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了校务委员，后来干脆取代丁惟汾担任了教育长，实际上，中央政治学校仍然是他陈果夫的天下，他不可能放手，因为，他已经把自己的全部感情和希望投向了这里。
正因为陈果夫把这所学校看得很重，所以，中央政治学校成立后不久，陈果夫为了进一步扩展自己的势力，便将陈立夫也拉入校内，担任了校务委员，这样，兄弟俩联手治校，权倾一时，中央政治学校实际上成了陈氏学校，正如当年在此校工作过的人所指出的那样："到'中央政治学校'时一切实权都抓到了陈果夫、陈立夫的手中了。故人称这个学校是属于CC派的。"
正如江河中的水一样，每个人都有高潮的时候，也有低潮的时候。陈果夫、陈立夫此时可算是处在高潮时期，他们都很年轻，而且在众人眼里，他们又都很有作为，虽然他们有时也按捺不住内心的那种傲气，但他们还算是冷静的。他们的心中始终有一个恒定的法则，这就是绝不能功高震主。这样，陈果夫、陈立夫虽然在中央政治学校大权在握，在guó mín dǎng其他要人面前可以趾高气扬，可在蒋介石面前，却处处表现出谦恭谨慎、温驯贤良，而且时时都在揣摩蒋介石的心态，以便讨蒋介石的欢心。他们深知蒋介石办中央政治学校的目的是为了培养蒋氏势力和fǎn gòng人才，因此，他们一切唯蒋介石命令是从，而且经常把蒋介石请到学校来，对学生发表演讲，给予指示，蒋介石则从不推辞，每逢学校重大集会和校庆、开学典礼、毕业典礼等时刻，他都必来学校，或者对学生训话，或者对教职工指示，每次总是大同小异，老生常谈，他强调："政治的现状不好，力量不够，乃因政治人才缺乏，政校即为造成党的政治人才而设。"因此，中央政治学校"一定要有严格的训练，像黄埔一样的学校，训练出一批干部人才"。蒋介石的这些话在其他人眼里，也许都是耳旁风，但在陈果夫、陈立夫那里，却是圣旨。
第七部分 8.一切为了蒋家的江山社稷（4）
陈果夫、陈立夫除了请蒋介石来校作指示外，他们还经常去晋见蒋介石，向蒋介石报告中央政治学校的工作，请求指示。蒋介石也多次向二陈面谕，或者写信给二陈，指示政校工作。1932年，蒋介石给陈果夫、陈立夫等人写信，强调"中央军校与中央政校，为本党教育干部之基本工作，课程虽有不同，而精神则无二致"，因此，必须使"二校切实联络，打成一片，而二校间之学生精神与情感，更须团结无间，是二校教职员之责任，尤为重大。"
陈果夫、陈立夫尽管也认为蒋介石有时讲的是废话，但他们却很明确，这就是不管对错，只要是蒋介石讲的，都必须当作绝对真理。他们是这样想的，也确实都是这样做的。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蒋介石放心。所以，不管是蒋介石的训示也好，面谕也好，或者是函电也好，陈果夫、陈立夫兄弟都唯命是从，坚决照办，绝不走样。他们遵照蒋介石的旨意，为了使中央政治学校像黄埔军校一样，成为培养guó mín dǎng干部的基地，劳心费神，想了很多办法，出了很多主意，大到学校的培养目标、招生原则，小到科系设置、教学内容等方面都作了硬xìng规定。表面看起来，中央政治学校科系分明，章程井然，实际上却是一个包罗万象，五花八门，不lún不类的大杂烩。与其说是个学校，倒不如说是个臃肿的机关。比如，中央政治学校设置了许多大学少有的机构，如公务员训练部、专修科、附属学院、学校及研究部，科系中还设置了行政系、外jiāo系等。
学校对师生的管理也十分严格，层层控制。在教育长以下，分教育处、训导处、总务处、公务员训练部、研究部、毕业生指导部、军训总队部等。而且，各处都设有主任和副主任，处以下再设科，科有科长和副科长。各执其事，各负其责。由此可见，这完全是一个行政衙门的官僚组织，将一切权力都集中于教育长一人之手。这也就是说，陈果夫把一切大权都统统揽在手中，除了蒋介石之外，其他人都靠边站，这就是陈果夫，一个权yù熏心的陈果夫。
陈果夫虽然后来对蒋介石的独裁十分不满，但他陈果夫本人也是一个独裁者。他一直把自己看作是学校的家长，教师是佣人，学生是奴隶。在他的层层控制之下，学生像奴隶似的集中在学校，实行军事管制，一切言论行动都要听从学校指挥，稍有越轨，即行处置；如有某种进步言行，则坚决开除。有一次，学校内有三名学生在闲谈时，对guó mín dǎng"围剿"红军、压迫民众的政策进行了"过激"的评论，很快被学生中的jiān细告发，校方二话没说，即以"共产党"罪名宣布予以开除。有位具有正义感的教师觉得处理太重，便找到陈果夫，向他说情，希望校方能宽恕这三名学生。陈果夫满脸冰霜，对此毫不通融，他眉头紧锁，一字一顿地说："学生好比一筐广柑，这三个学生好比是三个烂广柑。烂广柑一定得拿掉，否则就会影响别的。"这位教师再三恳求也无济于事。
第七部分 9.一切为了蒋家的江山社稷（5）
陈果夫对学生的组织纪律xìng很重视，对一些违反纪律的学生，不问青红皂白，予以重罚。陈果夫常对学生讲："学生在中央政校即是学生，也是士兵，谁要不守纪律，即按军法处置。"学生若是稍有不慎，就会糊里糊涂地受到学校"军训总队部"的惩罚。有一年夏天，天气十分炎热，校方要求中午睡午觉，一名学生在宿舍里难以入睡，便出来走走，他信步进入大礼堂，觉得里面十分凉爽，便在礼堂的长条凳上睡着了，结果被校方发现，将这个学生叫到军训总队部，予以严厉斥责，说他在礼堂睡觉是违反纪律，有伤风化。这个学生不服气，认为仅在礼堂躺了一下，无伤大雅，便与该部负责人发生争论。陈果夫知道后，大发雷霆，指示校方，以"目无长官"的罪名将这名学生开除。陈果夫就是这样，为了蒋介石的大业，为了党国的未来，他不给任何人面子，当然，除了蒋介石。
的确，陈果夫、陈立夫为了讨得蒋介石的赏识，他们办中央政治学校付出了很多。他们唯恐学生不能成为他们所希望的"人才"，除了加强对学生控制外，还经常向学生发表演讲、训话，并将学生找到家中或办公室里，进行个别训示、引导，以笼络学生。中央政治学校第一期开学时，陈果夫正患胃病，但他还是忍着疼痛向学生发表讲话。在讲话中，他特别强调蒋介石、guó mín dǎng中央对学校十分重视，声称："中央对于这个学校，期望甚殷，希望诸位受到三民主义的高等教育，将来负担实践主义的责任。"这里，陈果夫所说的三民主义，实质上就是蒋介石的新专制主义，负担实践主义的责任，就是要将学生培养成实施蒋介石新专制主义的骨干。
功夫不负有心人。陈果夫、陈立夫多年的辛苦总没白费，每当送走一批学生，他的内心里总有一种说不出的欣慰，因为，他毕竟打着蒋介石的旗号，为蒋介石培养了人才，也为自己培植了亲信，可算是名利双收。随着中央政治学校的学生一届届毕业，走向了guó mín dǎng各级党部和各级行政部门，成为蒋介石统治各地的基本力量，陈果夫、陈立夫也通过这些学生将自己的势力渗透到guó mín dǎng各级党部和政府机关。开始，他们以控制各级党部为重点，后来，在把持党务的同时，也向政府渗透。1932年，陈果夫、陈立夫曾向他们的亲信训示："我们要设法转到各级政府民政部门，因为民政厅管辖各县，既可以保荐县长，又可以直接指挥各县，使民政部门党化，把党融化于民政部门内。民政部门党化后，党部就可在背后发号施令，勿需正面出现。"
基于这样一种考虑，他们首先在浙江控制了民政厅，然后将120多名中央政治学校的学生派往那里，以佐治员的身份参加各县县政工作，实际上控制了浙江所有县的党政大权。在其他一些省，他们也采取了类似办法，达到控制这些省党政大权的目的。中央政治学校的历届毕业生，很快成了二陈在各地的基本力量。所以，当时社会上有一个普遍的说法："中央政治学校出来的学生，脑门上都刻着CC两个字。"如果说，当年蒋介石通过办黄埔军校控制了guó mín dǎng军队，那么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俩则通过办中央政治学校而控制了guó mín dǎng，他们在guó mín dǎng内的势力越来越大，以至于到后来，蒋介石真的大吃一惊，他怎么也不会想到，陈家的势力竟发展得那么快，选举中陈立夫的支持者竟比他自己的还要多。
第七部分 10.陈果夫、陈立夫尽全力替蒋介石出…
孙中山去世之后，guó mín dǎng立刻就四分五裂了。西山会议派在上海另立中央，在广州的guó mín dǎng也分成了汪精卫、胡汉民、孙科、丁惟汾等派别。中山舰事件之后，蒋介石在党内崛起，形成了一个新右派，势力在逐渐扩大。在这几个派别中，西山会议派、汪派、胡派无论是在资格上还是在威望上都远远超过蒋介石。但蒋介石善于利用手中所掌握的军权对这些派别逐一加以打击。廖仲恺一案之后，胡汉民被迫离开广州，这样，胡汉民的势力被赶出中央。"中山舰事件"之后，汪精卫下野出国，汪派骤失重心。剩下的孙科也仅仅由于是孙中山唯一的儿子才能自成一派，政治上没有多大野心，对蒋介石构不成威胁。丁惟汾原是guó mín dǎng二大中央执行委员、青年部长，在陈果夫代理guó mín dǎng中央组织部部长一职时，丁惟汾以guó mín dǎng中央秘书长的名义一手包揽了各省党部，势力猛然大增。这种局势的形成，对于蒋介石来说是好事，蒋介石希望看到这种局面。因为，蒋介石不怕乱，越乱越好，正可以乱中取胜。
作为一个搞政治的老手，蒋介石很快找到了驾驭这种局势的办法。经过再三考虑，他决定采取拉拢一派，打倒另一派的手法。他先看中了丁惟汾，丁惟汾势力虽然处于上升阶段，但仍无法与汪精卫、胡汉民抗衡，丁惟汾只有另找靠山来与汪、胡对抗。因此蒋介石略施手腕刚一拉拢，丁惟汾马上移船就岸。这样，在汪、蒋相斗的宁汉之争中，丁惟汾站到了蒋介石这一方，他在guó mín dǎng内建立了一个"三民主义大同盟"，吸收了一批右派青年，支持蒋介石fǎn gòng"清党"。因此，1927年4月，当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时，丁惟汾毫不犹豫地投入蒋介石的怀抱，在蒋介石的中央里当上了青年部长。由此，蒋介石的第一个战略目标宣告达成。于是，大踏步地向第二个战略目标前进，对其他各派，利用矛盾，各个击破。
蒋介石和丁惟汾在党务问题上合作得最好时间是在1928年2月召开的guó mín dǎng二届四中全会上。在此之前的预备会议上，蒋介石利用党内各派矛盾，拉拢丁惟汾，进退自如，先后挤垮了西山会议派、胡派和汪派。为酬谢丁惟汾的合作之功，丁惟汾当上了guó mín dǎng执行委员会的常委。但丁惟汾并不以此为满足，他毕竟是guó mín dǎng内的大人物，他也有自己的野心，不愿意在党内长期屈居蒋介石之下。这样，在二届四中全会上，丁利用蒋的拉拢，趁机发展自己势力，把大批亲信塞到大会中，以致有人惊呼"蒋家天下丁家党"。蒋介石对于这样一种形势当然不满意，但蒋介石表面上不露声色，一方面，丁惟汾目前对他有用，可以分散其他派别对蒋介石的注意力。另一方面，蒋介石也希望看看丁惟汾究竟是怎样的人物，他究竟有多大本事。
然而，蒋介石的忍耐是有限度的，他不可能一让再让，更不可能让丁惟汾成什么气候。在蒋介石夺取党政大权后，对于丁惟汾的做法就再也不能容忍了，他下决心要置丁惟汾于死地。
1928年，随着第二次北伐占领天津后，蒋介石力图北上，想借机收揽北方各地方党部于自己的势力范围，就以总司令名义召见当时的guó mín dǎng天津市党部负责人周某。由于天津市党部是丁惟汾的势力范围，周某也是丁的亲信，他不愿意叛丁投蒋，于是声称："我非总司令属下，不能应召。"蒋介石闻言大怒，又以中央组织部长的名义召见，不料周某再次毫不客气地加以拒绝。应当说，蒋介石参加革命那么多年，还从没遇到这种事情，在guó mín dǎng内就是再高的身份也得给他蒋介石面子，连国父孙中山也得让他三分，所以，蒋介石当时的气愤程度是可以想见的。
第七部分 11.陈果夫、陈立夫尽全力替蒋介石出…
两次丢了面子，蒋介石又气又恼。因为，在蒋介石眼里，面子比什么都重要。如果说蒋介石并不把军事上的失利看得过重的话，那么，党派斗争的失利蒋介石是绝对不能忍受的。于是，蒋介石痛下决心，通过"清党"来肃清反对自己的党内势力。
在"清党"中，陈果夫向各地派出了大批的党务指导员。在蒋介石的支持下，陈果夫一人决定向各地派出的人选，丁惟汾不得过问。而陈果夫所确定的人大都是中央政治学校的毕业生。这批人到地方后，随即改组地方党部，许多丁惟汾的人被改组掉。这样，在地方失去了支持的丁惟汾犹如无根之草，飘摇不定。那位让蒋介石难堪的天津市党部负责人周某不久也被陈果夫撤换，天津市党部也被解散。陈果夫选派傅作义、苗培成、崔廷献、陈石泉、刘不同、鲁dàng平、焦廷献为天津市党部整理委员。面对蒋、陈暗地里的攻击，丁惟汾表面上不动声色，暗地里却改变了以往的态度。
在guó mín dǎng二届五中全会上，蒋介石乘第二次北伐战胜张作霖、孙传芳、张宗昌之余威，开始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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