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的大海浪，把人群吞没掉，在灰色的石板上留下报纸的碎片、一直烧到指头的烟蒂、蛋壳、渍苹果的残渣，以及人们逃避搜捕时丢下的胶皮套鞋和皮靴。
这个周末与别的日子毫无二致。也是人山人海，纷扰和闷热。也是每个半个小时，教堂的号手从五十米高的小窗口探出脑袋，用嘴对着一把长长的中世纪银号，吹奏出一声声的警歌。他吹到一半便骤然中断了银号那纯正的旋律。这已经延续许多世纪了。据传说，号手从他的小窗口发现鞑靼人正悄悄地象潮水一般向城市进发。他立即吹响了警号，但还未来得及把歌吹完，就被箭shè穿了胸膛。自那时起，无论白昼还是黑夜，号手都要在高昂的、如泣如诉的音节上中断自己的警歌。
天气炎热不堪，旋风从人群中挤过时发现，一个用女鞋换面包的光脚小伙子在滚烫的广场石板上不停地倒换着双脚，他收缩着脚趾，尽量用不那么怕烫的后跟多坚持一会儿。
旋风走得很慢，端详着汇集在这里的人群。和他并肩走在一起的是一个装扮成瞎子的盖世太保分子──穿一身黑衣服，长满雀斑的翘鼻子上架一副蓝色眼镜。
旋风在来旧集市之前，在囚室内曾朝这位秘密警察看了一眼，不禁暗暗好笑起来。“蠢货！”他想，“瞎子不可能有这么端正的鼻子。双目失明总要在一个人的脸上留下悲惨的印记。可这家伙却脑满肠肥。蠢货！”
另一个盖世太保分子走在右面，稍隔一段距离。他打扮成一个农夫。第三个走在前面，不时地回头张望，好象在人群中找人似的。另外五名暗探占据了集市周围的关键阵地──各jiāo叉路口。他们彼此能够看见，一旦这个俄国人企图从直接跟随者的监视下逃跑，就可以立即逮捕。在离开盖世太保之前，自然不会有人对旋风提起这五个人来，但他已经估计到集市将被封锁的情况。
卖鸽饲料的大多是些老太婆。她们用弯曲发黄的手指捏着一些用旧报纸叠成的小纸张包。
鸽子在集市上空飞翔。过去，在战前，也只有这些卖鸽饲料的老太婆站在广场上，人们从她们那里买几包鸽饲料，顺手拿来喂鸽子。经过训练的鸽子落在人们的肩上、头上和手上，一边舒服地、神秘地咕咕叫着，一边从人们手里啄食蒸软的米粒。如今鸽子已经无处可落了，因为广场变成了集市，到处是饥饿的人群，只是到了傍晚时分，鸽子才落到广场上，此时的广场便呈现出一片蔚蓝色的、虚幻的、童话般的景象。
几乎没有人买饲料，也没有人买圣像。这些老头儿老太婆们之所以依然站在广场上，是因为他们在这里卖了一辈子饲料和圣像。一旦夺走了他们的这种营生，他们在这个地球上也就无事可做了。只有德国军官们才偶尔买几包饲料。他们是来教堂拍照的。他们微笑着瞄准镜头，在他们四周集着饿得发抖的鸽群。
偶尔也有天主教的教士们（不过次数极少）来买点饲料，然后一小把一小把地散发给孩子们，让他们做完祈祷之后去喂这些圣鸟。
可是圣像就没人买了：每家都有自己的圣像。偶尔有那么一个寡fù，在忧伤的圣母或善良的耶酥前停下来，擦掉眼上的泪花，在胸前划个十字，微微一鞠躬，便又急匆匆地走了，为的是用手帕去给自己的孩子换点nǎi渣。
旋风贪婪地听着人们的谈话。听人们谈话而又不必回答，使他有一种强烈的幸福感。在秘密警察局里，每一个回答都要付出极高的代价。回答必须迅速、自然，还要具有一定的真实xìng，以便在审查时可以作出双重辩解。审讯之后，夜里是无法入眠的，因为必须在脑子里重新演一遍自己导演的“电影”。这是每一个谍报人员的命定之事。他需要回忆盖世太保头目的每句子话的语气，回忆他们以什么样的顺序向他提问，自己是怎样回答的，在何处保持停顿，哪些回答在他们狡诈的分析后有可能成为新问题的口实。旋风没有为第二天的审讯做好准备。
他懂得，假如他提前做好准备，而他们却按另一个路数进行审讯，那么他将很难临时修改自己的构想。他是用另一种方式准备第二天的审讯的。他先回忆前几次审讯的情景，看看还有哪一类问题没有涉及，设想一下他们首先感兴趣的是哪些问题，从而对盖世太保可能感兴趣的每一类问题想好大致的回答。
曾经有一个来自奥尔良的老头为德国人充当密探，在知识分子中从事活动。有一次他对旋风和另外两个审讯他的契卡人员说：“哦，饥饿的、歇斯底里的、充斥着谎言和希望的战争市场！人们在和平时期对这种悲惨的市场景象是太容易遗忘了！制止战争的唯一保障就是人的记忆。可是它，人的记忆，并不存在。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记忆，而且照例是很差的记忆。假如用另一种感情，比如妒忌，来取代记忆，那么战争也就不复存在了。记忆就象天气，随着人的情绪而变化。一个人高兴时，就回忆好事，或是含笑谈论坏事，说这种坏事已经过去，对他已没有威胁了。要是这个人处境不好，那就要看xìng格了：他要么把罪过推给别人，要么把坏事变成好事，要么借酒浇愁，要么鄙视一切，要么寻短见──在走投无路的时候。人们一般是很少回忆往事的。更多的是考虑未来，所以才要打仗……”
“一个老恶魔！”旋风想起这个老头儿的话，不禁有点吃惊。“他关于市场的惨象讲得很对。我就从来不去想一九二九年的饥馑，其实我记得很清楚……至于妒忌和其它问题，倒是可以争论的。争论有如探索真理的磨刀石。”
“瞎子”朝旋风身上推了一下。
旋风从容转过身来。“瞎子”朝一个身穿黑绒夹克、裤腿扎在高筒靴里的年轻人摇摇脑袋。那个年轻人的手里拿着几包鸽饲料。
2、对质
穿军服的老头儿现在不是一个人。在他旁边还坐着一个穿灰色便服的家伙。
科利亚清楚此人是盖世太保派来的。他没有想错。
老头儿说：“这位是外国劳力调配处的显示，他想跟你谈谈。”
“我知道所谓外国劳动力是什么意思，”科利亚在心里冷冷一笑。
“非常荣幸，”科利亚说，“我在这里待得已有点心神不安了。”
“心神不安是有害的，”便衣说，“对你这种身强力壮的年轻人更是有害。”
“我心神不安是不由自主的，”科利亚微微一笑说。
“那么说倒是由我们作主了？”便衣原微微一笑。
“反正是不由自主。”
“那好吧……不谈那些。你想在哪儿工作？想在我们这个人民国家的哪个经济部门工作？”
“我最近三年干过很多行业。我已经都讲过了。”
“对，我知道。你是物理系快要毕业呢，还是中途辍学？”
“中途辍学。正好学了一半。”
“你语言学得怎么样？”
“与其说好，不如说坏。我在中学时的德语成绩也不好。”
“是吗？”
“如今后悔了。不过我们那里教得也不好。”
“一点不错。听人说，你们的中学根本不教发音。要知道我们有柏林音、巴伐利亚音、北方音、瑞士音、奥地利音。”
“问题就在这儿。可自学是很困难的：没时间，首先想的是填饱肚皮，要是不挣点外快，就得喝西北风。”
“喝西北风？什么意思？”
“就是挨饿。”
“你这个小伙子很有意思。你叫……”
“安德烈……”
“安德烈，”德国人重复了一遍。“父称呢？”
“雅科夫列维奇·安德烈·雅科夫列维奇。”
“雅科夫列维奇，”德国人若有所思地重复了一遍。“很象犹太人的名字。”
“雅科夫？看你说到哪儿去了……你们自己也有不少人叫雅科夫的。我就有一个德国朋友叫雅科夫·罗恩，是个上士。”
“这个罗恩是哪儿的人？”
“大概是柏林人。”
“你父亲的父称又叫什么？”
“伊万诺维奇。雅科夫·伊万诺维奇。”
“你的籍贯？”
“祖祖辈辈都是莫斯科人。”
“居住地呢？”
“我的？”
“你父亲的。”
“他跟我们住在一起。”
“这你已经写过了。我想知道，在你们搬到你们的住宅之前，他住在什么地方？”
“我不记得了……住在帕利哈一带，具体不记得了，没问过。”
“你说，”盖世太保分子拖长声音说，“你在明斯克干过什么工作？”
“在理发店工作。”
“那里有很多家理发店。是在哪家？”
“叶列明斯基理发店。”
“详谈一下这家理发店的室内装饰。”
“好吧……一间很长的屋子，里面有椅子，就这些……”
“你们那儿有几把理发椅？”
“他们审问过斯捷潘，现在想从我这儿验证一下。可是审问斯捷潘的只有一个老头儿，为什么又来了这个便衣？斯捷潘大概是坐在一间黑屋里，他们对他进行神经战。但是为什么来了个盖世太保分子？难道斯捷潘出问题了？也许是我出问题了？不可能！他不会出卖我，不会！”
“我们有三把理发椅。”
“三把，”盖世太保分子若有所思地重复道。“三把，这很好……正好是三把理发椅，这太好了……”
他打开一本封面用德文写着“明斯克”的文件夹，开始心不在焉地翻阅着。
“我们那边是不搞这种表演的，”科利亚暗暗想道。“这只能吓唬小孩子……”
“你们那儿有三把理发椅，好极了，”盖世太保分子又重复了一遍。“你是用哪一把理发椅干活儿的？”
“那要看情况……”
“你没有自己固定的理发椅吗？”
“我主要是在一扇大玻璃窗前干活儿。那里可以看到大街上的情景……你知道，那是很有趣的……”
“可以看到姑娘，小腿，裙子……”
“一点不错。”
“你一个月拿多少钱？”
“我们是周工资，老板每个周末付钱。这是市长的命令，你难道没听说过？”
盖世太保分子微微一笑，科利亚知道自己做对了：他们从各个方面套他的话，不是单刀直入，而是从远处入手，通过各种细节。
“你再讲讲，”盖世太保分子依然拖长声音说道，“你们理发店的墙上有什么画没有？”
“有两张画，”科利亚干巴巴地答道。“怎么，你不相信我的证件？”
“是什么样的画？”
“跟所有理发店一样。男人和女人，梳着各种发型。”
“好……你用的是什么工具？俄国的，还是德国的？”
“先是俄国的，后来弄到一副德国的，是索林根的钢。”
“哪一副好用？”
“当然是德国的。”
“为什么‘当然’？”
“因为名气大。”
盖时太保分子打开自己的黑提包，取出剪刀、梳子和推子。
“你现在给我们表演一下你的技术吧，”盖世太保分子说：“同意吗？”
没等科利亚回答，他就生硬地下令道：“把托罗波夫叫来。”
“这就去，”舒尔茨先生，“年老的军官答道，走出了房间。
舒尔茨！科利亚仿佛当头挨了一拳。起初他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但很快就想起了斯捷潘讲的关于盖世太保分子舒尔茨的故事──一个红脸膛和膀大腰圆的家伙，曾劝斯捷潘作为契卡的接头人出庭作证。
3、电台在哪儿？
一个小时后阿尼娅醒了。她觉得只闭了一会儿眼。她一看到头上那陌生的天花板，“顿时感到一阵晕眩，全身也紧张起来。不过她一看见苍蝇坐在窗前，也就定下心来。苍蝇的姿势和一小时前一模一样：一只胳臂支在白漆窗台上。
他跷着二郎腿坐在那里──舒舒服服，就象战前一样，一点不紧张，好象不是在德国人的后方，倒象是完成任务后坐在司令部的小屋里，那么悠然自得，无忧无虑。
“啊，”他微笑了一下，“睡醒了？”
“睡得不错。”
“我一直在看你：你真美，为什么要派这么美的来？可以派丑点的……”
“这是为什么？”
“不为什么……丑点的被捕了也不可惜。”
“每个人都是人……再说，问题不在于长相如何。”
“你就不用谈灵魂问题了，没有必要，”苍蝇说，“我们在学校都学过了。电台在哪儿？应该去找我们的人，林中游击队的电源已经用完了，他们现在已经成了哑巴。”
“应该去取电台。”
“你藏的地方可靠吗？”
“我埋起来了。”
苍蝇吹了一声唿哨说：“那就别想再找到了。”
阿尼娅笑笑说：“能找到。明天去找。咱们两人去找吗？”
“不，三个人。我再带上一个人。”
“什么人？”
“一个……小伙子……是我小组的。”
“他不是咱们的人？”
“既然帮我工作，也就是咱们的人了。”
“这个不错。我是问：他是派来的，还是当地人？”
“当地人。是我发展的。”
“我该怎么叫你？‘苍蝇’似乎不大好出口。”
“我叫安德烈。你呢？”
“阿尼娅。”
“真名呢？”
“我可没问你的真名……”
“我的真名叫安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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