名中，帝国军事力量的骨干部队小亚细亚各军区将军地位最高，几乎所有小亚细亚各军区将军们都比马其顿和色雷斯这两个欧洲最重要的军区司令级别高。这一点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在军区将军领取的薪俸上。在利奥六世统治时期，阿纳多利亚、亚美尼亚和色雷斯松军区将军们各自领取40金镑薪俸（按照黄金价值计算相当于44438.40金法郎），而奥普西金、布西拉隆和马其顿军区将军的薪俸各自为30金镑，卡帕多西亚、查尔西安农、帕弗拉格尼亚、色雷斯和克罗尼亚军区分别为20金镑，其他军区将军分别为10～5金镑不等。[117]但是，不同种类的官员及其职能之间不存在非常严格的界线。因此，某种行政官职的具体职能可能转化为军事官职，或者某个军官职务变为行政的甚至朝廷官员，这些变动并不少见。起决定xìng作用的因素始终来自皇帝的意旨，以及他本人对涉及到的某个官员的信任程度。 拜占廷国家皇帝集权化也在城市生活和经济方面打上鲜明的烙印。拜占廷首都的所有经济活动都控制在君士坦丁堡市长手中，正如《市长手册》中表明的那样，10世纪期间，国家行政权力达到了顶点，其控制力也达到了最大范围。[118]君士坦丁堡，可能还有其他城市的商人贸易家都组织成为行会。行会特殊的重要xìng在于它负责设法为首都提供粮食，还有家畜商人、屠夫、鱼贩子、面包师和旅店业主行会。活跃的蜂蜡、yào膏油脂、香料贸易由yào膏油脂商人、肥皂商和肥皂匠、蜡烛工匠和香料商行会来安排。由于丝绸贸易在拜占廷帝国极为重要，所以有相当多的行会涉及丝绸成品的制造和销售，它们的活动比其他手工业行会更加精细专业化，在生产制造者和jiāo易买卖者之间做出明确划分：缫丝、纺织和紫色染丝、原丝贸易商、叙利亚丝绸商。最后，丝绸成衣商都有各自的行会。亚麻布匹商和皮革工匠也组成了特殊的行业组织。毫无疑问，《市长手册》只涉及了一部分君士坦丁堡存在过的行会，目前尚无最系统编排的文本。公证员、钱币兑换人和金匠都组成了各自特殊的行业组织，这个事实表明，拜占廷行会制度的发展确实达到了相当大的范围。 拜占廷行会组织是罗马制度的延续和发展。[119]拜占廷行会与罗马行会之间的继承关系是通过多种途径表现出来的。[120]在拜占廷时期，个人并不像罗马时期那样严格地束缚于其职业。行会成员资格也不是世系的，市民归属于行会并非强制xìng行为，只要符合某些条件或证明能掌握某项手艺即可加入行会，而没有其他要求。然而，这意味着国家对行会有强大的控制力。拜占廷时期形势变化的结果是，个人不再如此紧密地束缚于其职业，但他们与国家的联系则变得更加密切。国家不仅要求行会像罗马时代那样履行劳役义务，而且行会的所有活动都通过市长管理的渠道受到严密监控和严格规范。特别应该引起注意的是那些保障首都粮食食品供应行会的活动。为了确保首都城市得到充足的供应，政府规定了运往首都的粮食食品货物的数量，检查货物的质量，规定收购价格和市场价格。从各地方省区和国外向君士坦丁堡的进口活动得到积极的鼓励，而另一方面从首都出口则受到严格的限制。[121]行会组织的主要目标的确不是为生产者和贸易者的利益服务，而是为方便政府维护国家和消费者利益而对经济生活实行控制。[122]国家任命行会首脑，派遣官员专门处理行会事务。事实上，政府通过这种办法控制了城市的全部经济生活，以及城市里进行的经济活动。 如果利奥六世的立法活动标志皇帝至高无上权力发展的顶峰，那么它也反映出拜占廷贵族势力的不断增强。这一发展进程的最后阶段将动摇皇帝独裁专制统治和瓦解国家整座大厦。这一发展过程的开端可以上溯到8世纪，当时许多大贵族王朝已经相继出现。到利奥六世统治时期，贵族势力发展得十分强大，已朝着形成独立阶级的方向大大迈进，并迫使国家承认其特权。利奥六世的《战略战术》明显反映出军区将军及更高级官职只封授给具有一定地位和财产的人。[123]社会两极分化日益明显，越来越突出，以至于帝国政府不得不关注其引发的问题。两极分化对国家生活造成的危险继续发展，未被利奥六世统治机构所认识，他甚至还在经济领域帮助贵族发展。官员在任职期间未得到皇帝特别恩准不得购买货物或接受遗产和礼物，[124]这条古代法规被利奥六世废除，以满足君士坦丁堡官僚贵族们的要求，在地方省区，除了军区将军还在禁令之列，其他官员也被解除了禁令。[125]利奥六世后来颁布的立法还废除了紧邻农民优先购买土地的权利，这是防止农民田地转归地主占有的措施，邻居农户有权在6个月内暂时不支付购买土地的价钱。[126]颁布这些有助于贵族的措施的结果是，贵族更加容易兼并农民的土地，进而意味着土地贵族势力更加发展壮大，封建主义趋势更加明显，利奥六世的继任者们因此不得不面临遏制这一趋势的艰苦斗争。 与瓦西里一世不同，利奥六世似乎缺乏明确的外jiāo政策计划。其统治也与其父有极大区别，即对阿拉伯人的战争似乎没有节制，这种区别对帝国并无益处。拜占廷帝国和保加利亚之间的关系在经历了长期的和平后，出现了危机。889年，保加尔人首位基督教君主伯利斯-米哈伊尔让位后，其长子弗拉斯迪米尔成为试图重新恢复古代信仰的牺牲品，893年被废。此后，王国权力便落入伯利斯的小儿子西蒙（Scomon，893～927年在位）手中，他成为中世纪保加利亚王国最伟大的统治者。他即位后不久，保加利亚和拜占廷帝国之间就bào发了争端。这次争端的原因是由双方的商业贸易政策引发的。[127]有两个拜占廷商人被授予经营保加利亚贸易垄断权。他们在斯提连努斯扎乌奇斯的同意下，把对保加利亚人开放的市场从君士坦丁堡迁移到塞萨洛尼基，并极大地提高了税收。这似乎极大地损害了保加利亚人的商业利益，由于保加利亚人的抗议没有得到回应，西蒙于894年发动进攻，袭击拜占廷军队。[128]拜占廷帝国在巴尔干半岛地区的作战力量难以抵抗保加尔人，于是采取外jiāo计策以应付威胁，他们向马扎尔人求援，后者于是占领了第聂伯河与多瑙河之间的地区。 拜占廷人的这次求援使马扎尔人得以第一次主动chā手欧洲国家政治角逐。马扎尔人应拜占廷帝国的请求，出兵从背后袭击西蒙，多次重创保加尔人军队，将保加利亚北部领土夷为废墟。同时，拜占廷将领尼基弗鲁斯福卡斯从南部占领了保加利亚南部边境地区，帝国舰队司令尤斯塔修斯（Eustathius）则封锁了多瑙河出海口。西蒙被迫与拜占廷帝国签定停战协议。这样，他就争取到喘息时间，由于拜占廷皇帝转而与马扎尔人jiāo恶，西蒙本人也乘机转而对付这个来自俄罗斯南部大草原的好战的游牧民族。在拜占廷人的帮助下，西蒙得以击败马扎尔人，而后再对付拜占廷人，于896年，他在保加罗非贡取得了对拜占廷人的决定xìng胜利。拜占廷帝国被迫订立和约，同意向保加利亚王国缴纳年贡。后来，马扎尔人在帕臣纳克人挤压下继续向西迁徙，于他们今天所在的多瑙河平原地区安顿下来，这样，他们就楔入斯拉夫人中部领土，将南斯拉夫人与其北部和东部斯拉夫同胞分割开来。[129] 拜占廷人与阿拉伯人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的较量中，实力都略逊一筹，这是他们与西蒙战争的结果。尼基弗鲁斯福卡斯不得不被迫中断其在意大利南部的胜利战事，转而指挥巴尔干半岛战事。[130]在东方，任由阿拉伯匪帮洗劫蹂躏亚美尼亚地区，他们还挺进西里西亚，并在小亚细亚南部沿海地区开展大规模海上袭击行动。在西方和各海区，帝国也遭遇了一个又一个的灾难。陶210尔米纳这个拜占廷人在西西里的最后据点也经历了75年艰苦惨烈且损失惨重的战争后，于902年8月1日最终陷落。在东方，阿拉伯人不仅控制了地中海，而且控制了环绕拜占廷领土的爱琴海。爱琴海海域和伯罗奔尼撒半岛及塞萨利沿海持续遭到洗劫蹂躏。902年，塞萨利沿海富有的城镇德米特拉斯被摧毁。[131]最严重的危机时刻是904年由希腊变节者特里波利人利奥（Leo of Tripoli）率领的阿拉伯军事远征造成的。起初，利奥是向君士坦丁堡进军。但是，他在夺取了通向拜占廷首都的门户阿比杜斯后，突然改变其计划而转向了塞萨洛尼基。这个仅次于君士坦丁堡的拜占廷帝国最重要和最富有的城市、文化与商业活动的巨大中心，在经历了3天围困后，于904年7月31日被阿拉伯人攻陷。[132]胜利者在此进行了可怕的血腥屠杀，之后携带大批战俘和大量战利品撤退。西蒙充分利用拜占廷人的失败，迫使拜占廷帝国同意修改边界线，最终将保加利亚边界几乎推进到塞萨洛尼基城下。[133] 命运如此沉重的打击使拜占廷当局变得更聪明了，帝国政府由此在塞萨洛尼基和阿塔利亚积极修建更坚固的要塞，并采取更积极的措施加强帝国舰队。努力不久便见了成效：908年10月帝国舰队司令黑梅利乌斯在爱琴海上取得了全歼阿拉伯人舰队的辉煌战绩。[134]两年后，他率军在塞浦路斯岛登陆，由此转向对叙利亚沿海的攻击，并袭击了劳迪卡。911年，帝国发动了最大规模的海上远征。[135]一支异常庞大的舰队在上面提到的黑梅利乌斯率领下起锚出发进攻克里特岛。帝国舰队在进行了长期而无建树的战事后被迫退却。912年春季，帝国舰队在撤退途中于修斯岛近海遭到特里波利人利奥和另一位希腊变节者达米安（Damian）率领的阿拉伯人舰队的袭击，被打得大败。这样，这次大规模远征遭到失败，帝国巨大的军事和财政开支得到的是完全相反的结果。 君士坦丁七世的《礼仪书》详细描述了这次远征，其中提到拜占廷军队中包括700名俄罗斯水兵，他们得到了1“肯特那龙”黄金（相当100金币译者注）的回报。俄罗斯人参加拜占廷帝国对外战争是拜占廷帝国和俄罗斯之间建立新关系的一个结果。[136]罗斯大公奥列格（Oleg）设法在基辅立足，并控制了“从瓦兰吉亚到希腊之路”，907年他率领庞大舰队出现在君士坦丁堡城下，迫使拜占廷政府订立新商约，确保从俄罗斯来到拜占廷帝国的罗斯商人的合法地位。这个条约于911年9月得到官方正式批准，标志着拜占廷帝国和年轻的俄罗斯王国之间正常商贸关系的开始。该条约除了其他规定外，还为罗斯人提供了参加帝国战争的权利。[137] 拜占廷帝国除了这些外jiāo政策上的失败，在内政事务中也出现了由利奥六世第4次婚姻引发的内讧。他在年轻时遵从瓦西里一世的意愿与塞奥发诺（Theophano）结婚，但是这次婚姻并不幸福。897年11月10日，这位虔诚的皇后不幸去世，后来被希腊教会尊崇为圣徒。她死后，利奥便与其情fù、斯提连努斯扎乌奇斯的女儿邹伊在898年初结婚。[138]然而，邹伊却在899年底病逝，没有留下男孩子。900年夏季，皇帝迎娶了他的第三位妻子非利吉亚人尤多西亚贝亚纳（Eudocia Baiana）。这就公开违背了教会和国家的法规，形势一下子变得异常糟糕。因为几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52 章 以前，利奥六世本人亲自颁布特殊立法严格禁止第三次婚姻，甚至不赞成第二次婚姻的决定。[139]但是，不幸尾随着皇帝，尤多西亚贝亚纳不久于901年4月12日去世，利奥再度成了鳏夫。很快他就又沉迷于第四次婚姻的计划，因为他的目光被新的目标所吸引，他盯上了美丽的邹伊（Zoe Carbonopsina）。由于他的第三次婚姻就引发了与教会的冲突，此时他的新计划自然遭到普遍的激烈反对，皇帝可能早就做好了进一步斗争的准备，甚至也准备好进一步严重违背教会法和国家法律。905年，邹伊为他生下了一个儿子，这样他最重要的事情是使她生育的儿子具有合法的皇位继承权。906年1月6日，这个婴孩在圣索非亚教堂由大教长尼古拉斯（Nicholas Mysti-cus）施行洗礼，并起教名君士坦丁（Constantine），施洗的条件是皇帝与邹伊分离。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利奥于3天后，与其惟一儿子的母亲结婚，并封赐、晋升她为皇后。这个行动立即引起轩然大波，各方激烈而愤怒地加以反对。皇帝和教会领袖间的冲突迅即呈现白热化。大教长禁止皇帝进入教堂。906年圣诞节和907年主显节大斋期，这位拜占廷的贝利撒留被圣索非亚教堂拒之门外。但是，拜占廷皇帝们需要得到支持以反对自己的教会，他们经常采取的办法仍然一直有效。利奥转而寻求罗马的支持，并获得了教皇塞尔吉乌斯（Sergius III）的特许状。颁发特许状的一个原因是罗马的婚姻规定比拜占廷的宽松；另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是教皇很难拒绝皇帝超越他自己的大教长而向他申述，这意味着承认教皇的最高权力。由于教皇对他的支持，利奥得以强迫大教长尼古拉斯退休，并于907年2月在大教长的位置上安chā了既虔诚又单纯的尤塞米乌斯。[140]但是，这只能引起拜占廷教会内新的分歧，并为旧的争端提供了新的动力。[141]利奥六世实现了其计划，他的儿子于911年6月9日被加冕为皇帝。[142]这样，经过艰苦努力和斗争，王朝的延续得到了保证。同时，因为大教长被临时罢免而引起的斗争也没有得到缓和调解，但是事实上，利奥六世的统治继续延续，最终也做出了有利于大教长的决定。 第三节　拜占庭帝国和保加利亚的西蒙 利奥六世死于912年5月12日。帝国权力落入当时年仅6岁的君士坦丁的叔叔亚历山大（Alexander）之手，他轻率妄动，好寻欢作乐。[143]他确定的惟一政治原则就是设法摆脱其已故兄长的旧制。他将皇后邹伊关入修道院，削去利奥最主要的大臣的官职，安chā自己的宠臣，委以重任。这一政策使得尼古拉斯官复原职，重任大教长，并按照其意愿迫使尤塞米乌斯腾出大教长的职位。[144]这个新君主的行为对帝国外jiāo事务产生了强烈影响。由于他做事不负责任，随意撤销了拜占廷帝国在896年和约中承诺支付给保加尔人的年贡。他的这个行动给了实力稳步发展且正急于寻找机会的西蒙重开战端的借口，没有比这个事件更严重的灾难降临到拜占廷帝国。亚历山大本人根本没有看到其行动将导致的后果，因为他于913年6月6日去世。[145]马其顿王朝惟一幸存的代表君士坦丁当时只有7岁，军国要务都落到了大教长尼古拉斯领导下的摄政会议。 局势既复杂又危险。大教长尼古拉斯面对各派力量的激烈反对，其中完全效忠于王朝的势力集合在已故皇帝遗孀邹伊本人周围，而坚持忠实于前任大教长尤塞米乌斯的教士派别也充满了敌意，而大教长尼古拉斯又不得不充任这个小孩子的摄政，他本人认为这个孩子即位既非正统又不合法。混乱的局势由于军队总司令即近卫军兵团司令君士坦丁杜卡斯（Constantine Ducas）企图篡位为帝而极大地加剧了。亚历山大挑起的与强大的保加尔人君主的灾难xìng战争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的。西蒙未遭遇任何抵抗，一路杀入拜占廷境内，很快就于913年8月兵临君士坦丁堡城下。而且，这次入侵既不是抢劫xìng远征，也非单纯的征服xìng攻战，西蒙的真正目标是帝国的皇冠。西蒙自认为是拜占廷帝国的保护者，但对帝国官僚重臣庞大庄严的气势深感震惊，而拜占廷人自己也完全清楚，这个世界上只能有一个现世的帝国。西蒙的野心不是建立一个领土面积有限，与拜占廷帝国同时存在的保加利亚民族帝国，而是要建立一个取代拜占廷帝国地位的新的统一帝国。[146]正是这个野心使西蒙与拜占廷帝国之间的冲突带有突出的特征，这一特征也从拜占廷国家与桀骜不驯的邻国之间长期处于战争关系状态中凸显出来，进而使得这场战争成为拜占廷帝国面对空前严峻的考验。中世纪争夺帝国权威的斗争就等于是争夺霸权的斗争。西蒙迫使拜占廷帝国必须起而捍卫其基督教国家等级中最高帝国的地位。 但是，如果西蒙的理想确实与出现在君士坦丁堡城门下那些拜占廷帝国先前的敌人没有根本的区别的话，那么他无论如何也不能最终避免和他们一样的命运，他很快就了解到他那个时代最坚固的城堡是不可逾越的。他只得与拜占廷政府谈判，并受到了隆重盛大仪式的欢迎，进入帝国首都，大教长尼古拉斯和小皇帝君士坦丁七世亲自前往迎接。西蒙与被胁迫的摄政政府，经谈判缔结了前所未有的和解。事实上，摄政王在蛮横的保加尔人君主面前完全被震慑住了。西蒙的一个女儿将成为小皇帝君士坦丁七世的妻子，而他本人则由大教长亲手加冕为皇帝。[147]尽管这可能仅仅意味着西蒙只是被承认为保加利亚皇帝，而不是君士坦丁七世的共治皇帝，但是他的目的似乎就要实现了。实现其目标也并不遥远，拥有皇帝称号，还是在位小皇帝的岳父，这个女婿尚在冲龄，拜占廷帝国的小主人将在他的掌控中。这样，他在发誓保持对拜占廷帝国和平友好以后，心满意足地返回了家园。 然而，他离去不久，拜占廷帝国的宫廷就发生了政变，这为其全部最高理想敲响了丧钟。很明显，事实上就是大教长尼古拉斯对西蒙的过度让步才导致了其摄政地位的瓦解。已故皇帝的遗孀邹伊皇后重返宫廷并控制了权力。保加利亚-拜占廷结亲联盟计划被抛到了一边，西蒙加冕的合法xìng也被否定了。结果，拜占廷帝国和保加尔人之间bào发了新的战争。保加尔人蹂躏了色雷斯地区，西蒙要求拜占廷民众承认其为皇帝。[148]914年9月，亚得里亚堡向他投降，几年后，他又洗劫了第拉修姆和塞萨洛尼基城郊。皇后的政府必须进行防御xìng反击。最高军事指挥权就落到了前著名将领尼基弗鲁斯的儿子、近卫军军团司令利奥福卡斯（Leo Phocas）身上，但是很可惜，他没有继承其父军事将领的天赋。他的军事同僚中包括其兄弟巴尔达斯（Bardas），即未来皇帝尼基弗鲁斯二世（Nicephorus II Phocas）的父亲，以及许多最重要的拜占廷大家族的代表人物。军队的领导权已经在极大的程度上变得具有贵族xìng质，正如利奥六世的《战略战术》所揭示的（参见第208页）。但是，帝国舰队还在罗曼努斯利卡潘努斯（Romanus Lecapenus）指挥下，他是亚美尼亚农民之子，比其贵族同僚远胜一筹。经过大规模的备战，拜占廷军队侵入黑海沿海地区的敌人领土。但是917年8月20日，他们在安塞亚鲁斯附近的阿奇鲁斯遭到西蒙袭击，全军覆灭。这一灾难之后不久，他们在离拜占廷首都不远的卡塔西提再度遭到重创。西蒙成为巴尔干半岛的主宰。918年，他侵入希腊北部，并一直挺进到科林斯地峡。[149] 如果说大教长尼古拉斯摄政垮台是因为他对西蒙的要求过于让步妥协的话，那么邹伊皇后统治就因为她完全不与敌人接触谈判的强硬态度和其处理国务的无能而注定了失败的命运。帝国深陷绝境的危机形势要求有一个强有力的军事统治和可信赖的武装力量。能胜任这一重任的惟一人选就是罗曼努斯利卡潘努斯。他成功地偷袭了皇后的宠臣利奥福卡斯，夺取了政府的权力。而后，他极为精明地逐步将邹伊皇后及其亲信清除出他们各自占据的重要职位，一步步确立起其个人的控制权。919年5月，[150]小皇帝君士坦丁七世与这位新摄政王的女儿海lún娜（Helena）结婚。罗曼努斯利卡潘努斯此时被封为“皇丈”称号，这个称号在利奥六世时期曾由斯提连努斯扎乌奇斯享有。但是，不久他又进一步晋升。920年9月24日，其女婿提升他为恺撒级别，同年12月17日又被加封为共治皇帝。[151]罗曼努斯这个亚美尼亚农民之子在西蒙失败的地方取得了胜利。他是皇帝的岳父和合法小皇帝的共治君主，因此，214也是拜占廷帝国的主宰。 罗曼努斯利卡潘努斯的崛起对西蒙是个沉重的打击。大教长尼古拉斯作为中间人千方百计的调解，他写给保加利亚君主大量的求和书信都毫无效果。西蒙别无所求，只要求其成功的对手下台。只要罗曼努斯利卡潘努斯仍然是合法的小皇帝的岳父和保护人，那么通往实现西蒙终生理想的道路就永远对他封闭。只有夺取帝国首都才能实现西蒙狂妄的要求。他反复不断地蹂躏帝国领土，并于923年再度夺取亚得里亚堡，但是这一切都无法改变现存的事实。罗曼努斯坚守在其首都高大的城墙里，拒不出战，安静地消磨其时间。据守着君士坦丁堡的他就是局势发展的主宰，西蒙对此了如指掌，但是他缺少要攻克这座无敌城堡必需的舰队。因此，他与埃及的阿拉伯人签订协议，准备利用他们的海上力量联合进攻君士坦丁堡。然而，这个计划被精明的拜占廷外jiāo所破坏。拜占廷皇帝付出了远比保加利亚君主更大的价码以收买阿拉伯人，这并不是什么特别困难的任务，他还馈赠礼物，许以定期贡金。924年，当西蒙再度兵临君士坦丁堡城下时，他像913年站在同一个地方时一样意识到，他的实力只够自己来到帝国首都城墙下为止。因此，他再度要求与拜占廷帝国的皇帝谈判。924年秋季，[152]两国君主之间举行了会晤，这次会晤长久地流传在当时人和后代子孙的回忆中，又经民间传说而添油加醋。如果说913年大教长尼古拉斯接待西蒙，标志着这个保加利亚君主伟大计划的良好开端的话，那么他在11年后与皇帝罗曼努斯的会晤就是给自己的理想敲响了丧钟。 罗曼努斯一世与其前任邹伊皇后统治时期不同，他一点都不敢忽视与其强大对手打jiāo道。他在925年致西蒙的书信中的确激烈地抗议西蒙自称为保加尔人和罗马人的皇帝。但是他在随后的一封信中又解释说，他的抗议只是针对西蒙自称为罗马人的皇帝，而不是针对其拥有皇帝称号。[153]拜占廷帝国尽管很不情愿，但是还是接受了承认保加利亚君主拥有皇帝称号的妥协，附带的保留意见是，这个称号只适用于保加利亚领土。按照同一精神，西蒙于920年通过大教长尼古拉斯，被允许得到与利卡潘努斯这个新的统治家族结亲的机会，这将为他带来荣誉，但是也使他不能对拜占廷帝国的命运产生影响。而罗曼努斯也不再准备做更多的让步了，甚至也不再打算调整边界了。事实上，近些年来的经历得来的教训是，西蒙除了在军事上占有优势外，没有任何办法通过武力实现其目标，而拜占廷人则施展其外jiāo技巧，不断挤压其空间并使之陷入绝境。 拜占廷人和保加尔人之间的战争左右着整个巴尔干半岛形势的发展，将该半岛另一个地区也卷入了旋涡。当时，扎赫鲁尼亚的米哈伊尔是西蒙的同盟，拜占廷人以重大让步为代价设法争取克罗地亚人的友谊，该民族此时在其首位国王托米斯拉夫（Tomislav，910～928年掌权，925年后为国王）领导下十分强大。托米斯拉夫的权力相当于地方总督，拜占廷人又授予他管辖达尔马提亚地区城市和岛屿的权力，这些地区当时处于罗马教区管辖下。在塞尔维亚，拜占廷帝国和保加利亚双方的势力范围犬牙jiāo错，相互jiāo织，冲突不断。两大势力对塞尔维亚君主家族成员不断示好，挑动他们相互攻讦。忽而是西蒙，忽而是罗曼努斯利卡潘努斯，他们作为其保护人控制塞尔维亚，而将其对手赶出保护地。在经历了长期斗争和反复变动后，拜占廷影响占了上风，曾经在保加尔人帮助下建立塞尔维亚王权的扎哈利亚斯转而投靠拜占廷帝国。西蒙决定打击这个从其背后威胁他的敌人。但是，派去镇压塞尔维亚人的保加利亚军队被击败，他不得不再派强大部队前往镇压，经过可怕的战争破坏后，西蒙于924年前后征服了整个塞尔维亚人国家。对塞尔维亚人的征服使保加利亚统治者的边界直达拜占廷帝国的盟友克罗地亚人的边境，他很快就再度面临必须采取战争行动的局面，这同时就意味着他必须再度从拜占廷战争的主战场调转注意力。克罗地亚人的入侵使西蒙遭到重大损失，926年前后，其军队被打得大败，西蒙在教皇的调解下被迫与克罗地亚人达成和约。[154]此后，他好像又计划对拜占廷帝国开战，但是却在927年5月27日突然去世。 图34　描绘蛇鹰大战的镶嵌画地板，完成于7世纪，现存君士坦丁堡皇宫遗址 西蒙去世后，整个形势好像一下子就改变了。西蒙高傲的雄心和好战的冲动与其继承人和儿子彼得（Peter）的xìng格截然不同。彼得是个软弱放纵的君主，他匆忙与拜占廷帝国媾和，后被承认为保加利亚沙皇，并与皇帝罗曼努斯长子赫里斯托弗的女儿玛利亚（Maria）结婚。西蒙晚年建立的保加利亚主教区也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53 章 相应地得到承认。西蒙伟大的战绩并非没有后遗症。如果他那些野心勃勃的计划证明根本不可能实现的话，那么邹伊皇后选择的完全拒绝保加尔人所有要求的政策，也证明同样是完全行不通的。洞悉其中奥妙的罗曼努斯采取了中间道路，最终取得了胜利。保加利亚君主可以获得皇帝称号，但是它明确地被限定于保加尔人王国；他也可以与拜占廷统治家族结亲，但是却只能与利卡潘努斯家联姻，而不能与生于皇家紫色寝宫的正统皇室联姻。一些角色也发生了变化，拜占廷图34描绘蛇鹰大战的镶嵌画地板，完成于7世纪，现存君士坦丁堡皇宫遗址216皇帝的岳父和保护者不是像西蒙梦想的那样由保加利亚君主充当，相反，拜占廷皇帝罗曼努斯和赫里斯托弗却发现保加利亚沙皇彼得成为他们孝顺的女婿。虽然罗曼努斯一世对保加尔人采取的宽宏大量的让步并非完全没有外部压力，但是确实使自己在拜占廷-保加利亚关系中占有极其有利的位置。保加利亚-拜占廷边界地区的安定，从来都不是完全风平浪静的，拜占廷帝国在保加尔人中的影响同样也并不是十分强大，正如927年订立和约以后10年间的情况。 在南部斯拉夫人地区，拜占廷人的地位也相当稳固。被西蒙征服摧毁的塞尔维亚人在大公查斯拉夫（Caslav）领导下建立了独立国家，他在西蒙死后不久，就从普里斯拉夫出逃，设法返回其祖国，并控制了政府，同时承认了拜占廷帝国的最高宗主权。[155]西蒙先前的盟友扎赫鲁尼亚的米哈伊尔也与拜占廷帝国建立了同盟关系，并以拜占廷帝国的盟友身份接受了执政和贵族的封号，[156]就像克罗地亚的托米斯拉夫先前所做的那样。这样，拜占廷的影响在各地不断扩展，保加利亚的影响则在各地削弱。保加利亚本身也完全落入拜占廷帝国的影响中。向保加利亚传播拜占廷文明的工作早在保加尔人皈依基督教时代以后就迅速开展，此时达到了最高潮。[157]但是，由于西蒙进行的长期战争的消耗，这个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处于衰败的状况。危机时期之后紧接着是近几十年快速的发展。保加利亚出现了严重的社会对立，同样拜占廷帝国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教会和世俗大土地庄园在各地兴起，因为自从基督教传入以来，各地的教会建筑，特别是修道院在保加利亚本土和被吞并的马其顿地区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除了得到教会官方鼓励的修道院生活外，许多与教会对立的教派也大量涌现出来，尤其是在危机时代，痛苦的灵魂和绝望的精神特别强烈地渴求宗教。 图35　青铜鸟形烛台，大约完成于6～7世纪，当时埃及还是拜占廷帝国的属地，现存埃及塞加拉博物馆 因此，在彼得统治下的保加利亚王国出现了强烈反对教会的伯格米派。该异端教派创立者、教士（教皇）伯格米（Bogomil）的说教最初受马萨利安人的教义，特别是保罗派教义的影响，后两者同时长期活动于保加利亚和马其顿地区的斯拉夫民众中，他们是拜占廷政府大批迁移到色雷斯地区去的。如同早先从古代摩尼教思想中发展起来的保罗派教义一样，伯格米派教义属于两元论教义，根据这种教义，现实世界是由善（上帝）和恶（撒旦）两大势力主宰着，这两种对立力量之间的冲突，决定了现世和人类生活发生的所有事情。整个可见的世界是撒旦的杰作，因此也由邪恶所控制。伯格米派如同其东方前辈一样，为了纯粹的精神宗教活动和彻底的禁yù生活方式而奋斗。他们激烈反对任何外在的崇拜形式，反对任何宗教仪式，特别是反对基督教教会的全部秩序。伯格米派反对教会统治当局的起义也促使反对现存世俗秩序的起义，后者在教会中得到强大的精神支持。伯格米派运动是反抗统治者、权贵和富人的呐喊。 伯格米派在保加利亚特别是在马其顿地区深深扎根，还特别受到保加利亚王国以外广大地区民众的热烈欢迎，并在拜占廷帝国境内、塞尔维亚、特别是在波斯尼亚、意大利和法国南部形成了多种不同的教派。属于伯格米派的教派如巴布尼派、巴塔林尼派、卡撒尔派、阿尔比派，如同其小亚细亚的前辈一样，是这场伟大运动的表面表现形式，这场运动遍布自亚美尼亚山区到法国南部的广袤地区，在不同地方如星星之火燃烧着。该异端在危机和外敌入侵时代发展得极为迅速，社会基础广泛，因为正是在这样的时代，悲观厌世的基本思想找到了最丰富的营养。它不仅拒绝一个确定的秩序，而且反对现存的地上人世，它的主张在这样的时代对人们产生了最深刻的影响。[158] 第四节　中央政府反对封建贵族的斗争和皇宫里的文化活动：罗曼努斯利卡潘努斯和君士坦丁七世 罗曼努斯利卡潘努斯使自己占据了帝国内最强大的地位，这也解释了他在处理对外事务时信心十足的原因。他不再满足充当其女婿的共治皇帝。不久，两位君主的官方排位次序也发生了变化：罗曼努斯成为最高皇帝，而小皇帝君士坦丁七世却成为其岳父的共治皇帝。罗曼努斯利卡潘努斯的儿子们也被提升到共治皇帝的地位：先是赫里斯托弗于921年5月20日，而后是斯蒂芬和君士坦丁于924年12月25日成为共治皇帝，赫里斯托弗的位置甚至排列到合法皇帝君士坦丁七世之前。赫里斯托弗成为排位第二的皇帝，地位只在其父之下，也成为未来皇位的继承人，而马其顿王朝合法的小皇帝却只能满足于作为装饰xìng角色而排在第三的位置。[159]这样，罗曼努斯一世就建立起与合法的马其顿王朝并肩而立的、自己的王朝，并使他本人排位在先。其3个儿子均加冕为皇帝，第四子塞奥非拉克特（Theophylact）被安排从事教会事务，同时，他还有一个孩子被送去当尼古拉斯米斯提库斯的副手，显然是未来大教长的人选。罗曼努斯一世建立的政府体系使人们非常容易想到瓦西里一世曾经建立的王朝。但是，他不像瓦西里一世，罗曼努斯一世并没有以暴力方式抛弃合法王朝的代表，而是采取蒙蔽小皇帝的办法，设法通过婚姻建立亲缘关系，而后逐渐地、几乎不为人察觉地将小皇帝排挤出去。 罗曼努斯一世作为天才的政治家和外jiāo家，是一个谦和谨慎的化身。他精力充沛，意志坚定，虽然完全反对任何形式的极端主义，但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却坚忍不拔，冷酷无情，做事果敢毫不犹豫，并且从不放弃自己的目标。另外，他也拥有一种当君主的最重要素质，即精明地挑选搭档的能力。他发现了杰出的大臣“宫廷大总管”后来升任“寝宫陪睡官”的塞奥发尼斯（Theophanes），并在其老家的同乡中发掘出卓越的军事将领约翰库库拉斯（John Curcuras），923年任命他担任近卫军军团司令。他作为出身低贱的暴发户，过去很难被拜占廷贵族社会所接受。其年轻的女儿们此时都成为生于皇帝紫色寝宫的君士坦丁七世皇帝的小姨子，罗曼努斯通过将她们嫁给贵族出身的家族成员的办法，使自己与阿尔吉利（Argyri）和穆塞勒（Musele）这样的显赫家族建立了亲缘关系。 教会也忠实于他，大教长尼古拉斯米斯提库斯与他私jiāo甚笃，且有共同利益，完全隶属于他，而尤塞米乌斯于917年去世，其追随者构成的派别虽然纠缠不休，但早已失去了重要xìng。罗马教会刚刚经历了其历史上一个最黑暗的时期，总是事事逢迎强大的皇帝的意旨。920年7月，在罗曼努斯正式登基以前召开的有罗马教皇代表出席的宗教会议上，按照大教长尼古拉斯米斯提库斯的意愿，对利奥六世的第四次婚姻问题做出决定，公开宣布第四次婚姻非法，第三次婚姻得到有条件的承认。这个决定使大教长感到道德上的极大满足，而对罗曼努斯来说好处多多，因为它使马其顿王朝的尊严和威信扫地，而给他带上了恢复教会统一的光环。在经过毫无意义的漫长争论后，拜占廷教会最终实现了统一，尼古拉斯米斯提库斯得以在其“统一告白”（）中宣布其胜利。[160]此后数年，世俗权力和教会权力之间出现了和睦相处的合作时期，这使人想起《序言》中勾画的理想社会的图景（参见第201页）。由于国家统治者协助大教长恢复了其权力，那么教会的大教长就应该反过来在皇帝反对西蒙的伟大斗争中站在他一边，成为他坚定的支持者和顾问。 但是，拜占廷教会的局势还是缺乏稳定xìng，主要的原因是它太过于依赖教会领袖的个人魅力，而皇帝的意愿又决定着大教长的任免。925年，尼古拉斯米斯提库斯去世后，教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经历了彻底的变化，结果使拜占廷教会一度享有的重大权力丧失殆尽。两个无足轻重的人物轮流担任大教长职务后，罗曼努斯设法使大教长职位空缺了一段时间，而后提升其6岁的儿子塞奥非拉克特担任该职。933年2月2日，教皇特使为这个小孩加冕，这几位特使是皇帝为此目的特意从罗马请到君士坦丁堡来的。年幼的大教长完全盲目地按照其父亲的意愿办事。其他时间里，他在家里比在教会里呆得更安稳些，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状况按照其趣味和爱好，没有任何中断地一直持续到956年他去世为止。 罗曼努斯利卡潘努斯作为政治家的伟大之处，还非常清楚地表现在保护小土地经营者的立法中。拜占廷国家面临着十分严重的社会问题：“权势者”（）大量购买兼并“贫穷者”（）的地产，迫使后者成为他们的“依附农”（）。这种现象伴随着拜占廷土地贵族的崛起，整个过程对拜占廷国家构成极大的威胁，因为自伊拉克略时代以来，国家的财政税收、经济实力和武装力量都建立在农民的小土地占有制和农兵土地占有制的基础上。罗曼努斯利卡潘努斯是第一位认识到这种危险的皇帝，而其前任几乎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些危险。“小土地占有利益巨大，因为他们向国家纳税，履行军役义务；如果小土地持有者数量减少，这些好处都将丧失”。[161]罗曼努斯皇帝的这些话表明，他是何等清楚地了解问题的本质和重心所在。如果经历几个世纪斗争考验的制度要保留下来，而且拜占廷国家的财政军事实力与之共存亡的话，那么政府首先要做的就是防止小土地占有被“权贵者”吞并。罗曼努斯利卡潘努斯着手处理他那个时代最棘手的难题，并指明了未来一段时期拜占廷政策的发展方向。他开始进行反对拜占廷帝国大地产扩张的激烈斗争，这场斗争后来被其继承者作为榜样而继续推行。 他采取的第一个步骤是于922年4月颁布法令，重新宣布邻居优先占用附近荒地的权利，利奥六世曾废除了这一权利（参见第209页），他还推出了一项关于“优先权顺序”（）的重要新规定。[162]在农民转手土地过程中，无论是出售还是租赁，有5类确定了优先顺序的情况将享有优先权占用附近荒地：一是占有相邻土地的任何亲属；二是其他邻近土地占有者；三是与将要转手的土地jiāo错的地产占有者；四是共同jiāo纳税收的相邻土地占有者；五是其他相邻土地占有者。只有当上述5类人全都拒绝购买时，这块土地才能被转手给外人。这个精心思考出来的制度，[163]考虑到了任何可能出现的细节，其主要的目的就是保护小土地不被“权贵者”进行投机xìng收购，或者被过度瓜分。的确，大土地贵族不再被允许购买或租赁农民的土地，除非他们在相关的村庄早已拥有地产。也就是说，他们属于上述5类情况。他们不可以从“贫穷者”那里接受馈赠或遗产，除非他们是这些穷人的亲戚。[164]任何人如果违反了这些规定，都必须无条件地归还得到的地产，除非已经达到10年以上的保护期限，此外，他还必须向国库缴纳罚款。如果转手的是农兵土地，就要无任何条件将转手的土地归还近30年来占有该地的主人，即使转手土地的实际价值已经低于一个农兵军役装备所需要的价值。 这道法令除了其严厉之外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927～928年的冬季异常寒冷且漫长，结果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农业歉收，随之而来的是严重的大饥荒和灾难xìng大瘟疫。而“权贵者”们利用这一严酷现实，低价、压价收购饥饿的农民的土地，或者将他们的土地当作换取食物的抵押品。当时，这一形势迅速发展，导致颁布了934年9月的法令，[165]皇帝以极为严厉和激烈的口吻斥责自私的“权贵者”表现得比饥荒和瘟疫还要残忍。不过，他并没有下令全面没收这一期间兼并的农民土地，而922年的法令则很可能强行将最邻近的土地归还原主。当然，所有馈赠、遗产和类似协议也都被宣布为非法。所有以低于公认合理价格一半价钱购买的土地都要无偿地归还原主。而按照正常价格jiāo易的土地则在归还土地后，原地主应在3年内清偿购买土地的钱款。进而，他再度立法严禁任何“权贵者”从农民手中获得土地，这类土地必须无补偿条件地归还原主，同时要向国库缴纳罚金。总之，皇帝公开表明他确信通过法律可以征服帝国内部的敌人，就像他已经征服了外部敌人一样充满信心。 尽管皇帝声色俱厉，但是934年的法令却表明，政府施行的措施并不像预期的那样有效。可以肯定的是，在大饥荒时期农民出卖的大部分土地仍然被控制在大地主和贵族手中。因为人们很难想象一个由于饥荒被迫卖掉了土地的农民能在3年内找到办法偿还卖地的钱款。即便是那些完全违法的土地jiāo易，就算要无偿返还已经转手的土地的话，这些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54 章 土地的所有权事实上大部分并没有归还到农民手中。因为在大部分情况下，这些违法jiāo易的买主绝大多数就是当地的官员，或是他们的亲戚朋友。大土地所有者和官员共同构成了一个社会等级。正像一个官员非常自然地渴望得到所在省区里他所喜欢的地产一样，一个富有的土地所有者也始终渴望打入官僚阶级，以此提高自己必不可少的社会重要地位，并充分利用获得的官职地位，或得到的官僚头衔建立多种关系。“权贵者”既是土地所有者，也是官员，这是一个规律。[166]这种状况说明罗曼努斯利卡潘努斯发动的这场遏制土地兼并的斗争异常艰难。中央政府的意愿遭到了经济上最富有、政治上最强大的社会群体团结一致的激烈反对。这些负责执行皇帝法令的人大部分对严令禁止的事情毫无兴趣。[167] 但是，出现农民本身抵制中央政府政策的现象也并非异常，沉重的赋税负担，导致了出现向庇护制发展的潮流。经济上破产的农民完全没有丧失自由的担忧，纷纷寻求强大领主的保护，领主则承诺使他们摆脱沉重的税收负担和各种义务。这就是当我们考察帝国立法时发现，农民为什么不仅出卖土地，而且有时甚至将土地赠送给大土地贵族的原因。这是再明显不过的事情了，农民们将其人身自由jiāo付给大地主可以逃避悲惨的和动dàng不定的命运，寻求保护可以免除国家的强征暴敛和苛捐杂税，特别是逃避收税官员的敲诈勒索。为保护小土地占有者而施行惩罚手段的国家，面临着各种各样极其艰难的问题。[168]在对外事务中，帝国直到927年时都完全忙于应付对西蒙的战争。在东方，被迫进行的军事活动主要是防御xìng的，主动出击让位于外jiāo活动，通过这些活动企图与亚美尼亚人建立同盟，而后者只想与阿拉伯国家保持和平。一旦保加利亚的威胁被平息下来，拜占廷军队就在杰出将领约翰库库拉斯率领下开始在东方发动攻势。[169]陶鲁斯山脉周围地区如同先前一样保持着安定，军事行动的舞台在亚美尼亚，特别是在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地区。[170]第一个重大胜利是夺取并收复了美里特奈。这个重要城市是拜占廷人多次军事行动的目标，于931年首先被约翰库库拉斯占领，但很快又重新落入阿拉伯人之手，直到934年5月19日该城才再度为这位拜占廷将领夺取。但是，约翰库库拉斯却遭到摩苏尔和阿勒坡埃米尔、汗达尼德王朝成员塞费-阿德-达乌拉赫（Saif-ad-Daulah）的进攻。当时，阿拔斯王朝哈里发的权势持续衰落，而汗达尼德王朝的势力正在崛起，结果与拜占廷帝国的战争行动就由塞费-阿德-达乌拉赫指挥。拜占廷人为了抵抗这股新的敌对力量，被迫与巴格达的哈里发和埃及的伊克什迪德王朝建立友好关系。938年9月，汗达尼德王朝军队在幼发拉底河上游地区取得了战胜约翰库库拉斯的重大胜利，而后侵入亚美尼亚，迫使许多亚美尼亚和伊贝利亚人君主承认其宗主权。他们在席卷了被征服土地后，出现在拜占廷领土上。940年，摧毁了克罗尼亚周围地区。这时，哈里发国家bào发了内讧，塞费-阿德-达乌拉赫不想失去这个干涉巴格达事务的机会，因此停止了对拜占廷人的进攻步伐。 这真是拜占廷帝国的幸运，因为941年6月，罗斯人发动了一次袭击，他们从比塞尼亚沿海地区登陆，大肆洗劫了整个博斯普鲁斯海峡亚洲一侧的地区。东方阿拉伯人停止战争提供的喘息之机，使拜占廷人得以有机会发动对敌人的成功反击。约翰库库拉斯亲自奔赴战场，罗斯人遭到惨重失败，当他们准备从水路退却时，其舰队却在海战中遭到卓越将领塞奥发尼斯指挥下的拜占廷海军施放的希腊火的攻击，全军覆灭。[171]罗斯人于907年和941年两度袭击拜占廷人的结果完全不同，而拜占廷人对这两次袭击的态度也完全不同，表明在此期间，拜占廷国家的军事实力已经得到极大的增强。但是，944年秋季，当罗斯大公伊格尔（Igor）率领强大的武装力量和帕臣纳克人出现在多瑙河地区时，拜占廷政府还是认为最好的办法是用礼物和金钱分化敌人的力量。此后不久，在同年底前，双方达成了新的商约，[172]该商约大体类似911年的222商约，但是其许多内容都有利于拜占廷帝国。[173]马扎尔人也对拜占廷帝国领土发动了多次入侵，对此，拜占廷人同样采用了金钱收买的政策。 约翰库库拉斯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大败俄罗斯军队后，得以起程去东方美索不达米亚前线重新开启战端。943年，他在一系列快速胜利的战事中占领了马提罗堡、阿米达、达拉和尼西比斯诸城，之后回师攻击埃德萨，此地藏有一个基督教最重要的圣物，即基督施行神迹的图画，我们是从阿布加尔传说中了解此物的。经过艰苦的围困，该城被迫jiāo出这个“非人手绘制”的圣曼底隆图画。这个被拜占廷军队以武力从异教徒手中解放出来的圣物，被以极为隆重的仪式迎接回君士坦丁堡。944年8月15日，拜占廷首都以空前的宗教庆典节日的方式迎接它的入城。 由于约翰库库拉斯的辉煌胜利，拜占廷的东方前线极大地向前推进了，拜占廷人在亚洲的权威实际上也大为提高，从而为皇帝尼基弗鲁斯福卡斯和约翰基米斯基时期的重大反击铺平了道路。由于受到拜占廷人展示的实力的震慑，阿拉伯所有部落纷纷前往帝国，改宗皈依基督教后定居在拜占廷省区。由于阿拉伯边境地区民众的归顺，拜占廷军队的进一步进军明显变得更容易了。 夺回圣曼底隆图画是皇帝罗曼努斯一世取得的最后一次胜利。一个奇异的悲剧xìng结局在等待着这个伟大的君主，正应验了《圣经》所说的真理，人最可怕的敌人就是其最亲密的人。罗曼努斯的地位似乎是威不可及的，但他却成了他自己的儿子们权力yù望的牺牲品。他亲自确定为其继承人的长子赫里斯托弗死于931年。在罗曼努斯一世正在权衡他的几个儿子，没有及时宣布他们排位在合法皇帝之前，[174]由于担心他们年迈的父亲死后，权力落到“生于皇室紫色寝宫的”君士坦丁身上，罗曼努斯一世的儿子斯蒂芬和君士坦丁利卡潘努斯策划了宫廷政变。944年12月16日，年迈的皇帝被其子下令逮捕囚禁在普罗特岛。948年6月15日，拜占廷历史上最杰出的君主之一在这里作为一个修道士，孤独地死于流放生活。 事实很快就显示出年轻的利卡潘努斯皇帝们完全打错了算盘。他们的政变行动很可能就是由于君士坦丁七世支持者们私下散布流言蜚语所激发的。[175]无论如何，“生于皇室紫色寝宫的”皇帝完全占据了上风，因为他在青睐合法皇帝的拜占廷民众中拥有越来越强大的支持者，而两个政变皇帝背后却没有任何支持者。由于他们流放了自己年迈的父皇，他们使自己远离了其极少数的支持者。他们于是策划清除合法皇帝的第二步计划，但是却再也不能付诸行动了。945年1月27日，君士坦丁七世下令逮捕他们，并流放外地，兄弟俩后来在流放地横遭暴死。 这样，“生于皇室紫色寝宫的”君士坦丁七世最终在其将近40岁时，继承了他作为皇帝的权利，这是他在孩提时最初获得皇帝加冕33年后才重新得到的权利。945年4月6日复活节礼拜日，其子罗曼努斯也被晋升为皇帝地位，他的名字取自其外公。[176]君士坦丁七世长期被排斥于政府之外，虽然这极大地伤害了他的自尊心，但他还是不太情愿地接受了现实，这个事实通常更多地被说成是合法皇帝自己的个xìng特点，而很少从外因解释。君士坦丁七世与其父亲利奥六世相比，更明显地属于学者型文人，而不是个政治家。其求知yù强烈，嗜书如命，是个刻苦勤勉的研究者，历史兴趣极为浓厚，他惟一的爱好就是读书和写作，好像更多地生活在历史而非现实中。他肯定也对政治有些兴趣，甚至还涉猎战争艺术，但是这仅仅停留在理论上，就好像他对任何知识领域同样感兴趣一样。这样，他即便是在单独统治时期，也总是准备按照他人的指点做事，特别是听从其妻子海lún娜的指点，而她的血管里流淌着追逐权力的利卡潘努斯家族的血液。君士坦丁七世的历史重要xìng并不在于他那些并无实际效果的政治影响，而在于他对教育和学术领域极为强大的影响和硕果累累的活动。他编纂了名为《礼仪书》的百科全书，该书具有无与lún比的史料价值，他的其他作品包括帝国各省区的地理和历史调查，一部关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重要论文，还有关于其祖父瓦西里一世的传记。其他一系列重要的历史著作和大量关于各种不同学问题目的作品，以及关于实际生活事务的作品，据说也都是在他的命令和建议下开始写作的。他还对许多古代作家，特别是历史学家的著作进行了一丝不苟的摘要和概述。这位加冕的文人和文学艺术的慷慨赞助者还极大地推动了帝国文化活动，使高尚的文化活动发展到空前狂热的程度。其惨淡统治的时期和那些最伟大的拜占廷政治家和军事将领统治时期一样灿烂辉煌，其对拜占廷帝国整个发展史的影响同样深远而强烈。这位皇帝及其追随者的学术贡献主要采取了编纂的形式，其创造能力的确还不足以产生新的文化价值。但是，它确实把那些值得注意的知识收集到了一起，将所有应该作为文明和教育的、具有保留和传承价值的知识进行了编辑。君士坦丁七世的文学活动具有现实的说教目的，他编纂和鼓励完成的作品为其同时代人和后人，尤其是为其子和继承人罗曼努斯提供了指导。它们事实上是参考xìng作品。百科全书、论文和历史叙述就是君士坦丁七世及其圈内人指导、影响下的文学形式。 图36　镶有乌银的镀金银碟，为宗教仪式中使用的圣餐碟，上面饰有使徒聚餐的图案，大约于565～578年在君士坦丁堡制作，直径35厘米 利卡潘努斯家族倒台后，拜占廷宫廷的人事也发生了深刻变化，这是完全可以想象的到的。君士坦丁本人完全依靠强大的福卡斯家族。罗曼努斯利卡潘努斯以前的政治对手的兄弟巴尔达斯福卡斯担任了最高军职东方近卫军军团司令，与他一起占有最重要军职的是他的三个儿子。除了这些变化外，虽然君士坦丁七世终生一直怀着激烈反对其岳父的感情，[177]但是其岳父这位伟大君主采取的政治方针一直被沿袭下来，无论内政，还是外jiāo都未作改变。 君士坦丁七世的政府甚至沿袭标志着罗曼努斯利卡潘努斯政府的正确的农业政策，在其立法中采取后者的立场。947年3月公布的一道法令，[178]可能是由“贵族”衔“圣库伯爵”塞奥非鲁斯（Theophilus）起草的，首次用来处理阿纳多利亚和色雷斯松军区事务，规定立即无条件归还所有自君士坦丁独立统治以来被大地主“权贵者”兼并的或将要被兼并的农民土地。甚至在那些已经将农民土地转手给“权贵者”的地方，农民们仍然享有优先占用该土地的权利，其他方面与以前的法令一样。而对于以前jiāo易的土地，罗曼努斯于934年颁布的法令仍然有效，而且不只是对934年前，甚至对自927年大饥荒直到君士坦丁七世独立统治开始的整个时期都有效。因此，偿还购买土地价钱的义务就扩大包括了934～945年间进行的所有土地jiāo易，这无疑是对大贵族的重要让步。根据君士坦丁七世947年的法令，那些财产总额不足50金币的极度贫穷的卖主，可以免除偿还土地的价款。但是，我们从其子的法令中了解到，君士坦丁七世在大贵族的鼓动下，被迫在后来的法令中宣布这一禁令无效，只是把偿还买地价钱的允许时间从3年延长到了5年。[179] 君士坦丁七世后来的法令是由其新任“贵族”衔“圣库伯爵”塞奥多利迪卡普利特（Theodore Decapolites）[180]起草的，涉及保护农兵土地占有。它规定所有用于农兵维持生计提供军需装备的地产不得被转手，它还沿袭惯例明确规定每个骑兵农兵的地产和海军军区（即西比拉奥特、爱琴海和萨莫斯岛诸军区）农兵的地产价值最低不得低于4金镑，而在帝国海军中领取部分军饷的每位农兵的地产价值不得低于2金镑。[181]通过世袭继承的农兵地产分割是被许可的，条件是分割者必须共同履行服役义务。如果农兵地产的价值超过了法令规定的最低限数量，那么只有超过的部分，可以在没有被军区将军征用的情况下转手。已经确定无疑成为农兵地产的土地所有权需经40年才可认定无效。原先规定非法转手的农兵地产必须无条件从购买者手中剥夺，以归还其原主的法令得到更严厉的执行。而且，有权要求获得归还农兵土地的人不仅指该土地的原主，而且将优先权扩大到与土地原主有血缘关系的亲属，以及其他亲属序列：与土地原主共同履行服役义务的人，或与土地原主共同服役的人，或与土地原主共同纳税的更贫穷的农兵，最后是与土地原主属于同一个纳税单位村庄的农民，总共有6个次序。 这个塞奥多利迪卡普利特，还是君士坦丁七世之子罗曼努斯二世时期颁布的法令的起草人，该法令详细解释了前代立法，再度关注927年大饥荒时尚未完全解决的土地jiāo易问题。该法令的其他部分再度强调，自君士坦丁七世独立统治开始后，转手的农兵土地均必须无任何条件地归还原主。[182]同一皇帝还于962年3月为色雷斯松军区颁布了关于返还已经转手的军役地产的前代法令的解释，规定凡持良好愿望的购地者，都必须无条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55 章 件将土地归还原主，而心怀歹意的购地者必须受到更严厉的惩罚。[183] 在外jiāo事务方面，罗曼努斯二世统治后半期如同君士坦丁七世独立统治时期一样，主要忙于对东方的阿拉伯人的战争。而在意大利南部，长期持久的战争一直在持续，没有出现任何具有全局xìng意义的重要变化。巴尔干半岛北部边界一直保持和平，没有被打破过，可能在958年发生过一次抵抗马扎尔人入侵色雷斯的战事。这样，拜占廷的军事力量就集中于亚洲和地中海东端区域的斗争。949年，君士坦丁七世政府对克里特岛的海盗匪巢进行了一次清剿，这次剿匪行动在规模和方式上使人联想到利奥六世的那次大规模远征。[184]但是，这次行动的所有军事努力和财政支出又都打了水漂。这次军事远征可悲的失败完全是由于指挥官君士坦丁龚吉拉斯（Constantine Gongylas）的无能。尽管胜负时有变化，但是约翰库库拉斯在叙利亚北部和幼发拉底河流域开始的战争却持续地获得了很多胜利，在此，拜占廷人遭遇了其老对手塞费-阿德-达乌拉赫。949年他们夺取了日耳曼尼西亚，多次击败敌人，于952年渡过幼发拉底河。但是随后其命运就改变了，塞费-阿德-达乌拉赫重新夺取日耳曼尼西亚，侵入帝国领土，并于953年俘虏了帝国舰队司令之子君士坦丁福卡斯（Constantine Phocas）。此后数年，塞费-阿德-达乌拉赫不断地取得胜利，直到957年（即尼基弗鲁斯福卡斯于954年底取代其父巴尔达斯福卡斯担任军队总司令以后），拜占廷帝国才重新占据主动。967年6月，叙利亚北部的哈达什投降。958年，帝国将领约翰基米斯基经过激烈战斗后，夺取了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地区的撒莫萨塔。 君士坦丁七世统治的明显特点是与外国宫廷保持着极为活跃的外jiāo关系。除了派遣大量使节与好战的阿拉伯国家及其邻国进行谈判外，还与科尔多瓦的倭马亚哈里发阿布-阿尔-拉赫曼三世（Abd-ar-Rahman III）和奥托一世（Otto the Great）jiāo换礼节xìng使节。然而，更具有历史重要xìng的是隆重接待了罗斯女大公奥尔加（Olga），她还于957年秋季在拜占廷帝国宫廷住了一段时间。这个年轻的罗斯国家的君主在进行这次私人访问前不久皈依了基督教，接受了洗礼，按照拜占廷皇后的名字取名为海lún娜。她的这次访问开启了拜占廷和俄罗斯关系的新时代，使拜占廷教会在罗斯的传教活动得到新的推动。[185] 第五节　征服时期：尼基弗鲁斯福卡斯和约翰基米斯基 君士坦丁七世于959年11月9日去世，之后，其子罗曼努斯二世继位，他是个英俊而魅力十足的青年，但是轻佻而缺乏意志，他确实继承了其父政治上的无能，但是又没有其父那样的学术天赋。当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秉承罗曼努斯利卡潘努斯的意旨，与普罗旺斯的休（Hugh of Provence）的私生女订婚，只是由于小公主的早逝才使他解除了这一婚约的束缚。只要婚约没有变为正式的婚姻，这对于生于皇室紫色寝宫的皇帝之子来说，原本就是小事一桩。大约在956年，罗曼努斯按照自己的意愿与一个收税官的女儿阿纳斯塔索（Anastaso）结婚，她成为皇后以后取名为塞奥发诺（Theophano）。这个女人极为漂亮，但是放dàng不羁，野心勃勃，注定要在拜占廷帝国历史上扮演一个不同寻常的角色。[186]罗曼努斯二世完全听从她的指使。为了取悦她，皇帝的母亲海lún娜被迫隐退，皇帝的5个姐妹被迫进入修道院。罗曼努斯二世从不cāo心国家事务，而把军国大政全都放心地jiāo给宦官约瑟夫布林加斯（Joseph Bringas）。这是个能力超群的人，但是不为民众所欢迎。特别是皇帝完全被尼基弗鲁斯福卡斯的英雄声望所湮没，其短暂的统治惟一值得注意的是引导出这位天生军事帅才的光辉统治。 960年夏季，尼基弗鲁斯福卡斯率领强大舰队进攻克里特岛。[187]经过长达整个冬季极为艰苦的围攻，其军队于961年3月夺取该岛首府堪达克斯（即堪地亚）。海盗匪巢被彻底摧毁，克里特岛在落入阿拉伯人手中将近一个半世纪以后再度为拜占廷帝国所控制，从而为帝国在东地中海海上的霸权提供了最重要的战略据点。拜占廷帝国在以往几个世纪里，都没有取得过比这更伟大的胜利了。 尼基弗鲁斯福卡斯在君士坦丁堡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后，又发动了与塞费-阿德-达乌拉赫的战争。这次，他再度取胜，带上胜利的桂冠。他接二连三地取得胜利，占领了西西里安纳扎布斯，经过苦战夺取了日耳曼尼西亚、拉班和杜鲁克（即多利切或图卢奇）。962年12月，阿勒坡，这个塞费-阿德-达乌拉赫的首都也在围攻下向他投降。虽然这些城市的攻占还没有最终确定其归属权，但是，这位将领的胜利进军无疑证明了拜占廷巨大的优势地位。与汗达尼德王朝的斗争是拜占廷外jiāo政策近30年来的核心内容，此时终于以对拜占廷人极为有利的结局结束了。对塞费-阿德-达乌拉赫的这场胜利，消除了阿拉伯人在亚洲最危险的中心，正如征服克里特岛清除了阿拉伯人在东地中海的基地一样，拜占廷人向东方进一步的进军道路已经由此打开。 对这位胜利将领的报偿是皇帝的皇冠。963年3月15日，罗曼努斯二世早早去世，皇权随即落入皇后塞奥发诺手中，她升任其幼子瓦西里二世（Basil II）和君士坦丁八世（Constantine VIII）的摄政。精明的皇后清醒地知道，这样的安排不会持续很长时间。她不顾约瑟夫布林加斯的意见，与尼基弗鲁斯福卡斯达成了共识。后者在恺撒利亚被其部下拥立为皇帝，旋即于8月14日进军君士坦丁堡，在血腥的巷战中粉碎了约瑟夫布林加斯的抵抗，于8月16日在圣索非亚教堂加冕称帝。年轻的皇后于是下嫁这个头发花白、老谋深算的年迈老将军。篡位者就这样成为合法的马其顿王朝的同盟和两个生于皇室紫色寝宫的小皇子的保护人，这对小哥俩拥有的皇帝权利是与生俱来的。宦官瓦西里（Basil）随即取代布林加斯的职位，任行政管理的首相，他是罗曼努斯利卡潘努斯的私生子，一个具有真正拜占廷式狡诈和无限贪yù的人，但也是个天生拥有政治家智慧的人。他在君士坦丁七世统治时期就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曾官至“寝宫陪睡官”，此时再被晋升到为其特设的头衔“总理”官职，[188]成为新皇帝的首席助手。东方最高指挥权委任给卓越将领约翰基米斯基，他被任命为东方军队的司令。约翰基米斯基为亚美尼亚大贵族成员，是当时仅次于皇帝的最杰出的军事将领。皇帝的弟弟和以前的军事同行利奥福卡斯（Leo Phacas）担任西方军队的司令，享有“宫廷大总管”头衔，同时，皇帝年迈的父亲巴尔达斯福卡斯被授予恺撒这个特别的高级头衔。[189] 随着尼基弗鲁斯福卡斯登基（963～969年在位），小亚细亚最重要的大家族之一控制了权力。应该说无论是外貌长相，还是言谈举止新皇帝都与其贵族血统不相配。他的外表并不引人注意，xìng格粗犷，情绪yīn郁，生活方式单调古板。驰骋疆场御敌搏杀是其惟一的爱好，而祈祷和与圣徒jiāo谈是其精神上惟一的需要。他很快就成为战士和修道士的好友，还是阿索斯圣山拉乌拉修道院建立者圣阿纳斯塔修斯（St.Anastasius）的狂热崇拜者。正是在尼基弗鲁斯统治时期，这个希腊的著名修道院中心首次开始兴盛，尼基弗鲁斯这个“萨拉森人的白色死神”一生都打算从现实世界引退，成为一名修道士。[190] 尽管尼基弗鲁斯有些非贵族习俗，但他是并且后来一直是“权贵者”的真正代表人物，他成为皇帝标志着拜占廷贵族的胜利。如果说以前在罗曼努斯利卡潘努斯这个农民之子和马其顿王朝代表人物统治下的拜占廷政府一直在遏制大贵族地产的扩张兼并，那么此时大贵族地主开始反击了。967年尼基弗鲁斯228福卡斯颁布的法令[191]公开宣称，他以前的皇帝们表明自己属于农民派，这违反了所有臣民都享有同样法律公正的原则。“贫穷者”此时被剥夺了他们享有的优先占有转手给“权势者”土地的权利，穷人只能从穷人那里得到土地，而富人也只能从富人那里得到土地。在其他方面，前代法律仍然有效，但是主张927年大饥荒以前转手土地权利的请求不再有效，因为40年的宽限期此时已经过期。这些法规本身似乎并不苛刻，因为农民们实际上是否真的经常要求享有反对大土地贵族的优先权确实是个问题。但是，新法令的心理影响肯定极为强烈，因为富人此时可以以公正的名义保护自己，反抗以前的各项法令对他们的攻击。尼基弗鲁斯福卡斯已经改变了其前任皇帝们推行的明显偏袒农民的政策。 一方面，这个士兵皇帝采取步骤巩固、增加了军役地产。根据前代法规，在归还早期转手的农兵地产时，该地产总价值最低不得低于4金镑，任何达到这一最低限价值的农兵地产必须无条件归还原主；任何高于这一价值的部分在归还时应按照合理的地价给予补偿。此后，鉴于士兵装备需更新并坚固，费用开支增大，故而不可转手的军役地产的最低限额增加到12金镑。这意味着如果一个农兵的地产总价值低于这个限额，那么其地产的任何部分都不可转手，而任何土地jiāo易转手导致农兵地产低于这个限额，则该块土地应无条件地返还原主。只有在转手土地的价值高于这一限额的情况下，才需要偿还购买土地的价款。[192]尼基弗鲁斯将农兵土地总价值提高了3倍，这一措施无疑促使军队的社会成分发生变化。在一定程度上，这个计划导致帝国基本上背离了前几届政府采取的以“贫穷者”小土地占有为基础的政策。尼基弗鲁斯极力保障其土地价值达到12金镑的这些重装农兵事实上不是“贫穷者”。[193]他大概只能从刚刚获得发展的新兴小贵族阶级中招募士兵，马其顿王朝的立法中比较频繁地提到这些小贵族。 另一方面，尼基弗鲁斯以罗曼努斯利卡潘努斯为榜样，设法限制教会大地产和修道院大地产。尼基弗鲁斯在罗曼努斯只是偶尔触及这个难题的地方着手，他于964年颁布了一道反对教会增加地产的特别法令，这是拜占廷立法中最具大胆创新的法令。[194]教会地产的增长几乎和世俗地产的增长一样迅速，它不断得到各个阶层民众善男信女的捐赠和遗产，迅速膨胀。同时还持续不断地涌现出大量新建立的修道院，与之相应地还有捐赠的土地资源。尽管可分批偿还地价的土地负有纳税义务，但是，这种土地几乎不被看成负有与其他等级土地同样的义务，无论如何，纳税义务常常由于授予特权而遭到破坏。当帝国普遍感到土地短缺，当争夺与保护小农和农兵地产的斗争激化时，教会地产的增加显然对国家不利。10世纪期间，这一情况就已经存在了，这一趋势的发展是以牺牲那些具有较高生产力的土地的所有权为代价的。对于他这个拜占廷皇帝中比较虔诚的君主而言，在其做出决定时，宗教和道德因素的其他考虑同样重要。他毫不留情地制定这一法规，指责修道士们只想着积累地产，忘记了自己的誓言，致使修道生活“徒有虚名，给基督的名字抹黑”。修道院、教会机构和教士等级攫取转手地产的行为停止了。同时，禁止建设新的修道院和教会机构，因为建设的动机通常就是简单地为了好名声。任何人如果要证明其慷慨捐赠真的出于虔诚信仰的话，那就应向那些已经破败不堪的、更陈旧的教会建筑施以援手。即便如此，他们也不应该将土地捐赠给教会机构，而应把他们打算捐赠的土地卖掉，而后将所获得的钱款捐赠给教会机构。购买土地的人应是任何世俗地主，从而使后者顺利成为一个“权贵者”。另一方面，在荒无人烟的地区修建隐士居室和修道士小屋不仅得到许可，而且还被认为是善举，因为这不是猎取土地的行为。这一大胆的立法虽然一直未能生效，但是它非常清楚地表明皇帝尼基弗鲁斯的政治原则和极为虔诚的动机。 拜占廷城市经济的状况较好地解释了帝国那些经济上最强大的阶层都向农村发展以购买农民土地的事实。政府对城镇里经济力量的自由活动的限制，甚至比农村地区的限制更加严格。对城市经济苛刻的限制和严格的控制在很大程度上缩小了积极主动开拓发展的空间（参见第208页），获取土地遂成为剩余资金投资的惟一可行途径，这也就导致了富人猎取土地的贪婪yù望。 兼并土地运动的发展有两个途径。其采取的第一种形式是猎取拜占廷各个省区的小农土地，从而破坏了拜占廷国家现有的社会结构；另一种形式是到拜占廷帝国境外征服帝国敌人的土地。[195]10世纪期间，对国家占领的东方土地的接收首先成为小亚细亚贵族的工作。同时，10世纪的大征服肯定被视为拜占廷国家实力增强的证据，也不能不被看作是激励拜占廷人与异教徒斗争的宗教狂热情绪的一个结果。 尼基弗鲁斯福卡斯完全为其宗教狂热情绪所左右。对他而言，与伊斯兰教的战争就是一种神圣的使命。他甚至宣称，所有在与异教徒斗争牺牲的人都应被尊称为殉道者。这一表态极为鲜明地表示出，拜占廷人把对穆斯林的战争当作圣战的情绪，一种拜占廷国家急于扩张的、动力强大的情绪。 尼基弗鲁斯作为皇帝发动的征服战争还是在其担任罗曼努斯二世的军队总司令时开始的。他的统治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56 章 他以后的两个皇帝的统治共同构成了中世纪拜占廷帝国最伟大军事征服的时代。皇帝尼基弗鲁斯所向披靡，突破了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拜占廷帝国边防前线的陶苏斯防线。其统治的最初两年主要致力于西里西亚山区的战争，这是一场耗费精力和人力的战争，而战争的高潮是围攻陶苏斯和莫普苏斯提亚。这些重要城市最终陷入饥荒而于965年失陷。同年，塞浦路斯岛被拜占廷海军攻占，这标志着拜占廷国家海上力量得到了新的极为重要的充实。但是，征服西里西亚和塞浦路斯突出的重要意义在于，事实上为尼基弗鲁斯进行其长期策划的一场重要战争，即征服叙利亚做好了准备。966年10月，皇帝兵临安条克城墙下，但是被迫空手而还。直到968年他再度出现在叙230利亚，当时他沿海岸地区向南进军，夺取了一个又一个城市，而后转向，再度攻击安条克。在围困期间，皇帝除了展示其强大的兵力外，只能围而不克，并不得不只身返回君士坦丁堡。969年10月28日，皇帝恰好不在前线，帝国将领彼得福卡斯（Peter Phocas）和米哈伊尔伯兹斯（Michael Burtzes）最终成功夺取了叙利亚的这个首府。数月后，阿勒坡也被占领，该地埃米尔即967年去世的塞费-阿德-达乌拉赫的继承者，被迫与拜占廷帝国签订了屈辱的和约。包括安条克在内的叙利亚地区为帝国所合并，而包括阿勒坡在内的地区则承认了拜占廷的宗主权。 由于帝国吞并了西里西亚和叙利亚的大部分地区，拜占廷帝国的领土面积得到扩大。而且，东方最重要的中心之一，安条克主教区此时也被囊括在帝国境内，这个城市已经被穆斯林统治了3个多世纪，几乎永久脱离了帝国控制。这个历史记忆丰富和宗教传统悠久的大都市再度成为拜占廷的城市。拜占廷皇帝的权威在这个直接占领的地区没有任何限制，而且以保护国的形式扩大到一度是强大的汗达尼德王朝首都的地区。阿勒坡的埃米尔成为拜占廷的附庸，其非基督教臣民被迫向拜占廷帝国纳税。 但是，在强有力的扩张时期，拜占廷帝国也目睹了西方帝国的复兴。两大帝国间的对抗再度升温，这场对抗表现在神学和政治两个方面：从神学上讲，帝国的理想建立在统一帝国且独一无二的基础上，尽管这并存的两大帝国都声称自己是罗马的继承者；从政治上讲，两大帝国在意大利南部发生了利益冲突。奥托一世在尼基弗鲁斯福卡斯成为皇帝的前一年加冕为皇帝，他曾使几乎整个意大利都屈服于自己，并于968年派遣使节到君士坦丁堡，希望就那些尚未落入其控制下的意大利领土的所属权达成友好协议。其使节留特布兰德（Liutprand of Cremona）主教曾于949年君士坦丁七世在位时作为贝lún加尔二世（Berengar II）的使节访问过拜占廷的首都，他呈献给拜占廷政府一个联姻计划，即奥托一世之子和年轻皇子的一个妹妹之间的婚姻，其嫁妆就是拜占廷帝国在南意大利的领地。这个建议被拜占廷帝国视为玩笑，遭到断然拒绝。通过近年来在西方发生的各种各样的事件，拜占廷的统治者们敏锐地感到帝国的权益和尊严受到损害。奥托要戴上皇冠，使他自己成为罗马和罗马教会的主人，他还要牢固控制整个意大利，并与拜占廷帝国的附属国卡普亚和本尼文托公爵建立联盟，他甚至竟敢进攻拜占廷的属地巴里（当然并未成功）。所有这一切都使拜占廷皇帝感到愤怒，因为他刚刚在东方取得了空前胜利，他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自信更强大。奥托狂妄的使节在君士坦丁堡受到了几乎如同囚徒一样的待遇，被迫聆听关于其主子既不是皇帝也非罗马人，而只是个野蛮人的国王的训话，并被告之一个野蛮人统治者的儿子与生于皇宫紫色寝宫的公主之间的婚姻问题，根本没有实现的可能。 拜占廷帝国的邻居保加尔人并没有立即受到威胁，因此，也没有留意拜占廷国家已经获得极大发展的实力的意义。965年秋季，在拜占廷人完成了对西里西亚和塞浦路斯岛的征服后，保加利亚使节出现在君士坦丁堡，要求拜占廷帝国继续缴纳先前确定的贡金。[196]皇帝被这个要求所激怒，对使节痛加鞭打，大肆漫骂，并威胁了一番，把他们打发回家。然而，他在摧毁了几个保加尔人边境要塞后，放弃了与保加利亚公开冲突的政策，因为他不想从其东方战争中转移注意力，因而请求俄罗斯大公斯维亚托斯拉夫（Svjatoslav）帮助他镇压保加尔人，并许以重金。皇帝的这一请求受到拜占廷帝国的基督教好友奥列加好战的儿子的热烈欢迎，他曾摧毁了哈扎尔人王国，使自己的实力大为增强。968年，他出现在多瑙河流域，并轻松击败保加尔人，当时后者正好陷于政治分裂。在进击保加尔人时，他不仅出兵助拜占廷皇帝一臂之力，而且设法使自己的权力立足于多瑙河流域。[197]969年，帕臣纳克人进攻基辅，迫使他回兵救援。但是，同年夏季，他又出现在多瑙河，这一次他俘虏并软禁了保加利亚沙皇伯利斯二世，成为保加利亚的主宰。当时，沙皇彼得已经去世，其子伯利斯二世继位。尼基弗鲁斯不得不承认，其先前实力弱小的对手被这个更为强大且危险得多的新对手所取代，这是他自己的行为造成的。此时，他只有联合保加尔人共同反对斯维亚托斯拉夫，甚至打算建立其年轻皇子们和保加尔公主之间的联姻。[198]然而，其严重的失误并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弥补过来的，尼基弗鲁斯在巴尔干半岛给其继承者留下了一笔非常麻烦的遗产。 夺取安条克6周以后，尼基弗鲁斯福卡斯遭到谋害而身亡。尽管他取得了一系列成功，但他并不是一个受欢迎的君主。其军事化统治使整个国家生活都屈从于军队的利益，为征收更多的赋税，残酷无情的经济压榨日益严重。为了支付其大规模战争的开支，沉重的赋税压力都集中在民众身上。我们听说这个时期货币极为短缺，大幅度贬值。[199]但是，并非民众愤怒导致尼基弗鲁斯死于非命，而是他与其以前的朋友约翰基米斯基的争吵和其妻子塞奥发诺的背叛导致了其可悲的下场。她成为这位年轻卓越的将领的情fù和教唆者，与皇帝尼基弗鲁斯比较起来，基米斯基虽然身材矮小，但长相英俊，精力充沛，举止高贵。塞奥发诺为谋杀亲夫铺路搭桥，基米斯基及其朋友则实施完成。969年12月10～11日深夜，尼基弗鲁斯福卡斯被谋害在其寝宫中。 约翰基米斯基（John Tzimisces，969～976年在位）成为皇帝。塞奥发诺原以为他会娶她为妻，结果大失所望。被谋杀的皇帝竟有大教长伯利埃乌克特斯（Polyeuctes）站出来为之鸣怨叫屈，他坚决主张杀人罪犯不得到惩罚，绝不能放过。他要求基米斯基必须忏悔，并从皇宫中驱逐其情fù、皇后塞奥发诺，还要严惩在谋杀皇帝尼基弗鲁斯行动中他的助手，皇帝被迫服从大教长的所有要求。一旦他这样做了，大教长才允许他进入教堂，并接受加冕。 很难讲拜占廷的这次“卡诺沙事件”不对教会和国家之间尖锐对立的关系发生影响。教会精神上的胜利由于迫使基米斯基宣布废除其前任反对修道院和教232会地产的法令而得到加强，[200]这位拜占廷历史上最伟大最卓越的皇帝之一，被迫同意再度宣布《序言》中弗条斯提出的信条：“我确信今生有教会和帝国这两种权力；世界的造物主委托前者医治灵魂，委托后者治疗ròu体；如果两者都未遭到破坏，则良好的世界就有保障了”。[201]塞奥发诺遭到流放，从此一直到其子即位才重回皇宫。这次事件也结束了这个女人在拜占廷史上发挥的作用，她曾是尼基弗鲁斯福卡斯的妻子、谋杀者约翰基米斯基的情fù和瓦西里二世的母亲。基米斯基选择了政治联姻，其最大的可能是屈从了王朝正统派的情绪。他与当时已非豆蔻年华的老姑娘塞奥多拉（Theodora）结婚，她是君士坦丁七世的女儿和小皇子瓦西里和君士坦丁的姑姑。基米斯基如同他以前的皇帝尼基弗鲁斯福卡斯一样，承认对两个生于皇宫紫色寝宫的小皇子的保护。国家行政事务管理继续委托给“寝宫伴睡官”瓦西里，他从前朝顺利地转变为基米斯基治下的官员，此后甚至发挥比在尼基弗鲁斯福卡斯时期更大的影响。被害皇帝的亲属虽然千方百计与基米斯基争夺皇权，但最终失败。皇帝尼基弗鲁斯的侄子和皇宫大总管利奥的儿子巴尔达斯福卡斯（Bardas Phocas）在福卡斯家族根据地恺撒利亚宣布已立为帝，但是却被约翰基米斯基的小舅子巴尔达斯斯克莱鲁斯（Bardas Sclerus）推翻，他们连同其家族一起被监禁在修斯岛上的一所修道院里。皇宫大总管利奥则在一次流产的起义后，被判刑瞽目后刺瞎。 图37　瓦西里二世接受其敌人的投降，大天使加百利为其加冕，圣米哈伊尔授予其长矛。引自圣诗chā图，现存威尼斯 基米斯基如同其前任皇帝一样属于最高级别的贵族。按照父系来说，他是库库拉斯的亲戚；从母系来说，他与福卡斯家族有血缘，其第一位妻子是斯克莱林娜家族成员。[202]他和尼基弗鲁斯一样是具有天赋的伟大将领，而作为政治家他又比其鲁莽的前任高出一筹。由其前任请求斯维亚托斯拉夫援助而造成的巴尔干半岛复杂局势迫切需要当机立断，迅速解决，因为这位强大的罗斯君主的威胁变得越来越严重，而保加尔人似乎也着手与之勾结，准备共同对付拜占廷帝国。[203]皇帝设法与斯维亚托斯拉夫谈判媾和的努力也无果而终。由于保加利亚新君主只要求拜占廷人撤退到亚洲，而将包括君士坦丁堡在内的欧洲部分留给他，舍此则无从谈起。皇帝也就没有别的选择，只有诉诸武力了。他战胜斯维亚托斯拉夫的战争，是可以名列拜占廷军事编年史上最杰出的战例之一。971年4月，[204]他挥军进攻大普里斯拉夫，经过短促而激烈的战斗，摧毁了保加利亚的这座首都。在其大批战俘中就有被废黜的沙皇，他将这个沙皇重新扶植为保加利亚君主。这一深谋远虑的精明政策，以及拜占廷军队的所向披靡，肯定不会不对保加尔人产生强烈的震撼，他们开始背弃斯维亚托斯拉夫。基米斯基由普里斯拉夫快速挺进到多瑙河城市西利斯特利亚（即多罗斯托隆），斯维亚托斯拉夫在此坚壁不出。西利斯特利亚遭到围困，同时拜占廷舰队出现在多瑙河上，他们携带着可怕的“希腊火”。罗斯人进行了拼死抵抗，但是帝国军队千方百计粉碎了他们的所有突围企图，被围困的城市饥荒越发严重，难以承受。直到7月底，斯维亚托斯拉夫进行了最后一次突围努力，但遭到失败，并再度受到前所未有的惨重损失，罗斯人被迫退回城内，拜占廷人也耗尽了其最后的资源。而后，斯维亚托斯拉夫向胜利者投降。他保证从此退出保加利亚，再也不出现在巴尔干半岛；另外，他保证不攻击拜占廷人的车绳领地，并承诺帮助拜占廷人抵御任何敌人。[205]皇帝随即解除包围，允许向斯维亚托斯拉夫的那些饥肠辘辘的战士提供粮食，他还重新授予罗斯人原有的商业特权。斯维亚托斯拉夫在与其战胜者做了私人会晤后，返回故土，但是在归途中于湍急的第涅伯河上，遭到帕臣纳克人袭击而阵亡。约翰基米斯基的伟大胜利，对拜占廷人来说具有两大益处：首先，帝国摆脱了危险的敌人，这个敌人通过征服哈扎尔王国和征服保加尔人证明了自己的实力；其次，保加尔人为拜占廷人所控制。基米斯基在与斯维亚托斯拉夫进行战争期间，虽然是以保加尔人的解放者面目出现的，但是他并不打算让旧政权死灰复燃。他吞并了这个屈服在其脚下的国家，并将沙皇伯利斯当作俘虏带回君士坦丁堡，保加利亚大教长教区也被取消。 约翰基米斯基接着着手处理其前任外jiāo政策留下的另一个没有解决的难题。他给奥托一世的继承人送去的不是像以前要求的那样生于皇宫紫色寝宫的公主，而是其自己的女亲眷塞奥发诺，[206]972年4月14日，她与奥托二世（Otto II）结婚。拜占廷人与西方帝国之间由于尼基弗鲁斯福卡斯傲慢举动导致的极度紧张的冲突，此时终于暂时平息下来，领土边界也恢复了原状。 972年，东方战争再起，作为战争的序幕，皇帝首先挺进美索不达米亚的尼西比斯地区和马加法金（即马提罗堡）地区。[207]但是，主要战役是在叙利亚进行的，尼基弗鲁斯福卡斯在这里取得的成果得到强化和发展。于此前不久在埃及建立其统治的法提玛王朝，继续向亚洲扩张其势力，早在971年他们即对安条发动了一次强攻。对此，约翰基米斯基于974年发动猛烈反击，不仅如此，975年的战役唤起了真正的十字军圣战精神。于4月初，皇帝从安条克出发，攻击埃迈撒，而后由此进军巴尔贝克，经过激烈战斗后夺取了该城。大马士革也向胜利的皇帝投降，承认其宗主权，同意缴纳贡金。基米斯基而后侵入圣地，夺取提比利亚斯、纳扎利什、阿空沿海地区，最后，占领了非洲阿拉伯人在亚洲的主要据点恺撒利亚。此时，圣城耶路撒冷已经近在咫尺，但是皇帝认识到进一步向更远地区的轻率进军具有极大的危险。因此，他向北移动，在回军途中夺取了多座沿海城市，包括贝鲁特和西顿。在所有攻占的城市里，他任命了帝国的驻军司令。基米斯基给其盟友亚美尼亚国王阿索特二世（Ashot II）发去一封报捷信，开头即称：“听着并相信这个奇妙的故事吧”，信的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57 章 高潮部分宣称：“腓尼基、巴勒斯坦和叙利亚诸地尽皆从萨拉森人统治下解放出来了，这些地方都承认了罗马人的统治”。[208]这些语句显然夸大其辞，因为它们并没有描述他事实上取得的战绩，而只是谈到皇帝领导十字军攻击的目标。然而，应该说其征服战争速战速决取得的实际战果还是相当成功的。他不仅极大地巩固了尼基弗鲁斯福卡斯征服的成果，而且使之得到极大的扩展，结果使拜占廷帝国在近东地区的优势地位稳固地确立起来了。约翰基米斯基返回君士坦丁堡后便大病不起，显然是感染了伤寒。他于976年1月去世，其辉煌的统治只持续了6年短暂的时间就嘎然而止，意外地结束了。 第六节　拜占廷权力的顶峰：瓦西里二世 尽管马其顿王朝皇帝正统合法的权利在尼基弗鲁斯福卡斯和约翰基米斯基统治时期表面上保持完好，但是皇帝宝座应该属于那些出生在紫色寝宫的人这样的思想在拜占廷贵族心中越来越淡漠。国家实权被集中在某个属于大贵族家族的将领手中，这几乎逐渐成了一种惯例，约翰基米斯基死后，其小舅子巴尔达斯斯克莱鲁斯因此打算填补空缺的共治皇帝职位。马其顿王室家族似乎就要像墨洛温王朝那样，注定成为政治上更活跃的宫相的牺牲品，或者像巴格达的哈里发们那样遭到谴责而被打入冷宫，只是当作装饰品得以苟延残喘在极为强大的军事苏丹羽翼下。[209]年轻皇帝瓦西里二世绝无仅有的能力使他担负起使其家族避免如此命运的重担。 罗曼努斯二世的儿子们此时已经达到了能够胜任统治职责的年龄，瓦西里18岁，君士坦丁16岁。[210]他们在其伟大的叔叔宦官瓦西里（Basil）的有力支持下控制了政权。但是，这个权力事实上只是由大哥来施行。君士坦丁八世完全是和其父亲一样的儿子：举止轻浮，除了在声色犬马中消磨生命外，别无所求。瓦西里二世则完全是另一个样子，他很快就表现出自己那种为达成目的，坚如钢铁般的意志和超群的能力。在瓦西里一世的所有子孙中，只有他是天生的君王和真正伟大的政治家。他确实完全没有为其命里注定成为君主而事先做好准备。他在孩提时代就一直只被看作是个宫廷仪式上的木偶，被那些大权在握的篡位者们当作特别需要的附属品，用来做个摆设，甚至在他最初面对外部世界形形色色的活动时也倍感无助。这是他即位以后落在他肩上的新任务，权力促使他形成了自己的xìng格，也使他成熟起来。国家这艘航船的方向舵仍然掌握在经验老道的“寝宫伴睡官”瓦西里手中。巴尔达斯斯克莱鲁斯领导的反叛运动更主要的是指向他，而不是指向其伟大的侄子们，他们本身似乎无关大局。巴尔达斯代表着最古老且最富有的拜占廷大家族，他也是十分卓越的将领，曾供职于其姐夫基米斯基手下，担任最高军职东方军区总司令，976年夏季，被其部下拥立为皇帝。他多次击败受命反对他的保皇派军队将领，逐渐将整个小亚细亚置于自己的控制下，到了978年初，他在夺取尼西亚后，得以逼近首都。在此极其危急的关头，宦官瓦西里求救于已故皇帝尼基弗鲁斯的侄子巴尔达斯福卡斯，这个身材伟岸、彪悍的勇敢武士在约翰基米斯基时期就曾打算当个篡位皇帝。他此时以新皇帝的名义粉碎了巴尔达斯斯克莱鲁斯的进攻，正如当年后者以约翰基米斯基的名义粉碎了他的反叛一样。巴尔达斯福卡斯的确战胜了其以前的敌手，但是他采取的行动并不是尽力表现其作为正统合法皇帝的奴仆，而是作为强大的福卡斯家族的捍卫者。为了不在君士坦丁堡附近jiāo战，他挺进恺撒利亚这个福卡斯家族的强大根据地，以此吸引篡位皇帝掉转方向扑向他。斯克莱鲁斯首战取胜，但是在979年5月24日离阿莫利乌姆城不远的潘卡莱亚平原战役中，福卡斯首次重创其对手，他先是在一对一的格斗中取胜，而后对对手的军队进行了致命的打击。斯克莱鲁斯仓皇逃往哈里发宫廷。随着他的逃跑，持续了3年的第一次内战结束了，但是此后不久局势变得极为复杂。 数年后，年轻的皇帝瓦西里和大权在握的其伟大的叔叔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激化。瓦西里不再是那个毫无经验和无权的小皇帝，以前他需要支持，外来的指导对他来说不仅十分必要而且有益。此时，他要亲自进行统治的能力和意志已经显露无遗。起初他愿意接受的监护权现在日益成为一种负担，最终不能满足的权力yù望，和总是被排斥在权力之外的屈辱感都集中反映在和其叔叔不可调和的仇恨情绪上。但正是他的叔叔毫无疑问地负责其政治教育，甚至可能还为他争取到了皇位。然而一切都是过眼烟云，曾经洞悉如何摆布皇帝的、这个铁腕斗士和伟大政治家现在成了其伟大侄子渴望权力的牺牲品。很显然，他已236经察觉到年轻皇帝的不满，在巴尔达斯福卡斯和其他将领的协助下预谋反叛他这个不知感恩的被保护人。但是皇帝先发制人，以一般的叛逆罪将其逮捕，没收了其大量财产并流放他乡，他因自感命运多舛而伤透了心，不久便去世了。 尽管瓦西里二世正式获得独立统治的时间在976年，但是其真正独立统治是在985年放逐了这个伟大的宦官以后才开始的。[211]有一个事实清楚地表明这个“寝宫伴睡官”曾经如何权倾一切，以及皇帝对其本人总是被排挤出权力中心产生的怨恨如何强烈和持久。瓦西里二世本人亲自宣布废除以前由其清除的伟大的叔叔颁布的所有法令，除非那些经检验是他本人看过并亲自给予批注的法令：“朕本人躬亲主政之初，幸得罢废‘寝宫伴睡官’瓦西里……诸多已有之事并非出于朕意，而全为其独断专行，肆意妄为。”[212] 瓦西里二世主政后从事的第一个行动是986年在巴尔干半岛的战争。伟大的基米斯基的去世，使拜占廷帝国的敌人如同从黑夜中被解放出来。而后在拜占廷帝国bào发的内战和其他动乱的困扰，使敌人趁机肆意妄为，这种情况达数年之久。尽管帝国能够击退遥远的埃及法提玛哈里发的边境进攻，但是惟一严重的威胁仍然来自东方，而帝国中央集权的衰落却对巴尔干半岛局势的发展产生了影响极为深远的后果。约翰基米斯基去世后，马其顿地区bào发了一次起义，其领导者是马其顿省区总督尼古拉斯（Nicholas）伯爵的第四个儿子。[213]这次起义形成了严重的局面，演变为遍及整个马其顿省区的解放战争，企图将巴尔干半岛的大部分地区从拜占廷帝国分离出去。听到起义的消息，保加利亚沙皇伯利斯二世及其弟罗曼努斯一起从君士坦丁堡逃脱，但是却由于一个悲剧xìng的错误而被保加利亚岗哨杀害。罗曼努斯最终平安到家，但是却由于被拜占廷人阉割而无法要求王位。[214]领导权即后来的王权落到伯爵4个儿子中最小的沙木埃尔（Samuel）头上，他的两个大哥早已去世，其三哥后来被沙木埃尔亲手杀死。 沙木埃尔成为强大帝国的创立者，该帝国最初的首都在普里斯帕，后来在奥赫里德。他一点点地将塞萨洛尼基以外的整个马其顿地区纳入其控制下，包括多瑙河与巴尔干山脉之间的保加利亚旧地、塞萨利、伊庇鲁斯，包括第拉修姆在内的阿尔巴尼亚部分，最后还有拉斯西亚和戴克来亚。被基米斯基取消的保加利亚教区在沙木埃尔统治下也得到恢复。教区大主教驻地在经历了曲折的迁徙后，最终设立在沙木埃尔的首都奥赫里德，该城市作为教会的重要中心比沙木埃尔的帝国还多存在了几个世纪。以马其顿地区为核心的沙木埃尔帝国与西蒙的帝国在构成和发展方向方面都不一样，它向西、南方向发展。然而，从政治和宗教上看，该帝国仍然是西蒙和彼得帝国的继承人，仍旧被沙木埃尔和拜占廷人同样视为同一个保加利亚帝国。因为当时保加尔人是惟一一个除了拜占廷人之外，具有帝国和其自己教会传统的民族。[215] 沙木埃尔首先开始向南进行扩张。他进攻塞里斯和塞萨洛尼基，接着反复洗劫塞萨利地区，985年，沙木埃尔最终占领了拉利沙。[216]他遭到皇帝瓦西里二世的反击，但在最初，皇帝与沙木埃尔的较量并没有取得愉快的结果。沙木埃尔入侵萨尔迪卡抵达所谓“图拉真门”，但是其打算夺取该城市的计划却未能成功，其军队遭到攻击，被击败后于986年8月撤退。[217]这样，沙木埃尔就得以在东起黑海沿海西到亚得里亚海之间的广大地区建立起安定强大、幅员辽阔的帝国。这时，拜占廷帝国则又bào发了新的更严重的内战。 拜占廷贵族接到皇帝未能取得胜利的消息，深受鼓舞，起而反对皇帝。987年初，巴尔达斯斯克莱鲁斯重新回到拜占廷境内，并再度自立为帝。曾经因为协助“寝宫伴睡官”瓦西里而受到惩罚的巴尔达斯福卡斯重新被召回，担任亚洲最高司令官，并再度受命反对其同名反叛者。然而，他本人却起义反叛过去数年里一手造成他被忽视冷遇的皇帝。他心存怨恨，按照他曾目睹的皇帝叔叔的榜样，于987年8月15日宣布自己为皇帝。他的起义危害更甚，因为起义突出特点是汇集了一批军队高级军官和许多小亚细亚的大土地贵族。这样，这个篡位者就得到了军队指挥官中起决定作用分子的支持，他们被一意孤行的年轻皇帝所激怒。篡位者还得到大土地贵族的支持，他们认为皇帝是他们实现其抱负的障碍。巴尔达斯福卡斯此时与其先前同名的对手达成协议，帝国被分成两半，福卡斯将占有包括君士坦丁堡的欧洲部分，而斯克莱鲁斯则占有亚洲部分。然而，他们经历了短暂的合作时期后，巴尔达斯福卡斯感觉自己占据优势地位，立即结果了另一个觊觎皇位的野心家，将其逮捕，这样此后就只有一个篡位者了，整个小亚细亚都屈服于他。988年初，他逼近君士坦丁堡。紧锣密鼓地准备对首都发动海上和陆地两路进攻，其军队驻扎在赫里索堡，其他部队驻扎在阿比杜斯。 合法皇帝的地位危如累卵，只有外族援助可以使他摆脱毁灭。瓦西里二世及时认识到这一点后，立即向罗斯大公弗拉基米尔（Vladimir）求援。988年春季，一支6000人的罗斯军队进入拜占廷领土，这支著名的瓦兰吉亚人杜鲁兹那武士在最危急的时刻挽救了形势。在皇帝亲自率领下，勇敢的瓦兰吉亚人在赫里索斯堡重创叛军。989年4月13日进行的阿比杜斯战役相比，这显然是一场决定xìng较量。在战斗中，巴尔达斯福卡斯因心脏受伤而阵亡，起义遂被平息。巴尔达斯斯克莱鲁斯领导的新起义最终和平解决，篡位者表示臣服。这支瓦兰吉亚人杜鲁兹那军队后来继续留在拜占廷帝国，其力量因不断补充新的瓦兰吉亚人和诺曼人而得到加强，他们在拜占廷军队里发挥了重要作用。[218] 作为对基辅大公及时增援的报答，皇帝答应将自己的亲妹妹、生于皇帝紫色寝宫的公主安娜（Anna）嫁给他，条件是他和他的臣民必须接受洗礼。这是一个极大的荣誉，因为此前还没有一个生于皇帝紫色寝宫的拜占廷公主与外国人结亲。保加利亚沙皇彼得只能满足于与利卡潘努斯家族的姑娘结婚，而奥托二世也只是与篡位皇帝基米斯基的亲戚结婚，只有年轻的罗斯王国的君主才得到了帝国正统合法的皇家婚约的荣誉。因此，这一联姻完全与拜占廷人高傲自238大、目空一切的传统相矛盾。以至于当危险过去后，君士坦丁堡立即产生出反悔的情绪，认为在如此危机时刻做出的婚约承诺是不光荣的。弗拉基米尔为了强迫拜占廷皇帝履行婚约承诺，不得不于989年夏季入侵拜占廷帝国在黑海北岸的领地，并占领了车绳。 基辅国家皈依基督教，不仅标志着罗斯人发展的新时代的开端，而且也是拜占廷帝国的一个重大胜利。拜占廷帝国的影响扩大到了梦想不到的范围，幅员最辽阔且最讲信义的斯拉夫国家归顺于君士坦丁堡的思想指导。新的罗斯教会也服从君士坦丁堡大教长教区管辖，从一开始就处在拜占廷帝国派遣的大主教领导下。[219]在未来岁月中，罗斯文化发展也将处在拜占廷帝国的保护下。 瓦西里二世在与小亚细亚大贵族的较量中取得了胜利。经过殊死斗争和艰苦的内战后，其所有敌人和反对者都已被消灭。但是，这些斗争长达整整13年，皇帝的xìng格在这些艰难岁月中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抛弃了其年轻时代所有对声色犬马生活的爱好和毫无节制的放纵，成了一个心理yīn暗、生xìng多疑的人，不相信任何人，既无友情，也不知晓爱情。他终生未娶，生活在自闭的孤独中，同样也独自一人统治着帝国，不听取任何建议劝告，成为在所有问题上都独断专行的君主。他的生活方式是禁yù苦修或军旅式的。他从不使用宫廷典礼仪式，虽然他是大学者君士坦丁七世皇帝的孙子，却无暇顾及学术和艺术。他对在拜占廷帝国受到极高赞誉的修辞艺术一窍不通，他说话方式精练简捷，与有教养的拜占廷人矫揉造作的方式相比，显得粗糙而不典雅。尽管他是贵族的敌人，但是他不打算激怒民众。他要求其臣民不必热爱他，但是要服从他。其全部理想就是强化国家权力，为征服帝国的内外敌人而奋斗。[220] 图38　拜占廷的宗教观念使其艺术创作丧失了古典时代自然和写实的风格，转而热衷于微型艺术，由此促成了贵金属和象牙加工艺术的迅速发展，这是带有武士和古代神祗形象的象牙首饰盒，现存诺夫哥罗德艺术学院 一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58 章 拜占廷贵族的政治野心在内战中被粉碎，他们就有可能逐渐恢复其经济上的贪yù。罗曼努斯利卡潘努斯早就认识到大土地产业的扩张兼并将对拜占廷国家的社会经济结构造成多大的负担，而瓦西里二世从其孩提和青年时代就揣摩到这一趋势严重的政治后果。他恢复了罗曼努斯利卡潘努斯颁布的反对贵族的农业政策，不仅打算继续沿袭和发展这一政策，而且要使它更加严厉。除了他具有的政治洞察力促使他继续坚持农兵和军役地产政策外，他对一直阻挠他继承其父皇权力的皇室各家族充满了私人怨恨。他的过激思想也产生了严重后果，导致他无视公平、公正的要求。这在尤斯塔修斯马林努斯（Eustathius Maleinus）事件中表露无遗，此人曾是巴尔达斯福卡斯军队中的同事，当瓦西里二世从叙利亚作战返回途中，受到他的热情款待。这个卡帕多西亚大贵族极其富有，他的大量地产，特别是他拥有的大批奴隶和足以组成一支强大军队的数千侍从使皇帝感到极大震动。因此，皇帝邀请这位好客的主人来到君士坦丁堡，并将他软禁起来，其庞大的产业也被国家没收。 瓦西里二世在其996年法令中提到，[221]福卡斯家族和马林努斯家族已经成为当时势力太强大的大土地贵族的最突出代表。该法令用来补充旧法令的最重要附录部分是废除了40年的优惠期限，之后，根据以前法律所享有的所有获得非法转手地产的优先权都被废除。但是，大贵族因其重要权贵地位可以轻易且不受惩罚地规避这一优先权期限，进而确保他们非法获得农民地产，因此，皇帝立法规定，自相关的第一个法令即罗曼努斯利卡潘努斯的922年法令以来，所有“权贵者”从“贫困者”获得的土地必须不考虑任何优惠期限、无任何条件地返还给“贫困者”。但是，根据瓦西里二世法律，相关税收必须符合关于任何优惠期限的免税规定，国家免税权可上溯到奥古斯都时代。 在这部法律中，瓦西里二世还设法限制以牺牲小农土地为代价的教会地产的扩张。那些以农民房产为基础和建立在农民土地上的修道院，以及那些修道士人数很少的修道院都不能视为修道院，而只能当作简易小教堂，归属村庄管理，并不再向主教缴纳贡金。而修道士人数在8人以上的大修道院，则仍然继续归属主教管辖，主教则继续对其所管辖的地产拥有全部权利，只是不能再获得任何新土地。这个法规又使他与其伟大的外祖父罗曼努斯利卡潘努斯的法律之间增加了另外的联系。另一方面，他极力避免不与其继父尼基弗鲁斯福卡斯的更加激烈的法令有任何瓜葛，那些法令后来都被约翰基米斯基废除了。[222] 瓦西里二世反对大贵族的措施变得日益严厉。在他取消优惠期限数年后，又给大贵族们加上履行为“贫困者”缴纳“连保税”的义务。也就是说，让他们负责完成农民的沉重赋税。[223]这样，“连保税”，这一先前根据法律规定由村庄集体缴纳的赋税一直由未能完税的农民的邻居们缴纳（参见第103页以后和第155页），现在则完全转移到了大地主的肩上。这一严厉措施产生了双重结果：一是对大地主进行了一次沉重的新打击，二是国库征收“连保税”有了更大的保障。由于为邻居的破产农田代缴税收常常超出了农民的资产能力，因此迫使他们迁徙逃亡，从而对国家造成了新的损害。[224]瓦西里二世不允许自己在大贵族的抗议下有所动摇，即便他们得到了大教长塞尔吉乌斯本人的支持也没用。其坚强的决心粉碎了贵族强大的势力，而其先人则经常在反对贵族240的斗争中无果而终。 他在结束了内战后，立即以同样紧急的方式开始进行反对外部敌人的斗争。在其所有敌人中，首要且危险的敌人是沙皇沙木埃尔。对瓦西里二世而言，与沙木埃尔的斗争成为其主要的任务，也是沙木埃尔终生追求的帝国理想的破灭。瓦西里二世设法与巴尔干半岛其他君主建立联盟，共同反对强大的马其顿帝国。他向克罗地亚君主斯特杰凡德尔兹斯拉夫（Stjepan Drzislav）赠送帝国大勋章，将达尔马提亚各城市管辖权jiāo给这位君主（正如罗曼努斯利卡潘努斯当年在与西蒙斗争时对托米斯拉夫所做的一样），任命后者为帝国地方行政长官，授予后者帝国“贵族”头衔。他可能与戴克来亚君主约翰弗拉基米尔（John Vladimir）也建立了类似关系。992年，一位显然是来自戴克来亚的塞尔维亚使节从海路到达拜占廷帝国，他有许多冒险的经历。[225]这时他们发现皇帝已经出发去前线了。早在991年春季，瓦西里二世就侵入马其顿地区，他在这里将要进行数年的反对沙木埃尔的战争。 然而，他不得不中断其胜利的战争抽身去东方。法提玛王朝于994年在奥lún特斯河大败帝国驻守安条克军队的总司令，造成重镇阿勒坡被围困，直接威胁安条克的安全。拜占廷帝国命里注定就要两线作战，而要逃避这种命运必然要承受沉重的惩罚。巴尔干半岛问题在瓦西里二世看来始终是第一位的，正如尼基弗鲁斯福卡斯最看重叙利亚问题一样。但是，瓦西里二世却没有重蹈其伟大继父的复辙，后者由于专注于叙利亚事务而忽视了其在巴尔干半岛的职责。995年，瓦西里二世亲自带兵出现在阿勒坡城下，突然袭击并战胜阿拉伯人围城军队，并占领了拉法尼亚和埃迈撒。999年，他重返叙利亚，在安条克总督再度被法提玛王朝军队击败后，再次挽救了局势。然而，他夺取特里波利的努力无果而终。叙利亚局势恢复后，他前往高加索，督察亚美尼亚和伊贝利亚事务。 沙木埃尔乘拜占廷皇帝东去之机发动了对希腊的攻击，一直挺进到伯罗奔尼撒半岛。然而，他于997年在返回根据地途中遭到拜占廷帝国杰出将领尼基弗鲁斯乌拉努斯（Nicephorus Uranus）的埋伏，被打得大败。沙木埃尔在战斗中受了重伤，侥幸逃得xìng命。但是，沙木埃尔的野心并没有受到这次灾难的影响，大概就在次年，他夺取了第拉修姆，吞并了拉斯西亚和戴克来亚。[226]弗拉基米尔与拜占廷帝国结盟给自己带来了一些好处。他的国家被沙木埃尔帝国吞并了，而他本人先是被俘，后来与这个强大的沙皇的女儿结婚，仍然作为其附庸被安chā在戴克来亚的王位上。 直到瓦西里二世于1001年从亚洲返回，并出现在巴尔干半岛时，拜占廷帝国的大反攻才正式开始，皇帝亲自指挥精心策划这场旨在无情切断敌人生命线的战争。皇帝首先挺进萨尔迪卡地区，占领这个重镇周围地区。这一步骤意在切断沙木埃尔与保加利亚在多瑙河流域故地之间的联系，皇帝的将领们则占领了保加利亚以前的首都普里斯卡和大、小普里斯拉夫等城市。而后，瓦西里二世班师返回马其顿地区。贝尔合亚投降，塞尔维亚经激战被占领，通向希腊北部的道路洞开。拜占廷统治在塞萨利地区重新恢复，瓦西里二世再度出现在马其顿地区，经过艰苦战斗并夺取了城防坚固的沃德纳城。而后，他攻击多瑙河的重要据点维丁，亲自出现在这里的战场上，并且不为沙木埃尔军队大胆的战略佯攻（夺取和洗劫亚得里亚堡）所动，经过8个月的围攻，该城被攻克。皇帝从维丁快速调动军队，大举向南进击。在离斯克普杰不远的瓦尔达河，皇帝取得了击溃沙木埃尔军队的重大胜利，迫使斯克普杰于1004年向他敞开城门。[227]拜占廷人一方面占领斯克普杰城，另一方面占领沃德纳城，使得沙木埃尔的领土被撕做两半。经过4年的艰苦战争，拜占廷帝国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而其敌人则丧失了其大半江山。瓦西里二世第一次决定中断战事，返回君士坦丁堡过冬。当时人记载说：“瓦西里二世并不像其他大部分皇帝那样安排自己的行动，他们通常春季出发夏季晚些时候回家。对瓦西里二世来说，回家的时间是根据他出发时心里计划实现的目标是否完成来决定的”。[228] 事实上，没有任何人对战争的结果有任何怀疑。以几个世纪的古老传统为后盾的拜占廷帝国，此时再度恢复了其优势地位。勇敢的沙皇根本无法对抗古老帝国娴熟的军事指挥、组织和技术资源。其将领和总督开始背弃他。1005年，第拉修姆失陷于拜占廷皇帝就是一次背弃行为的结果。但是最终的毁灭是经过长期较量后直到1014年7月才到来的，这次较量很少为人所知。沙木埃尔的军队被包围在斯特鲁马地区的克雷迪翁山口，沙皇本人设法逃脱到普里利普，但是其大批士兵遭到屠杀，还有很多被俘。瓦西里这个“保加利亚人屠夫”以一种可怕的方式庆祝其胜利。总数大约在14000人[229]的战俘都被刺瞎，而后分作100人一队遣散回普里利普去见他们的沙皇，每队由一个保留一只眼睛的人领路。当沙木埃尔看到这些可怕的队伍走近时，顿时栽倒在地，不醒人事。两天后，即1014年10月6日，这个英勇的沙皇去世了。 他的帝国比他多存在了几年，而其帝国的内乱又帮助了征服者。沙木埃尔的儿子和继承人加布利尔拉多米尔（Gabriel Radomir）于1015年被其侄子约翰弗拉迪斯拉夫（John Vladislav）谋杀。加布利尔的妻子和小舅子约翰弗拉基米尔（John Vladimir）也受累遇害。这个国家一步步走向灭亡，直到约翰弗拉迪斯拉夫去世。1018年2月，拜占廷军队对第拉修姆的进攻最终结束了战争。瓦西里举行了盛大的进入奥赫里德的入城典礼仪式，并接受了沙皇的寡fù和其他残余的王室成员送jiāo的人质。他实现了自己的目标，为了反对这个反叛的国家，他早在30年前就开始了这场斗争，现在，它屈服在已经60岁的皇帝的脚下，并被合并到帝国内。自从斯拉夫人占领以来，整个巴尔干半岛第一次重新归属于拜占廷帝国。瓦西里巡视了被征服的整个国家，在各地建立起他的统治。之后，他访问了古老的雅典城。帝国复兴释放出的得意之情在得胜的皇帝于帕特农神殿隆重朝拜感恩时公开表露出来，当时，这个神殿被改做“圣母教堂”。 “保加利亚人屠夫”瓦西里对被征服国家的政策是缓和和明智的，恰如其在战场上的行动是残忍和无情的一样。他根据这个国家的状况和它现有的习俗，免除了其新臣民缴纳黄金赋税的义务，这项赋税是在经济上强加给这个拜占廷帝国未来要发展的地区的，现在改为缴纳实物赋税。奥赫里德大教长教区降格为大主教区，但是新的大主教享有许多特权，拥有教区自治权官阶，并被授予管辖以前属于沙木埃尔和沙皇彼得帝国的所有主教的权力。实际上，奥赫里德大主教拥有的教区自治权属xìng是指该教会不属于君士坦丁堡大教长管辖，而听命于皇帝的意旨，皇帝保留了任命该教区大主教的权力。[230]这个措施是对帝国同化政策的一个非常沉重的打击，但是却保证了拜占廷帝国对南斯拉夫各教会的实际控制，避免了君士坦丁堡大教长已经相当广泛的司法管辖权的进一步扩张。与此同时，他恰当地强调了奥赫里德作为教会中心的特殊地位，享有教区自治权的该教会大主教在希腊教会等级体系中，比其他服从于君士坦丁堡大教长管辖的教会首脑地位明显更高。 作为拜占廷帝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被征服的地区分划为几个军区[231]如同拜占廷领土的其他部分一样。曾是沙木埃尔帝国核心地区的土地此时组建了保加利亚军区，鉴于这个新军区的极端重要xìng，它先是由督军后是由总督统治管辖，其首府设在斯克普杰。[232]沿着多瑙河下游支流分布着帕里斯特隆或称帕拉顿纳翁军区，其首府在多瑙河城镇西利斯特利亚，该城后来上升为伯爵领地，之后又上升为公爵领地。塞尔米乌姆地区似乎也组建了另一个军区，为帝国北方边境军区。[233]包括北部扎达（即扎拉）城和南部杜不罗夫尼克（今拉古沙）在内的亚得里亚海沿岸地区，组建了达尔马提亚军区。戴克来亚（连同特利比尼亚）和扎赫鲁尼亚、拉斯西亚和波斯尼亚等内陆地区jiāo汇的广大区域，并未建立军区，相反如同克罗地亚一样继续保持其由当地君主统治的现状，因而构成了拜占廷帝国的附庸君主国，而不是帝国的省区领土。[234]斯卡达尔湖（斯科德拉湖）南部地区此时像以前一样属于第拉修姆公爵领地，该地成为拜占廷帝国在亚得里亚海沿岸最重要的战略据点，而塞萨洛尼基也同时一样成为公爵领地，是爱琴海沿岸最重要的军事要塞。收复整个巴尔干半岛也对帝国内政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征服小亚细亚贵族尼基弗鲁斯即发生在帝国的亚洲领土上，此事显然不是由此引发的事件，当然也不是因为瓦西里二世主要忙于帝国的欧洲领土而引起小亚细亚土地贵族的极大不满。但是，帝国一旦将其领土扩大到多瑙河和亚得里亚海之间的广大地区后，小亚细亚在最近几个世纪里在帝国内占据的极为重要的地位就成了历史故事。[235] 图39　拜占廷帝国的军区分布图 然而，瓦西里二世并没有对帝国在亚洲地区的事务视而不见，在其统治的最后几年，他活跃在拜占廷帝国另一端的高加索地区。加吉克一世（Gagik I，990～1020年在位）统治时期，目睹了巴格拉提德王朝的鼎盛阶段，他去世后，亚美尼亚陷入混乱。这使皇帝获得了干预其内政的机会。瓦斯普尔干和伊贝利亚部分地区被拜占廷帝国吞并，同时阿尼（Ani）的亚美尼亚还暂时由加吉克的儿子和继承人约翰斯姆巴特（John S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59 章 mbat）国王统治，直到他去世后，其王国便落入拜占廷皇帝之手。作为对这3个地区被最后光荣征服的标志，亚洲地区的新军区在帝国先前的边境地带以外从南向东呈大弧型展开，安条克、图鲁赫这些所谓的“幼发拉底河城市”（，后来称为“埃德萨”），美里特奈，接下来是原先的美索不达米亚军区领土，有塔隆军区，而后又是新征服的省区土地瓦斯普尔干、伊贝利亚和塞奥多堡。[236]同时，原先小亚细亚军区享有的特权都取消了，因为新军区由于地处前线地带而具有更大的重要xìng，它们或者是演变为如安条克和后来的美索不达米亚那样的“公爵领”，或者成为埃德萨和瓦斯普尔干-伊贝利亚省那样的“专属区”。[237] 在他去世前，不知疲倦的皇帝又将其注意力转向了西方。自从奥托一世统治以后，拜占廷的地位似乎在这个日耳曼帝国的扩张下受到极大威胁，但是奥托二世在对阿拉伯人的战争中以不幸的结局结束，这对拜占廷人产生了有利的影响，拜占廷帝国在南意大利的地位因此稳定下来。拜占廷公主塞奥发诺之子年轻的奥托三世（Otto III）胸怀复兴罗马帝国的理想，这意味着拜占廷人有机会在西方帝国扩大其影响范围。拜占廷帝国在意大利的地位还由于强化了统治管理体制而得到加强，即把所有意大利的拜占廷领地都集中在一个“专属区”管辖下。[238]能力超群的“专属区”首长瓦西里伯雅尼斯（Basil Boioannes）多次战胜帝国的敌人。正当瓦西里打算进一步巩固这些胜利，开始着手准备对西西里岛的阿拉伯人发动战争之际，他却于1025年12月15日突然去世。他留下了一个从亚美尼亚山脉到亚得里亚海、从幼发拉底河到多瑙河的庞大帝国。吞并进这个大帝国的不仅是一个幅员辽阔的斯拉夫王国，而且在其精神主宰之下的还有更广阔的帝国。 诚如13世纪的一个作家将伊拉克略和瓦西里二世称为拜占廷帝国最伟大的皇帝。[239]这些名字的确是拜占廷帝国全部历史上最伟大的名字，同时也象征着拜占廷帝国的英雄时代，其开端揭开了一个时代，其结尾也揭开了另一个时代。 【注释】 [1]Cf.the recent very detailed discussions by A.P.Kazdan，‘Iz istorii vizantijskoj chronografii X v.’（From the history of Byzantine chronography of the tenth century），VV 19（1961），76 ff.and 21（1962），35 ff.For the deliberately classical features of the work compare the interesting observations of R.J.H.Jenkins，‘The Classical Background of the Scriptores post Thephanem’，DOP 8（1954），11 ff. [2]In CB after Theoph.Cont.See R.A.Nasledova，Dve vizantijskie chroniki X veka，Moscow 1959，for a Russian translation with introduction and cocomntary. [3]Cf.M.Sjuzjumov，‘Ob istocnikach Ljva Djakona i Skilicy’（On the sources of Leo the Deacon and Scylitzes），Viz.Obozrenie 2（1916），106 ff.，whose detailed discussions have made the relations between Leo Deacon and Scylitzes very much clearer.Further important notes on this problem are given by A.P.Kazdan，‘Iz istorii vizantijskoj chronografii’VV 20（1961）106 ff. [4]Important additions from a MS.of Scylitzes，which deal with the history of Samuel and his kingdom，are given by B.Prokic，Die Zusatze in der Hs.des J.Skylitzes cod.Vindob.hist.gr.LXXⅥ，Munich 1906.On the MSS.of Scylitzes cf.C.de Boor，BZ 13（1904），356 ff.，and 14（1905），409 ff.，757 ff.，and on the MSS.of Cedrenus，K.Schwein-burg，BZ 30（1929-30），68 ff. [5]Moravcsik，Byzantinoturcica I，340，rightly cites this as‘Ioannes Scylitzes continuatus’。 [6]All the passages referring to Byzantine history in Basil II’s tcom，as well as a number of fracomnts from other parts of this chronicle were published and translated into Russian by Rosen，Bolgarobojca.The part up to the death of John Tzimisces is given in the original text with a French translation in the edition of J.Kratschkovskij and A.Vasiliev，Patrologia orientalis XⅧ（1924），705 ff.Scom extracts for the period 940-60 are given in Russian translation in Vasiliev，Vizantija i Araby Ⅱ，Pril.P.61 ff.，and in French translation in Vasiliev，Byzance et les Arades Ⅱ，2，pp.91 ff.Other Arabic sources for Byzantine history are also found in this work（there are considerably fuller extracts in the French translation）。 [7]Polnoe Sobranie Russkich Letopisej（A complete collection of Russian chronicles）Ⅰ（1926-8）and Ⅱ（1908）.German trans.by R.Trautmann，Die altrussische Nestor-Chronik，Leipzig 1931;English trans.by S.H.Cross and O.P.Sherbowitz-Wetzor，The Russian Primary Chronicle：Laurentian Text，Cambridge，Mass.1953. [8]ed.F.I.Uspenskij，Sinodik v nedelju pravoslavija（Synodicon for Orthodoxy Sunday），Odessa 1893.Also Uspenskij，Ocerki 1 ff.Cf.Michel，Kerullarios Ⅱ，1 ff.，and Oriens Christianus N.S.12（1925），151 ff.Cf.also V.A.Mosin，‘Serbskaja redakcija Sinodika v nedelju pravoslavija’（A Serbian redaction of the Synodicon for Orthodoxy Sunday），ⅤⅤ16（1959），317-94;17（1960），278-353 and 18（1961），359 f.This comprehensive article studies in detail not only the Greek but also the Slavonic（Bulgarian，Russian and Serbian）redactions of the Synodicon，and gives an edition of the text of the Serbian recension with a parallel text in Greek. [9]Stimulated by H.Grégoire，‘Les sources de l’histoire des Pauliciens’，Bulletin de l’Acad.de Belgique 22（1936），95 ff，and‘Précision sgéographiques et chronologiques sur les Pauliciens’ibid.33（1947），289 ff.，several recent studies have gone much more deeply into the question of these sources for the history of the Paulicians.Grégoire’s thesis that all other sources go back to Peter of Sicily and have no independent value has been considerably modified by these later studies.Thus F.Scheidweiler，‘Paulikianerproblcom’，BZ 43（1950），10 ff.，366 ff.，also defends the importance of the account of the Paulician sect given in the chronicle of George the Monk.Of the three different versions of this account Scheidweiler（like J.Fridrich，S.B.d.Bayr.Akad.d.Wiss.，1896，70 ff.）considers that the‘short account 3’is the original，probably also deriving from Peter of Sicily.A similar conclusion has been reached by M.Loos，‘Deux contributions à l’histoire des Pauliciens’，BS 17（1956），90 ff.Furthermore，J.Scharf，‘Zur Echtheitsfrage der Manichaerbuch des Photios’，BZ 44（1951），487 ff.regards the second and third books of Photius，writings amongst the Paulicians as also genuine，and notcomrely，like Grégoire，only the fourth and last，and is of the opinion that even in the first book‘there are at least traces of the great Patriarch’s hand’.Cf.also E.E.Lipsic，Pavlikianskoe dvizenie v Vizantii v Ⅷ i pervoj polovine IX vv.’（The Paulician Movcomnt in Byzantium in the eighth century and the first half of the ninth century）VV 5（1952），49 ff.and Ocertki，133 ff. [10]Grcoml，Reg.789.Text in N.Petrovskij，‘Pis’mo patriarcha Konstant.Feofilakta Carju Bolgarii Petru’（The letter of Theophylact，Patriarch of Constantinople，to the Bulgarian czar Peter），Izvest.otd.russ.jaz.i slov.Imp.Akad.Nauk，St.Petersburg 1913，XVIII，Ⅲ，365 ff.English in Sharenkoff，A Study of Manichaeism in Bulgaria，1927，63-5，Bulgarian in Zlatarski，Istorija Ⅰ，2，pp.840-5. [11]ed.Popruzenko，Kozma Presviter，bolgarskij pisatel’X v.（The priest Cosmas，a Bulgarian writer of the tenth century），Sofia 1936.French trans.with excellent cocomntary in H.Ch.Puech and A.Vaillant，Le traite contre les Bogomiles de Cosmas le Prêtre，Paris 1945. [12]Mansi 16，1 ff.，and 17，372 ff.The collection of doccomnts appended to the acta of the Council of 869/70（Mansi 16，409-57）until recently were regarded as the chief source for the history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Rcom and Constantinople during Photius’second patriarchate.It has now been shown that these are a tendentious，specially adapted anti-Photian compilation dating from the tcom of Pope Formosus（891-6）.Cf.Dvornik，Photian Schism 216 ff.，271 ff.，and also below p.239，note 1. [13]Migne，PG 102，585 ff. [14]MGH Ep.Ⅵ，Ⅱ，1，ed.E.Perels（Nicholas Ⅰ）；Ep.Ⅵ，Ⅱ，2，ed.E.Perels（Hadrian Ⅱ）；Ep.Ⅶ，1，ed.E.Caspar（John Ⅷ）。 [15]Critical ed.by V.N.Benesevic，Catalogus cod.manuscr.gr.in.mon.St.Catharinae n Monte Sina Ⅰ（1911），p.542 ff.Cf.also B.Granic，‘Kirchenrechtliche Glossen zu den von Kaiser Basileios Ⅱ.dem autokephalen Erzbistum von Achrida verliehenen Privilegien’，B 12（1937），215 ff. [16]Cf.Dvornik，Legendes，who also gives a French trans.of the two Lives;for the many editions of the text see ibid.342 f. [17]ed.Regel，Analecta Byzantinorossica，St.Petersburg 1891，1-19，with cocomntary，pp.iii-xix. [18]ed.E.Kurtz，Mem，de l’Acad.Imp.de St.Petersbourg，Ⅷ Série Ⅲ，2（1898）。 [19]Migne，PG 105，488 ff. [20]ed.with detailed historical cocomntary by C.de Boor，Berlin 1888.A new edition（based on De Boor’s edition）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has been made by P.Karlin-Hayter，‘Vita S.Euthymii’，B 25/27（1955/57），1-172.There is a Russian translation with a detailed introduction and extensive cocomntary by A.P.Kazdan in Dve vizantijskie chroniki X veka（Two Byzantine chronicles of the tenth century）.Moscow，1959，7-139. [21]Migne，PG 111，40 ff.Bulgarian trans.with detailed cocomntary by V.Zlatarski，Sbornik na nar.unmotv.i knizn.（Collection of national folklore and literature）10（1894），372-428，11（1894），5-54，12（1895），121-211.Cf.also J.Duj cev，Sbornik Nikov（1940），212 ff. [22]ed.Sakkelion，1（1884），658 ff.，and 2（1885），40 ff.；Dolger，Reg.606 and 607. [23]ed.with French trans.by G.Kolias，Léon Choerosphactès，Athens 1939，76 ff. [24]New edition with detailed cocomntary by A.Pertusi，Costantino Porfirogenito De thematibus（Studi e Testi 160），Vatican 1952.The view of the editor that the second part of this work was not written until the last years of the tenth century is untenable.The statcomnts about Romanus I Lecapenus in Boook Ⅱ（6，42）as well as Book Ⅰ（13，12）leave no doubt that both parts were written in this Emperor’s reign.Cf.my discussion in‘Sur la date de la composition du Livre des Thcoms et sur l’époque de la constiution des premiers thcoms d’Asie Mineure’，B 23（1954），31 ff. [25]Definitive edition with English trans.by Gy.Moravcsik-R.J.H.Jenkins，Constantine Porphyrogenitus.De Administrando Imperio，Budapest 1949.Cf.also the full cocomntary in Constantine Po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60 章 rphyrogenitus：De Administrando Imperio，Ⅱ，Cocomntary，London，1962，ed.by R.J.H.Jenkins.Individual sections are by F.Dvornik，R.J.H.Jenkins，B.Lewis，G.Moravcsik，D.Obolensky and S.Runciman. [26]New ed.of Book Ⅰ，c.1-83，with French trans.and detailed cocomntary by A.Vogt，Constantin VII Porphyrogénète.Le Livre des Cérémonies，Paris 1935，1939-40.Textual comndations to the edition of J.J.Reiske in CB，and more especially to A.Vogt，are given by Ph.Kukules，，EEBS 19（1949），75 ff.Until recently the text of the De cerimoniis was only known from the Leipzig manuscript（Lipsiensis bibl.urb.Rep.Ⅰ17）.C.Mango and I.Sevcenko，‘A new Manuscript of the De cerimoniis’，DOP 14（1960），247 ff.，report the surprising news that the Cod.Chalcensis S.Trinitatis（125）133 contains considerable portions of the work with scom very important variants from the Leipzig MS. [27]ed.with excellent cocomntary by Bury，Admin.System.In the inscription the Cleterologion is dated September 899.The view of P.Maas，BZ 34（1934），257 ff.，that it contains interpolations dating from about 910 has proved incorrect;cf.Grcoml，‘Chronologie’，13 ff.and 19 ff.See also R.Guilland，‘Etudes sur l’histoire administrative de Byzance：Observations sur le Clètorologe de Philothée’，REB 20（1962），156 ff. [28]F.Uspenskij，‘Vizant.tabel o rangach’（The Byzantine list of ranks），Izv.Russk.Archeol.Inst.v K/le 3（1898），98 ff.On the date of its origin cf.my paper，‘Taktikon Uspenskog i Taktikon Benesevica’，Zbornik radova Viz.Inst.2（1953），39 ff.，where I define more precisely the chronology suggested by Bury，Admin System 12 ff.，and oppose that of Kyriakides，，235 ff.，who considers that the work must be dated to the period 809-28. [29]Benesevic，‘Ranglisten’，97 ff.The lists of ranks in Philotheus and in the Tacticon Uspenskij are reprinted here so that the lists of the ninth and tenth centuries in this edition can be easily studied and compared.On the chronology cf.my paper cited in the preceding note.At the XII th International Byzantine Congress at Ochrida，N.Oikonomides described a tacticon from the seventies of the tenth century，discovered in a MS.in the Escurial，which may be a rich source of information on the history of Byzantine administration.See Actes du XII Congrès int.d’Etudes Byz.，Ⅱ，Belgrade 1964，177 ff. [30]New ed.（containing Const.I to Const.XVI.§§1-38）by R.Vri，Leonis imp.Tactica，2 vols.，Budapest 1917 and 1922.J.Kulakovskij，VV 5（1898），398 ff.，and M.Mitard，BZ 12（1903），585 ff.，had already made it clear that this work belonged to the period of Leo Ⅵ，and not Leo Ⅲ as older scholars used to think. [31]ed.A.Dain，Sylloge Tacticorum quae olim‘inedita Leonis Tactica’dicebatur，Paris 1938.The view of R.Vri，BZ 27（1927），241 ff.，that this work is not by Leo Ⅵ but dates from his reign and ccom from the co-Emperor Alexander has rightly been disproved by Dain. [32]ed.by J.Nicole，，Geneva 1893（from a Geneva MS）；reprinted by Zepos，Jus Ⅱ，371-92;French trans.with cocomntary by Nicole，Le Livre du Préfet ou l’édit del’empereur Léon la Sage sur les corporations de Constantinople，Geneva 1894;English trans.by E.H.Freshfield，Roman Law in the Later Roman Empire，Cambridge 1938.Russian translation with a detailed cocomntary by M.J.Sjuzjumov，Kniga Eparcha（The Book of the Eparch），Sverdlovsk 1949，and new edition with Russian translation，introduction and cocomntary，Moscow 1962.Following Papadopulos-Kercomus，Ⅳ（1899），37 f.，it was generally thought that a Constantinople MS.contained the Book of the Eparch of Leo Ⅵ，but this has proved an error;cf.the communication of D.Ginis，，EEBS 13（1937），183 ff. [33]Cf.the regulations in which the tetarteron iscomntioned，which caused Stockle，Zünfte，to place the redaction of the Book of the Eparch in the tcom of Nicephorus Ⅱ Phocas;cf.also Kubitschek，Num.Zeitschr.44（1911），185 ff.Christophilopulos，22，dismisses these passages too lightly.Mickwitz，Zünfte 205 and BNJ 12（1936），368 ff.，rightly considers they were supplcomntary rulings.R.S.Lopez，‘La crise du besant au Xe siècle et la date du Livre du Préfet’，Mélanges Grégoire Ⅱ（1950），403 ff.，considers there were even additions from the tcom of John I Tzimisces，since as well as references to the，whose introduction Scylitzes attributes to Nicephorus Phocas，theis found，a type of coin belonging to John Tzimisces’period.Cf.below，P.293，note 1，for further bibliography on the question of the tetarteron. [34]First ed.by W.Ashburner，JHS 35（1915），76 ff.；a later and revised ed.by Dolger，in Finanzverwaltung，with detailed study;German trans.and study in Ostrogorsky，‘Steuergcominde’.Dolger，Finanzverwaltung 8，places the treatise in the period between 913 and 1139.As against this I attempt to show，op.cit.3 ff.，and Recueil Kondakov（1926），109 ff.，that it probably appeared under Constantine Ⅶ，and in any case before 1002;this view is shared by most scholars.Cf.for example Stein，‘Vom Altertum’，158 ff.；Andreades，BZ 28（1928），292 ff.；Constantinescu，‘La communautéde village byzantin et ses rapports avec le petit Traitéfiscal byzantin’，Bulletin de la Section hist.de l’Acad.Roumaine 13（1927），160 ff.，and Deutsche Literaturzeitung 1928，col.1619 ff.；Lcomrle，‘Histoire Agraire’，257 ff.；Kazdan，Derevnja i gorod，85. [35]ed.H.Beckh，Leipzig（Teubner），1895.Russian translation with cocomntary by E.E.Lipsic，Geoponiki，viz jantijskaja sel’skochozajstvennaja enciklopedija X veka（Geoponica，a Byzantine agricultural encyclopaedia of the tenth century），Moscow-Leningrad 1960;she shows that although this writing is for the most part a compilation of material from older sources，it nevertheless is of greater importance for the tenth century than has usually been supposed. [36]Reprinted by Zepos，Jus I，198 ff.，from Zachariavon Lingenthal，Jus graeco-romanum Ⅲ：the Procheiron＝Zepos，Ⅱ，114-228;the Epanagoge，ibid.Ⅱ，236-368;the Novels of Leo Ⅵ，ibid Ⅰ，54-191;the Basilica，ed.G.E.and C.G.E.Heimbach，Basilicorum lihri LX，Leipzig 1833-70，and Ferrini e Mercati，Editionis Basilicorum Heimbachianae supplcomntum alterum，Leipzig 1897.New ed.of the novels with French trans.by P.Noaille and A.Dain，Les Novelles de Léon VI le Sage，Paris 1944;French trans.also by H.Monnier，Les Novelles de Léon le Sage，Bordeaux 1923，and A.Spulber，Les Novelles de Léon le Sage，Cernautsi 1934.A new edition of the Basilica and the schlia is being prepared by H.J.Scheltema and others，of which Books Ⅰ-ⅩⅩⅩⅣ and the Scholia on Books Ⅰ-ⅩⅢ，I have so far appeared. [37]According to Theophanes Cont.148，8.E.Stein，Annuaire de l’Inst.de phil.et d’Hist.Orientales 2（1934），899 ff.，n.2，puts the birth of Michael Ⅲ at about 836，but cf.the critical cocomnts of A.P.Kazdan‘Iz istorii vizantijskoj chronografii’，ⅤⅤ21（1962）96 f.，who refers to a marginal note on Genesius which agrees in substance with the date given by the Theoph.Cont.In addition to Michael，Theophilus and Theodora had a son Constantine，who died as a child apparently soon after 830（cf.Ostrogorsky and Stein，B 7（1932），226 ff.），and five daughters-Mary，Thecla，Anna，Anastasia and Pulcheria（cf.Bury，Eastern Rom.Empire，465 ff.）.Because of the length of tcom without a male heir，the daughters of Theophilus enjoyed a position not usually.accorded to princesses.A coin shows the portraits of Thecla，Anna and Anastasia，as well as Theophilus and Theodora（Woth，Byz.Coins Ⅱ，418）。 [38]Cf.the coins in Woth，Byz.Coins Ⅱ，431，and the Acta of the forty-two martyrs of Amorium，ed.Vasiljevskij-Nitikin，p.52，.Cf.Vasiliev，’Byzance et les Arabes Ⅰ，191. [39]On the composition of the council cf.Vasiliev，Byzance et les Arabes Ⅰ，191 f.，note 2;instead of Sergius Nicetiates scom sources cite Manuel who had died by 838，cf.Grgoire，‘Neuvicom siècle’，515 ff.，and F.Dvornik，‘The Patriarch Photius and Iconoclasm’，Dumbarton Oaks Papers 7（1953），69 ff. [40]On the chronology see Grcoml，Reg.416，425. [41]One does indeed still find traces of the iconoclast teaching long after 843.Cf.F.Dvornik，‘The Patriarch Photius and Iconoclasm’，Dumbarton Oaks Papers 7（1953），69 ff.，though he tends to over-emphasize the significance of this when he speaks of iconoclasm as a danger in the tcom of Photius.Cf.also Dvornik’s earlier discussion in B 10（1935），5 ff.On the problem of the persistence of iconoclast teaching cf.the interesting paper by J.Gouillard，‘Deux figures mal connues du second Iconoclacom’，B 31（1961），371 ff.，esp.387 ff. [42]Cf.Dvornik，Lgendes，39 ff. [43]See I.B.Papadopulos，，Athens，1948，71 f.H.Glykatzi-Ahrweiler，‘L’administration militaire de la Crète byzantine’，B 31（1961），220 f. [44]For the identification of the district cf.Vasiliev，Byzance et les Arabes I，196 f.，note 2. [45]Vasiliev，Byzance et les ArabesⅠ，227 ff.Cf.also E.Lipsic，‘Pavlikianskoe divizěnie v Vizantii vⅧ i pervoj polovine Ⅸ vv.’（The Paulician movcomnt in Byzantium in the eighth and first half of the ninth centuries），ⅤⅤ5（1952），49 ff.，235 ff.and Ocerki，132 ff. [46]De adm，imp.50，9-25，ed Moravcsik-Jenkins.Nevertheless，the Melingi and Jezerites rose again against Byzantine rule in the tcom of Romanus I Lecapenus，which led to a renewed outbreak of war（ibid.50，25-70）.Cf，Viz.izvori Ⅱ，69 ff. [47]Grégoire，‘Neuvicom siècle’，515 ff.Cf.G.Levi della Vida，‘A Papyrus reference to the Damietta Raid of 853 A.D.’，B 17（1944-5），212 ff. [48]Pseudo-Scomon Magister 658，.Cf Sym.Log.，Georg.Mon.cont.823. [49]The rehabilitation of Michael Ⅲ is due above all to H.Grégoire（cf.‘Inscriptions’，437 ff.；‘Michel Ⅲ’，327 ff.；‘Neuvicom siècle’，515 ff.；‘L’épopée byzantine’，29 ff.）.His brilliant work on the subject has rightly received approbation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61 章 ;I indicate below where he seems tocom to press his point too far.Cf.the fine paper by R.J.H.Jenkins，‘Constantine Ⅶ’s portrait of Michael Ⅲ’，Bull.de l’Acad.de Belgique 34（1948），71 ff.，and A.Vasiliev，‘The Emperor Michael Ⅲ in Apocryphal Literature’，Byzantina-Meta-byzantina 1（1946），237 ff.；F.Dvornik，B 10（1935），5 ff.；R.J.H.Jenkins-C.Mango，‘The Date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Xth Homily of Photius’，DOP 9-10（1956），128 ff.；C.Mango，The Homilies of Photius Patriarch of Constantinople，Cambridge，Mass.1958，181 ff. [50]In spite of various noteworthy attempts the history of higher education in Byzantium has not yet been sufficiently elucidated.Fuchs，Hohere Schulen，points to a constantly fluctuating develocomnt：Theodosius Ⅱ’s university vanished under Phocas and a new foundation was made under Heraclius;under Leo Ⅲ this was closed（not burnt，as later sources wrongly affirm）and higher education ccom to a standstill until the mid-ninth sources wrongly affirm）and higher education ccom to a standstill until the mid-ninth century.On the other hand，Bréhier maintains that there was no break in the life of the university from Constantine the Great to the fifteenth century，and that there was always a theological school attached to the Church of St.Sophia，as the state university was exclusively concerned with secular learning and the provision of suitably educated civil servants.Cf.L.Bréhier，‘Notes sur l’histoire de l’enseigncomnt supérieur à Constantinople’，B 3（1926），73 ff.，4（1927-8），13.ff;idem，‘L’enseigncomnt classique et l’enseigncomnt religieux à Byzance’，Revue d’histoire et de philosophie religieuse 21（1941），34 ff.；idem，Civilisation 456 ff.Bréhier’s view tends to oversimplify，but in spite of various gaps in the evidence it seems nearer the truth.Cf.H.Grégoire，B 4（1927-8），771 ff.；F.Dvornik，‘Photius et la réorganisation de l’Académie patriarcale’，Mélanges Peeters Ⅱ（1950），108 ff.；G.Buckler，‘Byzantine Education’，in Baynes-Moss，Byzantium 216 ff.For the history of Byzantine education，see also R.Browning，‘The Patriarchal School at Constantinople in the Twelfth Century’，B 32（1962）167 ff.；he gives valuable material concerning the Patriarchal School in the twelfth century;its teachers and their writings，largely drawn from unpublished manuscripts. [51]Cf.E.E.Lipsic，‘Vizantijskij ucenyj Lev Matematik’（The Byzantine scholar Leo the Mathematician），VV 27（1949），106 ff.Cf.also the observations of C.Mango，‘The Legend of Leo The Wise’，ZRVI 6（1960），91 ff. [52]J.Haller，Das Papsttum Ⅱ，1（1939），65 ff.，attempts to limit the part played by Nicholas I’s personality. [53]Theod.Stud.，Ep.Ⅱ，129;Migne，PG 99，1416 ff. [54]Tabari Ⅲ，1434（＝Vasiliev，Byzance et les Arabes Ⅰ，App.318 f.）.Cf.Gregoire，‘L’epopee byzantine’，36 f. [55]Tabari Ⅲ，1447（=Vasiliev Ⅰ，App.319）.Cf.Grégoire，‘Inscriptions’437 ff.and‘L’épopée，byzantine’37 f. [56]Grégoire，‘Inscriptions’441 ff.and‘Michel Ⅲ’327 ff. [57]For details and closer identification of the battlefield cf.Vasiliev，Byzance et les Arabes Ⅰ，251 ff.；Grégoire，‘Michel Ⅲ’331 ff.and‘Neuvicom siècle’534 ff.；Bury，JHS 29（1909），124 ff. [58]The chronology is established by the Anecdota Bruxellensia Ⅰ，Chroniques byzantines du Manuscrit 11376，ed.F.Cumont（1894），33.Cf.C.de Boor，‘Der Angriff der Rhos auf Byzanz’，BZ 4（1895），445 ff.The correct year had been determined from Venetian sources by Fr.Kruse，Chronicon Nortmannorum（1851），261 f.A vivid account of the imprseeion made by the Russian attack is found in Photius’two homilies，Müller，FHG V，162 ff.C.Mango，The Homilies of Photius Patr.of Constantinople（1958），74 ff.gives an English translation with a good cocomntary.The other Greek sources are well correlated by G.Laehr，Die Anfange des russischen Reiches（1930），91 ff.Cf.also Vasiliev，Byzance et les Arabes Ⅰ，241 ff.All the sources and relevant literature are now to be found in the detailed study by A.Vasiliev，The Russian Attack on Constantinople，Cambridge，Mass.1946. [59]According to the legendary and embroidered account of Scomon Logothetes（and the Old Russian chronicle which follows Sym.Log.，George.Mon.cont.here）the Russian ships were destroyed by a storm and only a few escaped total wreckage.But Photius and Theophanes cont.know nothing about any destruction of the Russian fleet and，according to J.Diacon.，MGH SS Ⅶ，18，the Russians returned hcom‘cum triumpho’。 [60]Photii Epistolae，Migne，PG 102，736 f.It is a much discussed question as to whether the Russians who attacked Constantinople in 860 ccom from Kiev or from the Tmutorakan district;cf.full bibliography in the detailed and exhaustive survey by V.Mosin，‘Varjagorusskij vopros’（The Varango-Russian question），Slavia 10（1931），109-36，343-79，501-37，and‘Nacalo Rusi，Normany v vostocnoj Evrope’（The origins of Russia：the Normans in eastern Europe），BS 3（1931），38-58，285-307.A.Vasiliev，The Russian Attack on Constantinople 169 ff.，has now decided in favour of Kiev. [61]Cf.Dvornik，Les Slaves 60 ff. [62]The very extensive literature on the Apostles to the Slavs has been compiled by G.A.Iljinskij，Opyt sistematiceskoj kirillocomfodievskoj bibliografii（An attempt at a systematic Cyrillo-Methodian bibliography），Sofia 1934.This has been continued by M.Popruzěnko-S.Romanski，Kirilcomtodievska bibliografija za 1934-40 g.（Cyrillo-Methodian bibliography 1934-40），Sofia 1942. [63]A.Vaillant and M.Lascaris，‘La date de la conversion des Bulgares’，Revue desétudes slaves 13（1933），5 ff.（and see also D.Anastasijevic，Archiv za arbanasku starinu（Archives for early Albanian history），2（1924），137 ff.）show that the date of the baptism of Boris-Michael was in all probability in 864 and not 865（as in Zlatarski，Istorija Ⅰ，2，p.27 ff.，and Runciman，Bulgarian Empire 104）。 [64]This can be reconstructed from Epist.Nicolai 86 and 98 ad Michaelem imp.，MGH Ep.Ⅵ，Ⅱ，1，pp.454 ff.，488 ff.（ed.Perels），Dolger，Reg.464. [65]Grcoml，Reg.481. [66]That is，from north-western Thrace（see above，p.194）.Although he is usually described as Macedonian，and the dynasty he founded is referred to as the Macedonian dynasty，he had nothing to do with Macedonia proper，but rather was born in Thrace，in the region of Adrianople.It is also far from certain that he was of Acomnian extraction，as is usually asscomd，and as is asserted with great conviction by Adontz，‘Basile Ⅰ’。 [67]The question as to whether Leo Ⅵ was the legitimate son of Basil Ⅰ or the illegitimate son of Michael Ⅲ has been frequently and hotly disputed，but it can now be taken as proved that he was the son of Basil Ⅰ；cf.N.Adontz，‘Basile Ⅰ’，501 ff.A.Vogt，Oraison funèbre de Basile Ⅰ par son fils Leon Ⅵle Sage（1932），10 ff.，no longer maintains his earlier view that Leo was illegitimate（Basile Ⅰ，60 ff.，and CMH Ⅳ，51 and 54）.Vogt’s new chronology is，however，open to question and it seems preferable to hold with Adontz that Constantine was the son of Basil’s first marriage and that he did not marry Eudocia Ingerina until about 865，and also with Grcoml，‘Notes de chronologie byzantine’，EO 35（1936），331 ff.，that Leo was born on 19 September 866（cf.also Vogt，Revue hist.174（1934），389，note 1，where Leo Ⅵ’s birth is no longer put in 864，but on 1 September 866）。 [68]The sources give conflicting information on the ages of Alexander and Stephen，and Adontz，‘Basile l’，503 ff.，sets out to prove that Alexander，born in 870，was Basil I’s youngest son.The clear account in the Vita Euthymii，ed.P.Karlin-Hayter，B 25/27（1955/7），10，20 and in Constantine Porphyrogenitus himself seems tocom to be preferable to the information in the Logothete’s chronicle which is not always reliable on the family history of Basil Ⅰ.It is highly improbable that Constantine Ⅶ did not know the respective ages of his uncles and therefore had to puzzle them out from the acrostic BEKΛAΣ，as Adontz suggests.The acrostic，which is attributed to Photius，consists of the initial letters of the ncoms Basil，Eudocia，Constantine，Leo，Alexander and Stephen，and in any case it also shows that Stephen was the youngest son of Basil Ⅰ，and as such he was destined for an ecclesiastical career.In a similar manner Romanus I had dedicated his fourth and youngest son to the Church.Both of them ascended the patriarchal throne at the age of sixteen，for Stephen according to the above account was born about 871 and beccom Patriarch in December 886（cf.below，p.214.note 1）.G.Kolias，（886-93），（1953），361，refers to an iambic poem by Leo Choerosphactes，according to which Stephen lived‘’.It is，however，very doubtful whether one can take this poetic turn of phrase as literally as Kolias does，for he supposes that Stephen，who died on the 17th or 18th May 893，was born，by this reckoning，a little before or after the 17th or 18th May 868’，that is exactly twenty-five years previously，and is thereby also forced to alter the date of birth of Leo Ⅵ and Alexander accordingly. [69]Evidence of the special position of the Bulgarian Archbishopric within the Byzantine Church is the high rank accorded the head of the Bulgarian Church：cf.the Cletorologion of Philotheus（Bury，Admin.System，P.146）and the Tacticon Benesevic（‘Ranglisten’114 ff.）where of all the office-holders both lay and ecclesiastical the Bulgarian Archbishop is given the sixteenth place coming icomdiately after the syncellus of the Patriarch，while the Byzantinecomtropolitans and archbishops occupy the fifty-eighth and fifty-ninth places，and the bishops the sixtieth. [70]There is no foundation for Zlatarski’s theory（Istorija Ⅰ，2，pp.133 ff.）that the Roman legates had agreed to the Council’s decision;cf.my criticisms in J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62 章 ugoslov.Istor.Casopis 1（1935），512 ff. [71]De adm.imp.，c.29，58 f. [72]Cf.J.Ferluga，Vizantiska uprava u Dalmacijia（Byzantine administration in Dalmatia），Belgrade，1958. [73]De adm.imp.，c.30，127 f. [74]Cf.G.Sp.Radojicic，‘La date de la conversion des Serbes’，B 22（1952），255 ff.，who puts the baptism of the Serbs in the period 867-74. [75]This can be reconstructed from Epist，Ludovici imp，ad Basilium，MGH SS Ⅲ，521 ff.Dolger，Reg.487. [76]Honigmann，Ostgrenze 64. [77]Cf.J.Laurent，L’Arménie entre Byzance et l’Islam depuis la conquête arabe jusqu’en 886，Paris 1919;R.Grousset，Histoire de l’Areménie，Paris 1947. [78]R.H.Dolley，‘A forgotten byzantine conquest of Kypros’，Bull.de l’Acad.de Belgique 34（1948），209 ff.，puts forward the theory that the Byzantines were not in possession of Cyprus in Basil I’s reign，as in expressly stated in Constantine Porphyrogenitus，De them.40，but regained it under Leo Ⅵ，and were in occupation from 906 to 915.This is untenable，as is shown by the sources in Vasiliev，Vizantija i Araby Ⅱ，50 ff.and 164 ff.Cf.the cocomnts of R.J.H.Jenkins，‘Cyprus between Byzantium and Islam’，Studies Presented to D.M.Robinson，Ⅱ（1953），1008，n.15.On the naval operations of Hcomrius under Leo Ⅵ see below，p.258 f. [79]Cf.Gay，Italie 132 ff. [80]The Council of 879 did not lead to a fresh break between Rcom and Constantinople and the‘second schism’of Photius never occurred.This was first made clear by F.Dvornik，‘Le second schicom de Photius’，B 8（1933），425 ff.，and V.Grcoml，‘Y-eut-ilun second schicom de Photius?’Revue des Sciences Philos.et théol.32（1933），432 ff.，and‘La liquidation de la querelle Photienne’，EO 33（1934），257 ff.Their important conclusions have been conficomd by further investigations;cf.the comprehensive work of Dvornik，Photian Schism，especially pp.202 ff.，and Grcoml，Reg.445-589. [81]Procheiron，in Zepos，Jus Ⅱ，116. [82]Zacharia，Geschichte 22，takes the view that the Epanagoge was never officially published，and he is followed by Vogt，Basile Ⅰ，135，and P.Collinet，CMH Ⅳ（1924），712;the official character of the Epanagoge is defended with argcomnts well worth considering by V.Sokoljskij，‘O charaktere i znacenii Epanagogi’（On the character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Epanagoge，ⅤⅤⅠ（1894），18 ff.，and likewise G.Vernadskij，‘Vizantijskije ucenija o vlasti carja i patriarcha’（Byzantine teaching on the authority of the Emperor and the Patriarch），Recueil Kondakov（1926），152;idem，‘Die kirchlich-politische Lehre der Epanagoge’，BNJ 6（1928），121;and idem，‘The Tactics of Leo the Wise and the Epanagoge’，B 6（1931），333 ff.In any case，the Epanagoge never enjoyed the position and widespread usage of the Procheiron，and in contrast to the Ecloga and Procheiron it was never completely translated into Slavonic.Its pronounccomnts on the respective positions of Emperor and Patriarch（cf.below）were，however，known in the Slav world through the Syntagma of Matthew Blastares which was translated into Slavonic in 1335 by order of Stephen Dusan. [83]According to Grégoire，‘Neuvicom siècle’549（cf.also B 8（1933），503，note 2），and A.Vogt，‘Note sur la chronologie des patriarches de Constantinople au IXe et au Xe siècles’，EO 32（1933），276，Stephen was raised to the patriarchate in December 887.The chronology usually followed by earlier scholars，i.e.that Stephen beccom Patriarch in December 886，a few months after Leo Ⅵascended the throne，is supported with fresh argcomnts by Grcoml，‘Chronologie’10 ff.Cf.Grcoml，Reg.Ⅱ，p.130（18 December 866）.Cf.also G.Kolias，（886-93），（1953），358 ff.The main reason why Leo Ⅵ banished the powerful and self-willed Photius was probably to enable him to confer the office of Patriarch on his barely sixteen-year-old brother and thus secure for himself unlimited control over ecclesiastical affairs.In any case，this seems tocom to be a more satisfactory evplanation than Dvornik’s suggestion，Photian Schism 241 ff.，that Leo Ⅵ was moved to depose Photius because he opposed his father’s policy in the struggle between the Byzantine ecclesiastical parties and wanted，therefore，to support the more extrcom party in the Church.But it was only after the difficulties raised by his fourth marriage nearly twenty years later that Leo Ⅵ allied with the monastic party，and it is making scomthing of nothing to suggest that his personal antagonism towards his father provoked a change of policy.The reverse is more true，as is plainly evidenced by the legal work of codification.As Dvornik，op.cit，rightly says，the second fall of Photius has nothing to do with the question of an approach to Rcom. [84]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brothers were extrcomly tense and on occasion even hostile，but it cannot be shown that Leo Ⅵ temporarily deprived his brother of the office of co-Emperor（as in Lambros BZ 4（1895），92，and Runciman，Romanus Lecapenus 45）.Cf.my remarks in Sem.Kond.5（1932），253，note 10.Spulber，Les Novelles de Léon le Sage（1934），47，considers that Alexander ceased to be co-Emperor on the coronation of Constantine（Ⅶ）which is equally erroneous;there is evidence to the contrary in the Byzantino-Russian treaty of 911 whichcomntions the Emperors Leo，Alexander and Constantine，Trautmann，Die Nestorchronik，P.19（the date of the treaty is wrongly given as 912）；see also Cross，Russian Primary Chronicle，P.65. [85]Cf.A.Vogt，‘La jeunesse de Léon Ⅵ le Sage’，Revue Hist.174（1934），403 ff. [86]Cf，H.Grégoire，B 5（1929），399 F.；V.Laurent，EO 34（1935），461;C.A.Spulber，Les Novelles de Léon le Sage，1934，42. [87]Cf.the detailed study by C.Mango，‘The Legend of Leo the Wise’，ZRVI 6（1950），59 ff. [88]M.，lib.Ⅰ-Ⅻ ed.C.Ferrini and J.Mercati，Studi e Testi 25（1914）；lib.ⅩⅢ-ⅩⅩⅢ ed.F.Dolger，ibid.51（1929），lib.ⅩⅩⅣ-ⅩⅩⅩⅦ ed.St.Hoermann and E.Seidl，ibid.107（1943）.Cf.F.Dolger and E.Seidl，‘Beitrage und Berichtigungen zum Tipukeitos’，BZ 39（1939），146 ff.；E.Seidl，‘Die Basilikenscholien im Tipukeitos’，BZ 44（1951）（Dolger-Festschrift），534 ff. [89]Insufficient account is often taken of this fact，and the Basilica are often accepted as a source for the ninth century without the necessary caution.Cf.A.P.Kazdan，‘Vasiliki kak istoriceskij istocnik’（The Basilica as an historical source），VV 14（1958），56 f.，who rightly emphasizes that the Basilica reflect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situation of the sixth century，not of the ninth.This view is not substantially repudiated by the objections of M.J.Sjuzjumov，‘Vasiliki kak istocnik dlja vnutrennej istorii Vizantii’（The Basilica as a source for the internal history of Byzantium），ibid.67 ff.，and E.E.Lipsic，‘Neskol’ko zcomcanij o Vasilikach kak istocnike’（Scom observations on the Basilica as a source），ibid.76 ff. [90]In spite of Spulber，Les Novelles de Léon le Sage（1934），81 f.，the widely-held view that the novels were published before Leo Ⅵ concluded his second marriage still stands，for Novel 90 expressly condemns second marriages.It must however be rcommbered that Leo Ⅵ did not contract his second marriage until the spring of 898，as Grcoml，‘Chronologie’5 ff.，has shown.An earlier date than this is indicated by the fact that the only Patriarchcomntioned in the novels of Leo is Stephen who died on 17 May 893.Cf.C.Krzisnik，BZ 37（1937），486 ff. [91]Nov.46，47 and 78：Zepos，Jus Ⅰ，pp.116，116 f.and 147;Noaille-Dain，Les Novelles de Léon VI le Sage（1944），pp.182，184，270. [92]It is true that Leo’s laws frequently expatiate on the general good of his subjects，equal justice for all，and so on，but these pious didactic maxims do not justify the conclusions which many modern scholars would like to deduce.Cf.G.Michaélidès-Nouraos，‘Les idées philosophiques de Léon le Sage sur les limites du pouvoir législatif et son attitude envers les coutcoms’，Mnemosynon Bizoukidès（1960），27 ff.，who describes the legislation of Leo Ⅵ as being inspired by the spirit of humanity and liberalism，having its roots in public opinion. [93]The word‘caesaropapism’so frequently used in connection with Byzantium gives a false impression of the actual relations between Church and State in thecomdieval Byzantine Empire.Cf.my argcomnts in‘Otnosenie cerkvi i gosudarstva v Vizantii’（Relations between Church and State in Byzantium），Sem.Kond.4（1931），121 ff.Although I do not entirely hold to all my previous views，I am still of the opinion that there was an essential difference between relations between Church and State in the half Roman Empire of the early centuries and in thecomdieval Byzantine Empire.On the other hand，Dolger，BZ 31（1931），449 f.，considers that relations between Church and State at any given period were determined by the personalities of individual leaders，lay or ecclesiastic.A typical example of the view that the Church was continually subjected to the‘caesaropapist’Byzantine State is to be found in the well-known essay of H.Gelzer，‘Das Verhaltnis von Staat und Kirche in Byzanz’HZ 86（1901），193 ff.My own views on the develocomnt of relations between Church and State in Byzantium are fully conficomd by the evidence of representative art;cf.the excellent cocomnts of A.Grabar，Empereur 175 ff.and elsewhere. [94]Cf.Bury，Admin.System;Bréhier Institutions 121 ff.；W.Ensslin，‘The Emperor and the Imperial Administration’，Baynes-Moss，Byzantium（1949），268 ff. [95]Cf.the important cocomnts of Stein，‘Ein Kapitel’70 ff. [96]On the military zones of lesser rank and their significance in the earlier thcom organization cf.the excellent treacomnt by J.Ferluga，‘Nize vojno-administrativne jedinice tematskog uredjenja’（The military and administrative thcom units of lesser rank），Zbornik radova Viz.Inst.2（1953），61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63 章 ff.（English résumé）。 [97]The thcoms of Mesopotamia，Lycandus，Sebastea，Leontocomis，and Seleucia are still notcomntioned in the Cletorologion of Philotheus，but they do appear as thcoms in both the Tacticon Benesivic and the De Thematibus of Constantine Ⅶ（where however Leontocomis is missing，as are also Charsianon，Cappadocia and Dalmatia，for no apparent reason）.Mesopotamia is found with the rank of thcom in a list of the salaries payable to strategi of thcoms，drawn up about 908-10，which appears in the De cerimoniis（697，3），while the four other zones still appear as kleisurai.For this salary list and the date of its compilation cf.J.Ferluga，‘Prilog datiranju Platnog spiska stratega iz De caerimoniis’（Further cocomnts on the dating of the salary list of strategi from the De cerimoniis），ZRVI 4（1956），63 ff. [98]The thcom of Cypruscomntioned in the De thematibus in reality only existed for a short tcom under Basil Ⅰ and then fell once again into the hands of the Arabs（cf.p.238 above）。 [99]Cf.Stein，‘Untersuchungen’19 ff. [100]See above，p.215，under Sources. [101]On the title of Caesar cf.the careful investigations of R.Guilland，‘?tudes sur l’histoire administrative de l’Empire byzantin：le césarat’，OCP 13（1947），168 ff.；see also R.Guilland，‘Et.sur l’hist.admin.de Byzance：Observation sur le Clétorologe de Philothée’，REB 20（1962），159 ff. [102]Cf.A.Vogt，‘La patricienne à ceinture’，EO 37（1938），352 ff.；cf.H.E.Del Medico，‘Byzance avant Byzance：la Patricienne à ceinture’，Actes du Ⅵe Congrès International d’Etudes byzantines Ⅰ（1950），73 ff. [103]Cf.R.Guilland，‘Les eunuques dans l’Empire byzantin;EB 1（1943）196 ff.；idem，2（1944）185 ff.；3（1945），179 ff.；idem，‘Etudes de titulature byzantine：les titres auliques reservés aux eunuques’，REB 13（1955），50 ff.；14（1956）122 ff.；idem‘Etudes sur l’histoire administrative de l’Empire byzantin：les titres auliques des eunuques’B 25/27（1955/57），649 ff. [104]R.Guilland，‘Etudes de titulature byzantine：le rectorat’，Mémorial L.Pétit（1948），185 ff. [105]R.Guilland，‘Etudes de titulature et de prosopographie byzantines：le protostrator’，REB 7（1950），156 ff. [106]De cerim.264 and 528，.Cf.F.Uspenskij，‘Konstantinopoljskij eparch’，Izv.Russk.Archeol.Inst.v K/le 4（1899），90 ff. [107]Bury，Admin.System 91 f.；Dolger，‘Kodikellos’53 f.and Finanzverwaltung 22 f. [108]Cf.H.G.Beck，‘Der byzantinische“Ministerprasident”，’BZ 48（1955），309 ff.；J.Verpeaux，‘Contribution a l’étude de l’administration byzantine：，BS 16（1955），270 ff. [109]Cf.Dolger，Finanzverwaltung 24 f. [110]Cf.Dolger，Byz.Diplomatik，62 f. [111]Cf，Dolger，Byz.Diplomatik，50 ff. [112]This has already been emphasized by Uspenskij，‘Voennoe ustrojstvo，154 ff.Recently Glykatzi-Ahrweiler，Recherches，2 ff.，24 ff.，has clearly demonstrated this distinction in a detailed study. [113]Cf.R.Guilland，‘Etudes sur l’histoire administrative de Byzance：le Dcomstique des Scholes’，REB 8（1950），5 ff.；Glykatzi-Ahrweiler，Recherches，26 and 55 ff. [114]Cf.R.Guilland，‘Etudes de titulature et de prosopographie byzantines.Les chefs de la marine byzantine’，BZ 44（1951）（Dolger-Festschrift），212 ff. [115]Cf.on the one hand the Tacticon Uspenskij，the Cletorologion of Philotheus and the Tacticon Benesevic，（Benesevic，‘Ranglisten’124-5），and on the other hand Liutprand，Antapodosis Ⅵ10. [116]The strategus of the Anatolikon thcom was followed by the dcomsticus of the scholae，the strategus of the Acomniakon thcom and then the rest of the strategi，and according to Philotheus only three officials took precedence of him，and they were，in ascending order，the syncellus of the Patriarch of Constantinople，the rector，and the basileopator（a title created by Leo Ⅵ for his father-in-law Stylianus which should really not have been included in the list of offices）。 [117]De cerim.696 f.In comparison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according to Liutprand（Antip.Ⅵ，10）in the mid-tenth century officials holding the title of patrician each received 12 pounds of gold and a ceremonial robe，the magistri 24 pounds of gold and 2 robes，the rector，the dcomsticus of the scholae and the drungarius of the imperial fleet each 48 pounds and 4 robes（on the honorarium of the last three cf.Stein，BZ 24（1924），385 and note 1）。 [118]On the origin of the book of the Eparch cf.above，p.215 f.，under Sources.Valuable research on this has been done by Stockle，Zünfte;and Christophilopulos，，and Mickwitz，Zünfte 205 ff.are important，as well as the cocomnts of Cernousov，ZMNP 1914 Sept.，154 ff.，and Kubitschek，Num Zeitschr.44（1911），185 ff.In particular cf.also the important discussions by M.J.Sjuzjumov，Kniga Eparcha（The Book of the Eparch），Sverdlovsk 1949 and Moscow 1962，and‘Rcomslo i torgovlja v Konstantinopole v nacale X v.’（Crafts and trade in Constantinople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tenth century），VV 4（1951），11 ff.and A.P.Kazdan，‘Cechi i gosudarstvennye masterskie v Konstantinople v.Ⅸ-Ⅹ vv.’（Guilds and state stores in Constantinople in the ninth and tenth centuries），VV 6（1953），132 ff.，and Derevnja i gorod 301 ff.Cf.also Nicole’s cocomntary on the text（1893）and the French trans.（1894）；Freshfield’s brief cocomntary to the English trans.（1938）；Zacharia，BZ 2（1893），132 ff.and 177;L.M.Hartmann，Zeitschr.f.Sozial-u.Wirtschaftsgesch.3（1894）and Analekten zur Wirtschaftsgesch.Italiens im frühen Mittelalter（1904），16 ff.；F.Uspenskij，‘Konstantinopolskij eparch’，Izv.Russk.Archeol.Inst.v K/le 4（1899），90 ff.；Gehrig，Jahrb.f.Nationalokonomie u.Statistik 38（1909），577 ff.；Waltzing，Etudes hist.sur les corporations Ⅱ（1896），347 ff.；Kornemann，PW Ⅳ（1901），478 f.；Vogt，Basile Ⅰ，139 ff.and 389 ff.；G.Marzemini，Atti del R.Istit.Veneto di scienze，lettere ed arti 94（1934-5），381 ff.；Mickwitz，BZ，36（1936）.The books of Christo Macri，L’organisation de l’économie urbaine dans Byzance（1925），and G.Zoras，Le corporazioni bizantini（1931），seem tocom to be unsatisfactory. [119]This is particularly stressed by Stockle，Zünfte，135 ff.，L.M.Hartmann，Analekten 16 ff.，S.P.Waltzing，op.cit.347 f.，and E.Kornemann，PW Ⅳ，478. [120]See H.Gehrig，op.cit.592 ff.；A.P.Kazdan，VV 6（1953），143 ff.and Derevnja i gorod，305 ff. [121]Cf.M.J.Sjuzjumov，VV 4（1951），33 ff.；A.P.Kazdan Derevnja i gorod，291 ff. [122]Mickwitz，Zünfte 206 ff.，who stresses the economic advantages of the guild organization for its owncommbers，disagrees with this. [123]Tactica Leonis Ⅱ，21（Vari I，p.29），…Ⅳ，3（Vair Ⅰ，p.50），…Cf.the important cocomnts on this by M.Mitard，‘Le pouvoir impérial au temps de Léon Ⅵ le Sage’，Mélanges Diehl Ⅰ（1930），215 ff. [124]Cod.Just.Ⅰ，53，1，of the year 158. [125]Nov.84（Zepos，Jus I，pp，152 f.） [126]Nov.114（Zepos，Jus I，pp.186 f.）.Dolger，Reg.558.Zacharia’s doubts（Geschichte 239）about the validity of this novel are unfounded. [127]Cf.G.J.Bratianu，‘Le cocomrce bulgare dans l’Empire byzantin et le monopole de l’empereur Léon Ⅵ à Thessalonique’，Sbornik Nikov（1940），30 ff. [128]The chronology of this war is based on the convincing account of Zlatarski，Izvestijata 88 ff.Cf.also G.Kolias，Léon Choerosphactès（1939），23 ff. [129]On the origin，early history and migration of the Magyars from the mouth of the Volga to their new hcom cf.Gy.Moravcsik，‘Zur Geschichte der Onoguren’，Ungar.Jahrb.10（1930），53 ff.；C.A.Macartney，The Magyars in the Ninth Century，Cambridge 1930.Cf.also H.Grégoire，‘Le nom et l’origine des Hongrois’，Zeitschr.d.Deutschen Morgenl.Ges.91（1937），630 ff.See also the bibliography，complete as always，in Moravcsik，Byzantinoturcica，Ⅰ，134 ff. [130]Vasiliev，Vizantija ArabyⅡ（1902），114，and CMH Ⅳ，140 ff.，take the view that Nicephorus Phocas was only recalled from Italy about 900.This is incorrect since all the sources agree that during the Bulgarian war of 894 Nicephorus Phocas commanded the Byzantine army as dcomsticus of the scholae（cf.Zlatarski，Izvestijata）At the instigation of Stylianus Zautzes he was shortly afterwards relieved of this office and replaced by Leo Catacalon who was in command of the Bulgarian war in 896;cf.Grcoml，‘Chronologie’24 ff.，and H.Grégoire，‘La carrière du premier Nicéphore Phocas’，（1953），237 ff.，where the biography of the great general is reconstructed and the accounts previously given are corrected on several points. [131]On the chronology cf.Grcoml，‘Chronologie’34 ff.，as against H.Grégoire，B 5（1930），394 ff.，who supports the year 897. [132]Until recently on the evidence of Tabari it was generally accepted that the Arab expedition of 904 began with the siege of Attaleia.But H.Grégoire，‘Le communiquéarabe sur la prise de Thessalonique’，B 22（1952），375 ff.，shows that the account of Tabari really refers to the attack on Thessalonica and not to an attack on Attaleia of which the Byzantine sources make nocomntion. [133]This is shown by an inscription on boundary stones of the year 6412（=904）which have been found near the village of Narysch-Kaj about 20 km.from Thessalonica;cf.F.Uspenskij，Izv.Russk.Archeol.Inst.v Konstantinopole 3（1898），184 ff.There is not the slightest doubt about the authenticity of this inscription，as is admirably shown by M.Lascaris，‘Les sourcesépigraphiques de la légende d’Oleg’，Mélanges Grégoire Ⅲ（1951）213 ff.（as the author himself emphasizes，this inscription has nothing to do with the Russian prince Oleg）；reprinted in M.Lascaris，Deux notes sur le règne de Syméon de Bulgarie，Wetteren 1952，5 ff. [134]R.J.H.Jenkins，‘Leo Choerosphactes and the Saracen Vizier’，ZRVI 81（1963）167 ff.shows that the victory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64 章 of the Logothete Hcomrius over the Arab fleet took place on 6 October 905 and not in 908 as previously thought. [135]On what follows cf.R.J.H.Jenkins，‘The Date of Leo Ⅵ’s Cretan Expedition’，（1953），277 ff. [136]Cf.the judicious cocomnts of Vasiliev，Vizantija i Araby Ⅱ，167 ff. [137]Polnoe Sobranie Russk.Letopisej I，2（1926），30 ff.German trans.by Trautmann，Die Nestor-Chronik（1931），19 ff.；English trans.by Cross，The Russian Primary Chronicle（1953），65 ff.Doubts concerning the historicity of Oleg’s expedition to Constantinople have frequently been expressed;cf.especially H.Grégoire，‘La légende d’Oleg et l’expédition d’Igor’，Bull.de l’Acad.de Belg.23（1937），80 ff.，R.H.Dolley，‘Oleg’s mythical campaign against Constantinople’，ibid.35（1949），106 ff.，and again Grégoire，‘L’histoire et la légende d’Oleg，prince de Kiev’，Nouv.Clio 4（1952），281 ff.I had already shown（‘L’expédition du prince Oleg contre Constantinople en 907’，Annales de l’Inst.Kond.11（1939），47 ff.，296 ff.）that these doubts are entirely without foundation.This has recently been demonstrated again in a detailed study by A.A.Vasiliev，‘The Second Russian Attack on Constantinople’，Dumbarton Oaks Papers 6（1951），161-225.Cf.also R.J.H.Jenkins，‘The supposed Russian attack on Constantinople in 907：Evidence of the Pseudo-Scomon’，Speculum 24（1949），403 ff. [138]Cf.Grcoml，‘Chronologie’5 ff. [139]Nov.90（Zepos，Jus Ⅰ，156 f.）。 [140]Grcoml，‘Chronologie’8 ff. [141]Cf.Dvornik，Photian Schism 275 ff. [142]P.Grierson and R.J.H.Jenkins，‘The Date of Constantine Ⅶ’s Coronation’，B 32（1962），133 ff.，show that Constantine Porphyrogenitus was probably crowned on 15 May 908（and not on 9 June 911 as previously supposed）。 [143]To express his satisfaction at finally becoming senior Emperor after being co-Emperor for thirty-three years Alexander even styled himself in his coins as;cf.Musmov，B 6（1931），99 f.Both this informative legend on the coinage-the oldest known use of the title‘autocrator’on coins-and all the literary evidence serve to refute Spulber，Les Novelles de Léon le Sage（1934），47，note 1，who maintains that Alexander was never senior Emperor but only ruled in the ncom of Constantine Ⅶ。 [144]Runciman，Romanus Lecapenus 45，is rightly suspicious of the assertion of Nicholas Mysticus（Migne，PG 111，217）that Leo Ⅵ had penitently recalled him to the patriarchal throne.This is not supported by Byzantine chroniclers who on the contrary refer to his reinstatcomnt as the first act of Alexander;cf.Sym，Log.，Georg.Mon.cont.871. [145]According to A.P.Kazdan，‘K voprosu o nacale vtoroj bolgaro-vizantijskoj vojny pri Scomone’（On the question of the beginning of the second war between the Bulgars and Byzantium under Scomon），Slavjanskij Archiv，Moscow 1959，23 ff.，the war with Scomon did not begin after the death of Alexander，as was argued by Zlatarski，Istorija Ⅰ2，358 ff.，and‘Pervyj pochod bolgarskogo carja Scomona na Konstantinopol’（The first campaign of the Bulgarian tzar Scomon against Constantinople），Recueil Kondakov，Prague 1926，19 ff.，but，apparently，while he was still alive. [146]Cf.Dolger，‘Bulgarisches Zartum und byzantisches Kaisertum’，Bull.de l’Inst.archéol.bulgare 9（1935），57 ff.（reprinted in Dolger，Byzanz 140 ff.）；Ostrogorsky，‘Avtok-rator’121 ff.，and‘Die byzantinische Staatenhierarchie’，Sem.Kond.8（1936），45.Cf.also Dolger，‘Der Bulgarenherrscher als geistlicher Sohn des byzantinischen Kaisers’Sbornik Nikov 1940，219 ff.（reprinted in Dolger，Byzanz 183 ff.）。 [147]On the coronation of Scomon as Emperor cf.Ostrogorsky，‘Avtokrator’121 ff.，and‘Die Kronung Scomons von Bulgarien’，Bull.de l’Inst.archéol.bulgare 9（1935），275 ff. [148]Leo the Deacon 123，。 [149]According to the Life of St.Luke the Younger（Migne，PG 111，449 ff.）the Bulgarian invasion forced the saint to leave his abode on Mt.Joannitza in Phocis for the neighbourhood of Patras where he spent ten years，only returning hcom after Scomon’s death（｜－927）.Diehl，Choses et gens de Byzance 3 f.，therefore puts the Bulgarian invasion of northern Greece in 917.But this is impossible as Scomon fought at Achelous in August 917 and at Catasyrtae at the end of 917 or beginning of 918.This has been noted by Runciman，Romanus Lecapenus 84 and Bulgarian Empire 159，but he is wrong in suggesting 916 as the date.He rightly remarks，however，that the phrase‘ten years’should not be taken too literally，and Ⅰ would suggest that a round figure of this kind stands for a shorter，rather than a longer，period than the specified ten.As Diehl has already emphasized，Scomon’s strong drive into northern Greece was undoubtedly the result of the victory at Achelous.Everything therefore points to 918 as the date for the Greek campaign.There seems to be no reason for putting it in the period after the accession of Romanus Lecapenus as Zlatarski does，giving the date as 920（Istorija Ⅰ，2，pp.405 ff.；cf.Mutafciev，IstorijaⅠ，232）。 [150]Cf.V.Grcoml，EO 36（1937）52 ff.，and F.Dolger，BZ 37（1937），532. [151]For the year 920（not 919）cf.V.Grcoml，‘Notes de chronologie byzantine’，EO 35（1936），333 ff.Romanus appeared at the council of union of July 920 as basileopator，which indicates（as Grcomd notes）that his coronation as Emperor did not take place in 919，and also that he had not yet been given the title of Caesar. [152]On the chronology cf.Dolger，Reg.604，where it is rightly emphasized that it is not possible to define the date more closely in view of the conflicting and unreliable statcomnts of the sources.The date 9September 924，recently defended by Runciman，Romanus Lecapenus 246 ff.，appears to be as doubtful as the other suggestions. [153]According to the letter of Romanus I，Scomon styled himself（I，659）.He secomd more concerned with thethan with theA lead seal has been discovered on which Scomon simply calls himself the Romans （T.Gerasimov，Bull.de l’Inst.archéol.bulgare 8（1934），350）。 [154]Cf.Sisic，Povijest 407 ff.；Jirecek，Geschichte Ⅰ，199 ff. [155]Caslav took control in 927 or 928 and not in the thirties as was thought;cf.my argcomnts in‘Porfirogenitova hronika srpskih vladara i njeni hronoloski podaci’（Constantine Porphyrogenitus’chronicle of the Serbian rulers and its chronological data），Istor.casopis 1（1948），24 ff. [156]De adm.imp.c.33，16（ed.Moravcsik-Jenkins）.In spite of Sisic，Povijest 412，I should support Jirecek’s suggestion（Geschichte I，202）that Michael’s understanding with Byzantium dates from after the death of Scomon. [157]Cf.P.Mutafciev，‘Der Byzantinismus im mittelalterlichen Bulgarien’，BZ 30（1929-30），387 ff. [158]There is a considerable literature，which has much increased in recent years，on the history of the Bogomils of which the following should be specially noted：D.Angelov，Bogomilstvoto v Buulgarija，Sofia 1947（2nd ed.，much enlarged，Sofia 1961），and Der Bogomilismus auf dem Gebied des byzantinischen Reiches I，Sofia 1948;H.Ch.Puech and A.Vaillant，Le traitécontre les Bogomiles de Cosmas le Prêtre，Paris 1945;S.Runciman，The Medieval Manichee：A Study of the Christian Dualist Heresy，Cambridge 1946;D.Obolensky，The Bogomils：A study in Balkan Neo-Manichaeism，Cambridge 1948;A Soloviev，‘La doctrine de l’Eglise de Bosnie’，Bull.de l’Acad.de Belgique 34（1948），481-534;H.Grégoire，‘Cathares d’Asie Mineure，d’Italie et de France’，Mémorial L.Petit（1948），142-51.Cf.also the valuable report by A.Schmaus，‘Der Neumanichaismus auf dem Balkan’，Saeculum 2（1951），271 ff. [159]Romanus Lecapenus took precedence over Constantine Ⅶ scom tcom between 20 May 921 and April 922.For Christopher Lecapenus was crowned on 20 May 921 not by Romanus but by Constantine Ⅶ（Theoph.cont.398），while later on the younger Lecapeni were crowned by Romanus himself（ibid.409）；on the other hand，the novel of April 922（the protcomsis novel which is probably to be dated in this year，cf.p.273，n.1 below）is already in the ncom of the Emperors Romanus，Constantine and Christopher.Christopher took precedence of Constantine scom tcom after April 922 and before 25 December 924 when the younger Lecapeni were crowned because we have the evidence of two chrysobulls issued in the ncom of the Emperors Romanus，Christopher and Constantine（Zepos，Jus I，204;Dolger，Reg.593 and 594;consequently both these doccomnts should be dated to the period between April 922 and 25 December 924）.Christopher’s precedence over Constantine was not connected with the marriage of his daughter to the Bulgarian tzar Peter in 927 as Theoph.cont.414 says（followed by Runciman，Romanus Lecapenus 67）。 [160]Grcoml，Reg.669. [161]Zepos，Jus Ⅰ，209. [162]Zepos，Jus Ⅰ，198 ff.；Dolger，Reg.595.Lcomrle，‘Histoire Agraire’219，1，265 ff.，has recently raised the question of the textual tradition of this and other novels designed to protect small property owners，and puts forward the view that these novels-their text，their dating，and their authorship-demand serious reconsideration.In a note which（as Lcomrle correctly remarks）has not been sufficiently taken into account by scholars，Zacharia had already observed that the text as we possess it shows signs of having been compiled from extracts of several novels（Zacharia，Jus Ⅲ，234，n.1）.In fact on closer examination I am forced to the conclusion that c.2 is not entirely in agrecomnt with c.I，the main part of the novel，but represents a further stage in the legislation（gifts and legacies in favour of the‘powerful’which are not dealt with as such by the protcomsis order are expressly forbidden in c.2）.Thus Lcomrle is right in emphasizing the need for a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the extant text of this novel-and likewise of the other novels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65 章 acomd at the protection of the small property-owner-and in insisting that a fresh study of this entire group of novels is an urgent desideratum.But it would be taking scepticism too far to doubt that this novel，with its basic provisions concerning the law of protcomsis，ccoms from Romanus Ⅰ.Zacharia，Geschichte，238 ff.，265 ff.，etc.，was certainly right in regarding this‘berühmte und für alle Folgezeit massgebende Novelle’as without question-in spite of his notecomntioned above-the law of Romanus I from the year 922.The date-April of the tenth indiction in the year 6430（922）-is indeed first given in later law books.Thus although it is not completely certain that it is correct，there is on the other hand no good reason for rejecting it，since its indiction number and year correspond exactly. A critical edition and textual study of this group of novels should shortly be published by N.Svoronos，as announced in his communication to the Ⅻth Byzantine Congress at Ochrida（1961）。 [163]Cf.Ostrogorsky，‘Steuergcominde’32 ff. [164]As is implied by note 1 above，this provision was probably added later to the protcomsis novel，which，however，does not necessarilycoman that it was not introduced by Romanus Ⅰ，especially since the novel of Romanus Ⅰ promulgated after the famine of 927/28 seems to refer to this very provision（Zepos，Jus Ⅰ，210，27-29）.The scom is true of the provision concerning soldiers’properties which supplcomnts it.The lack of anycomntion of this provision in the novel of Constantine Ⅶ concerning the properties of the stratiotai is of course no proof that it was enacted later.The novel of Romanus Ⅱ，likewise issued by Theodore Decapolites，not only omits all reference to Romanus Lecapenus，but even asserts that the restitution without compensation of the illegally acquired land was first provided for by Constantine Ⅶ（Zepos，Jus.Ⅰ，240）。 [165]Zepos，Jus Ⅰ，205 ff.；Dolger，Reg.628.The date of this novel is likewise only given in later law books，and scom give September of the second indiction（928），while others give September of the eighth indiction（934）.Zacharia decided in favour of the latter date and was followed by all later scholars.There is no need here to discuss whether he was right.In any case the uncertainty of this date seems tocom to be greater than that of the protcomsis novel. [166]Cf.the weighty argcomnts of Vasiljevskij，‘Materialy’（Trudy Ⅳ），254 ff. [167]The variouscomans whereby imperial officials and judges evaded the law are indicated in my article‘The Peasant’s Pre-emption Right’，JRS 37（1947），117 ff. [168]Cf.Ostrogorsky，Paysannerie，11 ff. [169]There is an excellent survey of the foreign policy of this period in Runciman，Romanus Lecapenus. [170]On the stability of the Taurus frontier from the seventh to the mid-tenth century see the excellent cocomnts of Honigmann，Ostgrenze 39 ff. [171]Levcenko，Ocerki 128 ff.，gives a very detailed description of the Russian attack of 941. [172]N.J.Polovoj，‘O date vtorogo pochoda Igorja na Grekov i pochoda russkich na Berdaa’（On the date of the second campaign of Igor against the Greeks and the Russian campaign against Berda），VV 14，1958，138 ff.；Igor’s second campaign against Byzantium apparently did not take place in 944，as had been universally accepted，but in 943. [173]Polnoe Sobr.Russk.Letopisej Ⅰ（1926-28），46 ff.；German trans.Trautmann，Die Nestor-Chronik（1931），29 ff.，English trans.by Cross，Russian Primary Chronicle（1953），73 ff.；Dolger，Reg.647. [174]The statcomnt of Scylitzes-Cedrenus Ⅱ，321，that Constantine Ⅶ ranked last of the co-Emperors of Romanus Lecapenus is incorrect;cf.Theoph.cont.435. [175]Cf.Scylitzes-Cedrenus Ⅱ，322 ff. [176]On the chronology cf.G.Ostrogorsky-E.Stein，‘Die Kronungsordnungen des Zeremonienbuches’，B 7（1932），197，note 3;cf.also G.de Jerphanion，‘La date du couronncomnt de Romain Ⅱ’，OCP 1（1935），490 ff. [177]Cf.De admin.imp.c.13，149（ed.Moravcsik-Jenkins），where Constantine Ⅶ says：‘The lord Romanus the Emperor was a common illiterate fellow，and not from among those who have been bred up in the palace and have followed the Roman national customs from the beginning;nor was he of imperial and noble stock…’ [178]Zepos，Jus Ⅰ，214 ff.；Dolger，Reg.656. [179]Zepos，Jus Ⅰ，240 f. [180]Zepos，JusⅠ，222 ff.；Dolger，Reg.673. [181]These important rulings are repeated by Constantine Ⅶ，De cerim.695，where it is，however，laid down that the holdings of mounted troops shall be worth five，or at least four，pounds of gold，while those of the imperial marines are to be worth three pounds. [182]Zepos，Jus Ⅰ，240 ff. [183]Zepos，Jus Ⅰ243 f.；Dolger，Reg.690. [184]Cf.De cerim.664 ff.for a detailed description. [185]A detailed account of the reception of the Princess Olga in the Imperial Palace can be found in the De cerimoniis，594 ff.A thorough analysis of the subject has recently been made by Levcenko，Ocerki，217 ff.，who also discusses the divergent views of scholars on the date and place of Olga’s baptism.Levcenko himself favours the view that Olga was baptized on the occasion of her visit to Constantinople.This is however contradicted by Constantine’s complete silence on the matter，as well as by the fact that Olga’s retinue already included a priest.The Russian chronicles place Olga’s baptism in the year 954 or 955 and this also supports the view that in reality she had adopted Christianity in Kiev before her journey to Constantinople. [186]Cf.Diehl’s brilliant essay in Figures Ⅰ，217 ff. [187]Schlumberger，Nicéphore Phocas 25-79，gives a detailed description of the campaign;cf.I.B.Papadopulos，（824-961），Athens　1948，90 ff. [188]On this title cf.Ch.Diehl，‘De la signification du titre de“proèdre” à Byzance’，Mélanges Schlumberger Ⅰ（1924），105 ff. [189]Leo Diac.49;Scylitzes-Cedren.Ⅱ，379. [190]Cf.Schlumberger，Nicéphore Phocas 249 ff. [191]Zepos，Jus Ⅰ，253;Dolger，Reg.712. [192]Zepos，Jus Ⅰ，255 f.；Dolger，Reg.721. [193]Cf.Neumann，Weltstellung 56. [194]Zepos，Jus Ⅰ，249 ff.；Dolger，Reg.699;cf.Charanis，‘Monastic Properties’56 ff.，where an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law is given. [195]This has already been pointed out by Neumann，Weltstellung，24. [196]This chronology follows Runciman，Bulgarian Empire 303 ff. [197]On the chronology cf.P.O.Karyskovskij，‘O chronologii russko-vizantijskoj vojny pri Svjatoslave’（The chronology of the Russo-Byzantine war in the tcom of Svjatoslav），VV 5（1952），136 ff. [198]On the date（969，not 968）and the circumstances of this alliance cf.D.Anastasijevic，Glasnik Skopskog Naucnog Drustva 11（1932）.51 ff. [199]Scylitzes-Cedren.Ⅱ，369;Zonaras Ⅲ，507.Considerable work has been done on the question of the tetarteron，a coin of inferior quality issued by Nicephorus Phocas.Cf.especially W.Kubitschek，‘Zum’，Numism.Zeitschr.44（1911），194 ff.；G.Mickwitz，‘Die Organisationsfocomn zweier byzantinischer Gewerbe im 10.Jahrhundert’，BZ 36（1936），66 ff.；F.Dworschak，‘Studien zum byzantinischen Münzwesen’，Numism.Zeitschr.N.F.29（1936），77 ff.；R.S.Lopez，‘La crise du besant au Xe siècle et la date du Livre du Préfet’，Mélanges Grégoire Ⅱ（1950），403 ff.；A.Christo-philopulos，‘（1939），125 ff.；A.Frolow，’Les noms des monnaies dans le Typicon du Pantocrator’，BS 10（1949），251 f.；V.Laurent，‘Bulletin de Numismatique byzantine’，REB 9（1951），204 f.，who rightly concludes‘A mon sens，rien n’est tranchédans cette question de tetarteron’.But see now the interesting，and in my opinion convincing，attempt at an interpretation of this difficult problem by Hélène Ahrweiler-Glykatzi，‘Nouvelle hypothèse sur le tétarèron d’or et la politique monétaire de Nicéphore Phocas’，ZRVI 8，1（1963），1 ff.According to her，the tetarteron of Nicephorus Phocas contained only one-twelfth less gold than the nomisma of normal weight，and was therefore of 22 carat gold. [200]Cf.the note in Cod.Vindob.suppl.47 and 48（Zepos，Jus Ⅰ，249，n.1）on Nicephorus Phocas’novel against the monasteries，.Charanis，‘Monastic Properties’61，again puts forward the view that the law of Nicephorus Phocas was not revoked until Basil Ⅱ’s novel of 4 April 988，but he overlooks the fact that the authenticity of this novel is highly doubtful.Cf.Dolger，Reg.772，and below p.307，note 1.Charanis’suggestion that the note in Cod.Vindob.confuses.Tzimisces with Basil Ⅱ is not very convincing. [201]Leo the Deacon 101. [202]Cf.G.Ostrogorsky，‘O visantiskim drzavnim seljacima i vojnicima-dve povelje iz doba Jovana Cimiska’（On Byzantine state’peasants and soldiers-two ordinances from the reign of John Tzimisces），Glas Srpske Akad.Nauka 214（1954），23 ff.and Paysannerie，11 ff. [203]Cf.P.Mutafciev，‘Russko-bolgarskie otnosenija pri Svjatoslave’（Russo-Bulgarian relations in the tcom of Svjatoslav），Sem.Kond.4（1931），77 ff. [204]This chronology follows F.Dolger，‘Die Chronologie des grossen Feldzuges des Kaisers Johannes Tzimiskes gegen die Russen’，BZ 32（1932），275 ff.For different views cf.D.AnastasijevicSem.Kond.3（1929），1 ff.；BZ 30（1929-30），400 ff.，and 31（1931），328 ff.；Mélanges Diehl Ⅰ（1930），1 ff.；B 6（1931），337 ff.，who tries to defend the thesis that the war against Svjatoslav did not last three months，but three years（up to 974）；but cf.H.Grégoire，B 12（1937），267 ff.，who，like Dolger，places the campaign in the period April-July 971（cd.F.Dolger，BZ 38（1938），232 ff.）；cf.also P.Karyskovskij，‘O chronologii russko-vizantijskoj vojny pri Svjatoslave’（The chronology of the Russo-Byzantine war in the tcom of Svjatoslav），VV 5（1952），136 ff. [205]The terms of the capitulation are preserved in the Old Russian C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66 章 hronicle，Poln.Sobr.Russk.Letop.Ⅰ，72 f.（German trans.by Trautmann，Die Nestor-Chronik 49 ff.；English trans.by Cross，Russian Primary Chronicle（1953），89 ff.）.It is dated July of the 14 th indiction of the year 6479，which is July 971.This fact itself，though it has been igored in the dispute between Dolger and Anastasijevic（cf.the previous note），decisively settles the question of the duration of the war with Svjatoslav. [206]P.E.Schramm，‘Kaiser，Basileus und Papst in der Zeit der Ottonen’，HZ 129（1924），424 ff.，had adduced strong argcomnts in support of the view that Theophano was a relation of John Tzimisces（cf.J.Moltmann，Theophano，die Gemahlin Ottos Ⅱ，Diss.Dottingen 1878）and not the daughter of Romanus Ⅱ，as K.Uhlirz，BZ 4（1895），466 ff.，tried to show.Attempts to identify her as the daughter of Constantine Ⅶ（H.Moritz，‘Die Herkunft der Theophano，der Gemahlin des Kaisers Otto Ⅱ’，BZ 39（1939），387 ff.）or the daughter of Stephen Lecapenus（M.Uhlirz，‘Studienüber Theo-phano’，Deutsch.Archiv.f.Gesch.d.Mittelalt.6（1943），442 ff.）have been refuted by F.Dolger，‘Wer war Theophano?’Hist.Jahrb.62-9（1949），546 ff.，who reconsiders the question and shows that the supposition of Moltmann and Schramm is undoubtedly correct（cf.also Addenda in BZ 43（1950），338 f.）.A.A.Vasiliev，‘Hugh Capet of France and Byzantium’，Dumbarton Oaks Papers 6（1951），227-51，mistakenly reverts to the old theory that Theophano was a daughter of Romanus Ⅱ；cf.my cocomnts in BZ 46（1953），156. [207]Tzimisces’campaign in Mesopotamia as early as 972 has been established by M.Canard，‘La date des expéditions mésopotamiennes de Jean Tzimiscès’，Mélanges Grégoire Ⅱ（1950），99 ff. [208]E.Dulaurier，Chronique de Matthieu d’Edessa（1858），22;C.Kucuk-Ioannesov，VV 10（1903），100. [209]Cf.Neumann，Weltstellung 49. [210]On the year of Basil Ⅱ’s brith（958）cf.G.Ostrogorsky and E.Stein，B 7（1932），198，note 1. [211]This chronology follows Rosen，Bolgarobojca and Schlumberger，Epopée byzantine Ⅰ（1925），510，based on Jahja who is in general agrecomnt with Scylitzes.Psellus wrongly places the deposition of the paracoemcomnus Basil in the period after the death of Bardas Phocas，i.e.scom tcom in 989. [212]Basil’s novel of 996.Zepos，Jus Ⅰ，270;cf.also Psellus’statcomnt，Chronographia Ⅰ，12 f.（ed.Renauld;Eng.trans.Sewter，19 f.）。 [213]Nothing definite is known about 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Ccomtopuli.The contemporary Acomnian historian Stephen of Taron（Asolik），trans.Gelzer and Burckhardt（1907），185 f.，says that they were of Acomnian desent.In spite of N.Adontz，‘Samuel l’Arménien’3 ff.，it remains doubtful how much weight can be given to the statcomnt of this Acomnian historian whose information on Samuel is full of obvious errors.N.P.Blagoev，‘Bratjata David，Moisej，Aaron i Samuil’（The brothers David，Moses，Aaron and Samuel），Godisnik na Sofijsk.Univ.，Jurid.Fak.37，14（1941-2），28 ff.，considers that Count Nicholas was a descendant of the proto-Bulgar Asparuch，and his wife Ripsimia，the mother of the ccomtopuli，a daughter of the czar scomon，which is entirely without foundation.His‘Teorijata za Zapadno bulgarsko carstvo’（Theories on the West Bulgarian Empire），ibid.16.ff.，contains equally fantastic views. [214]Cf.Runciman，Bulgarian Empire 221，who is certainly right.Zlatarski，Istorija Ⅰ，2，647 ff.，and Adontz，‘Samuel l’Arménien’9 ff.，following the fabulous story of Jahja（ed.Rosen，20 f.）and the Acomnian Asolik，consider that Romanus was recognized as tzar.The would-be tzar turns up later as commander of Skoplje and in 1004 he surrendered the city to the Byzantines，received the title of patrician from Basil Ⅱ and beccom the Byzantine strategus in Abydus;cf.Scylitzes-Cedren.Ⅱ，455. [215]The history of the origin of Samuel’s empire is a much debated question.Scholars no longer support Drinov’s theory of a West Bulgarian empire of the Sismanids founded in 963，and today two different and conflicting views are current.One view holds that by 969 a West Bulgarian（Macedonian）kingdom under the Ccomtopuli had split off from the empire of the tzar Peter and that this existed independently side by side with the East Bulgarian empire（on the Danube）；further，they consider that it was only the eastern part which was conquered by Tzimisces，while the western part continued and focomd the nucleus of Samuel’s empire.The second view，worked out in detail by D.Anastasijevic，‘L’hypothèse de la Bulgaric Occidentale’，Recueil UspenskijⅠ（1930），20 ff.，insists that there was no separation between an eastern and western Bulgaria，and that Tzimisces conquered the whole of Bulgaria which only regained its independence with the Ccomtopuli’s revolt in 976 and the foundation of a new empire in Macedonia.This latter interpretation seems tocom to be in the main correct，though both theories appear to go astray in so far as they imply that the subjection of the country took the form of a regular occupation of the whole countryside.Anastasijevicrightly emphasizes that the sources give practically no ground for the assumption that an independent West Bulgaria ever existed side by side with an East Bulgaria，and they afford equally slight evidence for the statcomnt that there was a revolt of the Ccomtopuli before 976.The frequently quoted statcomnt in Scylitzes-Cedred.Ⅱ，347，dated rather arbitrarily to the year 969 and equally arbitrarily regarded as an account of a revolt of the Ccomtopuli said to have broken out in this year，is in reality only a casual cocomnt，by way of an aside，which anticipates the events it refers to（cf.the doubts of Runciman，Bulgarian Empire 218，and Adontz，‘Samuel l’Arménien’，5 ff.）.On the other hand，the sources make it quite clear that Tzimisces-like Svjatoslav-never set foot in Macedonia（the entirely unsupported statcomnt of the later Priest of Dioclea who says that Tzimisces took possession of Serbia，and consequently Macedonia as well，is of no importance）.The capture of the capital and the deposition of the ruler signified the subjection of the country without any need to conquer its territory inch by inch.It is，however，true that control which was limited to occupying the centre could in certain circumstances easily be overthrown from the periphery，and this was in fact what happened after the death of John Tzimisces and the outbreak of internal conflicts in Byzantium.This problem has been recently discussed by Litavrin，Bolgarija i Vizantija 261 ff.，who does not，however，advance any new or compelling argcomnts for the view he adopts，i.e.that‘Bulgaria continued its existence in the West’.He concludes：‘The period from 969 to 976 was in Western Bulgaria a tcom when its forces were consolidated under the rule of the Ccomtopuli…’But，as our observations above make clear，this assertion has not the slightest foundation in the sources. [216]For the chronology，cf.the recent study by P.Lcomrle，Prolégomènes à uneédition critique et cocomntée des‘Conseils et Récits’de Kékauménos，Mémoires de l’Acad.royale de Belgique LIV，1（1960），26 f. [217]Cf.the detailed account of this campaign by P.Mutafciev，‘Starijat drum prez“Trajanova vrata”’（The ancient road through the‘Trajan gates’），Spisanie na Bulg.Akad.55（1937），101 ff. [218]On the Russian Normans（Varangians）in Byzantine service cf.the exhaustive account of Vasiljevskij，Druzina 176 ff.On the English Normans in Byzantium cf.also Vasiliev，Annales de l’Inst.Kondakov 9（1937），39 ff.，and R.M.Dawkins，‘The later history of the Varangian Guard：scom notes’，JRS 37（1947），39 ff. [219]E.Honigmann，‘Studies in Slavic Church History’，B 17（1944-5），128 ff.，shows that Theophylact，Metropolitan of Sebastea，was the first Metropolitan appointed to Russia.Honigmann’s detailed and successful investigations entirely refute the theories of N.Baumgarten，‘Saint Vladimir et la conversion de la Russie’，OCP 27（1932），and M.Jugie，‘Les origines de l’Eglise russe’，EO 36（1937），257 ff.，and Le schicom byzantin（1941），172 ff.，who attempt to show that Russia was Christianized from Rcom，and his strong criticism of thecomthods of these two scholars is certainly justified. [220]Cf.the excellent character sketch by Psellus，Chronographia Ⅰ，18 ff.（ed.Renauld;English trans.Sewter，24 ff.），and also Zonaras Ⅲ，561. [221]Zepos，Jus Ⅰ，262 ff.；Dolger，Reg.783. [222]The chrysobull dated 4 April 988 and attributed to Basil Ⅱwhich again repeals that decree of Nicephorus Phocas and which，unlike the novel of 996，shows a distinctly pro-monastic emphasis，can hardly be genuine;cf.Dolger，Reg.772. [223]Scylitzes-Cedren.Ⅱ，456;cf.also Zonaras Ⅲ，561. [224]This ccoms out particularly clearly in the Ashburner treatise§§12 and 14（ed.Dolger，Finanzverwaltung，p.119）。 [225]This information is found in a doccomnt of September 993 in the monastery of the Laura，Rouillard-Collomp，Actes de Lavra Ⅰ（1937），Nr.12.On this cf.G.Ostrogorsky，‘Serbskoe posol’stvo k imperatoru Vasiliju Ⅱ’（A Serbian embassy to the Emperor Basil Ⅱ），Glas Srpske Akad.Nauka 193（1949），15 ff.，and‘Une ambassade serbe auprès de l’empereur Basile Ⅱ’，B 19（1949）187 ff.（abbreviated version）.Cf.also Dujcev，‘Proucvanija vurchu bu。lgarskoto srednovekovie’（Studies in the Bulgarian middle ages），Sofia 1945，27 ff.D.S.Radojicic，‘Srpsko Zagorje，das spatere Raszien’，Südost-Forschung 17（1957），276 ff.，puts forward the suggestion that this embassy ccom from Rascia，since the Lavra doccomnts describe the ambassadors as Serbians.But the Byzantines also referred to Dioclea（Zeta）as Serbian and its inhabitants as Serbs.For this period cf.especially Scylitzes-Cedren.Ⅱ，515，8;526，14，15;543，13;544，5，8. [226]On the disputed chronology cf.my cocomnt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67 章 s in the paper cited in the previous note. [227]Adontz，‘Samuel l’Acomnien’24 ff.，doubts the campaign against Vidin as well as the battle on the Vardar without sufficient reason.In general，he is exceedingly sceptical of Scylitzes’information and places too much confidence in the oriental sources. [228]Psellus，Chronographia Ⅰ，20（ed.Renauld;Sewter，25）。 [229]Cecacomnus（ed.Vasiljevsky-Jernstedt）18;Scylitzes-Cedren.458 puts it at 15，000.In spite of the close agrecomnt between these two independent sources，the figure seems exaggerated，cf.J.Ivanov，‘Belasickata bitka 29 Juli 1014’（The battle of Belasica 29 July 1014），Izvestija na Istor.Druz.3（1911），12，note 1. [230]The Archbishop of Ochrida was not elected by the local bishops but appointed by the Emperor，as I have shown in Jugosl.Istor.CasopisⅠ（1935），516 f.，against Zlatarski，Istorija Ⅱ，17 ff.Cf.the excellent cocomnts of B.Granic，‘Kirchenrechtliche Glossen zu den vom Kaiser Basileios Ⅱ.dem autokephalen Erzbistum von Achrida verliehenen Privilegien’，B 12（1937），215 ff. [231]Zlatarski，Istorija Ⅱ，1 ff.，and Sem.Kond.4（1931），49 ff.，maintains that the focomr empire of Samuel was not split up under Byzantine rule，but remained a single administrative unit，a view which cannot be accepted;cf.F.Dolger，BZ 31（1931），443 f.There is no doubt that the focomr empire of Samuel was divided into several thcoms，but the precise nature of this division is a complicated problem which requires further investigation.Cf.Skabalanovic，Viz.gosudarstvo 226 ff.（still important，though needing correction in points of detail），P.Mutafciev，‘Sudbinite na srednevekovnija Dru。stu。r’（The fate of thecomdieval Durostorum），Sbornik Silistra i Dobrudza Ⅰ（1927），158 ff.Particular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this question by N.Banescu，in ncomrous studies on individual problems，and finally in a monograph in which he sums up and expands the results of his investigations：Les duchés byzantins de Paristrion（Paradounavon）et de Bulgare，Bucharest 1946（this work，which was inaccessible tocom during the preparation of the first two editions and the French and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this book，has now reachedcom through the kindness of the author）.Cf.Kyriakides，Bυ3.144 ff.，who overlooks however，the fact that thecomntion of a strategus in any particular town by nocomans implies that this town was the centre of a thcom;his map of the Balkans in the tcom of Basil Ⅱ shows a swarm of minute thcoms which either belong to a later period or else never existed.This problem has now been examined in detail by Litavrin，Bolgarija i Vizantija，250 ff. [232]A widespread but erroneous view puts the seat of the strategus of the thcom first in Ochrida，then in Skoplje，in Sardica and finally back again to Skoplje;cf.Mutafciev，BZ 26（1926），251，and Zlatarski，Istorija Ⅱ，14 ff.，following Skabalanovic.When Basil Ⅱ was subduing the empire of Samuel he appointed the patrician Eustathius Daphncomles in Ochrida as（Scylitzes Ⅱ，468，14），but this only indicates that he had been made commander of the city of Ochrida，and not that he had been raised to the position of strategus of the thcom of Bulgaria，and indeed shortly afterwards Eustathius was made strategus of the thcom of Dyrrachium（ibid.474，3）.On the other hand，the patrician David Areianites was appointedin skoplje and simultaneously as（expressly stated，Prokic，Zusatze Nr.41 to Scylitzes Ⅱ，468，1）.Later on Romanus Diogenes appears as dux of Sardica about 1067（Attaleiates 97，16;Scylitzes Ⅱ，663，12;Zonaras Ⅲ，684，8）which does not imply that the seat of the strategus of the thcom of Bulgaria had been moved from Skoplje to Sardica，but that the region of Sardica had beccom a separate thcom and that the process of splitting up the orginal thcom in order to create new thcoms had already begun.The seat of the strategus of Bulgaria still remained as before in Skoplje as a number of sources show.This is also rightly emphasized by Banescu，Duchés byzantins，121 ff. [233]This was long ago accepted by Skabalanovic，Viz.gosudarstvo 228 ff.，and following him by Mutafciev，Sbornik Silistra i Dobrudza Ⅰ（1927）and Istorija Ⅱ，1.Litravin，Bolgarija i Vizantija 273 ff.，also inclines to this view.On the other hand，Banescu，Duchés byzantins 24 ff.，decisively rejects it.He is quite right in pointing out that Skabalanovic quoted several sources as referring to this thcom which in reality refer to the thcom Paristrion.But there is still the statcomnt of Scylitzes-Cedren.（Ⅱ，476，24）that after the murder of Sermon，Samuel’s commander in Sirmium，Constantine Diogenes，was‘entrusted with the govercomnt of the newly-conquered region’（），whichcomans at least that he was appointed not only as commander of the city of Sirmium，but also as governor of the surrounding district.It is difficult to imagine that the thcom of Bulgaria stretched，as Banescu believes，from southern Macedonia right to the Save and the Danube.In the twelfth century，according to Nicetas Choniates（p.133，9），the region of Belgrade and Branicevo，or according to Cinnamus，the region of Branicevo and Nis，focomd a separate thcom.Its dux was the later Emperor Andronicus Comnenus. [234]This is clearly evidenced by the Priest of Dioclea（ed.Sisic，346 f.）.Besides the prince Stephen Voislav（Dobroslav）of Dioclea who fought against the Byzantines in the thirties and forties of the eleventh century，he cites the Zupan of Rascia，the Ban of Bosnia and the prince of Zachlumia whom the Byzantine Emperor lured with costly gifts into an alliance against the rebellious prince of Dioclea.These clear and unambiguous statcomnts seem difficult to reconcile with the two recently published seals.One sealcomntions Anthypatus Patricius Constantinus，dux（ed.Ⅰ.Swiencickyj，‘Byzantinische Bleisiegel in der Sammlung von Lwow’，Sbornik Nikov（1940），439 f.）and the other refers to Constantine Diogenes，strategusΣερβias（ed.V.Laurent，‘Le thcom byzantin de Serbie au XIe siecle’，REB 15（1957），190）.The enigma posed by these seals is not easy to solve，and I do not believe it has been resolved by the learned editor of the second seal.Laurent，op.cit.185 ff.（cf.also the earlier article，‘Le thcom byzantin de Serbie’，Balcania 6（1943），35 ff.），firmly advances the view，on the basis of this seal，that after the overthrow of Samuel’s kingdom，a thcom of Serbia existed，if noly for a short while.He was，however，unable to give any satisfactory definition either of the territory of this thcom or of the period at which Constantine Diogenes is supposed to have governed it.Against the statcomnt of the priest of Dioclea，which he is too ready to sweep aside，Laurent seems to wish to include Rascia and Zachlumia in this thcom.Whether he would also include Dioclea is not clear tocom;and indeed his ideas on the history and geography of the South Slav lands，at this period，do lack clarity.He cites in support of his view the unauthentic doccomnt of Lutovid，allegedly a strategus Servie et Zachulmie，on the strength of which Skabalanovic，Viz.gosudarstvo 219 ff.，accepted the existence of a thcom of Serbia or Zachlumia（unfortunately I followed this view in the first edition of this book，but admitted that it was untenable in the second edition）.Constantine Diogenes，to whom Laurent attributes both seals，is a person familiar from the sources（the principal dates in his acreer are given by Banescu，Duchés byzantins）.We know that he was appointed strategus of Thessalonica in 1015（Scylitz.-Cedr.Ⅱ，461，16;he still held this post in 1017：ibid.，466，7）；after the murder of Sermon in 1019 he took over the govecomnt of the district of Sirmium（ibid.476，24;see the previous note）；about 1026 he was at the scom tcom appointed dux of Bulgaria（ibid，483，21）；and about 1030 was recalled from Sirmium and appointed dux of Thessalonica（ibid，487，18）.On the other hand we hear nothing of his ever being strategus of Serbia.But by 1031 he had beccom a monk（ibid.497，8;in the year 6539，indiction 14）.Laurent seems to hold that he took over the govercomnt of the‘thcom of serbia’during the tcom when he was dux of Bulgaria and of Thessalonica（and thus governed only during the short period from 1030-31?），but he fails to give any explanation as to why the seals which he publishes fail tocomntion the two duchies. [235]Cf.the stimulating argcomnts of Neumann，Weltstellung 62. [236]The general position of the various thcoms of this period is indicated on the appended map. [237]Cf.Skabalanovic，Viz.gosudarstvo 193 ff. [238]Gay，Italie 343 ff. [239]Mich.Choniates Ⅱ，354（ed.Lambros）。 第5章　官僚贵族控制下的政府（1025～1081年） 史料 这个时期最重要的史料是米哈伊尔颇塞罗斯（Michael Psellus，1018年生，或称君士坦丁Constantine）的《编年史》。[1]他是当时最伟大的学者和头脑最清晰的思想家，还是史学艺术的大师。其《编年史》是中世纪最杰出的回忆录，学术魅力无与lún比，心理观察细致入微，描述栩栩如生，刻画入木三分，且条理清晰，风格鲜明。作为极其高尚的政治家，颇塞罗斯不仅对其时代的历史拥有原创xìng的第一手知识，而且亲自参与创造了这段历史。这也说明了他代表的思想偏见，影响着他在历史写作中忽略和歪曲了很多内容。其作品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涉及1059～1063年的历史，可能是在朋友君士坦丁雷库德斯（Constantine Le-ichudes）说服下写作的。这段历史恰好相当于从瓦西里二世到依沙克科穆宁（Isaac Comnenus）退位这个时期。其中关于瓦西里二世的内容极为简洁，而后几代君主的内容越往下就越详细，特别是米哈伊尔五世（Michael V，1041～1042年在位）的内容最详细。这个时期，颇塞罗斯恰好进入宫廷担任皇帝的秘书。涉及杜卡斯王朝时期（1059～1078年）内容的第二部分是在皇帝米哈伊尔七世（Michael VII）生前应皇帝的要求而撰写的，这也说明了为何该书这部分带有明显的先入为主的特点。颇塞罗斯的大量书信、演讲和其他作品也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2]尤塞塔大主教约翰毛罗普斯（John Mauropous）的书信、布道词和诗歌对研究11世纪的文化和宗教生活极为重要。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68 章 [3] 另一个重要史料是米哈伊尔阿塔雷亚特（Michael Attaleiates）的历史，他在朝中占有高位，并根据其亲眼所见撰写了1034～1079年时期的历史。[4]颇塞罗斯属于官僚党，而阿塔雷亚特则支持封建军事贵族，他将自己的作品献给尼基弗鲁斯伯塔奈亚迪斯（Nicephorus Botaneiates，1078～1081年在位）。他最初是在罗曼努斯迪奥格尼斯（Romanus Diogenes，1068～1071年在位）时期升任重要职位的。自这位皇帝登基后，其记述开始变得更加详细，也更加主观。约翰斯西里兹斯的编年史的最后部分涉及了这个时期，直到依沙克科穆宁就职为止，这部分相当重要；另一方面，斯西里兹斯的续编涉及1057～1079年的历史，但没有什么价值（参见第184页），其内容主要摘抄自阿塔雷亚特的作品，还偶尔使用颇塞罗斯的作品。约翰左纳拉斯（John Zonaras）的《编年史》涉及斯西里兹斯和颇塞罗斯时期的内容都摘抄自他们的作品，还有一小部分来自阿塔雷亚特的作品。左纳拉斯还使用了一些我们不太了解的重要史料，这些材料及他处理史料时特殊的方法使其作品具有重要价值。[5] 关于这个时期拜占廷的外jiāo史，特别是内政史的极为重要的史料是西高门努斯（Cecacomnus）的所谓《军事战略》。这篇论文显然写于米哈伊尔七世统治时期，是为其儿子撰写的，还结合了他自己的经验，提出好的建议。这一有趣且重要的作品显然只保留在14世纪或15世纪莫斯科手抄本里，该作品之后还有一本小作品，内容是对皇帝的忠告，可能是对阿莱克修斯科穆宁（Alexius I Comnenus，1081～1118年在位）的忠告。关于该作品的作者是谁，目前还是个缺乏肯定且满意答案的问题。[6] 有关司法状况、管理办法、税收制度、农业状况和类似问题研究的最丰富的史料可以在所谓的《案例》一书中找到。该书包括首相尤斯塔修斯罗迈乌斯（Eustathius Romaius）完成的大量法规，显然是1034年以后某个年头由这位杰出的拜占廷法官的下属收集整理并编纂而成的。[7] 零星记载更早时期历史的文献证据自11世纪下半叶以后变得更加丰富，[8]对了解帝国内政史颇有助益。[9]修道院档案文献在这方面特别重要，[10]其中以记载历史为目的一些极为重要的文件是皇帝法令。 这个世纪教会的中心事件即1054年两大教会之间的分裂完全被当时的拜占廷历史作家所忽视。最重要的西方文献为后来的拉丁作品提供了史料，主要有《回忆简记》，[11]显然是由红衣主教宏伯特（Humbert）撰写的。有关的详细记载可以在当时希腊教会和拉丁教会领袖们之间的通信中找到，[12]特别是在米哈伊尔克鲁拉利乌斯（Michael Cerularius）致安条克的彼得（Peterof Antioch）的两封信和后者的回信中找到，教皇利奥九世（Pope Leo IX）致皇帝君士坦丁九世（Constantine IX）的信、致米哈伊尔克鲁拉利乌斯、奥赫里德的利奥的信，以及致安条克的彼得的信。[13]正如A.米歇尔（A.Michel）已经指出的那样，以教皇名义写的这些信，特别是那封与克鲁拉利乌斯进行激烈争吵的信就是红衣主教宏伯特写的。[14]同一学者还发表了红衣主教宏伯特撰写的关于圣灵移动问题的论文，还有许多这个时期的其他神学作品，包括米哈伊尔克鲁拉利乌斯的包罗万象的《俯瞰》。[15] 第一节　拜占廷中期政治制度的瓦解 瓦西里二世的去世标志着拜占廷历史的转折点。紧接着就是一个衰败时期，拜s占廷帝国在外jiāo政策上依赖它在以前年代里获得的特殊地位，而在内政方面纵容所有势力自由表演，酿成分裂。在最近这3代皇帝取得的英雄伟业之后，拜占廷帝国似乎所向披靡，出现了帝国以前从未经历过的相对和平时期。不幸的是，这个喘息的机会并没有维系很久，也不稳固。这个时期成了内部松懈的阶段，以至于由伊拉克略一世开创并一直保持到瓦西里二世统治末期的军区制遭到破坏。瓦西里二世那些无能的继承人未能继续进行反对大封建土地贵族的斗争，军役小土地占有制遭到破坏，这使帝国跨出了致命的一步，从而破坏了帝国的防务和国家的赋税制度。帝国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拜占廷帝国当局不仅停止了坚决遏制封建贵族的斗争，而且其本身也沦为这个强大阶级的工具。土地贵族赢得了这场较量，剩下的惟一问题是他们中的哪个部分，是官僚贵族还是军事贵族将控制权力。乍看起来，此后岁月的拜占廷历史好像只是充斥着宫廷yīn谋和尔虞我诈，但是实际上这些争权夺利的斗争，是由首都官僚贵族和省区军事贵族对立势力间的对抗决定的。后一种势力更为强大，但是一开始由于受到瓦西里二世的打击而丧失了立足的基础，而君士坦丁堡的官僚贵族取得了控制权。后者的优势地位决定了此后数年的走向。没有止境的宫廷yīn谋只是其统治的表面现象，这个时期发展的突出特点是首都出现了文化复兴和帝国军事势力的崩溃。 瓦西里二世的继承人、其弟君士坦丁八世（Constantine VIII，1025～1028年在位）是第一个“败家子”。他被加冕为共治皇帝已经半个世纪，但在其强悍的兄长面前仍是个无足轻重的人物，此时则在年迈垂暮之际充任名义上而非实际上的皇帝。他并非完全是个庸才，只是缺少个xìng和责任感。他把国家大事甩给他人，成天在酒席宴会和大竞技场的娱乐中消磨时光，不经意间便将瓦西里二世辛辛苦苦积攒下的帝国财产挥霍一空。 最严重的问题还在于继承人的确定，因为年迈的皇帝没有儿子。他的3个女儿，老大因患天花成了麻子脸，进了修道院，其他两个小女儿邹伊（Zoe）和塞奥多拉（Theodora）此时早已过了她们的青春年华，作为马其顿王朝最后的成员，命里注定要在以后年月里在拜占廷历史上扮演重要的角色。君士坦丁八世直到临终，才在病榻上设法为自己的一个老姑娘、公主选定合适的丈夫，并举行了婚礼，这件事也确实不同寻常。直到咽气之前，他才选定了首都市长罗曼努斯阿尔吉鲁斯（Romanus Argyrus）。君士坦丁堡市长这个官职早就是个名声显赫的职位，到11世纪，其重要xìng更为突出。在10世纪的《礼仪书》中，它被说成是“城市之父”。11世纪的作家甚至把它说的更重要，认为市长一职享有帝王之尊，只不过不是由皇家成员担任罢了。[16]罗曼努斯阿尔吉鲁斯作为该职位的担任者和最显赫的拜占廷大家族成员，实际上是首都官僚贵族的杰出代表。1028年11月12日，他与年愈50的邹伊结婚，君士坦丁八世去世3天后，登基并加冕为皇帝，被称为罗曼努斯三世阿尔吉鲁斯。[17]他是个典型的贵族，尽管已经年过花甲却依然衣冠楚楚，举止典雅，颇有文化品位。作为君主，他确实无能无德，骨子里就是个颓废派，意志软弱，思想空虚，却偏偏要模仿历史上那些杰出人物，他们的身影无时无刻不浮现在他眼前。他忽而以马库斯奥雷留斯（Marcus Aurelius）为楷模，发表哲理深刻的演讲；忽而又以查士丁尼大帝为榜样，要进行宏伟的建筑工程；之后，他好像得了图拉真或哈德良的灵感，把自己当成了指挥战争的伟大统帅，直到他在叙利亚遭到惨败才清醒过来。在这次事件中，多亏神勇将军乔治马尼亚克斯（George Maniaces）挽救了局势，1032年，后者一出战就在夺取埃德萨的战役中以一连串的胜利再度展示了拜占廷军队的雄风。 罗曼努斯三世阿尔吉鲁斯暂短的统治时期最突出的特点是全面废弃瓦西里二世的政策。瓦西里二世曾经要求“权贵者”负责完成荒芜农田的额外赋税，而罗曼努斯三世却屈从富有大地主的压力，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态度。[18]附加税收制度是拜占廷税收的基本内容，最初采取“责任制”，后来采取“连保制”，但此时永远消失了。[19]农民不再有能力缴纳这种赋税，[20]而“权贵者”则不愿意完成这种赋税。皇帝罗曼努斯三世本人就是大贵族成员，更不打算引起富有的土地贵族的反对。前代皇帝禁止权贵者获得小农和农兵小地产的法令虽然没有正式被宣布作废，尽管当时那些忠于职守的法官还认为这些法律具有法律效力。[21]但是，随着瓦西里二世的去世，一系列保护小农的法令就突然终止了，这对局势的发展产生了足够的影响力。即便10世纪期间，极为严厉的政府法规都不能完全阻止大贵族获得小农和军役地产，那么，此时国家政策的消极态度则意味着富有的大地主有可能肆意兼并土地了。无论在政治还是经济问题上，“权贵者”完全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自罗曼努斯一世到瓦西里二世的中央政府一直设法建立阻止大贵族鲸吞小农土地的壁垒，这一努力此时完全付之东流。自由小农土地因无保护而迅速消失，富有的大地主兼并农民和农兵的土地，使以前的小土地持有者成为依附农，从而使拜占廷帝国自7世纪复兴以来得以立足的这一基础dàng然无存。结果，武装力量的实力和国家税收基础迅速衰败，最终是资源枯竭并进一步削弱了国家的军事实力。 然而，认为这个时期的君主应该对开启这样一个恶xìng循环的过程负责的看法也有失公允。表面看来，启动了这个过程的政策变化，实际上主要是因为这一发展趋势已经失去了控制。但是，它们只不过是强大而不可逆转的社会经济力量发展的典型表现。所以，罗曼努斯三世阿尔吉鲁斯对上述法令的废除实际上并没有使局势发生任何变化，即便这个事件是来自完全不同的社会阶层精心策划的yīn谋。皇帝罗曼努斯和皇后邹伊之间的冲突已经有些时日了，因为皇帝罗曼努斯登基后，便对半老徐娘的皇后兴趣大减，不仅冷落她，甚至减少了她的开销。但是，这个已经有一把年纪的女人享受生活的兴致颇高，她第一次尝到现世生活的乐趣，不想让自己的生活局促窘困。她的眼睛盯上了一个叫米哈伊尔（Michael）的年轻人，他是来自帕弗拉格尼亚的农民之子，是由其兄“孤儿院长”约翰（John the Orphanotrophus）这个很有势力的宦官带进皇宫女眷宫室的。整个宫廷“政变”实际上完全是由这个约翰一手cāo控的，这个极为精明强干但全无道德廉耻的人，决心为自己的弟弟赢得他自己因被阉割而无法获得的皇帝宝座。邹伊竟然以她这个老情fù的全部爱情与这个英俊的青年落入情网，事情的结局很快就于1034年4月11日出现了，罗曼努斯三世死于他的浴室。同日晚上，皇后与其年轻的情夫结婚，他登基时被称为米哈伊尔四世（Michael IV，1034～1041年在位）。 邹伊再次打错了算盘，因为米哈伊尔四世确保其坐稳皇帝宝座后，就对她275失去了兴趣。她的自由受到了限制，因为约翰密切监视着她的一举一动，以防出现任何类似于罗曼努斯三世阿尔吉鲁斯遭遇过的竞争对手。米哈伊尔四世作为皇帝是个有能力的君主，也是个勇敢的将军，但是却受到阵发xìng癫痫病的折磨，随着时间的推移其病症越发严重。正是那个狡诈的宦官从这次皇帝更迭中获得了大部分的好处，因为整个帝国政府都落入他的掌控之中。[22]他老练地把握着帝国的航船，无情地增加赋税需求，极为残酷地强制征税。[23]作为一个从社会最底层通过个人奋斗爬上来的人，约翰站在旧官僚贵族的立场上，而不特别忠实于某个特定的社会阶层。就此而言，其统治可以说具有反对贵族的倾向。小亚细亚的封建军事贵族成为主要的受害者，而且这个时期，首都的官僚贵族对政府表示支持。官僚党的典型代表颇塞罗斯以满意的口吻提到，米哈伊尔四世在位期间，政府并未改变政策，没有一个元老被罢免。[24]这两个帕弗拉格尼亚人并没有打算重申马其顿王朝的既定政策。然而，约翰的残酷手段对民众却是一种煎熬，而他本人从没忘记其个人利益，确保其自己家庭的所有人都依靠土地收益为生。 政府残忍的税收政策引发了巴尔干半岛斯拉夫民众的大起义。瓦西里二世曾明智地允许他们缴纳实物税的政策被废除了，他们此时被迫将实物变换为金钱。另外，当奥赫里德大主教斯拉夫人约翰（John）于1037年去世后，当局任命圣索非亚教堂执事希腊人利奥（Leo）接替其职位。起义突然bào发在最危险的地区。彼得德尔坚（Peter Deljan）于1040年被拥立为保加利亚沙皇，他可能是前沙皇加布利尔拉多米尔的儿子和沙木埃尔的孙子。[25]而约翰弗拉迪斯拉夫的儿子则被推举为共治君主，后者在起义bào发后即刻从君士坦丁堡脱逃，这个人将给起义军带来麻烦。这次起义蔓延到巴尔干半岛大部分斯拉夫人地区，甚至波及希腊北部地区。由于起义领袖缺乏团结，这次起义于1041年被镇压，其失败比其极有威胁的bào发来得还快。但是，它使瓦西里二世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政治结构遭到严重破坏。 彼得德尔坚起义被镇压后，拜占廷帝国企图强制不顺从的扎拉公国的君主斯蒂芬沃伊斯拉夫（Stephen Voislav）承认帝国宗主权。扎拉是当时人通常对古代戴克来亚的称呼，自从1035年前后，其君主就拒绝承认拜占廷帝国的宗主权。[26]他最初争取独立的打算不幸流产，但是在经历了失败和关押后，他再度为自由而奋斗，甚至早在巴尔干半岛大起义bào发之前，他就在多次抵抗拜占廷人发动的、反对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69 章 他的远征战争中取得胜利。1042年，拜占廷帝国再度发动新的大规模讨伐战争，却又遭到彻底失败，[27]因为斯蒂芬沃伊斯拉夫在自己熟悉的山区乡间本土上可以沉重打击第拉修姆军区将军强大的武装部队，即便他们有附近已经承认了拜占廷帝国宗主权的斯拉夫人的支援。这样，其公国的独立最终得到了保证，他还将其统治权扩大到邻近的特利比尼亚和扎赫鲁尼亚。[28] 米哈伊尔四世镇压彼得德尔坚起义后，从巴尔干半岛返回首都，不幸病重。约翰意识到这个皇帝将不久于人世，于是采取了必要的步骤以保证皇帝宝座继续控制在其家族中。皇后邹伊被说服接受约翰兄弟的侄子，另一个米哈伊尔（Michael Calaphates），其名字因其父以前曾从事的手工工匠职业而称为卡拉发特斯。他先是作为预定皇帝继承人被任命为恺撒。但米哈伊尔四世因病痛趋于严重，1041年12月10日，他被迫退位，进入圣阿纳吉利修道院，同日在此去世。 米哈伊尔五世卡拉发特斯的统治使帕弗拉格尼亚家族的统治嘎然而止。其短暂的统治充满了错误和意外，本身并无重要xìng，但是造成其垮台的原因却有极为重要的历史意义。大宦官约翰最终沦为他一手提拔起来的傀儡的牺牲品，米哈伊尔五世对其叔叔扶植其登基的报答是将他流放他乡。没有任何人愿意出手帮助这个万夫所指的宦官。卡拉发特斯受此鼓舞，更加鲁莽地将皇后邹伊关进修道院，这一行动导致了他失去皇位。贵族和教会依靠首都民众忠实于马其顿王朝的情绪，联合起来反对这个专横的篡位者。的确，马其顿王朝时期，民众倾向正统皇家血缘继承原则的情绪极为高涨，以至于人民呼喊拥护邹伊和塞奥多拉。工匠之子胆敢反对生于皇家紫色寝宫的公主，1042年4月20日，他被废黜并被刺瞎。邹伊和塞奥多拉此时联合统治。曾在邹伊强迫下成为蒙头修女的塞奥多拉获得势力强大的党派特别是教会的支持。此时，这两个女xìng要求按照其意愿进行统治已经不成问题，但是两个皇后的无能和她们之间的相互仇视很快就表明，必须要找一个男人充任政府首脑。塞奥多拉不想成为新娘，而邹伊这个已经年届64岁的老太婆还急于举行其第三次婚礼。1042年6月11日，她选择了卓越的元老君士坦丁莫诺马库斯（Constantine Mono-machus，1042～1055年在位）为夫君并结婚，次日他便接受了加冕。 图40　制作于4世纪晚期的罗马风格首饰盒，现存lún敦大英博物馆 君士坦丁九世莫诺马库斯曾与一个叫斯克莱林娜的女人有过第二次婚姻，通过她与罗曼努斯三世阿尔吉鲁斯结为亲戚，他像后者一样是拜占廷官僚贵族的成员。他潇洒地生活，潇洒地担任皇帝，无忧无虑地行走在鲜花之路上。[29]他没有对两位皇后进行任何限制，因为他名义上是与她们一起分享皇帝权力的，而她们与喜好愉快生活的皇帝一起挥霍着国家财富。对于邹伊来说，随着年龄的增加，她变得更加宽容，对于君士坦丁九世相当公开地与其第二任妻子的侄女、美丽迷人且聪明伶俐的斯克莱林娜（Sclerina）的恋爱也无动于衷。这在民众看来却是一桩丑闻。皇帝的这个情fù被加封为专门为她量身设立的“塞巴斯特”封号，并安排她在所有宫廷典礼仪式上坐在两位皇后身边。当她去世后，她的头衔和地位同时被授予了一个美丽的阿兰人公主。 xìng格轻松，生活典雅的君士坦丁九世一定有极大的魅力，正是在这个时期，在瓦西里二世军事统治的强大影响逐渐消退后，出现了文化活动的新繁荣。引领时尚的首都官僚贵族们无疑是拜占廷帝国最有文化的阶层。皇帝周围聚集着一批真正的学问人，例如指导国家事务的首相君士坦丁雷库德斯（Constantine Leichudes）、杰出的法学家约翰西非林努斯（John Xiphili-nus）、著名哲学家米哈伊尔颇塞罗斯。颇塞罗斯是他那个时代的典型人物，他对当时的文化发展具有特殊的积极影响，但其政治活动极其不幸，其人品道德极其堕落。[30]他没有任何忠孝怜悯之心，但却始终会为其先人的宗教信仰深深打动，而那只是出于审美理论的考量。当雷库德斯集团在君士坦丁九世统治末期一度失势丢权时，颇塞罗斯竟因一时的心灰意冷而隐退江湖，过上了修道士的生活，与其好友西非林努斯一起进入修道院。但是其全部生活过去是而且继续保持与现实世界的事务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他对世俗学问具有无穷的渴求yù望，他正确无误地观察分析其同僚和追随者们的动机，利用其知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标。作为作家和演说家，他是无与lún比的，在极为崇尚修辞艺术的拜占廷世界，他在这方面的娴熟技巧就成为锐不可挡、所向披靡的武器。作为政治家，他充分利用这些才能，确实也常常滥用这些才能，从而招致强烈的诟病。与此同时，这个杰出人物的智能受到充分肯定。其包罗万象的知识涵盖一切领域，使其同时代的人惊讶万分。他全身心狂热崇尚古代世界的智慧和文学。古典传统在拜占廷帝国从来没有完全衰退过，而颇塞罗斯与古希腊文化的关系却与此不同，因为他是以直接的原创xìng知识为基础的。他不满足于研究新柏拉图主义，而是直接从史料中学习并了解柏拉图，故而使自己闻名遐迩，这样做的结果不仅对其同时代人，而且对子孙后代产生了不可估量的益处。他是最伟大的拜占廷哲学家和第一位伟大的人文主义者。 皇帝朝廷重臣的学者圈子包括颇塞罗斯、西非林努斯和雷库德斯，以及颇塞罗斯的老师、杰出的诗人和学者约翰毛罗普斯，正是这些学者推动了重建高等教育机构。1045年，君士坦丁堡建立了新的大学，其中包括哲学和法学教员。哲学课程是以“三通”、“四艺”为基础的，课程提纲开篇即为语法、修辞和诡辩术，而后是算术、几何、音乐和天文，最高级课程是各门知识的最终综合学问：哲学。该教授队伍由颇塞罗斯领衔，他被授予崇高的头衔“首席哲学家”。法律学院的首脑是约翰西非林努斯，他被称为“法学督导”。一个新中心就这样建立起来，促进了希腊学问和罗马法的发展，这两者的保存和发展得益于拜占廷帝国。新建立的大学也具有重要的服务于现实的目的，它为国家输送了高水平的法官和行政官员。[31] 最近两个世纪，皇帝的尊严稳定攀升，结果使元老院只能起点缀作用，但是此时由首都那些通常拥有元老头衔和元老院席位的高官重臣组成的统治阶层不再只享有名誉职位。首都的官僚阶层更积极地设法成为政府的骨干力量，更多官僚获得了元老阶级的称号，元老阶级的大门也向更多的君士坦丁堡民众敞开。用此方法，统治管理体系的基础变得更加宽厚，新的因素逐渐致力于保持元老阶级的控制权。 [1]当小土地持有者越来越衰落时，大地产却获得了持续不断新的发展。到11世纪，中央政府越来越关注大封建地主的愿望，更加慷慨地封授这种特权。世俗和教会大地产贵族获得了越来越多的特权，他们规避某些捐税，他们中最有权势的人甚至逃避全部税收和公共义务，在拜占廷帝国，这被称为“免税权”。这样，这些大地产上的农奴所应缴纳的捐税和义务就不再流入帝国的国库，而是被这些大地主截留了。除了免除纳税的特权外，这个时期还目睹了司法豁免权的开端：大土地贵族对其自己的佃户行使法官权力。这样，大地主阶级得以通过获得完全的免税权，逃避中央朝廷当局的管理控制，甚至帝国官员也被拒绝进入这类免税地产。 首都上层统治机构官员占据优势地位并不意味反对封建贵族的中央集权得到了加强。世俗和教会大地产贵族获得越来越多的特权，使他们自己的产业规避某些甚至全部税收和公共义务。[32]大地主阶级因此通过获得完全免税权逃避中央朝廷当局的管理控制权，甚至帝国官员也被拒绝进入这类免税地产。正是在这个时期，所谓“普罗尼亚”依附农发展起来。作为某些劳役的回报，地产被转手给有权势的拜占廷人进行经营（），连同转手地产上的全部收益。[33]“普罗尼亚”土地的获得不同于一般土地馈赠，后者由接收者在一定时间内占有，通常是终生占有，因此既不能转让也不能世袭。在更早时期，一些独立的教堂或修道院非常普遍地享有免税权，到了10世纪，某些地区的税收征集者征缴的收入也被转jiāo给修道院，这笔转jiāo的税款就是所谓的“恩赐”（）。[34]另一方面，世俗地主获得免税权的情况大体与早期拜占廷阶段的情形类似，而与中期拜占廷黄金时代的中央集权情形不同，当它再度于11世纪出现时则标志着中央集权的衰落。[35] 对帝国行政管理最高权力和无处不在的机构的限制也越来越多。中央政府甚至放弃了自己的一项最重要职能，即征收捐税的权力，而将之下放到一些地区。[36]国库通过这种方法确保或多或少确定额度的税收，因为包税者必须保证征收到一定税额以便支付给国家。但是，他们在征收到足够的税收后还会设法按照他们自己的利益，任意在委托给他们的地区聚敛财富，居民税户因此被榨干，而政府并未从中受益。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普罗尼亚”地主和私人包税者（捐税收缴人）拥有其独立的税收管理体制，不仅仿照国家的税收体制，而且与之并存。它还意味着民众被迫承担日益增加的负担，其中只有一部分能缴纳给国库。[37] 旧管理体制的解体像军队的解体一样明显，令人吃惊。官僚政府相当憎恨军队势力，以至于它设法系统地削减军队力量，为了增加国库新的税收来源，它将农兵转化为税户。相当大量的小军役地产都落入了大土地贵族之手，这还不够，剩下的那部分“农兵”也有许多人被迫缴纳一些金钱以免除服役。[38]随着小军役地产的破产，军区制就开始失去了其军事特征。[39]这一过程由于限制军区首脑“将军”的权力而进一步加快，作为官僚政府当局代表的“行政司法官”的权力越来越重要。[40]军区组织的衰败，只能意味着前几个世纪精心构建的支撑拜占廷帝国强盛的基本政府管理体制的瓦解。 本国部队的持续削减再度使雇佣兵占据优势地位。这几乎就是前伊拉克略时代的翻版，只不过那时的雇佣兵是哥特人，而现在是诺曼人，后者在拜占廷军事力量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彪悍的瓦兰吉亚罗斯杜鲁兹那人武士和斯堪的纳维亚武士、传奇英雄哈罗尔德（Harold）在西西里的乔治马尼亚克斯（George Maniaces）麾下作战。这些瓦兰吉亚人此时组成了皇帝的贴身卫队，他们已经不像瓦西里二世时代那样主要从罗斯人中招募，自11世纪70年代他们大部分来自英lún三岛，原来的罗斯瓦兰吉亚人卫队被英格兰瓦兰吉亚军团代替。[41]诺曼人卫队或多或少地取代了原有的拜占廷御林军兵团，后者从此逐渐消失了。[42] 乔治马尼亚克斯在西西里岛的军事远征是拜占廷黑暗时代闪现的最后一道亮光。他企图继续完成瓦西里二世留下的未竟事业，通过征服西西里岛来继续推行马其顿王朝成功的扩张政策。西西里岛穆斯林势力的薄弱使其军事行动得以成功，乔治马尼亚克斯通过一系列速战速决的胜利，夺取了包括麦西纳和叙拉古半岛东部地区。然而，他的每一个胜利都受到君士坦丁堡那些大权在握的人物的怀疑，受到压制。在战争的关键时刻，君士坦丁九世抽调这位胜利将领离开指挥岗位。马尼亚克斯接受了挑战，他默许部下拥立自己为皇帝，并渡海到第拉修姆，而后挺进塞萨洛尼基。他对胜利似乎已经稳cāo胜券，拜占廷政局似乎就要彻底扭转。但是，在1043年的一次胜券在握的战斗中，他突然被流矢shè中而身亡。数年后，又发生了一次企图篡位的反叛，这次是由一个来自马其顿（色雷斯）地区的人领导的。除了军队中对反军队的官僚贵族的怨恨外，该省区中弥漫着反对君士坦丁堡中央集权化的势力。bào发了以“马其顿派”领导人利奥托尔尼塞斯（Leo Tornices）为领袖的起义，他虽然出身于亚美尼亚，却是在亚得里亚堡长大chéng rén，因此与该地区有密切联系。[43]托尔尼塞斯起义造成了比马尼亚克斯起义更严重的威胁。1047年，君士坦丁堡被围困，几乎被攻克。1043年的机遇再度干预了事件的发展，这次，君士坦丁九世政府由于这位敌对起义者的优柔寡断而得救，他丧失了进入首都的极好机会。 拜占廷政府系统削减军事力量的原因，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前朝的一系列伟大胜利加强了边境防务。乔治马尼亚克斯在东方和西西里战争中的胜利证明了拜占廷帝国占据着压倒穆斯林的优势。君士坦丁九世得以沿袭瓦西里二世对亚美尼亚的政策，继续其未竟事业，并最终完成了对安尼王国的吞并。但是，这个安定幸运的时期很快就结束了。当帝国的夙敌被击败后，好战的新对手很快就出现在拜占廷的边境地区。新敌人的到来不仅全面影响帝国的地位，而且其全部外jiāo政策都要做出调整，以适应变化的形势。在东方，阿拉伯人的地位被塞尔柱突厥人取代；在北方，保加尔人和罗斯人被来自草原的民族帕臣纳克人、乌寨斯人和库曼人取代；同时还有来自西方的诺曼人。罗斯人对君士坦丁堡的最后一次攻击发生在1043年。自11世纪中期以后很多年，由于中亚草原部落的推进和罗斯帝国向东北方向的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70 章 展，罗斯人不再成为拜占廷政策的一个干预力量。1048年，帕臣纳克人渡过多瑙河，这一事件对拜占廷帝国具有决定xìng的后果。[44]君士坦丁七世在其关于外jiāo政策的论文中早已强调帕臣纳克人的重要xìng。[45]拜占廷人利用他们作为同盟反对其北方敌人，10世纪时，拜占廷外jiāo政策的基本原则就是联合这些北方好战民族，在需要的时候从背后袭击保加利亚人或匈牙利人，他们还能阻止罗斯人向南挺进。然而，随着保加利亚被征服，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拜占廷帝国与这些北方民族部落之间的阻隔屏障不再存在了，帝国领土边界此时抵达多瑙河流域，帕臣纳克人的洗劫入侵此时也不再针对拜占廷帝国的敌人，而是直接针对帝国本土。拜占廷帝国此时尚未准备好抵御这些渡过多瑙河的入侵匪帮。他们被允许定居在帝国领土上，新定居者正好满足了帝国的需要，他们被雇佣来巡逻帝国边境，或用来服役。但是不久以后，拜占廷帝国政府就不得不对这些新臣民诉诸武力，因为他们加入匪帮，使整个农村地区不得安宁。拜占廷帝国在遭受了多次失败后，最终被迫用馈赠礼物来收买他们以换取暂时的和平，进而向帕臣纳克人酋长封授土地和朝廷贵族头衔。[46] 直到君士坦丁九世无能统治的末年，两大教会之间发生了大分裂，这个事件具有世界范围的重大意义。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罗马和君士坦丁堡两大教会间的最终决裂只是个时间早晚的问题。东西方早已分道扬镳，各自沿着完全不同的路线发展，两大世界中心之间深刻的隔阂和它们思想上日益增加的对立，使它们完全不可能保持相同的文化与宗教生活制度。几个世纪以来，基督教世界被政治和文化斗争撕裂，所有事情似乎都与保持统一普世教会的意愿背道而驰。与人们通常的看法不同，并不是拜占廷人那种国家对教会的至尊权导致分裂，恰恰相反，在拜占廷帝国对帝国君主统一的支持要比对教会统一的支持更为强大。拜占廷的皇帝们，例如瓦西里一世及其继承者们就支持罗马教会的普世大一统的观念，而不支持希腊教会的观念，因为他们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希望保持拜占廷国家的大一统，并要求他们在意大利的权力。实际情况是，西方各独立国家的兴起，推翻了拜占廷人一统国家的理想，而斯拉夫世界皈依君士坦丁堡教会，挖空了罗马教会那种一统教会在东方的思想基础。南斯拉夫已经归属了东正教教会，而后，罗斯人也承认了君士坦丁堡教会大教长的地位。不久以后，拜占廷帝国内反罗马情绪明显高涨，这确实不是偶然出现的。拜占廷教会在强大的斯拉夫人内陆地区的支持下的确不需要承认罗马的最高地位。到了瓦西里二世时期，与罗马保持友好关系，这一马其顿王朝传统政策就不再被继续坚持，因为在大教长塞尔吉乌斯（999～1019年在位）时，教皇的名字就从联署文件上消失了。[47]一项试图和平分割教会权力的妥协方案被提出，并于1024年得到软弱的教皇的同意。该方案提出君士坦丁堡教会被认为是“其管辖范围的一统”教会。[48]然而，这个即将达成协议的努力却被西方出现的前格里高利派改革运动的新精神一扫而光。历史发展已经预示出的那种两大教会势力范围的划界事实上并没有形成，而只是导致了断然分裂的结果。 图41　饰有三王朝圣场面的银制水壶，制作于6世纪晚期或7世纪早期的巴勒斯坦，现存曼扎教堂 这一事件的最终发展是由多种因素奇妙的结合造成的，一个倔强而强硬的教皇、一个同样强悍的大教长都急于维护各自的尊严，还有一个无法控制事态变化的软弱皇帝。导致分裂的局势出现在11世纪中期。当时的教皇是利奥九世，他是前格里高利派改革家的重要代表人物，而时任君士坦丁堡大教长职务的是拜占廷历史上意志最顽强、野心最大的高级教士米哈伊尔塞鲁拉利乌斯（Michael Cerularius），皇帝权力则由无能的君士坦丁九世莫诺马库斯执掌。米哈伊尔塞鲁拉利乌斯一生坎坷，命运多舛。他曾因煽动拜占廷贵族发起反对帕弗拉格尼亚人米哈伊尔四世的政变而被流放多年。帕弗拉格尼亚家族倒台后，他重新回到君士坦丁堡，但是他已经在流放期间成为修道士，把自己一生的仕途转向教会事务。1043年，他成为大教长，其咄咄逼人、喜好争论的xìng格由此找到了一个新的发泄途径。他和其罗马的对手一样十分重视自己职位的尊严，这种意识之强烈已到了不近情理、没有分寸的地步，丝毫不计任何后果。教皇得到了枢机主教宏伯特的支持，他是毫不妥协坚持敌视拜占廷人思想派别的领袖。米哈伊尔塞鲁拉利乌斯和宏伯特的个xìng不可避免、必然要导致冲突，因为双方同样不计后果且无任何约束，而且都为了实现各自的目标而全力斗争。他们都毫不犹豫地撕掉了遮盖着双方长期存在的分歧的面纱，迫使世界作出选择：是支持这一方，还是支持那一方。不断升温的争执并不符合皇帝的意愿，特别是它完全忽视了政治形势最紧迫的需要。争执首先在两大教会中心都声称自己拥有主权的南意大利地区bào发。但是也正是在这个地区，由于诺曼人的入侵，面临的最严重威胁使罗马和君士坦丁堡达成了政治上的互信。然而，双方争论的信条和仪式问题再度达到了危险的程度，以至于不可能达成任何协议。争论的焦点仍然是弗条斯时期以来一直困扰人们心灵的老问题，即西方教义主张的圣灵双重化质说、罗马教会在安息日的斋戒和禁止教士结婚、拜占廷教会圣餐礼中使用的发酵面包和罗马教会使用的死面饼。重要的是这最后一点争论最激烈。出于策略考虑，塞鲁拉利乌斯首先将礼仪分歧提出来讨论，因为礼仪之争比更为复杂晦涩难懂的教义问题更容易为普通民众所理解。支持这个拜占廷大教长的势力包括东方各东正教教会和斯拉夫各国教会。四平八稳的安条克主教彼得最终被塞鲁拉利乌斯说服，奥赫里德教会希腊籍大主教利奥则是最先公开与罗马进行争执的教士之一。 这次争执由于枢机主教宏伯特率领的罗马教廷代表团来到君士坦丁堡而戏剧xìng地结束了。拜占廷皇帝当时显然准备牺牲其大教长以换取罗马的友谊。在皇帝这种态度的鼓励下，教皇代表团于1054年7月16日，在圣索非亚教堂圣坛上宣布开除塞鲁拉利乌斯及其主要支持者的教籍。同时，获得教会和民众支持的大教长则设法说服优柔寡断的皇帝调整其政策，与他站在同一阵线。在皇帝的默许下，他召集了一次宗教会议，开除了罗马代表们的教籍，以同样的打击回敬他们。这次事件的重要意义是后来才被认识清楚的，在当时它并没有引起人们多少注意，这也能够使人更清楚地看出来，此前一些年罗马和拜占廷帝国之间的关系。两大教会中心之间的相互误解早就是司空见惯的事情，没有人会认为1054年的争执比以前的争执更严重一些，或者它标志着再也无法弥合的分裂。[49] 1055年1月11日，君士坦丁九世莫诺马库斯去世，塞奥多拉再度以自己的名义执掌皇权。她是马其顿王朝仅存的成员，随着她于1056年9月初去世，这个著名王朝的气数最终枯竭。这个拜占廷帝国最伟大王朝的命运真是奇怪。它创建之初就历尽千难万险，以求立足，而其统治末期又苟延残喘，死而不僵，导致其最终惨淡经营了30年。它悄然消逝，无人为其声名远播的辉煌伟业歌功颂德。 濒死的皇后临终任命了朝中主流派中意的一个退休官僚为皇帝，这个人“不适合统治而适应被统治和受指导”。[50]他就是曾担任“军需大臣”（）职务的米哈伊尔，他因此也被称为“老军官”或“老将军”。他的登基显然是官僚党人的胜利。行政官员地位的改善似乎还没有结束，特别是元老们被授予各种头衔和赏赐。与此截然相反，皇帝草率地解散了由依沙克科穆宁和卡塔卡隆塞考麦努斯（Catacalon Cecacomnus）等将领统帅的军团。这导致bào发新的事变，被激怒的军事将领们起义反对君士坦丁堡政府。依沙克科穆宁于1057年6月8日在帕弗拉格尼亚被拥立为皇帝，支持者从小亚细亚四面八方涌向他，在很短时间里，他就率领其部下出现在尼西亚。派遣镇压他的帝国军队被击败，米哈伊尔六世被迫与其对手进行谈判。由君士坦丁雷库德斯、利奥阿罗普斯（Leo Alopus）和米哈伊尔颇塞罗斯组成的使团受命封授依沙克恺撒称号，承认他为皇帝继承人。这种让步只能促使皇帝的敌人更加大胆，而使自己的支持者失望。正在这时，君士坦丁堡的反对派发动起义反对米哈伊尔，并转而支持依沙克科穆宁。但是，两大对立贵族势力之间的平衡为第三种势力所左右，这就是将起决定xìng作用的教会势力。强悍的大教长米哈伊尔塞鲁拉利乌斯自任为反对派的首领，圣索非亚教堂成为敌视反对政府的中心。[51]正是在这里，米哈伊尔六世被迫退位成为修道士，1057年9月1日，依沙克科穆宁进入君士坦丁堡，旋即被大教长加冕为皇帝。 在过去几十年，每位登基的皇帝都见证了官僚贵族权势的加强，但是，依沙克科穆宁的登基，却标志着出现了相反的发展趋势。科穆宁王朝这个首位君主的统治的确是短暂的，但是即便如此，他还是真正努力加强帝国的军事防务。依沙克属于小亚细亚的军事贵族，他致力于建立强大的军事统治。在其发行的货币上，他设计自己佩带刀剑的胸像。[52]他登基后招待各位元老的宴会气氛冷淡，好像他本人及其军事荣耀是从其前任手里得到的一样。但是同时，他并没有像其对手在米哈伊尔六世统治时做的那样绝对。在他和米哈伊尔六世之间充当中间人的官僚贵族成员们显然认识到形势的变化，因此也适时改变立场，他们此时获得了新的荣誉。颇塞罗斯被任命为元老院的首席元老，雷库德斯则成为帝国政府机构的首相，他在君士坦丁九世时期就担任此职，后来升任大教长职务。然而，依沙克更大胆地采取一些措施以便设法弥补前政府体制造成的巨大物质破坏。瓦西里二世在国库里留下的巨大财政储备早已被挥霍一空，皇室的地产也因为慷慨的捐赠而化为乌有。依沙克只好采取了没收产业这一危险的权宜之计，他甚至对教会的地产下手。这就导致了他与权大势重的大教长米哈伊尔塞鲁拉利乌斯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11世纪，拜占廷教会实力的持续增强反映在米哈伊尔塞鲁拉利乌斯的政策和其个xìng方面。拜占廷教会摆脱罗马实现完全独立只是他计划中的一部分，他认为同样重要的还有改变君士坦丁堡本身教会和国家间关系。他曾帮助依沙克夺取皇权，并希望后者对他有所回报。皇帝并没有使他失望，以前属于皇帝特权的圣索非亚教堂的管理权此时被移jiāo给这位大教长，皇帝还被迫作出保证，不干涉教会事务。皇帝将负责国家的统治，而教会则完全jiāo给大教长来考虑。如果按照拜占廷观念来衡量，这表明教会权力得到极大加强。这种通过确定两大权力影响势力范围来实现权力划分的意图最终未能实现，因为两者都不能接受这样的结果。皇帝继续没收教会的产业，大教长则继续推行其将神权扩大到世俗领域的计划。米哈伊尔塞鲁拉利乌斯主要是将其各种高级权力建立在“君士坦丁赠礼”上，这个文献此时首次在影响拜占廷发展方面产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据说，他曾穿上皇帝的紫色靴子，以废黜皇权要挟皇帝。[53]但是，皇帝也同样充满自信，意志坚定，笃信自己的皇权尊严，结果双方的斗争最终导致两方都下台。最初，惟一至高的皇权使皇帝占据上风。但是，大教长人气甚旺，君士坦丁堡没有任何人敢于以武力对他动粗，直到1058年11月8日，当他离开君士坦丁堡内城去城外拜访一座修道院时，才被皇帝卫队逮捕，接着便被流放他乡。皇帝没有任何办法说服他辞职放弃权力，不得不召集一次宗教会议，通过了罢免他的决定。在君士坦丁堡举行这个会议又是个冒险的举动，因此被迫在一个省城举行。颇塞罗斯起草了说明这次迫害理由的文件，他毫无顾忌地谴责其以前的好友犯了他最不可能犯的异端和渎神罪。尽管如此，他还是在此后不久的一个纪念演讲中，赞扬这位大教长是正统教义的杰出捍卫者和所有美德的化身。会议决议尚在起草期间，米哈伊尔塞鲁拉利乌斯就去世了。君士坦丁雷库德斯被任命担任大教长一职，而颇塞罗斯则升任首相。 表面看来皇帝似乎取得了胜利，但是不久他就发现，过世的大教长作为一个殉道者，比他这个活在世上的对手更具威胁力。大教长去世后，民众强烈的怨恨在其精神领袖的煽动下沸腾起来，人民和教会的仇恨相当激烈，而官僚贵族的反对则火上浇油。皇帝的地位江河日下，最终使皇帝感到巨大的压力。两年前，教会联合军事贵族推翻了米哈伊尔六世，如今教会又联合敌对的官僚贵族领袖推翻了依沙克科穆宁。1059年12月，当他病势沉重、情绪低落之际，在颇塞罗斯的紧急劝说下，他宣布退位，进入斯图迪特修道院成了一名修道士。 [1] 以下1个段落为本书1969年英文版的新增内容。 第二节　国内外政治的崩溃 君士坦丁十世杜卡斯（Constantine X Ducas，1059～1067年在位）的登基是教会和造成科穆宁垮台的官僚贵族联合的结果。他是颇塞罗斯和大教长君士坦丁雷库德斯的密友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71 章 ，与米哈伊尔塞鲁拉利乌斯的侄女尤多西亚马克林伯利提萨（Eudocia Macrembolitissa）结婚。依沙克科穆宁的退位和君士坦丁十世杜卡斯的登基都是颇塞罗斯一手促成的，他还当着元老阶级最尊贵的代表的面，亲手将帝王的紫色靴子放在新皇帝的脚上。颇塞罗斯现在实现了自己的目的：他作为皇帝的主要顾问和皇帝的儿子及继承人的老师，已经控制了帝国政策的各个方面。皇帝对这位博学的哲学家和雄辩的演讲人钦佩之至，正如颇塞罗斯自己所说：“他尊崇我胜过任何人，以至于他对我言听计从，完全听从我的劝告。如果他一天里不能几次看到我，就会怨气冲天，六神无主……他对我的话真是奉若神明。”[54] 正如科穆宁王朝代表了小亚细亚的军事贵族一样，杜卡斯王朝代表了首都官僚贵族。依沙克科穆宁时期军事贵族势力一度强盛，但这只是一段chā曲，官僚贵族重新夺取控制权，并加强了自己的影响。该王朝沿袭君士坦丁九世在位时的政策，通过在君士坦丁堡居民中广泛扩大授予元老阶级的特权，来加强其地位。结果正如当时人形容的那样，元老的数量极其庞大。[55]国家统治管理机构越来越丧失了其中央集权的特点。君士坦丁杜卡斯彻底实行下放税收权的办法，他甚至走得更远，引进了出售中央财政官职的措施，以至于不仅赋税的实际征收权，而且控制财政税收管理的最高机构也可以出售。[56]军队完全遭到忽视，其有效战斗力下降到极其悲惨的地步，甚至连颇塞罗斯本人也不得不承认，这个统治难以为继。[57]形成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是担心军队势力中还会出现依沙克科穆宁夺取皇权后军队势力极大增强的那种局面，部分原因是财政短缺要求减少军队开支，以弥补财政亏空，并大幅度增加其他方面的开支。随着官僚人数的增加和为满足官僚提高收入的要求而造成开支持续增长，行政服务体系的开支猛增，此时，这些官僚成为政府统治的力量。朝廷花销因其奢侈铺张而急剧增长，而贫困的国家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对教会的赏赐不断增加，因为触怒教会引起怨恨是极其冒险的。而当时为了取悦外国君主，向他们进贡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这样，统治阶级的政治野心加上财政短缺，大大降低了帝国的防御力量。政府的态度类似于马其顿王朝末期的态度，但是此时，外部形势变得更加危险。杜卡斯王朝反军队政策在帝国面临极为强大的外部威胁时产生了双倍的灾难xìng结果。 在南意大利，诺曼人自1059年就在其恐怖的首领罗伯特圭斯卡特（Robert Guiscard）领导下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匈牙利人则频繁发动进攻，1064年占领了多瑙河上重要的贝尔格莱德要塞。除了帕臣纳克人外，此时乌寨斯人的胞族部落出现了，他们构成新的可怕威胁。以前，帕臣纳克人被迫屈从于乌寨斯人的压力，而此时，轮到后者在库曼人进攻下离开俄罗斯南部大草原，其各个部落于1064年秋天大批涌入巴尔干半岛。[58]保加利亚领土、马其顿和色雷斯，甚至希腊地区都遭到这些野蛮入侵者的蹂躏。他们洗劫xìng的袭击十分可怕，就像一个当时人记载的：“整个欧洲的居民都想迁徙”。[59]但是，一场灾难xìng的瘟疫袭击了乌寨斯人的帝国。许多人病死在驻地，其他人则撤到多瑙河以北地区，剩下的定居在帝国领土上，为皇帝服役。 图42　描绘皇帝狩猎场景的丝织品，制作于8世纪中期的君士坦丁堡，现存里昂历史博物馆 东方民族的进攻对帝国更是xìng命攸关，比那些来自北方的突厥人部落民的大杀戮更严重。阿拉伯人在亚洲的残余势力被塞尔柱突厥人急风暴雨般横扫而光，而此前拜占廷人征服的辉煌战绩相比之下，黯然失色。他们征服了波斯领土，席卷整个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夺取了哈里发首都巴格达。此时，哈里发国家萎缩成一个统一宗教的象征，龟缩在苏丹强大的军事保护下，后者在政治上控制了亚洲的穆斯林世界。很快，塞尔柱突厥人就占据了上自拜占廷帝国边界下至埃及法提玛哈里发国家边界的整个近东地区。而后，他们将注意力转向拜占廷帝国。正如拜占廷人征服保加利亚就取消了帝国和北方游牧民族间的缓冲国家一样，君士坦丁九世吞并了亚美尼亚王国就为塞尔柱突厥人的进攻提供了方便。帝国内政的虚弱和其防务体系的崩溃，意味着通往拜占廷帝国重要腹地省区的道路洞开。突厥人在第二任苏丹阿尔普阿斯兰（Alp Arslan）领导下攻入亚美尼亚，1065年夺取安尼，把西里西亚变成了一片焦土，并强行突进到小亚细亚，1067年猛攻恺撒利亚。[60]当时，拜占廷统治者推行的政策是自掘坟墓。 随着1067年君士坦丁十世杜卡斯的去世，控制权转到其妻尤多西亚之手，她当时任其幼子米哈伊尔（Michael）、安德罗尼库斯（Andronicus）和君士坦丁（Constantine）的摄政王。但事实上，颇塞罗斯和已故皇帝的弟弟约翰杜卡斯（John Ducas）左右着政府。[61]同时，边境的一连串灾难也加强了反对派的力量。这些灾难极大地强化了反对派人士建立强大的军事政府的紧迫要求，大教长约翰西非林努斯虽然是颇塞罗斯的朋友，也不得不与他们谈判。最终，皇后本人被迫作出让步，她不顾颇塞罗斯和约翰恺撒的反对，同意嫁给卡帕多西亚贵族罗曼努斯迪奥格尼斯将军，1068年1月1日，他被加冕为皇帝。罗曼努斯四世迪奥格尼斯（1068～1071年在位）是一位经验丰富、勇敢无畏的指挥官，他在打击帕臣纳克人的战争中脱颖而出，在军队派势力中享有极高的声誉。他上台后立即发动反击塞尔柱突厥人的军事行动，但是帝国的分裂已经十分严重，皇帝企图挽救局势的努力遭到颇塞罗斯派势力的yīn谋诡计的破坏。罗曼努斯四世千方百计调集组织一支由许多重要的外族雇佣兵组成的军队，其中包括帕臣纳克人、乌寨斯人、诺曼人和法兰克人。他克服了千难万险，于1068年和1069年进行了头两次战役，取得了一些胜利，但是第三场战役功亏一篑，主要是恺撒约翰之子安德罗尼库斯杜卡斯（Andronicus Ducas）的背叛造成的。在凡湖附近的亚美尼亚重镇曼兹克特，拜占廷军队虽然占有绝对的数量优势，但是成分复杂，纪律松弛，于1071年8月19日被阿尔普阿斯兰麾下的突厥军队全歼，皇帝本人被俘。 罗曼努斯四世迪奥格尼斯还在被俘期间就设法与塞尔柱突厥人订立和约，他们答应释放他，条件是他允诺支付年贡和他本人的赎金，另外他发誓要释放突厥战俘，并提供军援。[62]与此同时，君士坦丁堡的反对派在恺撒约翰的鼓动下已经废黜了他。最初，建立起皇后尤多西亚及其长子米哈伊尔杜卡斯的联合统治，但是此后不久，皇后被囚禁在女修道院，1071年10月24日，颇塞罗斯的学生米哈伊尔七世被拥立为皇帝。当罗曼努斯皇帝从突厥战俘营被释放回到君士坦丁堡时，等待他的是把他视为敌人的首都当权派，内战随即bào发。罗曼努斯最终确信其人身安全得到完全保证后投降，该谈判协议是由3位主教代表皇帝签署的，但是，一当他踏上了君士坦丁堡的土地就被逮捕，其双眼被烧红的烙铁烫瞎。颇塞罗斯为了安慰自己，在此次事件中给瞎眼的皇帝送去了一封信，他在信中称其受害人为幸运的殉道者，因为上帝为他找到了更高级的光明，所以才剥夺了他的双眼。[63]罗曼努斯四世迪奥格尼斯由于眼伤过重，不久以后于1072年夏季去世。 正是这个骇人听闻的结局使曼兹克特战役的失败转变为灾难xìng的悲剧，因为阿尔普阿斯兰与皇帝罗曼努斯四世迪奥格尼斯订立的和约失效，而塞尔柱突厥人则以此作为对拜占廷帝国发动新的进攻的借口。帝国再度像早年阿拉伯人入侵时期一样面临外族征服的威胁，但是那时，敌人的入侵杀戮遭遇到伊拉克略后人们英勇顽强的抵抗和帝国内部的团结统一，而此时所有事情都完全陷入一团混乱。建立在军役地产上的有效防御体系已经崩溃，坐在君士坦丁堡皇帝宝座上，作为抵抗塞尔柱突厥人强大攻势的领袖和苏丹的对手的是颇塞罗斯那个叫人同情的傀儡，一个不问世事的书呆子，其智力和身体都过分早熟的学究，他屈从于宫廷yīn谋和长期内讧。小亚细亚注定毫无希望了。塞尔柱突厥人的道路已经洞开，拜占廷帝国既没有意志，也没有力量抵抗他们的进军了。 拜占廷帝国的崩溃在其领土两端同时发生，命运就是如此安排的。在1071年曼兹克特战役大灾难的同一年，巴里失陷于罗伯特圭斯卡特之手。这个拜占廷帝国在意大利领土的诺曼征服者因此从这个被征服地区出发，对帝国形成了真正的重大威胁。[64]米哈伊尔七世政府万般无奈向教皇格里高利七世求援，为了做到这一点，伟大的教皇提出了建立在教皇普世至高权基础上的教会统一的条件。 与此同时，拜占廷帝国在巴尔干半岛的权力也被动摇。1072年，原属沙皇沙木埃尔帝国区域的保加利亚领土上bào发了新的起义，并得到扎塔独立大公国的坚强支持。扎塔大公米哈伊尔（Michael）之子君士坦丁伯丁（Constantine Bodin）在普里兹lún加冕为沙皇，这一行动由于帝国将领成功镇压起义而面临极大困难。[65]在亚得里亚海沿海地区，拜占廷帝国继续丢城失地。瓦西里二世时期克罗地亚人对拜占廷宗主权的承认也不再继续下去，彼得克利西米尔（Peter Cresimir，1058～1074年在位）时期曾极大地扩展了其王国的领土边界，此时其继承人迪米特里兹沃尼米尔（Dcomtrius Zvonimir）作为教皇的附庸于1075年接受了教皇格里高利七世特使的加冕称王。[66]然而对拜占廷帝国打击更为沉重的是，1077年扎塔的米哈伊尔也从罗马接受了王冠加冕。[67]帕臣纳克人的洗劫xìng袭击和匈牙利人日益频繁的入侵只不过是增加了巴尔干半岛普遍的混乱。 除了外部事务的麻烦外，严重的经济危机此时不断发展。这主要是由于政府自身采取的措施造成的，米哈伊尔七世因此被人加上了“少1/4的”绰号。这个绰号是由于物价飞涨，以至于一个“诺米斯马金币”连一“麦丁努”（相当于约1公升）小麦都买不了，只能买减少了1/4“麦丁努”的小麦。[68]颇塞罗斯也没能逃脱其悲剧xìng的结局，他直到目前为止似乎一帆风顺，毫发未损地经历了政局变换。几经改朝换代其影响却日益隆盛，杜卡斯王朝因他掌权而对他异常感谢，米哈伊尔七世更对他感恩戴德，言听计从。但是就在其学生统治时期，他不得不目睹自己仕途翻船。胆小羞涩的皇帝完全落入权高势大的首相尼基弗里特泽斯（Nicephoritzes）的控制之中，而后者设法排挤了颇塞罗斯和恺撒约翰。他牢牢掌控着政府的方向舵，完全像当年“孤儿院长”约翰一样，精力充沛且残酷无情地左右着政府。他也像约翰一样出身贫寒，完全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和精明狡诈爬上权力顶峰。他计划通过使官僚机构中央集权化来凝聚封建分裂因素。他采取了更大胆的措施，甚至在谷物贸易中实行国家垄断，并在雷德斯图斯建立政府仓库以便将谷物运往君士坦丁堡，而严禁谷物自由贸易，违者严惩。[69]我们从《市长手册》中了解到（参见第208页），10世纪时，拜占廷国家曾严格控制首都的食品供应，另外还拥有谷物储备以便在饥荒时期出售给民众。但是在10世纪切实可行的东西此时却不再能推行，因为这时的中央集权已经衰败，国家对贸易的控制已经失效，正像严禁农村中买卖农民土地的法律被忽视一样。尼基弗里特泽斯的措施招致激烈的反对，大地产主作为谷物的主要承包商因此将遭受巨大的损失，而作为消费者的城市民众也因此受到盘剥，因为国家垄断的目的不是为了保证粮食供应，而只是为了通过提高粮价以满足财政需求。面包价格的持续上涨意味着物价的普遍上涨，最终导致劳动力价格上涨。[70]尼基弗里特泽斯最后成为自己政策的牺牲品，“少1/4的”米哈伊尔七世死后，他便被拷打致死，雷德斯图斯的政府仓库也被皇帝倒台后民众起义中的暴民夷为平地。 米哈伊尔七世杜卡斯统治时期，军事反叛一桩接着一桩，此伏彼起。正是在这个重要的时期，这些军事叛乱中的一个英雄是诺曼人雇佣兵首领白里乌尔的卢塞尔（Roussel of Bailleul），他拥立恺撒约翰杜卡斯为皇帝，并称其为敌对的皇帝。[71]同样十分重要的是，拜占廷政府请求突厥人援助平息叛乱。突厥军队抓住了卢塞尔这个大胆的雇佣兵首领，把他jiāo给了帝国将领阿莱克修斯科穆宁（Alexius Comnenus），以换取合适的赎金。然而，政府方面不久发现自己需要这个经验丰富的战士，他被羁押在监狱很短时间后就被放出来，与阿莱克修斯科穆宁并肩战斗，共同反对觊觎米哈伊尔七世皇位的新敌人。几乎与此同时，从拜占廷军事贵族中出现了两个夺取皇权者，一个在小亚细亚，另一个在巴尔干半岛。第拉修姆总督尼基弗鲁斯布林尼乌斯（Nicephorus Bryennius）曾于1072年平息了斯拉夫人起义，他是拜占廷帝国欧洲领土上军事势力最杰出的代表。早在1077年，他即占据其家乡亚得里亚堡自立为皇帝，由此他派遣军队进攻到君士坦丁堡城下。在小亚细亚，军事叛乱的领袖是阿纳多利亚军区将军尼基弗鲁斯伯塔奈亚迪斯（Nicephorus Botaneiates），他是典型的亚洲军事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72 章 贵族的代表，特别重要的是他宣称自己是古老的福卡斯家族的后裔。1078年1月7日，他自立为皇帝，首先获得了库塔尔米什（Kutalmish）之子、阿尔普阿斯兰的表兄弟苏莱曼（Suleiman）的支持，而后向君士坦丁堡进军。即便是在这混乱时刻，优势仍然在小亚细亚一边，尼基弗鲁斯伯塔奈亚迪斯抢先其欧洲对手和同名者采取行动。[72]尼基弗里特泽斯不得人心的措施出台后，君士坦丁堡反对派就逐渐控制了局势，他们将其希望都押在了小亚细亚的反叛运动上。1078年3月，伯塔奈亚迪斯率领部下几乎进入尼西亚城，这时，首都bào发了民众起义，教会在这次起义中又发挥了重要作用。皇帝米哈伊尔被迫退位，进入斯图迪特修道院，尼基弗鲁斯伯塔奈亚迪斯被宣布成为皇帝。3月24日，他进入首都君士坦丁堡，就在同一天，他被大教长加冕为皇帝。尽管其前任仍然在世，他还是与其妻子皇后玛利亚（Maria）结婚，以此加强他与杜卡斯家族的联盟，安抚崇尚正统思想的拜占廷人的情绪。[73] 帝国仍陷于混乱，年迈的伯塔奈亚迪斯也不能挽救局势。其短暂的统治无异于为这个悲剧xìng的分裂时代提供了最后一幕戏，其中充满了起义和内战。随着元老统治的崩溃，军事将领中开始bào发了争夺最高权力的激烈斗争。最终，这场斗争的胜利果实落在他们中最卓越的将领、年轻的阿莱克修斯科穆宁手里。阿莱克修斯科穆宁首先从支持新皇帝入手，他曾与皇帝觊觎者尼基弗鲁斯布林尼乌斯共事，推翻了尼基弗鲁斯瓦西拉西乌斯（Nicephorus Basi-lacius），后者一度接替尼基弗鲁斯布林尼乌斯的职位担任第拉修姆总督，后来也提出称帝要求。但是，当尼基弗鲁斯麦利森努斯（Nicephorus Melis-senus）作为敌对皇帝于1080年出现在尼西亚城，并像伯塔奈亚迪斯一样请求苏莱曼出兵援助时，他抽身事外，远离漩涡。此时，他认为到了他自己登上最高权力地位的时候了。 与此同时，塞尔柱突厥人征服小亚细亚的计划得到极大推进，他们先是借助与伯塔奈亚迪斯的联盟，后是借助与麦利森努斯的联盟达到自己的目的。到了1080年前后，苏丹已经控制了从西里西亚到赫利斯滂海峡的整个小亚细亚地区。“在此前大部分属于拜占廷帝国的神圣领土上建立了罗马人的苏丹国家”，即罗姆苏丹国。[74]由于亚洲各省区有效防务的瓦解和管理机构的崩溃，以及军役小土地制度的破坏，小亚细亚本身已经迅速脱离了帝国。 拜占廷帝国的经济和财政状况也江河日下，急剧恶化。铸币质量下降，低质金属与金币混合成合金币，这加速了拜占廷“诺米斯马金币”的贬值，这种金币在500多年间几乎从未出现过贬值现象。拜占廷诺米斯马金币从此丧失了其独一无二的稳定xìng，从而也就丧失了它长期享有的极高的国际信誉。 阿莱克修斯科穆宁不仅是所有觊觎皇帝宝座的军事贵族中最杰出的将领，而且也是当时惟一的重要政治家。在政治方面，他远胜其叔叔依沙克科穆宁一筹，也比不幸的罗曼努斯迪奥格尼斯出色。他以精明的远见卓识和娴熟的外jiāo技巧在军队和首都为自己扩大地盘，特别是他极为重视争取反对派的支持。[75]他与恺撒约翰的孙女和曼兹克特战役的背叛者安德罗尼库斯的女儿伊琳尼杜卡斯（Irene Ducas）结婚。皇后玛利亚接受他为干儿子，把他视为她的小儿子君士坦丁杜卡斯（Constantine Ducas）的保护天使，她天真的幻想其子有一天会成为皇帝。除了其大哥依沙克科穆宁外，阿莱克修斯最坚定的支持者是恺撒约翰杜卡斯。事实上，他们在色雷斯地区特祖鲁lún城举行的策划阿莱克修斯夺取皇位的会晤就具有科穆宁和杜卡斯家族会议的xìng质。阿莱克修斯还着手与其姐夫尼基弗鲁斯麦利森努斯谈判，后者提出将帝国的欧洲292部分jiāo给皇帝，他自己控制小亚细亚领土。这一幕再现了反叛瓦西里二世的两个巴尔达斯叛乱，封建大贵族提出了瓜分帝国的计划，但是，阿莱克修斯科穆宁拒绝考虑这个计划，提出封赐其姐夫恺撒称号。在首都，卫戍部队主要是由外族雇佣兵构成的，其中包括日耳曼人军队，阿莱克修斯进入首都时故意对这些日耳曼人军队首领视而不见。他自己的军队如同君士坦丁堡部队一样，也主要是由外族群体组成的，因此，入城后的3天，首都成了肆意抢掠和暴力的舞台。伯塔奈亚迪斯眼见大势已去，争斗无望，故接受大教长的劝说自动退位，1081年4月4日复活节，阿莱克修斯科穆宁加冕成为拜占廷皇帝。 【注释】 [1]New edition with French translation by E.Renauld，Michel Psellos，Chronographie，2 vols，Paris 1926，1928.Cf.H.Grégoire’s comndations in B 2，550 ff.，and B 4，716 ff.J.Sykutris，BZ 27，99 ff.，and BZ 29，40 ff.English trans.by E.R.A.Sewter，London 1953. [2]E.Kurt-F.Drexl，Michaelis Pselli scripta minora，Ⅰ-Ⅱ，Milan 1936，1941.Vol.Ⅰ contains a collection of speeches and occasional pieces，many of which were previously unknown;vol.Ⅱ gives 273 letters of Psellus of which all but sixty are published here for the first tcom.Cf.also F.Drexl，‘Nachtrage zur Ausgabe der Psellosbriefe von Kurtz-Drexl’，BZ 41（1941），309 f.；idem，‘Index nominum zu den von Sathas，Boissonade，Hase，Ruelle und Tafel edierten Psellosbriefen’，ibid.299 ff.；and J.Darrouzès，‘Notes d’épistolographie et d’histoire de textes’，REB 12（1954）176 ff. [3]ed.P.de Lagarde，Gottingen 1882.Further references in J.M.Hussey，‘The Writings of John Mauropous：A Bibliographical Note’，BZ 44（1951），278 ff.On the significance of this scholar cf.idem，Church and Learning，39 ff.，52 ff.；‘The Canons of John Mauropous’，JRS 37（1947），70 ff.；‘The Byzantine Empire in the Eleventh Century’，Trans.Roy.Hist.Soc.32（1950），84 ff. [4]French translation（to 1056），H.Grégoire，B 28（1958），325-62. [5]Skabalanovic，Viz.gosudarstvo pp.ⅩⅢ and ⅩⅧ，shows the individual use which Scylitzes and Zonaras both made of their material for this period.On the relation of Zonaras to Psellus cf.the paper of O.Lampsides，，EEBS 19（1949），170 ff. [6]edd.B.Wassiliewsky-V.Jernstedt，Cecacomni strategicon et incerti scriptoris de officiis regiis libellus，St.Petersburg 1896.Part is edited with a Russian translation and very valuable cocomntary by V.Vasiljevskij，‘Sovety i rasskazy vizantijskogo bojarina Ⅺ v’。（The advice and admonitions of a Byzantine nobleman of the eleventh century），ZMNP 215（1881），242-99，216（1881），102-71，316-57.German translation with a good introduction，H.Beck，Vadcomcum des byzantinischen Aristokraten.Das sogenannte Strategikon des Kekacomnos，in Byzantinische Geschichtsschreiber Ⅴ，Graz.-Vienna-Cologne，1956.The assumption of G.Buckler，‘Authorship of the Strategikon of Cecacomnus’，BZ 36（1936），7 ff.，and‘Can Cecacomnus be the author of the Strategikon?’，B 13（1938），139 ff.，that the famous Byzantine general Cecacomnus was the author of both works hascomt with a certain amount of scepticism.Cf.N.Banescu，‘A propos de Kekacomnos’，B 13（1938），129 ff.（cf.also‘Autour de Kekacomnos’，REB 6（1948），191 ff.）；P.Orgels，‘Kekacomnos et la guerre pétchénègue’，ibid.402 ff.；M.Gyoni，‘L’oeuvre de Kékauménos，source de l’histoire roumaine’，Revue d’histoire comparée 23（1945），96-180.But H.G.Beck，op.cit.argues for the identification proposed by Buckler，as does Moravcsik，who at first was sceptical（Byzantinoturcica Ⅰ（1 st ed.）。，112，201 f.），but now agrees with her（Byzantinoturcica Ⅰ（2nd ed.）350 f.）.In his latest work P.Lcomrle remains，however，sceptical：‘Prolégomènes à une edition critique et cocomntée des’Conseils et Récits’de Kekacomnos’Mémoires de l’Acad.Royale de Belgique LIV（1960），37 ff，and in my opinion he is right.J.Karayannopulos is also sceptical in an article in which he reflects in the main the view of previous studies：‘Zur Frage der Autorschaft am Strategikon des Kekacomnos，BZ 54（1961），257 ff.For the date of composition of the work，cf.Lcomrle，op.cit.20.Cf.also G.G.Litavrin，Byl li Kekacomn，avtor’Strategikona’，feodalom?’（Was Cecacomnus，the author of the Strategicon，a feudal lord?），Vizantijskie ocerki，Moscow，1961，217 ff. [7]Zepos，Jus Ⅳ，1-260. [8]ed.N.Svoronos，Recherches sur le cadastre byzantin et la fiscalitéaux XIe et XIIe siècles：le cadastre de Thebes，Paris-Athens，1959. [9]ed.Ⅴ.N.Benesevic，Zavescanie vizantijskogo bojarina Ⅺ v.（The will of a Byzantine nobleman of the eleventh century），ZMNP，N.S.9（1907），219 ff.English translation，S.Vryonis，‘The Will of a Provincial Magnate，Eustathius Boilas’，DOP 11（1957），263 ff.Abbreviated Russian translation by M.Levcenko，in Sbornik dokcomntov po social’-no-ekonomiceskoj istorii Vizantii，Moscow，1961，169 ff.Textual comndations by R.M.Bartikjan，ⅤⅤ19（1961），26 ff. [10]The most important publications for this and the succeeding centuries are：Miklosich-Müller：‘Actes de l’Athos’；Zachariae，Jus Ⅲ=Zepos，Jus Ⅰ；‘Akty Russkogo na sv.Afone monastyrja sv.velikomucenika Panteleimona’（Doccomnts of the Russian monastery of the holy martyr Panteleimon on Mt.Athos），Kiev 1873;T.Florinskij，Afonskie akty，St.Petersburg 1880;Ph.Meyer，Haupturkunden zur Geschichte der Athoskloster，Leipzig 1894;W.Regel，，St.Petersburg 1898;M.Gudas，，EEBS 4（1927），211-48;Ch.Ktenas，，ibid.285-311;N.Bees，2（1911-12），1-100 Th.Ouspensky et Ⅴ.Bénéchévitch，Actes de Vazélon，Leningrad 1927;A.Solovjev-Ⅴ.Mosin，Grcke povelje srpskih vladara（Greek doccomnts of the Serbian rulers），Belgrade 1936;Ⅴ.Mosin，‘Akti iz svetogorskih arhiva’（Doccomnts from the archives of the Holy Mountain），Spcomnik 91（1939）；Ⅴ.Mosin-A.Sovre.Supplcomnta ad acta graeca Chilandarii，Ljubljana 1948;G.Rouillard et P.Collomp，Actes de Lavra Ⅰ（897-1178），Paris 1937;P.Lcomrle，Actes de Kutlumus，Paris 1945;F.Dolger，Aus den Schatzkacomrn des Heiligen Berges，Munich 1948;F.Dolger，Sechs byzantinische Praktika des 14.Jahrhunderts für das Athoskloster Iberon，Abh.d.Bayer.Akad.d.Wiss.，N.F.28，Munich 1949;A.Guillou，Les archives de Saint-Jean-Prodrcom sur le mont Ménécée，Paris，1955.The publications of Rouillard-Collomp，Lcomrle，and Dolger’s great collection，provide facsimiles of the doccomnts and seals. [11]C.Will，Acta et scripta quae de controversiis ecclesiae graecae et latinae saec.Ⅺcomposita extant，Leipzig and Marburg 1861，pp.150-2. [12]Ibid.172-204. [13]Ibid.85-9;65-85;89-92;168-71. [14]Michel，Kerullarios Ⅰ，44 ff. [15]Michel，Kerullarios Ⅰ，76 ff.，and Ⅱ，41 ff.The authorship of the Panoplia is disputed：Ⅴ.Laurent，EO 31（1932），105 ff.，and M.Jugie，B 8（1933），323 ff.，regard it as the work of a contemporary of the Council of Lyons.Cf.，however，Michel’s reply，‘Von Photios zu Kerullarios’，Rom.Quartalschr.41（1933），125 ff.，and especially‘Die Echtheit der Panoplia des Michael Kerullarios’，Oriens Christ.36（1941），168 ff. [16]De cerim.264 and 528.Psellus Ⅰ，30（ed.Renauld），。 [17]On Zoe’s age and the date of t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73 章 e accession of Romanus Ⅲ（15 November 1028）cf.Skabalanovic，Viz.gosudarstvo 11，note 2，and 14，note 1.For further chronological data cf.also Skabalanovic’s careful statcomnts. [18]Scylitzes-Cedren.Ⅱ，486，7，.Scylitzes’statcomnt（Ⅱ，486，8）that Constantine Ⅷ had already resolved to abolish the allelengyon is also significant. [19]Dolger，‘Das Fortbestehen der Epibole in mittel-und spatbyz.Zeit’，Studi Albertoni Ⅱ（1934），3 ff.，und BZ 35（1935），14，maintains，in opposition to my statcomnts in‘Steuergcominde’1 ff.and B 6（1931），227 ff.，that the epibole survived into the later period.This is in contradiction to the plain statcomnts of the sources and is further disproved by the new material brought forward by G.Rouillard.‘L’épiboléau temps d’Alexis Comnéne’，B 10（1935），81 ff.，in spite of Dolger’s argcomnts，BZ 36（1936），157 ff.Cf.also the texts since published by G.Rouillard-P.Collomp，Actes de Lavre Ⅰ（1937），Nos.43，48，53，where the word epibole is frequentlycomt with in the sources of the later period，but is always used in the general sense of a tax levied or a distribution of land（as rightly indicated by Bréhier，Institutions 260）。 [20]This is clearly shown by the Ashburner Treatise§§12 and 14（ed.Dolger，Finanz-verwaltung 119）.Cf.Ostrogorsky，‘Steuergcominde’31. [21]Cf.the legal rulings of Magister Eustathius in the Peira，Zepos，Jus Ⅳ，32（Ⅷ，1）and 38（Ⅸ，1）；cf.also 51 ff.（ⅩⅤ，10）；167（ⅩL，12）；228（LⅦ，1）。 [22]Cf.R.Janin，‘Un ministre byzantin：Jean l’Orphanotrophe’，EO 30（1929），431 ff. [23]Scylitzes-Cedren.Ⅱ，521，says that there were then so many different kinds of tax that he was ashcomd to encomrate them. [24]Psellus Ⅰ，57（ed.Renauld;trans.Sewter，60）。 [25]Cf.Zlatarski，‘Wer war Peter Deljan?’Annales Acad.Scient.Fennicae 27（1932），354 ff.，and Istorija Ⅱ，41 ff.，who argues that he was in fact a grandson of Samuel（the son of Gabriel Radomir by his marriage to a Hungarian princess）.But cf.Litavrin，Bolgarija i Vizantija 379 ff.，who is rightly cautious. [26]Cf.Jirecek，Geschichte Ⅰ，231 ff. [27]Letopis Popa Dukljanina，ed.Sisic，34 f. [28]This certainly took place after the victory of 1042，but not icomdiately after Voislav’s return from Byzantine captivity，as Jirecek，Geschichte Ⅰ，231，seems to suppose，and also Istorija naroda Jugoslavije Ⅰ（1953），239.It is clear from the account of the Priest of Dioclea referred to above that Zachlumia was not under the control of Voislav at the tcom of the Byzantine attack on Zeta in 1042. [29]Neumann，Weltstellung 64 ff.makes an unsuccessful attempt to whitewash him. [30]On Psellus cf.P.Bezobrazov，Michail Psell，Moscow 1890;Chr.Zervos，Michel Psellos，Paris 1920;A.Rambaud，‘Michel Psellos’，Etudes sur l’histoire byzantine（1912），111-71;Diehl，Figures Ⅰ，291-317;Neumann，Weltstellung 81-93（the best and most stimulating discussion of Psellus）；E.Renauld，?tudes de la langue et du style de Michel Psellos，Paris 1920;J.Hussey，‘Michael Psellus，the Byzantine Historian’，Speculum 10（1935），81-90 and Church and Learning 73 ff.；B.Tatakis，La philosophie byzantine，Paris 1949，161 ff.；J.Draseke，‘Aus dem Byzanz des Ⅺ.Jahrhunderts’，Neue Jahrb.f.d.klass.Altertum 27（1911），561-76;Ⅴ.Valdenberg，‘Filosofskie vzgljady Michaila Psella’（The philosophical views of Michael Psellus），VS（1945），249-55;P.Joannou，Christliche Metaphysik in Byzanz，Ⅰ.Die Illuminationslehre des Michael Psellos und Joannes Italos，Ettal 1956;cf.also the bibliography in Moravcsik，Byzantinoturcica Ⅰ，2nd ed.，439 ff.On Xiphilinus cf.K.G.Bonis，，Texte und Forsch.zur byz.-neugr.Philol.24（1938）。 [31]Cf.Fuchs，Hohere Schulen 24 ff.；Zervos，Michel Psellos（1920），76 ff.；Hussey，Church and Learning 51 ff.Cf.also J.M.Hussey，‘The Byzantine Empire in the Eleventh Century：Scom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s’，Transact.of the Royal Hist.Society 32（1950），71 ff.，where the author disagrees with scom of my views on the develocomnt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in the eleventh century and would pass a more favourable verdict on this period by reason of its achievcomnts in the fields of intellectual and religious life.I would not underestimate such achievcomnts，but here I can only refer very briefly to their effect on the political develocomnt of Byzantium;this took is primarily concerned with the Byzantine State and in the political sphere the eleventh century proved to be the fatal turning-point when its decline began. [32]How great a change had taken place in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the Byzantine village is shown by the recently published land-register of Thebes，dating from the second half of the eleventh century：N.Svoronos，Recherches sur le cadastre byzantin et la fiscalitéaux XIe et XIIe siècles：le cadastre de Thèbes，Paris 1959.While according to the Ashburner Treatise the Byzantine village was a community of facomrs，in the land register of Thebes we find a village which has gone over to the feudal system，and this is why this new source is so important.Cf.my article：‘Vizantijska seoska opstina’Glas srpske akad.nauka icomtnosti 210（1961），141 ff.A translation of the article，‘La commune rurale byzantine’，appeared in B 22（1962）139 ff. [33]Until comparatively recently only two specialist studies of immunity in Byzantium were available：P.J.Jakovenko，K istorii immumiteta v Vizantii（On the history of immunity in Byzantium），Jurjev 1908，and K.N.Uspenskij，‘Ekskussija-immunitet v Vizantijskoj imperii’（Exkousseia-immunity in the Byzantine Empire），ⅤⅤ23（1917/22），74-117.It is only in the last few years that more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this problem.Cf.B.T.Gorjanov，‘Pozdnevizantijskij immunitet’（Late Byzantine immunity），ⅤⅤ11（1956），177-99，12（1957），97-116;G.A.Ostrogorskij，‘K istorii immuniteta v Vizantii’，ⅤⅤ13（1958），35-106（French translation：‘Pour l’histoire de l’immunité à Byzance’，B 28（1958），165-254）；M.M.Frejdenberg，‘Ekskussija v Vizantii Ⅺ-Ⅻ vv.’（Exkousseia in Byzantium in the eleventh and twelfth centuries），Uc.zap.Velikolukskogo gos.ped.inst.3（1958），339-65;A.P.Kazdan，‘Ekskussija i ekskussaty v Vizantii Ⅹ-Ⅻ vv.’（Exkousseia and those who enjoyed immunity in Byzantium from the tenth to the twelfth centuries），Viz.ocerki（1961），186 ff.，and Gorod i Derevnja，178 ff. [34]Cf.Ostrogorsky，Paysannerie，25 ff. [35]The first-known pronoiar was Constantine Leichudes.Cf.Scylitzes-Cedren.Ⅱ，645，and Zonaras Ⅲ，670，.The rights of the central authority were considerably restricted by the grants in pronoia，as is shown by the fact that the Emperor Isaac Comnenus later made every attempt to deprive Leichudes of the estates granted him in pronoia.By the seventies，grants in pronoia were already being made in large numbers;cf.Attaleiates 200.For further details cf.Ostrogorsky，La féodalité，20 ff. [36]From Cecacomnus 39 ff.（edd.Vasiljevskij and Jernstedt）it can be deduced with certainty that the system of farming out the taxes was already being used under the epigoni of the Macedonian dynasty.Cf.Ostrogorsky，‘Steuergcominde’66 f. [37]P.Grierson，‘The Debascomnt of the Bezant in the Eleventh Century’，BZ 47（1954），has shown that the debascomnt of the Byzantine nomisma did not begin，as was previously supposed，under Nicephorus Ⅲ Botaneiates，but as early as the reign of Constantine Ⅸ Monomachus. [38]Scylitzes-Cedren.Ⅱ，608;cf.Neumann，Weltstellung 69. [39]Cf.Glykatzi-Ahrweiler，Recherches，23 f. [40]Cf.G.Stadtmüller，‘Landverteidigung und Siedlungspolitik im ostromischen Reich’，Bulletin de l’Inst.Archéol.Bulgare 9（1935），396 ff.and especially Glykatzi-Ahrweiler，Recherches，67 ff. [41]Cf.Vasiljevskij，Druzina 176 ff.，and Vasiliev，‘The Opening Stages of the Anglo-Saxon Immigration to Byzantium in the Eleventh Century’，Annales de l’Inst.Kondakov 9（1937），39 ff.Cf.the important supplcomntary notes to Vasiliev’s paper by F.Dolger，BZ 38（1938），235 f. [42]The scholae，the most distinguished guards regcomnt of the middle Byzantine period，is lastcomt with in 1068;cf.Attaleiates 112，Scylitzes-Cedren.Ⅱ，674，and also Stein’s important remarks on this（‘Untersuchungen’47 ff.）.The new tagmata focomd in the eleventh century soon disappeared.Cf.Glykatzi-Ahrweiler，Recherches，28 f. [43]Psellus Ⅱ，14（ed.Renauld），said that heand that. [44]A.P.Kazdan，‘Ioann Mavropod，pecenegi i russkie v seredine Ⅺ v.’（John Mauropous，Patzinaks and Russians in the mid-eleventh century），ZRⅤⅠ8，1（1963）177 ff.，uses a speech by John Mauropous，to show that the first Patzinak settlcomnt in the Balkans seems to have occurred not in 1048，but in 1047 or even 1046. [45]De adm.imp.，pp.49 ff.（ed.Moravcsik-Jenkins）。 [46]Vasiljevskij，Pecenegi 1 ff.is still fundcomntal.On the Patzinaks cf.also J.Marquart，Osteurop.und ostasiat.Streifzüge（1903），63 ff.；D.Rasovskij，‘Pecenegi，Torki i Berendei na Rusi i v Ugrii’（Patzinaks，Torks and Berendei in Russia and Hungary），Sem.Kond.6（1933），1 ff.，and further bibliography in Moravcsik，Byzantinoturcica Ⅰ，2nd ed.，89 ff.Cf.also the observations of G.Moravcsik in Constantine Porphyrogenitus，De Administrando Imperio，Ⅱ，Cocomntary，London 1962，12 ff. [47]The significance of this circumstance has been specially emphasized by Michel，Kerullarios Ⅰ，20 ff.and Ⅱ，22 ff.He goes too far，however，in maintaining that there was a schism between the two Churches as early as this period.Criticisms of this view are therefore justified;cf.especially Ⅴ.Laurent，EO 35（1935），97 ff.But it remains true that the rift of 1054 was only the culmination of earlier develocomnts.On the background of the schism cf.also Ⅴ.Grcoml，‘Les préliminaires du schicom de Michel Cérulaire ou la Question Romaine avant 1054’，REB 10（1952），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74 章 5 ff. [48]R.Glaber Ⅳ，1：MGH SS Ⅶ，66.Cf.Bréhier，Schicom 8 ff.and CMH Ⅳ（1923），262.Grcoml，Reg.828.Many scholars have questioned the reliability of this information（cf.Michel，Kerullarios Ⅰ，37 ff.and especially Hist.Jahrb.70（1951），53 ff.），but on insufficient grounds. [49]The events of 1054 are of special importance in the history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Constantinople and Rcom，because this schism-in contrast to all earlier disputes-was never healed and the ncomrous attempts at reunion failed.This must be emphasized，in spite of the frequently stimulating argcomnts of S.Runciman，The Eastern Schism，Oxford，1955，who would link the final break with the develocomnts during the crusading period.The long series of reunion discussions which begins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eleventh century shows in itself that a rift existed. [50]Psellus Ⅱ，82（ed.Renauld;trans.Sewter，205）。 [51]In spite of Skabalanovic，Viz.gosudarstvo 77 ff.and 384，the leading role of Michael Cerularius is clearly emphasized in Attaleiates 56，Scylitzes-Cedren.Ⅱ，635 ff.，Psellus Ⅱ89 and 106（who expressly emphasizes that the inability of the Emperor to ccom to an understanding with the Patriarch hastened his downfall and that the insurgents in Constantinople made the latter the）。 [52]Scylitzes-Cedren.Ⅱ，641;Zonaras Ⅲ，666（cf.also Attaleiates 60）；Wroth，Byz.Coins Ⅱ，512 and pl.LⅩ，12. [53]Scylitzes-Cedren.Ⅱ，643;Zonaras Ⅲ，668.Cf.also Balsamon in Rhalles and Potles Ⅰ，147. [54]Psellus Ⅱ，135 and 150（ed.Renauld;trans.Sewter，249 and 261）。 [55]Attaleiates 275. [56]Zonaras Ⅲ，676 f. [57]Psellus Ⅱ，146 f.（ed.Renauld;trans.Sewter，259 f.）。 [58]The chronology has been correctly worked out by Zlatarski，Istorija Ⅱ，（following Attaleiates 83 and Scylitzes Ⅱ，657）.On the Uzes（the Torks of the Russian chronicles）cf.the comprehensive treacomnt of D.Rasovskij，‘Pecenegi，Torki i Berendei na Rusi i v Ugrii’（Patzinaks，Torks and Berendei in Russia and Hungary），Sem.Kond.6（1933），1-65. [59]Attaleiates 84. [60]Cf.C.Cahen，‘La première pénétration turque en Asie Mineure’，B 18（1948），23 ff. [61]Cf.B.Leib，‘Jean Doukas，César et moine.Son jeu politique à Byzance de 1067 à 1081’，Mélanges Peeters Ⅱ（1950），163 ff. [62]Dolger，Reg.972.C.Cahen，‘La campagne de Mantzikert d’après les sources musulmanes’，B 9（1934），613 ff.；R.Grousset，Histoire de l’Arménie，Paris 1947，624 ff.Cf.also M.Mathieu，‘Une source négligée de la bataille de Mantzikert：les“Gesta Roberti Wiscardi”de Guillacom d’Apulie’，B 20（1950），89 ff.Cf.Matthieu’s excellent edition with translation and full cocomntary：Guillacom de Pouille，La geste de Robert Guiscard，Palermo 1961，164 ff.，293 ff. [63]Sathas，，316 ff. [64]Gay，Italie 520 ff.；Chalandon，Domination normande Ⅰ，189 ff. [65]Jirecek，Geschichte Ⅰ，234 ff.；Zlatarski，Istorija Ⅱ，140 ff.Litavrin，Bolgarija i Vizantija，397 ff. [66]Cf.Sisic，Geschichte Ⅰ，284 ff. [67]Cf.St.Stanojevic，Borba za samostalnost katolicke crkve u Nemanjicskoj drzavi（The struggle for independence of the Catholic Church under the Nemanici dynasty），Belgrade 1912，31 ff. [68]Zonaras Ⅲ，712，13.Cf.F.Dolger，Deutsche Literaturzeitung 74（1953），598.On the prices of grain in Byzantium and their relatively high stability cf.Ostrogorsky，‘Lohne und Preise in Byzanz’，BZ 32（1932），319 ff. [69]Cf.the very informative description of M.Attaleiates 201-4，who himself owned property in Rhaedestus，and cf.the excellent cocomnts of G.Ⅰ.Bratianu，‘Une expérience d’économie dirigée，le monopole de blé à Byzance au Ⅺe siècle’，B 9（1934），643 ff.（=Etudes byz.141 ff.）。 [70]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rice of grain and the price of goods and the level of wages Attaleiates 204 expounds views well worth consideration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eory. [71]Cf.G.Schlumberger，‘Deux chefs normands des armées byzantines’，Revue hist.16（1881），296 ff. [72]Michael Attaleiates 288，a supporter of Botaneiates，contemptuously says of Bryennius that he was less distinguished andcomrely originated in the western provinces，；cf.Neumann.Weltstellung 62. [73]Cf.B.Leib，‘Nicéphore Ⅲ Botaniatès（1078-81）et Marie d’Alanie’，Actes du VIe Congrès Intern.d’Etudes byz.Ⅰ（1950），129 ff. [74]Cf.J.Laurent，‘Byzance et les origines du Soultanat Roum’，Mélanges Diehl Ⅰ（1930），177 ff.；P.Wittek，‘Deux chapitres de l’histoire des Turcs de Roum’，B 11（1936），285 ff.，and‘Le Sultan de Rùm’，Annuaire de l’Inst.de philol.et d’hist.orientales et slaves 6（1938），361 ff.；C.Cahen，‘La première pénétration turque en Asie Mineure’，B 18（1948），5 ff. [75]Cf.Chalandon，Alexis Ⅰ，28 ff.，41 ff. 第6章　军事贵族的统治（1081～1204年） 史料 科穆宁王朝时期是拜占廷历史编纂最活跃的时期之一，这主要是由于安娜科穆宁（Anna Comnena）、约翰辛纳穆斯（John Cinnamus）和尼西塔斯侯尼亚迪斯（Nicetas Choniates）等人的作品。[1]安娜科穆宁是阿莱克修斯一世（1081～1118年在位）的大女儿，她聪明且受过良好的教育，在其涉及1069～1118年历史的《阿莱克修斯传》中，她描述了其父自最初直到去世的全部历史。[2]该作品是由一位在古典生活方式里长大、饱读古希腊历史作品、诗歌和哲学的公主刻意模仿古代写作风格撰写的，它是拜占廷人文主义的杰出见证，也是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历史资料。安娜详细的记述是我们得到了关于这个重要时期知识的主要依据，这个时期见证了拜占廷实力的恢复、拜占廷帝国与西方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中的相会、拜占廷人与诺曼人和来自北方及东方的草原游牧民族之间的斗争。《阿莱克修斯传》存在的赞美褒奖倾向和某些其他的不足，特别是其年代上的混乱，都被这位女作家能够提供的大量丰富十分珍贵的综合xìng信息所掩盖。她所以能这样做，部分是因为其所处的高贵地位为她提供了特殊的便利，部分是因为她自己求知yù极为强烈。她的丈夫是恺撒尼基弗鲁斯布林尼乌斯（Nicephorus Bryennius），[3]他是那位在米哈伊尔杜卡斯和尼基弗鲁斯伯塔奈亚迪斯统治时期两度自立为对立皇帝的同名尼基弗鲁斯布林尼乌斯的儿子，也是位历史学家。他的作品一直没有完成，也完全不能与其妻子的作品相媲美。它主要是简略涉及依沙克科穆宁以后的科穆宁王朝历史，而自罗曼努斯四世以后的历史就变得更加详细，而后在尼基弗鲁斯伯塔奈亚迪斯统治中期突然中断。[4]阿莱克修斯一世科穆宁时期的历史记述也包括在约翰左纳拉斯世界编年史的最后部分中（参见第272页），尽管他主要依据《阿莱克修斯传》做了简要的叙述，但是他确实贡献了一部对安娜科穆宁作品的极有价值的备忘录。另一方面，君士坦丁马纳塞斯（Constantine Manasses）的世界编年史具有少见的独立史料价值，它以诗体写作，涉及到阿莱克修斯一世登基为止；而米哈伊尔格里卡斯（Michael Gly-cas）的世界编年史确实也价值不高，它写到同一位君主去世为止。卓依尔（Joel）枯燥无味的世界编年史水平更低下，它一直写到1204年拉丁征服为止。 如同《阿莱克修斯传》对于阿莱克修斯一世一样重要，曼努埃尔一世（Manuel I，1143～1180年在位）时期重要的史料来自约翰辛纳穆斯，而尼西塔斯侯尼亚迪斯的作品既涉及了这个时代，也涉及了科穆宁王朝末期和安苴利王朝的历史。尽管辛纳穆斯和尼西塔斯侯尼亚迪斯的作品都从阿莱克修斯一世去世写起，但是他们对约翰二世（John II，1118～1143年在位）统治的历史处理得非常简单，好像只是对这个时期做个简介，比其前人和后人的资料都少，因此，我们对这个杰出的君主所知甚少。约翰辛纳穆斯出生于1143年以后某个时间，其父母地位显赫，他本人曾担任皇帝曼努埃尔的秘书（）。其作品是在曼努埃尔一世去世后不久写作的，目前只有一个13世纪的手抄本存世（另有16世纪和17世纪的复制本），全书直到结尾损坏都十分严重，因此显然还有一些缩写本。[5]更年轻些的尼西塔斯[6]来自非利吉亚地区的侯尼埃，他也是从担任皇帝秘书开始其仕途的，他在安苴利王朝时担任高官，最后官至首相。其作品一直写到1206年，它是在君士坦丁堡陷落后最终于尼西亚完成的。[7]这两部著作的特点完全不同，各自有其特殊的优点：辛纳穆斯的写作方法简单易懂，长于经济描述；而尼西塔斯侯尼亚迪斯则有着少见的叙事生动的特点，这使他成为仅次于颇塞罗斯的中世纪拜占廷最杰出的史家。他们都是狂热的希腊爱国者，在记述皇帝曼努埃尔一世青睐西方的思想时，都表现出对拉丁人的极度反感，因此反映出拜占廷民族主义的崛起。另外，这两部作品客观真实，作者谨慎小心的写作态度在当时的拜占廷作家中都是十分突出的。[8]尼西塔斯侯尼亚迪斯作品的一个短小补充部分涉及1204年君士坦丁堡那些被拉丁人破坏的雕像。[9]学问渊博的塞萨洛尼基主教尤斯塔修斯[10]生动地描述了1185年诺曼人夺取塞萨洛尼基的事件，尼西塔斯侯尼亚迪斯在其作品中使用了其中的材料。 还有浩繁大量的拉丁文史料涉及当时拜占廷帝国与西方的关系，以及在格斯塔佛兰科隆（Gesta Francorum）到维利哈顿（Villehardouin）和卡拉利的罗伯特（Robert of Clari）等人的作品中关于第一次十字军的记述。[11]这里，不能一一详细列举。[12]但是我们要特别提到，阿莱克修斯一世致佛兰德尔的罗伯特伯爵的书信，因为它对于十字军运动问题特别重要。目前，它只保存下来拉丁文本，它显然是一份对十字军的求救信。[13]但是，这个拉丁文本的文件也极有可能是依据皇帝原始书信伪造的赝品，皇帝书信的目的是招募西方雇佣军。[14]关于拜占廷帝国与南斯拉夫各国的关系，除了拜占廷史料外，我们还可以在12世纪中期或后半叶戴克来亚教士们的编年史中找到材料，它们都为拉丁文本。[15]另外，还有古斯拉夫语的《斯蒂芬奈曼加传》，该书由传主的儿子们圣萨瓦（St.Sava）和“首次加冕的”斯蒂芬（Stephen the First-Crowned）[16]撰写。此外，还有两个斯拉夫人多门提赞（Dcomntijan）和塞奥多西（Theodosius）完成的两部圣萨瓦传记。[17] 这个时期拜占廷作家们的即兴之作和书信也对历史作品构成了重要的补充。奥赫里德大主教塞奥非拉克特的信件对了解阿莱克修斯一世统治时期马其顿地区的情况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18]极为多产的诗人塞奥多利普罗德罗穆斯（Theodore Prodromus）留下的大量诗歌中也可以发现很多关于约翰二世和曼努埃尔一世统治前半期的历史资料。其大量文学残留作品也给从事拜占廷文学史的人带来许多难题，以至于使一些学者做出判断，认为存在两个或更多同名的诗人。[19]还有许多讲演，包括塞萨洛尼基大主教米哈伊尔（Michael of Thessalonica，1156年被斥责为异端）于1150～1155年间对皇帝曼努埃尔的讲话、[20][21]塞萨洛尼基大主教奥赫里德的瓦西里（Basil of Ochrida）在皇帝曼努埃尔头一个妻子伊琳尼（Irene）葬礼上的演讲、[22]君士坦丁马纳塞斯以抑扬格诗形式完成的长诗hodoiroricon描写了为曼努埃尔的第二次婚姻进行的准备xìng谈判。[23]塞萨洛尼基的尤斯塔修斯（前文已经提到）留下了大量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文学作品，特别是多种小册子、演讲和书信，涉及12世纪60～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75 章 90年代的历史。[24]约翰西罗布鲁斯（John Syropulus）于1192年对依沙克二世的讲话就包括了重要的证据。[25]尼西塔斯侯尼亚迪斯也留下了1180～1210年间大量讲话和书信，对当时的事件提供了有用的信息，如第二保加利亚帝国的兴起和拉丁人征服后的形势。[26]雅典大主教、尼西塔斯的哥哥米哈伊尔侯尼亚迪斯（Michael Choniates）的书信和作品也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27]它们提供了拜占廷帝国崩溃前栩栩如生的、绝望状况的图景，以及君士坦丁堡陷落后帝国的情况。奥赫里德的塞奥非拉克特和米哈伊尔侯尼亚迪斯的书信提供了大量有关帝国内政方面的资料，其中大部分都得到了同时代文献提供的证据的补充。 在这个时期的文献中（参见第292页注释6，关于参考书目的细节），财政官员为阿莱克修斯一世提供的《备忘录》应该受到特别的关注，其中包括皇帝的决定（），它们提供了关于12世纪初拜占廷税收管理方法和货币流通和jiāo换情况之特别重要的信息。[28]帝国与威尼斯的各项协议对拜占廷帝国政治与经济发展研究也同样重要。[29] 第一节　拜占廷帝国的复兴：阿莱克修斯一世科穆宁 从瓦西里二世去世到阿莱克修斯科穆宁登基这段艰难时期，帝国对外政治形势的总特点是拜占廷帝国在亚洲的势力彻底瓦解，其意大利领土最终丧失，拜占廷帝国在巴尔干半岛的权力严重破坏。在内政方面，与外jiāo状况同样，中央政府权力严重削弱，经济极为窘迫，货币贬值，以前社会经济结构全面解体。阿莱克修斯一世科穆宁（1081～1118年在位）被迫重建新基础，新的因素为其构筑的国家大厦提供了柱石。 图43　埃德萨的哈lún门。门上端刻有铭文，表明修建者是阿莱克修斯一世，以纪念1095年驱逐土耳其驻军，铭文只有一小部分保存在右手石柱的上方 然而，其重建工作只取得了表面的和暂时的成功。在中世纪初期，拜占廷帝国在伊拉克略和利奥三世统治时期也曾面临同样的局面，也同样处于崩溃的边缘，但是那时的帝国还拥有尚未开发的内部资源，从而有可能制定长期的重建政策，它在长期的各种艰难困苦中始终能够保住帝国最核心的小亚细亚地区。因此它能不仅坚持过来，而且逐渐恢复了其在东地中海盆地整个地区，陆地和海洋上的霸权。而此时情况正好相反，帝国内部资源耗尽，已经破产，在前几个世纪期间，其实力赖以维持的体制已经瓦解，就此而言更精确地说，其核心资源的小亚细亚地区未经反抗地被彻底放弃了。科穆宁王朝的复兴事实上只限于沿海地区，而且拜占廷帝国也确实就是在这个时期丧失了其海上霸权。无论从军事战略还是从商业贸易的角度看，拜占廷帝国都将其海上霸权拱手让给了意大利各航海共和国。这是该时代最突出的变化，一个具有国际意义的重大事件，它凸显出西方兴起的力量占据了上风，并在1204年拜占廷帝国的大灾难中达到了顶点。科穆宁王朝时期，拜占廷帝国作为强权的地位并非建立在内部良好的状况上。由于这个原因，其精明政策硬xìng地产生出了人为的结果，因此，科穆宁王朝皇帝取得的成功都是短命的。 从一开始，阿莱克修斯一世就显示出他是位异常明智的政治家。他面临的任务显然是极为困难的，他必须设法使一个内力已经耗尽的帝国站立起来，这个帝国已经丧失了全部防御手段，它遭受着来自各个方向敌人的进攻，其中包括诺曼人、帕臣纳克人和塞尔柱突厥人。他被迫承认整个小亚细亚地区已经彻底地被突厥人占领了。他没有别的选择，而只能假定丧失于苏莱曼的土地似乎只是为了用来进行殖民安置的，这样一来故事就能成立了！拜占廷帝国的宗主权好像还正式保留着，而小亚细亚地区的统治者们则是帝国的臣属，是像巴尔干半岛上的帕臣纳克人一样经过帝国允许占据了那里的土地。而在反对诺曼人的斗争中，阿莱克修斯一世就不得不调动其全部的资源了。罗伯特圭斯卡特在巩固了其意大利南部的地位后，转向了亚得里亚海东海岸地区。这个诺曼人的最终目标是夺取拜占廷帝国的皇帝宝座，而其直接目标是占领第拉修姆，这将打开通往君士坦丁堡的大道。阿莱克修斯一世一上台就面临艰难困境，既无足够的军队，又无金钱，他不得不从事这场事关帝国生死存亡的斗争。阿莱克修斯一世，以纪念1095年驱逐土耳其驻军，铭文只有一小部分保存在右手石柱的上方抵押教会的神器，以此设法建立起一支主要是由外族雇佣兵组成的军队，这支军队的士兵大部分是盎格鲁-诺曼人，用他自己的部队进行战斗的计划几乎不在考虑范围。阿莱克修斯没有放弃努力建立反对这个可怕敌人的联盟，他开始与格里高利七世和亨利四世谈判，并争取威尼斯人的援助。 这样，促使威尼斯人确定其外jiāo政策的决定xìng因素的主要动机就清楚地展现出来，这个航海共和国无论以任何代价，都必须确保亚得里亚海上的行动自由。由于有同样的担忧，因此，它也极力阻止亚得里亚海东、西海岸地区建立任何强大势力。当时，威尼斯人敌视罗伯特圭斯卡特，并把拜占廷帝国视为自己的天然盟友。能得到这个海上强大共和国的支持对拜占廷帝国特别重要，因为帝国的舰队甚至比其军队状况更加恶劣，其海上防务完全陷入绝望境地。 事实上，威尼斯人确实击败了诺曼人舰队，迫使他们解除了对第拉修姆的海上封锁。而陆地封锁仍然继续，直到1081年10月罗伯特圭斯卡特部队击败帝国陆军，将该城占领。这样，他就强行打开了通往拜占廷帝国的门户，诺曼人匪帮深入挺进拜占廷帝国领土，扫dàng了伊庇鲁斯、马其顿、塞萨利各地区，甚至围攻拉利沙。1082年初，罗伯特圭斯卡特被召回意大利，处理帝国游击队发动的骚乱，他不得不将指挥权jiāo给其子伯赫蒙德（Bohemund）。精力充沛的皇帝得以清除了拉利沙的敌军，而其盟友威尼斯人则夺取第拉修姆。恰当此时，命运之神又进行了干预。罗伯特圭斯卡特在设法平息了起义后，重新发动反对拜占廷帝国的战争，但是却于1085年初，感染瘟疫一命呜呼。他的去世导致意大利进入了混乱时期，拜占廷帝国也因此在未来的若干年内摆脱了诺曼人的威胁。[30] 威尼斯人因及时援助帝国而获得了珍贵的报偿。1082年5月的协议使威尼斯总督及其继承人们受封为“大贵族”称号，以及与荣誉称号相应的每年俸禄。格拉多大主教也得到了“上等贵族”封号，威尼斯人教会则得到每年20镑黄金的恩赐作为受尊崇的标志。特别重要的是，威尼斯人得到了大量的贸易特权。未来，他们将被允许无限制地从事任何贸易，在帝国境内甚至君士坦丁堡城内享有免除任何关税的特权，这样他们就在商业中占有远比拜占廷本国商人有利的地位。另外，威尼斯人被给予多个君士坦丁堡货仓和在河对岸加拉大地区的3个码头。[31]这就奠定了威尼斯人在东方殖民势力的坚实基础，也在拜占廷国家商业体系中撕开了一道宽大的裂缝。威尼斯人继续承认拜占廷帝国的最高宗主权，但对形势未造成任何改变。从此以后，意大利航海共和国就成为拜占廷发展的决定xìng因素。 在拜占廷人和诺曼人战争期间，邻近帝国的斯拉夫人各国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直接卷入了巴尔干半岛强权争夺最高霸权的斗争。杜不罗夫尼克和其他达尔马提亚地区的城市，可能还有克罗地亚本身都支持诺曼人。[32]相反，1072年，斯拉夫起义的前领袖，扎塔的君士坦丁伯丁一开始却支持拜占廷皇帝，但在争夺第拉修姆的关键战役中，他突然撤出其部队，招致拜占廷人的失败。而后，他乘拜占廷帝国更进一步卷入对诺曼人和对帕臣纳克人的战争之机，扩大其势力范围到拉斯西亚和波斯尼亚。[33] 拜占廷皇帝几乎不能消除诺曼人的威胁，因为他卷入了与帕臣纳克人的战争。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帕臣纳克人的威胁如同悬在帝国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这种威胁由于后来伯格米派在巴尔干半岛东部给予这些入侵者极大的支持而进一步增加，并于1090年达到了最高点。当时，帕臣纳克人与帝国军队经过一系列长期激烈的战斗后，兵临拜占廷帝国首都城下。这些似乎还不够，君士坦丁堡同时遭到海上攻击。斯米尔纳埃米尔扎哈斯（Tzachas）与帕臣纳克人结盟，派遣其舰队从海上威胁君士坦丁堡。这个扎哈斯是共同瓜分1085年去世的苏莱曼政治遗产的几个埃米尔中的一个，他曾经是尼基弗鲁斯伯塔奈亚迪斯帐下的一个战俘，十分熟悉拜占廷帝国海军的战略战术，并充分认识到对帝国首都的致命打击来自海上。君士坦丁堡遭到陆地和海上两面围攻，于1090～1091年冬季经历了痛苦而可怕的艰难时期。阿莱克修斯一世只能再度从外部世界寻求帮助。为了解燃眉之急，他重新采用拜占廷人屡试不爽但多少有些危险的对蛮族人部落的外jiāo计策和方法，他请求库曼人帮助打击帕臣纳克人。库曼人是尾随帕臣纳克人和乌寨斯人来到俄罗斯南部大草原的。和后两者一样，他们也是天生的游牧民族，cāo突厥语，可能不属该族后裔。[34]这个好战民族的领袖此时就要应皇帝阿莱克修斯的求援而决定拜占廷帝国的命运。1091年4月29日，在雷文农山脚下，[35]拜占廷人及其同盟库曼人与帕臣纳克人之间bào发了一场极为惨烈悲壮的战斗，帕臣纳克人遭到彻底歼灭。这场拼死搏杀给当时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反映在安娜科穆宁的《阿莱克修斯传》中，她写到：“整个民族，无数的殉难者在同一天里都被消灭了”。[36]君士坦丁堡周围的保卫圈被打破了。扎哈斯的计划被雷文农山战役的结果粉碎了，他遭到失败。而后，他被皇帝精明的外jiāo活动步步紧逼最终逼死。阿莱克修斯使用鼓动库曼人反对帕臣纳克人同样的外jiāo方法，此时他再度煽动扎哈斯的女婿、尼西亚埃米尔阿布尔卡西姆（Abul Kasim）反对自己的岳父，后与其订立协议，后来又与其继承者、苏莱曼之子基利杰阿斯兰（Kilij Arslan）签订和约。 君士坦丁堡的围困被解除后，阿莱克修斯才得以采取步骤解决塞尔维亚人问题，特别是拉斯西亚“祖潘”（王）乌坎（Vukan）的问题，他们不断的入侵骚扰，使帝国边境地区极不安定。1094年，皇帝被迫停止斗争，满足于乌坎表面上的臣服。因为，其先前的盟友库曼人此时侵入帝国领土，大举挺进内地，直到亚得里亚堡，对沿途农村一路烧杀抢掠。他们的领袖竟然是觊觎皇位的拜占廷人，他自称是罗曼努斯四世的儿子君士坦丁迪奥格尼斯。[37]这使局势更加险恶复杂，但是它也暴露了起义的薄弱之处。假冒者后被精明的计策305镇压，此后，群龙无首的库曼人被帝国军队逐一消灭。 这样，帝国的欧洲领土上，最危险的局势似乎已经被克服。在东方，情况也在缓解，罗姆苏丹国的分裂和各埃米尔之间的长期相互敌视使，拜占廷帝国在可能的范围内重新着手征服小亚细亚。但是正当阿莱克修斯准备转向处理这个问题时，又bào发了一件完全打乱了皇帝计划的事情，帝国不得不面对无穷无尽的新烦恼：十字军骑士正在涌来。教皇此时实力大增，并在十字军事务中看到了一种将其权力扩大到东方基督徒世界的新途径。教皇乌尔班二世（Urban II）在克莱门特宗教会议的呼吁唤起了一种巨大的宗教狂热，这一狂热与教会内改革运动同时在西方兴起。它也唤起了到圣地去的渴望，圣地耶路撒冷的巨大吸引力和它于1077年被塞尔柱突厥人占领而受到的抢劫，通过无数往来朝拜的朝拜者逐渐为整个拉丁基督教世界所了解。它驱使西方封建贵族去寻求新的土地和机会，同样也煽动起为经济窘困压迫和被宗教狂热情绪燃烧的下层民众。是的，十字军运动如同西方认为的一样，对拜占廷帝国而言完全是外族的事情。对异教徒发动圣战其实不是什么新东西，但是对于拜占廷人来说，这确是艰难政治需求的结果，他们认为解放以前一度属于拜占廷帝国领土的圣地毕竟是他们国家的职责，而不是基督教世界普遍的义务。两大教会之间的斗争使得它们比以前更不可能联合行动，他们缺乏与西方教会联合行动的任何基础。拜占廷帝国想从西方得到的不是十字军而是雇佣兵。 当帕臣纳克人和库曼人压力沉重之际，拜占廷皇帝事实上曾设法从西方招募雇佣兵。皇帝曾在佛兰德尔的罗伯特伯爵（Robert of Flanders）朝拜中会见他和其他朝拜者时，向他提出抵抗突厥部落抢掠的请求。[38]当他请求罗马援助并与教皇乌尔班二世通信讨论教会统一问题时，其内心也抱有同样的想法。[39]事情的发展变化，既是他不希望看到的，也是他没有想到的。[40]正当帝国状况开始好转，他正打算进行小亚细亚战争之际，便发现十字军逼近帝国。他作为东方基督教世界捍卫者的地位被十字军骑士颠覆了，他的帝国刚刚经过15年长期而耗尽实力的防御战争，才从外族入侵的压力下解放出来，又陷入了完全意外的新困境。在那个时刻，没有人会想到，西方反异教战争最终转变为反对希腊教会的拼死战斗。然而从一开始，西方的这些基督教兄弟就受到深刻的怀疑。新的外族入侵的思想当时早已深入人心，十字军的行动无疑证实了这种担忧。 所谓的隐士亚眠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76 章 人彼得（Peter of Amiens）为十字军大队人马的到来打了先锋。一群服色各异、成分复杂的乌合之众与其一起前来，他们沿途经过匈牙利和巴尔干半岛，这帮毫无纪律、无人重视的流民随处肆意抢掠，一再受到武装力量的强制规范。8月1日，这群乌合之众到达君士坦丁堡继续进行抢劫，因此皇帝尽快安排用船把他们送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在小亚细亚，这些没有配备合适武装的人被突厥人尽行杀戮，只有极个别人乘皇帝安排接应他们的船逃回君士坦丁堡。 图44　描绘基督诞生的丝织品，制作于8世纪晚期或9世纪的君士坦丁堡，现存梵蒂冈圣物博物馆 自1096年末以后，大封建主及其随从逐渐聚集起来，君士坦丁堡接受了西欧骑士的鲜花，包括洛林公爵布维隆的古德非利（Godfrey of Bouillon）、图卢兹的雷蒙德伯爵（Raymond of Toulouse）、法王的弟弟沃曼多伊斯的休（Hugh of Vermandois）、英王的弟弟和“征服者”威廉的儿子诺曼底的罗伯特（Robert of Normandy）和佛兰德尔的罗伯特伯爵之子罗伯特，更不用说还有罗伯特圭斯卡特的儿子诺曼君主伯赫蒙德。尽管十字军运动打乱了他的计划，并对拜占廷帝国构成了真正的威胁，阿莱克修斯皇帝还是尽可能地设法利用它为自己和国家的目的服务，他要求十字军骑士对他宣誓效忠，保证将他们夺取的以前属于拜占廷帝国的城市归还给他。反之，他保证为十字军骑士们提供战争所需要的粮食和物资，并允诺将来他本人也举起十字架带领其军队参加圣战，充任圣战的领袖。除了图卢兹的雷蒙德伯爵外，其他所有十字军骑士都接受了皇帝的要求，尽管布维隆的古德非利是经过长期的谈判后接受的。在此基础上，1097年初最终与包括伯赫蒙德在内的各位领袖们达成了协议，[41]伯赫蒙德不仅自己完全同意协议，而且还极力说服图卢兹的雷蒙德伯爵同意皇帝的要求，他本人还担任了帝国军队东方司令官职务。同时，诺曼人军队也在伯赫蒙德的侄子坦克雷德（Tancred）的领导下抵达小亚细亚，后者因此躲避开了效忠宣誓。事实上，十字军战争为伯赫蒙德提供了重新实现其父亲的征服计划的机会。 十字军的首次胜利是1097年6月夺取尼西亚，根据协议，应该将它移jiāo给拜占廷皇帝并由帝国军队控制。阿莱克修斯立即利用这次胜利，让军队也占领了斯米尔纳、以弗所和萨尔迪卡，以及习惯上被称为利底亚地区的多个城市。这样，拜占廷帝国就恢复了其在小亚细亚西部地区的权力。十字军骑士夺取尼西亚后，在配雷坎农再度会晤了皇帝，重新对皇帝宣誓效忠，而后在拜占廷军队的陪同下夺取了经由杜里利乌姆、伊科尼乌姆、恺撒利亚和日耳曼尼西亚通往安条克的军事要道。十字军与阿莱克修斯之间的相互理解一直保持到夺取安条克之后。这时布维隆的古德非利的弟弟鲍尔温和伯赫蒙德的侄子坦克雷德转而进攻西里西亚地区，并就塔尔苏斯问题发生争执，按照他们的协议是将此城移jiāo给拜占廷皇帝。1098年6月3日，夺取安条克是十字军的重大胜利，但是这也终结了十字军与拜占廷帝国之间和谐的关系，埋下了十字军领袖们之间的深刻对立。图卢兹的雷蒙德伯爵和伯赫蒙德之间为占有这座叙利亚首府发生了激烈争吵。诡计多端的诺曼人赢得了胜利，他在安条克作为独立君主牢牢站稳了脚跟。皇帝的所有抗议都被置之不理。伯赫蒙德牢固地控制着这个城市，尽管阿莱克修斯派信使提出如果安条克按照协议移jiāo给他，那么他将如约参加十字军战争，但是其他十字军领袖不等皇帝到来就继续出发前往耶路撒冷。图卢兹的雷蒙德伯爵支持皇帝的想法，因为他急于夺回安条克。图卢兹伯爵和拜占廷皇帝之间保持着亲善友好的气氛，[42]与此相反，其他十字军领袖却都完全不顾对皇帝的效忠宣誓，各自忙于建立自己的公国，雷蒙德则将其夺取的几个叙利亚港口移jiāo给了皇帝。1099年7月15日夺取耶路撒冷后，双方之间的密切关系还继续发展。夺取安条克后，十字军真正的领袖雷蒙德再度以智取胜，夺取了耶路撒冷，但是布维隆的古德非利却成为新王国的首脑“圣地的捍卫者”。 拜占廷帝国能够允许在遥远的巴勒斯坦地区建立耶路撒冷王国，但是伯赫蒙德要在安条克建立国家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叙利亚的诺曼公国直接损害了拜占廷帝国的重大利益，特别是由于伯赫蒙德不再掩盖其敌视拜占廷帝国的秘密，而于1099年采取了公开敌视帝国的态度。然而，拜占廷皇帝还是低调处理局势，因为此时伯赫蒙德还在与突厥人作战，其公国对后者而言仍然是ròu中刺。1100年，伯赫蒙德被达尼什蒙德王朝埃米尔马利克格哈兹（Malik Ghazi）俘虏，旋即又被其他十字军骑士赎回并回到安条克。1104年，突厥人再度于哈兰大败拉丁人，这就为拜占廷帝国军队提供了夺取塔尔苏斯、阿达纳和马米斯特拉的好机会，而拜占廷海军舰队则乘势夺取了劳迪西亚和其他沿海城市，远到特里波利。直到这个时候，伯赫蒙德才被迫逐渐认识到，他同时与突厥人和拜占廷人两线作战完全超出了自己的能力。他把安条克留给了坦克雷德后返回西方，去发动反对拜占廷帝国的全面的十字军。当他途经意大利和法国招募新兵援助时，他大肆散布拜占廷皇帝背叛了十字军骑士的谎言，就此而言，他比任何人都应承担责任。[43]他接受了其父亲的策划和战争计划，于1107年10月率领大队人马在阿维罗纳登陆。诺曼人和拜占廷人经过一个世纪的争吵，此时又再度于亚得里亚海东岸相遇。但是这次较量发生时，拜占廷皇帝的状况完全不同了，斗争是以拜占廷人的胜利而结束的，伯赫蒙德遭遇重大失败。1108年协议规定，伯赫蒙德不仅承认皇帝为其领主，保证停止敌视拜占廷帝国，而且他将作为附庸，为皇帝提供军事服役以反对帝国的敌人，反过来，他将作为皇帝的封臣获准控制安条克公国和附近领土。[44]同时，坦克雷德拒绝承认这个协议，这是完全可以预料到的，他在伯赫蒙德于1111年（？）去世后，继续充任安条克公国的惟一君主。阿莱克修斯设法争取其他十字军领袖与其结盟共同反对坦克雷德，但是未能取得成功。他没有更多的精力再度发动反对这个难缠的诺曼公爵，但是，他还是利用其统治的最后几年，与小亚细亚的突厥人进行战争。 1108年的协议并未产生直接的结果，但是其重要意义在于，它成为未来几届政府的政策蓝本。伯赫蒙德的失败的确有助于加强拜占廷帝国在巴尔干半岛的实力，这里的局势由于君士坦丁伯丁于1101年去世而开始缓解。联系塞尔维亚各国的纽带因此松弛，这使拜占廷皇帝有机可乘。他支持塞尔维亚各君主的分离主义企图，利用扎塔和拉斯西亚之间的矛盾，挑起斗争，在扎塔安chā其傀儡，煽动该王国反对拉斯西亚的政治愿望。但是，在巴尔干半岛事务中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强大势力，这就是匈牙利人，他们在12世纪初年将克罗地亚和达尔马提亚置于其控制之下。匈牙利人在拜占廷帝国政治中的影响持续增长，这清楚地反映在皇帝阿莱克修斯安排其继承人约翰（John）与匈牙利公主达成的婚姻联盟中。但是，由于两大势力均在巴尔干半岛和亚得里亚海拥有重大利益，因此，他们为争夺各自利益而bào发冲突就不可避免。在以后的若干年里，匈牙利就成为拜占廷帝国的主要敌人了。 阿莱克修斯科穆宁持续进行了近40年的艰苦斗争，他对恢复拜占廷帝国的实力做出了巨大贡献。在这场斗争的紧要时刻，其政治家的素质和高超的外jiāo艺术都得到了充分证明。他利用威尼斯反对罗伯特圭斯卡特，利用敌对的埃米尔反对扎哈斯，在库曼人的帮助下战胜了帕臣纳克人，并借助十字军反对突厥人，利用突厥人反对十字军。除了这些外jiāo领域取得的辉煌成就外，他还稳步地使自己的内部资源得到增加。拜占廷帝国军事力量在每次战争中都获得加强，战斗力逐年提高。当对罗伯特圭斯卡特的战争进行时，拜占廷海军力量几乎不存在，但是在反对扎哈斯，特别是反对伯赫蒙德的战争中，帝国舰队发挥了积极作用，并取得了显赫的战绩。初期的失利通过反对库曼人和塞尔柱突厥人的胜利战事得到了补偿。如果对比与诺曼人在亚得里亚海东海岸地区的战争，拜占廷帝国军队的实力有了明显的增强。阿莱克修斯一世对扩大拜占廷帝国疆界也做出了巨大贡献：他缓解了内部局势，重新建立帝国防务体系。确实，他开创的政治制度不同于中期拜占廷帝国严厉的统治。11世纪那些令人厌恶的变化，例如下放税收权，向私人大地主颁授免税特权，货币贬值继续存在，甚至还有发展。一种新的因素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即意大利航海共和国进入拜占廷贸易活动。自1082年以后，威尼斯人在拜占廷各水域横行无阻，而阿莱克修斯通过1111年10月的协议又授予比萨重要的贸易特权。[45] 阿莱克修斯在宫廷头衔体制中进行的调整极为清晰地代表了拜占廷帝国统治管理体系的瓦解。[46]慷慨大度地颁授行政官僚贵族官阶中的荣誉头衔意味着古老的头衔已经丧失了原有的价值，因此，就必须为那些晋升到高位的官僚创设一些新官阶头衔。例如贵族头衔“首席带剑贵族”和“带剑贵族”在10世纪时曾经是重要的官职，但是到11世纪中期，他们就指那些小贵族了，而到11世纪末，就几乎不再使用它们了。只有3种中期拜占廷阶段的官职头衔“恺撒”、“大贵族”和“宫廷总管”在这次奇怪的官职头衔大贬值中幸存下来，但就是它们也多少有些贬值。阿莱克修斯为其弟弟新设立了“首席大贵族”（是由贵族和皇帝两个名称结合而成），授予其弟这个称号以取代恺撒的头衔。这意味着他不必有任何犹豫地履行其先前的诺言，授予以前觊觎皇位的尼基弗鲁斯麦利森努斯恺撒称号（参见第292页），因为这个头衔仍然是极高的荣誉，但是此时已经不再是最高的头衔了。这个旧头衔逐步消失，更重要的官职被赐予新头衔，它们通常只授予皇家年轻成员。通过组合不同头衔和附加名称，出现了大量变种头衔，例如贵族、首席贵族、上等贵族；大贵族、上等大贵族、首席上等大贵族；头等贵族、高级头等贵族、首席高级头等贵族；显贵、首席显贵、上等首席显贵，等等。头衔体系的这些变化反映出11世纪以来，拜占廷管理机构中逐步出现的发展，更为严格的中央集权官僚体系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与之同时消失的是中期拜占廷帝国富有特色的、精心设计的官僚等级。 从各军区指挥官官衔中也可以看到同样贬值的现象。直到10世纪末，还有3种不同的名称继续使用着，即将军、首长和司令，但此时只有其中最高级的官阶还继续使用。到了11世纪，最古老的“将军”头衔几乎完全消失了，而在科穆宁王朝时代，司令的官衔适用于所有军区总督，他们的下属被称为“首长”。这种变化在某些军区代代相传中不断降低其重要xìng和缩小军区面积过程中表现得特别明显。[47]从阿莱克修斯时代直到帝国灭亡为止，“总司令”由指挥整个帝国海军部队的司令担任的。[48]10世纪下半叶以后，军队最高指挥权由东部司令和西部司令两人分担，自11世纪中期以后，他们常被称为“总司令”。[49]从阿莱克修斯一世时代起，全部行政官僚的控制权由首相（）执掌，到12世纪末以后，该官职就被称为“宰相”。[50]在更早时期存在的大臣官阶因而大多与特定官职联系在一起。[51] 军队的解体和财政需求的沉重负担是11世纪中期以后拜占廷帝国内政的两个主要特征，阿莱克修斯一世采取的内政措施主要是针对这些问题的。阿莱克修斯一世科穆宁时期，货币持续贬值，以至于与标准的“诺米斯马金币”同时并存流通的有劣质金属铸造的新币，价值多种多样，[52]这必然引起经济生活的极大混乱。但是与此同时，国家却从中获利，尽管因为它发行劣质货币，但却要求缴纳成色良好的黄金铸币。这种经济状况不可能持续很久，政府很快就被迫接受劣币。最初，货币兑换率被迫剧烈波动，税收征收人根据自己的利益计算出兑换率，厚颜无耻地中饱私囊，直到皇帝规定每“诺米斯马金币”相当4“米利阿里西亚”（银币），才稳定了拜占廷金币流通价值。正确地说相当最初金币的1/3。[53]除了主要捐税外，还有许多称为“两克税”（）、“六弗税”（）、“习惯税”（）、“士兵税”（）的附加税，它们总共相当于主要税收的23%。为了计算主要赋税，金币价值被确定为原价值的1/3，而最初的附加税则是按照过去的兑换率计算的。当纳税人表示抗议时，皇帝被迫确定诺米斯马金币的兑换率为其原来价值的一半，以便计算附加税，这意味着附加税增加了50%。事实上，兑换率提高的更多，因为这些赋税是在主要税种确定金额的基础上计算出来的，而随着诺米斯马金币的贬值，税收的实际价值也相应提高了，从而使所有纳税人，甚至最贫穷阶层都受到盘剥，因为他们以前从来没有缴纳附加税的义务。皇帝趁货币贬值之机，用此方法非常精明地设法大肆聚敛财富。 纳税人受到这一冲击后，其状况每日愈下。比沉重的税收负担更加残酷的是征税官员和包税人的无情暴虐，他们的贪得无厌导致民众对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77 章 之产生了比税收实际增加更大的抱怨。12世纪初期，包税制度已经成为常规，几乎所有省区的税收都jiāo给了包税人。事情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他们设法比先前确定的税额额外征收更多地税，达到两倍之多。[54]除了缴纳各种税收外，还有许多以实物支付的费用和劳役义务，这些在当时特别沉重。民众被迫为建造舰船、修筑要塞、架桥铺路提供物资和劳动力，他们还要为帝国官员和军队提供膳食、居所，常常是免费或者是以极低的价格为过往的军队提供运输服务和各种食物。[55]这意味着国家只是部分地提供保持帝国防务和维持军队的花销，而其他开支都直接落在了民众的肩上，后者在这个时期显然承担着极为沉重的负担。政府通过这种办法在财政大危机时期得以顺利摆脱出来。而它在这个时期的紧急问题之一就是重建防务体系，这一任务要求必须招募大量外族雇佣兵。此期，拜占廷军队是由各种外族人构成的，其中包括瓦兰吉亚人、罗斯人、帕臣纳克人、库曼人、突厥人、法兰克人、德意志人、英国人、保加尔人、阿巴斯吉人和阿兰人。[56] 与雇佣军并存的本国军队再度开始显示出其重要xìng。小军役土地当然不再成为拜占廷军队的主体，因为原来的农兵地产几乎完全成为封建化进程的牺牲品。尽管农兵尚未彻底消失，但是他们在军队中只起着微不足道的作用了。拜占廷军队的体制此时建立在纯粹的有条件封授土地的封建制度基础上，支撑其实力的真正力量是“普罗尼亚”大地产。普罗尼亚制度用于军事目的的确是在科穆宁王朝那些大军事贵族统治期间，是拜占廷帝国加强其防务的主要原因。相反，在马其顿王朝和杜卡斯王朝时期实行封授官职头衔同时赏赐普罗尼亚地产，这种做法实际上并没有考虑军事服役因素。正是在阿莱克修斯一世科穆宁统治时期，[57]这种制度开始获得了军事特征，并一直保持到帝国灭亡。普罗尼亚地产此时附带军事义务，因此一般称之为“士兵地”（）。普罗尼亚士兵成为全副武装军备齐整的骑士，根据其获得的普罗尼亚土地的价值确定其带领的部队人数的多寡。[58]除了这种土地外，全部大地产甚至教会地产也都负有强制xìng的征兵义务，尽管它们提供的多是轻装步兵。[59] 普罗尼亚地产并非普罗尼亚士兵个人的产业，它是不能转让的，最初它也不能世袭。其所有权和无限处置权都由国家控制，国家根据自己的需要，封授和收回普罗尼亚地产。但是，普罗尼亚地产一旦封授给普罗尼亚士兵，他就成为封授土地的绝对主人和主宰，是定居在土地上的农民的领主，他占有这块土地直到其生命结束，这成了一条定制。普罗尼亚地产和中期拜占廷帝国的军区军役地产分别产生于完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前代出现的军役地产是小农的军役土地，而普罗尼亚地产虽然表面上被称为军役地产，但是其主人都是大地主和封建领主，他们的地产是由土地之上的农民耕种的。封授普罗尼亚地产不仅涉及土地本身的转手，而且还涉及土地上农民的转手，后者因此成为普罗尼亚士兵的“帕里科”依附农[60]，后者必须向普罗尼亚地产主缴纳其全部苛捐杂税。正是这些征收捐税的权利和普罗尼亚地产的收入构成了普罗尼亚的价值，在接受普罗尼亚的人看来才有吸引力。 图45　大教长尼基弗鲁斯向文法学家约翰祝贺胜利。引自《赫鲁多夫圣诗集》，成书于9世纪后半期，现存莫斯科历史博物馆，手抄本129D号 政府为了解决紧迫的难题而极力推行普罗尼亚制度，其重要作用自然是促使此后以这种方式封授出去的大地产数量持续增长。因此，封建化的过程不断加速加强，普罗尼亚制度是拜占廷封建化中特征最为明显的形式。后来，这种制度蔓延到拜占廷帝国以外地区，并在南斯拉夫各国生根发芽，它在这些国家封建主义的发展中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61] 阿莱克修斯一世时期，“慈善管理权”即将修道院和修道院产业转jiāo俗人管理的制度也出现了变革。这个制度在11世纪已经有极大的发展，其目的在于促进修道院经济的发展，但是却导致了严重的腐败，因而引发了教士阶层的不满，在教会的宗教会议上常常遭到指责。[62]然而，它一直存在着，有时甚至还受到许多资深而显贵的教会上层的辩护，其主要原因是它提供了修道院经济活动的一个出口，否则这些活动就会受到教会产业不可转让规定的严格限制。早先，这类权利大多是由教会当局进行封赐，但是如今，皇帝本人以这种方式亲自把它们当作封地被封授出去。[63]“慈善管理权”的封授不同于普罗尼亚地产的封授，它不强制接受者承担任何军事义务，但要向国家支付少量的报酬。皇帝还可能希望限制修道院地产的大量增长。无论如何，毫不奇怪，他这样利用修道院必然使教会圈子的成分复杂起来。[64] 同样，阿莱克修斯一世在强行向教会财产下手时，遭到教会的强烈反对，当时对诺曼人的战争已经开始，在教会反对派的压力下，他不得不保证以后归还这些没收的教产。1082年8月，他甚至颁布了一道法令，对自己的行动表示自责，并禁止以后再出现任何教会产业的转移。[65]但是，在几年后面临必须寻求应对新威胁的出路和办法时，这道法令并未阻止他本人再度对教会财产下手。[66]然而，由此导致的教会和国家关系的疏远只是暂时的，如同通常出现的情况，教、俗两大权力之间存在基于其重大共同利益的互谅互信和相互合作。皇帝和教会通常会一致反对威胁两者统治管理的异端运动，正是皇帝担负起这类行动的领导职责。这个时期，伯格米派教义在各种强大的东方异端思想影响下，在巴尔干半岛斯拉夫人领土上广泛传播，它在拜占廷帝国内，甚至首都本身也有许多追随者，以至于皇帝认为清除这个极为威胁的异端是国家的神圣使命。伯格米派领导者瓦西里（Basil）及其弟子和追随信徒拒绝认罪，故遭到彻底剿灭。[67] 皇帝阿莱克修斯作为东正教的捍卫者，还在反对约翰意大鲁斯（John Italus）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约翰意大鲁斯被誉为“哲学家之王”，他如同其伟大的先驱颇塞罗斯一样，是一位狂热的柏拉图和新柏拉图主义的拥护者，并对亚里士多德学说极为精通。自颇塞罗斯以后，古代哲学在帝国最高级学府中就享有自豪的地位。此时，通过约翰意大鲁斯这个人与基督教教义发生了冲突。颇塞罗斯当时非常明智地在基督教教义允许的范围内研究它，而相反，约翰意大鲁斯现却难以做到这一点，他按照自己的爱好，坚持“愚蠢和空洞的异教智慧”，因此被开除教籍。[68]阿莱克修斯一世不仅处心积虑地维护正统信仰，而且尽其所能保证基督教的生活规则和行为的高标准要求。他支持阿索斯圣山修道院的严格禁yù生活，并对帕特莫斯岛上定居修道的修道院改革家赫里斯多都鲁斯（Christodouluos）给予特殊的支持。帕特莫斯岛及附近岛屿被永久地封授给他，这些修道院如同阿索斯圣山修道院一样，建立起享有广泛免税特权的修道院共和国。[69] 阿莱克修斯科穆宁时期，不仅帝国而且皇帝权力都得到极大强化，但是，帝国的政治结构与中期拜占廷帝国严格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完全不同。科穆宁王朝时期，封建化过程在加快强化，10世纪皇帝们一再坚持反对的地方封建因素已经成为新国家的主要制度了。阿莱克修斯对那些不顾中期拜占廷政府反对而坚持下来的社会权贵强大势力十分青睐，正是以这些势力为基础，他建立起政治军事组织机构，这就是其成功同时也有局限的秘密所在。拜占廷帝国最终放弃了其一度稳固的基础和防务，它的经济和财政实力被极大地削弱了。这就说明了为何科穆宁王朝的成就不能持久，而后即紧接着拜占廷帝国的衰亡。 另外，与西方的接触联系也加快了帝国封建化的进程。命运已经注定，在东、西教会关系中断以后，拜占廷帝国必然将与西方世界发生密切联系。拜占廷帝国和西方各国相互仇视，互相贬低，情绪对立，而频繁密切的接触只能使这种对立进一步激化。从此以后，西方对拜占廷帝国的影响，可以在包括政治和文化在内的很多方面体现出来。[70]拜占廷国家的封建化是其自身内在发展的结果，但是，它不可能不受到近东地区建立的那些保持着纯粹西方封建制形式的拉丁公国的影响，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十字军的各位君主们与阿莱克修斯皇帝之间保持的关系就是仿照西方流行的封建模式，从而也把一种新的原则引入了拜占廷政治领域。这种封主和封臣之间的隶属关系不久就在拜占廷帝国的其他君主中流行，因而成为晚期拜占廷国家的主要特点。[71] 第二节　拜占廷势力的进一步扩张和第一次受挫：约翰二世和曼努埃尔一世 皇权强化的结果是新的科穆宁王朝统治十分稳定。尽管皇室自身出现了不满和怨恨，尽管存在dú化着皇帝阿莱克修斯一世统治最后岁月和最后时刻的长期夺权斗争，但是，其长子还是继承了皇位。阿莱克修斯曾与杜卡斯家族建立同盟而登上皇帝宝座，他最初确定米哈伊尔七世年幼的儿子君士坦丁杜卡斯为其继承人，并确定了他与自己的大女儿安娜的婚约。[72]但是，其长子约翰 第6章军事贵族的统治（1081～1204年）出生后，继承权就于1092年转给了约翰。[73]建立科穆宁王朝的一个关键步骤就这样完成了，而君士坦丁杜卡斯不久后去世了，这使任何可能出现的困难都消除了。但是，野心勃勃的安娜公主却跳出来阻止这个新的继承安排。君士坦丁英年早逝后，安娜于1097年与尼基弗鲁斯布林尼乌斯结婚，并要求为他加冕为皇帝。阿莱克修斯这位伟大的政治家和将领总是容易受到女xìng的影响。最初，他受到其两位前任皇帝的妻子和皇帝继承人君士坦丁之母皇后玛利亚的影响，他满怀激情地被这个美丽聪慧的女人所迷恋，甚至准备为了她牺牲他自己的妻子伊琳尼（Irene），只是由于大教长哥斯马斯（Cosmas）坚持不懈、一再抗议才阻止了他迈出这错误的一步，哥斯马斯坚持为伊琳尼加冕。后来，皇帝的母亲安娜达拉塞娜（Anna Dalassena）也对他发挥了重要影响，在他离开君士坦丁堡进行反对罗伯特圭斯卡特战争期间，她就成为摄政王。最后，一度受到冷落的皇后伊琳尼也利用自己的权力对他施加影响，在皇帝继承问题上，她支持其宠幸的安娜及其丈夫恺撒尼基弗鲁斯布林尼乌斯，而反对自己的亲生子约翰。母亲和女儿联合起来千方百计说服皇帝将皇帝继承权转移给布林尼乌斯，甚至他在临终病榻上还要忍受她们两个喋喋不休的乞求。阿莱克修斯未能痛下决心做出果断决定，他还是设法将皇帝权力传给了自己的儿子，而后者相当聪明干练，可以自己夺取皇权。由于其母亲和姐姐的yīn谋诡计，合法皇帝继承人的即位多少像是“宫廷政变”。但是，安娜不甘心接受这样的命运。她策划反对其弟弟的yīn谋，只是当这个极端方法在自己手中失败后，她才到学问中寻求乐趣。正是在她被迫引退期间，她写下了关于其父亲的历史《阿莱克修斯传》这部使她青史留名的作品。[74] 无论是当时人，还是后代人对约翰（1118～1143年在位）的评价都很高，赞誉他是科穆宁王朝最伟大的君主。[75]作为皇帝，他把明智审慎、目标明确和精力充沛结合在一起。同时，他还是个为人正直果敢、坚毅而富有原则xìng的人，这些xìng格远超过其时代。他谦和温良，但为达到目标坚定刚强，以钢铁般的意志坚持其父亲的政策，从未丧失其责任感。 最紧要的事情是与诺曼人的安条克公国进行较量。此外，在西方还有许多需要时刻保持警惕的紧急问题。安条克公国与西西里王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西西里的诺曼人问题和巴尔干半岛的塞尔维亚人问题又使帝国与许多西方强大势力相对立。约翰极力切断把帝国束缚于威尼斯人并扼杀了帝国贸易的绳索，但是没有成功。这个航海共和国拒绝被挤出1082年协议授予它的特殊地位，其舰队攻击了拜占廷帝国的爱琴海诸岛屿，皇帝被迫于1126年重新承认威尼斯人的所有特权。[76] 但是另一方面，约翰却在巴尔干半岛取得了重大胜利。阿莱克修斯时期，帕臣纳克人失败后，帝国免受那些抢掠的游牧民族的侵扰达30年之久。但是，1122年，一支新的帕臣纳克人渡过多瑙河，一直深入到色雷斯和马其顿315地区大肆抢劫。[77]这是拜占廷帝国遭受该民族的最后一次侵扰，约翰二世对他们实施了致命打击，使其全军覆灭，从而再度和永远地结束了他们的入侵。无数战俘被安置在拜占廷帝国土地上，新的帕臣纳克人军团被编入拜占廷军队，作为拜占廷外jiāo政策中的帕臣纳克人因素从此不再存在。皇帝设立了特殊的“帕臣纳克人节”以纪念这次胜利，直到12世纪末还可以看到这个节日。[78] 约翰二世战胜帕臣纳克人后，即将注意力转向塞尔维亚人各国，这里是动乱的永久策源地。阿莱克修斯只是满足于个别胜利，约翰二世则取得了战胜拉斯西亚君主的决定xìng胜利，并携带着大量珍贵的战利品和大批战俘班师回朝，他将这些战俘安置在小亚细亚地区。塞尔维亚人被迫承认拜占廷帝国的宗主权，但是他们渴望重新获得独立，导致了频繁的起义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78 章 给帝国带来极大的麻烦，特别是塞尔维亚人得到匈牙利人支持后更是如此。匈牙利人稳固的统治使他们成为巴尔干半岛和亚得里亚海沿岸地区新的强大势力，他们与塞尔维亚人保持密切关系，这些将在未来许多年里决定着巴尔干半岛局势的发展。拜占廷皇帝与匈牙利王室家族建立结亲关系后，使皇帝有借口干预匈牙利经常bào发的王位继承斗争，并有借口支持匈牙利王位继承者。这样的政策使拜占廷帝国有可能对匈牙利事务发挥影响，但是这也会导致两大势力之间的紧张关系。斯蒂芬二世（Stephen II，1114～1131年在位）因为其被瞽目的兄弟阿尔穆斯（Almus）前往君士坦丁堡寻求庇护而于1128年对拜占廷帝国宣战。匈牙利人占领了布兰尼奇沃，并顺利进军到拜占廷领土的纵深地区，[79]但是拜占廷帝国皇帝的优势兵力迫使他们撤退，并缔结和约。 1130年前后，约翰最终得以将其注意力转向东方，他再度着手进行为夺取皇帝权力进行的斗争。当时，他因巴尔干半岛出现的紧急事务而被迫暂时中断了那次斗争。他在小亚细亚的主要对手不是伊克尼乌姆的苏丹国，因为当时该国已经因内乱而衰弱了，而是美里特奈的达尼什蒙德王朝的埃米尔国。1135年埃米尔国被击败后，他才得以转向其真正的目标，即消灭安条克公国，这是皇帝面临的新难题。通向叙利亚的道路当时受阻于西里西亚的小亚美尼亚王国，这个王国是亚美尼亚王鲁本（Ruben）于1071年在陶鲁斯山区自立为王时建立的。[80]鲁本的继承人小亚美尼亚王国利奥王子（Leo of Lesser Acomnia）自1129年即与十字军公国联合作战夺取了西里西亚最重要的几个要塞，这样就像楔子一样chā入小亚细亚的拜占廷帝国和安条克公国之间的领土。约翰二世于1137年春季对西里西亚的小亚美尼亚王国发动讨伐，逐渐转变为胜利的进军。塔尔苏斯、阿达纳和马米斯特拉很快就被顺利攻占，这个小亚美尼亚国王狼狈逃脱，一年后与其两个儿子一起落入拜占廷人手中，后被关押在君士坦丁堡。由于西里西亚的陷落，通往叙利亚的道路被打开，1137年4月，约翰二世兵临安条克城下。经过短暂的围攻，该城投降，其统治者波亚迭的雷蒙德是伯赫蒙德的女婿，被迫向皇帝宣誓效忠，帝国的旗帜在安条克城头飘扬。一年后，约翰重新回到叙利亚，并在安条克举行凯旋入城仪式。[81] 在其以军事武力征服安条克公国的同时，约翰也使用外jiāo武器反对意大利南部的诺曼人王国。经过日食期后，这个事务再度提上了议事日程。1130年，罗吉尔二世（Roger II）在掌握了西西里和阿普利亚后于同年圣诞节加冕为国王。[82]拜占廷帝国和德意志帝国都将罗吉尔二世在意大利南部的崛起视为巨大威胁，因此，两大帝国联手行动。约翰二世先与罗退尔（Lothair）结盟，他死后又与康拉德三世（Conrad III）结盟。比萨也加入了这个反诺曼人同盟，1136年，约翰二世授予比萨人贸易特权，其父曾将该特权授予其他航海共和国。[83]通过这些政治同盟，约翰二世获得了足够的支持以推进其在东方的积极政策，因为那里的安条克问题尚未完全解决。他与十字军国家之间的关系持续恶化，1142年，安条克君主在拉丁教士的支持下撕毁曾经签署的协议。皇帝遂决定对安条克发动新的讨伐，他把这次讨伐当作一次大规模战争的序幕。因为他好像还打算实现恢复拜占廷帝国在巴勒斯坦权力的计划，但是一次偶然的事件打断了所有这些计划。他在狩猎中被dú箭意外伤害，1143年4月8日去世。[84]由于其积极主动的政策，拜占廷帝国的势力和影响得到极大扩张，其军事防务得到加强，皇权进一步强化，帝国权力在东方和巴尔干半岛均得到壮大。 约翰二世的两个儿子阿莱克修斯和安德罗尼库斯先于1142年在很短时间里相继去世。根据约翰皇帝的遗嘱，其第四子也就是最小的儿子曼努埃尔继承皇位。曼努埃尔一世（Manuel I，1143～1180年在位）是位杰出且多才多艺和极有天赋的统治者，一个天生的将领和勇敢的战士，从不在危险面前退缩，但他首先是个娴熟的外jiāo家和大胆的、深谋远虑的政治家。他是个真正的拜占廷人，笃信普世帝国权威理念的合理xìng，并带有典型的拜占廷人热衷于神学讨论的特点。同时，其全部生活方式又带有西方骑士的烙印。就此而言，他代表了拜占廷皇帝中的一种新类型。他清楚地显示出十字军运动对拜占廷世界产生了多么深刻的影响。他喜好西方的习俗并将它们引入拜占廷宫廷，他与西方公主的两次婚姻也使得其住所与起居的面貌焕然一新。及时行乐和享受愉悦的空气弥漫在科穆宁王朝乌拉车尼宫廷内，笼罩在黄金角湾大皇宫内拜占廷皇帝们周围的那种庄重尊贵的气氛逐渐让位于西方骑士更加随意的典雅礼貌。骑士比武大会也经常举行，皇帝本人亲自参加，这是拜占廷人从没见过的新场面。来自西方的外国人越来越多，他们还在国家政府中担任高官，从而引起了希腊人长期的不满。[85] 曼努埃尔个人的喜好无疑对其政策产生影响，而其火暴的xìng格使他甘愿去冒那些其父会小心避免的危险。但是如果认为曼努埃尔强调西方的政策目标与其父亲倾向东方政策之间的根本对立也是错误的。因为这个时期，东、西方不可能截然分开，正如约翰时代已经清楚呈现出来的一样。曼努埃尔继续沿用其317父亲的政策，诚如后者沿袭阿莱克修斯一世的政策一样。拜占廷帝国与诺曼人之间的冲突是曼努埃尔统治面临的首要问题，这与约翰时期同样，只是政治环境有所变化而已。势力平衡中的新变化，即约翰从安条克入手解决的问题，现在曼努埃尔从意大利方向开始处理。曼努埃尔对西方的重视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而是命运本身决定的，其政策必将成为最早关注西方的政策。当时，欧洲各国君主政治联系更加紧密的时代已经开始，也正是在地中海，各种势力汇合到一起。拜占廷帝国作为地中海的强国不可能置身事外，它不得不扮演积极的角色，因为其作为大国的地位就是以地中海为基础的，它主张的权力是与帝国权威的理念联系着的，而这恰好是因为其全部传统都指向了这个地区。曼努埃尔急于建立大一统帝国的思想是拜占廷帝国一直热盼的愿望，约翰也拥有同样的希望。曼努埃尔的全部计划早就由四平八稳、小心谨慎的约翰勾画出来，这两个皇帝的目的是相同的，但是曼努埃尔的致命错误在于他没有耐心将这种愿望转变为行动，也没有充分估计到其资源的不足。 曼努埃尔设法加强与德意志人的盟友关系，当年这曾是约翰政策的基石，他按照其父亲为他安排的婚约与康拉德三世的小姨子苏尔兹巴赫的贝尔莎（Bertha of Sulzbach）结婚。这一结亲的原因主要是两国君主想联合反对诺曼国王，而这个理由由于第二次十字军战争的bào发而遭到破坏。这次十字军战争在克莱瓦刻的伯纳德（Bernard of Clairvaux）的狂热鼓动下，不仅有法国国王而且有德意志君主参加。这必定唤起西方骑士的记忆，认为曼努埃尔会像其父亲在第一次十字军战争中那样做。一次胜利的十字军战争必定会帮助东方的拉丁人小国，特别是拜占廷帝国的夙敌安条克公国。康拉德首先向圣地进军，就意味着曼努埃尔在西方受到冷落，而其打击诺曼王国的行动自然也由于他与十字军的争吵而受到牵制。十字军骑士在经过帝国途中通常由拜占廷军队护送，这也极大恶化了德意志人和拜占廷人之间的关系。显然，曼努埃尔与其连襟之间并不存在私人恩怨。[86]更加紧张的关系实际上出现在拜占廷帝国和法王路易七世（Louis VII）之间，他可是罗吉尔二世的好友。在后者的圈子里，早就在讨论夺取君士坦丁堡的可能xìng了。曼努埃尔像前代皇帝阿莱克修斯一世一样，尽可能在第一时间将十字军骑士送过海峡，让其前往小亚细亚，他也像阿莱克修斯一世一样，要求十字军骑士向他宣誓效忠，并将他们夺取的原属拜占廷人的领土归还帝国。[87]是法国人的到来而不是曼努埃尔的一再催促使康拉德三世决定提前渡海到小亚细亚去。然而，其军队就在这里遭到厄运，在其发动的第一场与伊科尼乌姆的苏丹的战事中，就遭到了全军覆灭的失败。路易七世则经过漫长无益的谈判后，才迟迟渡海到小亚细亚去，他在那里与德意志人残余部队汇合。但他们放弃了进攻伊科尼乌姆的苏丹的作战计划，转而向阿塔利亚挺进。在经过艰苦的农村地区的进军中，一路上充满了对当地民众的暴力行为、法国和德意志骑士之间的争吵、拉丁人和希腊人之间的冲突，所有这些都使十字军的力量消耗殆尽。康拉德三世在路途中身染重病，不得不在以弗所脱离十字军部队。而路易七世则在阿塔利亚率军乘船前往叙利亚，扔下其重病在身的同行听天由命去了。[88] 图46　教堂后殿的圣母子镶嵌画，完成于9世纪后半期，现存尼西亚多米森教堂 如果说除了突厥人外，还有什么人从这次不光彩的十字军战争中获得些什么东西的话，那就是诺曼国王罗吉尔二世。当曼努埃尔被滞留在东方忙于运送十字军时，罗吉尔二世于1147年秋季对拜占廷帝国发动了直接进攻，他夺取科孚岛，占领科林斯和提比斯，当时，这里是希腊最富有的城市和几个重要的拜占廷丝绸工业中心。他抢劫了这两个城市，并将精通拜占廷丝绸纺织技术的工匠尽行劫掠到巴勒莫，这里新建立的诺曼人丝绸工场急需雇佣他们。[89]这次十字军战争的失败的确增加了拜占廷帝国和德意志人之间新的相互了解。当康拉德三世从小亚细亚返回时，他在君士坦丁堡受到非常热情的款待和礼遇，他保证领导一次对罗吉尔二世的扫dàng。威尼斯人也加入了反诺曼人同盟，帮助拜占廷帝国于1149年夺回科孚岛。尽管如此，这次不幸的十字军战争的后期影响还是有利于诺曼国王，延续了拜占廷皇帝和其德意志盟友之间的不和。而拜占廷人和德意志人在意大利联合作战的计划也被罗吉尔二世针锋相对的外jiāo活动成功化解了。他与沃尔夫公爵（Duke Welf）订立同盟，支持后者反对霍亨斯陶芬王朝，这就迫使康拉德三世匆匆返回德意志，并在那里忙碌了很长时间，以处理内部争端。罗吉尔二世还挑动匈牙利人和塞尔维亚人反对拜占廷皇帝。1149年，曼努埃尔不得不镇压拉斯西亚君主的反叛，之后，接着bào发了与匈牙利人的战争，这开启了拜占廷帝国和马扎尔人之间长期的一连串的敌对行动。而且，一直仇视拜占廷皇帝的法王路易七世也自然成为罗吉尔二世的盟友，他在克莱瓦刻的伯纳德的游说下开始策划新的十字军战争，教皇尤吉尼乌斯三世（Eugenius III）也积极支持新的十字军，他设法争取德意志国王解除与异端的拜占廷帝国的盟约。这样，一个对拜占廷帝国有深仇大恨的敌人罗吉尔二世领导下的反拜占廷帝国阵线就逐步形成了。这次十字军将像其最终表现的那样，是法国人和诺曼人对拜占廷帝国的进攻，但是这次十字军由于法国骑士的反对而最终流产，而康拉德三世还继续保持其原来的盟友关系。欧洲国家因此分裂为两大阵营：拜占廷帝国、德国和威尼斯为一方，与他们对立的另一方包括诺曼人、圭尔夫党人、法国、匈牙利和塞尔维亚，后者得到了教皇的支持。这样，影响深远的欧洲各国联盟制度开始形成。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将一再重新组合，并吸收新的势力加入其中。拜占廷帝国与匈牙利之间的敌对情绪在遥远的俄罗斯也能表现出来：两大势力都chā手俄罗斯王公之间的内讧，当匈牙利人与基辅大公伊兹加斯拉夫（Izjaslav）结盟时，拜占廷帝国就支持苏兹达尔大公朱里杰多尔格鲁基奇（Jurij Dolgorukij）和加里西亚的弗拉斯迪米尔克（Vladimirko）。[90]在另外一个方向，曼努埃尔将触角伸向英格兰，在该世纪70年代与亨利二世（Henry II）有过极为频繁的通信往来。[91] 康拉德三世平息了沃尔夫公爵后，开始准备其意大利战争，但是，就在拜占廷-德意志反诺曼战争即将bào发的关键时刻，他于1152年去世。曼努埃尔虽然一再努力，但是最终未能与康拉德三世的继承人弗雷德里克一世（红胡子，Frederick I Barbarossa）订立任何令人满意的同盟协议。如同曼努埃尔的信念一样，弗雷德里克一世也把帝国权威的观念当作其政治抱负的基石。这个时期，关于查士丁尼编纂的《罗马民法大全》的知识在西方不断增长，它加强了帝国权威保留着天下一统传统的思想。弗雷德里克反对拜占廷帝国在意大利的主权要求，对曼努埃尔的统一帝国主张表示质疑，因为在他看来，曼努埃尔只不过是个希腊国王。因此，在德意志帝国和拜占廷帝国联盟的地方，现在出现了两个对立的帝国，它们都宣称自己拥有惟一的帝国主权，并且是罗马帝国的继承人。它们千方百计要将对方赶出意大利，而不是联合反对诺曼人。 曼努埃尔恢复了巴尔干半岛的局势，停止了对匈牙利的敌对政策，拜占廷人支持的君主候选人朱里杰多尔格鲁基奇也被安chā在基辅大公的位置上。另外，拜占廷帝国的敌人罗吉尔二世也于1154年去世。在意大利重新展开攻势的时机已经到来，此时无论有没有德国皇帝都不要紧，或者，如果必要的话，连他一起收拾。1155年，曼努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79 章 埃尔派遣舰队前往安条克，由此开始了一次大规模进军。拜占廷帝国的特使在诺曼人变节者的帮助下，在很短的时间里以一支小部队就得以征服了阿普利亚地区最重要的几个城市，这样，从安科纳到塔兰托的整个地区都承认了帝国的宗主权。[92] 这一胜利超出了最乐观的期望，也使曼努埃尔的政策转向新的方向。光复罗马帝国这个拜占廷政策最终和最高目标的实现似乎指日可待。1141年，约翰二世曾致信教皇称，世上有物质的和精神的两把剑，他本人挥舞的是物质的世俗之剑，而精神之剑就留给教皇，他们应该恢复基督教教会的统一，建立独一罗马帝国的世界霸权，[93]这就是此时将要实现的计划。其目标就是建立万世永存的拜占廷帝国，并在教皇的协助下以各个教会的统一为基础，重新建立查士丁尼和君士坦丁时代的帝国。[94] 但是，如果说查士丁尼复兴帝国的成就未能持久的话，那么曼努埃尔的努力的最初步骤尚未开始就遭到破坏。此时，皇帝的目标与其实现目标的计划之间的巨大差距远比6世纪时要大得多，当时周围世界的反对敌视也更为强烈。在已经发展起来的复杂的欧洲国家体系中没有世界帝国的地盘。在意大利拥有利益的所有势力都反对曼努埃尔。弗雷德里克一世并非惟一转而成为帝国公开敌人的君主，他进攻安科纳，成功地击溃了拜占廷军队的进犯。拜占廷帝国反对诺曼人和匈牙利人斗争中的老盟友威尼斯也感到自己受到拜占廷人在意大利行动的威胁，因而与皇帝的关系严重恶化。诺曼国王威廉一世（Willian I）迅速准备好了反击行动。1156年，他在布林底西沉重打击了拜占廷人，被征服的整个地区不久都落入其手。这证明了拜占廷帝国在意大利的地位相当虚弱，它不是建立在军事实力，而是建立在金钱和外jiāo基础上的。1158年，在教皇的斡旋调解下，曼努埃尔与威廉一世签署和约，毕竟他认识到其帝国计划的真正敌人不是这个诺曼人，而是弗雷德里克一世（红胡子）。世界霸权的理念仍然主宰着他，使他不能自拔，并继续决定着其政策走向，他与威廉一世签署的和约以及拜占廷军队被逐出意大利，事实上标志着其梦想的破灭。 另一方面，鉴于东方那些拉丁人国家十分虚弱，曼努埃尔继续沿袭其父的政策，并成功地实现了这些政策目标。1158年，已经在西里西亚立足并与安条克的lún纳尔德（Renauld of Antioch）结盟的亚美尼亚君主托罗斯（Thoros）被皇帝推翻，皇帝将他列在“罗马人的附庸之列”。[95]同样的命运在等待着lún纳尔德。安条克被迫承认拜占廷帝国的世俗和宗教宗主权，它被迫向帝国提供军事援助，接受拜占廷帝国任命其大主教的权力。作为臣服的象征，lún纳尔德光头赤脚，手挽甲胄，脖颈拴着绳，左手持着剑，到拜占廷大营里拜见皇帝。[96]耶路撒冷的鲍尔温三世（Baldwin III）也同样拜倒在皇帝面前，将自己置于皇帝的保护下。用一个当时的拜占廷人的话说：“他慑于皇帝的威名和神勇，从耶路撒冷匆匆赶来我们这里，承认皇帝的权威”。[97]拜占廷帝国在东方拉丁人中的至高地位充分反映在1159年曼努埃尔在安条克举行的盛大入城仪式上。皇帝骑在饰满皇帝标志的高大坐骑上，耶路撒冷国王远远地跟在马321后，没有佩带任何标志，而安条克公爵则在皇帝鞍前马后“忙着扶鞍牵缰”。[98]真是一个权力等级秩序绝佳生动的演示！[99]曼努埃尔统治末期，将在突厥人那里遭遇的巨大灾难不应该掩盖其拉丁东方政策取得的辉煌伟业。十字军各国的建立曾给拜占廷帝国造成极大的麻烦，阿莱克修斯一世和约翰二世被这个麻烦缠身多年，此时，这个难题由于拜占廷帝国霸权的确立而得到解决。拜占廷皇帝控制了整个东方基督教世界和拉丁人国家，这些饱受突厥人折磨的国家把他视为保护者。 在匈牙利，1161年盖撒二世（Geisa II）的去世为拜占廷帝国发动新的攻势提供了机会。曼努埃尔如同约翰二世一样，把对匈牙利的战争视为其外jiāo政策的一项最重要的任务。这里，他沿袭其父亲约翰的路线，并采用与约翰同样的方法，干涉匈牙利内部争夺王位的斗争。但是，其政治活动的范围非常大，他内心既定的最终目标是彻底征服这个国家，并将它纳入拜占廷帝国。[100]他支持盖撒二世的弟弟斯蒂芬四世（Stephen IV）和拉迪斯劳斯（Ladislaus），为他们提供金钱和武器，以反对盖撒二世之子和继承人斯蒂芬三世（Stephen III），这导致了长期斗争。曼努埃尔成功地取得了匈牙利的强有力支持，特别是教会的支持，转而反对德国皇帝，并争取到波希米亚王弗拉迪斯拉夫（Vladislav）的支持。同时，当他在第二次十字军战争期间与康拉德三世并肩作战时，波希米亚王还被当作拜占廷皇帝的附庸。[101]他被说服采取了一些敌对行动，甚至一度充当拜占廷皇帝和斯蒂芬三世哥哥之间的调停人。1164年，拜占廷皇帝与匈牙利人订立了一个协议，做出了许多有利于拜占廷皇帝的允诺。斯蒂芬三世的弟弟贝拉（Bela）被承认为匈牙利王位的继承人，把克罗地亚和达尔马提亚地区封授给他，而后被送往君士坦丁堡。[102]但是，事情发展的并不顺利，这个协议的种种好处只有通过新的冲突才能够得到实现。积极的军队备战和频繁的外jiāo活动预示着战争的最终bào发。拜占廷帝国向俄罗斯派出特使，以确保基辅和加里西亚王公对帝国的支持。所有这些努力很快就导致了最后的胜利：达尔马提亚、克罗地亚、波斯尼亚和塞尔米乌姆地区于1167年归属拜占廷皇帝控制。[103] 匈牙利问题在曼努埃尔心中的重要xìng表现在他最终决定了贝拉王子与其女儿的婚约，他给这个在君士坦丁堡的王子起名为阿莱克修斯，并指定他为自己的继承人，这样就可以确保匈牙利与帝国的合并。[104]贝拉-阿莱克修斯作为皇帝继承人还被授予专制君主的称号，这一称号以前只适用于皇帝本人，但是此后，就被用作一种地位上仅次于皇帝的特殊头衔。在官阶头衔等级体系中，它排列在上等贵族和恺撒之前。[105]然而，儿子的出世迫使曼努埃尔放弃了这个在君士坦丁堡招致强烈反对的计划，但他还是设法在斯蒂芬三世去世后将其宠幸的贝拉-阿莱克修斯扶植为匈牙利国王，以此确保了他在匈牙利的影响。 在匈牙利战争进行的同时，帝国与塞尔维亚人的斗争也在继续。塞尔维亚人为了摆脱拜占廷帝国的控制，设法得到了匈牙利的支持。在拉斯西亚，起义反叛此伏彼起，一个接着一个。尽管曼努埃尔能够平息这些起义，尽管他不断地频繁更换不忠实的土王，但他还是无法最终镇压起义。1166或1167年，斯蒂芬奈曼加（Stephen Nemanja）被拥立为大土王[106]，但他也发动了反对拜占廷皇帝的起义，并取得对拜占廷人的重大胜利。然而，曼努埃尔在匈牙利的胜利极大地影响了这里的形势发展，因为它使塞尔维亚人失去了匈牙利人的支持。他们与威尼斯的联盟也未产生什么作用，1172年，皇帝率领大军进入塞尔维亚，奈曼加被迫放弃毫无希望的反抗。他被迫采用和安条克的lún纳尔德一样的方式向皇帝表示臣服，并作为被征服的起义者参加了皇帝在君士坦丁堡举行的凯旋入城仪式。[107]宫廷诗人在动人的演讲中歌颂了对桀骜不羁的斯拉夫人的征服，[108]皇宫壁画上描绘着拜占廷皇帝征服难以驾驭的塞尔维亚大土王的辉煌业绩。[109]这样，著名的奈曼加王朝的先人和未来独立的塞尔维亚国家的创立者，在进行反对拜占廷帝国的斗争中曾一度受阻，十分孤立，并一直是皇帝曼努埃尔的臣属，直到后者去世为止。 图47　曼努埃尔一世及其第二个妻子安条克的玛利亚，他们于1161年结婚。引自梵蒂冈希腊文书1176号chā图，该文书包括曼努埃尔于1166年召开的会议法令，以说明基督的名言“我的父亲比我伟大”（（《约翰福音》）14∶28） 拜占廷帝国对安条克的进攻，使帝国在意大利丧失了威尼斯人的合作，威尼斯和拜占廷帝国联合反对匈牙利的共同利益也由于帝国吞并了达尔马提亚沿海地区而遭到破坏。另一方面，威尼斯在帝国享有的商业贸易特权地位对拜占廷民众来说是极为沉重的负担。曼努埃尔因此设法加强与其他航海共和国的联系，1169年他与热那亚建立联盟，次年又与比萨结盟。[110]君士坦丁堡与威尼斯的关系越来越紧张，1171年双方bào发了激烈的冲突。3月12日，帝国各地的威尼斯人被逮捕，其货物、船只和商品均被没收，由于拜占廷帝国统治当局管理机构精心策划和细心组织，这些行动得以在一两天内完成。威尼斯人毫不迟疑地做出反应，一支强大舰队攻击了拜占廷帝国沿海地区，洗劫了修斯岛和莱斯伯斯岛。谈判拖延了一些时日，没有取得任何满意的结果。拜占廷帝国和威尼斯之间的关系因此整整中断了10年。[111] 尽管帝国在拉丁东方各国和匈牙利地区取得了辉煌胜利，但是拜占廷帝国日益孤立，到70年代末，曼努埃尔的地位岌岌可危。与罗马联合的希望彻底破灭，双方都不存在教会统一的真正基础，教皇在威尼斯、达尔马提亚和匈牙利地区的影响都直接针对拜占廷皇帝。[112]对分离出去的希腊教会的疑虑一直在西方流行，而对拉丁人的厌恶则在拜占廷帝国持续加强。尼西塔斯侯尼亚迪斯表达了普通拜占廷人的态度，他写到：“可恶的拉丁人……觊觎我们的财富，想要摧毁我们的民族……在他们与我们之间存在一道巨大的仇恨的鸿沟，我们的思想与之完全不同，我们的道路也通向相反的方向”。[113]曼努埃尔勇敢地设法找到新的出路和方法，他以大量资金支持lún巴底各城市同盟反对弗雷德里克一世（红胡子）。他的这个武器也因为1177年威尼斯协议而被破坏了，该协议终止了lún巴底同盟战争，促成了教皇与弗雷德里克一世之间的和解。他极为明智地利用西方内部的分裂，但是当这些分裂结束后，教皇与拜占廷帝国之间相互理解的希望也最终破灭了。[114] 曼努埃尔打算将巴巴罗萨的敌人当作自己的朋友，反之毫不奇怪，弗雷德里克一世一方就设法与拜占廷皇帝的反对派建立友好关系。自1173年他便与伊科尼乌姆的基利杰阿斯兰苏丹接触。曼努埃尔在东方拉丁人国家中成功建立起来的霸权地位一度加强了拜占廷帝国抵抗能力，使之能抵抗可能来自伊科尼乌姆的基利杰阿斯兰苏丹的攻击，他还明智地利用不同塞尔柱突厥人君主间的矛盾和争斗，以捍卫这种霸权地位，并在小亚细亚地区取得了一些胜利。1162年，基利杰阿斯兰苏丹到君士坦丁堡小住了3个月，签订了协议，他同意向拜占廷人提供军事援助，并将几个城市归还拜占廷帝国。[115]但是，他并未履行自己的诺言，当曼努埃尔忙于匈牙利和西方事务时，他乘机加强了自己在小亚细亚地区的地位。德国皇帝的支持鼓励使之敢于起来反抗，1175年，拜占廷帝国和伊科尼乌姆之间的关系被中断。次年，拜占廷皇帝调集大军进攻伊科尼乌姆。他深入非利吉亚山脉山口通道，1176年9月17日，在米里奥塞发隆遭到极为惨痛的失败，拜占廷军队被突厥人团团包围，几乎全歼。[116]曼努埃尔本人将这次灾难比作一个世纪以前罗曼努斯四世迪奥格尼斯在曼兹克特遭到的失败。[117]这一灾难的翻版比那次加倍严重，它恰好与帝国外jiāo政策在西方遭到的挫折同时发生。 拜占廷帝国的权威因此遭到严重损害，从当时曼努埃尔收到的弗雷德里克一世来信中可以看出这种损害有多严重。[118]就其作为罗马皇帝的地位，弗雷德里克一世要求希腊国王向他表示服从，因为这是一种义务。从各方面看，曼努埃尔的政策遭到灾难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他策划并高兴地着手实施的无数计划到头来将自己压垮了。对他而言，战胜东方拉丁人国家，在匈牙利取得辉煌战绩，在意大利一度夺取大片土地都毫无用处。因为要保持他在这些地方的地位，并继续在欧洲和近东地区坚持积极且富有进攻xìng的政策都是不可能的。致命的反击来自各个方面：拜占廷帝国在东方的地位已严重削弱；拜占廷帝国一度并永远被驱逐出意大利，精疲力尽、孤立无援地站立在西方强国的敌对阵线前。 他在内政方面做出了超人的努力，却得到糟糕的结果，比外jiāo方面更甚。大规模的长期战争和连绵战事造成的牺牲远超出当时拜占廷帝国的实力和能力，并榨干了帝国的经济和军事资源。约翰二世确实也试图在一个全新的基础上，建立古代一度成为帝国支柱的军役地产。他在击败帕臣纳克人后，曾将战俘安置在帝国境内，迫使他们服军役；在战胜塞尔维亚人以后，他把被俘的塞尔维亚人安置在尼科米迪亚地区，一些人成为农兵，另一些人成为国家税户。[119]曼努埃尔继续推行这种政策，他也将塞尔维亚人士兵安置在帝国的塞尔迪卡地区和其他地方。[120]根据他与匈牙利国王盖撒二世订立的协议，曼努埃尔将保留10000名匈牙利战俘，毫无疑问，这也是打算用来充当拜占廷帝国农兵的。[121]新型军役地产的设立和多为外国士兵组成的新型农兵制的引入，似乎恢复了中期拜占廷帝国行之有效的军役地产组织制度。但是，它还是不能适当满足当时急剧增长的军事需求，而那种授予普罗尼亚地产以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80 章 换取接受土地者服役义务的制度在曼努埃尔时期极大地普及了。帝国西部人更经常以这种方法封授土地，而帝国东部的当地农民则因此成为“帕里科”依附农。[122] 军事贵族统治倾向并促进大地产，特别是世俗大地产。曼努埃尔于1158年3月颁布的一道黄金诏书，禁止君士坦丁堡及其周围郊区的修道院再扩大其任何土地。[123]与此同时，它规定地产只能被转手给元老院阶级或“将军”阶级的成员，也就是说，转给普罗尼亚地主，这个重要的规定在后来的一个法令中被再度重复。[124]皇帝曼努埃尔并不是如此敌视修道院生活，他不仅小心翼翼地保护现存的修道院地产，而且授予它们广泛的特权和免税权。[125]但是在教会和世俗大地主的竞争中，他还是青睐并偏袒后者，公开帮助世俗大地主，特别是普罗尼亚地主，因为后者在得到土地的同时要提供军役。 除了普罗尼亚士兵外，在拜占廷军队中还有数量相当多的雇佣兵。维持这些雇佣兵的负担空前沉重地压在民众肩上，他们被迫完成各种提供军粮的义务和强制xìng劳役。国家资源实在不堪重负，于是它被jiāo给各地军队，以便他们自行从民众那里解决各自的需要。“地方民众遭到贪得无厌的军队极为残酷的盘剥，士兵们不仅抢走他们的钱财，而且剥走他们身上的每件衣裳”。[126] 军队是国家的统治阶级，他们在其他民众头上作威作福。当时的情势完全不同于科穆宁王朝以前的情况。在杜卡斯王朝官僚贵族统治时期，所有人都在逃避军役，“士兵放下手中的武器，摇身一变成了律师和法学家”。[127]而如今，人人都争先恐后希望入伍服军役，“所有人都希望成为士兵，一些人扔掉了手中的织针，那可是他们赖以维持其极为艰苦生活的基本所需和开销的工具；另一些人离开了马厩，还有一些人掸去身上的砖沫粉尘和铁匠炉的烟灰铁渣，他们都匆匆奔向招募士兵的官员，向他们送上波斯马或一些金币，没有任何麻烦地被招募进军队。”[128]服军役成为最有利可图的职业。军队吞噬了帝国的资源，人民被无法忍受的重负压垮了。国家继续增加其税收，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是包税人普遍存在的横征暴敛，他们现在征收的对象包括许多怨气冲天的外国纳税人。[129]甚至在城市里，许多人出售人身自由以便为某些势力强大的领主服役，以此得到保护。曼努埃尔极力遏制这一发展趋势，他颁布法令宣称任何将自己变卖为奴隶的自由人都可以恢复其自由人身份，皇帝甚至可能为此从国库提供赎金，他至少在首都这样做了。[130]但是，随着大地产的增长和下层民众负担加重，贫困加深，当时的发展趋势已经不可逆转，更广泛的民众阶层正在出售其自由人身份，他们不是成为奴隶就是成为农奴。最终，封建化进程的顺利发展削弱了国家权力，降低了维系拜占廷政策的实力。拜占廷帝国调动其全部资源还能够偶尔在国外取得一些重要的胜利，但是它不能承受巨变和失败。曼努埃尔时期表面上的辉煌，很快就变为拜占廷国家的内政崩溃。 第三节　安德罗尼库斯科穆宁时期的政策变化 曼努埃尔死后，拜占廷国家的衰落变得极为明显，其12岁的儿子阿莱克修斯二世继承皇权，其遗孀安条克的玛丽（Mary of Antioch）皇后担任摄政王。皇后极为宠幸已故皇帝的侄子“上等贵族”阿莱克修斯科穆宁（Alexius Cocomnus），他控制了朝廷实权。这实在是个不幸的选择，皇后对这个愚蠢空虚、无足轻重的小人的宠幸招致科穆宁家族内极为强烈的反对，这个西方来的皇后玛丽及其宠幸者同样为民众所唾弃。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得到，在这样的政府统治下，拉丁人受到了更为特殊的礼遇，而普通的拜占廷平民百姓由于国内外形势的迅速恶化，猛烈抨击政府的政策。反对拉丁人的不满情绪在增长，在拜占廷帝国寻求发财致富的意大利商人和担任政府主要骨干力量的西方雇佣兵，遭到民众越来越大的憎恨。受到民众和教会支持的科穆宁家族成员屡次试图推翻摄政政府，但都遭到了失败，因为反对派在君士坦丁堡还缺少一位精干的领袖。曼努埃尔的一个表弟安德罗尼库斯科穆宁（Andronicus Comnenus）发挥了关键作用，当时他在滂都斯地区任总督。 安德罗尼库斯科穆宁是拜占廷历史上一位十分有趣的人物。[131]此时，他已经年届60岁，一生充满了各种复杂传奇的经历。其大胆的离经叛道行为和冒险的爱情故事一直是拜占廷帝国时代人们的谈资。他举止极富感染力，有着极为良好的修养，诙谐幽默，颇为健谈，在战场上勇敢无畏，在朝廷上直言不讳，他是惟一一个敢于当面反对皇帝曼努埃尔的人。安德罗尼库斯和曼努埃尔长期以来一直是政治上的对手，后者始终对其野心勃勃的表弟觊觎皇帝宝座心存疑虑，这种疑虑并非没有道理。安德罗尼库斯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他对权力和名声的渴望达到了贪得无厌的程度，他不迷恋于任何事情，是个真正冷酷无情的人。每次妥协都紧接着更激烈的争吵。为了逃避其表哥的怀疑，他四处流浪避难，多年来浪迹天涯，一度成为加里西亚的罗斯王公和朝廷的座上客，还受到过近东地区穆斯林君主的款待。科穆宁家族这两个杰出的成员因政策分歧和个xìng对立而分裂。安德罗尼库斯是封建贵族的敌人和任何亲西方政策的激烈反对者。因此，推翻君士坦丁堡亲西方摄政当局成为人们讨论的话题时，他就成为公众关注的人物了。 安德罗尼库斯穿越整个小亚细亚，事实上一路都没有遭遇抵抗，在其进军途中，他的少量军队不断有反政府的反对派补充进来。1182年春季，他抵达察尔西顿，并在此扎营。“上等贵族”阿莱克修斯企图以主要是由西方人构成的舰队封锁博斯普鲁斯海峡，但是，海军司令安德罗尼库斯康多斯提发诺斯（Andronicus Contostephanus）总司令倒戈支持篡位者，这就决定了摄政政府的命运。首都bào发了起义，“上等贵族”阿莱克修斯被逮捕后投入监狱，并被瞽目。1182年5月，拜占廷人仇视拉丁人的怒火此时终于在可怕的大屠杀中宣泄出来。在这次疯狂的暴行中，骚动的暴民袭击居住在君士坦丁堡的外国人住宅，抢夺他们的货物和牲畜，残忍地杀害所有没来得及设法逃脱的外国人。 这就是安德罗尼库斯科穆宁统治的序幕。在万民欢庆的喜庆气氛中，他举行了进入君士坦丁堡的盛大入城仪式，在这里，他将开始扮演小皇帝阿莱克修斯二世的拯救者和保护人的角色。其对手都被判决犯有叛国罪和背叛合法皇帝罪，统统处死。在许多被处死的人中还包括前帝遗孀玛丽皇后，小皇帝阿莱克修斯二世被迫亲手签发了她的死刑命令。当敌对派都被清洗后，安德罗尼库斯显然屈从于朝廷和教会的要求，决定接受紫色的皇袍，1183年9月，接受加冕为其被保护人小皇帝的共治皇帝。两个月后，这个不幸的小男孩被安德罗尼库斯的宠臣掐死，尸体被抛入大海。作为对正统观念的让步，65岁的安德罗尼库斯与被他杀害的小侄子的遗孀、路易七世的女儿、13岁的阿格尼斯-安娜（Agnes-Anna）结婚。 安德罗尼库斯的政治家素质如同其xìng格一样充满了惊世骇俗的矛盾。[132]他试图给帝国带来新生，他采取坚定的立场反对其前任放纵成祸的罪恶；他还急于铲除势力已经坐大的大贵族。然而，由于他只知一味使用残酷的暴力，而不了解其他统治办法，因此，其统治就是由一系列暴力、yīn谋和可怕的残酷无情构成的。但是，即使其敌人也不得不承认，他在帝国各省区地方采取的措施产生了立竿见影的明显成效。他以铁碗手段铲除了许多古老国家的弊病，其同时代人都以为这些弊病是无法克服的。卖官鬻爵被终止了；最杰出的人得到选用；官员则得到了适当的薪俸，以至他们不再公开行贿受贿。各种形式的腐败都受到严惩，皇帝教训其臣属，他们必须“或是停止丑行，或是停止生命”。[133]他坚持这些原则，甚至成功地克服了所有弊病中最严重的税收包税人的腐败问题。正是这一事实特别突出地表明，安德罗尼库斯统治下地方省区的状况得到改善，因为是对官僚的整治，而不是出于国家的需求，后者曾使百姓的命运苦不堪言。对显然已经根深蒂固的弊端进行雷厉风行的打击，足以减轻民众的苦难处境，使痛苦万分的拜占廷农民感到一丝安全保证，这对他们来说早就十分陌生了。“他把属于恺撒的东西还给了恺撒，因此不受任何烦恼。他也不再像其先前所做的那样剥夺其身体上的衣裳，也不把人痛打致死。以安德罗尼库斯的名义，像魔术师的咒语一样灵验，贪婪的包税人一扫而光”。[134]极为深刻的印象还表现在当时人放弃了普遍存在的抢劫失事海船的恶习上。安德罗尼库斯清除了其前人未能根除的这一陈规陋习，下令将抢劫者吊死在受害船只的桅杆上。[135]正是由于其坚定的决心，“没有任何皇帝不能纠正的错误，也不存在任何不能被其权力摧毁的邪恶”。[136] 然而，这种不断强化权力的意识也存在极大的危险。安德罗尼库斯的统治成为恐怖统治，而反对贵族的斗争演化为一场大屠杀。他在战斗中使用的手段常常是残忍的暴力，因此常常臭名远扬，这些暴力手段只能对他的那些常为人们称道的结果造成损害。暴力得到的回报也是暴力，因此起义和yīn谋接踵而至，日益频繁。此时，皇帝的盲目复仇和多疑猜忌几乎发展成一种病态，他被这些反对者弄得发狂，故采取更加激烈的措施，这只能给他造成新的敌人。帝国现在处于地下内战的状态，显然，还存在一些皇帝无法控制的事情。安德罗尼库斯试图改变历史发展进程，但是他失败了。在10世纪，反对封建势力的政策既是可行的，也是政治的需要，但是此时，它变得毫无意义，因为它注定是国家发展的必然后果。土地贵族早就是国家发展和帝国防御的重要因素，不可能以严重动摇拜占廷军事力量的基础的方式来清除和摧毁大土地贵族。[137] 安德罗尼库斯积极铲除腐败工作产生了最积极的效果，即使是像尼西塔斯侯尼亚迪斯和塞萨洛尼基的尤斯塔修斯这些他的反对者也不得不表示佩服，但是他的计划由于太强调激烈的变动也遭到彻底的失败。反对拉丁人的政策导致西方列强对拜占廷帝国更强烈的敌视，反对贵族的偏见则削弱了早就衰落的拜占廷国家。当不可避免的挑战来临之际，就发现拜占廷军事力量毫无战斗力可言，这本身就宣告了安德罗尼库斯企图复兴帝国的计划遭到失败。 图48　西西里国王罗吉尔二世，他模仿拜占廷皇帝的装束，由基督加冕。该镶嵌画完成于1148年前后，现存巴勒莫的马托拉纳 曼努埃尔使帝国的权势显示出的令人目眩的辉煌很快就暗淡无光了，带着恶兆的yīn云首先是从塞尔维亚和匈牙利飘来的。在这些地区，他的政策似乎非常成功。主要是曼努埃尔个人的威信使匈牙利国王贝拉三世一直与拜占廷帝国保持和平，并迫使塞尔维亚大土王斯蒂芬奈曼加恪守诺言。随着曼努埃尔的去世，这些个人之间的关系纽带都解除了，而帝国由于前帝遗孀玛丽皇后无能的摄政统治和安德罗尼库斯残暴统治导致的内讧变得异常衰弱，这似乎给他们带来了胜利的机遇。1181年，贝拉三世出兵占领了达尔马提亚、部分克罗地亚和塞尔米乌姆地区，[138]这意味着曼努埃尔对匈牙利人进行的开支庞大的长期战争夺取的土地全部丧失殆尽。对塞尔维亚人那些艰难而耗尽资源的战争成果也迅速化为乌有，因为此时斯蒂芬奈曼加轻而易举就脱离了拜占廷帝国的控制。由于安德罗尼库斯杀害了玛丽皇后，他就使匈牙利国王获得了一个反对他的斗争武器，贝拉三世此时以玛丽皇后复仇者的身份入侵帝国。[139]1183年，塞尔维亚人和匈牙利人向拜占廷帝国发动联合进攻，贝尔格莱德、布兰尼奇沃、尼斯和索非亚相继遭到攻击洗劫。6年后，当十字军经过这些城市时发现，它们破败荒芜，保存着部分废墟。斯蒂芬奈曼加此时在反对拜占廷帝国的斗争中不仅能够确保其国家的独立，并能向东、南扩张到拜占廷帝国境内。与此同时，他的势力范围还包括了泽塔。当时，后者与拉斯西亚合并组成在其领导下的单一公国。[140][141] 对拜占廷帝国实施最沉重打击的是西西里的诺曼人，他们再度发动了对拜占廷帝国频繁的攻击。安德罗尼库斯虽然与1171年以后控制埃及的、强大的萨拉丁（Saladin）订立同盟，但是于事无补，后者推翻了法提玛王朝，在叙利亚前统治者伟大的叙利亚主宰努雷丁（Nuredin）于1174年去世后占领了该地。[142]同样毫无意义的是，皇帝试图通过无视拉丁人权威和恢复与威尼斯人的关系来加强其在西方的地位，允诺对威尼斯人做出补偿，后者自1171年就与拜占廷帝国断绝了关系。[143]1185年6月，诺曼人仿效罗伯特圭斯卡特的榜样，首先对第拉修姆发起攻击。该城很快就被攻克，拜占廷帝国守军司令约翰布拉那斯（John Branas）主动投降，以逃避皇帝的惩罚。之后，这支军队由陆路挺进塞萨洛尼基，其舰队则从海路进军该城，一路上他们占领科孚岛、凯发罗尼亚岛和扎金索斯岛。尽管离曼努埃尔的统治结束并没有几年，此时，帝国与那些记忆尚存的岁月相比，已经非常明显的衰弱了，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81 章 那时，在经历了令人绝望的衰落时期后，阿莱克修斯一世科穆宁开始了其反对罗伯特圭斯卡特的斗争。阿莱克修斯还能够先在第拉修姆，后在该城失陷的情况下在内地抵抗住了敌人的进军，使敌军从未抵达塞萨洛尼基。但是此时，敌人顺利进军，未遭遇任何抵抗，8月6日兵抵他们的这个目标。8月15日，诺曼人舰队抵达塞萨洛尼基海湾，陆、海封锁开始了。该城城防薄弱，粮草不足，驻军司令大卫科穆宁（David Cocomnus）指挥无能，加上君士坦丁堡调集的增援部队迟迟不能抵达，8月24日，这座帝国第二大城市陷落于诺曼人之手。胜利者的贪婪和仇恨是没有约束的，被征服的城市遂沦为上演暴行的可怕舞台。[144]正如3年前希腊人在君士坦丁堡大肆虐待拉丁人一样，现在诺曼人对塞萨洛尼基居民实施了同样残酷无情的侮辱、殴打和屠杀。 从塞萨洛尼基，诺曼军队派遣一支部队进攻塞里斯，其余大部队进军君士坦丁堡。在拜占廷帝国首都，气氛变得越来越紧张。没有约束的恐怖统治正当强盛之时，刚刚夺取了塞萨洛尼基的敌人将要攻克首都的恐怖气氛迅速高涨，敌人正在逼近这个城市！1185年9月12日，暴风骤雨提前到来。这位科穆宁王朝最后的君主遭遇了可怕的命运，几年前还被崇拜为拯救帝国的救世主的皇帝，现在却在君士坦丁堡的街道上被激怒的骚乱民众残忍地撕成了碎片。 第四节　崩溃 安德罗尼库斯悲剧xìng的垮台意味着其恢复帝国局势的计划彻底终结。封建贵族赢得了胜利，他们不仅在安苴利王朝时期继续保持其势力的存在，而且还有所增长。在经历了反对科穆宁王朝末代君主顽固的专制独裁统治的艰苦斗争后，国内各种冲突势力任意发展，各行其道。 安苴利王朝并非崛起于帝国某个古老的大家族，而是来自非拉多非亚某个无名的小家族，它的兴起就是由于阿莱克修斯一世的小女儿塞奥多拉（Theodora）与该家族的君士坦丁安苴利（Constantine Angelus）坠入爱河，后来与之结婚。作为皇亲国戚，安苴利家族从此就享有很高的待遇。特别是在曼努埃尔一世统治时期，他们在反对安德罗尼库斯派大贵族的斗争中成为领袖。命运就是如此，这个贵族家族的胜利必然要使他们中的一个成员成为皇帝。依沙克二世（Isaac II，1185～1195年在位），这个君士坦丁安苴利和生于皇家紫色寝宫的公主塞奥多拉的孙子，是与独断专行的安德罗尼库斯截然相反的人，他听凭那些前代皇帝千方百计拼命阻止的变化趋势自由发展。过去那些统治制度的弊端，都被权力造就的表面辉煌所掩盖，现在它们的弱点全都暴露无遗，整个政府统治机构的腐败无能完全显示出来，令人触目惊心。没有人在试图遏制中央和地方政府统治管理中的种种弊端：买官卖官、官员贪污受贿、包税人横征暴敛等等都以最丑恶的方式，热热闹闹地恢复起来了。据说，皇帝依沙克二世出售政府官职就像市场上叫卖蔬菜一样。[145]为了举行其盛大的婚礼，国家特设了一种从地方征收的专门赋税。他认为已经把命运托付给他的这个帝国就是其私人的财产，他就像个家庭庄园主一样管理它。在他弟弟阿莱克修斯三世（Alexius III，1195～1203年在位）统治时期，局势极度恶化。税收的额外负担迫使地方民众陷入饥荒，这主要是包税人的贪婪和政府无止境的需求造成的。[146]大笔开支产生自软弱无能的朝廷讲求排场和大肆铺张浪费，32加上雇佣军的军饷，而无能的政府又认为使用雇佣兵是其抵抗强大敌人最轻松的办法。[147]同时，地方省区日益暴露在敌人入侵的攻击下，而沿海地区则受到海盗匪帮的抢掠，用于建造和装备舰船的捐税在同一地区同一年内就上涨了3倍之多，但是局面并未改善。[148]事实上，一度曾是拜占廷帝国行政管理和军事防御支柱的军区制度未保留下任何遗迹。尽管拜占廷帝国的领土范围在12世纪末又明显地缩小了，但其军区的数量却是马其顿王朝时代军区数量的两倍。[149]拜占廷统治管理机构划分为更小的单位，它们只不过保持着古代军区的名义而已。随着私人大地产的发展，这些侏儒化的省区管理体制就逐渐地、不可避免地依赖于地方大地主。中央政府的衰落极其严重，离大地主取代地方总督，进而发展为独立君主国只有一步之遥了。[150] 幸运的是，对诺曼人的恐惧进而导致安德罗尼库斯垮台的情绪，实际上是被夸大了。诺曼人的军队贪得无厌，纪律涣散，讲求等级，病疫流行，士气低落。指挥娴熟的拜占廷将领阿莱克修斯布拉那斯因而得以在莫塞诺堡重创敌军，而后于1185年11月7日在迪米特里亚卡再创诺曼人，迫使他们撤退，先逃出塞萨洛尼基，后从第拉修姆和科孚岛溜走。只有凯发罗尼亚岛和扎金索斯岛还被诺曼人控制着，最终拜占廷帝国丧失了这两个岛屿。安德罗尼库斯时期痛恨帝国的其他敌国，如匈牙利国王贝拉三世都被说服与依沙克二世科穆宁缔结了协议，而他则与贝拉三世10岁的女儿结婚。 抵抗诺曼人和匈牙利人两面入侵的军事保障，无论如何都是十分重要的。因为1185年底，保加利亚bào发了起义。[151]彼得（塞奥多利）和亚森兄弟的出现表明，帝国在保加利亚领土上的权力纽带已经像帝国在其他地区一样，逐渐松弛。分离的征兆在帝国其他地区一样明显显现出来，它就包涵在地方贵族对土地的要求中。彼得（塞奥多利）和亚森兄弟开始提出授予他们普罗尼亚土地的要求。[152]拜占廷帝国政府对他们多少有些不恭敬的要求不屑一顾，弃之一旁。这种傲慢的态度促使事态急转直下。在要求遭到拒绝后，他们遂在被赋税压榨而激怒的民众中发动了起义，最终导致保加利亚从拜占廷帝国的控制下摆脱出来，并建立了第二保加利亚帝国。 拜占廷帝国统治的两个世纪期间，保加利亚和马其顿地区的斯拉夫因素已经削弱，这些地区出现了明显的希腊化趋势，外族因素以削弱斯拉夫因素为代价不断增强。[153]许多犹太人和亚美尼亚人聚集在塞萨洛尼基周围，而库曼人则定居在多瑙河中游盆地，今天罗马尼亚人的祖先瓦拉吉亚人则生活在多瑙河中下游、马其顿和塞萨利地区，这就是著名的大瓦拉吉亚地区。在彼得和亚森兄弟领导的起义中，库曼人和瓦拉吉亚人成为起义的主力军。[154] 困难的局势由于帝国内乱的发展而复杂化。诺曼人征服者阿莱克修斯布拉那斯受命前去处理起义问题，但是他却提出当皇帝的要求，并转而反对依沙克二世。然而，他在君士坦丁堡城下的战斗中阵亡。1186年夏季，皇帝亲自率领军队进军保加利亚。没有人可以指责依沙克二世缺乏指挥镇压保加利亚起义的军事行动的活力。他确实不是一个政治家，但是他并非像人们通常指责的那样胆小如鼠。其统治肯定是不幸的，但是诺曼和保加利亚的战争至少还是证明，帝国的军事地位在其统治期间并不像安德罗尼库斯专制统治时期那样衰落。[155] 起义遭到镇压，彼得和亚森逃往多瑙河北岸地区。不久，他们带着补充了库曼人的强大军队重新杀来，战火重新燃起。[156]1186年10月，依沙克意外遭遇敌军，这次他遭到更顽强的抵抗，他克服了千难万苦才设法让保加利亚人和库曼人与之决战。1187年春季，他发动新的攻势，设法经由萨尔迪卡从侧翼包围隐藏在山区的起义军。战争未能取得决定xìng结果，拜占廷帝国也没有从事长期战争的能力。各种困难同时涌现出来。塞尔维亚人大王斯蒂芬奈曼加支持保加利亚起义，并趁拜占廷-保加利亚战争之机，扩展其势力，排挤拜占廷帝国。不久，小亚细亚地区又bào发起义。依沙克二世因此结束了保加利亚战争，与起义者彼得和亚森两兄弟达成互谅，他们则将自己的小弟弟卡罗赞（Kalojan）送jiāo帝国，作为人质。 该和约标志着帝国出现了新形势，拜占廷帝国失去了对巴尔干山脉和多瑙河之间地区的控制，一个独立的保加利亚帝国就在这里再度兴起。特尔诺沃大主教区同时建立起来，亚森被加冕为沙皇，他接受了特尔诺沃圣迪米特里教堂的保加利亚大主教的加冕。[157]据说，诺曼人占领塞萨洛尼基后，圣迪米特里就离开了这个城市，到特尔诺沃这个保加利亚第一帝国的首都去了。拜占廷帝国主宰巴尔干半岛的时代从此结束了。保加利亚人如同塞尔维亚一样，最终摆脱了此时内乱缠身的拜占廷帝国的控制。当拜占廷帝国错误地卷入新的十字军战争时，新局势内在的危险却变得越来越清晰。 耶稣圣墓再度落入异教徒手中。萨拉丁已经将其势力从埃及扩大到叙利亚，他于1187年进军巴勒斯坦。同年7月4日，他在哈丁沉重地打击了拉丁人，俘获卢塞格南的盖伊（Guy of Lusignan），10月2日进入耶路撒冷。弗雷德里克一世巴巴罗萨、腓力普二世奥古斯都（Philip II Augustus）和“狮心”理查德（Richard Lionheart）等西方最重要的君主都参加了十字军战争。弗雷德里克一世选择经过匈牙利的陆路进军，于1189年夏季到达巴尔干半岛。他曾试图与拜占廷人达成谅解，早在1188年秋季就与后者在纽lún堡就十字军途经帝国的路线达成了协议。[158]但是，一纸协议并不能消除拜占廷人的疑虑，因为事实上，巴巴罗萨已经与拜占廷帝国的敌人，如塞尔维亚人和伊科尼乌姆的苏丹进行了谈判，通往圣地的道路要经过他们的领土。拜占廷人对巴巴罗萨的到来非常反感，但受到南斯拉夫人的热烈欢迎，拜占廷帝国与德国皇帝之间不可避免的紧张关系，似乎可以转化为对各斯拉夫王国有利的某些东西。因为，几十年来，塞尔维亚人与匈牙利人的结盟是其政策的核心，但是此34时，由于匈牙利与实力再也不令人担忧的拜占廷帝国建立了友好关系，所以他们的外jiāo政策就必须做出调整。斯蒂芬奈曼加转而支持强大的德国皇帝，保加利亚也效仿他。巴巴罗萨在尼斯受到奈曼加的盛大欢迎，于是与这位塞尔维亚人的大王谈判，同时与保加利亚的使节谈判。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人都向他宣誓效忠，缔结了反对拜占廷帝国的同盟。[159] 这些谈判自然引起了拜占廷帝国极大的不安。拜占廷政府转而投向十字军最主要的敌人萨拉丁一方，并重新签署了安德罗尼库斯订立的联盟协议，同意限制德国参加十字军战争的军队必须要经过的路线。[160]这就使这个时期拜占廷帝国和德国皇帝之间的关系被推上危机的边缘。弗雷德里克遂占领了腓力普堡，似乎它是敌人领土上的城市。这导致双方频繁jiāo换书信，相互指责，刻dú攻击。事态发展十分严重，以至于弗雷德里克打算，如果有必要就以军事武力征服拜占廷帝国，占领君士坦丁堡。德国皇帝夺取了亚得里亚堡后，在此再次会晤了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使节，而后进军君士坦丁堡，同时命令其子亨利（Henry）立即率领一支舰队进抵君士坦丁堡城下。在这紧要关头，依沙克二世屈服了，他于1190年2月在亚得里亚堡与德国皇帝签订了协议，使后者得到了渡海的船只，送jiāo拜占廷高级贵族为人质，并以低价保证德国十字军的粮草供应。[161]巴巴罗萨的所有要求都得到了满足，这样，拜占廷帝国不得不向德国皇帝的至高权威俯首称臣。同年春季，弗雷德里克一世率军渡海到小亚细亚，向圣地挺进，但他注定永远到不了那里了。 图49　饰有基督十字架的彩饰镀银封面，9世纪晚期或者10世纪早期作品，拉丁文献101号，现存威尼斯马尔西安图书馆 英格兰国王和法兰西国王的远征军从海路直指巴勒斯坦，他们几乎完全不图49饰有基督十字架的彩饰镀银封面，9世纪晚期或者10世纪早期作品，拉丁文献101号，现存威尼斯马尔西安图书馆打扰拜占廷帝国，因为后者的影响范围已经达不到巴勒斯坦了。他们的努力也遭到了失败，因为根据1192年的和约，萨拉丁占有耶路撒冷，拉丁人控制从贾法到提雷的狭长地带。拜占廷帝国更直接关心的是十字军战争的其他结果，因为“狮心”理查德占领塞浦路斯岛后，关押了该岛总督依沙克科穆宁，并首先将它移jiāo给圣殿骑士团，不久又于1192年把它jiāo给前耶路撒冷国王卢塞格南的盖伊。从此以后，塞浦路斯岛就始终处于西方人的控制下，直到土耳其占领为止。 巴巴罗萨离开帝国并悲剧式的死亡后，拜占廷帝国重新获得了在巴尔干半岛采取行动的自由。依沙克二世毫不迟疑地挥军攻击已经入侵色雷斯地区的保加利亚人，攻击塞尔维亚人，他们趁两大帝国之间的敌对之机获利，占领和摧毁了从索非亚到斯克普杰和普里兹lún之间的所有城镇。1190年秋季，斯蒂芬奈曼加在摩拉瓦河遭到惨重失败被迫同意签署和约，归还其最近占领的领土，但是继续保留其以前占领的土地。[162]但是，皇帝的表面胜利并不像拜占廷史料记载中表现的那样完美。签署正式的和约，暗示着对塞尔维亚作为独立国家实体的仓促认可，与此同时，两个王朝之间还结亲以建立联盟。奈曼加的次子斯蒂芬（Stephen）与皇帝的侄女尤多西亚（Eudocia）结婚，并被授予“大贵族元老”的头衔。[163]与皇家公主结婚并受封为“大贵族”头衔标志着被承认，同时塞尔维亚王位继承人被合并到拜占廷贵族等级体系中，也强调了拜占廷帝国皇帝“瓦西里和奥托科拉多”的至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82 章 高地位的观念。[164] 拜占廷帝国在其与保加利亚的再度较量中运气不佳。1190年的大战以拜占廷人惨败为结束。拜占廷人抵达特尔诺沃城墙下后，未能夺取保加利亚人的首都，在拜占廷军队撤退途中，他们在巴尔干山脉通过隘路时遭到伏击，皇帝本人勉强逃脱了这场灾难。拜占廷人在嗣后进行的缓解保加利亚入侵压力的努力都遭到失败，1194年，拜占廷军队又在亚得里亚堡遭到重创。皇帝于是向其岳父贝拉三世求援，重新确认与匈牙利王朝的友好关系，这一关系由匈牙利人于1192～1193年前后袭击塞尔维亚而一度蒙上yīn影。[165]皇帝在得到匈牙利军队将进行援助的允诺后，正准备亲自率领强大部队再度发动反对保加利亚的战事时，于1195年4月8日被其兄弟阿莱克修斯废黜，瞽目失明。 阿莱克修斯三世（Alexius III，1195～1203年在位）是这个分裂时代的典型人物，在他身上呈现着胆小怯懦和渴求权力的惊人结合。这个愚蠢懦弱的人还是科穆宁王朝那些伟大君主的极为拙劣的模仿者，他选择他们的名字为自己命名，因为安苴利这个名字不够杰出。[166]帝国在依沙克二世时期尽管各种弊端很多，但是尚能凝聚在一起，而现在它却失去了最后的抵抗机会。内部的崩溃逐年变得更加明显，而在外部，1195年的政治变故产生了许多影响深远的后果。 这次帝国皇帝变更的结果对帝国与塞尔维亚的关系影响尤其深刻。嫁给塞36尔维亚王族的尤多西亚的父亲如今成为了帝国皇帝，他毫无疑问要利用其影响促使塞尔维亚统治君主的变更。不久，后者就把王位jiāo给了皇帝的女婿、享有“大贵族元老”头衔的斯蒂芬。1196年3月25日，[167]年迈的奈曼加退位，将王位传给他喜爱的斯蒂芬，自己则隐退为修道士。先居住在塞尔维亚的斯图迪特修道院，后来则去了阿索斯圣山。他最小的儿子萨瓦（Sava）曾在这里隐居禁yù苦修多年。很显然，斯蒂芬的即位将开启拜占廷帝国在塞尔维亚影响的新时代，但是这种事情却没有发生，因为拜占廷政府过于软弱无能，以至于未能从其长期梦寐以求的结果中获得任何好处。在未来几年里，不是塞尔维亚国王的拜占廷岳父，而是罗马教会及其同盟匈牙利在拉斯西亚和波斯尼亚发挥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奈曼加的长子乌坎（Vukan）曾被迫同意被封授泽塔地区，一直感到自己被轻视冷遇，此时依赖匈牙利和罗马公民大会的援助向其弟弟宣战。斯蒂芬尽管有拜占廷帝国的支持，还是打算通过与罗马结盟来挽救局势，他感到君士坦丁堡不太可靠，因此，他与其拜占廷的妻子离婚。但是，乌坎抢先行动了，在匈牙利的支持下，他将其弟驱逐出境，自己控制了政府，而后，他首先于1202年承认教皇最高权威和匈牙利的宗主权。在相邻的波斯尼亚，发生了相同的事变，君主库林（the Ban Kulin）勉强保住了其王位，他宣布伯格米派为异端，接受罗马天主教信仰，并于1203年承认自己为匈牙利的保护国。斯蒂芬不久后又重新夺回王位，但他是在保加利亚，而不是拜占廷帝国的支持下成功的。拜占廷当局对塞尔维亚问题的态度，清楚地表明帝国权威的瓦解是如何迅速：1196年，拜占廷帝国对塞尔维亚王位继承问题作了公开正式表态，但是几年后情况大变，它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出现了一个在罗马和匈牙利影响下的国家。 阿莱克修斯三世希望通过缔结和约，避免与保加利亚发生冲突，但是，保加利亚提出的要求太过分，导致谈判破裂。战争再度bào发，结果对拜占廷帝国极为不利。塞里斯地区于1195年和1196年两度遭到洗劫，拜占廷军队遭到重创，其司令官“大贵族元老”依沙克科穆宁被俘。[168]拜占廷帝国在谈判中由于太傲慢而无法达成和约，其实力太衰弱而无法作战。还有第三种方式可以利用，那就是支持敌国的反对派。1196年，亚森成为其大贵族发动宫廷政变的牺牲品。杀害他的凶手大贵族伊凡科（Ivanko）也未能在首都特尔诺沃长期坚持，因为拜占廷帝国允诺提供的援助始终没有到来，原因还是帝国军队发生了兵变。他被迫将王位留给了彼得，自己逃往君士坦丁堡。彼得继承亚森的王位，但是，1197年被暗杀。 伊凡科在君士坦丁堡受到礼遇，被任命为腓力普堡的总督。而后，他又被委任为派去打击保加利亚的拜占廷军队司令，但是阿莱克修斯三世信任地把帝国反对保加利亚战争命运jiāo付给他是个错误，这个狡诈的保加利亚大贵族很快就大肆破坏帝国，在罗德配地区建立了自己的公国。在马其顿地区则出现了另外一个更为强大的公国，彼得和亚森原来的同伙、“大都督”多布罗米尔赫里苏斯（thevoivode Dobromir Chrysus）先在斯特鲁马地区自立为王，后来又大肆扩展其势力，进入难以达到的瓦尔达河流域的普罗塞克。他得到拜占廷政府的承认，并与皇帝的一个亲戚结婚。但是，拜占廷帝国很快就不得不对他动武，因为他在保加利亚的支持下大举进攻帝国，其军队穿越马其顿地区，甚至深入到希腊中部地区。拜占廷帝国千方百计通过智谋抓捕到其以前的同盟者伊凡科，后者先前占领的土地重新由帝国控制。另一方面，与多布罗米尔赫里苏斯的斗争时有起伏，最终其公国被沙皇卡罗赞搞垮，他本人则被拜占廷军队将领曼努埃尔卡米基斯（Manuel Camitzes）收编，其领土被罗德配地区的新总督合并，但是马其顿相当大的地区为保加利亚吞并。 沙皇卡罗赞（Kalojan，1197～1207年在位）是彼得和亚森两兄弟的小弟弟，曾一度被送往君士坦丁堡充当人质，此时则成为拜占廷帝国危险的对手。在其强有力的领导下，新保加利亚帝国经历了其第一次强劲迅速的崛起，成为巴尔干半岛最重要的强国，进而成为决定东南欧地区命运的重要力量。其帝国在反拜占廷帝国的斗争中崛起，卡罗赞还设法争取罗马对其合法地位的认可。亚森是由其自己任命的特尔诺沃大主教加冕为国王的，这似乎还不足以确保新王国的合法xìng。加冕权只属于基督教世界的两大中心，罗马和君士坦丁堡，从这两个中心中的任何一个获得的王冠才是合法的。因此，卡罗赞转向罗马，而不转向其敌人，当时正在急剧衰落的拜占廷帝国对此毫不奇怪。这样，在君士坦丁堡陷落前夕，罗马已经控制了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并将其势力范围扩大到巴尔干半岛绝大部分地区。经过长期谈判，卡罗赞正式承认了罗马宗主权。最终的行动发生在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后。1204年11月7日，教皇英诺森三世（Innocent III）派遣枢机主教作为特使前往特尔诺沃，首先加冕保加利亚大主教为保加利亚教会首脑，次日将王冠戴在了卡罗赞头上。 拜占廷帝国在巴尔干半岛的外jiāo政策越来越显得可怜无用，在很大程度上，这是以帝国受到西方极为严重的威胁为背景的。多年来，它的最大难题是与德国皇帝亨利六世（Henry VI）的关系问题。亨利因为与诺曼王国女继承人君士坦斯（Constance）结婚，故在巴巴罗萨去世后不仅继承了其父亲的遗产，而且继承了威廉二世（William II，1189年去世）的遗产。西西里的反对派聚集在威廉二世的侄子坦克雷德周围，他们得到当地库里亚公民大会和拜占廷帝国的支持，但是由于坦克雷德的去世，反对派做鸟兽散。1194年圣诞节，亨利二世在巴勒莫加冕为西西里王国的国王。德国和西西里王国两大势力的合并，对拜占廷帝国构成了致命威胁。西西里合并到日耳曼帝国内，为亨利实现其世界帝国计划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而要实现这一计划的首要和最关键的步骤是征服拜占廷帝国。[169]作为威廉二世的继承人，亨利首先提出收复从第拉修姆到塞萨洛尼基之间地区。1185年诺曼人曾征服过此地，但后来又丧失了，同时要求拜占廷人支付年贡，参与十字军战争，提供拟议中的十字军渡海用的舰队。1195年，拜占廷帝国发生的政权更迭，使帝国的境况进一步恶化。亨利对君士坦丁堡的皇帝宝座垂涎三尺，因为其兄弟腓力普与依沙克二世的女儿伊琳尼（Irene）结婚，所以他作为依沙克的复仇者和被废黜皇帝家族和被瞽目皇帝的保护人，以此为借口征服篡位皇帝阿莱克修斯的计划具有合法xìng。阿莱克修斯三世政府在巨大压力下，尽一切可能满足德国皇帝的要求，被迫缴纳高达16英担黄金的高额年贡。[170]为此，政府向所有地方政府征收“德国”特殊税（），但是，这个被沉重负担压垮，并耗尽实力的国家以前的税收已经达到了极限，它再也没有可能完成征收如此庞大数额的捐税了。拜占廷帝国败落得如此低下，以至于圣使徒教堂皇帝墓地也被挖开，以搜刮其中值钱的装饰物，用来积攒这笔贡金，贿买换取帝国危险敌人的条件。[171]亨利一直屈尊与拜占廷帝国谈判，并曾一度满足于榨干其对手的油水，羞辱其对手。这还是教皇干预的结果，教皇坚持德国皇帝不得进攻君士坦丁堡，作为十字军，他只能以耶路撒冷为其进军目标。教皇充分认识到德国皇帝建立世界帝国的野心，不仅已经威胁到拜占廷帝国的生存，而且注定将极大削弱教廷的影响，因此，他开始采取步骤保护君士坦丁堡这个异端帝国。这并不意味着征服君士坦丁堡计划被放弃了，而只是推迟了一些时日。拜占廷帝国已经被一劈两半：塞浦路斯的阿马尔里克（Amalric）国王和小亚美尼亚的利奥都承认了德国皇帝的宗主权。但是，在对拜占廷帝国毙命的一击落下之前，亨利六世于图50特拉比仲德防御工事全景，该王朝于1204年君士坦丁堡陷落于十字军之手前脱离拜占廷帝国1197年9月去世，其威胁也随之消除。 图50　特拉比仲德防御工事全景，该王朝于1204年君士坦丁堡陷落于十字军之手前脱离拜占廷帝国 “德国”特殊税的废除，在拜占廷帝国激起了极大的亢奋，可怜悲惨的皇帝阿莱克修斯安苴利科穆宁刚刚向日耳曼帝国缴纳了贡金，刚刚还处于从其祖先的坟墓中搜刮妆饰物的极度恐惧中，此时却认为这个时刻是推进其自己的世界帝国权威的吉兆，因此，效仿伟大的科穆宁王朝，向教皇建议建立独一教会和独一帝国之间的联盟。[172]然而，亨利六世的去世只是暂时推迟了西方注定要扼杀衰弱的拜占廷帝国的行动，而帝国的衰弱也吸引着西方的进攻yù望。几年后，这致命的打击来自另一种力量。 在西方，德意志帝国势力也陷于解体，意大利脱离了德国的控制。在德国，亨利的兄弟士瓦本的腓力普（Philip of Swabia）被迫面对以布lún斯维克的奥托（Otto of Brunswick）为首的对立政权。德国皇帝的霸权地位让位于伟大的教皇英诺森三世的权威，这意味着十字军的观念再度占据了西方列强东方政策的首位。教皇并不打算以军事武力征服拜占廷帝国，而是希望通过两大教会的合并统一，使东方教会归属于圣彼得教区，希望它与西方基督教世界一道肩并肩地加入十字军战争。教皇英诺森三世是这次十字军的煽动者，仅次于这位教会的代表的是年迈的威尼斯总督恩里克丹德罗（Doge Enrico Dandolo），他的使命就是指导反对拜占廷帝国的西方力量。丹德罗是伟大的政治家，具有制定深谋远虑的决策的能力，并且完全不为真正的十字军思想所动。他清醒地认识到，若要长久确保威尼斯在东方的主导地位，就只能通过摧毁拜占廷帝国来实现。自阿莱克修斯一世以来，威尼斯享有极为广泛的陆、海特权，无论约翰二世，还是曼努埃尔一世，都未能取缔这些多少有些沉重的让步，而安苴利王朝的皇帝们则公开肯定了这些特权。[173]但是，帝国一再试图摆脱威尼斯梦魇已经带有明显的恶意，而拜占廷民众于1171年和1182年两度自发的反对西方人都形成了极度的不安全感。这个航海共和国始终保持高度的戒备状态，随着君士坦丁堡皇帝的每一次更换，它都要强制取得对其特权新的认可，甚至不惜以武力阻止帝国取消这些特权。与此同时，威尼斯人危险的对手逐步在比萨和热那亚形成，因为拜占廷帝国在其极度困难的情况下，曾向这几个新崛起的意大利航海强国授予极大的特权，以此设法平衡威尼斯的霸权。只要君士坦丁堡的皇帝在，威尼斯就难以确保其垄断地位。惟一的解决方案似乎就是消灭拜占廷帝国，而实现这个目标的最好途径就是参加十字军战争，并引导它征服拜占廷帝国。拜占廷人曾经允许威尼斯人夺取了帝国的海上霸权，现在又将把整个帝国丢给它。 解释第四次十字军转向进攻君士坦丁堡原因的努力一直存在许多意见，[174]但是事实上，这并不是个难题。它是早期发展的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自从两大教会分裂后，特别是自从十字军运动开始以后，敌视拜占廷帝国的情绪就在西方逐渐高涨。伴随着曼努埃尔富有进攻xìng的西方政策和安德罗尼40库斯煽动起来的反对拉丁人的态度，这种敌视情绪转化为公开的敌对。面对着安苴利王朝统治下的拜占廷帝国明显的衰落和孤立无援，西方人的仇视情绪又转变为征服的念头。夺取君士坦丁堡的思想，如同先前诺曼人的合法征服的思想一样，早在参与第二次十字军战争的路易七世的随从中就被议论过，而在弗雷德里克一世巴巴罗萨的第三次十字军期间，这个目标似乎就要实现了，该目标又是巴巴罗萨和诺曼国王的继承人亨利六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83 章 征服计划的核心内容。当威尼斯将其商业和政治利益添加进来后，这个理想就变成了现实。十字军精神的日益世俗化发展，就这样产生出其符合逻辑的结果：十字军变成了一个用来征服东方基督教的工具。这些历史背景的结合促使事态发生了这次转变，并造成了总督的意志战胜了教皇的意愿。 十字军骑士聚集在威尼斯，他们将在此乘坐威尼斯船只前往埃及。由于他们不能支付运输船只的费用，因此同意总督提出的帮助威尼斯夺取被匈牙利人洗劫的扎拉城，以支付运兵船费用的建议。这是十字军偏离其原定目标的第一次转向。为了实现威尼斯的目的，十字军骑士对信仰基督教的匈牙利人开战，尽管匈牙利国王本人已经皈依了基督教，他们仍然不顾扎拉城居民在城头树起的基督受难十字架，于1202年11月猛攻该城。这一幕的确是这次十字军的恰当序幕。第二次转向紧接着第一次转向，与依沙克二世的儿子阿莱克修斯安苴利有密切关联。这个年轻的皇子设法从关押他和其瞎眼的父亲的地牢里逃了出来。他仓皇逃到西方寻求援助，在与英诺森三世会谈无果后，来到士瓦本的腓力普的宫廷。腓力普正在千方百计尽一切可能实现亨利六世的政策目标，他准备全力支持其姐夫阿莱克修斯要求恢复其拜占廷帝国皇帝权力的主张。只是由于国内麻烦他才滞留在家，不能参加十字军，但是他参与了威尼斯与十字军骑士的谈判，希望争取他们对恢复依沙克二世及其儿子皇位的支持。 没有任何事情比腓力普的这个请求更受威尼斯总督和十字军领袖蒙特非拉特的卜尼法斯（Boniface of Montferrat）的欢迎了，后者的家族与东方有很近的血缘关系，他同样准备好要寻找机会干预拜占廷帝国。当十字军在被占领的扎拉城过冬期间，德国国王及其被保护人的信使到达该城，双方关心的事情遂变为现实。阿莱克修斯因为获得各方对其恢复皇位要求的支持，故答应向十字军和威尼斯支付数额极为庞大的金钱，并与教皇达成了妥协，讨论实现两大教会重新统一的可能xìng，保证一旦他恢复了皇权就将大力支持随时发动的新的十字军。绝大多数十字军骑士都被丹德罗和卜尼法斯的意见所说服。诱惑是巨大的，保证十字军战争在夺取君士坦丁堡以后继续进行下去，这也多少使良心感到一些安慰，同时，还要求恢复其拜占廷皇权的阿莱克修斯允诺提供金钱补充。阿莱克修斯来到扎拉与十字军汇合，1203年5月，各方在科孚岛达成了第二次转向的各项安排。6月24日，十字军舰队出现在“万城之女皇”的拜占廷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城下。 图51　12世纪拜占廷帝国的的版图 十字军攻占了加拉大特区后，又冲破了封锁着“黄金角海湾”入口的粗大的铁链，十字军骑士的舰船强行进入码头，同时，城墙也遭到来自陆军骑士的攻击。拜占廷守备部队，特别是瓦兰吉亚人卫队进行了殊死的抵抗，但君士坦丁堡还是于1203年7月17日陷落了。可悲的皇帝阿莱克修斯三世早已携带帝国国库宝藏和皇冠珠宝逃匿。瞎子依沙克二世被重新扶植上台成为皇帝，十字军的被保护人、其子阿莱克修斯四世被加冕为共治皇帝。君士坦丁堡又出现了一个拜占廷政府，但是它只是驻扎在城外的十字军骑士宽容的结果。这种宽容并没有持续多久，因为，事情很快就变得明朗起来，阿莱克修斯四世根本就没有能力履行其在扎拉和科孚岛许下的诺言。阿莱克修斯四世发现自己身处恶魔和深海之间，十字军和威尼斯要求立即付钱，并无情地拒绝了任何拖欠延期的请求，而拜占廷民众转而反对把十字军骑士引入国家，并使他自己和其人民都屈服于拉丁人的皇帝。1204年1月底，君士坦丁堡bào发了新的民众起义，阿莱克修斯四世不仅失去了皇帝宝座，而且丢了xìng命，其父亲不久也死于牢狱之中。皇帝宝座转给了阿莱克修斯三世的女婿和尤多西亚（Eudocia）的丈夫“闷闷不乐的”阿莱克修斯五世杜卡斯（Alexius V Ducas Murtzuphlus），她是塞尔维亚国王的前妻。反对拉丁人的力量再度在拜占廷帝国占了上风，但是它的胜利只是加快了悲剧最后一幕的上演。十字军立即采取武力行动，反对敌视自己的新政府，目标是再度夺取君士坦丁堡，只是这次他们不打算扶植另一个被保护的拜占廷皇帝，而是在拜占廷帝国的废墟上建立他们自己的统治。同年3月，十字军骑士和威尼斯人在君士坦丁堡城下订立协议，具体确定了如何瓜分被征服的帝国和在君士坦丁堡建立拉丁帝国。[175]疯狂的进攻导致了不可避免的结果，1204年4月13日，拜占廷首都陷落于占绝对优势的敌人之手，征服者杀入城内。这样，这个自君士坦丁大帝以来从未被攻克的城市，这个曾多次击退波斯人、阿拉伯人、阿瓦尔人、保加尔人进攻的城市，此时却沦为十字军骑士和威尼斯人肆意掠夺的对象。抢劫和屠杀在城内进行了3天。当时世界上最伟大的文明中心的无数珍贵财宝消失在征服者手中，其中大部分被以绝对野蛮的方式摧毁了。第四次十字军的历史学家写到：“自创世以来从来没有这么多战利品被从城中带走”。[176]一位拜占廷作家则宣称：与这些“其肩膀上扛着基督十字架”的家伙相比，“即便是萨拉森人也显得仁慈可爱”。[177]战利品的分赃之后，紧接着是瓜分拜占廷帝国，这给帝国的崩溃打上了烙印。在此后半个多世纪期间，拜占廷帝国不得不在帝国的偏远省区从事重建工作。 【注释】 [1]Cf.C.Neumann，Griechische Geschichtsschreiber und Geschichtsquellen im 12.Jahrhundert，Leipzig 1888. [2]ed.A.Reifferscheid，2 vols.，Leipzig 1884;new ed.with French trans.and detailed cocomntary by B.Leib，Anne Comnene.Alexiade，Ⅰ-Ⅲ，Paris 1937-45;English trans.by E.Dawes，The Alexias of the Princess Anna Comnena，London 1928.Cf.the detailed study of G.Buckler，Anna Comnena，London 1929. [3]Not his son，as was previously supposed;cf.S.Wittek-De Jongh‘Le César Nicéphore Bryennios，l’historien，et ses ascendants’，B 23（1953），463 ff. [4]H.Grégoire，B 23（1953），469-530 and 25/27（1955/57），881-926，gives a French translation of Bryennius. [5]This manuscript（Vatic gr.163）has been collated with the unsatisfactory CB edition by F.Babos，Symbolae ad historiam textus Cinnami，Budapest 1944. [6]He（and his brother Michael）have been given the ncom of Acominatus incorrectly，as is shown by Stadtmüller，Michael Choniates 274 ff.The origin of this error is wittily explained by Ⅴ.Grcoml，‘De l’origine du nom‘’，EEBS 23（1953），165 ff. [7]There is now a German translation of this work by F.Grabler，Byz，Geschichtsschreiber Ⅶ-Ⅸ，Graz-Vienna-Cologne，1958. [8]On the disputed question as to whether Nicetas Choniates was acquainted with the history of Cinnamus or not，cf.V.Grecu，‘Nicétas Choniatès a-t-il connu l’histoire de Jean Cinnamos?’REB 7（1950），194 ff.，who concludes in the affirmative.On the historical work of Cinnamus and Nicetas Choniates and the question of their mutual relationship，see the important discussion by A.P.Kazdan，‘Esce raz o Kinncom i Nikite Choniate’（Further thoughts on Cinnamus and Nicetas Choniates）BS 24（1963），4-31. [9]F.Uspenskij，Vizantijskij pisatel’Nikita Akominat iz Chon（The Byzantine writer Nicetas Acominatus from Chonae）（1874），140 ff.，questions the authorship of Nicetas Choniates，but on insufficient grounds.Cf.V.Grecu，‘Autour du De signis de Nicétas Choniate’，REB 6（1948），58 ff.，who considers the work was written by Nicetas Choniates and was a part of his history. [10]New edition with introduction and cocomntary by S.Kyriakides，Eustazio di Tessalonica，La espugnazione di Tessalonica（with an Italian translation by V.Rotolo），Palemo 1961.German translation with introduction and cocomntary by H.Hunger，in Byz.Geschichtsschreiber Ⅲ，Graz-Vienna-Cologne 1955.On Eustathius’life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his work cf.K.Bonis，，Thessalonica 1950. [11]Recent editions are-Geoffrey de Villehardouin，La conquête de Constantinople，ed.and trans.E.Faral，Ⅰ-Ⅱ，Paris 1938，1939;Robert de Clari，La conquête de Constantinople，trans.P.Charlot，Paris 1939. [12]Cf.for instance，the summary in Bréhier，L’Eglise et l’Orient au Moyen Age.Les croisades（1921），p.1 ff. [13]The text may be found conveniently appended to Anna Comnena Ⅱ，573-6，CB（=Migne，PG 131，564-8，and PL 155，466-70）。 [14]Cf.Chalandon，Alexis Ⅰ，325 ff.；Dolger，Rge.1152;Vasiliev，History 386 ff.Grousset，Histoire des croisades et du royacom franc de Jérusalem Ⅰ（1934），1 f.C.Erdmann，Die Entstehung des Kreuzzugsgedankens（1935），365，note 7，makes out a very good case for considering that the forgery was first made in the years 1105-6 and was used as part of Bohemund of Antioch’s propaganda to stir up a crusade against Byzantium.A similar view is found in E.Joranson，‘The Problem of the Spurious Letter of Emperor Alexius to the Count of Flanders’，Am.Hist.Rev.55（1950），811 ff.who gives an English trans.of the letter and a detailed survey of the older literature on the subject. [15]ed.F.Sisic，Letopis popa Dukljanina（The chronicle of the Priest of Doclea），Belgrade 1928，with an old Italian and a Croat trans.and a most valuable historical cocomntary.Cf.also the ed.（based on Sisic）with good cocomntary and modern Serbo-Croat trans.by Ⅴ.Mosin，Ljetopis popa Dukljanina，Zagreb 1950. [16]ed.V.Corovic，Spisi sv.Save（The writings of St.Sava）（1928），151 ff.；P.J.Safarik，Pamatky drěvniho písemnictvi Jihosl.（Memorials of ancient South Slav literature）（1873），1 ff.；German translation and cocomntary by S.Hafner，Stefan Nemanja nach den Viten des hl.Sava und Stefans des Erstgekronten，Graz-Vienna-Cologne 1962. [17]ed.Danicic，1860 and 1865. [18]Migne，PG 126;cf.Uspenskij，Obrazovanie 1-58 and Appendix 10-20，25-9;Vasiljevskij，Pecenegi 134-49 and MNP 204（1879），144-217，318-48;Zlatarski，Istorija Ⅱ，262-350;Xanalatos，Beitrage.Bulgarian trans.of the letters by Mitrop.Scomon，‘Prevod na pismata na Teofilakta Ochridski，archiepiskop buulgarski’（Translation of the letters of Theophylact of Ochrida，Archbishop in Bulgaria），Sbornik na Buulg.Akad.na Naukite 27（1931），1-279.Cf.the important preliminary notes on the pressing need for a new critical edition by A.Leroy-Molinghen，‘Prolégomènes à uneédition critique des Lettres de Théophylacte de Bulgarie’，B 13（1938），253 ff. [19]Migne，PG 133，1003-1424.On the other editions，the manuscript tradition and bibliography on the problem of Prodromus cf.the comprehensive survey by Moravcsik，Byzantinoturcica Ⅰ，（2 nd ed.），522 ff. [20]W.Regel，Fontes rerum byzantinarum Ⅰ，1（1892），131-82;Ⅰ，2（1917），183-228（fasc.2 is inaccessible tocom）。 [21]Edited with a cocomntary by R.Browning，‘A New Source on Byzantine-Hungarian Relations in the Twelfth Century’，Balkan Studies 2（1961），173 ff.Cf.also P.Wirth，‘Das bislang erste literarische Zeugnis für die Stephanskrone’，BZ 52（1960），79 ff. [22]ed.V.Vasiljevskij，ⅤⅤⅠ（1892），55-132，with Russian trans.and a valuable introduction. [23]ed.K.Konrna，‘Das Hodoiporikon des Konstantin Manasses’，BZ 13（1904），313-55. [24]Tafel，Eustathii opuscula，1832（where several letters of M.Psellu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84 章 s are attributed to him;cf.K.Sathas，，30，67;Ⅴ，75）；idem，De Thessalonica eiusque agro（1839），401-39，reprinted in Migne，PG 135 and 136.Seven political orations of Eustathius，two already edited by Tafel，and five hitherto unknown，are published by Regel，Fontes rerum byz.Ⅰ，1（1892），1-131. [25]ed.with full discussion by M.Bachmann，Die Rede des Johannes Syropulos an den Kaiser Isaak Ⅱ.Angelos，Diss.Munich 1935.He also considers in detail the orations made in 1193 by Sergius Colybas and George Tornices（ed.Regel，Fontes rerum byz.Ⅰ，2）.Cf.also J.Dujcev，Proucvanija vurchu bulgarskoto srednovekovie（Studies in the Bulgarian middle ages），Sofia 1945，52 ff. [26]K.Sathas，。Ⅰ（1872），73-136;Uspenskij，Obrazovanie，Appendix 39 f.；Miller，Recueil des hist.grecs des croisades Ⅱ（1881），496-502，615-19，737-41. [27]Sp.Lampros，，2 vols.，Athens 1879-80.Cf.also the excellent work of Stadtmüller，Michael Choniates，where there is a new edition of the importantcommorandum（）to Alexius Ⅲ（pp.283-6）。 [28]Zepos，Jus.Ⅰ，326 ff.；on the chronology cf.Dolger，Reg.1245. [29]Tafel and Thomas Ⅰ[814-1205]。 [30]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obert Guiscard’s campaign against Byzantium and certain parts of the Chanson de Roland has been admirably brought out by H.Crégoire，‘La Chanson de Roland de l’an 1085’，Bull.de l’Acad.de Belgique 25（1939），211 ff.，and H.Grégoire et R.de Keyser，‘La Chanson de Roland et Byzance，ou de l’utilitédu grec pour les romanistes’，B 14（1939），265 ff.，689 ff. [31]Tafel and Thomas Ⅰ，51 ff.；Dolger，Reg.1081.Cf.Heyd，Cocomrce du Levant Ⅰ，118 ff.；Kretschmayr，Venedig Ⅰ，161 ff. [32]Cf.Jirecek，Die Bedeutung von Ragusa in der Handelsgeschichte des Mittelalters（1899），9 and 50;Sisic，Geschichte 308 ff;Ferluga，Viz uprava u Dalmaciji，123. [33]Cf.Jirecek，Geschichte Ⅰ，237 f.；Stanojevic，Istorija Srpskoga Naroda3（History of the Serbian people）（1926），75 ff.；Istorija naroda Jugoslavije Ⅰ（1953），248 ff. [34]There is an important series of articles on the Cumans by D.Rasovskij，Sem.Kond.7（1935），245 ff.；8（1936），161 ff.；9（1937），71 ff.；10（1938），155 ff.；for further bibliography cf.Moravcsik，Byzantinoturcica Ⅰ，2 nd ed.，92 ff. [35]Cf.B.Leib，Alexiade Ⅱ，141，n.3;M.Gyoni，‘Le nom dedans l’Alexiade d’Anne Comnène’，BZ 44（1951）（Dolger-Festschrift），243，note 1. [36]Alexias Ⅱ，16，15（ed.Reifferscheid）；Ⅱ，144，2（ed.Leib）。 [37]M.Mathieu，‘Les Faux Diogènes’，B 22（1952），133 ff. [38]Cf.above，p.353，under Sources.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Alexius Ⅰ and Robert of Flanders cf.the interesting article by F.L.Ganshof，‘Robert le Frison et Alexis Comnène’，B 31（1961），57 ff.The excellent troops which Count Robert did in fact send fought in the service of Byzantium at Niccomdia and also seem to have taken part in the battle at Mt.Levunion. [39]Cf.W.Holtzmann，‘Studien zur Orientpolitik des Reformpapsttums und zur Entstehung des ersten Kreuzzuges’，Hist.Vierteljahrsschr.22（1924），167 ff.，and‘Die Unionsverhandlungen zwischen Kaiser Alexios Ⅰ.und Papst Urban Ⅱ.im Jahre 1089’，BZ 28（1928），38 ff. [40]It was Chalandon，Alexis Ⅰ，who pointed out that，contrary to older opinion，the Byzantine Emperor never invited the West to embark on a crusade，and that this was not only a complete surprise to him but exceedingly inopportune.This view has been accepted by most scholars，including a recent historian of the first crusade，Runciman，Crusades Ⅰ，116 ff.On the other hand P.Charanis，‘Byzantium，the West，and the Origin of the First Crusade’，B 19（1949），17 ff.，and‘Aims of the Medieval Crusades and how they were viewed by Byzantium’，Church History 21，2（1952），3 ff.，uses the evidence of the Synopsis Sathas（Theodore Scutariotes）which seems to indicate that the Byzantine Emperor launched the crusade by an appeal to Urban Ⅱ.It is，however，a question here of scomthing which is in fact a later and pro-Latin source.But cf.the note by D.C.Munro，‘Did the Emperor Alexius Ⅰask for aid at the Council of Piacenza 1095?’Am.Hist.Rev.27（1922），731 ff.For criticism of Charanis，cf.also P.Lcomrle，‘Byzance et la Croisade’，Relazioni di Ⅹ Congresso Intern.di Scienze Storiche，Rcom，1955，Ⅲ，600 f.，n.3.In any case，the point is not whether Alexius Ⅰ did，or did not，ask the West for help，for there is no doubt that he had done so tcom and again.The real problem is the kind of help which he had in mind：did he want auxiliary troops for his Empire，or did he wish to kindle a crusade?To attribute this latter plan to the Byzantine Emperor would be to credit him with an intention he could never have had，and，moreover，to ignore the fact that the crusading movcomnt was the outccom of Western develocomnt and feeling. [41]Dolger，Reg.1196，1200，1202，1203.On the purely western character of the feud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rusaders and the Emperor Alexius，cf.J.Ferluga，‘La ligesse dans l’Empire byzantin’，ZRVI 7（1961），104 ff. [42]Cf.Runciman，Crusades Ⅰ，301 ff.；J.H.Hill，‘Raymond of Saint Gilles in Urban’s Plan of Greek and Latin Friendship’，Speculum 26（1951），265 ff.；J.H.Hill-L.L.Hill，‘The Convention of Alexius Comnenus and Raymond of Saint Gilles’，Am.Hist.Rev.58（1953），322 ff. [43]Cf.C.Erdmann，Die Entstehung des Kreuzzugsgedankens（1935）；E.Joranson，‘The Problem of the Spurious Letter of Emperor Alexius to the Count of Flanders’，Am.Hist.Rev.55（1950），820 ff.Cf.also p.354，note 1. [44]The text of this doccomnt，which is of great constitutional importance，is given in Anna Comnena，Alexiad，Ⅱ，209 ff.（ed.Reifferscheid）；Ⅲ，125 ff.（ed.Leib）；Dolger，Reg.1243.A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treaty is given by J.Ferluga，‘La ligesse dans l’Empire byzantin’，ZRVI 7（1961），99 ff. [45]Miklosich-Müller Ⅲ，9 ff.；Dolger，Reg.1254 and 1255. [46]Cf.Stein，‘Untersuchungen’29 ff.；Bréhier，Institutions 138 ff. [47]The statcomnts of Stein on the use of the title of dux（‘Untersuchungen’21 ff.）should be corrected in the light of what has been said，for he overlooks the fact that by the end of the tenth century the governor-generals of the most important Byzantine thcoms had regularly had this title and that since then there was a distinct difference of rank between the dux，the catepan and the strategus，as Skabalanovic，Viz.gosudarstvo 187 ff.had already pointed out.Cf.above，p.311 f.Cf.also the well-doccomnted study by Glykatzi-Ahrweiler，Recherches 52 ff. [48]Cf.Stein，‘Untersuchungen’57.R.Guilland，‘Etudes de titulature et de prosopographie byzantines.Les chefs de la marine byzantine：Drongaire de la flotte，Grand Drongaire de la Flotte，Mégaduc’，BZ 44（1951）（Dolger-Festschrift），222 ff.，gives a very thorough account of all the holders of this office known from the sources. [49]Stein，‘Untersuchungen’50 f.and 56 f.；R.Guilland，‘Le grand dcomsticat à Byzance’，EO 37（1938），53-64;V.Laurent，‘Le grand dcomsticat.Notes complcomntaires’，ibid.65-72. [50]Cf.Ch.Diehl，‘Un haut fonctionnaire byzantin，le logothète，Mélanges Jorga（1933），217 ff.；cf.the review of this by G.Stadtmüller，BZ 34（1934），373 ff. [51]Cf.H.G.Beck，‘Der byzantinische“Ministerprasident”’，BZ 48（1955），321 ff. [52]From the period of Alexius Ⅰ，in addition to the sterling gold nomisma，six different types of nomismata minted in various kinds ofcomtal have been preserved，cf.Wroth，Byz.Coins Ⅰ，pl.LⅩⅠ　Iand Ⅱ，540 ff. [53]In actual fact the Byzantine nomisma sank still lower in value.The important imperial rulings（）on the questions raised by the tax collectors on this matter are given in Zepos，Jus Ⅰ，319 ff.Cf.Vasiljevskij，‘Materialy’，vol.210，385 ff.；Chalandon，Alexis I，320 ff.；Ostrogorsky，‘Steuergcominde’63 ff.；Dolger，Reg.1230，1234，1245，1246，1247. [54]Zepos，Jus Ⅰ，334.Cf.Dolger，Finanzverwaltung 75. [55]Cf.also the lengthy lists of different kinds of tax and of pacomnts in kind in Alexius I’s charters，Miklosich-Müller Ⅵ，27 f.，47 f. [56]Cf.the encomrations in the doccomnts of Alexius Ⅰ of May 1086 and April 1088，Rouillard-Collomp，Actes de Lavra Ⅰ，111，and Miklosich-Müller Ⅵ，47.Cf.also the interesting information about the racial composition of the Byzantine army in the seventies and eighties of the eleventh century given by A.A.Vasiliev，‘The Anglo-Saxon Immigration to Byzantium’，Annales de l’Inst.Kondakov 9（1937），58 f. [57]Cf.Ostrogorsky，Féodalité，26 ff. [58]Byzantine sources do not provide direct evidence on this，but the ncomrous and precise references in the Chronicle of the Morea，and in the Venetian doccomnts for the district of Scadar，point to this conclusion.Cf.Ostrogorsky，La féodalité57 ff.and 237 ff. [59]In Theophylact of Ochrida，Migne，P.G.126，532 f.，it is significant that the recruits are called;for further information cf.Mutafciev，Vojniski zemi 53 ff.，and Xanalatos，Beitrage 44 ff. [60]Charanis，‘Monastic Properties’90，makes many excellent observations on the question of the pronoia，but he is in error when he believes that the peasant population could keep their independence on a pronoia estate;cf.also Charanis，‘On the Social Structure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in the Thirteenth Century and later’，BS 12（1951），142，152 f.On this，however，cf.Dolger，BZ 45（1952），476;Ostrogorsky，La féodalité，71 ff.et passim. [61]Cf.Ostrogorsky，La féodalité，La 187 ff. [62]F.Uspenskij，‘Mnenija i postanovlenija konstantinop.pcomstnych soborov Ⅺ i Ⅻ v.o razdace cerkovnych imuscestv’（Opinions and rulings of the local synods of Constantinople of the eleventh and twelfth centuries on the granting of ecclesiastical property），Izv.Russk.Archeol.Inst.v K/pole 5（1900），1 ff.Cf.also Vasiljevskij，‘Material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85 章 y’，vol.202，400 ff.；Ferradou，Des biens des monastéres à Byzance（1896），233 ff.；W.Nissen，Die Diataxis des Michael Attaleiates von 1077（1894），52 ff.；Chalandon，Alexis Ⅰ，ⅩⅩⅤⅢ ff.，233 ff.；Xanalatos，Beitrage 32 ff.；Charanis，‘Monastic Properties’，72 ff. [63]This was rightly pointed out by Chalandon，Alexis Ⅰ，283.It is often maintained by scholars，including Chalandon，that the Charisticium system was associated with the antimonasticcomasures of the iconoclasts.This is not，however，the case，for the system was not in itself characterized by hostility to monasticism. [64]Cf.the homily against the practice of granting charisticia by John，the Patriarch of Antioch，a contemporary of Alexius Ⅰ-his allusion to the iconoclasts here is naturally only polemic;Migne，PG 132，1117 ff.（cf.Chalandon，Alexis Ⅰ，p.ⅩⅩⅧ f.）.Balsamon，however，disapproved of this homily，and Eustathius of Thessalonica also supported the system of charisticia. [65]Zepos，Jus Ⅰ，302 ff.；Dolger，Reg.1085.For an analysis of this decree and its disputed chronology cf.V.Grcoml，‘L’affaire de Léon de Chalcédoine.Le chrysobulle d’Alexis Ier sur les objets sacrés’，EB 2（1944），126 ff. [66]Cf.Grcoml，p.cit.131 ff. [67]Cf.D.Angelov，Der Bogomilismus auf dem Gebiet des byzantinischen Reiches（1948），12 ff.and passim;S.Runciman，The Medieval Manichee（1946），69 ff.；D.Obolensky，The Bogomils（1948），197 ff. [68]Cf.F.Uspenskij，‘Deloproizvodstvo po obvineniju Ioanna Itala v eresi’（The proceedings against John Italus for heresy），Izv.Russk.Archeol.Inst.v K/pole 2（1897），38 ff.，and Ocerki 146 ff.；Hussey，Church and Learning 89 ff.；S.Salaville，‘Philosophie et Théologie ouépisodes scolastiques à Byzance de 1059 à 1117’，EO 29（1930），141 ff.；P.E.Stephanou，Jean Italos，ibid.32（1933），413 ff.，and particularly Jean Italos，philosophe et humaniste（Orient.Christ.Anal.134，1949）；J.Dujcev，‘L’umanesimo di Giovani Italo’，Studi biz.e neoell.5（1939），432 ff.；B.Tatakis，La philosophie byzantine，Paris 1949，210 ff.；P.Joannou，Christliche Metaphysik in Byzanz Ⅰ.Die Illuminationslehre des Michael Psellos und Joannes Italos，Ettal 1956. [69]Cf.the ncomrous doccomnts in which Alexius I bestowed privileges and gifts on Christodoulus and his monastery of St.John Baptist on Patmos，Dolger，Reg.1123，1139，1141，1147，1150，1153，1170，1214. [70]To explain Byzantine feudalism in terms of borrowing from the West is completely untenable，even though scholars have often advanced this view and still do so.For the opposite view cf.D.Angelov，‘Feodalizmut vuv Vizantija’（Feudalism in Byzantium），Istor.Pregled 2（1946/47），217 ff.；M.J.Sjuzjumov，‘K voprosu ob osobennostjach genezisa i razvitija feodalizma v Vizantii’（On the question of the genesis and develocomnt of feudalism in Byzantium），ⅤⅤ17（1960），3 ff. [71]Yet the two-way contract between lord and man which was characteristic of Western feudalism would have been inconceivable between Emperor and subject in Byzantium.Cf.，however，N.Svoronos，‘Le secomnt de fidélité à l’empereur byzantin et sa signification constitutionelle’，REB 9（1951），106 ff.；J.Ferluga，‘La ligesse dans l’Empire byzantin’，ZRVI 7（1961）。 [72]In the acclamations at court ceremonies Anna Comnena and her betrothed were ncomd together with the Emperor and the Empress，Alexias Ⅰ，204，8（ed.Reifferscheid）；Ⅱ，62，13（ed.Leib）。 [73]Chalandon，Alexis I，371 ff.，has shown the connection between Alexius I’s recognition of John Comnenus as heir and his dissension with the Ducas family. [74]Cf.the brilliant essays by Ch.Diehl on Anna Comnena，Figures Ⅱ，26-52;on Irene Ducas，ibid.53-85;and on Anna Dalassena，ibid.Ⅰ，317-42. [75]Nic.Choniates 63 f. [76]Tafel and Thomas Ⅰ，96;Dolger，Reg.1304. [77]On the chronology cf.E.Kurtz，‘Unedierte Texte aus der Zeit des Kaisers Johannes Komnenos’，BZ 16（1907），86. [78]Nic.Choniates 23. [79]For the uncertain chronology of these events cf.B.Radojcic，‘O hronologiji ugarsko-vizantijskih borbi i ustanku Srba za vrcom Jovana Ⅱ Komnina’（On the chronology of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Hungarians and Byzantium and the revolt of Serbia during the tcom of John Ⅱ Comnenus），ZRVI 7（1961），177 ff.But see also A.P.Kazdan，Voprosy istorii 1962，no.2，p.202. [80]Cf.N.Adontz，‘L’aieul des Roubéniens’，B 10（1935），185 ff. [81]Chalandon，Les Commènes Ⅱ，110 ff.，119 ff. [82]Chalandon，Domination normande Ⅱ，1 ff.；Caspar，Roger Ⅱ.und die Gründung der normannisch-sizilianischen Monarchie（1904）。 [83]Dolger，Reg.1312. [84]According to R.Browning，‘The Death of John Ⅱ Comnenus’，B 31（1961），229 ff.，his death was probably no accident but assassination. [85]Chalandon，Les Comnènes Ⅱ，200 ff.，226 ff.；Ch.Diehl，La sociétébyzantine à l’époque des Comnènes（1919），13 ff.，23 ff. [86]Cinnamus，77，states that there had actually been an acomd clash between Germans and Byzantines before Constantinople，thus showing how ticklish the situation had beccom.In opposition to Kugler，Studien zur Gesch.d.zweiten Kreuzzuges（1866），36 ff.，and Analekten zur Gesch.d.zweiten Kreuzzuges（1878），60 ff.，Giesebrecht，Gesch.d.deutschen Kaiserzeit Ⅳ（1877），479 ff.，and Kap-Herr，Kaiser Manuel 16 ff.deny any importance to Cinnamus’information and in particular to his account of the exchange of letters between Manuel and Conrad Ⅲ.This scepticism is rightly repudiated by Chalandon，Les Comnènes Ⅱ，279.Cf.also Dolger，Reg.1360. [87]Manuel’s letters to Pope Eugenius Ⅲ of August 1146 and March 1147 were characteristic on this.Cf.W.Ohnsorge，‘Ein Beitrag zur Geschichte Manuels Ⅰ.von Byzanz’，Brackmann-Festschrift（1931），371 ff.，and V.Grcoml，‘Au seuil de la deuxicom croisade：deux letters de Manuel Comnène au pape’，EB 3（1945），142 ff.In the second letter Manuel was，however，silent on the question of exacting an oath of allegiance from the kings of France and Germany. [88]The most recent detailed accounts of the second crusade are given by Runciman，Crusades Ⅱ，264 ff.and in Setton，Crusades Ⅰ，463 ff.Cf.also P.Lamma，Comneni e Staufer Ⅰ（1955），56 ff. [89]Chalandon，Les Comnènes Ⅱ，317 ff.，and Domination normande Ⅱ，136 f. [90]Ⅴ.Vasiljevskij，‘Sojuz dvuch imperij’（The alliance of the two Empires），Trudy Ⅳ，45 ff.Cf.also G.Vernadskij，‘Relations byzantino-russes au Ⅻe siècle’，B 4（1927-8），269 ff. [91]Cf.A.Vasiliev，‘Manuel Comnenus and Henry Plantagenet’，BZ 29（1929-30），233 ff. [92]Cf.Chalandon，Les Comnènes Ⅱ，349 ff.，and‘The Later Comneni’，CMH Ⅳ，369. [93]Sp.Lampros，11（1914），109-11=Theiner-Miklosich，Moncomnta spectant a ad unionem ecclesiarum graecae et romanae（1872），4-6;Dolger，Reg，1303.On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date（1141，not 1126）cf.J.Haller，Das Papsttum Ⅱ，2（1939），555.What the Emperor John is expounding here is not indeedcomre‘généralités sur les bienfaits de la réunion’，as Chalandon says（Les Comnénes Ⅱ，163），but rather an extensive political progracom for establishing universal Roman sovereignty under the Byzantine sceptre. [94]When J.Haller，loc.cit.，thinks that Manuel‘originally attempted no more than the recovery of Apulia and Calabria and a base in Ancona against the Venetians who were troubling him’，he fails to recognize the real goal of Manuel’s policy and the traditional imperial struggle for universal rule which he personified.But admittedly he qualifies his statcomnt by his use of the word‘originally’。 [95]Cinnamus 186，16. [96]Cinnamus 182，13. [97]Eustathius of Thessalonica，ed.Regel，Fontes rerum byzantinarum Ⅰ（1892），39.Even in the tcom of Baldwin’s successor there was an inscription dating from 1169 in the Church of the Nativity at Bethlehem giving first‘the great Emperor Manuel Comnenus the Porphyrogenitus’，and then after him‘the great king of Jerusalem Amalric’.Cf.Vincent and Abel，Bethléem：Le sanctuaire de la Nativité（1914），157 ff.；G.de Jerphanion，OCP 1（1935），239 ff.；Chalandon，Les Comnènes Ⅱ，449;Vasiliev，History 427. [98]Cinnamus 187 f. [99]Cf.G.Ostrogorsky，‘Die byzantinische Staatenhierarchie’，Sem.Kond.8（1936），56. [100]Cf.Gy.Moravcsik，‘Pour une alliance byzantino-hongroise’，B 8（1933），555 ff.；F.Dolger，‘Ungarn in der byzantinischen Reichspolitik’，Archivum Europae Centro-orient.8（1942），pt.3-4，5 ff. [101]As Cinnamus 223 says，Vladislav was Manuel’（cf.also Vincent of Prague，M.G.H.SS.ⅩⅦ，681）.In the view of the Byzantine historian this feudal expression was the scom as a voluntary servant，。 [102]Dolger，Reg.1455.Cf.Sisic，Povijest Ⅱ，80 ff. [103]Cf.Sisic，Povijest Ⅱ，91. [104]Cf.Gy.Moravcsik，‘Pour une alliance byzantino-hongroise’，B 8（1933），555 ff.；F.Dolger，‘Ungarn in der byzantinischen Reichspolitik’，Archivum Europae centroorientalis 8（1942），pt.3-4，5 ff. [105]Cf.G.Ostrogorsky，‘Urum-Despotes.Die Anfange der Despoteswürde in Byzanz’，BZ 44（1951）（Dolger-Festschrift），448 ff.R.Guilland，‘Etudes sur l’histoire administrative de l’Empire byzantine.Le despote’，REB 17（1959），52 ff.；Ferjancic，Despoti，27 ff. [106]On the chronology cf.V.Corovic，‘Pitanje o hronologiji u delima sv.Save’（Problems of chronology in the writings of St.Sava），Godisnjica N.cupica 49（1940），1 ff.，and 43 ff.，and esp.R.Novakovic，Istor.glasnik 3/4（1958），165 ff. [107]Cinnamus 287. [108]Eustathius of Thessalonica，ed.Regel，Fontes rerum byz.Ⅰ，43 ff.；Const.Manasses，ed.Kurtz，ⅤⅤ12（1906），89，44 ff. [109]Cf.Grabar，Empereur 40 ff.，84，with information on the sources. [110]Dolger，Reg.1488，1497，1498（Genoa），1499（Pisa）。 [111]Nic.Choniates 225 certainly maintains that the conclusion of an alliance between V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86 章 enice and the Norman king William Ⅱ compelled Manuel to give in and induced him to restore their privileges to the Venetians and to compensate them for any loss.But the Chronicle of Andreas Dandolo（Muratori Ⅻ，309）and the anonymous history of the doges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thirteenth century（MGH.SS.ⅪⅤ，92）say that relations between Venice and Byzantium were not restored until Andronicus Ⅰ.Most scholars，including Chalandon，Les Commènes Ⅱ，592，Heyd，Cocomrce du Levant Ⅰ，220，Kretschmayr，Venedig Ⅰ，261，and others，have given preference to Nic.Choniates（as I myself did）.The case for believing the Venetian sources to be more reliable was put by F.Cognasso，Partiti politici e lotte dinastiche in Bizanzio alla morte di Manuele Comneno，Turin 1912，294 ff.Without knowing Cognasso’s work，N.P.Sokolov has now put this point of view most convincingly in‘K voprosu o vzaimootnosenijach Vizantii i Venecii v poslednie gody pravlenija Komninov’（On the question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Byzantium and Venice in the last years of the Comneni），ⅤⅤ5（1952），139 ff.，on the basis of the Doccomnti del cocomrcio veneziano，ed.della Rocca e Lombardo，Ⅰ-Ⅱ，Turin 1940. [112]This has been well dealt with by Kap-Herr，Kaiser Manuel 90 ff.，though in other respects his account must be treated with caution. [113]Nic.Choniates 391 f. [114]Cf.W.Ohnsorge，‘Ein Beitrag zur Geschichte Manuels Ⅰ.von Byzanz’，Brackmann-Festschrift（1931），371 ff. [115]Dolger，Reg.1446. [116]Cf.A.Vasiliev，‘Das genaue Datum der Schlacht von Myriokephalon’，BZ 27（1927），288 ff. [117]Nic.Choniates 248;cf.also Manuel’s letter to the English king Henry Ⅱ，Roger of Hovedene（ed.W.Stubbs），Ⅱ，102-4（English trans.in A.Vasiliev，‘Manuel Comnenus and Henry Plantagenet’，BZ 29（1929-30），237-40）.P.Wirth，‘Kaiser Manuel Komnenos und die Ostgrenze，Rückeroberung und Wiederaufbau der Festung Dorylaion’，BZ 55（1962），22 ff.，asscoms that after the battle of Myriocephalon，Manuel Ⅰ had to under-take to evacuate Dorylaeum.If so，then towards the end of the reign of Manuel the eastern frontier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must have been considerably further west than was previously supposed，and than is shown in our map of the Empire under the Comneni. [118]Printed in Kap-Herr，Kaiser Manuel 156 f. [119]On the Patzinaks cf.Cinnamus 8;on the Serbs，Nic.Choniates 23，。 [120]Cinnamus 103. [121]Cinnamus 120. [122]Nic.Choniates 273;on this cf.Ostrogorsky，La féodalité28 ff. [123]Zepos，Jus Ⅰ，381 ff.；Dolger，Reg.1418 and 1419.Nic.Choniates 270 f.and Cinnamus 276 alsocomntion thesecomasures;cf.Charanis，‘Monastic Properties’82 ff. [124]Dolger，Reg.1333 and 1398.The two decrees are onlycomntioned in Balsamon（Rhalles-Potles Ⅱ，653）.On the basis of the indictions given Dolger puts the first decree in either September 1143 or 1158 or 1173，and its re-issue in the February of either 1156 or 1170.Obviously 1173 can be eliminated for the first decree，and in all probability this was issued in September 1158，soon after the order of March 1158 forbidding any further increase in monastic property，and the second decree would then fall in February 1170. [125]Cf.the characteristic formula of immunity in the chrysobull of May 1158 issued to monasteries in Constantinople and its environs，‘Thus my imperial majesty desires that all real estate of the aforcomntioned monasteries is to be regarded as outside the control and authority of the practors，and as the practors have no right to exact dues or anything else in thcoms not subordinated to them，similarly the practors of the thcom in which the real estate lies shall not be regarded as practors in so far as this real estate is concerned’（Zepos，Jus Ⅰ，384）。 [126]Nic.Choniates 272 f. [127]Scylitzes-Cedren.Ⅱ，652. [128]Nic.Choniates 273. [129]Nic.Choniates 265 f. [130]Cinnamus 275;Dolger，Reg.1476;Chalandon，Les Comnènes Ⅱ，611 f.；A.Hadjinicolaou-Marava，Recherches sur la vie des esclaves dans le Monde Byzantin，Athens 1950，54 ff.，94 ff. [131]Diehl，Figures Ⅱ，68 ff.，gives a lively biography and a vivid character study of Andronicus. [132]Eustathius of Thessalonica，Opuscula，ed.Tafel，270 ff.，observes that Andronicus was by nature so full of contradictions that he could be given the highest praise or the most severe blcom according to which side of his character was being looked at.This is borne out by the account given by the oustanding historian of the day，Nicetas Choniates，where the greatest admiration is found side by side with horror and revulsion.In any case，his scomthat naive descriptions are probably nearer the historical truth than the representations of most modern historians who either regard Andronicus as a tyrant or else try to whitewash his misdeeds. [133]Nic.Choniates 430. [134]Nic.Choniates 422.These general statcomnts of Nicetas Choniates should be compared with the similar information given by his brother Michael Choniates，the Metropolitan of Athens，whose letters and speeches throw light on local conditions in the see of Athens（Mich.Chon.ed.Lampros Ⅰ，142 ff.，157 ff.；Ⅱ，54）。 [135]Nic.Choniates 423 ff. [136]Nic.Choniates 424. [137]M.J.Sjuzjumov，‘Vnutrennjaja politika Andronika Komnina i razgrom prigorodov Konstantinopolja v 1187 godu’（The internal policy of Andronicus Comnenus and the destruction of the suburbs of Constantinople in the year 1187），ⅤⅤ12（1957），64 f.，believes，on the basis of insufficient evidence，that it is possible to speak of the abandocomnt of the pronoia system under Andronicus.On the other hand，he does not agree that Andronicus’reign of terror was directed against the aristocracy as such.Neither is he convincing in his thesis that the policy of Andronicus served the interests of the business classes of Constantinople. [138]The sources have been collected by N.Radojcic，Dva posljednja Komnena na carigradskom prijestolu（The last two Comneni on the throne of Constantinople），1907，25，note 3. [139]Gy.Moravcsik，‘Pour une alliance byzantino-hongroise’，B 8（1933），555 ff.，makes scom interesting observations on the policy of Bela Ⅲ，but he seems to go too far when he attributes to the Hungarian king the intention of gaining the Byzantine imperial throne and putting into practice Manuel’s plan for a political union of Byzantium and Hungary by action from the Hungarian side. [140]Cf.Jirecek，Geschichte Ⅰ，264 ff. [141]Wroth，Byz.Coins Ⅱ，597 f. [142]There seems no reason to doubt the fact of the treaty with Saladincomntioned in the Annales Reichersperg.，M.G.H.SS.ⅩⅩⅦ，511（Dolger，Reg.1563）.Cf.C.M.Brand，‘The Byzantines and Saladin，1185-92.Opponents of the Third Crusade’，Speculum 37（1962），167 ff.，181. [143]Cf.above，p.389，note 2.The return to normal trading relations with Venice does not justify the conclusion that Andronicus had completely abandoned his anti-Latin policy-as is asserted by F.Cognasso，Partiti politici e lotte dinastiche in Bizanzio alla morte di Manuele Comneno（1912）294 ff.and‘Un imperatore bizantino della decadenza：Isacco Ⅱ Angelo’，Bessarione 19（1915），44 ff.This is rightly pointed out by M.J.Sjuzjumov，‘Vnutrennjaja politika Andronika Komnina’，ⅤⅤ12（1957）66，against the view of M.Frejdenberg，K istorii klassovoj bor’by v Vizantii v Ⅻ veke’（On the history of the class struggle in Byzantium in the twelfth century），Uc.zap.Velikolukskogo gos.ped.inst.1954，27. [144]Eustathius of Thessalonica 365 ff.gives an eye-witness account. [145]Nic.Choniates 584;cf.also Mich.Choniates Ⅱ，99（ed.Lampros）。 [146]In this respect theof Michael Choniates to the Emperor Alexius Ⅲ in 1198 is most instructive，ed.Lampros Ⅰ，307-11;new ed.in Stadtmüller，Michael Choniates 283-6. [147]e.g.in the region of Attica in 1197-8.Cf.the hypomnestikon of Mich.Choniates：Lampros Ⅰ，308;Stadtmüller，Michael Choniates 283 f.，and also the cocomnts on this by Stadtmüller 174 and 289. [148]Cf.the valuable article by P.Lcomrle，‘Notes sur l’administration byzantine à la veille de la Ⅳe croisade d’après deux doccomnts inédits des archives de Lavra’，REB 19（1961），258 ff. [149]Cf.the list of Byzantine thcoms in Alexius Ⅲ’s chrysobull of November 1198 for Venice，Zepos，Jus.Ⅰ，469-80（=Tafel and Thomas Ⅰ，248-78）；Dolger，Reg.1647. [150]Stein，‘Untersuchungen’19 ff.，has noted this develocomnt.Cf.also Stadtmüller，Michael Choniates 145 f. [151]For the chronology cf.J.Dujcev，‘La date de la révolte des Asênides’，BS 13（1953），227 ff. [152]Nic.Choniates 482，15-17，and on the correct in terpretation cf.Uspenskij，‘Pronija’32，and Zlatarski，Istorija Ⅱ，435 f.Ostrogorsky，Féodalité，53 f. [153]Cf.Uspenskij，Obrazovanie 66 ff. [154]The ethnical composition of the Second Bulgarian Empire is a difficult and much disputed question.In the relevant passages of Nicetas Choniates the reference is not to the Bulgarians as one would expect，but to the Wallachians，and contemporary Western sources（Ansbert，Robert of Clari，Villehardouin）also stress these.On the other hand，contemporary Slav sources and the later Byzantine historians，from George Acropolites onwards，do notcomntion the Wallachians.But in th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Innocent Ⅲ and Kalojan，the Pope describes the Bulgarian ruler as lord of the Bulgarians and the Wallachians，and in four letters Kalojan speaks of himself as imperator totius Bulgarie et Vlachie，and in one letter as imperator Bulgarorum（new ed.by Ⅰ.Dujcev，Innocentii PP.Ⅲepistolae ad Bulgariae historiam spectantes，Godsisnik na Sofijsk.Univ.，Ist.-filol.Fak.37，3（1942），Nr.Ⅱ，ⅩⅤ，ⅩⅧ，ⅩⅩⅩandⅨ）.Kalojan not only describes himself but Scomon，Peter and Samuel asimperatores Bulgarorum et Blachorum（ib.Nr.ⅩⅤ），and Nicetas Cho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87 章 niates 482，3，expressly says that the barbarians of the Haemus region who used to be called Moesians，were now called Wallachians（），and Th.Scutariotes（Sathas VII，370，19）later gives the esxplanation，.It is clear that the term Wallachian was used not only racially but as a collective expression for the nomad tribes，and everything points to the conclusion that it was applied at that tcom to the population of the old Moesia，i.e.the later Paristrion thcom，while the Bulgarians were those who lived in the Bulgarian thcom，i.e.in Macedonia（cf.Mutafciev，‘Proizchoduut na Asenevci’（The origins of the Asens），Maked.Pregled Ⅳ，4（1928），1 ff.，and Istorija Ⅱ，36 ff.；Dujcev，op.cit.85 ff.，and Proucvanija vuurchu buulgarskoto srednoevekovie（Studies in the Bulgarian middle ages）（1945），45 f.；Zlatarski，Istorija Ⅱ，416 ff.）.N.Banescu，Un problcom d’histoire médiévale.Création et caractère du second empire bulgare，Bucharest 1942，rejects this explanation，which in my view is the only possible one，while he attacks certain untenable views of Uspenskij and Zlatarski.He believes he can thus show that the second Bulgarian empire was created by the Wallachians.On the other hand he can find no satisfactory interpretation of the statcomnts of Nicetas Choniates alreadycomntioned nor does he pay any attention to the gloss of Scutariotes or to the correspondence of Kalojan with Innocent Ⅲ.Cf.also R.L.Wolff，‘The“Second Bulgarian Empire”.Its Origin and History to 1204’，Speculum 24（1949），167 ff.There can be no doubt that the Asenid empire was a Bulgarian empire.It is true that there is no need to deny the part played by the Wallachians and the Cumans in the formative stages of this empire，nor to agree with Mutafciev that at this period there were no Wallachian elcomnts in the population of the Bulgar region.The fact that it was usual at that tcom to refer to the population of Bulgaria as Wallachian is sufficient to prove the contrary.See the carefully considered article by V.G.Vasiljevskij，ZMNP 204（1879），173 ff.（review of Uspenskij，Obrazovanie）.Finally cf.Litavrin，Bolgarija i Vizantija，431 ff.As for the brothers Peter and Asen，according to Vasilievskij，loc.cit.，they were of Bulgar-Wallachian descent.Zlatarski，‘Potekloto na Petra i Asenja’（The ancestry of Peter and Asen），Spisanie na Buulg.Akad.45（1933），7 ff.，considers them to have ccom of distinguished Bulgar-Cuman stock（as Uspenskij had done，Obrazovanie 105 ff.）.Mutafciev，op.cit.3 ff.，supports a Russian ancestry，pointing out that Russian settlcomnts on the Lower Danube were frequent at that tcom，that the Cuman ncom Asen is often found in Old Russian chronicles，that the Russian prince Jurij Dolgorukij married the grand-daughter of the Cuman prince Asen in 1107 and that the son of this marriage，Vasilko，received four cities on the Danube from the Emperor Manuel Ⅰ。Ⅴ.Nikolaev，Potekloto na Asenevci i etniceskijat charakter na osnovanata ot tjach duurzava（The ancestry of the Asens and the racial character of the state founded by them），Sofia 1940，rejects all earlier suggestions and supports the notoriously inconsistent explanation that Peter and Asen were descended from the family of the old Bulgarian czars.Cf.the criticism of this by D.Angelov，BS 9（1948），358. [155]M.Bachmann，Die Rede des Joh.Syropulos an den Kaiser Isaak Ⅱ.Angelos（1935），also takes a more favourable view of Isaac Ⅱ。 [156]D.Rasovskij，‘Rol’Polovcev v vojnach Asenij s vizantijskoj i latinskoj imperijami v 1186-1207 g.’（The role of the Cumans in the wars of the Asens with the Bulgarian and Latin Empires），Spisanie na Buulg.Akad.1939，203 ff.，has admirably demonstrated that the participation of the Cumans had a decisive effect in the Byzantine-Bulgarian and later in the Latin-Bulgarian struggle，but that the Cumans took no part in the Bulgarian campaigns in sucomr for climatic reasons. [157]Cf.Zlatarski，Istoriia Ⅱ，472 ff. [158]Dolger，Reg.1581. [159]Cf.M.Paulov á ，BS 5（1933-4），235 ff. [160]Dolger，Reg.1591.Cf.C.M.Brand，‘The Byzantines and Saladin，1185-92：Opponents of the Third Crusade’，Speculum 37（1962），170 ff. [161]Dolger，Reg.1603;K.Zicomrt，‘Der Friede zu Adrianopel’，BZ 11（1902），303 ff.；also cf.idem，‘Der deursch-byz.Konflikt vom Juli 1189 bis Februar 1190’，BZ 12（1903），42 ff. [162]Jirecek，Geschichte Ⅰ，273 f.；M.Bachmann，Die Rede des Johannes Syropulos an Isaak Ⅱ.Angelos（1935），68 ff. [163]Cf.M.Laskaris，Vizantiske princeze u srednjevekovnoj Srbiji（Byzantine princesses incomdieval Serbia），1926，7 ff. [164]Cf.my study，‘Die byz.Staatenhierarchie’，Sem.Kond.8（1936），41 ff. [165]Cf.V.Laurent，‘La Serbie entre Byzance et la Hongrie à la veille de la quatricom croisade’，Revue du Sud-Est europ.18（1941），109 ff.；N.Radojcic，‘Prcomna u srpskomadjarskim odnosima krajem Ⅻ veka’（The change in Serbo-Magyar relations at the end of the twelfth century），Glas Srpske akad.nauka 213（1954），1 ff. [166]Nic.Choniates 605. [167]In the life of Stephen Nemanja by St.Sava，the date given is 25 March of the year 6703（1195），though most probably the year does not ccom from St.Sava himself but was added later.J.Pavlovic，‘Hronoloske beleske sv.Save o Stevanu Nemanji（Chronological information given by St.Sava about Stephen Nemanja），Glas.srp.uc.drustva 47（1879），284 ff.，long ago put forward the view that Nemanja’s abdication took place in 1196，a date which was accepted by almost all experts on Serbian history.On the other hand，Ⅴ.Corovic‘Pitaje o hronologiji u delima sv.Save’（Problems of chronology in the work of St.Sava），Godisnjica N.cupica（49）（1940），65 ff.and more recently R.NovakoviC，‘Jadan pokusaj tuma cenja Savinih hronoloskih podataka u Zitiju sv.Scomuna’（An attempt at an interpretation of Sava’s chronology in his Life of St.Scomon），Ist.glasnik 3/4（1955），96 ff.，agree in favour of the year 1195.But if the abdication of Nemania is connected with the Byzantine coup d’état on 8 April 1195，as Corovicalso seems to think，the acceptance of this date raises certain difficulties.The relatively long interval between the Byzantine coup d’état on 8 April 1195 and Nemanja’s abdication on 25 March 1196 need cause no concern.As R.Novakovic，‘Kada se rodio i kada je po ceo da vlada Stevan Nemanja?’（When was Stephen Nemanja born and when did his reign begin?），Ist.glasnik 3/4（1958），181，rightly points out，Nemanja’s decision was certainly taken well before his official abdication. [168]On what follows cf.Zlatarski，Istorija Ⅲ，82 ff.；Mutafciev，Istorija Ⅱ，45 ff. [169]Cf.Norden，Papsttum und Byzanz 122 ff.On the other hand，W.Leonhardt，Der Kreuzzugsplan Kaiser Heinrichs Ⅵ。（1923），maintains that Henry never contemplated a conquest of the Byzantine Empire.But cf.the excellent refutation of Dolger，Reg.1619. [170]Nic.Choniates 631，4.Originally Henry Ⅵ had demanded 50 hundredweights（ibid.630，16）。 [171]Nic.Choniates 631 f. [172]Cf.the answer of Innocent Ⅲ of August 1198（Ep.Ⅰ，353，Migne，PL 214，327 BC）；Norden，Papsttum und Byzanz 134. [173]Tafel and Thomas Ⅰ，189 ff.；Dolger，Reg.1576（cf.also 1577，1578，1589，1590）；Tafel and Thomas Ⅰ，248 ff.；Dolger，Reg.1647. [174]A survey of these views is given in A.Frolow，Recherches sur la déviation de la Ⅳe Croisade vers Constantinople，Paris 1955. [175]Tafel and Thomas Ⅰ，464-88. [176]Villehardouin，La conquête de Constantinople，ed.E.Faral，t.Ⅱ（1939），52：‘Et bien tesmoigne Joffrois de Vilehardoin li mareschaus de Champaigne a son escient par verté，que，puis que li siecles fu estorez，ne fu tant gaainiéen une ville’。 [177]Nic.Choniates 761-2.The Metropolitan of Ephesus，Nicholas Mesarites，was another eyewitness who describes the excesses of the crusaders in Constantinople in the funeral oration on his brother John，ed.Heisenberg，‘Neue Quellen’Ⅰ，41 ff. 第7章　拉丁统治和拜占廷帝国的重建（1204～1282年） 史料 尼西塔斯侯尼亚迪斯描述了拉丁人统治的最初几年直到1206年的历史。[1]真正涉及尼西亚的拜占廷帝国的历史学家是乔治阿克罗保利特斯（George Acropolites，1217～1282年在世），他既是卓越的政治家，也是杰出的学者。最初，他是个老派学究的追随者，后来成为皇帝继承人塞奥多利二世拉斯卡利斯（Theodore II Lascaris）的教师，1246年担任官阶仅次于首相的“首席大臣”（）。他作为皇帝的特使和拜占廷代表团团长出席了里昂宗教大会。这位见识极为广博的十字军的同时代人写了《编年纪》（），他在这本书中，对自君士坦丁堡被拉丁人占领到拜占廷人重新夺取这个城市，即1204年到1261年的历史事件做了极为清晰的描述。[2]阿克罗保利特斯的其他作品如在约翰三世瓦塔基斯（John III Vatatzes）葬礼上的演讲具有特别重要的史料价值。[3]西兹库斯的塞奥多利斯库塔留特斯（Theodore Scutariotes of Cyzicus）的编年史是1282年以后完成的汇编，涉及创世以来直到1261年收复君士坦丁堡时的历史。该书对科穆宁王朝以前的历史处理得极为简略，而且其主体部分是由从尼西塔斯侯尼亚迪斯和乔治阿克罗保利特斯作品摘引的内容构成的，但是，其中从阿克罗保利特斯作品摘引的部分又附加了很多新内容，这使该书具有了重要的史料价值。[4]阿克罗保利特斯的作品后来由乔治帕奇美雷斯（George Pachcomres.，1242～约1310年在世）续写，其作品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因此，他被科隆巴赫尔（Krumbacher，德国著名学者译者）称为13世纪拜占廷帝国最伟大的学者。该书涉及1255年到1308年的历史，对米哈伊尔八世帕列奥列格（Michael VIII Palaeolo-gus）的严酷统治做了极为详尽的描述，是由同时代人提供的惟一的历史叙述。帕奇美雷斯的写作具有鲜明特色，他特别强调希腊东正教教会的观点，对两大教会联合的主张持不妥协的批判态度，带有帕列奥列格时代晚期拜占廷历史学家特有的喜好讨论神学的倾向。百科全书式学者尼基弗鲁斯格里高拉斯（Nicephorus Gregoras，1295～1359年）撰写了1204年到1359年之间的历史，关于这部书我们将在下一章详细讨论。它简略地描述了尼西亚帝国时期和重新入主君士坦丁堡后几十年的历史。尽管它不是当代人的作品，而且也只是为了对这段历史做简单的介绍，但它还是包含了相当有价值的材料，对阿克罗保利特斯和帕奇美雷斯的作品做了重要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88 章 补充。如果我们在此罗列关于拉丁帝国时期历史的西方史料，那未免离题太远了，[5]但是，我们必须提到《莫利亚编年史》。目前，该书有两个希腊文版本，另外，还有法文、意大利文和阿拉冈文版本，是法兰克人统治时期伯罗奔尼撒半岛状况的信息宝库。[6] 图52　1204年征服君士坦丁堡，由多米尼克丁托列托1598～1605年绘画，现存在威尼斯公爵宫殿 尼古拉斯麦萨利特斯（Nicholas Mesarites）的作品极大地补充了我们关于君士坦丁堡拉丁帝国和尼西亚拜占廷帝国初年的政治、经济和宗教情况的知识。其中最重要的是他在约翰麦萨利特斯（John Mesarites，死于1207年）葬礼上的演讲，与皇室的通信，也就是米哈伊尔奥托雷亚努斯（Michael Au-toreianus）当选为大教长和塞奥多利拉斯卡利斯于1208年加冕以前的那些书信，以及关于1206年和1214～1215年与罗马多次谈判的记载。[7]乔治阿克罗保利特斯和塞奥多利二世拉斯卡利斯的老师、大学者尼基弗鲁斯布莱米迪斯（Nicephorus Blemmydes）留下了许多学术和神学作品，以及一些更有实用xìng质的作品，包括两部自传，分别写于1264年和1265年。这两部自传满是自我欣赏，总的看来没有什么历史记载，但是它们还是有些价值，因为它们反映了当时教会和朝廷的情况。[8]布莱米迪斯写给塞奥多利二世拉斯卡利斯的书信以及为了指导这位皇帝而写的论文也值得研究。[9]另一方面，其“政治”版本的诗歌也没有什么价值。[10]塞奥多利二世拉斯卡利斯的大量书信也保存下来，尽管它们太过于注重辞藻，但还是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证据。[11]皇帝撰写的其他大量文学作品中特别有价值的作品[12]包括对弗雷德里克二世的悼词、[13]对约翰三世瓦塔基斯的赞美诗[14]和对尼西亚城的颂歌。[15]教会执事约翰伊琳尼库斯（John Irenicus）的诗歌则描写了约翰三世瓦塔基斯和君士坦斯-安娜的婚礼，以及这个年轻的霍亨斯陶芬公主的加冕礼，这对我们了解拜占廷宫廷礼仪提供了有趣的资料。[16]弗雷德里克二世致约翰三世瓦塔基斯和伊庇鲁斯专制君主米哈伊尔二世（Michael II）的4封希腊文信件对了解弗雷德里克与拜占廷帝国的关系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17]很不幸，我们关于伊庇鲁斯专制君主国的情况了解得非常有限，其中大部分还带有尼西亚历史学家的观点倾向。因此，伊庇鲁斯君主们的文件[18]和某些当代人的书信集能够对此做出补充。米哈伊尔一世和塞奥多利安苴利杜卡斯科穆宁（Theodore Angelus Ducas Comnenus）统治时期，伊庇鲁斯专制君主国的情况在恼帕克图斯大主教约翰阿坡考库斯（John Apocaucus）的书信中也有描述。[19]学识渊博的教会法学家、奥赫里德大主教迪米特里侯马提安努斯（Dcomtrius Chomatianus）的文学残卷保存比较丰富，[20]对13世纪前半叶伊庇鲁斯专制君主国的内部情况，以及伊庇鲁斯-尼西亚和希腊-斯拉夫关系的情况提供了重要证据。有两封信应该引起特别的关注，即1220年侯马提安努斯强烈抗议圣萨瓦当选为塞尔维亚大主教区大主教的信件，和1223年他拒绝接受尼西亚大教长对他为塞奥多利安苴利加冕的谴责。[21]米哈伊尔八世帕列奥列格（Michael VIII）于1282年为君士坦丁堡圣迪米特里修道院[22]制定的规则的前言，似乎就是一段皇帝的自传，该自传比较可信，为现存的史料提供了新的材料，当然它没有提及米哈伊尔八世个人生涯和统治的黑暗面。在考察这位皇帝的个xìng研究中，这个自传特别有趣。米哈伊尔八世为小亚细亚奥克辛提乌斯山阿昌格尔修道院制定的规则的引言中，包括了关于这位皇帝生平的细节。[23]这里，我们不可能全部征引关于教会统一问题的大量希腊文和拉丁文作品，也不可能在此详细列举相关的文件集。关于帝国文件请参见多格尔（Dolger）的《东罗马帝国皇帝的统治》卷3（1204～1208年），1932年版，关于其他文献请参见第293页注释10。米哈伊尔八世于1272年11月颁布的《皇帝法令》也应引起特别关注，这个文件规定了被加冕为共治皇帝的安德罗尼库斯二世的权利，因此，包括了一些关于拜占廷帝国内政史的特别重要的信息。[24] 第一节　新政治体制的发展 历史从来没有目睹过像在拜占廷帝国那里发生的如此残酷的发展进程。新政治体制将建立在十字军骑士和威尼斯人于1204年3月在君士坦丁堡城墙下签定的协议基础上。执行这个协议的最终决定权控制在总督恩里克丹德罗手中，他一直决定着近年来事态的发展，并推动这个瓜分协议的完成。首先要选举出一位皇帝，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按照该协议的约定，组成了由6名法兰克人和6名威尼斯人构成的选举委员会。事情发展的所有迹象似乎表明蒙特非拉特的卜尼法斯伯爵将当选为皇帝，因为他在这次十字军初期行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与拜占廷人有来往，特别是个人的人格品质都比较突出。但是，丹德罗却希望选举一个并不杰出的人物，由于法兰克骑士阵营内派别林立，而威尼斯人团结一致，因此，他得以确保佛兰德尔的鲍尔温（Baldwin）伯爵当选。5月16日，鲍尔温伯爵在君士坦丁堡圣索非亚教堂加冕为拉丁帝国的皇帝。同时，威尼斯人托马斯莫罗西尼（Thomas Morosini）成为圣索非亚教堂的主人和第一位拉丁籍君士坦丁堡大教长。根据同年3月制定的协议条款，如果从骑士团中选举出皇帝的话，则君士坦丁堡大教长的人选就从威尼斯人中产生。 图53　摩西在西奈山接受“律法书”。该图引自10世纪前半期贵族利奥的《圣经》，为原图的复制品 作为拉丁帝国的皇帝，鲍尔温将控制整个帝国1/4的领土，其他3/4领土的一半归威尼斯，另一半则分封给皇帝的封臣和骑士们。鲍尔温获得了色雷斯、小亚细亚的西北地区，这样，其领地就包括了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赫利斯滂海峡两侧地区。拉丁皇帝还得到了爱琴海上的一些岛屿，如莱斯伯斯岛、修斯岛和撒莫斯岛。蒙特非拉特的卜尼法斯伯爵得到了小亚细亚的一些土地作为补偿，但他更喜欢获得欧洲的领地。经过激烈的争吵和较量，他夺取了塞萨洛尼基，建立起包括该城附近马其顿和塞萨利地区的王国。 正是威尼斯人从这次行动中获得了最大的好处，而威尼斯日益增长的实力就建筑在占有最重要的港口和岛屿的基础上。这个航海共和国放弃了原定分配给它的伊庇鲁斯、阿卡纳尼亚和伯罗奔尼撒半岛领土的直接控制权，特别注重占领亚得里亚沿海的第拉修姆和拉古萨，以及伯罗奔尼撒半岛的科隆和莫顿等港口。威尼斯还控制了伊奥尼亚海诸岛屿、克里特（该岛原定分给蒙特非拉特的卜尼法斯伯爵）和爱琴海北部大部分岛屿，包括尤伯埃亚、安多罗斯和纳克索斯，以及赫利斯滂海峡和马尔马拉海最重要的港口，例如加里波利、雷德斯图斯和伊拉克雷亚，还有帝国在色雷斯内地的亚得里亚堡。君士坦丁堡本身也像帝国领土一样被分割：威尼斯得到了其3/8的面积，而其他的5/8由皇帝占有。这样，总督就可以正确地称呼自己是“1/4和半个1/4罗马帝国的主人”。法兰克人的君主们必须宣誓效忠君士坦丁堡的皇帝，而丹德罗根据协议明确规定可以免除任何封建义务。威尼斯人的殖民帝国就这样在东方建立起来。威尼斯人控制着从他们的母邦到君士坦丁堡的所有海上通道，他们还控制着君士坦丁堡的所有海峡和入口，他们拥有君士坦丁堡这个城市3/8的面积，包括圣索非亚教堂。 与这种权力的极大扩张比较而言，法兰克人松散的联合统治极为衰弱，似乎更加可怜。拉丁帝国是典型的封建结构，被分为许多大小不一的独立领主权。在拜占廷国家的废墟上出现了一个复杂而形式多样的封建采邑制度。 在希腊中部和南部出现了几个重要的公国，它们大多处于皇帝鲍尔温的间接控制下，因为它们的君主不是直接对皇帝，而是对塞萨洛尼基国王宣誓效忠。卜尼法斯确实由塞萨洛尼基挺进雅典，并将阿提卡和伯埃奥提亚的主权转jiāo给勃艮底骑士罗切的奥托（Otto de la Roche）。同时，威廉（William of Champlitte）和历史学家的侄子维利哈顿的乔弗雷（Geoffrey of Villehardouin）在卜尼法斯国王的支持下占领了伯罗奔尼撒半岛。他们在此建立起法国人的阿切亚公国或莫利亚公国，它因为其完全西方化的生活方式，成为拜占廷领土上建立的所有公国中最突出的一个，同时它也反映出鲜明的社会封建等级差异。它是法国在希腊土地上的移植区，完全按照其自己的生活方式存在，先在威廉，后在维利哈顿家族统治下。 西方封建主义政治制度带有多种复杂的附庸封臣形式，这对拜占廷世界完全是陌生的，但是拜占廷帝国早就相当多地丧失了其先前的中央集权，特别是其整个经济和军事制度早就建立在封建基础上了。这一封建化过程在拜占廷帝国逐渐发展，已经有几个世纪之久，拜占廷帝国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状况，与西方的经济社会状况早就没有太大的差异了，这就对拉丁统治的建立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很多方面都没有变化，[25]特别是在拜占廷的“普罗尼亚制”和西方的“分封制”之间没有区别。普罗尼亚地主是这个国家重要的阶级，事实上代表着征服者必须认真对待的惟一权力。我们非常了解征服莫利亚的过程，这里长期存在对拉丁统治的反抗，主要是对普罗尼亚地主的反抗。只要承认他们对普罗尼亚土地的占有，他们便放弃抵抗，归顺投降。以此为条件，他们大部分欣然投降。[26]因为，从根本上看，这只是意味着变换一下封建领主，民众的地位实际上也保持不变，他们无论是将其贡金缴纳给希腊领主，还是拉丁领主都无关紧要。 尽管如此，拜占廷民众还是以极大的反感忍受着拉丁人的统治，不仅是由于其征服者的傲慢无礼，而且是由于胜利者和被征服者两大教会之间的冲突。希腊教会屈从于教皇似乎已经正式成为现实，但不是以教会希望的两大教会同意统一的方式，而是以强制征服的方式实现的，因此，两大教会之间真正的相互理解比以前更加遥遥无期。外国统治只能加剧、强化拜占廷人认同他们自己的文化与宗教生活方式。尽管许多拜占廷封建领主已经在其征服者的统治机构中找到了职位，尽管内心忿忿不平的民众仍然呆在他们自己原有的家园，但是仍有不少拜占廷贵族将自己的领地留给了拉丁人占有，逃到未被征服的地区。这些流亡者在地方民众的支持下发展出一种新的政治生活，保持拜占廷帝国不被毁灭。在阿莱克修斯三世安苴利的女婿塞奥多利拉斯卡利斯（Theodore Lascaris）统治下的小亚细亚地区，建立起尼西亚帝国；而在希腊西部地区，出现了米哈伊尔安苴利（Michael Angelus）统治下的伊庇鲁斯专制君主国，后者是皇帝依沙克二世和阿莱克修斯三世的表兄，还是“头等大贵族”约翰安苴利杜卡斯的私生子。 稍早时，在黑海东南沿海地区兴起了大科穆宁家族的阿莱克修斯（Grand Comneni Alexius）和安德罗尼库斯一世曾孙大卫（David）统治下的特拉比仲德帝国，它的出现不是君士坦丁堡被十字军攻陷的结果。[27]安德罗尼库斯一世倒台后，还在孩提时代的阿莱克修斯和大卫就被带到与他们有亲戚关系的乔治亚王室。他们在著名的塔马尔女王（Thamar，1184～1212年在位）积极支持下，与1204年4月夺取了特拉比仲德。[28]年轻大胆而富有冒险精神的弟弟大卫由此沿海岸向西挺进，占领了西诺配，最终将帕弗拉格尼亚和伊拉克雷亚黑海沿岸地区纳入其统治范围。但是，他的进一步扩张受到塞奥多利拉斯卡利斯的阻击。 拉丁帝国错误地低估了小亚细亚地区的重要xìng。当蒙特非拉特的卜尼法斯伯爵挺进塞萨洛尼基时就忽略了小亚细亚，正是在这个地区，忠实于拜占廷帝国的力量集结在塞奥多利拉斯卡利斯的周围。其最初的步骤也遇到了意想不到的极大困难。拜占廷国家先前的结构早已dàng然无存，而各个独立的公国则迅速发展，如日中天。塞奥多利曼卡法斯（Theodore Mancaphas）在非拉多非亚自立为独立君主，曼努埃尔贸罗左迈斯（Manuel Maurozcoms）在美茵德尔自立为王，而萨巴斯阿塞德努斯（Sabbas Asidenus）在米莱图斯附近的桑普森称王称霸，[29]大卫科穆宁沿着海岸从东方进攻。拉丁人此时试图收复失地。鲍尔温的兄弟佛兰德尔的亨利（Henry of Flanders）以及根据分赃协议获得尼西亚地区的瓦罗伊斯的路易伯爵（Count Louis of Blois）的封建骑士们，于1204年底出发，以征服小亚细亚地区。在拜占廷人能够稳定地立足于这个地区以前，或者在他们能够在政治和军事上组织起来以前，他们被迫与比其强大的拉丁军队作战。塞奥多利拉斯卡利斯在坡因曼恩农被击败，此后，比塞尼亚的大部分城市都落入拉丁人手中。看起来拜占廷人的事业似乎也要夭折在小亚细亚地区了。但是，在这关键时刻，巴尔干半岛的拉丁帝国发生的灾难却意外地挽救了拜占廷人。 图54　（上图）镶牙雕刻首饰盒，制作于10世纪晚期或11世纪早期，现存lún敦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下图）描绘神话人物的瓷釉玻璃馆，制作于11世纪，现存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89 章 威尼斯圣马可教堂宝藏塞 色雷斯地区的拜占廷贵族最初已经准备承认拉丁人统治权，并为效忠其新领主提供军役，他们显然认为他们还可以保留其先前的地产和普罗尼亚土地。但是，短视的拉丁人断然拒绝了随遇而安的希腊贵族的要求，而且认为他们自己还有实力拒绝强大的保加利亚沙皇准备谈判的诚意。心怀不满的希腊贵族起而反对拉丁人的统治，并请求沙皇卡罗赞出兵援救，允诺为他提供军事服役，并拥立他为皇帝。[30]起义迅速蔓延，在皇帝控制的狄迪莫提胡斯、威尼斯人控制的亚得里亚堡，以及色雷斯地区其他许多城市，拉丁人军队遭到民众的屠杀，或者被迫撤退。沙皇卡罗赞入侵色雷斯，在亚得里亚堡附近与拉丁军队接触。1205年4月14日，在此bào发了值得纪念的战斗，拉丁骑士军队遭到卡罗赞率领的保加利亚人和库曼人军队沉重打击。皇帝鲍尔温本人被俘，此后再也没有魂归故里。许多著名的法兰克骑士也命丧黄泉，其中包括要求占有尼西亚的路易伯爵。[31]这样，拉丁人在夺取君士坦丁堡一年后，其权力就瓦解了。塞奥多利拉斯卡利斯此时终于轻松了，因为拉丁人从小亚细亚撤军，只有配吉一个城市还由他们控制。 塞奥多利拉斯卡利斯在反对其政治对手大科穆宁王朝和小亚细亚地方君主的斗争中，在小亚细亚西部地区建立了稳定的统治基础，此时，他着手组建以尼西亚为中心的拜占廷国家。他的对外政策在所有细节上都沿袭拜占廷帝国以前的模式。[32]政府管理机构、行政官僚体制和皇家礼仪都按照拜占廷原有的规则得到恢复。拜占廷帝国的政治和教会传统曾在皇帝和大教长这两个具体人物身上得到了象征xìng的表达，此时也在尼西亚重新设立起来。塞奥多利用皇帝的尊严，取代了以前他一直享有的专制君主的头衔。学识渊博的米哈伊尔奥托利亚努斯（Michael Autorieianus）被任命为大教长，他为皇帝塞奥多利加冕和施行涂油礼。[33]由于局势混乱，相关重要谈判占了些时日，一直到1208年四旬斋后第三个礼拜，才确定了大教长的人选，同年，受难复活周期间皇帝才被施行涂油礼。塞奥多利在此以前一定认为自己就是皇帝，其追随者也一定这样看待他，[34]但是只有在大教长为他举行了神圣的加冕礼并为之涂油，才使他的官职具有了真正的皇帝的重要xìng。作为罗马人的“国王”和“皇帝”，塞奥多利一世拉斯卡利斯因此进入君士坦丁堡的拜占廷帝国皇帝的排名系列。此时，他被认为是拜占廷人的惟一合法皇帝，驻扎在尼西亚的大教长拥有君士坦丁堡大教长的简称，他也被同样认为是希腊教会惟一合法的首脑。这样，一位拜占廷皇帝和一位东正教大教长就在尼西亚与君士坦丁堡的拉丁皇帝和大教长相对峙，尼西亚因此也成为被从其古老首都君士坦丁堡驱逐出来的这个帝国的政治和宗教中心。 虽然拉丁帝国无法阻挡这个希腊国家的兴起，但是摧毁这个国家关乎拉丁帝国的生死存亡。鲍尔温由其年迈的哥哥亨利接替。亨利起初是作为摄政王，后来自1206年8月20日作为皇帝，他在君士坦丁堡极为谨慎小心地实施其统治。他在很大程度上恢复了拉丁人对色雷斯的控制，因为希腊-保加利亚人的合作只维持了不长时间。亨利与鲍尔温不同，他推行对希腊人缓和妥协的政策，因此能够赢得希腊贵族阶层。[35] 1206年底，亨利再度亲自率领拉丁军队进攻小亚细亚，但是由于卡罗赞再度干预，他被迫中断放弃进攻，1207年春季，他与塞奥多利拉斯卡利斯订立了两年的停战协议。然而，拉丁帝国受到保加利亚威胁的时间并不特别长，因为1207年10月，卡罗赞发动了对塞萨洛尼基的围攻。在保加尔人的攻击下，色雷斯和马其顿地区的希腊民众被迫遭受并不比拉丁民众逊色的苦难，这些拜占廷人不得不承受“罗马人屠夫”的痛苦记忆，正像卡罗赞效仿瓦西里二世这位“保加利亚人屠夫”一样。但是，事实的结果是卡罗赞拯救了小亚细亚新生的拜占廷帝国，使之免遭摧毁。 尼西亚帝国不仅要与君士坦丁堡的拉丁人斗争，而且要从事反对伊科尼乌姆的苏丹国家的斗争。拜占廷的中心向小亚细亚的转移，强化了早就存在的拜占廷-塞尔柱突厥人冲突，因为这个新国家严重地阻碍了塞尔柱人向沿海地区的发展。苏丹吉加塞丁卡吉库斯罗一世（Ghijaseddin KajChusraw I）通过威尼斯人从中斡旋，于1209年与拉丁皇帝订立了秘密协议。[36]而在拜占廷人一边，塞奥多利拉斯卡利斯则与西里西亚的小亚美尼亚王利奥二世接触，后者也同样认为自己受到了伊科尼乌姆塞尔柱人的威胁。[37]为塞尔柱突厥人提供进攻新兴的希腊帝国方便的借口是拜占廷帝国以前的皇帝阿莱克修斯三世，他在欧洲地区流窜了很长时间后，此时来到了伊科尼乌姆宫廷。苏丹现在可以利用合法的借口掩饰其征服计划，要求塞奥多利拉斯卡利斯放弃皇帝66权力，将之归还其岳父。在美茵德尔河上的安条克附近进行的战斗异常激烈，尼西亚帝国皇帝极为有限的武装力量是以800名拉丁雇佣兵小股部队为核心，在战斗中遭到重创。但是无论如何，他在1211年春季获得了胜利。[38]苏丹在战斗中阵亡，被废皇帝阿莱克修斯三世被俘，最终在修道院里终老一生。这次胜利并没有给尼西亚帝国带来多大的领土，但是其产生的心理作用极为巨大。年轻的帝国按照拜占廷传统，跻身于反异教徒的行列并取得了胜利。 而后，反对拉丁人的斗争重新拉开序幕。塞奥多利拉斯卡利斯多年来就拥有自己的舰队，他一直在策划进攻君士坦丁堡。[39]但是事实上，在小亚细亚西部地区只发生过小规模的袭击，在这些军事行动中，拉丁皇帝是胜利者。1211年10月15日，亨利取得了林达库斯河战役的胜利，并进军配尔加蒙和尼姆费乌姆。[40]而发生在双方领土上的小股游击战未能产生决定xìng结果。双方都感到筋疲力尽，1214年底，双方在尼姆费乌姆签订了协议，确定了拜占廷帝国和拉丁帝国之间的边界。拉丁人继续占领向南直到阿德拉米提乌姆的小亚细亚西北核心区，其他方向直达塞尔柱突厥人边境的广大地区归属于尼西亚的拜占廷人，[41]这样，两个皇帝一度相互承认对方权利的存在。两方面都还不够强大，不足以战胜对手。权力的平衡和相对安定的关系由此建立起来。 这个时期的安定使尼西亚帝国逐步富足，而君士坦丁堡的拉丁帝国在1216年亨利去世后日益衰落。同时，拉丁人和尼西亚的拜占廷人之间保持和平。塞奥多利拉斯卡利斯还娶尤兰德皇后的女儿玛利（Mary）为其第三房妻子，她还是拉丁帝国前两个皇帝的侄女。1219年8月，他与威尼斯驻君士坦丁堡长官签署协议，授予威尼斯人在尼西亚帝国的贸易自由权和进口免税权，如同这些威尼斯人以前在拜占廷帝国获得的特权一样。[42]他毫不犹豫地授予威尼斯总督“1/4和半个1/4罗马帝国的主人”和“专制君主”的称号，在这个正式文件中他称自己为“基督教忠诚的皇帝和罗马人[43]的领袖，及永存的皇帝科穆宁拉斯卡利斯塞奥多利”。 尼西亚帝国也被南斯拉夫人视为古代拜占廷帝国的传人和希腊东正教的中心。奈曼加的儿子萨瓦放弃了此前塞尔维亚教会一直服从的奥赫里德大主教，转而服从尼西亚大教长，1219年接受了尼西亚大教长授予的塞尔维亚教会独立自治主教职务。而其兄弟“首次加冕的”斯蒂芬两年前曾从罗马教会获得王冠加冕。[44]获得教会独立使新兴的塞尔维亚王国得到巨大的利益，同样对尼西亚帝国也有极大的好处。任命塞尔维亚第一位大主教的尼西亚大教长的特权地位也得到承认，在塞尔维亚独立自治教会举行的祈祷仪式中尼西亚大教长的名字被排在首位，[45]这表明尼西亚帝国威望的提高。 尼西亚-拉丁帝国间的相互谅解的重要成果是黑海沿岸的大科穆宁王朝的崩溃。大卫科穆宁已经成为君士坦丁堡皇帝的附庸，并在拉丁人的支持下继续从事反对尼西亚帝国君主的斗争，但是，假如他只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就不可能反对尼西亚皇帝。1214年，塞奥多利拉斯卡利斯吞并了大卫占领的西诺配以西全部地区，以及伊拉克雷亚和阿马斯特利斯，这样就确立了其在黑海南岸地区的地位。塞尔柱突厥人对尼西亚帝国日益增长的实力感到不安，因此出面干预。他们占领了西诺配，俘获皇帝阿莱克修斯科穆宁，而后将他重新扶持为特拉比仲德皇帝。但作为伊科尼乌姆苏丹的附庸，[46]特拉比仲德帝国因而被挤压为一条狭长地带，而后其西部又被占领了西诺配的塞尔柱突厥人分割，被排挤出小亚细亚。特拉比仲德帝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本身的确具有突出的历史趣味xìng，但是这个无足轻重的偏远帝国对拜占廷帝国总的发展没有任何更大的影响。它在250年间一直孤立存在，与恢复君士坦丁堡的斗争毫无关系，对重整拜占廷帝国河山也无联系，它一直存在到拜占廷帝国灭亡以后数年。[47] 伊庇鲁斯专制君主国则发挥了更为重要的影响。[48]精力充沛、精明强干的米哈伊尔安苴利曾经控制了第拉修姆到科林斯地峡的整个地区，他在这个继续保持拜占廷帝国先前管理体制的地区实行严厉的军事控制。伊庇鲁斯专制君主国包括伊庇鲁斯、阿卡纳尼亚和埃托利亚地区，它作为独立的拜占廷君主国与东方的塞萨洛尼基拉丁人王国相对立，在亚得里亚海方向与威尼斯人对立，在北方和东北方则比邻斯拉夫人。如同小亚细亚的尼西亚帝国一样，巴尔干半岛的伊庇鲁斯专制君主国成为保存拜占廷文化的中心和政治复兴的据点。它也像尼西亚那里发生的情况一样，政治发展和内部稳定时期之后，紧接着是胜利扩张的时代。这两个希腊中心最终关注的目标是重新收复君士坦丁堡并恢复拜占廷帝国。 1215年前后，伊庇鲁斯专制君主国的创立人米哈伊尔安苴利由异母兄弟塞奥多利接任皇位。塞奥多利（Theodore）在君士坦丁堡陷落后，曾滞留在塞奥多利一世拉斯卡利斯统治下的尼西亚帝国相当长时间，后来回到其异母兄弟统治下的阿尔塔宫廷。他曾经向尼西亚皇帝宣誓效忠，因此，承认了尼西亚皇帝的宗主权。[49]但是，这两个拜占廷人中心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因为它们都怀有同样的崇高理想，为同样的目标而奋斗。塞奥多利一旦成为皇帝就立即解除了自己的誓言。他认为自己拥有安苴利、杜卡斯和科穆宁3个王朝的姓氏，仅此一点就充分显示出他的政治野心和追求的目标。[50]他甚至比其前任更胆大勇猛、精力充沛，在其统治下，这个西部希腊君主国经历了最为强盛的时期。 塞奥多利将其名声扩大到伊庇鲁斯专制君主国之外的行动是大胆进攻拉丁帝国加冕皇帝科尔特内的彼得（Peter of Courtenay），后者是鲍尔温和亨利的妹妹尤兰德（Yoland）之夫。应亨利在临终病榻上的召唤，彼得从法国出发去东方，途经罗马时被教皇加冕为皇帝，但不是在德国皇帝加冕的圣彼得教堂，而是在更小的圣罗lún佐教堂加冕的。他和他的随从从罗马出发，到达第拉修姆近郊，打算由此前往君士坦丁堡。但是，他却在阿尔巴尼亚山口处落入塞奥多利手中，并在伊庇鲁斯监狱中结束了余生。他的妻子尤兰德担任君士坦丁堡摄政，1219年她去世时，君士坦丁堡的皇冠就传给了其虚弱的儿子罗伯特（Robert）。同时，塞奥多利安苴利杜卡斯科穆宁发动了大规模反对拉丁人的战争。最初，他将攻击方向对准了附近的塞萨洛尼基王国。形势对他非常有利，当时这个王国的创立者蒙特非拉特的卜尼法斯阵亡于1207年反对保加利亚的斗争，王国也已经由于其大部分骑士返回西方而衰落，特别是它缺乏君士坦丁堡的拉丁帝国在亨利生前提供的那种有力支持。这样，它就成为大胆的伊庇鲁斯专制君主唾手可得的战利品，他在经过长期的围困后于1224年进入塞萨洛尼基城。[51]马其顿和塞萨利的拉丁人王国从此不复存在了。 塞奥多利安苴利的权力此时从亚得里亚海伸展到爱琴海，囊括了原来的伊庇鲁斯专制君主国和塞萨利及马其顿大部分地区。取得了这一重大胜利后，塞奥多利披上了皇帝的紫袍。从此，他也给自己加上了罗马人的皇帝和君主的头衔，这意味着他要为自己争取拜占廷帝国皇帝继承权和对君士坦丁堡拉丁人斗争的领导权，因而也就公开站出来反对尼西亚帝国。他被博学的奥赫里德大主教迪米特里侯马提安努斯加冕为皇帝。侯马提安努斯永远不能原谅尼西亚大教长任命塞尔维亚萨瓦为大主教，现在他终于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了报复。[52] 这样，一个拉丁帝国，两个希腊帝国就在拜占廷帝国原来的领土上发展起来，在它们背后站立着第四个帝国，即保加利亚沙皇的帝国。拜占廷世界未来的发展主要受这四股势力活动的制约。 第二节　伊庇鲁斯的兴衰和尼西亚的胜利 塞萨洛尼基王国的垮台使拉丁帝国丧失了最重要的附庸国。君士坦丁堡拉丁帝国的领土缩小到只有首都及其郊区，并切断了它与希腊地区的法兰克君主国的联系，其内部资源耗尽，缺少元首，本身就处于崩溃的边缘。另一方面，拜占廷人的势力在小亚细亚和巴尔干半岛两个方面都不断加强，同时保加利亚也成为其强大的对手。衰弱的拉丁政权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90 章 经危在旦夕，只是由于其对手之间的不团结而得以苟延残喘，它们包括相互斗争的两个希腊人帝国和积极干涉的保加利亚。王朝创立者塞奥多利一世拉斯卡利斯将尼西亚帝国皇帝的权力jiāo给了其女婿约翰杜卡斯瓦塔基斯（John Ducas Vatatzes，1222～1254年在位）。后者是聪明而有修养的伊琳尼（Irene）的丈夫，无疑是尼西亚帝国最重要的政治家和拜占廷帝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君主之一。他沿袭其前任的内政外jiāo大计方针，加强了其政绩，使得这个领土面积缩小到一个省区水平的小帝国壮大到大国地位。其政绩显然是由于拉丁帝国的衰落和其希腊及保加利亚竞争对手的失误造成的。 图55　圣母子象牙小雕像，制作于12世纪，现存lún敦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 在他统治之初，尼西亚帝国和拉丁帝国的权力平衡就已经向有利于尼西亚人的方向倾斜。塞奥多利一世的兄弟们发动起义，企图剥夺瓦塔基斯的皇权，但被击溃，形势转而对皇帝及其帝国更加有利。约翰杜卡斯瓦塔基斯在塞奥多利一世拉斯卡利斯20年前败于拉丁人的地方坡因曼恩农取得了重大胜利，击溃了支持其对手的拉丁军队，因而成为整个小亚细亚拉丁人领土的主人。根据1225年协议，拉丁人丧失了其小亚细亚领土，只剩下与君士坦丁堡隔海峡相望的沿海地带和尼科米底亚周围地区。[53]同时，尼西亚舰队进攻并占领了莱斯伯斯、修斯、萨莫斯、伊卡利亚诸岛，罗德岛后来也被迫承认了皇帝的宗主权。这样，尼西亚帝国就巩固了它在陆地和海上的地位，开始侵入欧洲领土。亚得里亚堡民众的请求给瓦塔基斯提供了借口，因而派遣军队进入色雷斯。帝国军队占领了几座沿海城市，并未遭遇抵抗就进入了亚得里亚堡。拜占廷人在君士坦丁堡的统治似乎就要恢复了，因为拉丁王国并不具备进行有效抵抗的能力。但是，就在这个紧要关头，尼西亚帝国却遭到其在希腊西部地区的对手，伊庇鲁斯专制君主国的攻击。 塞奥多利安苴利胜利进军，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他不仅控制了前塞萨洛尼基王国的领土，而且此时还将色雷斯部分地区纳入了其势力范围，他挺进亚得里亚堡，迫使尼西亚皇帝军队撤退。他确信胜利唾手可得，故快速进军君士坦丁堡。他比约翰杜卡斯瓦塔基斯更接近其梦寐以求的目标。但是，保加利亚沙皇约翰亚森二世（John Asen II，1218～1241年在位）也怀有同样的目标。亚森一世的儿子亚森二世的统治标志着第二保加利亚帝国的鼎盛时期。如同其以前的西蒙一样，伊凡亚森二世别无所求，其惟一目标就是建立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保加利亚-拜占廷帝国，他也曾一度几乎实现了自己的政治抱负。1228年，拉丁皇帝罗伯特去世，皇帝权力留给了其弟弟、尚在弱冠的鲍尔温二世（Baldwin II）。由于缺乏国家领袖和外部压力急迫，君士坦丁堡内形成了请保加利亚君主任摄政的计划，因为只有他似乎才有能力挽救君士坦丁堡免遭拜占廷人进攻。亚森二世和科尔特内王朝之间的谅解，由于他们与匈牙利王室的多重亲缘关系而得到加强，更由于拉丁小皇帝与沙皇之女海lún之间的婚姻变得更加稳固。这个计划中的婚姻显然加强了亚森二世的胜算。约翰亚森二世作为那个年纪尚小的皇帝未来的岳父，已经看到自己即将成为君士坦丁堡毫无争议的主宰。但是，他的计划与塞奥多利安苴利的计划发生了冲突，后者同样确信君士坦丁堡已经是其囊中之物。塞奥多利立即解除了他与亚森二世订立的反对约翰杜卡斯瓦塔基斯的联盟，并对保加利亚君主公开宣战。其仓促莽撞促使了他的灭亡。1230年春季，塞萨洛尼基皇帝的军队在马利卡河流域的克罗科特尼卡遭到毁灭xìng失败。塞奥多利本人被俘，并被瞽目，他迅速崛起的势力随即瓦解。 图56　饰有施洗者约翰和圣菲利普、圣斯蒂芬、圣安德鲁和圣托马斯半身像的象牙浮雕，完成于12世纪，现存lún敦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 但是，其弟弟曼努埃尔能够维持其对塞萨洛尼基本城和塞萨利、伊庇鲁斯两地的宗主权，而这只是塞奥多利以前权力的残余。这个希腊西北的帝国作为主张君士坦丁堡皇帝权力的势力，此时退出竞争。亚森二世则毫无困难地取得了塞奥多利在马其顿和色雷斯地区占领的领土，以及阿尔巴尼亚地区。他还将塞萨洛尼基帝国的影响排挤出塞尔维亚地区，塞奥多利的女婿拉多斯拉夫（Radoslav）被推翻，其兄弟弗拉迪斯拉夫取而代之，后者娶亚森二世的女儿为妻。亚森二世并非没有理由在一段碑文中正确地宣称，他已经征服了从亚得里亚堡到第拉修姆之间的所有土地，只有君士坦丁堡及其周围城镇还控制在法兰克人之手。“即便是这些地区也屈服于朕的权力”，他接着谈到拉丁皇帝人数极少，以及拟议中的摄政问题，“因为他们没有皇帝只有我，他们服从我的意志，因为上帝就是这样安排的”。[54] 希腊西部帝国的希望好像就是在克罗科特尼卡战役中被粉碎了，也预示了保加利亚的霸主地位。但是亚森二世在巴尔干半岛表面上没有对手的权威带有很大的欺骗xìng。事态不久就变得明朗起来，从这次战役获得好处的不是保加利亚沙皇，而是耐心等待时机的尼西亚皇帝，后者的整个行动都很理xìng，也很克制。亚森二世对塞奥多利的胜利，只是使尼西亚人摆脱了其希腊西部地区的敌手，而没有使保加利亚沙皇更接近其最终目标。亚森二世的摄政统治对君士坦丁堡的拉丁人来说已经失去了吸引力，因为他们已经不再担心塞奥多利安苴利的任何威胁。而随着保加利亚权力的增强，这个计划内涵的威胁却越来越明显，因此，耶路撒冷名誉国王、年迈的布林奈的约翰（John of Brienne）当选为皇帝。这促使亚森二世彻底改变其政策，他被迫对拉丁人宣战，以对付君士坦丁堡的挑战。他与约翰瓦塔基斯接触，并与之订立了反对拉丁帝国的希腊-保加利亚同盟。塞萨洛尼基的曼努埃尔也加入了这个联盟，但是只发挥了次要作用。 亚森二世在外jiāo事务中重走回头路，也需要在宗教事务中恢复原来的政策。卡罗赞与罗马曾经订立的教会统一并没有在保加利亚民众中扎根。亚森二世作为东正教君主反拉丁同盟的发起人，对于罗马教会任命的主教也不再承认。对他来说，他必须设立其自己在特尔诺沃的大主教区，并赢得尼西亚和其他东方大主教的支持。经过长期的谈判，尼西亚教会和国家的领导者们终于同意保加利亚建立独立教区，这样，保加利亚帝国和沙皇最终取得了教会独立。保加利亚大主教区与塞尔维亚独立自治大主教区一样，首先就要承认尼西亚教会大教长的最高权力，并同意在祈祷仪式中称颂拜占廷大教长，向他支付教会金。1235年，双方在瓦塔基斯刚刚收复占领的加里波利签署联盟协议，并在兰普萨库斯举行了皇帝之子塞奥多利二世拉斯卡利斯（Theodore II Las-caris）和保加利亚沙皇之女的婚礼，这个女儿就是先前许配给鲍尔温二世的那个姑娘。也是在这个地方，保加利亚教会主教的权力也经东方各教会主教的同意得到了承认。[55] 联盟立即对君士坦丁堡发动了水陆两栖围攻。由于冬季来临而暂时停止的军事行动于1236年重新开始。这个危机四伏的首都当时在威尼斯人海上力量的支持下勉强维持，尽管如此，拉丁人的地位变得越来越危险，以至于鲍尔温二世离开君士坦丁堡到西方寻求支援。拉丁人控制的君士坦丁堡最终由于进攻者之间的不和而得到挽救。保加利亚沙皇此时再次改变了主意，他正确地但是371迟缓地认识到拉丁势力的倒台将主要有利于尼西亚帝国，而对他来说，后者才是比早已筋疲力尽的拉丁帝国更危险的对手。因此，他中断了与瓦塔基斯的联盟，转而与拉丁人和正在向巴尔干半岛逼近的库曼人订立同盟，并向其先前的盟友宣战。尼西亚帝国在色雷斯地区的的几个主要据点之一的特祖鲁lún遭到保加利亚人、拉丁人和库曼人围攻。这时，作为一个情绪异常反映的结果，亚森二世摇摆不定的政策再度发生变化，当然这是最后一次变化。特尔诺沃bào发了瘟疫，其妻子、一个儿子和保加利亚大主教的突然病故可能使这个沙皇以为，这是上帝对他背信弃义于约翰杜卡斯瓦塔基斯的惩罚。1237年底，他从特祖鲁lún撤兵，并与尼西亚帝国皇帝恢复和约。[56]拉丁人和库曼人对特祖鲁lún的暂时占领，几乎没有对整个形势的发展产生丝毫影响，形势现在朝着有利于瓦塔基斯的方向发展。1241年，约翰亚森二世去世，由于蒙古人的入侵，保加利亚势力很快开始瓦解。约翰杜卡斯瓦塔基斯不再有任何强大的对手了：勇敢无畏的塞萨洛尼基皇帝盲目冲动莽撞行动，终被消灭；强大危险但反复无常追逐权力的保加利亚沙皇也走到了其尽头；衰落中的拉丁帝国早就成为其周围各强国政治角逐的目标，它只是由于其敌人的不和才得以苟延残喘。最后，只有尼西亚帝国皇帝因其明智精明、老成持重和坚忍不拔注定要摘取最终的政治成果。 1242年，他发动了打击塞萨洛尼基的战斗，当时这个城市由约翰依靠其父亲塞奥多利安苴利的支持进行统治，后者也已经被亚森二世释放。正当他快速顺利进军，快要接近这个西希腊帝国的首都时，小亚细亚的蒙古人发动了进攻，迫使他撤军，并订立和约。这次战争虽然提前中断，但是，它产生的后果却并非没有重要意义。西方希腊帝国正式允诺撤出与占优势地位的尼西亚帝国的任何对抗，塞萨洛尼基皇帝jiāo出了其帝国的印玺，同意接受瓦塔基斯授予他的专制君主称号。[57] 蒙古入侵使整个东方帝国和近东地区警觉起来。俄罗斯屈从于入侵者，在两个多世纪期间服从鞑靼人统治，后者在伏尔加河和顿河下游支流地区建立了所谓的“金帐汗国”。波兰、西里西亚、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匈牙利和整个多瑙河盆地，都遭到入侵和蹂躏，鞑靼人一直挺进到亚得里亚海海滨。他们在经过巴尔干半岛的撤退途中，洗劫了南斯拉夫各国，迫使保加利亚人支付贡金。与此同时，他们以空前强大的猛烈攻势侵入近东地区。尼西亚帝国的东方近邻伊科尼乌姆苏丹国和特拉比仲德小帝国的生存受到威胁，尼西亚帝国也担忧自身的安危。为了对付共同的威胁，约翰杜卡斯瓦塔基斯于1243年与伊科尼乌姆苏丹国订立同盟。[58]但是，小亚细亚地区的其他小国根本没有力量抵抗这个敌人，其势力从太平洋伸延到了中欧。特拉比仲德皇帝在被蒙古人彻底击溃后成为其附庸臣属国，甚至伊科尼乌姆苏丹也不得不缴纳贡金。特拉比仲德帝国和伊科尼乌姆苏丹国必须履行这些条件，以维持其悲惨的存在，而蒙古人则离开小亚细亚地区进行更重要的军事扩张。尼西亚帝国没有受到伤害，甚至还从其东方邻居的衰弱中获得了极大的好处。 约翰杜卡斯瓦塔基斯能够于1246年再度将其注意力转移到巴尔干半岛，以少量有限的兵力战胜保加利亚人和希腊西部帝国。巴尔干半岛昔日势力最强大的保加利亚王国此时成为鞑靼人的臣属国，当时由亚森二世尚在少年的儿子统治，处于绝望的境地。1246年，这个12岁的孩子克罗曼（Koloman，1241～1246年在位）突然去世，由其更小的异母弟弟米哈伊尔（Michael，1246～1256年在位）继位，这只能使局势更加混乱和恶化。瓦塔基斯乘机夺回约翰亚森二世早先从西希腊帝国夺取的领土，而未遭遇任何抵抗，从而使其势力扩张到色雷斯地区，并沿伸到马利卡河上游支流地区和瓦尔达河流域的马其顿地区。 而后，他以同样迅速的成功转向塞萨洛尼基，这个城市当时由瞎子塞奥多利的后人统治着，他只不过是在摇摇yù坠的皇帝宝座上勉强维持的傀儡。1246年12月，瓦塔基斯在势力强大的反对派支持下，未遇抵抗地进入塞萨洛尼基，他们正焦急地盼望他的到来。塞奥多利安苴利的帝国先被剥夺了权力而后被取消了帝国称号，最终消失殆尽。塞奥多利本人被赏赐了沃德纳附近一处庄园作为补偿，其子迪米特里这位塞萨洛尼基帝国末代统治者（1244～1246年在位）则作为战俘被押往小亚细亚。后来，安德罗尼库斯帕列奥列格作为尼西亚帝国欧洲领土的总督驻扎在塞萨洛尼基。他的儿子，后来的皇帝曼努埃尔帕列奥列格则统领塞里斯和迈尔尼克。以前作为西部希腊政权中心的伊庇鲁斯也在大约10年前脱离了塞萨洛尼基，只有塞萨利也在米哈伊尔一世安苴利的私生子专制君主米哈伊尔二世统治下保持独立。为了避免事态复杂化，瓦塔基斯与米哈伊尔二世（Michael II）订立友好条约，并于1249年将自己的孙女玛利亚许配给米哈伊尔的儿子和继承人尼基弗鲁斯。但是在难以驾御的塞奥多利安苴利不甘寂寞精神的影响下，米哈伊尔放弃了联盟，出兵占领了尼西亚帝国在马其顿地区的多座要塞。随后发生的军事冲突变得对他不利，他被迫在拉利沙接受了尼西亚皇帝特使起草的强制xìng和约。根据该和约，他不得不放弃新近占领的各个城镇，并将之归还给尼西亚皇帝，而且还应于1252年jiāo出他从保加利亚人那里夺取的马其顿西部地区，以及阿尔巴尼亚的克罗加。他还被迫将自己的儿子尼基弗鲁斯作为人质jiāo给瓦塔基斯。[59]塞奥多利安苴利也被jiāo出来，后者在尼西亚监狱中度过了其狂乱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91 章 的余生。 约翰杜卡斯瓦塔基斯还积极地与教皇和德国皇帝这两个西方强权进行接洽，他与13世纪最伟大的君主弗雷德里克二世霍亨斯陶芬（Frederick II Hohenstaufen）的关系极为密切。当时，后者恰好与教皇发生冲突，而他本人则与拉丁帝国较量，两位君主找到了共同立场，最终订立了联盟。该同盟由于约翰瓦塔基斯和弗雷德里克二世的妹妹康斯坦斯（Constance）的婚姻得到强化，当时，其第一位妻子伊琳尼拉斯卡利斯已经去世。弗雷德里克二世在致约翰瓦塔基斯的信中表达出对希腊人诚挚的同情和钦佩，他写到：“这个所谓的高级教士（指教皇）极力诽谤污蔑希腊人为异端，但是事实上，希腊人将基督的信仰传播到地球的各个角落”。[60]这个联盟并未产生出任何具体的结果，但是，它毫无疑问扩大了尼西亚帝国的威望。 图57　三联画像牙雕，描绘了基督接受施洗者约翰和圣母玛利亚祈祷的场景，其他人物为使徒、教父和殉教者。献词铭文提到皇帝君士坦丁，大概是君士坦丁七世委托制作了这一作品 如同这个时期几乎所有的拜占廷皇帝一样，约翰瓦塔基斯也与罗马教会谈判寻求教会统一。作为基本的条件，他要求教皇劝降拉丁帝国。开始，这次谈判像以前历次涉及教会统一的谈判一样毫无结果，且由于希腊皇帝和弗雷德里克二世之间的相互了解而变得复杂化。但是，后者去世后，在教皇英诺森四世（Innocent IV）时期，统一教会的谈判出现了更有利的转机。作为一个头脑清晰且有洞察力的政治家，英诺森四世不能不认识到与日益崛起的尼西亚帝国合作，将比继续与垂死的拉丁帝国合作会获得更大的回报。正像希腊皇帝准备牺牲掉其教会的独立以赢得恢复君士坦丁堡一样，教皇也准备抛弃拉丁帝国以获得与希腊教会的统一。[61]双方似乎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达成协议，但是他们再度未能迈出这最后一步。事实上，已经不再需要以影响如此巨大的让步来赢得罗马的支持了。君士坦丁堡的拉丁帝国气数已尽，其灭亡之日已经屈指可数，因为瓦塔基斯恢复博斯普鲁斯海峡上的拜占廷帝国的最后胜利只是个迟早的问题。 瓦塔基斯已经将尼西亚帝国的疆域扩大了两倍。其小亚细亚领土极为稳固，巴尔干半岛的大部分土地也臣服于他的统治。尼西亚帝国以前的臣属国都被消灭了，希腊西部帝国也不再存在了，无论是地处边远的伊庇鲁斯专制君主国，还是难以制服的保加利亚，此时都不构成重大威胁。拉丁帝国正在做垂死挣扎。鲍尔温二世将其惟一的儿子和继承人jiāo给威尼斯商人们作为换取贷款的抵押品，多么悲惨凄凉，他用这笔贷款缓解了其金钱奇缺的困境。[62]拉丁帝国的领土被挤压得只剩君士坦丁堡及其郊区农村，它已经被瓦塔基斯的领土团团包围。只需要一次努力就可以完成恢复拜占廷帝国的事业，这主要就是夺取帝国首都。然而，这最后的胜利却留给了他人。而约翰瓦塔基斯的工作只是为实现这一目标采取了必要的步骤，正是他真正使拜占廷帝国重新获得胜利变得确定无疑。 约翰瓦塔基斯在内政领域的成就并不比其在外jiāo领域的成就重要xìng更小些。他千方百计改善了司法管理体系，消除了统治管理中的弊端。在其妻子伊琳尼拉斯卡利斯的协助下，他着手从事消除贫困，特别是民众中最贫穷阶层的苦难，建立了许多医院和慈善救济机构。[63]其多种多样的建筑活动包括修筑装饰教堂以满足拜占廷教会礼拜的需要，加固边防要塞以满足军事需求。他还沿袭拜占廷国家那些最优秀的传统，为士兵建立军役小土地制度。同时，为那些被鞑靼人挟持来的库曼人设立军事屯田区，条件是为拜占廷人服役，这样就补充扩大了拜占廷军事资源。这些屯田区分布在色雷斯、马其顿和迈森德尔谷地，以及非利吉亚地区。[64]这样，边防体系得到了恢复，特别是在东部地区，[65]拜占廷历史家乔治帕奇美雷斯（George Pachcomres）正确地将这一成就，看作是尼西亚国家取得的最重要成就之一。[66] 约翰瓦塔基斯采取的经济措施也取得了显赫的成就。[67]在他统治期间，尼西亚帝国出现了已经长期未曾出现的物质生活的繁荣。[68]皇帝对改善农业和畜牧业给予格外的重视，并以身作则，亲事农耕。皇帝的农庄被刻意打造成模范典型，以向其臣民证明只要在农耕、园艺和畜牧养殖中开动脑筋，精心经营，就一定会得到丰硕的收成。皇帝还向其妻子赠送了一顶镶嵌珍珠宝石的皇冠，是用其出售农庄所产鸡蛋得到的金钱购置的。这顶他自己称为“鸡蛋皇冠”的礼物，在他看来象征着一项完整的规划。其经济政策的第一个原则就是做到国家经济的自给自足。因此，他千方百计禁止其帝国进口外国物品，并打破意大利城市的经济垄断。他大力禁止其臣民进口和购买外国奢侈品，要求所有人必须满足于“罗马人自己销售和经由罗马人之手制作的产品”。这一保护主义措施尽管最初出于lún理道德目的，但却直接针对威尼斯人。针对威尼斯进口的财税限制将导致严重的问题，因为这将违反自阿莱克修斯一世科穆宁到塞奥多利拉斯卡利斯的历代皇帝与威尼斯订立的商业协议。另一方面，任375何人都不能反对皇帝禁止其臣民过度奢侈的权利。贵金属和珍贵纺织品仍然从邻近的伊科尼乌姆苏丹国流入帝国。蒙古入侵从尼西亚帝国旁边滑过，但是却严重破坏了其周围邻国，使拜占廷人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突厥人到尼西亚帝国购买食物，以黄金和货物高价支付。因此，尼西亚帝国虽然战事不断，却从不缺钱。尼西亚帝国财政经济状况在约翰瓦塔基斯时期，远比科穆宁王朝晚期和安苴利王朝治下的拜占廷帝国更为健康。的确，这个国家在各个方面都比以前更完美，充分表明了拜占廷人的活力和气数尚未耗尽，拜占廷帝国的重新恢复也是完全可能的。 约翰瓦塔基斯晚年患有严重的间歇xìng癫痫，于1254年11月3日去世。[69]他对其祖国的巨大贡献得到了高度评价。其去世半个世纪后，他被封为圣人，此后直到现代，在南菲宏的马格奈西亚教堂每年都为约翰这位大慈大悲的神圣皇帝举行“纪念日仪式”。这里是他最后去世的地方，也是他生前特别喜欢居住的地方。[70] 第三节　光复的序幕 约翰瓦塔基斯通过胜利的斗争已将大部分拜占廷领土统一，并建立起拜占廷帝国已久违了的国内政治的良好状况。其继承者塞奥多利二世（Theodore II，1254～1258年在位）将表明，尼西亚帝国在文化上绝不比古代拜占廷帝国逊色。约翰瓦塔基斯曾积极促进帝国的文化发展，并始终对学问保持浓厚的兴趣。其子塞奥多利二世是著名学者尼基弗鲁斯布莱米迪斯的学生，他本人就是个文人和多产作家。他继位之前就积极投身学术探索、哲学研究和神学思考。塞奥多利二世在继位时承继了其母亲的姓氏拉斯卡利斯，使尼西亚帝国的宫廷成为人文主义者的中心，尼西亚被比作古代的雅典。[71]大批学者云集在他们有教养的君主周围，尼西亚帝国经历了文化上的复兴，这使人想起“生于皇宫紫色寝宫的”君士坦丁七世时的岁月。但是他与后者不同，塞奥多利二世因患可怕疾病而残废，他像其父亲一样遭受间歇xìng癫痫的折磨，而且更为严重，疾病消耗了其生命力。尽管如此，他仍然不失为一个学者，而且是个事必躬亲的人。他对帝国官员有很高的要求，亲自指导处理政务，并按照其最好的想法去做。他果断坚持拒绝帝国贵族的要求，因此，招致了他们极大的敌意。他也不太重用有特权的显贵，其主要顾问是一个出身低贱的朋友乔治穆扎lún（George Muzalon）。他设法控制教会，就像他已经控制了国家一样，他任命了一个心胸狭小的苦修教士阿森尼乌斯（Arsenius）为大教长。他对罗马采取谨慎小心的政策，对其父亲的教会统一政策没有什么好感，并拒绝希腊教会对罗马教会的任何让步，主张如果接受任何统一，双方的关系就只能建立在权利平等的基础上。在有不同意见的情况下，他这个皇帝应该拥有作为帝国仲裁人的决定权。[72]这种不妥协的强硬态度显然是约翰瓦塔基斯成功的外jiāo政策的延续，这一成功的政策似乎不再需要为恢复君士坦丁堡而争取教皇的支持。 塞奥多利二世短暂的统治在外jiāo政策方面没有造成什么变化，也没有使拜占廷人更加接近实现其最后的目标，夺取君士坦丁堡。但是，至少在表面上，帝国面临着众多敌人虎视眈眈的状况，他们在约翰瓦塔基斯去世后都变得更有敌意。米哈伊尔帕列奥列格与塞尔柱突厥人缔结的联盟，由于他涉嫌卷入一起严重的叛逆罪行而变得对帝国极为复杂，因此，他被迫逃窜到伊科尼乌姆的苏丹宫廷，并使苏丹支持其提出的皇权要求。只是由于蒙古人发动了新的进攻才完全改变了形势。苏丹被迫放弃了对希腊人的进攻，相反却请求后者给予援助，而米哈伊尔帕列奥列格也被迫放弃反叛，痛哭流涕地请求与皇帝达成和解。拜占廷人此时与蒙古人联系更加密切，以盛大的帝王礼仪接待蒙古使者，似乎想要向这位亚洲的君主表明尼西亚帝国极为富有，财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73]帝国在巴尔干半岛被迫与保加利亚人和伊庇鲁斯专制君主国作战。年轻的保加利亚沙皇米哈伊尔亚森占领了色雷斯和马其顿大部分地区，这些地区曾被约翰瓦塔基斯占领过。米哈伊尔亚森经过两次损失惨重的战争后，于1256年被击退，不得不签订了对尼西亚帝国有利的和约。[74]保加利亚人的威胁由于米哈伊尔亚森的倒台和内讧突起而大为缓解，特别是由于奈曼加王朝的后人君士坦丁提奇（Constantine Tich，1257～1277年在位）的即位而缓解，因为提奇与塞奥多利二世的女儿伊琳尼结婚。尼西亚还与伊庇鲁斯结为结亲联盟，这个计划早在约翰瓦塔基斯时就策划好了。专制君主米哈伊尔二世的儿子尼基弗鲁斯与皇帝的女儿玛利亚结为夫妻，塞奥多利二世乘机将第拉修姆和马其顿重镇塞尔维亚置于其控制下。然而，这一进军是以牺牲其与专制君主的友谊为代价的，自1257年后，两个希腊国家之间bào发了激烈而反复不定的较量。同时，在保加利亚战争期间，特别是在伊庇鲁斯专制君主国战争期间，危险的形势不断发展，因为皇帝和那些控制了军队大部分高级官阶的大家族之间的对立越发严重。塞奥多利二世指责他们造成他的一些失误，军事将领对这样一位对贵族充满敌意的君主的忠诚显然是完全靠不住的。但是，对贵族成员没完没了的指控和病态皇帝的无情惩罚只能加剧紧张对立，疾病使他更加容易暴怒，情绪失控。为了压制下去贵族的顽固抵抗，塞奥多利二世做过了头，他这样做的结果是开启了内部冲突，并最终导致其王朝的垮台。 当他于1258年8月因其遗传病去世时，年仅36岁，其7岁的儿子约翰四377世继承皇权。塞奥多利二世不顾因其而一夜发迹的朋友在帝国贵族中激起的强烈义愤，指派乔治穆扎lún为摄政。即便以米哈伊尔帕列奥列格为首的贵族向垂死的皇帝和乔治穆扎lún发过誓，但这些誓言并不能约束贵族的愤怒。就在塞奥多利二世死后第九天，正当举行已故皇帝的纪念仪式时，乔治穆扎lún及其兄弟在教堂里遭到攻击，被杀死在祭坛前。摄政权落到了米哈伊尔帕列奥列格手中，他是贵族中最精明能干和最卓越的代表，属于旧贵族，并与约翰瓦塔基斯的孙侄女塞奥多拉结婚，在其先人中还有几个前代皇家的成员。[75]作为一个杰出的军事将领，他得到了军队的信任，特别是得到拉丁雇佣兵的拥护；他还因举止高雅、魅力超群而得到各个阶层的支持，即便在权力极大的教士中也很有人缘。结果，他被任命为大公，后来晋升为专制君主。但是这些头衔也只是他爬上最高位置的垫脚石，1258～1259年之jiāo，他被任命为小皇帝约翰拉斯卡利斯的共治皇帝，并被加冕。[76] 图58　描绘国王威廉二世向圣母玛利亚奉献场面的镶嵌画，完成于1183年以前，现存蒙雷利修道院教堂 米哈伊尔帕列奥列格的地位之所以能够迅速窜升，部分原因是由于其丰富的阅历和老道的经验，部分是由于外jiāo形势险恶，需要有铁碗人物控制局面。弗雷德里克二世的儿子西西里的曼弗雷德（Manfred of Sicily）是尼西亚帝国最可怕的敌人。拜占廷国家实力的日益增强，使恢复帝国统治的事业自11世纪中期后大大加快，并已经把拉丁帝国限制在君士坦丁堡及其郊区的狭小地区，结果，曼弗雷德重新推行亨利六世和西西里诺曼历代君主的反拜占廷政策。1258年，他即占领了科孚岛和伊庇鲁斯沿海地区最重要的城市，其中包括刚刚被塞奥多利二世占领的第拉修姆和属于专制君主米哈伊尔二世的阿弗罗纳和布特林托。伊庇鲁斯专制君主正好打算为赢得西西里国王的友谊而做出牺牲。他主动将女儿嫁给曼弗雷德，将这些被占领的城市当作嫁妆，并与后者订立了反对尼西亚帝国的联盟。在这个联盟中的第三方是阿凯亚的威廉维利哈顿，他也同样与米哈伊尔二世的女儿结婚。当时，这个阿凯亚侯国的政治新星势力显赫，如日中天，与其紧邻的拉丁人雅典侯国和尤伯埃亚的三个领主都承认他为封主。这个三角同盟还得到了塞尔维亚国王乌罗斯一世（Uros I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92 章 为首新兴势力的大力支持。这样，一个强大的联合阵线就形成了，最终在最后时刻威胁要摧毁拉斯卡利斯王朝的复兴大业。希腊西部敌对国家、整个希腊地区的拉丁人势力和西西里国王派遣的联合部队，共同行动，准备消灭尼西亚帝国。 反对这个三角同盟的斗争，的确是对米哈伊尔八世真正重大的考验。他在对付可能动摇帝国的挑战时成为胜利者。其兄弟“首席贵族”约翰帕列奥列格（John Palaeologus）率领一支组合了塞尔柱突厥人和库曼人雇佣兵的强大军队，对抗联盟军队。[77]1259年秋季，同盟军队在配拉格尼亚遭到重创。[78]曼弗雷德派遣的400名骑士全部战死沙场，维利哈顿家族的威廉被俘虏，伊庇鲁斯专制君主国几乎灭亡。帝国军队进入阿尔塔，只是由于西西里提供了新的支援，专制君主国才从这次打击中恢复过来。 现在，不存在任何阻止拜占廷帝国复兴的强大力量。似乎能加以干涉的惟一力量是威尼斯航海共和国，这个君士坦丁堡拉丁帝国的真正创造者和1204年事件的主要受益者。为了避免这个危险，米哈伊尔八世与威尼斯人的对头热那亚人谈判。1261年3月13日，双方在南菲宏签订了极为重要的协议。这个协议如同早先1082年的协定对于威尼斯人确立其在东方的势力一样，也奠定了热那亚人在东方强大势力的基础。拜占廷帝国与热那亚建立了反威尼斯联盟。热那亚人允诺在战争中向拜占廷人提供军事援助，反之则得到了极为广泛的商业特权，包括其在帝国全境的免赋税、免关税特权，在帝国主要地区和君士坦丁堡建立他们自己的商业特区，当然是在帝国收复首都之后。[79]总之，热那亚人在利凡特贸易中占据优势地位，而威尼斯早在11世纪末以后就在利凡特贸易中占上风。事实上，拜占廷帝国成为这两个航海共和国的玩物，他们已经剥夺了拜占廷帝国曾经享有的海上霸权和商业垄断权，并在他们之间分享。 收复君士坦丁堡这一重要事件，在整整两代拜占廷人心中一直回dàng着，人们也一直为此极为精心地策划着外jiāo和军事政策，最终则以一次突发事件迅速地解决了。垂死的拉丁帝国最后的灭亡和拜占廷帝国收复君士坦丁堡都是通过这次意外事件完成的，它看起来就像是偶然事件导致的结果。帝国将领阿莱克修斯斯特拉特格布鲁斯（Alexius Strategopulus）受命率领一小股部队前往色雷斯地区监视保加利亚前线的动向，他在经过君士坦丁堡近郊时，惊讶地发现首都事实上没有设防。1260年8月签署的为期一年的停战协议当时还在生效期间，威尼斯舰队运载着大部分法兰克骑士部队已经离开，以便对达佛努修姆379要塞进行围攻，该要塞位于黑海南岸附近的一个岛屿上。斯特拉特格布鲁斯了解了这一形势后，立即对没有防卫的首都发动进攻，并于1261年7月25日几乎未遭遇任何抵抗地夺取了君士坦丁堡。鲍尔温二世及其随从慌乱出逃，拉丁人对君士坦丁堡的统治就这样结束了。 同年8月15日，皇帝米哈伊尔八世举行了盛大的进入君士坦丁堡城门的仪式。在拉丁人统治的57年里，君士坦丁堡目睹了其典雅庄严和富有豪华化为过眼烟云。紧接着1204年十字军的野蛮抢掠是对拜占廷财富系统的掠夺：他们的艺术品被出口到西方，因为贪婪贫穷的拉丁帝国从中找到了对西方各强权势力有利的方法。各个教堂的财物和最神圣的圣物都被洗劫一空，布拉赫奈皇宫被夷为废墟。拜占廷民众完全诚心诚意为事态的巨变而欢呼雀跃。皇帝进入这个被解放的城市被当作盛大的宗教节日。他受到高举圣母圣像的民众yóu xing队列的欢迎，这副圣像据说是出自新约圣经福音书的作者圣路可之手。而后，米哈伊尔八世“作为一个基督教徒而不是皇帝”，跟随神圣yóu xing队伍步行到斯图迪特修道院，再从那里回到圣索非亚教堂。在这重新恢复了东正教信仰的圣智教堂中，拜占廷皇帝按照传统接受加冕。同年9月，大教长再度为米哈伊尔八世及其妻子塞奥多拉进行第二次加冕。这一神圣的举动象征着拜占廷帝国在帝国首都的再生，这个城市由此开始其新生。与此同时，皇帝当时年仅3岁的小儿子安德罗尼库斯被宣布为“瓦西里”，成为皇帝的正式继承人，这就向建立新王朝迈出了关键的一步。[80] 另一方面，合法皇帝约翰四世拉斯卡利斯未能参加庆典仪式，数月后，米哈伊尔八世将这个可怜的年轻人瞽目。米哈伊尔八世帕列奥列格以扼杀曼努埃尔之子的安德罗尼库斯科穆宁为榜样，公开违背了将保护约翰四世权利的誓言，抛弃了拉斯卡利斯王朝的末代君主。然而，安德罗尼库斯科穆宁遭到了可怕的报应，而老谋深算的米哈伊尔八世则设法建立起持久的权力，他创立了拜占廷历史上统治时间最长的王朝，这个王朝注定将统治这个帝国直到它最后灭亡。 第四节　拜占廷帝国实力的恢复：米哈伊尔八世 拜占廷帝国虽然在约翰瓦塔基斯统治时期已经成为东南地区的强大势力，但是它只在重新夺取君士坦丁堡后才再度成为真正的大国。重新占领以前的首都，只不过是前此数十年政治和军事成功的结果，就像成熟的果实一样，是落入拜占廷人手中的一个奖赏。但是，重新夺取这个博斯普鲁斯海峡上的帝国首都后，拜占廷帝国的整个形势因一次打击而改变。拜占廷帝国再度成为欧洲外jiāo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成为所有地中海相关势力政治角逐的一个中心。 帝国重新获得的强国地位依然十分脆弱，面临危险。为了保持自己的地位，帝国需要拥有比它实际拥有的更多的财富和资源：出现了额外的负担和责任。开销猛增，因为帝国需要强大的军队和舰队；破败的首都需要修缮，也需要大笔金钱。这只能增加地方负担。从12世纪末，形势就十分清楚，拜占廷人再也不能维持其先前的强大权力。当他们被驱逐到小亚细亚时，就建立起内政良好且更加团结的国家，比旧帝国胜出一筹。而这个地方xìng的国家从没有设定过多重目标，它只是成为实现其昔日辉煌地位的一个台阶。因此，经过英雄般的努力，这种一度未能保持住的地位重新恢复了。 同时，拉丁统治时期也在拜占廷帝国政治体制上留下了深刻的伤痕，这是收复首都也不能修复的。君士坦丁堡这个帝国的心脏就建立在四面受敌的残破衰败的躯体上。意大利航海共和国控制着拜占廷各水域的航道，他们的商业殖民区遍布整个帝国各地，东地中海上的大部分岛屿也臣服于他们。希腊仍然处于法兰克人统治之下，甚至在希腊人指导下的伊庇鲁斯专制君主国，连同塞萨利地区都选择了拒绝承认与君士坦丁堡统一的计划，坚持对拜占廷帝国采取敌视态度。巴尔干半岛北部被保加利亚人和塞尔维亚人两个斯拉夫人国家所控制，他们在抵制拜占廷帝国中崛起。这两个国家都不具备发动大规模反拜占廷帝国军事行动的能力，但是他们都随时准备支持西方人领导的反拜占廷帝国的任何行动。在西方，复兴的拜占廷帝国同样不得不面对所有对复兴拉丁帝国感兴趣的势力。因此，对拜占廷帝国的进攻可以说一触即发。西方和巴尔干半岛那些敌视拜占廷帝国的势力结成了联盟，这很可能就决定着这个刚刚恢复的帝国的命运。如此险恶的形势，只能依靠娴熟精明的外jiāo计策方可化解，很幸运，米哈伊尔八世恰恰长于外jiāo计谋。 米哈伊尔八世帕列奥列格的使命是双重的，即通过外jiāo途径对付西方的进攻计划，以及通过消灭伊庇鲁斯专制君主国和希腊的拉丁人统治残余势力来恢复拜占廷人在其以前领土上的权威。后一个使命的成功取决于前一个使命的成功。[81]拉丁人反对拜占廷帝国的基地是西西里岛。在最初曼弗雷德和后来安茹的查理统治该岛时期，正相当于米哈伊尔八世统治的整个时期，其外jiāo政策主要是集中处理与西西里王国的关系。而西西里人只有在教皇的支持下才能着手积极进行其征服计划，因此，米哈伊尔八世的主要目的始终是阻止西西里王国与罗马之间结成同盟。只要曼弗雷德统治西西里，这就是个轻而易举的事情。在最初阶段，罗马对重新恢复的拜占廷帝国确实采取了否定态度，教皇不能允许罗马教会失去对君士坦丁堡教会控制这样的事情发生，不能接受持分离381立场的希腊帝国取代拉丁帝国的事实。乌尔班四世（Urban IV，1261～1264年在位）一开始就从道义上支持希腊的法兰克人反对拜占廷帝国的斗争，并开除了不愿意断绝与拜占廷帝国皇帝同盟关系的热那亚人的教籍。但是，罗马长期以来对霍亨斯陶芬王朝的厌恶使教廷一直没有与曼弗雷德建立联盟。乌尔班四世根本没有支持曼弗雷德征服拜占廷人的计划，相反却积极设法结束霍亨斯陶芬王朝在南意大利地区的统治，他将西西里王国给了安茹的查理，后者是法国国王的兄弟。米哈伊尔八世抓住霍亨斯陶芬王朝和教廷之间的矛盾，利用这个机会接近教皇，提出罗马和君士坦丁堡两大教会联合的建议，用这个拜占廷人惯用的诱饵说服了教皇。[82] 米哈伊尔八世努力改善巴尔干半岛局势显得更加重要，但是并没有取得完全的成功，因此，帝国被迫分散军队力量在几个战场作战。起初，帝国的形势似乎非常好，因为希腊的法兰克人自从维利哈顿家族的威廉在配拉格尼亚战役被俘后就一蹶不振。这样，米哈伊尔八世就能够按照他自己的意愿确定协议条款，并于1261年底之前释放威廉作为君主回阿凯亚。威廉二世向拜占廷皇帝宣誓效忠，接受了后者封授的“大管家”头衔，被迫将蒙农瓦西亚、米斯特拉、迈纳和伊拉克翁等地区归还拜占廷帝国。[83]然而，联盟是短命的。教皇解除了维利哈顿在君士坦丁堡对皇帝的誓言，因为两大教会间的重新统一并没有开始。他还得到了威尼斯这个刚刚复兴的拜占廷帝国的死对头的积极支持，威尼斯人的利益似乎由于他们一手创立的拉丁帝国的垮台和拜占廷帝国与热那亚之间的协议而受到严重威胁。战争由此bào发，米哈伊尔立即派遣了一支包括5000名塞尔柱突厥士兵在内的强大军队，在其弟弟“头等大贵族”君士坦丁的率领下前往伯罗奔尼撒半岛，君士坦丁开启的战事以拜占廷人速战速决的进攻胜利结束。与此同时，拜占廷-热那亚联合舰队袭击了拉丁人占据的海岛。伊庇鲁斯和保加利亚地区也bào发了战事。米哈伊尔八世干预保加利亚内乱，趁机于1260年和1262年占领了黑海西岸重要港口城市安恰鲁斯和迈森不里亚，设法将其陆上势力范围向保加利亚地区做了大幅度的扩张。但是，在伊庇鲁斯地区，占领君士坦丁堡的功臣阿莱克修斯斯特拉特格布鲁斯却因为军事指挥才能平庸，于1260和1262年只取得了一般的战绩。而皇帝的兄弟约翰帕列奥列格专制君主却于1264年夏季取得了重大胜利，迫使伊庇鲁斯专制君主米哈伊尔二世签订和约，并承认帝国的宗主权。米哈伊尔二世之子尼基弗鲁斯一世专制君主曾经与塞奥多利二世拉斯卡利斯的女儿正式结婚，此时则娶了米哈伊尔八世的侄女为妻。[84] 但是，拜占廷人在南希腊地区取得最初成功之后，战事出现了不利的变化。战争长期拖延，财政资源枯竭，一直得不到军饷的土耳其雇佣兵转而投向法兰克人。1264年，[85]拜占廷人在马克里-普拉吉遭到严重失败，他们被迫撤退，而帝国的盟友们也在海上遭到打击。1263年春季，热那亚舰队在那波利湾的塞特波兹被威尼斯人击溃。这次失败使皇帝改变了其对意大利航海共和国的政策。帝国作为热那亚的盟友，必须承担沉重的开支，却不能得到预期的利益，因此，皇帝被迫恶化与热那亚的关系，遣退热那亚船只，开始与更为强大的威尼斯航海共和国谈判。1265年6月18日，双方签署了授予威尼斯人在帝国拥有更多特权的协议。但是，与热那亚关系的破裂也只是暂时的。当乌云在西方海面聚集起来时，当威尼斯缓慢地批准了协议时，米哈伊尔八世再度转向热那亚人。1266年，再度被威尼斯人打败的热那亚，欣然同意接受皇帝提供的贸易特权。这次授予的特权包括其在帝国的自由贸易权和1267年在“黄金角湾”一侧的君士坦丁堡郊区建立加拉大商业特区。他们一直定居在这里，直到土耳其人征服，并将加拉大特区迅速发展成为繁荣的商业城区。热那亚重返君士坦丁堡结束了威尼斯的优势地位。1268年4月4日，拜占廷-威尼斯商业协议正式获得批准，但是其中关于驱逐热那亚人的条款被略而不提。[86]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协议最初的有效期只有5年。威尼斯采用了一种新的条约体系，即用一个小的注释就可以废除整个条约。以前设法达成的协议大多是约束拜占廷帝国只能支持一个航海共和国，同时反对另一个，而这个同时与热那亚和威尼斯达成的协定却具有突出的好处：它降低了使热那亚或威尼斯与拜占廷帝国敌人建立同盟的危险，同时使皇帝得以进一步利用各个意大利航海共和国之间的矛盾斗争，挑动他们相互较量。 图59　圣母子登基圣像画，13世纪末拜占廷艺术家完成于西欧，现存华盛顿特区国家艺术画廊 与此同时，在西方也发生了重大的变故。普罗旺斯伯爵安茹的查理响应教皇的召唤出兵意大利，在贝内文托战役中击毙曼弗雷德，灭亡了其王国，取代了其地位。这位西西里和那波利新国王对拜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93 章 占廷帝国来说是远比曼弗雷德更危险的对手。当霍亨斯陶芬成为教廷的敌人时，安戈文就是其被保护国，因而存在着在罗马支持下的积极而危险的反拜占廷帝国政策。[87]安茹的查理最终于1267年5月27日在维特尔伯与拉丁帝国皇帝鲍尔温二世签订友好条约，当时教皇在场，且给予首肯，而鲍尔温二世曾被驱逐出君士坦丁堡，他还制定了征服拜占廷帝国以后的瓜分计划。这个联盟还由于安茹的查理之女贝特利希（Beatrice）和鲍尔温二世之子腓力普（Philip）之间的联姻得到加强。这就是刚刚成为西西里主宰的安茹的查理策划的征服计划。他很快就开始干涉希腊事务，并使自己获得了曼弗雷德占有的伊庇鲁斯地区，同时赢得了威廉二世维利哈顿的支持。这位阿凯亚君主已经被反抗拜占廷军队的战争搞得筋疲力尽，并受到希腊民众敌视的威胁，毫不犹豫地争取安茹的查理的支持，进而将其国家置于安茹的查理领主权之下。他的女儿和继承人伊莎贝拉（Isabella）与查理之子订婚。[88]正当反对拜占廷皇帝的敌人与日俱增之时，西西里国王又找到了更多的盟友。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也加入其阵营，他们这些南斯拉夫君主都是由于政治和王朝原因，被推动加入反拜占廷人阵线的。保加利亚沙皇君士坦丁提奇是曾被米哈伊尔八世废黜并瞽目的皇帝约翰拉斯卡利斯的妹夫；塞尔维亚国王乌罗斯一世则与法国公主结婚，他与安茹的查理的联盟，为他提供了实现其反对拜占廷帝国的扩张计划之最佳时机。与此同时，安茹的查理最终稳固了其在西西里的地位，之后开始向阿凯亚派遣军队，并提供金钱援助。 拜占廷帝国的形势极为危险。但是，米哈伊尔八世并未放弃希望，他仍然有信心争取到教皇的支持，而教皇克莱门特四世（Clcomnt IV）事实上的确接受了他提出的重新开始关于教会合并、统一问题的谈判建议。罗马的真正目标是消灭希腊教会的分离主义势力，同时要解放圣地，而不是西西里国王策划的征服拜占廷帝国。自1204年的历史证明，单纯征服拜占廷帝国并不能推进教会合并统一事业。从罗马立场出发确定的深谋远虑的东方政策与安茹的查理的征服政策有极大的区别。如果克莱门特四世给人以支持这些计划的印象的话，那他一定是为了给拜占廷皇帝施加压力，以便使罗马的政策取得成功，而不是像安戈文人的计划。[89]当克莱门特四世于1268年去世后，教皇位置空缺了相当长时间，狡猾的米哈伊尔八世帕列奥列格立即转而争取法国国王的支持。法王圣路易（St.Louis）如同他那个时代的历任教皇一样，希望从非基督教徒手中解放圣地，并恢复基督教世界各个教会之间的和睦。他在拜占廷皇帝特使的影响下，设法制止其好战的弟弟对希腊的基督教徒开战。安茹的查理被迫于1270年夏季参加其哥哥对突尼斯的十字军征伐，这样，他攻击拜占廷帝国的计划在极为关键的时刻被阻止了。1271年9月，圣彼得教堂空缺的教皇宝座终于被新教皇占据了，尽管安茹的查理强烈反对，意大利人格里高利十世（Gregory X）仍被选为教皇。格里高利十世是位十字军运动和教会合并统一运动的热情积极支持者，他反对安戈文人的征服计划。教皇与希腊教会合并统一的计划，比以前更明显地成为其东方政策的核心。[90] 安茹的查理离开欧洲期间，法兰克人控制下的希腊形势迅速变得对拜占廷人有利了，他们再度得以加强其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地位。但是，征讨突尼斯只是一段暂短的chā曲。路易九世到达非洲后不久，就感染瘟疫而亡，安茹的查理在取得了一场小规模胜利的战斗后回到西西里。他于1271～1272年间派兵重新加强莫利亚军事力量，遏制了拜占廷人在希腊的进军。 同时，米哈伊尔八世正在设法通过加强王朝间的联系，降低安茹的查理在巴尔干半岛的希腊和斯拉夫人地区的影响。希腊西部的独立君主国于1271年米哈伊尔二世专制君主去世后土崩瓦解，合法继承人尼基弗鲁斯专制君主与拜占廷皇帝的侄女结婚，而后继承了专制君主宝座，但是在塞萨利，米哈伊尔二世的私生子约翰控制着政府。皇帝授予他“头等大贵族”头衔，并安排其侄子安德罗尼库斯塔昌尼奥特斯（Andronicus Tarchaneiotes）与约翰的女儿结婚。这个保险措施实际上并不保险。这个精力充沛且好战的塞萨利君主，不久就成为帝国可怕的敌人，塔昌尼奥特斯与其岳父联手从事共同的事业。的确，拜占廷帝国几乎不可能与坚持分离主义的希腊各君主国保持友好关系，因为皇帝的真实目的是吞并这些小国。 同样，皇帝恢复帝国的计划也破坏了与斯拉夫各王国的“合作”。他认为他应该重新建立其对巴尔干半岛的控制权，不仅包括希腊人和拉丁人占领的土地，而且还包括南斯拉夫的土地。这一点清楚地反映在1272年那份重要但无效力的教会法令中，米哈伊尔八世在这个法令中，提出剥夺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教会的独立自治地位，他像瓦西里二世一样，强行将南斯拉夫教会归属于奥赫里德的希腊大主教区。[91]尽管他建立与塞尔维亚人的联姻同盟的谈判大有进展，但是最终却遭到失败；而另一方面，米哈伊尔八世能够与匈牙利订立同盟，这也有助于对抗塞尔维亚和安戈文之间的联盟。他的皇位继承人安德罗尼库斯与匈牙利国王斯蒂芬五世的女儿结婚。稍后在1272年11月，安德罗尼库斯被加冕为共治皇帝，与此同时，还被授予远比以前拜占廷共治皇帝享有的更为广泛的权利（参见第408页）。[92]1270年前后，沙皇皇后伊琳尼拉斯卡利斯去世后，保加利亚沙皇与皇帝的侄女、伊庇鲁斯专制君主的小姨子玛利亚结婚，此后保加利亚地区的紧张关系似乎得到缓解。但是，米哈伊尔八世并没有将拜占廷人于1262年占领的黑海港口城市安塞亚鲁斯和迈森布不亚作为嫁妆归还保加利亚人。这就导致1272年bào发了战争，保加利亚人入侵拜占廷帝国领土。然而，他们在与米哈伊尔八世结盟的鞑靼人入侵压力下被迫撤退，并放弃了对争议城市的主权要求。 这个时期，东方的强大势力主要包括俄罗斯南部地区的鞑靼人的金帐汗国、近东和中东地区的旭烈兀统治下的蒙古人，埃及地区的马木路克王朝。[93]俄罗斯的蒙古人和旭烈兀统治下的蒙古人于1259年各自分立，不再是统一国家。1258年，旭烈兀占领了哈里发都城巴格达，他将其势力范围扩大到从印度到地中海的整个地区，但是却在1260年遭到埃及的马木路克王朝的沉重打击。这些人最初大部分来自库曼人和俄罗斯南部大草原的多个民族，后来在埃及阿尤布王朝期间形成了近卫军。1250年，他们控制了整个埃及，以他们自己的王朝取代了阿尤布王朝，这个王朝对埃及的统治一直延续到16世纪。[94]他们的同胞从俄罗斯南部涌入埃及，加入其行列，人数日益增多，这样就使马木路克王朝与金帐汗国保持了十分密切的关系。两大势力都是近东地区蒙古人的敌人，他们之间联系的惟一途径是海路，由于拜占廷帝国恰好控制着他们联系的关键地区，因此，他们都不可避免地主动与拜占廷皇帝接洽谈判。这清楚地表明，他们造访君士坦丁堡使拜占廷帝国的国际地位和权威得到很大程度的提高。最初米哈伊尔八世与匈牙利人和近东地区的蒙古人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这样他就可以对邻近的伊科尼乌姆苏丹国保持压力。由于这个原因，他并未与俄罗斯的蒙古人和马木路克王朝建立联盟关系。俄罗斯南部地区的鞑靼人曾与保加利亚人结盟，因此于1264年对帝国发动了猛烈进攻。拜占廷军队遭受严重损失，米哈伊尔八世本人差一点被击中毙命，色雷斯地区惨遭蹂躏。破坏范围如此广泛，程度如此严重，以至于“无论是耕牛还是农夫都看不见了”。[95]鞑靼人应塞萨利的约翰和安德罗尼库斯塔昌尼奥特斯的请求于1271年发动第二次进攻。这些入侵连同保加利亚的复杂因素迫使米哈伊尔八世很快解决了他于南俄罗斯地区鞑靼人的争端。1272年，他与著名的鞑靼人领袖诺嘎吉（Nogaj）签订了友好条约，后者对金帐汗国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并拥有打击任何保加利亚人反拜占廷军事行动的能力，不久他就证明了自己的实力。[96]皇帝将自己的私生女尤弗罗西尼（Euphrosyne）嫁给他，并向他馈赠贵重礼物。从此以后，拜占廷皇帝与金帐汗国、马木路克王朝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拜占廷帝国与埃及之间互换使节也越来越频繁。米哈伊尔八世以更大的包围圈围困那些对拜占廷帝国充满敌意的势力组成的包围圈，以此遏制帝国的各图60红条纹玛瑙圣杯，制作于公元前1世纪或者公元1世纪，现存威尼斯圣马可教堂宝库。罗曼努斯二世重新用为圣餐杯，第四次十字军的骑士从君士坦丁堡抢劫到威尼斯路敌人。诺嘎吉率领下的鞑靼人对保加利亚造成巨大压力，正像旭烈兀统治下的蒙古人一直牵制着伊科尼乌姆的苏丹国一样。在塞尔维亚人的背后，站立着帝国的盟友匈牙利人，安茹的查理，这个拜占廷帝国的死敌一直受制于仍然抱着合并统一教会希望的虔诚教皇，迟迟不能对拜占廷皇帝发动攻击。 图60　红条纹玛瑙圣杯，制作于公元前1世纪或者公元1世纪，现存威尼斯圣马可教堂宝库。罗曼努斯二世重新用为圣餐杯，第四次十字军的骑士从君士坦丁堡抢劫到威尼斯 然而，格里高利十世对米哈伊尔八世就教会统一做出的含糊不清的允诺再也不能感到满意了，后者已经用这个诱饵欺骗罗马10余年了。他向皇帝发出了最后通牒，或者是希腊教会屈服或者是不屈服，如果是前者，他将保证所有基督教势力都对拜占廷帝国全力支持，否则，他就宣布不再对始终坚持自己要求的安茹的查理进行约束。[97]此时，拜占廷-威尼斯协议期满结束，这给了教皇一个对米哈伊尔八世施加更大压力的机会以实现其目的。他警告威尼斯人不要重新签署该协议，除非拜占廷人将教会合并到罗马。安茹的查理也有自己的目的，千方百计争取威尼斯人加入反拜占廷帝国同盟。与此同时，他在希腊和巴尔干半岛采取积极步骤，与反帝国最强烈的塞萨利君主订立友好条约，1273年还派遣强大的军队前往莫利亚。早先，他已经在阿尔巴尼亚这个通往拜占廷帝国的必经之地获得了立足点，该国信仰天主教的地区承认他为领主。他加强了与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的联盟，保加利亚沙皇和塞尔维亚国王的使节于1273年到达其宫廷。[98]帝国的所有敌人，包括拉丁人和希腊人、斯拉夫人和阿尔巴尼亚人，都联合在安茹的查理的旗帜下。通过条约的束缚和婚姻的纽带，查理既与拥有君士坦丁堡皇帝头衔的人发生密切联系，自身又是法兰克希腊地区的君主，此时他感到拜占廷皇帝的皇冠好像就在他面前。 在此情势下，格里高利十世发出的威胁确实带有强制xìng，皇帝已经没有别的选择，只有服从教皇的意志了。米哈伊尔八世不顾拜占廷教士们的倔强反对，在君士坦丁堡与教廷代表团进行谈判，最终说服了一部分教士接受教会合并统一的建议。1274年7月6日，双方在里昂签署了历史xìng的文件。首相乔治阿克罗保利特斯以皇帝的名义发誓接受教皇的最高权威，并接受罗马教会的信仰，拜占廷代表团的教会高级成员，包括前大教长日耳曼努斯和尼西亚大主教塞奥发尼斯，也都在这份皇帝宣言上签了名。两大教会的联合统一在长达两个多世纪期间，一直是罗马政策的主要目标，这一无休止、长期不断且毫无成果的大量谈判的目标，现在终于实现了。 米哈伊尔八世希望从这次教会统一事件中获得的政治利益事实上不久就体现出来了。在教皇的压力下，安茹的查理被迫放弃其精心策划的征服拜占廷帝国的计划，在1276年5月1日，迫使自己停止敌对行动。威尼斯也于1275年5月重新签署了与拜占廷皇帝的协议，只是其有效期仅两年。[99]刚刚还陷于绝境，走投无路的拜占廷帝国此时获得了主动权，开始主动回击入侵了。甚至还在里昂会议进行时，阿尔巴尼亚的安戈文军队就遭到拜占廷人的巨大压力，后者占领了贝拉特和布特林托等重要城市，开始围困第拉修姆和阿弗罗纳。1275年，派遣其兄弟约翰率领强大的军队前往塞萨利，当时该地区已经成为“头等贵族”约翰安苴利领导的反对皇帝的动乱中心。米哈伊尔八世的战斗旗开得胜，使帝国军队直抵塞萨利地区首府奈奥巴特雷城下，但是却由于“头等贵族”约翰本人的英勇无畏和指挥娴熟的作战而遭到失败，后者在关键时刻从邻近的法兰克人雅典公爵得到增援。1277年进行的第二次反对塞萨利的战争也未取得决定xìng胜利。另一方面，帝国在海上取得了重要胜利。被任命为海军司令的意大利人里卡利奥（Licario）指挥的海上军事行动特别成功，尤伯埃亚和许多爱琴海岛屿先后落入其手，结果拜占廷舰队重新成为爱琴海的霸主，伯罗奔尼撒半岛也发生了重要变化。1278年，威廉二世维利哈顿去世，其后果是使莫利亚君主国直接为安茹的查理所统治。乍看起来，这个变化似乎使拜占廷帝国面临直接威胁，但是事实上，它表明法兰克统治的衰落，因此，这对拜占廷皇帝有利。威廉二世曾经面临的各种困难，对于安茹的查理所任命的政府来说显得更为艰难。这个国家已经被持续不断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94 章 的战争和希腊民众日益增长的反对拉丁人外族统治的斗争弄得筋疲力尽。在这些情况下，拜占廷帝国能够将其领土扩大到阿卡迪亚地区，这一点连同帝国刚刚在阿奇派拉格湾的胜利，意味着帝国地位得到极大的巩固。 图61　圣索非亚教堂南边走廊的巨大镶嵌画，此图中心人物为基督。该画可能是所有拜占廷镶嵌画中最精致和娴熟的作品之一，可能完成于1261年君士坦丁堡重新被拜占廷人占领后 然而，帝国外部形势得到极大改善是以严重的内乱危机为代价的。拜占廷人和大部分教士坚决反对教会统一，激烈反对皇帝本人，米哈伊尔八世和希腊教会的关系因此遭到严重损害。米哈伊尔八世将小皇帝约翰拉斯卡利斯弄瞎后，大教长阿森尼乌斯就宣布米哈伊尔帕列奥列格不合法，只是由于其极为艰苦的努力，皇帝最终于1266年才将这个顽固的苦修教士免职。他任命其第二个继承人约瑟夫为大教长，但是，教会部分教士和民众仍然保持着对被驱逐的大教长阿森尼乌斯的忠诚。这些民众组成了所谓的阿森尼乌斯派，该派公开反对皇帝和教会的新领导人。当米哈伊尔八世屈从罗马教皇，并要求希腊教会承认教皇的最高权威时，一场席卷整个帝国的风暴突然bào发。大教长约瑟夫拒绝接受教会合并统一，这使问题更难解决，因此，皇帝必须对教会领袖进行再次换马。高级执事约翰贝库斯（John Beccus）被任命为新的大教长。此人天赋极高，多才多艺，最初反对教会统一，后来改变观点，支持教会统一事业。拜占廷国家此时分裂为两个敌对的阵营，当局下令结束希腊-罗马教会的分裂只能造成拜占廷帝国内部更深刻的裂痕。拜占廷民众的正统信仰已经被神圣化了，他们对拉丁人的仇恨已经成为第二种天xìng，他们公然反对皇帝，认为他已经背叛了其祖先的信仰。但是，皇帝无视他们的抗议，继续坚持教会统一，因为在他看来，这是惟一可以拯救帝国的途径。无情的迫害接踵而至，无论高级还是低级人士皆不能幸免。监狱人满为患，挤满了教士和普通信徒，低贱的黎民百姓和皇家后裔王公贵族同为狱友，因为分裂涉及社会各个阶层，所有民众，即便皇家本身也因此分裂了。[100] 甚至在帝国边境之外地区，皇帝的教会统一政策也导致了严重复杂的局面。米哈伊尔八世最喜爱的妹妹尤罗吉亚（Eulogia，或称Irene）[101]就是教会统一政策的积极反对者，她联络其已经是保加利亚沙皇的女儿玛利亚共同行动。这两个女xìng的共同行动，使保加利亚变成策划反皇帝yīn谋的老巢。在这个方面，紧张局势不久得到缓解，也许只是暂时的缓解。特尔诺沃这个被征服的帝国又遭到蒙古人的掠夺破坏，社会冲突导致政治分裂，民众暴力革命几度bào发，伴随着严重的内部斗争。拜占廷人武装干涉保加利亚动乱，镇压了伊瓦杰罗（Ivajlo）领导的已经胜利的民众起义，成功地扶植起阿森尼德王朝的希腊化后裔，后者与皇帝的女儿伊琳尼结婚，他于1279年被拥立为摇摇yù坠的保加利亚沙皇，称为伊凡亚森三世。 在分离主义盛行的希腊各君主国，反对皇帝教会统一政策的仇恨产生了特别严重的后果，即使是和善的伊庇鲁斯专制君主尼基弗鲁斯也受感染要发动对米哈伊尔帕列奥列格的攻击。他占领了海港城市布特林托，这个城市先为拜占廷人所夺取，后于1279年刚刚投降安茹的查理。米哈伊尔的死敌、塞萨利的约翰，多年来一直在西方列强支持下进行反对拜占廷帝国的战争，此时宣布自己为希腊东正教教会的领袖，并在其周围聚集了越来越多的反教会统一政策的拜占廷人。1278年，他还举行了谴责皇帝为异端的宗教会议。[102] 与此同时，教皇和皇帝被迫做出艰苦努力，以便维持罗马和拜占廷帝国之间的教会统一。1276年格里高利十世去世后，由于西西里国王对罗马的影响日益强烈，这一合作逐渐受到冷落。尼古拉斯三世（Nicholas III，1277～1280年在位）再度设法推行罗马关于普世教会的观念，因此，千方百计推进两大教会统一政策。他还设法恢复哈布斯堡的鲁道夫（Rudolf of Habsburg）和安茹的查理在西方的力量平衡，维持安戈文王朝和拜占廷皇帝在东方的力量平衡，以便建立其罗马教廷君临一切世俗政权之上的普世权威。在尼古拉斯三世担任教皇期间，米哈伊尔八世感受到了西方的安定，这恰好与拜占廷帝国在莫利亚和阿奇派拉格湾的重大胜利相吻合（参见第388页）。但是，在下一任教皇的选举问题上，安茹的查理发挥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形势也发生了重大变化。1281年2月22日，法国人马丁四世（Martin IV），这位西西里国王强横意志的工具被扶植为教皇。库里亚大会放弃了其作为权力仲裁人的地位，甘心情愿地沦为安戈文王朝侵略政策的同盟者。在教皇的支持下，安茹的查理和鲍尔温二世的儿子、被废黜的拉丁皇帝腓力普共同于1281年7月3日在奥尔维托与威尼斯共和国缔结了协议，旨在恢复被帕列奥列格王朝篡夺政权的罗马帝国。[103]马丁四世甚至做得更加过分，他完全否定了其历代前任的政策，以便盲目屈从安茹的查理的意愿，他指责拜占廷皇帝为分裂主义者，认为他为了推行教会统一，不惜一切，以至于引起他自己的臣民强烈的敌意。这个教皇还宣布废黜皇帝，禁止任何基督教君主与之沟通。 这意味着米哈伊尔八世教会统一政策的彻底失败，因为甚至罗马本身也已经放弃了这个政策。西方列强联合起来反对拜占廷帝国，威尼斯将舰队租借给安茹的查理，教皇则给予其道义上的支持。巴尔干半岛诸君主也建立起反对拜占廷人的联合阵线，并与安茹的查理密切合作，塞萨利的约翰和塞尔维亚新王、精力充沛的米卢亭（Milutin，1282～1321年在位）于1282年入侵马其顿地区，塞尔维亚国王还占领了重要城市斯克普杰，这个城市拜占廷人从来也没有收复过。在保加利亚，拜占廷人的傀儡伊凡亚森三世已经于1280年丧失了皇位。其继承者和反对者乔治一世特尔特尔（George I Terter，1280～1292年在位）是库曼人后裔，作为保加利亚大贵族的领袖，夺取了权力，提前向拜占廷帝国发动了进攻，并与安戈文王朝和塞萨利的约翰结为同盟。安茹的查理从来也没有如此接近实现其最终目标，而米哈伊尔八世也从来没有处于如此险恶的境地：拜占廷帝国的末日似乎已经屈指可数。 但是，就在形势极为严峻的关键时刻，幸运的钟摆开始向回摆，在安茹的查理最踌躇满志的关头，一场灾难压倒了他，而米哈伊尔帕列奥列格的娴熟外jiāo策略也因此得以施展，并获得了其最伟大的胜利。[104]还在尼古拉斯三世担任教皇期间，这次精明的外jiāo就已经开始了，米哈伊尔千方百计通过热那亚这个中间国家与曼弗雷德的儿子、阿拉贡的彼得三世（Peter III of Aragon）国王接触，逐渐达成谅解。彼得三世打算从背后袭击安茹的查理，重新夺回查理于1266年从其父亲曼弗雷德国王手中夺取的王国。拜占廷皇帝按照他的建议，设立基金，建造舰队。与此同时，皇帝的特命全权大使携带着充足的金钱，在西西里煽动起反对安戈文王朝外族统治的起义。这个王国早就因长期不断的备战和地方官员的腐败而资源枯竭，痛苦万分，民怨沸腾。正是拜占廷人的黄金，促使潜伏的危机提前bào发了，当然，拜占廷人的黄金也对阿拉贡国王的备战提供了很大帮助。米哈伊尔八世在自传中如是说：“假如我敢于声称我就是上帝赐予西西里人民自由的工具，那么我只有讲出真理”。[105]正当米哈伊尔帕列奥列格处于极为艰难的困境时，起义于1282年3月31日在巴勒莫bào发。这次起义如同燎原烈火，烧遍了全岛，安戈文王朝在西西里的统治在著名的“西西里晚祷起义”中以血腥的方式结束。8月，阿拉贡的彼得三世亲率舰队出现在岛上。他在巴勒莫被加冕，戴上了曼弗雷德的王冠，成为西西里的统治者，而安茹的查理则克服了千难万险，才勉强保住了其在意大利本土的领地。反对拜占廷帝国的战争此时不在议题范围之内。意大利南部王国分崩离析，安茹的查理在这次空前的灾难后放弃了斗争，教皇也深深地卷入了这场灾难，从此，被废黜的拉丁皇帝腓力普被所有人遗忘，威尼斯则向拜占廷皇帝和阿拉贡国王支付金钱。这场长达20年、以推翻拜占廷人刚刚恢复的帝国的国际大yīn谋，最终就这样被米哈伊尔帕列奥列格天才的外jiāo计策所粉碎。 图62　13世纪东地中海沿岸各国的控制区 【注释】 [1]Cf.above，p.351 f.，on both the history and the occasional writings of Nicetas Choniates，which belong in part to the period after 1204，as also for the letters and writings of Michael Choniates. [2]Critical edition by A.Heisenberg，Georgii Acropolitae Opera Ⅰ，Leipzig 1903. [3]ed.Heisenberg，Opera Ⅱ，12-29. [4]The compilation was edited as an independent anonymous work by Sathas，。Ⅶ（1894），1-556，and since then has been known by scholars as the Synopsis Sathas.The identification with Theodore Scutariotes was made by A.Heisenberg，Analekta，Mitt.aus.italien.Hss.byz.Chronographen（1901），3 ff.The additions to Acropolites are given by Heisenberg in his edition of this author，Ⅰ，275 ff. [5]Cf.，for instance，the information in L.Bréhier，L’Eglise et l’Orient au Moyen Age（1921），1 ff.and 114 f. [6]The Greek versions are edited by J.Schmitt，The Chronicle of Morea，London 1904;the Italian version，Cronaca di Morea，by C.Hopf，Chroniques gréco-romanes，Berlin 1873;the French by J.Longnon，Livre de la Conqueste de la Princée de l’Amorée，Paris 1911;the Aragonese by A.Morel-Fatio，Libro de los Fechos et Conquistas del Principado de la Morea，Geneva 1885;English trans.H.E.Lurier，New York 1964. [7]ed.with cocomntary by Heisenberg，‘Neue Quellen’Ⅰ-Ⅲ。 [8]A Heisenberg，Nicephori Blemmydae curriculum vitae et carmina，Leipzig 1896;the Prolegcomna gives a detailed account of the life and writings of Blemmydes. [9]ed.K.Emminger，Studien zu den griechischen Fürstenspiegeln Ⅰ.Zumdes Nikephoros Blemmydes，Gymnasial-Programm，Munich 1906.Cf.the critical cocomnts on this by E.Kurtz，BNJ 3（1922），337 ff.，and S.G.Mercati，BS 9（1948），182 ff. [10]A.Heisenberg，Niceph.Blemm.100-19;J.B.Bury，‘An unpublished poem of Nicephorus Blemmydes’，BZ 10（1901），418 ff. [11]N.Festa，Theodori Ducae Lascaris Epistolae CCXVII，Florence 1898.His most important correspondents are George Muzalon，N.Blemmydes and Acropolites.Blemmydes’own letters are printed in Append.Ⅲ，pp.290-329（thirty-one to Theodore Ⅱ and one each to the Despot Michael Ⅱ of Epirus and the Patriarch Manuel）。 [12]A list of the writings of Theodore Ⅱ Lascaris is given by J.B.Papadopoulos，Theodore Ⅱ Lascaris，empereur de Nicée，Paris 1908，pp.ix ff. [13]ed.J.B.Papadopoulos，Appendice，pp.183-9. [14]Scom extracts are published by F.Uspenskij，‘O rukopisjach istorii Nikity Akominata v parizskoj nacion.bibl.，（The manuscripts of the History of Nicetas Acominatus in the Bibliothèque Nationale，Paris），ZMNP 194（1877），76.The contents of the oration are expounded in detail by M.Andreeva，’A propos de l’éloge de l’empereur Jean Ⅲ Batatzès par son fils Théodore Ⅱ Lascaris’，Annales de l’Inst.Kondakov 10（1938），133 ff. [15]L.Bachmann，Theodori Ducae Lascaris imperatoris in lauden Nicaeae urbis oratio，Rostock 1847.There is a detailed analysis of an unedited speech on the duties of subjects towards their ruler by E.Lappa-Zizicas，‘Un traitéinédit de Théodore Ⅱ Lascaris’，Actes du VIe Congrès Internat.d’Etudes Byz.Ⅰ（1950），199 ff. [16]ed.with cocomntary by Heisenberg，‘Palaiologenzeit’97 ff. [17]Miklosich-Müller Ⅲ，68-76;critical edition with many comndations and detailed cocomntary by N.Festa，‘Le lettere greche di Federigo Ⅱ’，Archivio storico italiano，ser.V，t.13（1894），1-34. [18]A list of the fifteen known doccomnts（in part surviving only in a Latin trans.）of the Epirote rulers with valuable cocomnts is given by P.Lcom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95 章 le，‘Trois actes du despote d’（1953），407 ff.Cf.also idem，‘Le privilège du despote d’Epire Thomas I pour le Vénitien Jacques Contareno’，BZ 44（1951），389 ff.；M.Markovic，‘Vizantiske povelje Dubrovackog arhiva’（Byzantine doccomnts in the archives of Dubrovnik），Zbornik radova Viz.Inst.1（1952），205 ff. [19]V.G.Vasiljevskij，‘Epirotica saeculi ⅩⅢ’，ⅤⅤ3（1896），233-99;S.Pétridès，‘Jean Apokaukos，lettres et autres doccomnts inédits’，Izv.Russk.Archeol.Inst.v.Konstantinopole 14（1909），69-100;Papadopulos-Kercomus，‘（1909），379-83.Cf.also M.Wellnhofer，Johannes Apokaukos，Metropolit von Naupaktos in Aetolien（c.1155-1233）.Sein Leben und seine Stellung im Despotate von Epiros unter Michael Dukas und Theodoros Komnenos，Freising 1913. [20]J.B.Pitra，Analecta sacra et classica specilegio Solecomnsi parata Ⅵ（1891）.This material has recently been excellently dealt with by D.Angelov，‘Prinos kuum narodnostnite i pozcomlni otnosenjia v Makedonija（Epirskija despotat）prez puurvata cetvuurt na ⅩⅢ venk’（A contribution to the study of racial and agrarian conditions in Macedonia（despotate of Epirus）in the first quarter of the thirteenth century），Izv.na kamarata na nar.kultura Ⅳ，3（1947），1-46.Cf.also M.Drinov，‘O nekotorych trudach Dimitrija Chomatiana，kak istoriceskom materiale’（On certain writings of Dcomtrius Chomatianus as historical evidence），ⅤⅤ1（1894），319-40;2（1895），1-23. [21]Letter to the Patriarch Germanus in Pitra，Nr.114，pp.487-98;new edition of the protest to St.Sava with Serbian trans.in my study，‘Pismo Dimitrija Homatijana sv.Savi’（Dcomtrius Chomatianus’letter to St.Sava），Sveto-Savski Zbornik Ⅱ（1938），91-113. [22]New edition，with a French translation，H.Grégoire，‘Imperatoris Michaelis Palaeologi de vita sua’，B 29/30（1959/60），447-76. [23]Cf.A.Dimitrievskij，Opisanie liturg.rukopisej（Description of liturgical manuscripts）Ⅰ（1895），769-94，and textual comndations given by Dolger，Reg.2065. [24]ed.with cocomntary by Heisenberg，‘Palaiologenzeit’33 ff.；cf.also Dolger，Reg.1994. [25]The information in the Chronicle of the Morea is particularly instructive in this respect.Cf.also Tafel and Thomas Ⅱ，57，‘Omnes debemus in suo statu tenere nihil ab aliquo amplius exigentes，quam quod facere consueverant temporibus graecorum imperatorum’。 [26]Cf.Ostrogorsky，La féodalité55 ff. [27]Cf.Vasiliev，‘Foundation’3-37（and his supplcomntary article‘Mesarites as a Source’，Speculum 13（1938），180 ff.）.On the title of the Emperors of Trebizond ascf.Dolger，BZ 36（1936），233.whose suggestion that it was a version of the Byzantine title ofis more convincing than the explanation that it was in contrast to the rulers of Epirus suggested by N.Jorga，Revue Sud-Est europ.13（1936），176. [28]On the role of Queen Thamar cf.Vasiliev，‘Foundation’12 ff.His views supported by doccomntary evidence do not seem tocom to be invalidated by the objections of Jorga，op.cit.172 ff. [29]On Sabbas cf.P.Orgels，‘Sabas Asidénos，dynaste de Sampson’，B 10（1935），67 ff.On the identification of Sampson，which has been confused with Sampson（Amisus）on the Black Sea，cf.G.de Jerphanion，‘ο.Une ville à déplacer de neuf cents kilomètres’，OCP 1（1935），257 ff. [30]Nic.Choniates 791 and 808.Villehardouin Ⅱ，145（ed.Faral）.Cf.Gerland，Lat.Kaiserreich 41;Longnon，Empire latin 64 ff.；B.Primov，‘Gruucko-buulgarski suujuz v nacalo na ⅩⅢ vek’（The Graeco-Bulgarian alliance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thirteenth century），Istoriceski Pregled 4（1947），22 ff. [31]There is a detailed description of the battle of Adrianople in Gerland，Lat.Kaiserreich 46 ff.，and Longnon，Empire latin 77 ff. [32]On court life at Nicaea cf.Andreeva，Ocerki 55 ff. [33]Heisenberg，‘Neue Quellen’Ⅱ，8 ff. [34]B.Sinogowitz，‘Ueber das byzantinische Kaisertum nach dem Vierten Kreuzzuge（1204-1205）’，BZ 45（1952），345 ff.，convincingly demonstrates that it was not Theodore，but his brother Constantine Lascaris，who was proclacomd Emperor in St.Sophia on 13 April 1204 after Alexius V’s flight and icomdiately before the entry of the crusaders into Constantinople（according to Nic.Choniates 756，2）.I had accepted the opposite interpretation of Dolger，Reg.Ⅲ，1，but now，like Dolger，Deutsche Literaturzeit.74（1953），598，I agree with Sinogowitz’view which had already been put forward by earlier scholars（cf.esp.Andreeva，Ocerki 5 f.and BS 4（1932），178）.But unlike Dolger，op.cit.，I cannot agree with Sinogowitz’hypothesis that Constantine Lascaris，whom Nicetas Choniates 756，11，says had refused the crown，actually exercised the imperial office in Nicaea during the year 1204-5 and that Theodore Lascaris beccom Emperor in 1205 after the supposed death of his brother in battle against the Turks.The Greek sources give no more information about Constantine，but even Villehardouin（Ⅱ，130，ed.Faral），the only one who occasionallycomntions him as fighting in Asia Minor，is very far from regarding him as the Emperor of the Greeks，and considers him rather as the faithful supporter of Theodore and‘one of the finest Greeks in Romania’（cf.also ibid.Ⅰ，168）.In maintaining that Theodore Lascaris ccom to the throne in 1205 Sinogowitz mainly relies on Nicetas Choniates’oration on Theodore in which hecomntions his anointing（Sathas，。Ⅰ，113，22）.On the other hand it is known from Acropolites 11，18（ed.Heisenberg）that Theodore bore the title of Despot until his coronation by the Patriarch in 1208 and therefore was not proclacomd Emperor in 1205.But of course even before the coronation he was considered as the real ruler and it is perfectly natural for Acropolites 31，22，to say that he reigned eighteen years，reckoning the cocomnccomnt of his rule from 1204. [35]Cf.Gerland，Lat.Kaiserreich 82 ff.；Longnon，Empire latin 89 ff.，128 ff. [36]The proof of this is given by Gerland，Lat.Kaiserreich 210 ff. [37]Theodore Ⅰ married a niece of Leo Ⅱ in 1214，but the marriage was dissolved after a year.Cf.A.Heisenberg，‘Zu den acomnisch-byzantinischen Beziehungen am Anfang des 13.Jahrhunderts’，S.B.d.Bayer.Akad.1929，fasc.6. [38]On the chronology cf.J.Longnon，‘La campagne de Henri de Hainaut en Asie Mineure en 1211’，Bull.de l’Acad.de Belgique 34（1948），447. [39]At least Henry accuses him of this intention in a letter sent to the West from the camp at Pergamon on 13 January 1212，Buchon，Recherches et matériaux Ⅱ，211 ff. [40]Acropolites 27.Cf.also P.Lauer，‘Une lettre inédite d’Henri I d’Angre，empereur de Constantinople，aux prélats italiens（1213?）’，Mélanges Schlumberger Ⅰ（1924），201;J.Longnon，op.cit.442 ff.and Empire latin 127 f.，though he appears to overstress the significance of Henry’s victory. [41]Acropolites 28.W.Ramsay，Historical Geography of Asia Minor（1890），129 and 159;Gerland，Lat.Kaiserreich 218;Gardner，The Lascarids 84 ff.；Dolger，Reg.1684;Longnon，Empire latin 128 and op.cit.450 f.（who thinks the treaty was concluded at the beginning of December 1214）。 [42]Zepos，Jus Ⅰ，481 f.（=Tafel and Thomas Ⅱ，205 ff.）；Dolger，Reg.1703. [43]So the initulatio runs;the signature gives‘Grecorum’。 [44]Cf.Jirececk，Geschichte Ⅰ，296 ff.，who cites evidence in proof of this.D.Anastasijevic，‘Je li Sv.Sava krunisao Prvovencanog?’（Did St.Sava crown Stephen the First-Crowned?），Bogoslovlje 10（1935），211 ff.，asscoms that Stephen having been crowned by the papal legates was then crowned again by his brother Sava which in my view does not seem very probable.But Dj.S.Radojicic，ⅫCongrès Intern.dest.Byz.，Rapports compcomntaires，Belgrade-Ochrida 1961，102，returns to this view. [45]Dcomntijan（ed.Danicic）221.See S.Stanojevic，‘Sveti Sava i nezavisnost srpske crkve’（St.Sava and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Serbian Church），Glas Srpske akad.nauka 161（1934）。 [46]Cf.Vasiliev，‘Foundation’25 ff. [47]Cf.W.Miller，Trebizond，the Last Greek Empire，London 1926.F.Uspenskij，Ocerki iz istorii trapezuntskoj imperii（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the Empire of Trebizond），Leningrad 1929.The doccomnts of the monastery of Vazelon are particularly important for economic and social conditions，Th.Ouspensky et V.Bénéchévitch，Actes de Vazélon，Leningrad 1927. [48]It has previously been general to speak of the‘Despotate’of Epirus，since it was generally believed that all the rulers of the Epirote state，beginning with its founder Michael Angelus，bore the title of despot，and that this title belonged to the head of the state of Epirus as such.But recently L.Stiernon，‘Les origines du despotat d’Epire’REB 17（1959），90 ff.（cf.also XIIe Congrès Intern.des Et.Byz.Resumés des Communications，Belgrade-Ochrida 1961，100 f.），and Ferjancic，Despoti，49 ff.，have independently provided compelling proof that Michael Angelus never used the title of despot（nor did his successor Theodore）and consequently cannot have founded a‘despotate’.In addition，Ferjancic’s valuable book makes it clear that the title of despot was never linked with the rule of a particular region，either here or anywhere else in Byzantium，and that neither the Epirote region nor any other part of Byzantium ever possessed the particular status of a‘despotate’。 [49]Acropolites 24 f.Meliarakes，53 f.doubts the reliability of this account;Gardner，The Lascarids，91，argues that it is reliable. [50]Michael was an illegitimate，Theodore a legitimate，son of the Sebastocrator John Angelus（on him cf.my study‘Vozvysenie roda Angelov’（The rise of the Angeli family），Jubil.Sbornik Russk.Archeol.Obsc.v.Belgrade 1936，111 ff.）.He may well have taken the ncom of Ducas from his mother，and he called himself Comnenus after his grandmother Theodora，the daughter of Alexius Ⅰ。 [51]J.Longnon，‘La reprise de Saloniqu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96 章 e par les Grecs en 1224’，Actes du VIe Congrès Intern.d’Etudes byzantines Ⅰ（1950），141 ff.，has demonstrated from western sources that Thessalonica was not taken in 1222 or 1223，but towards the end of 1224. [52]Cf.Chomatianus’letter of protest to Sava of May 1220，and his letter to the Patriarch Germanus in 1223（for editions cf.above，p.421，note 4）。 [53]Cf.Longnon，Empire latin 161 f. [54]Inscription of Asen Ⅱ in the Church of the Forty Martyrs at Trnovo，reproduced in Uspenskij，Izv.Russk.Archeol.Inst.v Konstantinopole 7（1901），Plate 5.Cf.also Asen Ⅱ’s privilegium to Dubrovnik，ed.G.Iljinskij，ibid.25 ff.，and Ⅰ.Dujcev，Iz starata buulgarska kniznina（From Old Bulgarian literature），Ⅱ，42. [55]Cf.V.Vasiljevskij，‘Obnovlenie Bolgarskogo Patriarsestva pri care Ioanne Asene ⅡⅤ1235 g.’（The restoration of the Bulgarian Patriarchate under the tzar John Asen Ⅱ in 1235），ZMNP 238（1885），1-56，206-24;P.Nikov，‘Cuurkovnata politika na Ivan Asenja Ⅱ’（The ecclesiastical policy of Ivan Asen Ⅱ），Buulg.istoric.bibl.3（1930），65-111.In spite of Dolger，Reg.1730，it seems tocom that Vasiljevskij has established that the initiative for the alliance ccom from Asen Ⅱ.On this now cf.Zlatarski，Istorija Ⅲ，379 ff.St.Stanojevic，‘Sv.Sava i proglas bugarske patrijarsije’（St.Sava and the establiscomnt of the Bulgarian Patriarchate），Glas Srpske Kralj.Akad.156（1933），173 ff.，attributes the agrecomnt of the eastern Patriarchs to the establiscomnt of a Bulgarian patriarchate to thecomdiation of St.Sava，who during his second pilgrimage to the Holy Land in 1233-4 visited Jerusalem，Alexandria and Antioch and returned by way of Trnovo where he died on 14 January 1235.But cf.N.Radjocic，‘Sveti Sava’，Godisnjica 44（1935），46. [56]On the chronology cf.Dolger，Reg.1758. [57]Acropolites 67.Cf.Ferjancic，Despoti 62 f.Although John wore imperial insignia and，like Manuel，issued doccomnts in red ink，in fact，as Ferjancic，op.cit.58 f.and 62 f.，shows，neither bore the title of Emperor. [58]Dolger，Reg.1776. [59]Cf.Ferjancic，Despoti 63 ff. [60]Le lettere greche di Federigo II，ed.Festa，p.22. [61]Cf.Norden，Papsttum und Byzanz 359 ff. [62]On the hisory of the Latin Empire cf.the important article by R.L.Wolff，‘Mortgage and Redemption of an Emperor’s Son：Castile and the Latin Empire of Constantinople’，Speculum 29（1954），45 ff. [63]Nic.Gregoras Ⅰ，44. [64]Nic.Gregoras Ⅰ，37.On the colonization of the Cumans in the east cf.also Acropolites 65（ed.Heisenberg）.Theodore Ⅱ Lascaris had this settlcomnt of the Cumans in mind when he wrote in his oration in praise of his father，‘By having the Scythians transplanted from the western territories，you made a useful subject race of them in the east，and by settling them in place of the sons of the Persians（the Turks），you have curbed their insatiable urge towards the west…’Cf.the extract given from this still unpublished work in F.Uspenskij，‘K istorii krestjanskogo zemlevladenija’（On the history of peasant proprietorship），ZMNP 225（1883），339，and also Mutafciev，Vojniski zemi 76，note 2. [65]Pachcomres Ⅰ，16 ff.Cf.also the excellent cocomnts on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frontier system by Wittek，Mentesche 9 ff. [66]Cf.Ostrogorsky，Féodalité，62 ff. [67]Cf.H.Glykatzi-Ahrweiler，‘La politique agraire des empereurs de Nicée’，B 28（1958），151 ff.，135 f. [68]Nic.Gregoras Ⅰ，41 ff.；cf.D.Xanalatos，‘Wirtschaftliche Aufbau-und Autarkie-MaBnacomn im 13.Jahrhundert（Nikanisches Reich 1204-61）’，Leipziger Vierteljahrschr.f.Südosteuropa 3（1939），129 ff.，though it is a pity that his cocomnts are weakened by a scomwhat unfortunate habit of comparison with the present，or at least with recent，years. [69]On the date cf.Laurent，‘Notes’162 ff. [70]Cf.A.Heisenberg，‘Kaiser Johannes Batatzes der Barmherzige’，BZ 14（1905），160 ff.，where the fourteenth-century life of John Vatatzes is printed（pp.193-233）。 [71]Gregory of Cyprus，Autobiography，ed.W.Lccomre，p.179，though later Gregory，relying on his own experience，does indeed give a negative judcomnt on the facilities for education in Nicaea（op.cit，p.183）。 [72]Cf.the characteristic cocomnts in Theodore’s work on the Holy Spirit，cited by J.Draseke，BZ 3（1896），512 f.Cf.also the letters of Theodore Ⅱ，ed.Festa，p.202 ff.See also Norden，Papsttum und Byzanz，380 ff. [73]M.Andreeva，‘Priem tatarskich poslov pri nikejskom dvore’（The reception of the Tartar ambassadors at the court of Nicaea），Recueil Kondakov（1926），187 ff. [74]Dolger，Reg.1883;Zlatarski，Istorija Ⅲ，456 ff.；Mutafciev，Istorija Ⅱ，104 f. [75]Cf.V.Laurent，‘La généalogie des premiers Paléologues’，B 8（1933），130 ff. [76]The exact date of Michael’s accession to the imperial throne has been much discussed.Nic.Gregoras Ⅰ，78，says he was raised on the shield on 1 December（1258）and crowned at the end of December（quite probably at Christmas）which is accepted by Dolger，Reg.Ⅲ，p.30;cf.also‘Die dynastische Familienpolitik des Kaisers Michael Palaiologos’，E.Eichmann Festschrift（1940），180.Pachcomres Ⅰ，81 and 96，says that Michael beccom Emperor on 1 January（1259），and he is followed by Laurent，‘Notes’165 ff.；cf.Miller，CMH Ⅳ（1923），508，who，unlike Laurent，rightly distinguishes between the raising on the shield and the coronation.In any case，it is clear that Michael did not gain the imperial throne in December 1259（as for instance in Chapman，Michel Paléologue 37）or in January 1260（as in B.Meliarakes，509）because we have imperial doccomnts of Michael Ⅷ dating from the beginning of 1259（cf.Dolger，Reg.1867 ff.）.The date given by Pachcomres for the accession of Michael Ⅷ to the imperial throne（1 January 1259）seems to be supported by the fact that，as has been pointed out by P.Wirth，Jahrbuch der osterr.byz.Gesellschaft 10（1961），87 f.，the scom date is also found in the short chronicle published by B.T.Gorjanov（ⅤⅤ2（1949），218，18），although the day of the week is given wrongly. [77]As E.Darkó，Byzantinisch-ungarische Beziehungen in der zweiten Halfte des 13.Jahrhunderts（1933），10 ff.，shows，Hungariancomrcenaries are alsocomntioned by the Chronicle of the Morea，ed.J.Schmitt，v.2250 ff.This indicates that Hungariancomrcenaries，amongst others，fought for the Byzantines in the battle of Pelagonia，though the fact that they are notcomntioned in the Greek sources goes to show that they were few in number.In any case，it is scomwhat surprising to go on to read in Darkó（op.cit.16 and 54）that‘the famous battle of Pelagonia ended with the complete victory of the Nicaean and Hungarian troops’，and that‘the fortunate co-operation of the two powers（i.e.Nicaea and Hungary）shattered the hostile alliance with all its aspiration and in so doing opened the way to Constantinople for the Nicaeans’.It may be remarked in passing that the triptych of Grenoble which Darkóuses（op.cit.36-53）for the relations between Byzantium and Hungary in the thirteenth century can hardly be older than the eighteenth century（cf.J.Moravcsik，Inscription grecque sur le triptyche de Grenoble（1935）；and also N.Radojcic，Letopis Matice Srpske 340（1934），112 ff. [78]A very detailed account of the formation of the anti-Byzantine coalition and the battle of Pelagonia is given by D.J.Geanakoplos，‘Greco-Latin Relations on the Eve of the Byzantine Restoration：the Battle of Pelagonia-1259’，Dumbarton Oaks Papers 7（1953），99-141;see also idem，Michael Palaeologus，47 ff. [79]Zepos，Jus Ⅰ，488 ff.；Dolger，Reg.1890.Cf.Heyd，Cocomrce du Levant Ⅰ，351，427 ff.；G.J.Bratianu Recherches sur le cocomrce génois dans la Mer Noire au ⅩⅢe siècle（1929），81 f. [80]Andronicus（Ⅱ）was made co-Emperor as early as the late sucomr of 1261，while Michael Ⅷ’s well-known prostagma of November 1272（cf.below，p.457 and p.480）was on the occasion of his ceremonial coronation when the title of Autocrator was conferred on him.This is shown by F.Dolger，‘Die dynastische Familienpolitik des Kaisers Michael Palaiologos’，E.Eichmann Festschrift（1940），183 ff.（=Paraspora 182 ff.） [81]I cannot agree with Norden，Papsttum und Byzanz 390 ff.，that there is any incompatibility between Michael Ⅷ’s defensive policy towards the West and his offensive policy towards the Balkans. [82]R.J.Loenertz，‘Notes d’histoire et de chronologie byzantines’，REB 20（1962），171 ff.corrects certain details of the negotiations of Michael Ⅷ with the Roman Curia，particularly in chronology. [83]For details on the agrecomnt between Michael Ⅷ and William Ⅱ cf.Zakythinos，Despotat Ⅰ，15 ff.；Dolger，Reg.1895. [84]Dolger，Reg.1931. [85]Like Longnon，Empire latin 232 f.，I have kept the traditional chronology based on the information in the Chronicle of the Morea;the criticisms of Dragoumis，（Athens 1921），177，and Zakythinos，Despotat Ⅰ，41 ff.，seem unsatisfactory. [86]Cf.Dolger，Reg.1934，1941，1960. [87]Cf.J.Gay，‘Notes sur le second royacom francais de Sicile’，Mélanges Jorga（1933），309 ff. [88]Cf.Longnon，Empire latin 236 f. [89]Cf.the excellent cocomnts in Norden，Papsttum und Byzanz 443 ff. [90]V.Laurent，‘La croisade et la question d’Orient sous le pontificat de Grégoire Ⅹ’，Revue hist.du Sud-Est Europ.22（1945），105，gives a detailed description of Gregory Ⅹs’eastern policy with strong emphasis on his crusading projects.Cf.idem，‘Grégoire Ⅹ et un projet de ligue anti-turque’，EO 37（1938），257 ff.，and‘Le rapport de Georges le Métochite，apocrisiaire de Michel Ⅷ Paléologue auprès du pape Grégoire Ⅹ（1275-6）’，Revue hist.du Sud-Est Europ.23（1946），233 ff.；A.Fliche，‘Le problcom oriental au second concile oecuménique de Lyon（1274）’，OCP 13（1947），475，does not in fact contrib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97 章 ute anything new. [91]V.N.Benesevic，Opisanie greceskich rukopisej sv.Ekateriny na Sinae（A description of the Greek manuscripts of St.Catharine’s monastery on Mt.Sinai），St.Petersburg 1911-17，vol.Ⅰ，3，1，pp.542 ff. [92]Pachym.Ⅰ，318 f.；prostagma of Michael Ⅷ of 8 November 1272，Heisenberg，‘Palaiologenzeit’37 ff.（with detailed cocomntary）；Dolger，Reg.1994 and 1995. [93]Cf.F.Uspenskij，‘Vizantijskie istoriki o mongolach i egipetskich mamljukach’（Byzantine historians on the Mongols and Egyptian Mamluks），ⅤⅤ24（1923-6），1 ff.；G.Vernadskij，‘Zolotaja Orda，Egipet i Vizantija v ich vzaimootnosenijach v carstvovanie Michaila Paleologa’（The Golden Horde，Egypt and Byzantium and their relations in the reign of Michael Palaeologus），Sem.Kond.1（1927），73 ff. [94]Cf.Stanley Lane-Poole，A History of Egypt in the Middle Ages（1901），242 ff.；A.Poliak，‘Le caractère colonial de l’Etat Mcomlouk dans ses rapports avec la Horde d’Or’，Revue des Atudes islamiques 1935，231 ff. [95]Nic.Gregoras Ⅰ，101. [96]Chronological indications in the sources are very infrequent.Cf.Dolger，Reg.1969，1976，1977.The chronology given here is based on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various events described：the alliance with Nogaj cannot have been before 1272 since it was preceded by the Tartar attack invoked by John of Thessaly which occurred in 1271 at the earliest and the Bulgar-Byzantine war which could hardly have broken out before the spring of 1272，as between the death of the tzarina Irene Lascaris in 1270 and this war the tzar’s marriage with the Emperor’s niece Mary and the subsequent birth of a son has to be fitted in. [97]Cf.Norden，Papsttum und Byzanz 489 ff. [98]Cf.Jirecek，Geschichte Ⅰ，323. [99]And not on 19 March 1277 when the treaty was renewed for a further two years.Cf.Norden，Papsttum und Byzanz 540，note 1.But Chapman，Michel Paléologue，132 and also Geanakoplos Michael Palaeologus，301，place the conclusion of this treaty in 1277. [100]Cf.H.Evert-Kappesova，‘La sociétébyzantine et l’Union de Lyon’，BS 10（1949），28 ff.Cf.also idem.，‘Une page des relations byzantino-latines.Le clergébyzantin et l’union de Lyon（1274-82），ibid.13（1952/53），68 ff.，and‘Byzance et le St.Siège à l’époque de l’union de Lyon’，ibid.16（1955），297 ff.；Geanakoplos，Michael Palaeologus，265 ff. [101]Papadopulos，Genealogie d.Palaiologen Nr.29. [102]Cf.V.Grcoml，‘En Orient après le concile de Lyon’，EO 24（1925），321 ff. [103]Tafel and Thomas Ⅰ，287 ff. [104]Cf.S.Runciman，The Sicilian Vespers，Cambridge 1958，201 ff.and App.288 ff.for the disputed role of John of Procida. [105]ed.Grégoire，B 29/30（1959/60），461. 第8章　拜占廷帝国的衰亡（1282～1453年） 史料 这个时期的第一批历史学家包括乔治帕奇美雷斯（George Pachcomres）、尼基弗鲁斯格里高拉斯（Nicephorus Gregoras）和约翰坎塔库震努斯（John Can-tacuzenus）。涉及1308年以前的历史可以参见第358页提到的乔治帕奇美雷斯。其作品对于安德罗尼库斯二世统治前期和他以前的米哈伊尔八世统治时期的历史同样重要。关于大加泰隆军事行动的那些曲折多事的经历的详细记载具有极大的重要xìng，该记载应该被比作加泰隆蒙坦内有争议的记载，作者参加了这次远征。[1]尼基弗鲁斯格里高拉斯的那部名为《罗马史》（）的伟大著作也具有极高的水平，该题目本身就极好地揭示出拜占廷人对罗马传统的认同。这部《罗马史》涉及1204～1359年间的历史，分为37卷，前7卷包括1320年以前的历史，而格里高拉斯本人生活的这个时代被写在30卷中，写的十分详细。尼基弗鲁斯格里高拉斯（1290/91？～1360年）[2]是14世纪的一位杰出人物，也是拜占廷帝国一位涉猎其当代所有知识领域的最卓越、最高产的学者。[3]其历史著作充满了信息，对于了解中世纪历史作品常常忽略的法律制度、政府管理和经济问题能提供极大的帮助。其作品比较生动，总的看来十分可靠。格里高拉斯作为积极参与14世纪50年代反对异端斗争的领袖人物，他在处理异端争论问题时，就失去了历史的客观xìng，陷入一种散乱而喋喋不休、大谈其偏见的叙述，并大量引用官方文件。除了其历史作品，格里高拉斯的书信在其现存的所有文献中具有最高的史料价值。[4]皇帝约翰六世坎塔库震努斯（John VI，1341～1354年在位）著名的史书是从1320年安德罗尼库斯三世（Andronicus III）继位开始写起，直到作者本人被废黜时为止，该书是一位隐退的政治家以回忆录的形式写作的自我辩护作品。坎塔库震努斯尽最大的努力粉饰夸大其活动，而对那些不便启口的事实多隐瞒或含糊其词，因此必须极为小心谨慎地使用他的记述。但是，总的看来，他记载的事实还是可靠的，只有他的解释常带有偏见。这份由一个经验老道的政治家留下的记载是以其日记和大量的文件为基础的，因此，是一个重要的资料宝藏，无论在文献质量上，还是史料上，都堪称上乘。 这个时期的第二批历史学家主要包括劳尼库斯（Laonicus Chalco-condyles）、杜卡斯、乔治（George Phrantzes）和克里托布鲁斯（Critobulus），他们的作品涉及拜占廷帝国瓦解后的历史。劳尼库斯是雅典人，人文主义者基米斯图斯普莱顿（Gemistus Plethon）的学生，他以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为榜样，对自亚述人到奥斯曼帝国统治之初的世界历史作了简介，而后叙述了土耳其人的征服和拜占廷帝国灭亡的历史。[5]这部作品结束于1463年利姆诺斯被占领，但它显然是写于15世纪80年代。尽管全书存在一些年代错误，但其记述手法娴熟，显示出作者的文学天赋及其历史洞察力。与当时的历史背景相一致，舞台的中心不再是拜占廷帝国，而是奥斯曼帝国，其实力迅速崛起构成了劳尼库斯作品的重要主题，而这样的主题对拜占廷历史写作是个全新的内容。他曾在莫利亚专制君主的宫廷任职多年，因此，对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历史做了详细的叙述，而这个地区的历史对于15世纪拜占廷帝国的历史发展至关重要。在热那亚军队中服役的杜卡斯则使用了不同的写作手法。[6]杜卡斯与劳尼库斯不同，他使用希腊本地语言写作。其作品一直涉及到1462年的整个时期，其特点是叙述可靠，生动翔实。而且，其叙述充满了真正的戏剧化的冲突，例如，他对君士坦丁堡被攻陷事件做了图解式的详细描述。杜卡斯像劳尼库斯一样，在其作品前言中简练地介绍了世界历史，全书的主要内容是从约翰坎塔库震努斯1341年举行登基大典开始记述的，而从1389年苏丹巴耶扎德（Bajezid）即位后其记述则变得更为详尽。[7]该作品的意大利文版本也保存下来，该版本减少了原始文本的空缺脱漏之处（即在希腊文本后以CB形式印刷）。乔治的作品则对拜占廷历史做了更加有限的描述，[8]其原始文本涉及1413～1477年间的历史，但是在后来扩大的版本中，则是从帕列奥列格王朝开始写起的。[9]他作为皇家的密友和帕列奥列格王朝最后三位皇帝时期拜占廷国家的高官，与劳尼库斯和热那亚人的朋友杜卡斯完全不同，他以不一样的方式坚持拜占廷的传统思想观念。他与支持教会统一的杜卡斯不同，而是坚定不移地反抗拉丁人的斗士。其记述真实可靠，建立了精确的编年体系，他使用的语言还在劳尼库斯做作的古语和杜卡斯刻意使用的新闻语之间建立了新的模式。这三位同时代的作家在描述的内容和解释上相互补充，而其中最为准确的当属杜卡斯。[10]至于对这三位作家有所补充的作品应当提到因布罗斯人克里托布鲁斯的记述。劳尼库斯的作品相当大胆，竟然将土耳其国家作为其作品的中心内容，而希腊贵族克里托布鲁斯甚至更过分地写了苏丹穆罕默德二世（Muhacomd II）的历史，他极力使自己顺从土耳其统治当局，并取悦其新主子。涉及1451～1467年那段君士坦丁堡陷落的历史描述得极为充分，占据了其作品的大部分，[11]对于学习拜占廷历史的同学极为重要。克里托布鲁斯与乔治不同，却与劳尼库斯和杜卡斯类似，他本人并不是这些重要事件的目击者。[12]在土耳其苏丹统治时期的一个匿名希腊当地历史作品中也有关于首都陷落的详细描述，这部作品一直写到1512年，同样也包含了关于晚期拜占廷阶段的重要资料。另外，还有许多由外国目击者记述的关于君士坦丁堡陷落的报告保存下来。威尼斯人尼克洛巴巴罗（Nicolo Barbaro）的记载因十分准确而具有突出的重要xìng。[13]一些拜占廷帝国的历史学家还记载了晚期拜占廷的某些孤立的历史事件，反映出当时人的普遍心态。例如约翰卡门尼亚底斯（John Ccomni-ates）就描述了早先发生的阿拉伯人占领塞萨洛尼基的事件，同样约翰阿纳格诺斯特斯（John Anagnostes）则记载了他亲眼目睹的土耳其人1430年占领同一城市的事件，而约翰卡纳努斯（John Cananus）就记载了1422年穆拉德二世（Murad II）对君士坦丁堡的进攻（这两种记载在乔治弗兰奇斯作品中以参考文献CB形式附录在后）。 这样，我们就拥有更多的关于1360年以前和拜占廷历史最后几十年阶段的历史资料了；另一方面，我们却缺乏在这两个历史阶段之间的历史资料，因为尼基弗鲁斯格里高拉斯和约翰坎塔库震努斯没有涉及这段历史，而15世纪的历史学家们如劳尼库斯、杜卡斯、乔治只是简单提到而已。一些匿名的简明编年史作品却对此提供了极大的帮助，尽管它们内容简单，但是年代准确。[14]一部涉及1296～1413年历史的保加利亚编年史也有相关的补充信息。[15]塞尔维亚古代文献中最重要的历史著作是斯蒂芬拉扎里维奇（Stephen Lavarevic）的传记，是由“哲学家”君士坦丁（Constantine the Philosopher）于1431～1432年写作的，作者属于特尔诺沃大教长尤塞米乌斯圈子里的人。[16]该作品的历史细节描写极为丰富，并建立起视野广阔的历史框架，对于15世纪头30年的拜占廷历史相当重要。14世纪后半叶伊庇鲁斯的历史材料可以在修道士康乃努斯（Comnenus）和普罗克鲁斯（Proclus）的作品中找到。[17]1204～1426年间的特拉比仲德帝国的历史则在米哈伊尔帕纳里图斯（Michael Panaretus）那部内容显然极为贫乏的编年史中做了一些描述。[18] 除了一些各色各样的作品和书信之外，修辞和神学作品也对纯粹的历史作品提供了补充，帕列奥列格王朝时期是个文学多产的时期，这类作品极为丰富。对这类文学的研究和编辑整理还相当不够。这里，我们只列出那些具有史料价值的主要作品。学问渊博的大教长、塞浦路斯人格里高利（Gregory，或称乔治，1283～1289年在位）除了有许多涉及广泛议题的书信外，还留下了一部条理清晰、语言直白的自传，其简洁坦率的表达方式堪与尼基弗鲁斯布莱米迪斯媲美。另一方面，他用传统的歌颂式语言特别对米哈伊尔八世和安德罗尼库斯二世进行了颂扬。[19]塞浦路斯人格里高利的学生尼基弗鲁斯昆努斯（Nicephorus Chumnus）就属于安德罗尼库斯二世时期拜占廷帝国最杰出的学者圈子里的人物，曾在政府中担任要职，而他本人就是皇家的亲戚（其女儿伊琳尼嫁给了安德罗尼库斯二世的儿子、专制君主约翰帕列奥列格），他写了许多神学和哲学作品。在这些作品中，他作为一个亚里士多德哲学家，反对新柏拉图主义教条。另外，他写了许多修辞华丽的作品，其中不乏对安德罗尼库斯二世的令人生厌的吹捧。[20]他作为“秘书总管”（）曾代表皇帝起草了许多官方文件。其中特别有趣的是1296年改革法律体系的皇帝法令和1313年的皇帝命令，在后者的前言中提到塞尔维亚国王米卢亭（Milutin）支援拜占廷人抵抗土耳其人。这位有影响的人物的书信也具有极高的历史重要xìng。[21]杰出的哲学家、大臣托马斯（Thomas，或称Theodulus）是大量修辞学、哲学和神学论文的作者，他也写了两部关于皇帝权力（）和国家权力（）的作品，其中包括了有关安德罗尼库斯二世时期政府管理机构的极为重要的信息，尽管如此，该作品还是存在失误。[22]安德罗尼库斯二世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和最卓越的学者塞奥多利迈托奇特斯（Theodore Metochites）发表了几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98 章 部哲学和纯粹科学的作品，以及大量修辞学论文和散文，这些作品常常包含极有价值的历史材料。迈托奇特斯关于他出使塞尔维亚宫廷的记述引起学术界密切关注，这次出使的目的是安排两国的和约和国王米卢亭与皇帝女儿西蒙尼斯（Simonis）的婚礼。[23]对帕列奥列格王朝统治初期历史具有重要价值的作品包括：曼努埃尔赫罗伯鲁斯（Manuel Holobolus）的诗歌，[24]特别是歌颂米哈伊尔八世的诗歌，[25]以及曼努埃尔腓力（Manuel Philes）的诗歌等，还有后者作为使节出访俄罗斯的记述、写给皇家成员和教会及国家高官的多种即兴诗作、描述某些艺术杰作的短诗。[26] 在关于帕列奥列格王朝时代的最重要历史资料中，还有塞萨洛尼基的迪米特里塞多尼斯（Dcomtrius Cydones of Thessalonica）的作品，他是14世纪的一位最多产和有趣的作家。在其长寿的一生中，他在几位皇帝的朝廷中都担任过高级官职。作为一个新柏拉图主义者，他在发展哲学思想中发挥了领导作用；而作为教会统一政策的支持者和静默派异端思想的反对者，他深刻地影响着神学的发展。他还是包括托马斯阿奎纳（Thomas Aquinas）《神学大全》在内的许多拉丁作品的翻译者，对促进拜占廷帝国对西方文化的理解贡献极大，为此他经常访问西方。其涉及广泛的通信[27]和大量的修辞学作品也有极高的价值，特别是两个致约翰六世坎塔库震努斯的讲话和一个致约翰五世帕列奥列格的讲话，[28]以及其《狂热派统治下的塞萨洛尼基的yīn暗画面》（）和两封劝告拜占廷人联合拉丁人共同抵抗土耳其人的公开信（），都提供了1379年前后拜占廷帝国处于绝望境地的准确而清晰的历史情况。[29]塞多尼斯还为约翰五世起草过多个皇帝法令的前言。[30]迪米特里塞多尼斯的弟子曼努埃尔卡莱卡斯（Manuel Calecas）的许多书信具有重要价值：他支持教会统一，反对静默派异端。1410年，他在一位多米尼克修士家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31]除了尼基弗鲁斯格里高拉斯和约翰坎塔库震努斯的历史作品外，我们关于静默派异端争论的信息来自静默派异端运动创立者格里高利西奈特斯（Gregory Sinaites）和该派以前的领袖格里高利帕拉马斯（Gregory Palamas）、大教长非罗塞乌斯（Philotheus），以及该派的反对者格里高利阿辛底努斯（Gregory Acin-dynus）、著名的神秘主义者尼古拉斯卡巴西拉斯（Nicholas Cabasilas），还有就是为解决这一冲突召开的宗教会议的记录。[32][33]尼古拉斯卡巴西拉斯还是两份关于高利贷和反对放高利贷的论文，[34]以及一个描述教会财产转让的文献的作者。[35][36] 在那些留下作品的拜占廷君主中，曼努埃尔二世帕列奥列格（Manuel II Palaeologus，1391～1425年在位）是最突出的一位。这位有教养和天赋的皇帝除了完成了一些神学作品外，还是几部修辞作品和即兴文学的作者，还有大量历史价值极高的书信，它们提供了皇帝本人人品个xìng的生动图画。[37][38]我们还拥有数量极为浩繁且辞藻华丽的文献，都是拜占廷帝国最后几十年完成的，它们都提供了这个衰亡中的帝国的情况，特别是关于当时被希腊人重新占领的伯罗奔尼撒半岛的情况。我们还有许多关于教会统一这一热点问题的神学和辩论xìng作品，这个问题在佛罗lún萨宗教会议后就变得格外突出。哲学家和人文主义者乔治基米斯图斯普莱顿的作品相当重要，他梦想在伯罗奔尼撒半岛掀起文艺复兴运动，而学识渊博的教会统一党领袖、后来成为罗马教廷枢机主教的贝萨隆（Bessarion）的作品、东正教教会著名的卫士马可尤吉尼库斯（Mark Eugenicus）和其兄弟约翰尤吉尼库斯（John Eugenicus）的作品、修辞学家约翰多西亚努斯（John Docianus）的作品，最后还有帝国灭亡后君士坦丁堡首任大教长吉奈西乌斯斯克拉留斯（Gennadius Scholarius）的作品也同样十分重要。[39]历史学家有时也能够从15世纪的诗歌中收集到十分重要的历史资料。这在被认为是左提库斯帕拉斯庞迪鲁斯（Zoticus Paraspondylus）所作的一部诗集和乔治阿吉罗布鲁斯（George Argyropulus）的另一本诗集中表现得特别明显，后者用当地语描写了1444年发生的瓦尔纳战役，为诸多历史书籍的叙述补充了许多细节。[40] 对晚期拜占廷帝国政府管理机构和宫廷事务研究极为重要的是被误认为乔治科迪努斯（George Codinus）的作品，该书论及世俗和教会的官职（），可能成书于约翰六世坎塔库震努斯统治时期或其后不久。被误认为乔治科迪努斯的这部作品对于晚期拜占廷帝国的研究如同君士坦丁七世的《论礼仪》和非劳塞乌斯的《职官图》对于中期拜占廷帝国一样极为重要。它提供了有关宫廷礼仪习俗的信息，描述了皇帝加冕大典和其他重要的国家典礼，提供了教会和行政官职及名号头衔等级序列名单，同时还附有它们的职能和各个不同等级的象征xìng标志。该书偶尔提到某个典礼举行的年代或官职设立的年代，因此，增加了它对于拜占廷宫廷生活和政府管理机构历史研究的重要价值。 关于晚期拜占廷帝国司法的最重要作品当属1345年由君士坦丁哈门诺布鲁斯（Constantine Hacomnopulus）完成的塞萨洛尼基法令集。[41]由于它分为6卷而被称为《六书》，它包括民法和刑法，提供了一个有关早期立法的法律手册。它以《法律草稿》为基础，以《大法书》、《小法书》、《法典汇编》、《法律选编》、《法令新编》、《司法实践》等为补充。哈门诺布鲁斯的《法令集》非常流行，在拜占廷帝国境外也广泛使用。1335年，由马太布拉斯塔利斯（Matthew Blastares）完成的《法规集》的使用范围也非常广泛，它是一部按照字母排列顺序编排的法令范本汇编（既有世俗的，也有教会的法规），该书刚刚问世，斯蒂芬杜珊（Stephen Dusan）就下令将它翻译为塞尔维亚语。[42]这些法令汇编在被用来当作14世纪流行司法实践的研究史料时要格外当心，因为众所周知，它们包含了大量已经过时和不再使用的材料。 现存帕列奥列格王朝时代的许多修道院记载也包含了许多对晚期拜占廷帝国内政研究极有价值的材料。圣山阿索斯各个修道院中保存的大量文件是这个时期特别重要的材料，它们提供了有关晚期拜占廷帝国政府管理机构、财政税收体制、经济和社会状况的丰富信息。尽管这些修道院档案室里现存的材料大部分尚未整理印刷出来，但是近年来的出版物已经使我们关于这类重要史料的知识大为丰富起来。[43]至于西方列强，特别是意大利航海共和国与东方的关系，N.焦尔加（N.Jorga）已经编辑了一部完整的档案史料记录。[44][45][46] 第一节　作为小国的拜占廷帝国：安德罗尼库斯二世 米哈伊尔八世在抵抗西方入侵的斗争中取得了最终胜利，但是在设法发动攻势以重新夺回拜占廷帝国丧失的领土时，尽管他做了最大的积极努力，还是没有取得什么胜利。斯拉夫人继续占领着巴尔干半岛北部地区，尽管米哈伊尔八世能够从衰弱的保加利亚夺取一些土地，但正在崛起的塞尔维亚王国却造成新的威胁，迫使他丧失更多领土。意大利城市共和国继续控制海上航道。拜占廷帝国经过极大努力，收复了伯罗奔尼撒半岛部分地区，但是，该岛的大部分仍被控制在法兰克人手中，阿提卡连同伯埃奥提亚以及周围岛屿，都处于法兰克人统治下。塞萨利、伊庇鲁斯、埃托利亚和阿卡纳尼亚等地区则由安苴利残余势力统治着，继续顽强抵抗皇帝的权力，也正是在这些分离的希腊人国家中，米哈伊尔八世企图收复这些地区的计划收获甚微。正如更早时，拜占廷帝国的解体为1204年的灾难奠定了基础。此时，希腊地区分离势力同样成为极为顽强抵抗皇帝统一国家计划的力量，正是在塞萨利地区，当地重要的希腊大地主们在对抗皇帝重新恢复帝国对巴尔干半岛控制权的努力中发挥着领导作用。 巴尔干半岛持续不断的战争，抵抗安戈文王朝扩张的防御xìng斗争已经彻底消耗了拜占廷帝国的实力。米哈伊尔八世的政策与曼努埃尔一世的政策具有相当多的共xìng，特别是在其原则和方法上，其鲁莽大胆和讲求奢华的观念，其明显的亲西方倾向，以及其积极进取却结果甚微等方面都很相似。正是帝国大范围的政策影响着从埃及到西班牙的整个世界历史，但是，它也给拜占廷国家强加上难以承载的负担。米哈伊尔八世帕列奥列格试图建立强大势力的努力像一个世纪前曼努埃尔一世科穆宁打算创立普世帝国的抱负一样，将帝国消耗得筋疲力尽。在亚洲，如同以前一样，拜占廷帝国的防御能力大为下降，它的结果此时表现得更为严重。帝国的军事和财政资源同样都被耗尽，再度出现了风水倒转、时运不济的状况。拜占廷帝国开始毫无复兴希望地衰败下去。米哈伊尔八世令人自豪的帝国与其后任继承者境况悲惨的国家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拜占廷帝国在他们控制下陷入二流实力小国的境地，最终成为其周围近邻政治角逐的对象。 对于这种变化的一个简单的解释通常是这样的：即认为米哈伊尔八世是一位天才的政治家，而他的继承者安德罗尼库斯二世则是个软弱无力、不称职的统治者。事实上，还存在着更深刻得多的原因，可以说明拜占廷帝国自13世纪末就开始的迅速衰落。国内的诸多缺点无法克服，而外部日益增强的压力迫使帝国不可避免地走向灾难xìng的结局。国家机体的健康明显降低，米哈伊尔八世又强加给帝国额外的要求，这样，不可避免的后果就出现了。就在奥斯曼人和塞尔维亚人势力开始迅速崛起，并将对未来的历史发展发挥决定xìng的影响之际，拜占廷国家的军事和财政资源枯竭，无力抵抗来自东方和巴尔干半岛的两面夹击。而且，这些外jiāo和内政的重大因素恰好与拜占廷帝国的衰落相一致。 安德罗尼库斯二世（Andronicus II，1282～1328年在位）显然不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但同时他也绝不像现代历史学家认为的那样软弱无能。其政策并未摆脱严重的错误，但是我们还应承认，他确实采取了许多重要且明智的措施，表明他完全清楚国家的需要。他的每项重建计划都只取得了非常有限的效果，情况显得毫无希望，它们都由于后来的事态发展变得毫无用处，但这并不是他的错。而且，他是个极有修养的人，对学问和文学有着浓厚的兴趣，诸如塞奥多利迈托奇特斯和尼基弗鲁斯格里高拉斯这样一些学识超群、能力卓越的人物都成为其关系密切的顾问和同僚。正是由于这个常被后人诟病的安德罗尼库斯的努力，帕列奥列格王朝时代才因其文化而闻名遐迩，尽管君士坦丁堡在政治上衰落了，但它仍然是世界的文明中心。 图63　金与乌银合制的婚礼戒指，图案是基督教圣徒像，制作于6～7世纪，直径2.3厘米 早在其父亲在位时，安德罗尼库斯二世就已经作为共治皇帝在政府事务中发挥着作用。[47]在他统治时期，其子米哈伊尔九世（Michael IX，1320年去世）为共治皇帝，注定要发挥更重要的政治作用。共治皇帝的地位日益重要，是帕列奥列格王朝时代的典型特征，其正式的标志就是最高皇帝和共治皇帝享有一样的称呼。从此以后，不仅最高的统治皇帝本人，而且在其同意下的第一共治皇帝（即作为其预定皇帝继承人，而不是其他共治皇帝）都使用“瓦西里”和“皇帝”的称号。[48]这是中央集权专制统治开始向皇家成员联合统治帝国不同地区过渡的第一步，这些成员具有强烈的分裂倾向。 划分帝国的思想不久就出现了，尽管最初它只是一种西方外族观念的变种。这就是皇帝安德罗尼库斯二世的妻子、蒙特非拉特的伊琳尼（Irene of Montferrat，或称Yoland）提出的，她为自己的儿子们争取利益，要求帝国的领土应在所有的皇太子中划分。在当时，这个计划就遭到坚决拒绝，此事的意义虽然不小，但更重要的是这个计划被正式提出。安德罗尼库斯二世拒绝了其妻子的要求，接着就发生了激烈的争吵，皇后离开首都来到了塞萨洛尼基，在此，她与其女婿塞尔维亚国王米卢亭联系，设法确保她的一个儿子能继承塞尔维亚王位。但是，她的计划未能实现，因为塞尔维亚原始简陋的生活无法养育娇生惯养的小皇太子。[49]在这次冲突中，罗马-拜占廷的国家观念和西方的国家观念之间的碰撞提前发生了。所有这一切在拜占廷帝国都得到了充分理解。尼基弗鲁斯格里高拉斯写到：“这个计划要做的事情真是难以置信。这正是她的想法，皇帝的儿子不是按照古代罗马的习惯作为君主统治帝国，而是按照拉丁人的方式统治一些罗马的城市和地区。这样，她的每个儿子都可以统治一个特别的部分，而这原本为皇帝一个人所拥有，这些单独部分也将服从于私有财产法，好像它们是从其父母那里世袭继承来的，因此，也能够遗留给他们的孩子和孩子的孩子了。”尼基弗鲁斯格里高拉斯解释说：这个皇后的出身“是拉丁人家庭，她从拉丁人那里学来了这种新习惯，还想把它介绍给罗马人”。 拜占廷帝国仍然坚守帝国的统一，但是国家结构持续瓦解，中央和地方省区之间的关系很快就变得更加松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99 章 散。结果，此后各地方省区只通过总督个人与中央政府保持联系。由于这个原因，皇帝的亲戚或其私人小圈子里关系密切的大臣就被正式任命担任这类官职。由于对他们缺乏信任，他们很快又被取代了。如果这最后一点微弱的联系还维系着的话，那么它仅仅是存在而已，因为各地方省区都逐渐处于地方大地主控制下了。[50]拜占廷国家引以为骄傲和支柱的统治管理体制就这样丧失了其强大的中央集权化，丧失了其等级森严的结构。 帕列奥列格王朝牢固控制帝国皇帝宝座标志着拜占廷大贵族的胜利。封建化进程死灰复燃，并在14世纪以后获得极大发展，达到其顶峰。世俗和教会大地主持续扩大其地产，为他们自己争取更广泛的特权。[51]他们通常被授予合法的土地财政税收免征权，因而也享有对其地产的司法管辖权，同时享有其他各种免税权。他们在普遍的困苦中私自享有惬意的生活，因此越来越脱离国家的控制。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小土地占有者的地位持续下降，同样，小土地贵族的处境也每况愈下，不断丧失土地和劳动力。享有特权的大地产庄园中舒适的生活也吸引着处境艰难的小土地占有者，而佃农则依附于小贵族土地产业，他们受到税收和强制劳役的压迫。最后，只有那些拥有资金储备的大地主才有能力在敌人入侵造成的严重衰退环境中存活下来。 这种经济状况必然在政治上削弱国家，同时对国家的财政和军事资源造成严重影响。大地主越来越逃避其税收义务，另外还不断兼并纳税农民经营者和小贵族的土地，以至于国家的税收迅速减少。同样的，由于负责税收征缴管理的官吏日益严重的腐败，国家收入进一步减少。大私人地产即被当作“普罗尼亚”封授给个人的土地也同样被授予各种新特权。最初，普罗尼亚土地是有条件租赁的土地，是不能世袭遗传后人的，但是如今，普罗尼亚地主越来越普遍地被允许将封授的土地及其收益转移给其后代。米哈伊尔八世登基时曾允许其支持者将他们的普罗尼亚土地变为世袭土地。帕奇美雷斯在其用词华丽的文章中，将其只能终生享有的普罗尼亚土地说成永远占有。[52]随着时间的流逝，帝国政府越来越倾向于同意普罗尼亚地主的请求，准备给“属于普罗尼亚名义”（）的土地赋予“属于父母名下的”（）世袭遗产。但是如同先前一样，普罗尼亚土地仍然是指某些特殊种类的土地，甚至某块普罗尼亚土地本身是不能转手的，这种土地同时带有提供劳役的义务，这些义务也将随土地一起遗传给后人。[53]虽然这种可世袭的普罗尼亚土地还继续是一种承担某些义务的不可转手的地产，但是这类土地世袭转手的情况日益增多本身就意味着最初的制度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表明中央集权越来越衰弱，以及中央政府对大封建贵族的要求不断让步。 帕列奥列格王朝时代普罗尼亚制度之不适用清楚地表现在拜占廷军队几乎都是由雇佣军构成这一事实中。早在科穆宁王朝时期，军队的大部分就已经由外国雇佣兵组成，此时则完全由他们构成了。这使国家压上了沉重的财政负担，正是为了维持米哈伊尔八世外jiāo政策所必需的庞大的外国雇佣兵部队以及无数次军事行动，帝国陷入财政破产。米哈伊尔八世统治时期，拜占廷军队数量肯定在数万人左右，因为在1263年仅维持伯罗奔尼撒半岛治安就需要6000骑兵，[54]而在1279年对保加利亚作战中就有上万将士参战。[55]这些数字与中期拜占廷军队比较，或者甚至与科穆宁王朝时期比较都显得数量较少，但是考虑到晚期拜占廷国家的贫穷，这样一支以雇佣兵为主体的军队就意味着无法承受的负担。[56]帝国必须进行大幅度的裁军，安德罗尼库斯二世被迫采取了这样的措施。但是，最初其措施太过猛烈。他认为，通过依靠热那亚盟友的海上武装力量，他就可以完全放弃自己的舰队，不用再维持花销特别昂贵的海军了。[57]因此，他认为这样就可以把海军需要的经济负担转嫁给热那亚人。陆军也是如此被大幅度削减，拜占廷武装力量已经下降到相当低下的水平，以至于在当时人看来，它们完全成为“笑柄”，事实上“根本不存在”。[58]这样的说法无疑是过于夸大其辞，但是也反映出拜占廷军事力量进行必要但过于猛烈的裁减在民众中造成的印象。米哈伊尔八世那支实力强大的军队和其继承人那点极其弱小的军事资源之间形成了强烈反差，的确，自13世纪末以后，在拜占廷帝国几乎看不到由数千战士组成的军队了。这足以充分说明为何拜占廷帝国将其作为大国的地位拱手让出，而不能抵抗实力远远占据上风的奥斯曼人的进攻。 财政危机的一个重要征兆是拜占廷金币由于使用劣质合金铸造引起的贬值。从11世纪中期以后，拜占廷“诺米斯马金币”即严重贬值，后来在晚期科穆宁王朝时有所恢复，因为环境的好转使铸造含金量更高的金币成为可能。这样在13世纪初，金币大体上还相当于其面值的90%。[59]而后，拜占廷金币就被称为“伊颇皮隆”（Hyperpyron），[60]可能早在阿莱克修斯一世时期，金币进一步贬值，结果，其稳定的国际信誉最终被摧毁。自13世纪中期以后，一度在国际贸易中享有毫无争议影响的拜占廷金币逐渐被新的金币所取代，即意大利城市共和国的“货币”。[61]事实上，在约翰瓦塔基斯统治时期，拜占廷金币“伊颇皮隆”的含金量就达到16克拉，相当于其面值的2/3；米哈伊尔帕列奥列格时期重新夺取首都后，拜占廷金币“伊颇皮隆”的含金量就下降到15克拉，而在安德罗尼库斯二世统治的第一年，拜占廷金币“伊颇皮隆”的含金量只有14克拉。在14世纪初的大萧条时期，“伊颇皮隆”下降到只相当其最初价值的一半。[62]这引起物价的迅速上涨，而食品的高价格意味着大多数民众普遍的饥荒，其中许多人陷入贫困。[63] 疾病无法治愈。在此后的岁月里，拜占廷流通货币的价值随着局势的普遍恶化而一再贬值，在经济持续萧条时，又增加了为民众提供食物这个越来越严重的难题。为了缓解日益恶化的国家财政状况中出现的迅速崩溃，安德罗尼库斯推行新的税收措施，结果使国家收入明显增加，每年收入增加到100万“伊颇皮隆”。[64]这肯定加大了赋税负担，使民众已经十分贫困的境况进一步恶化，新采用的赋税，即所谓“小麦大麦税”（）还引进了额外jiāo纳的实物税。这种实物税要求每户农民劳动者必须向国家缴纳其“自然”收成的一部分，即6“模丢斯”（Modioi）小麦和4“模丢斯”大麦。[65]安德罗尼库斯二世不仅通过提高税收的方式增加国家收入，而且通过限制某些大地主享有的免税特权来做到这一点，某些税收特别是土地税常常是不包括在免税范围中的，所有人甚至皇帝授予免税特权持有者也要缴纳。[66]这些明智的措施显然是国家收入明显增加的主要原因。 拜占廷帝国的绝对贫困反映在安德罗尼库斯二世的同时代人认为已经取得的目标相当高这样的事实中。中世纪早期的拜占廷国家，税收总额达到700万或800万成色良好的“诺米斯马金币”，[67]而此时，只是通过千辛万苦征收的新税，国家税收才达到100万，只有最初价值一半的金币。在安德罗尼库斯二世的税收改革以前，国家税收显然要少得多。税收当然不是国家财政的惟一来源，[68]但是税收无疑构成了财政预算的主要部分，特别是在帝国大部分海关关税都被剥夺给了意大利航海共和国以后。 图64　拜占廷帝国国库官员塞奥多利的镶嵌画像，完成于14世纪前期，现存伊斯坦布尔赫拉基督教堂 增加的收入按计划用来支付现行行政管理开支，向强大的邻国缴纳贡金，维持拥有20艘三层浆座的战船的舰队，供养由3000骑兵构成的军队：其中2000骑兵驻扎在欧洲，1000骑兵驻扎在亚洲。[69]这样，皇帝就设法纠正了他在刚刚登基时因财政短缺的压力而采取的大幅度裁减军队产生的问题。但是，他一直关注的这个过程却并不顺利。向强大的邻国支付贡金逐渐成为财政预算的一项主要开支，这真让人感到有些奇怪。由于拜占廷帝国缺乏军事力量保护自己免遭敌人的攻击，它就必须通过忍痛支付大量艰难积累的储备资金来争取和平，以应付紧急情况。尼基弗鲁斯格里高拉斯辛辣地将这种行为比喻为一个蠢人的行为，“他将自己的身体各个部分都展示给狼群，让它们吸食自己的血以便使之满意，以此设法谋求与它们的友谊”。[70]拜占廷帝国已经变成靠虚名过活的小国。它的崩溃是由于它不再能履行其继承下来的职责，也不再能保护自己现有的领土的安全。 教会问题如同其他许多问题一样，安德罗尼库斯二世的政策与其父亲的教会政策完全不同。与其他许多方面一样，教会也需要彻底重建。追求教会统一的理想已经变得毫无意义，如果不是从马丁五世晋升为教皇时，那么至少是从“西西里晚祷”时期开始，这个问题就已经如同无法投递的死信。安德罗尼库斯二世登基后，立即对教会统一思想展开批判，以便遵循严格的东正教道路。约翰贝库斯被迫放弃君士坦丁堡大教长职位，大教长职位再度jiāo回给里昂宗教会议后被罢免的约瑟夫。他英年早逝后，该职位由大学者塞浦路斯人格里高利担任。严重的信仰危机被克服下去，里昂宗教会议时代出现的焦虑不安和思想混乱逐步得到缓解，但是，拜占廷教会要恢复到正常状态还需要很长时间。狂热派中的极端苦修派和同情支持政府的温和派，即所谓的“政客派”之间原有的冲突再度升温。狂热派声称他们继续忠实于早已去世的大教长阿森尼乌斯，反对政府和教会当局。争论虽然极为激烈，但最终无果而终，到14世纪初，阿森尼乌斯派除了个别极端狂热者外，与教会统治当局重新和解统一。教会的重要xìng和其对政治生活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益增强，宫廷生活和宫廷庆典仪式越来越带有明显的神学特点。 在皇帝安德罗尼库斯二世长期统治期间，笃信正统信仰的皇帝在教会事务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他极大地提高了君士坦丁堡大教长的特权。1312年11月的皇帝法令规定，阿索斯圣山那些早在阿莱克修斯一世科穆宁时代就归属皇帝司法管辖的修道院，此后归属大教长管辖。此后，主持阿索斯圣山各修道院院长会议的圣山首长不再由皇帝任命而由大教长任命，[71]这是一个重要的让步，因为阿索斯圣山在帝国全部精神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安德罗尼库斯还重新组建了主教教区，编制了新的各教区排列顺序，以便使教会的管理机构适应新形势，只有个别自利奥六世时代以来一直毫无变化的地区除外。[72]拜占廷教会影响范围和拜占廷国家领土范围之间的差异变得越来越明显。当国家日益解体时，君士坦丁堡教区继续成为整个东正教世界的中心，管辖着拜占廷帝国已经丧失的小亚细亚和巴尔干半岛领土上的大主教区和主教区，还控制着高加索、俄罗斯和立陶宛地区。教会仍然是拜占廷帝国内部最稳定的因素。 由于帝国军事实力衰落和财政经济疲软，安德罗尼库斯二世被迫推行温和的对外政策。他为了保证各个边防地区的安定，设法与各方缔结和约和建立友好关系，甚至接近一直对拜占廷帝国垂涎三尺的西方列强，“西西里晚祷”时期以后，他们再也没有对帝国构成真正的威胁。在其第一位妻子匈牙利的安娜过早去世后，安德罗尼库斯便于1284年与蒙特非拉特的马格拉维之女伊琳尼结婚。这次婚姻使蒙特非拉特王朝失去了要求塞萨洛尼基王位的借口，因为当时就拥有塞萨洛尼基王称号的蒙特非拉特将其对该王国的要求当作其心爱女儿的嫁妆，她此时就是拜占廷帝国的皇后。怀着同样的目的，皇帝设法安排自己的儿子和皇帝继承人米哈伊尔九世与西方公主结婚，她是腓力普和凯瑟琳（Catherine of Courtenay）的女儿，而凯瑟琳又是鲍尔温二世的大女儿，在西方世界被公认为具有君士坦丁堡皇后的头衔。尽管为实现预想中的婚礼而进行的谈判自1288年就已经开始了几年，最终还是没有成功，米哈伊尔九世后来娶了一位亚美尼亚公主。[73]西方仍然抱着敌视拜占廷帝国的想法，不愿意抛弃任何有助于实现这些想法的工具，而支持这些计划的主要力量来自法国和那波利王国。其中最活跃的人物是那波利国王查理二世的儿子、塔兰托的腓力普（Philip of Tarentum）、法国国王“正义者”腓力普的兄弟瓦洛伊斯的查理（Charles of Valois）。这两个君主的目的是稍稍仿效安茹的查理的扩张政策，但是他们只是乘拜占廷帝国衰落之机采取了某些重要措施。1294年在罗马尼亚，查理二世将家族的权利和产业都移jiāo给了塔兰托的腓力普，后者因此统治着安戈文王朝在伊庇鲁斯的领地，并在那波利国王王位上要求对希腊和塞萨利地区的法兰克人领地的主权。他通过与伊庇鲁斯专制君主尼基弗鲁斯的女儿萨马尔（Thamar）结婚，确保他对伊庇鲁斯领地的权力。1295年，伊庇鲁斯专制君主另外割让埃托利亚地区各城镇给他。 希腊各独立国家的势力衰落得甚至比拜占廷帝国还要迅速。另外，伊庇鲁斯和塞萨利之间的关系严重恶化，武装冲突一再bào发。1290年，拜占廷帝国趁当地两大势力冲突之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100 章 机成功地加以干涉。拜占廷军队挺进整个塞萨利地区，深入到伊庇鲁斯内地，包围了雅尼纳。第拉修姆也陷落于拜占廷人之手，帝国曾经在一个短暂的时期将其领土伸延到亚得里亚海沿海地区。 伊庇鲁斯与塔兰托的腓力普的联盟使专制君主付出了一部分领土代价，却没有使其地位得到丝毫增强，结果却加大了与塞萨利之间的冲突，因为腓力普对塞萨利提出宗主权的要求遭到强烈的反抗。1295年，“头等大贵族”约翰的几个儿子对伊庇鲁斯专制君主发动战争，伊庇鲁斯人被击败，因此向拜占廷帝国求援。希腊各独立小国事态的演变似乎有利于拜占廷帝国，特别是伊庇鲁斯专制君主尼基弗鲁斯和拜占廷人的夙敌、塞萨利的“头等大贵族”约翰分别于1296年去世后更是如此。此时，米哈伊尔八世的侄女、拜占廷公主安娜[74]在伊庇鲁斯担任其子托马斯的摄政王，同时与她一起控制权力的还有亲拜占廷党人。然而正当此时，塞尔维亚挟强大军队出兵干涉，他们占领了拜占廷人新近刚刚夺回的第拉修姆。[75] 塞尔维亚人向南挺进对拜占廷帝国的入侵始于奈曼加时期，此时这种入侵进入了关键阶段。自从米卢亭（1282～1321年在位）在其登基第一年就从拜占廷人手中夺取斯克普杰那个时代以来（参见第390页），塞尔维亚人就一直对马其顿边境地区发动进攻。1297年，拜占廷帝国在其最杰出的军事将领米哈伊尔格拉巴斯（Michael Glabas）领导下发动了防御xìng反击，但是这一最后的努力也未能取得胜利。筋疲力尽的帝国再也没有机会在战场上与强大活跃的新兴斯拉夫人国家较量了。因此，安德罗尼库斯二世决定与塞尔维亚国王达成长期和平，并将自己的妹妹、特拉比仲德皇帝约翰的遗孀尤多西亚嫁给他。与拜占廷帝国结成的联盟使米卢亭在与其大哥德拉古亭（Dragutin）的斗争中获得了有力的支持。[76]而与生于皇室紫色寝宫的拜占廷公主结婚意味着其地位的提高，这一点绝不可小视，因为尽管拜占廷帝国的强大势力早已成为过眼烟云，但是古老的传统还继续存在，拜占廷皇家在周围邻国和民族中的地位丝毫也未降低。当尤多西亚平平淡淡地拒绝了米卢亭的婚约时，他的愤怒进一步被激发起来。拜占廷帝国不可避免地受到威胁，安德罗尼库斯二世认识到塞尔维亚国王的这种威胁xìng态度，被迫决定将其只有5岁的小女儿西蒙尼斯嫁给他为妻。[77]他坚决驳回其教士们的犹豫迟疑，他们反对小公主与塞尔维亚国王的婚事，因为后者已经与一位保加利亚妻子第三次结婚了。在米卢亭一边，也同样要克服大贵族的反对，他们坚决不同意与拜占廷帝国达成任何和约，[78]因为塞尔维亚大贵族的确从最近占领的拜占廷帝国领土中获得了最大的好处，他们是对拜占廷帝国开战最重要的推动力量。[79]经过漫长的谈判，拜占廷帝国特命全权大使塞奥多利迈托奇特斯最终于1299年春季在塞尔维亚宫廷达成和约，并举行了米卢亭和小公主西蒙尼斯的婚礼。奥赫里德-普里利普-斯特普一线以北被占领地区都作为嫁妆被划归米卢亭。 新和约和米卢亭的婚礼都使拜占廷帝国在塞尔维亚的影响得到极大提高。塞尔维亚宫廷生活和政府管理体制此时开始出现明显的希腊化，并在杜珊帝国时期达到了顶峰。[80]政治倾向经常变动，但是，拜占廷文化对塞尔维亚王国的影响和灌输却一直在继续，甚至随着该王国向拜占廷帝国境内扩张，并深入拜占廷领土而得到进一步加强。 拜占廷帝国在巴尔干半岛势力的衰落，部分是由于其内部军事财政资源枯竭，部分是由于小亚细亚地区事态的发展；同时，还有热那亚-威尼斯战争增加的复杂因素，拜占廷帝国被卷入这场战争，遭到极大的损失。米哈伊尔八世曾千方百计制衡热那亚和威尼斯这两大势力，避免任何一方占据上风，但是，安德罗尼库斯却犯下致命的政治大错，他给予热那亚人单方面公开的支持。当时，威尼斯人已经控制了爱琴海南部，热那亚在阿奇派拉格湾北部、马尔马拉海和黑海建立制海权，它还从加拉大商业特区扼守着从地中海进入黑海及其沿岸地区的通道。[81]热那亚势力的扩张激化了热那亚和威尼斯之间长期存在的矛盾。1294年，他们之间bào发了战争，拜占廷帝国很快就卷入其中。当皇帝允许受到攻击的加拉大商业特区的热那亚人躲进君士坦丁堡，利用首都高大的城墙为他们提供保护时，威尼斯人就以洗劫君士坦丁堡郊区作为报复手段。当拜占廷人对居住在君士坦丁堡城内的威尼斯人进行报复时，热那亚和威尼斯之间的战争本身就结束了，转而演变为威尼斯和拜占廷帝国之间的战争了。热那亚立即解除了与拜占廷帝国的联盟，冷静地从困境中抽身而走，他们撤出了战争，并于1299年与威尼斯签订了“永久和约”。[82]拜占廷帝国既无舰队又无兵力，此时陷入极其危险的境地。顾及处于大帝国地位的尊严，它仍然顽强地拒绝威尼斯提出的赔偿要求，但最终在驻扎于“黄金角海湾”的威尼斯舰队的威胁下，被迫屈服于强权，接受了威尼斯人提出的赔偿要求，这场倒霉的战争于1302年通过一纸“十年停火协议”结束。威尼斯人重新确认了其原有的商业特权，并得到了多个阿奇派拉格湾岛屿上的殖民据点。而热那亚人则通过战争获取了经验，在其加拉大商业特区构建起高大的城墙，这样，一座强大的热那亚人武装要塞就在拜占廷首都一侧树立起来。为了获得最大的利益，热那亚人还命令菲西亚的本尼德托扎卡利亚（Benedetto Zaccaria of Phocaea）于1304年占领了拜占廷的西奥斯岛。[83]这个本尼德托作为法国国王“正义者”腓力普治下的海军将领脱颖而出，后来从菲西亚岛明矾矿聚敛了惊人的财富。这样，威尼斯和热那亚这两个航海共和国从战争中都获得了好处，实力大为增强，只有拜占廷帝国在这场它本不愿意卷入的战争中又添了新的创伤，又受到新的羞辱。 但是，最要命的事情发生在小亚细亚，帝国正是在这里遭受到最可怕的重创。13世纪中期使整个近东地区动dàng不安的蒙古入侵驱使大量土耳其部落迁徙到小亚细亚。一些新的族群涌入拜占廷-塞尔柱边境地区，不久，新来的民族即开始袭击拜占廷帝国在小亚细亚西部地区的领土，寻求土地和战利品。随着时间的流逝，土耳其人的入侵变得越来越残暴，而拜占廷人的抵抗则越来越衰弱。尼西亚帝国时代建立的边防体系早已崩溃，帝国完全不能抵御外族入侵。1261年重新夺回君士坦丁堡，对帝国在小亚细亚的防御力量是极为严重的损削，这一点几乎不存在任何疑问。从那时以后，中央政权就从东方前线大举后撤，整个帝国政策重点的核心也转移到了西方。帝国恢复其在巴尔干半岛的权力的新任务和抵御来自西方威胁的紧急任务使它必须向欧洲地区集中全部力量，其财政和军事资源根本不足以抵御小亚细亚领土遭受的入侵。在米哈伊尔八世时期，情况就相当糟糕，塞尔柱边境地区的“阿克里特”边防军就因为不能支付军饷而解散了，[84]驻守在亚洲边境地区的边防部队因战争威胁被抽调到欧洲地区。一位当代作家写到：“东部地区的边防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被削弱了，而波斯人（土耳其人）进攻的胆子也大起来，侵入那些无法驱逐他们的地区”。[85]另外，帕列奥列格王朝时期，帝国日益加深的封建化也加快了占有军事小土地的农兵的破产，这些农兵是在约翰瓦塔基斯时期建立的。这样，财政、军事、社会和总的政治原因，共同促使小亚细亚的防务体系瓦解。 图65　小三联圣像画，中间是圣母玛利亚抱着基督尸体的图画，两边分别为圣法兰西斯和圣马大兰，由著名克里特画家尼古拉斯扎富里斯完成于1489～1500年间。现存于威尼斯档案馆 小亚细亚的全部领土都屈服于土耳其人的征服，尽管还有个别拜占廷城镇图65小三联圣像画，中间是圣母玛利亚抱着基督尸体的图画，两边分别为圣法兰西斯和圣马大兰，由著名克里特画家尼古拉斯扎富里斯完成于1489～1500年间。现存于威尼斯档案馆保持零星抵抗，但总的说来，整个帝国完全崩溃了。到了1300年，整个小亚细亚全都处于土耳其人控制下。很快，只有几个孤立的要塞像礁石一样保留在土耳其人入侵的滔天洪水中，例如尼西亚、尼科米底亚、布鲁萨、萨尔迪斯、非拉多非亚、马格奈西亚、菲西亚、斯米尔纳和滂都斯海沿岸那座孤立无援的海港城市伊拉克雷亚。[86]土耳其酋长们在他们中间划分了各自占领的土地，结果，小亚细亚西部地区被许多土耳其人君主所瓜分。通常称为比塞尼亚的地区划归奥斯曼（Othman），这个奥斯曼王朝的创立者最终将土耳其各部落统一于其麾下，并注定将征服拜占廷帝国和南斯拉夫各王国。 拜占廷帝国因其军事上的无能，大祸临头，陷入绝望。从此，帝国永远丧失了曾经是拜占廷帝国实力核心部分的小亚细亚地区。安德罗尼库斯一度打算争取阿兰人的援助，最终也遭到失败。起初，他们自愿帮助皇帝抵抗土耳其人，皇帝则允许他们定居在帝国作为回报。他们根据协议派来了10000人的部队，还拉家带口地带来了许多fù女和儿童，结果几乎都是负面的。阿兰人军队在共治皇帝米哈伊尔九世率领下挺进小亚细亚地区，但是与土耳其人jiāo手的第一仗就遭到沉重失败，仓皇撤退，一路上洗劫和抢掠拜占廷民众。 在此危机关头，一个新的援助机会自动出现在皇帝面前。加泰隆军团杰出的将领罗吉尔德弗罗尔（Roger de Flor）为皇帝反对土耳其人的斗争提供援助和士兵。加泰隆军团擅长于征战，它曾经支持过西西里的弗雷德里克国王，帮助他抵抗试图收复西西里的安戈文王朝，这场阿拉贡-安戈文两王朝之间的战争最终以卡塔贝罗塔和约的签订而结束，并建立了阿拉贡王朝控制下的西西里独立王国。战争结束后，加泰隆军团将士失去了雇主，急于寻找到新的战场。拜占廷皇帝非常乐于接受他们的援助，因此，1303年底，罗吉尔德弗罗尔便率领6000名士兵来到君士坦丁堡。[87]安德罗尼库斯二世将赌注全部押在加泰隆军团上，他同意提前支付他们4个月的军饷，并将其侄女玛利亚亚森（Maria Asen）嫁给罗吉尔德弗罗尔，[88]他还任命后者为军队总司令，后来还为其加冕了恺撒头衔。1304年初，加泰隆军团渡过博斯普鲁斯海峡进抵西兹库斯基地，同年春季又挺进被土耳其人包围的非拉多非亚。土耳其人遭到沉重打击，罗吉尔德弗罗尔胜利进入这个被解放的城市。这个胜利表明，一小支实力可靠的军队就可以挽救整个局势。可悲的是，拜占廷帝国连这样一支军队也没有，它只能靠招募雇佣兵来组织部队。然而，外国人组成的军队是一把双刃剑，特别是当这支部队是一个自治的军事实体，它就可以在任何时候摆脱帝国的控制，而帝国则没有任何办法按照自己的意愿强制它。 加泰隆军团取得胜利后，立即着手进行其抢劫式的远征，使整个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都不得安宁，他们不分青红皂白，既攻击拜占廷人，也攻击土耳其人，最后，甚至不去与土耳其人作战，而是进攻拜占廷人的马格奈西亚。当加泰隆军团被召回，撤退到欧洲时，君士坦丁堡感到了一丝解脱。他们于1304～1305年在加里波利过冬，准备于次年春季再度返回小亚细亚，但是，帝国政府与加泰隆军团的关系日益紧张。在拜占廷帝国内，对这些傲慢的雇佣兵的愤怒与日俱增，特别是共治皇帝米哈伊尔九世对他们极为反感，而加泰隆雇佣兵们也对不能按时支付军饷牢骚满腹，并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公开指责政府。1305年4月，罗吉尔德弗罗尔被刺杀于米哈伊尔九世的宫廷。米哈伊尔九世以为通过这样的方式就可以使帝国从此摆脱这些讨厌的雇佣兵了，但是事实上，这使情况变得更加糟糕。狂怒的加泰隆军团开始进行反对拜占廷人的战争，以便为其领袖报仇，战争公开bào发了。米哈伊尔九世率领的由乌合之众拼凑起来的部队虽然有阿兰人和土耳其人的增援，但还是在阿普鲁斯要塞遭到致命打击。这位皇帝继承人亲自投身战斗，冲锋陷阵，异常勇猛顽强，在战斗中身负重伤，勉强逃到狄迪莫提胡斯，幸免于难。他最希望的是保护色雷斯地区那些重要的城市，因为整个帝国都遭到这股敌人的蹂躏。在整整两年期间，加泰隆军团无情地残暴洗劫和摧毁了色雷斯农村地区，他们还得到来自其家乡的军队增援和小股土耳其军队的支援，实力大增。 与此同时，来自北方地区的保加利亚入侵压力也在增大，形势更加危急。保加利亚已经分裂为几个小王国，自13世纪末年，已经公开屈从于新的鞑靼人，由于1299年诺嘎吉的垮台和金帐汗国内乱而摆脱了原来那些鞑靼人的控制，在塞奥多利斯维托斯拉夫（Theodore Svetoslav，1300～1322年在位）统治时期重新走上东山再起的复兴之路。保加利亚沙皇利用拜占廷帝国陷入绝望境地的有利时机，将其疆界扩大到巴尔干山脉以南地区，占领了几座重要的城市要塞和黑海沿岸地区的港口城市，其中包括争议极大的海军基地迈森不里亚和安奇亚鲁斯。拜占廷政府没有别的选择，只能放弃失地，于1307年与保加利亚沙皇签订和约，规定沙皇将继续保留其占领的土地。[89]与此同时，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101 章 加泰隆军团在洗劫过色雷斯地区后，继续翻越罗德配山脉，于1307年秋季占领了卡桑德利亚。由此，他们继续进行其残暴的抢劫式远征，即便是圣山阿索斯的各个修道院也未能逃过他们的复仇之火，他们只在1308年进攻塞萨洛尼基时被击溃。 正是在这个拜占廷帝国危难时期，西方反拜占廷人的计划再度死灰复燃。塔兰托的腓力普一直希望扩大其在伊庇鲁斯和阿尔巴尼亚的领地，他与信奉天主教的阿尔巴尼亚人联合夺取了第拉修姆。其反对亲拜占廷人的伊庇鲁斯女专制君主安娜的战争于1306年遭到失败。但腓力普此时给自己加上了“罗马尼亚专制君主和阿尔巴尼亚王国统治者”的名号。然而，对拜占廷帝国来说，比他更为危险的是精力充沛的瓦洛伊斯的查理。这个没有王国的君主曾与享有拜占廷皇后头衔的凯瑟琳结婚，拜占廷帝国先前也曾争取追逐过她。瓦洛伊斯的查理千方百计重新启动安茹的查理的扩张计划，而此时的拜占廷帝国似乎陷入混乱，他渴望得到君士坦丁堡的皇冠。1306年，他与威尼斯共和国签署条约，后者无法抗拒再度重演第四次十字军政策的诱惑。1308年，他又与塞尔维亚国王米卢亭达成盟约，后者眼看拜占廷帝国陷入绝望境地，及时调整其政策，转而与西方列强联盟，加入反拜占廷联合阵线。[90]教皇克莱门特五世于1307年宣布开除拜占廷皇帝教籍，从而在道义上支持了西方列强。瓦洛伊斯的查理还在拜占廷贵族中获得了支持，其情形就像拜占廷帝国达到了解体的程度。塞萨洛尼基总督约翰蒙诺马赫斯（John Monomachus）、塞尔迪斯军队总司令君士坦丁杜卡斯林皮达利斯（Constantine Ducas Limpidaris）宣布，他们已经准备接受法兰克君主为其宗主。在此喧闹的局势中，最关键的因素是争取加泰隆军团的支持，因为他们实际上已经成为拜占廷东方形势变动的主宰力量。瓦洛伊斯的查理在这个方面也取得了成功，尽管西西里国王弗雷德里克费了很大的力气才使这些加泰隆将士接受了宗主权。1308年，查理的特命全权大使塞坡伊的塞奥巴尔德（Theobald of Cepoy）率领11艘威尼斯舰船到达尤伯埃亚，他从这里前往卡桑德利亚，以其主子的名义接受了加泰隆军团的效忠宣誓。 这位使节很快就清醒过来，对瓦洛伊斯的查理那套计划和打算毫不关心的加泰隆军团，随意从卡桑德利亚挺进到当时还在“头等大贵族”约翰的孙子约翰二世（John II，1303～1318年在位）统治下的塞萨利。后者是个病体缠身的年轻人，最初他是由雅典公爵盖伊二世（Guy II de la Roche）加以保护的，后来盖伊二世去世，他就托庇于拜占廷皇帝，并与皇帝的私生女伊琳尼订婚。该地政府软弱无力，完全倚赖法兰克人的雅典公爵，这使塞萨利的封建势力获得了发展的新动力。土地完全由当地大封建地主控制，作为国家的塞萨利气数已尽，到了它最后的关头。“头等大贵族”约翰一世的势力曾经一度掌控和左右政局，此时已成黄昏的回忆，任何抵抗加泰隆军团入侵的力量都不存在了。因此，加泰隆军团在这里自由自在，享受着富饶土地提供的丰富赐予。而后，他们在1310年春季利用塞萨利人提供的金钱进入希腊中部地区休整部队，养精蓄锐，并加入雅典大公瓦尔特（Walter）的军队。但是，他们与法兰克人发生了冲突，正像先前与拜占廷人发生冲突一样，结果bào发了战争。1311年3月15日，加泰隆军团在伯埃奥提亚的塞非苏斯与人数占据绝对优势的法兰克军队进行较量，取得了决定xìng胜利，雅典大公瓦尔特及其大部分骑士在战斗中被斩杀。提比斯和雅典的法兰克人势力被消灭，代之以加泰隆公国。在法兰克人统治下达一个世纪的雅典，此时又落入加泰隆人之手，并在其统治下达70余年。[91] 这就是异乎寻常的加泰隆军团远征的奇怪结果。一小股来自西方的好战尚武的冒险家从君士坦丁堡强行突围，从非拉多非亚来到雅典，并在这个最古老和最辉煌的文化中心建立起他们自己的公国。加泰隆将士在小亚细亚、色雷斯、马其顿、希腊北部和中部地区的冒险经历，以及他们对土耳其人、拜占廷人和法兰克人的胜利，凸显出当时拜占廷帝国和与之对立的希腊和拉丁人国家的衰弱。加泰隆军团出现在东方，恰好赶上了一个幸运的时机，当时，拜占廷帝国势力已经衰落，而土耳其人势力尚在萌发阶段。 加泰隆人进入原属法兰克人的希腊地区给拜占廷帝国带来了一个喘息的机会。瓦洛伊斯的查理的进攻计划被束之高阁，晾在一边。在塞萨利，塞坡伊离开了加泰隆人，他和他的主子都不再对他们抱有任何希望。1308年，享有拜占廷皇后头衔的凯瑟琳去世，瓦洛伊斯的查理要求获得君士坦丁堡皇冠的合法权利也随之烟消云散。继承权利转移给她的女儿瓦洛伊斯的凯瑟琳（Catherine of Valois）。作为孩子的她于1313年嫁给了塔兰托的腓力普，后者认为与拥有拜占廷皇后头衔的她结婚相当重要，以至于他解除了与伊庇鲁斯的塔马尔的婚姻。腓力普尽管有法国和那波利的支持，但是其计划的发展从来也没有超出计划的阶段。瓦洛伊斯的查理和塔兰托的腓力普的进攻设想带着一层淡淡的安茹的查理政策的色彩，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消散了。西方人恢复拉丁帝国的努力就此结束。1310年，威尼斯与拜占廷皇帝签署了12年停战协议，威尼斯再也不想设法再现1204年的政策了，因为此时这个政策毫无希望。同样，万分失望并大梦初醒的塞尔维亚国王也解除了与瓦洛伊斯的查理的盟约，再度转向拜占廷帝国，在此后几年里，塞尔维亚与拜占廷帝国密切合作。塞尔维亚国王还向拜占廷帝国皇帝提供了2000骑兵部队的军事援助。[92]当米卢亭与其兄弟德拉古亭公开bào发战争时，安德罗尼库斯二世试图加以干涉，以支持其女婿，而当米卢亭的儿子斯蒂芬一度反叛其父亲时，他被皇帝推翻并被瞽目，而后押送到拜占廷帝国宫廷。[93] 拜占廷帝国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地位也得到加强。1308年，安德罗尼库斯二世对莫利亚政府的管理机构进行了一次重要的调整，取消了莫利亚地区每年更换拜占廷总督的糟糕制度。此后，未来皇帝约翰坎塔库震努斯的父亲米哈伊尔坎塔库震努斯（Michael Cantacuzenus）统辖拜占廷的莫利亚领土，直到1316年他过早去世为止。他任职期间，标志着拜占廷帝国再度开始加强其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势力。这一工作后来由安德罗尼库斯亚森（Andronicus Asen，1316～1421年在职）继续完成，后者是前保加利亚沙皇伊凡三世亚森和皇帝的妹妹伊琳尼帕列奥列格的儿子，他通过一次对法兰克人胜利的战争，设法加强和扩大了拜占廷帝国在莫利亚的权力。另外，安德罗尼库斯二世还夺取了拜占廷人在莫利亚地区最重要的海港城市蒙南瓦西亚，获得了极大的贸易便利，[94]并在此建立起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拜占廷商业中心，以此抗衡科隆和莫顿的威尼斯商业中心。 在另外两个希腊人小国中也发生了重要变化。1318年期间，伊庇鲁斯和塞萨利的安苴利王朝逐渐灭亡，专制君主托马斯被其侄子凯发罗尼亚的尼古拉斯奥尔西尼（Nicholas Orsini of Cephalonia）刺杀。后者是安戈文王朝的死敌，他曾皈依希腊东正教信仰，在伊庇鲁斯自立为王，成为被刺杀的托马斯的继承人，并娶后者的遗孀、米哈伊尔九世之女安娜为妻。[95]雅尼纳以及该国其他一些据点也被拜占廷皇帝所控制。塞萨利局势的变化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因为“头等大贵族”约翰二世去世后，它作为独立国家已经不再存在了，拜占廷皇帝得以将该省区当作无主的皇帝封地提出主权要求。但是，这个国家只有其北部地区承认了皇帝的宗主权，甚至北部地区也只是名义上承认这一权力。[96]势力极为强大的塞萨利大贵族，特别是拜占廷旧贵族家族麦利森努斯家族试图争取独立，建立他们自己的君主国。另外，大批阿尔巴尼亚人涌入塞萨利地区，这是此后数十年阿尔巴尼亚人大举迁徙进入整个希腊地区的开端。然而，这个以奈奥巴特雷为首府的前公国却被加泰隆人的雅典公爵占领，而威尼斯人则占领了普特莱昂。拜占廷帝国被迫再度担负起这个负担，在加泰隆人dú瘤被清除后进行了一些最微小的改革，然而就是这些努力不久也由于老皇帝和其孙子安德罗尼库斯三世之间的不幸斗争而遭破坏，这场较量将帝国拖入长期的内战。 第二节　内战时期：塞尔维亚主宰巴尔干半岛 老安德罗尼库斯和小安德罗尼库斯之间的争吵开启了一连串内战，加速了拜占廷帝国内部的瓦解。这场王朝家族内的较量开始了一个内部严重危机的时期，耗尽了帝国的实力，最终使它无法抵抗土耳其人和塞尔维亚人的扩张。这场祖父与孙子间的冲突纯粹始于个人的原因。安德罗尼库斯三世是米哈伊尔九世的长子，英俊潇洒，相貌堂堂，仪表不凡，天资聪慧，一度深为老皇帝喜爱。当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被加冕为共治皇帝，被认为是地位仅在其父之下的第二皇帝继承人。随着时间的推移，祖孙之间相互的恶感频生。小安德罗尼库斯举止轻浮鲁莽，放纵奢侈，且挥霍无度，这只是在考验着严肃的老皇帝的耐心，而年轻的皇太子却得到对其宠爱有加的父亲的袒护，老爷爷对他的厌恶之心与日俱增。其恋爱事件的不幸结果导致了祖孙之间关系的破裂。小安德罗尼库斯的随从设计刺杀了他们主子的情敌，后来发现这个情敌竟然是他的弟弟曼努埃尔，而他们悲剧xìng地误杀了他。这个可怕的消息加速了当时病重在床的米哈伊尔九世的死亡，1320年10月12日，后者死于塞萨洛尼基。老皇帝异常愤怒，决定将这个不肖孙子开除出皇帝继承人的行列。 图66　塞浦路斯的圣母复活教堂穹顶上绘制的圣母子壁画，完成于1192年，集中体现出科穆宁王朝晚期君士坦丁堡的审美倾向，该教堂保存的壁画是这一时期艺术特色的典型代表 但是，小安德罗尼库斯拥有许多支持者，特别是在拜占廷年轻的贵族中，人望甚高，不得人心的老皇帝遭到年轻而富有的大贵族、安德罗尼库斯三世的密友约翰坎塔库震努斯为领袖的强大势力的反对，反对者中还包括野心勃勃的冒险家西尔吉安尼斯（Syrgiannes），他的父系具有库曼人血统，他通过母亲的家族成为皇家的亲戚。[97]在这次反叛中发挥领导作用的人物还有塞奥多利西纳迪努斯（Theodore Synadenus）和bào发户阿莱克修斯阿坡考库斯（Alexius Apocaucus），他们两人都掌握着色雷斯和马其顿地区的重要军事指图66塞浦路斯的圣母复活教堂穹顶上绘制的圣母子壁画，完成于1192年，集中体现出科穆宁王朝晚期君士坦丁堡的审美倾向，该教堂保存的壁画是这一时期艺术特色的典型代表挥权。西尔吉安尼斯和坎塔库震努斯均通过支付大笔金钱确保他们自己在色雷斯地区的总督官职。帕列奥列格王朝时期，买官鬻爵的弊端在整个帝国流行，甚至思想开明的首相塞奥多利迈托奇特斯似乎也赞同、默许这种行为。在此情况下，就必然以牺牲政府为昂贵的代价，因此，西尔吉安尼斯和坎塔库震努斯利用他们刚刚获得的行政管辖区作为组织反叛的中心。拜占廷大贵族们利用赋税负担过于沉重省区的不满情绪，发动起反对君士坦丁堡政府的强大运动。1321年复活节，安德罗尼库斯三世逃离首都，加入其朋友们在亚得里亚堡附近组织的起义军部队。在日益迫近的斗争中，他占据着压倒老皇帝的心理优势，因为后者的统治造成了帝国丢城失地，破败贫穷。安德罗尼库斯二世迫于国家财政所需，不得不强制恢复经济紧缩政策和措施，这一步骤对帝国民众几乎毫无好处可言。但是，安德罗尼库斯三世更没有任何责任感，他始终充满自信，夸下漫天海口，说得天花乱坠，到处许愿，随意采取迷惑人心的任何计划。为了收买支持者，他极为慷慨地赠送土地，封授特权，据说，他甚至免除了色雷斯地区的全部税赋和其他义务。[98]这样的措施对内战的结果影响至关重要，比反对派的军事力量具有更大作用，色雷斯地区的民众支持慷慨的小皇帝就毫不奇怪了。当其军队在西尔吉安尼斯指挥下开始挺进君士坦丁堡时，在首都为起义军担惊受怕、惶惶不可终日的老皇帝慌忙提出缔结和约。 根据和约，安德罗尼库斯三世获得了色雷斯和马其顿的一些地区，他早就将这些地区赏赐给了他的支持者，其他领土包括首都君士坦丁堡仍然由老皇帝控制。这样，帝国领土就被全部分裂了，尽管这样的措施稍早前根本不能被拜占廷人所接受（参见第409页）。为了维持对外事务上的表面统一，安德罗尼库斯二世为自己保留了对外应付列强的权利。但是，这个原则很快就被抛弃了，两个皇帝都在推行各自的外jiāo政策，形式多样，甚至采取反对对手的措施。和平并未维持多久，1322年，内战再度bào发。陆军司令西尔吉安尼斯和战区司令坎塔库震努斯之间的冲突，造成小安德罗尼库斯阵营的分裂。由于安德罗尼库斯三世站到了他的朋友坎塔库震努斯一边，致使一直是整个反叛斗争真正领袖的西尔吉安尼斯就投靠了老皇帝，在后者的军队中指挥反对其先前主子和保护人的斗争。整个帝国同情支持小安德罗尼库斯的人越来越多。随着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102 章 士坦丁堡郊区附近几个城镇归附小安德罗尼库斯，老皇帝再度放弃内战，提议和谈，并在先前的和约基础上达成新的协议。此后出现了时间稍长一些的和平时期，1325年2月2日，安德罗尼库斯三世由其祖父加冕为共治皇帝。尽管这次内战并没有出现激烈战斗就结束了，但是，其对内政外jiāo的恶劣影响却相当严重。由于双方的敌对行动，农业特别是色雷斯地区的农业生产因为持续的军事调动而被迫中断，各地正常的经济生活都陷于停滞状态。中央政府的权力，甚至在那些根据和约归属老皇帝的地区都完全得不到保证。塞萨洛尼基总督、安德罗尼库斯二世的侄子和首相塞奥多利迈托奇特斯[99]的女婿“上等大贵族”约翰帕列奥列格（John Palaeologus）决定脱离帝国。他的计划得到首相的两个儿子的支持，他们控制着斯特鲁米卡和迈尔尼克两地。当约翰帕列奥列格向其女婿、塞尔维亚国王斯蒂芬迪康司基（Stephen Decanski）求援，并亲自前往其斯克普杰的宫廷时，形势就变得异常危险。在这危急关头，帝国政府匆忙让步，封授其恺撒称号，但是，他于1327年到达塞尔维亚人宫廷后不久即去世了。在小亚细亚地区，土耳其人继续进行征服活动，布鲁萨被围困陷入大饥荒，被迫于1326年4月6日[100]向奥斯曼（othman）的儿子奥康（Orchan）投降，后者将这个城市当作其首都，后来当作奥斯曼的墓地。因此，它被奥斯曼王朝视为圣城。 同时，两个皇帝之间的战争再度于1327年春季bào发。此次，南斯拉夫地区的各王国更加积极地干预拜占廷帝国内部的冲突。塞尔维亚-保加利亚战争与分裂皇家和帝国的斗争结合在了一起。由于安德罗尼库斯二世与塞尔维亚统治家族保持着长期的联系，因此，他与塞尔维亚人结盟；而安德罗尼库斯三世与保加利亚沙皇米哈伊尔西斯曼（Michael Sisman）结盟，后者解除了与其前妻、塞尔维亚国王的妹妹的婚姻，转而与小安德罗尼库斯的妹妹、其前任国王的遗孀塞奥多拉结婚。幸运再度光顾安德罗尼库斯三世。绝望的局势使帝国民众怨声载道，不满情绪日益高涨，与此同时，却使小皇帝赢得了更大的支持，因为他慷慨许诺，在城市和农村到处赏赐特权。马其顿地区支持老皇帝的派别采取的任何行动都被扼杀在萌芽状态，以至于塞尔维亚国王进行援助都来不及。 马其顿地区的全部拜占廷领土都接受了小安德罗尼库斯的权力，塞萨洛尼基本身也承认了其权力。而后，安德罗尼库斯三世离开自己的部队，此时这支军队在西纳迪努斯率领下，正驻扎在离君士坦丁堡不远的地方，他与坎塔库震努斯一道来到塞萨洛尼基，在此他作为皇帝于1328年1月受到隆重欢迎。即便在首都城内，反对势力也越来越以惊人的速度发展起来，安德罗尼库斯二世一直在考虑进行新一轮和谈的可能xìng。正当此时，保加利亚沙皇米哈伊尔西斯曼突然改变了态度，向他派出保加尔人和鞑靼人组成的援军。这使老皇帝重新燃起希望，与此同时，也打乱了小安德罗尼库斯进一步的活动。他威胁加利诱，设法说服保加利亚沙皇召回已经派出去的部队，同时，积极与君士坦丁堡城内的同党秘密接洽。1328年5月24日，他顺利挺进首都，没有进行任何流血冲突就控制了整个局势。他废黜了自己的祖父，但允许他继续居住在宫廷中一段时间。只是在两年后，小安德罗尼库斯的支持者才强迫老皇帝进入修道院，后者成为这里的修道士，名叫安东尼，1332年2月13日去世。 随着安德罗尼库斯三世（1328～1341年在位）登基，新一代掌握了权力，这一代人的代表xìng人物就是约翰坎塔库震努斯。他在最近几年曾是反叛运动的真正领导者，此时他则控制了政府。他具有政治上的敏锐xìng，是超越当代人的领袖和战士，比侠义勇敢但不稳妥的皇帝还优秀。安德罗尼库斯三世以充沛的精力统管着全局，并非没有取得一些成功，但却是坎塔库震努斯指导着国家的全部政策。随着内战的结束，皇帝到处慷慨许愿，对帝国造成巨大破坏的时期也过去了，安德罗尼库斯三世和坎塔库震努斯夺取了政权，因此，也要担负其应有的责任。在很多方面，他们沿袭了刚刚倒台的那个政府的政策。但无论如何，内战的许多恶果是无法修复的。财政需求压力甚至变得更大，在内乱时期，金币“伊颇皮隆”的价值再度下降。然而，新政府在司法改革方面显示出更突出的优势。 图67　13世纪建立的西蒙纳斯配特拉修道院，建于330多米高的山岩上，希腊北方阿索斯圣山上有很多这类修道院，大都建筑在悬崖险峻之处，体现着拜占廷宗教观念的深刻影响 拜占廷司法腐败一直臭名昭著，因此，安德罗尼库斯二世早就打算进行司法制度改革。1296年，他在君士坦丁堡建立了由12名法官和8名教士或元老等级的贵族组成的法庭，如同最高上诉法庭，以确保司法过程的公正。但是，其结果是令人失望的，新设立的法庭信誉不足，其活动被终止。1329年，安德罗尼库斯三世设立了新的司法局，由4名成员组成，两名教士两名俗人。这4名“罗马人的最高法官”（）拥有权限广泛且权力极大的多种权力，他们监管整个帝国的司法活动。但是，安德罗尼库斯三世注定要对他任命的最高法官万分失望。仅仅到了1337年，他们中就有3人被指控犯有腐败罪，并遭到罢免流放。这个重要的司法制度后来被继续使用，甚至沿用到帝国灭亡。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发生了许多变化，以适应日常司法活动的需要。4名最高大法官并不总是出庭地方司法审判，后来人们就认为他们中只要有1名法官代表他们全体做出审判就足够了，他将以他们4人的名义做决定。14世纪中期以后，帝国不同部分之间的差异变得越来越明显，这意味着，司法体制的过度集权化必须进行调整，以适应形势的变化。除了君士坦丁堡设立的几名罗马人最高法官外，也设立了地方大法官。后来在塞萨洛尼基、莫利亚和利姆诺斯都设立了各自的大法官。教士广泛地参与司法管理机构是帕列奥列格王朝时期的重要特征。教会对帝国司法体制的影响日益加强，他们除了参加帝国最高法官法庭的活动，即通常有两名教士参加外，还有教会法庭由大教长直接控制，该法庭与帝国法庭合作，通常支持后者的审判或与之共同审判。但是，偶而也出现不同审判。在危机时期，教会法庭则完全取代帝国法庭。[101] 外部形势的主要特点是奥斯曼人在小亚细亚地区持续扩张，塞尔维亚人在马其顿继续扩张，以及希腊人和拉丁人独立小国进一步衰落。拜占廷帝国尽管在塞尔柱人帮助下也能在希腊北方地区和爱琴海上取得一些胜利，但是它仍然绝望无助地抵抗着奥斯曼人和塞尔维亚人。能够特别显示出新政府政策特征的因素，并使之可圈可点的是，坎塔库震努斯与像拜占廷帝国一样受到奥斯曼王朝扩张威胁的塞尔柱苏丹国的合作。另一方面，新政府极力摆脱与热那亚人订立的盟约，以便获得其航海和商业政策上的独立。加强帝国海军是实现这一目标必不可少的基本条件。为此，造船就成为皇帝安德罗尼库斯及其“大总管”约翰坎塔库震努斯必须完成的、最重要的任务。由于国家收入根本满足不了这个要求，坎塔库震努斯和其他大贵族慷慨解囊，捐献他们的财产，以加强舰队建设。[102]结果，国家及其军队和海军力量在财政上就越来越依赖于这些帝国的大人物了。 塞尔维亚王国势力的增强驱使拜占廷帝国和保加利亚再度相互携起手来。拜占廷内战末期时，安德罗尼库斯三世与其保加利亚女婿之间的不和，确实曾使双方边境地区的抢劫、征战摩擦不断。然而，和平很快就重新恢复了，双方达成了反对塞尔维亚的联盟。即便如此，这个联盟仍然没能促使拜占廷帝国与保加利亚人联合行动。安德罗尼库斯三世的确出兵挺进到塞尔维亚边界地区，但是，在其真正发动攻击以前，塞尔维亚与保加利亚于1330年7月28日在维尔布兹德（或称库斯坦迪尔）bào发决战。当皇帝听到其盟友遭到失败的消息后，立即撤军。保加利亚全军溃败被歼灭，沙皇米哈伊尔西斯曼本人则在战斗中受了重伤。胜利的塞尔维亚国王恢复了其妹妹安娜和她的儿子伊凡斯蒂芬在特尔诺沃的王位，而安德罗尼库斯三世的妹妹塞奥多拉被迫仓皇出逃。[103] 维尔布兹德战役标志着巴尔干半岛历史发展的转折点。它决定了争夺马其顿地区的斗争，奠定了塞尔维亚人霸权的基础，欧洲东南地区未来几十年的发展就在他的掌控之下。安德罗尼库斯三世设法确保其帝国至少在一个方面能从其保加利亚盟友的失败中获得利益。他借口为其妹妹塞奥多拉报仇，出兵占领了保加利亚-拜占廷帝国边境地区的几个要塞，还夺取了颇有争议的港口城市迈森不里亚和安奇亚鲁斯。与此同时，保加利亚也发生了一次变动，不久塞尔维亚也发生了变动。保加利亚大贵族驱逐了安娜及其儿子，拥立沙皇米哈伊尔西斯曼的侄子伊凡亚历山大（Ivan Alexander，1331～1371年在位）为沙皇。塞尔维亚贵族也起义反叛，推翻国王斯蒂芬迪康司基，扶植其子斯蒂芬杜珊（Stephen Dusan，1331～1355年在位）为国王。这两个斯拉夫君主后来实现了长期的和平，斯蒂芬杜珊还与沙皇的妹妹海lún娜（Helena）结婚。伊凡亚历山大对拜占廷帝国发动进攻，收复被安德罗尼库斯三世占领的城市，并通过1332年双方达成的协议确保以前的边界线。同时，塞尔维亚贵族杀害了老国王后，立即开始征服拜占廷帝国的马其顿领土。 从斯蒂芬杜珊登基开始后的整个统治时期，他都是塞尔维亚贵族积极扩张势力的代表人物，他们从衰败的拜占廷帝国成功地获得了新的土地。[104]1334年初，一个杰出的拜占廷逃亡者投向塞尔维亚国王的军队，他就是曾在拜占廷帝国内战中两大对立阵营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的西尔吉安尼斯，他从君士坦丁堡出逃，而后在加拉大、尤伯埃亚、阿尔巴尼亚等地逃难，最后来到斯蒂芬杜珊的宫廷。这个精力充沛的军人精于战争，他在塞尔维亚国王反对拜占廷帝国的斗争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而后，拜占廷帝国的马其顿地区最重要的据点如奥赫里德、普里利普、斯特鲁米卡、卡斯托利亚和沃德纳相继落入敌人之手，塞尔维亚人的胜利进军只受阻于塞萨洛尼基城坚固的城墙。最终，皇帝的一个支持者成功地除掉了西尔吉安尼斯，1334年8月，斯蒂芬杜珊接受了拜占廷人提出的和谈建议，也是因为当时其王国受到来自北方匈牙利人的威胁。由于这个形势，和约条款比预料的更有利于拜占廷人，斯蒂芬杜珊继续保有其占领地区。[105] 欧洲地区的灾难刚刚开始之际，亚洲地区的悲剧之最后一幕即将结束。安德罗尼库斯三世和约翰坎塔库震努斯继续加紧一切努力避免悲惨的命运。早在1329年，他们就派遣了一支2000人的部队抗击奥斯曼军队，以解尼西亚之围。但是，拜占廷人仍然在这场空前的较量中败北，其更为强大的敌人赢得了非罗克雷尼战役。1331年3月2日，[106]奥康夺取了这座两代人以前曾是拜占廷帝国中心的城市。6年后，尼科米迪亚也落入奥斯曼军队之手，[107]小亚细亚地区留给拜占廷人的只有零零散散的几个孤城，例如非拉多非亚和黑海海岸地区的伊拉克雷亚。确实特别突出的是拜占廷人在完全被土耳其人移民浪潮包围的情况下，竟然能够设法在这里坚持了数十年，他们干的确实漂亮，但是，对事态的发展毫无影响。奥斯曼军队在占领了比塞尼亚沿海地区后，开始向海上发展，并对帝国的欧洲沿海地区发动不间断的攻击，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奥斯曼人的实力有了巨大发展，不断吞并其周边的土耳其人部落。安德罗尼库斯三世暂时还能抵抗住他们的进攻，但是他们对未来却构成了极大威胁。 图68　用金、银、丝线刺绣的“地狱刑罚磨难图”丝绸服装，莫斯科大主教弗条斯（1408～1432年在位）的礼服，制作于15世纪早期的君士坦丁堡，现存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军械库 正如奥斯曼军队已经强行席卷了爱琴海北部海区一样，小亚细亚沿海的塞尔柱苏丹国也袭击了爱琴海南部海区。他们的攻击大多落在了控制这一海域的拉丁人身上，并未对拜占廷人造成多大影响，因为后者的领地大多集中在色雷斯和小亚细亚沿海岛屿。在这样的局势下，拜占廷人与塞尔柱人逐渐达成互相和解就毫不奇怪了。塞尔柱苏丹国对奥斯曼人和拉丁人也像拜占廷帝国一样充满敌意，安德罗尼库斯三世和坎塔库震努斯在其支持下试图以他们新建的舰队来加强其海上势力。1329年，帝国海军出击被热那亚扎卡利亚家族控制的修斯岛。最初，该岛曾承认帝国宗主权，但是后来却完全脱离了帝国。此时，这个重要的岛屿被帝国重新占领，并一直控制到1346年。皇帝还在邻国塞尔柱苏丹国埃米尔的积极支持下，设法迫使另一个热那亚人附属岛屿菲西亚岛承认拜占廷帝国宗主权，最后，他还确保莱斯伯斯岛免遭西方列强征服。事实上，在这个更小的舞台上再度重复上演了1204年的事件：基督教列强联盟合力扫dàng土耳其海盗，但他们却袭击了拜占廷的莱斯伯斯岛，尽管拜占廷皇帝已经是这个联盟的正式成员了。这样，皇帝就被迫请求塞尔柱人海军援助他抵御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103 章 其基督教兄弟进攻其领土。经过一次富有戏剧xìng的战斗，他的自卫获得成功。 然而，帝国在塞萨利和伊庇鲁斯取得了最伟大的胜利。极为强大的塞萨利君主斯蒂芬加伯利埃罗布鲁斯麦利森努斯（Stephen Gabrielopulus Melis-senus）于1333年去世后，该国便陷入了完全的混乱。塞萨洛尼基的帝国总督约翰蒙诺马赫斯立即出兵干涉，皇帝本人也紧接着出兵，很快，塞萨利北部地区直到加泰隆人边境都被合并到拜占廷帝国领土中。甚至迁徙到塞萨利北部地区的阿尔巴尼亚各部落虽然能始终保持其独立自治，[108]但此时也向皇帝表示臣服。伊庇鲁斯专制君主约翰奥尔西尼（John Orsini，1323～1335年在位）曾打算夺取塞萨利西部地区，此时遭到驱逐，被迫撤出这一地区。由于收复了塞萨利地区，伊庇鲁斯问题就上升到头等重要的位置。因为该国内乱不断，争权夺利的斗争长期未决，同时邻近的强国持续入侵，故整个伊庇鲁斯领土处于支离破碎的状态，无能的专制君主的最终倒台只是个迟早的问题。首都阿尔塔亲拜占廷党人的胜利加速了其灭亡。专制君主约翰被其妻子、女专制君主安娜和她的儿子尼基弗鲁斯二世dú死，后两者控制了政府，随即开始与拜占廷皇帝谈判。安德罗尼库斯和坎塔库震努斯亲自率领强大军队穿越塞萨利地区，这支军队的核心力量是由土耳其部队构成的，他们在镇压了阿尔巴尼亚bào发的起义后，挺进伊庇鲁斯，并于1337年接受了专制君主的投降。这样，拜占廷帝国未经流血就吞并了伊庇鲁斯和阿卡纳尼亚。女专制君主安娜完全打错了算盘：她原以为只要承认了拜占廷帝国的宗主权，她就可以继续以她和其子的名义统治这个国家，但是皇帝不想保留专制君主的旧王朝，因为它与伊庇鲁斯的独立传统有极为密切的联系。该地区的统治管理被委任给帝国总督“首席大将军”西纳迪努斯，而安娜和尼基弗鲁斯则被迫迁居到塞萨洛尼基，他们在这里被赐予房宅和土地。 与此同时，一直觊觎伊庇鲁斯的西方列强千方百计想要剥夺拜占廷帝国如此轻易就取得的一切胜利。他们利用小尼基弗鲁斯作为反对帕列奥列格王朝的工具。当时统治阿凯亚公国的君主、拥有拉丁帝国皇后称号的瓦洛伊斯的凯瑟琳策划了一起yīn谋，她和第拉修姆的安戈文王朝总督策动了支持被废专制君主尼基弗鲁斯的反叛起义。尼基弗鲁斯在阿尔塔被拥立为王，而帝国总督“首席大将军”西纳迪努斯则被投入监狱。但是，只有几个城市参与了这场运动，该国大部分地区仍然忠实于希腊皇帝，当安德罗尼库斯和坎塔库震努斯率领一小股军队于1340年初[109]出现在该地区时，起义立即土崩瓦解。尼基弗鲁斯重新被软禁在塞萨洛尼基，被迫接受封赐给他的“显赫大贵族”的称号和特权，他还与坎塔库震努斯的女儿订婚，以替代他已经失去的王室头衔。约翰安苴利被任命为伊庇鲁斯的总督，以表彰他镇压起义的功绩，而西纳迪努斯则被任命为塞萨洛尼基总督。看起来，1204年，拜占廷帝国垮台最严重的一个后果此时好像已经最终完全消除了。尽管希腊地区还存在几个拉丁人的公国，但是在巴尔干半岛地区却再也不存在任何希腊人的独立国家了，它们此时全都被合并到拜占廷帝国，成为它的省区。坎塔库震努斯以极为夸张的语言赞扬这一胜利，认为它是前任政府千方百计努力但始终未能取得的胜利。[110] 然而，这个成就并非拜占廷帝国内在凝聚力发挥作用的结果，而是这些独立分离小国自身内部的瓦解造成的。这些小国一度能够抗拒米哈伊尔八世的强制统一权力，此时却未经斗争地臣服于衰弱的帝国了。但拜占廷人注定不能长久地享有其胜利果实。事实上，这是一场败局，正当这些丧失的领土刚刚被拜占廷帝国收复之际，塞尔维亚人的扩张势头就转向了这个地区。斯蒂芬杜珊在此后数年占领了阿尔巴尼亚领土，不久后，伊庇鲁斯和塞萨利地区也落入这个伟大的塞尔维亚国王手中（参见第440页），而后他再度侵入拜占廷帝国领土。如果在某些有利的形势中，拜占廷帝国尚可通过精明的政治手段和狡猾的外jiāo计策赢得一定程度的胜利，但是很显然，它已经没有能力稍微长久一些地保持住其胜利的成果。帝国已经很难从该世纪20年代的内战中恢复元气，再也没有能力担负起国家的职责，并进而抵抗外敌。假定不能抵抗住塞尔维亚人和奥斯曼人军队的话，那么至少能够镇压衰弱的敌人，在这种情况下，帝国就要灭亡了。安德罗尼库斯三世的统治只不过是帝国内战期间出现的一次喘息阶段。他去世后，新的内战再度bào发，使整个国家陷入了远比20年代大混乱更加血腥而致命的大动乱之中，其结果也更加严重。从这次内战以后，帝国就再也恢复不过来了。 1341年6月15日，安德罗尼库斯三世去世，当时，其子约翰五世刚刚9岁。[111]安德罗尼库斯三世在世期间，就一直担负政府真正领导责任的首相约翰坎塔库震努斯，作为已故皇帝最亲近的密友担任摄政王。他遭到以皇帝遗孀萨伏伊的安娜皇后和大教长约翰卡莱卡斯的反对。坎塔库震努斯最危险的敌人是其以前狡诈的支持者阿莱克修斯阿坡考库斯，后者在前次内战中作为安德罗尼库斯三世的支持者脱颖而出，后来得到坎塔库震努斯的提携，平步青云，聚敛了大量财富。拜占廷帝国的首都，此时却充满了宫廷yīn谋诡计和对立各派的政治角逐。不久前它就已经被迫应付外部出现的危险：土耳其人洗劫了色雷斯沿海地区；塞尔维亚人再度入侵，直抵塞萨洛尼基；保加利亚人也威胁发动战争。坎塔库震努斯靠他私人的钱财组建起军队以应付所有这些帝国的敌人，很快就设法实现了和平，他甚至看到了加强帝国在希腊地区势力的可能xìng。阿凯亚的封建领主派遣了一个使节去见首相，声称他们已经准备好接受拜占廷帝国的宗主权。因为当时这个国家已经陷入混乱，法国男爵倾向于臣服拜占廷皇帝，并拒绝服从佛罗lún萨的阿克西亚乔利金融家族代表的统治当局，后者也是刚刚取得了代表拥有拉丁帝国皇后称号的凯瑟琳统治这个公国的权力。坎塔库震努斯抱着极高的期望，他在一次战争会议上声称：“如果我们在上帝的帮助下成功地将生活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拉丁人收归到帝国控制下，那么我们就会让阿提卡和伯埃奥提亚的加泰隆人或自愿或被迫地知道我们是谁了！而罗马人的势力就会像以前一样从伯罗奔尼撒半岛伸展到拜占廷城，那样的话，我们很显然就将可以轻易地向塞尔维亚人和我们周围的其他野蛮人讨还公道，以雪他们长期以来强加在我们身上的耻辱。”[112] 但是，这个恢复拜占廷帝国在希腊地区权力的愿望或计划根本没有实现。内战的bào发彻底摧毁了任何扩张拜占廷帝国权力的理想，而且也摧毁了拜占廷帝国尚存的那一点实力。坎塔库震努斯刚一离开首都，就给其敌对势力提供了“宫廷政变”的机会。这个一心致力于伟大的爱国计划的首相被宣布为国家公敌，其房舍被摧毁，田产被没收，他那些没来得及逃出首都君士坦丁堡的支持者都被投入监狱。大教长约翰自任摄政王，此时，阿坡考库斯升任“总兵”，成为首都和周围城镇和岛屿的总督，而其拥护者都加官晋爵，担任了重要官职。坎塔库震努斯接受了这一挑战，1341年10月26日，他在狄迪莫提胡斯自立为皇帝。但是，他仍然严格坚持合法皇帝继承权的原则，这是他在从事整个内战期间一直追求的原则。起初，他打着皇后安娜和合法小皇帝约翰五世的名义行动，他自己和其妻子伊琳尼的名字仅排在他们之后。[113]他刻意强调的是，他并非反对合法的皇帝家族，而只是反对篡位者阿坡考库斯，因为后者很快就在君士坦丁堡摄取了独裁权力。坎塔库震努斯如同安德罗尼库斯三世在上一场内战所做的，在反对君士坦丁堡的摄政政府的战斗中也首先依靠色雷斯地区大贵族的支持。这次，省区再度战胜了首都。 拜占廷帝国又陷入它从未经历过的最生死攸关的危机之中。同一世纪20年代的内战已经极大地削弱了帝国，目前这场内战将消耗掉其最后一点元气。在社会和宗教分歧导致不断激化的拜占廷人内部斗争中，外国列强比以前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拜占廷帝国正经历一场严重的社会和政治危机。狂热派运动促使某种强大的具有革命特点的社会力量占据主导地位，与这种政治和社会斗争动乱不可避免地伴随在一起的是晚期拜占廷帝国时代最重要的宗教冲突，即静默派异端争论。 从最早期开始就有一些沉浸在神圣的冥思苦想（）中的修道士，他们始终按照极为严格的苦修制度生活，这种修道士在拜占廷帝国被称为静默派修道士。到14世纪时，静默派逐渐变得特别重要，这主要是因为神秘启示和禁yù苦修生活的发展，这一发展可以直接追溯到11世纪伟大的神秘主义者“新神学家”西蒙（Scomon the New Theologian），他的传道教义和实践活动与静默派有许多共同之处。[114]但是，静默派的兴起还是西奈的格里高利（Gregory of Sinai）巨大影响的直接结果，他曾于14世纪30年代期间游历拜占廷帝国。其神秘的启示和禁yù苦修的说教在拜占廷帝国修道院，特别是在阿索斯圣山修道士中特别受欢迎。因此，这个拜占廷东正教最受崇敬的宗教据点就成为静默派运动的中心。静默派修道士的最大目标就是亲眼见到神光，为了设法得到这一体验，他们使用了特殊的苦修技巧。静默派修道士在孤独隐居的静谧中独自打坐，身体前倾，以便将下颚抵在前胸口，两眼直视丹田，口中反复祈祷所谓“耶稣祈祷词”（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降仁慈于我），同时尽可能地屏住呼吸。祈祷者逐渐入境，无可言表，可以看到自己为神奇的神光光环包围着。据说耶稣的弟子在塔巴尔山上就见到过这种无法创造的光环。 图69　壁画“基督诞生”，绘制于1400年前后，现存米斯特拉拜里布莱普托斯教堂 这种对塔巴尔山上神光永恒可见的信仰遭到反对，静默派修道士使用的方法更是遭到批评和嘲笑。卡拉不里亚修道士巴尔拉姆（Barlaam）首先开始抨击静默派，他是个学识相当渊博的人，但多少有些独断专行，好与人争辩，思想活跃，希腊人天生爱好虚荣的xìng格与西方式的傲慢融于其一身。他曾来到君士坦丁堡一门心思反对拜占廷学术领袖们，但是，他受到百科全书式学者尼基弗鲁斯格里高拉斯（Nicephorus Gregoras）为首的反对派的公开质疑，身陷困境，因为其理xìng主义和亚里士多德学说在拜占廷民众中缺乏基础。因此，这个卡拉不里亚修道士在反对阿索斯圣山修道士神秘主义的激烈论战中，寻求恢复受到伤害的自尊心。在他看来，这些修道士的思想与最yīn暗的怀疑主义臭气一样。静默派神秘主义的辩护者是伟大的神学家格里高利帕拉马斯（Gregory Palamas），[115]他公开反对巴尔拉姆。激烈的辩论随即展开：最初巴尔拉姆猛烈抨击的是静默派修道士苦修的方法，但是，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很快就完全被静默派教义的哲学和神学理论基础问题所取代。巴尔拉姆否认塔巴尔山上见到神圣光环的可能xìng，他认为那道光并不能确定就是上帝之光，因此它也不可能永远存在，而是像所有上帝所造之物一样只有暂时xìng。接受一种不是上帝创造的神光就意味着它绝不是别的什么而只是上帝本身，上帝是惟一永恒不变的，但是，那样一来，它就是不可见的，因为上帝是不可见的。另外，帕拉马斯明确区分了超自然神xìng的存在（）和神的能量（或）间的区别，认为后者活动在我们现世世界，并展现在人类面前，但是它也非被造物，而是上帝无限活动的表现。如果不存在上帝实体的这类表现，那就不存在有形世界与超自然上帝之间的关系了。他坚持认为，神的能量表现为智慧、仁爱和上帝的慈爱，以及众使徒在塔巴尔山上所见到的神光，它永恒地表现为人们可见的、神秘的启示，其另一种表现就是神的能量。正是在巴尔拉姆明确区分永恒和暂时之间界线的地方，格里高利帕拉马斯看到了上帝和人之间的一种中间的中介力量，它从上帝发出，在人类中展现自己。因此，静默派教义表达了对希腊式属灵生活的基本诉求，这种愿望早先曾经影响着拜占廷教会在基督教神学多次争论和毁坏圣像运动争论中的态度，即渴望构建跨越现世和来世之间的桥梁。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静默派教义遭到了罗马教廷的强烈反对，却受到拜占廷教会的热烈欢迎。 即便在拜占廷帝国，静默派也是经过长期斗争后才被接受的，因为在拜占廷教会内部，最初也激烈反对这种静默派的新教义，尽管它与古老的传统有着如此密切的联系。修道院狂热派坚决支持静默派运动，而所谓“政客派”这个更加世俗的派别最初反对这个运动。格里高利帕拉马斯在1341年初举行的君士坦丁堡宗教会议上，成功地争取了会议对其教义的认可，[116]此后不久，当一个拜占廷教士、西方经院哲学的痴迷者格里高利阿森迪努斯（Gregory Acindynus）取代绝望而牢骚满腹的巴尔拉姆作为反对静默派领袖时，其建议遭到了拒绝。然而，静默派的成功并不完全，事态发展看起来好像是教会极力避免做出任何泾渭分明的决定，在对静默派反对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104 章 做出毫不含糊的谴责时，犹豫不决，但是，形势的发展由于1341年夏季的政治事变而完全改变了。作为一个西方人，皇后安娜并不喜欢静默派，大教长约翰也同样是静默派的坚决反对者，由于这个原因，君士坦丁堡教会当局和世俗统治者转而反对静默派。在拜占廷帝国首都，静默派遭到禁止，格里高利帕拉马斯则事实上被投入监狱。[117]结果，静默派就逐渐比以前更加接近约翰坎塔库震努斯，在引起拜占廷帝国政治大分裂的斗争中，静默派站在一方立场上，而其反对者则站在另一方立场上。这样，政治斗争和宗教斗争就将帝国分裂为两大阵营。 社会斗争也同样激烈，正是帝国内部的社会冲突构成了内战期间真正严重的难题，也正是社会矛盾造成了影响广泛的灾难xìng后果。日益加深的经济贫困只能促使不同阶级之间的冲突尖锐化。当帝国越来越贫困衰弱时，农村和城市里的绝大多数民众境况悲惨，几乎无法忍受。大部分城乡财富都集中到少数贵族阶级手中，此时，他们成了怨气冲天的民众仇恨和嫉妒的目标。 在其统治权力发展到顶峰的时期，拜占廷专制政府曾在古代地方市政管理的废墟上建立起强大的官僚统治体制，城市生活也被强制纳入到包罗万象的中央集权统治下。当中央权力趋于越来越衰落时，地方势力开始再度壮大起来，独立的城市生活似乎重新复兴。[118]城市自治政府的复兴并不是由于新社会力量的兴起，而是由于中央权力的削弱，而中央权力则是被封建因素所削弱的。因此，拜占廷帝国城市生活并未像西方那样产生出富有而活跃的工商业阶级，而是由地方土地贵族所主导。[119]我们必须记住这一点，尽管导致14世纪拜占廷城市生活革命化变革的历史，与意大利和佛来芒城市同一时期历史发展有许多相似之处，并适合这个时期欧洲城市社会斗争总的发展轮廓。[120]正是这一基本的区别解释了一度极为强盛的拜占廷帝国经济势力为何如此迅速和如此彻底地衰败了，最终为意大利各贸易城市所取代。 君士坦丁堡摄政政府与大贵族领袖坎塔库震努斯之间的争端，促使帝国内潜伏的社会分裂公开化。阿莱克修斯阿坡考库斯在反对坎塔库震努斯的武装斗争中依靠民众的支持，他利用民众仇视大贵族的支持者的社会仇恨情绪，如同干柴投入了烈火，在亚得里亚堡，bào发了反对地方贵族的民众起义，不久，起义蔓延到色雷斯地区各城市。各地贵族和富有阶级成员、大贵族坎塔库震努斯的支持者都遭到打击。 塞萨洛尼基bào发了最尖锐激烈的阶级战争，各种各样的民众大部分成分复杂，大量的财富与极度的贫困同时存在。塞萨洛尼基在帝国一直占据着独特的地位，它是各种自由思想充分表达的场所，拥有强大的民众党派，它们组织精良，形成了良好、公正、清晰的政治意识形态，即狂热党。在这个城市里，反贵族运动不仅表现为公众情绪的猛烈bào发，而且在1342年狂热派夺取政权后，它一度演变为占主导地位的制度。以总督西纳迪努斯为首的支持坎塔库震努斯派被驱逐出这个城市后，狂热派在塞萨洛尼基建立了他们自己的政府。 狂热派的纲领和其政府采取的主要措施的重要特征是没收财产，大贵族和修道院及各教堂的土地均被没收，这加深了狂热派信徒和正统派教士之间的鸿沟。在保守的教会圈子里被视为巴尔拉姆派和阿森迪努斯派的狂热派，与支持坎塔库震努斯的静默派之间的对立情绪特别严重，而政治狂热派又是教会狂热派的敌人。另外，狂热派将其社会革命政策与其政权合法观念相结合。作为坎塔库震努斯的对立面，他们承认正统皇帝约翰帕列奥列格，因此，这个反对贵族的极端派之最重要的领袖们都是帕列奥列格皇族成员。从君士坦丁堡派遣的总督和狂热派领袖分别担任了政府的管理责任。由于后者具有极大的影响力，所以该城市完全根据其自身意愿做出所有决定，享有几乎完全的独立。这个狂热派政府以其处事极为粗糙野蛮而闻名，这也说明了当时人为何对其统治的看法极为糟糕的原因。[121] 从塞萨洛尼基到君士坦丁堡，贵族的权力到处都受到打击。坎塔库震努斯的事业似乎就要终结了，其最亲近的朋友，甚至连西纳迪努斯都离他而去，因为只有和他划清界限，才是保全他们身家xìng命的惟一方法。坎塔库震努斯在帝国本身的一切支持力量都被革命剥夺了，他只好带着2000多人撤退到塞尔维亚边境地区，请求斯蒂芬杜珊的援助。干涉拜占廷帝国内战符合斯蒂芬杜珊的扩张政策，并为渴望对外征服的塞尔维亚大贵族找到了一个发泄机会。1342年7月，塞尔维亚国王和王后在普里斯迪纳隆重接待了拜占廷帝国的敌对皇帝，坎塔库震努斯在那里呆了一段时间。他与杜珊和塞尔维亚大贵族进行的谈判最终达成了联盟协议，双方都极力利用该协议达到自己的目的。1342年和1343年，联盟军队对防御坚固的塞里斯的进攻未能取得胜利。坎塔库震努斯的随从人数大为减少，大概不足500人，这时，他听说塞萨利已经承认他为皇帝，这样，这个大地主贵族的地区就与这个拜占廷大贵族领袖联合起来。坎塔库震努斯指派其老友和亲戚约翰安苴利终生担任该地区总督。后者此时的统治保持半独立状态，但是继续忠诚于其主子的宗主权，其控制的地区包括以阿卡纳尼亚和埃托利亚为首府的伊庇鲁斯和塞萨利。不久他就处于十分有利的地位，将其已经极为强大的势力扩张到塞萨利的加泰隆人领土上。这样，尽管坎塔库震努斯曾被驱逐出帝国原来的领土，但是此时他又回到了刚刚收复的希腊地区，这个地区一直是其心中最大的悬念，如何将它合并到帝国中来也一直是他主要的工作。 图70　拜占廷第二大城市塞萨洛尼基的城墙遗址（西部），始建于公元3世纪抵抗哥特人入侵的战争，后经多次大规模修缮 这个拜占廷帝国在野皇帝的成功使他与塞尔维亚国王的关系迅速破裂。杜珊绝无打算也绝不允许对立的拜占廷党派的任何一方取得优势地位，因此，他抛弃了坎塔库震努斯，转而与君士坦丁堡的摄政政府联合，而此时后者急于得到他的支持。坎塔库震努斯发现杜珊已经不再是其盟友而是其强大的死敌。但是，坎塔库震努斯仍然还有机会寻求其他支持，因为早在安德罗尼库斯三世时期，他就与土耳其的埃米尔奥穆尔（Omur）关系特别密切。[122]到了1342年底，奥穆尔就为他提供了援助，从此以后，坎塔库震努斯就一直得到土耳其人持续不断的援助，先是塞尔柱人后是奥斯曼人的支持，这些援助使他在与其对手较量中占了上风。从军事角度看，最终也确实使拜占廷内战朝着有利于他的方向发展。但是，即便有奥穆尔的支持，他仍然未能夺取塞萨洛尼基。这个城市对他进行了极为疯狂的抵抗，来自外部的威胁只能促使狂热派政府采取更加激进的政策。[123]因此，坎塔库震努斯断绝了与塞萨洛尼基的关系，将马其顿的其他地区放弃，让给杜珊。在塞尔柱人的援助下，他开始征服色雷斯，1343年秋季，他胜利进入狄迪莫提胡斯城。[124]但是，这次胜利只是因为允许其盟友土耳其军队大肆抢劫被收复的地区才获得的。 图71　奈曼加王朝时期塞尔维亚帝国的版图 与此同时，君士坦丁堡的摄政政府依靠南斯拉夫人的支持，不仅争取到杜珊的援助，而且得到保加利亚沙皇伊凡亚历山大的帮助，还将勇敢无畏的哈杰杜克蒙基罗（Hajduk Momcilo）争取到自己一边。后者当时是坎塔库震努斯的盟友，与其部下定居在拜占廷-保加利亚边境地区。[125]但是，这个斯拉夫君主的友谊并不能帮助合法的皇帝扩大其势力，只能使拜占廷国家花费大量的贡金。事态持续恶化，当坎塔库震努斯的盟友洗劫拜占廷领土时，阿坡考库斯的联盟也侵占着帝国的广大土地。杜珊继续胜利挺进马其顿地区，他占领着曾经从拜占廷在野皇帝那里争取到的所有地区，并将它们合并到他自己的帝国中。[126]保加利亚沙皇因为其友谊，而得到了包括腓力普堡和斯坦尼马赫斯在内的上马利卡河流域的广大土地；相反，他却没有向那个完全不计后果就同意割让这些土地的政府提供任何援助。蒙基罗在几度变换立场后，作为独立君主定居在罗德配山以南地区。这个大胆的冒险者从坎塔库震努斯那里获得了“大贵族”头衔，娶了伊庇鲁斯专制君主安娜皇后，但他却从这个基地出发，蹂躏了整个地区，直到1345年为坎塔库震努斯效劳的奥穆尔消灭了这股势力。 到1345年夏季，坎塔库震努斯事实上已经征服了整个色雷斯地区，他在君士坦丁堡内的反对派也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最强大的支持者阿莱克修斯阿坡考库斯“总司令”于1345年6月11日遭遇悲惨的下场，当他视察关押在皇宫地牢里那些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反对派人物时，遭到死狱同僚的袭击，被杀身亡。甚至在塞萨洛尼基也出现了反对狂热派统治的最初迹象，而狂热派运动最初导致革命势力的猛烈bào发。特别重要的是，这次精心策划的反对狂热派bào dòng，是由帝国总督约翰阿坡考库斯领导的，他是君士坦丁堡那个独裁者阿莱克修斯阿坡考库斯的儿子。确实，人们最初以为他是支持塞萨洛尼基反贵族政府的，但是，他很快就与狂热派及其领导人米哈伊尔帕列奥列格闹翻了，后者一度设法成为该城市的主宰。约翰杀害了狂热派领导人，完全控制了该城市政府，其父亲在君士坦丁堡被害后，他便公开宣布支持坎塔库震努斯。[127]而后，安德烈帕列奥列格（Andrew Palaeologus）领导下的狂热派密谋对抗，约翰阿坡考库斯被推翻，他和他的数百名追随者被残酷地处死。这些被逮捕的人被一个接一个地被抛下高大的城墙，而后被墙下围观的狂热派暴民乱刀砍死。而后，接着是对上层阶级成员的大搜捕，他们“像奴隶一样被满大街游街示众，脖子上套着绳索，这里有个奴仆牵着他的主子，那里一个奴隶牵着他的买主，同时农兵痛打‘将军’，劳工猛击士兵”。[128]狂热派政府重新建立起来后，在数年内保持着几乎完全的独立自治。这样，塞萨洛尼基与帝国其他部分的联系进一步松弛。 尽管受到这些挫折，随着“总司令”阿莱克修斯阿坡考库斯的倒台，此时，坎塔库震努斯能够稳cāo胜券了。他有最强大的经济和政治力量为后盾，有静默派运动的有力精神支持，可以毫不隐讳地公开去实现其最终目标了，而君士坦丁堡摄政当局却明显地衰落了。的确，在野皇帝不再拥有其朋友奥穆尔同样有力的支持，他们之间的联盟关系不久就被放弃了。奥穆尔转而与西方列强为伍，后者再度变得十分活跃，1344年曾占领了斯米尔纳。这场斗争旷日持久，胜负无常，对奥穆尔的压力越来越大，最终导致他于1348年去世。[129]同时，1344～1345年冬季，坎塔库震努斯与奥斯曼王朝苏丹奥康订立同盟，从此，就一直得到这个强大但十分危险的盟友的支持。他还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的女儿塞奥多拉嫁给这个苏丹。[130]时代真的变了，过去拜占廷公主连基督教世界最伟大的统治者都看不上眼，拒绝与之结婚，而现在拜占廷公主却下嫁到土耳其苏丹那一夫多妻的后宅里去了。 通常人们指责坎塔库震努斯应该为土耳其人进入欧洲负责，谴责他在向奥穆尔和奥康求援时为他们打开了欧洲的大门。但是，君士坦丁堡摄政当局也极力争取土耳其人援助，也以同样的热情向奥康献媚以获青睐，只不过没有那么成功而已。首都当局虽然缺乏其对手那么高超的外jiāo手段，但首先是在帝国最富有的大贵族支持下的坎塔库震努斯，拥有远比贫困的君士坦丁堡中央政府丰富得多的资源。双方为实现自己的目标采取的方法是一样的，只不过结果有所区别，他们都为当时的整个形势所左右。这并不是什么个别判断上的错误，而是拜占廷帝国实力的衰落，是长期发展并在最近bào发的内战中达到顶峰的结果。这场内战为土耳其人铺平了道路。任何人都不会怀疑，即便没有人邀请土耳其人，他们也会想办法进入欧洲。 坎塔库震努斯笃信胜利在握，因此，于1346年5月21日在亚得里亚堡加冕为皇帝。这次神圣的加冕礼由耶路撒冷大主教主持，使他在狄迪莫提胡斯自立为皇帝的事件获得合法的认可，那次事件标志着1341年内战的开端。皇后安娜的权力此时只限制在首都及其附近郊区，但是，这个野心勃勃的女人仍不愿意放弃斗争。她与土耳其人的谈判至少获得了成功，1346年夏季，6000名塞尔柱士兵从萨鲁坎埃米尔国前来增援，但是他们没有进攻坎塔库震努斯，而是入侵保加利亚，他们希望抢劫到比贫穷荒凉的色雷斯更多的战利品。在其返回家园的途中，他们洗劫蹂躏了君士坦丁堡郊区。皇后直到最后一分钟还在徒劳无益地向静默派提出建议，例如1347年2月2日罢免大教长约翰卡莱卡斯，[131]或者从监狱中释放帕拉马斯，而后者的支持者伊塞多利（Isidore）则被任命为大教长。1347年2月3日，君士坦丁堡的大门为坎塔库震努斯敞开。城市卫队倒戈站到他一边，皇后安娜很快就放弃了抵抗。坎塔库震努斯被承认为皇帝。他在10年前约翰五世被允许与他分享政府权力以前，原本就应该统治这个帝国。坎塔库震努斯将自己的女儿海lún嫁给了约翰。5月1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105 章 3日，又举行了一次加冕仪式。这次，坎塔库震努斯从君士坦丁堡大教长手中接受了加冕，因为只有由君士坦丁堡大教长亲手加冕，才具有完全的、无可争议的合法xìng。坎塔库震努斯与帕列奥列格家族之间关系的精神纽带建立起来了，这被用来使新统治者的地位合法化。应该这样说，坎塔库震努斯占据了安德罗尼库斯三世曾经占据的位置，他被看作是后者精神上的兄弟和约翰帕列奥列格及他自己孩子的“共同父亲”，因此，也是统治王朝的首脑。[132] 图72　罗马时代圆形建筑娄冬达，拜占廷时代被改建为教堂，内部保存了许多拜占廷特色的镶嵌画，高约25米，直径约30米，现存希腊塞萨洛尼基 坎塔库震努斯的胜利使得内战暂时停止。狂热派仍旧占领着塞萨洛尼基，他们顽固地拒绝承认坎塔库震努斯为皇帝，驳斥来自君士坦丁堡的任何法令。但是，他们的倒台只是个时间早晚的问题，他们与斯蒂芬杜珊开始的谈判毫无意义，他们提议将这个城市jiāo给塞尔维亚人，而不jiāo给坎塔库震努斯。1350年，他们的统治垮台了。其领导人安德烈帕列奥列格流亡到塞尔维亚，而总督阿莱克修斯迈托奇特斯给坎塔库震努斯送去了请愿书。同年年底时，坎塔库震努斯在约翰帕列奥列格的陪同下，跨入塞萨洛尼基这个在相当长时间里相当顽固地拒绝他进入的城市，并举行了盛大的入城仪式，格里高利帕拉马斯曾被任命为塞萨洛尼基大主教，但遭到狂热派拒绝，阻止他入城，但此时却被这个圣迪米特里的城市所接纳。 坎塔库震努斯登上君士坦丁堡的皇帝宝座，确保了静默派运动的胜利，但这并不意味着宗教争论就此结束。因为早先曾在公开辩论中挑战巴尔拉姆的那位学识渊博的尼基弗鲁斯格里高拉斯，此时逐渐成为反对静默派的领袖。但是，1351年在布拉赫奈大皇宫举行的一次宗教会议郑重承认静默派为正统信仰，宣布巴尔拉姆和阿辛底努斯被开除教籍。尽管争论又继续了一段时间，但从此以后，静默派就被当作希腊东正教教会的官方信仰。格里高利帕拉马斯于1357或1358年去世后不久被封为圣人，[133]而静默派思想也构成了希腊教会晚期发展的重要内容。重要的神秘主义者尼古拉斯卡巴西拉斯、学问渊博的教会法学家塞萨洛尼基的西蒙、15世纪期间反对与罗马教会联合的东正教捍卫者马克尤吉尼乌斯都是该教义的追随者。接受静默派对拜占廷帝国具有文化和宗教上的重要xìng。12～13世纪拜占廷帝国受到强烈的拉丁影响后，帝国内保守的希腊传统在14世纪上半叶再现出来，它直接反对西方文化和罗马教会。如果说曼努埃尔一世科穆宁和米哈伊尔八世帕列奥列格代表了亲拉丁思想的话，那么安德罗尼库斯二世和约翰坎塔库震努斯显然就是保守的拜占廷东正教思想的典型，坎塔库震努斯尽管反对老安德罗尼库斯，但他在许多方面却是这个老皇帝真正的追随者。 正是塞尔维亚君主从拜占廷内战中获得利益。内乱损害和摧毁了拜占廷帝国，却使杜珊势力强盛。除了塞萨洛尼基外，直到奈斯托的几乎整个马其顿地区都处于他的统治下，经过多次反复进攻，防御坚固的塞里斯于1345年9月25日陷落。[134]不久以后，杜珊取得了皇帝称号，从此以后自封为塞尔维亚和希腊人皇帝。[135]这明确显示出，古老的拜占廷帝国将要消失，以便为新兴的塞尔维亚-希腊帝国让路。作为保加利亚沙皇，西蒙曾这样做过，因此，杜珊此时似乎看到了他与拜占廷帝国争夺皇帝头衔斗争的最后胜利，因为皇帝称号是拜占廷帝国政治和精神至高权的最高象征。1346年4月16日复活节礼拜日，他在斯克普杰由新任命的塞尔维亚大主教庄严加冕为皇帝。正如保加利亚一样，此时在塞尔维亚建立了独立的大主教区，与独裁国家同时并存，并与之联系密切。君士坦丁堡当然不能允许这次加冕，特尔诺沃的大主教、独立自治的奥赫里德大主教、来自阿索斯圣山各修道院的代表都目睹了这次加冕。阿索斯圣山恰巧就处在当时已经为塞尔维亚沙皇控制的地区内，后者尽其所能，极力争取这个希腊东正教最受崇敬的中心对他的青睐和承认。他本人亲自前往阿索斯圣山进行长期访问，向这些古老的修道院赠送了丰富的礼物，包括大量土地和特权。[136][137]他加冕后的第3年，他于1349年5月在斯克普杰的一次宗教会议上，后来又于1354年在塞里斯以更加完整的形式颁布了法典，这为其新帝国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38] 拜占廷内战的平息并没有阻止塞尔维亚人扩张的步伐。相反，在坎塔库震努斯登基第一年，杜珊就完成了对伊庇鲁斯和阿尔巴尼亚的征服，占领了阿卡纳尼亚和埃托利亚，最终夺取了塞萨利。的确，坎塔库震努斯在平息了塞萨洛尼基狂热派之后，挺进马其顿地区，成功地占领了多个城市，但是他夺取的这些据点不久便再度落入杜珊之手。 杜珊花费了极小的精力，没有进行一场激烈的重要战斗，便从拜占廷帝国夺取了它仍然保持的半壁江山，并使其自己的帝国几乎扩大了一倍。惟一的军事行动就是在对大部分不同城市的包围中进行的，它们都未能长期抵抗这位塞尔维亚君主。[139]他的帝国此时从多瑙河伸延到科林斯湾，从亚得里亚海沿岸到爱琴海海滨。其帝国的一半是希腊，大部分疆域是由希腊和讲希腊语的领土构成，事实上，新帝国的重要部分处于希腊土地上。杜珊作为塞尔维亚人和希腊人的皇帝直接控制主要由希腊土地构成的帝国南部地区，而将帝国北部的塞尔维亚人地区的统治管理委托给其子乌罗斯（Uros）。[140]杜珊在宫廷礼仪、管理机构和司法制度上大量借鉴拜占廷帝国的制度，特别是在其帝国南部新征服地区更是如此。但是，即使在被征服的希腊地区，重要的政府官员也是由塞尔维亚贵族成员担任，他们被封授拜占廷荣誉头衔。这样，杜珊在军队中的同僚就成为其成功的征服战争的主要受益者。[141]在相同的法律下，大部分生活依旧继续着，只是更换了统治阶级。 这样，尽管希腊贵族经历了长期的激烈内战后能够强化其在剩下的拜占廷帝国领土上的权力，但是其在抵抗外敌的斗争中屡屡失败，不得不在极大的程度上被迫将其原有的势力范围和领土主权割让给塞尔维亚贵族。而且，此时拜占廷帝国残余的势力范围也受到威胁。这个塞尔维亚君主称自己“差不多就是罗马帝国皇帝”[142]，他似乎已经实现了其最终目标。还要做的最后一个努力似乎就是必须进入君士坦丁堡，其野心勃勃的计划只有通过夺取君士坦丁堡才能最终完成。但是像他之前的西蒙一样，杜珊此时也受阻于这最终的胜利。因为他也缺乏一支舰队，没有舰队要征服君士坦丁堡是不可能的。他千方百计争取威尼斯人的努力遭到失败，因为威尼斯人根本不想让如此强大的塞尔维亚沙皇取代衰弱的拜占廷帝国。 内战还造成了帝国在地中海上的新损失。1346年，热那亚人重新占领了修斯岛，该岛很快就成为吉乌斯亭尼安尼人进行贸易战争的主要基地，他们占据该岛直到16世纪中期。[143]安德罗尼库斯三世统治时期，在很大程度上复兴的拜占廷海军在内战期间再度被摧毁。帝国海上力量极度衰弱，饱受羞辱，完全被包围在威尼斯和热那亚势力之间，就像它在陆上被包围在奥斯曼人和塞尔维亚人之间一样。 拜占廷影响的范围只限于色雷斯地区。此时，杜珊的胜利进军切断了前往爱琴海北部岛屿、塞萨洛尼基和遥远的伯罗奔尼撒领土的道路。但是，比丧失领土更糟糕的是拜占廷国家经济和财政瓦解。民众再也没有能力缴纳赋税，因为在帝国主要领土色雷斯地区，农业在内战期间完全萧条，这里的农村经历了社会斗争的可怕破坏，继而又遭到土耳其军队灾难xìng的洗劫，完全荒芜，如同沙442漠一样。[144]拜占廷贸易惨遭摧毁：当热那亚海关官员在加拉大商业特区每年征收着20万“伊颇皮隆”金币时，君士坦丁堡全年的海关税收下跌到不足3万“伊颇皮隆”金币。[145]“伊颇皮隆”金币本身也失去了确定的价值，当时人断定它每天都在贬值，其购买力逐日下降。[146]拜占廷国家的税收在14世纪初就已经只相当其以前国家预算的一小部分了（参见第411页），但是此时帝国的税收也只是安德罗尼库斯二世时代大为减少的收入的一小部分，多也多不了多少。事实上，此时也不再有任何预算平衡的问题。为了支付任何稍微大一些的开销，政府不得不求助于增加税收的特殊方法，或者请求富有阶级的慷慨捐赠，或者依赖外国的资助和礼物。内战之初，皇后安娜以3万杜卡特金币将皇冠珠宝抵押给威尼斯人，尽管威尼斯人一直提醒拜占廷帝国在修订贸易条款时要偿还这笔债务，但他们再也没有得到偿还，而帝国的这些珠宝就一直保存在圣马可教堂，直到今天。[147]大约在1350年，莫斯科大公捐赠金钱用来修缮圣索非亚大教堂，尽管能够接受外国捐款从事这种目的活动好像也不太坏，但是这笔俄罗斯君主虔诚的捐款却立即被吞没，并转jiāo给了异教徒，因为它被用来招募土耳其雇佣兵了。[148]所有这些都表明，拜占廷帝国衰落到何等地步了。曾几何时，皇帝宫廷里是何等的奢侈豪华，气势恢弘，此时却是如此的贫穷寒酸，以至于在庆贺约翰坎塔库震努斯加冕的典礼仪式上，高脚杯也不再是黄金和白银的，而不得不用铅制和陶制品来代替。[149]1348年，最大的痛苦又降临了，瘟疫光顾了帝国，首都1/10以上居民不能幸免，而后瘟疫又扩散到整个帝国。[150] 当帝国的规模不断缩小之际，要求分割最高权力的呼声却日益高涨，这真是奇怪的现象。继续保留下的残余领土支离破碎，已经不再能够从单一的政治中心进行统治了，帝国专制独裁政府被统治王朝几个成员的联合统治所代替。约翰坎塔库震努斯统治时期，在皇家成员中分割权力的原则变成了普遍的制度。坎塔库震努斯在伯罗奔尼撒半岛建立了一种新制度，也就是仿照安德罗尼库斯二世的制度，但是发展得更为完善。他将莫利亚附属国变为自治的专制君主国，并将它封给了其第二个儿子曼努埃尔（Manuel）。[151]其长子马太（Matthew）得到了他本人在色雷斯西部的土地，即从狄迪莫提胡斯到赫里索堡的广大地区，后者当时处于塞尔维亚边境。坎塔库震努斯无疑以此强化了其自己的新王朝，但却是以合法的帕列奥列格统治王朝为代价。同时，他也受到当时形势的强烈影响，即惟有通过创建一种稳固的家庭统治制度才能阻止帝国的不同部分分裂瓦解。[152]政府统治的这一方式早在前一个王朝就已经开始出现，它被保存下来，后来被坎塔库震努斯以后的帕列奥列格王朝皇帝们继续发展扩大。君主被迫依靠其自己家族成员的支持来反对大封建主，因为在封建国家里，统治王朝确实是许多对立的大贵族家族中最强大的家族。 坎塔库震努斯的外jiāo政策表现出突出的连续xìng。作为安德罗尼库斯三世手下的首相、内战时期的在野皇帝和已经被承认的皇帝，坎塔库震努斯继续坚持和沿袭相同的政策。这不仅通过他与土耳其人的合作表现出来，他直到下台都坚持这一政策，而且他特别关注希腊地区，这也反映其政策的连续xìng，其结果是他在这些土地上建立了莫利亚专制君主国。另外，他对热那亚人采取敌视态度，这些都是其政策的突出特点，尽管这些政策有时还摇摆不定。然而，若不建立一支独立的舰队就不可能与热那亚人全面开战，因此，当务之急是解决拼凑一支舰队的难题。由于国库早已空空如也，皇帝就向富有的私人财主求援。但是，内战的动乱岁月已经使私人财产资源极大地削减了，而有产阶级都不愿意做出奉献。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征集到5万“伊颇皮隆”金币用来造船。[153]而且，皇帝不打算接受87%的博斯普鲁斯海峡上的关税流入热那亚金库的现实，计划结束这种耻辱的状态。他降低了大部分君士坦丁堡进口关税，结果使进口商船越来越多地转到拜占廷人的码头靠岸，而避开热那亚人在加拉大的港口。[154]预料中的事情接着发生了，热那亚人因此遭受了沉重打击，故诉诸武力，帝国尽管做了充分的准备，但还是在实力不对等的战争中吃了败仗。1349年初，拜占廷舰队被摧毁，所有的努力就此付之东流，帝国再也不能摆脱热那亚人的控制了。 图73　塞萨洛尼基的圣迪米特里教堂，初建于412～413年，后被焚毁，6世纪在原址上重建，以该城守护神圣迪米特里的名字命名，内部保存大量珍贵文物，现存希腊塞萨洛尼基 如果和威尼斯与热那亚两国在拜占廷人水域bào发的新战争相比，拜占廷帝国和加拉大商业特区之间的战争就算不得是战争了。这场战争的起因是热那亚企图建立对黑海贸易的全部控制权，他们极力封锁外国船只过往，甚至采取了更冒险的行动，于1350年在凯发扣押了几艘逃避其控制的威尼斯商船。威尼斯人联合阿拉贡的彼得四世（Peter IV of Aragon），尽管最初坎塔库震努斯因对战争结局捉摸不定而犹豫不决，但他最终也加入了联盟。1352年2月13日，大战在博斯普鲁斯海峡bào发：一方是热那亚人，另一方是威尼斯人和阿拉贡人的舰队，连同皇帝的14艘船组成的小舰队，这支小舰队还是在威尼斯人帮助下装备起来的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106 章 。战斗持续了一整天，直到夜幕降临也未分胜负，以至于双方都宣布自己获得了胜利。战斗在西部水域继续进行，直到1355年双方都筋图73塞萨洛尼基的圣迪米特里教堂，初建于412～413年，后被焚毁，6世纪在原址上重建，以该城守护神圣迪米特里的名字命名，内部保存大量珍贵文物，现存希腊塞萨洛尼基444疲力尽后，被迫停止敌对行动，达成和解。威尼斯人和阿拉贡人的舰队撤出博斯普鲁斯海峡离去后，只剩下坎塔库震努斯处于十分尴尬、危险的境地。最终，孤立无援的皇帝只好与热那亚人谈判，特别是当后者与奥康结盟后。作为这些被迫采取的外jiāo政策调整的结果，威尼斯人转而与约翰五世达成谅解。这个帕列奥列格王朝皇帝接受了威尼斯人的2万贷款，以资助其从事反对坎塔库震努斯的战争，作为回报，他允诺将特奈多斯岛割让给威尼斯共和国，他还受到强大的塞尔维亚沙皇要求他与坎塔库震努斯决裂的压力，这样，拜占廷帝国就再度处于bào发新内战的悬崖边上。 最初，所有反对坎塔库震努斯的敌对势力都聚集在合法皇帝个人周围，随着约翰五世长大chéng rén，他本人也开始对抗那些忽视他的事情。坎塔库震努斯以明智的策略避免冲突，原来由马太坎塔库震努斯统治的罗德配山以南地区都转给了约翰五世，而马太则接受了新的更加重要的亚得里亚堡地区总督职位。但是这种安排并未持续很久，当不可避免的分裂到来时，约翰帕列奥列格的自治公国和马太坎塔库震努斯之间的战争异乎寻常地激烈。1352年秋季，在威尼斯金钱资助下的约翰五世亲自率领一小股军队侵入其姐夫的领地。一路上他未遭遇任何抵抗，甚至亚得里亚堡城也打开城门迎接合法皇帝，而马太则退守该城市的卫城堡垒。约翰坎塔库震努斯立即在土耳其军队帮助下救援，恢复了“原状”。曾经抵抗过坎塔库震努斯的亚得里亚堡城和其他城镇都遭到土耳其军队的洗劫蹂躏，以作为惩罚。在此关头，处境艰难的帕列奥列格皇帝向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求援，他最终得到斯蒂芬杜珊派遣来的4000名骑兵的援助，作为jiāo换，他将自己的弟弟专制君主米哈伊尔jiāo做人质。[155]但是，奥康不想抛弃其朋友坎塔库震努斯，他派遣其子苏莱曼（Suleiman）率领10000余人组成的军团支援坎塔库震努斯。[156]这样，两位拜占廷皇帝之间斗争的结果，就完全cāo纵在奥斯曼人和塞尔维亚人手中，而约翰五世的希腊军队最终被击败。 尽管坎塔库震努斯事实上在10余年里一直与帕列奥列格王朝进行较量，但是他仍然设法坚持合法皇帝统治的原则。此时，他感到在一个坚实的基础上建立其自家王朝并最终消灭合法皇帝的时机已经成熟。1353年，他为其子马太加冕为共治皇帝。最初，马太没有任何头衔封号，但是却拥有“仅在皇帝之下高于专制君主的”地位。这个地位在皇帝和专制君主之间，无特别称号，最先授予米哈伊尔八世之子君士坦丁帕列奥列格享有。当其他头衔封号不断贬值和分化的时候，该官阶却莫名其妙地发展到了顶点，最高头衔享有者的范围相当广泛，以至于再也不能用一两句话进行概括。马太此时成为其父亲共治皇帝和皇帝权力继承者，而约翰五世帕列奥列格的名字则不再包含在教会的祈祷文或公共庆典节日民众的欢呼中了。[157]约翰坎塔库震努斯对大教长卡利斯图斯（Callistus）的抗议置之不理，并通过一个宗教会议将这个顽固的教士罢免，代之以非劳塞乌斯。1354年，马太在布拉赫奈皇宫教堂从皇帝和现任大教长手中接受了共治皇帝的皇冠。 然而，坎塔库震努斯家族的胜利维系了很短时间。早在约翰五世帕列奥列格和马太坎塔库震努斯战争进行之际，帝国公众舆论就已经清楚地发生了变化。约翰坎塔库震努斯只是由于依靠奥斯曼人的援助才再度战胜其对手，但是土耳其人的援助是把双刃剑。土耳其人零星抢劫活动的时代已经逐渐进入尾声，奥斯曼人最终定居在欧洲的时代已经开始。到1352年，他们已经夺取并占领了加里波利附近的特兹姆配。1354年3月，在经历了一次可怕的地震后，拜占廷人大举迁移出这个地区，奥康之子苏莱曼占领了加里波利城（也称加利波里）。[158]坎塔库震努斯不顾国家极度贫困，向老朋友请求援助大笔金钱以修缮被夺取的城市，但是毫无用处，因为奥斯曼人根本无意放弃这个要塞，它将为他们提供进一步进攻色雷斯地区的极佳基地。君士坦丁堡民众陷入极度的恐慌，人人都认为这个城市面临的土耳其人的威胁已经迫在眉睫。[159]坎塔库震努斯的地位岌岌可危，推翻其统治的时机已经成熟。 同时，约翰五世极力接近坎塔库震努斯的夙敌热那亚人，轻而易举地获得了他们的支持，结为联盟。一个热那亚海盗佛郎西斯科加提鲁西奥（Francesco Gattilusio）指挥着两艘战舰游弋在爱琴海上，抢劫战利品，进行海上冒险，他将把帕列奥列格王朝皇帝推上其父辈拥有的皇帝宝座。作为这个贡献的回报，约翰五世答应将自己的妹妹玛利亚嫁给他，同时，将当时帝国还在控制的岛屿中最大且最重要的莱斯伯斯海岛割让给他作为嫁妆。[160]1354年11月，这两个yīn谋策划者强行进入君士坦丁堡，约翰坎塔库震努斯被迫退位，被关入修道院。[161]他作为名叫姚撒佛（Joasaph）的修道士又活了将近30年，1383年6月15日去世，这30年几乎相当于其作为政治家经历的时间，他在修道期间再也没有在现实政治中发挥过作用。他在撰写其著名的历史作品和捍卫静默派思想的神学作品中度过余生。[162] 坎塔库震努斯家族的权力和历史影响并没有随约翰六世的倒台而消失。在野皇帝马太继续控制罗德配山脉以南地区多年，直到被塞尔维亚人击败，并落入约翰五世手中，1357年在后者的强迫下他被迫宣布放弃皇帝地位。另一方面，政府企图剥夺曼努埃尔坎塔库震努斯对莫利亚地区控制的努力遭到失败。最终，约翰五世政府不得不承认这个狡猾的专制君主。曼努埃尔统治伯罗奔尼撒半岛的拜占廷领土直到1380年去世为止，此后到1382年由他的哥哥马太接任，后者是在其北方地区遭到失败后设法逃到莫利亚地区的。在其长期统治过程中，曼努埃尔坎塔库震努斯将莫利亚地区治理得井井有条，并强化了希腊人的统治，成功抵抗了土耳其人的入侵。在这拜占廷势力绝望的衰落时代，希腊人的权力在莫利亚地区的复兴，如同一座孤立的灯塔放shè着光芒。这个国家在相当长时间里处于坎塔库震努斯家族统治下，因此，它事实上已经切断了与帕列奥列格王朝中央政府的联系。 此时，拜占廷帝国主权事实上比坎塔库震努斯登上君士坦丁堡皇帝宝座时还要衰弱。帝国领土更加迅速地分崩离析，经济和财政形势持续恶化，陷于绝望。拜占廷帝国在一代人期间经历了三场内战，现在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挽救它了。拜占廷国家以前拥有的实力主要体现在金钱财富方面和出色的管理体制方面，而现在拜占廷国库空空如也，统治管理体制一团混乱。货币贬值，被剥夺了所有的收入来源，以前拥有的大部分财富早已挥霍一空。军区制和中央各部门机构这些拜占廷地方和中央管理的重要柱石此时也大多名存实亡。最重要的官职都变为空洞的头衔，甚至连它们先前职能的记忆都被遗忘失去了：颇塞乌多-科迪努斯称，现在没有人还了解“国库总管”（）和“邮政大臣”（）曾经是干什么的。[163]如果我们回忆一下这些官职的重要xìng，再想到塞奥多利迈托奇特斯在晚至14世纪20年代时在安德罗尼库斯二世手下先担任“国库总管”，后担任“首相”（）的话，[164]我们就会正确地认识到拜占廷国家在内战这数十年xìng命攸关的时期里衰落的范围有多大，速度有多快。财政实力的崩溃和政府管理机器的瓦解，使拜占廷帝国丧失了复兴的任何希望。拜占廷帝国瓦解的过程又持续了一些时日，因为它在走向死亡的末日时表现出惊人的顽强。然而，拜占廷帝国最后一个世纪的历史，只不过是一段不可避免的衰亡史。 第三节　奥斯曼人征服巴尔干半岛：作为土耳其属国的拜占廷帝国 早在1354年8月6日，威尼斯驻君士坦丁堡大使百罗就向总督安德烈丹德罗（Andrew Dandolo）报告说，受到土耳其和热那亚威胁的拜占廷人已经打算向任何强权屈服，不论是威尼斯或塞尔维亚君主，或匈牙利国王。[165]1355年4月4日，马里诺法雷罗（Marino Faliero）建议威尼斯共和国干脆吞并拜占廷帝国，否则处境悲惨的拜占庭帝国有可能成为土耳其人的牺牲品。[166]拜占廷帝国已经处于灭亡的前夕，惟一的问题只是帝国的残余部分是落入土耳其人，还是某个基督教势力之手，这已经是个公开的秘密。 同时，拜占廷遗产最可能的一个继承人不久也退出了竞争。1355年12月20日，斯蒂芬杜珊英年早逝，其一生的事业也随之进入了坟墓。年轻的沙皇乌罗斯（Uros，1355～1371年在位），既缺乏其父亲的权威，又没有其父亲的精力，完全不能将一盘散沙的帝国和各种各样的因素聚拢起来。这些因素过去是由杜珊那强有力的铁腕仓促地强行聚合在一起的，此时彻底解体了。帝国各地独立和半独立君主国先后涌现出来，自从杜珊的希腊-塞尔维亚人帝国灭亡以后，这里出现了形形色色的小国。但是，塞尔维亚王国的衰亡并没有使拜占廷人得到丝毫轻松。杜珊之死，的确使拜占廷人摆脱了强大的敌人，但是，拜占廷帝国极为衰弱，以至于它不能从塞尔维亚帝国解体中获得任何好处，甚至也没有做出任何努力，以收复拜占廷帝国以前丧失的领土。[167]只有被废黜的伊庇鲁斯专制君主尼基弗鲁斯二世试图夺回其父辈的遗产，虽然他最初取得了一些胜利后，但于1358年在对阿尔巴尼亚人的战争中惨败。另一方面，土耳其征服的威胁在杜珊去世后变得更加危险，因为此时的巴尔干半岛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奥斯曼王朝的扩张。 可以确信，约翰五世肯定没有低估形势的严重xìng，尽管挽救这种形势的任何幻想也是不可能实现的。土耳其人此时已经站在了色雷斯地区的一端，而这个地区是帝国剩下的最后一个地区。为了设法摆脱迫在眉睫的威胁，皇帝着手使用拜占廷人十分娴熟的方法，开始进行罗马和君士坦丁堡教会统一问题的谈判，这是一张帕列奥列格王朝创立者玩耍的十分到家的王牌。然而，那时和现在的形势有很大的不同：在米哈伊尔八世时期，帝国受到西方列强的威胁，教皇对这些列强可以施加道义上的压力；而此时，约翰五世面对的是只有军事武力才能对其施加影响的异教徒。而且，教皇新近发起组织的爱琴海基督教列强联盟的努力也没有取得预想的成功。允诺教会统一是拜占廷宫廷在政治游戏中定期打出的一张好牌。里昂宗教会议上决定的教会统一遭到失败后，拜占廷人与罗马的谈判整整搁置了大约40年，甚至安德罗尼库斯二世在内战艰难时期曾一度动心，想要重开谈判。而后打算重开教会统一谈判的还是安德罗尼库斯三世，特别发挥决定xìng作用的是皇后安娜，还有约翰坎塔库震努斯统治时期最艰难的阶段也有此打算，但是都未取得任何切实的成果。[168]然而，约翰五世是严肃对待这个事务的，他以极大的热诚和无比的虔诚全力工作，以促进两大教会统一，这可能是由于他早年深受其信仰天主教的母亲的影响。1355年12月15日，正好是他登基一年后，他向阿维农教廷发出一封诚挚的信件，请求教皇给他派遣来5艘战舰和带有1000名步兵和500名骑兵的15艘运输船。作为回报，他保证在6个月内说服其臣民皈依罗马信仰，他向教皇做出履行诺言的影响深远的保证就是因为帝国急切需要援助，没有任何缓和的余地。在其各项努力中最突出的是，他将自己尚在五六岁的次子曼努埃尔送往教廷，由教皇对其施行教育。而且，如果他不能履行诺言的话，他就准备退位，将帝国的统治权力jiāo给教皇的学生曼努埃尔，或者假定其次子年纪尚小的话，就把这个孩子jiāo给教皇本人收养，教皇做其义父。[169]显然，教皇英诺森六世（Innocent VI）并未认真看待这个过于夸张的承诺。无论如何，他还是在其致约翰五世的回信中以满意的口吻，赞扬了皇帝诚挚的情感和大度的言辞，但是，对其具体计划却只字不提，他还派使节前往拜占廷帝国。不久，皇帝被迫写信给教皇说，此刻他实在没有能力说服全体拜占廷民众接受教会统一，因为教皇的使节并没有带来武装的战舰，也没有表示出必要的诚意，他自己的许多臣民也不会听从他的这个决定。此后，有关教会统一问题的谈判就停滞了多年。 图74　塞萨洛尼基的圣迪米特里教堂内保存的7世纪镶嵌画 实际情况是，皇帝信件里提到的反对力量是相当强大的。在拜占廷帝国，的确存在着一个相当有势力的支持教会统一的派别，当时这一派最杰出的代表是著名的修辞学家迪米特里西多乃斯（Denetrius Cydones）。但是，拜占廷教士和普通信徒中的绝大多数人坚持传统的信仰，正如他们在以前关于统一问题谈判中采取的立场一样。大教长卡利斯图斯本人是坎塔库震努斯的私人夙敌，他在约翰五世登基以后重新入主君士坦丁堡大教长官邸。他思想顽固，信守极端保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107 章 守的思想，尤其对保持其大教长特权的问题几乎达到了死硬的程度。希腊教会如今远比筋疲力尽的帝国更了解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大教长卡利斯图斯在其第一个任期期间，已经开除了突然崛起、自治独立的塞尔维亚大教长的教籍，[170]他还得到了保加利亚大主教对君士坦丁堡大主教区最高权威地位的承认，因此，在特尔诺沃以后的宗教祈祷仪式中，君士坦丁堡大教长的名字就被放在第一位。与塞尔维亚教会的冲突将在较小的范围内加以解决。这样，当拜占廷国家不断被迫一块块地割让领土时，拜占廷教会却在不断收回以前的权利。 苏莱曼占领加里波利以后不久，土耳其人系统征服巴尔干半岛的行动就开始了。1359年，奥斯曼人各部落首次大举迁徙到君士坦丁堡城外。[171]气数已尽的帝国没有能力进行抵抗，尽管凭借首都完善的防御工事，这些入侵者尚未构成直接紧急的威胁，但是，早在内战中耗尽了实力的色雷斯地区和其他部分都遭到敌人的抢劫蹂躏。一个又一个城镇接二连三地失陷：1361年，狄迪莫提胡斯最终陷落于土耳其人，一年后亚得里亚堡也告失守。[172]新苏丹穆拉德一世（Murad I，1362～1389年在位）是位精力充沛的政治家和运筹帷幄的将领，他以远比其父亲奥康和其兄长苏莱曼更积极的努力继续完成对巴尔干半岛的征服事业，他将自己的打击对象不仅对准了希腊人领土，而且特别对准了南斯拉夫人和拉丁人的领土。这些国家像拜占廷帝国一样，根本没有能力阻止这个更为强大的敌人的进军。杜珊去世后，塞尔维亚帝国陷入了彻底解体的过程，而保加利亚的形势甚至更加恶劣，这个国家四分五裂，极度的经济贫困和宗教争端将它彻底摧毁了。1363年，指挥娴熟的将军拉拉撒辛（Lala Sahin）攻进腓力普堡，并在此建立起其驻节地，这是第一个鲁枚利亚总督（土耳其语又称“贝勒贝伊”）府。而苏丹本人不久也将其政府所在地迁移到巴尔干半岛，他将其宫廷先安置在狄迪莫提胡斯，后来自1365年前后定居在亚得里亚堡。[173]这样，奥斯曼人就牢固地在欧洲立足，特别是土耳其军队的进军伴随着系统的殖民措施：当地原有的居民被大量迁移到小亚细亚地区，而土耳其贵族，特别是苏丹的将领们则得到慷慨的土地奖赏。[174] 保加利亚人在土耳其人进军压力下，将自己的命运抵押给强大的征服者，这导致了与匈牙利和拜占廷帝国的冲突。[175]1364年，拜占廷帝国和保加利亚之间bào发了军事冲突，拜占廷皇帝胜利地占领了安塞亚鲁斯。这场极其不合时宜的战争，至少让拜占廷人满意地了解到，当时还存在比他们自己那个不幸的帝国更为衰弱的国家。 拜占廷皇帝打消了希望得到罗马援助的念头后，转而寻求其他盟友以抵抗土耳其人的进军。大教长卡利斯图斯亲自前往塞里斯会见杜珊的遗孀，但是不幸突染暴疾，不久病重去世。与意大利航海共和国的谈判一直没有取得任何实450际结果。这样，皇帝再次转向了阿维农教廷。当时，西方确实正在认真筹备发动新的十字军。1365年秋季，塞浦路斯的彼得（Peter of Cyprus）国王统帅下的一支远征军最终出发，但是它的进军目标是埃及，这使约翰五世的希望再度破灭。但他肯定没有丧失信心，1366年春季又亲自前往匈牙利，请求伟大的路易国王（King Louis the Great）提供援助。 这是拜占廷皇帝第一次进入外国领土，不是作为其军队的将领，而是作为寻求援助的乞求者。但是所有的努力又遭到失败，因为他们必须遵守罗马教廷的原则，即首先皈依而后援助。[176]约翰五世再度空手而回，惟有遭到新的不幸。当他到达匈牙利人占领下的维丁城时，被迫终止了行程，因为保加利亚人不许他通过。如果没有得到他的儿子安德罗尼库斯的同意，他就根本不可能通过保加利亚领土，因为当时安德罗尼库斯已经与保加利亚沙皇的女儿结婚。无论如何，他的这个儿子没有采取任何措施解救其父亲，只是由于“格林伯爵”萨伏伊的阿马迪奥（Amadeo of Savoy）出手相救才使他摆脱困境。1366年夏季，作为皇帝表兄的这位“格林伯爵”亲率十字军出现在拜占廷水域。其第一仗就从土耳其人手中夺取了加里波利，而后他转而攻击保加利亚人，不仅迫使后者释放皇帝，而且迫使他们割让迈森不里亚和索左堡，使拜占廷人再度在黑海西海岸地区获得稳定的据点。 同时，萨伏伊的阿马迪奥认为，十字军与教会统一有必然联系。当其反击土耳其人的努力获得了夺取加里波利的这一主要成果后，他说服其表兄、皇帝约翰五世亲自去罗马参加1367年就教会统一问题举行的宗教会议，这是其努力的另一个重要成果。[177]完成这个计划在帝国遭到反对，遇到了极大的麻烦，直到1369年8月，约翰五世才经过那波利最终抵达罗马。他由许多国家的高官重臣陪同，但是却没有一个拜占廷教士代表随行。拜占廷教会要求举行一次全基督教世界主教大会，以解决信仰分歧争论，当其提议遭到拒绝后，便不再参加任何谈判。当皇帝在罗马宣布放弃其祖辈的信仰时，正在强化东正教教会并忠实其信仰的新任大教长非劳塞乌斯就向拜占廷民众、帝国本土以外包括叙利亚、埃及、南斯拉夫和俄罗斯的所有信仰东正教的基督徒发出信件和警告，[178]他是在原任大教长卡利斯图斯去世后被重新任命为这一职务的。这样，约翰五世这次对罗马教会信仰的皈依，虽然于1369年10月举行了隆重仪式，但只是一次适用于皇帝个人的行为。两大教会并未实现联合统一，[179]他们之间的关系依然没有改变。这次皇帝罗马之行的政治结果也完全是负面的，因为皇帝渴求西方援助其帝国的愿望只是一个陷阱和幻想。 这样，皇帝罗马之行的真正目的就彻底落空了，他改变信仰也变得毫无意义。在这个心情忧郁的皇帝返回家园途中，又经历了另一次更严重的羞辱。当时，教皇乌尔班五世（Urban V）返回阿维农，约翰五世经海路到达威尼斯，正是在这里，一个偶发事件极为生动地反映出拜占廷帝国已经沦为极度贫穷的国家，皇帝威严彻底丧失。当皇帝因欠威尼斯共和国议会的债务无法偿还时，他被威尼斯人当作破产的负债者逮捕。而在其离开君士坦丁堡期间，行使摄政职权的儿子安德罗尼库斯无情地拒绝为他提供任何援助，以便继续享有摄政权力。这时，约翰五世真的要庆幸自己在1355年提出的计划没有实施，庆幸自己没有按照当时的想法把小儿子曼努埃尔送往阿维农作人质。因为当时统治塞萨洛尼基的曼努埃尔紧急为其父亲提供援助，解救皇帝于危难时刻。[180]1371年10月，[181]身心疲惫、饱尝屈辱的皇帝在离开首都两年多以后，没有任何收获，空手回到君士坦丁堡。他似乎不再做任何推动其国家接受两大教会统一的努力，听任局势陷入绝望。[182] 约翰五世未能争取到援助，而土耳其人的另一次重大胜利增加了其需求的急迫xìng。奥斯曼人在色雷斯地区立足后，马其顿地区就变成最危险的地区。[183]当时塞尔维亚人各路君主中最为强大的乌卡辛（Vukasin）国王及其兄弟、统治马其顿东南地区的专制君主约翰乌格尔杰萨（John Ugljesa），统帅强大军队抵抗征服者。[184]但是，1371年9月26日，在马利卡河科诺门发生的那场名垂史册的战役中，他们的军队被奥斯曼人击败，乌卡辛和乌格尔杰萨兄弟双双阵亡。[185]这次大灾难后，马其顿地区便丧失了独立。包括乌卡辛之子、塞尔维亚民歌中的英雄人物科拉杰维奇马克（Kraljevic Marko）在内的地方各君主都被迫承认了苏丹的宗主权，被迫向苏丹缴纳贡金，提供军事服役。 这是南斯拉夫各国被征服的开端，也是对拜占廷帝国生存的严重威胁。曼努埃尔从其控制的塞萨洛尼基基地出击占领了倒台的专制君主乌格尔杰萨的领土，并于1371年11月进占塞里斯，这多少算是一点安慰和心理鼓舞。[186]马利卡河战役后，拜占廷帝国形势极为险恶，以至于曼努埃尔在其后来的文献中记载到，帝国政府被迫征收拜占廷修道院半数土地，以便将它们当作“普罗尼亚”军事地产封授出去。修道院一直希望一旦形势好转，这些被国家征集的土地能够被发还。但是，正如曼努埃尔在其文献中清楚记载的，整个形势后来进一步恶化，使得政府很快被迫强制修道院还保留的其他土地承担更多的负担。[187]事实上，拜占廷帝国本身不久也衰落到正式成为奥斯曼宗主附属国的地位，被迫同意向土耳其人提供军事服役。[188]大约同一时期，保加利亚也承认了土耳其的宗主权。这样，在土耳其人最初定居欧洲土地大约不足20年的时间里，无论是拜占廷帝国还是其一度强大的对手保加利亚沙皇的帝国都沦为土耳其人的附属国。 1373年春季，皇帝约翰五世就履行了其作为附属国的新义务，随同苏丹在小亚细亚地区作战。但是，其子安德罗尼库斯利用其父亲离开君士坦丁堡的机会发动反对皇帝的公开叛乱。他联合奥斯曼王子萨乌德兹凯里比（Saudzi Celebi）的军队，结果发展成为1373年5月拜占廷王子和奥斯曼王子共同反对他们父亲的奇怪的双重叛乱。穆拉德迅速平息了反叛，对萨乌德兹施以挖去双452眼的惩罚，同时要求约翰五世也以同样的方式惩罚自己的儿子。皇帝不敢违抗苏丹的命令，但是鉴于萨乌德兹遭受的伤害太严重了，他对安德罗尼库斯及其幼子约翰采取了缓和一些的惩罚措施，使他们没有完全丧失视力，他们后来也得以再度发挥了重要作用，虽然这些作用对帝国损害更大。反叛者都被逮捕入狱，并被剥夺了皇帝继承权，曼努埃尔取代他们于1373年9月25日被加冕为共治皇帝，成为约翰五世皇帝的继承人。[189] 拜占廷统治家族的封建措施是在威尼斯和热那亚为争夺特奈多斯岛而激烈较量时发展起来的。该岛屿位于达达尼尔海峡入口处，长期以来为两大航海共和国所觊觎。约翰五世曾将该岛割让给威尼斯人，热那亚人立即决定改变君士坦丁堡中央政府的权力以阻止此事，使威尼斯人不能获得这个极具经济、政治和战略优势地位的重要岛屿。因此，他们帮助安德罗尼库斯逃往加拉大特区，以便他可以作为在野皇帝招募反抗约翰五世的军队，后来他实际上成为威尼斯人的工具。1376年8月12日，安德罗尼库斯在对首都进行了32天的围攻后强行进入君士坦丁堡，而后他囚禁了自己的父亲和弟弟。他打算将特奈多斯岛jiāo给热那亚人，但是未能成功，因为1378年10月，威尼斯人以武力占领了该岛，该岛民众支持约翰五世。[190]因此，他立即将萨伏伊的阿马迪奥于10年前收复的加里波利拱手割让给土耳其人以争取其援助。[191] 但是，约翰五世和曼努埃尔在威尼斯人的帮助下从狱中逃出，而后又在土耳其人帮助下重新夺回皇权。公众舆论似乎倒向他们一边，但是这一点没有起什么作用，因为内部势力对决定拜占廷帝国命运的大势已经没有任何影响，所有事情都完全取决于外部势力的态度。拜占廷帝国此时只是在东方拥有利益的各大强国政治角逐的对象，这些列强包括两个意大利航海共和国和奥斯曼帝国。约翰五世和安德罗尼库斯争夺皇权的斗争，事实上只是热那亚和威尼斯利益冲突的一种表现。正是苏丹的意志决定了这个问题的解决，1379年7月1日，在土耳其人的支持下，约翰五世和安德罗尼库斯进入首都。作为土耳其人支持的代价，他们要向苏丹支付贡金，提供军事服役。[192] 热那亚和威尼斯为争夺特奈多斯岛的较量继续进行，而且双方的矛盾越来越激化，直到筋疲力尽的对立双方在萨伏伊的阿马迪奥伯爵的斡旋下，才于1382年8月8日最终通过谈判达成谅解。双方达成的谅解规定：特奈多斯岛归属离其更近的威尼斯而非热那亚，岛上建立防御要塞，岛上居民被迁移到克里特岛和尤伯埃亚岛，它在萨伏伊的阿马迪奥伯爵的托管下保持中立。特奈多斯岛督统扎纳其穆达左（Zanachi Mudazzo）一直拖延拒不jiāo出这个重要岛屿，致使协议于1383～1384年冬季才迟迟生效。即便在此之后，威尼斯继续将该岛用做其海军基地。[193] 约翰五世重新回到皇位上后，他被迫完全按照苏丹的意愿承认安德罗尼库斯及其儿子约翰七世为皇帝合法继承人，并将伊拉克雷亚、雷德斯图斯和帕尼图斯割让给苏莱曼。[194]这样，拜占廷帝国剩余的领土就被分割为几个君主国，分别由统治王朝的成员分别统治：约翰五世统治君士坦丁堡；安德罗尼库斯四世此时比其父亲更加依赖苏丹，接受了帝国在马尔马拉海沿海地区的各个城市；曼努埃尔二世再度统治塞萨洛尼基；[195]皇帝的第三个儿子塞奥多利作为米斯特拉专制君主从1382年开始统治莫利亚地区。 帕列奥列格王朝曾设法从坎塔库震努斯家族那里收复了伯罗奔尼撒半岛的拜占廷领土，这是帕列奥列格王朝在此凄凉悲惨时期惟一能够提升其威信的成绩。塞奥多利一世（1382～1406年在位）被迫承认了土耳其人的宗主权，他作为听话的臣属后来真的享受到土耳其人支持其在对内对外斗争中战胜强大对手的好处。[196]在其打击地方贵族和邻近的拉丁人小国的斗争中，他成功地巩固和极大地强化了拜占廷人在莫利亚地区的统治。他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108 章 通过向这个地区迁移安置大批阿尔巴尼亚人，为该地区输入了新鲜血液，而这些移民当时正在向南迁徙。[197]在其后继者统治时期，希腊的莫利亚地区成为四分五裂的拜占廷帝国最强大的根据地，而首都的局势则越来越糟糕，以至严重恶化。外部的压力日益增加，皇家内部的缓和变得越发虚空不实际。不久，安德罗尼库斯又诉诸武力，[198]但是他于1385年6月去世，使帝国再度免除了一次可怕的内讧，曼努埃尔二世再度被确认为皇帝继承人。 在巴尔干半岛，基督教徒和奥斯曼人之间的斗争逐渐白热化，达到顶峰。塞尔维亚继续成为进行顽强抵抗的中坚。在曾经接续杜珊帝国统治的几位君主中，最强大且最杰出的君主是拉扎尔（Lazar），他在最后一个奈曼尼奇王朝后裔、沙皇乌罗斯（死于1371年）去世后，控制了拉斯西亚政府。他设法通过联姻和结盟，将当地最强大的地方领主聚集在自己周围，共同抵抗土耳其征服者，他与拜占廷帝国的关系也日益缓解融洽。由于塞尔维亚人在配吉建立独立大主教区而引发的教会之争也由于1375年的让步妥协而大为缓和，由于这一妥协协议，开除塞尔维亚教会教籍的法令被取消，其教会领袖也名列大主教名单。[199]但是，在即将到来的决战中最重要的因素是，拉扎尔与势力急剧崛起的波斯尼亚的特维尔特科（Tvrtko of Bosnia）达成的谅解。[200]特维尔特科作为奈曼加王朝旁支的继承人，于1377年继承了王位。当时，匈牙利国王路易于1382年去世，他开始征服克罗地亚和达尔马提亚，结果不久，大斯拉夫王国就出现了，这样，他也就成为巴尔干半岛势力最强大的基督教君主。特维尔特科的国王称号意味着对拉斯西亚的拉扎尔领土拥有一些主权，但是，这并未阻止两大君主之间的合作，拉扎尔加入波斯尼亚君主征服克罗地亚的战争，反之作为回报，他也在其反对土耳其人的斗争中得到了援助。 奥斯曼人在其扩张战争中继续变得更加大胆，严重威胁着希腊人和斯拉夫人。1383年，塞里斯陷落，[201]1385年前后索非亚失守，[202]1386年尼斯被占领，塞萨洛尼基于1387年失陷，[203]尽管它在围困中坚守了很长时间。[204]同时，1388年，侵入巴尔干半岛内陆地区的土耳其军队遭到重创，有鉴于此，穆拉德亲领大军决定最终征服南斯拉夫人。第一次打击落在保加利亚沙皇身上，他是在拉扎尔成功抵抗的鼓舞下奋起反抗，拒绝服从苏丹，拒不提供军事服役。1388年，奥斯曼军队攻入保加利亚东部地区，首先占领了特尔诺沃，而后夺取多瑙河上多个要塞，最终迫使沙皇屈服，割让西利斯特利亚。这以后，他们便转而攻击塞尔维亚。 拉扎尔统率的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军队在科索沃平原（即山鸟原野）遭遇，双方在此于1389年6月15日打响了那场决定巴尔干半岛斯拉夫人各国命运的著名战役。最初，幸运之神眷顾斯拉夫人，苏丹被一名塞尔维亚英雄刺杀，土耳其军队左翼被塞尔维亚骑兵击溃，引发土耳其军队阵脚大乱。胜利的消息甚至一度从战场传给特维尔特科国王，并通过他传到西方。但是，战场形势发生了逆转，占据优势的奥斯曼军队在苏丹王位继承人巴耶扎德（Bajezid）指挥下赢得胜利。[205]君主拉扎尔被俘，与其贵族一起被处死。其继承者们被迫向征服者屈服，保证向奥斯曼人缴纳贡品，在其军队中服役。最后一个抵抗中心被夷为平地，此时，土耳其征服者迅速横扫了整个巴尔干半岛。[206] [1]正像拜占廷皇帝和保加利亚沙皇一样，塞尔维亚封建领主也被迫和他们轮流向苏丹提供军事服役和贡品。土耳其捐税强制xìng地落在所有民众头上，既包括拜占廷帝国，也遍及整个南斯拉夫各国。土耳其的“查拉杰”赋税对整个国家和所有地主强制征收，不论以前是否享有特权，它标志着一种最重要的，同时也是最严厉的财政义务，甚至一国之主也不能获得豁免，而纳税人必须代表自己亲自缴纳捐税。 科索沃大捷后，巴耶扎德一世即位，拜占廷帝国遭受到更大的奥斯曼侵略的压力。帝国的形势急剧恶化，其对苏丹的依赖也越来越严重，不仅割让乡村，甚至连君士坦丁堡本身也被苏丹控制，任何具有独立倾向的行动，都会立即被扼杀在萌芽状态。巴耶扎德利用小约翰七世作为工具，因为这个安德罗尼库斯四世的亲生儿子继续享有皇帝继承权，被玩弄于苏丹的股掌之间。因此，巴耶扎德苏丹同意这个在野皇帝采取行动，1390年4月14日，后者夺取了君士坦丁堡和皇帝宝座。[207]约翰七世如同安德罗尼库斯四世一样，拥有热那亚人的友谊，并得到他们的帮助，但是威尼斯和热那亚都不再能发挥它们于1376年帮助安德罗尼库斯四世夺取王位时那样的重要作用。这两个意大利航海共和国已经被它们之间争夺特奈多斯岛的战争搞得筋疲力尽，因此，其影响力极度衰落。只有苏丹一人能够决定究竟由谁来坐君士坦丁堡的皇帝宝座。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约翰七世在君士坦丁堡城内拥有相当大的支持者群体，他们承认他拥有皇帝继承权，为其攻入君士坦丁堡并夺取首都控制权提供了帮助。[208] 图75　绘制于17世纪的圣索非亚教堂内景 约翰七世登上皇帝宝座是苏丹占领君士坦丁堡的第一步。当时，威尼斯元老院准备派出一个使节到这个城市来，其特命全权大使接受了一道特殊密令，指示他如果遇到“穆拉德的儿子”已经占领了这座都城的情况该如何行动。[209]然而，约翰七世的政府并没有存在很长时间，逃往利姆诺斯的曼努埃尔准备反攻倒算。在遭遇了两次失败后，他于1390年9月17日成功地驱逐了对手，重新为自己和父亲夺回了皇权。[210]但是，一切都十分明显，在君士坦丁堡，任何人如果不打算屈服于强大的苏丹的意志，并执行其每道命令就不能占据皇帝宝座。约翰五世继续统治帝国时，还是个居住在君士坦丁堡的傀儡皇帝，曼努埃尔此时则作为下级臣属住在苏丹宫廷里，忍受着每一个屈辱。他和他的父亲已经跟随穆拉德作战，甚至帮助土耳其人与塞尔柱人作战。但现在，曼努埃尔被迫跟随巴耶扎德征服拜占廷人自己的非拉多非亚地区，还在土耳其人征服拜占廷人在小亚细亚的这个最后城市的战斗中，帮助苏丹与拜占廷军队作战。[211]与此同时，无法忍受的屈辱则强加给君士坦丁堡的年迈皇帝。根据巴耶扎德的命令，他必须平毁新修建的要塞，这些防御城堡是他意识到此时已经威胁到帝国首都本身的危险而建立的。[212]约翰五世饱受煎熬痛苦的一生于1391年2月16日结束。[213] 曼努埃尔接到其父亲去世的消息后，从布鲁萨秘密潜逃回君士坦丁堡，以确保抢在其野心勃勃的侄子约翰七世之前夺取皇位。[214]曼努埃尔二世（1391～1425年在位）是位聪明和具有多方面天赋的皇帝，他喜爱艺术和学术，善于写作。就个xìng而言，他是晚期拜占廷历史上最值得同情的人物。命运使他在苏丹的宫廷中遭受了最为耻辱的经历，但是尽管如此，他还是赢得了各方面的尊敬，即使土耳其人本身也尊重他。据说巴耶扎德曾赞扬他：“如果人们不知道他就是皇帝的话，那么他们单从他的外表就可以推断出他是位皇帝。”[215]这就是这个博斯普鲁斯海峡上的城市在其历史上最黑暗的一个时期的统治皇帝。 帝国的首都此时可以被认为就是皇帝的帝国，因为除了莫利亚专制君主国外，拜占廷人在巴尔干半岛只拥有其故都君士坦丁堡而再没有其他领土了。[216]而这个首都只是在设法苟延残喘，只是由于其坚固的城墙使它得以在土耳其征服地区里保持完全独立。[217]巴耶扎德不久就对其在君士坦丁堡和莫利亚的那些并不情愿臣服的臣属感到很不满意，认为对他们的利用和侮辱还不够，因此转变为公开的敌视。这一变化在1393～1394年冬季戏剧xìng的朝觐中表现了出来，他下令其所有拜占廷和斯拉夫臣属都到塞里斯来晋见他。[218]从此以后，君士坦丁堡就陷入被封锁状态，该城市的陆地通道全部被切断。[219]拜占廷首都处于极为可悲的境地，此时，城市供应问题达到了极度恶化的程度，这个问题在拜占廷人最后几十年期间越来越严重。而莫利亚地区也面临土耳其人的入侵和洗劫。 1393年，伟大的乞丐将军埃维lún诺兹（Evrenoz）夺取塞萨利，而后奥斯曼军队转向希腊其他地区，那里不同君主之间的斗争为征服提供了便利。希腊的加泰隆统治早已是陈年旧事，1379年时，纳瓦雷军团就夺取了他们的提比斯。此时的阿提卡半岛被雅典公爵内里奥一世阿奇亚乔利（Nerio I Accia-juoli）所控制，他属于自14世纪中期以后在希腊地区发挥重要作用并一直统治科林斯的佛罗lún萨商业家族成员。[220]内里奥与其女婿塞奥多利帕列奥列格专制君主保持着密切的友谊。但是，他们两人经常与威尼斯人发生争执，而拜占廷米斯特拉专制君主与阿凯亚的纳瓦雷军团几乎永远争吵不休。1394年9月内里奥去世，其领地事实上全部落入其二女婿凯发罗尼亚的卡尔罗托科（Carlo Tocco of Cephalonia）伯爵手中，但是塞奥多利感到自己受到轻视，激烈地与之争吵，并企图以武力从这个幸运的继承人那里夺取科林斯。在这关键时刻，卡尔罗托科请求奥斯曼人援助，乞丐将军埃维lún诺兹的军队在科林斯城下击败帕列奥列格，并侵入拜占廷人的莫利亚地区，1395年初，他们在纳瓦雷军团热情支持下占领了拜占廷人的莱昂塔利翁和阿克瓦要塞。[221] 奥斯曼人对巴尔干半岛北部地区的征服也同样迅速。1393年，保加利亚帝国最终屈服。沙皇的首都特尔诺沃在经历了残酷的围城战后，于同年7月17日被占领，之后，征服者无情地摧毁了这个城市。保加利亚的其他地区也很快就都先后落入土耳其人之手。[222]此后将近500年期间，保加利亚一直是奥斯曼帝国的一个省区。 与此同时，在匈牙利人强有力支持下的瓦拉吉亚老米尔奇卡（Mircea the Elder of Wallachia）对土耳其人发动了积极的抵抗。1395年5月17日，在罗维尼平原bào发了特别惨烈的战役，双方损失惨重。许多基督教徒为了履行其臣属义务，在战斗中站在奥斯曼人一边，其中包括塞尔维亚君主、科索沃战役中的英雄之子和继承人斯蒂芬拉扎里维奇（Stephen Lazarevic）、统治普里利普周围小片地区的乌卡辛之子马克、统治马其顿东部地区的杜珊的侄子君士坦丁迪加诺维奇（Constantine Dejanovic）。塞尔维亚民歌中深得爱戴的英雄马克国王和君士坦丁迪加诺维奇在战斗中被杀阵亡。从军事角度看，米尔奇卡似乎是胜利者，但是，他同样被迫承认了苏丹的宗主权，并缴纳贡品。[223]德布鲁察地区在数十年间是保加利亚人的君主国，前不久刚刚被米尔奇卡收归到其势力影响范围内，此时则被奥斯曼人占领，多瑙河渡口也被土耳其军队占领。 奥斯曼人的这些新胜利在西方产生了极大震动。保加利亚被占领意味着匈牙利受到入侵的直接威胁，希腊的拉丁人小君主国也因为地处土耳其人近邻而感受到入侵的巨大压力。直到这时，拜占廷人请求援助的呼吁和教皇的警告才使西方那些充耳不闻的人警醒，此时，人们真的感到基督教强国联合行动抵抗奥斯曼人威胁已经迫在眉睫。匈牙利国王西吉斯蒙特（Sigismund）的求援呼吁得到几个欧洲国家骑士的响应，特别是得到法国骑士的响应，他们深受发动新的十字军思想的鼓舞。威尼斯经过相当长时间的犹豫，也加入联合行动，派遣一支小舰队到达达尼尔海峡，游弋在海峡内，以便保持拜占廷帝国和聚集在匈牙利的十字军部队之间的联系通道。这次远征似乎一切具备，只待发兵，但是却遭到彻底失败。1396年9月25日，在尼科堡战役中，数量庞大但成分复杂的乌合之众遭到土耳其军队的杀戮，主要因为匈牙利人和法国军团之间缺乏协调、合作。[224]国王西吉斯蒙特临阵仓皇逃跑，未被俘获，随行的还有圣约翰骑士团的大首领和几个德国骑士，他们从海路到达君士坦丁堡，国王西吉斯蒙特又由此经爱琴海和亚得里亚海返回故土。他经过达达尼尔海峡时，两岸基督教战俘凄厉的哀号不绝于耳，这是苏丹下令将他们排列在两岸，以羞辱战败的国王。[225] 这次新的灾难后，巴尔干半岛的形势变得更加绝望。维丁公国这个保加利亚人残余的最后一块领土此时也落入奥斯曼人之手，甚至在希腊都能感受到该地失陷的影响。1397年，雅典一度被土耳其人占领，[226]莫利亚专制君主国遭受了新的灾难xìng的入侵。穆斯林翻越科林斯地峡，横扫了威尼斯人控制的阿尔哥斯，击溃了拜占廷专制君主的军队，侵入拜占廷领土直到南岸地区，他们到处烧杀抢掠。[227]君士坦丁堡的形势已经恶化到其最严重的程度，这个被封锁的首都的失陷似乎指日可待。 图76　拜占廷帝国崩溃前东地海沿岸各国的控制区 [1] 以下两个段落是本书1969年英文版的新增内容。 第四节　最终灭亡 拜占廷统治当局最后几十年的状况令人感到极为震惊：它不再是国际政治中的一种力量，其皇帝也不能保持作为基督教君主等级体系中的首领地位。虔诚信守传统的莫斯科作为君士坦丁大帝的传人和东正教的精神领袖拒绝承认自己是土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109 章 其的臣属。大公瓦西里一世（Basil I）是迪米特里顿斯科伊（Dcomtrius Donskoj）的儿子、鞑靼人的征服者，下令禁止俄罗斯教会提及拜占廷皇帝的名字，写下了如下句子：“我们有教会但没有皇帝”。对于正在扩张中的俄罗斯国家而言，希腊教会的最高权力仍然保持神圣，但是它再也不能支持可悲的拜占廷皇帝拥有最高权力的思想。正如拜占廷帝国最后几十年历史经常清晰表明的那样，拜占廷教会的政治活动，远比拜占廷世俗活动更加积极主动，拜占廷教会在东正教各国中的威望也远比拜占廷国家的地位高得多。不久，拜占廷人就对莫斯科提出抗议，但是这次抗议不是皇帝而是君士坦丁堡大教长发出的。此时已经到了拜占廷教会寻求依靠强大的世俗权力当局以维持其外部形象的时候了，但是当时拜占廷帝国的国际声望不断下降，还需要君士坦丁堡大教长来支持。他们的作用被颠倒过来了：不是国家支撑教会，而是教会支撑国家。大教长安东尼在写给大公瓦西里一世的信中说：“这可不是一件好事，我的孩子，因为你曾说‘我们有教会而没有皇帝’。对于基督徒而言，不可能有教会而没有皇帝，因为皇帝的权威和教会构成了一个整体，他们不能被彼此分开。……听着，使徒彼得的君主在其第一封信中这样写到，‘敬畏上帝，荣耀皇帝’。他并未说‘皇帝们’，因为他不是指许多不同国家的所谓‘皇帝们’，而是说‘皇帝’，以便强调这个世界只有一个皇帝……如果其他基督教君主为自己加上了皇帝的名字，那么这就是以独裁和强力违反自然和法律。哪位教父、哪次基督教主教大会、哪条教会法规谈到过这些‘皇帝’呢？它们全都宣称只有一个皇帝，其法律、敕令和法规通行全世界，惟有他而没有其他人受到所有基督徒的尊重”。[228]在这封君士坦丁堡大教长从被土耳其人封锁的都城发出的信中，一个普世皇帝的信条从来没有被如此有力如此雄辩地阐述出来。在此灭亡关头，拜占廷人不顾万般痛苦，仍然坚定地信守着他们的皇帝就是惟一的真正皇帝，因此，也是基督教世界真正主宰的信念。“如果说，根据上帝的立法，异教徒已经围困了皇帝的国度，那么，直到现在他也从教会接受了同样的加冕、同样的荣耀和同样的祝福，也领受了同样的圣礼油膏，也被尊崇为罗马人，也就是所有基督徒的皇帝和君主”。[229]拜占廷帝国顽固地坚持着一度赋予其东方世界政治和精神最高权威的观念。但是，这类原则此时被艰难的现实无情地粉碎了。尼科堡战役后，拜占廷帝国形势急转直下，到1398年，俄罗斯各地君主，特别是这位莫斯科大公瓦西里一世先后接到求援信，请求他们向“被土耳其人围困和在水深火热中倍受煎熬”的君士坦丁堡基督教兄弟们提供援助和救济。[230] 拜占廷帝国在14世纪末最后几年期间，确实衰败到极为悲惨的境地，以至所有的皇帝能做的只有向外部世界发出新的求援呼吁这件事了。曼努埃尔二世不仅向俄罗斯，而且向教皇、威尼斯总督、法国、英国和阿拉贡各国国王乞求援助。同样对拜占廷帝国悲惨境地具有说服力的旁证还有以下事实：当曼努埃尔到处求援时，约翰七世恰好正在与法国国王进行谈判，计划卖掉其拥有的皇帝继承权，以换取在法国的一座城堡和每年25000佛罗lún金币的税款。[231]但是，查理六世国王似乎对他提议的jiāo易并不感兴趣，只是答应提供援助，并向拜占廷帝国派出了一支在布希考特（Boucicaut）司令指挥下的、精选的1200名将士。布希考特英勇地设法杀入被封锁的君士坦丁堡，一路上勇敢无畏地攻击土耳其人。但是，结果是可以预见到的，他的这一小股军队，尽管运气不错，但是，却不能使拜占廷帝国摆脱奥斯曼人的威胁。因此，曼努埃尔二世决定亲自前往西方，以便亲口恳求他们向其不幸的帝国提供援助。布希考特鼓励支持这个计划，并且还很娴熟地调解了两个拜占廷皇帝继承人之间的矛盾，使之达成谅解。事情是这样安排的，约翰七世在曼努埃尔二世离开首都时作为皇帝实行统治。尽管如此，曼努埃尔二世对首都的事务仍然不存任何幻想，虽然他们已经达成了谅解，但是，他不信任在其离开期间担任摄政的这个侄子，他认为更为妥当的是让其妻子儿女们与其兄弟塞奥多利居住在莫利亚。 1399年12月10日，曼努埃尔二世启程，布希考特一路陪同。[232]他首先访问了威尼斯和几个意大利城市，之后前往巴黎，由此再去lún敦。每到一地，他都受到隆重接待，其访问的每个细节，以及他表现出的尊严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出访引起西方无限的遐想和极大的同情，这些都清楚地表现在当时一位英国学者和历史学家怜悯的语句中，他写到：“我心中暗想这是何等残忍的事情，这位来自遥远东方的基督教君主由于受到异教徒的威胁，被迫出访遥远的西方海岛，以求获得抵抗他们的援助。我的上帝！古代罗马的光荣呀，你在哪里啊？今天，你的帝国的显赫和尊严尽失，你是不是确实就像耶利米的话所说，‘先前在诸省中为王后的，现在成为进贡的’。谁能想到你竟沦落到如此可悲的地步，谁能相信一度在至尊显赫王位上统治整个世界的你，现在竟无丝毫能力帮助基督教信仰！”[233]从文化的观点看，皇帝及其随从对西欧各中心的访问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这有助于密切文艺复兴初期拜占廷帝国和西方世界的关系。但是从现实形势看，曼努埃尔二世的访问和求援呼吁收效甚微，因为他除了得到空洞的允诺外什么也没得到，而这些允诺后来都没有实现。他远离自己的帝国相当长时间，长得令人吃惊。在此期间，其对手约翰七世随心所yù地统治帝国，越来越倚赖苏丹。看起来，曼努埃尔二世好像无颜见家乡父老，因为他在巴黎终止了行程，并在那里一呆就是将近两年，他无法解释没有获得任何援助的原因。但是，巴耶扎德的军队被帖木儿（Timur）统率的蒙古大军击溃，拜占廷帝国摆脱土耳其人统治的消息传来时，事情发生了变化。 帖木儿是自成吉思汗时代以后最强大的君主，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征服者之一。他来自土耳其斯坦的一个土耳其小贵族家庭，经过长期残酷的战斗，他实现了其重建成吉思汗（Jenghis Khan）庞大帝国的目标。[234]当他征服中亚和俄罗斯南部的金帐汗国时，于1398年发动了大规模对印度的远征，而后横扫了波斯、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地区，最后攻击了小亚细亚的奥斯曼帝国。其进行的战争具有最残暴的抢劫破坏xìng质，其军队所到之处，必定要将该地夷为平地，化作一片荒漠。“那里既无犬吠，也无鸟鸣，更不闻孩童的啼哭之声”。[235]这个不可抗拒的世界主宰此时粉碎了巴耶扎德的军队。1402年7月28日，[236]经过漫长而惨烈的战斗，帖木儿全歼奥斯曼军队。伟大的苏丹也落入胜利者手中，并作为蒙古战俘被杀。但是，帖木儿却于1403年春季撤出小亚细亚，两年后，年迈的征服者在远征中国期间去世。[237]其对小亚细亚地区事务的粗暴干涉极为短暂，但却造成了最深刻的结果。他打垮了奥斯曼人的势力，在此过程中，也将拜占廷帝国残存的时间延长了半个世纪。 被击败的奥斯曼帝国陷入了极度的混乱，[238]但是，拜占廷帝国的内部力量如此衰弱，以至于它根本不能利用这一有利的喘息时机重新恢复自己的实力。即便东方的形势发生了彻底改变，而且其本身已经使拜占廷帝国的危机大为缓解，它仍然无所作为。巴耶扎德的长子苏莱曼以欧洲一侧的领土为根据地，与其占据小亚细亚地区的兄弟们开战。他于1403年[239]与拜占廷帝国签订条约，还与塞尔维亚专制君主斯蒂芬拉扎里维奇，[240]以及威尼斯、热那亚和罗德斯等航海共和国订立条约。拜占廷帝国重新收复了塞萨洛尼基和极为重要的爱琴海、黑海沿岸的狭长地区，并被免除了向土耳其人缴纳贡品的义务。[241]另一方面，与苏莱曼结为联盟意味着，拜占廷人将卷入土耳其敌对势力争夺苏丹宝座的内部斗争，塞尔维亚各王公同样也卷入了这场对巴尔干半岛历史发展进程影响极大的冲突。1411年，苏莱曼被其弟弟穆萨击败，其垮台使帝国面临新的威胁和严重危机。穆萨对苏莱曼的盟友进行了无情的报复，开始围困君士坦丁堡。然而，穆罕默德却成为这场奥斯曼王公之间较量的胜利者。在皇帝曼努埃尔和塞尔维亚专制君主斯蒂芬拉扎里维奇的支持下，他于1413年击溃穆萨，夺取了奥斯曼帝国的最高权力，成为苏丹。这场内战结束，一度严重威胁奥斯曼帝国的危机消除了，复兴穆斯林势力的道路打开了。穆罕默德一世（Muhacomd I，1413～1421年在位）首先集中精力强化其帝国的内部团结，加强其在小亚细亚地区的地位。他继续维持与拜占廷皇帝达成的友谊，在其统治期间，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事实上一直没有受到破坏。 拜占廷帝国相当笃信苏丹的友谊，以至于在穆罕默德一世登基后不久，曼努埃尔二世就感到可以放心大胆地离开首都远行了。他先在塞萨洛尼基逗留了一些时间，而后于1415年春季前往伯罗奔尼撒半岛。这里在米斯特拉专制君主的治理下繁荣昌盛，与日益衰败的首都形成了鲜明对照，这个城市即便在外敌入侵的压力大为削弱的情况下也继续萎缩。正是在米斯特拉，人文主义者乔治基米斯图斯普莱顿希望目睹了其理想中的社会成为现实：他梦想着希腊文化在希腊南部地区重获新生，他推动以柏拉图理想国为蓝本的新社会的建立。这个新柏拉图主义政治家在致皇帝和米斯特拉专制君主的许多信中，还提出了关于减轻赋税和建立国家军队，以取代雇佣兵的具体建议。[242]正是在拜占廷帝国崩溃灭亡的前夕，在这个拜占廷的伯罗奔尼撒半岛地区，希腊文化存续着，获得发展并建立起新的政治有机体。莫利亚专制君主国成为希腊生活的根据地，这种生活不仅在此扎根，而且似乎有所扩张。为了保卫这个珍贵的领地，皇帝在科林斯地峡修建了漫长而坚固的城墙，命名为“长城”。曼努埃尔对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巡访，还对该地区内部事务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因为他的到来有助于继续保持遏制地方大贵族的分离倾向，促使当地对中央政府权威更为尊敬。1416年3月，皇帝离开伯罗奔尼撒半岛，其地位被其长子约翰接替，后者紧接着经由塞萨洛尼基来到莫利亚，以便帮助其弟弟塞奥多利二世专制君主强化该小国的管理。[243]在约翰的指挥下，拜占廷军队成功地进行了一次征讨阿凯亚拉丁人的战争。森图里奥尼扎卡利亚君主丧失了其大部分领土，只是由于威尼斯的干预才延缓了其权力的最后瓦解。[244] 随着穆罕默德一世的去世和其子穆拉德二世（Murad II，1421～1451年在位）的继位，命运之神赐予拜占廷帝国的短暂和平逐渐结束了。奥斯曼人重新建设起强大的势力，新苏丹恢复了巴耶扎德的进攻xìng政策。形势再度回到了安卡拉战役之前的状态。1421年1月19日，[245]加冕为共治皇帝的皇太子约翰千方百计挑动觊觎苏丹的穆斯塔法（Mustafa）起事反对穆拉德二世，但是没有成功，后者对拜占廷人做出了如果他成功以后将给予他们最慷慨支持的允诺。[246]这个计策遭到失败，并更加激怒了奥斯曼统治者。穆拉德二世剿灭了反叛者，年轻气盛的苏丹转而打击君士坦丁堡。1422年7月8日，对该城真正的围困开始了，高大的城墙再次挽救了拜占廷首都。正当此时，穆拉德二世又面临新的对手，即他的小弟弟穆斯塔法出来争夺苏丹权力，迫使他放弃当时的目标。因此，决定xìng的打击没有实现，直到30年以后。但是，我们可以说1422年他对君士坦丁堡的进攻，标志着拜占廷帝国最后的拼死斗争拉开了帷幕。 1423年春季，土耳其人重新入侵希腊南部地区。曼努埃尔花费大笔金钱在科林斯地峡修建的长城被摧毁，整个莫利亚地区遭到蹂躏。最终，帝国政府于1424年成功地与穆拉德二世达成协议，拜占廷帝国同意重新恢复向苏丹缴纳贡品，并将安卡拉战役后夺取的几个城市jiāo还奥斯曼人。 不久以后，塞萨洛尼基也遭到了相同的命运。当时，曼努埃尔的第三个儿子安德罗尼库斯，作为最后一任专制君主统治着这个饱受饥荒的城市。该城市的形势如此绝望，压力如此巨大，以至于他在1423年夏季把它jiāo给了威尼斯人。这个航海共和国努力使自己尊重当地市民的权利和习惯，并采取城防措施，恢复城市供应。[247]正如可以预料的那样，这次权力转让引起奥斯曼统治者的不满，因为他认为这个城市已经是囊中之物。威尼斯人极力谋求与他达成谅解，他们的建议随着城外土耳其人的压力不断加强和城内饥荒威胁越来越严重而逐年不断加码。他们最初多少有些犹豫地提出每年缴纳10万阿斯普拉给土耳其人，这个钱数已经是当年安德罗尼库斯缴纳给奥斯曼人的钱数。但是随着谈判的深入进行，这笔钱数上涨到15万阿斯普拉，最终达到了30万阿斯普拉。[248]后来，这些讨价还价和请求协商都变得无用了，威尼斯人在对塞萨洛尼基进行了几年统治后，再度丧失了该城。穆拉德二世亲自统率大军出现在城墙下，经过短促攻击后，他于1430年3月29日攻占该城。 曼努埃尔二世在其儿子正式加冕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110 章 为共治皇帝后不久便引退，不再过问国事。年迈的皇帝身心疲惫，心灰意冷，成为修道士，取名为马太，他于1425年7月21日去世。约翰八世（John VIII，1425～1448年在位）此时作为“罗马人的国王和皇帝”继续统治君士坦丁堡及其周围地区。黑海地区和伯罗奔尼撒半岛则再度成为拜占廷帝国的部分领土，由其弟弟们作为独立君主进行统治。帝国经济和财政已经解体而衰败，完全陷于破产境地。即便在曼努埃尔二世时期，也很少再铸造金币，在约翰八世时期，拜占廷人就完全停止了铸造金币。总的说来，当时流行的通常是银币。[249] 当时，拜占廷世界惟一的亮点是莫利亚专制君主国，其政府由皇帝的3位兄弟塞奥多利、君士坦丁和托马斯共同分享。这个拜占廷专制君主国并未被1423年土耳其人的入侵所吓倒，它继续成功地进攻邻近的拉丁人小国。1427年，在海战中被击败的卡尔罗托科伯爵与拜占廷人达成协议，1428年又将侄女嫁给专制君主君士坦丁，并将其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领地当作嫁妆。1430年初，君士坦丁对巴特拉城实行长期围困后进入该城，两年后，拉丁人的阿凯亚公国寿终正寝。[250]这样，除了科林斯和半岛东南的莫顿以及波里亚和半岛东部的阿尔哥斯仍然处于威尼斯控制下，整个伯罗奔尼撒半岛此时都由希腊人统治。希腊人和法兰克人在这里的斗争最初始于米哈伊尔八世时期，此后一直持续不断，此时这场斗争以希腊人的胜利而告结束，但是，也只在土耳其征服前夕才结束的。希腊人的最后胜利主要是由于年轻的君士坦丁的努力，他在大约20年后作为拜占廷帝国最后一位皇帝战死在君士坦丁堡。垂死的首都和迅速扩张的希腊南部的专制君主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其反差甚至比曼努埃尔二世时期还要明显。 与此同时，皇帝约翰八世遭受着土耳其人严酷的压力，他在绝望中决心再度设法谈判，实现两大教会之间的统一，以获得西方人一再答应提供的抵抗异教徒的援助，代价是教会服从罗马教廷。的确，以前进行的这类谈判的努力，都没有为罗马和君士坦丁堡之间的谈判提供多少成果，通常都会由于相互欺骗、玩弄yīn谋诡计而结束于它们开始之处。拜占廷帝国希望罗马帮助它摆脱土耳其人的威胁，作为回报，它保证教会与罗马统一，而它又不能使教会统一政策深入拜占廷民心；罗马教廷要求帝国承认其最高权威，作为第一个基本条件，而后作为回报，它提供抵抗土耳其人的援助，但它也没有能力为东方的各个罗马天主教势力提供任何援助，除了在非常小的范围内。皇帝曼努埃尔根据自己的全部经历，对两大教会统一抱有极大的怀疑态度，据说，他在其临终病榻上就明确地警告其子，不要对此抱有任何幻想，希腊人和拉丁人之间的和解是个不能再讨论的问题，任何实现和解的努力都将加深双方的分裂。[251]尽管拜占廷人普遍强烈地反对教会统一，但是，在君士坦丁堡始终存在着势力强大的圈子支持这一政策，在危机关头寻求与罗马的和解是他们的惟一希望。此时，皇帝约翰八世就亲自担任了这一派的领袖。早在1422年君士坦丁堡被围困时，他作为皇帝继承人就前往西方各国宫廷争取援助，自1431年以后，他开始进行新的谈判，就实现教会统一问题取得了进展。由于教皇尤吉尼库斯四世（Eugenius IV）和巴塞尔宗教会议之间发生了分歧，使得这些谈判一直被拖延，直到最后才达成了在意大利举行一次宗教会议的意见。皇帝决定亲自出席这次会议，他召唤其弟弟君士坦丁入宫担任其离开首都期间的摄政王，顺便也解决了统治莫利亚的皇帝弟兄们之间bào发的不愉快的争执。 1437年11月24日，约翰八世离开首都，像其父亲在大约40年前和其祖父大约70年前所做的一样前往西方。他不仅像曼努埃尔一样请求援助，而且像约翰五世一样前去接受罗马教会的欢迎，并带领其臣民和希腊教士与罗马教会联合统一。其兄弟迪米特里、大教长约瑟夫（Joseph）、几位大主教和许多主教以及修道院长陪同前往，1438年初，他们抵达费拉拉城。4月9日，宗教会议在这里召开。考虑到希腊人的可悲状况，最终的结果是可以预料得到的，尽管如此，争论一直持续不断，先在费拉拉后在佛罗lún萨，[252]并且一再bào发激烈的争吵，主要是以弗所大主教马克尤吉尼库斯（Mark Eugenicus）激烈反对罗马教会的成员和拜占廷帝国支持教会统一党人。直到1439年7月6日，两大教会统一的法令才在佛罗lún萨大教堂由红衣主教朱利安恺撒里尼（Julian Cesarini）和尼西亚大主教贝萨隆，用希腊语和拉丁语正式公布。[253]关于教皇名义上享有至高地位的决议，的确是刻意用模棱两可的词句表述的，而希腊信徒被允许继续使用他们自己的教会仪式，但是，决定所有存在争议的问题都要符合罗马的观点。这样，在灭亡前夕，拜占廷帝国屈服于罗马的意志。 从表面上看，支持教会统一派似乎取得了比里昂会议时期更大的胜利，因为在这次费拉拉会议上，皇帝亲自出席宗教大会，而且与拜占廷教会最高代表一起公开宣誓接受罗马信仰。但是事实上，佛罗lún萨宗教大会确定的决议毫无效力。关于教会统一的任何谈判都只会加剧分裂的警告被证明是正确的。拜占廷人民极为激烈疯狂地抗议反对费拉拉-佛罗lún萨决议，当所有支持教会统一的辩解遭到唾弃时，马克尤吉尼库斯那愤怒的论证演说却在各地受到最热烈的响应。佛罗lún萨统一决议远没有里昂宗教会议的影响大，因为那时帕列奥列格王朝的创立者实力更为强大，因此比约翰八世更容易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反对派。而且，1274年的教会统一具有更明确的政治目标，即设法保护拜占廷帝国免遭西方的入侵，而1439年教会统一的目的则是设法使帝国摆脱土耳其人的威胁，罗马教皇根本没有能力做到这一点。教会统一法令不仅不能为帝国带来反抗外敌的援助，只能造成拜占廷帝国内部的分裂，在拜占廷人民中播撒仇恨与敌对，它还剥夺了帝国在其境外的斯拉夫人世界中仅存的尊严和威望。俄罗斯公国远离折磨拜占廷帝国的麻烦，但它是伴随着对罗马的仇视发展起来的，因此，它认为皇帝和君士坦丁堡大教长对罗马信仰的皈依是完全不可理解的背叛行为。被任命为俄罗斯大主教的希腊人伊塞多利是支持教会统一派的主要成员，他从佛罗lún萨一回到俄罗斯就被大公瓦西里二世（Basil II）罢免，投入监狱。从此以后，俄罗斯人自己选择其大主教，与背叛的拜占廷帝国断绝关系。这样，拜占廷人由于背弃了真理的信仰，而丧失了东正教世界领袖的权利。拜占廷帝国不但失去了俄罗斯，还造成了内部的严重分裂，事实上却没有任何收获。预期从西方得到的援助始终未能实现，教会统一政策在君士坦丁堡遭到彻底失败，罗马天主教教会和希腊东正教教会仍然保持相互对立。当拜占廷人更加坚定地坚持其信仰时，教会统一政策主要的支持者坚持其观点与合乎逻辑的结论，并与罗马站在一起。希腊的教会统一党领袖、学问渊博的贝萨隆[254]和从俄罗斯监狱逃脱出来的伊塞多利成为罗马教会的枢机主教。费拉拉-佛罗lún萨谈判没有取得任何积极的政治成果，但是却引起穆拉德二世的疑虑，约翰八世被迫安抚这位苏丹，解释说教会统一谈判只是纯粹的宗教xìng质。 奥斯曼势力正在经历其他地区造成的真正困难。穆斯林在巴尔干半岛的进军激起了匈牙利人的反抗，正像巴耶扎德时代他们曾经做过的那样。英勇的特兰斯瓦尼亚都督约翰科尔维努斯匈牙迪（John Corvinus-Hunyadi）由于在塞尔维亚和瓦拉吉亚多次取胜土耳其人，激发起巨大的热情，燃起新的希望。教皇也呼吁所有基督教民族发动新的圣战十字军。在匈牙利南部，由大约25000人组成的乌合之众，不久在弗拉迪斯拉夫三世（Vladislav III）国王、统一了波兰和匈牙利王权的年轻国王加格lún（Jagellon）、科尔维努斯匈牙迪和被土耳其人驱逐出其领地的塞尔维亚专制君主乔治布兰克维奇（George Brankovic）领导下聚集起来。当穆拉德二世在小亚细亚忙于镇压埃米尔卡拉马尼亚（Caramania）时，这支十字军于1443年10月初从塞曼德里亚（或称斯美德莱沃）出发，渡过多瑙河。[255]十字军迅速穿过塞尔维亚领土，匈牙迪统领的前锋部队在此又取得了一场决定xìng的胜利，击败了控制尼斯各个至高点的土耳其总督鲁枚利亚（Rcomlia）。十字军未遭遇抵抗，进入保加利亚，占领索非亚，打算继续进军色雷斯。在此，他们遭到土耳其人更为有力的抵抗，难以忍受的冬季严寒迫使基督教军队撤退。在其返回途中，他们袭击了尼斯东南方向昆诺维卡山脉的奥斯曼人，并于1444年新年刚过，再度重创土耳其人。 图77　拜占廷末代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发行的金币，他最终于1453年在抵抗土耳其人征服战争中战死于君士坦丁堡巷战，标志着拜占廷帝国的灭亡 看起来，似乎形势发生了逆转，直到前不久还只知道胜利的奥斯曼军队被迫采取防御，而且不止在一个方面。在阿尔巴尼亚，起义已经酝酿了一段时间，此时争取自由的战斗在勇敢的斯坎德陪（Scanderbeg，即George Castriota）领导下燃遍了全国。他担任“阿尔巴尼亚司令”，多年来持续进行反对奥斯曼人的英勇战争，整个基督教世界都以极大的热情和惊讶关注着这场战争。[256]在希腊南部，专制君主君士坦丁也进行了反击。他用其黑海沿海的领地jiāo换了塞奥多利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领地，自1443年以后，开始统治莫利亚地区，这是一块以米斯特拉为中心的最重要的土地，同时，托马斯仍然统辖他那更小些且不太重要的地区。其首要的任务就是重新修建1423年被土耳其人摧毁的跨越科林斯地峡的长城。之后，他向希腊中部地区进军，占领了雅典和提比斯。当时已经成为土耳其臣属的奈里奥二世阿克西亚乔利公爵，被迫承认米斯特拉专制君主的宗主权，并允诺向他缴纳贡品。[257] 正是局势的这一变化，促使穆拉德二世设法与其对手展开谈判。1444年6月，他在亚得里亚堡会见了国王弗拉迪斯拉夫、乔治布兰克维奇和匈牙迪的使节，谈判达成了10年和约。塞尔维亚专制君主将收回其领土，奥斯曼人则放松对瓦拉吉亚地区的控制。苏丹被迫接受了这些条件，而后撤退到小亚细亚地区。同时，其特命全权大使被派去面见弗拉迪斯拉夫，以批准这一和约。1444年7月底，他又在斯泽格丁签署了和约。毫无疑问，这个和约意味着土耳其人在巴尔干半岛的势力受到了极大限制，为基督教徒提供了10年的喘息时机。与此同时，基督教世界普遍感到绝望，特别是对罗马库里亚大会。因为他们在刚刚取得的这一系列胜利和威尼斯人允诺提供海上支援的鼓舞下，希望土耳其人被彻底赶出欧洲，战争应该以胜利的结局进行到底。红衣主教朱利安恺撒里尼宣布免除犹豫不决的年轻国王加格lún最近的宣誓，到9月时，十字军再度发兵。但是其各路部队人数大为减少，特别是十字军缺少了塞尔维亚人的支持，因为乔治布兰克维奇非常满意和约中有关他的条款，所以，完全退出了十字军行动。十字军骑士一直希望得到威尼斯舰队的海上支援，他们向黑海进发，经过极为艰苦的行程，穿越保加利亚领土到达黑海岸边。[258]此时，穆拉德二世立即进入战场，1444年11月10日，在瓦尔纳bào发了激烈的ròu搏战，十字军惨败，基督教世界所有傲慢的希望全被粉碎成尘埃。经过殊死拼杀，基督教军队被歼灭。弗拉迪斯拉夫国王阵亡，这次不幸的十字军的真正煽动者红衣主教朱利安恺撒里尼也丢了xìng命。[259]基督教徒的这次失败，造成的严重后果甚至比尼科堡战役还要严重，它粉碎了基督教徒联合抵抗土耳其人入侵的最后努力。基督教徒阵营中的绝望情绪空前严重，君士坦丁堡的不幸皇帝被迫以庆典和礼物欢迎胜利者。 然而，君士坦丁甚至在瓦尔纳惨败后，仍继续在希腊进行其抵抗。他重新出现在伯埃奥提亚，并将其控制势力扩大到佛塞斯至滂都斯地区。看起来，好像在这最后的时刻，一个新希腊将要作为濒死的拜占廷帝国的继承者崛起于古希腊的土地上。但是，这一切都没有持续太久，这位专制君主很快就摸到了瓦尔纳战役胜利者的报复之手。1446年，穆拉德二世率大军侵入希腊，席卷希腊中部地区。拜占廷专制君主第一次真正在长城上面对敌人，但是这道屏障很快就被土耳其大pào摧毁。1446年12月10日，长城被摧毁，通道被打开。土耳其人涌入莫利亚地区，蹂躏了拜占廷的城市和乡村，抓走了6万余名战俘。[260]专制君主设法达成和约，答应缴纳贡品，而苏丹还要继续对付斯坎德陪和匈牙迪。好像是瓦尔纳战役的余波，穆拉德二世和匈牙迪于1448年10月在科索沃平原进行决战。经过漫长激烈的战斗，塞尔维亚人的命运再度在这里被决定，匈牙迪被迫屈服于土耳其人的优势兵力。斯坎德陪则坚守在阿尔巴尼亚山区，他不屈不饶在此抗战多年。 同时，专制君主君士坦丁继续努力实现其团结统一希腊各部的计划，却终遭失败，而后不久，他前往君士坦丁堡担任皇帝。1448年10月31日，约翰八世皇帝去世，身后无子嗣，由于此前不久塞奥多利刚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111 章 刚病故，所以，就由勇敢的专制君主君士坦丁德拉加斯（Constantine Dragas）继位。德拉加斯这个称呼来自于其母亲海lún（Helen），她来自马其顿东部地区的塞尔维亚人德拉加斯王朝。[261]1449年1月6日，君士坦丁在莫利亚被加冕为皇帝，两个月后，他进入首都。莫利亚的权力由托马斯和迪米特里分享。后者曾在土耳其人的帮助下，千方百计企图获得皇帝权力，此时，他再度依赖土耳其人的援助，与其兄弟托马斯在莫利亚地区大打出手。 拜占廷帝国末代皇帝的勇气和政治家的能力都不可能挽救帝国摆脱注定灭亡的命运。1451年2月，穆拉德二世去世，其子穆罕默德二世即位，君士坦丁堡的末日来到了。拜占廷的君士坦丁堡正好位于奥斯曼人领土的中心地带，将土耳其人的欧洲领土和亚洲领土一分为二。这位新苏丹的首要目标就是消灭这个外国人的首都，并赋予奥斯曼帝国一个君士坦丁堡的强大中心。他以极大的精力和计谋精心准备夺取帝国首都，以便使其前辈的事业取得其合乎逻辑的结果。拜占廷宫廷对穆斯林的意图肯定已经不抱有任何幻想，特别是当苏丹在首都近郊修建了强大的城外要塞（土耳其语称“鲁米利西萨尔”）。君士坦丁十一世像其兄弟一样，将希望全都放在西方的援助上，尽管这种可能xìng微乎其微，而当时确实已经没有其他任何希望了。在这最后的时刻，他企图重提两大教会统一这个早就失败的计划。曾经担任俄罗斯大主教的教廷枢机主教伊塞多利作为教皇的特使来到君士坦丁堡，1452年12月12日，即这个城市陷落的5个月以前，他在圣索非亚教堂宣布两大教会实现统一，并举行了罗马式弥撒。拜占廷民众极为愤怒，因为他们的yù求越陷入绝望，他们对其信仰的就越虔诚而顽强，他们对这个违背其宗教感情的事件的仇恨就越带有感情色彩。他们绝望的情绪和对拉丁人不可调和的仇恨从皇帝的一个最高级官员的尖刻的语言中清楚地表示了出来：“我宁愿在城市里看到穆斯林的头巾，也不愿意看到拉丁人的主教法冠”。[262]这就是事态发展的情况。拜占廷人已经失去了他们所有的东西，只剩下他们的信仰，甚至在穆斯林统治时期，他们仍笃信这一信仰。土耳其统治时期，首位君士坦丁堡大教长是君纳迪乌斯（Gennadius Schol-arius），他是马克尤吉尼库斯反对教会统一斗争的狂热支持者。 然而，并不是拜占廷民众反对教会统一政策破坏了西方援助君士坦丁堡的可能xìng。任何援助拜占廷帝国的有效合作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因为西方君主们利益各异，野心相互冲突。阿拉贡和那波利的阿方索五世（Alphonso V）当时是地中海上最强大的君主，他如同其诺曼人、德国人和法国人前辈在南意大利地区的所作所为，极力推行和他们一样的反对拜占廷帝国的政策。他企图在君士坦丁堡建立以他自己为皇帝的新拉丁帝国。教皇尼古拉斯五世（Nicholas V，1447～1455年在位）非常有限的资源本打算用来帮助君士坦丁堡抵御土耳其人，此时也被那波利国王富有进攻xìng的政策消耗殆尽，他不断向罗马提出金钱要求并得到满足，而没有遇到任何抗议。[263]尽管西方一直积极地干涉君士坦丁堡的事务，但是其目的无论如何也不是救助拜占廷帝国。然而，当时的东方也不存在建立新拉丁帝国的任何可能xìng。的确，曾经有一段时间出现过拜占廷帝国究竟是落入土耳其人还是落入拉丁人之手的问题。这个问题要由近一个世纪的发展来决定，尽管拜占廷帝国本身在决定局势发展中已经不起什么作用了。它的命运早就由那些脱离了帝国控制，且没有其参与的重大事件来决定了，长期以来，它已成为了其他强大政治势力的角逐目标。它内部实力耗尽，残破不全，此时只不过是个城市国家，成为土耳其人唾手可得的牺牲品。 1453年4月初，穆罕默德二世在这个城市城墙下聚集了强大的军队，[264]与之对垒的守城部队是由数量可怜的希腊军队和一小股拉丁人构成。西方人部队主要由700名热那亚士兵构成，他们是在围困刚刚开始以前才乘坐两艘战船在贵斯亭尼安尼（Guistiniani）率领下到达君士坦丁堡的，受到拜占廷人极为热情的欢迎。比较妥当的估计是，进攻一方的军队数量远超防守一方，比例大体为20：1。君士坦丁堡的力量不在于其英勇无畏但完全不合适的防御部队，而在于这个城市独一无二的地理位置，约翰八世和君士坦丁十一世都尽力对该城南部的城墙进行修缮。 在历史上，拜占廷帝国经常被其极具天然战略优势的位置和强大坚固的城防要塞所挽救，但是，同时也被其远胜于其他国家的军事技术所挽救。但是现在，这种技术优势却在土耳其人一边。穆罕默德二世调集了大量装备，并得到西方工程师的帮助，特别是得到火pào的支援。在攻击君士坦丁堡时，土耳其人使用了这种以前做梦也想不到的新式武器，用当时一个希腊人的话说：“这些大pào决定了全部问题”。[265]守城部队使用的小型火pào根本不能与土耳其人大量的军火相抗衡。 真正的围困开始于4月7日。主要的攻击目标是陆地上的城墙，特别是攻击番普顿门，土耳其人正确地判断这里是城防的薄弱点。“黄金角海湾”被粗大的铁链封锁，土耳其人使出了全部招数也未能冲破这道封锁。作为这样努力的一个结果，4月20日bào发了海战，在海战第一天，帝国舰队取得胜利。这次胜利在君士坦丁堡城内激起巨大的热情，使防御的一方得到新的鼓舞，尽管它并未使城市的危急得到丝毫缓解。另一方面，穆罕默德二世于4月22日，设法将很多船只从陆地拖过封锁线拉进“黄金角海湾”，这样，该城就遭到水、陆两面pào轰。这一小股城防部队以拼死的勇气坚守城池，拖延着不可避免的最后时刻的到来。每天夜间各个教堂举行的祈祷不断激励着他们的信念，皇帝在战斗中无比坚定的英勇行为为其臣民树立了杰出的榜样。他坚守在岗位上直到最后一刻，似乎早就抱定了必死的决心。[266]许多猛烈的进攻都被击退了，围城者的信心开始被削弱，但是经过7周的激战，被围困的城市多处城墙已经被严重毁坏，最后的关头不可能再拖延很久了。 5月29日，穆罕默德二世决定发动总攻。当苏丹在总攻前夜调集作战部队时，希腊人和拉丁人基督徒一起聚集在圣索非亚教堂举行最后的圣礼。他们作完了祈祷后回到各自的岗位，皇帝则巡视了各处城防要塞直到深夜。黎明时分，冲锋开始了，这个城市同时遭到3面攻击。防御者的勇气继续坚守了很长时间，击退了每次进攻，将敌人杀退。苏丹于是投入其主力预备队，这些精兵是奥斯曼军队中精选出来的近卫军，经过殊死拼杀，他们爬上了城墙。在这决定xìng的关头，与皇帝并肩作战的贵斯亭尼安尼不幸受了重伤，被迫撤出战斗。这个损失造成了守城一方阵脚大乱，加速了土耳其军队的突破。首都不久就落入土耳其人之手，君士坦丁十一世战至最后，如其所愿，在战斗中被杀阵亡。此后3昼夜，苏丹的军队被允许大肆抢劫这个城市，正如发起最后总攻的前夜为了激发起斗志而允诺的那样。无价之宝的财产、艺术杰作、珍贵的手抄本、圣像和教堂圣器都被毁坏。穆罕默德二世进入这个被征服的城市时，举行了盛大的入城仪式，君士坦丁堡成为奥斯曼帝国的首都。拜占廷统治从此不再存在。 正是君士坦丁一世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上建立了这个城市，拜占廷帝国才开始出现，随着这个在最后一位君士坦丁皇帝统治下的城市的沦陷，帝国也灭亡了。确实，希腊南部的莫利亚专制君主国和特拉比仲德帝国在君士坦丁堡陷落后继续存在了几年，但是，剿灭这两个国家对土耳其人已经不再存在任何问题了。对君士坦丁堡的征服为土耳其人提供了连接其欧洲和亚洲领土的桥梁，穆斯林的强大势力迅速吞并了巴尔干半岛残存的希腊人、拉丁人和斯拉夫人领土。1456年，雅典被土耳其人攻占，帕特农神庙，这个千年来献给圣母的教堂变成了土耳其的清真寺。1460年，莫利亚专制君主国寿终正寝，托马斯逃往意大利，而仇视拉丁人的迪米特里则通过门路进入苏丹宫廷。1461年9月，特拉比仲德帝国也倒台了，[267]这样，最后残余的这些希腊人领土都被土耳其人统治。塞尔维亚专制君主于1459年去世，紧接着波斯尼亚王国也于1463年灭亡，到了该世纪末，直到亚得里亚海的塞尔维亚和阿尔巴尼亚残余领土也都落入穆斯林之手。这里再度出现了一个从美索不达米亚到亚得里亚海、以君士坦丁堡为首都的统一帝国，但却是土耳其人的帝国。它从拜占廷帝国的废墟上崛起，在几个世纪里，将注定把古代拜占廷的各个领土重新统一为一个单一的政治实体。 拜占廷帝国于1453年灭亡了，但是它的精神永存。其信仰、文化和关于政治生活的理念继续活跃着，不仅在那些以前曾经是拜占廷的土地上，而且在古老帝国的边界以外地区仍然能感受到它的影响，成为欧洲各国文明和政治发展的促进因素。以希腊特有的信仰形式保存的基督教作为拜占廷精神的象征和罗马天主教的对立物被希腊人、南斯拉夫人和东斯拉夫人视为神圣。在土耳其人统治的几个世纪期间，希腊人、保加利亚人、塞尔维亚人将东正教看作其精神和民族独立的象征，正是东正教教会真正保护了巴尔干人民在土耳其人的汪洋大海中未被吞没，因此，也使他们有可能在19世纪进行民族复兴。东正教也是一面信仰的旗帜，俄罗斯各个国家在这面旗帜下实现了统一，莫斯科公国发展成为强大的国家。拜占廷帝国和南斯拉夫各王国灭亡以后不久，莫斯科再度并永远摆脱了鞑靼人的统治，作为惟一的东正教独立国家，它自然成为东正教世界的中心。伊凡三世，这位俄罗斯各国伟大的解放者和统一者娶专制君主托马斯帕列奥列格的女儿、拜占廷帝国末代皇帝的侄女为妻子。他将拜占廷帝国皇帝的标志双头鹰带在双臂上，将拜占廷宫廷礼仪引入莫斯科，不久还使俄罗斯像拜占廷帝国曾经做过的那样，成为地方基督教的领袖。俄罗斯成为拜占廷帝国真正的继承人，它从君士坦丁堡接受了拜占廷式的罗马观念。如果说君士坦丁堡是新罗马的话，那么莫斯科就是“第三罗马”。拜占廷帝国的伟大传统、信仰、政治理想和精神在俄罗斯帝国存在了几个世纪。 拜占廷文化对东方和西方甚至产生了更广泛、更深刻的影响，虽然这一影响在罗曼语系和日耳曼语系各国不如在斯拉夫语系各国那样明显，但是，拜占廷帝国对西方的文化贡献也同样不能忽视。拜占廷帝国是古典时代的希腊、罗马文明跨越时代，得以保存至今的工具，正因为如此，拜占廷帝国可以说是贡献者，而西方可以说是接受者。这一点在文艺复兴时代特别突出，当时出现了崇尚古典文化的热潮，西方发现从拜占廷文化源泉中发掘的古代宝藏就能够满足其渴求。拜占廷帝国保存了古代世界的遗产，因此，也就完成了它在世界历史发展中的使命。它从毁灭中拯救并保护了罗马法、希腊文学、希腊哲学和学问，使得这笔宝贵的遗产能够流传给西欧各民族，他们至今仍在接受这笔遗产。 【注释】 [1]On this cf.A.Rubo i Lluch，‘Paquicomres y Muntaner’，Set.hist.arqueol.de l’Institut d’Estudis Catalans.Mémoires Ⅰ（1927），33 ff. [2]On the date of his birth cf.V.Grecu，Bull de l’Acad.Roumaine 27（1946），56 ff. [3]On the life and writings of Nicephorus Gregoras cf.R.Guilland，Essai sur Nicéphore Grégoras，Paris 1926. [4]Bezdeki，‘Nicephori Gregorae epistolae XC’，Ephcomris Dacoromana 2（1925），239-377;R.Guilland，Correspondance de Nicéphore Grégoras，Paris 1927，where scom of the 161 extant letters of N.Gregoras are printed with French trans.，but for the majority only a very brief summary is given.The careful notes，pp.291-389，on N.Gregoras’correspondents are useful;but on the text and trans.cf.H.Grégoire，B 3，468 ff. [5]ed.J.Darko，Laonici Chalcocandylae historiarum demonstrationes Ⅰ，Ⅱ1 and 2，Budapest 1922，1923 and 1927;Rumanian translation，V.Grecu，Laonic Chalcocondil：Expuneri istorice，Ed.Acad.Rep.Pop.Romine 1958.Cf.also K.Güterbock，‘Laonikos Chalkondyles’，Zeitschr.f.Volkerrecht 4（1910），72 ff.；Darko，｀Zum Leben des Laonikos Chalkon-kondyles’，BZ 24（1923），29 ff.；idem，‘Neue Beitrage zur Biographie des Laonikos Chalkokondyles’，ibid.27（1927），275 ff.；idem，｀Neue comndationsvorschlage zu Laonikos Chalkokondyles’，ibid.32（1932），2 ff.W.Miller，‘The Last Athenian Historian：Laonikos Chalkondyles’，JHS 42（1922），36 ff..Athens 1926，pp.104-71.A.Ncomt，Die türkische Prosopographie bei Laonikos Chalkokandyles，Diss.Hamburg 1933;further bibliography in Moravcsik，Byzantinoturcica Ⅰ，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112 章 nd ed.，396 ff. [6]His first ncom has not been preserved.V.Grecu，‘Pour unecomilleure connaissance de l’historien Doukas’，Mémorial L.Petit（1948），128 ff.，argues that he was called Michael like his grandfather but this is so far only a suggestion. [7]New critical edition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Rumanian translation;V.Grecu，Ducas，Istoria turco-bizantinǎ（1341-1462），Ed.Acad.Rep.Pop.Romine 1958. [8]On his ncom cf.V.Laurent，et nonBZ 44（1951）（Dolger Festschrift），373 ff.，and‘Sphrantzès et non Phrantzès à nouveau’，REB 9（1951），170 f. [9]There is a new edition of the first two books by J.B.Papadopoulos，Georgii Phrantzae Chronikon Ⅰ，Leipzig（Teubner）1935.As he had already stated elsewhere（cf.Bulletin de l’Inst.Archéol.Bulgare 9，177 ff.），he did not consider that Sphrantzes was the author of the Chron.Maius which he was editing，but thought that this was based on the shorter Chron.Minus（Migne，PG 156，1025-80）which he regarded as the genuine work of Sphrantzes，while the Maius was produced in 1573-5 by Macarius Melissenus.F.Dolger，Otto-Glauning-Festschrift（1936），29 ff.，and BZ 37（1937），502 f.，thinks that the Minus was Sphrantzes’diary which he himself expanded and revised when he wrote his history（i.e.the Chron.Maius）which was subsequently falsified by Macarius with various additions.This view was then supported by Papadopulos，über“Maius”und“Minus”des Georgios Phrantzes’，BZ 38（1938），323 ff.Cf.also Dolger，ibid.489 ff.On the other hand，V.Grcoml，EO 36（1937），88 f.，and H.Grégoire，B 12（1937），389 ff.，consider that the Maius was the real work of Sphrantzes and the Minus an extract made later;Moravcsik，Byzantinoturcica Ⅰ，152.also inclines towards this view.Meanwhile，those who attack the genuineness of the Maius have received fresh support from the investigations of R.J.Loenertz，‘La date de la lettreθ’de Manuel Paléologue etl’inauthenticitédu‘Chronicon Maius de Georges Phrantzès’，EO 39（1940），91 ff.，and especially his‘Autour du Chronicon Maius attribué à Georges Phrantzès’，Miscellanea G.Mercati Ⅲ（1946），273 ff.，where he maintains that the Maius is a compilation made by Macarius Melissenus from the genuine Minus，as well as also from Chalcocondyles and the chronicle of Dorotheus of Monemvasia.This conclusion is based on weighty and in the main entirely convincing argcomnts;its accuracy is made increasingly certain by further research into this period，so that the dispute may now be regarded as concluded.The view of Loenertz is now also shared by Moravcsik，Byzantinoturcica Ⅰ，2nd ed.，287 ff.cf.Dolger’s agrecomnt，BZ 43（1950），63. [10]Cf.E.Cernousov，‘Duka，odin iz istorikov konca Vizantii’（Ducas，one of the historians of the Byzantine downfall），VV 21（1914），171 ff.；W.Miller，‘The Historians Doukas and Phrantzes’，JHS 46（1926），63 ff.；V.Grecu，Pour unecomilleure connaissance de l’historien Doukas’，Mémorial L.Petit（1948），128 ff.Further bibliography in Moravcsik，Byzantinoturcica Ⅰ，2nd ed.，250 ff. [11]Müller，FHG，v（1870），40-161;English translation，C.T.Riggs，History of Mecomd the Conqueror by Kritovoulos，Princeton;1954;a critical edition of Critobulus，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translation in Rumanian has been published by V.Grecu，Critobuli Imbriotae De rebus per annos 1451-1467 a Mechcomte Ⅱ gestis，Editio Acad.Reip.Pop.Romaniae，1963.On Critobulus and his work see J.Radonic，‘Kritovul，vizantijskiistorik XV v.’（Critobulus，a Byzantine historian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Glas Srpske Kralj Akad.138（1930），59 ff.；Z.V.Udalcova，‘Vizantijskij istorik Kritovul o juznych slavjanach i drugich narodach Balkanskogo poluostrova v XV v.’（The Byzantine historian Critobulus on the southern Slavs and other Balkan peoples in the XVth century），VV 4（1951），91 ff.See also Moravcsik，Byzantinoturcica Ⅰ，2nd ed.，434 ff. [12]The account of the fall of Constantinople given by the four Byzantine historians is to be found printed all together with an introduction in N.Tomadakes，（1453）。，Athens，1953.A.German translation of the account from the Chronicon Maius attributed to Sphrantzes，with introduction and cocomntary，is given by E.v.Ivanka，Die letzten Tage von Konstantinopel in Byz.Geschichtsschreiber Ⅰ，Graz-Vienna Cologne，1954.For a Russian translation of the accounts of pseudo-Sphrantzes and Ducas see A.A.Stepanov，‘Vizantijskie istoriki Duka i Frandzi o padenii Konstantinopolia’（The Byzantine Historians Ducas and Phrantzes on the Fall of Constantinople），VV 7（1953），385-430. An extensive chronicle of the Turkish Sultans up to 1512，written in the Greek vernacular and preserved in the Codex Barberinus gr.111，has been published by G.Zoras，‘Athens，1958.But，as has been shown by E.A.Zachariadou，14（1960），this chronicle goes back to an Italian original. [13]Nicolo Barbaro，Giornale dell’assedio di Constantinopoli 1453，ed.E.Cornet，Vienna 1856.Special attention should be given to the account which Leonard of Chios sent on 16 August 1453 to Pope Nicholas V;cf.Gy.Moravcsik，‘Bericht des Leonardus Chiensisüber den Fall von Konstantinopel in einer vulgargriechischen Quelle’，BZ 44（1951）（Dolger-Festschrift），428 ff.There is also the interesting account of the Russian Nestor Iskander who took part in the battle for Constantinople on the Turkish side;cf.N.A.Smirnov，‘Istoriceskoe znacene russkoj’Povesti’Nestora Iskandera o vzjatii turkami Konstantinopolja v 1453 g.’（Th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Russian‘Relatio’of Nestor Iskander about the capture of Constantinople by the Turks in 1453），VV 7（1953），50 ff.For other accounts of the fall of Constantinople by non-Greek eye－witnesses cf.the list in Gibbon-Bury.Ⅶ，332 ff.，and Vasiliev，History（1952），649.On the accounts of the Turkish sources cf.A.Moschopoulos，‘Le siège et la prise de Constantinople selon les sources turques’，Le Cinq-centicom anniversaire de la prise de Constantinople，Athens 1953，23 ff. [14]An important chronicle stretching to 1391，published by J.Müller，‘Byzantinische Analekten’，S.B.d.Wiener Akad.Ⅸ，1852，389 ff.This chronicle is given in a shortened form（omitting the beginning covering the years 1204 to 1282 which is practically valueless）by Lampros-Amantos，Nr.52，pp.88 ff.；cf.also Nr.15，pp.31 ff.This collection contains a number of other chronicles which give information of great imoprtance on the chronology of the Paiaeologian period.Valuable critical cocomnts on this edition are given by P.Wittek，B 12（1937），309 ff.Charanis，‘Short Chronicle’，gives a useful historcal cocomntary on the.A similar chronicle of significance going to 1352 has been published from a Moscow manuscript by B.Gorjanov，VV 2（1949），276 ff.，with a Russian trans.It is prefaced by an introduction which unfortunately shows no acquaintance with the many other known sources of this type，while the edition of the text and the translation leave much to be desired.A further short chronicle with interesting information o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fourteenth and the first half of the fifteenth centuries has recently been published by R.J.Loenertz，‘Chronicon breve de Graecorum imperatoribus，ab anno 1341 ad annum 1453 codice Vaticano Graeco 162’，EEBS 28（1958），204 ff.Cf.also the‘Chronicon breve Thessalonicense’published by Loenertz in Démétrius Cydonès，Correspondence Ⅰ，Studi e Testi 186（1956），174，and his article，‘Chroniques breves byzantines’，OCP 24（1958），158 ff. [15]ed.Ⅰ.Bogdan，Archiv f.slav.Philol.13（1891），526-35;cf.the important cocomnts of K.Jirecek，‘Zur Würdigung der neuentdeckten bulgarischen Chronik’，ibid.14（1892），235 ff. [16]ed.V.Jagic，Glasnik 42（1875），223-8，372-7;cf.St.Stanojevic，‘Die Biographie Stephan Lazarevics von Konstantin dem Philosophen als Geschichtsquelle’，Archiv f.slav.Philol.18（1896），409-72. [17]ed.G.Destunis，st.Petersburg 1858（with Russian trans.）；J.Avramovic，Glasnik 14（1862），233-75（with Serbian trans.）；also Ⅰ.Bekker in CB，Epirotica，Fracomntum Ⅱ，209-39.As part of an extensively planned work，which arose out of the investigations of a reliquary of Epirote provenance now preserved in the cathedral treasure of Cuenca in Spain，a new edition of this chronicle with detailed cocomntary has been produced by S.Cirac Estopan～an，Bizancio y Espan～a.El legato de la basilissa Maria y de los déspotas Thomas y Esaú de Joannina，Ⅰ-Ⅱ，Barcelona 1943.He also gives by way of an appendix a very cursory history of Epirus.On the Epirote chronicles，cf.L.Vranusis，，Joannina，1962.A critical edition of the text is to follow this comprehensive and fundcomntal preliminary work.See also the important discussion by G.Schirò，‘Struttura e contenuto della Cronaca dei Tocco’，B 32（1962），203-50，343 f. [18]Critical edition with introduction and cocomntary by O.Lampsides，，Athens 1958. [19]Detailed research into the manuscript tradition of the correspondence has been done by W.Lccomre，La tradition manuscrite de la Correspondance de Grégoire de Chypre，Brussels-Rcom 1937;the text of the autobiography with a French trans.is also given here（pp.176-91），but unfortunately Lccomre has not done a new edition of the letters.The edition of（1910）is inaccessible tocom，but as Lccomre，7 ff.，shows，it is very incomplete and based on inadequate examination of the manuscripts.The two orations eulogizing Michael Ⅷ and Andronicus Ⅱ were published by Fr.Boissonade，Anecdota Graeca　Ⅰ，313-93.The collected works are in Migne，PG 142，20-469，where the theological works against the Latin doctrine and the supporters of the ecclesiastical union are printed together with the autobiography and the panegyrics. [20]On his life，his political activity and his literary work cf.the detailed study of J.Verpeaux，Nicéphore Choumnos，hocom d’Etat et humaniste byzantin（c.1250/5-1327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113 章 ），Paris 1959. [21]Most of the known writiings of Nicephorus Chumnus can be found in Fr.Boissonade，Anecdota Graeca Ⅰ，Ⅱ，Ⅲ，Ⅴ.The doccomntscomntioned are also in Zepos，Jus Ⅰ，558 ff.and 549 ff.Cf.also‘Actes de l’Athos’17 Nr.26.Cf.the full information，including a list of his works in manuscript in J.Verpeaux，op.cit.，17 ff. [22]Migne，PG 145，447-548. [23]The report of the embassy is given in Sathas，（1872），154-93.Most of the rhetorical works are still unedited，but there is，however，a eulogy on Nicaea in Sathas Ⅰ，139-53.The Miscellanea，the main work of Metochites，is in the old edition of Chr.G.Müller and Th.Kiessling，Th.Metochitae Miscellanea philosophica et historica，Leipzig 1821.Of the twenty poems so far known，only three have been edited by M.Treu，Dichtungen d.Grosslogotheten Theodoros Metochites，Gymnasial-Progr.Potsdam 1895（the first poem giving detailed information on Metochites’life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and by R.Guilland，‘Le palais de Théodore Métochite’，Rev.des Etudes grecques 35（1922），82.On the unedited poems cf.R.Guilland，‘Les Poésies inédites de Théodore Métochite’，B 3（1926），265 ff.；idem，Correspondance de Nicéphore Grégoras 358 ff.；An evaluation of Metochites and his work as a whole is made by H.G.Beck，Theodore Metochites.Die Krise des byzantinischen Weltbildes in 14.Jahrhundert，Munich 1952.Of equal importance both for Metochites and for Chumnus，as well as for the intellectual life of the period，is the penetrating study by Ⅰ.Sevcenko，?tudes sur la polémique entre Théodore Métochite et Nicéphore Choumnos，Brussels，1962. [24]Fr.Boissonade，Anecdota Graeca Ⅴ，159-82;M.Treu，BZ 5（1896），546 f. [25]L.Previale，‘Un panegirico inedito per Michele Ⅷ Paleologo’，BZ 42（1942），1 ff. [26]E.Miller，Manuelis Philae carmina，2 vols.，Paris 1855-7;A.Martini，Manuelis Philae carmina inedita，Naples 1900. [27]G.Cacomlli，Démétrius Cydonès，Correspondance，Paris 1930，gives a selection of fifty letters，with French trans.and a valuable biographical introduction.Cf.the important cocomnts of G.Mercati，‘Per l’epistolario di Dcomtrio Cidone’，Studi bizant.e neoell.3（1931），203 ff.，and his extrcomly valuable work，Notizie di Procoro e Dcomtrio Cidone…ed altri appunti（Studi e testi 56，Vatican 1931），containing several other letters and important writings.The autobiography of Dcomtrius Cydones published in this collection（359 ff.），has been translated by H.G.Beck，Ostkirchliche Studien I（1952），208-25;264-82.Cf.also the successful treacomnt of Loenertz，‘M.Paléologue et D.Cydonès’，and particularly Loenertz，Lettres de D.Cydonès，where there is a very thorough investigation into the whole manuscript tradition as the preliminary to a complete edition of the correspondence，as well as an edition of five more letters and two minor writings.Now cf.the edition that has recently been published by R.J.Loenertz，Démétrius Cydlonès，Correspondence I，II，Studi e Testi 186（1956）and 208（1960）。 [28]G.Cacomllii，‘Dcomtrii Cydonii orationes tres，adhuc ineditae’，BNJ 3（1922），67 ff.and 4（1923），77 ff.，282 ff. [29]Migne，PG 109，640 ff.；154，961 ff.，1009 ff. [30]Zacharia von Lingenthal，‘Prooemien zu Chrysobullen von D.Cydones’，S.B.d.Preuss.Akad.1888，1409 ff.Cf.also Sp.Lampros，‘Ein Proomium zu einem Chrysobull von D.Kydones’，BZ 5（1896），339 f. [31]Edited by R.-J.Loenertz，Correspondance de Manuel Calécas（Studi e Test 152，1950），with detailed biographical introduction and very useful prosopographical information on M.Calecas’correspondents. [32]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hesychast and anti-hesychast writings still remains unedited.What has so far been published is available for the most part in Migne，PG 150 and 151.Three important writings of Gregory Palamas have been published and translated by J.Meyendorff，Grégoire Palamas，Défense des saints hésychastes，Louvain 1959.A closerinsight into both the edited and unedited hesychast and anti-hesychast works is givenby the important work of Meyendorff，Palamas.Cf.also Beck，Kirche，712 ff. [33]P.Enepekides，‘Der Briefwechsel des Mystikers Nikolaos Kabasilas’BZ 46（1953），18 ff.Cf.the interesting observations on this in I.Sevcenko，‘Nicolaus Cabasilas’Correspondance and the Treacomnt of Late Byzantine Literary Texts’，BZ 47（1954），49 ff. [34]R.Guilland，‘Le traitéinédit｀Sur l’usure’de Nicolas Cabasilas’，（1935），269-77;Migne，PG 150，727-50.On this cf.Zakythinos，Crise monétaire 120 ff. [35]Until recently，this work was only known in the form of extracts published by Tafrali，Thessalonique，261 ff.It is now available in full in the edition by I.Sevcenko，‘Nicolas Cabasilas’“Anti-Zealot”Discourse.A Reinterpretation’，DOP 11（1957），81-171，who also makes it the subject of an important study which goes deep into the problems of Byzantine social history.Sevcenko shows that Cabasilas’discourse was not written against the rule of the Zealots in Thessalonica as was previously supposed，but against the imperial govercomnt’scomasures of secularization for military purposes，i.e.by granting monastic lands in pronoia.In a further article he examines a number of texts from the MS.Parisinus gr.1276，which seem to represent the earlier redactions of the work with corrections and additions in Cabasilas’own hand：I.Sevcenko，‘The Author’s Draft of Nicolas Cabasilas’“Anti-Zealot”Discourse in Parisinus graecus 1276’，DOP 14（1960）179 ff.Since by reason of its watermarks this MS.must be dated to the later decades of the fourteenth century，Cabasilas’discourse was not produced in the fifth decade of this century，as Sevcenko had believed in his first article，and consequently was not directed against the govercomnt of Anne of Savoy but against the very extensive alienations of monastic properties and their distribution to pronoiars after the battle of Marica in 1371，which seems much more convincing（see below，p.541）.This later dating is undoubtedly a strong argcomnt in favour of Sevcenko’s thesis that Cabasilas’discourse has nothing to do with the Zealots. [36]Published，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and cocomntary，by I.Sevcenko，‘Alexius Makrembolites and his“Dialogue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ZRVI 6（1960），187-228. [37]E.Legrand，Lettres de l‘empereur Manuel Paléologue，Paris 1893;Migne，PG 156，82 ff. [38]A translation of part of this work，from the Vienna MS.Suppl.gr.75 is given by H.Hunger，Byzantinische Geisteswelt，Baden-Baden 1958，282-6.For the other writings and correspondence of John Chortacomnus cf.idem，‘Zeitgeschichte in der Rhetorik des sterbenden Byzanz’，Wiener Archiv f.Gesch.des Slawentums u.Osteuropas 3（1959），152 ff. [39]Cf.the collection of texts in Sp.Lampros.，4 vols.，Athens 1912-30.The important new edition of G.Scholarius by E.Petit，H.A.Siderides and M.Jugie，Paris 1928 ff.，is not accessible tocom. [40]ed.Gy.Moravcsik，Ⅰ，Budapest 1935. [41]ed.G.E．Heimbach，Leipzig 1851.On the occasion of the 600 th anniversary of the Hexabiblos the Law Faculty of the University of Thessalonica published a number of important historical and legal papers in theirυ，Thessalonica 1951. [42]ed.Rhalles and Potles，Ⅵ，Athens 1859;Serbian trans.ed.St.Novakovic，Matije Vlastara Sintagmat（The Syntagma of Matthew Blastares），Belgrade 1907. [43]Cf.especially F.Dolger，Aus den Schatzkacomrn des Heiligen Berges，Munich 1948;P.Lcomrle，Actes de Kutlumus，Paris 1945;A.Guillou，Les Archives de Saint-Jean-Prodrcom sur le mont Ménécée，Paris 1955;F.Dolger，Sechs byzantinische Praktika des 14.Jahrhunderts für das Athoskloster Iberon，Abh.d.Bayer.Akad.d.Wissensch.N.F.28，1949;V.Mosin，‘Akti iz svetogorskih arhiva’（Doccomnts from the archives of the Holy Mountain），Spcomnik Srpske Akad.Nauka 91，1939;V.Mosin-A.Sovre，Supplcomnta ad acta Chilandarii，Ljublijana 1948.Cf.above，p.282，note 2，for details of the most important older publications.A collection of the Greek doccomnts of Serbian rulers is given by A.Solovjev and V.Mosin，Grcke povelje srpskih vladara（Greek charters of the Serbian rulers），Belgrade 1936，with a valuable cocomntary on technical terms. [44]N.Jorga，Notes et extraits pour servir à l’histoire des croisades au XVe siècle，6 vols.，Paris 1899-1916. [45]F.Thiriet，Régestes des délibérations du Sénat de Venise concernant la Romanie Ⅰ-Ⅲ，Paris-La Haye，1958-61. [46]Illibro dei conti di Giacomo Badoer，ed.U.Doriniand T.Bertelè，Rcom，1956.An interesting source for economic conditions and the currency of the late Byzantine period is to befound in Ein byzantinisches Rechenbuch des 15.Jahrhunderts，ed.H.Hunger and K.Vogel，Denkschriften der?sterr.Akad.d.Wissensch.Philos.-hist.Kl.，vol.78，pt.2.Vienna 1963. [47]Information on the rights and authority of the co-Emperor is given in Michael Ⅷ’s prostagma of November 1272;cf.above，pp.422 and 457. [48]Pseudo-Codinus 86.On this cf.F.Dolger，BZ 33（1933），141，Ostrogorsky，‘Avtokrator’108 ff.，117 ff.，and Annales de l’Institut Kondakov 10（1938），179 ff.，where it is shown that the title of Autocrator was not applied to co-Emperors before the Palaeologian period. [49]Nic.Gregoras Ⅰ，243 ff.On this see M.Laskaris，Viz.princeze 73，and M.Dinic‘Odnos icomdju kralja Milutina i Dragutina’（Relations between King Milutin and Dragutin）ZRVI 3（1955），77 ff.who places this episode in the period around 1315. [50]Cf.the excellent cocomnts of Stein，‘Untersuchungen’20 ff. [51]Cf.especially P.Charanis‘On the Social Structure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in the Thirteenth century and Later’BS 12（1951），94 ff.；A.P.Kazdan，Agrarnye otnosenija v Vizantii XIII-XIVvv.（Agrarian relations in Byzantium in the thirteenth and fourteenth centuries），Moscow 1952;G.Rouillard，La vie ru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114 章 rale dans l’Empire byzantin，Paris 1953;Ostrogorsky，Paysannerie;B.T.Gorjanov，Pozdnevizantijskij immunitet（Late Byzantine immunity），VV 11（1956），177 ff.，12（1957），97 ff.；G.A.Ostrogorsky，‘K istorii immuniteta v Vizantii’，VV 13（1958），55 ff.（tr.‘Pour l’histoire de l’immunité à Byzance’，B 28（1958），165 ff.）；D.Angelov，Agrarnite otnosenija v severna i sredna Makedonija prez XIVvek（Agrarian relations in northern and central Macedonia in the fourteenth century），Sofia 1958. [52]Pachcomres Ⅰ，97. [53]Ostrogorsky，Féodalité，92 ff. [54]Chronicle of the Morea 4657 ff. [55]Pachcomres Ⅰ，466. [56]Chapman，Michel Paléologue 154，appears to accept a total strength at 20，000comn，assuming a mobile force of 15，000 with 5，000 garrisoning the towns.But no doubt the 15，000 soldiers fighting in the Peloponnese from about 1263-5（according to Hopf，followed by Chapman）were only part of the available troops，since fighting was going on at the scom tcom in other districts. [57]Nic.Gregoras Ⅰ，174;20. [58]Nic.Gregoras Ⅰ，223，20 and 158，10. [59]Cf.Stein，‘Untersuchungen’11 ff.；Zakythinos，Crise monétaire 6 and 23. [60]Cf.Dolger，‘Zur Textgestaltung der Lavra-Urkunden und zu ihrer geschichtlichen Auswertung’，BZ 39（1939），64 f.；Zakythinos，Crise monétaire 2. [61]Cf.Bratianu，Etudes byz.221 ff. [62]Pachcomres Ⅱ，493 f.On this cf.Zakythinos，Crise monétaire 8 ff.，who correctly interprets the information given by Pachcomres and points out where earlier interpretations have gone wrong. [63]Pachcomres Ⅱ，494.Graphic details of the misery and hunger of the Byzantine population are given in the letters of Athanasius Patriarch of Constantinople;cf.the extracts in R.Guilland，‘La correspondance inédite d’Athanase，Patriarche de Constantinople（1289-93;1304-10）’，Mélanges Diehl Ⅰ（1930），138 f.Cf.also Bratianu，?tudes byz.162 ff.；Zakythinos，Crise monétaire 109 f. [64]Nic.Gregoras Ⅰ，317. [65]Pachcomres Ⅱ，493. [66]Cf.G.Ostrogorsky，‘Pour l’histoire de l’immunité à Byzance’，BZ 28（1958），211 ff. [67]Stein，Studien 142 ff. [68]Stein，‘Untersuchungen’10，considers that the sum of 1，000，000 hyperp.given by Nic.Gregoras was the state’s total revenue from all sources，which can hardly be true.But，allowing for the depreciation in value of the hyperpyron，he is probably not exaggerating when he estimates that the revenue towards the end of the thirteenth century before the tax reforms of Andronicus was‘at most an eighth of that of the iconoclast Emperors’。 [69]Nic.Gregoras Ⅰ，317，23. [70]Nic.Gregoras Ⅰ，317，12. [71]Ph.Meyer，Die Haupturkunden für die Geschichte der Athoskloster（1894），190 ff.；Porf.Uspenskij，Istorija Afona Ⅲ，2（1892），140 ff. [72]H.Gelzer，‘Ungedruckte und ungenügend veroffentlichte Texte der Notitiae episcopatuum’，Abh.d.Bayer.Akad.d.Wiss.21，Abh.3（1903），595 ff.On the Notitiae episcopatuum now see the comprehensive survey of Beck，Kirche，148 ff. [73]Cf.G.Bratianu，‘Notes sur le projet de mariage entre l’empereur Michel Ⅸ Paléologue et Catherine de Courtenay’，Revue du Sud-Est europ.1（1924），59 ff.Cf.Pia Schmid，‘Zur Chronologie von Pachcomres，Andronikos L.Ⅱ-Ⅶ’，BZ 51（1958），84. [74]Daughter of his sister Eulogia，cf.Papadopulos，Genealogie der Palaiologen Nr.30. [75]Cf.Jirecek，Geschichte Ⅰ，339. [76]Cf.M.Laskaris，Viz.princeze，55 ff.，M.Dinic，‘Odnos icomdju kralja Milutina i Dragutina’（Relations between king Milutin and Dragutin）ZRVI 3（1955），57 ff. [77]Cf.M.Laskaris，Viz.princeze，58. [78]See Theodore Metochites’account of the embassy，Sathas，。Ⅰ，166. [79]Cf.G.Ostrogorsky，‘Dusan i njegova vlastela u borbi sa Vizantijom’（Dusan and his nobles in the struggle against Byzantium），Zbornik u cast seste stogodisnjice Zakonika cara Dusana，Ⅰ（1951），79 ff. [80]Cf.V.Mosin，‘Vizantiski uticaj u Srbiji u XIVv.’（Byzantine influence in Serbia in the foruteenth century），Jugosl.Istoriski casopis 3（1937），147 ff. [81]Cf.G.J.Bratianu，Recherches sur le cocomrce génois dans la Mer Noire auVIIIe siècle，Paris 1929，250 ff. [82]Tafel and Thomas Ⅲ，391 ff. [83]Hopf，Geschichte Ⅰ，372 ff.；Heyd，Cocomrce de Levant Ⅰ，445 ff.461 ff.；Miller，Essays 283 ff. [84]Nic.Gregoras Ⅰ，138. [85]Pachcomres Ⅰ，310.Cf.also the excellent cocomnts of Wittek，Mentesche 16 ff.，24 ff. [86]Cf.Wittek，Mentesche 18. [87]A.Rubioy Lluch has done particularly valuable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the Catalans in the East;his ncomrous works are cited and cocomnted on by K.M.Setton，p.286 ff.（cf.below）.Cf.also G.Schlumberger，Expédition des‘Almugavares’ou routiers catalans en Orient，Paris 1902;Miller，Latins 211 ff.；L.N.d’Olwer，L’expansio de Catalunya en la Mediterr à nia oriental，Barcelona 1926;and especially K.M.Setton，Catalan Domination of Athens 1311-88，Cambridge，Mass.1948. [88]She was a daughter of the Bulgarian tzar Ivan Ⅲ Asen（1279-80）who fled to Constantinople and of Irene Palaeologina，a sister of Andronicus Ⅱ；cf.Papadopulos，Genealogie der Palaiologen Nr.44. [89]F.Dolger，‘Einigesüber Theodora，die Griechin，Zarin der Bulgaren（1308-30）’，Mélanges Grégoire Ⅰ（1949），215 f.，note 2（=Paraspora 225 f.，note 8）considers that it was in connection with this peace treaty that Theodora，the daughter of Michael Ⅺ，was given in marriage to the tzar Theodore Svetoslav（i.e.as early as 1308 and not 1320，as used to be thought）。 [90]Cf.M.Dinic，‘Odnos icomdju kralja Milutina i Dragutina’（Relations between king Milutin and Dragutin），ZRVI 3（1955），62 ff.where in many respects he casts new light on the events of this period in Serbia. [91]Cf.K.M.Setton，Catalan Domination of Athens，1311-88，Cambridge，Mass.1948. [92]Nic.Gregoras Ⅰ，268.Cf.also Andronicus Ⅱ’s chrysobull to Chilandari of October 1213，‘Actes de l’Athos’17，Nr.26. [93]Jirecek，Geschichte Ⅰ，346 ff.M.Dinic，‘Odnos icomdju kralja Milutina i Dragutina’，ZRVI 3（1955），77 ff. [94]A chrysobull，no longer extant，was granted to the city by Michael Ⅷ，probably soon after the reconquest of Constantinople（Dolger，Reg.1897）.It received a further chrysobull from Andronicus Ⅱ in 1284：Miklosich-Müller Ⅴ，154/55（Reg.2102）.The date of the very important chrysobull，only preserved in the Chronicon Maius of Sphrantzes（ed.Bonn，400-4），which lists the privileges of thecomrchants of Monemvasia with great detail and accuracy，is uncertain.Zachariae，Jus Ⅲ，634-8（=Zepos，Jus Ⅰ，538-41），and Miklosich-Müller Ⅴ，165-8，treat it as a chrysobull of Andronicus Ⅱ of Nov.1317（more correctly 1316）.F.Dolger（Facsimiles byz.Kaiserurk.，Sp.34，Reg.1897 and BZ 34（1934），126 f.）has several tcoms put forward the view that it is a chrysobull of Andronicus Ⅲ of 1336 but in his Reg.IV he refers to it as a chrysobull of Andronicus Ⅱ of Nov.1316，abandoning his earlier view，and giving detailed reasons for his change of opinion（Reg.2383）.However，it follows from Miklosich-Müller Ⅴ，166，5，that this is the first tcom that the person granting this chrysobull has given a privilege to Monemvasia.Therefore-quite apart from other by nocomans minor difficulties-this chrysobull cannot have been granted by Andronicus Ⅱ，the author of the chrysobull of 1284，but should be dated to Andronicus Ⅲ，if not to Andronicus Ⅳ in 1376.It is true that its peculiarities fit neither the one nor the other in evey respect and one would also have to make certain corrections to the date that is attached to it-quite considerable corrections in the case of Andronicus Ⅲ.But in any case there is no question as to the authenticity of this valuable doccomnt. [95]Cf.Ferjancic，Despoti，47 f. [96]Nic.Gregoras Ⅰ，229 ff.，278 f.Cf.I.Sokolov，‘Krupnye icomlkie vlasteli v Fessalii’（Great and lesser nobles in Thessaly），VV 24（1923-6），35 ff.；A.Solovjev，‘Fessalijskie archonty v XIVv.’（The magnates of Thessaly in the fourteenth century），BS 4（1932），159 ff. [97]Nic，Gregoras Ⅰ，302，3 and 426，3. [98]Nic.Gregoras Ⅰ，319，14. [99]Cf.Papadopulos，Genealogie der Palaiologen Nr.38. [100]On the date cf.Charanis，‘Short Chronicle’341 f.，who uses the anonymous chronicle of 1391（Lampros-Amantos，Nr.52，5）。 [101]Cf.Zacharia，Geschichte 385 ff.，and L.Petit，‘La réfocom judiciaire d’Andronic Paléologue（1329），EO 9（1906），134 ff.，and above all the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of Lcomrle who has done really detailed work on this subject for the first tcom.Cf.P.Lcomrle，‘Le Juge général des Grecs et la réfocom judiciaire d’Andronic Ⅲ’，Mémorial L.Petit（1948），292-316;‘Recherches sur les institutions judiciaires à l’époque des Paléologues.Ⅰ：Le tribunal impérial’，Mélanges Grégoire Ⅰ（1949），369-84;‘Recherches sur les institutions judiciaires à l’époque des Paléologues.Ⅱ；Le tribunal du patriarcat ou tribunal synodal’，Mélanges Peeters（1950），320-3.Cf.also Ⅰ.Sevcenko，‘Léon Bardalès et les juges généraux ou la corruption des incorruptibles’，B 19（1949），247 ff. [102]Cantacuzenus Ⅱ，58 ff.，expressly maintains this for 1341. [103]Jirecek，Geschichte Ⅰ，361 ff.；A.Burmov，‘Istorija na Bulgarija prez vrcomto na Sismanovci’（History of Bulgaria in the tcom of the Sisman dynasty），Godisnik na Sofijskija Univ.43（1947），40 ff. [104]Cf.G.Ostrogorsky，‘Dusan i njegova vlastela u borbi sa Vizantijom’（Dusan and his nobles in the struggle with Byzantium），Zbornik…cara Dusana Ⅰ（1951），79 ff. [105]Jirecek，Geschichte Ⅰ，367 ff.M.Dinic，‘Za hronologiju Dusanovih osvajanja，vizantiskih gradova’（On the chronology of Dusan’s conquest of Byzantine towns），ZRVI 4（1956），7. [106]On the date cf.Sp.Lampros，7（1910），154=Lampros-Amantos，Nr.26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115 章 ，4.It is given as 1 March 1331 in the chronicle published by Gorjanov，VV 2（1949），283，86;on this cf.V.Laurent，REB 7（1950），209. [107]On the capture of Niccomdeia in 1337 cf.G.Arnakis，Athens 1947，197，and Ⅴ.Laurent，REB 7（1949），211. [108]Cantacuzenus Ⅰ，474，describes them as． [109]This chronology follows Florinskij，‘Andronik i Kantakuzin’，vol.204，241 f.，note 3. [110]Cantacuzenus Ⅰ，504. [111]On the date of John V’s birth（November 1331）cf.Charanis，‘Short Chronicle’344，based on Lampros-Amantos，Nr.47，11. [112]Cantacuzenus Ⅱ，80. [113]Apparently for a tcom the Empress-mother Anna was formally recognized as senior sovereign in Constantinople.Cf.the seals and coins in T.Bertelè，Monete e sigilli di Anna di Savoia，imperatrice di Bisanzio（Rcom 1937），and the cocomnts on these by F.Dolger，BZ 38（1938），195 f.Cf.also Dolger，‘Johannes Ⅵ.Kantakuzenos als dynastischer Legitimist’，Annales de l’Inst.Kondakov 10（1938），19 ff.（Paraspora，p.194 ff.）。 [114]Cf.K.Holl，Enthusiasmus und Bussgewalt beim griechischen Monchtum.Eine Studie zu Scomon dem neuen Theologen，Leipzig 1898;further bibliography in Beck，Kirche，585 ff. [115]On the theology of Gregory Palamas cf.Monach Vasilij（Krivosein），‘Asketiceskoe i bogoslovskoe ucenie sv.Grigorija Palamy’（The ascetical and theological teaching of St.Gregory Palamas），Sem.Kond.8（1936），99-154，where a detailed account of the older literature is given;trans.into German，Monch Wassilij，‘Die asketische und theologische Lehre des hl.Gregorius Palamas’，Das ostl.Christentum，Heft 8（1939）；trans.into English，Eastern Churches Quarterly 3（1938;reprinted separately 1954）；and especially Meyendorff，Palamas，173 ff.；Beck，Kirche，323 ff.，712 ff.Cf.also H.G.Beck，‘Palamismus und Humanismus’，XIIe Congrès Intern.des?tudes byz.Rapports III，Belgrade-Ochrida 1961，and also the suppl.papers of G.Schiròand J.Meyendorff，ibid.，Rapports complcomntaires，35 ff.，39 f. [116]Cf.Meyendorff，Palamas，77 ff. [117]This has previously been overlooked，but is made quite clear by Meyendorff，Palamas. [118]Cf.the important cocomnts by Bratianu，Privilèges 101 ff.；Bréhier，Institutions 208 ff. [119]Cf.E.Frances，‘La féodalitéet les villes byzantines auxXIIIe XIVe siècles’，BS 16（1955），76 ff.；E.Kirsten，‘Die byzantinische Stadt’，Berichte zum XI Intern.Byzantinisten-Kongress，Munich 1958，34 ff.；N.V.Pigulevskaja-E.E.Lipsic-M.J.Sjuzjumov-A.P.Kazdan‘Gorod i derevnja v Vizantii v Ⅳ-Ⅻe vv.’（Town and Country in Byzantium from the fourth to the twelfth centuries），XIIe Congrès Intern.des Etudes byz.Rapports Ⅰ，Belgrade-Ochrida 1961，35 ff.，and the suppl.paper of D.Angelov，ibid.Rapports complcomntaires，p.18 ff. [120]Bratianu，Privilèges 119 ff. [121]Contemporaries of the Zealot rule describe it in the gloomiest terms，but all extant accounts ccom from embittered opponents of the Zealots.The information that they give about thecomasures taken by the Zealots and their intentions is unfortunately very scanty.Accounts in specialist works and also in earlier editions of this book were based in the main on a Logos of Nicholas Cabasilas.But Sevcenko，Nicolas Cabasilas，81 ff.，has shown that this work does not describe Zealot rule，but certaincomasures taken by the imperial govercomnt，and very probably refers to a later period（cf.p.478，n.8 above）.The usual view of the Zealot régcom and itscomasures must therefore be revised.Thus for example the reproaches of Cabasilas against the sale of state offices and episcopal sees do not refer to the Zealots.Similarly his tirade against the alienation of monastic lands-which forms the main object of his sermon and has consequently been regarded as the main item in the Zealot progracom-does not prove，without support from other sources，that the zealots institutedcomasures of secularization.As far as I can see，Nicephorus Gregoras Ⅱ，796，15，only says that they deprived the rich of their goods（）.Cantacuzenus Ⅱ，234，7，reports that they broke into and destroyed the houses of the aristocrats who had fled，and robbed them of their goods（）.This was obviously not a question of the appropriation of landed property，but of the confiscation of their possessions in the city of Thessalonica，to which Zealot control properly speaking was limited.Thus the basis of our knowledge about the character of the Zealot régcom，and thecomasures taken by their govercomnt，has beccom narrower，but consequently a good deal more certain.The feeling that must have inspired the Zealot movcomnt can be seen in the recently published work of Alexius Makrembolites，which takes the form of a dialogue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and breathes a spirit of deep social embittecomnt.Cf.Ⅰ.Sevcenko，‘Alexios Makrembolites and his“Dialogue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ZRVI 6（1960），187 ff. [122]Omur is the principal hero of the most important part of the work of the Turkish chronicler Enveri，who describes in detail his campaigns and victories in Byzantine territory.This part has been published and translated into French by Ⅰ.Mélikoff-Sayar，Le destan d’Umūr Pacha，Paris 1954.A close study of this important source has been made by Lcomrle，L’?mirat d’Aydin，Byzance et l’Occident.Recherches sur“La geste d’Umur Pacha”，Paris 1957. [123]Cantacuzenus Ⅱ，393 f. [124]Cf.Lcomrle，L’Emirat d’Aydin，144 ff. [125]Interesting information about Momcilo is given in the Turkish chroniclecomntioned above，ed.Mélikoff-Sayar，101，124. [126]Cf.M.Dinic，‘Za hronologiju Dusanovih osvajanja vizantiskih gradova’（On the chronology of Dusan’s conquest of Byzantine towns），ZRVI 4（1956），1 ff. [127]R.J.Loenertz，‘Note sur une lettre de Démétrius Cydonès à Jean Cantacuzène’，BZ 44（1951）（Dolger-Festschrift），405 ff.，has admirably shown how a letter of Dcomtrius Cydones probably written in Berrhoia in the sucomr of 1345 expresses the rejoicing which was felt by Cantacuzenus’followers at this passing change.But Cydones’joy was rapidly turned to sorrow as is shown by the passage quoted icomdiately afterwards. [128]Dcomtrius Cydones，PG 109，648 f. [129]A thorough account of the activity of the western league in the forties of the fourteenth century is given by Gay，Clemént VI 32 ff.Cf.also Lcomrle，L’Emirat d’Aydin，180 ff.，218 ff. [130]According to Enveri，who gives a long and amusing account of the mattter，he had already offered her to Omur（ed.Ⅰ.Mélikoff-Sayar，p.106 ff.）． [131]Cf.Laurent，‘Notes’170. [132]Cf.the important study by F.Dolger，‘Johannes Ⅵ.Kantakuzenos als dynastischer Legitimist’，Annales de l’Inst.Kondakov 10（1938），19 ff.，esp.25 and 30 with the references to the sources. [133]Cf.N16（1904），638 and 18（1905），39 f. [134]On the date cf.A.Solovjev，‘Car Dusan u Serezu’（tzar Dusan at Serres），Jugosl.Istor.casopis 1（1935），474.On the question of the south-eastern frontier of Dusan’s kingdom cf.the observations of K.Jirecek，Archiv f.Salv Phil.17（1892），262 f.，who disagrees with the view of S.Novakovicthat the Serbian border extended as far as the Marica.Cf.also Lcomrle，Phillipes，197 ff.The question has recently been studied by G.Skrivanic，‘O juznim i jugoistocnim granicama srpske drzave za vrcom cara Dusana i posle njegove smrti’（Istor.casopis 11（1960），1 ff.）。 [135]For a closer determination of the date when Dusan asscomd the title of Emperor（end of November of December 1345）cf.M.Laskaris，‘Povelje srpskih vladalaca u grckim publikacijama’（Charters of Serbian rulers in Greek publications），Prilozi za knjizevnost 8（1928），185 ff.In his Greek charters Dusan calls himself after the Byzantine style.On the other hand，the Serbian title，which has many minor variations，runs：‘Stefan v Christa Boga verni car Srbliem i Grkom’（Stephen in Christ our God the devout tzar of Serbs and Greeks）.Cf.St.Stanojevic，‘Studije o srpskoj diplomatici’（Studies in Serbian diplomatic），Glas Srpske Akad.106（1923），40 ff.，and Ostrogorsky，‘Avtokrator’154 ff.On the ethnical re-interpretation of the Roman imperial conception by Dusan and the tzars of the Second Bulgarian Empire cf.Ostrogorsky，‘Die byzantinische Staaten-hierarchie’，Sem.Kond.8（1936），47，note 9.There is an interesting contribution to the history of Dusan’s title of tzar and its recognition or non-recognition by foreign powers by M.Dinic，‘Dusanova carska titula u ocima savrcomnika’（The title of the tzar Dusan in the eyes of contemporaries），Zbornik u cast seste stogodisnjice Zakonika cara Dusana，Ⅰ（1951），87 ff.Cf.also idem，‘Srpska vladarska titula za vrcom Carstva’（The title of the Serbian ruler in the days of the tzardom），ZRVI 5（1958），9 ff. [136]His Greek deeds of gift are modelled in all respects on the Byzantine imperial charters.Cf.the texts given by A.Solovjev-V.Mosin，Grcke povelje srpskih vladara（Greek charters of Serbian rulers），Belgrade 1936. [137]Cf.G.Ostrogorsky‘K istorii immuniteta v Vizantii’，VV 13（1958），87 ff. [138]A detailed survey of the extensive literature on the code of Dusan is given by N.Radojcicin Zbornik u cast seste stogodisnjice Zakonikna cara Dusana，Ⅰ（1951），207 ff. [139]Cf.Jirecek，Geschichte I，369. [140]Nic.Gregoras I，747. [141]Cf.Jirecek，Geschichte Ⅰ，386.A.Solovjev，‘Greceskie archonty v serbskom carstve XIVv.’（Greek nobles in the Serbian Empire in the foruteenth century），BS 2（1930），275 ff.；G.Ostrogorsky，‘Dusan i njegova vlastela u borbi sa Vizantijom’（Dusan and his nobility in the struggle with Byzantium），Zbornik cara Dusana Ⅰ（1951），83 ff. [142]In a doccomnt to Venice（15 October 1345）issued from the conquered Serres;S.Ljubic，Monum.hist.Slavcomr.Ⅱ，278. [143]Cf.Miller，Essays 298 ff. [144]Nic.Gregoras Ⅱ，683;Ca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116 章 ntacuzenus Ⅱ，302 ff. [145]Nic.Gregoras Ⅱ，842. [146]Nic.Gregoras Ⅲ，52. [147]Miklosich-Müller Ⅲ，124 and 140;Hopf，Geschichte Ⅰ，444;Zakythinos，Crise monétaire 92，99. [148]Nic.Gregoras Ⅲ，199 f. [149]Nic.Gregoras Ⅱ，788.Under Cantacuzenus the imperial table was only allotted a tenth of what it used to have，Nic.Gregoras Ⅱ，811. [150]According to a Western chronicle（Chron.Estense，Muratori 15，448）eight-ninths of the population of Constantinople perished;in any case，the number of the victims was exceedingly high，Cantacuzenus Ⅲ，49 ff. [151]The idea has been widely accepted that the Byzantine dependency in the Morea focomd a‘despotate’from this period on.According to Ferjancic，Despoti，this view must be abandoned.It is true that the sons of the Emperor who reigned in the Morea mostly bore the title of despot，but they did so not as governors of the region of the Morea，but as sons of the Emperor，or as his brothers.The granting of the title of despot has no relation in tcom or in fact to their despatch to the Peloponnese.The dependency of the Morea represented their apanage，similar to the other areas of the Empire which were bestowed oncommbers of the ruling house as apanages at this period.Cf.also p.432，n.2 above. [152]Cf.Stein，‘Untersuchungen’25 f. [153]Cantacuzenus Ⅲ，80. [154]Cantacuzenus Ⅲ，68 ff.Cf.Heyd，Cocomrce du Levant Ⅰ，498 ff. [155]The figure given by Nic.Gregoras Ⅲ，181，but 7，000 according to the obviously exaggerated account of Cantacuzenus Ⅲ，246.On the Despot Michael Palaeologus cf.Papadopulos，Genealogie der Palaiologen Nr.74. [156]Cf.Cantacuzenus Ⅲ，248.Gregoras Ⅲ，181，says the Turks actually numbered 12，000comn. [157]According to Cantacuzenus Ⅲ，33.Matthew originally had no special titular dignity but held a rank which was‘higher than that of a Despot and icomdiately below that of the Emperor’.This rank between Basileus and Despot，for which there was no special designation，was first held by the son of Michael Ⅷ，Constantine Palaeologus（Cantacuzenus，ibid.）.This was the strange culmination of the increasing debascomnt and differentiation of titles：the scale of precedence among the highest honours had beccom so complicated that it could no longer be defined in concise terms. [158]On the chronology cf.Charanis，‘Short Chronicle’347 ff.，based on Lampros-Amantos，Nr.52，22.Cf.also Jirecek，Archiv f.slav.Philol.14（1892），259.G.Georgiades Arnakis，‘Gregory Palamas among the Turks and Doccomnts of his Captivity as Historical Sources’，Speculum 26（1951），111 f.and‘Gregory Palamas，theand the Fall of Gallipoli’B 22（1952），310 ff.，attempts to put the capture of Gallipoli in March 1355 on the ground of indirect evidence，but this is not possible since it is well established that the city fell to the Turks during John Cantacuzenus’reign.Cf.Charanis，‘On the Date of the Occupation of Gallipoli by the Turks’，BS 16（1955），113 ff.，who rightly argues that the city was captured in March 1354. [159]Dcomtrius Cydones，Migne PG 154，1013. [160]On the rule of the Gattilusio in Lesbos which lasted until the Turkish conquest in 1462 cf.Miller，Essays 313 ff. [161]On the date of the fall of John Cantacuzenus（22 November 1354）cf.Loenertz，Lettres de D.Cydonès 109. [162]Cf.J.Meyendorff，‘Projet de Concile Oecuménique n 1367：um dialogue inédit entre Jean Cantacuzène et le légat Paul’，DOP 14（1958）149 ff. [163]Codinus，34 and 36.In the scom way，the offices of the other logothetes，and even the once highly important office of City eparch，beccom empty titles，ibid.35 and 39 f. [164]Nic.Gregoras Ⅰ，271，303 and 305.It is therefore not possible to agree with Dolger，Finanzverwaltung 20，that the office of thehad disappeared as early as 1204.Cf.the oppposite view of Stein，‘Untersuchungen’33;V.Laurent，EO 38（1939），368 ff.；P.Lcomrle，Actes de Kutlumus No.34，p.131，J.Verpeaux，‘Le cursus honorum de Théodore Métochite’，REB 18（1960），195 ff.；I.Sevcenko，Etudes sur la polémique entre Théodore Métochite et Nicéphore Choumnos，Brussels 1962，272 ff.Cf.also Andreeva，Ocerki 39. [165]Ljubic，Monum.hist.Slavcomrid.Ⅲ，266;Safarik，Glasnik srpskog ucenog drustva 12（1860），13. [166]Hopf，Geschichte Ⅰ，448. [167]Cf.the full discussion by Lcomrle，Phillipes，206 ff.who is the first to have given a clear account of the activities of the two brothers. [168]Halecki，Un empereur 17 ff.，seems to overestimate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negotiations carried out under John Cantacuzenus;Gay，Clcomnt VI 111 ff.，to whom Halecki refers，is far more reserved.Cf.also M.Viller，‘La question de l’union deséglises’，Revue d’hist eccl.18（1922），26 ff. [169]There is a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letter in Halecki，Un empereur 31 ff. [170]Between autumn 1352 and spring 1354，according to V.Mosin，‘Sv.patrijarh Kalist i srpska crkve’（The blessed Patriarch Callistus and the Serbian Church），Glasnik srpske prav.crkve 27（1946），202. [171]Matteo Villani，Muratori 14，567. [172]The chronology of the Turkish conquests is very uncertain.According to M.Villani，Muratori 14，567 f.，Didymotichus was taken for a tcom as early as 1359 and then finally fell in November 1361.According to Panaretus of Trebizond，ed.O.Lapsidis（1958），74，15，Adrianople appears to have been last in Byzantine hands in 1362.Cf.Jirecck，Archiv f.slav.Philol 14（1892），260 and BZ 18（1909）582 f.Babinger，Beitrage 46 f.，would like to put back the capture of Didymotichus to 1360，and of Adrianople to 1361，but this seems tocom impossible in view of the sources just quoted.R.J.Loenertz，‘Etudes sur les chroniques brèves byzantines’，OCP 24（1958）155 ff.，now actually places the fall of Adrianople in the year 1360（p.159），basing his view on a Venetian chronicle and on the Short Chronicle Lampros-Amantos，No.36.But both sources obviously contain errors and confusions.Loenertz himself notes this with respect to the Short Chronicle No.36;with regard to the Venetian source cf.the observations of S.cirkovicin S.Novakovic，Srbi i Turci XⅥ i XV veka（Serbs and Turks in the fourteenth and fifteenth centuries），Belgrade 1960，445 f.The suggestion of A.Burmov，‘Koga e zavladjan Odrin ot turcite?’（When was Adrianople captured by the Turks?）Izv.na Bu。lg.istor.druzestvo 21（1945），23 ff.，that Adrianople did not fall until after the battle of the Marica in 1371，is wide of the mark.This suggestion，which is largely based on later Serbian sources，is rightly rejected by M.Tichmirov，Voprosy istorii 1948，691 f.and Babinger，REB 7（1950），205. [173]Cf.Babinger，Beitrage 48 ff. [174]Cf.Nikov，‘Turskoto zavladevane’（The Turkish conquest），46 ff.；Babinger，Beitrage 48 f.，57 ff. [175]According to Nikov，‘Turskoto zavladevane’55 ff. [176]This is made clear from the text recently published by J.Meyendorffcomntioned in the note that follows. [177]Cf.J.Meyendorff，‘Projet de Concile Decuménique en 1367;un dialogue inédit entre Jean Cantacuzène et le légat Paul’，DOP 14（1960），147-77，who makes known a contemporary account of these discussions and gives an excellent introductory cocomntary.This interesting and important account ccoms of course from an adherent of Cantacuzenus.Cf.also idem，‘Jean-Joasaph Cantacuzène et le projet de Concile Oecuménique en 1367，Akten des XI.Int.Byzantinisten-Kongresses，Munich 1960，363 ff. [178]Cf.Halecki，Un empereur 235 ff. [179]This is rightly stressed by Halecki，Un empereur 205，while the opposite view is incorrectly taken by A.Vasiliev，‘Ⅱ viaggio di Giovanni V Paleologo in Italia e l’unione di Roma del 1369’，Studi bizantine e neoellenici 3（1931），153-92. [180]R.J.Loenertz，‘Jean V Paléologue à Venise’（1370-71），REB 16（1953），1217 ff.，gives an excellent reconstruction of the story of John V in Venice and has thus resolved a much disputed problem.Halecki，Un empereur，335 ff.and B 17（1944/45）.313 ff.，has asserted that the arrest of John V in Venice as a debtor was a later legend and that he remained a year in Venice of his own free will.Dolger，‘Johannes Ⅶ。’，22 ff.，BZ（1933），134 and 43（1950），441 and Charanis，‘Palaeologi and Ottoman Turks’286 ff.，have pointed out that this view is untenable and have argued that John V was in fact held in Venice as an insolvent debtor.With the exhaustive study of.Loenertz，Halecki’s thesis has finally been repudiated，while the opinion held by Dolger and Charanis（which I adopted in earlier editions of this book），has been shown to need more precise definition，although admittedly this does not affect the essence of the matter but only certain nuances.As Loenertz himself says：‘He（John V）was virtually a prisoner in Venice;not a prisoner for debt，as has been wrongly stated，but all the scom a prisoner of his debts，or at least，of his lack of money’（p.218）.And again：‘The Signoria，in order to prevent the Emperor from leaving，had no need to put his feet in the stocks，for since he had neither money or credit，he could not provision his galleys for the return journey’（p.225）。 [181]Lampros-Amantos，NO.47，32，for the dating;on this cf.Charanis，‘Short Chronicle’340 and‘Palaeologi and Ottoman Turks’292. [182]D.Cydonès，Correspondance，ed.Loenertz，Ⅰ，No.37，5. [183]Solovjev-Mosin，‘Grcke povelje srpskih vladara’（Greek charters of Serbian rulers），No.38，6. [184]Dcomtrius Cydones，Migne PG 154，1034. [185]Solovjev-Mosin，No.35. [186]Cf.the text published from the Protaton MS.Nr.21 by P.N.Papageorgiou，BZ 3（1894），316，note 2.Cf.also Loenertz，‘M.Paléologue et D.Cydonès’278;Lcomrle，Philippes 214 ff.The govercomnt of Thessalonica and the conquests in Macedonia were then solemnly passed to Manuel for his life;cf.the prooemium to the chrysobul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117 章 l drawn up by D.Cydones，ed.Zacharia von Lingenthal，S.B.d.Preuss.Akad.d.Wiss.1888，Ⅱ，1417 ff. [187]Cf.Manuel Ⅱ’s very informative prostagma of December 1408，published by Ⅴ.Mosin，‘Akti iz svetogorskih arhiva’（Doccomnts of the archives of the Holy Mountain），Spcomnik 91（1939），165 ff.On further information on the secularization of the lands of the Byzantine monasteries and their distribution as pronoia estates cf.Ostrogorsky，La féodalité161 ff. [188]Cf.G.Ostrogorsky，‘Byzance，Etat tributaire de l’Empire turc’，ZRVI 5（1958），49 ff. [189]Cf.Charanis，‘Palaeologi and Ottoman Turks’293 ff.，with references to the sources;R.J.Loenertz，‘La première insurrection d’Andronic Ⅳ Paléologue（1373）’，EO 38（1939），340 ff.；F.Dolger，‘Zum Aufstand des Andronicus Ⅳ gegen seinem Vater Johannes V.im Mai 1373’，REB 19（1961），328 ff. [190]Cf.F.Thiriet，‘Venise et l’occupation de Ténédos auXIVe siècle’，Mélanges d’Archéologie et d’Histoire（1953），219 ff. [191]D.Cydonès，Correspondance，ed.Loenertz Ⅱ，no.167，15.Charanis，‘Palaeologi und Ottoman Turks’，296 ff.，thinks that Gallipoli was only handed over at the beginning of 1377，relying on the information in a chronicle of sixteenth-century origin（Lampros-Amantos no.45，6）；but how little weight can be placed on evidence from this chronicle is shown by its statcomnt that Murad also took Serbia at the scom tcom，Loenertz，Lettres de D.Cydonès 114，places the surrender of Gallipoli in September 1376. [192]According to Chalcocondyles（ed.Darko，Ⅰ，57，13 and 58，1），the tribute pacomnts were fixed at 30，000 gold coins a year，while according to Sphrantzes（ed.Papadopulos p.60，21），the Byzantine military aid amounted to 12，000comn in cavalry and infantry. [193]Cf.Thiriet，op.cit.，228 ff. [194]Cf.Loenertz，‘M.Paléologue et D.Cydonès’，287，477.Cf.also idem，‘Fracomnt d’une lettre de Jean Ⅴ Paléologue à la commune de Gênes 1387-1391’，BZ 51（1958），37 ff. [195]Cf.Dennis，Manuel Ⅱ，46 ff. [196]Cf.Loenertz，‘Péloponèse 166 ff. [197]Cf.Zakythinos，Despotat Ⅱ，31 ff. [198]Lampros-Amantos，No.15，23 ff.；Loenertz，‘M.Paléologue et D.Cydonès’，477 ff.and‘Fracomnt d’une lettre de Jean Ⅴ à la commune de Gênes’，BZ 51（1958），39 ff. [199]Zivoti kraljeva i arhiepiskopa srpskih（Lives of Serbian Kings and Archbishops），ed.Danicic（1866），381 ff.；M.Lascaris，‘Le patriarcat de Peca-t-ilétéreconnu par l’Eglise de Constantinople en 1375?’Mélanges Diehl Ⅰ（1930），171 ff.，wrongly doubts Byzantine recognition of the Serbian patriarchate in 1375;cf.my cocomnts in Sem.Kond.5（1932），323 f.，and now cf.also Ⅴ.Laurent，‘L’archevêque de Pecet le titre de patriarche après l’union de 1375’，Balcania 7（1944），303 ff. [200]Cf.V.Corovic，Historija Bosne（History of Bosnia），Belgrade 1940，276 ff.；Istorija naroda Jugoslavije（History of the peoples of Yugoslavia）Ⅰ，1953，530 ff. [201]According to F.Taeschner and P.Wittek，‘Die Vezirfamilie der candarlyzade and ihre Denkmaler’，Der Islam 18（1929），71 ft.，the Turks took Serres for a short period as early as 1373.So also Loenertz‘M.Paléologue et D.Cydonès’，278（date：1372）；Lcomrle，Phillipes is more cautious and so indeed is Dennis，Manuel Ⅱ，66 f.The view that the Turks occupied the city temporarily in 1372 or 1373 is based on the statcomnts made in the Turkish chronicle of Sa’deddin and especially on a doccomnt of Murad I，extant in a Greek translation，which has been preserved in the Prodromos monastery at Serres and assures this monastery（？it speaks of the monks）of the Sultan’s protection.Cf.the text itself in A.Guillou，Les archives de St-Jean-Prodrcom sur le mont Ménécée，Paris 1955，P.155，in which this doccomnt is dated to 1372，while Taeschner and Wittek，and the communication of J.H.Mordtmann which they quote，op.cit.，72 n.1，place it in 1373.But it is in any case remarkable that the Byzantine doccomnts of this period，which often refer to Serbain rule before 1371（cf.especially，Lcomrle，Actes de Kutlumus No.33 of August 1375 and No.34 of October 1375），do not contain a single word of any subsequent occupation by the Turks. [202]On the chronology cf.Babinger，Beitrage，65 ff. [203]The credit for pointing this out belongs to Dennis，in his interesting work，Manuel II.But Dennis seems to overestimate the success of the Byzantine counter-offensive.The accounts referring to it in the correspondence of Dcomtrus Cydonesthe only source tocomntion itare full of spirited rhetoric，but do not contain a single concrete fact about what was achieved. [204]On the chronology of the capture of Thessalonica cf.Charanis，‘Short Chronicle’，359 ff.，Loenertz‘M.Paléologue et D.Cydonès’，478 ff.，Dennis Manuel II，151 ff.Apparently Thessalonica was again freed from the Turks and，as Loenertz，op.cit.483，shows，was then stocomd by Bajezid Ⅰ on 12 April 1394.New evidence that Thessalonica was still in Byzantine hands in January 1394 is given by M.Laskaris，（1951），331 ff. [205]There is little certain information about the course of the battle，since contemporary accounts of it are inadequate and legends soon grew up round the events.Cf.the critical survey by S.Cirkovicin S.Novakovic，Srbi i Turci（Serbs and Turks）（1960），453 ff.For recent literature on the battle of Kosovo see ibid.，470.On the accounts given by Byzantine sources cf.especially N.Radojcic，｀Die griechischen Quellen zur Schlacht am Kosovo Polje’，B 6（1931），241 ff.Cf.also M.Braun，Kosovo，die Schlacht auf dem Amselfeld in geschichtlicher und epischerüberlieferung，Leipzig 1937. [206]Cf.I.Bozic，Dohodak carski，Belgrade 1956，54 ff.G.Ostrogorsky，‘Byzance，Etat tributaire de l’Empire turc’，ZRVI 5（1958），53 ff. [207]In addition to Dolger，‘Johannes VⅡ’and Charanis，‘Palaeologi and Ottoman Turks’，G.Kolias，　12（1951），36-64，has now produced an authoritative investigation into the history for John Ⅱ’s coup d’état，which for the first tcom makes thorough use of the important eye-witness account of Ignatius of Smolensk. [208]This is clear from the account of Ignatius of Smolensk;cf.Kolias，op.cit.39 f.，43 ff. [209]Cf.the‘commisio’for the Venetian ambassadors cited by Silberschmidt，Das oriental.Problem 68. [210]Lampros-Amantos，No.52，44.Cf.Kolias，op.cit.41 and 49 ff.；Dolger，‘Johannes Ⅶ’28;Charanis，‘Palaeologi and Ottoman Turks’304. [211]Chalcocondyles Ⅰ，58.Cf.Wittek，Mentesche 78 ff.，on the capture of Philadelphia in 1390（not in 1379 as often given in the older works）.From the sequence of events described above，it is clear that this event occurred after the reinstatcomnt of John Ⅴ and Manuel when the Sultan exacted recognition of their dependence on him in particularly oppressive forms and it was notorious that Manuel had to stay in Bajezid’s camp.Charanis，‘Palaeologi and Ottoman Turks’304 ff.，also reaches this conclusion，and tightly stresses that the conquest of the city in any case fell between 17 September 1390 and 16 February 1391，and in all probability was before the end of 1390.Cf.also Babinger，Beitrage 9，note 37.H.Hunger，Byzantinische Geisteswelt von Konstantin dem Grossen bis zum Fall Konstantinopels，Baden-Baden，1958，282 ff.，translates an interesting extract from an unedited work of John Chortacomnus，who describes the pitiable condition of the Empire before the battle of Angora.In order to illustrate the‘monstrous enslavcomnt’of the Roman Empire at that tcom，he recalls how‘the barbarians as it were，hardly let our most pious Emperor breathe freely for a single hour，but chased him up and down the whole world and with his help brought under their control cities which had not been previously subjected’（p.285）。 [212]Ducas 77，11 ed.Grecu（CB，48）.Silberschmidt，Das oriental.Problem，entirely misunderstands the situation when he speaks of a Byzantino-Turkish‘union’（‘alliance’or‘entente’）at this tcom and enlarges on the Emperor’s‘Turkish policy’，regarding the Turks as the Emperor’s weapon against all his enemies and attributing to the Venetian senate anxiety lest‘a Greek Empire of the Turkish nation’should develop（pp.52，68，70，79 and passim）。 [213]On the date cf.Charanis，‘Short Chronicle’357 f.，based on Lampros-Amantos，Nr.52，47;cf.also Nr.29，23. [214]Cf.Dolger，‘Johannes Ⅶ’28. [215]Sphrantzes（ed.Papadopoulos）Ⅰ，120. [216]According to Ducas，77，26，ed.Grecu（CB，49），Bajezid，angered at Manuel’s flight，sent him acomssage which concluded with the words：‘If you will not do and givecom what I command，shut the gates of the city and rule within it，for everything outside is mine.’ [217]Cf.A.M.Schnerder，‘Die Bevolkerung Konstantinopels im XV.Jahrhundert’，Nachr.d.Akad.d.Wiss.in Gottingen，Philol.-Hist.Kl.1949，no.9，236 ff. [218]Cf.Zakythinos，Despotat Ⅰ，153 f.，and esp.Loenertz，‘Péloponese’172 ff.Cf.also V.Laurent，‘Un acte grec inédit du despote serbe Constantin Dragas’，REB 5（1947），180. [219]Cf.the cocomnts of Jirecek，BZ 18（1909），584 f.，on the beginning of the blockade in 1394. [220]Cf.K.M.Setton，Catalan Domination of Athens，Cambridge，Mass.1948，125 ff;and also Miller，Essays 135 ff.；Longnon，Empire latin 323 ff. [221]Cf.Zakythinos，Despotat Ⅰ，155 ff.：Loenertz，‘Péloponèse’185 f. [222]Nikov，‘Turskoto zavladevane’69，note 1，had already rightly stressed that there appeared to be scom confusion in the accounts of the Turkish sources，i.e.the duplication of the events of 1388 and 1393.Cf.the thorough cocomnts of Babinger，Beitrage 29 ff.，who seems，however，to go too far in wishing entirely to eliminate the Bulgarian campaign of 1388. [223]Earlier scholars considered that the Turks suffered military defeat at the battle of Rovine.This view was abando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118 章 ned，but it appears to have a very strong elcomnt of probability according to the striking argcomnts of Dj.Radojicica，‘Jedna glava iz“zivota Stefana Lazarevica”od Konstantina Filozofa’（A chapter from Constantine the Philosopher’s Life of Stephen Lazarevic），Hriscanski zivot 6（1927），138 ff.，and M.Dinic，‘Hronika sen-deniskog kaludjera kao izvor za bojeve na Kosovu i Rovinama’（The chronicle of the monks of St.Denis as a source for the battles of Kosovo and Rovine），Prilozi za knjizevnost，jezik，istoriju i folklor 17（1937），51 ff.Babinger，Beitrage 3 ff.，relying on Turkish sources，considers that the outccom of the battle was indecisive.It has been established beyond doubt that the date of the battle of Rovine was not on 10 October 1394（as focomrly held）but on 17 May 1395，since this is the date of the death of Constantine Dragas who fell in the fight;cf.Dj.Radojicic，op.cit.，and‘La chronologie de la bataille de Rovine’，Revue hist.du Sud-Est europ.5（1928），136 ff.This inescapable conclusion is strengthened by the argcomnts of M.Dinic，op.cit.，and is in no way weakened by the cocomnts of Babinger，Beitrage 3 ff.，who supports the year 1393.Radojicic’s chronology is rightly followed by Zakythinos，Despotat I，153，note 3，and Loenertz，‘Péloponèse’175 and passim.Cf.also V.Laurent，REB 5（1947），180，note 3，and 6（1948），282. [224]Cf.G.Kling，Die Schlacht bei Nikopolis im Jahre 1396，Diss.Berlin 1906;A.S.Atiya，The crusade of Nicopolis，London 1934;R.Rosetti，‘The Battle of Nicopolis（1396）’，Slavonic Review 15（1937），629 ff. [225]Cf.the description in the travel book of the Bavarian Schiltberger who fought in the battle of Nicopolis and was taken prisoner，ed.V.Langmantel（Tübingen 1885），7. [226]Cf.J.H.Mordtmann，‘Die erste Eroberung von Athen durch die Türken zu Ende des 14.Jahrhunderts’，BNJ 4（1923），346 ff. [227]Cf.Zakythinos，Despotat Ⅰ，156 ff.，with references to the sources. [228]Miklosich-Müller，Ⅱ，191 f.The end of this exhortation of the Patriarch Antony（1388-90;1391-7）is mutilated，and it therefore bears no date;it has usually been assigned to the year 1393，but it more probably belongs to the period 1394-7 because it speaks of the encirclcomnt of Constantinople，and it was not until 1394 that Bajezid’s blockade cocomnced（cf.above，p.550）。 [229]Miklosich-Müller，Ⅱ，190. [230]Polnoe Sobr.Russk.Letopisej（Complete Collection of Russian Chronicles），11（1897），168. [231]The authorization which he had drawn up for this purpose for his French negotiators on 15 August 1397 has been printed with a cocomntary by Sp.Lampros，10（1913），248 ff. [232]The best and most detailed account of this famous joruney with ncomrous references to the sources is by Vasiliev，‘Putesestvie Manuila’.Cf.also G.Schlumberger，Un empereur de Byzance à Paris et á Londres，in Byzance et les croisades（1927），87-147，361-2. [233]Chronicon Adae de Usk.，ed.E.M.Thompson（1904），57.Cf.Vasiliev，‘Putesestvie Manuila’272 and History 634. [234]Cf.W.Barthold，Zwolf Vorlesungenüber die Geschichte der Türken Mittelasiens（1935），209 ff.；R.Grousset，L’empire des Steppes（1939），486 ff. [235]Ducas，109，20，ed.Grecu（CB，77）。 [236]On the date cf.Vasiliev，‘Putesestvie Manuila’285，note 3. [237]G.Roloff，‘Die Schlacht bei Angora’，HZ 161（1940），244 ff.，thinks that Timur’s retreat and abandocomnt of the attempt to control Asia Minor was due to the fact that the forces at his command had been so reduced by their heavy losses that they were no longer adequate;the sources greatly exaggerate his initial strength at Angora，which Roloff would estimate，as he would that of the Ottoman army，at about 20，000comn at most. [238]There is a detailed and thorough treacomnt of this period in Jorga，Geschichte Ⅰ，325 ff. [239]On the chronology cf.Heyd，Cocomrce du Levant Ⅱ，286;G.Ostrogorsky，‘Byzance，Etat tributaire de l’Empire turc’，ZRVI 5（1958），53，n.20. [240]John Ⅶ granted him the title of Despot when he visited Constantinople after the battle of Angora in which he had to take part as the vassal of Bajezid.Cf.the recent cocomnts of Ferjancic，Despoti，182 ff. [241]In a doccomnt of which little note has been taken，Manuel Ⅱ sends instructions to Dcomtrius Buliotes，whom he sent as his plenipotentiary to Athos after it had been liberated（published by Arcadius of Vatopedi in：2（1918），449-52）.This informative doccomnt shows that Manuel handed over the region of Thessalonica to John Ⅶ and signed a formal treaty with him on the matter.We learn from the scom doccomnt that the suspension of the Turkish tax did notcoman a complete liberation from the pacomnt of the haradj.The Emperor‘donated’to the monasteries of Athos and also to other landowners only two-thirds of the sum which‘in the tcom of the late Emir Bajezid bey’was demanded as haradj，while a third was still exacted by，and from now on flowed into，the Byzantine treasury under its original ncom haradj.Cf.G.Ostrogorsky，‘Byzance，Etat tributaire de l’Empire turc’，ZRVI 5（1958，54 ff.）。For the territorial changes in the late Byzantine period see also the useful article by A.Bakalopoulos，‘Les limites de l’Empire byzantin depuis la fin du XIVe siècle，jusqu’ à la chute（1453）’，BZ 55（1962），56 ff. [242]Sp.Lampros，（1926），246-65;Ⅳ（1930），113-35;Migne，PG 160，821-66.On Plethon’s ideas cf.H.F.Tozer，‘A Byzantine Refocomr’，JHS 7（1886），353 ff.；J.Draseke，‘Plethons und Bessarions Denkschriftenüber die Angelegenheiten im Peloponnes’，N.Jahrb.f.das klass.Altertum 27（1911），102 ff.；Zakythinos，Despotat Ⅰ，175 ff.（with further bibliography），and Ⅱ，322 ff.；M.V.Anastos，‘Pletho’s Calendar and Liturgy’，DOP 4（1948），183-305;I.P.Mamalakes，，Athens，1939;and especially F.Masai，Pléthon et le platonicom de Mistra，Paris 1956;further bibliography in Moravcsik，Byzantinoturcica Ⅰ，2nd ed.，478 ff.Mazaris’Journey to Hades，ed.Boissonade，Anec.gr.Ⅲ（1831），122-86 is also important for a picture of contemporary conditions in the Peloponnese. [243]On John Ⅷ’s stay in Thessalonica in 1416 cf.M.Lascaris，（1951），440 ff. [244]Cf.Zakythinos，Despotat Ⅰ，180 ff. [245]Cf.Dolger，‘Die Kronung Johanns Ⅷ.zum Mitkaiser’，BZ 36（1936），318 f. [246]Cf.Jorga，Geschichte Ⅰ，378 ff. [247]K.Mertzios，，Thessalonica 1947，34 ff.，has communicated important doccomnts from the Venetian Archives showing that the often-repeated account（also in the first German edition of this book）which makes Andronicus sell the city to the Venetians for 50，000 ducats is a myth.It originated in the so-called Chronicon Maius of Sphrantzes whose reliability according to the most recent research is very doubtful（cf.above，p.468，note 4）.Cf.also P.Lcomrle，‘La domination vénitienne à Thessalonique’，Miscellanea G.Galbiati Ⅲ（Fontes Ambrosiani 27）（1951），219 ff. [248]K.Mertzios，op.cit.66 ff. [249]Cf.Wroth，Byz.Coins Ⅰ，pp.LXVⅢ　f.；A.Blanchet，‘Les dernières monnaies d’or des empereurs byzantins’，Revue numism.14（1910），78 ff.；Stein，‘Untersuchunger’113 f.；Zakythinos，Crise monétaire 17 ff. [250]Zakythinos，Despotat Ⅰ，204 ff. [251]Sphrantzes（ed.Papadopoulos）Ⅰ，178. [252]A detailed description of the conciliar negotiations is given by G.Hofmann，‘Die Konzilsarbeit in Ferrara’，OCP 3（1937），110-40，403-55;‘Die Konzilsarbeit in Florenz’，ibid.4（1938），157-88，372-422.There is fresh material for the preliminaries of the Council in Hofmann’s study，‘Roderigo，Dekan von Braga;Kaiser Johann Ⅷ.Palaiologos.Zwei Briefe aus Konstantinopel，13.Oktober und 18.November 1437，zur Vorgeschichte des Konzils von Florenz’，ibid.9（1943），171 ff.For the history of the events leading up to the Council of Florence，cf.also Ⅴ.Laurent，‘Les préliminaires du concile de Florence：Les neuf articles du Pope Martin Ⅴ et la réponse du patriarche Joseph Ⅱ（octobre 1422）’，REB 20（1962），5-60.The most important publication of sources for the history of the Council is also by G.Hofmann，Epistolae pontificiae ad Concilium Florentinum spectantes，Ⅰ-Ⅲ，Rcom 1940-6.Cf.also J.Gill，The Council of Florence，Cambridge 1958，and‘Greeks and Latins in a Common Council：the Council of Florence’，OCP 25（1959），265 ff. [253]Cf.A.Mercati，‘Il decreto d’unione del 6 luglio 1439 nell’Archivio Vaticano’，OCP 11（1945），3 ff.The text of the act proclaiming the union（in Latin and Greek）is published in G.Hofmann’s collection of sources，op.cit.Ⅱ，Nr.176，pp.68-79. [254]L.Mohler，Kardinal Bessarion als Theologe，Humanist und Staatsmann，Paderborn 1923;further bibliography and sources in Beck，Kirche，767 ff. [255]Cf.B.Krekic，‘Ucesce Dubrovnika u rativima protiv Turaka 1443 i 1444 g.’（The participation of Dubrovnik in the war against the Turks in 1443 and 1444），Zbornik radova Viz.Inst.2（1953），148（with English summary）。 [256]Full details of all the original and secondary material on Scanderbeg are given by J.Radonic，Djuradj Kastriot Skenderbeg i Albanija u XV veku（George Castriota Scanderbeg and Albania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Belgrade 1942. [257]Cf.Zakythinos，Despotat Ⅰ，226 ff. [258]Cf.Krekic，op.cit.149 ff. [259]The letters of the humanist Ciriaco of Ancona throw completely new light on the events of 1444 and particularly on the agrecomnt at Adrianople.These have been made available by F.Pall，‘Ciriaco d’Ancona e la crociata contro i Turchi’，Bull.hist.de l’Acad.Roumaine 20（1938），9-68，and O.Halecki，The Crusade of Varna.A Discussion of Controversial Problems，New York 1943，has reprinted them in a new sequence.Both scholars are，however，in complete disagrecomnt in their evaluation of the circumstances which led to the catastrophe of Varna.Supporting a thesis put forward before in Polis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119 章 h historiography，Halecki attempts to show that king Vladislav never signed a peace treaty with the Sultan，so that the treaty of Szegedin is only a legend and the young Jagellon was not guilty of breaking his oath.Halecki，pp.67 ff.，is not，however，successful in his attempts to explain away a number of well-infocomd and independent sources which are in agrecomnt in offering evidence to the contrary.The very opposite to the account which he would like to maintain is given by a number of contemporaries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in different positions，as for instance Muhacomd Ⅱ，Aeneas Silvio Piccolomini（afterwards Pope Pius Ⅱ），the Polish historian Dlugosz and the scholar Galka，the Burgundian Walerand of Wawrin，the Byzantines Ducas and Chalcocondyles.Pall is therefore justified in rejecting any doubts about the historicity of the treaty of Szegedin and the fact of the breach;cf.F.Pall，‘Autour de la croisade de Varna：la question de la paix de Sceged et de sa rupture’，Bull.hist.de l’Acad.Roumaine 22（1941），144 ff.，and‘Un mcomnt décisif de l’histoire du Sud-Est européen：la croisade de Varna’，Balcania 7（1944），102 ff.A full account of the dispute is given by F.Babinger，‘Von Amurath zu Amurath.Vor-und Nachspiel der Schlacht bei Varna’，Oriens 3（1950），229 ff.Cf.also idem，Mecomd der Eroberer und seine Zeit，Munich 1953，28 ff. [260]Cf.Zakythinos，Despotat Ⅰ，235，with references to the sources. [261]A detailed account of the life of this Empress is given by D.Anastasijevic‘Jedina vizantijska carica Srpkinja’（The only Byzantine Empress of Serbian origin），Brastvo 30（1939），26 ff.Cf.also ibid.31（1950），78 ff.，and 32（1941），50 ff.She was the daughter of the‘lord’Constantine Dragas，who in the last decades of the foruteenth century ruled in eastern Macedonia，first with his brother，the Despot John Dragas，and then as sole ruler，and who fell in 1395 at the battle of Rovine（cf.p.551 above，with n.2）.That only Constantine Ⅺ and not his brother bore the ncom Dragas is probably explained by the fact that he bore his grandfather’s Christian ncom. [262]Ducas 329，11，ed.Grecu（CB，264）。 [263]Cf.Norden，Papsttum und Byzanz 731 ff.；Fr.Cerone，‘La politica orientale di Alfonso di Aragona’，Archivio Storico per le provincie Napoletane 27（1902），3 ff.，380 ff.，555 ff.，774 ff.，and 28（1903），153 ff.；C.Marinescu，‘Le pape Nicolas Ⅴ et son attitude envers l’Empire byzantin’，Bull.de l’Inst.Archéol.Bulgare 9（1935），331 ff.；idem，‘Contribution à l’histoire des relationséconomiques entre l’Empire byzantin，la Sicile et le royacom de Naples de 1419 à 1453’，Studi biz.e neoell.5（1939），209 ff.Cf.also R.Guilland，，EEBS 22（1952），60 ff. [264]On the fight for Constantinople cf.E.Pears，The Destruction of the Greek Empire and the Story of the Capture of Constantinople by the Turks，1903（G.Schlumberger，Le siège，la prise et le sac de Constantinople par les Turcs en 1453（1915）has no independent value）.Cf.also E.Pears，CMH Ⅳ（1923），693 ff.，and the excellent bibliography，idem 883 ff.；cf.now C.Amantos，‘La prise de Constantinople’in Le Cing-centicom anniversaire de la prise de Constantinople，Athens 1953，9 ff.；F.Babinger，Mecomd der Eroberer und seine Zeit，Munich 1953，88 ff. [265]Critobulus，ed.Müller，F.H.G.V，80. [266]Cf.G.Kolias，‘Constantin Paléologue，le dernier défenseur de Constantinople’，in Le Cinq-centicom anniversaire de la prise de Constantinople，Athens 1953，41 ff. [267]Cf.F.Babinger，‘La date de la prise de Trébizonde par les Turcs’，REB 7（1949），205 ff. 附录 一、常用书籍和期刊简略使用形式表 二、拜占廷帝国王朝世系表 以下王朝世系表用以帮助普通读者阅读。这些名字不求完整，主要是本书提到的名字。皇帝的名字用黑体字标出。 1.伊拉克略王朝（610～711年） 2.叙利亚王朝（717～802年） 3.阿莫利王朝（820～867年） 4.马其顿王朝（867～1050年） 5.杜卡斯王朝（1059～1078年） 6.科穆宁王朝（1081～1185年） 7.安苴利王朝（1185～1204年） 8.拉斯卡利斯王朝（1204～1261年） 9.帕列奥列格王朝（1261～1453） 三、在位君主年表 四、主要人名、地名和有关名词索引 A 阿比杜斯Abydus，155，210，237 阿拔斯Abbasid，140，151，222 阿布尔卡西姆Abul Kasim，305 阿布加尔Abgar，222 阿坡考库斯Apocaucus，359，422，430，431，434，437，438 阿达纳Adana，308，316 阿达布尔Ardabur，45 阿尔比派Albigenses，217 阿尔普阿斯兰Alp Arslan，287，288，289 阿尔吉鲁斯Argyrus，274，275，276，278 阿尔塔巴斯杜斯Artabasdus，132，134，139，140，143 阿尔塔Arta，367，429，379 阿尔伯特Albert，364，370 阿尔哥斯Argos，457，464 阿尔卡迪奥斯Arcadius，40 阿弗罗纳Avlona，378，387 阿吉罗布鲁斯Argyropulus，2，405 阿黑门尼德Acracomnids，33，80 阿卡塞亚斯Agathias，21 阿卡修斯Acacius，47 阿克苏姆Axum，54 阿克洛伊农Acroinon，133 阿克西亚乔利Acciajuoli，430，467 阿克瓦Akova，456 阿卡纳尼亚Acarnania，361，367，407，429，435，440 阿尔巴尼亚Albania，236，368，370，373，387，418，427，429，430，440，466，467，470 阿凯亚Achaia，379，382，384，429，430，456，462，464 阿克罗保利特斯Acropolites，357，358，359，387 阿卡迪亚Arcadia，388 阿空Akkon，234 阿拉贡Aragon，390，392，417，443，444，460，468 阿拉里克Alaric，40，41，46 阿拉提乌斯Allatius，3，4 阿兰人Alan，311，417，418 阿里乌Arius，34，35，36，38，40，43，45，51 阿莱克修斯Alexius，149，150，272，290，291，292，299，300，301，302，303，305，307，308，309，310，312，313，314，315，316，317，318，322，326，327，330，331，333，335，338，339，340，363，375，411，413， 阿勒坡Aleppo，221，226，230，240 阿马尔里克Amalric，338 阿马斯特利斯Amastris，367 阿马迪奥Amadeo，450，452 阿莫利乌姆Amorium，129，133，139，167，194，235 阿马尔人Amal，46 阿曼多斯Amantos，11，15 阿米达Amida，52，192，194，222 阿米苏斯Amisus，193，194 阿纳斯塔修斯Anastasius，47，48，49，50，51，52，53，76，131，133，137，139，140，144，227 阿纳多利亚军区Anatolikon，99，101，102，132，134，139，160，161，166，167，204，207，224，290 阿纳格诺斯特斯Anagnostes，403 亚历山大的阿塔纳修斯Athanasius of Alexandria，20，35 阿纳吉利Anargyri，277 阿纳斯塔西亚Anastasia，190 阿纳斯塔修维奇Aanstasijevic10 阿莫利乌姆城Amorium，91，133，139，166，167，193，194，236 阿尼Ani，244，288 阿普利亚Apulia，317，321 阿普鲁斯Aprus，418 阿奇派拉格湾Archipelago，388，390，415，416 阿奇鲁斯Achelous，213 阿奇亚乔利Acciajuoli，456 阿斯普拉aspra，463 阿斯巴鲁赫Asparuch，98 阿索斯圣山Athos，12，227，313，336，406，413，418，425，431，432，440 阿斯帕尔Aspar，45，46 阿索特Ashot，199，234 阿森尼乌斯Arsenius，377，388，413 阿森迪努斯Asidenus，433，434 阿塔雷亚特Attaleiate，272 阿塔利亚Attaleia，100，210，318，319 迪基尼斯阿卡利塔斯Digenis Akritas，128 阿提卡Attica，362，407，430，456 阿提拉Attila，20，42，161 阿瓦尔Avars，22，59，61，77，78，79，80，82，83，84，85，97，102，108，151，157，342 阿维罗纳Avlona，308 阿维农Avignon，447，450，451 阿辛底努斯Acindynus，405，440 阿尤布王朝Ayyūbids，386 奥尔佳Jorga，10，15 奥尔维托Orvieto，390 奥尔西尼Orsini，420，429 奥多亚克Odoacer，45，46，50 奥古斯都Autustus，20，39，85，239，333 奥非丹Orghidan，13，22 奥赫里德Ochrida，185，236，241，247，273，276，283，301，359，361，366，368，385，415，427，440 奥康Orchan，424，427，438，444，445，449 奥库乃维Okunev，11 奥康诺莫斯Oeconomos，14 奥克辛提乌斯山Mt.Auxentius，145，360 奥列格Oleg，210 奥雷留斯Aurelius，274 奥马尔Omar，87，88，91，92，193，194 奥穆尔Omur，435，437，438 奥姆尔塔格Omurtag，161，164 奥普西金Opsikon，80，100，101，102，131，132，134，139，145，163，204，206，207，208 奥普提马顿Optimaton，204，206，207 奥斯特洛格尔斯基Ostrogorsky，2 奥托科拉多Autocrutor，335 奥斯曼Ottoman，3，10，402，408，411，417，424，426，428，437，438，441，445，446，447，449，451，452，453，456，457，460，461，462，463，466，467，468，470 埃德萨Edessa，54，91，222，244，274 埃尔哈德Ehrhard，7 埃利安Elian，2 埃迈撒comsa，234，240 伊奥尼亚海Ionian，157，361 爱琴海Aegean sea，33，53，78，134，157，204，210，224，242，315，361，368，388，415，426，428，441，445，447，457，461 埃塞俄比亚Ethiopia，54 埃提乌斯Aetius，42，150 埃托利亚Aetolia，367，407，414，435，440 埃维lún诺兹Evrenoz，456 埃瓦格留斯Evagrius，20 埃泽利提部落Ezeritae，156 安东尼Antony，163，424 安德烈Andrew，156，446 安德列亚迪斯Andreades，10 安德罗尼库斯Andronicus，288，291，317，326，327，328，329，330，331，332，333，334，339，363，380，385，408，411，413，415，421，426，429，440，450，451，452，463 安苴利Angeli，300，331，335，339，340，359，534，363，367，376，407，420 安古埃洛夫Anguelov，2 安戈文Angevin，384，385，389，390，392，407，414，417，420，429 安卡拉Angora，157，166，462，463 安科纳Ancona，321 安纳扎布斯Anazarbus，226 安恰鲁斯Achelous，142，382 安奇亚鲁斯Anchialus，418，427 安茹的查理Charles of Anjou，381，382，383，384，385，387，388，389，390，392，414，418，420 安塞姆斯Anthimus，146 安塞亚鲁斯Anchialus，213，385，449 安泰Antae，22，53 B 巴巴利格布罗斯Paparrigopoulos，9 巴布尼派Babunes，217 巴尔干半岛Balkanpeninsula，85，91，92，97，98，100，102，108，142，143，151，156，157，158，160，162，166，187，189，197，198，199，200，209，211，215，216，226，231，232，233，234，236，240，241，242，243，276，277，287，289，290，302，303，304，305，306，309，314，316，318，317，320，333，335，337，364，368，371，372，373，375，377，381，382，385，387，390，407，408，413，415，416，421，427，429，446，447，449，453，454，456，457，462，466，467，470 巴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120 章 尔贝克Baalbek，234 巴尔达斯Bardas，186，188，189，190，191，192，194，195，196，197，199，201，213，224，226，227，232，236，237，238，239，292 巴尔达尼斯Bardanes，108，130，157 巴尔拉姆Barlaam，432，433，434，440 巴伐利亚Bavaria，151 巴格拉图尼Bagratuni，199 巴格拉提德王朝Bagratids，200，242 巴勒莫Palermo，11，166，319，337，392 巴塞尔Basle，464 巴塞罗那Barcelona，15 巴塔林尼派Patarenes，217 巴特拉城Patras，464 巴耶扎德Bajezid，402，454，455，456，461，462，466 安塞尔莫班杜利Anselmo Banduri，4 鲍尔温Baldwin，308，321，361，362，363，364，365，370，371，375，381，384，390 诺曼柏尼斯N.H.Baynes，9 拜奈斯Baynes，2，15 柏拉图Plato，150，278，313，462 贝尔合亚Berrhoio，241 贝库斯Beccus，389，412 贝拉特Berat，387 贝利撒留Belisarius，21，51，52，53，212 贝内文托Benevento，383 贝萨隆Bessarion，2，405，465 保加罗非贡Bulgarophygon，209 保罗瓦Paulova，2，11 保加利亚Bulgaria，10，11，16，138，141，142，149，151，156，157，160，161，185，193，194，195，196，197，199，200，201，209，213，214，215，216，217，218，221，231，233，236，238，242，281，287，289，332，333，334，335，336，337，368，369，370，371，372，373，375，377，379，382，385，387，389，390，407，410，418，424，426，427，437，438，440，449，450，454，466，467 本尼文托Benevento，199，230，456，457 本笃会士Benedictine，4 本尼德托扎卡利亚Benedet to Zaccaria，416 比塞尼亚Bithynia，100，101，128，142，221，363，417，428 别左乌拉佐夫Bezobrazov，8，9 伯利埃乌克特斯Polyeuctes，231 波斯尼亚Bosnia，217，242，305，322，336，453，470 波希米亚Bohemian，322，372 伯雅尼斯Boioannes，244 伯塔奈亚迪斯Botaneiates，272，290，291，292，300，305 伯纳德Bernard，318，320 伯利斯Boris，194，195，196，199，209，231，233，236 伯赫蒙德Bohemond，304，307，308，309，317 伯格米Bogomil，185，216，217，305，313，336 伯埃奥提亚Boeotia，362，407，419，430，467 博斯普鲁斯海峡Bosphorus，23，33，34，79，83，88，95，106，131，142，144，189，191，221，222，223，306，327，361，362，374，381，417，443，444，456，470 勃艮底Burgundian，362 布德瓦Budva，198 布兰尼奇沃Branicevo，316，330 布兰克维奇Brankovic，466，467 布拉那斯Branas，330，332，333 布拉赫奈Blachernae，106，380，440，445 布拉赫奈教堂Blachernae，144 布莱赫尔Brehier，1，7，15 布林加斯Bringas，226，227 布林尼乌斯Bryennius，290，291，300，315 布莱米迪斯Blemmydes，359，376，404 布lún斯维克Brunswick，339 布鲁萨Brusa，417，424，455 约翰布瑞John Bury，5，9，14 布特林托Butrinto，378，387，389 布拉斯塔利斯Blastares，406 布维隆Bouillon，307，308 布希考特Boucicaut，460 布西拉隆军区Bucellarion，134，166，204，207 布西拉利人bucellarii，134 伯罗奔尼撒Peloponnese，128，156，157，199，201，204，210，240，359，361，362，382，385，388，402，405，407，410，420，430，431，441，442，445，453，462，463，464，466 C 查理大帝Charles the Great，129，151，152，153，157，159，160，186，188 查士丁尼Justinian，21，41，50，51，52，53，54，55，56，57，58，59，60，75，80，90，99，100，134，165，200，202，203，204，274，320，321 查尔迪亚Chaldia，166，168，204 查尔西安农Charsianon，166，204，207，209 查尔科普拉特亚区Chalcoprateria，136 察尔西顿Chalcedon，44，46，61，83，86，89，96，327 查兰尼斯Charanis，2 弗迪南查兰顿Ferdinand Chalandon，7 D 达达尼尔海峡Dardanelles，452，457 达兹姆战役Dazimon，166 达米埃塔Damietta，189，191，194 达尼什蒙德Daniscomnds，308，316 达吉亚Dacia，27，40 达尔马提亚Dalmatia，27，52，79，159，198，199，200，201，204，214，240，242，304，309，322，323，324，329，453 达拉塞娜Dalassena，315 达佛努修姆Daphnusium，379 达兹马那Dazmana，166 达莱乔Daleggio，2 戴克来亚Dioclea，236，240，242，243，276，301 鞑靼人Tartar，372，373，375，385，386，387，418，424，459，471 道尔格Dolger，2，9，12，13，14 德米特拉斯Dcomtrias，211 德尔坚Deljan，276，277 德拉古亭Dragutin，414，420 德维尔图斯Develtus，158，160，162，164 德布鲁察Dobrudja，457 德拉加斯Dragas，468536 迪米特里Dcomtrius，77，156，289，333，359，368，373，404，405，439，448，464，470，468，470， 迪米特里亚卡Dcomtrica，332 迪奥格尼斯Diogenes，272，288，289，291，305，324 迪康司基Decansk，424，427 迪米特洛夫Dimitrov，2 查尔斯迪尔Charles Diehl，1，6，7，14，15 第拉修姆Dyrrachium，157，204，213，214，236，240，241，242，243，276，280，290，291，303，304，305，330，332，337，361，367，371，377，378，387，414，418，429 迪加诺维奇Dejanovic，457 迪西蒙Decimum，52 迪奥斯克鲁Dioscorus，43，44 迪基西斯Dujcev，128 第涅伯河Dnieperriver，209，233 狄迪莫提胡斯Didymotichus，364，418，431，437，438，442，449 多尔格鲁基奇Dolgorukij，320 多德坎奈斯Dodecanese，155 多罗斯托隆Dorostolon，234 多门提赞Dcomntijan，301 多明我会士Dominican，4 多米尼克Dominican，358，405 多瑙河Danuberiver，33，38，53，58，59，60，61，78，98，142，161，209，211，221，231，233，236，240，241，242，243，244，281，287，315，332，333，372，441，454，457，466 多西亚努斯Docianus，405 多德坎奈斯地区Dodecanese，155 杜鲁兹那人Druzina，237，280 杜卡斯Ducas，271，286，287，289，291，292，311，314，325，367，402，403 杜珊Dusan，406，415，427，434，435，437，439，440，441，444，447，449，453，457 顿斯科伊Donskoj，459 杜里利乌姆Dorylaeum，307 杜不罗夫尼克（今拉古沙）Dubrovnik，198，200，242，304 E 恩里克丹德罗Enrico Dandolo，339，340，360，362 恩斯林Ensslin，2 F 乔治范莱George Finlay，5 弗郎索瓦孔伯非斯Francois Combefis，3，4 弗条斯Photius，185，186，187，188，189，190，191，192，193，194，195，197，198，199，200，201，202，203，209，283 弗拉斯迪米尔Vlastimir，198，209，210 弗雷德里克一世巴巴罗萨Frederick Bar-barossa，320，321，324，325，333，334，335，337，340，378，417，419 弗拉基米尔Vladimir，237，238，240，241，242 弗拉迪斯拉夫Vladislav4，241，243，276，322，370，466，467 佛兰德尔Flander，301，306，307，361，363 佛罗lún萨Florence，405，430，456，465 法布里西乌斯Fabricius，5 法莫雷尔Falcomrayer，6 法兰克Frank，142，157，288，311，359，362，364，371，379，381，382，385，388，407，419，420，464 法提玛Fatimids，189，191，233，236，240，287，330 法兰克王国Frankkingdom，151，152，200 腓力普堡Philippolis，158，162，334，336，437，449 非罗塞乌斯Philotheus，185，205，206，208，405，406 非利吉亚Phrygia，136，163，212，300，324，375 非罗克雷尼Philocrene，427 菲西亚Phocaea，416，417，428 非拉多非亚Philadelphia，331，363，417，419，427，455 非劳塞乌斯Philotheus，9，405，445，450 非拉利图斯Philaretus，129 费拉拉Ferrara，464，465 福卡斯Phocas，60，61，62，78，186，199，209，232，235，239，290 富格尔Fugger，3 G 盖撒Geisa，322，325 盖伊Guy，333，335 朱利斯盖伊Jules Guy，7 盖纳斯Gainas，41 盖塞里克Gaiseric，45，52 盖里枚尔Gelcomr，52 高加索Caucasus，54，79，81，82，83，132，133，163，240，242，413 格里高利Gregory，20，55，92，93，94，128，137，282，289，404，413，431 尼撒的格里高利Gregory of Nyssa，20 格里卡斯Glycas，300 格拉多Grado，304 格拉巴斯Glabas，414 哥斯马斯Cosmas，185，315 格斯塔佛兰科隆Gesta Francorum，301 格里高拉斯Gregoras，3，358，401，402，403，405，408，409，432，440，411 格拉巴尔Grabar，2 格兰诺夫Gorianov，2 格蓝德Gerland，1 戈阿尔Goar，3，4 雅克戈阿尔Jacques Goar，4 格兰尼奇Granic，10 格罗兹Glotz，14 格鲁梅尔Grcoml，13 格罗塞Grousset，14 哥特人Goths，39，40，45，129，280，435 格拉提安Gratian，39 龚吉拉斯Gongylas，225 古德非利Godfrey，307，308 古达克利Goodacre，22 贵劳美布德Guillacombudé，12 桂安尼Gyoni，2 H 哈德良Hadrian，55，129，152，197，274 哈门诺布鲁斯Hacomnopulus，406 哈达什Hadath，225 哈罗尔德Harold，280 哈扎尔人Khazars，83，98，106，107，133，166，193，195，231，233 哈特曼Hartmann，8 哈维拉奈克Havranek，11 哈lún阿拉什德Harun，al Raschid，157 哈斯Hase，5 哈德良Hadrian，54，274 哈布斯堡Habsburg，389 海lún娜Helena，213，223，225，226，427 海鲁斯Hellus，150 海尔利亚皇宫Hieria，144 汗达尼德王朝Hamdanids，221，227，230 赫里索堡Chrysopolis，107，237，238，442 赫里斯多都鲁斯Christodouluos，313 赫罗伯鲁斯Holobolus，404 赫利斯滂Hellespont，291，361 赫里斯多弗Christopher，146，148，199，200，215，216，218，223 赫罗尼姆斯Hieronymus，2 赫里索罗拉斯Chrysoloras，2 赫尔斯坦尼乌斯Holstenius，4 卡尔霍普夫KarlHopf，6 赫兹伯格Hertzberg，6 赫尔莫根尼安Hermogenianus，55 弗迪南赫斯Ferdlinand Hirsch，6 黑梅利乌斯Hcomrius，210 奥古斯都黑森堡August Heisenberg，7，15 霍诺留Honorius，40，86，99 霍亨斯陶芬Hohenstaufen，319，373，382，383 侯尼亚迪斯Choniates，3，299，300，301，324，329，357，358 侯马提安努斯Chomatianus，359，368 宏伯特Humbert，272，273，283 胡赛Hussey，2，14 J 爱德华吉朋Edward Gibbon，5 吉乌斯亭尼安尼人Giustiniani，441 吉奈西乌斯Gennadius，184，186，405 基辅Kiev，212，232，239，322 基米斯图斯普莱顿Gemistus Plethon，402，405，462 加布利尔Gabriel，241，276 加吉克Gagik，242，244 加拉大Galata，304，342，383，415，416，427，442，443，452 加里西亚Galicia，79，320，322，327 加里波利Galicia，79，320，322，327，361，371，418，445，449，450 基利杰阿斯兰Kilij Arslan，305，324 贾法Jaffa，335 加泰隆Catalan，401，417，418，419，420，421，429，430，435，456 加伯利埃罗布鲁斯Gabrielopulus，428 迦太基Carthage，59，61，78，80，92，93，105，106，107 杰兹德Jezid，136 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27，32，33，34，36，38，40，41，44，52，53，54，56，5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121 章 ，59，61，62，75，79，82，88，93，94，95，96，98，100，104，105，106，107，108，131，132，133，134，136，137，139，145，152，159，161，164，185，186，187，193，194，195，196，197，199，200，207，209，211，212，214，228，230，231，232，237，238，239，241，276，279，280，282，283，284，286，290，291，300，301，305，306，307，315，318，322，323，324，325，327，330，331，333，334，336，337，338，339，342，357，358，359，360，361，362，363，365，366，367，368，369，370，371，374，375，377，378，379，380，381，383，384，386，402，403，413，415，416，419，422，423，424，427，431，432，433，434，437，438，439，440，441，442，443，445，446，449，451，452，454，455，456，457，459，460，462，463，464，465，467，468，469，470，471 君士坦丁六世ConstantineⅥ，148，149，150，151，152，153，154 君士坦提乌斯Constantius，29，35，36，37 君纳迪乌斯Gennadius，468 K 卡帕多西亚Cappadocia，51，53，82，91，107，166，204，209，239，288 卡塔西提Catasyrtae，213 卡撒尔派Cathars，217 卡拉发特斯Calaphates，277 卡莱卡斯Calecas，405，430，439 卡米基斯Camitzes，337 卡罗赞Kalojan，333，337，364，365，371 卡门尼亚底斯Ccomniates，403 卡纳努斯Cananus，403 卡巴西拉斯Cabasilas，405，440 卡塔贝罗塔Caltabellota，417 卡拉不里亚Calabria，138，143，432 卡枚利Cacomlli，1 卡桑德利亚Cassandria，418，419 卡斯托利亚Castoria，427 卡利斯图斯Callistus，444，448，449，450 卡尔罗托科Carlo Tocco，456，463 卡拉马尼亚Caramania，466 卡塔拉温尼战役Catalaunianbatte，42 卡帕多西亚的约翰Johnof Cappadocia，51，53，203 卡第科伊Kadikoi，11 卡拉比西亚尼海上军区Calabisiani，101，105，134 卡拉布里亚Calabria，138 卡尔科隆巴赫尔Karl Krumbacher，6，7，12，16，358 昆诺维卡山Kunovica，466 喀尔巴阡山Carpathians，85 凯瑟琳Catherine，413，418，420，429，430 恺撒里尼Cesarini，465，467 恺撒利亚Caesurea，20，21，61，91，227，234，235，288，307 凯发罗尼亚Cephalonia，100，204，330，332，420，456 坎塔库震努斯Cantacuzenus，6，401，402，403，405，406，422，423，424，425，426，429，430，431，433，434，435，437，438，439，440，442，443，444，445，446，448，449，453 堪达克斯Chandax，226 堪地亚Candia，227 康拉德Conrad，317，318，319，320，322 康乃努斯Comnenus，403 康达科夫Kondakov，8，11 康斯坦托布罗斯Konstantopoulos，22 克利西米尔Cresimir，289 克雷迪翁Kleidion，241 克罗尼亚Colonea，207，222 克莱门特Clcomnt，306，384，419 克莱瓦刻Clairvaux，318，320 克里托布鲁斯Critobulus，402，403 克劳狄堡城Clandiopolis，136 克罗科特尼卡Klokotnica，370，371 克罗加Kroja，373 克罗地亚Croatia，10，84，85，198，200，204，209，214，215，216，222，240，242，289，304，309，322，329，453 科孚Corfu，319，330，332，340，342，378 科鲁姆Krum，153，157，158，160，161，162 科托尔（今科塔罗）Kotor，198 科尔多瓦Cordova，58，225 科穆宁Comnenus，284，286，291，299，300，303，314，317，326，327，331，335，339，357，363，364，366，367，376，410，422 科林斯Corinth，53，213，319，367，441，456，457，462，463，464，466，470 科尔特内Courtenay，367，370，373 科诺门Koloman，451 科隆普Collomp，12 科索沃Kosovo，454，457，467 科尔维努斯-匈牙迪Corvinus-Hunyadi，466，467，468 肯特那龙Kentenarion，210 孔伯非斯Combefis，4 库曼人Cuman，281，287，305，306，309，311，313，332，333，364，372，375，379，386，390，422 库塔尔米什Kutalmish，290 库达马Kudama，128 库里亚大会Curia，47，203，337，390，467 西莱西安恩斯特库尼克Silesian Ernst Kunick，8 库拉克夫斯基Kulakovskij，9 库库拉斯Cucuras，15，218，221，222，223，225，232 库格阿斯Kugeas，11 库特lún穆斯Kutlumus，12 夸底人Quadi，38 库库雷斯Kukules，11 L 拉迪斯劳斯Ladislaus，322 拉乌拉Laura，227 拉斯西亚Rascia，236，240，242，305，309，316，320，323，330，336，453 拉利沙Larissa，236，304，373 拉法尼亚Raphanea，240 拉斯迪斯拉夫Rastislav，193，195 拉多米尔Radomir，241，276 拉斯西亚Rascia，241，320 拉斯卡利斯Loscaris，357，359，363，364，365，366，367，369，371，375，376，378，379，380，382，384，385，388 拉古萨Ragusa，4，361 拉拉撒辛Lala Sahin，449 拉扎尔Lazar，453，454 拉扎里维奇Lavarevic，403，457，461，462 拉文那Ravenna，7，52，59，80，93，95，105，107，108，142 拉多尼克Radonic，10540 拉多杰西克Radojcic，10 拉贝Labbé，3 莱贝德夫Lebedev，2 莱昂塔利翁Leontarion，456 莱斯伯斯Lesbos，153，324，361，369，428，445 莱比锡Leipzig，6，8，15，22 莱梅尔雷Lcomrle，12，13，15 劳尼库斯Laonicus，402，403 劳lún特Laurent，2，3，13，22 劳迪西亚Laodicea，308 斯比利冬兰布罗斯Spiridon Lampros，10 兰普萨库斯Lampsacus，371 米歇尔勒基安Michel Lequien，4 查理勒伯Charles Lebeau，5 雷库德斯Leichudes，271，278，284，285，286 约翰雅各布雷斯克John Jacob Reiske，5 雷文农Levunion，305 雷德斯图斯Rhaedestus，290，361，452 雷蒙德Raymond，307，308，317 利奥四世Leo IV，146，147，148 利巴尼乌斯Libanius，21 利底亚Lidian，21，27，307 利奥托克米斯Leontocomis，204 利卡潘努斯Lecapenus，184，185，213，214，215，217，218，220，221，222，224，226，227，228，229，237，239，240 利堪杜斯Lycandus，204 利姆诺斯Lemnos，402，426，455 利底亚Lydia，307 李锡尼Licinius，33 利米尼Rimini，36 利奥提乌斯Leontius，46，105 理查德Richard，333，335 林皮达利斯Limpidaris，419 林根绍尔Lingenthal，8，9 列夫臣柯Levchenko，15 lún巴底Lombard，58，59，95，142，143，151，152，324 lún纳尔德Renauld，321，323 罗什Wroth，22 罗伯特圭斯卡特Robert Guiscard，287，289，303，304，307，309，315，330 罗伊拉德Rouillard，11 罗姆苏丹国Rum Sultanate，291，306 罗吉尔德弗罗尔Roger，deFlor，417，418 罗曼努斯Romanus，183，184，185，218，219，222，224，236，288 罗马尼亚Rumanian，10，15，332，414，418 罗德配Rhodope，336，337，418，437，444，445 罗维尼Rovine，457 洛林Lorraine，307 留特布兰德Liutprand，184，230 卢塞格南Lusignan，333，335 鲁道夫Rudolf，389 鲁枚利亚Rcomlia，449，466 卢卡斯Lucas，4 M 马尔马拉海Marmorasea，33，361，415，453 马尔西利Marcellae，151 马尔赛Marcais，14 马尔马拉Marmora，361，415，453 马尔西安Marcian，44，45 马提娜Martina，88，89，90 马格诺拉皇宫Magnaura，148，149，190，192 马格奈西亚Magnesia，376，417，418 马格拉维Margrave，413 马加法金Majafarkin，235 马克罗利瓦德Macrolivada，162 马克里-普拉吉Makry-plagi，382 马库斯Marcus，274 马克林伯利提萨Macrembolitissa，286 马拉拉斯Malalas，21，128 马利卡河Maricariver，370，373，437，451 马林努斯Maleinus，239 马里诺法雷罗Marino Faliero，446 马米斯特拉Mamistra，308，316 马木路克Mamluks，385，386 马尼亚克斯Maniaces，274，280，281 马纳塞斯Manasses，300，301 马其顿Macedonia，27，40，79，91，156，157，160，195，200，204，207，208，217，218，236，241，242，281，287，301，304，315，332，336，344，361，365，368，373，375，377，390，414，419，422，423，424，426，427，437，441，451，457，468 马萨利安人Massalian，217 迈森不利亚Mesembria，160，161，382，385，418，427，450 马提罗堡Martyropolis，52，222，233 马太Matthew，442，444，445，462，463 马扎尔人Magyar，209，222，225，320 马克西米安Maximian，33 马格努斯Magnus Magnentius，36 让马比永Jean Mabillon，4 美赛德乌斯Methodius，163，165，185，187，188，190，191，192，193，194，195，198，200 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37，83，88，91，140，204，221，222，225，233，244，287，461，470 美茵德尔Meander，366 美里特奈Melitene，140，189，191，193，194，199，221，244，316 麦西纳Messina，280 麦利森努斯Melissenus，291，292，310，421，428 麦萨利特斯Mesarites，359 麦迪西乌姆Medicium，128 迈尔尼克Melnik，373，424 迈森德尔Meander，375 迈纳Maina，382 迈托奇特斯Metochites，404，408，415，423，424，439，446 迈林吉部落Melingi，157 迈尔卡提Mercati，11 迈迪逊Madison，14，15 “护民官”曼南德尔Menander，21 曼兹克特Mantzikert，288，289，291，324 曼努埃尔Manuel，90，299，301，314，317，318，320，321，322，323，324，325，327，329，330，339，340，371，380，422，442，445，448，451，452，455，459，460，461，462，463，464 曼卡法斯Mancaphas，363 曼弗雷德Manfred，378，379，381，382，383，384，390，392 圣曼底隆Mandylion，222 毛罗普斯Mauropous，272，278 毛里塔尼亚Mauretaria，27 贸罗左迈斯Maurozcoms，363 亨利莫内Henry Monnier，7 摩苏尔Mosul，221 摩拉瓦河Morava，335 摩拉维亚Moravia，193，194，195，196，198，200，372 莫普苏斯提亚Mopsuestia，229 莫诺马库斯Monomachus，277，278，283，284 莫拉维奇斯科Moravcsik，2，16 莫德里纳会战Modrina，139 莫塞诺堡Mosynopolis，332 莫利亚Morea，359，362，385，387，388，390，402，420，426，442，443，445，446，453，456，457，460，462，463，464，466，467，468，470 梅兰西顿Melanchton，2 蒙特非拉特Monteferrat，340，360，361，363，368，409，413 蒙农瓦西亚Monemvasia，382，420 米斯提库斯Methodtus，218，219 米哈伊尔Michael，77，146，149，159，160，161，163，164，165，183，184，185，186，187，189，192，195，196，214，216，284，288，289，291，373，380，381，382 威廉米勒William Miller，9 米克罗西奇Miklosich，12 米尔万桥战役Milvianbridge，31542 米里奥塞发隆Myriocephalon，324 米斯特拉Mistra，382，453，456，462，466，467 米莱图斯Miletus，363 米卢亭Milutin，390，404，409，414，415，419，420 蒙南瓦西亚Monemvasia，128，382，420 蒙诺马赫斯Monomachus，419，429 穆拉尔特Muralt，8 爱德华穆塔夫斯耶夫Edwarl Mutafciev，10 穆塔西姆Mutasim，166，189，191，194 穆扎lúnMuzalon，377，378 穆拉德Murad，403，449，451，454，455，461，462，463，465，467 穆斯塔法Mustafa，461，462，463 N 纳尔西斯Narses，51，52，53 纳坚祖斯Na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122 章 zianzus，20 纳扎利什Nazareth，234 纳瓦雷Navarrese，456 拿波里亚Nauplia，464 那波利Naples，52，95，382，383，413，450，468，469 奈曼加Nemanja，301，323，329，330，333，334，335，336，366，377，414，453 奈曼尼奇Nemanici，453 内里奥Nerio，456 奈奥巴特雷Neopatrue，388，421 南菲宏Nymphaewm，376，379 南斯拉夫Jugoslavia，10，301，334，372，384，385，450，451，454，471 尼基弗鲁斯Nicephorus，76，127，128，129，139，146，147，148，149，153，154，155，156，157，158，159，160，162，163，184，185，188，189，190，191，199，209，213，222，226，227，228，229，230，231，232，233，239，242，373，377，385，389，414，429， 尼西塔斯Nicetas，128，129，139，146，185，299，300，301 尼西亚Nicaea，34，35，38，129，133，148，149，151，152，162，163，167，194，236，284，290，300，305，307，357，358，359，363，364，365，366，367，369，371，372，373，374，375，376，377，379，416，417，427，465 尼古拉斯Nicholas，185，190，191，192，195，211，212，213，214，236，389，469 尼科伯利斯Nicopolis，204 尼西比斯Nisibis，52，77，222，233 尼克洛巴巴罗Nicolo Barbaro，403 尼基弗里特泽斯Nicephoritzes，289，290，291 尼姆费乌姆Nymphaeum，366 尼科堡Nicopolis，100，457，460 尼布赫Niebuhr，5 尼科夫Nikov，10 尼科米底亚Niccomdia，33，132，325，369，417，429 聂斯脱利派Nestorianism，43，44，57，145 聂斯脱利Nestorius，43，44 纽lún堡Nuremburg，333 卡尔缪曼Kari Neumann，7 诺曼底Normandy，307 诺里库姆Noricum，27 诺嘎吉Nogaj，386，387，418 P 帕弗拉格尼亚Paphlagonia，166，188，190，193，194，204，207，209，275，276，277，283，284，363 帕臣纳克人Patzinak，209，221，231，233，281，287，288，289，303，304，305，306，309，311，315，316，325 帕里斯特隆Paristrion，242 帕拉顿纳翁Paradunavon，242 帕里科Paroιkoi，312，325 帕特莫斯Patmos，313 帕列奥列格Palaeologus，358，359，373，377，378，379，380，381，382，384，388，389，390，391，392，402，404，405，408，409，410，416，423，426，429，434，439，442，444，445，446，447，453，456，465 帕奇美雷斯Pachcomres，358，375，401，410 帕纳里图斯Panaretus，403 帕拉马斯Palamas，405，432，433，439，440 帕尼图斯Panidus，453 帕里佐Parisot，6 帕特农神庙Parthenon，243，470 帕特里修斯Patricius，45 帕特拉Patras，156，157 潘卡莱亚Pankaleia，235 潘臣柯Pancenko，8，9，22 潘诺尼亚Pannonia，27，39，40，157 柏柏尔人Berber，52，58，92 颇塞罗斯Psellus，186，271，272，276，278，279，284，285，286，288，289，290，300，313 颇塞乌多-科迪努斯Pseudo-Codinus，446 坡因曼恩农Poimanenon，363，369 滂都斯Pindus，417，467 配雷坎农Pelecanum，307 配吉Pec，364，453 配尔加蒙Pergamum，366 配拉格尼亚Pelagonia，379，382 皮克特人Pict，38 普罗特岛Prote，222 普里斯拉夫Preslav，216，233，240 普里利普Prilep，241，415，427，457 普里兹lúnPrizren，289，335 普罗尼亚Pronoia，311，312，313，325，332，362，364 普罗塞克Prosek，337 普罗旺斯Provence，226，383，410 普罗克鲁斯Proclus，403 普特莱昂Pteleon，421 普里斯迪纳Pristina，434 卜尼法斯Boniface，340，360，361，362，363，368 普里斯卡Pliska，158，236，240 普里斯库斯Priscus，20 恺撒利亚的普罗柯比Procopius of Caesarea，21 普尔西利亚Pulcheria，41，44 皮埃尔普西奈斯Pierre Poussines，3，4 R 日耳曼努斯Germanus，129，131，137，144，145，387 日耳曼尼西亚Germaniceia，140，225，226，307 热那亚Genoese，323，339，379，382，383，390，402，410，411，415，416，426，428，441，442，443，444，445，446，452，454，461，469 仁西曼Runciman，2，15 萨拉丁Saladin，330，333，334，335 萨尔克尔要塞Sarkel，166 萨珊王朝Sassanids，25，33，54，82，88，87 萨莫斯岛Samos，204，224，361，369 萨尔迪卡Sardica，35，79，158，237，240，307，333 萨拉森人Saracen，234，342 萨巴斯阿塞德努斯Sabbas Asidenus，363 萨克森Saxon，151 萨伏伊Savoy，430，450，452 沙木埃尔Samuel，236，237，238，240，241，242，243，276，289 萨乌德兹凯里比Saudzi Celebi，451，452 萨巴提尔Subatier，6，22 撒姆埃尔Samuel，185 撒莫萨塔Samosata，192，199，225 撒库迪乌姆修道院Saccudium，150 撒克逊人Saxons，38 撒尔马特人Sarmatae，38 萨尔底斯Sardes，20，139 桑普森Sampson，363 圣撒巴斯St.Sabas，137 塞奥多西Theodosius，39，40，41，56，59，82，544，94，99，127，132，144，301 塞奥多利Theodore，57，83，129，150，151，154，159，160，162，163，167，184，185，188，190，192，201，332，368，369，370，371，373，376，377，453，456，460，463，466，468 塞奥多拉Theodora，21，53，106，185，188，189，190，191，192，193，205，232，274，277，284，331，378，380，424，427，438 塞奥非鲁斯Theophilus，129，163，165，166，167，187，189，190，192，193，194，224，225 塞奥发尼斯Theophanes，21，76，97，101，127，128，139，153，154，155，156，167，183，184，185，218，221，387 塞奥巴尔德Theobald，419 塞奥非拉克特Theophylact，21，185，218，219，220，301 塞奥克提斯杜斯Theoctistus，188，189，190，191，192，201，205，206，207 塞奥多里克斯特拉波Theodoric Strabo，46 塞奥多西堡Theodosiopolis，52，140，244 塞奥发诺Theophano，154，159，185，210，226，231，232，233，234，244 塞多尼斯Cydones，404，405 塞尔柱Seljuq，281，287，288，289，291，303，306，365，366，367，377，379，382，416，426，428，437，438 塞尔迪卡Sardica，325 塞尔米乌姆Sirmium，36，242，322，329 塞尔吉乌斯Sergius，75，82，83，86，93，99，130，131，188，190，211，239，282 塞米斯提乌斯Themistius，21 塞费-阿德-达乌拉赫Saif-ad-Daulah，221，225，226，227，230 塞非苏斯Cephissus，419 塞克Seeck，13 塞克拉Thecla，188，190 塞莱翁Sylaion，145 塞鲁拉利乌斯Cerularius，283，284，285，286 塞里斯Serres，236，238，330，336，373，435，449，451，453，456 塞里夸Seliqua，31 塞琉西亚Seleucia，166，204 塞曼德里亚Scomndria，466 塞特波兹Settepozzi，383 塞巴斯提亚Sebastea，83，204 塞萨利Thessaly，142，210，236，238，241，304，332，361，368，370，373，381，385，386，382，388，389，390，407，414，419，420，421，428，429，430，435，440，456 塞萨洛尼基Thessalonica，27，40，77，79，95，100，132，156，157，184，186，193，194，196，204，209，210，213，236，238，242，280，300，301，329，330，332，337，361，362，363，365，367，368，369，370，371，372，373，403，404，405，406，409，413，418，419，422，423，424，426，429，430，434，435，437，438，439，440，441，448，451，453，454，461，462，463 塞浦路斯Cyprus，91，96，100，101，229，231，232，335，338，412，422，450 塞坡伊Cepoy，420 塞伊斯河Theiss，157 色雷斯Thrace，27，31，38，39，46，49，50，79，98，101，102，131，132，139，140，141，142，145，148，156，157，160，161，182，204，207，208，209，213，214，217，225，287，294，316，335，361，362，364，365，369，372，373，375，377，386，390，418，419，422，423，428，431，434，437，438，441，442，445，447，449，451，466 圣彼得堡St.Petersburg，196 色雷斯松军区Thracesion，134，139，146，151，192，194，204，207，224，225 森图里奥尼Centurione，462 士瓦本Swabia，340 施lún伯格Schlumberger，6，22 施瓦兹Schwartz，8 斯达乌拉西乌斯Stauracius，154，158，159 斯克莱林娜Sclerina，232，278 斯克莱鲁斯Sclerus，232，234，235，237，238 斯克拉留斯Scholarius，405 斯克普杰Skoplje，241，242，335，390，414，424，440 斯卡达尔湖（斯科德拉湖）Skadar，242 斯堪的纳维亚Scandinavia，280 斯拉夫Slav，52，58，59，77，78，79，80，84，92，99，101，156，157，158，185，194，195，260，276，282，304，323，332，334，359，387，407，453，354，465，470 斯洛文尼亚Sclavinia，156 斯米尔纳Smyrna，96，305，307，417，438 斯姆巴特Smbat，244 斯特普Stip，415 斯坦因Stein，1，9，14 斯图迪特Studite，129，150，154，159，160，162，163，188，190，192，285，291，336，380 斯塔诺耶维奇Stanojevic，10 斯塔德特穆勒Stadtmuller，1 斯提里克Stilicho，40 斯提连努斯扎乌奇斯Stylianus Zautzes，201，202，203，204，205，207，209，210，213 斯特鲁米卡Strumia，424，427 斯特利蒙Strymon，204 斯特鲁马Struma，241，337 斯特拉特格布鲁斯Strategopulus，379，380，382 斯蒂芬Stephen，106，128，143，145，152，196，197，201，203，218，222，276，301，316，322，335，336，366，370，385，420 斯陶拉西乌斯Stauracius，149，150，156 斯坦尼马赫斯Stanimachus，437 斯维亚托斯拉夫Svjatoslav，231，232，233 斯维托斯拉夫Svetoslav，418 斯西里兹斯Scylitzes，184，272 斯泽格丁Szegedin，467 苏兹达尔Suzdal，320 苏格拉底Socrates，20 索左堡Sozopolis，450 索左门Sozcomn，20 索洛维夫Soloviev，2 索科洛夫Sokolov，1 索佛克利斯Sophocles，4 索里德Solidus，31 苏莱曼Suleiman，290，291，303，305，444，445，449，453，461，462 T 塔尔苏斯Tarsus，308，316 塔兰托Tarento，321，413，414，418，420 塔马尔Thamar，363，420 塔夫Tafel，6 塔普罗巴尼（即锡兰）Taprobane（Ceylon），54 塔巴里Tabari，128 塔伊格图斯地区Taygetus，156 塔拉西乌斯Tarasius，148，149，150，152，154，188，190，191，192，193 塔昌尼奥特斯Tarchaneiotes，385，386 塔拉西科迪撒Tarasicodissa，45 坦克雷德Tancred，307，308，309，337 陶鲁斯Taurus，79，199，222，229，316 陶尔米纳Taormina，192，194，209 特尔特尔Terter，390 特尔维尔Tervel，106，107，131，133，161，162，164 特尔诺沃Trnovo，333，335，336，337，371，372，389，403，427，440，449，454，456 特非里斯Tephrice，192，194，199 特拉比仲德Trebizond，338，363，367，372，403，414，470 特利兹Teletz，141 特利里格Telerig，142 特里波利Tripolis，210，240，308 特利比尼亚Trebinia，243，276 特奈多斯岛Tenedos，444，452，454 特维尔特科Tvrtko，453，454 特祖鲁lúnTzurullum，291，372546 特兹姆配Tzympe，445 特利坡尼安Tribonian，51，55 特里卡马隆Tricamarum，52 提比利亚斯Tiberias，234 提比斯Thebes，20，319，419，456，466 提雷Tyre，335 提比略Tibe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第 123 章 rius，59，94，99，107，108，144 提亚纳Tyana，107，157 帖木儿Timur，461 托米斯拉夫Tomislav，214，216 托马斯Thomas，6，136，163，164，165，361，370，401，404，414，420，463，468，470 托马斯阿奎纳Thomas Aquinas，405 图鲁赫Thoros，244 图拉真Trajan，274 图卢兹Toulouse，307，308 图尔马Turma，134 突厥Truks，54，281，287，288，289，291，303，306，308，309，311，319，322，365，366，367，376，377，379，382 托平Topping，2 托尔斯泰Tolstoj，22 托提拉Totila，52 W 瓦西里一世BasilⅠ，155，183，186，188，195，196，197，198，199，200，201，202，203，210，212，218，223，235，282，370，459，460 瓦塔基斯Vatatzes，357，359，368，369，371，372，373，374，375，376，377，378，380，411，416 瓦尔达河Vardarriver，241，337，373 瓦斯普尔干Vaspurkan，242，244 瓦兰吉亚人Varangian，237，280，311，332，342 瓦拉吉亚Wallachia，210，457，466，467 瓦尔特Walter，419 瓦尔纳河Verna，98，406，467 瓦lún斯Valens，37，38，40，158 瓦lún提年Valentinian，37，38，39，40，41，42 瓦西里斯克斯Basiliscus，45，46 瓦西列夫斯基Vasiljevskij，1，6，8，9 瓦西列夫Vasiliev，1，8，9，14 瓦洛伊斯Valois，363，414，418，419，420，429 瓦尔登伯格Waldenberg，1 汪达尔人Vandals，42，51 沃德纳城Vodena，241，373 沃伊斯拉夫Voislav，276 沃曼多伊斯Vermandois，307 沃尔夫Wolf，2，319，320 沃德纳Vodena，373，427， 沃纳德斯基Vernadskij，1 乌拉努斯Uranus，240 乌寨斯Uzes，281，287，288，305 乌尔班Urban，306，382，450 乌罗斯Uros，379，381，384，441，447，453 乌卡辛Vukasin，451，457 乌格尔杰萨Ugljesa，451 乌斯本斯基Uspenskij，1，8，9，12，185 乌尔非拉Ulfila，36 维塔利安Vitalian，49，95 维提格斯Vitiges，52 维尔兹提Velziti，156 威尼斯Venice，159，302，304，309，317，319，321，323，324，330，339，340，342，358，361，362，364，366，379，357，382，383，387，390，391，392，411，415，416，419，420，441，443，444，446，447，451，452，453，454，455，457，460，461，464，467 维利哈顿Villehardouin，301，362，379，382，384，388 维尔西尼基亚Versinicia，160，161 倭马亚王朝Umayyads，140，165，225 X 西比拉奥特Cibyrraeots，101，140，156，164，224 西里西亚Cilicia，82，96，107，209，229，230，231，287，291，308，316，317，321，365，372 西利斯特利亚Silistria，233，242，454 西高门努斯Cecacomnus，272 西非林努斯Xiphilinus，278，279，288 西罗布鲁斯Syropulus，301 西蒙尼斯Simonis，404，415 修斯岛Chios，96，210，232，324，361，369，416，441 西兹库斯Cyzicus，96，357，417 西诺配Sinope，363，367 西奈特斯Sinaites，405 西纳迪努斯Synadenus，422，424，429，434 西斯曼Sisman，424，427 西尔吉安尼斯Syryiannes，422，423，427 西吉斯蒙特Sigismund，457 西奈修斯Synesius，21 席克Seeck，8 希西奇Sisic，10 希罗多德Herodotus，402 希腊Greece，54，79，102，137，138，156，201，206，242，276，337，359，362，363，369，375，379，382，385，407，411，421，429，430，431，440，443，456，457，462，463，464，467，470 小亚细亚（Asia Minor），61，78，79，80，81，82，83，88，90，91，92，96，97，98，102，103，133，134，136，142，145，148，151，155，157，158，161，163，166，167，189，191，192，194，199，200，209，217，236，238，239，244，276，284，286，287，289，290，291，292，302，303，306，307，309，316，318，319，324，327，335，360，361，363，364，365，366，367，368，369，372，373，375，381，413，415，416，417，418，419，420，424，426，428，449，451，461，462，467 辛纳穆斯Cinnamus，4，299，300 修昔底德Thucydides，21，402 叙拉古Syracuse，95，192，193，199，201，280 叙利亚Syria，44，49，50，52，54，56，57，77，79，83，86，87，88，91，92，96，101，132，140，144，225，229，230，233，239，240，241，274，308，316，317，319，330，333，450，461 旭烈兀Hulagu，385，386，387 Y 亚美尼亚Acomnia，37，42，52，58，77，79，82，83，86，88，89，91，92，95，100，101，133，140，144，199，202，209，211，217，222，240，242，244，281，287，288，316，321，339 亚得里亚海Adriaticsea，53，78，79，157，165，199，238，243，244，289，303，304，308，309，316，361，367，368，372，441，457，470 亚美尼亚军区Acomniakon，80，101，132，139，149，150，163，166，193，194，204，207 亚森Aachen，159，332，333，336，337，369，370，371，373，377 亚克文柯Jakovenko，8，9 耶路撒冷Jerusalem，79，82，83，86，88，137，234，306，308，321，322，333，335，338，371，438 伊巴斯Ibas，57 伊贝利亚人Iberian，100，163，221，240，242，244 伊庇鲁斯Epirus，100，236，304，359，361，363，367，368，369，370，373，375，377，378，379，381，382，384，385，389，403，407，414，418，420，428，429，430，435，437，440，447 伊本-霍达比Ibn-Hordadbeh，128 伊本阿法基Ibn Al Fakih，128 伊格尔Igor，221，223 伊格纳提乌斯Ignatius，185，188，189，190，191，192，193，197，198，199，201 伊凡科Ivanko，336，337 伊卡利亚Icaria，369 伊科尼乌姆Iconium，307，316，318，324，548，333，365，367，372，375，376，377，386，387 伊拉克略Heraclius，54，59，61，75，76，77，78，80，81，82，83，84，85，86，87，88，89，90，94，96，97，98，99，102，105，108，109，130，244，273，280，289，302 伊拉克翁Hierakion，382 伊拉克雷亚Heraclea，362，363，367，417，428，452 伊琳尼Irene，146，148，149，150，152，153，154，155，156，157，159，188，190，191，193，291，301，315，338，368，377，389，408，413，419，431 伊里利亚Illyria，27，31，40，46，138，143，152 伊里利库姆Illyricum，40，41 伊鲁斯Illus，46 伊莎贝拉Isabella，384 伊斯特拉河Istria，159 伊塞多利Isidore，439，465，468 伊苏里亚人Isaurians，45，46，48，49 伊瓦杰罗Ivajlo，389 伊兹加斯拉夫Izjaslav，320 以弗所Ephesus，20，44，132，144，307，319 意大鲁斯Italus，313 依沙克科穆宁Isaac Comnenus，271，284，285，286，291，292，300，335，336 英诺森Innocent，337，339，340，374，448 尤伯埃亚Euboea，361，379，388，419，427，452 幼发拉底河Euphrates，199，221，225，244 尤多西亚贝亚纳Eudocia Baiana，211 尤多西姆斯Eudocimus，147 尤弗罗西尼Euphrosyne，386 尤吉尼库斯Eugenicus，405，464，465，468 尤斯塔修斯Eustathius，209，211，239，272，301，329 尤罗吉亚Eulogia，389 尤塞塔Euchaita，272 尤塞米乌斯Euthymius，185，211，212，218，403 尤吉尼乌斯Eugenius，320，440 尤兰德Yolande，366，367，368，370 尤诺米乌斯Eunomius，35 尤提西斯Eutyches，43，44 尤西比乌斯Eusebius，20，36 以弗所的约翰John of Ephesus，20 约翰基米斯基John Tzimisces，184，186，222，225，226，227，228，231，232，233，234，235，236，237，239，240 约瑟夫Joseph，128，154，159，184，388，389，412，464 Z 扎赫鲁尼亚Zachlumia，214，216，242，276 扎卡利亚Zaccaria，428，462 扎金索斯岛Zacynthus，330，332 扎哈斯Tzachas，305，309 扎纳其穆达左Zanachi Mudazzo，452 兹拉塔斯基Zlatarski，10，16 左纳拉斯Zonaras，3，4，184，272，300 卓维安Jovian，37 卓依尔Joel，300 左西莫斯Zosimus，20 左提库斯帕拉斯庞迪鲁斯Zoticus Paraspondylus，405 朱里杰Jurij，320 邹伊Zoe，201，203，210，211，212，213，214，215，274，275，277 小说下载尽在http://www.biqugedu.com--【白鹰魅影】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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