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从军见闻录》 正文 几个片段 用自己的死去换取别人的生 那时的飞行人员，大多数是这样的人：年轻力壮，文化程度不高；检上飞行后，一头扎进学习中刻苦学文化c学航空理论c学飞行；毕业后分配到航空部队里便是天天飞c飞c飞，天天钻研怎么飞得更好。人际关系简单得就像是1＋1＝：我们是同志，同志间在平时就是真诚相待，在战时就是生死与共。我们是上下级，上级就要爱护下级，飞得不好时就骂一顿，骂过之后又像对亲儿子似的，手把手地教；下级对上级就是服从，平时令行禁止，战时奋勇冲杀，上级一声令下，会死也要坚决往前冲！人与人之间只有赤忱相见，没有勾心斗角，没事时就在一起打打扑克c吹吹牛，谈笑间，你给我一拳，我还你一掌——打是亲，骂是爱，不打不骂不自在；有事时全力相助，战时敢于用自己的死来换取战友的生！ 空军入朝参战，面对的是世界第一空军强国，而我们的空军则是刚刚建军；人家投入了几千架飞机，我们只有几百架；人家的飞行员飞过几千时，我们的飞行员只在战斗机上飞过二三十个时面对强敌，志愿军空军必须万众一心地投入战斗，和敌人斗智斗勇。这时候，空c地勤之间的关系发生大变：血与火交织的空战使地勤们对空勤人员充满了敬意，看见他们一天起飞多次，紧张的空战使他们累得吃不下饭c睡不好觉，地勤们会感到十分心疼；看见飞机上被敌机击中的累累弹洞，使他们对空勤人员的安全格外担心；空勤人员在空中厮杀时，地勤人员在机场仰望蓝天，分分秒秒地计算着时间，简直是度日如年；如果自己负责维修的那架飞机没有按时飞回来，就会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时刻跑到塔台去打听，计算着油量，猜测着飞机的下落：是被击落了？还是被击伤迫降了？飞行员是不是跳伞了？降落在哪里？生？死？存？亡？飞行人员则对地勤人员的起早贪黑地维修飞机，在零下几十度的严冬里脱下棉衣钻进发动机进气孔里去检修（穿着棉衣钻不进去），冻得僵硬了，被伙伴们抓着两只脚拖出来，从而保证了飞机的良好性能，保证了空战中飞机不出故障c枪炮不出故障c炸弹不出故障，因此而对地勤同志充满了感激之情：生我者父母，救我者地勤战友也！ 一位飞行员在一次空战中被多架敌机包围！他驾机奋勇冲杀，突升突降，和敌机打“对头攻击”，终于杀出重围，安全返回基地降落。地勤人员上去检查，发现飞机中弹0余发，飞行员居然把这样一架遍体鳞伤的飞机飞了回来！地勤人员直夸飞行员勇敢，技术好；飞行员则夸地勤人员飞机维修得好，坚固得像一辆空中坦克！ 在一次准备起飞时，飞行员已经坐进座舱，忽然敌机来袭，对着停在机场上的我机猛烈扫射。情急中一名地勤人员猛地伏在飞机的座舱盖上，用自己的身体掩护着座舱里的飞行员。座舱里的飞行员急得拼命挥手叫他走开，他却依然不离不弃地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护着飞行战友。 一位机械师看见自己的机长——飞行员没有手表。他想，机长要升空作战，一天战斗起飞多次，没有手表怎么行呢？就把自己的手表交给机长。机长不肯要，说：“我要是被打下来了，怎么把手表还给你？”机械师的心灵受到极大的震撼，不禁焦急而动情地说：“不，不，不，你不会被打下来的！看着我的这块手表你也应该努力飞回来！”说着，潸然泪下。 有一架战机，在经历过一场激烈的空战后，飞回机场。降落后出现一个奇怪现象：飞机停在跑道上，既不滑回停机坪，也不见飞行员从座舱里出来。正当人们感到奇怪时，一位机械员手持一根铁棍冲过去，猛击飞机的座舱玻璃！打破玻璃后，拖出已经昏迷的飞行员，背上他就跑。跑出几十步后，放下飞行员，趴在他身上。这时，“轰”的一声巨响，飞机爆炸了！数十步的距离就是阴阳相隔的生死线，飞行员c机械员才都幸免于难。原来这位飞行员在激烈的空战中飞机被击伤，自己也负了重伤。他坚持着，在人c机具遭重创的情况下，尽全力抖擞精神，挣扎着驾驶飞机飞回机场。终于落地了，到家了，他那绷紧的神经一下子就放松了，人便昏了过去。机械员是内行，他知道：出现此种状况，肯定是飞行员负伤昏厥了。人受伤了，飞机自然也被击伤了。被击伤的飞机有可能存在着严重的隐患：汽油与电火花或高温的接触随时都可能引起爆炸！座舱盖是从里面栓死的，只有用外力击破座舱玻璃才能抢出飞行员。 飞行团长樊玉祥是19八年参军的八路。在抗美援朝的空战中，他率领飞行团击落敌机6架，击伤八架；他本人也击落敌机架，击伤1架。在一次空战中，他的飞机遭到重创，只得找一块比较平坦的地面迫降。当他找好地点准备迫降时，突然发现前面有一群朝鲜的老百姓。为了保护朝鲜人民的生命安全，他用力拉起已经不大听指挥的飞机，越过那些朝鲜老百姓迫降。谁知后面又是一排民房，他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再次拉起，又越过了那排民房。当他作第三次迫降准备时，受了重创的飞机再也飞不动了，失速跌落，重重地摔在了地上！樊团长用自己的粉身碎骨换得了朝鲜人民的生命财产的安全。此情此景深深地感动了朝鲜人民，他们挥泪为樊团长开了一个追悼会，深情悼念这位从中国飞过来的爱民英雄！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引子 激励稚子出乡关， 功成名就再回还； 男儿立世当有志， 人生何处不青山？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一张报上看到蒋介石的二公子蒋纬国先生的一段“回忆”。阅后使我大吃一惊，想不到天下竟有这样的军队？！这样的军人？！孤陋寡闻的我震惊不已！现在我把他的那段“回忆”抄录如下： 19年，我从湖州回到苏州。那时候的苏州火车站乱糟糟的，我下火车时发现有很多士兵，有一个士兵拿着步枪上了刺刀，走过来搜查旅客。我从火车上下来，帶了一个铺盖，这个士兵要我伸手摸一摸有没有东西。我问那个士兵为什么不自己摸呢？他就“啪”一个巴掌打过来，说：“让你自己摸是给你面子！”我只好把手伸进铺盖去摸，摸完后，他把手一挥说：“走了。”我也就走了。我体会到部队里的阿兵哥平时受够委屈，有那么一个机会能够在火车站检查别人，当然会扬威耀武。 194年，我坐陇海线的夜快车从潼关回新安，胡宗南将军有事找我去研究。我坐在下铺，火车还没开时，进来了一位少将，我站起来向他敬礼，敬完礼还没坐下，他就说：“上去。”于是我就把上衣脱掉，挂在上铺，这么一挂，就露出我的配枪来——一把银色的白朗宁，是我去部队临走时父亲送给我的。那位少将一看到我这把手枪便问我：“我看一看行不行？”我把手枪拿出来，退下子弹后交给他。他看了以后很喜欢，说：“我跟你换一把怎么样？”他的手枪也是白朗宁，不过已经生锈了，我就把退出的子弹再装回弹夹，把弹夹也给了他，然后他就把他的手枪放在我的枪套里面。第二天一早火车到了西安，胡宗南将军派熊副官来接我。这位少将也认识熊副官，见了他就恭敬地问：“你来接谁？”熊副官说：“我来接蒋上尉。”这位少将又问：“在哪一车？”熊副官说：“就在你后面。”后来这位少将就走了，我也跟熊副官一起走。等到将近中午的时候，有人来报告：“外面有一个少将跪在门口不肯走，要求见上尉。”我就赶快出去把他扶起来，他把枪还给我，我跟他说：“这件事没有什么，这把枪任凭谁见了都会喜欢，将军如果喜欢的话，就带回去用好了，没关系。”他说：“那不行，以后见了老太爷怎么说。” 另外一次是我从西安回到潼关时发生的。白天火车很挤，过道上都坐满了人。火车开车后，我看到一个上校自彼处挤过来往前走，没多久又看到他从前方挤回来，第二次经过我的旁边时，我就站起来问他：“上校，你是要找人还是要找位子？”他说：“找位子啊。”我就说：“请坐吧！”他“啪”一巴掌打在我脸上，很生气地问我：“你刚才为什么不让？”我说：“上校，刚才你是从我背后过来的，等我看见你时你已经走过去了，我以为你在找人，现在看你又挤回来了，所以我特别问一问。”没想到他又一巴掌打过来，说：“你啰嗦什么！”我站在旁边说：“你请坐。”说完就到厠所里坐在马桶上。后来列车长来查票，车厢里有认识我的人就跟列车长说：“那位上校刚才打了蒋纬国。”列车长就跟那位上校说：“你坐在人家的位子上了。”同时告诉他刚才那个上尉是蒋纬国。 他听了以后，跑到厠所门口跪了下来，并且再三道歉。我赶快把他扶起来。那位上校一定要我原谅他，说他家里还有老娘在，好像我马上就要把他拉出去枪毙似的。我把他扶起来后请他回到座位上，我还是坐厠所里，他坚持要我回到座位，说厕所里臭。从这些事情中我看清楚了我们的军队是怎样的一批人组成的，要带着这么一批人去打仗，还要面对如此精锐的日军，还要打胜仗，实在是不容易。 看了蒋纬国先生的这段“回忆”后，我在震惊之余，浮想联翩：我也有过一段很可以写写的亲身经历，那种经历也并不是尽人皆知的，我为什么不把它写出来呢？ 我的经历也具有一定的传奇性：我是一个国民党将军的儿子，没当过国民党的兵，对国民党的军队是不了解的。但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我却糊里糊涂地走进了共产党军队的军营，当了共产党军队里的一名兵：从军政大学到野战部队，从陆军到空军，从新建的航空学校到刚刚诞生的空军部队，从空军医院到空军疗养院，从连队到机关再到连队，从接触高级将领到基层干部c战士，从接触男兵到女兵，从接触大学生兵到文盲兵，从经历路线基本正确的1949年到“左”的路线开始兴起的1957c195八年，我都有过深切的了解和切身的体会。我在共产党的军队里当过军政大学学员c绝密部门的机要员c叱咤长空的航空员。说起来人家都不会相信：你，一个国民党将军的儿子，共产党能让你干这些？我还亲身经历过军内的几次大运动对共产党军队的内情，我可以说是相当了解：这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军内有哪些内幕？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在一个国民党将军之子的眼里，共产党军队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读了蒋纬国先生的“回忆”后，我感到，我的那段生活中似乎也有值得回忆的“珍珠”，“珍珠是不能成为蚌的私产的”，我也应该提起一支老老实实的笔，把我那些年的经历c见闻，不夸大，不缩，更不隐讳c不歪曲，如实地把它写出来，让世人知道，中国曾经有过那么一个特殊的年代，一个从路线基本正确到“左”的路线逐渐抬头的年代；中国曾经有过那么一支特殊的军队。 现在我就把我所经历过的c真实的c在共产党军队里的所见所闻，分章c分节地记录如下。（待续）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一） （1）兵荒马乱 1949年春天，江西省临川县的县城里出现了一片混乱景象：国军伤兵满街跑，有的柱着拐杖，有的用纱布吊着一只手，有的用绷带包头他们成群地走进店里，喜气洋洋地嚷着：“老板，发财啦！”店老板凭经验知道他们的来意，连忙双手奉上慰劳费（那时已经不用日夜贬值的国币，而是银元和铜板），并连声慰问：“老总，辛苦了！一点点意思，不成敬意。”伤兵们接过钱，笑着夸奖老板：“老板你人真好，生意兴隆，四季发财啰！”说罢，转身出店，再走向另一家。老板满脸堆笑地把“劳苦功高”的“老总”们送出店门。见其走远了，才无奈地摇摇头，露出一脸苦笑，长叹一声：“这日子怎么过啊！” 有个本利微c勤俭开店的老板娘舍不得出钱，哀求道：“老总，实在是没办法，刚才已经来过几拨，把店给抽空了” “什么？刚才那几拨有慰劳，我们这几个兄弟就没有？我们是后娘养的？老板娘你几只眼睛看人？”伤兵们狞笑着。 一个伤兵举起拐杖，喊道：“跟她啰嗦什么？砸吧！” 众伤兵一起举起拐杖或拳头，同声喊着：“砸啰！” 老板娘赶忙伸出双臂阻拦，连声说：“老总老总，手下留情！手下留情！我给，我给” 伤兵们这才放下拳头和拐杖。 老板娘赶紧掏钱。 伤兵们接过钱。这回不谢了，出门时还补上几句：“老子在前方流血牺牲，还不是为了保卫你们？你还舍不得这几个钱？” “算了算了，头发长，见识短，不和她计较。” 老板娘呆呆地看着伤兵们摇摇摆摆地走出店门，怨恨地c心疼地流下了眼泪。 还有些伤兵，一手拄着拐杖，一手端着一碗黑乎乎的汤，在街上“心”地走着。见那穿着体面c像是有钱的人，就快步撞过去！“啪”的一声，碗掉在马路上，黑汤泼了一地，碗也跌碎了。伤兵就一把抓住“有钱人”狂喊：“赔我的药！这可是花了大价钱买来的救命药”这时你要想脱身，就得多出点“血”。 春夏之交时，临川县城里突然出现了一些外乡人。他们穿得破破烂烂，说着人们不大懂的外乡话，或手打“莲花落”（即打快板）沿街乞讨；或手捧旧物，沿街叫卖。市民们有人好奇地询问：“你们从哪里来？” “从北边来。北边在打仗，我们逃出来了” 这时，过境的国军越来越多了。北边在打仗，他们却匆匆向南开，还沿途抓人帮他们挑东西。有几个国军跑到我们学校里（江西省立临川中学），要抓走年过40的门房去给他们当挑伕。门房赶紧蹲下身子，双手紧紧抱着办公桌的脚，高喊：“救命！”拉扯了一阵子后，那几个国军感到这个门房有点棘手，又见他们的大部队已经渐行渐远，便无心恋战，放下门房，匆匆离去，去追赶他们的撤退大军。这才使我校的门房大叔逃过一劫。 临川县的居民们对这个兵荒马乱的局面惊恐不已，都盼着这个世道能早点平静下来。 1949年5月的一天，天气晴朗，阳光灿烂。此时正是阴历的三四月间，“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在这个江南的明媚春天里，我——一个14岁的少年，正无忧无虑地坐在临川中学初中一年级的教室里听课。 忽然，一串枪声传来！接着是象过年放爆竹似的连连作响的枪声！同学们紧张地四面张望！我估计，很可能是百姓们街谈巷议了多日的共军打过来了！大家都感到有点恐慌，有点不知所措。老师（李世骏）也一惊，随即镇定下来，果断地一挥手：“跟我走！”我们就跟着老师从教室里鱼贯而出，一路跑着来到校园里的树林c草丛中。老师指挥我们分散钻进密集的草木丛中，隐蔽起来。 这时，从校园的围墙外不断传来枪声c奔跑的脚步声和粗犷的喊声：“站住！”“缴枪不杀！”“你还跑？你跑得过子弹头？”我伏在草丛中c树荫下，心跳得厉害，既有一种本能的恐惧，又有一种莫名的兴奋！ 大约过了一个多时，枪声渐渐沉寂。老师从草丛中抬起头来，自言自语道：“难道大局已定？”说罢，站起来，拍了拍身上的草屑，对我们一挥手：“走，我们看看去！”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二） 我们跟着老师试探地c悄悄地走回校舍，来到学校的宽阔大厅里。啊，满大厅都是军人。久已闻名的共军今天终于见面了！那些共军都很年轻，大不了我们几岁。他们身穿厚厚的粗布军装，深绿色的军装已经被汗水湿透，粘着灰尘和泥土；黝黑发亮的脸上满是汗水；身上挂着子弹带和手榴弹；有的手上端着长枪，枪上上着刺刀；有的胸前挂着短一些的枪（后来知道那是连发的冲锋枪，美国造），他们正一脸严肃地看守着一群刚刚抓到的俘虏。 这就是人们悄悄议论多日的共军？ 这时似乎已不存在什么危险了，我们便好奇地走过去围观。 那些俘虏坐在台阶上，衣衫不整，帽子歪斜，一身尘土，一脸倒霉相。其中有一些我熟悉的面孔：那是当地的保警队员和警察。我天天上学c放学都要经过保警大队和警察局的大门口，虽然没和他们打过交道，但我认识他们，他们可能也认识我。今天在这样的场合见面，他们都不好意思地垂下了眼帘，低下了头。正规的国军早已逃之夭夭，只留下他们这些地方杂牌军守城，根本不是共军的对手。 围观的学生越来越多，共军士兵有点烦了，把手一挥：“走开！走开！”学生们害怕了，连忙后退；但又舍不得走远，就不远不近地站着看新鲜。我也是围观学生中的一个，此时，我的心中充满了好奇，又还有几分兴奋：传说中非常厉害c非常可怕的共军原来就是这个样子！也不是什么三头六臂c红眉毛绿眼睛嘛，和我们长得也差不多 老师把我们叫回教室，然后宣布：“今天不上课了，提前放学。明天照常上课，大家要按时到校” 走出校门，来到街上，但见马路两边的人行道上坐着许多共军。他们坐在背包上，或闭目养神，或拿着扁平的水壶喝水，或吃干粮，或东张西望地看热闹他们一个个也都是汗湿军衣c身上沾满尘土；年纪也都不大，大部分是0岁左右，只有少数几个0来岁的人。他们不进民居，不进商店，神态安然自若地坐在人行道上休息。 这天晚上，我发现他们就睡在人行道上。为什么不进屋里去睡呢？过去国军都是号老百姓的房子住。好在5月的江西天气已经暖和了，睡在外面也冻不着。 第二天我照常去学校上学。学校里已无共军，也无俘虏，一切恢复了正常。老师在课堂上指点我们：“解放了，我们说话的习惯用语要改一改，不能再称‘共军’了，要叫‘解放军’；对‘国军’，要叫‘蒋军’，或者叫‘蒋匪军’。” 人们还惊奇地发现，解放前夕那些在大街上打“莲花落”的c卖旧货的外乡逃过来的难民，居然也穿上了解放军的军装，背起了枪。原来他们是解放军的侦察兵，是在攻城前化装进城来打探军情的。 按说他们的化装并不高明，那么一群说着北方话的汉子满街跑，是很容易引起蒋军的怀疑的。可能因为他们是武装侦察，身上都藏着短枪，而且成群结队，分布全城。一旦暴露，可以拔枪应战，相互呼应，边打边撤，完全可以冲出城去；不似长期潜伏的地下工作者，需要极其隐蔽c极其保密。那时候国民党军队已经军心涣散，国民党的党政机关里也是人心惶惶，谁还有心思去观察那些从北边逃过来的“难民”？市民中眼尖心细的人可能会看出点破绽，但也无人去告发。这个时候还有谁去为兵败如山倒的国民党卖命？所以他们尽管只是粗疏地化装了一下，仍然没有暴露。 随后，共产党c解放军在临川县城里开展了一系列新鲜的c热闹的宣传活动。 解放军的一位团长来到我们学校作报告，讲“淮海战役”。他说话的口音是北方方言，我大概能听懂百分之七八十：战斗异常激烈，解放军的英雄们一个个虎虎生风！师生们都听得兴趣盎然。 校内进驻了军代表，是一个中年人和一个青年人，都穿着解放军军服（中年人叫黄羽，后来是广西师范学院副院长）。中年人和校长c老师打交道，不断地开会c谈话；青年人则和学生们在一起谈天c说笑c打篮球他后来干脆脱下军装，向学生借了一套学生装穿上，和我们混在一起玩。 解放军还在县城里办起了一个临时性的展览馆，我进去参观过。进门就是共产党的党政军首脑的照片挂在墙上。这是我第一次见识他们：毛泽东，脸宽宽的，神态安然，头戴一顶八角帽，身材魁梧。朱德，穿一身棉布军装，脸上皱纹纵横，露着和善的笑容，样子像个老农民。，帅气的脸庞，浓眉大眼，双目炯炯有神，衣服平整合身，像个知识分子。，头戴鸭舌帽，身材瘦长，面容严肃，像个老工人。刘伯承，这是一个被国统区各种报刊神化了的人物，什么“神出鬼没”呀，什么“吹鼓手的儿子”呀，说他是被清政府拒入科举考场才愤而造反的；他长得身材高大，四方大脸，戴一副眼镜，很沉静的样子，像个大学教授。林彪，国民党的报纸说他是“蒋委员长”的学生，毕业于黄埔军校，但打校长下手最狠；在重庆谈判中晋见校长时，却又对校长表示出学生应有的尊敬，是个让人捉摸不透的神秘人物；他长得清清秀秀，面部表情却平淡无奇，样子像个乡村学教师。引起我特别关注的是第三野战军的政委饶漱石，因为我听人说，他是我们的老乡，又是校友；当然，这位校友高了我许多届，他在我们学校读书时，我还没出生呢。他长得粗犷威武，四方大脸，头发很浓，眉毛很粗，眼睛很大，嘴上留着胡子，一副武人相，其实是个文人。他曾代表中共常驻共产国际，回国后一直做政治工作。他的父亲是我省省城一所中学的老老师。该中学是全省闻名的重点中学，也是国民党重点抓的一所学校。校内有国民党军官负责军训，有国民党党务人员在校内发展党员，有三青团的团干在校内发展团员，提倡“蒋委员长”的“新生活运动”，学生一律剃光头，童子军操练搞得热火朝天。该校校长是省里文教界的名人，也是省里有名的拥蒋人物，经常在校内发表一些拥蒋言论；据说还是个通天人物，能直通“蒋委员长”。饶老师的儿子是“大共产党”，这自然引起了国民党特务机关的特别关注，要找他的麻烦，要提审他。可是该校校长坚决不允许，极力保护他。凭该校长的身份和声望，国民党特务机关对他的阻挠也无可奈何，这才使饶老师得以平安度日。饶老师年老多病，经常因病缺课，该校长就安排人代课，并勉慰其安心休养，还派人按月把全薪送到他家中。 后来听说该校长解放后被定为文化战犯，要对他逮捕法办。饶老师以恩报恩，极力保他。共产党政府鉴于他曾经力保革命干部家属，于革命也是有过功的，就被免予刑事处分。又因他在本省名气太大，留在本省工作影响不好，就把他调到外省一所大学任教去了。 解放后饶老师当上了江西省的高官。儿子是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管辖华东几个省和上海市；父亲则是社会贤达c无党派民主人士。这个家庭在我们家乡曾经脍炙人口c盛极一时！ 这里插一段后事：40年后，我在一所高校编《学报》时，当年那位重点中学的校长主动寄来一篇稿子。我看了他的来稿，心中感叹：这可是我读学时就已经如雷贯耳的文教界大名人啊！仔细拜读大作，他写的是“论比较文学”，内容还不错，字迹也端正清晰，是一笔一划c认认真真亲笔书写的；但其中也有一些用词不当的地方，需要作些修改。我有点顾虑：我是后辈，一个无名卒，能改前辈大名人的文章吗？但又想到，刊物发出去要经过千万人的眼睛，如果文句有问题，既损害刊物的名誉，也伤害作者本人。责任所在，我也顾不得这些了，就提起笔来作了较大的修改。 老先生在来稿中还附了一封信，说是如果发表，不要寄稿酬给他，改将稿酬买刊物寄给他。我也就照他的意思办了。 事后我心里仍然有些不安：俗话说：“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别人的好。”老先生如果对我的修改不高兴，兴问罪之师，那就要费点心思和口舌去做解释了。 不久，老先生又来稿，仍附有一信，对我刊登了他的文章表示感谢，对我较大地改动了他的文章只字未提。我心中的一块石头落地。对他的第二篇来稿，我和上次一样又作了较大的修改后刊出，他没有提出过任何不同意见。看来老先生还是蛮谦虚的。 扯远了，再把题话拉回到解放初。 通过老师在课堂上的趣味穿插，我还知道了另外几位在共产党里出了名的老乡c校友。 舒同，时任第三野战军政治部主任，书法家，当年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大门门楣上的校牌就是他的大手笔。据说是抗大请题写校牌，却说：舒同的字写得好，让他写。 还有一位校友叫李井泉，当时任十八兵团政委，正率领千军万马解放四川。他老家离我们学校只有0华里。“文革”中，李井泉被打倒。林彪倒台后他复出，回老家来探望乡亲们时，点名要看几出当时谓之“封资修”的老地方戏曲。那时正是“文革”后期，地方剧团里的青年演员不要说演老戏，连一些老戏的戏名都没听说过。怎么办呢？地方剧团的领导就去查访流落在民间的当年那些“老戏骨”，临时凑起一个班子演老戏。李老看得忘情地哈哈大笑！离乡别井几十年啊，乡情仍在心中藏！ 展览馆里还展出了一些书籍，都是些国民党统治时期看不到的c看了会犯法的禁书：有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c《论联合政府》；有朱德的《论解放区战场》；有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有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还有《社会发展史》等等。我好奇地翻看着，有的看得懂，有的看不大懂。我很喜欢看美国记者斯诺用毛泽东自己的语气写的《自传》。毛泽东时候常和父亲闹矛盾。父亲要打他，他就往外跑；父亲在后面追，他就跑到池塘边，回过头来对父亲说：“你再追我，我就跳下去！”吓得他父亲不敢追了。真逗！ 还有共产党出版的报纸。报上捷报频传：衡宝战役，全歼号称“诸葛”的白崇禧的主力部队；解放大上海，为保护大城市，攻城不用重炮；国民党元老程潜c战将陈明仁率部起义，和平解放了长沙等等。 我还有一项经常性的活动，就是看“过兵”。几乎天天有解放军从县城的马路上通过：他们排着队，扛着枪，拉着炮，大步行军；有时还边走边唱歌。他们的脸庞都晒得黝黑发亮，一个个风尘仆仆；下雨时就打着伞或者披着雨衣冒雨行军。看得多了，我对他们的武器也能辨认了：有三八式c中正式步枪，有汤姆式冲锋枪，有美式卡宾枪，有歪把子c捷克式机枪，还有六零炮c迫击炮c山炮c野炮c榴弹炮等等。形形色色，为世界各国所造。听说都是从战场上缴获过来的。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三） 回到家里，我把我在外面看到的许多新鲜的见闻兴冲冲地告诉母亲。她听着，点点头，不大说话，神情有点闷闷的。当时我不理解，后来我才领悟到，这与我的家庭状况有关。在这个历史的重大转折时期，我在欢欣鼓舞地迎接解放，母亲却在忧虑家庭的日后处境和儿女的出路。 我家是祖传的地主。父亲曾任国民党军的少将副师长，后来调入东北行辕，其最后c最高职务是行辕的处长，代理过行辕主任。1946年4月，在解放战争正式爆发前的“国共摩擦”中，解放军突袭长春，他和吉林省主席c长春市城防司令等人一起被俘。这是登了当时的国统区各家报纸的。 临川县解放前夕，父亲的朋友位国民党军的团长来到我家，见到我母亲。他说他即将率部去海外，特来邀请我们全家随他一起去海外避难。母亲拒绝了。她为什么拒绝？我不知道，她没给我说原因。 母亲是个有文化的人，出生在江苏省江阴县一个大户人家，早年毕业于苏州女子师范学校，当过学教师c学校长。她走过全国许多地方，见多识广，人很聪明，有很深的文化底蕴，讲课生动有趣，深受学生们的欢迎。 父亲则是出生在江西农村，只是个学毕业生。听我母亲说，他脾气不大好，性格倔犟，还保留着一些乡下人的习气；但做事有毅力，很能打仗。他们之间性格不合，常常发生矛盾（父亲常年在外，我并不了解他）。但我从她对父亲的思念中看出，她对他还是有感情的。解放后，她要我到解放军举办的展览馆里去寻找父亲的消息。我找到一份解放战争中国民党军被俘将领的名册，里面却没有父亲的名字。我询问展览馆里解放军的工作人员，他们也茫然不知。后来我想，可能是因为他的被俘是在解放战争正式爆发之前，不属于名册登载的时间段；另一个可能是，那时他已不属军队编制，所以未入册。此后便杳无音信。直至现在，我父亲依然是“下落不明”，成了一个“不解之谜”。 按照阶级分析法，我应该是怀念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新政权保持距离。奇怪的是，我发自内心地欢迎共产党，对共产党的历史，对共产党的领袖人物都十分感兴趣，看过后能如数家珍般向同学讲述；对解放军的节节胜利c不断传来的捷报，也会兴高采烈地向同学c亲友们作义务宣传。 为什么会这样？后来我作了点自我分析：可能是受了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那时候，市民们普遍厌恶国民党的统治：抓兵抓伕，苛捐杂税，敲诈勒索，物价飞涨，官贪吏污，民不聊生都希望早点“改朝换代”，换个新的政府试试看。而且普遍看好共产党，认为共产党有可能把动荡不安c民不聊生的中国治理好。因为共产党所到之处，都会带来一股喜人的新风：清正廉洁，安定社会，稳定物价，雷厉风行。学校里的老师也在课堂上谴责国民党的腐败，赞扬共产党，宣传共产党的理论c政策和主张；虽然他们绝大多数出身于地主家庭，最不济的也该是富农（那时县城里的省立中学教师都是大学毕业生，还有几位留洋生。那个年代想要读大学，没有相当殷实的家庭财力支持是读不起的）。 当然也有个别教师有不满情绪。有位教我们生物的老教师，那时好像就有五六十岁了。临川县解放后，他就情绪低落，教课也没精神。生物课考试前，他公开在课堂上说：“你们不用担心，所有的人都会及格。”好象有一种“万念俱灰，我也无心为难你们这些学生”的悲观情绪，干脆让你们“皆大欢喜”算了。 虽然生物老师给大家吃了“定心丸”，考试中有些人做不来考题时，还是偷看书。恰好这时窗外走过两个解放军，他们看见学生在考试中偷看书，不禁相视而笑。他俩站在窗口看了一会儿才离开。两个解放军一走开，生物老师就站在讲台上发脾气。他先是批评那几个偷看书的学生：“不是早就给你们打过招呼了吗？所有的人都会及格的，你们还要偷看书？”随之又责怪那两个解放军：“没有一点教养，跑到这里来看c看c看，看什么？有什么好看的？”厌恶之情溢于言表。7年后我从部队回乡探亲，遇到当年的初中同学，问及那位教生物的老教师时，同学说：“他家是地主，土改时他上吊自杀了。” 农民则十分渴望形势能有一个大的变化，一个个伸长脖子盼望着共产党的新政权能给他们带来好处。暑假里我回到乡下老家，一知半解地对着乡亲们讲解放后县城里的见闻。他们听得津津有味，还不断地提问题：会不会分田？什么时候分田？想想也好笑，我，一个地主的儿子，居然跑到农村去充当共产党的义务宣传员。 夏天的中午，天气炎热，农民们一般要在家里午休两个时左右。他们没有睡午觉的习惯，常常是聚在两幢老屋之间的那条通道上扯闲话。那里有遮阳的屋顶，有凉爽的过堂风，有热情好客的主人——一位无儿无女的老寡妇，一个漂亮的老太婆。年轻人都喜欢坐在那里的石凳上，迎着习习微风，听着蝉鸣声声，一面乘凉，一面无拘无束地扯闲话c说笑，使那儿成了当时村里年轻人的社交场所。每天这个时候就有人来呼唤我：“童心，去给我们讲共产党。”于是，我欣然前往，坐在通道的石条凳上，享受着青年农民们的欢迎c拥簇，尽我所知地倾谈，引发了青年农民们的阵阵欢笑和那闪闪发光的企盼的目光。我也因此而得意洋洋！ 暑假过后，我回到县城，继续上学。在一次“作文”时，我根据老师出的题目，写了解放后的一些见闻和感想，形成了一篇比较长的“作文”。没想到几天后，老师（丁兆南）在“作文讲评”时，把它作为范文，亲自在课堂上朗读；然后进行讲评，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给了95分的高分。全班同学都以羡慕的眼光看着我，尤其是那些女生，闪亮的光波不断地在我的脸上扫过来扫过去。十几岁的少男少女已有了初步的性的觉醒，这使我心中大快！脸上却一本正经地低眉顺目c正襟危坐，以掩饰心中的狂喜。我得出结论：这个新政权是好的，它创造了一个新天地。我在这个新天地里将如鱼得水c大有作为！ 有一次，放学回家吃晚饭时，母亲突然在饭桌上给我提出了一个去向：“舅舅c舅母来信，说他们不久就要开拔了，进军大西南。你跟他们去吧，也好有个照应。”我心里一惊，感到突然c意外。那时候，我觉得自己还（14岁），又从没离开过温暖的家，没离开过能干c慈祥的母亲；她象棵大树似的，一直荫盖着我c庇护着我。现在，突然要我远离故乡c远离家庭c远离母亲去大西南，我感到有点不知所措。我沉默着，不表态。妈妈看出我的抵触情绪，就解释道：“这是一个机遇，大西南偏远，人才缺乏，你到那里去能更有发展；又有舅舅c舅母照应，我也放心。”舅舅0几岁，舅母0几岁，参加上饶地方干部学校已经几个月了，这次他俩是随干校行动，去接管大西南。我是个性格温顺c信任长辈的乖孩子，见母亲态度坚决，就迷迷糊糊地点头同意了。 几天后，母亲c外婆和妹妹替我打点行装，送我上路。妹妹比我两岁，本在一所重点中学读初中一年级，成绩很好。母亲硬要她退学，改考简易师范。大家都知道，简易师范毕业后是当学教师。那时候，当学教师被认为是读书人的“末路”，“家有二斗粮，不当孩子王”嘛，妹妹也不大乐意去。但犟不过“女强人”妈妈，只好听话地考进了简师。为什么一定要妹妹改读简师呢？我当时也不理解。 妈妈还请了一个同伴和我一起去参加上饶地干校，那是我祖母份上的一个姓黄的远房亲戚。他在国民党军队里当过营长，0几岁，长得敦敦实实，有一脸刮得铁青的连鬓胡子。他曾经来过我家拜年，见人笑眯眯的，和蔼可亲。他是带着老婆c孩子一起来我家拜年的。我家的勤务兵（父亲回家安葬祖父时留下的）对我说过：“黄营长很行呀，勇敢，特能打仗！”他不知因为什么原因，离开了国民党军队，在家赋闲。他有文化，年纪不算大，也想去干校谋一条出路。我俩就坐上一辆车厢内固定着木头椅子的破旧客车，在凹凸不平的沙土公路上颠簸。按车票号码，我俩刚好坐在最后一排，漫天的尘土从缺了半块玻璃的窗口卷进来，把我们吹成了“土人”。真的是“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啊！ 车到目的地上饶，已是傍晚。一路借问到地干校，竟已是人去楼空。向附近的老俵借问：“地干校的人呢？” “走了，进军大西南了。”老俵倒挺内行，还知道“进军大西南”。“什么时候走的？” “前天。” 我俩傻眼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知所措。王营长问我：“怎么办？”“你说呢？”我一个孩子，更不知道该怎么办，只能由他决定。他沉吟半晌后，说：“那就回去？”我立即响应：“好，回去。”两人一拍即合，当即找旅社休息。当天找了个便宜的旅社住了一晚，第二天一大早就买了班车票打道回府。一路上两人有说有笑，比来的时候轻松愉快多了。我心里高兴：可以不离开家了，可以不离开亲爱的妈妈了。他似乎也挺高兴，眉开眼笑的，他可能是离不开老婆c孩子。 当我一脚踏进家门时，母亲却一愣：“怎么又回来了？”“舅舅c舅母他们走了，进军大西南了。”“什么时候走的？”“走两天了。”“你们为什么不去追他们是步行，你们可以买班车票追嘛！”我哑口无言。我没想到这一招，更不会去动脑筋想这一招，能有个借口跑回家不是挺好吗？ 母亲愣了一会儿，就泄气地一挥手：“算了，洗澡c换衣服，明天继续上学去。” 那时是1949年9月初，如果我当年去追舅舅c舅母，现在就是离休干部了，阴差阳错地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如果我当时追上了舅舅c舅母，那就一辈子留在贵州做地方工作（舅舅c舅母就是一辈子在贵州做地方工作），就没有以后的色彩斑斓的陆c空军生活，就不能周游全国许多地方，但也不会摔坏一条腿。人呀，关键时刻的一步，失之毫厘，差之千里。 对黄营长的命运则影响更大：7年后我回乡探亲，听母亲说，黄营长在农村被管制劳动，家里孩又多，生活很困难。他的内弟当上了中级法院的办公室主任（解放后参加工作的青年在此时能担任此职，算是得到了重用），有时会在夜深人静时轻轻叩开姐姐的家门，悄悄塞几个钱给他们用；平时则装出一副划清界线的样子，即使迎面碰上也不理不睬，目不邪视地擦肩而过。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四） （4）如果长官也给我一个耳光，怎么办？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家突然来了一位稀客：他身穿解放军军装，头戴&b1帽徽，胸佩“中国人民解放军”符号，大概二十五c六岁的样子，个子不高，长得敦实，举止文雅，笑容可掬。我感到挺奇怪，我家怎么会有解放军客人？ 原来他是妈妈的一个熟人，大名张祥武，是我们家乡附近的人。他高中毕业后当过几年学教师，临川县一解放他就投考二野军政大学五分校，现在军政大学学习。军大要进军大西南了，他请假回家来向亲人们告别。假期满了归队，路过县城，弯进我家来看望我母亲。 母亲热情地接待他，请他去街上的饭馆吃饭（那个年代，一般人家都是在家里招待客人，轻易不上饭馆。把客人请进饭馆是一种较高的礼遇）。据他介绍，二野军大五分校是为部队培养基层干部的学校，广招青年知识分子，学习的内容主要是政治理论：有马恩列斯毛的著作，还有《社会发展史》c《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等等。由校领导（师c军级干部）作大报告，然后分班讨论，联系思想，联系实际，自由发言。讨论中充分发扬民主，使大家既学到革命理论，又心情舒畅。生活则是军事化，出操c打背包等和连队一样；伙食还可以，吃饭管饱。军大的前身是抗大，抗大的前身是红大，当今各级党政军领导大都在红大c抗大学习过。这种学校确实是培养干部的大熔炉。母亲听后，当机立断；“童心，你明天就跟张大哥一起去！” 我当时很不理解：母亲为什么一定要我辍学参加工作，而且还要我远离家乡，远离亲人？本地就有地干校嘛，省城的郊区也有军政大学，为什么不让我就近参加工作，一定要我跟着人家远去大西南呢？随着年岁的增长和形势的发展，我终于明白了她的一番苦心：她之所以拒绝去海外，是因为夫妻情深，她要等着解放，去实现夫妻会面。解放后，几经查找，仍找不到丈夫的下落。她自己想参加工作（那时她还不到40岁），又因家庭成分和丈夫的关系被拒绝了。于是她开始考虑起儿女的前途了。她有文化，会看书看报，有一些分析和预测能力。她可能认为，以后要土改，她将失去田地；她无业，将没有收入。儿女怎么办？让女儿进简师，读师范不要钱，毕业后当个学教师，可以糊口。儿子呢？男孩子嘛，应该更有出息，当个学教师？她心有不甘。她看好共产党，认为儿子跟着共产党会有前途，生活上虽然艰苦点，但吃饱饭还是没有问题的。为什么要我远走他乡？她可能认为，我的家庭出身不好，在家乡附近工作，尽人皆知是某某人的儿子，于我的进步不利；所以宁愿要我千里跋涉地去偏僻c落后的大西南，也不肯把我留在她的身边，留在鱼米之乡的江西（她自然无法料到以后会“全国一盘棋”，家庭出身，那是刻进骨头里的，你跑到天涯海角也得背着）。她又为什么不给我们兄妹俩挑明这番苦心呢？她可能是怕我们思想背包袱，影响我们求进步的信心，所以宁愿自己默默地在心里藏着c掖着c扛着，宁愿儿女对她产生误会c怨恨，也要极力贯彻她的主张。 妈妈虽是女流之辈，却有着男子汉的作风，说到做到，雷厉风行，第二天一大早就叫我跟着张大哥上路。 那天早晨的情景，象电影似的，后来常常在我的眼前播放：我背着挎包，跟着张祥武在前面走；妈妈，外婆，还有妹妹在后面送。外婆面色严峻，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身材娇的1岁的妹妹身子紧贴着外婆，似乎有点畏惧感，可能是对哥哥的突然出走感到意外和不安；只有母亲满脸笑容，满不在乎，还紧赶几步走上来，和张祥武谈笑风生。走到巷子口，我俩沿着大街向前走，她们站在巷子口向我俩挥手。走出几十步后，我回过头来，看见她们还站在那里。母亲看见我回头，就挥挥手，示意我放心走。我几次回头，妈妈就几次向我挥手；终于走到看不见为止这个影像，让人刻骨铭心，在我的眼前播放了一辈子；时间越长，影像反而越清晰：啊，妈妈的明朗的笑容！。 张祥武领着我坐上汽车，然后再转火车。经过解放后几个月的恢复c建设，浙赣铁路已经通车了。 我们在横峰车站下车时，正是清晨。朝阳斜照在红壤土地上，一片艳红：空气清新，薄雾迷蒙；几个铁道工人在路旁忙碌着；农民们挑着箩筐c提着篮子上车下车；田里的红花草红艳艳c绿油油的，迎风招展一派和平宁静c生产建设的景象。我呼吸着早晨的新鲜空气，看着欣欣向荣的c色彩斑斓的田野，觉得遍体清爽，心情舒畅。 这时，走过来一个军人，荷枪实弹，满脸严肃，甚至有点凶。他厉声喝道：“你们是干什么的？”我大吃一惊，不知因什么事情得罪了这位“丘八”大爷。张祥武平静地说：“我是军大五分校的，请假回家探亲，现在归队。”又指指我，“他是个学生，去参加军大。”“有路条吗？”“没有，离队时匆忙，没开路条。”“没路条？”那个军人冷笑一声，“到连部去！”说着，就用抢押着张祥武往连部走。我也紧跟着。来到连部门口，军人回过头来对我说：“你不用进去。”张祥武说：“你在这儿等我，不要紧的，我一会儿就出来。”我便呆呆地在连部门口等着，心里忐忑不安，担心会出什么麻烦。多年的战乱，人们常有遭遇飞来横祸之忧；我虽年少，也看够了大人们的惊慌失措c垂泪叹息！ 大约十几分钟后，张祥武出来了，一脸的轻松愉快。走出几十步路后，我悄声问他：“怎么样？连部的头儿怎么说？”“怎么说？”他笑了，“阎王好见，鬼难当。那个当兵的那么凶，怀疑我是开差的。我见了他们的指导员，他客气得很！当他知道我是二野军大五分校的，以为我是军大的工作干部，还跟我套近乎，说：‘我是抗大九期的，您是几期？’我说，‘我是一期的。’他对我更加尊敬:‘啊，那是老大哥了！’”说罢，哈哈大笑。我心想，你胆子也太大了，怎么敢这样吹牛？后来我看了一些党史c军史c回忆录，才知道他俩都是外行。在抗大一期的高级班学习的是罗荣恒c罗瑞卿c刘亚楼等高级将领；普通班也都是些军队的基层骨干，如今也都是高级干部了。张祥武那个样子，怎么看也不像呀！但没什么可说的，一个吹了，一个信了，哈哈！ 又步行了几里路，来到二野军大五分校的驻地——莲荷，那是一个山清水秀的好地方，青山起伏，郁郁葱葱，呈各种各样的奇特形状；河水碧绿，清澈见底，波光闪闪，波平如镜。在这如画的风景中，不禁使我想起了韩愈的优美诗句：“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这里就是如此啊！ 穿过秀美的山水，走过迤逦的山路，眼前出现一幢高大的砖墙屋，大门两边用石灰水写了四个特大的字：军令如山。一边两个，老远就看得见。我看着这四个大字，心里有点惊恐：我能适应严酷的军营生活吗？我想起我儿时见到过的一幕：我八岁时，父亲回家来安葬祖父，骑着高头大马，带着4个背驳壳枪的卫兵，在家里住了两个月。那时候乡下没有电，都是点青油灯，用灯芯照明。祖母曾经这样教诲我们：“家有万两金，莫点双灯芯。”一入夜，青油灯就像鬼火似的，一灯如豆，屋内依然昏暗。忽然有一天，母亲从县城买来一盏煤油灯，点的是煤油，有玻璃灯罩，有宽宽的灯带。点着后，把玻璃灯罩一罩，哇，通明透亮，满屋生辉。我和妹妹齐声欢呼：“太亮了！太亮了！”当然，远不如现在的日光灯亮；但在当时却是全村第一亮灯。父亲回来后，一天，他带来的勤务兵在傍晚时心心地擦灯罩，擦得透亮，然后装灯带。他也是农村出身，在家用豆油灯，进城用电灯，没用过煤油灯。装了半天，灯带怎么也装不上去。父亲在一旁默默地看着，突然出手，一记耳光后，夺过灯头c自己装灯带。我在一旁看着，心里有点反感：你怎么可以随便打人呢？还幸灾乐祸地想：如果你也装不上，看你好意思么！谁知他三下两下就装上了。后来我把这事告诉母亲。母亲说：“你爸是聪明人，他是在一旁看清了门道才出手的。”我说：“那也不能打人呀！”母亲说：“军队就是这个样子。”现在我也来到军队了，看着“军令如山”四个大字，心中暗想：如果长官也给我一个耳光，怎么办呢？我是一名新兵，恐怕也只能是“忍”了。 在路上，张祥武叮嘱我：“入校时第一件事就是填表。你可以把年龄填大点，填16岁；你个子高，充得过去。家庭成分不要填‘地主’，填‘中农’就可以了。”我自然是诺诺称是。 来到他所在的中队，他带着我去见他们的指导员。他对指导员说：“他叫童心，中学生，想入我们军大学习。”指导员大约0出头，穿着黄军装，脚下却是一双布鞋。说话轻声细语，斯斯文文的，我觉得他有点像我们中学里的老师。后来我才知道，军大的干部一般都是选配有点文化c水平较高c政策观念较强的人；而且高职低配：中队长c指导员配营级干部，分校校长是五兵团司令员杨勇兼，总校校长是二野司令员刘伯承兼。听说刘伯承在军大总校开学典礼上讲过这样的话：“革命是什么？革命就是白刀子进c红刀子出！”吓得一些在象牙塔里长大的学生连夜开了差。刘伯承为什么要这样讲呢？有的干部分析：刘司令员就是要淘汰一些胆的c意志不坚定的人。 指导员听了张祥武的介绍后，拿出张表给我，说：“你把这张表填一下。”我一看，上面有姓名c年龄c籍贯c文化程度c家庭地址等，果然还有“家庭成分”这一栏（几年后才改称家庭出身）。我便按照张祥武的嘱咐，谎填了“16岁”c“中农”。指导员看了表后，说：“我们中队都是高中生，你是初z文化，到中队去吧。”于是，张祥武领着我来到中队。中队的指导员接待了我们。他看了看表，二话没说，就一个“行”字，把我给收下了，当即分到5班。 巧得很，班里有个叫饶曙的学员，是张祥武的熟人。他熟知我的家庭情况，连声说：“啊，知道知道，你是书香人家子弟。”张祥武把他带到外面去说了一会儿话才回来，后来他就不说我是什么人家的子弟了。我估计是张祥武告诉了他：我没填地主成分，要他不要多嘴。 中队住的也是一栋老房子，有前房，有后房，有厢房。我们5班住在厢房里，打地铺，地下铺着稻草，上面铺一层床单，被子叠得方方正正的。被子里面夹几件用布包好的衣服，那就算是枕头。墙上钉着一排钉子，整齐地挂着每人的一个布饭包，有点象学生的书包（又不装饭，为什么叫饭包？大概是从打游击时装饭的包演变过来的名称）。还有一排铝制的扁平水壶；横穿房间的绳子上整齐地挂着白毛巾；仅有的一张长条课桌上的牙刷c牙膏c茶缸等也整齐地排列着。班长把被子之间的距离挪紧一些，空出了能睡下一个人的位置，这就是我的床了。 我四面张望，觉得房间里的摆设虽然整齐，但一个班的人都睡在地下，像沙丁鱼似的挤在一起，也太寒酸了，还不如我们中学的寄宿生呢！中学寄宿生的宿舍里，双层床，保持一定的间隔；虽然东西摆设凌乱，但至少没有这么拥挤，也不会睡在有潮气的地下。这样的学校能叫大学吗？ 一个学员觉察出我的怀疑神色，就主动向我解释：“校首长在作大报告时说过，‘大学’，就是大家都来学的意思。艰苦朴素则是自红大c抗大直至军政大学的一贯优良传统，是革命的传家宝” 他们都是解放军渡过长江后本年度五六月份考入军政大学的。所谓“考”，刚开始还笔试；后来零星入学的，也就是填张履历表，指导员一点头，就算录取了。绝大部分是浙江c江西两省的人，文化程度从学到高中不等，还有少数大学生；年龄也从十几岁到三十几岁不等，我的年纪大概是全校最的。虽然他们只比我早入校四五个月，但已是满口的革命道理，并以老兵自居。不过这种“老兵自居”不是“显摆”，更不是“欺新”，而是以老大哥的姿态对新兵弟关怀备至，象接待家中的贵客似的，主动为我领毯子c棉军服c被单c胶鞋c水壶c饭包c毛巾c牙刷等等，一应俱全。转眼间我就全身焕然一新，实现了从一个中学生到一名解放军战士的外貌的转变。 开饭了，我们蹲在大厅的地下吃饭。中间放一个搪瓷脸盆（专用于盛菜的），里面放着半脸盆菜。全班（记得是10个人）就围着菜盆吃饭。大甑的白米饭放在厅中央，随便盛，管饱。这餐的菜是青豆烧排骨。大家都很客气，适量地吃菜，适量地搛排骨，似乎每个人都在心中暗暗计算，自己吃的决不能超过菜盆里的十分之一。这使我想起父亲回乡安葬祖父时，他的勤务兵给我讲的故事。他说，在部队里（当然指的是国民党的部队），老兵能吃饱，新兵吃不饱。为什么呢？饭甑扛出来了，大家一拥而上，直接就用搪瓷碗舀饭。新兵舀满满一碗，等他吃完时，饭甑已见底。饭没有了，还没吃饱，只好作罢。老兵呢，舀个大半碗，赶快吃，也不管饭里面有谷壳c有沙子（后勤军官要从中贪污，就在米里掺谷壳c掺沙子，以保证重量），迅速吞进肚子里去，然后再去舀一满碗慢慢吃。有这么一又四分之三碗饭，就能吃饱。我惊讶地问：“谷壳？沙子？能吃吗？”“少爷，你没吃过。咱当兵的肠胃好，粮食消化了，谷壳和沙子就跟着大便一起排出来。嘻嘻！”勤务兵带点讽刺意味地调侃着。对比之下，我觉得这确实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军队。 吃饭时，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可能是炊事员斩排骨时疏忽了，竟然让一块大排骨漏。那块大排骨比别的排骨大4倍，是那种肉多骨头少的肋条排骨，它正炫耀地闪着油汪汪的光亮，等着人们去争抢它（后来我才知道，定量是每人每月一斤猪肉，元旦c春节等节日另加一斤。这些江南的学生们，家境一般都比较富裕，一月一斤的猪肉对他们来说是不够解馋的）。奇怪的是，从头到尾，没人光顾那块大排骨。我作为一个军龄不满一天的新兵，自然更不敢光顾，就这么看着它诱人地闪着光亮而无人问津。 老大哥们一个个吃完饭洗碗去了。他们经过军事训练，吃饭快；我还没摆脱老百姓的习气，吃饭慢。菜盆旁边只剩下我和一位老大哥时，突然，他搛起那块大排骨往我碗里一放。我一惊，连忙说：“你吃你吃。”他无声地一摆手，把剩下的一点点菜汁倒在自己碗里，迅速扒完碗里的饭，就拎起菜盆向洗碗池走去（菜盆本应是由最后一个吃完饭的人洗），动作迅速而自然。我觉得这确实是一个团结互助的集体，心里暖暖的。事情过去几十年了，在这几十年中，中餐c西餐我吃过不少，但那块大排骨的香味我至今不忘！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我要当飞行员啦！ 空军和海军都到我们分区来招人了。来招收的人是陆军的医务人员——西南军区总医院派出的体检队，任务却是为新建的空军和海军选人。 选拔的顺序是首先体检。分区所属的两个团由团卫生部门初检，把他们认为合格的送来分区，交由西南军区体检队复检；分区直属单位则由西南军区体检队直接海选。 这个事儿使全分区的干部c战士都轰动了。过去总是挨敌人的飞机轰炸，挨敌人的军舰炮轰，没想到这么快就有了我们自己的空军c自己的海军，而且还要从我们这些从来没摸过飞机c军舰的陆军中挑选，真是天大的喜讯！于是，大家纷纷报名参加体检。我也报名了，当然，并不抱什么希望。我自知自己身体并不强壮，扛米c扛煤都扛不过人家，只不过是跟着大家一起凑个热闹罢了。 西南军区体检队借了一所学校的几个教室作体检室，每个教室门口挂着一块牌子，从身长c体重到眼c耳c鼻c喉，到心c肝c肺c肾c胰c胃c肠c脾，到皮肤c骨骼c平衡机能所有的人身上的各种器官都要进行认真的检查。一台台闪亮的仪器摆在各个教室里，让人觉得特新鲜c特科学。那些体检人员大都上了点年纪，三四十岁的居多，也有二十几岁的，有男有女，里面有不少戴眼镜的，一看就知道是些有文化c有技术的高级医务人员。 各部门c各单位来参加体检的人排着队，“一二一”步伐整齐地走来，站在学校门前等候体检。 要开始体检了，给每人发了一张表，让填上自己的姓名c年龄c单位后，就被体检队收了上去，然后按名字喊人进去逐个接受检查。 还没喊到我时，我便趁这个空档溜到各个检查室的窗口去转转c看看，发现他们的检查程序是这样的：如果检查后，他把你的表没收了，对你说：“你回去吧。”那就说明你没戏了。如果他检查后在表上写几个字，把表交还给你，对你说：“你再到室去检查。”那就说明你这一关通过了，可以再到下一关去碰碰运气了。 我看见一个体检室里，一位戴眼镜的中年医生对一个“棒”伙子说：“你回去吧。”“棒”伙子不服，嚷嚷着：“医生，我能行，我的身体特‘棒’，能扛二百斤呢！”那个医生也挺幽默，他回答：“同志，是叫你去开飞机，不是叫你去扛飞机。”一句话，把室内室外的人都逗笑了，连那个“棒”伙子自己也不好意思地笑了。 在平衡机能检查室的窗口，我看见一个人坐在转椅上，由白衣大夫为他旋转椅子。转了一圈又一圈，越转越快突然停住。医生伸出一个手指在他的眼前画圈，要他的眼睛跟着医生的手指转。那个被检查者却身子一歪，一头倒向旁边。医生眼急手快，一把拉住他。让他静坐了一会儿后，对他说：“你回去吧。”伙子就迷迷糊糊地迈着不大稳当的步子走了。 对这道关卡，我心存疑虑。我坐汽车会呕吐，说明我的平衡机能欠佳，这一关可能是我的“軟肋”。怎样才能过这一关呢？我想，那个人为什么身子会倒向一边？可能是头被转晕了，眼前出现天倾地斜的感觉，他便去修正；于是，想修“正”，反而修“歪”了。我应明确这么一点：不管他怎么转，不管眼前出现什么样的幻觉，天是不会倾的，地也是不会斜的，天倾地斜是人的错觉。那个转椅有个铁的靠架，头和身子可以牢牢地靠在上面。我决定依靠这个铁靠架，任你怎样的天旋地转c天倾地斜，我全身紧贴靠架不动摇，并用眼睛极力去追赶医生的那个画圈圈的手指。这样做也许能过关。 眼睛这关被打下来的人最多，据说人人都有砂眼，而且严重者相当多。我估计我的眼睛通不过，因为我在军大时曾经多次患过“挑针”，就是眼角上生一个疖子。而且是两只眼睛轮流生，这只好了那只又生，很让人笑话了一阵子，说我是“老蚌生珠”。可是奇怪，眼睛这关我居然很顺利地通过了。 检查耳朵时，我很有信心，因为我的耳朵特灵，掉根针在地上我都能听见。可偏偏在耳朵这关出了问题。检查耳朵的医生是个中年男子，高高瘦瘦的，戴副眼镜。他拿个耳扒子在我的左耳道里拨来拨去，痛得我全身直冒汗。我紧张地问他：“我的耳朵能行吗？”他没理睬我，继续在我的耳朵里面拨拉。我实在受不了啦，就又问他：“到底行不行啊？”我的意思是，不行就拉到，别把人弄得这么痛。他不紧不慢地回答：“看看再说。”还要看？我只好咬紧牙关让他看。大概折腾了十多分钟，终于从我的耳内钳出一块黑红色的干血块。他再用头上的镜子仔细照看耳朵里面，然后在表上写了几行字，把表交给我，说：“检查鼻子去。”哇，通过了！我一阵高兴。虽然疼了十多分钟，值！同时，我打从心眼儿里感谢这位不知名的中年医生：他对工作是多么的认真c负责啊，竟然愿意为我一个人花费那么长的时间；当我本人都已经不耐烦时，他仍能沉下心来认真检查c处理。只要他稍微有一点点不耐烦，稍微马虎一点儿，我的人生道路就要大大地改写了。 在检查平衡机能时，我坐在转椅上，把头和身子紧靠在椅背的铁架上，任由医生推着转椅不停地旋转；转椅突然一停，果然是天旋地转c天倾地斜。我紧靠椅背，岿然不动。眼前出现医生的手指，我竭力睁大眼睛，眼珠子紧紧跟随着他的手指转。如此这般地反复几次后，他离开转椅，坐在桌旁，在我的体检表上写检查结果；我则在转椅上静静地坐着，等自己的昏眩感渐渐消失了，我才谨慎地从转椅上下来，滴水不漏地通过了这最困难的一关。 医生把表交给我，叫我去下一个检查室去继续接受检查。我为自己的“聪明”而得意。不过且慢高兴，科学就是科学，来不得半点虚假，我的“聪明”日后还是遭到了报应，给我带来了不少的麻烦。此乃后话。 出乎我意外的是，我居然关关通过。这天，和我一样关关通过的只有寥寥数人。看看曾经站满人的学校门前，已是门庭冷落。一个陪同体检队的军人见我手里拿着体检表走出最后一道关卡时，他友好地向我竖起了大拇指：“伙子，棒！”我微笑着，心里甭提多高兴了！ 我们几个“过了五关，斩了六将”的幸运儿凑在一起，互相察看着对方的体检表。 体检表上共分五大项c几十个项。每完成一大项，医生便在“检查结果”栏里签署意见，或“飞行合格”，或“快艇合格”。五大项全部签署“飞行合格”的，就在总的结论中签署“飞行合格”；五大项中有一项是“快艇合格”的，就在总的结论中签上“快艇合格”。那么，我们这几个“合格者”中，谁将去空军，谁将去海军，就一目了然了。 最后，我们手中的体检表又都被体检队收去，并叫我们各自回去等候通知。我们几个本来互不相识的幸运儿都眉开眼笑地互相祝贺，互道再见，各自迈着轻松愉快的步伐飘飘然离去。 我走在回招待所的路上，步履轻快得好像脚下装了弹簧。今天的天气似乎特别好：太阳是那么的明亮，天空是那么的湛蓝，风儿是那么的轻柔，鸟儿在枝头对我歌唱，连街上的行人似乎也在向我微笑我真想向他们大声宣布：“我要当飞行员啦！” 啊，这个世界多么美好！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第一次上天 深绿色的c巨大的轰炸机一排排停在停机坪上，整齐c威武，昂然屹立。穿蓝色工作服的地勤人员正在每架飞机旁忙碌地检修。 “啪！”一颗绿色信号弹飞上天，这是开飞的信号。教员便逐个地轮流带我们飞上蓝天。 轮到我了，我跟着教员跨进座舱，心情异常兴奋：盼呀，盼呀，盼了一年多，把眼睛都盼穿了！啊，今天，我终于飞起来了！ 我和教员都披挂了降落伞。飞行条令规定，只要是飞上天，就一定要披挂降落伞，以防不测。 飞机“隆隆”地滑向跑道的一端，蓄势以待起飞命令。塔台指挥员一声令下，信号员令旗一挥，发动机响声大作，机身激烈震动。飞行员把油门加到最大，一松刹车，飞机便在跑道上疾驰，速度越来越快达到规定的速度后，飞行员一拉驾驶杆，飞机奋力一跃，巨大的c沉重的轰炸机便在看不见的强大气流的烘托下离开了地面，大声地吼叫着，一面收起落架，一面爬高，终于飞上了蔚蓝的天空，潇洒地穿行在朵朵洁白的云彩之间。 飞机先是围着机场转了一圈，然后向远方飞去。 教员叫我朝下看：但见大地如棋盘，一个个绿色的大方格镶嵌在辽阔的大地上，那是人们辛勤开垦c世代耕耘的良田；一根灰色的带子穿过大大的绿色方格通向远方，灰带上蠕动着一只只甲壳虫，那是汽车在公路上奔跑；一只长长的蜈蚣趴在大地上，蜈蚣的背上有一条黑色的长形虫子在爬，头上还冒着黑烟，那是在铁路上奔驰的蒸汽火车；一根闪光的带子蜿蜒地穿过田野c穿过公路c穿过铁路，一直向前延伸，延伸到天的尽头，那是滔滔的松花江；光带上有许多斑点，那是大大的船只在松花江上航行；一个个方块组成一个大的方块，方块里有许多蚂蚁在缓慢爬行，那是人们聚居的城镇村庄；人们正在忙乎自己的事情，他们在匆匆行走，我们在空中看，却觉得他们爬得比蚂蚁还慢，体积比蚂蚁还；而那波涛般起伏的则是大大c高高低低的群山，空中看山如看海，充满着动态和灵性这些是一直生活在地面的我从来没看见过的一种特殊景象，新奇而壮观。 这是我们班的第一次飞行，没有什么任务，只是由教员领着到天上去感觉感觉，谓之“感觉飞行”。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五）“娶了亲再回部队……” “娶了亲再回部队” 要进军大西南了！听说前几天开过一个全校动员大会，校领导在大会上作了进军大西南的动员报告。我参军晚，没能赶上听大报告，但参加了中队的动员活动：由中队领导作动员报告，并在学员中开展讨论。 我们中队没有指导员，安副指导员代行指导员的职责。听老学员说，他原是野战部队的营教导员，是个有点文化的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性格活跃，工作积极。过去脾气不大好，不知因为什么事情，一怒之下打了一个战士，因此受了处分，降职为副教导员。调军大后任中队副指导员。因为他的工作能力强，就没配正职，人尽其才，副职当正职使用。 中队长姓鹿，原是野战军的营长，老八路。有一次，他跟我们讲故事：他当战士时，在一次战斗中，他端着一支上了刺刀的步枪冲进一座日本鬼子据守的屋子里。一脚踹开门，门后闪出一个鬼子，挥起一把长长的指挥刀向他砍来！他一闪身，回手一个突刺，把鬼子刺倒了，好险！可见其身手之矫健！ 鹿中队长话不多，行动多于言语。安副指导员管事多，自然话也就多些，常常在各班之间穿梭，对学员有批评c有表扬c有指导，语言生动，谈笑风生，没见过他脾气失控，更没见过他打人。大概是接受以前的教训，把脾气给改了。看样子，我用不着担心吃耳光了。后来我才知道，“军令如山”那四个大字是国民党军队写的，军大的驻地是过去国民党军队的兵营。“军令如山”是个中性词儿，国民党军c共产党军都能用，所以就没有涂抹掉。 鹿中队长实干，安副指导员细管，两人配合密切，相得益彰。 安副指导员在动员会上要求大家不拉距离c不掉队。不掉队，我懂；什么叫“不拉距离”？安副指导员解释说：“‘不拉距离’，就是在行军时前后两人之间的距离不能拉得太大，以挂在身上的长条形米袋为标准。”米袋长约五六尺，超过了米袋的长度就算是拉距离了。那就是说，要紧紧跟上，不紧跟就会越拉越远，最后掉队。 要求行军中强助弱c健康人帮伤病员，提倡“双背包客”c“双枪将”。“双背包客”就是一人背两个背包，一个自己的，一个别人的；“双枪将”就是一人背两支枪，一支自己的，一支别人的。 要求团员和积极分子活跃部队（这时中队里还没有学员入党），在大家走得艰难c感到疲劳时能唱歌c呼口号c说快板c表扬好人好事，振奋大家的精神。 要求行军中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群众打交道时要态度和蔼，叫大爷c大妈c大哥c大嫂，也可按当地的习惯叫老俵c老俵嫂；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进门要水缸满（给群众挑饮水），离开时要地净（把地扫干净）；用了老百姓的柴c摘了老百姓的菜要打条子，写清楚物品的品种和数量，署上部队番号和经手人姓名（老百姓可以凭此条到当地政府去领取等价的补偿）。每一条都规定得非常细c非常具体。 动员会后，班里的老大哥们就给我这个兄弟补上课：如何穿军衣c戴军帽c扎武装带，如何敬礼，如何打绑腿（长长的缠在两只腿上的布条，要缠得紧，缠得无论如何跑c跳都不会散，缠出的花纹要整齐c美观；并说，是新兵c是老兵，人家一看绑腿就知道。 绑腿的功用是在长途跋涉时使血液尽量少往下流，不至于走肿腿脚，以减轻疲劳。实践证明，绑腿的作用确实很大。后来发国防军服，取消了绑腿，我还感到十分可惜）。我决心摆脱新兵的形象，认真地c反复地练习打绑腿，很快就打得像模像样了。还有如何打背包（要打得平整c打得快，三橫两竖的带子要绑得熨熨帖帖c符合规格。背包绑得如何，也是新兵c老兵的标志之一）。全身披挂：右肩斜挎饭包，左肩斜挎子弹带和水壶，系上武装带，武装带上挂一个布袋套的搪瓷碗，背上背包，脖子上放一条长条米袋，再扛上一支步枪，这就算是齐全了。然后奔跑c跳跃。如果不会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声，不会散架，就算合格了。 每班发两支步枪c两条子弹带和几十发子弹，还有一个菜盆，这些算是班里的共有财产，不固定分配给哪一个人，自有人会去抢着背。我们班的两支步枪，一支是“三八式”，一支是“中正式”。老大哥们就教我如何瞄准c射击，如何拆卸c擦拭c安装。 要进军大西南了！消息传出，一些学员的家属就来队探望。我班团组长的母亲来队，死活要把儿子拖回去娶亲，说是娶好亲再回部队，再去大西南。只要儿子娶了亲，她就放心了。儿子坚决不肯。母子之间奋力“拔河”，互不相让，矛盾无法解决。最后还是安副指导员出面，好言好语地横劝竖劝，总算把老大娘给劝回去了。幸亏劝回去了，如果勉强结了婚，以后儿子当了军官，当了干部，又远隔数千里，不要乡下的糟糠之妻了，怎么办？那个年代搞“家庭改组”的人不少啊！老大娘的伤心回家倒是免了一出家庭悲剧的上演。（待续）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六）“小鬼，像什么样子，跟个俘虏兵似的！” 出发那天，天气晴朗，阳光灿烂，红旗招展，歌声嘹亮，军政大学举行“进军大西南誓师大会”。 军大学员在这短短的几个月中，为群众做了不少好事，深受当地群众的喜爱。听说军大学员要开拔了，群众都自发地赶来热情欢送。校文工团员们也站在路旁吹笛子c拉胡琴c说快板c打腰鼓欢送：既是欢送学员们，也是欢送他（她）们自己。面对如此热烈c热情的场面，站在队列中的学员们也都十分激动。 进军号嘹亮地响起，队伍迈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第一步，向大西南进军浩浩荡荡地开始了！ 行军途中，歌声c笑声不断，大家情绪高昂，更有活跃分子打快板助兴：“嘿，这个同志不简单，身背双枪往前赶”，“呀，那个学员年纪，全副武装往前跑”没有掉队的，没有拉距离的，因为只走了50华里，太阳老高就宿营了。领导说是第一天行军只是感受一番，少走点。 安副指导员看见我，问道：“鬼，累吧？” “不累，舒服得很，痛快得很！”我夸张地回答。 安副指导员笑了：“不累？哼，一天累，二天痛，三天爬都爬不动！难受的日子还在后面呢！” “是吗？”我惊愕地张大了嘴。 安副指导员对我做了个鬼脸：“别怕，鬼，第四天就会好些，第五天又更好些，然后是第六天c第七天越走越有劲，越走越轻松。‘拿起两条飞毛腿，赛过神行太保快如飞’”他唱了两句，然后又说，“这是我这个老兵的经验，最累的时候你要咬牙挺住！黎明前的黑暗是最黑的，登顶前的攀爬是最累的，只要你挺过了这一关，舒坦的日子就来到了！” 根据打前站同志号的房子（用粉笔将入住单位写在群众的大门上），我班住入一户农舍。班长按预先订好的计划分工：谁打扫房子和环境，谁借稻草打地铺，谁买菜买柴（一般都是找房东解决），谁烧水烧饭大家立即分头快速行动。不一会儿就万事俱备，吃上了香喷喷的饭菜。饭后烧一大锅热水烫脚——这是革命先辈留传下来的经验，长途行军后一定要用热水烫脚，以加速血液循环；睡觉时再把两只脚架高点，使血液往上流。第二天起来，肿胀的两腿就会消肿，又可以强行军了。烫脚时大家围着一个大脚盆，慢慢地把脚伸进去，这样就能忍受相当高的温度，可以争取多烫一会儿。如果哪个捣蛋鬼忽然在水中搅动，所有的人都会烫得受不了，“哇哇”地叫喊着，赶快把脚提起来，并痛斥捣蛋鬼，引起大家一阵笑闹！ 烫好脚，洗好锅盆碗盏，把灶前的柴禾清理干净（防止火灾）后，睡到地铺上，半身钻进被窝里，半躺着开班务会。班长掌握会议，设专人记录，照明的灯是向房东借的豆油灯。班长作简短的开场白后，学员们一个个发言：今天行军中，我如何如何，优点c缺点再评论一下别的学员。简单扼要，每个人都要发言。最后班长作结，先谈自己，再谈全班，并布置明天的工作；然后宣布睡觉c熄灯。大家往被窝里一钻，头一沾上枕头（其实是用白布包的几件衣服），立即就都睡着了。这样的班务会每天晚上都要开，行军再累，班务会不可少，这是中队部的严格规定；但时间不长，大概半个时左右。可是别看时间短，作用不，能督促学员们每天都反省自己做得怎样，同时也关心别人。现在想想，似乎有点好笑：这哪里是在当兵，简直就是在修炼当圣人。 另外各班都要轮流放哨，轮到的班要安排学员轮班，从傍晚到天明都要有哨兵放哨，以防敌人夜间偷袭。 年轻人贪睡，又经过行军劳累，一夜的睡眠就象是打了一个瞌睡，似乎刚刚闭眼就响起了起床哨。冬季日短夜长，起床时天还没亮，点着豆大的油灯各自打背包。要在昏暗的早晨几分钟内打好一个平整的背包，那是要有点过硬功夫的。学员们都在几个月的学习c训练中反复操练，甚至摸黑训练，已经人人练就了一身本领。只听见“嗖嗖”的抽背包带的声音，一会儿就都把背包打好了。我在进军前下了几天苦功夫，勉强能跟上老大哥们的速度。 打完背包，全班立即按分工快速行动：有的送还稻草和其他借用的东西，有的扫地，有的烧早饭匆匆吃罢早饭，班长带队加入中队集合，副班长则留下来检查群众纪律：借群众的东西都还了吗？有没有损坏的？屋里扫干净了吗？群众满意吗？检查完毕，再跑步归队。安排得滴水不漏！ 这些青年学生的家境一般都比较好，在家时享受着父亲c母亲c祖父c祖母等几代亲人的多层次c多方位的照顾，自理能力不强。可是他们来军大仅仅个月，就养成了一整套良好的生活习惯和很强的自理能力。军大在培养他们成为合格的军人时，其工作之细致c安排之精确c管理之到位，令人惊叹！ 果然如安副指导员所言，在第二天的行军中，我感到很累。在第三天的行军中，两条腿就象灌满了铅似的，沉重无比，简直要拖不动了！而且路程日渐增加，日行八0c90c100余里，逢山翻山，遇水淌水。 这时，我觉得肩上的背包越来越重了，两肩被背包带勒得生疼。于是，我找了个窍门：全班发的都是被子，我来得晚，不知怎的，发给我的是一条军毯。我就把军毯披在肩上，这样一来，接触面大了，肩膀就不疼了。我正在自感得意时，被鹿中队长喝了一声：“鬼，象什么样子？跟个俘虏兵似的！”学员们哄然大笑，羞得我赶紧在行军休息时把它打成背包背上。 我那时候是很活跃的，年少，还没变声，嗓子响亮，行军一开始就活跃部队，又是唱歌，又是说快板。老大哥们笑眯眯地夸奖我：“鬼，不错嘛！”我挺得意的。 太阳偏西日过午时，我的两条腿开始不听话了，它要罢工了；肚子也赶来凑热闹，叽叽咕咕地叫唤。还是天不亮时吃的早饭，要到天黑宿营之后才能生火造饭，中间相隔十五六个时，而且又是在大步行军，在翻山越岭，体力消耗那么大，怎么会不饿？ 在这十几个时的行军中，有三次休息：第一次，大约在上午10点钟；第二次，大约在中午1点钟；第三次，大约在下午4点钟。每次休息10分钟，无非是坐在背包上喘口气，搓一搓肿胀的腿脚。我总觉得10分钟歇不够，尤其是第三次休息，坐在背包上实在不想站起来。 区队长就吹哨子c叫喊：“休息时间结束，继续行军！站起来，久歇无长力！”我不但不想站起来，反倒想躺下，也不怕衣服会沾上泥土。这时我想起农民出身的区队长说的他们北方农村的一句俗谚：“好吃不如饺子，舒服不如躺着。”我当时听了，心里并不认同，认为天下比饺子好吃的东西多着呢；躺着算什么舒服？往床上一躺，谁不会？现在我才真正体会到，那是北方劳苦农民的切身经验之谈，十分准确。北方的穷苦农民终年吃杂粮，瓜菜代，荒年甚至吃榆树叶子，难得吃上一次饺子（往往是过大年了才能吃上一顿饺子），当然好吃；从早劳动到晚，从春劳动到冬，一年65天，天天劳动。持续劳动之后能躺下来休息一会儿（不需要床，有路边的青草地就行），那该是多么的舒服！ 后来在学员中有人有了一个发明：中午1点钟休息时，他居然端着一碗饭，用钢精调羹一勺一勺地往嘴里送，吃得津津有味，把大家馋得眼睛一愣一愣的。原来他在吃饱早饭后，又装了一碗饭，用碗套一罩，挂在皮带上。到第二次休息时，他就自动开中饭了。发明并不复杂，却挺管用。第二天，早饭多煮了些，一人带上一碗。中午1点，人人开中饭。冷饭干而硬，但却好香c好香啊，吃到肚子里受用得很！ 有人开玩笑说：“谁要是消化不良c食欲不振，不用看医生，跟我们来行军吧，保证疗效百分之百！”大家一阵哄笑。在这笑声中，有自嘲，也有自豪。 第三次休息后的行军中，我这只“叫鸡公”不叫了：觉得两腿沉重而僵直，似乎不是脑子在指挥走路，而是在机械地迈步。这时候如果绊跌一跤，准定爬不起来。就在这时，老大哥冉之走过来，笑眯眯地对我说：“前0里，歌声不断；中间0里，沉默寡言；最后0里，愁眉苦脸。这就是新兵。老兵呢，前0里，沉默寡言；中间0里，谈笑风生；最后0里，抢班夺权。”说着，“啪”的一下，就把我肩上的米袋子夺了过去，挂在他的肩上。此时，他还扛着班里的步枪呢。我实在没有力气去和他争抢，心里却有点不服气：你算什么老兵？军龄不过比我长几个月。可是人家负重那么大，还在往上加，还能喜笑颜开地跟我调侃；我却连斗嘴的气力都没有了，不服不行啊！后来我才知道，冉之在国民党的青年军里当过兵，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无论体能和军事素养，他都比我强多了。 班长也看到我的狼狈相，就走过来拿我的背包；我死死扣住背包带，不让他拿过去。这是我的底线，不能让人们笑话我是“连级干部”（待续）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七） 我终于当了一回“连级干部” （七）我终于当了一回“连级干部” 为什么不能让人家叫“连级干部”呢？在那个年代，部队里虽然提倡官兵平等，但差别还是存在的，不可能绝对平等c绝对平均。部队里“绝对平均主义”也曾一度盛行。听老同志说，1947年“三查三整”（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时，战士们成立了士兵委员会，要求和干部绝对平等。士兵要站岗放哨，干部也要站岗放哨。一些出身地富家庭的高级干部被罚在大门口站岗，士兵委员会主席（战士）进出大门时，站岗的高级干部要向他敬礼。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首长被抄家，连陈赓将军（当时是兵力最雄厚的一个独立纵队的司令员）的住处都被士兵委员会抄查了，因为陈赓的家庭出身是地主。那种做法，有点像0年后的“文革”。后来中央纠正了这些偏差。到我参军时，部队的秩序已经井然，也允许存在一些必要的差别。譬如说，背背包，这是人们的烦心事之一。背着它，日行100余里，连打仗都要背着它冲锋，太累人了，太碍事了，巴不得能把它卸掉。但是卸不得呀，卸掉了晚上盖什么？睡觉时受凉了怎么行军c打仗？可是连c营级干部就可以不背背包，大队有一辆马拉大车，全大队的连c营级干部的背包都可以放在马车上，到宿营地后再去领回来使用。他们在行军中可以背上空空如也，甩着两只手行军，好不自在！排级属于干部阶层，却还得自己背背包。所以有的排级干部会在心里暗暗较劲儿：好好干，把背上这个背包给甩掉！——把它当作是某一个阶段的人生价值去追求。行军时，学员中如果有谁被人把背包给“互助”过去了，有时就会被人讥笑为“连级干部”：“嗬，不简单嘛，提拔了，当上连级干部了！”听的人会羞愧得满脸通红。所以我坚决不当“连级干部”。 上到师c团这两级又有新的差别：师c团干部配备马，马背上有马搭子，日用品可以放在马搭子里，行军时可以骑在高头大马上，既省力，又神气。那时候，谁要是骑着马从行军队伍旁走过，人们就会向他行注目礼，并悄悄议论：这位首长是谁谁谁，担任什么什么职务语气中充满了崇敬与羡慕。也有一些调皮的老兵给他们起了一个不大尊敬的称呼：四条腿的。“喂，快看，来了一个四条腿的。”把人和马给混同了。其实这些领导同志很少骑马，一般是空着两只手步行，马上骑的往往是病号c伤员。军以上领导干部则配吉普车。只要看见吉普车开过来了，那就是大首长来了。 有这么一个笑话：一位老资格的师级干部，行军中把马让给伤病员骑，自己步行。突然，“嘎”的一声，一辆吉普车在他身旁停下。车门打开，下来一位军级干部。这位军级干部年纪比他轻，资历比他浅，当年曾是他的下级。部队里是很讲究资历的，你当了再大的官，见了当年的老领导，也得表示点尊敬之情。军级干部对师级干部说：“老首长辛苦了，怎么不骑马呢？”老师级干部回答说：“你坐车辛苦啊！”军级干部被他讥讽得脸上发烧，尴尬地搭讪几句后，钻进吉普车一溜烟地跑了。其实老资格师级干部是个老实人，确实毫无讥讽之意。因为他晕车，一坐汽车就难受；将心比心，将己比人，他的确认为坐汽车是很辛苦的。 团以上干部（含团）还配备警卫员。警卫员的典型装备是：腰围牛皮子弹带，斜挎一支驳壳枪，再背上一支卡宾枪，天天不远不近地跟在首长后面，走哪跟哪，片刻不离。平时警卫首长，战时保护首长。这就是那个时代各级干部之间的待遇差别。还有伙食上也有些差别，以后再作介绍。 果然如安副指导员所言，我在行军的第四天后就逐渐向好的方向转化了，疲劳感日渐减轻，腿脚变得健壮有力，一天100多里走下来，到宿营地还能担当一些勤务。但是另一种伤病又在折磨着我们这些还缺少锻炼的学生兵，那就是脚上打泡，打水泡，打血泡，打泡连泡的连环炮（泡）。别看脚上的泡不起眼儿，走一步，疼一下，一天走多少万步，就要疼多少万下，铁打的汉子也会被它折磨得愁眉苦脸。解放军里的配备还真是无微不至，拿现在的流行语来说，就是“人性化”。到宿营地后，忙完必要的吃住大事，钻进被窝时，卫生员就会背着药箱主动上门，用尖亮的声音喊着：“谁有泡？”“我这里缴获了两门（炮）。”有人高声应答。于是卫生员就会走过来，在豆大的油灯下把人家的臭脚丫子放在自己的鼻尖下轻手轻脚地挑泡，用马尾引流，再涂上碘酒。那玩意儿挺刺激的，“哎哟”一声之后，第二天行军就舒坦多了。 卫生员（当卫生员的一般年纪都比较）行军中和大家一样，背背包，背米袋，一样不少，还要加背药箱。行军中和大家一样走，一步不少；宿营后却要“走家串户”地上门服务，是辛苦的无名英雄。 还有更辛苦的，那就是炊事员。他们一般年纪比较大，但身强力壮，挑着大锅行军（那种特大的平底熟铁锅，大得可以当澡盆用。因为只要是比较集中地宿营时，就会全中队在一起吃饭，由炊事班集中做饭），那更是辛苦！ 班里的老大哥们突然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班里人人脚上都打过泡，唯有我的脚上一无所获，从来没缴获过一门炮（泡）。他们大感惊异，端起我的脚来察看，还在行军中看我怎么迈步，问我有什么窍门？我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只是得意地笑。从江西步行到贵州，千里长途跋涉，我的两只脚从来没有打过泡。大家都说是奇迹，甚至说我有特异功能。许多年后，我才悟出了一点道理：我那时年少，还处于长身体阶段。为了预留脚往大里长的分寸，发胶鞋时我总是挑稍微大一点的。长途行军中，不断地走路，全身的血液往下流，造成腿脚肿胀，鞋就相对变了，就把脚磨起了泡。我的鞋子尺码留了点余地，就刚好把腿脚的肿胀部分给容纳下来了。不知道这个分析有没有道理？可惜已是时过境迁，要是当年能向老大哥们提出这么一个的建议就好了！ 我不愿当“连级干部”，可还是当了一回。那天，雨后初晴。天上，阳光灿烂；地下，路烂难行。我在队伍中艰难地行走着，一步一滑，两只鞋沾满了泥浆。走得正艰难的时候，忽然，我的背上一轻松，回头一看，背包掉在了泥浆里，它还顺坡打了个滚，被泥浆弄得一塌糊涂！原来是背包带突然断了。我不觉下意识地大笑起来，边笑边把背包提起来。天呀，这怎么背呢？背上它就会弄得一身泥污巴浆。正当我为难之际，背后响起了鹿中队长的声音：“把它放到大车上去！”我一回头，中队长一脸严肃，皱着眉，神情冷冷的。我当即把背包放在大车上，空手行军。心里却在想：鹿中队长好象很不高兴，为什么？我突然醒悟过来：我有故意弄断背包带之嫌。即使不是故意的，此风也不可长。如果大家都找这样的窍门来减轻负担，岂不是要败坏军风？在基层带兵的人最讲究带兵知人c知人知心，他要关注起于青萍之末的微风，他要预测士兵心海中的波澜，尤其是我在背包滚入泥泞的时候，不是感到犯错，而是得意地哈哈大笑，这更引起了鹿中队长的反感。这么一想，我感到事态严重；为了将功补过，我就去夺老大哥们的步枪c米袋；可是他们谁都不肯松手。这也难怪，让班里最的战士互助？谁也丢不起这个“人”。于是，我只好两手空空的当起了“连级干部”，一直当到宿营地，才从大车上把背包领了回来。经过一天的曝晒，背包上的泥浆早就干了，搓搓刷刷，就可以铺c盖了。晚上，我在班务会上作了检讨。没人批评我，鹿中队长也没再提起此事；我却把这事作为一次深刻的教训，马上弄来一副结实的背包带。这种事儿不能闹第二次了，再闹一次就说不清楚了。 我还做过一次“亏心事”。行军十几天后，休息一天。这天，天气晴朗，太阳当头照，暖洋洋的。我自然要洗洗衣服啰，就向一家农户借搓衣板。那是一位40几岁的农妇，她毫不犹豫地交给我一块搓衣板，杂木的，挺沉，挺扎实，还很新，是一块挺不错的搓衣板。我蹲在河边一面搓衣服，一面听鸟唱歌；风和日丽，水清如镜，手脚麻利，心情愉快。我在心里默默念叨：妈妈，我长大成人了，我会自己料理自己的生活了 洗完衣服，拿回驻地晒上，下午就干了。我把干净衣服折叠好，放进包袱皮里。 第二天一大早，一身干干净净的，打起背包就上路。一路上，欢声笑语，歌声不断猛然间，我想起来了：我洗完衣服拧干后放在脸盆里，端起脸盆起身就走，把搓衣板忘在河边了！而这时，已经走出了好几十里，不可能再走回去寻找。“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借群众东西要还，损失东西要赔。我借了群众的东西没还，群众会怎么看我们解放军呢？可是这事儿又无法弥补。咳，我这个丢三落四的毛病，从如此，零碎的不知丢失过多少！时候的毛病，长大了还是改不了。我痛恨自己，心中慌乱不已。我分析了几种可能：一种是那位老乡来到河边发现自家的搓衣板：“哟，这个不负责任的兵，有借无还。”一种是被邻居看到了，认识是她家的东西，捡起来，送还给她。还有一种是被旁人捡到，藏到家里去了。不管是哪一种，都是破坏了群众纪律，而且没法弥补。对这个错误，我应该在班务会上作检讨。不过，我不说，谁又能知道？说？还是不说？我犹豫着，思想上反复斗争最后还是决定不说，瞒！这一瞒，就瞒了一辈子。可是那块搓衣板却常常在我的眼前晃悠，每每想起这个事儿就觉得“亏心”。（待续）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8）可惜后来没再见到过那位姑娘 行军至高安时，天下大雨，就在高安休息一天。 这天，全大队集中在一户“两幢直进”的大民宅里听报告。外面下着大雨，雨丝通过天井向我们身上飘洒。我们把背包尽量往里挪，大家挤在一起听大队政委作大报告。 大队政委个子不高，脸面白净，是个白面书生，年龄大概不到0岁，年纪轻轻的，已经是团级干部了。他讲的内容是苏联十月革命。这时正是11月份，是苏联十月革命周年。他讲了十月革命的起因c发生c发展，列宁c斯大林的革命活动，十月革命对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影响等等。因为是刚解放，这些知识，对我来说，都是从来没有听说过的，新鲜而又生动。我一边听，一边拼命地记，觉得这个报告非常精彩，一定要完整地记录下来，以后有机会时拿给妈妈看，她也是很喜欢看历史的（还是孩子心态，看到什么好东西就要带回家去献给妈妈）。同时，我对大队政委也非常佩服，觉得他水平高，能力强，年轻有为，是我学习的榜样，自觉不自觉地在心里默默地学他作报告时的语气c神态c动作c表情，甚至异想天开地想：我今年14岁，10年后，4岁时，是不是也能像他那样站在台上作这么一个大报告呢？年轻人不知天高地厚，一味地浮想联翩。 在一次行军中，我看见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军人骑在一匹高头大马上行军。她面色红润，笑眯眯的，不像是伤病员；难道她已经是团级干部了？我疑惑地问老大哥们。他们说，她是大队部的工作人员，骑的是大队政委的马。 又过了若干时日，忽然听说大队政委犯了错误，被撤职，因为他和一个女干部发生了不正当的男女关系。那个女干部的丈夫（听说是个连级干部，他们是参军前结婚的）竟因此愤而自杀！闻此信息，我嗟叹不已：政委这么有水平的人，怎么也会犯这种低级错误？如此年轻有为的干部为何要自毁前途？那个连级干部也太狭隘了，你反抗c斗争c上诉都可以嘛，为什么要自走绝路？我开始感觉到，革命队伍也不是与世隔绝的“桃花源”，也有复杂的人和事，世事也有难料之处，人心也有难测之时！ 部队当时实行的是供给制。所谓供给制，就是衣食住行由国家全包，每年发两套单军装，一套棉军装，两套白衬衣c衬裤，行军期间两个月发一双胶鞋，还发毛巾c袜子等。袜子是布做的，白色，下面缝着袜垫子，非常牢，但必须用绑腿扎紧才能穿得熨帖。这种袜子现在已经看不到了。军衣是龙头细布做的，当时被称为洋布，染成黄色。老同志在渡江前发的是粗布军装，厚重结实，染成暗绿色。渡江后参军的青年学生喜欢老军装，穿上像个老八路，自我感觉良好。老兵喜欢洋布军装，过去那是地主老财才穿得起的细洋布，时候想穿而不可得。“青菜萝卜，各有所爱”，于是，新c老兵之间有人交换军装穿。各人穿各人喜欢的军装，各得其乐。 天天行军，鞋子容易破，不够穿，中队领导就动员大家补鞋。穿打补丁的鞋被认为是一种光荣，叫做穿“革命鞋”。 虽说衣食住行国家全包了，但总得要有几个零用钱买买牙刷c牙膏c肥皂什么的；会吸烟的还要买烟。于是，部队还发津贴费。津贴费是按级别发的，但差距不大。我记得我得到的第一个月的津贴费是1900元。那是币制改革前的旧币，相当于后来的新币1角9分钱。不过那时候物价便宜。记得行军到达湖南邵阳时，买当地的特产麻糖吃；我给了贩一张100元的票子（是当时的最单位，相当于后来的新币1分钱），他给了我10根中拇指那么长短粗细的麻糖，可见物价之低廉。 我不抽烟，就会经常买点零食吃，有时还带回班里和大家分享。班里有人挺羡慕我，觉得不抽烟还是好，能有零花钱，就表示要戒烟，并请我当监督人。还信誓旦旦地说：“以后如果发现我抽烟，你把我的烟丢到水塘里去！”可是后来他又熬不住了，偷偷地买烟抽。被我发现，抓起他的一包烟就要丢到水塘里去。他一把抓住我，苦苦地哀求我“高抬贵手”。其实我也差点儿学会抽烟。那是在参军后不久，烟友们给了我一支烟，我便学着他们的姿态吞云吐雾，还自觉挺“帅”的。就在这时，安副指导员进来了，他大喝一声：“鬼，你抽烟？”吓得我赶紧把香烟熄灭。他这一声断喝，使我习惯成了自然，以至于后来一辈子都没再抽烟。看来人还是要在年轻的时候受点管束。 其实我有钱。离家时母亲给了我一个金戒指c6块银元，能买不少东西呢。但我没拿出来用，也没敢告诉别人。因为一个兵拿出金银来换钱或者买东西，会引起人家的惊异和怀疑。再说，部队里衣食住行c零用，样样有供给，我也不需要动用这笔钱；就用纱布包着，放在裤子口袋里，让它跟着我日行夜宿。母亲是按民间的老规矩：“穷家富路”，亲人出远门总得带点盘缠钱；没想到儿子当了解放军，有钱也没处花。 行军至萍乡时，我班住进一幢比较气派的砖墙房。房东是两老夫妻，大概50岁左右。男老头个子高大，穿着呢子大衣，戴一副眼镜，威严而气派。老太婆穿一件花的缎子棉袄，身材娇，举止轻盈。按照习惯，我们每驻一地都会向房东表示敬意，这次自然也不例外。可是房东两老夫妻板着脸不理睬我们，让我们讨了个没趣。你们不理睬我们，我们还是热情照旧：扫院子，扫厅堂，把水缸挑满。 当我们借来稻草放在房间里打地铺时，老头子发脾气了：“不准把这种脏兮兮的东西搬到我的家里来！”我们向他作解释：“走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打扫干净，一根稻草都不会丢下。”“这是干净稻草，不脏的。”“没有稻草，睡在地上太阴冷了，请你们谅解。” 老头子涨红着脸，突然一个转身离开，气冲冲地边走边叽咕：“一群不可理喻之徒！”他以为只有他有文化，向我们这些兵“拽文”呢！我们气得在背后议论：“要不是号房子的把我们‘号’在这里了，我们才不高兴住呢！”“这家肯定是地主，或者是资本家，对共产党有仇恨。”我们行军以来，几乎每晚要接触一户群众，从来都是笑脸相向，互道感谢，还真没碰到过这号阴冷的c不友好的面孔，所以大家心里都很不痛快。 烧晚饭时又遇到了麻烦：灶是烧煤的，我们只会烧柴火灶，不会烧煤灶，又不想去请教那两位不友好的房东。正在为难之际，进来一位姑娘，她默默地帮我们生火c煮饭。姑娘大约十七八岁，煤火映着她那青春的脸庞，显得艳丽动人。看她那样子，像是个学生，其身份自然是房东的女儿无疑。我们向她致谢，她也不答话，只是嫣然一笑，明亮的眼睛朝我们几个人的脸上一扫。就像通了电似的，两位0岁左右的大哥哥的话儿顿时多了起来，两人一问一答，一唱一和：“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你看完了吗？”“还没呢，快了。”“看完借给我看，我拿《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你交换。”“天天行军，没多少时间看书。”“不抓紧时间学习不行呀，政委作报告时不是说了吗，我们军政大学的学员要成为解放和建设大西南的新生力量，不学习不行啊！”姑娘仍然不搭腔，只是默默地帮厨，自然也在默默地聆听。 饭后烫脚时，我这个已经懂得了点男女风情的半大子就开他俩的玩笑，把他们假装斯文的对话绘声绘色地c夸张地表演了一番，惹得大家哄然大笑：“你这两个家伙居心不良呀！”“哪里哪里，”他俩欲盖弥彰，“我们只是偶然谈起看书c学习的事，童是吃太饱了撑的，嚼舌头啊！” 奇怪的是，第二天清晨，我们烧早饭时，房东老太婆居然来帮厨，帮我们淘米c煮饭c切菜c炒菜我们的饭菜烧好后，她又端出一碗红烧肉，硬要我们吃。还问这问那：“哪里人？多大岁数了？读几年级？家里有什么人？为什么参军？在外要注意身体，以免家里挂念”真的是情深意切，宛如慈母一般。我们听了，心里暖融融的：已经好久没有听到过这种婆婆妈妈的关怀了。同时也在心里泛起一种奇怪的感觉：这位房东老太怎么啦？为什么今天和昨天判若两人？ 匆匆吃完早饭，一切收拾停当，谢过房东，来到集合场。忽然，我们在女生中队的队列里发现了一个穿便衣的姑娘，竟然就是昨晚帮我们生火c煮饭的房东的女儿。昨天还是个女学生，今天就成了我们的同志了，真是进展神速！那时候参加工作容易，肯定是她昨天听了我们那两位老大哥的对话后，连夜去找了女生中队。女生中队的领导一点头，她就跟着队伍上路了。但军装还没发放，只好穿着便衣站在队伍里。这一下我们全明白了，房东老太之所以有一个1八0度的大转弯，就因为她的亲生女儿的人生道路和我们合到一起了。 在行军中，我们便有了新的话题。那两位大哥哥昨天还在矢口抵赖，似乎他们的一切言谈都是出自无心；今天却大言不惭地吹嘘起来：“是我们的功劳，我们的生动对话打动了姑娘的芳心，使我们的革命队伍里又增添了一份新生力量。”学员们打趣他俩：“看不出来呀，你们两个家伙还挺有磁性的。”他俩更得意了：“当然啰，英俊伙嘛，哈哈哈！”可惜后来没再见到过那位姑娘，不知她在革命队伍里学得怎样c干得如何？（待续）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9）母亲的信使我泪如雨下 进入湖南后，来到了一座中等城市——湘潭。那是的家乡，当时算是比较繁华的城市，人烟稠密，街道宽阔，商店鳞次栉比，货物充足。可是没让我们在城里住下，而是穿过湘潭市，在乡下宿营。 在乡下，我们接触到一些乡民们，他们都以湘潭出了个毛泽东而自豪，开口便是：“我们是的家乡人” 湖南的景色c物产酷似江西，也是红壤土，也以生产稻米为主。民风淳朴，对军人非常友好。听说湖南人喜欢当兵，自古就有“无湘不成军”之说。 我们在湘潭乡下吃的饭，白而软，大家都很喜欢吃，要多吃个一碗半碗的。都说主席的家乡真好，风景秀丽，物产丰富，地灵人杰，是个出伟人的鱼米之乡。正说着，两个中青年农民挑着两担白米来支援军队。我们围了上去，捞起米来闻闻看看，纷纷赞扬：这米好，香c洁白c个大c完整c油亮有人说：“没错，今天吃的就是这种米。”军大领导曾经要求学员们学会做群众工作，有人就对两位农民叔伯说：“谢谢你们对我们的支援，送来这么好的米！”两位农民中的一位脱口而出：“谢什么，你们是的军队，我们是的家乡人，是一家人啊！”另一位农民说：“我们是挑选最好的米送来的，让大军吃得饱饱的，天天打胜仗！”现在听听，似乎军民都在说大道理。在那个年代，其实说的都是肺腑之言。 住在群众家里，我们会找一切机会帮群众干活，所以群众对我们像亲人一样喜欢。一位老大娘上上下下打量着一个住在她家的军大学员，关切地问：“你家里有堂客么？”那个学员一愣，半晌才喃喃地回答：“我家里没有坦克。” 把大家给笑翻了！原来湖南的方言管老婆叫“堂客”，他听成“坦克”了。军民之间啊，亲如一家，其乐融融！ 在湘潭乡下时，我忽然接到母亲的第一封来信。信封上没有写地址，也无法写地址，只有部队的番号。军邮部门竟然能一路追踪，追上天天流动的队伍，把后方的一封来信交到千军万马中的一个战士手中，确实很不简单！ 那是一封厚厚的来信。我拆开信封，母亲那苍劲有力的行草字迹（她的同事都说她写的字不像是女人写的，有男子的刚毅之风）跃然纸上。我看着看着，不禁心头一阵紧缩，充满感情色彩的语句像雨打芭蕉似的敲打着我的那颗稚嫩的少年之心，其中的一些语句，虽然经过几十年岁月的磨洗，至今仍然记忆犹新：“老天太无情，连日大雨。我睡在床上，听着窗外的滂沱大雨，心中悔恨交加，辗转难眠：想着你——一个14岁的孩子，如何能经得起瓢泼大雨下的长途跋涉？我好像看见你在风雨泥泞的路上苦苦挣扎！我好像听见你沉重的喘息声！这使我心如刀割，悔不该让你年纪就去迎接生活的暴风雨，悔不该让你还没成年就走上九死一生的战场！还有，让你猛然离开学校，离开自己的妈妈，离开温暖的家，去过纪律严格的军队生活，你能习惯吗？家里人一切都好，不要挂念，只要你能好好照顾自己，就是对家人最大的安慰。没有了外婆的照顾，没有了母亲的关怀，一切就全靠你自己了。我们鞭长莫及，望你善待自己，好自为之相信有那么一天，我的儿子长高了，长壮了，骑着高头大马回来，我们母子再相聚”我看着信，心潮起伏，胸中犹如波涛翻滚，眼泪就要夺眶而出身旁是几个班里的同志，可千万不能哭出来啊！我强忍着泪水，使劲地忍着，忍着可是，眼前的字迹渐渐模糊终于，不听话的泪水滚滚而下！ 无声的哭泣c有形的泪水惊动了同志们，他们惊呼：“童，你怎么啦？”有人拿过我手中的信，几个人头碰头地看着。看过之后，他们也很受感动，一个个面容严肃。沉默良久后才有人说话：“这信写得太感人了！”并没有人因为我的流泪而批评我或鄙视我。我感觉到，这封信似乎也勾起了他们的思乡之念c思亲之情。 接到这样一封信，使我感到非常意外。要我参加革命，是妈妈的极力主张，而且是两次发话，态度坚决，并没征求我的意见。当我离家时，她和全家送我到巷子口，挥手送别时，妈妈笑眯眯的，没流一滴眼泪。现在为什么突然来这么一封如此伤感的信呢？ 这个疑问当时在我的脑海中一闪，并没去细想。后来随着岁月的流逝，年岁的增长，阅历的丰富，我终于懂得了其中的奥秘：她自知自己即将无产，而且无业，把儿子拢在身边肯定要害了儿子，甚至要害其一生。为此，她果断作出决定：让女儿考简易师范，可以免费上学，将来当学教师，有碗饭吃。让儿子参加革命，跟着前途看好的共产党走，这样才会有出息。可是儿子只有14岁，能承受人生道路上的风霜雨雪吗能经得起血火交织的战场考验吗？她肯定是考虑再三c犹豫再三，内心斗争激烈。最后还是理智战胜了感情，毅然地催促我走上了参加革命之路。为了不影响我的情绪，她把内心的伤痛和万般的柔情深深地埋在心底里，却装出一副笑脸把我送出家门。可以想象，当她目送着年少的独子愈走愈远，直到连背影都看不见了之后，回到家里，一定是关起房门来无声地痛哭！而且只能是关起房门来不出声地哭，因为不能影响家里其他人的情绪。 可以想象：儿子走后的几天里，她茶饭不思，惘然若失。接着又是连日连夜的风雨天，夜深人静时，她躺在床上听雨打南窗，想象着少年儿子在风雨泥泞中挣扎的情景，当然就会辗转反侧，彻夜难眠终于，压抑了多日的情感突然爆发！感情战胜了理智，她一跃而起，灯下提笔，感情如洪水决堤，汹涌而下，一诉为快于是，便有了这么一封令我挥泪如雨c令其他学员也为之动容的家信。但她写信的目的不是为了动摇儿子参加革命的决心，不是为了把儿子拉回来，她仍然鼓励儿子：“相信有这么一天，我的儿子长高了，长壮了，骑着高头大马回来，我们母子再相聚” 母亲，她是地主，又是国民党将军的太太，为什么会相信共产党会有光明的前途，以至于悉心安排自己的少年独子跟共产党走？其真实原因，除了解放时的大势所趋c人心所向之外，还可以从她的家庭背景c亲属关系及其个人成长史上找到点原因。我母亲出生在江苏一座县城里的一个大户人家。所谓“大户人家”，指的就是名门望族。虽然母亲出生时，家道已经中落，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家风依旧，派头仍在。她是看不起江西乡下的土地主的，不甘心在江西乡下当土地主；她也看不起无所事事的官太太，不甘心放弃她所钟爱的教育事业去当专职夫人。于是，她倾其所有，在乡间造校舍，建学校，延请名师，广招学生，办起了一所乡村完全学。课程设置有国文c算术c历史c地理c自然c音乐c美术c体育等，是方圆数百里内罕见的一所新型乡村完全学。于是，附近乡c村慕名而来求学的少年男女多达数百人。从客观上讲，她是无意地c不自觉地为共产党培养了一批干部：解放初期，学毕业生就算是知识分子了，就可以参加工作；这所学的学生中很多人后来都成了共产党的干部。 记得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和妹妹去扫墓，惊讶地发现母亲的墓地上已被水泥浇灌（我们也有这个经济能力给母亲的墓地浇灌水泥，但考虑到周围群众的墓地也都是黄土包，我们不能脱离群众）。这是谁干的？后经了解，是当年的乡村学里的一个学生给老校长献上的一点心意。该学生当年学习成绩很好，因家贫，拟退学。母亲得知后，免了他的学杂费，使他能读到学毕业。解放后，他参加了工作；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时，他已是省台联的处长。当他发现老校长的墓地还是一抔黄土时，就悄悄请人给浇灌了水泥。 母亲的娘家既然是大户人家，自然知识分子就多，出路也广。母亲的亲戚中不乏国共两党中的高官，也不乏杀身成仁的志士。母亲对娘家的轶事是津津乐道的，她曾给我讲过她的两位表兄的故事。 一位沙表兄，是个桀骜不驯的青年，因为抗拒家庭的包办婚姻，负气离家出走。在社会上飘零了一段时间后，他参加了共产党，后来成了当地著名的共产党人。一次，因兵祸，他的家人全部出逃，只留下他那已婚而未同房的妻子看家。沙表兄趁兵荒马乱之机，偷偷跑回家来看看，发现家中空空如也，只有那个被他嫌弃的妻子一人在家。他问：“家里人呢？”妻答：“都逃难去了。”“你为什么不走？”妻回答得也乖巧：“等你呢。”沙表兄惊讶地看着妻子，心中颇受感动，不禁动情地说：“你是个好人，一个好女人！”这天晚上两人才真正同了房。没想到这“一夜情”就使他的妻子怀上了他的孩子。 可惜呀，这个贤慧女子幸福来得太迟却去得太早！不久，沙表兄站在屋顶上指挥农民暴动时，不慎从屋顶上摔了下来！摔伤了的他行动不便，以至于被国民党军警抓住。在审讯中，他历经种种酷刑，坚贞不屈，终于被押赴刑场枪决。 他的妻子闻讯，买了几十条白毛巾，挺着大肚子去刑场。枪响过后，她用白毛巾吸血，尽量把丈夫的鲜血带回家，象征着把丈夫请回到了自己的身边。后来她就专心抚养丈夫的遗腹子，终身未嫁！烈士c烈女，坚贞不屈，相爱终身，感天动地，感人肺腑！ 还有一位陈表兄，他大我母亲好几岁，是那个年代稀有的大学生。我母亲是他的崇拜者，拿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他的“粉丝”。母亲曾这样形容他：“一身白色的西装，一副潇洒的举止，中英文均极佳。出身于书香门第，我那个舅舅（指他的父亲）是前清举人，没来得及考进士就‘民国’了，是江浙一带有名的书法家（无锡“蠡园”中许多石门门顶上的门名就是他书写的。我还是解放前游览过，不知现在是否还保存着）。他们夫妻恩爱远远近近出了名，一生从未红过脸。”陈表兄就是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长大。陈表兄风度翩翩，谈吐幽默风趣，举止高贵优雅，知识丰富，博闻广见，是众表姐妹的大哥哥，也是众表姐妹的崇拜对象。他在上海读大学，每年寒暑假归来，众表姐妹就围着他转，听他讲上海的见闻，讲国内外的大事。他这个人自然是属于公子哥儿一类啰。没想到上海一解放，他就被任命为上海一家大报的总编辑。原来他是个老地下共产党员，真叫人看不出来。母亲曾要我经过上海时去找他，认识认识这位出色的c没见过面的表舅。后来我几次经过上海，甚至走过那家报社的门口，犹豫了一番，终究还是没有进去。我觉得人家是老革命，是高级干部；我一个兵，家庭出身又不好，找到他时，说些什么呢？他也许会不大理睬我，我何必去自讨没趣？所以我终究还是没去找过他，直到前些年在报上看到他逝世的消息。他也始终不知道他还有个表外甥住在上海（后来我定居上海），和他相隔咫尺，却咫尺天涯，从未见过面。 可能是由于有这样的一些历史背景，使我母亲认为，共产党并非国民党所宣传的“洪水猛兽”，而是一群爱国的有志之士，中国的未来应该是属于他们的，所以她才敢于动员自己的年少的独子跟着共产党走。（待续）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10）冉之是特务？！ 关于老共产党员，在解放前我就认识两位。一位是我的启蒙老师许青林。这是一个满腹经纶而又十分严厉的人，讲课很生动，但对学生很凶，学生都很怕他，是远近闻名的严师，又是名师。他办的学校是私塾的形式，新学的内容：学校由他私人承办，私人聘请好老师，他自己也教课；管起学生来像私塾先生一样严厉，教的课程却是国文c算术，高年级还开历史c地理。严管加新式的教课内容，既适应当时的潮流，又符合家长们的心意，所以许多家长都送子弟到他的门下来读书。在母亲办起学校之前，我在他的学校里启蒙，在他那里读了一年书。我听人们在背后好奇地议论他，说他以前当过“共产党”！共产党？那时候人们认为，共产党，那都是一些相当厉害的人，不觉对他有几分畏惧。他还有一段十分神奇的经历，暂时按下不表，留到后面再讲。 还有一位是个中医，是在县城里挂头牌的中医，母亲带我去他那里看过病。那是一个清瘦而严肃的中年人，眼睛很亮，看起病来神情专注。对人很客气，看完病后还一直送我们到大门口。出来后母亲告诉我，符之许医师以前是“共产党”，坐过几年牢。在牢里不许他看其他的书，他就看医书。坐了几年牢就看了几年医书，出来后就行医。人很聪明，治好很多病人，医师越做越红，后来竟然成了一方名医。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那时民间叫他们不叫“共产党员”，总是叫他们是“共产党”（这两位先生都有后续新闻，所以先在这里交待一笔）。 母亲寄来的这封信当时并没造成什么不良影响。一个多月后，在进行年终鉴定时，却引起了一场的风波。 中队规定，每个人年终鉴定的第一条便是“政治坚定，思想进步。”符合条件的就写上这一条，不符合的就不写。写不写上这一条是每一个人必须通过的一道关卡。我在“通过”这一条时被卡住了：有人提出：童可以写上“思想进步”，但“政治坚定”不能写上，因为他接到家信时哭了，说明他的革命意志不够坚定。此言一出，大家默然，既无人反对，也无人附议；似乎此言有理，又似乎理由还不大充足，在可进可退之间。我“懵”了，无言以对。静场片刻后，学员冉之问我：“童，我问你，你接到母亲的来信后，想没想过要离开革命部队？”我回答：“没有。”他又问：“想没想过开差回家？”“也没有。”“那么，童只是年幼，想家，想妈妈，并不想脱离革命队伍，他还是千里行军地一直走过来了，应该算是‘政治坚定’的。”此言一出，大家附议，原来提不同意见的人也没再反对。我的“政治坚定”这一条才算是有惊无险地通过了。 说到冉之这个人，我感到有点不可理解。他大概二十二三岁，比班里其他人稍大一点；浙江人，高高的个子，强壮的身体，聪明的脑袋，优秀的表现。行军中班里共有的两支步枪中的一支，总是由他包扛，还不时地抢人家的米袋背；班里出了病号时，他就背双背包。他为人老到，有工作能力，常常会在工作安排上给班长提点合理化建议，在生活上也能给大家出点主意，就像是学员们的老大哥。譬如有一次，我们在湖南的一个山村里宿营，有人买回来一脸盆熟红薯。此时天已黑了，也没掌灯，大家就伸手摸黑抓红薯吃。有人惊呼：“这红薯真甜！”“湖南的红薯真好吃！”一会儿，一脸盆红薯就吃光了。有人又有新的发现：“汤更甜！”于是，纷纷拿搪瓷缸舀红薯汤喝。冉之大喊一声：“等一等！”众人停住手，不知他要干什么。他从饭包里拿出手电筒朝脸盆里一射：天呀，浑浊的泥水！众人大笑，又纷纷收起茶缸。他为什么就能料到煮红薯的水里有泥呢？（他可能凭经验料到，农民煮红薯时不会洗得很干净，因为红薯都是剥了皮吃的。）类似这样的事情常常有，他总能给人一点生活上的惊奇c指点和信服。这么一个积极c聪明c能干的人却不是团员。他自己也为屡屡申请入团却不能得到批准而耿耿于怀，认为是团组长妒贤嫉能，有意压制他。有一次他给我看他写的一则日记，里面有一些对团组长不满的话。我看后也有同感，觉得团组长对冉之有偏见，因为他总是默默地看着冉之做好事，却从来不表扬。 大概是因为我年少，缺乏涵养，内心的活动会在脸上表现出来。一次，团组长趁没人在场的时候悄悄地对我说：“你知道冉之是什么人？他是特务。”我大吃一惊：“特务！我们军大学员里还有特务？”经他详细介绍，我才知道，原来冉之参加过国民党的青年军。考上军大后，在“思想洗澡”运动中，他坦白交代，自己曾被国民党特务机关选中，受过几个月的特务训练。后来他离开了青年军，特务也就没当成。由于他是主动坦白交代，所以仍然留在军大学习。团组长说：“他总认为是我故意压制他。其实，不是我压他，是他的入团申请上面根本就不批。”我这才恍然大悟。但我守口如瓶，不管冉之对我怎么好，我不敢把这个事儿告诉他。我那时已模模糊糊地意识到，在政治上是不能搬弄是非的。 前面提到的饶曙，是张祥武的老乡，自然也是我的老乡，他对我的家庭情况是一清二楚的。由于张祥武的交待，他在脱口说了我一句“书香子弟”后，就绝口不再提了。但是有一次，他忍不住还是“刺”了我一下。那是在大家闲谈新旧社会的对比时，我随口说了一句：“旧社会老百姓缺吃少穿，真是民不聊生啊！”他立即接上：“是呀，童家里好苦啊！”别人听不出来，我却被他“刺”得脸红心跳，哑口无言。于是，我就到一中队驻地去找张祥武告状。张祥武安慰我：“不要紧的，我说他去。”后来饶曙果然不再讽刺我了。张祥武年龄大我们好几岁，高中毕业，当过教师，有一定的社会经验，有较强的工作能力，在学员中有较高的威信，在同乡中威信更高。他是一中队一班的班长，是中队领导的得力助手，还又是党员培养对象。他说话灵光，有人听；可是他给我出的这个瞒报家庭成份的主意，却使我感到很尴尬：我觉得自己像个阴阳人似的，心中有鬼，常常忐忑不安，真不知道这个事儿该如何处理才好！我内心苦恼着，左右为难。 一天，行军后宿营，住进农村里的一幢大砖墙房。青砖到顶的风火墙，大块麻石打底的底座，粗大的梁柱，说明这是一户比较富裕的人家。房主人——一个四十几岁的男子笑咪咪地走过来和我们攀谈，问我们是什么部队，到哪里去，态度亲切c友好。在不泄露军事秘密的原则下，我们回答了他的一些问题。他又说：“我哥也是解放军，他在四野。”我们问他：“四野哪个部队？”“四野总部。”我们点点头。他突然说出一个如雷贯耳的名字：“他叫罗荣桓。”我们大吃一惊：罗荣桓！那可是四野的政委啊！想不到这个不起眼的乡村里还出了这么一个大人物！看他家的房子，他的家庭成份肯定比较高。但他是老革命，在井冈山时就跟着干革命，在军内有极高的威信，他的家庭成份高低就无所谓了！后来我翻看他的简历介绍，他是衡山c衡东一带人，而我们走的是湘潭c邵阳一线，似乎有点对不上号。不知是他的老家搬动了，还是那个汉子吹牛。无从考察，顺便在这里记上一笔。（待续）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11）我差一点儿橫尸山下 要翻越雪峰山了，据说这是湖南中部的最高峰。为了攀登雪峰山，中队领导作了认真的动员，号召大家不怕艰险，战胜困难，勇敢地登上去，把高高的雪峰山踩在脚下！ 登山那天，天气晴好。我们鼓足了劲，一个紧跟一个地从路攀登。大约花了两个多时就登上了峰顶，似乎并没费太大的气力。在山顶上，我们休息了10分钟。站在山顶，遥看山下，路蜿蜒，梯田层层，峰间云雾缭绕，山村青烟袅袅，景色优美c气派。这使我想起了杜甫的诗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顿觉心胸开阔，豪情满怀！ 下山时不费力，但有一定的危险性。山间路上沙石滚动，脚下打滑；如果不心，滑一跤，从山上滚下去，那可是要命的！中队领导反复向大家打招呼：“当心脚下，碎步下山，注意安全！”“冉之，你当心童！” 还好，一路顺利，没人出事。 来到山下，就在一个山村里宿营。太阳还老高老高的。鼓了那么大的劲儿，其实，这天的攀登并不累，因为翻过高峰就在山下的村庄宿营了，比平时的行军还要舒服些。 晚上，全中队集合，鹿中队长在队前讲话。他说：“今天晚上，大家要特别提高警惕，雪峰山这一带匪患严重。前几天，二野军大总校翻越雪峰山后，也是在这个村子里宿营。半夜时分，土匪来劫营，首先派出一个匪徒摸哨。那个土匪悄悄摸到一个放哨的学员后面，准备无声地弄死他。这时，那个学员手端步枪，子弹已经上膛。他敏感地觉察出背后似乎有动静，就猛地一个转身，发现了身后有一个黑影正在向他扑过来！他立即开了一枪，把那个摸哨的土匪打死了。枪声惊醒了全体干部c学员，大家翻身起床，持枪冲出去。土匪见偷袭企图暴露，不敢恋战，慌忙逃窜。一场危险就这么安然度过，那个放哨的学员立了功。土匪以为军大都是些学生兵，枪支又不多，可以欺负，没想到碰了个硬钉子。那个放哨的学员在国民党军队里干过，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又有很高的警惕性，危急时刻动作迅速，处理得当，是国民党培养的人打死了国民党的游击队员”大家听了哈哈大笑：大水冲了龙王庙，国民党培养了打倒自己的人。 鹿中队长又说：“我们这些没受过严格军事训练的学生兵能不能战胜土匪呢？我相信，能！只要你们在放哨时提高警惕，不放过任何一点风吹草动的迹象，就不怕土匪来偷袭。如果打起来了，大家不要慌，要发挥每个班那两支步枪的作用。还有我们这些老同志顶着。我们炊事班的那个老炊事员就是个老兵，当过多年的重机枪手，身经百战，是天津战役解放过来的，给他一支步枪他就能当机枪使” 炊事班的老炊事员？那个满脸皱纹c不声不响地挑着大锅的老汉是个身经百战的重机枪手？果然是“真人不露相”啊！ 好奇的我就钻到灶间去和老炊事员攀谈。他大约40几岁，但人显得很老，衣服总是脏兮兮的。攀谈中，他说得很直率，不遮不掩。他说：“天津那个战斗呀，打得真是太激烈了！八路（他还是按照国民党军的习惯称解放军为八路）真不怕死，一批倒下，一批又冲上来，死尸把护城河都填满了！后续部队都不用架桥了，踩着死尸就过来了，太可怕了！”他一面说，一面摇头c叹息。灶里的火光映照着他那张淌着汗珠的脸，两眼直勾勾的，似乎还在神游当年那个可怕的天津战场。他还说：“我被俘后，补进八路军。连长问我，你在那边是干什么的？我打仗打怕了，不敢说是重机枪手，就说是伙夫。于是，就补到炊事班来了。”我笑道：“你真逗。当炊事员好辛苦啊！”他认真而坦率地说：“辛苦，但是安全；留条命去见老爸c老妈c老婆c孩子，比什么都强！” 这天晚上，轮我班放哨。我上岗的时间是半夜1点——点。1点将到时，上一班的哨兵把我喊醒。我穿上棉衣接班。哨兵告诉我：枪里的子弹上了膛，要心。我接过枪，站在一个石台阶上。 极目四望，月黑风高，树影婆娑，四周寂静无声，偶尔有鸟雀在树丛中弄出点声响。我认真地搜索着，生怕树丛c草影中隐藏着来摸哨的土匪。令人生厌的是我这时却在不自觉地全身颤抖，连牙齿也“得得”地抖个不停。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冷。11月底的天气，在高寒山区的半夜里，气温很低，加之山风吹刮，我从温暖的被窝里刚钻出来，一热一冷，反差太大，身体不适应，便抖个不停。我强制地立正c挺胸c鼓劲c深呼吸终于制止了颤抖。 年轻人嗜睡，站着站着，瞌睡虫又出来捣乱了，眼睛拼命打结。主观上想要制止，却没能制止住，终于，我站着睡着了。瞌睡中，我觉得身子向前一倾，握着枪杆子的手触动了一下扳机。此时，我的姿态是：人站在石级上，枪托顿在下一个石级上，枪口顶着下巴，象根棍子似的拄着我。如果一动扳机，子弹就会出膛，正好从我的下巴下面打进去，从天灵盖上冒出来，十足一个自杀的姿态！我被自己的无意识的动作吓出了一身冷汗！可是，奇怪，不是说子弹上膛了吗，怎么扣动了扳机枪却不响呢？我立即检查枪支：子弹确实上膛了，但上了保险。就是上一班哨兵的这道保险救了我一命！但反过来说，如果这时候土匪来摸哨，这道保险就要害我一命，还要坑害集体！我到底还是年少无知，经验缺乏，上岗前不知道检查一下手中的武器，不知道把自己调整到最佳状态。事后想想，相当后怕：如果那个晚上枪响了，同志们看着我那横卧的尸体会作出怎样的分析c判断呢？会不会认为我是接到家信后思想想不通而自杀呢？如果下这样的结论，那就太冤哉枉也了！而死人又没法站起来说明事实真相！如果这个结论再传到母亲的耳中，她会悔恨得发疯的！对这样的后果，我越想越害怕，就严厉警告自己：今后做事一定要十分心！ 这件事儿只有我自己知道，没敢告诉任何人。告诉同志们，怕人家笑话；告诉妈妈，岂不要把她吓死？直到进入耄耋之年的今天，我才可以毫无顾虑地把这件事如实地写出来。 过雪峰山后，冉之提出，我们的子弹太少，每支枪只配了0几发。为了震慑土匪，可用树枝c竹枝做成子弹大，把它们塞进子弹带里，让子弹带满鼓鼓的。土匪的探子看见我们的弹药充足，就不敢轻举妄动。这个建议被班长采纳，于是，我班的两条子弹带就像有几百发子弹似的，塞得满登登的。在行军中被别班的学员看见了，感到奇怪：你们班怎么会有这么多子弹？拿手一摸，假的。于是，各班都照此办理，饱鼓鼓的子弹带使我们神气多了！呵呵，咱学员们也学着运用孙子兵法，兵不厌诈嘛！ 翻过雪峰山后，进入湘西。湘西的自然景色与湘东大不相同：山高，林密，公路常常从两山中穿过，贴近公路的茂密森林是打伏击的最佳场所，给土匪偷袭提供了便利条件，给行军部队的警戒c搜索带来了很大困难。湘西地区本来惯匪就多，现在和国民党的败退部队c散兵游勇以及地主武装结合在一起，更是后患无穷！ 这天，我们正行进在两山相夹的公路上，忽然传来一个消息，说是前面有土匪打伏击，正在和四野的部队交火，要我们作好战斗准备。怎么准备呢？每班只有两支步枪，几十发子弹。班长立即指定两人持枪准备战斗，并交待其他人紧紧跟上，打响时注意隐蔽，转移时不要掉队。 这时，一辆卡车驶过，车上站满了持枪实弹的战士，大概有一个排的样子。他们的武器精良，有不少冲锋枪，还有几挺轻机枪。我们发出欢呼声，向他们挥手致意，认为几个蟊贼，有这么一车部队去支援，肯定是手到擒拿。可是车上的四野战士们个个面容严肃，对我们的欢呼致意没有回应；显然是匪情严重，即将有一场殊死的战斗，他们没有心思跟我们玩“挥手”c“欢呼”这一套。 当我们行进到土匪打伏击的的地段时，土匪已经撤退，四野的部队正在追击，有几个四野的军人在打扫战场。我看见一个土匪（根据其穿着便衣而判断）脸朝下扑倒在路旁。我方战士的遗体没有看见，大概已经运走了。几个军人在感叹，说着熟人的名字：“c牺牲了！”我们的队伍中有人大惊怪地喊道：“哎呀，死人呀！”一开口就叫人听出，这人是个新兵蛋子。 我抬头看，看见我校警卫连的战士已登上两侧的山峰，掩护学员们通过两山相夹的险恶地段。登山的速度极快，进展神速。学员中有人惊叹：“我以前看见警卫连在操场上练立正c稍息c齐步走，还以为他们是些新兵。没想到他们这么厉害！”冉之说：“你这就外行了。不管什么部队，在驻军时都要下操，这是基本的制式训练，并不是只有新兵才练习立正c稍息。从今天占领制高点的动作看，我校的警卫连是一个精锐的c经过战斗考验的连队，不能看他们”（待续）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12）“戴狗皮帽子的是洋八路……” 那时候，二野和四野的服装不一样，一眼就能分辨。二野的军装染成黄色；四野的军装是绿色，布的质量要好一些。二野发雨伞，四野发草帽和雨衣。二野发被子，四野发大衣。四野的武器c装备比二野好多了，冲锋枪多，卡宾枪多，大炮多，汽车多，骡c马也多，还有坦克 后来看了一些军史资料才知道，差距的产生是有着历史原因的。1947年蒋介石搞了个“两个拳头打人”，一西一东，重点进攻陕北和山东，造成这两个我党的重要根据地压力极大。为了化解蒋介石那两个拳头的力量，命令二野的前身——晋冀鲁豫野战军大胆放弃后方，挺进大别山，威胁国民党的腹地和他们的首都南京。这一着棋就像是一把尖刀插进敌人的胸膛！胸膛挨了刀，两个拳头自然就会松劲。这就大大减轻了陕北和山东的压力，对战争的全局作出了贡献。但尖刀本身也因此而卷了刃：当时的大别山区是敌后，刘伯承c率部千里跃进大别山，蒋介石是又惊又喜：惊的是刘c邓进了大别山后，对南京和江南一带虎视眈眈，令其寝食难安；喜的是神出鬼没的“独眼龙”（刘伯承在早年的战争中负伤，失去一只眼，国民党称他为“独眼龙”——神龙见首不见尾，常常出奇兵以制胜）终于现形，可以聚而歼之。于是，前面派重兵拦截，后面派重兵追击，企图一举歼当时实力最强的一个军事集团。刘邓大军以“壮士断臂”之勇气，下令将大炮拆卸，埋入地下，轻装疾进。下面的干部c战士想不通——那可是多少战友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军中之宝呀！有人抱着大炮痛哭，嚷着：“要埋就把我和大炮一起埋到土里去！” 刘伯承提出“两军相逢勇者胜”，率部突破层层封锁线，终于进入大别山。 大别山区曾是红军的根据地；红军撤出后，敌人来了个“人要过刀，石要过火”，把大别山区烧杀成荒芜之地。大军进去后，供应极其困难，还要和蒋军14个整编师个旅的“围剿”部队周旋，艰苦的环境c残酷的斗争使我军人数有减无增。七个月后，刘邓部完成了牵制敌人的战略任务出山时，兵员数量及武器装备已大不如友军。可以说，二野是为全局作出了重大牺牲的！ 四野呢，原是一支全国各个根据地拼凑起来的部队。1945年日本投降后，国共争夺东北。国民党用军舰c飞机c火车运兵；共产党的军队则是用两条腿走，离得最近的冀热辽军区部队抢先进入东北，紧接着从全国各地先后调进10万军队。初期东北的解放军根本不是美械化装备的国民党军的对手，只好边打边撤，从南撤到北，从城市撤到农村。以至于当年红军里的老人说：“林总吃了几年洋面包，不会打仗了（林彪在平型关大捷后，被山西阎锡山的士兵误伤，赴苏联治伤，在苏联住了几年）。但四野有个有利条件，日本投降后在东北丢下大批枪炮c弹药，被苏军接收。虽然苏联和蒋政府订了条约，规定日本人留下的武器c物资不能交给中共。但下面的苏军官兵看在同是共产党的份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让中共的军队开倉搬运（后来斯大林看见蒋介石跟美国人跟得太紧，为了牵制蒋介石，就放手让八路军拿日本军队交出的武器）。从红军到八路军，战士们都曾拿着长矛c梭标c老套筒上阵，赤手空拳也敢夺敌人的枪，如今突然从天上掉下这么大一块“馅饼”，能不喜出望外c勇气倍增？自然是如虎添翼，锐不可当！不可否认的是林彪确实是个用兵的奇才，常常能出奇制胜，打得蒋介石称他的这个当年黄埔4期的学生是“战争恶魔”！还有一个“政治奇才”，就是我们曾经到过他的湖南老家的罗荣桓。林彪这个人工作极端的“单打一”，只管军事指挥，其他的事一股脑儿推给罗荣桓，他当“甩手掌柜”。于是，政治思想工作c后勤保障工作c根据地建设c干部配备c来自全国各根据地部队的融合工作等等，全由身患严重肾病的罗荣桓带病坚持着进行统筹安排。可以这么说，东北战场上如果没有林彪的指挥，不可能打得这么漂亮；但如果没有罗荣桓这样的政委，林彪也难成大业。林彪其人，刚愎自用，极其好胜，建功心切；罗荣桓勤勤恳恳，工作细致周密，不争功，不诿过。林罗搭配，优势互补。结果，共产党10万军队出关；打了三年，入关时变成了百万大军。这可说是林罗联手创下的战争奇迹！据说当时曾如此评价东北战场：“林彪现在壮得很呢！”当然这是指林彪统率下的军队，林彪本人则“瘦得很”呢！ 战争本身就是个全局。根据全局的需要，有的吃肉，有的就要啃骨头。二野c四野两支部队一会师，自然是差距明显。我看着四野那些在当时说来堪称“现代化”的武器，也是眼热得很呢！ 我们宿营后，当地的四野驻军中就有人来看望我们，帮我们借东西c安排吃住，以尽地主之谊。晚上，他们坐在地铺上和我们聊天。他们都是东北人，说话很好听，在我们南方人听来，就和国语（普通话，那时叫国语）一样。那些四野的东北战士，性格直爽，手脚勤快，待人热情，交往主动，又很谦虚，称我们是“二野老大哥”，给我们讲了一些他们部队的趣闻轶事： 部队要入关了，一些东北籍战士不愿离开家乡，谣言蜂起，说什么“南方热呀，东北人去了，根本受不了：生鸡蛋埋在土里，能烧熟；烤烧饼不用炉子，贴墙上就行；蚊子大得像鸡儿，三个蚊子能炒一盘”入关后，渡过长江，来到南方，虽然没有谣传说的那么“邪乎”，但确实有一个艰苦的适应过程。雨多，天热，潮湿，蚊虫叮咬，造成部队里疟疾流行，有的连队病倒了三分之一；几乎人人“烂裆”，即大腿两侧溃烂，行军时痛苦不堪。连军马都不适应，日渐瘦弱，有的病死，有的在窄狭的山路上滑下山崖摔死。吃的也不习惯，他们宁愿吃东北的粗粮——高粱米，也不爱吃南方的细粮——籼米，有的人吃进去的是米饭，拉出来的还是米饭，胃肠不习惯啊！经过一段时间的医药治疗，加强后勤供应，做好思想工作，现已逐渐适应了。 四野入关时戴的是狗皮军帽，入关后和关内蒋军一交火，把关内蒋军吓了一大跳：这是穷八路吗？冲锋枪c轻重机枪c大炮一起开火，火力猛得吓人！这些戴狗皮帽子的莫非是在苏联受过训的“洋八路”？于是，在关内的国民党军中广为流传：“戴狗皮帽子的是‘洋八路’，谁挡他们谁死！”四野中一些调皮战士就在行进中把狗皮帽子挂在枪口上高高举起，国民党军远远看见狗皮帽子就望风而逃！ 四野同志为什么对我们这么好呢？这里面还有点故事： 二野c三野渡江后，在江南会师。虽然二野的领导刘伯承c和三野的领导陈毅c粟裕是关系极好的老战友，下面的干部c战士却由于不同地区的不同习惯c不同文化的差异，闹过一些矛盾。二野以前叫晋冀鲁豫野战军，是在山西c河北c山东c河南交界处的一些贫困地区成长壮大起来的军队，部队的行为方式也以适应这些贫困地区的军民习惯为准。譬如说，二野的干部c战士一律剃光头，原因据说是子弹碰上头发会爆炸，负伤后头发又会影响伤口的包扎和清洗，平时也不方便清洁卫生。对这个规定，干部c战士都能执行，上上下下一律剃光头。可是后来打下了城市，有些城里参军的青年却舍不得剃掉漂亮的西装头，捂着军帽不肯剃。基层干部就下命令：“不管你羊头（谐音，当时民间管西装头叫“洋头”）狗头，一律给我剃成光头！”有的全连没有钟表，站岗c换哨要点香计时。有的战士缴获到钢笔，拿来学写字，嫌笔划细，不好看，就将笔尖放在石头上磨。有的战士进城后，看见烫头发的妇女就说是妓女；看见一男一女手挽着手走路就认为是流氓。有的战士叫新参军的知识分子“地主崽子”；知识分子不服，说自己是城市贫民。战士们不相信：有钱读中学的，还能不是地主？有的战士没见过电，进城看见电灯，拿自卷的烟凑到电灯泡上去点烟，点不着还奇怪地问：“城里的灯咋点不着烟？”因为不识电还出现过一些事故：有个战士背着枪，枪上的刺刀碰着裸电线，触电身亡；有的战士解便，便撒在裸电线上，电流顺着尿传上来，触电身亡（刚解放时，百废待兴，有人无序地胡乱架设电线；有的电线杆子倒了，带电的电线就拖在地上）。所以干部要认真交待那些偏远山村来的战士，要学会识电c用电，见新奇东西不要随便用手去摸，坐车不要把头c手伸出窗外（有人曾在会车时伤了头和手）。 而三野的战士大多是苏北c胶东一带人，还有一些浙江c苏南人（新四军的老底子），更有一些上海c南京c杭州等地奔赴根据地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生长在东部沿海c鱼米之乡，文化程度较高，生活习俗也是南北有别。他们留西装头，三七分，五五分，讲究发型。有些人还戴手表c穿皮鞋。二野c三野两军会师后，由于地域不同c习俗不同，产生碰撞（旧中国由于交通不便，地域之间交流很少，有些闭塞地区的人甚至一生就在一地，不出省，不出县，甚至不出乡，没见过火车c汽车）。譬如，二野的有些战士进城后，处处看着新奇，不免东张西望；三野的个别战士就忍不住要嘲笑几句。二野的战士也看不惯三野的战士：羊头（洋头）狗颈的，还戴手表，像个汉奸c伪军。分明是地主老财的儿子，还敢来讥笑我们贫雇农子弟！于是，因鸡毛蒜皮的事而发生冲突，影响了团结。 为此，二野c三野的领导都向中央作了检讨，并各自严格教育部属：什么南方北方，什么城里乡下，都是阶级兄弟，都是革命同志。谁要是再敢闹不团结，狠狠批评，重重处分！ 接受上一次会师的经验教训，因为二野进军大西南要经过四野的防区，两个野战军的领导就都给下面打招呼，层层传达贯彻：要讲团结，讲友谊，开展互助。要看到自己的不足，多看别人的优点，多摆对方的功劳所以四野的战士跟我们聊天时，居然还知道什么“二野老大哥千里跃进大别山，给我们创造了歼敌的条件”于是，我们互相赞扬对方功劳大c贡献大，其情切切，其乐融融！（待续）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13）空军、空战……看得我如醉如痴 芷江是当时湘西最大的城市。进得城来，但见墙上一条大标语橫在眼前：“活捉匪首陈光中！”碰巧我们中队有个学员也叫陈光中。大家就笑：“不用他们活捉，早就被我们抓起来了。” 鹿中队长对我们说：“芷江城里形势严峻，大家要提高警惕。”我们问：“何以见得？”鹿中队长说：“你们看城里的哨兵，一个个端着枪巡逻，这种姿态便于随时开火。如果是扛着枪巡逻，那就是形势比较平和。”到底是有经验的老同志，眼光锐利，一看就知道水深水浅。 我班住进沿江的一幢两层的楼，二楼上有一个木制的阳台。坐在阳台上，远眺沅水，水色山光，帆影点点，风和日丽，云蒸霞蔚，令人心旷神怡。 我们在芷江度1950年的元旦，休息了几天。这是真正的休息，无操无课，随便玩。大家便联合行动，烧开水烫衣服里的“革命虫”。所谓“革命虫”，就是虱子。部队行军打仗，天天一身臭汗，又没空洗澡c换衣服，就会生虱子。革命战士人人生虱子，便把虱子叫做“革命虫”——不是说虫子是革命的，而是说革命者身上必生的虫子。——行军休息时就有人抓“革命虫”玩：抓到“革命虫”，用两个大拇指的指甲一挤，“啪”的一声，挺响，挺好玩。我想起鲁迅在《阿q正传》里写的，王胡抓起一个虱子塞进嘴里，一咬，“啪”的一声响；阿q也学样，抓起一个塞进嘴里，一咬，不响。阿q就不开心，感到低人一等了，没面子了，就和王胡打了一架。过去我看不懂，现在懂了：虱子吃饱了血，圆滚滚的，一挤，就会响；没吃饱，肚子瘪的，就挤不响。当然，我们比阿qc王胡讲卫生，只用手挤，不敢放在嘴里咬。 在芷江开了一次全校大会，兵团政治部主任王辉球（后任空军政委，授中将军衔）c兵团参谋长潘焱（后任海军参谋长，授少将军衔）莅临大会讲话。那时候还有点游击习气，首长也不大讲究仪表。一位首长在讲话时，一面讲话，一面把手伸到背上去搔痒。学员们就笑：“首长也生‘革命虫’了。” 在芷江城里，住得比较集中，不需各班自己起伙了，由中队炊事班统一烧饭菜。为庆祝元旦，吃回锅肉，每人一斤。一大脸盆回锅肉，拿回来吃了两餐。吃完后就上街当“压路机”，帮助肠胃消化。他们都走了，我没去，因为我在这家人家的一间放杂物的房间里发现了几本国民党抗战时期的空军杂志，就坐在屋里翻看。 在我的眼前展现了一个过去根本不知道的崭新的世界：飞机，发动机，航炮，空战，轰炸，特技，凌空爆炸，血洒长空，蓝天骄子，热血男儿看得我如醉如痴！我真希望有那么一天，我也能驾驶飞机飞上蓝天。但又觉得这是梦想，是遥不可及的南柯一梦；眼前连汽车都坐不上，只能靠两条腿进军大西南，还想开飞机？笑话！回想这两个月来，日行八0c90c100余里，越走离家越远了，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回一趟家。想到回趟家，又觉得太难了，那该要走多少天啊！那时候死脑筋，就没想到社会会发展，交通会改善。想着这么日复一日地走，离家越来越远了，心中有点凄然。没想到两年后我能乘轮船离开大西南，顺风顺水，“千里江陵一日还”，好不快哉！此乃后话，容后再禀。 在那些旧的空军杂志中，我还看到这样一个故事：国民党的飞行员在机场候飞时几个人在一起扯闲话。有个飞行员吹嘘：“没有我不会驾驶的东西，我上天能开飞机，下地能开汽车c开摩托，下水能开汽艇。”另一个飞行员说：“有一种车子你不会开。”那个飞行员不服：“你说。”“你不会开黄包车。”众飞行员大笑。他们就是在这样一片欢快的笑声中显示自己的的高贵c特殊，不是普通人！ 若干年后，我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一个国民党飞行员的遭遇：抗战胜利后，他退伍了。解放后，由于历史问题，未能参加工作。后又经历各种运动，弄得潦倒不堪。为了生活，他只得去拉黄包车谋生——黄包车也会开了！直到八十年代落实政策，承认他是抗日军人，政府作了安排，才使他有了一个温饱的晚年。正如俗话所说：“人是三节草，不知哪节好？”“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啊！ 为庆祝元旦，当地的四野驻军请我们看戏。我们整队走向芷江的一座最大的礼堂。去之前，鹿中队长在队前讲话，又是要大家提高警惕。鹿中队长说：“前几天，四野的同志在礼堂看演出时，有坏人从窗口丢了一颗手榴弹进去。现在他们已加强警戒。如果出现什么异常情况，大家要沉着c镇定，听从指挥，不要乱跑。” 进入大礼堂，我禁不住看了看礼堂的几个窗户，有点担心有人会再把手榴弹丢进来。 演出的是歌剧《》，由当地驻军的文工团演出。这是我第一次看这种大规模c大场面的大戏，看得十分投入，完全被剧情所吸引，早把窗外的手榴弹威胁忘到九霄云外去了！ 我痛恨阎锡山勾子军里的大胡子连长，非常钦佩英雄，非常同情的母亲。当牺牲后，刘母出场的那段怀念女儿的唱腔，唱得我肝肠寸断c泪如雨下！我一面被刘母所感动，一面思念着自己的母亲到底还是年少，一时还摆不脱对家c对母亲的思念。 在芷江开全校大会时，我发现我们中队有个学员跟邻近的女生中队的一个女学员挤眉弄眼，还打各种手势。我看了很反感，觉得这两个人流氓兮兮的，革命军人还玩这一套？太不像话！后来才知道，他们是夫妻俩，两人一起报考军大，双双被录取。两人便兴冲冲地前来报到，要做一对革命夫妻。没想到各自分在不同的中队：丈夫分在男学员中队，妻子分在女学员中队（集体生活，当然要分男c女学员中队）。此后便是同地分居，牛郎织女隔着一条人造的天河，颦笑相顾，眉目传情，却可望而不可即。牛郎c织女尚有“七七鹊桥会”，他们的相会却是遥遥无期，只能趁着开大会的机会无声地表情一番，或像搞地下工作似的传张字条，以诉相思之情。 他曾经得意地把他妻子写给他的字条给我看。这么多年过去了，字条的内容早已忘却，但下面的署名我还记得，写的是“你的”。这在那个年代这样署名，算得上是个时髦c浪漫的女性。丈夫长得挺“帅”，妻子也很漂亮，可是处境却有点尴尬，他们自己又不好意思向领导提，只能这么遥遥无期地“耗”着。终于，有好心人知情上报，安副指导员就在中队大会上说：“在我们学员中，有夫妻分居的现象，这只是暂时的。我们共产党人不是清教徒，不是禁欲主义者，行军中条件有限，暂时不能相聚。等到达大西南，驻扎下来后，会有安排的。但不能像老百姓那样日夜厮守，会有一定的制度。按照我党在延安时的老规矩，则是每个星期六晚上夫妻团聚，星期日下午各自归队，叫做‘过礼拜六’。” 学员中绝大多数都没结婚，甚至少有谈过恋爱的，半大子，半懂不懂的，十分好奇。听安副指导员这么一说，不禁哈哈大笑，还都把眼光转向那个唯一的“已婚者”，把他闹了个大红脸。 安副指导员又说：“不过还要提醒你们这些未婚的青年注意，按照我军长期以来的规定，团以下干部，（不含团）包括战士，都不准结婚，也不准谈恋爱；谁谈谁犯纪律，经教育不改者要受处分！”这个规定一宣布，大家都感到有点意外，没想到解放军里还有这么一条似乎不大“近人情”的规定。安副指导员感觉出学员们的惊愕，便话锋一转：“大家不要灰心。你们是革命的知识青年，军大毕业后，奔向部队，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不到0岁，你们就都是团级干部啦！”大家听了，心情振奋，又都开心地笑了。 安副指导员又自嘲地说：“只有像我这样的，年纪不了，文化又不高，提拔无望，这辈子就等着当和尚吧！”大家又笑了，都认为安副指导员是在开自己的玩笑，拿自己“开涮”c逗笑。现在想想，也可能是安副指导员一不心说漏了嘴，暴露了自己的活思想。（待续）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14）军阀杨森上海“出洋相” 从东到西横穿整个湖南后，进入贵州。 贵州，我在学校的地理教科书上读到过，称其为贫穷c瘴疠之地，穷山恶水，疾病流行，气候怪异。古时候的官员们得罪了皇帝，就是流放到云南c贵州这样一些边远c贫穷的地方去受苦受难。有这样几句民谚概括贵州：“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入黔（贵州简称）之前，我们也听到过一些传说，说贵州的老百姓生活很苦，甚至有十七八岁的姑娘没裤子穿。说他们没有盐吃，工业日用品严重缺乏，特别是少数民族更苦，汉族的贩能用一根针换他们一只鸡。为此，我们这些学员，有的买针，有的买盐，准备到那里去送给少数民族中的贫穷人家。 我们是沿着公路进入贵州的。也是碰巧了，进入贵州后，“天无三日晴”的贵州却天天是晴天，艳阳高照，气候温和。学员们高兴地说：“老天爷天天笑眯眯，欢迎解放军。” 贵州的自然环境和湖南大不相同。湖南，特别是湘西一带，公路两边的山上，森林茂密，大树鳞次栉比，郁郁葱葱；而贵州的山多为光秃秃的石山，山林的收益自然要比湖南差得多。大概因为我们是沿公路行军，并没看到穷得没穿裤子的人，那些针和盐也没能送出去。 我们还看见贵州的汉子挑着一担石头走过，有人就问他：“你挑石头干什么？”他说：“不是石头，是盐巴。”原来贵州的盐不是一粒一粒的，而是大块大块的，所以要加一个“巴”字，以表示这是盐饼块块。据说这种盐是井盐，是开发咸井水提炼的。 我们看到的苗族，男子的服装和汉族的差别不大，只是头上缠了一条青色的布条。妇女的服装却颇有特色，除了头上也缠着一条青色的布条外，服装的袖子宽大，穿百褶裙，做那么一件衣服要花几件衣服的布料。本来就生活困难，还要多用布料；可这是民族习惯，世代如此，由不得我们评说。苗族妇女还作兴戴很多银饰品，手圈，颈圈，还有头上的银首饰，全身上下，也要有不的花销。他们能说汉话，说的是贵州方言。据途中参加军大的贵州学员说，他们是“熟苗”，“生苗”就不会说汉话，只会说他们苗族的语言。“生苗”c“熟苗”的叫法可能是解放前流传下来的，似乎有点歧视的味道，后来就没听人这么叫了。他们自己则称自己为“苗家”。 黔东的县城基本上是相隔八九十里一座，所以我们进入贵州后，都是在一座座县城里宿营。那时贵州的县城很，就是那么短短的一条街，几家木板房店铺，店内货物很少。食品摊上只有烤红薯c烤玉米等，显得物资匮乏，群众的购买力很弱。 在三千里行军途中，一路上都有江西人c湖南人c贵州人加入军大的行列，不时地能看到行军队伍中夹杂着几个穿学生装的青年，那就是新学员。过了几天，换上军装，就分不出来了。 这天，我们在行军途中发现公路旁的一个村子里正在办喜事。禾场上摆着几桌酒席，民间乐器奏出欢快的c喜庆的音乐，有坐的，有站的，围了一群人。从服装上可以看出是苗族人。苗族人办喜事？那太有味道了！我很想过去看看，可是不敢；中队领导没发话，谁也不能离队。中队领导也不可能发话，一发话，队伍就会解散，大家一哄而上，都去围观，像什么样子？可是终究还是有人离队，那是校部的一名工作人员。“吊儿郎当机关兵”，只有这种人敢离队。他奔跑着，沿着田间路跑到那些人群中，向苗族百姓一拱手。苗民们看见大军同志前来祝贺，喜笑颜开，立即捧出一支牛角。那牛角是空心的，里面灌满了酒。机关兵接过牛角杯，一饮而尽！随即向苗民们竖起了大拇指，赢得苗民们的一片掌声和笑声，民乐更是使劲地吹奏。 队伍尚在行进中，那个机关兵不敢久留，向苗民们挥挥手，就跑步归队。他那得意洋洋的样子引得队伍里发出一片笑声。机关兵像首长似的向欢笑的队伍摆摆手，一头钻进了行军队伍里。我觉得那个机关兵（看样子是机关里的一名性格活泼的青年干部）做得对，他等于是代表路过的部队向兄弟民族的新郎c新娘表示祝贺，并爽快地痛饮了一大牛角杯的喜酒，又显示了我军将士的豪放之气c爱民之情。如果部队经过时，一个个无动于衷，反倒显得冷淡c不亲切。我估计他这么做，不会挨批评。我如果这么做就要挨批评了，因为我还是个学员。 三千里进军任务终于圆满完成，我们整齐地列队进入贵阳。贵阳的繁华市容使我大吃一惊，与我们一路上所见的城乡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宽阔的马路，漂亮的楼房，商店很多，货物充足，可以说应有尽有。人们的服饰也比较整洁，妇女的着装也挺时髦，其繁华程度不亚于鱼米之乡的南昌。为什么在极端贫穷的农村的基础上能屹立起一座如此繁华的城市呢？我想，大概是因为当地的军阀为了自己享受，把从广大城乡刮来的民脂民膏都搬到省城来消费，所以形成了这么一种畸形的繁荣。 果然，听贵州籍的学员介绍，当年军阀们在贵阳都是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四川有个大军阀叫杨森，他占地为王，霸占了四川的一方。后来蒋介石带兵入川，调虎离山，把他弄到贵州来当省主席。官大了，手下的兵却少了，但不妨碍他在贵州作威作福。他娶了许多个老婆，以至于子女多得上学要用大客车送。至于这些子女中谁是亲生的，谁是别人代耕的，那时又没有da技术，自然也是一笔糊涂账。儿女多得连他自己也认不全，见面时要问：“你是第几房的？叫什么名字？”杨森逃到台湾后，90岁时还娶了个17岁的少女。 他们还讲过杨森的一个笑话：一次，杨森去上海游玩，他把警卫留在门外，独自一人走进一家大酒店。酒店招待看见一位穿将军服的人气宇轩昂地走进来，赶快迎上前去热情接待，恭恭敬敬地把他引进最高级的包房。见多识广的酒店招待早已从报的八卦新闻中见过杨森的照片，知道他在上海滩上挥金如土。现在财神爷上门了，自然是十分欢迎。杨森在包房坐定后，招待心地问道：“请问将军是用西餐还是用中餐？”杨森到上海后，曾被上海的报“捅”过几篇品，讥笑他土气，是土皇帝到上海来开洋荤。杨森很恼火，要是在他的治下有记者敢如此无礼，他真会毙了他！可是在这个国际大都市，他鞭长莫及，只能强咽下这口恶气。瘸子怕人说“瘸”，瞎子怕人说“瞎”，土皇帝最怕人说他“土”，所以当他听到招待问他“是用中餐还是西餐”时，他立即敏感地意识到，这是自己表现“洋派”c并不“土气”的一个好机会，于是立即回答：“西餐。”招待便呈上菜单，恭请贵宾点菜。杨森一看菜单，傻眼了：尽是蟹行的洋文，不认识；又不好意思说不认识。怎么办呢？作为一名统率过千军万马的将军，脑子自然并不笨。他的聪明脑袋瓜飞速旋转，灵机一动：不认识菜单还能不会打勾？格老子有的是钱，装着认识洋文，拿起笔来“划拉”就是了！要有点气派：于是，他随意地用一个大括弧勾了十几道菜后，把笔一扔，爽快地对招待说：“就这些吧，上菜，动作快点！”招待应声而下。 一会儿，招待端来一碗汤。杨森拿起调羹舀着喝：嗯，味道不错，到底是大上海，洋汤洋菜，不同凡响。第二道菜上来，又是一碗汤，杨森感到有点奇怪，怎么上两碗汤呢？没想到汤接二连三地上，一家伙上了十几碗！杨森心中暗暗叫苦，他心里立即明白了，自己闯了个“祸”，那自作聪明的大笔一挥，准是勾在“汤类”了！这事儿传出去，报记者岂不是要欣喜若狂地加油添醋c大登特登么？决不能承认是自己弄错了，只能是将错就错，把它掩盖过去；于是便大喝特喝，从这碗喝到那碗，装出喝得津津有味的样子，以至于喝得满头大汗。恭恭敬敬地站在一旁听候使唤的招待见此情景，心中不禁暗暗称奇，忍不住问了一句：“杨将军，你们四川人特别爱喝汤？”杨森听了，一愣，随即来了个“顺杆爬”：“是的是的，我们四川人就是爱喝汤！” 当年军阀各自割据一方，作威作福，鱼肉百姓，有枪便是草头王！这样的统治者能不垮台吗？（待续）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15）美女难过英雄关 我们进驻贵阳后，住在市区。省城的房子大，便以区队为单位宿营（一个区队三个班），由区队长领导我们起居作息。 军大五分校的级别：校长是兵团司令员杨勇，自然是兵团级；副校长c副政委配师级干部，大队领导配团级干部，中队领导配营级干部，区队长配连级干部，班长则由学员中的骨干分子担任。我们区队的区队长调走了，没再从外面调进来，提拔了一个学员班长当区队长，但仍是学员身份c学员待遇。还没毕业就担任了连级职务，令人钦佩c羡慕不已；他本人更是意气风发，殚精竭力地干工作，把我们区队搞得红红火火，充分显示了他的工作能力和组织才能。区队长是浙江人，也是1949年大军渡江后考入军大的，还很年轻，大约0挂零。但他没意识到，此时，有一双美丽的眼睛正在悄悄地c含情脉脉地注视他，就是房东的女儿——一位漂亮的城市姑娘。 自古嫦娥爱少年，自古美女爱英雄，这位大西南的美女也悄悄地爱上了我们的这位当区队长的少年英雄。 一天，趁区队长独处时，美女笑盈盈地走过来，递给他一张照片：那是她的一幅照得最满意的芳容。接下来就该是英雄爱美c美女恋英c缠绵悱恻的传统爱情故事了。可是令人意外的是区队长接过照片一看，脸色突变，二话没说，愤然地把照片丢在地下！美女被惊得芳容失色，赶紧弯腰拾起照片，掩面而逃。下面的情景可以想象，肯定是关在闺房里痛哭一场！俗话说：“英雄难过美人关”，我们这位“少年英雄”却搞反了，来了个“美女难过英雄关”，实在是令人大跌眼镜！区队长一心干革命，不违反部队纪律，不苟且儿女私情，精神可嘉；但行为太粗暴了，全不顾及对方的自尊心。 不久，学校宣布1949年夏考入军大的学员毕业，分配去向是：大部分去炮兵部队，少数转业到地方政府工作。对这两个去向，学员们都不满意。不愿下地方：那时候不像现在，去政府工作，当公务员，要挤破头。那时叫“下地方”，“上部队”；部队是“上”，地方是“下”。战争年代，枪杆子最吃香，最神气，最受人尊敬；只要是叫去地方，不论哪级军队干部都会拖着c赖着不肯走。其实那时地方对军转干部非常优惠，营级干部可担任县（处）级职务，连c排干部可担任区（科）级职务，不像现在要降级使用。尽管有优待，军人们还是不肯离开部队。军大学员受这种老传统的影响，也不愿去地方工作。学员们也不愿当炮兵，认为大炮用骡c马拉，不愿侍弄骡c马，嫌脏。 其实后来大炮都改用汽车c履带车牵引，可那时候大家想不得那么远。不愿去，又不敢公开抗拒，只是情绪不高，背地里发发牢骚。 针对这种思想情绪，中队领导做工作，讲地方工作的重要性，讲炮兵的发展前途，也给予了严肃的批评：“经过思想改造运动，还怕脏c怕苦c怕累？工作还挑三拣四？还是资产阶级思想没有改造好，资产阶级尾巴没割掉，一遇风吹草动就翘起来了！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革命军人死都不怕，还怕脏c怕苦c怕累么？” 那个年代大道理还是很管用的，组织纪律性也强，叫领导这么一“训”，就都乖乖地打起背包，各自奔赴组织分配的目的地，没有一个不服从分配的。 我们班的学员都分配出去了，只有我和冉之没分配。我是因为入校晚，虽然经过三千里行军的锻炼，但没经过系统的政治理论学习和思想改造运动，不能毕业，要等着和下一期学员一起学习。可冉之是参加了全期学习的学员，为什么也不分配呢？冉之表情神秘地告诉我：“学校保卫处长找我个别谈话：考虑我受过特殊训练，要留我在保卫部门工作。这是机密部门的工作，还没宣布，我悄悄告诉你，你不要说出去。”说着，他还做了个姿态：手枪往腰里一插，得意地摇摇摆摆地走着，一脸的兴奋！ 不久，我奉命到新组建的中队去接待新学员，只留下冉之一个人在那里喜滋滋地等待着那份神秘的c具有特殊性质的工作。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对革命部队的了解，我估计，保卫部长的话有可能是一种暂时稳住他的策略，有可能是不给他分配工作。如果是这样，那么，冉之以后的日子就不会好过了。（待续）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16）循循善诱的副政委救了我一命 循循善诱的副政委救了我一命 到达贵州后，二野军大五分校改名为西南军政大学贵州分校，校长仍是贵州军区司令员兼五兵团司令员杨勇，校址设在修文县。 我时候读过一篇古文，说的就是修文。说那里是个“瘴疠之地”，山中会生出一种神秘的瘴气，氤氲弥漫，毒性极大，能使人大批地发瘟c死亡，说得非常可怕。我们学校的校址居然就选在那里！但我又想，那是古代，现在医学发达了，可能有了对付的办法。我心里很好奇，很想去看看古人为之色变的“瘴疠之地”。 我和一些三千里进军途中入军大的学员们一起列队同行，背着背包步行去修文。进驻贵阳后，休整了一段时间，把人给歇懒了，行军时觉得很累。看来人还是要经常锻炼，就像机器似的，长期不转动就会生锈。 军大校址设在一座山上，房子不少，依山而建，每去一幢房子就要登若干级石阶。建这样一群房子前人是要花费很大气力的。我注意地观察了一番修文的群众，体验了一下修文的空气，觉得和贵州其他地方也没什么两样，反倒是山川秀丽，景色宜人，还保留了一些名胜古迹。 向贵州籍的同志打听，他们说，古人所谓的“瘴气”，其实就是疟疾；现在有了特效药，已不是致人死命的瘟疫了。 新组建的中队里，人不多，中队长c副中队长c指导员c通信员，就组成了中队部；外加三个区队长，一个炊事班，一个学员兼职的文书和几个进军途中入军大的学员。大家就打扫屋里屋外，安排吃住，等着新学员到来。 中队长姓齐，年纪已经不轻了，看样子有40来岁，一口浓重c刚硬的鲁西南口音，来军大前是野战部队的营长。副中队长姓袁，细高条，0来岁，像个给地主扛活的长工，一脸苦大仇深的样子；但性格活跃，爱说爱笑，听说立过大功，是员猛将，来军大前是副营长，也是山东人。指导员姓季，个子矮，又瘦，似乎0岁不到，说带点南方口音的普通话，有文化，有理论水平，口才很好，来军大前是营教导员。通信员，十七八岁，山东老区的翻身农民，脾气硬，话不多，整天“虎”着个脸。有时中队领导派他到班里去叫人，他来到班里，亮一嗓子：“，到队部去。”说罢，转身就走，再不多说一句话。 大概是因为我经过三千里行军的考验，算是个半老不新的学员，就叫我当副班长。15岁就当副班长了，我心里乐滋滋的，决心好好干。 新学员陆续前来报到，绝大多数是贵州籍的知识青年。这次没按文化程度分队。新学员中，高c初z文化居多，也有些高中生和少数大学生。年纪大点的有0多岁，看样子像在社会上干过几年。我便以副班长的身份，学着老学员的样子，热情地关怀新学员，给他们安排吃住，向他们介绍情况，一副老大哥的样子，惹得新学员们用奇异的眼光看我。那时候我自己不觉得，现在想想，人家一定是在心里嘀咕：哪来的屁孩子？在我们面前“老三老四”的！ 我的感觉是，这些贵州籍的知识青年很不错。贵州地处边远山区，其知识青年的眼界却比较开阔，国内外大事知道得不少，性格也开朗c幽默，富有进取心，很愿意向外发展。我想，这可能与贵州的贫穷有关，知识青年不愿老守在贫瘠的家乡，都想着闯出去，闯出一条有点出息的人生之路来。而我们江西人在那个年代，有些人就安于现状。江西地广人稀，即使广种薄收也够吃够穿。那时江西流行着这样的民谚：“红米饭，木炭火，神仙不如我。”“七十二行作田好，朝见父母晚见妻。”有些知识分子在中学或师范毕业后，就在家乡当个学教师，半耕半教，不大愿意离乡背井。 在后来的七十年代，我曾经碰到一个江西人不愿背井离乡的典型。那天，我的办公室里来了一位中年人，文文静静的，像是一个知识分子。他是来找我的同事的，同事刚好出去了，我就请他坐，给他倒了一杯茶，让他稍等一会儿。在等人的时候，我和他闲扯起来。当扯到南方c北方的天气时，他说了一句：“我也曾在北方待过几个月，过不惯。” “在哪里？” “在哈尔滨。” “我也在哈尔滨待过两年。你在哈尔滨干什么？” “上学，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上学。” “哇，那可是一所了不起的大学！许多元帅c将军的儿子都挤进那所学校念书。你怎么进去的？” “考进去的？” “怎么又回来了？”这时我已经知道他的身份，他是江西一所公社中学的校长。 “退学回来了。” “为什么退学？”我大惑不解。 “在北方过不惯，高粱米吃不惯，天气太冷，又照顾不了家里，就退学回来了。” 我深感惋惜：“唉，你要是不回来，现在是解放军里的高级科技军官了！” 他笑笑，似乎并不感到可惜。唉，真是“人各有志”啊！ 不过话又要说回来，改革开放后，我们江西人的观念改变了，许多青年人出省求学c打工c工作，也面向全国c胸怀世界了。 贵州人还很喜欢当兵，当国民党兵的人不少，现在要求当解放军的更多。这可能与贵州穷，“当兵吃粮”，有饭吃c有衣穿有关。后来的事实证明，贵州兵的确是很不错，在剿匪中，在抗美援朝中，贵州兵表现得勇敢c灵活，善于爬山涉水，敢打敢冲。倒是少数比较富裕的老解放区的战士，由于家乡土改了，分到了田地，认为“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才是最幸福的，想着早点解甲归田。他们在会上发起言来，一套一套的（在老解放区长大，耳濡目染，历练出来了），打起仗来，有些人反倒不如那些贵州新兵勇敢。存在决定意识，经济是基础啊！ 贵州这个偏远c穷苦的地方，过去也出过一些人才，譬如，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之一的就是贵州人，是个在国民党的牢里坚贞不屈c敢把牢底坐穿的革命志士，又是一个饱读诗书c满腹经纶的才子。可惜在1946年4月八日那天，他坐国民党的飞机回延安，中途飞机失事，他和将军等人一起遇难！ 国民党的军政部长何应钦也是贵州人。当年江西和贵州曾经发生过争议：江西说何应钦是我们江西人，贵州说何应钦是我们贵州人。为了表示何应钦是江西人，江西还在何应钦的老家办了一所“应钦中学”。其实何应钦只是老家在江西，后来迁到了贵州，他是在贵州出生c长大的。现在国民党垮台了，何应钦也逃到台湾去了，自然也就没人再去争了。 贵州的青年知识分子还有个特点：能劳动。在军大，吃米，烧煤，一切的吃用，自然都要自己去扛；还有生产自给的劳动任务等。那些贵州学员看起来个子瘦，气力却很大，多扛快跑，登山爬坡如履平地。我作为副班长，个子又高，15岁的年纪，比他们0岁的还要高，自然是要起带头作用罗。我也就多扛快跑，咬牙切齿地坚持，常常累得眼冒金花。有一次，我扛着一大袋煤，落在了后面。坚持扛到厨房后，放下煤，又跑步赶去集合。冲下石台阶时，眼睛一黑，腿一软，几乎昏倒。好在年轻恢复得快，在地上蹲了一会儿，也就没事了。 林子大了，什么样的鸟儿都有；人多了，自然也就良莠不齐。新学员中有个叫石磊的（可能是化名），0来岁，整天低着头，情绪不高，沉默寡言。他的班长（也是贵州籍的知识分子，大概有0来岁，头发梳得溜光，面孔白皙，身材高挑，能言善辩）常在大庭广众中大讲石磊的坏话：“没见过这号人，拼命吃，一餐要吃几大碗。晚上睡在地铺上就拼命放屁，屁响得惊天动地，地动山摇，把地铺都砸了一个坑！”惹得听者哈哈大笑。 季指导员找我谈话：“石磊在班里待不下去了，想分到你们班去。人都是有缺点的，要善待他。”我当即表示同意，石磊就调到了我们班。他依然是沉默寡言，表现一般。吃饭多少，没人去管他，反正是敞开吃，又不定量。至于晚上是否放响屁，我也不清楚，我的头一沾上包袱枕头就睡着了。 一天，队部通知，全体去大礼堂上大课。石磊向我请假：“我肚子疼，去不了。”我说：“那你就好好休息，不行就到校医务室去看看。”他默默地点了点头。我便整队带着全班去大礼堂听课。 由学校的副政委赵凤岐讲《社会发展史》，讲了三四个时，中间休息过15分钟。听完课，已到吃晚饭时间。回到住地时，我感觉身上有点凉，想加件毛线衣穿，却怎么也找不到。这就奇怪了，我明明是把毛线衣叠在被子里的，怎么会不翼而飞？这时，突然有人惊呼：“石磊的被子也不见了！”“石磊跑了！”“石磊开差了！”“副班长，别找了，你的毛线衣肯定是被石磊拿走了。”“顺手牵羊啊！”学员们七嘴八舌地议论着。我大怒：你这个家伙也太不仗义了！你在别的班被整得灰头土脸的，我好心好意接收你c善待你，你反倒偷我的东西！那个年代，毛线衣算得上是好衣服，又是妈妈亲手给我织的，有纪念意义；而且货色上等，是“蜜蜂牌”毛线织的。再说，班里出现逃兵，我这副班长的脸上也无光呀！（班里暂时没有班长）几种想法凑在一起，使我决心去抓逃兵，把石磊抓回来！于是，我提起一支步枪，背上子弹带，大步奔出校门，沿街寻找。 一路看过去，仔细搜索着，始终没见到石磊的踪影。其实，听了三四个钟头的大课后，石磊早就远走高飞了，上哪去找？我不死心，少年的犟劲儿上来了：出城去找！我匆匆奔向城外。忽然，在城门口迎面碰见大队副政委（他身后还跟着一个全副武装的警卫员）。副政委长相粗糙，说话却很有水平，而且语言亲切，态度和蔼。他和我有过一面之交：他到中队来视察时和我说过几句话。他看见我，随口问道：“同志，干什么去？”“抓逃兵去。”“谁逃走了？”“我们班的石磊。他还把我的毛线衣给偷走了，我得把他追回来。”“就你一个人？”“嗯。”副政委明白了，他看看天，对我说：“天都快黒了，你一个人出城，安全吗？”我昂然地：“我不怕。”副政委笑了：“不是你怕不怕的问题，而是你的人身安全能不能得到保障？现在城外很不安定，经常有土匪出没。你一个人一支枪出了城，天又快黒了，你到哪里去找那个逃兵？如果土匪发现你只是一个人，动起手来，怎么办？土匪都是成群结队地活动，你再怎么勇敢c不怕，你一人一枪，对付得了一群人？” 我犹豫着，还有点想出城。副政委继续劝说：“当然，被偷掉一件毛线衣，十分可惜；但人的生命更宝贵，不能因失大，下次当心点就是了。啊，听话，回去，回去！”副政委像个老妈妈，絮絮叨叨地好言相劝，脸上始终带着微笑。我心里感受到一种温暖，有一种儿子得到慈母关怀的感觉。我被他说服了，但嘴里无话，只知道默默地向后转，返回了营房。 不懂事的少年啊，连感谢的话都不知道说一句。现在想想还有点后怕：是循循善诱的副政委救了我一命。如果那天我在黄昏时出城了，恐怕就没有我以后的岁月了！（待续）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17） 老炊事班长坚决不戴大盖帽 那天，我们正围坐在地铺上学习《新民主主义论》，忽然听到一声枪响！大家连忙站起来，冲出门外察看。原来是中队部的通信员在对着院子里大树上的鸟儿放枪。有个学员操着贵州口音批评他：“你怎么可以随便放枪呢？”通信员一翻白眼，不屑地说：“要你管？新兵蛋子！”这天，区队长以上的干部都到大队部开会去了，谁也管不了这个老兵（其实也不算老，194八年参军，军龄只比我长一年，年纪也只十八九岁）。后来他没再放枪，我们也就回屋继续学习。不知道是没人去汇报，还是中队领导没把它当回事儿，这事没见怎么处理。学员们继续学习理论c改造思想；通信员继续“虎”着脸坐在队部，派头比中队长c指导员还要大。 其实早就开学了，但没举行开学典礼，后来才补办。 开学典礼那天，在广场上搭了个台子，全校学员列队参加。每人背上背包，背包就是凳子，大家整齐地坐在背包上。 装备改善了，拉上了“麦克风”，首长的讲话清晰可闻。副校长匡斌（原系军副参谋长，1955年授少将军衔）在大会上讲话。他身材魁梧，声音洪亮，说话幽默。他先作自我介绍：“我是南方人，在北方多年，所以有点南腔北调，我的话大家听得懂吗？”全场大笑，齐声回答：“懂！”后来他讲了些什么，现在已经记不起来了；但他那个风趣的开场 白我却记住了，几十年了还没忘记。听他的口音好像是湖南人。 修文县的县长也在大会上讲话。该县长身材不高，样子却很精干，语言流利，一口东北话，年纪大约0左右。讲话内容无非是说，军大坐落在修文县内，我们要做好支援工作。我觉得他的口才不错，说话条理分明。可是有人却有不同看法：坐在我中队旁边的是起义军官大队，是国民党起义部队的军官调到军大来集中学习的。在县长讲话时，他们的议论被我听到了。其中一人说：“这个县长也没多高水平嘛，咱们出去也可以弄个县长干干。”另一人笑着点点头。我听了觉得好笑，在心里说：做梦去吧！但这也说明了在那个年代，用人确实是“重在表现”，使各阶层的人都能跟着共产党走，都对自己的前途充满了信心。其实我也在做梦，我不也曾幻想着十年后能登台去给人家作大报告吗？ 春暖花开时，我在操场上看到一些士兵在进行制式操练。他们穿着绿军装，戴着大盖帽。看着大盖帽下的脸，我觉得有点狰狞可怕——一种心理作用：大盖帽代表了国民党军c美国兵，咱们军队总是戴八角帽或者圆形软边军帽。我以为这是一些俘虏兵补进来后还没来得及换装，所以身穿国民党军服，却头戴“&b1”帽徽c胸佩“中国人民解放军”符号。我去年也曾看见过一个怪现象：在湖南，看见有些军人胸佩“中国国民党湖南人民解放军”符号。这是什么部队？既是国民党，又是解放军？后来才知道，是起义过来的陈明仁的兵。为了统战，我党允许他们打这样的旗号起义，以稳定军心。 没想到过了几天，新军装发下来，我们也要戴那种大盖帽。领导说，这是新式的国防军服，穿上它，整齐，威武。学员们思想不通：为什么要把我们打扮成国民党军的样子？领导解释：“这是国际通行的军服式样。新中国成立了，要和世界各国打交道，军服也要跟世界接轨，否则就显不出我们的大国风度。”学员们都是新兵，又是读过几年书的知识分子，思想工作好做，大家都乖乖地换装；可是有些老兵却不大好办。我们中队的老炊事班长，已经50多岁了，是北方老区的翻身农民。当年，他是见着大盖帽就开枪的，现在却要他戴大盖帽，他怎么也转不过这个思想弯子，任你领导说破嘴皮，他就是不买账。他虽然换穿了国防军服，却仍然戴着那顶旧的圆形软边军帽。季指导员发火了：“没见过你这号兵，好话不听，软硬不吃！”一伸手，把他头上的旧军帽抓过去，没收了。你能抓走我的军帽，你抓不走我的心！他拿条白毛巾罩在头上，象北方农民那样在脑后打个结。一身新军装，头上却是一条白毛巾，军不军c民不民地晃进晃出，领导也拿他没办法。 军帽的风波几起几伏。后来又改成士兵戴船形帽，下面的意见更大；连军人家属都反对，纷纷给国防部写信，说把他们的儿子打扮成国民党兵了。 几十年来，反反复复，最后还是定型在大盖帽上，军官c士兵都戴大盖帽。后来又有了军便服c礼服c作训服c工作服等等，军帽也已形形色色，后辈军人也就习以为常了。这使我想起红军在国共第二次合作时，编成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和新编第四军，不仅要穿戴国民党军的军服c军帽，还要戴上国民党军的青天白日帽徽，干部c战士的抵触情绪更大！于是，红军领导带头，教育战士们要顾大局c识大体，要把眼光放远一些。 开学典礼后，掀起了学习理论的高潮。由校副政委姜思毅（原系师政委，后升任总政副秘书长c军事科学院副院长，19八八年授中将军衔）和校副政委赵凤岐（后调任贵州大学校长）上大课。姜副政委风度翩翩，一表人才，但他讲课不多，主要由赵副政委讲课。赵副政委知识渊博，声音洪亮，材料丰富，讲解生动，颇吸引人。大课之后便是不断的组（班）讨论c中组（区队）讨论和大组（中队）讨论，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进行深入的学习，既学政治理论，又提高思想觉悟。那时候知识青年学政治理论，学马列主义c毛泽东思想十分主动c自觉，甚至可以说是如饥似渴。我那时也觉得自己好像是钻进了知识的宝库，新事物扑面而来，美不胜收。 班级进行调整时，我被调到一班任副班长。一班的学员文化程度较高，有几个高中生；特别是班长，大学文化，中学语文教师，已经八岁了，北方人，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个子高大，身材魁梧，戴一副近视眼镜，相貌堂堂，口才极佳，是军大经过湖南芷江时参军的。在建班后的第一次见面会上，他介绍自己：如何在大学里参加学生运动，听过马寅初等民主斗士的演讲他的经历c学历c能力都使我十分佩服，他的年龄应该是我的父辈，我自然是很尊敬他的。我把他的情况写信告诉母亲，说我有这么一个好班长。母亲很高兴，回信告诫我，要好好向班长学习，尊他为良师益友。 过了一段时间，班长突然在一次班务会上说：“我向副班长提点意见：副班长工作能力不强，不懂得怎么做工作，工作不主动。副班长骄傲，看不起人，我跟他商量工作时，他总是眼睛看别处，不看着我，有点目中无人的样子。副班长孤僻，不合群，同志们说笑时，他独自闷坐，有点清高，自以为高人一等”我被他说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心想：我年轻，阅历少，工作经验缺乏，这是事实；但我努力工作，不偷懒，跟着你班长转，为什么还说我工作不主动？跟人交谈，不看对方的脸，是我年少胆怯，不习惯跟人眼对眼；但我的态度还是谦恭的，并未表现出任何骄傲情绪。我之所以有时不说话，是因为对有些话题我没兴趣，便不插话，这应该是我的自由，跟“清高”不搭界我想不通，但我也未反驳，默默地听着。班里的学员一个个睁大了眼睛，既无人为我说话，也无人给班长帮腔。班长发言后，班会开得闷闷的。于是班长作结语：“我的意见不一定对，仅供副班长参考。”接着就讨论别的事情。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遭遇这种冲击。怎么办呢？辩论吗？人家会说我不虚心，而且辩论起来我也不是班长的对手。默认吗？心里又不服。事出无奈，我只得去向季指导员汇报，把班长在班务会上的发言原原本本地复述一遍，请示指导员，我该怎么办？季指导员考虑了一会儿后，说：“把你安排在一班是不大适合。你到六班去吧。”（为什么把我分到文化程度最高的一班？为什么派我去当大知识分子的助手？我至今也没闹明白。）于是，我便被调到六班，还是担任任副班长。六班的人年纪较轻，大多是初中c高文化。我到六班后，大家相处得还不错。 后来我回想这段经历，对此事作了点分析和估计，猜想其原因有三：一是我的确是少不更事，经验c能力c知识都还缺乏，工作不尽人意。二是班长觉得和一个屁孩子搭档，同进同出的，有失他的身份。三是他喜欢在班里讲他的家事，譬如，他如何追他的老婆，如何坐在老丈人家里赖着不走，终于把老婆追到手；他老婆对他又是如何的体贴入微，甚至讲一些他们夫妻之间的房事。学员们听了大笑c起哄。我年少，对这些不感兴趣，坐在一旁不插话。他可能认为我自命清高，不给他捧场。 后来他又和九班长斗得热火朝天，甚至在全中队大会上两人争过来争过去。 表面上看是为各自班里的事，其实他们之间的矛盾是有历史渊源的。参军前他俩同在一所学校，九班长是高中数学老师，湖南本地人；一班长是初中语文老师，外地人。两人产生了矛盾，外地人斗不过本地人，只得忍气吞声。如今都参加军大了，学员们来自五湖四海，已无地方势力可言，一班长也就不让了（一班长曾在背后说九班长：“当年在中学里当高中把关老师，又是当地人，拉帮结派，神气得不得了，欺负外乡人”）。一班长口才好，标准的国语，口若悬河；九班长大约0挂零，人长得不够挺，有点驼背，又说一口湖南方言，气势上似乎不是一班长的对手。但奇怪的是，中队大会上各班学员的发言支持九班长的还更多一些。 最后由季指导员作总结性发言。他讲了团结的重要性，对一班长和九班长各打三板子。 后来我提前毕业了，他俩斗的结果如何，不得而知。（待续）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18）曾经面对面厮杀的国共两军连长见面了 齐中队长在野战部队带惯了兵，他按野战连队带兵的方式带我们：天不亮就吹哨子起床，带着我们沿公路跑步。一面跑，一面领喊口号：“努力奋斗杀，杀！杀！杀！”他嫌我们喊得不够响亮，就大声批评：“怎么没劲呀？稀松的部队是不能打仗的，拿出精神来！”于是，我们大声喊：“努力奋斗杀，杀！杀！杀！”学员们边喊边笑，觉得很好玩。喊声震破黑夜，迎来曙光，惊醒了公路两旁的居民，惊得居民家里鸡飞狗叫，很是有趣，我们就吼得更响亮了！齐中队长满意地说：“这还差不多。” 星期天休息，打扫c洗漱之后，闲来无事，齐中队长领着我坐在校外的公路边上看风景。所谓的“风景”，也不过就是来来往往的贵州山民c苗民，男女老少，肩挑手提；偶尔有一辆大卡车开过，扬起漫天的尘土。我们就在漫天的尘土中捂着鼻子，等尘土飘走后再继续看风景。 一个穿着国民党军官服的中年人走过来和齐中队长攀谈，也不知他是起义的还是俘虏后释放的。他问齐中队长：“听口音您是山东县的？”齐中队长答：“正是。您是”“我也是山东县的。”两人又互报乡c村，离得不远。万里之外遇老乡，都有一种亲切感。两人再谈下去，原来还是“战友”。不过不是肩并肩作战的“战友”，而是面对面厮杀的“战争朋友”。两人都参加过淮海战役（国民党叫徐蚌会战），巧的是当年他俩曾各自带一个连面对面地厮杀过，说出来的话都能得到印证：你从哪里进攻，我怎样防守呵呵，有趣，天下还有这样的巧遇！我在一旁听得津津有味。 齐中队长：“你们的装备不错，自动武器那么多，怎么就守不住呢？” 国民党军官：“饿坏了，叫你们困紧了，困久了，粮食运不进来。几十万军队，空投那么点干粮，不够塞牙缝。” “那倒也是，你们的兵有不少人拖着枪爬过来讨馒头吃。” “你们的武器也不错，那苏联大炮厉害。” “什么苏联大炮，是八路土炮，战士们发明的。用汽油桶发射炸药，射程不远，威力不。” “威力太大了，震得地动山摇！我们有的兵浑身没伤没血，就活活给震死了。我们还以为是苏联给你们的新式大炮呢！” “你们靠美国供应武器，我们靠你们供应武器，我们的武器都是缴来的。” “你们的兵不怕死。” “你们的兵也不怕死。我们连里有一多半人是你们的兵，俘虏后补进来的，也很能打呀。” “为什么到了你们那边他们就不怕死？” “阶级教育呀。这个，你不懂。” “主将无能，累死三军。我们的司令官无能，被你们牵着鼻子走。长途跟进，连打带追，搞得我们粮弹消耗，人员疲劳，好的拖累，累的拖垮，垮的拖死，最后被拖进了你们设下的包围圈！” “不能说你们的司令官无能。他们黄埔毕业，留学德国c美国，一肚子的战略战术；我们的司令员则是从战士干起，一级一级提上来的，没进过军校，是战争大学毕业的。” “那为什么打不赢你们呢？” “这还是阶级的原因，是阶级意识决定的。这个，说了你也不懂。” 那个国民党军官倒是个有心人，有那么一股子“打破砂锅——炆（问）到底”的劲儿：“我是不懂，向您请教啊！请讲，请讲。” 齐中队长得意地笑笑：“譬如说吧，你们的一支部队被包围，另几支部队奉命增援。他们就装模作样地开枪放炮，不敢拼命攻打。为什么？因为你们的兵是大官们的私有财产，有兵才有官，有官才有权，有权才有钱。兵打光了，你们的蒋委员长就叫他靠边站。我们的部队在增援时，个个奋勇争先，为的是营救阶级兄弟。我们的兵是党的，是人民的，不是私人的。还有，你们的兵是抓来的，他不愿打仗，更不愿为打骂c剥削他们的军官去卖命。我们的兵是翻身后为保家保田自愿参军的，正像我们的歌子里唱的：‘为了爹，为了娘，我为人民去打仗。’‘我为人民，人民为我，人民解放我解放’” “那些被你们俘虏的兵呢？” “经过诉苦教育，他们一个个哭得昏天黑地，决心打倒地主阶级的总头子蒋介石，打过长江去，解放自己的父母妻，解放家乡的父老乡亲。你们的兵有不少经过正规的军事训练，军事技术不错，特能打。要谢谢你们了。” 国民党军官尴尬地苦笑着：“蒋委员长也算是英雄一世，可是‘既生蒋，何生毛？’他不是你们毛泽东的对手。毛的招数特别神奇，高深莫测！” “这还是阶级决定了的。这个，你还是不懂”齐中队长不说了，眼睛看着公路上开过来的一辆吉普车。 那辆车停了下来，从车里走出一个中年军人，随即又走出一个全身披挂的警卫员。从那架势看，中年军人显然是一位首长。 首长下车后，四面看看，似乎在观察什么。齐中队长立即站起来，跑步过去，向中年军人敬了个礼。中年军人回礼后，指东点西地问了些什么，齐中队长也就比比划划地回答着。谈了一会儿后，中年军人和警卫员一起钻进车里，向齐中队长挥挥手，扬尘而去。齐中队长行了个军礼，目送车子远去，直到看不见了才走回来。 “那是谁？”国民党军官问。 “杨司令员。” “哪个杨司令员？” “杨勇。” “五兵团杨勇司令？” “正是他。” 国民党军官感慨深深：“一个兵团司令，如此轻车简从，不可想象。要是在国军里，一个团长的威风也比这大。” 齐中队长笑笑：“这还是阶级决定了的。” 齐中队长这人，文化不高，带兵严格，对战士却是出奇的好。我有过一次亲身的体会。 军大搬到修文后，瘴气没发现，脓疱疮却横行一时。全中队有近半数的人生脓疱疮，我也没能幸免。我的脓疱疮生在两只脚上，不能穿鞋子。到队部去开会时，我拖着两只胶鞋，一瘸一拐c拖拖拉拉地走进队部。齐中队长看见了，就说：“我给你一双好鞋子，准保你穿着舒服。”说着，打开木制的文件柜，从下层拿出一双绣花的拖鞋交给我：“拿去，穿上。”我接过一看，天呀，这简直是艺术品：鞋底是用密密的针线制作的，鞋面是缎子的，上面用五彩丝线绣着花花草草。还是崭新的，没穿过，鞋底c鞋面没沾一点儿尘土。“这是谁的？”我问。“指导员的。”“那不行。”我还给他。“什么不行，穿上！”齐中队长下命令似的喝道。又一把抓住我的脚，就把拖鞋硬给套上，然后说：“走几步给我看看。”我走了几步。齐中队长又问：“怎么样？舒服吗？”我说：“舒服。”“就是嘛，”他得意地笑了，“拿去穿吧。”我心里不安，嗫嚅地说：“可这是指导员的”没等我说完，他就干脆地一挥手：“没关系，我跟他说。”就这样，我用一双流脓流血的脚拖着一双干净c漂亮的绣花拖鞋走出中队部，走回班里。 拖着轻软舒服的绣花拖鞋，脚下舒服了，心里却很不舒服。我遐想着：这是一双什么鞋？是指导员家里人做给他穿的，还是女人的定情之物？指导员带着它行军打仗千万里，舍不得穿，肯定是具有纪念意义的，却被我这双脓疱脚给穿上了，这太不合适了！我心里有点抱怨齐中队长：不应该“五马长枪”地硬给我套上这个“纪念品”。这东西不应该穿在脚上，更不应该穿在我这个兵的脓疱脚上，它只配在指导员的手上把玩。穿着他珍藏的这么一双精致c漂亮的拖鞋，我怎么面对指导员呢？ 第二天，我和季指导员迎面相逢。我很不好意思地指着脚下的拖鞋，结结巴巴地说：“指导员，你你的鞋，是是中队长要我穿的”季指导员随意地答道：“什么你的我的，你穿就是。”口气既干脆又平淡，似乎没有怪罪我的意思，我心稍安。 为了彻底治疗脓疱疮，校医务室派出医生c卫生员携带药品下到各中队治疗。那天，烧了几大锅热水，把所有生脓疱疮的人关在一间大屋子里，脱光衣裤，先用热水洗，然后由医务人员给搽药。室内热气腾腾，舒服得很。医务人员很细心，不怕脏，给我们一个个地治疗，心地挑破皮，挤掉脓，轻轻地涂上药膏。 经过几次治疗后，大家的脓疱疮很快就都好了。脓疱疮治好了，不需要穿拖鞋了，我想着怎么把拖鞋还给季指导员。我穿得很仔细，拖鞋不是很脏，但终归是沾过脓血的。我想把它洗干净，又怕把绣花给洗坏了。我好像听妈妈说过，绣花被面是不能下水的。不洗吧，脏的鞋子还给指导员又不好。不还更不对，借群众一针一线还要还呢。犹豫再三，决定就这样还给指导员，洗不洗让他自己去作决定。 主意拿定，那天，我提着绣花拖鞋走进中队部。中队部里只有季指导员一个人坐在桌旁写什么。那时候还比较“游击习气”，进门可以不喊“报告”。我悄悄地走进去。季指导员没抬头，继续写他的东西。我说：“指导员，你的拖鞋。我的脓疮好了，不用穿了，还给你。”季指导员头也不抬地说：“还什么，你穿嘛。”我把拖鞋往他的办公桌下一放，飞也似的逃出了中队部。 以后几天，我一直还想着那双拖鞋，不知道季指导员是如何处理的：是扔进了垃圾堆，还是把它洗刷干净后继续收藏？ 这就是我少年时期“拆”的一次“烂污”。（待续）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19）我终于坦白交代：我的家庭成份是地主…… 由于贵州穷，大军进驻后，为减轻贵州老百姓的负担，征粮很少，部队粮食供应主要靠后方产粮区支援。又由于山高路远，运输工具缺乏，造成粮食供应不上。那时还没有粮食定量的做法，军大就改为一干两稀：早晚喝稀饭，中午吃干饭。按说一干两稀，又不定量，应该过得去，比后来的“三年困难时期”强多了；可是学员们仍感觉不舒服，特别是我们这些江西老俵。江西虽然经济不发达，但是粮足，吃惯了三顿干饭的我们，喝稀饭喝得胃里反酸。因为是官兵一致，同甘共苦，大家都无可抱怨。可是有一天，早餐喝稀饭时，我发现区队长一个人蹲在饭场的一角吃干饭。我感到奇怪，他为什么能一个人特殊呢？我便暗暗关注他。见他每当喝稀饭时，就到炊事房里去盛干饭（中餐吃过干饭后都会有一些剩余），然后搛点菜，一个人蹲在饭场的一个角落里吃。我觉得区队长这样做不对，官兵一致c同甘共苦嘛，连中队长c指导员都和大家一样喝稀饭，你为什么要闹特殊？本着同志之间“互相帮助，共同进步”的原则，我写了一张字报向区队长提意见，贴在中队的墙报上。 中队的墙报其实就是一块白布，四角钉了四个搭襻，行军中由中队部的文书携带着，到驻地就挂起来。全中队的学员谁都可以有感而发，无论是批评c表扬c意见c建议，用钢笔写在一张纸片上，涂上浆糊，往布上一贴，就算是墙报上的文章了。署上姓名，自己负责，无须通过任何人审查。稿件贴多了就自动覆盖，有时还有问有答，十分活跃。虽然外观不大漂亮，可是作用很大，成了全中队干部c学员的喉舌，畅所欲言的民主广场。 我的字报贴出后，没有反响，既无人反对，也无人附议，就像是一根点着的火柴投入水中，寂然无声。只是区队长不再独自吃干饭，和大家一起喝稀饭了。有时他和我擦肩而过，有事说事，没事正常，无喜无怒，波澜不惊。 后来我回想此事，觉得自己做得欠妥。我有意见，可以找区队长交谈，也可以在班务会上提出，为什么要挂上墙报指名道姓地批评区队长？这岂不是失了区队长的面子？ 一天早晨，我醒来，发现屋内空无一人。我吓了一跳，赶紧穿上衣服跑出房门。竟然各班都没人。被子都在，但没折叠。人都跑哪去了？偌大的一座房子里只有我一个人。我猜不出发生了什么事情，心里感到有点恐慌正在茫然不知所措之际，学员们忽然像潮水般涌进门来，一个个衣冠不整，还沾着泥和水。他们一回来就急匆匆地换衣服c洗脸c漱口。“你们干什么去了？”我问。“救火呀。”“为什么不叫我？”“叫了，你还坐起来了。”我坐起来了？怎么又睡下了呢？而且睡到大天亮？我真的一点都不记得，没一点印象。呼唤救火的动静肯定很大，我居然还能酣睡不醒；被叫醒了坐起来，还又能睡下去，这有谁能相信？人家肯定会怀疑我是偷奸躲懒，不愿深夜起床去救火，假装睡着了，一个人躲在屋里睡懒觉，还倒打一耙说人家没叫自己。我自责着，心里又感到挺委屈；看着同志们的眼神，似乎都在嘲笑我。其实冤枉呀，我确实没听到一点动静，半大的子太嗜睡了。 区队长本可就此事批评我，但他没有。 开展“思想洗澡”运动。学文件，联系思想，联系实际，进行思想改造，改造资产阶级思想，改造资产阶级意识；脱裤子，割尾巴，把自己见不得人的旧思想和做过的错事c坏事统统说出来，割掉个人主义尾巴，放下一切思想包袱，进入新社会，重做新人。查三代：祖父一代c父亲一代c自己一代，家庭的经济状况c政治面貌，自己的历史c年龄c学历，担任过什么反动职务，参加过什么反动党团c反动组织c反动会道门，有什么社会关系，都要向党交代，向群众交待代，交代了就是好同志。不管家庭出身c本人历史怎么复杂，只要交代清楚了，不作任何处理。只要求历史清楚，不要求历史清白；允许革命，欢迎革命，欢迎放下家庭c历史的沉重包袱，轻装前进！ 声势浩大的思想改造运动使我坐不住了，我在班会上坦白交代：我瞒年龄了，参军时14岁，怕部队不要我，虚报成16岁；我瞒成份了，我的家庭成份是地主，家有田70亩（后来我请假探家，和母亲谈及此事。母亲说：“你填得不对，家里是有田150亩。”我说：“我看过你填的表，你申请当学老师时，填的是家有田70亩。”她笑了，说是“怕太难看了，就填了个70亩。”这事儿就这么的被母亲给误导了），也是怕部队不要我，填了个“中农”；我还瞒了父亲的反动职务，我父亲是国民党d行辕的处长，1946年在市被解放军所俘，现无消息。本人历史清白，从念书，没担任过任何反动职务，没参加过任何反动组织c反动会道门严格地说，我还是有所保留的，我没说出我的父亲曾任过国民党军的少将副师长；因为当时部队里把“少将”c“师长”看得太重了，我怕受人歧视，我受不了人们奇异的目光。我还为自己找了个理由：东北行辕的处长相当于部队的军级，比副师长高，又是他的最后c最高职务，我把这个交代了也就可以了，总不需要排c连c营c团c师一级一级交代吧？其实是我认为“处长”比“少将副师长”好听一些，“少将副师长”的职务太“显眼”了。我便这么自我安慰地含糊过去了。 这事儿区队长本可组织人对我进行批判，可他没有。 写到这里我不禁联想到现在：60多年后的今天，如果某个打工仔贴了老板或者企业高管的字报，会怎样？如果某个办事员贴了科长或县长的字报，会怎样？ 一次，以中队为单位举行政治理论讨论会，由季指导员出题目，大家讨论，发表意见，并开展争论。大家发言后，由季指导员作总结。他肯定了正确的意见，也指出了偏颇的c甚至错误的认识。谁知在他的总结发言后，有个贵州籍的新学员站起来质疑。他说：“我的发言是从一本政治书籍中摘录的，指导员却说我说得不正确。到底是指导员说得对，还是书上说得对？”说着，当场就把书掏出来，念了一段（是个什么问题，我已经不记得了）。他还介绍了书的作者叫“张如心”，书是当时的解放区出版的。 这一质疑使大家既惊又奇，居然有人敢怀疑甚至公开质问指导员！指导员是老革命，在我们这些学员眼中，他就是党的代表，是革命的化身。现在事情已在大场面上摆出来了，且看季指导员如何处理。 季指导员说：“把书给我看看。”那个学员在众人注视之下走过去，把书交给指导员。季指导员翻看了一下，说：“这事儿先放一放，回去后我们几个同志研究一下再答复大家。” 讨论会就在大家心情怪怪的气氛中悄然散会。 过了几天，又开中队讨论会。会上，首先由季指导员发言，他说：“同志那天提的问题，我们几个同志学习研究后，认为这本书上的论点是正确的，我那天的评论不对，应该向大家作检讨”话音未落，掌声雷动。 季指导员用双手朝下按了按，示意大家安静。又说：“对同志的学习精神和追求真理的勇气，表示赞许，并给予表扬。”又是雷鸣般的掌声。 季指导员拿起那本张如心写的书，唤道：“同志，请你把这本书拿回去。”（名字我已不记得了）站起来，激动得满脸通红，他走上前去，敬了个礼，接过书。季指导员又说：“希望你继续努力学习，做个革命者。”又敬了个礼，才走回队列里坐下。我想，这次经历他将会铭记一辈子！ 季指导员，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告诉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应该怎样做事，应该怎样做人。（待续）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20）匡斌将军亲率警卫连出击 进军大西南经过湖南时，湘西的匪患相当严重，四野部队四出救火，疲于应对。我们进入贵州后，觉得贵州相对平静一些。我当时幼稚地认为，贵州的山大多是光山秃岭，土匪无处藏身，贵州乱不起来。其实这只是一种假象，是敌对势力被打晕后还没苏醒过来，还在那里观望c谋划，等待着制造混乱时机的到来。 1950年春，军区领导机关得到情报：贵州的反动势力蠢蠢欲动了！而这时，五兵团的三个军：十八军进军西藏，十六军参加解放四川的战役，贵州只留下一个军——十七军镇守，地广兵稀，显得兵力单薄。于是，各种反动势力纷纷抬头， 相互勾结，猖狂进攻，残杀我干部c群众。国民党起义的八十九军所辖的两个师，在反动军官的带领下，杀害我进驻该起义部队的各级军代表，集体叛变，窜入山林，和惯匪及地主武装结合，到处打家劫舍，攻打我乡政府c区政府，甚至攻打县政府。后来发展到占领了全省近一半的县城，乡村更是他们横行的地盘，我军的一个排出动他们也敢包围。一时间，匪帮蜂起，土匪司令多如牛毛，什么反共救国军司令c反共抗俄军司令等等，头衔特大，名目繁多。有的甚至架起电台来和台湾联络，接受台湾的空投武器c物资。蒋介石的委任状满天飞，中将c少将随便封；大匪首一个个兴高采烈，地主豪绅们弹冠相庆 为此，省军区采取紧急措施，急调十六军入黔剿匪（此时解放四川的战役已经胜利结束）。 一天早晨，我们正在吃早饭，忽然急促的枪声响起！原来是土匪来攻打我们军政大学。这天，天气晴朗，能见度很好。我们吃饭的广场地势较高，放眼望去，看见土匪从对面山上冲下来，朝着军政大学蜂涌而来。这时，从两个方向冲出解放军部队，有的用机枪c冲锋枪扫射，有的端着刺刀冲锋！土匪一见这个阵势，吓得掉头就跑；解放军就在后面追。 我们站在城头广场上端着饭碗观战，一面吃饭，一面叫“好”！季指导员在我们身后喊：“注意隐蔽，心流弹！”学员们赶紧弯下腰，低下头；一会儿，又忍不住抬起头来观战。但见土匪跑得飞快，爬山时健步如飞，我们的战士爬山爬不赢他们；但枪声响起，几个土匪应声倒下。在城头广场上观战的袁副中队长见此情景，眉开眼笑地说：“奶奶的，让你跑，你跑得过子弹头？”一会儿，战士们已冲上对面山顶，打死和俘虏了一些土匪，多数土匪翻山越岭逃走了。这伙土匪也太胆大了，光天化日之下居然敢来强攻军政大学；而且组织得乱七八糟，一窝蜂而来，又一窝蜂而逃，根本不是我军的对手。 后来我们听说，是匡斌副校长亲率警卫连出击。土匪以为军大都是些学生兵，枪支弹药又少，不会打仗，以为好欺负，便大白天大摇大摆来进攻。没想到迎头碰上老红军匡斌副校长亲率领精锐警卫连两路出击，一个冲锋就把人多势众的土匪打垮了！ 不久，匡斌副校长就调走了。听说是杨勇司令员这么说他：“叫你去训练学员，你就去带警卫连冲锋。你这么喜欢打仗，那就还是回部队去打仗吧。”从这可以看出，匡副校长确实是一员猛将！（匡斌副校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这次战斗后，学员们情绪激动，斗志高昂，纷纷要求：下次土匪如果再来攻打，让我们学员出击，不劳警卫连保驾。还请求学校多发给我们一些枪支c弹药。可是后来土匪没敢再来攻打，枪支弹药也没增发。我们只好安下心来学习，盼望早点毕业，早点下部队打仗去。 土匪虽然没再来攻打军大，但是在全省还是闹腾得很凶。为了应对土匪有可能再次前来骚扰，校领导带人观察学校周围的地形地貌，作出了一个在校门前的一座石山上修一个大碉堡的决定。 军大校址设在一座不算太高的山上（“地无三里平”嘛，贵州的城镇村庄几乎都是依山而建，房屋建成梯次式，可以说是：田为梯田，屋为梯屋，城为梯城），屋与屋之间由层层石级连接。山前是一片田，再过去便是崇山峻岭c层峦叠嶂——更高c更大的山。那次土匪攻打军大就是从大山上突然冲下来，然后发起集体冲锋。 在田的中央，有一座石山突兀而起，离军大校址不远，其高度可俯瞰军大校园，站在石山顶上，可将军大校园内的一切一览无余。土匪头目缺乏军事知识，如果他们那次悄悄地把轻重机枪c六零炮运到石山上，突然从上往下扫射c轰击军大校舍，肯定要给军大造成较大的损失（我们中队吃饭的广场也在其火力圈内），也会给军大警卫连的反击带来困难。 所以校领导决定在石山上建一个大碉堡，使这座石山由对军大的威胁变成军大的屏障。 碉堡建成后，由学员按班的建制日夜轮流守卫，一个班守一个星期。 那天，轮到我们班守碉堡。我们吃完晚饭后，撑着雨伞冒雨登石山。行至途中，天已暗下来了，山路弯弯，崎岖不平，不大好走。雨越下越大，突然，天下石头，一个个鸡蛋大的石头把我们的油纸伞打得稀巴烂。天怎么会下石头呢？有人捡起石头来看，拿在手上冰凉冰凉的，哇，是冰块。我还是第一次见识天上下冰块呢！懂得点科学常识的学员说，这是冰雹。幸好每人撑着一把油纸伞，给挡了一阵子，要不然的话，会被砸得头破血流的；但油纸伞都已被砸得稀巴烂。 登上石山，前一班值班的学员们交待情况后，把班交给了我们。袁副中队长（他几乎天天住在石山上的碉堡里，真是一位身先士卒c不畏艰险c不辞劳苦的好干部）给我们排好班次，轮流放哨，不放哨的人可以在碉堡里睡觉。武器也分配好了，碉堡里备有轻机枪一挺，步枪10余支，子弹足够，还有好几箱手榴弹。我们每人分到步枪一支，子弹100余发，手榴弹4个；轻机枪则由袁副中队长亲自掌握。大家严阵以待，作好土匪今夜就来攻打石山的准备。 碉堡修得高大结实，里面挺宽敞，打了地铺，铺了一层厚厚的稻草，还有折叠整齐的十几床被子，弄得蛮舒服的。 （待续）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21）一杆子打出了一个功臣 半夜时分，我被前一班的学员喊起来放哨。穿好衣服后，我端着步枪站在石山顶上放哨。天漆黑，远远近近看不到一点亮光，对面的军大校园内也早已熄灯就寝，此刻，学员们睡意正浓。眺望山下，漆黑一片，神秘莫测，不知在这一片黑暗中藏着什么危险。我想起那天土匪蜂湧而至的情景，心里有点担心，如果这时候土匪来攻打我们这座石山，我们这几个人抵挡得住吗？离学校又这么远这时，袁副中队长走过来查哨。 对袁副中队长，我们学员中有一些关于他的传说： 打淮海战役时，袁副中队长担任连长。在一次和蒋军的对阵中，蒋军突然发起集团式冲锋。遍地的蒋军吼叫着，手里的自动步枪c冲锋枪发射着密集的子弹，如波涛般铺天盖地压过来，其声震耳，其势汹汹！有一个新兵，一个参军不久的翻身青年农民，他哪见过这样的阵势？吓得掉转身子就往后跑。袁副中队长见状，顺手拿起一根旗杆扫了他一下，吼道：“给我往前冲，奶奶的，不冲我毙了你！”新战士一抬头，见是金刚怒目的连长，吓得连忙转身向前冲去。 初上战场的新兵是会有那么一刹那的恐惧。随着我军的勇猛反击，被裹胁着参加集团冲锋的蒋军士兵终于害怕了。“两军相逢勇者胜”，蒋军士兵们来了个1八0度的向后转，撒丫子就往回跑。随着敌军的逃跑，我军的奋勇追击，在我军的反击队伍里形成了一股豪情万丈的气氛，弥漫着一片威风凛凛的气场，激励得那位新战士忘记了恐惧，一鼓作气地冲到了最前面，接连消灭了几个敌人，连续占领了敌人的几座碉堡。 战后，士兵群众评议，给这个先逃跑c后奋勇杀敌的新战士评了功，并经由连长推荐，获得上级批准。 战士们善意地取笑他：“你的功劳要分一半给连长，你这功臣是连长一杆子打出来的！” 袁副中队长还喜欢和我们这些学员开玩笑。军大别的领导都是一本正经的，只有他，说话特随便，有时还会装出稀稀拉拉的样子跟我们讲笑话，甚至讲一些半红半黄的段子。譬如，他讲：首长在群众大会上讲话：“我们根据地，人人是英雄，个个是好汉，男的在前方打仗，女的在后方做鞋子”首长是二万五千里长征过来的，南方人。南方人说“做鞋子”，北方人就会听成“做孩子”。也不知道那个妇女是真的不懂南方话，还是调皮，故意调侃首长，她在讨论会上发言：“首长说话不符合实际，这男的都在前方打仗，叫我们女的怎么在后方做孩子？”弄得讨论会都开不下去了，大家捧着肚子大笑。 袁副中队长来到我面前，用逗我的口气轻声问道：“鬼，你一个人站半夜班，怕不怕？”我跟他不生分，就老老实实回答：“有点。”他大大咧咧地说：“这有什么可怕的？别看我们人少，背后有强大的力量支持。只要我们这里枪声一响，警卫连就会火速起床，跑步支援。你看我们这个地形多么好：山势笔陡，又有大碉堡。土匪要是敢来进攻，我们就用机关枪扫，用手榴弹炸。有我掌握的一挺机枪，不是吹，百几八十个人攻不上来。要紧的是你们这些站暗哨的不能麻庳大意，如果叫土匪摸了哨，没人报警，把我们围在了被窝里，那就麻烦了。所以你要擦亮眼睛，熟悉周围的地形地貌，对任何一个可疑点都不能放过。”他轻言细语地教育我c鼓舞我，全无传说中的那种杀气，使我感受到一种亲切感，还使我贸然地向他提问：“听说你在淮海战场上用旗杆子打出一个功臣？”他笑了：“你也听说了？其实我平时是不会动手打人的，战斗紧急关头，急眼了，不管不顾了，顺手就给了他一下。”我见他不生气，便更大胆地追问：“听说你还要毙了他？”他有点不好意思地“嘿嘿”一笑：“吓唬吓唬他的，哪能枪毙自己的阶级兄弟？”袁副中队长是农民出身，没什么文化，长相也像个老农。平时他对出操c上课等都不大感兴趣，但对与打仗有关的事（譬如守碉堡c防匪特等）总是跑在前面。我透过他那粗犷的c大大咧咧的外表看到了一颗善良的c细致的c关怀战士的心。 我的舅舅和舅母是1949年5月份江西一解放就考入上饶赣东北地方干部学校的。我了解到赣东北地方干部学校也是经过三千里行军来到贵州接收地方政权的，舅舅c舅母肯定在贵州工作。我很想找到他们，远离家乡，多么希望身边能有几个亲人。可是贵州这么大，上哪去找？ 一天，我在《贵州日报》上看见一篇文章，作者的姓名和舅母的一样。内容是说，她原是江苏的一名纺织女工，曾寄居在江西的一个亲戚家里。后来她参加了革命工作，经受了三千里行军的考验，提高了政治觉悟，丰富了革命知识，被分配到一个县的妇联工作，并参加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她感谢党对她的培养，使她从一个纺织女工成长为一名国家干部，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她决心一辈子跟党走，努力做好妇女工作，为党争光，为妇女争气云云。我大喜，一切情况都符合，她准是我的舅母无疑。“踏破铁靴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我立即给《贵州日报》社写了封信，打听该文作者的地址。信写好了，还没寄出，就接到母亲的来信，告诉我：舅舅在贵州施秉县财政局工作，舅母在施秉县妇联工作。我立即给他们写信，从此联系上了。虽然同在一个省，相隔得却并不近，有好几百里呢，还是没有机会见面。 这天，通讯员把我叫到队部去，说是指导员找我。我来到队部，季指导员客气地叫我坐下，然后对我说：“你跟着前一期学员学了半期，又跟着后一期学员学了半期，加起来也就算是学满了一期。现因工作需要，准备让你提前毕业，到省军区学通讯去。你愿意吗？”学通讯？通讯是干什么的？我茫然不知。但觉得能早点毕业，早点到野战部队去，这是我们每一个军大学员的愿望，便希里糊涂地点头答“好”。 班里开了个欢送会，给我作鉴定。同志们讲了我许多好话，令我十分感动。虽然大家只相处了几个月，但是感情很深。现在要分别了，确实是依依不舍。 没想到全中队一百多号人集合起来为我一个人开了个欢送会，中队领导c各班学员都在欢送会上讲了话，对我寄予了殷切的期望。我——一个15岁的孩子，什么时候承受过如此隆重c亲切的厚望？这使我受宠若惊！ 欢送会上还演了学员们自编自演的节目助兴。其中有个节目出现了“嘀嗒嘀c嗒嘀嗒”的台词，这才使我领悟到，我所要学的“通讯工作”是不是和发电报有关？ 全校一共调了十余人，都是些不到0岁的青年。我们被编为一个班，任命了班长和副班长，我被任命为副班长。大家背上背包，离开了亲爱的军大，离开了朝夕相处的同学，步行着向贵阳进发。（待续）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22）兵更是“以食为天” 兵更是“以食为天” 省军区坐落在一座大花园里，里面布满了各种样式的洋楼，一般都是两层，好像是过去哪个军阀的公馆。我们被分配住进一座楼。楼里空荡荡的，楼上楼下两个大厅堂，4个大房间。楼下还有几个房间。 我们十几个人在楼上一间大房间里打地铺睡，班主任住楼下的房间，其他的房间都空着。房间里没有任何家具，只有班主任的房间里有一张床，一张书桌，两张凳子。他住的其实是过去供勤务人员住的房间，里面没铺地板，是砖头地。 我们住的地方虽然没有家具，但红漆地板铮亮，墙壁雪白，阳光充足，晚上电灯雪亮。我们这些人从来没住过这么好的房子，心里非常满足。打地铺也不用铺稻草，反正天暖和了（阳历6月），就直接把被单并排铺成一张大地铺，大家拉开被子就在上面睡，觉得不比床差，心里乐滋滋的。心想：省军区的条件就是好（可见当时我们对生活的要求是很低的，睡地板还特高兴）。 当时的省军区可说是全省的最高领导机关，省里的党政一把手都是省军区的首长兼任，地方领导任副职。譬如，省军区司令员杨勇兼贵州省高官，其实具体管事的是高官曾固（后来曾出现这样一个现象：全省各地广贴布告，由曾固本人自称：过去因为做地下工作，曾用名“曾固”。现在解放了，改回原名“陈曾固”。我感到有点不解：这有多大区别？为什么还要这样公开声明c大事张贴？因为我是个新兵，不知内情，弄不懂其中的原因）。省军区政委苏振华兼省高官，其实管事的是副书记徐运北。我们这些兵也为军人在地方党政中的重要地位而自豪，现在我们能派到省军区司令部来学习，心里自然很高兴。 没想到，堂堂的省军区司令部吃得并不好，天天的大白菜，很少吃肉，吃得嘴里酸叽叽的。特别不习惯的是没有米饭吃，餐餐吃发糕。那发糕其实是米做的，开头一两餐还可以，吃到后来就难以下咽，特别想饭吃。我们几个从军大来的兵就在背后发牢骚：“好好的白米，为啥要做成发糕？穷折腾！”为什么只能在背后说？因为我们是少数派。军区司令部的大灶食堂就餐者高到营级干部，从营级到战士都是大灶待遇，每天千元（旧币，合新币角钱）伙食费。我们的军队在红军结束二万五千长征到达陕北后，主要在中国的北部发展，从196年至1949年，1年间，在北方培养了许多干部，部队中从团到排，基本上是北方人。虽然当年红军中南方人占绝大多数，但到新中国成立时，他们大都已是高级将领了。师以上干部基本上是南方人，他们在灶吃饭，9000元（合新币9角钱）一天的伙食费。那时候部队里的人心胸是很开阔的，没有什么地域观念，更不拉老乡关系。说的“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部队里的同志确实是真正的身体力行者；但生活习惯上的不同却还是客观存在。北方同志刚到南方时，初吃几顿大米（其实是南方出产的一种籼米，米粒而硬，和北方的大米滋味大不同），还很高兴，因为在北方当老百姓时，要到过年才有一顿大米饭吃。可是连着几天吃下来，肠胃就受不了啦，北方来的同志叫苦连天，甚至怀念北方的粗粮——窝窝头。于是，有人想出个办法，把米磨成浆做发糕，虽不是白面馒头，却和白面馒头形似，可以哄哄眼睛。军区司令部大灶用餐者中的营c连干部基本上都是北方人，他们喜欢这样做着吃；于是，就餐餐把米做成发糕。几个渡江后参军的知识分子岂能改变这个“民以食为天”c兵更是“以食为天”的大局？ 就在这时候，我见识了一次豪华的“天”，使我大开眼界。 张祥武毕业后分配到贵州省财政厅工作，曾给我来信。来到省军区后，趁着还没开始学习的空档，我一路借问，摸进了财政厅。 张祥武看见我，非常高兴，又是倒茶，又是叙别后之情。我见他穿着一身蓝色的地方干部服，青衣帽的，没有当年穿军衣气派，心里有点为他惋惜。 他问了军大的现状，也问了我的情况，还介绍了他自己的情况。他说他是在财政厅的人事处工作。“人事处是干什么的？是专管干部的，是厅里最重要的一个部门，只有组织上最信任的人才能进人事处工作。”他自豪地说。 “我的舅舅也在财政部门工作”我说。 “在哪里”？ “在本省的施秉县财政局”。 “叫什么名字”？ “叫”。 他兴奋地说：“我马上就能查到。”说着，立即打开文件柜，很快就找到一份档案，抽出其中的材料，向我显示，“你看，你看”。 我凑过去看，果然有舅舅的名字，还有年龄c性别c籍贯c文化程度c政治情况c个人简历等，一清二楚，与其本人的情况丝毫不差。 我点点头：“没错”。 他高兴地说：“当然错不了。只要是在本省工作的财经干部，都要在我这里备案。” 他忽然想起一件大好事，悄声对我说：“我入党了。” “哇！”我大吃一惊。那时候渡江后参军的知识分子要想入党是十分困难的。我连团都还没入呢，他就入党了？！ 他用钥匙打开办公桌的抽屉，拿出一本《入党志愿书》给我看。封面上印着鲜红的“锤子c镰刀”旗。掀开封面，里面是他的姓名c简历等等，后面有党支部和党委盖的大红章子，他入党了自是确凿无疑。 我打从心眼儿里为他的快速进步而高兴；但是有一点却使我产生了点疑虑：他的入党介绍人一栏中填写的竟是符素志。这个符素志我听过他的很多传闻。他本是国民党地方政府中的一个官吏，1947年冬至194八年春国民党举办国大代表选举时，他登高一呼，要求本县的选民选他当国大代表。国民党的国大代表相当于我们的全国人大代表，是一种很高的政治荣誉，自然不是他想当就能当得到的。在本县，他就有一个强大的对手——一个国民党军队退休的副军长也在竞选国大代表，无论资历c地位c人脉c名望哪方面符素志都不是他的对手。但符素志是个脑筋灵活的人，他善于走捷径。他没有和副军长去硬争硬抢，而是分析了全国的政治大局后，突然退出国民党，参加了青年党。青年党是个威望不高c人数不多的党，有符素志这样的地方实力派退出国民党来参加，当然是很高兴的。可是符素志有个条件：他要当国大代表。青年党认为这个好办，因为青年党是国民党极力拉拢的友党。当时有一些处于中间状态的党派，是共产党和国民党都极力争取的对象，中间党派中一些有名望c有实力的党派，像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c中国民主国盟c中国农工党等，都倒向了共产党。这使蒋介石非常伤心，好不容易拉拢了个青年党，生怕它溜掉，就给他们若干个“国大代表”的名额以示优待。青年党便指定要某县的“国大代表”名额。对这么一点的要求，蒋介石自然是有求必应，大笔一挥，划给了青年党。什么“民选代表”啊，都是钦定的。既然“蒋委员长”把本县划给了青年党，谁还敢违背“最高领袖”的旨意，各级政府便上上下下做工作，使得名不见经传的人物符素志大获全胜，老国民党员c副军长大败，气得老副军长大骂自己的国民党，大骂自己的党中央。于是，人物符素志“鱼跃龙门”，转眼间成为风云人物c地方名流，洋洋得意地进京（南京）开国民代表大会，参与选总统c副总统。 开会回来，符素志得意地说：“蒋委员长当总统，还有我投的一票呢！” 谁知好景不长，辽沈c平津c淮海几大战役使国民党元气大伤，共产党大军即将横渡长江，国民党在南方的政权已成风中残烛，岌岌可危。 跳糟专家符素志又动起了脑筋：既然可以从国民党跳到青年党，为什么不可以再从青年党跳到共产党呢？这个人还真是神通广大，居然叫他在外地找到了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一举加入了共产党。然后带着一批油印文件：《将革命进行到底》c《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等回到本县，悄悄宣传共产党的主张，不断地发展党员。他自己便自然而然地成了本县的共产党的地下党负责人。解放大军渡江，江西解放，他率领一批地下党员和游击队（还弄到了一些枪支，因为他在国民党的保警大队中也发展了一些党员）站出来迎接解放大军，非常活跃地配合军管会接管地方政权c安定社会秩序。一时间名声大噪，俨然是共产党的有功之臣！人们便称他是“不倒翁”，是“三朝元老”。 对这样一个人，我总觉得不大牢靠，我的直觉使我预感到，他早晚要出事。我在心中暗暗埋怨张祥武：你要入党，好好工作c努力争取就是了，为什么要走符素志这条线呢？但我不好说，嘴里说着祝贺的话，心里却在隐隐地为他担忧。还有一点我至今都弄不明白：入党申请书批准后应该是放在档案里，怎么会放在他本人的抽屉里呢？ 到吃中饭的时候了，张祥武说：“你来得巧，今天单位会餐（好像是一个什么节日，解放初期节日是很多的）。”我说：“那怎么行呢，我又不是你们单位的人。”他说：“没关系，我跟伙房管理员打个招呼就可以。” 走进食堂，但见几张桌子上摆满了菜，大碗大碗的鸡c鱼c肉c蛋，把我惊得目瞪口呆：天啦，这么多好菜，这可是我从来没见过的丰盛宴席。他们怎么吃得这么好呀！我们在部队里也过节，顶多是每人一斤猪肉，平日里更是“青青白白”——青菜下白米饭；在省军区司令部就是青菜下白发糕。张祥武这个单位怎么吃得这么好？比全省的最高领导机关省军区司令部强多了。起先我还有点惋惜张祥武的处境，认为他已沦为“青衣帽”；现在我倒有点羡慕他了，在这样的单位工作，吃得好啊！不过那时候会餐和现在不一样的是：没酒。 席间，张祥武不断对我说：“多吃点，多吃点。”我一面点头，一面狼吞虎咽，把肚子吃得滚圆。 饭后，张祥武说：“饶曙在公司工作（什么公司，不记得了，好像是一家省属公司），离这不远，到他那里玩玩去。” 我们来到公司，找到了饶曙。饶曙看见我们，非常高兴，把我们带到他的房间里坐下。他一人住一个房间，房间里有床，有桌子，有凳子。现在看来算不了什么，那时候在我的眼里却感到那是一个很舒适的房间。 我们兴致勃勃地谈着各自别后的情景，也谈了一些熟人的情况，大家都很高兴，确实是战友情深。饶曙突然从抽屉里拿出4块银元给我。我一愣：“这是干什么？”“给你。”“我不要。”“拿去，拿去。”他拼命往我手里塞。我坚决不要：“我在部队里，有吃有穿，还有零用钱，我用不着。”这时张祥武发话了：“童，他给你，你就拿着吧，算你替他保管。以后他需要时，你再还给他。”老大哥发话了，我只好收下。 回去后趁没人的时候，我把4块银元和母亲给我的金戒指c银元放在一起，用纱布包扎好，放在裤子口袋里。6块加4块，再加一个金戒指，死沉死沉的，实在是个负担！ 回到军区机关吃晚饭，还是青青白白——青菜下白发糕。我不想吃，拿着碗筷离开食堂。同志们问我：“你不吃饭？”我顺口答道：“人不大舒服，不想吃。”其实是中午吃得太饱了，“一餐吃饱，三餐不饥”啊！（待续）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少年从军（23）“你们的每一个字都关系到 千千万万同志的生命……” 每天去食堂吃饭都会经过报务室，从早到晚都能看到几个报务员在报务室里戴着耳机收发报。我们这些学通讯的人中就有人发出感叹：“搞通讯太苦了，一天到晚关在屋子里发报，我可受不了。我喜欢户外活动。”我也有同感（其实他们是轮流上机，轮班倒，我们那时候不懂）。真正弄懂是在开学的那一天。 那天，省军区通讯处处长跟我们讲了话。通讯处长是师级干部，也只有0几岁的样子，人长得蛮英俊，笑眯眯的，脸色白净，一看就知道是个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他告诉我们：“调你们来是让你们来学习翻译电报，也就是说，通过密码本把汉字变成密码，交给报务员发出去；报务员收到的电报，交给你们，你们再把它翻译成汉字交给首长。报务员能收能发，但不知道电报的内容；你们知道电报的内容，但不能收发电报。互相配合，互相制约，既能完成通讯任务，又能做到保守机密。让你们做这个工作，是党对你们的信任，是非常光荣的，又是非常重要的，不能搞错一点点，不能泄露一点点机密。有时候搞错一字，譬如说，“令部西进”，你译成了“令部东进”，就要坏大事，就要造成战斗的失败，造成部队的重大损失。还譬如说，你把电报中的机密泄露了，被敌人知道了我军的军事意图和行动路线，他给你来个伏击c包围，也会使我军造成重大伤亡。古人说，‘一字值千金’，你们的每一个字却都是无价的，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你们的每一个字都关系到战斗的胜败，关系到千千万万革命同志的生命安危。所以要求你们，不要辜负党的信任和期望，努力学习，认真工作，严守机密，出色地完成任务，做一个优秀的译电人员！” 通讯处长语重心长的谆谆教诲，使我们大为感动，大为兴奋，开学后学习的热情十分高涨。 学译电并不难，教员稍作指点，我们就都懂了；难的是要练基本功，要能极其熟练，要能以最快的速度把上级首长的指示翻译出来，把本部队首长的报告或指示翻译过去。战场的情况瞬息万变，套一句现代的流行语：“时间就是生命，时间就是胜利。”如果我们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把电报准确无误地翻译过来或翻译过去，就是对战斗的一种巨大的c无形的贡献；如果电报在我们手里给耽误了，从而贻误了战机，那就是极大的c不可饶恕的犯罪。懂得了其中的道理后，我们就发奋学习，苦练基本功。一些看似平常的琐事对我们来说都是大事，都是应该苦练的基本功。譬如说，书写0—9的10个阿拉伯数字，a—的6个英文字母，要练得手指上起老茧，做到既快又清楚；练习削铅笔（规定不得使用削铅笔的机具，说是那样削出来的铅笔尖容易折断；在紧要时刻铅笔尖一断，就会影响战斗所需要的争分夺秒的速度），要做到迅速c美观，每支铅笔削得整整齐齐，铅笔芯削得长短适中c粗细适中。太短太粗了不好用，用不久；太长太细了容易断，反而误事。就象战士擦抢一样，不仅是为了美观，更是战斗的需要。战士是拿起枪来战斗，我们是拿起铅笔来战斗。没事的时候我们就削铅笔，一削就削好几十支，以备急用。 背电报明码也属于基本功。电报明码本上有数千个常用字，每个字由4个阿拉伯字组成。我们要能把明码本上的字全部背下来，做到读报纸时，看着汉字，读出来的却是每个汉字的4个阿拉伯字，用不着翻电码本。 这是一种速成的强记之功，需要在手头上c脑子里经常使用，如果久久不用就会遗忘。60年后的今天我在写到这段内容时，曾尝试回忆一下当时熟记的明码：记得滚瓜烂熟的数千明码被岁月淘汰得一干二净，只剩下了两个字：0001是“一”，000是“丁”。 一天，班长对我说：“副班长，班主任叫你去”。我便跟着班长来到班主任住的房间。我们一走进去，班主任就招呼我们：“来，来，坐下吃糍粑。”所谓糍粑，就是糯米饼子，贵州人叫糍粑，是当地很作兴的一种食品，味道类似江浙一带的年糕。我看见桌上是一碗煎得焦黄的糍粑，上面还撒着白糖，香味扑鼻，碗旁是三双筷子。 非年非节的，哪来的年糕？我有点纳闷。 伙食不好，肚里没油水，嘴馋，有油煎糍粑蘸白糖，自然就毫不客气地吃起来。三个人三张能吃的嘴，三双运用自如的筷子，很快就风卷残云般把一大碗油煎糍粑消灭得干干净净。吃完了，等着班主任谈正事。班主任先是闲扯几句：“译电工作很重要，要好好学c好好干。你们都是知识分子，有文化，前途不可限量。不像我，没文化，进步不快。”班主任大概0几岁，他的文化确实不高，从他写的几个字就可以看出来，写得歪歪扭扭c拳打脚踢的；但人是个好人，关心同志，爱护下级，事事处处与人为善。 说完闲话，等他谈正事。他却说：“没事了，你们回吧。”这使我感到很意外。喊我们来干什么？啊，原来是他请客。初相识，领导便掏出自己那一点点微薄的津贴费买几个糍粑，请我俩吃一吃c聚一聚，既鼓励下级好好学习c工作，也联络联络感情。我们也就安然接受，吃完糍粑，嘴巴一抹，起身就走，连“谢”字都没说一个。这就是那个时代的上下级关系，简单朴素，自自然然，没有任何个人的功利性目的。 军区司令部还有一景：每天早晨在大操场跑步。天蒙蒙亮，哨子就吹响了，全体机关干部c战士，除军区首长外，都到大操场上去出操。叫操的是管理科长，一位长得粗黑的汉子，大概40来岁。40来岁的科长，算是年纪偏大的了。等人到齐后，他一声号令：“立正，向右转，跑步走！”队伍便沿着大操场的边沿转圈跑起来。 前面是几个年轻力壮的军人领跑，显然是故意安排的。他们的步伐矫健有力，跑了一圈又一圈，而且越跑越快。于是，队伍中有人吃不消了，喊一声“报告”，就自动退出来，站在一旁观看。退下来的人中，女同志居多，也有一些体弱的男同志。他（她）们确实也尽力了，退下后站在场边，还不停地喘着大气。 跑到后来，几乎有近一半的人被“淘汰”下来了，管理科长才发出“慢步走”的口令；队伍便松懈下来，迈着杂乱的步子，可以随便地伸伸手臂，踢踢脚。退出的同志也纷纷归队。大家都已是一身大汗c喘息不已。 稍事休息后，管理科长又发出“齐步走”的口令，这是要求出操的队伍走整齐的信号。等队伍走整齐了，他才喊：“立正，向左转，稍息。”这时，管理科长开始讲评，把没能坚持到底c半途退出的人不指名地骂一顿，而且是“少爷c姐”地乱骂一气。我吃了一惊：队伍里有不少相当级别的干部，如果放下去，那是可以当师长c团长的，你一个管理科长，在军区司令部里只能算是个芝麻绿豆官，竟敢如此大胆放肆？ 奇怪的是，这位“大胆放肆”的管理科长天天早晨叫操，天天骂，那些各科处室的干部也就天天听着，无喜无悲。你“姑妄骂之”，我“姑妄听之”，无所谓。就这么安然无事地相处着，令人惊奇。 我们译电班的十几个人都是不到0岁的伙子，身体好，好胜心强，每天都紧跟跑步的队伍，绝对是不拉距离c不掉队，显得相当突出。站在一旁的退出者中有人夸奖我们：“这几个青年，棒！”，还有人竖起大拇指。我们跑得更有劲了！心里自豪地想：我们是经过三千里进军大西南锻炼出来的，跑这点步算什么？菜一碟！ 殊不知队伍中有的是行军数万里c身经百战的老革命，他们只不过是没有兴趣在这个的操场上较劲罢了！ （待续）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少年从军（24）土匪拟里应外合攻打贵阳城 一天，吃晚饭的时候，值星员吹了一声哨子，大声宣布：“晚饭后，团以上干部和全体女同志到大会议室集合，不得缺席。”值星员话音一落，大家都“坏坏”地笑了。有人还“幽”上一“默”：“怎么，今天晚上就要集体配对？”弄得在场的未婚女同志一个个脸红耳赤。 那时候部队规定，团以上（含团）干部才能结婚，团以下都不准结婚，甚至不准谈恋爱，这是作为一条纪律严格执行的。谁要是违犯了，就要受到严厉批评，甚至给予处分。团以下的人员和女同志（不管是军内的还是军外的）不能过分接近；如果接触多了，就会有好心人发出善意的警告：“当心点，别犯错误。”而军内的女同志则不受级别的限制。那时候干部年轻，不少团级c甚至师级干部都还没结婚，他们的谈恋爱c找对象的“事业”正在火热地进行着；一些在老家有“糟糠之妻”的团以上干部中，也有人想离掉“黄脸婆”，娶个“洋学生”。这种人被人戏称为“改组派”（“改组派”本是红军时期被严厉整肃过的一个反动组织，后来证明，其中有许多人是被冤枉的。称其为“改组派”自然是带有点嘲讽的味道）。今天晚饭后居然专门叫团以上干部和全体女同志集合，这是一个敏感的“政策界线”，难怪有人要浮想连翩，有人要插科打诨了！ 没想到这天晚上这些团以上干部和女同志们干的却是一件极其严肃的大事，是一次暴风雨般的重大行动！ 原来土匪在占领众多县城和广大乡村后，得知解放大军多数下乡剿匪去了，贵阳城里兵力不多，他们便得寸进尺地想攻打省城贵阳。匪首知道，打贵阳市不容易得手，就作了一番精心的安排：一方面调集各路土匪悄然屯扎于贵阳的四围，作好随时攻城的准备；一方面派出许多暗探，伪装成各类民众，混入城内，以期城外土匪发动总攻时里应外合，企图一举拿下贵阳城。 五兵团的侦察人员早已把土匪的打算和具体部署摸得清清楚楚，甚至对混入市内的暗探偷拍了或搜集了他们本人的照片。根据侦察人员的情报，兵团（军区）领导作出部署：就在土匪准备拂晓发起总攻的那天前夜，抽调部队突然全城戒严，三步一岗c五步一哨，把全城控制起来，使混入城内的众匪特动弹不了，更无法相互联系，有情报也送不出城，只能是各自呆在自己的房间里听候命运的安排。另调机关团以上干部和女同志分队c分组c分街区地手持照片按户清查；再调集大批卡车像公共汽车似的在全市各条街道上来回巡逻。照片是侦察人员偷拍的c搜集的，地址是侦察人员准确记录的。团以上干部久经战斗考验，而且目光锐利，匪探很难在他们的眼皮底下蒙混过去；女同志则便于搜查女匪探。 那天晚上，贵阳全城都是一个不眠之夜，匪探不敢睡，我军没空睡，全城百姓也都竖起了耳朵，聆听屋外的那个非同寻常的大动静！大卡车开着大灯，鸣着喇叭，在大街上威风凛凛地巡逻。搜查组按侦察人员提供的地址，有的放矢地直奔目标。敲开门，拿照片一对照：“没错，是他（她）！”押上卡车！每辆车上都有武装押送人员，让匪探嫌疑人坐上免费的武装“公共汽车”后，直接押送到拘留场所 一夜之间，众匪探被一打尽！ 贵阳城内的一次出其不意的大戒严c大搜捕c匪探大落，使城外的匪首头晕目眩c胆战心惊，成为惊弓之鸟，哪还敢再飞蛾扑火c冒死攻城？他们更害怕城内的匪探纷纷落后，解放军会腾出手来突袭城外的匪众，便慌不迭地率众匪徒落荒而逃，逃得离贵阳城远远的 战争经验丰富的我军，以少胜多，用高超的手法，出其不意地粉碎了匪徒们的一次阴险的屠城阴谋！（待续）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少年从军（25）杨勇司令员贵州遇险 在这之前，杨勇司令员也曾遭遇过土匪的伏击，情况十分凶险。0多年来，驾驭战争之舟，驶过多少大江大海c历过多少大风大浪的上将军，却险些儿在阴沟里翻了船！ 1949年底，杨勇率二野主力——16军，配合三兵团和十八兵团解放地势险要的天府之国——四川后，于1950年初班师回黔。 这天，杨勇及其精干的指挥部分乘0几辆卡车出发，一路上昼行夜宿。0几辆卡车上除指挥部的机关人员和一些战利品外，还有一个警卫连的兵力分散警卫，平均一辆车上也只有四五个警卫战士。杨勇则坐在一辆黑色的轿车里。刚刚歼灭蒋军40余万的上将军凯旋归来，一路上车轮滚滚c威风凛凛，对山中的几个土匪根本就没放在眼里。 杨勇喜欢坐快车，一上车就催促司机加速。可是载重卡车的速度跟不上，于是，杨勇坐的轿车每天都要提前到达预定的宿营地，大队车辆一般要迟到两个时。 杨勇的轿车里只有5个人：司令员c司机个参谋c两个警卫员。轿车还很新，原是国民党兵团司令黄维的座骑，淮海战役中被我军缴获，连同给黄维开车的司机也一同被俘获。这辆轿车分配给杨勇使用后，杨勇把原来的司机留下，让他继续开这辆车。那时候相信人的觉悟，国民党军兵团司令的贴身司机转眼间就变成了解放军兵团司令的贴身司机。 这天，也是碰巧了，兵团侦察科长魏鸣森驾驶的卡车中途抛锚，被迫停下来修理，掉队了。等他修理好车子赶到宿营地遵义时，已是万家灯火，先行到达的车队上的人早已宿营休息。侦察科长驾驶着卡车行驶在遵义大街上，但见满街贴着大标语：“欢迎杨主席莅临遵义！”c“欢迎杨主席来贵州主持全省工作！”侦察科长感到纳闷：这个杨主席是谁？怎么没听说过？见车前走过一个干部模样的人，便停下车来打听：“请问杨主席是谁？”那位干部回答：“杨勇呀，你连他都不知道？”“杨勇不是五兵团司令员吗？”“中央最近任命的，兵团司令兼省主席。”他还告诉侦察科长：“杨主席凯旋归来，班师回黔，今日已到达遵义；在遵义休息一晚，明日继续赶路去贵阳。遵义市党政军各机关已作好充分准备，明晨举行盛大欢送仪式，欢送杨主席赴省城荣任新职。” 侦察科长闻听此言，不禁吓出了一身冷汗！凭他多年从事侦察工作的经验，敏感地觉察到遵义市的所作所为，十分危险，客观上起了向土匪通风报信的作用。如果土匪得此信息，在车队必经途中的险要地段打伏击怎么办？特别是杨司令员喜欢坐快车，每日都是单车独行走在最前面，把车队远远地抛在后面。一旦遭到伏击，车上区区两个警卫员的两长两短4支枪c几百发子弹，怎能抗得住成千上万土匪的围攻？这些同志真够呛，好心办坏事啊！想到这里，他决心挺身而出，以科长的身份去干预兵团首长的行程。 他将车直接开到杨勇的宿营处，停下车来，下车往里闯。 “你干什么去？”门前的警卫站出来阻拦。 “我找杨司令员。” “杨司令员已经休息了。” “我有要事禀告。” “有要事也得明天早晨来。” “等到明天早晨？‘黄花菜都凉了’！” 一个要进，一个不让进，两人争吵起来。 争吵的声音越来越大，惊动了室内已经就寝的杨勇。 “谁呀？”杨勇问。 “有一名军人硬要这时候见首长。”警卫答。 “报告首长，我是兵团司令部侦察科长魏鸣森，有紧急情况要报告首长。”侦察科长抢着答话。 “让他进来。” 杨勇开口了，侦察科长才得以走进杨勇的卧室。 当侦察科长将自己的所见所闻及其忧虑报告杨勇后，杨勇立即判断出事态的严重性。他入遵义城时，市内还平静如常，市内那些欢迎标语都是在他宿营休息后才刷出来的，他并不知情；对于明晨遵义市各界要组织欢送仪式，他更是无从知晓。为了破解这一危机，他立即召见负责指挥车队行动的指挥员，明确交待：明日提前起床，提前两个时出发。全车队所有车辆，无论大车车，一律紧紧跟随，不得独自超前，也不能掉队；通知警卫连和机关全体人员作好途中打遭遇战的准备。如果途中打起来，不要恋战，冲关夺路而行；如有车辆打坏了，不要管车子，也不要管车上的东西，人员立即上别的车子，冲出包围圈上将军指挥若定，负责车队行动的指挥员唯唯听命。侦察科长悬起的一颗心这才放下，敬了个礼，告辞而去。 第二天早晨，遵义各界人士熙熙攘攘地前来欢送杨主席时，杨主席的车队早已在天不亮时就出发了，已远离遵义城。 侦察科长的忧虑似乎是“杞人忧天”，杨勇的车队一路平安顺利，并未发现任何危险迹象。伤脑筋的还是侦察科长自己，他驾驶的那辆破车子又出故障了，只好再一次停下来修理。修理好后，便加速赶路，去追赶车队。 突然，前面出现路障，大树干c大石头横亘在公路上。接着响起激烈的枪声，公路两侧的高山上，匪徒们发射着密集的子弹，把侦察科长的车子打得叮当作响：驾驶室的玻璃被打碎了，车胎打漏了气，发动机打坏了，车子已无法开动。车上有0几个人，侦察科长立即指挥他们跳下车来，以车轮为掩护，和土匪对射。 打了半个时，没能打退土匪；土匪也没敢冲下山来。这时，前面的车队闻讯，派出0余名战士坐汽车返回支援。可是匪徒人数太多，仍没能打退土匪的进攻。激战了个时后，侦察科长车上的0余人已伤亡过半。正在这危急关头，解放军的一个连恰巧步行经过此地，听到枪声，跑步前来支援。这才打退了土匪，破解了匪徒们设下的包围圈。 匪徒们的这次伏击，除了截住侦察科长开的这辆卡车外，还截住了我军路过的其他一些车辆。前后共打坏了我军0多辆汽车，使我军牺牲了40余人。打坏了我军0多辆汽车，使我军牺牲了40余人 事后才知道，匪反共救国军靖黔先遣司令部的一个副师长得到杨勇要率前线指挥部经过此地的情报，连同车辆的数量c押车的人数c出发的时间等均已探明，他便纠集了5路土匪，选了个险要的隘口打伏击，喊出了“活捉杨勇”的口号。悬殊的兵力c险要的地形c突然的袭击，使匪徒们信心百倍，认为此战他们必胜无疑。事实也确实如此：如果杨勇的轿车按照常规离队抢先而行，突遭成千上万的土匪伏击，杨勇将军必死无疑；后续的大车队也将蒙受重大损失，经受重大伤亡。没想到一名侦察科长的政治敏感及其勇敢建言，彻底打破了匪徒们的如意算盘。杨勇率车队提前出发，等到土匪按预定计划设置路障时，杨勇的车队已驶离险地，土匪的路障只截住了侦察科长这一辆卡车以及其他的零星路过车辆。 土匪虽然没能截住杨勇，但终归先后击毁了0几辆汽车，造成了解放军的几十名人员伤亡，便架起电台来向台湾发报，谎报战绩，邀功请赏，声称击毙了共产党的贵州省主席c五兵团司令杨勇。 台湾的蒋介石获此电报，大喜过望，命令广播电台立即广播。 我中央军委听到台湾的广播，大惊，连忙打军用长途保密电话询问。得知杨勇及其前线指挥部已安然脱险，这才放了心。 兵团部的干部们议论纷纷：有的说，杨司令员命大；有的说，是马克思在天之灵；有的说，老天爷照顾，让侦察科长的车抛锚，碰巧了那位侦察科长有贡献，自然是立了功，听说后来担任了海军某基地的司令员。此乃后话。 杨勇司令员是幸运的，兵团后勤部的一个师级干部却没有这么幸运：他在去部队视察c调研后勤工作的途中，遭土匪伏击，不幸牺牲。即使在炮火连天的淮海大战中，上到师一级的干部也是不容易伤亡的；可是在不分前线后方c不分白昼黑夜的匪患中，容易顾此失彼，有时也会掉以轻心，致使我军和我政府人员会突遭袭击，造成不应有的损失，令人痛心不已！（待续）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少年从军（26） 贵州“三怪”：汽车没有两腿快…… 经过短短两个月的学习后，我们译电训练班全体学员经过考核，成绩合格，宣布毕业。在座谈会上，通讯处长说：“你们将分配到各军c师（兼军分区）去担任译电工作。从现在起，你们都是排级干部了。”听了这话，我心中十分高兴：我才15岁，就是人民解放军的排级干部了。真的是象班主任说的那样：“要好好学习，好好干。你们都是知识分子，有文化，前途不可限量。”我想象着美好的未来，对自己的前途充满了信心。 班主任宣布分配名单，我和另外两个青年一起被分配到镇远军分区。哪里好？哪里差？在我的脑子里根本就没有这个概念，也没有这种想法，一切听从组织分配，叫上哪就上哪。 和我同去镇远军分区的两个青年大概比我大两三岁，也是江西老俵，是我们行军路过萍乡时参加军大的。 按照班主任的安排，我们步行到城外某后勤仓库去搭便车。车还没来，我们便在仓库门前的广场上候车。同时被分配去镇远军分区的还有两个报务员，大概0几岁。听他们两人山南海北地闲扯，我听出他们是起义军官，原来就是国民党军队里的报务员。这两个人谈起话来，油嘴滑舌，油腔滑调，谈话中显示他们见多识广，很能干，很厉害，什么人都见过，什么事都干过，谁也奈何不了他们等等。对我们三个青年，他俩根本没放在眼里，说话随便，毫无顾忌。我们有点怕他们，相互使了个眼色，便悄悄地离开他们，走到广场的另一边去。让他们两个去胡侃吧，我们不奉陪了。 广场的另一边有两个青年军人也在等车，不过不是和我们一路的。两个军人也只0几岁，各自挎着一支驳壳枪，一看就知道是两个连级干部（连长使唤驳壳枪，排长使唤卡宾枪，班长使唤冲锋枪，战士使唤步枪：三八式或中正式。这是当时二野部队的基本武器装备水平）。他俩的对话引起了我的兴趣： “战士们打仗的时候没思想问题，一门心思打仗。一没仗打，驻下来，问题就来了：想家的c请假的c生病的c想回家娶媳妇的c闹复原的啥都有。” “你不能让他们闲着，要安排得满满的：出操c练兵c上课c劳动c文艺活动c体育活动让他们起床号一吹就开始忙，从天亮忙到天黑，就没功夫闹情绪啦！” “是倒是这样的，我也有这个体会，就是这么搞挺累人的。” “累不坏人的，只有闲了才会闲坏人。‘饱暖思’，年轻伙子吃饱了，闲着没事儿，精力旺盛，就会七想八想，找个事儿发泄，保不准就要干点儿坏事。” “不光战士们累，我也累呀。” “累也得咬牙，谁叫你当上了指导员呢？指导员有那么好当的？ “是呀，指导员不好当。还是当年当排长舒服：‘排长排长，炕上一躺，大事找连部，事问班长’。” 另一个人笑了：“你子革命意志衰退呀！” “哪能比得上你呀！你子积极，爬得快。你参军比我晚，当指导员比我早。” “咱可不是为了当官，是为了革命”。 “别唱高调了，谁不知道你有‘地位观念’。” “你没‘地位观念’？当年没提上连干，卸不下背包，发牢骚：‘排长当成老咸菜了，咬不动啦！’那是谁？” 说罢，两人都哈哈大笑。 我觉得这两个人挺“逗”，虽然他们说的带兵方法不一定十分正确，但性格坦率，可爱可亲，和我在军大接触过的几任中队长c指导员c区队长都不大一样。军大的干部，一言一行c从里到外都是非常“马列”的，这可能与他们担负着培养学员c改造知识分子的任务有关。我想，我到军分区后，可能会接触到许多这样的本色干部。 镇远军分区的大卡车来了。车上有一个押车的干部，一下车就咋咋呼呼地要仓库快点出货。我们过去和他商量，说是有5个人分配到镇远军分区去工作，想搭他们的便车。他点了点头，就继续忙着指挥装车。大概是省军区和他们联系过，所以很顺利，他连情况都不问就点头了。我们便主动去帮他们装车。他见我们干得卖力，就对我们笑笑。没想到那两位“见多识广”的报务员也过来帮忙装车，虽然没有我们干得卖力，但总归是伸手干了，出了点力气。那位押车的干部是北方口音，举手投足之间可以看出，是个具有一定资历的干部，那两个报务员没敢在他面前油嘴滑舌。 卡车上还带来两名战士，携带一挺轻机枪和一箱子弹。 车装满后，我们爬上卡车，坐在高高的货堆上。好在有帆布车篷，不怕雨淋c太阳晒。押车的干部也坐在货堆上，因为车头里坐着两名驾驶员。押车的干部叫两名战士坐在车厢前部，把机枪高高地架在驾驶舱顶上，说是要让土匪远远地就看见我们车上有厉害的武器，让他们不敢轻易动手。 汽车是雇请的民间车辆，破破旧旧的，车头旁装着一个圆筒形大铁炉子，烧的是木炭。年轻的读者可能会感到奇怪，木炭也能使汽车运转？那时候汽油缺乏，只得将汽车改装，用木炭来代替汽油。木炭车也能跑，也能翻山越岭，但马力，速度慢，再加上车子破旧，行驶颇为艰难。那时中国自己不会造汽车，只好从各国进口汽车，所以人称中国的汽车是“万国牌”；还有一种含义，就是说进口的汽车用久了，损坏了，又没有新的，便从几辆坏汽车中选出好的零件拼成一辆汽车，也被人称为“万国牌”。这样的汽车，少拉慢跑，还容易出危险，从而流行这样一句行话：“上山怕马达熄火，下山怕刹车失灵。”汽车上山时如果发动机熄火，车子就会往下滑，贵州尽是盘山公路，滑出公路便是万丈深渊；下山时如果刹车失灵，在盘旋而下的公路上曲折行驶的汽车冲了下去，也是万丈深渊；只要是冲出了公路，往前c朝后都是万丈深渊不过敢在贵州的盘山公路上开木炭车的司机，都是些在高原山区公路上行车多年历练出来的老手，经验丰富，技术高超。有的抗战时期就在滇缅公路上开过多年的车，多次走过世界闻名的“二十四拐”（即一条公路从山下到山顶拐了4个弯，所以该地被人称为“二十四拐”）。 为我们开车的是个半秃顶的老司机，大概50岁左右，身板结实，精神闪烁。副驾驶还很年轻，大概0挂零，样子很精神，动作灵活，对老头儿亦步亦趋，随时准备着执行老头儿的任何命令。 卡车开动之后我才明白，为什么要设两个司机。贵州的公路不是上坡就是下坡，几乎没有平路。更多的时候是不断地盘旋，上坡c上坡c上坡然后再下坡c下坡c下坡木炭车上坡时，象老牛似的叫着，“呜呜呜呜”也象老牛似的爬着，慢吞吞，慢吞吞有时实在爬不动了，车子就会往下滑这时，那个副驾驶就手持“三角木”飞快地奔下车，向下滑的汽车轮子后面塞上“三角木”，以阻挡汽车下滑；有时汽车下滑的速度快，力道大，车轮会越过“三角木”继续下滑，副驾驶就会迅速地抽出“三角木”，以最快的速度超过下滑的汽车，重新把“三角木”塞在车轮后面，直到汽车停止下滑为止。其行动之勇敢c速度之迅速c手脚之敏捷，令人叹为观止！所以每当汽车爬坡时，副驾驶都要一手拿“三角木”，一手扶着驾驶舱门，把车门打开一条缝，以战斗的姿态，随时准备开门跳下车去和下滑的汽车拼搏，以血肉之躯和那个巨大的钢铁家伙不断搏斗，并战而胜之！我们应当称他为无名的“百姓英雄”，不是军人，却是战士；不是打仗，却天天战斗在生死线上！所以那时候在贵州山区开车的人收入很高，他们是在用性命，当然也还要用技艺和体力来搏取金钱。 车行一段路后，遇上个茶馆c吃部什么的，司机就会停下车来，向车厢里的我们打个招呼：“天太热了，歇一会儿。”说着，走进茶馆，泡上一杯茶，买上几盘点心，慢悠悠地吃着c喝着。老师傅也会叫年轻的副驾驶吃喝。伙子象征性地吃一点点，不敢多吃。茶馆的老板看来和司机很熟悉，见司机下得车来，连忙出店，笑脸相迎，躬身请进，师傅长c师傅短地喊着，恭请上座，忙不迭地献茶c敬烟c端果碟。司机昂着头，慢悠悠地享受着老板的殷勤招待，那派头，似乎比现在开“波音”飞机的机长的派头还要大。在西方发达国家，称汽车司机为“车夫”，在当时的中国，称汽车司机为“师傅”，有时还要加个“老”字，称“老师傅”。尽管有的司机年纪不老，也往往被尊称为“老师傅”。 天热，司机停车饮，我们也就溜下车来凉快凉快。司机对我们很客气，请我们吃他碟子里的点心。“三大纪律c八项注意”嘛，我们自然是婉言谢绝。司机问我：“同志多大了？”“15岁。”“哟，这么就当兵啦，你娘舍得吗？”我笑笑：“舍得。”又问：“哪里人？”“江西人。”“哦，我在你们南昌开过车。哎呀，那个地方太热了，真能热死人！”贵州的气候确实有好的地方，虽然雨多，但路是沙土地，雨后即干，不会形成泥泞，便于人行车走；而且夏天不热，冬天也不算太冷。而我们江西却是夏热冬冷，但人少田多，五谷丰登，稻米尤其多，是国家的粮仓。 一路上，司机歇了几次，每次都要泡上一杯茶，吃点点心。在那个年代，这算是很阔绰c很摆谱的架势了。 行车途中，遇到几个贵州农民，我们的汽车当然比他们步行快，汽车从他们身旁开过。农民们每人背着一个空背篓，大概是去背什么东西。他们看见车里的货堆上坐着几个解放军，就友好地挥手致意；我们也挥手回礼。贵州的干人们（贵州称贫穷的人为“干人”）看到解放军总是很亲切地微笑c挥手，这已是当地的普遍现象，我们也没把它放在心上。 汽车继续往上艰难地爬行着，沿着盘山公路发出“嗡嗡”的喘息声，似乎在告诉我们：“我太累了，我太老了，我爬不动了！”那位师傅——年轻而灵活的副驾驶便大显身手，时刻从驾驶室里跳下，奔跑着抢垫“三角木”；汽车往上爬了，他又跃上驾驶室。就这么不断地跃上跳下，和那个巨大c沉重，时行时立c时进时退的钢铁玩意儿做游戏，其技巧c其胆略c其高强度的劳动，令人钦佩c叹服！ 好不容易车行到山顶，忽见刚才看见的那几个年轻的农民正悠闲地坐在一块大石头上休息，看见我们的汽车爬上来了，就得意地笑着向我们挥手。我大吃一惊：咦，他们步行怎么比汽车还快？难道是飞上来的？我忽然发现，在他们脚下有一条基本上是直线c只有一些弯弯的羊肠道，他们就是从这条羊肠道上抄直线登上来的。我们走的盘山公路要比他们走的道要远好几倍，所以他们能够比汽车还快，从而捷足先登。原来他们在登山前之所以向我们挥手致意，既是表示“干人们”对解放军的敬意，也是存心要跟我们开一个善意的玩笑：大军同志，你们的汽车跑不赢我们的两条腿。汽车跑不过两条腿，这也是云贵高原上的一道有趣的风景线！ 部队里有好事者为贵州的风土人情作了个归纳：“人说贵州有‘三无’（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我说贵州还有‘三怪’：一件衣服三件料（指苗族妇女），捧块石头当盐吃，汽车没有两腿快。” 其实我们这次搭便车还是有风险的，除了上述的车险c路险之外，还有匪险。那时候土匪正闹腾得凶，经常有土匪在途中打伏击，吃掉我们的一些过往人员c车辆和零星武装人员。那位后勤干部带一挺机枪c两名战士经常往来于军分区c省城之间，每次都是冒着风险的：如果土匪聚众伏击汽车，一挺机枪顾了头顾不了尾，顾了尾顾不了头，一旦车子打坏便成了固定靶子。前面提到的省军区后勤部的领导干部下基层，是带了一个班下去的，尚且遭到伏击，不幸牺牲；一挺机枪就能保险？但这也是形势所迫，贵州全省只有17军一个军镇守，后来虽然16军从四川班师归建回黔，两个军要守卫全省几十个县市c几百个乡镇，还有铁路c公路和航运沿线，党政军各级首脑机关也需要警卫，还要集中主力寻找战机，追歼c围剿隐匿在山林中的土匪，兵力确实不足，能一辆汽车给你一挺机枪c两个兵就算不错了。好在那时候革命者都是“提着脑袋干革命”搞惯了，敢于冒险，惯于冒险，人人都在铤而走险。大家都“险”，摊在各人头上也就不觉得怎么“险”了。 我们几个人年少无知，“无知者无畏”，根本不知道自己正在历险，反倒认为能搭上便车，不用背着背包长途行军了，“鸟枪换炮，今非昔比”，好不快哉！ 所幸那次汽车跑长途平安无事，安全到达镇远——一座风景秀丽的古城。（待续）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少年从军（27）北方同志对面食的特殊兴趣 （7）北方同志对面食的特殊兴趣 到达镇远军分区后，我们被分配在军分区司令部机要股译电组，改归机要股领导。 镇远军分区是由一个野战师和军分区合拼组成的，军分区司令员也就是师长，原军分区司令员改任第二司令员。所辖三个团中有一个团留在贵阳市警卫省会，只有两个团镇守全专区十几个县百多个乡镇，显得兵力不足。“物以稀为贵”，匪患猖獗时期军队最“为贵”，各县的县委c县政府都真诚地恳请军队干部来兼任领导，以便能够多调一些兵在本地区镇守c帮本地区剿匪。譬如该军分区（师）辖下的一个团的团政委就兼了八个县的县高官，地方干部们恨不得把部队领导大卸八块，以便能分一块过来作为本地区的保护神。那时候部队的威望之高可想而知。 镇远军分区司令部的伙食我觉得比军区司令部好，主要是发糕吃得少了。一日三餐，两干一稀，早晨是稀饭c发糕，中午c晚餐吃米饭。这很对我们几个南方青年的胃口。菜仍然是以素为主，但每月会吃几次馒头（在我们南方人看来，吃馒头不算加餐，北方同志却把吃馒头看成是一件盛事），吃一餐饺子，吃一次红烧肉。 北方同志对面食的偏爱令我惊奇。直工科有位特派员（那时候的特派员已不是红军时期那种掌握生杀大权的特派员了，而是在分区直属政治工作科搞保卫工作，一般配连级干部，和其他科室的参谋处于同等地位），年纪比较大（也就0几岁，但在我们这些青年眼里，他已经蛮老了），身体比较瘦弱。我发现他有个奇怪的举动：每日中午必然从分区司令部门外的烧饼摊子上买一个烧饼，坐在直工科门前的石台阶上用烧饼下米饭——咬一口烧饼，扒几口米饭，吃得津津有味（分区司令部没有食堂，开饭时各科室端着菜盆子各自找地方蹲着吃）。我实在想不通：干烧饼下干米饭，有什么味道？有个北方同志还羡慕地对我说：“特派员有钱啊，天天吃烧饼。”“他哪来的钱？”我问。“他是残废军人，有残废金。”那时候有几个残废金就算是有钱的人了。 一天，特派员正坐在台阶上照惯例津津有味地吃烧饼下米饭，忽然六号首长（军分区副参谋长）走过。他随意地说了一句：“哟，你特殊嘛，有烧饼吃。”边说边走，不等特派员答话，他就走过去了。奇怪的是，从此以后再也没看见过特派员吃烧饼了。用自己的残废金买个烧饼吃能有什么错？首长无心的一句话，他硬是彻底改了。那时候的干部真老实啊！ 每逢吃馒头的时候，北方同志那真是“一片欢腾”。那馒头也确实做得好，又大又白又松软，估计有二两多一个。抬出一大箩筐往场中央一放，香喷喷c热腾腾，特别是北方同志，堆上满满一碗，蹲下来大口大口地咬，大块大块地吞，几乎就不要什么菜了。管饱，大量供应，让你敞开肚皮吃。吃的人也自觉，就在现场放开肚皮装，没发现有人偷着带几个回去的。 有个北方来的青年同志对我说：“我有胃病，常会吐酸水。”我问：“年纪轻轻的，怎么会有胃病呢？”他说：“撑的。吃馒头时，我死命撑。有一次，一餐吃了16个馒头。”“哇，你不要命了？”他笑着说：“忍不住啊！” 吃饺子那天，那更是热闹得象过节一般。各科室派人去领面粉，按人头计，一人一斤面粉。面粉领来，挑一张最平滑的办公桌擦洗干净，由科室里一位公认的高手和面粉c擀皮子。面粉要和得软硬适当，带有韧性；皮子要擀得四周薄，中间稍厚。其他的次高手则包饺子，要把饺子包得只只十分饱满，而又不破不漏。我们几个南方子要动手学包，被他们喝令制止：“一边儿去！你们就等着吃吧，不要你们插手。”为什么？因为面粉是定量的，一人一斤；而饺子馅是不定量的，任你包，你有本事尽你演，能包进去多少就让你包进去多少，馅包完了还可以到厨房去领。但受面粉定量的制约，用馅总还是有个限度吧。为了能尽可能多地享用美味的饺子馅，这些北方来的高手们便严禁我们这些南方的外行插手。 包好后，端到大厨房去下饺子。这天，大厨房的炊事员自然地大休息，只要站在锅边看热闹。各科室的高手们排队等着下饺子：自己烧火，自己下，自己浇冷水烧“三开”（水开三次，保证饺子馅里的肉熟）。围观的人便在一旁评论：科室的饺子包得好，馅多，饱满，一个破的都没有，真行！如果有哪个科室的饺子包得不好，破了几个，就会引起一阵哄笑：“哈哈，喝饺子汤啰！”“饺子汤有营养啊！”所以每次包饺子不仅是为了多吃馅头c吃得好（馅头也确实好，青菜猪肉馅，青菜少，猪肉多），还是科室的一种荣誉，包得不好就要在大庭广众中丢人现眼。 在住的方面，那时候部队还没有营房，军分区司令部也是住在一座比较宽大的砖木结构的民房里。机构多，人多，住不下，译电组的住房也是人满为患，便把我们新来的个人分到附近的民房里去住。 我们三个人在一座吊脚楼里办公，居民住楼下，我们在楼上。靠窗口摆上一张借来的八仙桌，窗外便是一条大河，可以在明亮的光线下翻译电报；累了可以远眺大山c近看大河。河上船来船往，岸边有妇女在洗衣服，有男人在洗澡，还有人在用捞鱼。一张大提起来，内鱼儿蹦跳，银光闪闪。节日里更是热闹，划龙船，捉鸭子，河边观众万头攒动。我们觉得这地方挺好：水色山光，风景如画，民风民俗颇具特色。住房则在街对面向老乡借了一间房，三人同住，和群众杂居。老房子，房间很暗，白天也要开灯才能看得见。好在白天我们在对面办公，只是晚上来住一下。 机要股的正副两位股长接见了我们，向我们介绍了要做的工作以及一些应注意的事项。同时向我们说明，不住在司令部而住在外面的民房里，是因为司令部实在住不下了。困难是暂时的，以后会搬进来的。 大概是部队通过地方政府向房东打了招呼：说我们办公的地方是军事保密禁地，不能入内，所以房东家的人从来不上楼来。我们下楼时房东家的人都会向我们热情地打招呼。贵州的老百姓还是蛮好的。 我们三人住在老百姓的黑屋子里，房间不通风，天热得难受，看着冬季发的被子讨厌。有人便提议：把被子里的棉花拆掉，只盖被套子，反正到深秋时会发新被子。三人都觉得这个主意好，于是立即动手，把棉被拆开来，把棉花扔进了垃圾箱。雪白的棉花很显眼，一会儿就被人给捡走了。吃惯了“大锅饭”的我们，对区区几斤棉花毫不可惜，反正以后有得发的，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谁知贵州的天气和江西不一样。江西的夏天，热起来就一直热，早也热，晚也热，半夜还是热，中午那就更热。贵州呢？白天热，晚上就凉了，半夜时分竟然会象深秋似的，寒气彻骨。记得当年在学校上《地理》课时老师讲过这样的民谚：“早穿皮袄午穿纱，捧着火炉吃西瓜。”说的是新疆。没想到贵州的早晚温差也这么大，冻得我们三个“老俵”两腿抽筋，疼得半夜里起来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又不敢跟领导讲，讲了怕挨批评：谁叫你们把公家的棉花随便丢掉？只好每天晚上咬牙挨冻。挨了一个夏天的冻，经历了几十个难以安眠之夜，直到深秋季节新棉被发下来，才睡了一个安稳的c温暖的觉。幸亏那时候年轻，身体好，火气旺，居然都没生病。不知他们两人后来怎样（他们两人后来都抽调出去参加抗美援朝去了），反正我还是因此而留下了点后遗症：一个腿静脉曲张，青筋稍为暴起。这就是因为少离家不懂事，自己给自己找来的毛病。（待续）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少年从军（28）小青年死里逃生 这个世界说还真。一天，我们住房的前厅房间里晚上忽然发出了一阵争吵声。我走过去看了一眼，哟，争吵的其中一方居然是我初入军大时同一个中队的同学。等他们争吵完了，我再走过去看，房间里只剩下我的同学一人了。我推门进去，叫了他一声。他一抬头，看见是我，十分高兴，拉着我的手拼命摇：“怎么会是你？你怎么也会在这里？”我笑道：“山和山不碰面，人和人总相逢。” 我们坐下来各自叙说着自己的别后之情。他的经历使我颇感意外：他原来在军大学习时，表现一般，不前不后，中不溜秋的，并不显眼。毕业后分配到一个县大队当文化干事，排级干部，非党非团。他感到分配得不大如意，在县大队工作，属于地方部队，枪支破旧，任务单调，很少出县界，有点不大安心。但受过军大的教育，懂得做一个革命军人要有组织纪律性，便强制自己安下心来好好工作。 谁知运气来了门板都挡不住，短短的半年之内，入党，提拔，当上了中队的副指导员（中队没有指导员，由副指导员负责）。和他比比，我就差远了，我连团员都不是，排级干部也没当几天。但我自我安慰：县大队水浅，今后难有大发展。我们是军分区，又是野战军的师，可以“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 后来我发现，那位同学的房间里天天夜里发出争吵声。这是怎么回事？你们在闹什么呀？我关注了几夜，发现他们每晚开干部会。那些班c排长不服从副指导员的领导，“五马长枪”地胡乱顶撞。我的那位同学似乎能力不大行，居然控制不了局面，只能是天天晚上争吵一番，议而不决，不欢而散。 其实那些班排长也都是些新兵（我从他们的年龄和口音判断，都是些参军不久的贵州青年。地方部队里老兵少，提拔得快），他就是领导不了，真是怪事。我觉得他这个副指导员当得窝囊，羡慕之情也就悄然退去。 不久，他们搬走了，以后就没再见过面。 一天，又一位军大同学找上门来。他也是我初入军大时同一个中队的同学，比我早毕业半年。他不知怎的打听到我在镇远军分区工作，路过时就来找我。 同学意外见面，非常高兴，两人都热切地谈自己，又热情地询问对方，还打听别的熟人。 他讲的一段亲身经历把我吓了一跳：他被分配在国民党起义部队八十九军的一个连里当军代表。一个连的国民党官兵中只有他一个解放军。当然连里所有人也都穿上了解放军的服装，佩解放军的符号，戴“&b1”帽徽。起义了嘛，编成解放军了嘛。可是他们起义不久，老底子还是国民党军，红皮萝卜白的心。好在各级都有军代表，从上到下有一个系统，上层还设有工作组，有经验丰富的我军高级干部领导他们，经常开会布置工作c指明方向c传授工作方法。他在连队和连长处得也还不错：连长向他表示了靠拢共产党c追求进步的要求。虽然他自己还不是党员，但终归是共产党派进去的军代表，是驻连队的“特命全权大使”，他的话汇报上去还是管用的，连长自然要和他拉拉关系。他也注意在士兵和其他军官中开展工作，把自己在军大学到的那点革命道理现贩现卖地“捣腾”出去，似乎还见点成效。 谁知一天半夜，枪声突起，起义部队顷刻哗变，几个班c排长冲进他的卧室，把他绑了个结结实实。 拂晓时，叛军要开拔了，他被推推搡搡地拖到叛军连长面前（这次是两个师的头头串通后，裹胁官兵叛变）。有人向连长请示：“这个人怎么办？”队伍中有人嚷嚷：“毙了他！”“毙了这个共产党崽子！”连长翻脸不认人，掏出驳壳枪，恶狠狠地说：“让我亲手毙了这个共产党！”说罢，子弹上膛，用手将他一推：“走！” 他被连长押着，身不由己地向密密的山林中走去。他的两臂被紧紧地绑着，枪口就贴着他的后脑勺，使他无法反抗，也无法脱逃。他一面机械地走着，一面在脑子里胡思乱想：他想起远在江西的父母亲，想起上级领导，他们都不可能知道自己是怎么为革命而牺牲的刚参加革命就牺牲了，他感到遗憾，可又无计可施c无法可想连长将他押到密林深处后，突然从身上拔出一把匕首，“刷”地一下，割断了他手臂上的绳子，然后指着林中的一条路说：“你顺着这条路往前跑，翻过一座山就是公路。”他被弄糊涂了，呆呆地看着连长。连长又说了一句：“咱们后会有期。”他深感意外，感激地回答了一句：“后会有期。”拔腿就跑！ 他飞快地跑着，像一支离弦之箭，只觉得耳边生风，呼呼作响。这时，身后传来几响驳壳枪的枪声。他知道这是连长在用枪声迷惑那些死硬分子。 他按连长所指，顺着路走出密林，翻过高山，找到一条公路；再沿公路找到一支解放军部队，才又回到了自己的队伍里。 他向我讲述这段惊心动魄的经历时，额上淌着亮晶晶的汗珠，似乎还心有余悸。一个青年，参军只一年，就遭遇如此强烈的生死瞬间！我佩服他能用好在军大学到的革命道理，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从思想上把那个连长拉到了我们这一边。 他还给我介绍了起义的国民党八十九军叛变的经过。那是他事后了解到的。 八十九军下属的两个师在几个坏头头的操纵和胁迫下叛变，杀害我军代表。可是军长张涛坚决不肯叛变。虽然他当过何应钦的副官，受过蒋介石的接见，但他投奔共产党c和人民站在一起的决心不动摇。那两个叛变的师依仗人多势众，见胁迫军长不成，就企图用武力解决，对着军部开枪开炮，攻打军部。军部警卫营是忠于军长的，当即组织抵抗。一个营要抵挡两个师，当然很困难；但军部警卫营的武器好，火力强，弹药充足，坚守待援。叛军虽然人多，但人心不齐，有认真攻打的，有勉强应付的，还有把枪口抬高一寸的。眼看着军部久攻不下，叛军头目有点慌了，他们担心解放军赶来救援，那就逃不脱啦。于是停止进攻，胁迫部队入山为匪，狼狈逃窜。 听了老同学的介绍后，我开始关心起八十九军那些人后来的情况。军长张涛后来担任贵州省政府委员c贵州省体委主任c贵州省民革副主委；而那些叛变头目，或在战场被击毙，或被抓住后公审处决，或被判刑，都没得好下场。 后来我和这位老同学因双方工作的频繁调动，失去了联系。但我有时还会想起他，特别是在“文革”中，我会产生一种不祥的预感：他会不会因此而遭难呢？他这个事儿是很难找到证明人的，查起来将百口难辩！ 老同学，你现在还好么？（待续）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少年从军（29）国共两党的译电员一板之隔 在平常的日子里也会出现突发事件，一个突然露出“庐山真面目”的人物把我们几个兵弄得狼狈不堪。 那天晚上，还不到睡觉的时间，我们三个人坐在床边东一句西一句地闲谈。这时，房东老板抱着一个孩笑眯眯地走进来亲切地参加我们的“夜谈会”。军民鱼水情嘛，我们自然是表示欢迎，请他在床沿坐下，逗逗他怀中的孩玩。 我们扯了几句无关紧要的闲话后，他突然发问：“你们是搞译电工作的吧？”我们都一愣，不知如何回答才好。说“是”吧，不能，上级要求我们保密；说“不是”吧，在他家里住了几个月，虽说不在他家里工作，但每天晚上躺在床上闲谈时，免不了会扯上点工作上的事情。当时以为房东是外行，没怎么防他。那种老式的旧民房都是木板隔的，隔眼不隔音，什么样的隔壁话还不都叫他听去了！睁着眼睛说瞎话——说“不是”，又有什么用？我们三个缺乏社会经验的青年一时找不出应对的话，一个个面面相觑，哑口无言。他见我们那一副狼狈相，有点得意地笑了；又说了一句完全出乎我们意外的话：“我过去也是搞译电工作的。”说罢，又笑笑，抱着孩站起身悠悠地走了。 他的这句话就像是一声炸雷，把我们三个人全都给震傻了！还有什么可说的，内行的耳朵就在隔壁。我们相互使了个眼色，什么话也没敢再说，解衣睡觉，心里却很紧张，自是一夜无话。 第二天，我们三个人坐在对面的楼上商量这个事情： “那个房东是什么人？” “肯定是国民党的译电员。你看他，0几岁，现在是老百姓，以前干过译电工作，当然就是国民党的译电员啰！” “不一定，也可能是大公司的译电员，商业译电员。” “大公司一般都是帝国主义企业，起码也是买办资本家，那也是敌对势力，也很危险。” “我们的警惕性太差了。” “谁能想到呢！他那个样子，就像是个普通老百姓。” “既然说我们是做保密工作的，为什么要把我们弄到老百姓家里来住？” “都住到国民党的译电员家里来了，还保什么屁密！” “这事儿办得也太离谱了，要马上去向股长汇报。” “对，现在就去。” 我们三个人一起去了司令部机要股，向赵股长作了汇报。 赵股长听后，面容严肃地说：“这个事儿要解决，我马上向首长汇报。” 第二天就通知我们搬家。在司令部里腾出了一间大房间，译电组的新老译电员住在一起，既是宿舍，又是办公室。部队的作风果然是说干就干，雷厉风行。 进入司令部后，我们才知道，我们不是真正的机要部门，真正的机要部门是机要股，我们只能算作准机要部门。机要股对应的是机要台，翻译绝密电报，密码的档次更高。我们译电组对应的是报务台，报务台的报务员就是那两个起义军官，翻译c拍发的是机密电报。“机密”c“绝密”，一字之差，似乎就差了很大的一个档次。 于是，在我们心里，就产生了一种对机要股的羡慕与向往。 政治学习时，我们译电组要去机要股室外的天井下面和他们一起学习，由机要股的赵股长或郭副股长主持。我们学习时，常常会看见一两个机要员迷迷糊糊地刚起床，旁若无人地漱口c洗脸，对没有按时起床c没有参加政治学习竟然毫无歉意。赵股长大概看出我们的惊讶表情，就向我们解释：“他们昨晚翻译特急电报，弄到半夜过后才睡。”啊，原来如此。我不禁对他们产生了一种敬意，觉得他们是一种特殊的人，过着特殊的生活，做着特殊的贡献。我们译电组当然是自愧不如啰！ 相处久了，我对机要股的人也熟悉了：两位股长都是老革命：赵股长（赵玉瑞）是194年参军的，山东人；郭副股长（郭泠）的资格更老，是19八年参军的鬼兵，河北人，是司令部里资格最老的营级干部。那时部队里是很讲究资格的，提拔干部c任命干部都要看看资格，比比资格，公开提出任用干部的标准是“德c才c资”三大标准，“资”算是三大标准之一，不可或缺。老资格在部队里是很受人尊敬的，说话c办事很自然的就是要比别人高那么一点儿。股里的其他干部则都是解放战争时期入伍的：一个连级干部，1947年参军；其他的都是排级，都是194八c1949年渡江前参军的北方人，只有一个是大军渡江后在南京参军的南方人。按现在的标准，他们都是离休老干部啦，那时候却被人看成是新干部c知识分子c青年。我们译电组则全部是大军渡江后参军的南方人，是机关里最的“字辈”。 可是“字辈”也有充“老大”的时候。 作战科有个见习参谋，也是个渡江后参军的“字辈”，随部队下去剿匪时缴获了一盒麻将牌。他不知通过什么关系没有上交，留下来自己玩。那天，他喜滋滋地捧着麻将盒子来到译电组，问我们：“你们会玩麻将么？”他和我们年龄相近，资历相仿，常在一起玩耍，有了好玩的东西自然就会首先想到我们。 译电组的几个人异口同声地说：“会啊，会啊。”马上移动桌子，砌“城墙”玩。 人多位子少，只能四个人玩，其他人就站在旁边看。一开玩才发现，都是些“二百五”，没有一个真正的内行。在家时都是学生，家长是不允许少年子女打麻将的，顶多是站在桌旁看大人玩时学到点皮毛。但越是外行兴趣越大，限定时间，轮流玩，很快就玩熟了。反正是不议钱的，输赢无所谓。但这个东西怪，会玩上瘾。那时候的机关工作还没走上正规，没有严格的制度，有工作就干，紧急情况下通宵干，没事时就可以玩。没事时我们几个人就凑在一起打麻将，“一万”c“两万”c“红中”c“白板”像模像样地吃进打出，其乐融融。 一天，我们正在玩麻将，进来一个老军人。他大概40几岁的样子，个子矮，又黑又瘦。他见我们在玩麻将，有点惊喜地说了一句：“哪来的麻将呀？”一口当地方言。我们玩得正起劲，没人理他。 看来他也喜欢玩麻将，站在旁边看，看得都不愿走了。你爱看就看呗，还是没人理他。 看着看着，他的麻将瘾也上来了，两只手搓了搓，跃跃欲试地说：“我也来几把。”那个正在鏖战的见习参谋“突”了他一句：“不要你！”大家心里也都不想让他玩：我们自己都玩不够c轮不上，还能让给你这个外人？ 老军人知趣地不再说什么，但还是舍不得走。又站着看了一会儿，才悄悄地走了。 过了几天，分区和专署联合召开公审大会，公审和判决一批匪首，分区机关也派人列队参加。公审大会设在大广场上，把戏台布置成主席台，挂着“公审大会”的横幅和宽严结合的政策性对联。 公审大会上，有首长讲话，有受害群众控诉。代表分区讲话的是张副司令员。他往台前一站，我们全都傻眼了。天啦，他就是那个想打麻将而被我们“刮胡子”的人。他讲一口地道的当地方言，通俗而生动。还说一些土语c民谚，引得台下老百姓“呵呵”地笑，宣传的效果非常好。群众中有人说：“他是我们贵州人。”“我们贵州也有人在解放军里当大官啊！”其实他是四川人，四川话和贵州话好像也差不多。 回到司令部，我们几个青年在一起议论，都感到有点尴尬。那个见习参谋说：“我以为他是个老炊事员c俘虏兵。”那时候年纪大点的俘虏往往是补进炊事班的，俘虏中也的确有不少四川c贵州一带的人。张副司令的样子实在是不像首长，淳朴得像个老炊事员。我们粗声粗气地拒绝他，他也不生气，也不转身就走以示不满，居然还站着再看了一会儿才悄然离开，真是个老实人！ 后来我们迎面碰见他，都感到有点不好意思。青年也不懂得道歉，只是叫一声“三号”，就匆匆擦肩而过，溜之乎也。他也没有为难过我们，大家相安无事。不久，他就调走了，听说是提拔到云南当分区司令员去了。 那时候叫首长不叫职务，编着号叫。一号是司令员，二号是政委，三号是副司令员，四号是副政委，五号是参谋长，六号是副参谋长，七号是政治部主任，八号是政治部副主任。一——八号算是首长，其他的领导不算首长，是部门领导。 （待续）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少年从军（30）结婚条件可能要放宽 传来道消息，这对某些同志来说，是个大喜讯：结婚的条件要放宽，可能会放宽到营级。这时，除台湾外，全国都已解放；虽然土匪还在闹腾，几个蟊贼也掀不起什么大浪。营级干部一般都有10年左右的军龄，三十上下的年纪，身经百战，立下战功，现在也该解决解决“个人问题”了（那时候部队里对干部的婚姻反而不叫“婚姻问题”，叫“个人问题”。“个人问题”的范围本应是很广的，却被用来专指“婚姻”，约定俗成，大家都懂）。 消息传出，营级干部们跃跃欲试，纷纷瞄准了目标。 那时部队里女同志很少，男女的比例相差太大，机关里仅有的那几位未婚的女青年自然就成了追逐的目标。有个女工作员，长相不错，二十一二岁。有一天，我看见她从一位股长（营级干部）的房间里冲出来，眼里含着泪水，快步奔跑着。我估计是那位股长找她谈，谈崩了。其实她有意中人：在我们译电室的隔壁住着一位机务员，二十五六岁，长得眉清目秀，说一口软糯的江浙官话，是个典型的江南水乡美男子。而且业务精通，收音机c电话机c电台等，他都能修理。学习也非常勤奋，钻研心强，常常一个人在房间里看业务书c摆弄机器。不大理想的是级别太低（排级），而且是从国民党军中起义过来的。 可是那个女工作员就是看中他，常常以各种借口到他的房间里去（机务员的房间是一间大房间，工作室兼宿舍，里面堆满了各种零件和待修的机器）。进房之前她会娇娇地先呼唤一声：“吴机务员。”我们译电组的几个半大子挺好奇，听见了就会相互挤眉弄眼。 可惜“落花有意，流水无情”，那个机务员似乎不懂风情，对她的“问这问那”有一搭没一搭地回答着，缺乏激情。（我们住在机务员隔壁，木板墙隔墙不隔音，一听见女工作员进去了，就都竖起了耳朵。）我估计他是在装糊涂：二十五六岁的人，在国共两党的军队里都干过，能没有这点敏感？他可能是掂了掂自己的身份：排级干部，不够恋爱c结婚条件；再一个，自己当过国民党军官，虽然只是个的技术员，虽然起义了，但历史上总还是有那么点不大光彩的东西。既然现在共产党在用自己（师部唯一的电器修理技师），那就认认真真地去提高业务能力，兢兢业业地去工作，不要去惹男女是非，不要去自找麻烦。我看他具有某些江浙人的传统习惯：学好科技，少惹政治，明哲保身，过好日子。可是那位女工作员不放过他，看准了就缠着不放。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僵局：股长喜欢她，她不接受；她喜欢机务员，机务员装傻。她不灰心，不屈不挠地追求着；股长也不灰心，还是经常找她个别谈话。其实那位股长的条件也还不错：0挂零，有点文化，口才c能力都不差，性格也温和，长相也还可以，虽然比不上“白脸”吴机务员。 我对她倒是有一种钦佩感，觉得她能勇敢地去追求自己的真爱，不受世俗的干扰，挺有个性。可是译电组里的青年们都对她反感，说她“女的追男的”，“骨头轻”，“不要脸”。有一次，一个译电员（比我大两三岁，也是江西老俵）早饭后回到房里，洋洋得意地说：“她（指那个女工作员）舀罢稀饭后，没放下勺子，就交给我；我就是不接她的。她手一松，‘啪’的一声，勺子掉进稀饭桶里，溅了她一身！哈哈哈”如此没礼貌，他却挺得意，认为自己给了“那个女的”一个难堪，有趣。 后来我离开了司令部，不知这场“三角恋”的结局如何，不知她后来是当了股长夫人还是当了机务员夫人。 “文革”中我又想起了她，觉得她如果当了股长夫人，现在就可能是受人尊敬的首长夫人了。1950年的营级干部，0几年后，至少也是团级c甚至师级领导了。夫荣妻贵，她的日子会很好过的。如果当了机务员夫人，那就成了国民党残渣余孽的臭婆娘了。到“文革”时，机务员大概50岁上下，50岁的国民党军官，造反派能放过他？“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丈夫“反动”妻子自然也是“混蛋”，她能不受牵连？人生的道路存在着一种“剪刀差”：你站在剪刀的交接口上，跨出一步后，就会沿着剪刀的延长线走下去，差距会越来越大，“一步错成千古恨，惊回首已百年身。”在那个年代，有个性的人往往是要吃点亏的。 不过话又说回来，三十年风水轮流转，有个性的人，有主见的人，有独立自主精神的人，有特长c有贡献的人，在晚年，在改革开放后，都程度不同地得到了一些补偿。 我真想再见到那位有个性的女工作员，听她讲讲几十年来的遭遇，一定会有点意思。（待续）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少年从军（31）昨天还是土匪，今天就是农会主席、民兵队长 这段时间，土匪闹得挺凶，这也与解放军执行的政策有关。解放军在剿匪中抓到俘虏后，按照解放战争中的惯例，经短期教育后释放。土匪中的一些顽固分子c极恶分子被释放后，大开杀戒，大肆屠杀支持过解放军的善良农民，甚至屠杀其全家！叫嚷着：“谁再敢勾结共军，这就是下场！”以至于在贵州的老百姓中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解放军讲宽大。” 听说湖南那边四野的同志们又走了另一个极端：排长就有权枪毙抓到的土匪。于是，在湘黔边界活动的土匪也搞“区别对待”（因为那些土匪大多是政治土匪，其首领往往是流散或叛逃的国民党军官，懂得一些斗争策略），抓到穿绿军装的解放军（四野的军服颜色），格杀勿论；抓到穿黄军装的解放军（二野的军服颜色），剥光衣服释放。 解放军便调整政策，二野和四野的剿匪政策统一起来，抓到俘虏后由师c团级的保卫部门认真审查，对罪恶累累的匪首c惯匪坚决镇压，由当地人民政府主持，开公审大会，张贴布告，押赴刑场枪决，以震慑匪徒c振奋民心。对一般匪众则根据各人的具体情况，有的放到劳改队去劳动改造；有的留下家庭地址后教育释放，并随时了解其回家后的表现；匪众中有的是苦大仇深的穷汉子，被匪首胁迫当土匪，经我军教育后，提高了阶级觉悟，坚定地表示要跟共产党走，和匪首势不两立！我军便大胆起用，给他们发枪支弹药，让他们回去组织农会，组织民兵队，建立村与村之间的联防，听从人民政府和解放军的指挥，配合解放军发动群众c打土匪。他们地熟人熟，知道土匪的内情，和广大贫苦农民关系密切，成为解放军剿匪反霸的得力助手。昨天是土匪，今天是农会主席c民兵队长，解放军就是敢于把枪杆子交给过去的敌人c现在的朋友。 在贵州乡间还有一景：你到镇上去走走看看，当街时满街是穿着国民党军服的男性：挑担的，提篮的，背背篓的，卖东西的，买东西的摇来晃去，似乎到处都是国民党的军人，到处都有土匪嫌疑人，给人一种“草木皆兵”的感觉。 其实，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是普通老百姓，既没当过国民党兵，更没当过土匪。国民党的军服是从哪里弄来的？有亲戚朋友给的，有儿子孝敬的，有低价从国民党败兵手中买的，有拿吃的换来的，有在国民党军队败退时捡的，有的甚至是从死人身上剥下来的记得去年解放军横渡长江，解放江西，江西街上穿国民党军服的人立即绝迹。在解放后的城镇大街上穿国民党军服，那是一种耻辱，谁也不愿“丢”这个“人”。可为什么贵州人就没这个顾虑呢？我想，大概是因为穷，缺衣少食，有现成的衣服为什么不穿？反正法不责众，大家都穿也就无所谓了。看来贵州三怪中还要加一怪：老百姓穿衣国民党的军装代。 风云突起，情报传来，土匪今晚要攻打我镇远军分区和专署所在地。此时，城内兵力薄弱，大部队都派下去剿匪去了。情况紧急，分区机关总动员，机关人员也拿起了长枪，准备了手榴弹，严阵以待！可是干等了一个晚上，没有一点儿动静。 早饭时，值星员吹了一声哨子后，宣布：“师参加抗美援朝，路过我防区。除因工作需要的人员外，其他的人早饭后听哨音在大门外集合，由管理员带队前往城外欢送。”这一下子全明白了，真是碰得巧：土匪打算攻城时，一个师的部队刚好过境，土匪还敢动？ 站在路边欢送时，我看到该师的装备并不强，步枪居多，冲锋枪c机枪较少，炮也不多。这支部队原属一野，一野活动的区域是大西北，条件比我们二野还要艰苦。但他们部队历史悠久，战斗力强，在贵州剿匪时打得很好；可是用这样的装备去和武装到牙齿的美国军队较量，能行吗？我有点担心。后来又想到，也许会改装后再入朝吧，听说我们向苏联买了不少苏式武器。 接受这次教训：不能固守城池，要主动出击，寻找土匪主力，抓住他们，围歼他们，捣毁他们的巢穴。军分区派出部队，分头出击。组成前线指挥所，二号和四号首长带一部电台个武装班，亲临前线指挥。我被派到前线指挥所任译电员。 二号首长（曾宪辉）是镇远军分区第二司令员。他原是镇远军分区司令员，和野战师合并后，改任第二司令员。因为一号兼政委，大家就叫他二号。二号是江西赣南人，很老的资格，早年就跟着闹革命，离家乡十几年了，还是说一口赣南方言，连我这个江西东部人听起来都感到有点吃力，别说那些北方人了。听他的报告，大家凭着组织纪律性坐在下面安安静静地听，其实听不进去多少。但他在部队里有很高的威信，凭着他的老资格c为人正派c处事冷静c遇变不惊c团结同志c爱护下级等等，大家都佩服他，服从他的领导。 司令部一位姓靳的报务主任讲过二号的一个生活故事（有意思的是，60多年后会在上遇到靳主任的女儿，得知靳主任伉俪健在，生活幸福。他女儿亲切地管我叫叔叔。）：二号的爱人是河南人，比他年轻得多，人长得也蛮不错。二号进军贵州组建军分区时，他爱人留在河南工作，后来才调来贵州。那天，他爱人从河南远道而来，有人去向二号报告：“首长，您爱人来了。”二号正在看文件c处理公务，他像没听见似的，头也不抬，继续处理公务。直到事情办完了，才不慌不忙地站起来，慢悠悠地向宿舍走去。报务主任对他的评价是：“二号首长的涵养深着呢！一般人是做不到的，几十年的革命斗争把他炼得炉火纯青了。”现代人对他的评价可能会说他“不近人情”，甚至会说他是“作秀”。在那个年代，人们却是钦佩那种不苟儿女私情心干革命的人。 四号首长（段思英）比二号年轻些，资历也不浅，是陕北红军，有文化（具体是什么学校毕业，我也不清楚，只知道他喜欢看书学习，到前线指挥所去指挥作战还带去不少的书刊），处理问题冷静c细致。不久，他就离开了镇远军分区，升任邻近的铜仁军分区司令员兼政委。 我们来到一个镇。所谓“镇”，就是公路两旁有几家店，几十户人家，这在我们江西只能算是个村庄。这个镇是区政府所在地，我们的前线指挥所就设在区政府里。区政府在镇旁的一座山的山腰上，沿石级而上，转一个弯，再沿石级而上，才是区政府的两层楼楼房。楼房呈凹形，楼上的厅堂放置电台，住进报务员和摇机班（电台在无电地区工作，需要自带手摇发电机发电，所以要设揺机班，其任务是在报务员的指挥下时摇时停地摇机发电）；楼上东側两间厢房，一间二号住，一间四号住；楼上西侧两间厢房，一间我住，一间二号和四号的两个警卫员住。楼下正中无房，是座石山；两侧有厢房，东侧堆杂物；西侧两间房，一大一，大房打地铺，住警卫连的一个班；房住区长和一名工作员——他俩就是区政府的全体工作人员。所有各人居住的地方也就是各人的工作场所，二号c四号首长也不例外。区政府门前东側修了个大碉堡。 区里的工作员告诉我：“我们本来天天住在碉堡里。你们来了，我们敢住到房间里了。”工作员是个青年，也是江西老俵，江西解放后他在江西参加了一所地方政府办的干部学校，后随干校步行至贵州，毕业后分配到这个区里当工作员。他的情况和我相仿，我们很快就成了好朋友。区长是北方来的老干部，年纪不了，大约40来岁（那个年代，这把年纪的干部就被人看成是老头子了），进进出出挎一支驳壳枪，看来是个长年在危险环境中闯荡惯了的人。他看见我们进驻，眉开眼笑地表示欢迎。他可能是个老群众工作者，在屋里坐不住，每天吃罢早饭就出去了，留下工作员一人看家。 那天，我和工作员站在区政府门前的场子上听二号讲故事。二号坐在一块大石头上讲他当年在江西苏区扩红的故事：他曾经长期做民运工作，招收过许多青年参加红军和八路军。当他讲到他是哪年参加红军时，我插了一句嘴：“好家伙，这么老的资格，那时候我还没出生呢！”工作员就瞪了我一眼。过后我问他：“你刚才为什么向我瞪眼？”他说：“有你那样说话的吗？‘好家伙’，首长是‘家伙’吗？”我说：“我是学说北方话，又对北方话的意思理解得不透，可能用词不当。”他严肃地警告我：“下次要注意！”可见当时的青年对革命老前辈是打从心眼儿里尊敬的。（待续）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少年从军（32）一个不解之谜 前线指挥所成立后，做了大量的工作：动员部队不畏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轻装深入丛山峻岭，直捣匪穴；大造“土匪不消灭，大军不收兵”的舆论，鼓舞了基本群众，增强了群众跟共产党走c依靠解放军建设安定和平家园的信心，也从心理上威慑了土匪，促使其认清形势，弃暗投明；发动群众清匪反霸，减租减息，发展生产，改善生活，号召群众配合解放军清剿土匪；指挥所首长亲临一线指挥作战。 山下的镇上驻扎着分区直属山炮连。名为山炮连，其实一门炮也没带，山炮全都放在分区司令部的一间大房间里。我曾经钻到那间大房间里去看过，喜爱地从炮身到炮架上上下下抚摸过一遍。他们是放下大炮c拿起步枪c下乡剿匪来了。说是说驻扎在镇上，其实在镇上只留下几个人看家，绝大部分人都由连长c指导员分头带下去剿匪去了。 山炮连在剿匪中，先是派出侦察员摸清匪情，然后集中兵力，突袭匪巢，将其主力歼灭；随后再分散清剿残匪，逐一消灭，同时帮助群众建立农会，建立民兵组织，发展生产。军政工作都取得了很大成绩，不但歼灭了大量的土匪，还迫使一部分匪首率部下山投降。前线指挥所首长根据党的政策，对其从宽处理，并对其中的立功者给予奖励。强大的军事攻势和政治攻势相结合，使土匪面临土崩瓦解之势。山炮连的干部c战士们也和群众一起受到分区首长的嘉奖，军民联手立功，一时传为佳话。 这天，我在山下，偶然听见两个镇上的居民和山炮连的一个战士在扯闲话： “回来啦？”居民甲问。 “嗯。”战士答。 “下去好些天了吧？” “可不。” 山炮连驻扎在镇的时间不短，显然，他们已经和战士们处得很熟了，说话挺随便的。 “仗打得不错吧？” “还行。” “消灭了多少？” “千儿八百的总有吧。大多是俘虏c投降的。” “哟，不错嘛，又立功了。” 战士笑笑。 “连长回来了吗？ 没等战士回答，居民乙就抢白他：“你打听连长干什么？你有女儿嫁给连长吗？” 居民甲被弄得哭笑不得：“你看你，人家说正事儿，你说邪的。” 居民乙开心地笑了，转过脸问战士：“说正经的，连长为什么不讨婆娘？” 战士回答：“他不够条件。” 居民乙大惊：“怎么，连长这么大的官都不够条件？那谁够？” 战士：“团长。” 居民甲：“团长？当年国军驻在我家里，排长都有婆娘。” 战士：“那是反动派嘛。” 战士和老百姓在一起说说笑笑，随便得跟老朋友似的。 “吃饭啰！”街那头响起一个女高音。 他们就拍拍屁股，各自散去。 这段对话平淡无奇，我却颇感兴趣：没有任何政治术语，却自然而然地表现了军民一家的亲切气氛，也透出了一股当地的风土人情和浓郁的地方风味。军队c老百姓c战斗c家庭c敌我随意地搅和在一起，袒露着人性的本色。 一天，山下的山炮连派出一个通信员，端着一支长枪，押送一个土匪到指挥部来供首长审讯。这是个中年土匪，个子很高，脸色黝黑，是个身强力壮的家伙。通信员把他押送到楼上的大厅里，由四号首长审讯。通信员随即下楼，站在楼下守候。 这时，我正在室内翻译电报，忽然听到一个狼嚎一般的叫声：“啊！”极其恐怖，极其刺耳！我一惊，跳起来冲出房门。但见那个土匪嚎叫着从楼上顺石阶直冲而下，飞快地穿过楼前的场地，像一部开足马力的汽车；接着冲下那0多级石阶，跑到了公路上。通信员没加提防，愣了片刻等他清醒过来，土匪已冲下石阶，冲到了公路上。通信员当即举枪，“砰”的一声，没打中，土匪继续逃跑；又打一枪，“砰！”还是没打中；子弹第三次上膛，他想打第三枪，可是已经没有用了，土匪顺着公路拐弯，路边的树丛挡住了视线，目标消失了。等指挥部里的人都跳出来时，土匪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让土匪在自己眼皮底下逃跑了，这可是一件丢脸的事情。摇机班的班长大骂那个倒霉的通信员：“你这个饭桶！这么近的距离，连打两枪都没打中，干什么吃的？” 通信员愣愣地持枪站着，满脸通红，似乎要哭出来了。四号宽容地一挥手，对通信员说：“算了，你回去吧。”通信员向四号敬了个礼，背起枪，灰溜溜地沿着石阶一步一步地走回连队。 首长说“算了”，连长c指导员能“算了”吗？人呢？叫你押去的人跑哪去了？手里端着枪还能让土匪给跑了？通信员回到连里肯定要“喝一壶”的。 事情已无可挽回，大家只好闷闷地散去。 没想到第二天，怪事出现了：那个舍命逃跑的土匪居然又自己走回来了！这时两位首长都不在指挥所里。我连忙叫警卫班的战士看住他c搜查他，我到镇上去找首长。走下石阶时，四号迎面走来。我轻声地对四号说：“真奇怪呀，昨天逃跑的那个土匪，他又自己跑回来了！”四号满不在乎地说：“有什么可奇怪的，他能跑到哪里去？”这话不知是他随口说的，还是他作过什么安排。我又说：“他在警卫班，我让他们看着呢。”四号点点头：“带他上来。”说着，就走上石阶，朝楼上的大厅走去。 我和警卫班的一个战士一起把土匪押进大厅。四号已经坐在凳子上。土匪走进去，规规矩矩地站在四号面前。四号训他：“你跑什么嘛？子弹没长眼睛，打中了怎么办？”土匪连连点头：“是，是，长官，我错了！我错了！” 我还想听下去，但见四号没有叫我留下来的意思，就领着警卫班的那名战士一同退了出来。 大约半时后，四号传唤警卫班，让他们把那个土匪押回山炮连。 他为什么逃跑？既然已经逃脱，为什么又要自己跑回来？他向四号说了些什么？这里面到底有些什么奥妙？我十分好奇，真想问问四号，可是不敢开口。 冒着生命危险逃走的人，竟然还会自己跑回来，实在太奇怪了！这事儿至今我也没想通，在我心里始终是一个不解之谜！（待续）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少年从军（33）穿过无数枪林弹雨的幸存者 四号房间里的书架上书刊不少，是他下乡时带下来的。那天，我在他房里翻书看，忽然发现两种罕见的杂志，一种叫《工作与学习》，封面上注明：（营以上干部阅）；一种叫《军政工作》，注明：（团以上干部阅），里面有一些高级首长的内部讲话，还有内部消息c情况通报等等，是公开报刊上根本看不到的难得一见的内部资料。我这个人喜欢猎奇，喜欢看内幕消息，很想借这两种杂志看；可是自己的身份，根本不够格。不借吧，又舍不得；开口借吧，又怕被四号“刮胡子”；不开口吧，机会难得，错过了太可惜犹豫再三，还是硬着头皮心翼翼地作了个试探：我拿起一本《工作与学习》本《军政工作》，装着不知情的样子随便地说：“四号，我借这两本杂志去看看。”四号瞟了一眼，点点头。我大喜过望，捧着那两本罕见的杂志喜滋滋地带回自己的房间里，如饥似渴地看起来。 那时候，新中国初建，形势仍然很紧张，斗争依然很激烈，对舆论c媒体的管制相当严格；不像现在，许多东西都解密了，提倡公开化c透明化。我看那两种“内刊”时，心情十分兴奋，觉得自己太幸福了，得到了别人得不到的享受。那里面有别的报刊上根本看不到的东西，甚至从道上也听不到的信息。譬如： 某两位高级干部隐瞒了早年被敌人逮捕后写悔过书的经历，七大时被选为，担任了高官主要领导职务。全国解放后，这两个干部主动写报告向中央坦白交代。中央经调查后作出结论：该二同志的交代属实，属于犯严重错误；但没有泄露党的机密，没有出卖同志，出狱后十几年来为党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决定给予“取消候补中央委员资格”的处分，保留现有职务，允许其做好现职工作，将功补过 某军参谋长强行离妻再娶，受到严厉处分；军党委因对其过分迁就，也受到严厉批评 贵州省委副书记徐运北在作报告时向干部提出尖锐批评：由于匪患猖獗，有的干部革命意志衰退，滋生保命思想，竟有5名县级干部申请退职，请求回北方老家 在党内曾经长期被压制c受排挤，直到红军在长征中被蒋介石的几十万大军前堵后追，逼得走投无路时，才在遵义会议上得到重新起用，确定了他在军事指挥上的领导地位 “a&b团”事件，错杀了许多自己的同志 “西安事变”时，共产党出人意外地提出“不杀蒋” 日本“人心不足蛇吞象”，偷袭珍珠港，把美国拖进了二战，日本人自掘坟墓 看完这两本杂志，送还时，我又得寸进尺地请求再借两本。四号真宽容，又同意了。 几天功夫，我就把那些内刊全都看完了。每次借阅，四号都满足了我的要求，只是说过这样一句话：“都是些文件，有什么看头？还看得那么起劲。”我对他傻笑着，心里却非常感激。我感到这是一种精神享受，使我知道了一些党内的斗争历史c国内外的斗争内幕，增加了一些社会知识和历史知识。但我看过后，从未向别人谈起过内刊中所看到的内容。我告诫自己：我是机要工作者，受过保密训练，要懂得保密。 四号为什么允许我看这些内刊呢？大概他认为我是译电员，本身就接触各种机密，让我看看内刊也无所谓。一个孩子嘛，好奇而已。 我来到前线指挥部，得到了精神享受，也得到了物质享受。那时候，我们吃的大灶是4千元（合新币4角）一天。指挥部里只有一个炊事员，还兼采购，他既要做大灶的饭菜，又要做灶的饭菜。大灶还是老规矩，饭尽饱，菜是青菜c萝卜一类的素菜；一个月加一次餐，每人一斤猪肉。灶则天天见荤（每天伙食费1万千元，合新币1元角）。其实，见荤也只是荤，素菜炒肉丝c肉片什么的。拿那两个警卫员的调皮话来说：“灶只是猪在素菜里放了个屁”而已。 首长的灶伙食是每餐两个菜，两个菜里都有点肉。两位首长却吃不完，每餐剩下的就由两个警卫员包销。后来我跟那两个警卫员搞熟了，他俩就把首长吃剩的菜端到我的房间里来，三人同吃。 人确实是食肉动物，菜里有了几片肉，那饭呀，就象装上了马达，飞快地往肚子里滚！每餐都要多吃个一碗半碗的。我也跟警卫员们开玩笑：“这猪放的屁还真香啊！”他们大笑。现在想想，那时两位首长正当壮年，二号近40岁，四号0挂零，他们也只有一日三餐，别无其他食品；不像现在，领导常常有人宴请，酒醉为患。区区两盘的荤素，怎么会吃不掉呢？而且每餐剩得还不少，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样子。现在我才明白，那是故意剩给警卫员们吃的。那个年代，人们的平等意识比较重，首长们觉得，吃独食，于心不安；自己吃得好，也要分点给身边的人。我也就跟着沾光了。这种残羹剩菜，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会对其嗤之以鼻，对那时的我们来说，却是美味佳肴。我们几个鬼兵曾经边吃边得意地说：“咱们也是灶待遇啦！” 这天，摇机班的人从山上采了一袋板栗回来。这可是好东西，大家齐动手，把外面的刺皮剥掉，放在锅里煮熟后咬开硬壳吃，真香啊！忽然，四号从门口走过，他随口问道：“你们吃什么？”“四号，快来吃板栗。”大家异口同声地发出邀请。“犯纪律了吧？”四号猛然来了这么一句。摇机员们赶紧声明：“没有，没有！”“是山上野生的。”“在深山里采的，那里没有人家。”四号认可地“嗯”了一声。于是大家再次热情相邀：“四号，你也来吃呀，保证没问题。”“可香呢，你尝尝。”盛情难却，既然没犯纪，四号也就接受我们的邀请，像我们一样用牙咬开外壳吃。其实那时候首长也没什么东西可吃，也馋着呢。可是吃到还有一半的时候，四号就拍拍手，一抹嘴，不吃了。大家都说：“四号，你再吃呀，还有不少呢。”四号摇摇手：“饱了。”说着，就走出了门。 吃那么几个板栗就会饱？虽说是官兵都一样，首长还是很注意自己的身份，不能让自己显得太馋，不能和战士一样吃得底朝天了才罢手。 从军分区司令部传来消息：省军区的电影队来了，今天晚上在分区放电影。那年月一年也难得看上一次电影，我们都很想去看。可是“前指”离分区有一百多里，不可能赶回去看。两位首长对电影也很感兴趣，就打电话叫分区司令部开来一辆吉普（那时全分区只有两辆吉普车，司令部一辆，政治部一辆），二号和四号各带一名警卫员，吃过晚饭后就上路了。看着他们乘着吉普扬尘而去，我们这些人都很羡慕，也都想去看电影，但是没有条件。 第二天早饭时，两位首长又乘吉普赶回来了。显然他们是大清早就动身了。 那时候，我只知道羡慕他们。现在想想，好危险啊！傍晚驱车百余里，天不亮就开车赶回来，两头摸黑，途中要经过多少两山相夹的险境？虽说剿匪前线捷报频传，土匪被赶得离开了交通线，但是在傍晚以股穿插，潜入公路两侧设伏也是很有可能的；吉普又是那么的显眼，一看就知道是“大官”，叫土匪打伏击了，怎么办？车上只有5个人c两支卡宾枪c两支驳壳枪（每个警卫员的装备是一长一短，首长一般连手枪都不带），能抵挡得住？那时候我年轻，不懂，没想到会有危险；两位首长见多识广，身经百战，他们还能不懂？他们为什么还要冒险行车？后来我想，可能是那时候的干部，特别是像他们那样的师一级的干部，从红军时期就打仗，当八路军时又打！当解放军时还打！全国解放了还在打！打过多少仗？经历过多少危险？看见过多少鲜血和死亡？真可以说是九死一生呀！是穿过无数枪林弹雨的幸存者。他们已经对危险失去了恐惧感，历险，那是家常便饭，为看一场电影多历一次险也无所谓，见过死神的趟数多了就什么都不怕了。那时候的干部确实是把生死置之度外，具有一种“大无畏”的忘我精神！（待续）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少年从军（34）一位没有“将军军衔”的“将军” 共产党也有失误的时候，但一旦认起真来，就能动员起一切力量，凝聚成一股无坚不摧的洪流，吞噬一切敢于阻挡它的任何强大势力！曾经对土匪掉以轻心的共产党被土匪的猖狂进攻激怒了，认起真来了： ——部队分散以发动群众，访贫问苦，提高群众的阶级觉悟；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在广大农村组建农会，成立民兵队；教育c争取土匪家属，攻心为上；对匪首c惯匪c匪兵c被迫参加者摸清情况，区别对待，分化瓦解；大力宣传“自首从宽，抗拒从严，立功赎罪，立大功受奖”的政策，在执行中具体落实，不仅取信于民，也取信于匪。 ——部队集中以歼灭土匪，发现大股土匪，集中兵力，穷追猛打，力求全歼，然后分散以消灭残匪。 解放军还借鉴日本鬼子扫荡我根据地的做法，实行“拿来主义”，将其拿过来，为我所用：“碉堡政策”。反正贵州多石山，石头有的是，于是广泛发动群众，就地取材，大修碉堡：县城修，乡镇修，交通要道修，险地隘口修碉堡与碉堡之间，遥遥相望，一处出现匪情，各处可以主动增援。区乡政府人少枪少，有了碉堡，一旦遭土匪围攻时，可以坚守待援。一夜之间，广大城乡冒出无数碉堡，大大缩了土匪的活动余地。 “铁壁合围”。被我军的几次集中优势兵力给予歼灭性的打击后，土匪失去了基地，纷纷逃进深山老林里去挨冻受饿，群聚以维持生存。我军便派出侦察兵侦查出其藏匿地区，然后调动大部队迂回包围，步步进逼，细细筛查。包围圈愈缩愈，最后瓮中捉鳖，一举全歼！ 每次歼灭战后，大肆宣传，大力表彰，开庆功会，登报：歼敌多少，缴获多少，活捉匪首谁谁谁解放军中出了哪些英雄，民兵中出了哪些功臣，群众中出了哪些模范英模事迹登报，英模名单上光荣榜，以激励军心c激励民心。 开公审大会，审判抓获的土匪：立功赎罪者当场释放；罪行严重c血债累累者判处死刑，立即押赴刑场枪决，贴出打上大红“v”的布告，以分化c瓦解c震慑土匪，安定民心。 土匪人数很多，常常号称数万，其实是乌合之众；匪首虽然凶狠顽固，但失去民心，遭我连续打击后，惶惶不可终日；匪兵多系被胁迫的劳苦农民，人心思家，人心思安，有些匪兵枪一响就借机溜回家。当初土匪如此猖狂，似乎十分强大c不可一世，他们没料到在1950年短短一年的较量中就遭到了灭顶之灾，基本被剿灭；1951年则被解放军过筛似的，有几个抓几个，彻底打扫全省的每一个角落，扫了个干干净净，给了贵州人民一个和平c安宁，可以安居乐业的环境。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到一个被历史淡忘了的人物，在开国将领的名单中找不到的人物，被写军史的人忽略了的人物。他叫尹先炳，是1950年贵州剿匪的实际总指挥，是杨勇在军事上最得力的助手。杨勇是兵团司令兼高官，要和政委苏振华一起主持贵州全省的党政军全面工作，剿匪任务便交给了尹先炳负责。尹先炳原是二野主力军16军的军长，因为剿匪的需要，被杨勇调到军区当副司令员，排位第三（人称号），还兼着16军的军长，是杨勇在军事上最倚重的人。当年发给我们的电报常常是这样署名：杨苏尹潘（潘，是潘焱，省军区参谋长）。剿灭贵州的土匪，尹先炳是有大功劳的。 杨勇被一句“三阳（杨）开泰”（指杨得志c杨勇c杨成武），调到朝鲜前线担任志愿军副司令员。他首先想到的是他的得力助手尹先炳和他的主力军16军，便要尹先炳带16军入朝参战。而此时的16军已是“今非昔比”，是我军的第一个机械化军，配备了大量的冲锋枪c机枪和坦克c重炮等新式装备，尹先炳准备在朝鲜大干一场！ 就在这时，朝鲜停战了，尹先炳高高举起的铁拳砸不下去了。为此，他恨恨地说：“美国佬怎么专跟我过不去？” 不打仗了，绷紧的弦放松了，思想滑坡了，他和自己的女秘书发生了关系（据说是朝鲜方面给他配的女秘书，这就涉及到国际问题了），以至于军长职务被撤，降职到解放军政治学院当院务部的副部长。1955年评军衔时只给了他一个“大校”。他本来评个“中将”是没有问题的（尹先炳原先是副兵团，“大校”则相当于“正师”，中间隔了准兵团c正军c副军c准军，等于是一口气降了5级）。 “英雄难过美人关”，从此，他在军史上就被淹没了！其实，他在历史上战功不，特能打，是一员战将，一员虎将，是一位没有“将军军衔”的“将军”，所以特地在这里为他补写一笔。（待续）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少年从军（35）农会要把六号首长抓回去“镇压” 在基本完成全区的剿匪任务后，分区前指撤销，我跟随二号c四号回到了分区司令部。 这时，译电组长（吴恩航）找我谈话：“你来到军分区后，表现不错；特别是在前指参加剿匪时，任务完成得很好，首长对你也很满意。你为什么不申请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呢？”（后来才改名为共产主义青年团）译电组长是团组长。 “入团？”我吃了一惊，“我够条件吗？” 对入团，我是有过深刻印象的。入军大后，行军途中，在湖南湘潭的乡下休息了几天。中队趁休息时间召开全体学员大会，讨论两个学员的入团申请。 先由安副指导员作开场白：“今天这个会就是讨论c两位同志的入团申请。大家先听听他们的自我评价和对团组织的认识，然后请大家发表意见。” 随后，那两个学员就先后拿着讲稿发言。每人都写了厚厚的一叠，先从认识谈起，然后谈自己的表现，优点：一条c两条c三条缺点：一条c两条c三条缺点谈得更多，像作检讨似的。最后恳请大家多提意见c多帮助c多指教。 他俩谈完后，大家发言。发言非常踊跃：有什么优点，有什么缺点，又是一条c两条c三条有事实，有分析，有看法，就跟数头发似的，把他俩的优点c缺点，各种表现，数得清清楚楚，摆得明明白白。大多数群众的意见是：他俩优点多，缺点少，同意他俩入团。 最后，安副指导员表态：同意大家的意见，上报上级党委和团委审批。 因为他俩的表现是很出色的，不久，他们的入团申请得到批准，却把我吓得够呛：天呀，入团这么难呀！要经过一百多人的眼睛c嘴巴过滤，像受审判似的站在众人面前洗耳恭听c虚心接受，那场面太吓人了！所以从此后，我把入团视为畏途，觉得入团比登天还难，还是少惹这个麻烦为妙。 没想到团组长主动叫我写入团申请。他还说：“不够条件我会问你吗？快写申请吧。” 我犹豫地问：“会批准吗？” 译电组长笑了：“你申请都还没写，怎么知道会不会批准呢？” 我还傻乎乎地犹豫着。 译电组长又说：“批不批准，我不能给你打包票；但我个人认为你是够条件的。” 既然如此，那就写一份试试看吧。学了“团章”，写了一份申请，后来又填了一份“入团志愿书”，请译电组长和组里的一位团员（徐长清）做介绍人，就把“志愿书”交了上去。 没想到几天功夫就批下来了：批准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候补团员，候补期半年。 译电组长向我解释：“由于你的家庭成份的关系，候补期长一些。” 没想到入团这么容易，和军大相比，简直有天渊之别！我很高兴，又有点不大放心：好事来得太容易了，会不会不牢靠呀？ 后来兵当久了点，才看出了点“门道”：这是因单位的性质决定的。军大是教育单位，要培养c改造新参军的知识分子，需要借一切机会c采取各种形式教育学员，以提高其政治觉悟。入团自然是一种可以充分利用的形式和机遇，岂能轻易放过？而部队的任务主要是打仗，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哪有闲功夫为你一个译电员的入团事来大会会不停地开？我年轻懵懂，不懂得其中的的奥妙，要不是译电组长关心，我还有得在团的大门外徘徊呢！ 我回到译电组后，机要股赵股长经常会到译电组来看望我们（郭副股长已转业到地方，升任专署机要科科长。专署的机要科属于新建），了解我们的工作c学习情况。有时还和六号首长（军分区副参谋长）一起来。 六号首长是知识分子干部，性格开朗，口才出众，常给我们讲他经历过的一些战斗故事。 有一天，他讲的故事吓了我一跳。他说：“我是山西人，我家是山西的大地主。我在学生时代就参加了共产党，做地下工作。后来转入部队，参加抗日战争。一天，老家来了几个农会干部，要把我抓回去，说是要“斩草除根”。部队首长不同意。部队首长说：‘他已经不是地主阶级的“根”了，是共产党的“根”，是解放军的“根”，你们不能把他抓走。’那几个农会干部不听，嚷嚷着要抓人。还说：‘他是大地主的儿子，总有一天他会回来报仇的。他不死，我们不放心。’吵得厉害了，惹得首长发火了：‘他是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c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营级干部，为人民打过多年的仗，立过许多战功！就算交给你们，你们敢杀吗？杀中国共产党的党员，杀解放军的营长，杀抗日c打老蒋的功臣，你们敢负这个责任吗？’把那几个农会干部给镇住了。 他们没有办法，只好两手空空地跑回去了。事后首长告诉我：我家全家被镇压，只有我老婆住在娘家，因为娘家成份好，才幸免于难。首长教育我，要理解阶级斗争的残酷性，农民运动刚刚兴起的时候，难免会出现一些过火的行为。要站稳革命立场，坚定地做一个革命者，不要做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 我一面听着，心里震惊，这是我过去闻所未闻的事情啊；一面看着火盆里的炭火出神。六号忽然低下头来看我的眼睛：“你哭了？”我连忙抬起头来让他看，争辩着：“没有没有。”他点点头，语重心长地说：“你们都还年轻，要经得起考验。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要坚定一辈子跟党走的决心，要风吹浪打不回头c海枯石烂不变心” 六号和赵股长走后，我们议论纷纷：“没想到六号出身在这样的家庭！”“家里遭到那么大的劫难，还是坚决干革命，真是赤胆忠心啊！”“难怪六号作报告那么生动，老党员，大知识分子呀！”“六号的军事素养也很高。师里没有参谋长，司令部的工作都是由他主持c策划的。” 六号的妻子是家庭妇女，随军，长得比六号显老，还是个脚。但六号对她很好，没有嫌弃自己的糟糠之妻。 这是我难忘的一天。这天，赵股长找我个别谈话。他说：“经研究，并经上级批准，调你来机要股工作。”哇，去机要股！我感到意外，感到兴奋，没想到这种好事会从天而降。 赵股长接着说：“机要股的工作量增加了，人手不够，决定从译电组挑选一人。二号和四号都认为你不错，建议选你。我和六号经常去你们组，也是为了考察人c挑选人。现在已决定调你来，你回去收拾一下东西，住到机要股来。”就这样，我进了司令部的绝密部门——机要股。 这天，还出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机要股的一个机要员看见桌上的调令：调童心去机要股任见习机要员他不禁大叫起来：“谁叫童心？童心呢？童心在哪里？”赵股长问道：“干什么？你认识他？”那个机要员说：“不是认识他，是他的名字和我爸的名字一模一样，一字不差。”赵股长笑了：“有这等巧事？还都弄到一个股来了。他人来了，在宿舍里铺床。” 后来赵股长把这事儿当笑话告诉了我。这使我想起了一件往事，那是我参军前妈妈在闲谈时对我说的。她说：“我们住在重庆时看到报上登载的一则消息，说是召开一个什么会，出席会议的人员中有‘水利工程师童心’。我就说：‘报上登的这个人和我们的儿子同姓同名，我的儿子长大了也能当工程师就好了。’你爸说：‘不，我儿子要比他更有出息。’” 那位机要员的父亲是不是就是当年报上登的那个人呢？一天，我试探地问那个机要员：“你爸在哪里工作？”“在中央水利部。”哦，没错，就是他。我想起前些日子和两位军大同学的巧遇，不禁也在心里说：哎呀，这个世界真！（待续）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少年从军（36）首长： 一号——八号与地高官 进机要股工作后，和首长们的接触就多起来了： 部队的首长编着号叫，从一号编到八号： 一号（胡华居），分区司令员兼师长又兼政委，四川人，红四方面军的老红军，人很瘦，个子中等，说一口四川方言。平时话不多，举止平静沉稳。他每天晚饭后要打一场篮球，球艺一般，默默地打球，打完就默默地提着衣服退场。那个风度举止，像个老知识分子。他起草的电报稿，语句通顺简洁，字写得不算好，但写得清楚，易于辨认。估计他原有的文化程度不高，是后来自学的。有一次，他作大报告，说到麦克阿瑟企图在圣诞节之前结束朝鲜战争时，左一个“圣延节”，右一个“圣延节”全场数百名干部默默地听着，没人有一点反应。那时大家的心态：首长大都是穷苦出身，所以文化不高。经过长期战争的考验，他们的实际工作能力很强，念几个错别字不足为奇，没人把它当回事。后来的年轻人心态就不同了。我听南京大学的一个毕业生说，他们南京大学成立革委会时，南京军区一位首长到大会祝贺，讲话时照讲稿念，开头第一句就是：“我代表江苏省革命委员会和南京军区热烈祝贺南京大学革命委员会延生了！”全场哄然大笑！站在台角的秘书赶快走过去，对他轻声地说：“是诞生，不是延生。”不幸这一轻声耳语通过扩音器播向了全场。不料首长当即大声呵斥秘书：“什么‘诞生’c‘延生’的，不都是一样嘛！”把全场笑得一塌糊涂！ 事实上一号的工作能力确实是很强的，听说他最大的特点，一个是“稳”，一个是“沉着”。兵团首长很器重他，让他掌管分区的全局。听司令部的老同志说，当年战斗激烈时，他守在指挥部里用电话指挥战斗，几天几夜不合眼，喉咙都喊哑了。战斗一结束，他一倒下去就睡着了，能睡几十个时不醒。他那时大概三十六七岁，爱人很年轻，19岁，是个漂亮的山东农村姑娘。他后来继续得到重用，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职务干到大军区的副政委。 二号（曾宪辉），二号本应是政委，但政委被一号兼了，就把二号这个称呼给了第二司令员曾宪辉。曾司令员是江西老红军，那时候40岁的样子，说一口地道的赣南话。字写得漂亮，爱用毛笔起草电报稿。可能时候读过私塾，练过毛笔字。他为人忠厚老实，工作勤勤恳恳，资格很老，听说抗战时期就是师级干部了，多少年没得提拔，他仍然努力工作，尊重年轻的领导。他的举止风度象个私塾老先生，慈祥，随和，待人亲切。六十年代时，我曾在中央大报上看见过赞扬他的文章：他那时担任省检察长，被评为模范党员。后来又担任了省人大副主任。 三号（张绍武），副司令员，老红军，四川人，就是那位想玩麻将被我们几个兵“刮胡子”的人，一个非常老实的人。他很能做群众工作，语言生动活泼，深受群众欢迎。资格也很老，抗战时期就是团长。不久他就升调到云南担任分区司令员去了。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 四号（段思英），副政委，陕西人，陕北红军。那时他还年轻，只有0挂零，是个年轻的老革命。他很爱看书学习，平时不苟言笑，谈话言简意赅，工作作风周密而细致。他的感情轻易不外露，但被我看到过一次：那天，我在他的房间里翻书，他在一旁把音量调得很地听收音机。忽然，他惊叫一声：“哎呀，弼时同志逝世了！”这天，他一直不大高兴，一天都闷闷不乐。可能他和任弼时同志在历史上有过亲密的工作关系。好奇的我很想打探一下，可是看着他那皱着眉头的样子，我没敢问。他是1961年晋升的少将，后来担任了大军区的副政委。 五号，参谋长，暂缺。 六号，副参谋长，山西人，有很高的文化（不清楚是大学还是高中），司令部大大的事情都是由他统管的。他和我们接触最多，常和我们几个机要员在一起讲讲故事c开开玩笑，还会拍拍这个人的肩膀c摸摸那个人的头，十分随和。他起草的电报最多，字却写得最潦草，又不是规范的行草，很难辨认。机要员们遇到看不懂的字，感到很为难，又不好意思老去麻烦首长；我比较能猜字，看笔的走向，对照上下文，能猜个八九不离十。他们就常常叫我去帮他们猜。其实这是个很危险的事情，如果猜错了关键的字，那是要闯大祸的。我那时候年轻懵懂，胆子大，敢胡乱猜。幸好干了两年没闯过大祸。六号性格直爽，感情奔放，说话风趣幽默，有很多士兵的语言。有一次他对着同志们嚷嚷：“我老婆又给我生了个‘没把的’（指女婴）！”他的老伴当即斥责他：“你又在埋汰我！”他一直是笑嘻嘻的，其实并无恶意。一般人都以为他是工农干部，根本想不到他是个大知识分子，还是个大地主家的大少爷。后来他担任了省军区的副司令员。 七号（张治安），政治部主任，山东人，大地主家庭出身，中学文化。中等个儿，很胖，满面红光。他作报告时，中气十足，声如洪钟，或绘声绘色，或风趣幽默，或大声疾呼，或锋芒毕露，总能把听众吸引得全神贯注c惊喜交加。赵股长曾这样告诉我们：“七号在我们家乡那边可有名啦！人们都这样说他：‘家的大少爷，中学生，打仗特勇敢！’别看他那么胖，打起仗来就是敢带头冲锋陷阵，‘咚咚’地往敌人的战壕里跳，和敌人刺刀见红！”我和他接触不多，因为政治部另有电台，但我听过他作大报告，具有很强的气场！在我离开镇远分区前，他晋升为4号（分区副政委）。六十年代，我曾在《解放军报》上看见过他的名字，那时他是铁道兵的大校。 八号，政治部副主任，暂缺。 从我接触过的这些领导干部来看，似乎有这么一个规律：工农出身的领导干部一般都比较爱学习，字写得很认真，文句通顺，性格温和，举止文雅，注意形象，外貌更像知识分子。而知识分子出身的领导干部往往写字随便，潦草难认，性格豪放，言语c举止带点行伍习气，外貌反而更像工农干部。这是不是受了当时提倡的“知识分子工农化，工农干部知识化”的影响？ 我还接触过一次地方的首长。那次，省军区转发了中央的一份电报，经我译出后交给六号看。因其内容牵涉到地方，六号批了：“转给地委吴书记（吴肃）看”。赵股长当即派我送去。 地委离军分区不远，我带着电报，步行来到地委门口，和门房打了个招呼：“我是军分区的，有公事要见吴书记。”那时的门卫似乎很松，也许是因为我穿着军装的缘故，也不通报一声，就朝厅堂西侧的前房窗口一指：“吴书记在那里办公，你去吧。”我走进厅堂，走到房门口，看见一个个子不高c身材较瘦的中年人坐在办公桌前批文件，我喊了一声：“报告。”他转过脸来看了看我，说：“请进。”我走进去，向他敬了个礼，说：“我是军分区机要股的，请问您是地委吴书记吗？”他说：“是的。”我说：“有份电报，事关地委c专署，要请吴书记过目。”他微笑着站起来，招呼我坐下。我把电报拿出来，呈交给他，并说：“您如果要记录，请打乱电文的顺序。这是我们的保密规定，怕万一被敌人得到了，会套出我们的密码。”他“哦哦”地不断点头，接过电报，坐下来仔细阅读，随后又拿出本子摘抄。他果然按我说的，摘抄时前后顺序颠倒。抄完后他把电报还给我，说了声：“辛苦您了。”听口音，是山东人。原来山东人也不都是彪形大汉。我向他敬了个礼，转身离开。他却站起来送我，走出房门，一直送到大门外才挥手说“再见”。对我这样一个素不相识的兵，居然如此客气，这使我感到非常意外。这就是那个年代的领导干部啊！ 十几年后，我在《人民日报》上看到过他的名字，那时他已经是省高官了。（待续）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少年从军（37）一字一滴血 字字血凝成 上级下发一个通知：干部的级别要分正c副。以前是不分的，笼统地分成班c排c连c营c团c师c军等级别。这次分正c副是让自己先报，然后由上级审批。这在各级军政主官中很容易区分，譬如说，连长c指导员就是正连，副连长c副指导员就是副连，无可争议，一目了然。机关就不大好分了：见习参谋是排级，你是见习参谋，算正排还是副排？你是参谋，本来就是连级，现在要区分了，你填正连还是副连？ 我也遇到这样的难题：我是见习机要员，原来是排级，现在填正排还是副排？ 那天，赵股长问我：“童，你是正排还是副排？”我心想：这事怎么问我自己呢？便如实地回答：“不知道。”他也就没再说什么。 不久，上级发下履历表，要求各人填上自己的级别。我犯难了：填正排吧，不大谦虚；填副排吧，又不大甘心。拿现在的政治术语来说，级别是军人的“核心利益”，别看只是“正”c“副”一字之差，在军人看来，心里的落差大着呢！正当我决心难下时，忽然碰到了一个熟人。谁？当年军大的区队长，就是把人家漂亮姑娘的照片狠心丢在地上，硬是不肯过“美女关”的那位“英雄”。他虽然当上了区队长，但还是学员，也参加了毕业分配。不知怎么搞的，三转两不转的，居然转到我们镇远分区队列科当见习参谋来了。他告诉我：他填表时，填了个“正排”，被科长命令改成“副排”。队列科长是个什么人？那是条硬汉子。听机关里的人说，淮海战役时，他是营长，在一次战斗中负了重伤，倒地不起，血流如注。卫生员冲上去为他紧急包扎：因为他正在大流血，不立即包扎止血，马上就会没命，等不得先送下去治疗。这时，敌人的子弹还在雨点般地扫射过来。营部通信员便挺身而出，用自己的身体为自己的营长挡子弹，不幸通信员中弹倒下；一名战士又挺身替代；不幸那位战士也中弹倒下；另一名战士又自动补上牺牲了名战士才挽救了队列科长的一条性命。 可能是在血海中泡过的人脾气会变得硬，我虽没跟他接触过，但看见他平日里忙工作时总是板着个脸匆匆进出，见人不打招呼，也没个笑脸，所以从来不敢去惹他。他若不同意你填“正排”，那就是“板上钉钉——动不了啦！”区队长也只好“哑巴吃黄连——有苦无处说”。他在军大的那点表现，在新参军的知识分子中可以算得上是个佼佼者，可是在这个人人身经百战的野战部队里，那根本就排不上号。 我听他这么一说，心里豁然开朗：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填“副排”。想当年在军大，区队长高我不止一个档次：我是新学员，班里有10个人，如果说班里的一把手是班长，副班长是二把手，那么我就是第十把手。在我的上面有老学员c组长c副班长c班长，然后才是区队长。连他都要填“副排”，我还能妄想什么“正排”？于是，我坚定地填上了“副排”。自然，批下来的也是“副排”。 其实，按赵股长的性格和他对我的印象，我若是填“正排”，他也会同意的；显然，我是在自作聪明，多虑了。但反过来说，即使科里通过了，上面也不会批：的16岁年龄，参军还不满两年，文化程度只是初中，上面肯定是不会批的，还是自己主动点往下靠为好。 调进机要股工作一段时间后，我发现我的自我感觉非常好，我对这个工作太满意了c太喜欢了！天天翻译电报，那些电报实在太好看了！有许多很长的电报，电台一本一本地送过来：有匪情通报，有剿匪经验介绍，有作战部署，有战斗总结，有国防现代化建设，特别是还有中央转发的朝鲜前线彭总向中央的报告，志愿军与美李军作战的情况通报c经验介绍等等，这些都是我极喜欢看的。那是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战士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深切体会和宝贵经验。古人云：“一字千金”，这些电报却是无价的，“一字一滴血，字字血凝成！” 就在这个时候，股里增加了通联单位，工作量大增，人却还是这么几个。有一项不宜分割的工作，原来是4个人担任的，赵股长要我一个人先干着，等有人来了再加人进去。我便整天趴在桌上翻译电报。那时候，既没电影，也没电视，连个收音机都没有，司令部里又没有图书室。业余时间干什么呢？翻译电报；工作时间干什么呢？当然还是翻译电报。我却不觉得苦和累，因为翻译电报太有味道了，电报比说还好看：追剿土匪；我们有空军了；我们有海军了；彭总向中央报告朝鲜前线的战况；志愿军发起强大攻势；朝鲜前线钢铁运输线东南西北，前方后方，军事政治，战绩经验别人不知道的，我知道；首长知道的，我先知道为此，我兴奋，我自豪，我干得浑身是劲！几个月干下来，也没添人，我却轻松c愉快地把任务给顶下来了。年终评功时，股里同志给我评了个连一等功，说我最辛苦。其实我一点儿都不辛苦，跟玩儿似的，享受着呢！ 大概是由于我的工作好，又立功了，善于用干部c善于调动人的积极性的赵股长大胆放手地要提拔我了。他并没向我透露一点点风声，而是一个偶然的机会被我自己发现的。 那天，不记得因为什么事情，我到赵股长的房间里去。赵股长不在，桌上放着几张表格。我不经意地扫了一眼，哇，我的“干部晋升表”！栏内赫然填写着：童心|原级别副排|拟晋升级别正排|下一张，一位副连级机要员拟晋升正连；再下一张，一位正排级机要员，拟晋升副连。偶然看到的这几张表格使我高兴得心“砰砰”地跳：赵股长真敢用人，真敢放手提拔干部。我心里非常感激。如果这时候要打仗，只要赵股长一挥手，我就会勇敢地冲上去，虽肝脑涂地也在所不惜！后来我看电视，看见在军阀混战中居然还有人拼死冲杀。有人不解：“这个傻老冒，怎么这样为别人卖命？值吗？”我却能理解：这是军人的一种特殊心理——如果说“士为知己者死”的话，那么，军人就是“兵为重己者亡”（重：重视，看得起）。非正义战争中尚且有勇士，正义的革命战争中自然更是英雄辈出c视死如归！ 大概过了个把月，一位老机要员在背后发牢骚：“干部部扯淡，凭什么不批准我晋升？只准他们自己提拔，却死压别的部门。”他看了看我，又说：“你的‘正排’也‘泡汤’了。”我这才知道这只是一场空欢喜。但我不灰心，我还年轻，才16岁，提“正排”，今年不早，明年不迟，我有信心。没想到，世事难料，我的“副排”一“副”就“副”了7年。此乃后话，容后再禀。（待续）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少年从军（38）我是个六十多年前的老“粉丝” 机要科的工作是繁忙c紧张的，别的科休息了，我们还在挑灯夜战，常常要干到深更半夜。年轻人消化能力强，半夜三更感到肚子饿了，就到外面去买零食吃。我记得那时候我的副排级津贴是一个月万八千元（合新币元八角），比刚参军时的1千9百元高了许多。那时候物价便宜，这点钱似乎能买不少零食。贵州人能吃苦，就好像算准了我们这些加夜班的军人会出门来找吃的似的，司令部大门外那个吃食摊子，点着一盏昏黄的防风灯，天天晚上要守到半夜过后。我们常常是在摊子上买一大包花生大包橘子，带回办公室来几个人围着大吃一顿。吃完再算钱，大家平摊。现在流行所谓的aa制，其实60几年前我们就实行了。肚子饿了，平常也没什么好吃的，现在有橘子伴花生，一湿一干，一甜一香，那个味道呀，真好！好像以后就没再吃过那么好吃的零食。 又从译电组调来一个青年，贵州本地人。他对当地情况熟悉，就自告奋勇带我们去吃绿豆粉丝。他介绍说，绿豆粉丝是当地特产，味道鲜美，最适合当夜餐了。 于是，在一个半夜时分，由贵州籍青年带路，全股集体出动，浩浩荡荡地“长途奔袭”——离驻地稍远，大概有一里多路。走过漆黑的冷街，踏上没灯的长桥，跨过滔滔的大河，去到对岸的桥头。果然有几家店摊灯火闪烁，门前冒着热气。在这个山区镇里居然还有一座的“不夜城”，令人欣喜不已！ 老板看见一下子进来这么多军人顾客，不禁满脸堆笑，热情欢迎，殷勤地招呼就坐，风快地擦桌子。 “每人来碗绿豆粉，少放辣椒多放油，味道弄好点。”贵州青年内行地吩咐着。老板诺诺应声。 一会儿，每人面前就摆上了一碗热气腾腾的绿豆粉丝：暗绿色的粉丝条，油亮的粉汤，撒上白绿相间的葱花，煞是诱人。尝上一口，嗯，味道不错，有特色。以前没吃过，甚至没见过，堪称是当地的一种特色食品。 从这晚起，我们就经常光顾这家店。贵州青年自然也就成了我们的“经纪人”，每次都由他出面安排，统一付账，回来再“aa”。 老板对我们更是热情有加，声称优惠——加料。那样的穷地方，有几个人上馆子（姑且称之为“馆子”）？我们算是老主顾啦。 这天晚上，我们又习惯地走进了那家店。老宾主啦，老板熟悉我们的口味，立即飞快地张罗，很快就给每人端上了一碗绿豆粉丝。所不同的是，这次多说了一句话：他把一碗绿豆粉丝往贵州青年的面前一放，轻声地说：“这碗是你的。”我立即听明白了：这是在特殊优惠那位贵州青年。拿现在的市场经济术语来说，是给“经纪人”的回扣。不过那个年代的“回扣”少得可怜，充其量不过是多给了半调羹猪油而已。 下一个加班的晚上，贵州青年又带我们来到那家店。刚走到门口，一位机要员（北方人，一个老排级干部）突然愤愤地说：“我不在这家吃。”说罢，转身就走向另一家。大伙儿一愣，随即掩盖矛盾，都跟着他走进了另一家。 还是像以前那样吃，还是边吃边说说话，但是气氛有点不大一样。大家心里也都明白这是怎么回事。那个贵州青年更是默默地低头吃粉丝，一言不发。 从此后，我们再也没有进过那家可能给了那么一点点可怜的“回扣”的店。 那时候的部队呀，一清如水，心里容不得半点杂质。 机要股升格为机要科，赵股长也相应地晋升为机要科副科长。那天，办公室外有人敲门，我正独自一人在办公室里翻译电报，闻声站起来，打开办公室门。门口站着管理科的管理员。按照规定，非机要科人员不得踏进机要科的办公室。他显然懂得这个规矩，就站在门口说话。 “赵科长在吗？”“不在。”“请你转告他，从今天起，请他到中灶食堂去吃饭。”“好的。”管理员通知到了就转身走了。我明白，我们的赵科长享受团级待遇了。中灶的伙食标准是大灶的一倍，当然会吃得好一些。 一会儿，两位老机要员从外面进来，一个副连，一个正排。我马上向他们报喜：“报告你们一个好消息，赵科长吃中灶了。” 副连级机要员顶了我一句：“赵科长吃中灶，又不是你吃中灶，你高兴什么？” 正排级机要员又接应了一句：“就是。” 顶得我很不好意思。 其实我并没有溜须拍马的意思，我只是为赵科长的晋升而高兴，因为我是他的崇拜者，拿现在的流行语来说，我是他的“粉丝”。我觉得他的性格非常好，举止风度c待人接物，不卑不亢，恰到好处，我不禁暗暗地向他学习，有意无意地模仿他。譬如说，赵科长安排科里的工作，从不疾言厉色，总是笑眯眯地c有条不紊地作安排，并能听取大家的意见。他既能通过解释坚持原则，又能从善如流改进工作，绝不固执己见。当我们翻译电报弄得太晚了，他就会问：“还有4a的电报没译吗？”（电报的等级：4a最急，a次之，ac1a更次之）如果说“没有”，他就会催促大家：“明天再干，回去睡觉。明天早晨不要出操了，晚点起床。”因为他跟各科的关系都很好，他让各科了解了机要工作的特殊性，使各科能支持和谅解我们。如果机要科的人没出早操，叫操的管理员从来不找麻烦。 他兼任机关党支部书记，那天，他召集各党组长到他的房间里开会。党组长一般都是司令部里各科c股c室的老班排干部。他的住房就在我们办公室隔壁，一板之隔，能听到他们说话的声音。我感到他们那个汇报会开得很成功：赵科长轻言细语地启发大家谈情况c摆问题，各组长畅所欲言地汇报。赵科长还不时地插上一两句，或在某个组长汇报后作点评论，风趣c友好c幽默，引起一阵阵会意的笑声，使汇报会开得如沐春雨，如坐春风。 开完会后，赵科长走进办公室，随口说道：“我特意买了包好烟散发，他们都很高兴，什么情况都谈了。”那个年代，军人们都只抽得起劣质烟，偶然能抽到一支好烟，自然是十分高兴。 他和各科c股c室领导同志的关系也很融洽，经常有一些科c股长到他房里来坐坐c谈谈，谈工作，也谈私事。比肩而坐，一人一杯茶，一人一支烟，娓娓清谈；有时还悄悄耳语，不时发出“嘿嘿”的笑声。 他对一些比他级别低的干部c战士也总是和颜悦色，不笑不开口；他走出去，总是不断地有人向他打招呼，对他都是很尊敬的，正如古人所云：“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 他也能很好地处理和领导的关系。譬如说，他陪六号到译电组来坐坐c谈谈。六号的口才极好，经历又丰富，爱言c能言c善言，天南海北地讲，古今中外地谈，使大家听得兴致勃勃，不禁对六号油然而生出一种景仰之情。赵科长总是坐在一旁微笑着，静静地听着。他是194年参军的老八路，他的肚子里能没有故事？他却从来不抢六号的风头。 我至今都不知道他的原有文化程度，但是他写的钢笔字很漂亮：规范的行书，而又独具特色。爱屋及乌，我自然而然地就学起了他的字体。1957年我回乡探亲时，母亲批评我：“你现在写的是什么体？你以前学钱南园体，不是写得很好吗？怎么又变了？”赵科长的字写得再好，也不如大书法家钱南园先生啊，显然，我是学差了。可这是历代年轻人都有的“粉丝”心理，挡都挡不住啊！ 赵科长很少和我们谈他自己“过五关，斩六将”的经历，只给我们讲过一点点，还是话引话引出来的。他说他做机要工作之前是在连里当排长。他说他如果不是调到机关来做机要工作，恐怕早就牺牲了。他谈过他当排长时的一次战斗：“突围时，鬼子在后面追。忽然，一个战士不会走路了，瘫在地上。我去拖他，怎么也拖不动，他的两条腿就像面条似的，站不起来。鬼子已经迫近了，没有办法，我只好放弃他。我带着其他战士拼命地跑，终于突出了重围；那个战士却叫鬼子用刺刀给捅死了！看来人若是过度紧张，神经就会出问题，有脚都走不了路啊！对没能救出那个战士，我心里一直觉得不好受” 仅此而已，他没有把自己打扮成英雄。（待续）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少年从军（39）“ 什么？自己人打死自己人？！ ” 偶尔有点空闲的时候，听老机要员们讲战争时期机要员的生活也是很有意思的。 战争时期给机要员配备警卫员，可神气啦！机要员走到哪里，警卫员就跟到哪里。不了解情况的人就说：“这位首长怎么这样年轻呀！”让年轻机要员的虚荣心得到极大的满足。 但是，且慢高兴，警卫员的任务，既是为了保障你的安全，也有把你除掉的职责。这话怎讲？不错，警卫员荷枪实弹，亦步亦趋，不让机要员有任何危险。当机要员投入工作的时候，警卫员会持枪严密保护，既保障人的安全，也保障密码的安全。如果战况突变，机要员遇险，警卫员要奋力救护机要员，奋勇保护密码c带走密码。可是万一战况发展到极其险恶的地步，譬如说，被包围了，敌人迫近了，走不了啦！这时候，警卫员就可以果断地开枪击毙机要员，同时迅速烧毁全部密码c电文，不能给敌人留下片纸只字（警卫员随身带着汽油c火柴，练就了随时可以将密码c电文全部c迅速烧毁的本领）。 “什么？自己人打死自己人？”我不信，怀疑自己听错了。 老机要员笑了：“信不信由你。你还嫩着呢，许多事情你参不透。譬如说，你不幸被敌人俘虏了，万一经不起严刑拷打，口吐机密了，敌人便可趁机打我们一个措手不及，给我们造成成百上千人的伤亡。你说，是你一个人的性命重要，还是成百上千个同志的性命重要？那也是迫不得已啊！”写到这里，我想起了一个人：志愿军某师的一位机要科长。他在朝鲜战场被俘，被裹胁到台湾，几十年后成了台湾的一位颇有名气的诗人。大陆的“两岸政策”宽松后，他回大陆省亲访友，和大陆的一些诗人c作家觥筹交错，吟诗唱和，很是高雅c和谐。后来他还写了一本《自传》。我看过他的《自传》，居然一字不提和老战友见面的事。看来他还是“心中有愧”，不敢面对老战友。如果他当年不招供c不泄密，敌人肯定是不会放过他的；除非是敌人不知道他的身份。 再把话题拉回来：这个规矩，随着大陆的解放，已经取消，但其他的一些保密规则还是继续沿用。如不得将任何有字的纸片带出机要工作室；每天要将字纸篓里的废纸放在焚纸炉里烧掉，不能往垃圾桶里一倒了事；而且要把纸灰捣碎，因为纸烧成灰烬后，上面的字迹仍可看见，破密的人往往能通过几个字找出规律，破译密码，所谓“一叶而知秋”也。 据说我军在淮海战役中发出的密码电报，蒋介石败退台湾后终于用美国的破译机破译出来了，但已是“时过境迁”，没有用了。而我们的密码又不断地在更新换代，他们虽然花大价钱进口了美国的破译机，还是不能及时破译出来。机器再灵，没有人的脑子灵。 当然我们也有破译人员，专门破译敌人的密码。破得怎样了？恕我不知情。即使知情也无可奉告。 还有一些规定也被延续着：譬如，私信公开。不管谁写给机要员的信，也不管机要员写给谁的信，都要公开，不得私自收c寄。即使是卿卿我我的恋爱信也要公开。 什么？卿卿我我的恋爱信也要公开？！这不是侵犯“个人隐私”吗？这有点“不近人情”吧！ 为了胜利，就要保密；为了保密，就要“公开”，什么“隐私”c“人情”，也都顾不上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啊！你当了机要员，就得牺牲这点“我”。战友们在前方流血牺牲，你这点“隐私”算得了什么啊！ 一天晚饭后，赵科长对我说：“一号奉命调到南京军事学院去学习，今晚地委c专署联合召开欢送会，要各科室派代表参加。你去吧。” 我去到专署，被引进一座礼堂。礼堂里布置得喜气洋洋，主席台上方挂着欢送的大横幅，参加欢送的人坐得满满的。 一会儿，地高官c专员陪着一号走进礼堂，全体起立鼓掌！ 书记c专员引着一号坐在主席台中央，两旁坐着地委c专署的各位领导。好几位地方的领导同志讲了话，他们都盛赞一号的功绩，谈了很多事例：胡政委如何率部剿匪，确保全区平安；如何在土匪企图攻城时，统领党政军民，沉着应战，布下有效防务，从而受到省军区首长的表扬。胡政委如何施展雄才大略，既尽分区司令员之责，军事进剿；又尽地高官之责（一号又兼地高官，原地高官名列其后。其实地方的工作主要还是地方的书记在管），发动群众，发展生产，军民团结，齐心合力肃清了全区的土匪，为全区的安定和发展作出了极大的贡献！他们一口一个“胡政委”，不叫司令员，不叫师长，也不叫一号。“这是怎么回事？”我问坐在我旁边的一位地方干部。他说：“你们的一号兼地高官，地方的习惯是管书记叫政委。” 在地方各位领导的讲话中，有人这样说：“听说胡政委要调去学习，我大吃一惊：胡政委水平这么高，怎么还要去学习呢？后来我想通了，胡政委出省去学习，是为了肩负更大的责任，担任更重要的职务” 所有的讲话对一号的褒奖都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最后，地高官请一号讲话。一号站起来，走到台前。出乎我意外的是，他没有意气风发，没有挥洒自如，而是脸色苍白，面有愧色。他感谢各位领导对他的工作的支持和帮助，他认为成绩的取得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他举了一连串地方领导的名字）。对于今后的去向，他这样表态：“出去好好学习，多学点有用的知识，回来把工作做得更好一些。” 我听了他的讲话，看了他的神情c姿态，觉得一号真是个老实人，是个很本分的人，是个在一片赞扬声中不会头脑发昏的人。 一号交代工作后，就到南京军事学院学习去了。 一号毕业后，被分配到一所步兵学校当政委。这时，他们学校里出了一件事情：食堂的采购人员为了改善伙食，买了几头耕牛宰了吃。被军报的记者发现，在报上“捅”了一下：杀耕牛，那是破坏生产啊！一号立即严肃对待：一方面深入了解情况，弄清事实，对当事人给予批评c处理，并教育其他人；一方面给报社去信，坦率地承认错误，并感谢记者同志的批评c教育c帮助。按说这已经做得够可以的了，他还又亲自上北京去军委总政作检讨，检讨自己的工作失职 从这可以看出，他和《亮剑》中的李云龙一样，都是那个级别的战将，但性格和处理问题的方式却大不相同。 那天晚上，地方政府还给到会者每人发了一纸袋点心。我一面听，一面吃。会开完了，点心也吃完了。那时候的嘴巴还是很馋的啊！（待续）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少年从军（40）给两个小排级干部配备了一个通信员 （40）给两个排级干部配备了一个通信员 随着装备的改善，团一级也配备了电台。为此，分区派出了一个报务组，一个机要组（每组二人），到团里去建台。作为临时性的派出组，一切关系仍留在分区。科里派一个老机要员和我两人到团里去，由老机要员任组长。 我们去的是一个主力团，所谓“主力团”，就是说，是全师三个团中打仗打得最好的一个团。 那天，赵科长带我们一起去团里（报务组已先期到达）。为了赶便车，起了个早，吃早早饭。来到大灶厨房，饭菜已经准备好了，赵科长和我们一起在大灶吃早早饭。 呀，今天的菜怎么特别好吃？香得很啊！仔细一品味，原来是油放得特别多。那时候吃油c吃肉少，嘴巴对油腥特敏感。头天晚上赵科长通知大灶厨房：明天机要科有三个人要吃早早饭赶便车，请大灶的炊事员早点做好三个人的早饭。由于赵科长平日里对下面的同志很谦和，能平等待人，炊事员们对赵科长的印象很好。他们听说是赵科长要来大灶吃早早饭，就在菜里多多地放油，把菜烧得油汪汪的，十分可口。 那年头我们江西老俵有句俗话：“礼多人不怪，油多不坏菜。”在穷困的年代确实是如此；不像现在，为了健康，要限油c限盐c限肉c限糖那时候，油c肉c糖可是多多益善啊！ 那天，我吃得津津有味，菜好吃，饭也就吃得多，吃得饱饱的。 吃完饭，登上一辆顺路的车子。那是一辆大卡车，军车，烧汽油的，比当年的木炭车进了一大步。是分区后勤到什么地方去拉货的车，所以是空的。那个年代，像赵科长这样的团级干部也没有车坐，到哪去都只能是搭便车，坐大卡车。汽油车马力大，在穿越丛山峻岭的公路上“呼呼”地上坡，灵活地下坡，风驰电掣，给人一种“所向披靡”的感觉，令人兴奋不已；再也看不到手拿“三脚木”跳上跳下c像猴子一样灵活的副驾驶了。 坐在空空荡荡的卡车里，又没有座位，我们就用双手扶着车身板，蹲在车里，任由汽车晃来晃去。不舒服吗？不，心里挺高兴，比背着背包徒步行军强多了！ 汽车开着开着，我忽然觉得有点不舒服。哪不舒服？也说不上来，心里怪怪的。忽然肚子里一个翻滚，吐出了许多饭菜。由于事先没料到，没作准备，吐在衣服c裤子上，搞得一塌糊涂。赵科长和机要组长赶紧过来搀扶我，用毛巾为我擦嘴c揩衣裤。赵科长问我：“怎么回事？是生病？还是晕车？”我说：“不知道。”他又问：“以前坐车吐过吗？”我说：“没有。”他没再说什么，只是和机要组长一左一右地扶着我。到团里后，赵科长就马上请团里给我安排房间，让我休息。 对这次在汽车上呕吐，我自己也感到很奇怪：我时候曾经多次坐汽车c火车c轮船c大木船，也曾经坐帆船在长江上航行多日，从未晕车晕船。这次怎么啦？我想，可能是早饭吃得太饱了，以后注意点就是了。 谁知后来竟然形成了一种条件反射，只要一上车，一闻到废气味儿，就恶心，就呕吐。这一生理现象顽固地持续着，后来曾经严重地影响了我的职业生涯。 野战团团部驻扎在黄平县城里。这座县城在贵州算是比较大的，有一条还像样的街，汉族c苗族杂居。苗民们都会说汉话（贵州方言），只是服装不同，风俗习惯有异。 县城里只驻有团部和一个警通连，主力都到下乡剿匪去了。这是一支有着悠久历史的老部队，打过百团大战c淮海战役c渡江战役等大战役c战斗无数次，久经战火考验，战功卓著。对我们的到来，团领导很重视，给我们创造了很好的工作c生活条件，还给我们配了个通信员，理由是为我们送电报；其实是来照顾我们的生活。电台离我们不远，团首长和我们住在同一幢楼里，何需设专人送电报？团里对我们这个分区的派出组太客气了！团里除了一号——八号首长各有一个警卫员（兼通信员的活儿）外，团司令部c政治处c供给处各设一个通信员，再就是我们机要组有个通信员，这在团里自然是显得很特殊的。 通信员忠于职守，打开水c扫地c送电报对我们像对首长一样照顾，弄得我很不好意思。 团部的条件比分区要差些，食堂是露天的，就在厨房旁边的土场子上吃饭。拿脸盆装菜，各部门都是围着菜盆蹲在地上吃。遇到雨天就各自找避雨处：厨房里，屋檐下随遇而安。 第一餐饭，通信员领我们来到厨房。他把菜盆子伸过去，说了一声：“机要组，三个人。”打好菜，我们三人就蹲在地上吃饭。饭是用大木甑装着，摆在场地中央，随便盛，管饱。机要组长吃完饭后，把碗筷放在地上等我。我吃完饭，站起来要去洗碗时，机要组长拦住我，要我把碗筷放在地上。我不解：这是干什么？通信员很机灵，马上说：“你们走吧，我来洗。”机要组长拉起我就走。这使我更加不好意思，心里忐忑不安。我对机要组长说：“让通信员洗碗，不大好吧？”他很肯定地说：“没关系，派他来就是来照顾我们的，这是我们机要工作的特殊性。” 此后就每餐吃完饭，放下碗筷就走，让通信员洗碗。对这个举动，我觉得实在难堪。但机要组长是我的领导，又是老机要员，党员，年纪比我大，军龄比我长，资格比我老，我不好跟他对着干，只得迁就他，跟着他跑。 团部有两个食堂，一个是中灶食堂，团里的一号——八号首长在那里用餐；一个是大灶食堂，除团首长外，各股c处c室的干部c战士都在大灶食堂用餐，从营级干部到战士，都吃一样的伙食。人家营c连级干部都没有通信员服侍，都是自己洗碗，我们两个排级干部，又那么年轻，摆什么谱？我估计，那些天背后贬我们的人一定不少，只是我们听不到罢了。其实机要组长人还是蛮好的，工作负责，直爽，热情，对我也不错。他是北方人，在老区长大，大概从看见过根据地首长的派头，心里羡慕；现在有了点条件了，也就摆上一摆，过过瘾。这却苦了我，弄得我每餐吃饭时低着头，不敢看人。 通信员很怕机要组长，在他面前规规矩矩；机要组长不在时，他就敢跟我捣蛋，说我是资产阶级。那年头不像现在，什么“资生活”c“资情调”，似乎还挺时髦；那时候说你是“资产阶级”，那是带贬意的，其含义是：“情调不健康”c“改造对象” 在我们东侧住的是一位国民党军起义过来的团长，在野战团里当副团长。这个人个子不高，样子文弱，待人和气，像个白面书生。其实他的军事素养不错，团里分工他指导部队的训练工作。他对工作兢兢业业，认真负责。他和我们住在同一层楼，看见我们时总是笑眯眯地打招呼，却从来不进我们的房间（我们的房间是工作室兼卧室）。有一次，他的一个两岁的女孩独自一人摇摇摆摆地走进了我们房间，他爱人发现了，就站在房门口反复拍手召唤她出来，就是不越雷池一步；看来是她的丈夫给她打过招呼。其他首长就无所谓了，进来就是。按机要工作的规定，首长只能看电报，不能接触密码，所以也不能进机要室。但这个规定没人敢执行：首长进来了，你敢叫他出去？在分区，赵科长都没执行这个规定，我们在团里自然也就照分区的样子办。团首长经常会进来坐坐谈谈，谈工作上的事，也扯扯闲话，甚至好奇地问及电台如何收发电报等等。我们也只好敷衍地回答。我们收到电报，也只给其他几位首长看，不送给那位起义的副团长。只有别的首长说：“这份电报也给副团长看看。”我们才会送过去。 后来，团副政委交给我一份电报稿，要我发给分区，大意是说，副团长在我们团里，影响对（团参谋长）的任用，建议将副团长调离，另行分配工作。不久，副团长调到分区当副科长去了，参谋长马上被提拔起来当副团长兼参谋长。那时候领导班子的名额控制得很严，不像现在，可以搞一正几副，甚至一正十几副，可以搞照顾性安排。（待续）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少年从军（41） 老团长被几个年轻战士缠得生气 春节快到了，县城里的居民作兴打糍粑。就是把糯米蒸熟后，放在石臼里，由两三个身强力壮的汉子各举一个大木杵一下一下地砸，砸烂了，再做成一个个饼子晾干。 正月间，汉c苗两族的居民们纷纷敲锣打鼓地来到团部向解放军拜年，在团部门口耍龙灯，还送上一萝一萝的糍粑。 他们看起来是居民，住在县城嘛；其实好多人都是农民，住在县城，却以种田为生。县城其实就是一个大村庄。看来通过剿匪，社会安定了，生产发展了，所以他们一个个脸色赭红，笑容满面，对解放军满怀感激之情。那时候军队和地方政府的政策确实是比较实事求是的，适应了社会经济的发展规律，很得人心。 团部将大部分糍粑分给了各营，自己也留了一些。每当夜深人静之时，团部的人就一面烤火，一面在火盆上架起铁架子烤糍粑吃。经过木炭火烤过的糍粑，焦黄c香软，特别好吃。我们在团里常常吃这种免费的夜餐，日子过得比在分区更滋润。 在围着火盆吃烤糍粑时，作战股的参谋们就会边吃边吹牛。他们都是连排长c指导员出身，经历过枪林弹雨，肚子里有货色可吹。有个参谋说，他在连里当副连长时，有个老战士，和他同年参军，管他叫大哥。老战士打仗非常勇敢，就是提拔不起来。打仗时很勇敢，又灵活机动，立了战功，提拔当班长；不打仗了，他的问题就来了，或者是不服从领导，或者是和战士打架，或者是掏群众田里的东西吃于是，班长被撤，再当战士。打起仗来，他又立功，又提拔起来。不打仗了，他又犯事，又被撤。就这么提提撤撤，撤撤提提，终归还是提不起来。那个参谋当副连长时，他还是个战士。他极喜欢打仗，没有仗打的时候，他的骨头就痒痒。 一天，他居然把几个手榴弹的盖子打开来，掏出拉火环，用一根绳子穿着，背在背上，来到连部，对着连长大喊一声：“报告！”（动作稍重，就会引起手榴弹爆炸）。他无任何目的，就是没得仗打，闲得无聊，开个玩笑。 居然开这样的玩笑，把连长气得要死！连长也拿他没办法，只能是狠“尅”他一顿。他又不怕“尅”，你“尅”他乐；你对他发脾气，他就望着你傻笑，能把你的脾气给笑没了。 一天晚上，他对副连长说：“大哥，这没仗打的日子，我过得浑身难受。我到外面翻墙头去？”副连长笑了：“你爱折腾，就去折腾吧。”他高兴得跳起来就朝外奔。过了一会儿他回来了，手扶着腰，愁眉苦脸地说：“大哥，我把腰给拧了。”副连长说：“活该，谁叫你瞎折腾？”过了两天，他的腰好了，照样瞎折腾。 特殊年代就出这种特殊的人。 类似的故事他们肚子里多得很，天天晚上讲得大家笑痛了肚皮。 部队进行抗美援朝教育，这也是一种备战的方式。主力团的思想政治工作是做得很好的，经过教育后，战士们纷纷表决心，要求到朝鲜前线去参加战斗，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这天，我站在楼上的阳台上，看见团部门口有几个全副武装的年轻战士正在要求团长批准他们去朝鲜参战。团长表扬了他们的勇气和决心，并告诉他们：随时准备着，只要上级一声令下，就立即开赴朝鲜前线。可是那几个战士不干，要团长马上批准。团长说，没有上级的命令，我不能批。几个年轻战士死打蛮缠，硬要团长批准，怎么劝说也不听。缠得太厉害了，终于把团长给惹火了：“没见过你们这号兵，怎么不讲理呢？”发火也没用，他们就是赖着不走，非要团长批准不可。老团长（董正洪）是个老红军，四川人，是全团资格最老的军人，团里唯一的长征干部（团里没有政委，副政委代行政委职权，还有一位副团长兼参谋长，一位政治处主任，都是抗战初期入伍的，都是北方人。全团连以上干部基本上都是北方人。主力团的干部打仗勇敢，总是带头冲锋，所以干部伤亡大；加上打了胜仗后层层提拔c补缺，这个团的干部相对要年轻一些，但敢打敢冲的战斗精神代代相传），在团里有很高的威信，对下级从来都是“令行禁止”的。没想到碰到几个这样的“愣头青”，把他气得够呛。团长气得大声训斥，战士们就立正听“训”。听完后还是那么两句：“我们坚决要求去朝鲜前线，请首长批准！”反反复复，没完没了。 当然，他们的热情和勇气可嘉，但这种死打蛮缠的方式，也实在是叫人受不了。 这时，通信员走过来对我说，有电报。我便离开了，回室内去工作。不知这事儿后来是怎么解决的。（想不到的是，60多年后的今天会在上遇到老团长的女儿。）老团长的女儿英姿飒爽c多才多艺！ 经过一番动员c教育和战士们的强烈要求后，去朝鲜前线的事情终于开了个口子：上级要求该团选调十几名有战斗经验的班排干部赴朝鲜前线补入志愿军中，充实基层，当战斗骨干，带新兵们打仗。 这天，团部开欢送会，十几名被选中的班排干部喜气洋洋地踏进了团部的作战股（作战股的房间最大，因为墙上要挂作战地图）。把几张办公桌拼成一张长方形的大桌子，他们被安排在桌旁坐下。警卫员c通信员和作战股的干部们忙着搬进大袋的花生，大篓的橘子，大桶的茶水。 团首长们也都参加了欢送会。当香喷喷的炒花生c红彤彤的鲜橘子瀑布般地倾泻在桌子中央时，战士们满心欢喜。年轻人消化能力强，又没多少钱去买零食吃，嘴馋着呢，遇到这种千载难逢的机会，当然要大吃一顿啰，加之首长又热情地劝吃。于是，在几位首长作指示时，这些年轻的班排长们便一面听，一面吃，耳朵c嘴巴两不闲，全都大丰收。炒花生吃多了就吃橘子c灌茶水，敞开肚皮吃喝，一个个都吃得饱到了喉咙口！没关系，那年头年轻人的肚子就像是烧劈柴的老虎灶，只要出去蹦达几下，就能像火烧劈柴一般，化它个一干二净！ 欢送会开到1点，到吃中饭的时间了。警卫员c通信员们收拾吃剩下的花生c橘子，打扫干净地下的果皮c果壳，然后从中灶厨房端来一碗碗海大碗装的整鸡c整鸭c整鱼，还有大块大块的红烧肉，一口可以吞下一个的油炸虎皮鸡蛋天啦，这么多好吃的菜，真是百年难遇啊！可是每个人的肚皮都已经像打足了气的篮球似的，再什么好东西也灌不进去了，只能在心里暗暗叫苦，徒唤奈何！ 饭后，看着基本上没怎么动过的大碗大碗的好菜又一碗一碗地端回厨房来，中灶的老头炊事员（警卫员c通信员们都管他叫老头，其实他不算老，也就40几岁c50不到的样子，拿现在的标准衡量，算是“年富力强”；可那时候部队里上上下下都年轻，他的年纪比师长还大呢！）气得骂娘：“妈的，这些傻！”老头炊事员对自己的手艺没能获得食客们的欣赏，十分恼火。 晚上，在火盆边，参谋们学那些班排长们想吃又吃不下的尴尬样子，又把我们的肚皮给笑痛了。我说：“你们也太坏了，怎么不预先给人家打个招呼呢？”他们说：“谁会想到呢？大家都听首长讲话去了，想不了那么多啊！“（待续）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少年从军（42）二营教导员饮弹身亡，走火？自杀？ 对这个警卫员我也有比较深的印象：个子不高不矮，身材不胖不瘦，胸脯挺挺的，五官端正，眼睛大而明亮，面孔白皙，天生的晒不黑。驳壳枪一挎，皮子弹带一挂，确实很“帅气”。不过他的“帅气”是白脸式的“帅”，而不是高仓健式的“酷”。警卫员没什么文化，农村出身，人很老实，就是天生的“俊”；是老天爷特别关顾他，别人没什么可说的。可是部队里还是有人不满地议论：“和平了，首长挑警卫员也要挑漂亮的了。过去战争年代，挑警卫员要挑军事技术好的，个子大的，力气大的，打起仗来能保护首长；首长负伤了，能有一把力气把首长给背下来”按说首长挑警卫员挑个漂亮的，也没什么错，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带出去像样点嘛。但那个年代，群众对领导要求高，不平则鸣，老兵们讲怪话c发牢骚那是常事。那时的领导也有容人之量，只要不影响战斗c工作的大局，对他个人的非议，一般都不会去追查。以至于有些老兵胆大包天，说出一些离谱c出格的话。譬如说：“打仗身上钻了个眼儿，只比一点儿。”c“淮海c渡江c再把匪来剿，比差不了多少。”传到领导的耳朵里，领导也只是笑笑，骂一句：“这个家伙，胡闹台”一般不会去追究，更不会去把他们打成“恶攻”。 可是你别看了这些牢骚老兵，平时虽然有点稀稀拉拉，打起仗来可特勇敢，他们军事技术好，有战斗经验，人又机灵，能眼观四路c耳听八方，会匍匐前进c波浪式起伏，常常是冲杀在最前面。如果指挥员牺牲或负重伤了，他们就敢于挺身而出，大喝一声：“听我指挥！”能指挥一个班个排，甚至一个连！ 不知什么原因，团政治处青年股长对我特别好，见我总是笑眯眯地打招呼。青年股长大概二十三四岁的样子，北方人，面孔白皙，像是个知识分子干部。一天，他对我说：“准备让你担任团司令部团支部的支部委员。”我一愣，说：“我还没转正呢。”他说：“会解决的。”不久，就宣布我提前转正（提前了两个月），随即经青年股提名，当选为团支部委员。我心里有点惶恐，想想军大对学员申请入团时的那种严格要求，我入团c转正和当选团支部委员都来得太容易了。 这天，我接连翻译了几个时的电报后，觉得有点累了，就到楼上的走廊上去看风景：远山朦胧，可见梯田里有人在劳作；近处热热闹闹。乡民们背着背篓当街，苗族妇女摇曳着多褶的长裙，头顶水罐运水，好一派安居乐业c和平兴旺的景象！ 忽然，我看见二营长一脸紧张c气喘吁吁地匆匆走来，快步走进副政委的房间。二营长是全国战斗英雄，我在军报上看过写他的英雄事迹的文章，标题是《炮烟一卷英雄到》，写他在淮海战场上杀敌立功的故事。他曾经光荣地出席过在北京召开的第一届全国英雄模范代表大会，受到的接见，是团里响当当的标杆式人物。出了什么事情，竟然使我们的英雄如此紧张？我预感到可能有什么重大的事情发生了。 一会儿，消息就传遍了团司令部：二营教导员死了！怎么死的？用自己的驳壳枪把自己给打死的。 二营教导员我见过多次，年纪很轻，大概二十四五岁的样子，高大的身材，白皙的脸庞，秋冬季节时，他穿一件营级干部的绿色棉军大衣来团部开会或汇报工作，浑身上下透着一股英气（连级干部的棉大衣是黄色的；团级干部穿黄色的粗呢大衣，被人笑称“麻布袋”；师级干部穿绿色的细呢大衣，排以下〔含排〕不发棉大衣。那时候虽然没有军衔，不挂牌牌，但军内人员一眼就能看出谁是什么级别的干部，那都是受人尊敬的标志。我在分区机要科时，上级照顾我们要加夜班，发给我们几件黄色的棉大衣，作为加夜班时公用，我曾穿上它照了一张相。科里同志看了，说：“嗬，连级干部嘛！”我兴冲冲地寄了一张给母亲。六年后，我请假回乡探亲，和妈妈一起看照片簿时，妈妈指着那张照片说：“像个勤务兵。”）。 二营教导员来到团部时，团作战股的参谋们对他都很尊敬，热情地跟他打招呼。他每次来团部，汇报或会议之余，还会到团部篮球场上去投投篮。从他的上篮动作看，篮球打得还不错。我不清楚他的文化程度，从举止风度看，像是个知识分子干部。听说他的工作能力很强，在团里口碑很好，要不，怎么会跟全国战斗英雄搭班子呢？而且还盛传他要提上来，要进入团的领导班子。这样一个前途看好的干部突然死去，这在团里当然是件大事，从而引发了种种的猜测和议论：有的说，他是自杀的，因为他出身地主家庭，他的家人被斗被杀，他想不通，自杀了。有的说，他有个习惯，擦过枪后会朝枪口看看，可能是这时不慎扣动了扳机；像他这样的久经考验的营一级干部是绝对不会去自杀的 此后几天，团里的几位首长都紧张地分头下去搞调查，回来后又闭门开会。忙乎了几天后，团副政委交给我一份电报手稿，让我发到分区去。电报的大意是：我团二营教导员于年月日非正常死亡。经调查了解核实，确系擦枪走火 这事算是划上了一个句号。 不过底下的人还是有各种各样的议论，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有各种各样的看法许久，这个事儿才慢慢地平静下来。 分区机要科来电报，通知我俩回分区去参加民主运动。什么是民主运动？我想，顾名思义，大概就是发扬民主吧。 经团首长批准后，我俩搭分区运货的大卡车回分区。 真巧，卡车停在施秉县城过夜。我的舅舅c舅母正好在施秉县工作，我可以去看看两位长辈了。 卡车在施秉县城停下时，天已黑了。押车的干部和司机要去找地方住，问我们怎么办？我们俩一商量，就傻里瓜叽地说：“天太热了，不找房子睡了，就在这里露天睡一晚，更凉快。”原来卡车停的地方，旁边就是过去的店铺，那种老式店铺有宽宽的柜台突出在店面外面，我们认为睡在外面柜台上比睡在房间里凉快。押车的干部大喜，有了义务的看守，那还不好？就连忙说：“那好，那好，你们就睡在这里，顺便帮我们看着点车上的货。” 他们走后，我对机要组长说：“我的舅舅c舅母在这里工作，我去看看他们。”机要组长说：“你去吧，快去快回。” 我一路借问着，找到了县政府，看到了舅舅c舅母。 舅舅c舅母看见我，很高兴，不断地问长问短。我发现他们住的房间里还有步枪c手榴弹，我就问：“你们还发武器？”舅舅说：“土匪闹得凶的时候发下来自卫的，后来也没收回去。”舅母说：“那时候很紧张c很危险，天天担心土匪要来攻打县城。现在已经好多了。” 我想起裤子口袋里的“负担”，决定在这里“减负”。我离家时妈妈不是给了我6块银元个金戒指吗，后来姚素又给了我4块银元。10块银元加一个金戒指，放在裤子口袋里，死沉死沉的，用又用不出去，丢掉又可惜，实在是个负担。还又怕被人发现，一旦被人发现就讲不清楚了。有一次，听大报告，坐在我旁边的一个机要员转过头来和我说话，无意地把手放在我的大腿上。我怕他碰到我裤子口袋里的银元，就赶紧把他的手推开。他就打趣我：“怎么，你的腿摸不得？要是姑娘摸你的腿，你不要太高兴啊！”我不敢和他争辩，怕他再伸出手来乱摸。现在终于有机会“减负”了：我拿出那个纱布包，解开来，把6块银元和一个金戒指交给舅舅c舅母，请他们保管。另外4块没有交给他们，我怕姚素以后需要，向我要回去，我还得还给他。 舅舅开我的玩笑，指着金戒指和银元说：“果然是地主啊！” 告别舅舅c舅母，回到停车的地方。机要组长已经睡在一个柜台上了，但还没睡着。他看见我回来了，就叫我自己找个地方睡。我便在街对面的店铺柜台上躺下。 街道窄，两个柜台相隔不远，我俩就有一搭没一搭地躺着扯闲话。突然，我想起前几天有人给我讲过的一件事，就说：“睡觉警觉点，听说三穗县有个哨兵站哨时打瞌睡，叫人把头给割了。”说罢，我就不知不觉地睡着了。 第二天早晨醒来，天已大亮。机要组长见我醒了，就埋怨我：“你这个家伙，说得那么可怕。说完了，你就呼呼大睡，害得我一夜没敢合眼！” 我听了，哈哈大笑：“我可不是故意的啊！” 这就是年龄上的差别：我还是个懵懵懂懂的孩子，既无远虑，也无近忧；人家已经是居安思危的大人了。我得了便宜还卖乖，取笑地说：“谢谢你给我当了一夜的警卫员。”（待续）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少年从军（43）“看什么？”“看磨肚皮。” （4）“看什么？”“看磨肚皮。” 回到军分区后，立即投入紧张的民主运动。所谓“民主运动”，其实就是审查干部的家庭和历史。老干部经过194年的“延安整风”，中等老的干部经过1947年的“三查三整”，他们的家庭c历史情况基本上都搞清楚了，运动的重点自然是一些1947年以后参军的，特别是渡江以后参军的知识分子。 我在机要科组的讨论会上，听到同志们谈前几天召开的司令部全体军人大会的情况（当时我还在野战团里，没赶上参加）。他们说，在全体军人大会上，直工科的一个女工作员现身说法，讲她的大地主家庭如何的奢侈c腐朽，如何的剥削劳动人民的血汗等等，以表示她要批判她的剥削阶级家庭，站到劳苦大众一边来。他们对她的评价是：“长得像个猪八戒。”“吃得越好，长得越丑。”“吃剥削饭的人就长不出个人样儿来。”于是，在我的想像中，此女一定奇丑无比。 第二天，有人指给我看：“啰，那就是大地主的女儿。”我一看，愕然：长得不丑嘛。虽然谈不上“沉鱼落雁”c“闭月羞花”，可也能面对鱼和雁c月和花啊，为什么科里的同志们众口一词地说她丑呢？（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大地主的女儿很有才华，她写了一篇报告文学《独臂英雄李安家》，占了省军区机关报《连队生活》整整一个头版。） 再一个，我敏感地觉察出，科里同志对我似乎有了点距离，不大邀我一起出去玩了，和我说话也少了。我心中苦闷：参军以来，我一直受到领导和老同志的关怀，工作上也是经常受表扬，为什么现在同志们会冷淡我呢？我归结于自己的地主家庭出身，运动来了，同志们就对我产生了距离。虚荣心使我冒冒失失地搞了一场翻案的闹剧：我在组会上宣布自己的家庭成份不是地主，是中农（又缩回到参军时的谎言中去了）。于是，科里的同志便在组讨论会上向我提出各种疑问：你家有多少田？你以前说有70亩田的依据是什么？为什么以前要填地主成分？你家是中农，那么谁种田？你家的主要生活来源是什么？一连串的问题问得我前言不搭后语，前后矛盾，破绽百出，根本不能自圆其说。这就好像是一个孩子把一只拿着苹果的手放在身后，伸出另一只手说：“我没拿。”简直是太“儿科”了。机要科的同志绝大部分是北方人，他们在抗日c反蒋的老根据地长大，耳闻目睹，从就积累了不少阶级分析c阶级斗争的知识；参军后又受了几年的军事c政治训练，审查我这样的屁孩子，那还不是跟“玩儿”似的，愉快轻松。我被他们盘问得脸红耳赤c张口结舌，他们就哈哈大笑！ 盘问了一个半天，第二天我又自动回到“地主”成份上来了。赵科长这人真善良，他在作讨论会结时说：“同志们都伸出手来拉童一把吧！” 感激之情和“将功赎罪”的心理，使我更加努力地工作。运动过后，领导和同志们跟我关系正常，似乎并没有歧视我。 军分区首长从省军区开会回来，带回了部队要搞现代化c正规化建设的精神，提出要建设一支有文化c有科学知识的现代化c正规化的国防军。为此，部队要开展学文化运动，要扫除文盲，要攻下文化山，并为每个连队配备了两名文化教员，在全分区各部队积极推广和普及祁建华创造的“速成识字法”。 另外，分区首长还从省军区带回来一项大多数干部c战士没看见过的文娱活动——跳交谊舞。 作战科的办公室是最大的。这天晚上，人们把墙上的作战地图用布蒙起来，把办公桌搬开，调来了师宣传队的乐队和十几个女队员，说是要举办一场交谊舞会。据说这是上级领导布置的任务，理由是：我们建国了，会有很多外事活动，跳交谊舞是国际通行的一种礼节性活动，领导同志一定要学会它。 乐队奏起明快的乐曲，师首长，还有一些科室领导，和宣传队的女队员们翩翩起舞（听说首长们是在省军区开会时学会的）。外面窗口c门口则围满了来看热闹的干部c战士，他们一个个像看西洋镜似的，惊奇地睁大了眼睛，怪异地笑着，轻轻地议论着。我也挤在窗口看。但见首长们一个个都挺紧张的，脸上没有一点笑容，僵硬地按着音乐的节拍进退，有点像出操，更没人跟舞伴说说笑笑。这哪里是在娱乐，简直是在受罪：他们在门外c窗外一群看稀罕的干部c战士围观中，在众目睽睽之下搂着个异性跳舞，很不习惯，根本就放不开。倒是宣传队的那些女孩子们活泼可爱，个个面带笑容，飘然旋转，给舞会带来了一些欢乐的气氛。我估计这个舞会是上级硬性规定要搞的，这些师团干部上场跳舞是事出无奈，服从命令，被“赶鸭子上架”。 尽管如此，有的干部c战士还是看不惯。我听到在门外的看客中有这样的轻声对话：“怎么围了这么多人？在看什么？”“看磨肚皮。” 只举行了这么一次，后来就没看到再举行。（待续）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少年从军（44）被“清”出机要部门 “三反运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师直召开军人大会，由新四号（原四号已升调铜仁军分区，现四号是由七号晋升的）作动员报告。 新四号有丰富的组织和开展运动的经验，报告作得有声有色，慷慨激昂。他从全国讲到本省c本地区c本部队，有理论，有实际。譬如，他在大会上点名批评后勤某干部有严重的贪污问题，却拒不交代，态度恶劣。讲到这里，他厉声发问：“来了没有？”一个倒霉蛋子灰溜溜地站了起来。新四号大喝一声：“押起来！”于是，两名全副武装的战士威严地走过去，把那个干部押出会场。全场肃然c寂然，却能听见他们三个人“嚓嚓”的脚步声，气氛凛冽c森然，令人不寒而栗！（我估计，这不会是首长的临场发挥，很可能是预先研究好的，以强化运动的震慑力。）大会后，哪个单位c哪个部门还敢怠慢？“三反运动”便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机要科属于清水衙门，但也要作深刻的检查。于是，拿公家的信纸c信封写私信，算贪污；丢弃的铅笔头长了点，算浪费鸡毛蒜皮的事儿也检讨得不亦乐乎！那些搞后勤c搞财务的人可就苦了：今天挖出一只老虎，明天挖出一条害虫，被斗得稀里哗啦！而我们机要科却过得轻松愉快：“咱们不在河边走，所以不湿鞋。” 在一些重点部门开始进行搜查活动时，我想起了我裤子口袋里的“负担”——那4块银元。如果搜查出来，怎么解释？往姚素头上推？人家是好意，硬要塞几块钱给我用，坑害人家，于心不忍。自己承担下来？说假话害自己，也没有这个必要。怎么办呢？想来想去，想到一个办法：在一天傍晚，我独自一人来到大桥上，左右看看，没人注意，就把那4块银元丢到了风景如画的舞阳河里。我一面丢，一面在心里默默地说：饶曙，对不起了，我不能替你保管了。那4块银元如今可能还埋葬在深深的舞阳河里，永无见天日之时！ 丢掉4块银元后，我一身轻松：没了包袱，可以轻装投入“三反运动”了。 记得是吃晚饭的时候，当科里的同志都吃完饭起身离开，只剩下我和一位副连级老机要员时，我俩还在边吃边扯闲话。当扯到两个起义过来的报务员时，我说：“我是和他俩一起从军区调来的，那两个人以前很调皮的，现在变老实了。”副连级机要员突然脸色一变：“哼，在共产党领导下，不老实能行吗？”说罢，气呼呼地站起来走了。我一惊：什么意思？似乎在发我的脾气。我怎么啦？ 第二天，赵科长找我个别谈话，问我：“你有个同学，叫戈雨全，在教导队，是吗？”我说：“是呀。”“他检举你的家庭问题。譬如说，你全家加入了耶稣教，你没有交代。”我说：“我家没有人加入耶稣教呀！”（这确实是真的，家里的确没有人加入耶稣教）赵科长摆摆手：“算了，反正省军区已经批了，决定你离开机要部门。你住到招待所去吧，等候重新分配工作。”我想辩解，但心中有愧，不敢争辩，觉得是不是加入过耶稣教，恐怕不是主要问题，可能是那个“少将副师长”的问题在作怪。但到底是因为什么问题把我“清”出机要部门的，我到现在也没搞清楚。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建国后人才多了，机要部门把人员的政治条件提高了，拿新标准一衡量，我又不够格了。正好戈雨全的揭发材料到了，组织上也就顺水推舟地把我给“清”出去了，因为此后在家庭问题上我就没再遇到过什么麻烦，说明我的交代并不存在什么大问题。 这时，赵科长看了看我，又说：“你也不要背思想包袱，机要工作不做了，还可以做其他工作嘛。譬如说，最近海军c空军都要来招人，你还是会有前途的。”说着，从抽屉里拿出他的一张相片交给我，“给你留作纪念吧。” 关于省军区已批准一事，我回想起前几天我译到过这样一份电报：开头第一行字是“科股长亲译”严守纪律的我立即停止翻译，把它交给了赵科长。现在想想，那份电报很可能就是说的关于我的事情。 六十年过去了，赵科长的那张相片至今仍夹在我的老照片簿里。 我感激赵科长对我的教育c培养c影响和关怀；直到最后，我被“清”出机要部门时，他也没有歧视我，而是继续鼓励我。特别是几天后在一个关键时刻，他亲自出面帮了我一个很大的忙。这一点我将在后面谈到。直到现在，我还会经常对着那张照片遐想：赵科长，几十年没见面了，不知您现在好吗？ 就这样，我离开了我热爱的机要工作岗位，住到了招待所里，等待分配新的工作。 人到了招待所，心却悬在半空中，像断了线的风筝似的，有一种“无依无靠，前途渺茫”的感觉，不知今后会漂流到哪里去？我这个既无远虑c又无近忧的懵懂子也开始懂得了点“忧虑”了。不过还是没怎么太上心，觉得党总会给我一条出路的，那就等着重新分配工作吧。只要给了我新的工作，我再好好干，一定还能做出成绩来的。这样一想，心里也就坦然了，照样没心没肺地吃得饱c睡得着。 赵科长说的那是怎么回事呢？事情还得从一年前说起。 那是一次师直排以上干部大会，听师首长作大报告。我一面听，一面在笔记本上记录。这时，我隐隐觉得左侧有人在注视我。我没去和他目光对视，像我这样太年轻的干部（因为有干部服作标志），常常会在公共场所引起一些人的注目，所以我也就没介意。 中间休息时，一个军人走到我面前，问道：“你是童心吗？”我抬头一看，哟，是戈雨全，我学时的同学，而且是玩得相当好的同学。他大概大我四五岁，高我一个年级，在学生中是个领袖人物。学生中闹派性，他是其中一派的头头，并把我拉到了他们那一边，所以我们的关系很好。 在各叙别情中，我知道了他在江西刚解放时就参军了，进步很快，现在已经是师教导队的排长了。我也如实地谈了我参军后的情况。他邀我到教导队去玩，我去过几次，两人相处得很融洽，谈得很高兴。但我没有邀他去分区司令部玩，因为机要科不让外人进，邀他去玩会带来不必要的麻烦甚至误会。 对他的揭发，我感到意外：好朋友嘛，怎么背后来这么一手？心里又有点不服：我全家什么时候加入了耶稣教？瞎说。他在学校时从来没上我家来过，对我家并不了解，可能只是听到一些传说就捕风捉影了。住到招待所后，反正闲着没事，我就去找他。 一见面，我就质问他：“我们全家什么时候加入了耶稣教？弄得我现在离开了机要部门。”他的目光有了片刻的慌乱，随即镇定下来，眉开眼笑地说：“哦，离开了机关？离开了机关好啊，机关工作没意思，发展前途不大，搞别的工作更好”他口若悬河，十分热情，说这说那，容不得我插嘴。到底还是我心中有愧：我没有填上父亲曾当过“少将副师长”，只填了他的最后最高职务“d行辕交通处长”（相当军级），估计他也检举揭发了这一条，只是赵科长没有说出来罢了。再说，人家检举揭发问题是响应党的号召，是不苟私情，是对革命负责，即使有些不实之处，只要大方向是正确的，我也不好去指责人家。反过来想想，这事儿我也有错误，我有投机取巧的心理，自作聪明，结果聪明反被聪明误。自己的错误自己负责，不能去责怪人家。这么一想，我也就不再说什么了。 戈雨全又热情地邀我去照相馆合影留念。 告别时他谆谆嘱咐我：“过几天来拿照片。调到哪里去了，一定要告诉我。要常来信，我们老同学要经常保持联系啊！” 我点点头，说：“好，好。”心里却在说：我再也不会和你联系了。 后来我调离贵州，远去北方，再也没给他去信。那张照片我也没去取，我不要了。（待续）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少年从军（45）不是冤家不碰头 这一节，我要一笔跳到0年后。 0年过去，我已是年近半百的地方干部，早已弃武从文，在一个地区担任文协副主席c刊物副主编。因得了阑尾炎，被急送医院开刀；又因医院床位紧张，各个病房里已经住满了病人，医院便在走廊里给我加了张病床。 第二天，在我旁边又加了一张病床，病人是一家工厂的青年车间主任。他因车间失火，为救车间里的工人兄弟而被烧伤。这位兄弟是救人立了功的，所以工人弟兄们很感激他，前来探望的人络绎不绝。 后来他的父亲也来了。他问了问儿子的伤情后，就留下来陪床。老头儿呆烦了，就在走廊里走来走去。走到我的床边时，他不经意地瞟了一眼我的床头牌：咦，童心？这不是我的老同学吗？再看看病床上的人：不大像呀，脸儿圆圆的伙子怎么变成了一个三角脸的瘦老头儿？他仔细地端详了一会儿，又觉得眉眼有点像；但不敢贸然相认，就弯下身子来试探地问：“先生，您叫童心？”我回答：“是呀。”“您在贵州镇远分区呆过？”“你怎么知道？”“我是戈雨全呀！”他兴奋地说。啊，是戈雨全！就这样，0年后，我们又相逢了，“不是冤家不碰头”啊！ 过去的事儿在我的心里还有点疙瘩，我对他并不怎么热情，但态度也还过得去，没让人家难堪；可是他却非常热情，盛情地邀我出院后去他家玩，后来还叫他儿子跟我学习写作。盛情难却，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再说，那个年代是“政治第一”的年代，因为政治，夫妻分手c父子反目c兄弟成仇的事儿比比皆是，何况同学呢？他那样做，在当时也是一种革命行动，也没什么错。其实我也有错，我交代的家庭情况确实是有所保留嘛，也不能全怪人家。这么一想，心里也就平和了。因为是住在同城，相隔不远，两家就常有往来。 从交谈中我了解到，这0年来，他走得也不大顺，前不久转业时才只是个营级干部（在部队里干了0多年啊！），转业在一家工厂里当厂长。他娶了个比他好几岁的贵州女子（是个爽朗的女子，她用毫无顾忌的口气对我说：“老戈瞒了年纪啊，婚后跟他去他老家探亲才知道。”戈雨全就在一旁“嘿嘿”地笑，家庭的气氛挺和谐的），现已是儿女成群。他也老了，人却整整胖了一圈，变得慈眉善目c福气坨坨（他说我：过去多好看的伙子，圆圆的脸，现在瘦了一圈）。他了解了我的情况后，对我至今未能入党表示惊异：“参加革命这么多年了还不是党员？”他鼓励我赶快写申请，争取入党。我苦笑着摇摇头：“家庭成份不好，不作此幻想。”他极力劝说：“你错了，现在是改革开放的年代，党的政策有了重大改变。像你这样的经过长期考验的老同志，完全可以入党。我曾经借用到地委审干办工作，对党的现行政策，我比你清楚。不要犹豫了，我知道，入党，是我们这代人一辈子的心愿辈子的追求，你千万不能放弃啊！” 他还给我讲了一些他在审干中遇到的事情：一位老八路出身的县高官，“文革”前在跟人闲谈时说：“现在入党手续繁多，我入党时就没办什么手续。打鬼子时，我在区中队当战士，因为作战勇敢，区高官就在战场上宣布：你是党员了！我就这样入了党。”“文革”中，他被人抓住这句话，打成“假党员”，挨批挨斗。粉碎“四人帮”后，落实干部政策，他的“假党员”问题因为没有人证c物证，还是得不到落实，就被“挂”了起来，长期没分配工作。戈雨全接到这个案子后，奔赴北方，在其老家寻找人证c物证。事隔40多年了，人事变迁，沧海桑田，到哪里去寻找证据呢？问谁谁不知道，问谁谁摇头。他过去的老战友（根据他提供的名字），也大都不在人世了；有几个在世的，有的糊涂了，没糊涂的也提不出什么可靠的证据。戈雨全很负责，继续不辞劳苦地寻找，终于找到了一位卧床不起的老人——当年的那位区高官。但当问起他当年在战场上宣布为党员之事时，他的回答令人失望：“不记得了。”“那么，这个人，你记得吗？”“也不记得了。”连人都忘记了，还能记得这个人的事儿吗？戈雨全又失望了。突然峰回路转，老人想起了一条线索：“我有记笔记的习惯，坚持了许多年。那些笔记本都还在，在那个大木箱里。”他指指上面的阁楼，“你上去翻翻看，也许能找到点线索。”戈雨全就爬上阁楼，从布满蛛的阁楼上搬下那只年代久远的大木箱，按年代找到了那本尘封了40多年的笔记本；再一页一页地仔细翻查，终于从中找到了这么一行钢笔字：“同志作战勇敢，批准入党”不容易呀，真是沙里淘金c大海捞针！就因为找到了这一行字，挽救了那位县高官的政治生命，使他得到解放，恢复了工作。后来他升任地委副记c省委部长，继续为党做了不少工作。在这件事上，戈雨全功不可没。我也从这件事上看出，戈雨全已不是过去的戈雨全了，他已成长为一个有经验c有担当c负责任c敢于实事求是的老干部了。 我开始信任他，接受他的意见，按他说的那样，向校党委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此时我已转到一所高校任教）。经党委研究后，终于获得批准。我从1八虚岁开始申请入党，5虚岁才获得批准，整整4年啊！总算了却了我0多年来的一桩最大的心愿。有人笑我是“老傻帽”c“一根筋”：都过了提拔的年龄线了，还争取这个，有什么意思？没办法啊，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年轻时“烙”下的信念是不容易改变的。 令我意外的是，党员转正后不久，就被任命为高校的党委宣传部长，我深深感激党的信任。 后来我们成了好朋友，常来常往，经常彻夜长谈，抚今思昔忆华年。我们两家的下一代也成了好朋友。 我退休后定居上海，他还常常来信。910年，他给我寄来一张照片，就是59年前我们合影后我不肯去拿的那张照片。 关于这张照片还有过一个插曲：我在他家里玩时，他拿出老照片簿来给我欣赏。当翻到那张合照时，他说：“你看，我俩当年的合影，几十年了，我还保存着。你的呢？”我不知他是忘记了，还是故意不戳穿；我也就顺水推舟地说：“我没你细心，不见了。” 这回他把照片放大了，用挂号信寄过来。感谢老同学c老战友的一番心意，使它在经历了59年的风风雨雨c世事变迁之后，终究还是飞到了我的手中。我欣喜地看着它，心情激动，如烟的往事聚集心头：啊，我们也曾经那么年轻！当即兴冲冲地上街去买了个相片夹子给夾上，把它摆放在案头，好让我能天天看到那两个年轻人：一个比较成熟，一个满脸稚气；一个满面笑容，一个眉眼含忧这是我俩友谊的结晶，也是我俩风风雨雨c恩恩怨怨大半生的写照！ 怎么啰啰嗦嗦尽扯些题外话？果真是“船老钉多，人老话多”啊！读者要不耐烦了，打住！下一节还是继续说那个被“清”出机要部门c住进招待所的屁孩子的何去何从吧！（待续）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少年从军（46）我要当飞行员啦！ 上一节扯远了，现在再把话题拉回来。 正如赵科长所言，空军和海军都到我们分区来招人了。来招收的人是陆军的医务人员——西南军区总医院派出的体检队，任务却是为新建的空军和海军选人。 选拔的顺序是首先体检。分区所属的两个团由团卫生部门初检，把他们认为合格的送来分区，交由西南军区体检队复检；分区直属单位则由西南军区体检队直接海选。 这个事儿使全分区的干部c战士都轰动了。过去总是挨敌人的飞机轰炸，挨敌人的军舰炮轰，没想到这么快就有了我们自己的空军c自己的海军，而且还要从我们这些从来没摸过飞机c军舰的陆军中挑选，真是天大的喜讯！于是，大家纷纷报名参加体检。我也报名了，当然，并不抱什么希望。我自知自己身体并不强壮，扛米c扛煤都扛不过人家，只不过是跟着大家一起凑个热闹罢了。 西南军区体检队借了一所学校的几个教室作体检室，每个教室门口挂着一块牌子，从身长c体重到眼c耳c鼻c喉，到心c肝c肺c肾c胰c胃c肠c脾，到皮肤c骨骼c平衡机能所有的人身上的各种器官都要进行认真的检查。一台台闪亮的仪器摆在各个教室里，让人觉得特新鲜c特科学。那些体检人员大都上了点年纪，三四十岁的居多，也有二十几岁的，有男有女，里面有不少戴眼镜的，一看就知道是些有文化c有技术的高级医务人员。 各部门c各单位来参加体检的人排着队，“一二一”步伐整齐地走来，站在学校门前等候体检。 要开始体检了，给每人发了一张表，让填上自己的姓名c年龄c单位后，就被体检队收了上去，然后按名字喊人进去逐个接受检查。 还没喊到我时，我便趁这个空档溜到各个检查室的窗口去转转c看看，发现他们的检查程序是这样的：如果检查后，他把你的表没收了，对你说：“你回去吧。”那就说明你没戏了。如果他检查后在表上写几个字，把表交还给你，对你说：“你再到室去检查。”那就说明你这一关通过了，可以再到下一关去碰碰运气了。 我看见一个体检室里，一位戴眼镜的中年医生对一个“棒”伙子说：“你回去吧。”“棒”伙子不服，嚷嚷着：“医生，我能行，我的身体特‘棒’，我能扛二百斤呢！”那个医生也挺幽默，他回答：“同志，是叫你去开飞机，不是叫你去扛飞机。”一句话，把室内室外的人都逗笑了，连那个“棒”伙子自己也不好意思地笑了。 在平衡机能检查室的窗口，我看见一个人坐在转椅上，由白衣大夫为他旋转椅子。转了一圈又一圈，越转越快突然停住。医生伸出一个手指在他的眼前画圈，要他的眼睛跟着医生的手指转。那个被检查者却身子一歪，一头倒向旁边。医生眼急手快，一把拉住他。让他静坐了一会儿后，对他说：“你回去吧。”伙子就迷迷糊糊地迈着不大稳当的步子走了。 对这道关卡，我心存疑虑。我坐汽车会呕吐，说明我的平衡机能欠佳，这一关可能是我的“軟肋”。怎样才能过这一关呢？我想，那个人为什么身子会倒向一边？可能是头被转晕了，眼前出现天倾地斜的感觉，他便去修正；于是，想修“正”，反而修“歪”了。我应明确这么一点：不管他怎么转，不管眼前出现什么样的幻觉，天是不会倾的，地也是不会斜的，天倾地斜是人的错觉。那个转椅有个铁的靠架，头和身子可以牢牢地靠在上面。我决定依靠这个铁靠架，任你怎样的天旋地转c天倾地斜，我全身紧贴靠架不动摇，并用眼睛极力去追赶医生的那个画圈圈的手指。这样做也许能过关。 眼睛这关被打下来的人最多，据说人人都有砂眼，而且严重者相当多。我估计我的眼睛通不过，因为我在军大时曾经多次患过“挑针”，就是眼角上生一个疖子。而且是两只眼睛轮流生，这只好了那只又生，很让人笑话了一阵子，说我是“老蚌生珠”。可是奇怪，眼睛这关我居然很顺利地通过了。 检查耳朵时，我很有信心，因为我的耳朵特灵，掉根针在地上我都能听见。可偏偏在耳朵这关出了问题。检查耳朵的医生是个中年男子，高高瘦瘦的，戴副眼镜。他拿个耳扒子在我的左耳道里拨来拨去，痛得我全身直冒汗。我紧张地问他：“我的耳朵能行吗？”他没理睬我，继续在我的耳朵里面拨拉。我实在受不了啦，就又问他：“到底行不行啊？”我的意思是，不行就拉到，别把人弄得这么痛。他不紧不慢地回答：“看看再说。”还要看？我只好咬紧牙关让他看。大概折腾了十多分钟，终于从我的耳内钳出一块黑红色的干血块。他再用头上的镜子仔细照看耳朵里面，然后在表上写了几行字，把表交给我，说：“检查鼻子去。”哇，通过了！我一阵高兴。虽然疼了十多分钟，值！同时，我打从心眼儿里感谢这位不知名的中年医生：他对工作是多么的认真c负责啊，竟然愿意为我一个人花费那么长的时间；当我本人都已经不耐烦时，他仍能沉下心来认真检查c处理。只要他稍微有一点点不耐烦，稍微马虎一点儿，我的人生道路就要大大地改写了。 在检查平衡机能时，我坐在转椅上，把头和身子紧靠在椅背的铁架上，任由医生推着转椅不停地旋转；转椅突然一停，果然是天旋地转c天倾地斜。我紧靠椅背，岿然不动。眼前出现医生的手指，我竭力睁大眼睛，眼珠子紧紧跟随着他的手指转。如此这般地反复几次后，他离开转椅，坐在桌旁，在我的体检表上写检查结果；我则在转椅上静静地坐着，等自己的昏眩感渐渐消失了，我才谨慎地从转椅上下来，滴水不漏地通过了这最困难的一关。 医生把表交给我，叫我去下一个检查室去继续接受检查。我为自己的“聪明”而得意。不过且慢高兴，科学就是科学，来不得半点虚假，我的“聪明”日后还是遭到了报应，给我带来了不少的麻烦。此乃后话。 出乎我意外的是，我居然关关通过。这天，和我一样关关通过的只有寥寥数人。看看曾经站满人的学校门前，已是门庭冷落。一个陪同体检队的军人见我手里拿着体检表走出最后一道关卡时，他友好地向我竖起了大拇指：“伙子，棒！”我微笑着，心里甭提多高兴了！ 我们几个“过了五关，斩了六将”的幸运儿凑在一起，互相察看着对方的体检表。 体检表上共分五大项c几十个项。每完成一大项，医生便在“检查结果”栏里签署意见，或“飞行合格”，或“快艇合格”。五大项全部签署“飞行合格”的，就在总的结论中签署“飞行合格”；五大项中有一项是“快艇合格”的，就在总的结论中签上“快艇合格”。那么，我们这几个“合格者”中，谁将去空军，谁将去海军，就一目了然了。 最后，我们手中的体检表又都被体检队收去，并叫我们各自回去等候通知。我们几个本来互不相识的幸运儿都眉开眼笑地互相祝贺，互道再见，各自迈着轻松愉快的步伐飘飘然离去。 我走在回招待所的路上，步履轻快得好像脚下装了弹簧。今天的天气似乎特别好：太阳是那么的明亮，天空是那么的湛蓝，风儿是那么的轻柔，鸟儿在枝头对我歌唱，连街上的行人似乎也在向我微笑我真想向他们大声宣布：“我要当飞行员啦！” 啊，这个世界多么美好！（待续）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少年从军（47）赵科长又拉了我一把 还没等我回到招待所，消息就已经在招待所里传遍了：“那个老俵检上啦！”“看不出来呀，他的身体还这么好！” 我一回到招待所，立即就有许多人围过来问情况。 住招待所的人，有的是调进，有的是调出，都在等待组织安排；有的是转业，有的是复员，都在等待办手续，大都是一些军龄较长的老同志。他们对“飞行”c“空军”什么的很感兴趣，纷纷向我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 “你身上有疤吗？听说身上有疤的人飞到空中疤会爆炸。” “有啊，时候生疖子，留下了几个疤。”我说。 “看来那是瞎说的。” “听说飞行员的待遇好高，吃得比师级干部还要好。” “又是瞎说，怎么可能超过师级干部？不就是开飞机嘛，跟开汽车也差不多。”有人反驳。 “你这就外行了：天上空气稀薄，人受不了，需要营养。” “汽车可以中途抛锚，飞机能在天上抛锚吗？” “听说请了苏联教官教开飞机。” “还有国民党空军起义过来的。” “起义过来的不能用，不可靠。” “你这是农民意识，狭隘，可以教育c改造嘛。” “改造？飞上天了，你管得着他？” “飞机从哪来的？缴获的吧？” “缴获的算啥？破玩意儿，肯定是苏联老大哥支援的。” “支援？你想得美，人家会白送给你？得花钱！” 人们七嘴八舌地想象着c争论着，就像他们自己选上了飞行员似的，一个个兴致勃勃。 一位即将复员的天津籍老战士悄悄递给我一张字条，上面写着他家的地址。他说：“只有大城市才会有飞机场，你肯定会飞到天津去的。你若飞到天津，就到我家来找我，我请你喝天津名酒‘义聚永’，吃天津名吃‘狗不理’包子，咱哥俩再好好聊聊。”好像我现在已经在开飞机了。 此后几天，我心里一直是乐滋滋的，人像是在坐飞机，云里雾里迷迷糊糊地飘呀飘呀甭提有多高兴了！ 人们已经开始给我起外号了：“喂，那个空军”“飞行员，过来过来” 我心里乐开了花！ 没想到高兴得太早了，乐极生悲呀！招待所的老指导员——一位嘴里缺了两颗门牙的老干部找我谈话。他一脸同情的样子，期期艾艾地说：“可能可能后来又发现你的身体还不大合格空军就不去了吧啊” 我觉得脚下发生了地震，地面在开裂，人在往下陷落，往下，往下，一直往下 我使劲地眨眨眼睛，神智又清醒过来，发现我仍然是站在地面上。 老指导员注视着我的眼睛，脸上露出勉强的微笑。 我什么也没说，听话地点点头，表示听明白了，转身就走。 回到房里，我拖开被子，一头倒下去，大白天睡大觉；还用被子把头蒙起来，躲在被子里无声地痛哭有生以来，我第一次感受到了什么叫“痛苦”！什么叫“悲哀”！ 有人进来，问我：“童，你怎么啦？病了？” “嗯。”我在被子里回答。 “要到医务室去看看吗？” “不用。” 躲在被子里哭够了，探出头来，见室内无人，又悄悄地爬起来。洗了把脸，就坐在地铺上发呆，心里默默地想着：什么“身体不大合格”啊，后来又没再体检，肯定是这个讨厌的“家庭成份”把我给害苦了 是呀，我怎么没想到，凭我的家庭情况，政审可能会通不过。还是年少幼稚无知啊，考虑问题不周全，光顾着乐去了。这一下“脸”丢大了！ 我为什么要出生在这样的家庭啊？ 可这又不是我自己挑选的，为什么要我来承担这个责任？ 我14岁就跟着党走，一直是要革命的，求上进的，我还不可靠吗？ 在组织的眼里我可能真的是不可靠，要不，为什么把我从机要科弄出来？ 赵科长不是说，“不要背思想包袱，机要工作不做了，还可以做别的工作海军c空军都要招人，你还是会有前途的” 对，我找赵科长去！ 怀着一线希望，去到分区司令部，向赵科长倾诉自己的委屈：“你不是说我还可以去空军c海军吗？现在我检上了空军，却又不让我去” 赵科长默默地听着。他想了一会儿后，说：“你的家庭有情况，但你本人没问题，表现也是不错的。我找直工科王科长去说说看。” 直工科的全称是司令部直属单位政治工作科，王科长是个高高个子c浓眉大眼的英俊男子，是赵科长的好朋友，两人常在一起说说笑笑，很是投机。我想，去海c空军人员的政审工作大概就是由直工科负责的吧。 我怀着希望c又不抱希望地住在招待所里度日如年地等着，等着 两天后，老指导员又找我谈话。他眉开眼笑地对我说：“说你的身体又合格了，你准备去空军吧。” 哇，我差点儿要跳起来和老指导员拥抱！ 我知道，这又是敬爱的赵科长伸手拉了我一把！ 几天后，我们一行二十几个人（大约一半去空军，一半去海军）由一位去海军的老资格的连级干部带队（在这些人里面，他的年龄大些，级别最高，资格最老），乘敞篷卡车前往省军区。军分区直属队加上下属的两个团，近万人，只检查上我们这二十几个人，这使我们感到十分荣幸。 我背着背包，兴高采烈地爬上卡车，在同志们的一片祝贺声和欢送声中乘大卡车离开了镇远分区，满怀兴奋和希望地向省军区所在地——贵阳进发 坐在烧汽油的大卡车上风驰电掣地前行着，欣赏着高原的山山水水:“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觉得眼前的路又亮了。 赵（玉瑞）科长，您是我的贵人啊！您对我的恩情，我终身难忘！ 赵（玉瑞）科长，您现在在哪里？（待续）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少年从军（48）把土匪也选到空军去开飞机？！ （4八）把土匪也选到空军去开飞机？！ 我们住进了省军区招待所后，就像被人遗忘了似的，天天除了吃饭c睡觉，就是当“压路机”——压贵阳市的马路。解放两年来，贵阳的面貌有了不的变化，大街上还常有一些庆祝活动。 我们这些当兵的从来没这么闲散过，难得有这样的游览机会，天天玩得不亦乐乎！但玩久了也就腻了，就想赶快到空军去：学开飞机比在这里闲逛更有意思啊！ 终于等来了这么一天：省军区干部部通知我们去见面。 大家排排坐，坐在干部部办公楼走廊里的长条靠背椅上，就像在医院里看病似的，坐着等叫号。我们被一个一个单独地叫进去谈话。谈完一个出来一个，再进去一个。 我估计之所以要我们等这么些天，是因为他们要细细地研究我们这些人的档案。现在研究好了，再找我们来当面考察一番。我一面等着里面叫我的名字，一面在心里打鼓。经历了上次的风波后，我这个屁孩子的脑子也开始变得复杂一些了。我分析着自己的情况：这么糟糕的家庭，能让我去开飞机吗？在分区时有赵科长帮我说话；来到军区，赵科长已是鞭长莫及。再说，即使赵科长来了，他也说不动军区干部部啊！但是既然来了，也就只好硬着头皮等啰，行不行听天由命吧！心里还是十分地盼望能通过，因为如果被打回去了，人家问我：“你怎么回来了？”叫我怎么回答呢？那个“脸”可就丢大了！还不如在分区时就给打下来呢。在分区打下来还可以有个“托词”：招待所的老指导员不是替我想好了吗？“后来后来又发现你的身体不大合格”我可以借他的这个话下台阶正当我胡思乱想时，一个同伴从办公室里走出来，对我说：“童心，叫你进去。” 我赶快收起乱纷纷的思绪，怯生生地走进了干部部的办公室。 室内是两张合拢的办公桌，桌旁坐着三个人：两个中年军人，一个青年军人，青年军人手里拿着钢笔作记录。两个中年军人像是领导干部；那个青年军人只有0来岁，白净的脸，像个学生模样，可能和我一样，也是参军不久的字辈。 其中一个中年军人一面翻看档案，一面问我的家庭情况c本人历史，问得很详细。有时问到我父亲的一些很具体的情况时，我答不上来，只好说：“我不知道。”他们便相视而笑，似乎并无恶意。 问我的时间明显的比别人要长，搞得我好紧张。出来后，有同伴问我：“你的脸怎么红得像关公？”我说：“我有点紧张。”同伴笑了：“这有什么好紧张的！”我心想：你当然不紧张啰，我要是贫雇农家庭出身，我也不会紧张。我好羡慕他们呀，有一个好的家庭出身真好！ 这次问话后又让我们等，一等又是好几天，我只能是忐忑不安地等着“宣判”。 这时同志们在背后议论，说我们中间的某某人是土匪 什么？土匪也选到空军去开飞机？我大吃一惊！ 事情是这样的：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既要派大批部队去朝鲜打仗，又要不断地补充一线部队的伤亡，还要守卫已经解放了的这么大一个新中国。经过解放初期大规模的复员c转业后，军队已深感兵员不足。中央便来电报指示各部队，可以在俘虏的匪兵中挑选一些政治上没什么问题的年轻人，经教育c审查后补进部队（恰巧这份电报就是我翻译的），所以在体检的“海选”中就选出了这么一个“土匪”夹在我们中间。那个“土匪”是个高中生，生得文质彬彬，见人总是笑眯眯的，自然是没有一点儿土匪相了，但我们还是有点难以接受他。 几天后，干部部的通知下来了。其中有两人被退回分区，灰溜溜地回去了，不知是什么问题。其他的人则由省军区用卡车直运重庆，把我们交给西南大军区。我有幸也列入其中。看来那个时候倒真的是“重在表现”，把家庭问题放在了比较次要的地位，否则我是通不过的。那个“土匪”也政审通过了，大家都感到惊奇。其实，那时候的土匪就是国民党的游击队。国民党正规军的士兵被俘后可以教育c改造，经过考验后还可信任c重用，游击队里的被俘士兵当然也可以一视同仁。 一辆卡车载着40几名两个军分区挑选出来的准空军和准海军在盘旋起伏的川黔公路上疾驶（加进了另一个军分区的体检合格人员）。此时是195年的初春，从镇远去贵阳，再从贵阳去重庆，一车的军人，连支枪都没带，可见1950c1951这两年的剿匪确实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公路上已可不带武器安全行车了。 一路上，山高路险，林深流急，卡车盘旋上下，穿隧过桥，高原上变幻无穷的景色扑面而来。有知情者在卡车驶过一个险要处时告诉大家，这里是“掉死崖”，在这里翻下悬崖的汽车最多。其实，川黔公路上到处都是“掉死崖”，西南地区的司机开出经验来了，翻山越岭如履平地；如果平原地区的司机到大西南来开车，肯定不适应，非要有一个相当长的见习期不可。 我在从镇远到贵阳的路上就呕吐了。由于早有思想准备，都吐到了车外。有人说“风凉话”了：“坐汽车都会呕吐，还想开飞机？”弄得我很不好意思。后来我想了个土办法：用棉花塞住两个鼻孔，用嘴呼吸。虽然吸了一嘴的尘灰，但呕吐减轻了。于是我产生了一个幻想：也许飞机上设备好，闻不到汽油味儿，可能就不会呕吐了。 重庆是一座山城，城市就建在连绵起伏的山坡上，所以房子高高低低，马路上坡下坡；但很繁华，商铺林立，货物充足，街上人挤人c肩碰肩。城市很大，步行一天都走不出重庆。 重庆还有个特点：街上看不到自行车；因为尽是陡坡，上坡骑不上去，下坡刹不住车。挑夫很多，遍布全城。他们手提木棍c竹杠c绳索，到处揽生意，抢着帮人挑行李，以此为生。重庆人管他们叫“棒棒”，意思是说他们是手提棒棒找活儿干的人。 西南大军区安排我们住进了一个军人招待所。招待所也是建在山上，进所要爬几十个台阶。这在重庆是普遍现象，不足为奇。 到招待所后，又是许多天的等待。我估计是大军区干部部又在审查我们的档案，我们只好再天天当“压路机”。这回是压重庆的马路。 若干天后，大军区干部部通知我们启程北上。还好，这次他们没要我们去面谈，直接就放行了；还把两个分区的人按军种重新划分，去海军的由我分区的那位老资格连级干部带队，去空军的由我分区直属警卫连副连长带队。各自去的地方也不同，我们去空军的上北京，他们去海军的赴大连。 在安排行程时，那位老资格的连级干部和另一个分区来的一名干部不知因什么事情吵起来了（从服装上可以看出：干部的军棉衣肩上只有一条缝合的线，战士的军棉衣肩上则缝了两层布，还绗了几道线，就像是两个垫肩。发下来时，有的战士说调皮话：“看见了吧？上级叫干部不要劳动，战士要劳动，所以在棉衣上给我们缝上了两个垫肩。”）。双方互不服气，越吵火气越大。那个连级干部不知从哪里弄来了一套战士服穿，于是，那个干部同志就讥讽他：“有什么了不起的，你才当了几天干部？”因为他见“老资格”穿着战士服，以为他是新提拔起来的。我分区有知情者不服气，嘟哝了一句：“你才是‘只当了几天干部’。人家的资格肯定比你老。”声音不大，两个吵架的人都没听见。那时候部队里人与人之间如果发生了矛盾，常常会比资格：“你是哪年的兵，敢来管我？我腰里的皮带也比你的军龄长！”闹提拔的时候更是要把资格摆出来：“我是哪年哪年的兵，凭什么提他不提我？”为了打压这种摆老资格的风气，一位大首长曾在大会上大声疾呼：“资格老有什么了不起？井冈山上下来的的骡子还在驮炮弹呢！”这话说得有点“损”，伤害了一大批老资格的心。说这种话的人首先要自己是很老的资格，还要职务很高，才敢这么说，否则不但镇不住，还要“炸锅”。 我们的这位“老资格”太老实了，他不知道顺着对方的话说下去。如果他说：“我没当几天干部？老子1946年参军，打淮海的时候就当排长了，你呢？”对方准得“吃瘪”。他却弃重取轻，说什么“不管当了几天干部，上级叫我负责，你就得服从我的安排。”居然承认了对方的估计，不肯讨论“当了几天干部”这个于他极为有利的话题，让对方更神气地认为他是“新提拔的”，更不买他的账了。你说这个人老实不老实？ 到后来两个人也没吵出什么结果，终于不欢而散。 那时我穿的也是一套战士服。当棉军服发下来时，我看了看科里通信员发的战士服，在他的军服肩部摸了摸，随口说了一句：“你们的军服好，牢。”那个通信员特机灵，他马上接嘴：“那我们换？”我觉得无所谓：“换就换。”通讯员立即趁热打铁，当场就脱下来和我调换了。通信员穿着那套干部服神气地晃来晃去，很是高兴。我想，我这个时候如果和什么人发生矛盾，人家肯定也要拿我的衣服说事。呵呵，什么年代都免不了“只认衣衫不认人”啊！（待续）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 正文 少年从军（49）这就是天安门广场？ 吵归吵，准海军们还是步调一致地走了。准海军们走后不久，我们也背起背包奉命北上。 先是坐长江上的火轮。从朝天门码头沿石级下去乘船。朝天门码头真高啊，有许多个台阶。台阶上人上人下（上船的，下船的），十分热闹。“棒棒”们很活跃，吆喝着揽生意。生意也确实好，许多旅客都请“棒棒”们挑行李挑货。我们这几个年轻的军人自然是无人问津。我们背着背包一步一步走下高高的朝天门码头，登上火轮拖带的一艘大木船。 那时候长江上游的河道还没有清理，水下布满了暗礁，航行是很危险的，后来才把水中的暗礁逐渐清除掉。可是有一种人，他们一生都在长江上游行船，对这段航道非常熟悉，能根据不同季节的不同水位选择正确的行船路线，能保证船不触礁，是一种长江上游行船中片刻不能离的高人。“一招鲜，吃遍天。”解放前，他们领高薪，吸鸦片；由于行船需要，解放后仍然给他们保留高薪，对他们吸鸦片的恶习也只能是暂时容忍，因为不吸鸦片他们就没有精神领航，就要影响黄金水道的畅通。有人指给我看：“看，那个老头儿就是这种人物。”他大约50几岁，个儿，干瘦，手里拿着一根长烟斗，吊着一个大烟袋。他看见我们几个军人在注视他，就朝我们笑笑c点点头。 船过三峡时，但见两岸群峰屹立，云遮雾罩，江道変窄，水流湍急，云雾山中似乎隐藏着许多年深月久的历史秘密。我想起时候读过的李白的诗：“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此刻身处此情此景之中，似乎已与古人心心相印，灵犀相通；可惜我没听到猿声。我又想起两年多前一步一步地用双脚丈量着大地进军大西南，每天走得精疲力尽；现在告别大西南时，却能如此轻松愉快地顺水顺风泻千里，“千里江陵一日还，轻舟已过万重山。”实在是太幸福了！ 火轮在宜昌靠岸后，改乘大轮船去汉口；因为宜昌以下，江水深，河道宽，可以通行大轮船。 在大轮船上，我们结识了两位来自山东老区的人：一个老汉，一个媳妇。我们的领队c警卫连副连长也是山东人，就和他们攀老乡，在一起说说笑笑，谈得热火。他们是公公带儿媳妇来看她的丈夫。丈夫在四川驻军某部当连长，现在是探亲结束，回山东家乡。 老汉对我们说：“现在真好，有车有船，买张票就能见到亲人。不像过去，牵肠挂肚的，人在哪里？不知道；人在不在了？也不知道。现在不打仗了，部队驻下了，我们打算每年都去看一次。”那时候能做到这样，军属们就很满意了。解决两地分居？随军？那时候的人连想都不敢去想。 副连长开媳妇的玩笑：“花那么多钱，走这么远的路去看，图个啥？”媳妇听出他话中有话，脸红了：“不图啥。”“不图啥？那你为啥要去？”媳妇不作答，只是一个劲儿地笑，笑得挺幸福的。老汉见两个年轻人斗嘴玩，也会心地笑了。 老汉问副连长：“成亲了吗？”“没有，连对象都还没找到呢。”我插话：“他要找洋学生。”老汉和媳妇都笑了。媳妇笑得有点勉强，似乎有点隐忧。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来了：那时候在家留守的妻子最担心的就是丈夫喜新厌旧，恋上城里的“洋学生”。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有些领导干部离掉了农村的结发之妻，讨城里的“洋学生”。那些农村媳妇多少年来在家拖儿带女c孝敬公婆c生产自救c支援前线，日日夜夜担心着在前线作战的丈夫的安全，日日夜夜盼胜利，盼丈夫凯旋归来好不容易盼到了胜利，丈夫却没回来，回来的是邮递员送来的一封挂号信，信里面是一份“离婚协议书”，这使那些农村媳妇们伤心欲绝！ 公公婆婆也不干啊，请人写信过去大骂儿子“没良心”！可是“胳膊拧不过大腿”，拿当地老乡的话来说，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啦！”最后还是离了。离婚了就要离家呀，农村媳妇们又舍不得儿女。怎么办呢？公公婆婆就说：“你别走了，就当我们多生了一个女儿。”于是，儿媳妇变成了女儿，留在家里继续拖儿带女c孝敬公婆（现在要改为“孝敬爹妈”了）。这种模式后来被广为推行，被称作“离婚不离家”。 对于这种现象，部队里的许多干部c战士也是很反感的。我们分区有位电台台长，其父亲刚好是驻地的专员，也是个离婚再娶的人。这位台长还是经常去看望父亲，当然也要和年轻的后妈打打交道。有些同志就在背后骂他“没出息”。有的同志愤愤地说：“都当台长了，还怕什么？根本没有必要去拍那样的父亲和后妈的马屁！”也有人说：“不管怎样，人家总是父子嘛。” 船到武汉后，改乘火车，直奔北京。 到北京后，又是烦人的等待，等待那是因为军委空军干部部还要对我们进行“政审”。 我们住的是一所军人招待所。北京的军人招待所是旅馆式的管理，不睡通铺了，一间房间4张床，被子c床单洁白；早晨有热水洗脸；伙食有馒头c白米饭，菜是素炒荤，油多，味道好。这对我们这些来自西南高原的干部c战士来说，就好像是住进了温暖的家：啊，首都北京真好，咱们进北京享福来了！ 我走进招待所的厕所便时，发现眼前有一根绳子，就随手拉了一下。“哗”，立即有一股水冲出来。可是它一个劲儿地流，我觉得这太浪费了，想关掉它，却找不到水龙头。正在无计可施时，水却自动地停了。咦，这是怎么会事？这水还能自动停？我顺着那根线望上去，上面有一个铁箱子。我想，奥妙可能就在这里面。我就跑到外面端来一张凳子，站上去看个究竟。打开盖子一看，原来那是一箱水，水面上浮着一个空心的铜球，通过铜球在水面的升降形成自动开关。我觉得这玩意儿设计得挺巧妙，了解了其中的奥妙，心中也就释然了。虽然我在5岁前跟着父母亲住过南京c上海c重庆等大城市，但那时候太，不更事c不记事；5岁之后就一直住在老家乡下或县城里。家乡人说我出生在大城市，是城里人，其实我是个没见过世面的乡下人。 每上一级组织，接受政治审查时，就要等上若干天，这已经成了例规。到北京后，我们又天天在北京当“压路机”——压首都的马路。 到哪里去玩呢？首先想到的是天安门广场。在苏联人拍的《解放了的中国》纪录片中，天安门广场上的开国大典场面最使我们振奋了，大家异口同声地说：“上天安门广场看看去！ 一路询问着：“请问，去天安门广场怎么走？”北京的老百姓真客气c真热情，你向他问路，他会详详细细地告诉你：从哪里走过去，向东拐，走到哪里，再向西拐精确，仔细，不厌其烦，具有一种古老的中国传统的道德风尚和绅士般的高雅举止，北京话又是那么的好听。到底是皇城根儿上的人，有风度，有教养。这使我们再一次感到：首都好，首都人更好！ 北京那个城市最讲究方位了，房子的东南西北精确得很；所以北京人也特别讲究方位，问路时，他们的回答也是按东南西北回答你。我们几个南方人习惯于说“向左”c“向右”，刚开始都摸不清东南西北，问了也是白问。我们中间的几个北方人方向感很强，到一个地方就能分清东南西北。这可能也是南方人和北方人的一个不同之处。 我们拐弯抹角地找，不断地问最后问到一位老工人：“大爷，请问去天安门广场怎么走？”那位老工人一愣，随即用手指指自己脚下：“这就是天安门广场呀。”现在轮到我们“一愣”了：这就是那个气派的天安门广场？不像呀！它被几道红墙围着，广场不大嘛，远没有电影上看到的宏伟c气派。还有，那两根高耸入云的华表怎么找不到了？在电影里，受阅的飞机是擦着华表尖顶飞过去的。找来找去，终于根据其外形找到了，那只是两根不高的石柱子立在金水桥的两边。这一切都是因为电影的特技手法把我们给骗了。那时候天安门广场还没扩建，场地确实不大。天安门倒是很雄伟的，可是不能上去，只能站在下面仰望，想像着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开国大典上如何检阅部队，如何检阅欢腾的群众游行队伍。这里是全国的部队里多少干部c战士心中向往的圣地啊！却又是遥远的，可望而不可及的地方。我们有幸亲历其境，真是太幸运了！ 游玩了天安门广场后，就不知道再到哪里去玩了，只好继续压马路c逛商店。“压”了几天，看了几天，也就烦了：首都也不过如此嘛。我们都是些来自边疆的乡下人，全然不知道北京还有很多的名胜古迹可以参观c游览。 又等了几天，还是没有出发的消息。我们等不及了，大家一商量，就由领队——那位警卫连副连长领着我们到空军干部部去催问。 空军干部部的一位中年领导同志接见了我们。 “我们已经等了好些天了。我们请求尽快去航空学校学习。” 领导同志说：“再住几天嘛，你们长期驻守西南边疆，辛苦了。难得到北京来，多玩几天再走吧。”原来领导是一片好心。 “不，我们不玩了。”“我们玩够了。”“我们要早点去学习，越早越好。”我们不领情，七嘴八舌地嚷嚷着。 领导同志笑了：“好吧，好吧，那就让你们明天就走。” “到哪里去？” “到长春去。那里有一所航空预科学校。” 就这样，我们这几个傻大兵拒绝了在北京免费吃c住c玩的大好机会，第二天在收到空军干部部开出的介绍信后，立即登上火车，直奔塞外名城——长春，赶过去“立正”c“稍息”去了（待续）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