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有所见，并请函酌为补充。”
但1月6日，据王化一回忆文章，戴笠已主动找王化一、吴瀚涛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办法。戴对王说：
“拟要求蒋、张同时出面，阻止双方军事接触，准备和谈。今天上午和副司令晤谈，他同意，希望化一、瀚涛两兄，能持他亲笔函件，赴西安一行。……宋部长昨晚已由上海去溪口，我即赶去，和宋部长一起商请委员长，阻止洛阳大军前进！”
1月8日下午4时，王、吴二人由戴笠陪同，去见何应钦。戴于同日并将蒋给张学良的亲笔信自溪口带来，jiāo给张学良。王、吴见何应钦后，对何说：
“我们愿意去西安一行，但有一个问题，到西安后，必定有人问到，为什么不放张先生回来？什么时候恢复张先生自由？我们怎样答复呢？”
何应钦回答说：
“你们此行，就是为了解决双方误会，军事行动停止，和平实现，保证汉卿先生即回到西北去，这当然是很重要的一点，希望两位能代为转达西安有关人士。”
然后，又由戴陪同，去孔祥熙公馆见张学良。张学良对王、吴（戴已离去）说明了如下的情况和心愿：
“当时对蒋是否采取这样行动，考虑至再至三，总是希望能用说服的办法，联合一致，抗日救国。接到你的电报，和他当天斥责黎天才的情况，肯定他不但不能接受抗日主张，反而相逼过甚，迟则必遭意外，因之临时决定，临时布置。白凤祥、刘桂五等行动，又不恰当，闹得破头乱齿，至使蒋先生受了伤害，还使他随行人员遭伤亡，出我意外，非常抱歉。中央扣留我，西安将领发出歌电，何应钦调兵遣将，战事有一触即发之势，如果发生冲突，不可收拾，使抗战力量因内战而消失，敌人更可不费兵力，消灭我们，和我初衷完全相反，这是最令人痛心的事情。”
说到此处，张学良禁不住失声痛哭。王、吴也相对落泪。“张学良此时边说，边从抽屉里取出写好的两份遗嘱，jiāo给王化一。一份是给家属的；一份是给万福麟、于学忠、王以哲等东北军全体将领。”后一份遗嘱中“表示造成混乱不可收拾的局面，他将自杀以谢天下，以明夙志。”
张学良还嘱咐他们到西安后如何注意与如何谈话以及诸种军事要事。
1月9日，王、吴即带着蒋介石和张学良的亲笔信飞至西安。王以哲、高崇民、卢广绩、孙铭九等人前去机场迎接。先到西安招待所，略坐后，即去见杨虎城，转jiāo信件和转告一切。
杨即时召开一个圆桌会议，中共方面有秦邦宪参加会议。马占山、鲍文樾、米春霖等老将领们也参加了会议。王化一把张学良的话转述一遍后，就散会。晚上，西安方面的“设计委员会”召开会议。讨论结果，议决如下四条：
（一）释放张副司令即日回陕主持一切。
（二）蒋介石必须执行在西安的诺言。
（三）中央军队须撤回原防。
（四）待和杨虎城将军商谈后，再派代表去南京商谈。
晚上，王、吴又在米春霖公馆同东北军高级将领们恳谈，传达张学良对东北军的具体指示；主要是要东北军团结一致，同时和西北军密切联系，不要中guó mín dǎng分化离间之计，并与国各方同情者加强联络。
蒋致杨的信，主要内容是“要杨虎城和将领息兵听命，不要为共产党所利用，许诺改编后予以种种优越待遇”。
张学良致杨的信，则是“以抗日救国为前途，谁胜谁败，都要损失抗战力量，为了保存抗战元气，达到事变之初衷，应当双方和解”。
杨虎城则表示：
“我不同意张副司令亲身送蒋，自投罗网，但抗日救国主张，和张副司令始终是一致的。昨夜已同东北军将领和有关各方jiāo换意见，遵照张副司令意见，停止军事行动。关于张副司令恢复自由、军队改编待遇善后诸问题，须双方协商，然后决定。……我个人去留无成见，一俟局势稳定，能够全国一致抗日，我无条件地牺牲一切干下去，否则我要出国考察去。”
于是同意和驻洛阳的顾祝同互派代表，就停战问题进行谈判。
东北军的老人，高级将领多主和，而少壮派以孙铭九等人为代表，则主战。少壮派坚持不释放张学良回陕，则不惜一战。
张学良致东北军将领的信，则嘱咐东北军一切以国家为念，不要以他一人为念。其信云：
“话不知从何处说起，泪不知向何处流……
为国家努力杀敌。为东北雪耻复土，一切以国家民族为重，勿以学良个人为念。……西望云天，不胜依依。”
此时，王化一又专门对孙铭九说明张学良的意思，他并直接转告张氏的话：
“我能否返陕，全在大家能否一致。”
王、吴在西安住三天，完成转达使命，于1月11日上午飞南京；赵四小姐也随机同行。下午4时，王、吴抵南京，晚8时，即向何应钦报告情况。王、吴还特地谈到杨虎城要求张学良回陕之事。但“何避不作答”。12日，戴笠由溪口返南京，王、吴又向戴转达西安方面的意见。
同日午后，米春霖代表西安方面到达南京，住励志社。即邀杜重远、王卓然、王化一、吴瀚涛一起于首都饭店会见东北籍元老莫德惠和刘哲，共同商定：
（一）向各方面努力争取，使张学良恢复自由。
（二）东北军受guó mín dǎng分化，对外调或留西北，意见分岐，设法团结。
（三）东北军与十七路军已显裂痕，应力求团结。
（四）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等少壮派可能有过激行动，破坏和谈，应设法制止。
12日晚，戴笠陪同王、吴到孔公馆见张学良，报告一切，以及米春霖到南京的消息。张表示很愉快，并再次说：
“我心平气和地尽我最大力量，挽此危局，保存国家元气，准备抗日。”
张于此时，还正颜厉色地对戴笠说：
“不但东北军、西北军应当同中央军团结，中央军和红军也必须团结一起，全国抗日力量都须团结一致。只要全国一致抗日救亡，我个人生死安危，无足计较。”
同时又挖苦戴笠道：
“雨农，你的特务工作怎么做的？连这样重大的行动，事前一点也不知道？”
戴无可奈何地回答说：“副司令，我过于相信你了。”
1月中旬，西安方面以谢珂、米春霖为代表，顾祝同以祝绍周为代表，在潼关双方进行多次接触、谈判。在谈判中，西安方面处于和战两派的激烈斗争中，杨虎城于此争论中，仍是徘徊不定。并一再要求张学良回陕。为此特令李志刚带信至蒋，再次要求蒋释放张学良。
此时蒋介石于1月14日复函杨虎城，由原“西北剿总办公厅主任”米春霖带给杨虎城。此信云：
“米主任来奉，详诵来书，藉悉一是。汉卿兄问题。中已于志刚同志带奉函中详述之。此时为国为友为公为私计，皆无回陕之理，明达如兄者，当能了然，望勿再以此为言。须知中与彼同一境地。中虽在乡休假待罪，要知陕甘事变未了，与汉卿兄为国家计，皆不能置身事外，否则国不成国，人亦非人，复何革命抗日之可言。兹为陕甘袍泽与革命前途计，汉兄特提二案，对兄等之意见，决不抹煞，望兄以国事为重，应知革命创业之艰难，历史养成之不易，耿耿此心，惟冀览眢。余托米主任转达。”
尽是堂堂皇皇大道理，其实是为一己之私个人威信和瓦解东北军。
但是杨虎城仍然坚持原意见。其意见，按蒋氏复信的概括如下：
“一则为西北军之善后与人事分配，须一以兄（杨虎城）之意为可否；二则限制中央军之驻地，使不得越潼关以西；三则部队之人事行政与训练，均须一任各部之自由。质言之，即不许中央过问西北之一切，亦无异使陕甘不为国家军令政令不及之陕甘，直yù使西北沦亡为东北之续。而一方面，则以要求汉卿回陕主持为解决一切之关键。兄等此举，如或尚有爱护国家拥护统一以御侮救亡之诚意，如兄等通电所云云：则三尺童子有以知其南辕北辙也。”
然后蒋又直陈自己之见解与政策曰：再为兄等质直言之：其一，见等应知中央无论如何决不能放弃西北，中央数年以来，确认西北，尤其陕西，为北方国防之根据。关于开发西北与建设西北之事业，无不本于国防之见地，按照计划，尽力进行，不特国家资本，对于开发西北经济jiāo通水利铁道等建设，不遗余力，尤奖励全国企业界大量投资，综计三年以来，合政府人民之资力，总数当在一万万元以上。而陇海线之向西延展，及其连络之增筑，尤为国防上既定计划，无论如何困难，断不中止进行。财政困顿如此，而不惜竭全力以图之者，诚yù使后方jiāo通与国防要地，得有相当之规模，以为御侮复兴之根据也。兄等前电缕以中央军向西进迫为言，而今则更yù限制中央军之驻地与兵额，此无论在国家纪纲与统一意义上，兄等不得为此要求，且以中央军队入陕，其意在威胁屈服，更属误会曲解之至。诚以去岁西安事变，既已引起内外之忧疑，如中央军队不进驻陕省，国内外经济界，即不能确信其投资之安全。信用一有动摇，一切建设将无法继续。更就国防军事而言，亦何能坐令此根据重地与后方jiāo通无确实之保障，此均为事理所必然，不待隐讳，亦无可否认。中央如放弃西北，即无异于放弃国防，亦即无疑于自弃其职责，故无论任何困难牺牲，势不能确实掌握此重要之国防根据。”
这一段话，极为重要，它清楚说出了蒋氏无论如何，要进军西北，掌握西北。即无西安事变，张杨共同与红军作战到底，蒋亦要将中央军派驻西北，最后吃掉或分割东北与西北军，这是其以上明言的既定方针与计划。这是从其军事统一与武人独裁的立场上考虑国家大政方针的，按他的这一立场，最后消灭一切地方实力，乃是其根本方针，乃是其最后完成军事统一的大计划。但这不是民主的统一。他不管是在大陆，还是在台湾，不管是训政还是宪政时期，他都没有实行过一天的民主政治。如果认为蒋氏于军事统一之后能够实行民主政治，恐怕是无人相信的。因此，对他的军事统一，必须持否定的态度。以他的专制政治实行军事统一，当然在以民主与自由为旗帜的反对党面前，在实行土地改革的反对党面前，是必然要失败的。因为民主与科学已成为时代大潮，席卷全球，谁逆其潮流，必然失败，蒋即失败于这逆动。
蒋氏至死，恐对此亦无真正认识。
蒋氏在说了以上的大道理和中央军必须进驻西北的决心后，他更进而振振有词曰：
“兄等既以积极对外为标榜，以领导救亡望中央，而今所要求，乃yù摈中央军力于陕西以外，使其放弃国防基础，且不得过问西北，诚不料兄等之昧于事实，一至于此！事实发生以来，国内舆论之痛心疾首于兄等者，皆以干犯纪纲，劫持统帅，为兄等咎。若就国家生存大计而言，则劫持统帅之咎犹小，而破坏国防之罪实大，如不迅谋补救，举国同胞皆将不能为兄等恕。千秋万世，无所逃于历史之谴责，此兄等万不可不察者也。
第38章 密谋fǎn gòng，五次“反剿”(19)
“其二，关于汉卿回陕问题，……如为国家整打算，稍明爱人以德之义，则应知汉卿在陕甘变局未定之前，即令国府许可而遽回西北，其自身在责任观念上，亦无以对陕人与国人，无以对军中之袍泽，不独汉卿如此，即中正以数年来力主建设西北为国防重要根据之人，而托付无方，处理未善，以肇此空前之事变，使国家蒙受损失，反躬自省，实亦无以对国家，无以对国人，更无面目以再论国事。故陕甘之统一一日未复，即中与汉卿之罪责不得一日而卸除，汉卿深知此意，故并无回陕之请求而惟望问题之速了，日前彼托瑞峰携回之函，即可知其耿耿西望于兄等者为何如？兄等诚以国家为重，即应体汉卿之心为心，克除成见，迅下决断，确实接受中央之处置，使陕甘之事大定，中得稍减神明之咎戾，届时自当续请政府，俾汉卿仍有以自效于国家，前函已详晰言之，愿兄等勿再作此不可能之要求，以增汉卿与中之罪戾也。其三、兄等当知集中国力，应无害于国家之统一，而不能假此以遂其把持割裂之私图，此次西安事变，中央不惜枉法以求全，固为国难当前，凡属国家力量，均应逾格爱惜，然国家之统一，则不能任其有丝毫之毁伤，今日一般国民，均知非统一不足以御侮，而意志之统一，与军事政治之统一，尤为对外必要之条件，为求得意志之统一，即不能有危害国本之主张，与离间煽惑之宣传，为保持军事与政治之统一，即不容自划区域而形成割据独立之形态，过去二旬间，陕省之宣传与行动，其为分散国力，抑集中国力，固不必多所追述，今日兄等之要求，则何异将陕甘一切，悉令特殊化，何异于要求中央放弃其国防建设与后方根据地，试问如此情形，能达抗敌救国之目的乎？西北为我中华民族发祥之地，全国人民方将不惜全力以之为基础，断不能任其有赤化恶化之情势，沦为危害国本之根据地，兄等诚明此意，应勿使其造成复杂特殊之情形，否则兄等以爱国救国为名，而竟不惜危害国家，妨及民族生存，甘与全国为敌，试问将何以自存？自事变迄今，中央爱惜国力，多方委曲之苦心，昭然予天下以共见，兄等同是炎黄胄裔，果有自谋之志与谋国之忠，即应简单坦白，放弃错误，昭示诚悃，表里一致，接受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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