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趣阁读书 > 都市小说 > 继承三千年 > 正文卷 242 国宝鉴定
    等张东皋鉴定完毕,于宗文迫不及待地问道:“这是《五王醉归图》吗?”

    “不错,这确实是元代任仁发《五王醉归图》真迹。”有幸鉴定这样一件国宝级的画作,张东皋的心情也很激动。

    于宗文皱眉问道:“看上面陈继儒的题跋,这幅画应该是唐人所作,我本来以为任仁发的印鉴是鉴藏印,难道不是吗?”

    任仁发虽然是元代名家,但如果这幅画是唐人真迹,价值肯定还会更高。

    在这幅画上,陈继儒题跋为:唐文皇石刻昭陵六马,故子孙多马癖,代宗有九花虬,德宗有神智骢、如意骝。饰以黄金勒,控以紫玉鞭,豢以一品料。故其图流传人间,歌咏不绝。此卷唐人笔,题跋剪截已去,幸人马尚尔平安,无锡王麟郭先生世藏,其孙福州守曼浤公能永护之,环回谛玩,姿态毛骨如生,所谓写渥洼之状,不在水中,移騕褭之形,出于天上。定为曹霸所作,即公麟辈未能与之绝尘而争驱也。云间陈继儒题于顽仙庐。

    如果按照题跋来判断,这幅画应该是唐人作品,难怪于宗文有所疑惑。

    张东皋解释道:“陈继儒认为这幅画是唐人所作,这是先入为主的思想,同时像你一样,误认为任仁发等印为鉴藏印。”

    接下来,张东皋给出了详细的解释。

    从《五王醉归图》鞍马及人物服饰的解析看,整个鞍马的造型上、马饰上,以及人物的衣着上,技法上和渲染上,都完全的续承了唐代人的风格特征以及时代特征,再加上明代好古之风盛行,许多风格高古的作品,都喜欢把年份提高上限。

    其次是古代不便利的地域条件,得见名迹的机会十分难得,陈继儒的《泥古录》是陈氏艺术鉴赏类的随笔集,并未记述过任仁发,连王永吉也不识任仁发,直到看到了李九疑《紫桃轩杂缀》才识别,更何况其传承下来的真迹的风格面貌,所以误以唐人笔,确实情有可原。

    而在题跋中陈继儒也明确的叙述道:“姿态毛骨如生,所谓写渥洼之状,不在水中,移騕褭之形”。

    “渥洼”为天马的故乡,位于甘肃敦煌市,唐代有卢纶《送史兵曹判官赴楼烦》诗:“渥洼龙种散云时,千里繁花乍别离。”而唐代著名的画家曹霸和他的学生韩干,都是以画渥洼、騕裛产的名马着称于世,陈继儒题跋也间接的说了“渥洼之状”、“姿态毛骨如生”这种唐马的特征,非常符合曹霸和韩干笔下的马,这种先入为主的思想使陈继儒写下了这段题跋。

    误认为任仁发等印为鉴藏印,这和鉴定水平有很大关系。

    在元明有很多知名画家对任仁发有很详细的诗文记载,所以陈继儒对于此卷上面的“任氏子明”、“月山道人”是谁肯定是熟知的。

    然而,陈继儒应该并不熟知任仁发绘画,印章落款的常识也有所欠缺,所以才有了误判。

    由于任氏家族在朝中缺乏地位,所作贡画,亦未受到元帝激赏,他们的人马画风在元代未能形成超出家族以外的辐射圈。元末明初,只有任氏的后裔及少数师从者传摹祖风,此后,趋势枯竭。

    任氏家族在元末的声望如此之小,以致他们的同里夏文彦似乎把他们一家都给忘了,没把他们收录在《图绘宝鉴》里。

    这说明任仁发画马的艺术面貌进入明代以后,对于非鉴定收藏大家曾了解以外,世人在对他的面貌认知上是非常陌生的,都是从典籍的记载中有所了解。

    张东皋给出的鉴定解释太专业了,于宗文等人都大为佩服。

    张东皋说的兴起,进一步解说自己的鉴定理由:“这幅画的鉴定,其中装裱和纸张的鉴定也很关键。”

    张东皋首先分析解说装裱。

    清初宫廷收藏的主要来源,是把民间著名私人藏家如梁清标、孙承泽、耿昭忠、耿嘉祚、索额图、安歧等人的收藏纷纷归入内府。

    此卷现存的面貌除了包首破损被更换过,其余大多保留了清宫原来的装裱,签条、前隔水、引首纸、以及后面拖尾的纸张都是清宫特有的材料,前后隔水保留了原装的云鹤纹绫子,这种云鹤纹绫子在梁清标、耿昭忠旧藏中经常使用。

    而以上对比的诸卷,也都是清宫原裱,以下是《人马图》、《张果老见明皇图卷》装裱面貌。《五王醉归图》还随附有宫廷原装玉别子。

    然后他接着分析解说纸张。

    年份鉴定是古代书画鉴定中最复杂最难的,无破坏性的鉴定方式,一般凭经验,凭眼力,有经验者主要看材料、包浆、绘画风格。

    材料到代也未必就绝对是真迹,因为不排除后人也可能用古代材料作伪,但材料不对则肯定不对。

    并非每一种材料都可以准确辨识,但幸好《五王醉归图》用的纸是相对容易辨识的一种。

    有经验的鉴定者可以从此卷表面的质感、细密、包浆、成色判断出这是宋纸,若对光看帘纹,则更容易判断。

    由于造纸技术的变革,唐宋的纸张抄纸用的竹帘绑线的间距较宽,古人用来辨别宋纸的一个口诀就是:“宋纸帘纹二指宽”,也就是对着光源看帘纹绑线的距离有两个手指的宽度,到了元明清帘纹大概就只有一指宽度。

    元初基本还能用到宋纸,比如赵孟俯有不少纸本画作是画在宋纸上,到元末基本就没有用到宋纸了,一直到明中期发现了一批宋代留下的写经,具有代表性的是金粟山藏经纸,用宋写经纸作书画再度流行。

    《五王醉归图》对着灯箱拍照,帘纹清晰,可见帘纹间距34毫米左右,正是约两指的宽度。。

    听了张东皋的解释,众人都觉得大长见识。

    郑孝武也出言问出自己的疑惑:“乾隆御览之宝等五玺与石渠定鉴、宝笈重编、干清宫鉴藏宝三玺印泥颜色有不同,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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