番号编制”，将分处晋冀鲁豫和华东内外两线的华东野战军全军12个纵队组编为四个兵团：
1、4、6纵为华野第一兵团，粟裕兼任司令员和政委；7、9、13纵为华野第二兵团，许世友任司令员，谭震林兼任政委；3、8、10纵为华野第三兵团，陈士榘兼司令员，唐亮兼政委；2、11、12纵为华野第四兵团，韦国清为司令员，陈丕显为政委。
这四个兵团的军政主官，除原纵队级将领擢升的许世友、韦国清、陈丕显外，其余分别由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副政委谭震林、参谋长陈士榘、政治部主任唐亮分别亲自兼任，客观上加强了对各个兵团的领导与指挥。
从《粟裕文选》的原始电文看，陈毅、粟裕除按máo zé dōng的电令“集中精力，指挥西兵团（陈粟大军）及规定区域一切武装之作战”外，也依然在指导留在华东内线的华野东兵团（即后来的山东兵团、华野第二兵团）、华野苏北部队（即后来的苏北兵团、华野第四兵团）作战（这些区域与武装，均不在晋冀鲁豫中央局管辖范围之内）。
4、一份终于发出的电报（7）
正因作为华野主力的陈粟大军并未更名为晋冀鲁豫野战军，也未归入晋冀鲁豫军区建制或者只“对外称华东野战军”，华东野战军依然是一个完璧如初的整体，粟裕“子养电”发出4天后的1月26日，为“威胁”蒋介石的南京、上海，máo zé dōng决定恢复过去的华中分局，继续归属华东局。
同时，他还决定将华野主力经营的豫皖苏地区，从晋冀鲁豫中央局划归华东局管辖的华中分局，许世友、谭震林的华东野战军东兵团主力也南下苏北，统归陈（毅）粟（裕）指挥”。他电令说：
许（世友）谭（震林）率7、9两纵休整完毕后，由胶济线向苏北出动。今后苏北、苏中可形成一重要战场，威胁京沪。中央决定恢复华中分局，陈毅为书记，邓子恢为副书记，受华东局领导，管辖现豫皖苏地区、苏北苏中地区及巢湖以东之淮南地区，七、九两纵及一切华中部队统归陈（毅）粟（裕）指挥。
máo zé dōng决定让许世友、谭震林南下苏北，“7、9两纵及一切华中部队统归陈粟指挥”，这就是说，他决定将分属两个战略区的华东野战军西兵团（即陈粟大军）与东兵团主力，在华东战略区范围内重归“一统”。
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华野“西兵团”仅仅是一种便于区别的通俗泛称，并非一级正规的兵团建制单位，它既没有如同粟裕建议成立的东兵团一样设立单独的兵团指挥机构，而是由华东野战军司令部和华野前委直接指挥，规模也远远超过一个兵团建制应有的人数，包括有一纵、三纵、四纵、六纵、八纵、十纵以及晋冀鲁豫野战军的11纵等部队，是华野司令部所在的主力。
《现代汉语词典》对“兵团”的解释有两个含义：一是军队一级组织，下辖几个军或师；二是泛指团以上的部队。中央军委与máo zé dōng以及华野司令部的电报中多次有“西兵团”的称呼，便是第二个含义。
这在当时的电文中司空见惯。例如，máo zé dōng在1948年3月20日下发的《关于情况的通报》中，便将刘伯承、邓小平的晋冀鲁豫野战军称为“刘邓兵团”；聂荣臻的晋察冀军区野战军称为“晋察冀兵团”；林彪的东北野战军则称为“东北兵团”。
很显然，进入中原的陈粟大军也就是华东野战军西兵团，是中原地区一支规模宏大的独立野战军，直属中央军委和máo zé dōng指挥。
有máo zé dōng和中央军委的直接指挥当然更好，人人都知道的“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的好处不算外，至少还有“同党中央靠得很近”的“无尚光荣”，中间似乎也少了一级必须请示汇报、繁文缛节的“婆婆”。
但毕竟“山高皇帝远”，máo zé dōng直接指挥也有诸多不便之处，对前线的敌情我情就难以做到“明察秋毫”，所以他与喜欢遥控的蒋介石不同，总授权前方将领“机断专行，不用事事请示”。
就在当初电令陈粟大军“统一归刘邓指挥”时，他紧跟着来了一句似乎矛盾却很自然而然的话，jiāo代陈毅、粟裕“一切决策临机处置，不要请示。我们尽可能帮助你们。”
中原三军既然相对独立，客观上就存在三个山头，难免有本位主义的幽灵在游dàng。粟裕在“子养电”中也提到：“由于我军供应尚难统一，故在打破本位方面较难完全实现。”
máo zé dōng早在延安整风时期，就提出过反对山头主义问题。但他也不无豁达地说，只有承认山头，才能消灭山头。
有鉴于此，粟裕还给máo zé dōng提供了一个好办法：“统一全国之建军思想，使无地域与界限之分。”
他的目的就是消除山头，让野战军之间“减少与消除指挥者及被指挥者相互间之顾虑与打破本位主义”。
他还认为，全军所有部队都要“尽可能统一编制与番号及干部训练”，以“增强作战效能”。
这是粟裕对全国建军首创的“前卫”思考，也是基于中原现状的考虑。如果集中打大仗，的确很需要一个机构，至少有一个指挥者来协调行动。
那么，到底谁比较合适呢？
其实，粟裕已心中有数，他们就是资历甚老，早有“军神”威名的名将刘伯承和他的搭档邓小平。
在“子养电”中，粟裕主动提请，如果máo zé dōng觉得三军忽集忽分打大仗的办法可行，“则请刘邓统一指挥。”
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该做的能做的都一一做了，粟裕的心情似乎可以轻松下来。但是祸是福？máo zé dōng又如何答复呢？
5、诗人的浪漫（1）
还在粟裕犹豫是否发出“子养电”时，máo zé dōng思索的结果也出来了。
但遗憾的是，英雄所见并不略同。
这并不奇怪，因为他们两个“英雄”又不是共用着同一个脑袋，还有着截然不同的地位和人生阅历。
máo zé dōng经过深思熟虑，设计了一个打破中原僵局的构想：中原三军继续分兵，抽出一部分主力渡长江南下，迫使蒋介石在中原的部分主力回援。
他的意图很明显：蒋介石把主力摆在中原，那就搞个大动作再给他扯散一下，派兵直捣他的江南“老窝”，也就是古人所说的“围魏救赵”，让蒋介石因后院起火而不得不回防自保。
这是又一个不要后方的“千里跃进大别山”。
它与粟裕设想不同的要害之处是：让原本打不到大歼灭战的中原三军，不是集中起来，而是更加分散。
máo zé dōng特别钟情于这种外线作战，总想到蒋介石的地盘去打烂他的坛坛罐罐。
他无疑是一位军事大家，但也是一名杰出的诗人。更多的时候，他在以浪漫的诗人情怀，将战争当作了自己吟诵的诗稿。
1947年12月25日至28日，在陕北杨家沟的中央工作会议上，máo zé dōng把自己的浪漫思索形成了正式的决策。
10天后，奉命到中央汇报工作的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终于“山一程，水一程”赶到了杨家沟。máo zé dōng向他通报了中央的决策，并征询他的意见。
陈毅“将军本色是诗人”，与máo zé dōng既是井冈山一个锅里吃过饭的战友，也是为数不多可以文墨唱和的诗友，也有他潇洒浪漫的一面。
他听说后，“热烈主张把解放战争第三年(1948年7月中旬起)上半年战略重点放在跃进江南的行动上。”他还向máo zé dōng主动请缨：华东野战军“可于秋季出三个纵队作机动使用”。
有陈毅这位一路“诸侯”的支持，máo zé dōng似乎吃了颗定心丸。他很快就做出决定，由陈粟大军执行南进战略任务，南进的“主攻手”和“先锋官”由华东野战军的战役指挥员粟裕担任。
他的具体步骤是一个“两部曲”：
第一步：由粟裕率领陈粟大军第一兵团（1、4、6纵），在1948年夏季或秋季首先渡江南进；
第二步：另外3个纵队（3、8、10纵）组成第三兵团，在1949年二三月间继续渡江南下。
为保证南进的顺利，máo zé dōng专门设立了两个重要的战略方面机构：中共中央东南分局与东南野战军。
东南分局书记由粟裕担任；东南野战军由陈粟大军改称，番号在渡江成功后即行公布；陈毅任司令员兼政委，粟裕除担任副司令员兼副政委外，还同时兼任即将率先渡江的第一兵团司令员兼政委。
máo zé dōng极其罕见地亲笔书写了一个手令，jiāo陈毅回华野后传达，让他“威风八面”做了一回地动山摇的“钦差大臣”。
中共中央和máo zé dōng专门为他们印制了新的印章和“华东野战军军用流通券”，下拨了大批银元，以备南进行动时使用。
为保障粟裕率华野一个兵团先期南进，华东局为他准备了“黄金五千两、白洋五百万元、已经印好的华中票十亿元”。
但因“白洋从远处取出并运来，恐时间来不及”，华东局于1948年2月18日致电中共中央并告粟裕，建议“中央请邯郸局（即晋冀鲁豫中央局）借白洋五百万元jiāo粟等，由华东局来还。”
电报还说明，华东局能印大批军用券，并用中央规定的名称，但制版、印刷需两三个月，而且运输、携带均有困难，准备第二批带去。
5、诗人的浪漫（2）
2月20日，中共中央复电华东局和粟裕，说“邯郸局已筹白洋一百万给粟裕，如邯郸局尚有存洋请再拨二百万白洋给粟，由华东局归还。”
电报规定这笔巨款的用途，“粟裕手中有三百万白洋，五千两黄金，一方面可分给各单位做过江后必要时的开支，另一方面又可作发行军用流通券的基金。”
中共中央还指令说：“军用流通券定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军用流通券’。”
对于军用流通券的“一切式样、票面数额及承印数目”，中央规定“统由华北财办规定后通知邯郸局制版，依票额分由邯郸、华东两处赶印，至少要达到两百万万数目。军用流通券与法币比价应以粮价为标准，请华北财办决定军用流通券一个大致的基本价格，通知上述两处照规定的票面承印。”
对于这批军用流通券的使用方法，中共中央也做了具体规定，电报指出：“粟裕野战军过江后，应准备成立东南银行。开始时，即代军用流通券担任兑换，俟根据地建立后，再印行正式钞票，收回军用券。华中票仍通行于长江北岸，不往江南携带。”
这年3月，军用流通券赶制完毕，面额共有五十元、一百元与五百元三种。流通券的背面印有一份“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司令部布告”：
本军奉命解放华东，军行所至，军民jiāo易，一律使用本军军用流通券。兹规定：一、流通券面额每拾元值稻米一市斤；二、本军将来决照券面规定官价全部收回此券；本军在可能时，当随地兑换此券。仰军民人等一体遵照毋违。
此布
司令员 陈毅
副司令员 粟裕
政治委员 饶漱石
民国三十七年三月
由于这批流通券的式样是由董必武任办事处主任的华北财经办事处规定，并由晋冀鲁豫局（即邯郸局）所属的冀南银行（中国人民银行的前身）制版，因此正式印刷出来后，出现一处明显错误。在流通券背面中，竟将华东野战军政委写成了“饶漱石”（实际为陈毅兼任），成为珍贵的“错版”（ 这批军用流通券后因粟裕未渡江不曾发行）。
从中共中央将军用流通券定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军用流通券”以及东南野战军的第一、第三兵团番号实际是华东野战军一、二兵团番号，并预留华东野战军第二、第四兵团将来归建的位置，可以清楚地看出，“东南野战军”与过去陈粟大军改称晋冀鲁豫野战军一样，也仅仅是一个计划里的权宜之策。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máo zé dōng敲定的“棋子”高高举起，就要“啪”地一声，落在中原的“棋盘”上。
粟裕的“子养电”恰恰“不合时宜”地来了。
máo zé dōng虽感意外，却并未格外惊讶。
或许，他早已习惯了这个“华东粟裕”的与众不同。战争之初的苏中“七战七捷”，就是粟裕与他在内线歼敌与外线出击两种战略之间不断的文电“对话”，最终由他“委屈”让步的结果。
他将“子养电”看得十分仔细，还用毛笔逐字逐句加以圈阅。
看完后，他打算征求一下其他领导人的意见，批示送中共中央书记处其他两位书记周恩来、任弼时，以及陈毅传阅，最后还特别注明：“再送毛。”
周恩来很谨慎，看完后批注说：“请陈（毅）考虑，粟所提各项问题，是否需再议一下？”
máo zé dōng是一个有钢铁般意志的领袖人物，金冲及主编的《máo zé dōng传》说，他“对他经过深思熟虑后所下的决心，是不会轻易改变的”。对自己精心构想并已形成决策的第二个“千里跃进”，他同样十分珍视，当然不会因为粟裕的看法不同而轻易放弃。
5、诗人的浪漫（3）
经过与周恩来、任弼时、陈毅等人的再次商量，máo zé dōng得到了他们的继续支持。
1948年1月26日，他又获悉了刘伯承、邓小平的告急电，说“如无友邻（指陈粟、陈谢两军）协助，至少将11师（即胡琏的整编第11师）调走，部队集结均发生困难。近日按原战役计划，先以纵队为单位集结，敌即部署全力寻我作战，致又被迫分散。”
他们还认为：“改变此不利局面，有赖友邻协助和新兵到来。”
在此情形下，máo zé dōng最终拍板：按原计划进行。
1月27日，也就是刘邓告急的次日和máo zé dōng意识到大别山“站住脚的问题，尚未解决”的同一天，他正式改变了前一天让许世友、谭震林率东兵团南下苏北，华东野战军全军“统归陈粟指挥”的决定，电告粟裕，指令他带华野3个主力纵队渡江南进，执行宽大机动作战任务。
máo zé dōng在电报中估计：粟裕渡江以后，“势将迫使敌人改变部署，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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