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囚室,而在栏杆外边就是我们的特别集中营,关的都是象你这种认死理、好抬杠的人。你知道特别集中营是什么地方吗?它是这样一种地方:德国人是些化学家,他们发明了什么东西的时候,就先在犹太人身上试验。可是犹太人都是滑头,你没法知道德国人的yào剂在普通人身上会产生什么作用。于是我们就把我们集中营里的犯人跟犹太人进行比较。什么时候德国人提出要求,我们就从做工的人中挑一两个送到试验室里去。”
“是实验室,不是试验室……”
“好样的。你是想用粗鲁掩饰你的恐惧吧?好样的,没得说。你到底想怎么样?想尝尝疼的滋味呢,还是答应下来?”
“不答应。”
“傻瓜。你还是听听我的忠告:老老实实穿上军服和靴子上前线去,到了前线再找机会跑到自己人那里。你就说是帕尔·帕雷奇让你这么干的。”
“帕尔·帕雷奇姓什么?”
“阿布拉姆松!阿布拉姆松,叶夫列伊·伊万诺维奇!喂,把军服穿上,死鬼!”
“不行,帕尔·帕雷奇。不行。”
帕尔·帕雷奇拨了电话号码,边笑容边对着话筒说:“瓦夏,你好,亲爱的!又是巴卡诺夫打扰你。我这儿有个xìng格活泼的囚徒。你来一趟,咱们聊聊天。你也许能说服他,那样就能当场拍板了,免得在这儿磨时间。亲爱的,我等你。你的那位怎么样?懂了。没事,没事,上帝会原谅你的……”
瓦西里·伊万诺维奇不停地吃薄荷水果糖,嘴里散发出一股甜食店的气味。他把两只手深深地chā进裤兜里,活象个在集市上逛dàng的小偷。两道浓眉毛绒绒的,一直长到鼻梁上。前额高平,没有一条皱纹。
“就是这个人?”他问帕尔·帕雷奇。
“是。”
“你在照片上显得更漂亮,”维西里·伊万诺维奇对我说,接着对帕尔·帕雷奇说:“你可以坐下。”
帕尔·帕雷奇靠椅子边坐了下来,用崇拜的目光望着瓦西里·伊万诺维奇。
瓦西里·伊万诺维奇用火柴棒仔细地剔了半天指甲盖,然后不慌不忙地开导起我来:“你这个怪人要记住:能一直活到老死的人才是胜利者。对于老人是无论什么事情都可以原谅的,而且时间是一位良医。记住我的话吧。十年后谁是德国人最好的朋友呢?俄国人是德国人最好的朋友。等元首平静下来了,他就会明白,离了我们他将一事无成。这是辩证法,谁也躲不掉。这是一笔赚钱的买卖,老弟……我们将把帕尔·帕雷奇派到知识界,他能滔滔不绝地背诵陀耶夫斯基的作品,这是他在科雷马集中营跟阿维尔·巴赫学的。我本人倒认为,文化素养是个年龄问题,而不是遗传哈教育问题。老实说,你对我们有什么用?屁用也没有。可是盖世太保看上了你。照我看,他们制定了一项审判他们自己的共党分子的计划,想把他们打成间谍,你正好把牌送到了他们手中。是学问把你弄到了这一步。你说话刻板认真,这对于出庭作证最合适不过了。懂吗?这就是问题所在!可是这个乱摊子却让我们收拾,而盖世太保是从来不开玩笑的……不管怎么说吧,德国人把彻底整治你的任务jiāo给了我们,要是完不成,我们就得大口大口咯血了。所以说你还是认真想想吧。我们可以不把你送到蜂房去受那份罪。我们的蜂房可不是闹着玩的。到了那地方,你准会发疯,什么都会承认下来,揽到自己身上──不过那时你的身体也就全垮了。想想吧。“
我摇摇头。
瓦西里·伊万诺维奇不再剔指甲,把手往裤兜里掖得更深了,接着对我说:“把手伸过来,我会看相。别怕,别怕,不会吃掉你的,怪人。”
他从远处看了看我的手掌,眉头一皱说:“把手放到桌子上,你的手纹很长,很有趣,你还不到死的时候。”
我把手掌放到桌子上。
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弓着身,在我的手掌上飞快地做了个什么动作,我顿时眼前一黑,接着便看见我的手指上露出了嶙嶙白骨,一股鲜血从手掌上流到桌上──这是他用铁指套找我十指猛击了一下的结果。
“把立柜打开,”他一边脱铁指套,一边对帕尔·帕雷奇说。
帕尔·帕雷奇打开立柜的两扇门。他俩把我推到里面,从外面锁上。血从破裂的手指上往外涌。我想把手举到嘴上止止血,可是抬不起来──两手紧贴在身体上。
“喂,囚徒,”我听到帕尔·帕雷奇的声音,“你别生我的气……他走了,我事先好心提醒过你。你如果同意了,就喊一声,卫兵马上会打开柜门,把你带到医生那里。如果不同意,千万别喊,那会更糟……”
在生活中不要害怕任何东西。但法西斯主义除外。无论它在哪里出现,人们都应将其消灭于萌芽状态之中。
有个老头叫谢尔盖·德米特里耶维奇,据说得了肺痨。一个在比利时被弗拉索夫匪徒抓住的俄国海员告诉我,大家费了很大周折才给这个老头换了一个最美满的工作──清洁工。
“鄙人是副教授,”我们被赶到营房的第二天,谢尔盖·德米特里耶维奇就自我介绍道。“现在淘大粪。”
这里只让我们干一种活儿:把军官们要穿的皮靴穿合脚。因此我们的脚全都血ròu模糊,肿得吓人。可是每天一早就得穿上这种靴子,否则就要被打死。把一双皮靴穿合脚需要一个小时。指标──每天十五双。每天要连走带跳十五个小时。靴子穿合脚以后便送往前线给军官们穿。有人在脱下靴子、放到一边之前,设法在靴垫下面撒上沙子。如果被发现了,就会拉出去绞死。绞架就设在cāo场的一角,不大显眼。一天绞死的人不超过两个。除绞架外,还有实验室,每天总要失踪两三个人。有几个人挺不住发疯了,结果被拖走了。在我待的那段时间,只有一个人向弗拉索夫匪徒屈膝讨饶。
晚上,我们一躺到硬板床上,那个年轻海员便开始念叨起比利时来。他在那里和游击队一起活动,住在阿登高原。他说一个老本堂神甫经常帮助逃亡者,有很多人都逃到了法国。那里有俄罗斯人、格鲁吉亚人、亚美尼亚人──由苏联人组成的游击兵团。他讲话快极了,就象已经病入膏肓,快要咽气似的。他是糊里糊涂被捕的:去找本堂神甫取粮食,在路边被抓住了。现在这里逼他jiāo出接头暗号,特别是俄国游击队的驻地。年轻水手就是不张嘴,所以他头发全白了。他和我一样才二十来岁。
谢尔盖·德米特里耶维奇白天淘粪和打扫厕所,晚上给四、五个人讲苏联文学。他“讲课”时总是半闭着眼,也不知道他是否看见了我们这些专心致志的听众。他的嗓音低哑柔和,与他那四方脸和塌陷的面颊很不相称;他有一双蔚蓝色的眼睛,两道淡黄色的翘眉毛。
“曼德尔施塔姆比任何人都希望理解和调整周围世界,”副教授讲道。“他的诗中活跃着一种向心力。他将寂静与纺车相比。他以此去猜度一个非理xìng的概念:在这之后,寂静可以用手触摸到,它变成了人人熟悉的东西──纺车。要真正理解曼德尔施塔姆,必须爱荷马。你们记得荷马的作品吗?”
没有人吱声。水手喘着粗气,用纤细的手指挠了挠脖子。
“我们学校刚开始学古希腊文学,”我小声说,“这里又打仗。没来得及学。”
“你在哪个学校上学?”
“戏剧学校,导演专业。”
“学校在什么地方?”
我说了地址。
“啊,上帝,我就住在附近呀。唉,这一切都多么遥远而又一去不返啊!谁教你们文学?是巴别内舍夫吧?”
“不是。是瓦西里恰夫卡,米哈伊尔·尼基福罗维奇。”
“等等,等等,他好象还在文史哲研究所上课吧?”
“没有。他在莫斯科艺术剧院的艺术学校教书。”
有人发话了:“你接着讲吧,教授,地址以后再打听。”
“好,好……请原谅……我们讲到曼德尔施塔姆和他对哲学术语‘寂静’的发现。我现在给你们背诵一段他的诗。让我想想……想想……”
在那间白色的房子里
寂静就象纺车,
散发出醋、油漆
和地窖里酸酒的气味。
记得吗,在那幢希腊房子里
人人钟爱的妻子……
不是海lún,是另一个……
曾久久地刺绣……
看到了吧,这里的一切都是身边每天碰到的东西:醋、油漆,地窖,酸酒。然而,在思考俄罗斯这样一类宏大的概念时,诗人也能找到形象的具体表现形式:
庞大有如船坞中的铁甲舰
俄罗斯正在沉重地喘息。
于是你一下子就能看清并理解了满身疮痍的,在沉默、高大的船坞包围中的俄罗斯……再听下面一首──不过有些地方我记不大清了:
世纪这只捕狼的猎犬向我扑来,
但依照血缘我并不是狼。
还是把我当成一顶帽子,
塞进西伯利亚原野的
暖融融的皮袄袖筒里。
在那里,叶尼赛河川流不息,
松树伸向苍天的星斗──在那里
我是人!依照血缘我不是狼!
只有同类才能杀死我!”
关于曼德尔施塔姆,他有点吹嘘,其实他父亲只有一本这位诗人的诗集。
不知是谁小声地、痛苦地说道:
“是的……这里又是谁在残杀我们呢?是同类吗?是人吗?”
“我还是要请教一下曼德尔施塔姆。请听:
我不会象只白色粉蛾
把借用的遗骸复归大地,
我希望,会思考的躯体,
有脊椎骨的、烧焦的躯体,
意识到自身长度的躯体,
变为街道,变为国家!
年轻水手悄声说:“绞死和烧死──并不意味着消灭,一点不错。我真想活到这样一天:大地上将有一条以我的名义命名的街。”
“应该说以我的名字命名的街。”副教授纠正道。
“以我的名义命名的街。”水手坚持。
“不准闲聊!”看守吼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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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10-1 01:21 | 只看该作者 第九章 科利亚和斯捷潘
一片寂静,就象一架纺车。令人惊异。寂静不可能离开把它挤走的声音。在我们这里就是人们的呼吸。而在那里,在白色房子里,就是一架纺车。
“你叫什么名字?”副教授问。
“斯捷潘。”
“我叫谢尔盖·德米特里耶维奇。你姓什么?”
“波格丹诺夫。”
“你是音乐评论家瓦西里·波格丹诺夫的亲戚吧?”
“不是,我父亲是国内战争时期的残废军人。也叫斯捷潘。他失去了一条腿……”
“现在那边似乎好过些了。我的家也在那边。妻子和两个女儿。你住在什么地方?”
“乌萨切夫卡,7号楼。”
“我刚从莫尔恰诺夫卡搬过来。晚上走在街上,高腰套靴踩在雪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月光皎洁,窗内散发着暖气,情侣们躲在大门附近。人们不会珍惜和平,总是折腾,争论,自己和自己过不去……我记得,我有时感到吃惊──我觉察到时间的存在,它就象一道山间溪流,在我身旁。我是个兼职者:上午在大学,晚上在国家安全学校任教……”
“你?!”
“是的,那又怎样呢?”
“没什么,他们指控我,说我是空投到这里的间谍,说我是从安全学校毕业的……”
“那你?你……”
“问题就在于不是那么回事。我是从马利亚矿区逃出来的,那儿有一座苦役集中营,专门关于受惩戒的军人。我逃过三次,两次当场被抓,第三次成功了,可是又被抓住了。要是我说出马利亚矿区的事,就会把我送回去。那就意味着绞架,我背上刺有标记。”
“可怜,可怜……到了夏天,我们常到克利亚茨马的别墅去。晚上,一阵小雨过后,我们走出车站,地段上播放着留声机,孩子们无忧无虑地笑着,一切都如此平静,如此合理──天哪,多好!我一九三七年买了一座小别墅……早晨
“来,阳光洒满房间,红色的松树散发出蜂蜜的芳香,鸟儿悦耳地啼啭。你来到阳台上,夜里下过一场雨,形成一个个小水洼,阳光照在上面闪烁反光,刺得眼睛睁不开……”
听他讲话叫人心里甜丝丝的,因为副教授讲述的时候就象他看见了这一切,仿佛亲临其境似的;同时听他讲话也叫人痛苦,因为他的话使人变得软弱、柔和、忧伤,你会情不自禁地去想:你正在毫无意义地忍受痛苦,你永远不可能再看到绿色的清晨,散发着蜂蜜芳香的松树,雨后阳台上的小水洼。
副教授开始沉默,并把身子转到墙边。年轻水手在我耳边悄声说:
“听我说,应该逃跑,咱们会死在这里的,白白地死在这里的。从这里一天就能走到比利时,我是徒步被他们押送到这儿来的。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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