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死亡。第三世界的贫困问题尤为严重，在南亚居住着世界上1乃的人口，贫困人口却占了一半。非洲6.3亿人口中，约有一半挣扎在饥饿线上。拉美地区有近2亿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之下，占拉美人口总数的1/3以上。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已从1974年的29个增加到1994年的48个，其中28个国家每人每天靠不到1美元生存。
发达国家的贫富悬殊问题也日益严重，贫困人口呈上升趋势。以世界超级富豪国美国为例，就有15％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如果将个人名下资产超过50万美元的个人定义为富户，那么N95年欧洲的富户已达到170万个，那里也因此成为全球个人财富最为集中的地区，他们的身价高达47000亿美元。
北美地区集中着160万富户，总资产也有46000亿美元。但联合国以及其它机构普遍相信，亚洲很快会取代欧美成为财富之最，目前亚洲宫户的总资产已达42000亿美元，过去10年来这些富户的财富一直以9％的年速度增长，香港、新加坡以及韩国成为个人财富增长的翘楚。
针对上述现象，联合国的人力资源发展报告指出，一个正在崛起的城市富裕阶层正在世界各地形成，他们通过种种途径建立相互联系并聚敛大量的财富与权力，而种种令人担忧的迹象显示，地球村近半数的村民已经被摒弃在这一激动人心的财富创造过程之外。
贫困问题主要是不合理政治秩序带来的恶果，其中贪富差距日渐扩大是贫困问题日益严重的突出表现。在世界人口收入统计表上，20Ok的富人与20％的穷人的收入差距在60年代相差30倍，1991年已增至60倍，现在这一差距还在继续成倍扩大。世界总人口中，社会上层的10亿富人拥有83％的世界总收入，而社会底层的10亿穷人只占1.5％。在贫困人口中，绝大多数是失业和半失业者。
人口增长过快使发展中国家雪上加霜，抵消了它们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所作的努力。目前，全球每天增加23.5万人口，每年共增加9000余万人口，所增人口的95％都集中在发展中国家，照此速度和目前的经济增长率，到2000年全世界将净增2亿贫困人口。
与贫困伴生的是严重的社会问题。1990年以来，全世界发生82起大规模武装冲突和战争，至少有65起发生在发展中国家。跨国难民已从70年代的80余万人增至目前的2000万人左右，另有2600余万难民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里流离失所。穷人为了自己的生存而向城市，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过去的40余年里城市人口分别增加1倍和5倍，仅拉丁美洲每年就有数千万青少年流落街头。暴力犯罪、吸dú贩dú、环境污染等社会间题也随贫困的增加而日趋严重。
联合国因此并不将一国的富裕程度视为考察民众生活状况的唯一指标。在被称为“头号经济巨人”的美国，那里富者与穷者的收入差距己扩大至9：1，悬殊程度与巴西、圭亚那等拉美国家相当，而一般工业化国家贫富悬殊程度则为4：1.所以当联合国人力发展项目在1990年首次推出评估报告时，除国民生产总值外，教育、寿命以及实际购买力同时成为衡量社会进步状况的指标，而人力发展指数则包括了民众健康、卫生保健、fù女地位等充分反映民众日常生活状况的系列指标。在今天涵盖了174个国家及地区的人力发展指数排行榜上，高居榜首的是加拿大，其后依次是美国、日本、荷兰与挪威。中国处在第108位，印度位居135位，名列榜尾的是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如计人fù女待遇指数指标进行更全面的评估，瑞典异军突起而进入榜首，加拿大落至次席，美国跌至第四，而中国则连跳29级，升至第79位。
1996年人力发展报告还首先引进了一个衡量社会进步的新指标：隐xìng贫困，即通过评估5岁以下儿童发育不良比例、在校儿童比例、fù女文盲比例等多项指数来预测未来社会可能产生的贫困人口。根据这项指标，尽管南亚的印度及其它国家（斯里兰卡）目前的贫困人口比例为29％，但如以“隐xìng贫困”指标衡量，贫困人口比例则陡增至62％，南亚次大陆各国政府在脱贫领域可谓任重道远。
总部设在华盛顿的海外发展委员会主席约翰。塞威尔在接受《纽约时报》记者采访时指出，单以国民生产总值规模衡量一国经济水平的时代已经终结，唯有综合考虑社会以及经济因素才能反映真实状况。塞威尔告诫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决策者：“发展经济的同时，要增加投资以提高民众素质，改善fù女受教育状况，并创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卫生保健制度，唯此才能走上持久稳定发展的光明之途。”
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自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消除贫困工作历经了3个阶段：1978年至1985，年为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阶段。由于中国农村实行重大经济体制改革，短短7年内，贫困人口减少了一半，由1973年的2.5亿人减少到1985年的1.25亿人，平均每年减少1786万人，农村贫困发生率，即绝对贫困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比例，由1978年的30.7％下降到1985年的14.8％。
1986年至1993年为贫困人口稳定减少阶段。中国农村的贫困人。口进一步减少到8000万人，平均每年减少640万人，农村贫困发生率降至8.8％。
自1993年起，中国进入消除贫困最艰难的攻坚阶段。国务院于1994年3月公布并实施“八五扶贫攻坚计划”，即甩7年左右时间，解决8000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
在全球绝对贫困人口总数增加的大背景下，中国用了15年时间使本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从25000万人减少到8000万，这的确是一个具有全球意义的历史xìng成就。现在面对新生的城市贫困问题，中国也需要考察贪官差距过大的主要成因，采取相应的措施，以减少贫困问题带来的负面影响。我国第一部《社会救济法》（草案）已列入八届人大必须完成的立法项目之一。作为政府，关怀弱者，为本国公民提供最低生活保障是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社会能够良xìng运作的基本保证。
第八章 人口、就业与犯罪
有些研究者认为，社会分配不公导致财产型犯罪加速增长，是犯罪者反社会态度的一种表现。这种看法是对犯罪者素质的“高看”。
所谓“严打”对于中国日益严峻的治安形势来说，根本不是治本之策，因为不断有新增的流民阶层加入这支队伍。
有部分人居然还在设想通过“红卫兵运动”来达到“均贫富”的目的，我不敢设想有那样的事情出现，但我肯定那样做的结果，只是使中国陷入无边的苦难之中。
※ ※ ※
在制约中国未来发展的诸种因素中，有许多因素在短期内人们也许看不到它们潜在的危险，但它们却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起着长期的制约作用，如人口问题。本章专门分析人口、就业与犯罪的关系。
二元经济结构中的农村城市化中国除了城乡经济差距过大的“二元经济结构”之外，还因现有城市扩张能力和基础设施承栽能力有限等客观因素，被迫维持着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管理制度。中国的农村城市化道路，因受制于“二元社会结构”，因而产生了种种不同于一般发展中国家城市化道路的特点。
庞大的人口再生产能力与狭窄的就业渠道
我国和所有不发达国家一样，存在着较高的人口增长率。在劳动力市场上，又缺乏熟练劳动力。劳动力供给大大超过需求，结果是大量的失业公开的、隐蔽的失业和不充分就业。
中国人口在1995年2月15日就己达到12亿（不包括台湾和港澳地区，也不包括那些在户籍上没登记的人口）之多，占全世界人口总数的22％，而我国的耕地却只占世界总耕地面积的7％，人均耕地已降到预计下世纪中叶才达到的L2亩，已达到严重超负荷承载的极限。而更危急的是这个庞大的人口基数增长惯xìng，将一直延续到下一世纪中叶。据人口专家们测算，假如总和生育率保持在更替水平上，总人口高峰可以控制在15亿。而如果按目前这种趋势发展，到下个世纪中叶，中国的人口将达到17～18亿，这个数字，无论如何都使人感到不安。因为据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中心公布的资料，中国的整个自然环境最多能容纳15～16亿人口，许多短缺xìng资源能容纳的人口低于10亿。也就是说，中国的人口规模在下一世纪的中叶将达到环境的最大容量值。据粗略统计，中国每年财政收入的1/3要用于新增人口和安排就业及退休人员。中国现时的经济问题、就业、新生贫困人口、社会治安等一些社会难题，无一不和人口过多有关。
人口问题的实质，是人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矛盾：是人口无限增长的趋势与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空间、自然资源的有限xìng之间的矛盾。人口的膨胀，给整个环境带来压力，影响到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人口压力已成为现代化进程中最主要、也是最根本的制约因素。
据测算，“九五”期间，中国劳动力资源将持续增加，国民经济所能提供的就业机会将难以满足需要。如不采取措施，到2000年，城乡失业和不充分就业人口将达到1.53亿人，超过80年代以来历次就业高峰水平。50年代中国通过“低工资，高就业”那种“一个人的饭三个人吃”的方式在现在的中国已丧失了存在基础，因为市场经济体制和非国有化企业拒绝这种非效益的用人机制。
剩余劳动力的出路，必将成为中国最为严峻的社会和经济发展问题。
“二元”户籍管理制度下的农村城市化
在分析我国城乡关系、劳动力市场、劳动力转移等问题的时候，必须要惜用著名发展经济学家威廉。阿瑟，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理论。这一理论认为，所谓“二元经济模型”有三个特征：一、它包括“现代的”与“传统的”两个部门，现代部门通过从传统部门吸收劳动力而获得发展；二、在提供同等数量与同等质量的劳动条件下，非熟练劳动者在现代部门比在传统部门得到更多的工资；三、在现行工资水平下，对现代部门的劳动力供给超过这个部门的劳动力需求。有趣的是，据这位经济学家声明，为了避免感情上的痛苦，他不用“劳动力过剩”这一个词来表述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无限供给这一事实，而用“在现行工资下，对现代部门的劳动力供给弹xìng是无限的”这一颇学术化的语言来表述同样的事实。
凡致力于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者，都必须借用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来说明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状况。在近年来中国所有关于改革的论著中，都可以感受到这位经济学家对中国理论界的深刻影响。
与一般发展中国家不同的是，中国不但存在着“二元经济结构”，还存在着“二元社会结构”。户籍制度把10多亿中国人分为“农业”和“非农业”两大类别，维持这种结构的是有关社会福利的13种制度（近两年来有些制度如粮油供应制度等已废除）。考察中国农村城市化道路，就会发现其受制于“二元社会结构”而产生的种种特点。
中国农村城市化道路开始于80年代初期。可以说这条道路上有三个里程碑：在1979年《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我国政府第一次用中央文件的形式提出了农村城市化的思想；1984年，中共中央发出了一号文件，允许农民进集镇经营二、三产业，但是国务院发的《关于农民进集镇问题的通知》中则规定不许进县城，有些大胆一点的省自行开了口子允许进县城；1993年《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若干决定》中提出，改革小城镇的户籍管理制度，允许农民进入小城镇务工经商。这三个中共中央文件，是推动中国城市化的三个里程碑。经历过15年的曲折发展，一大批繁华的小城镇崛起，尤其是在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小城镇的发展特别迅速。
必须指出的是，这三个文件中用的“允许”一词，多少表明了中国农村城市化的被动特点。中共中央制定这三个文件时，不得不考虑中国城乡经济差距大，现有城市就业扩张能力和基础设施承载能力有限等客观因素。也正因为如此，中国至今还保持着典型的城乡分立的二元社会结构。
城市化滞后引起的问题
目前世界上发达国家的城镇化水平为78％，最高的达92％，中等收入国家为60％。而中国的城镇化水平，有人做了一个估计，认为已达30％。尽管这一估计过高，但仍然低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仅与印度、印尼等国相近。由此可见，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与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
即使就目前中国的城市化水平来说，也存在着严重的问题，集中表现在城市结构极不协调：一是城市规模过大，大城市过多，中小城市发展不够。百万以上人口的城市在10万以上人口城市中的比重为43％。而日本、美国等国在城市化处于30％的水平时，百万人口以上特大城市占1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比重仅为33％；中国10万～30万人口的小城市在10万以上总人口中的城市比重为27％，而英国、法国都在60％以上。这一特点说明，中国的城市化趋势与世界上的一般趋势正好相反。
二是地域分布很不均衡。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西部地区城市发展严重滞后。
三是城市产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