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8月18日，全国第一次严打开始了，抓了很多人。那一年我读五年级。有一天正在上课，突然响起了急促的铃声，老师放下教鞭停下讲课，让我们到操场集合，我看见操场上其他班的学生已经站好队，队伍前整齐的停放着好几台绿色的解放大卡车，大卡车上两边低着头弯着腰站满了胸前挂着纸牌的人，纸牌上半部分几乎无一例外的写着“流氓犯”，下半部分是姓名。这些流氓犯罪分子的后面雄赳赳气昂昂站着戴军帽背步枪的军人。大卡车驾驶室上面架着高音喇叭，里面传出的女播音员的声音尖锐c高亢而又迟缓，哪怕你捂着耳朵声音还是能够穿透你的耳膜直达你的心扉，唯一能够让我分神的是这些犯罪分子的头发，他们的头发中间被推剪推出一条空，从额头直达脑后，露出闪闪发光的一条脑袋。没错，我说的就是露出闪闪发光的一条脑袋。如果你见过夏天的田埂，田埂的两边长满了过膝的稻谷或者小麦，你站在田埂的一头，从这个角度往前看过去，你就能联想到这个为犯罪分子特别定制的发型。这个发型好像只在1983年全国严打期间使用过，这个发型虽然丑陋c滑稽但是能够让人强烈感受到国家暴力机关的强大与不可违抗。在我好奇的研究这些犯罪分子奇怪的发型时，那个女播音员尖锐c高亢而又迟缓的声音再次穿透我的耳膜：流氓犯陈双喜。顺着这个声音我在大卡车上找到了挂着这个名字的纸牌，纸牌后面果然是一个熟悉的面孔，我们湾里的陈双喜。我看到了他，他也看到了我，他看我的眼神好像很复杂，或者是茫然或者是惊恐或者是尴尬或者是惭愧，或者什么都没有，只有空洞。
这一次的犯罪分子游街，没有看到我大哥。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大大妈妈，我看到他们这一个多月来愁眉紧锁的脸上露出了些许庆幸的表情，这个表情我只能读出是庆幸而不是开心。8月18号的那个晚上，我记得应该是7c8点钟或者8c9点钟的样子，反正天黑没多久，很多人都在罗元邪子家的禾场外面乘凉闲聊讲古，湾里人看到几部绿色的吉普开进来直接停在陈双喜家门口。“是大队民兵连长带过来的，肯定要抓双喜这娃了”，闲聊的人中有人小声说到，“双喜刚从外面回来现在肯定是在吃饭，赶紧叫他跑啊”，也有胆子大一点的提高嗓门对着陈双喜家敞开的大门大声说，其实意思很明显，好让屋里的陈双喜听见了快点跑。但是已经来不及了，民兵连长带着穿白制服戴白帽的派出所人员迅速冲进了屋里，正在屋里吃晚饭的陈双喜被抓了个正着。他们用绳子把陈双喜捆的结结实实的，推到一辆吉普车上。那个年代派出所抓人基本上都是用绳子捆，没有见过用手铐铐的。那晚我混在乘凉闲聊的人中间目睹了这一幕，现在回忆的时候感觉很不真实，比如绿色的吉普c白色的制服c捆人的绳子c甚至民兵连长。这些场景应该只会出现在影视剧里面，但是又真真切切的在一个十来岁的孩子面前呈现。甚至多年以后，那个晚上出现在现场的民兵连长，那个刚从越战归来的战斗英雄，那魁梧的身材和棱角分明的威严的脸庞，我成年后再次见到他的时候，早已是佝腰塌背c老态龙钟，再也不见当年的高大威猛。
吉普车刚进湾里的时候，就有人叫我回家看看跟陈双喜玩的很好的我大哥在不在家，其实根本不用我回去，我知道大哥那几天刚好去钱场我老表那里了，我老表是钱场一个大队的书记，他们大队的林场近段时间有人偷偷砍树，我老表叫我大哥去帮忙照看几天。那晚派出所也去我家了，后面又来过几次，都没有找到我大哥。
到了冬天的时候，陈双喜已经被判刑送入了荆州监狱。家里托人去派出所问了我大哥的事，派出所回复没什么事了，陈双喜没有供出别人，家里人总算放下心来。一直到第二年春天，我哥才从外面蓬头垢面的回来。
1983年严打的时候，我想很多家里有年轻人的父母亲应该都会有过担心c害怕甚至恐惧。818严打的原因很多人都知道，我从不质疑这场严打的重要性c必要性与正确性。从那个时代背景来说，如果没有818严打，社会将会坠入难以想象的混乱深渊。那个时候，每天听到的都是街上哪个女孩子下班晚了一点被几个流子货怎么怎么了，哪个地方又杀人了，谁走夜路被逼钱了诸如此类让人闻之色变肾上腺素飚升的消息。尤其是当年王宗坊c王宗玮“东北二王”神乎其神的民间传说，更是弄得人心惶惶，很多女孩子不敢出门，怕遇到耍流氓的，甚至老实一点的男青年也不敢出门，怕被流子货看不顺眼挨一顿打。正是因为这场全国性的严打运动，社会得以平稳前进，经济得以健康发展，社会治安得以完全扭转以致维持10年之久，一直到1996开始第二次全国严打。
那一年，我们县城的很多工厂仓库c粮库被用来改作临时的监仓，关押那些流氓犯罪分子，强奸犯罪分子以及抢劫杀人犯罪分子。在这场席卷全国的严打运动中，有些地方也存在矫枉过正的情况。比如湾坝大队还是耀星大队的冯国新，因为抢了几根烟还是几分钱，在快捕快判的大方向下，没有经过正式严谨的侦查检审程序就被敲了瓢。
那个时候，湾里人经常说，汉北河要枪毙人了，赶紧去看啊。小时候我知道汉北河边上是有一个刑场，但是我一次也没去看过枪毙犯人，我不喜欢看血淋淋的东西。再比如湾里的陈双喜，被逮捕后，实在找不到拿得出手的罪名，也没有之前认定的什么同伙作案什么抢劫之类，无非就是喜欢在湾里闲逛，晚上看电影时打过几次架。平时习惯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村里人去乡里告了状，最后政法机关觉得陈双喜把湾里的石磙推到河里去触犯了刑律，问了一个流氓罪判刑20年。很多和我同时代的人在90年代初期应该都听过迟志强的歌，这位曾经红遍大陆歌坛的迟志强，当时也是因为跳贴面舞以流氓罪判刑4年（这个在当时已经是非常非常轻的判刑了）。现在别说跳贴面舞了，跳脱衣舞也不会拉去坐牢。湾里的陈双喜也是这样，推个石磙判20年，现在别说推石磙了，那些拆迁队的拆人家房子也没事！街上地摊也可以随便掀，你见过哪个因为掀地摊被法律制裁过的？所以我们在描述或者审视一件事情的时候，一定要打上那个时代的烙印，要用历史的眼光看待过去，但不能说就不可以用现在的标准去拷问历史，我们可以从时代变迁的角度去思考进而去引领人类文明的走向。
那个年代，联产承包责任到户刚刚实行，农村生产力得到空前的解放，很多青壮年一下子从繁重的劳动中跳脱出来；而在城市，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回城没多久，形成了庞大的待业群体。农村的城市的这些年轻小伙身上积攒多年的精力得不到发泄，闲逛吃喝c打架闹事c对着女生吹口哨甚至调戏妇女这些事情算是司空见惯，当然在今天看来这些都不是个事，但是在当年严打的时候这里面的任何一条都可以由人民内部矛盾上升到敌我矛盾进而受到法律的严惩。那些运气稍微差一点的都无一例外的身陷囹圄。不过当时因为这些小事重判的人很快在87年88年的时候就改判出狱了。比如湾里的陈双喜，在荆州监狱坐了不到五年牢就提前出来了，而且还在里面学到一手过硬的车床技术，出狱后靠这个赚了不少钱，当然这是后话。也有一些运气好一点的，躲过了那个令犯罪分子胆战心惊的晚上，后面基本上啥事都没有，倒是多了一个可以在别人面前吹嘘或者炫耀的资本：知道老子是谁吗？老子是818漏网之鱼！也有人把这句话作为震慑那些后起之秀街头混混的口头禅，但是也有一定时效性，如果90年代中后期再说出这样的话来就不免沦为笑柄，到现在，如果你还能在外面听到这句话，那一定是遇到了一个邪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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