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他看到了一个本质xìng的问题，就是两者都是邪教）。根据新柱的说法，老官斋教是由浙江处州府庆元县姚姓远祖普善传来的，普善留下了《三世因由》一书，书中说初世姓罗，二世姓殷，三世姓姚。他们都是天上的弥勒佛化身的，号为无极佛祖。男女老幼都可以加入这个宗教，不过必须吃斋，凡是教徒，都必须用普字作为教名。
乾隆初期，庆元县姚氏后人姚正益每年都会来福建传教一次，刚开始的时候教徒不多，后来人数越来越多，教徒们都把姚正益奉若神明。
这些教徒们自号老官斋教徒，经常聚在一起吃斋，地方官当时没在意。后来，他们的声势越来越大。乾隆十二年十一月，斋明堂首领陈光耀搭建长篷，聚集大量乡民，大家一起点烛念经，引起了地方官的不安。事情告发后，官府派人把首领抓住。
这事发生后，各堂的堂主都惶惶不安，担心牵连到自己。于是，一些首领居然商议劫狱。其中，有一个叫宋锦标的教徒，他的妻子严氏是一个女巫，自称能通神。她竟然扬言受到祖师的感召，弥勒佛降灵到自己身体上，准备治理乱世。这样一来，很多教徒深受鼓舞，他们搜集各种兵器，还模仿政府军设置了元帅、总兵、副将、游击、守备、千总等军衔，每人头上裹一块破布，正式拉开暴乱大旗。
几千名教徒就这样浩浩dàngdàng地直奔宁府城，最先告诉官府老官斋教徒叛乱消息的是一个叫张国贤的布贩子。当时，张国贤经过县城附近，被教徒扣押。幸亏张国贤机灵，中途逃出，匆匆赶往府城，向知府徐士俊禀报。徐士俊觉得张国贤是大惊小怪，太平盛世怎么可能有暴乱，一定是张国贤弄错了，那些教徒不过是私下里聚会什么的。后来收到官兵报告，徐士俊才知道这一切都是真的，立即派遣官兵镇压。
这些教徒毕竟只是一些乌合之众，官兵一来，轻易就把他们打散。许多教徒往山里窜，结果官兵进山捉拿了三百多人。
事情报告到乾隆这里，他不但没有赞扬徐士俊弹压有功，还将他撤职，理由是：邪教创建斋堂，发展到图谋不轨，作为知府平时不注意防范，导致酿成事端，理应承担责任。
对这次bào dòng，乾隆非常关心，当他得知为首的魏现逃脱后，指示地方官一定要把此人缉拿归案，乾隆说这个犯人的情节特别严重。对于其他教徒，乾隆也主张从严处理，多杀几个人，让jiān徒们知道畏惧，有助于维护稳定。
后来，官兵在深山老林中将魏现抓捕。在处理此案过程中，乾隆一反往日的宽大，定了六等罪：首犯凌迟处死，助谋斩立决，宣传邪教蛊惑愚民的处以绞刑，被胁迫的犯人充军，知情不报的流放，不知情的教徒暂缓处理。
结果，一人被凌迟处死，四十九人斩首，九人被绞死，一人绞候（有待进一步审理），发配充军的八十八人，杖责有九十九人，罪犯家属入奴发配的有十九人，还有几十人或自杀，或瘐死狱中。
这个案子的处理是非常残酷的，从中可以看出乾隆的统治思想，仁政只是表面文章，治国根本还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这次bào dòng虽然规模小时间短，但是给乾隆的冲击很大，他觉得这些乱民真是不知好歹，实行仁政他们反而得寸进尺。随后，乾隆决定清查邪教，将老官斋教全部关门大吉。
清水教大劫
乾隆三十九年，被历史学家称为盛世转衰的转折点，这一年也是多事之秋。
自从康熙平定三藩之乱后，中原大地再也没有bào发大规模的战争，一百年的平静积累了大量的热能，终于在这一年bào发。
这事还得从乾隆三十七年春天开始。自从乾隆先后以铁腕取缔大乘教和老官斋教之后，民间的地下宗教更加隐秘，教徒们再也不敢招摇过市，以至于官府认为在政府的铁腕打击下，国内基本肃清了邪教势力。
山东濮州人谌梅打破了官府的幻想，这一年春天，他带着“邪书”来到河南临颍县，不幸被官府查获。随后，官府顺藤摸瓜，找到了邪教的头领，濮州人王中。由此，将潜水极深的清水教拉出水面。
王中被捕之后，山东巡抚徐绩准备拿他开刀，当成政绩献给皇上。徐绩先搜罗王中的逆书，希望从中发现谋逆的证据，别说，他真让他搜到了。在王中的“邪书”中有这样的话：平明不出周刘户，近在戊辰己巳年。徐绩问王中作何解释，王中也相当聪明，说“平明”是天明时运气流转，讲的是气功导引之术，练习气功应该在天微明时起来。徐绩心想，你厉害，旋即挑出更致命的句子：也学太公渭水事，一钓周相八百秋。这句话谋反的意思还不明显吗？王中也有自己的解释，说太公、八百秋等话不过是教导人们修身行善，这样才能延年益寿，活得像姜太公那么长。
徐绩没辙了，只好将整个审案过程上报给乾隆。与此同时，河南巡抚何熠奏请将王中绞死。
收到徐绩的奏折后，乾隆没有研究案情，而是仔细观察“平明不出周刘户，尽在戊辰己巳年”这两句诗，他觉得其中大有蹊跷，绝不像王中所说的那样是气功导引之术。经过仔细辨认，乾隆发现“明”字有改动痕迹，很可能是“胡”字。如果是“胡”字，那么这个案子就大了，不仅是邪教，而且是企图推翻大清的邪教。文化深厚的乾隆认为根据王中的诗，幕后应该还有两个更高的首领，这两个首领分别姓周和刘。得出这个结论后，乾隆立即命令军机大臣传谕徐绩，暂停对王中处置。乾隆想揪出幕后黑手，而且他相信自己的直觉。
可惜，乾隆的谕旨还没有到山东，巡抚徐绩就已经把王中绞杀。
这样一来，线索突然中断，幕后黑手似乎可以逍遥法外。然而，随着案情的发展，竟然证实了乾隆的判断。从一句诗居然能够判断出篡改的痕迹，还能推测出幕后的元凶，不得不佩服乾隆见微知着的本领。
五月，河南巡抚何熠审理案犯李孟炳，王中的头上还有一个姓刘的老教主，这个人本是个监生，本名刘省，祖上有做官的。刘教主旗下有三个教派分支，分别为先天、中天、后天，王中只不过是支教的首领。乾隆得知，为自己的智慧兴奋不已，立即下令捉拿刘省，最后在刘省的卧室地下刨出一万两千多两白银，这笔钱是教主刘省多年从教徒手中搜刮而来的。
就这样，清水教萝卜带泥，被连根拔出。
清水教原名八卦教，是由康熙初年山东单县人刘佐臣创立的，是以刘佐臣是清水教第一代教主。第二代教主是他的儿子刘儒汉，第三代教主是他的孙子刘恪，刘省是第四代教主。像所有的宗教一样，清水教也有一些神神鬼鬼的东西，清水教的头目们自称喝一杯水，七七四十九天可以不吃饭不喝水，清水教的名字就是这么来的。
在刑讯逼供下，刘省供出了离卦、震卦、坎卦等八卦教主要头目，从而揭开了邪教的隐秘网络。刑部给刘省拟罪凌迟，他的弟弟刘省愆和长子刘铨斩立决。八月，乾隆将刘省的处罚改为斩立决，其弟和其子改为斩候。到秋审时，刘省愆处斩，刘铨仍然有待进一步审理。
如果清水教案子就这么结束的话，那它充其量还是一个小案子，远远谈不上是大劫。刘省虽然是清水教的教主，但他没有翻起多大的浪花。
清水教最重要的人物不是这个刘教主，而是一个叫王lún的人，正是这个人，用自己的实力在清王朝的心脏部位跺上了三脚。
王lún起义
王lún究竟是何方神圣，能够震撼一代雄主乾隆，让他体会到害怕的感觉。
王lún也是山东人，家住寿张县党家庄。二十三年前，王lún认识了清水教的一个堂主张既成，跟随他加入清水教。在清水教中，王lún是一个本领高强的人，拳脚功夫了得，据说还会气功，经常在家乡左近的几个县行医传教，跟刘省装神弄鬼故作高深藏在家里是完全不同的两种风格，王lún的教徒很快发展到几千人。
名誉教主刘省被抓住后，王lún知道自己的好日子也不长了，与其等人用刀来砍，不如自己先拿起刀去砍别人，还能占个先下手为强的便宜。
王lún虽然属于清水教一个分支的首领，但事实上他的权力最大，加上他为人看病不收钱只收徒，所以三教九流的人士都愿意跟他混。而王lún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收的，王lún应该很早就开始想造反，一路上他胸有成竹，注意挑选那些精干强壮的人。说明王lún多少还是有见识的，知道造反群体贵精不贵多。
王lún被大家称为是“收元之主”，以区别清水教的刘姓教主。
王lún之所以选在乾隆三十九年春，固然跟刘省被抓有关，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山东发生了饥荒。官府不但不赈灾，反而额外征收，许多农民无以为生，清水教此时就像一个巨大的海绵，而这些民众正如唐太宗所谓的“能覆舟”的水。
看到饥民纷纷投奔自己，王lún以为大势所趋，是时候造反了。七月，他召集清水教的骨干人员，决定在八月二十八日起事。
造反是中国历史中风险最大的一个行业，当然如果成功的话，收益也是最大的。若非拥有非凡能耐的人是不敢轻易造反的，所有造反的人都需要一个旗号，换句话说，都要一套蛊惑人心的宣传。王lún的舆论也非常蛊惑人：“在八月以后，有四十九天大劫，跟随我的人可以免遭劫难。”王lún还预言在大劫之时，将会有大风雨。
八月二十八日五更，清水教部众如期起事，寿张县内的教徒在半夜打开城门，迎接其中一个头领梵伟进城，他们随即围住衙门，杀掉知县沈齐义，占领城池。第二天，教徒们迎接王lún进城。这几天果然如王lún所预言的那样风雨大作，于是，相信王lún的人越来越多。王lún随后又攻下堂邑县和阳谷县，部众发展到几千人，还缴获了数百辆车，由于寿张、堂邑、阳谷三县城池低矮残破，王lún决定攻下临清作为暂时的大本营。
九月五日，起义军占领距离临清四十里的柳家庄。七日，山东巡抚徐绩带兵五百，围攻柳家庄。说是围攻，其实非常荒唐，官兵们胆子非常小，老远看到义军，就稀里煳涂乱放qiāng，结果起义军到他们跟前时，他们的qiāngpào已经用完了。徐绩等人反而被围住，最后一个叫惟一的满人总兵带兵救了徐绩。
徐绩捡回一条命，当即躲在临清城里。在攻打临清的过程中，王lún不知用了什么计策，让官兵们的qiāngpào失效。守城官兵认为王lún用了邪术，把鸡血狗血往下面洒，官兵们昏庸至此，战斗力可以想象。
后来，德州、青州和直隶相继派兵增援，才解了临清之围。
乾隆是九月五日收到奏折，才得知王lún叛乱的消息。乾隆传谕徐绩：“这种jiān民，实在罪大恶极，这个案子特别严重，要按叛逆案来处理，跟平常百姓yóu xing示威有所不同。一旦抓获，为首的立刻凌迟，同党斩首。要多办一些人，给他们点颜色看看，让大家知道怕处。抓到王lún后，将他全家斩首。”
临清有两个城，旧城城墙坍塌，但是面积很大，人口稠密。新城主要是做军事用的，城墙坚固，但里面人相对较少。看到新城久攻不下，王lún带着部众在旧城宿营，为了抵御官兵，王lún将车子堵在街头巷尾。这时候，王lún的部队已经发展到上万人。可以想象，这个人还是有一定的领导能力的。
没过多久，兖州总兵惟一、德州驻防城守尉格图肯率军来到临清旧城外和王lúnjiāo战，没想到官兵不堪一击，没坚持多久就败退东昌。王lún接着这个机会阻断漕运，趁机劫夺漕粮，义军控制运河之后，官兵就不敢再南下。
乾隆最担心的事情出现了，就在这朝野震动的关键时刻，给事中李漱芳站了出来，上了一道见解深刻的奏折，他说jiān民之所以滋事，主要是由年成歉收和地方官隐瞒灾情引起的，这些“jiān民”主要是还是一些填不饱肚子的饥民。李漱芳还说，山东的很多饥民往京畿之地流徙时，路过卢沟桥，官兵居然派兵拦截，不准他们北上，目的就是怕皇上知道灾情。
在奏折中，李漱芳也承认，其中确实有一些jiān民，譬如像王lún这样的，但大多数都是平常老百姓。李漱芳是希望官兵在镇压时把握好一个度，不光是镇压，也要安抚饥民，改良吏治。
李漱芳的建议应该说是很好的，但是敏感的乾隆认为李漱芳是在为刁民说话，纯属沽名钓誉。乾隆甚至否认山东遭灾，乾隆的理由很简单，如果山东受灾，地方官早告诉我了，既然没告诉我，就说明没什么灾情了。话虽如此，乾隆还是派大学士舒赫德去山东实地查访。
舒赫德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到山东指挥剿匪，舒赫德来到德州后，了解到惟一和尉格图肯临阵脱逃之事，上奏给乾隆。乾隆指示，立即将这两人在军前斩首。舒赫德还密奏徐绩被围时惊慌失措的样子，乾隆说徐绩的事以后再处理。
舒赫德毕竟精干，他率领三路大军围攻义军。义军在城外阻击，终因寡不敌众退回城里，随即展开了巷战。巷战非常惨烈血腥，义军势单力孤，终究不是官兵的对手。有两千多义军在巷战中战死，官兵们后来得知王lún在一栋楼上，将楼团团围住。见此情景，王lún的副帅王经隆劝王lún投降，王lún说：“我宁愿烧死在楼上，也不投降。”
最后，王lún点火，烧死在楼上，有人看到他头发和胡子烧焦了，仍然站在楼上，目光淡定。这人确实不是等闲之辈，如果不是生活在专制时代，应该能做成一番大事。
正如王lún所预言，有一场大劫，但这个大劫不是什么天变，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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