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彪这次出使南齐，再一次赢得了外交上的胜利，他极力颂扬孝文帝的圣明。回国后，受到孝文帝的褒奖。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弱国外交的面孔是多么苍白。同时也不难看出，北魏虽然是鲜卑人建立的国家，但也和南朝一样，是尊崇汉文化的，比之南齐有过之而无不及。
皇太后死后半年，拓跋宏再次拜谒永固陵。四月癸亥，再次在太和庙祭奠祖母，这之后，孝文帝才开始吃蔬菜、果品，结束了守庐素食的守陵生涯，足见得孝文帝对祖母养育之恩的铭怀，完全是出于真情。在其后执政临朝时，仍然是哀服绖带，墨守汉家礼仪。
这年，从正月开始，一直到四月，整个北魏滴雨未降，有大臣上书说是皇帝守孝绖墨，不理朝政导致的上天震怒。拓跋宏反驳说：“成汤遭旱，以至诚致雨。朕哀念先祖，唯当责恭以待天谴。”并从李冲那里寻求解决的办法，李冲乘机惩治了贪污腐败的首恶分子济阴王拓跋郁，将其赐死。
也许真是拓跋宏孝感天地，或许是霹雳手段惩治贪腐使上天垂青，北魏这才大雨霖霈，万物生长。守孝一年期满，北魏祭祀先祖的明堂太庙也已建成。孝文帝亲自致祭，将列祖列宗的神灵牌位迁入新太庙。之后，这才脱掉穿戴了一年的孝服墨绖。
孝文帝对汉文化的吸收，运用，已经深入到了骨子里。他的彻底汉化比正统的汉人还彻底。他对祖母，对先人的敬畏，还没有哪一个汉族皇帝能与之比肩。
拓跋宏完成了对祖母的守丧礼仪，祭祀太庙，这才从丧亲的阴影中走出来。对他来说，继承祖母的遗志，放手改革，这才是对祖母最好的悼念。按照祖母既定的改革方针，经与改革派的首领李冲多次商量。孝文帝决定从六方面实施改革。
一，制定官阶品位。打破八座大人不分高低贵贱，一律由八人制政、执政的局面。依照汉魏先例，中央设置一二三品官员，分为三师、三公、尚书、中书，武官设置四征、四镇（原四方、四维改由征、镇戍守）将军。地方官员的评级定品方案，派出李冲赴各地考核，孝文帝也四处巡视，检查制度的落实情况。各州设刺史、郡设太守、县设县令。杜绝了王公贵族世袭勋爵，垄断官场，打开了地方官拔自寒微，逐次上升的晋升通道，为今后实施的科考选拔描绘了雏形。
二，制定礼乐。音乐是传统文化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流传于世的《诗经》，多是以歌词配曲的形式才得以流传，进入中国文学史。北魏鉴于周朝因礼崩乐坏而亡国的教训。设置乐官。在原有基础上修订、谱曲、配器，谱写，整理出一系列雅乐曲谱稿本。因音乐大师高允已经去世，懂乐理的高级知识分子少之又少，只有高闾，跟随高允多年，耳濡目染，还能从记忆中钩沉出一些散曲。皇帝任命高闾为总编撰，负责曲谱的收集、整理、串联乐章，配器的工作。幸好，当年世祖拓跋焘攻克统万、姑臧城，缴获了一大批乐器、乐工，这些人和物被带到平城，已撂置多年，如今又被高闾征聘回来，修整出已破损的乐器，又从民间征寻了一大批精通乐器、乐理的音乐人才，组建了新的中央乐团。
三，迁都。迁都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面临很多困难和反对因素。更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作业。自夏商立朝以来至今，还没有哪个王朝是在半途而突然迁都的。在北魏立国百年来，这是所有改革中最难办，又迫切需要办的重大事项。拓跋宏反复和李冲设计了无数方案，在都城的选址上也是极其慎重的，在五座候选城市中，最终确定洛阳两座城市。经把邺城和洛阳反复比较，最后决定将都城定在洛阳。
为了扫除迁都洛阳的理论障碍，拓跋宏来了个“曲线迁都”，发动了一次令大臣们摸不着头脑的运动。命大臣们从新议定“行次”。
以中国传统文化的哲学理论，“行次”就是五行的秩序，依照汉代学者如董仲舒等人的理论，五行的顺序为“木火土金水”。北魏为了让自己处于汉学“正统”，就必须争夺大批知识分子的心。为了把这场戏演得逼真，拓跋宏导演了以高闾为反对派，以秘书丞李彪为革新派的一场大辩论。
北魏太和十五年（公元492年）正月过了没几天，拓跋宏祭祀了祖母和父亲的亡灵，将父亲的牌位移于明堂后，即召开了这次关于“行次”的大辩论。
首先出场的是德高望重的高闾，他发言的第一句话就说：“凡帝王者，莫不以中原为正统。”高闾开宗明义地将拓跋氏定为“正统”君王，必将入主中原，为其后的皇帝迁都埋下了伏笔。他说完这话，看见众大臣都赞同地点头，又说：“先朝以来，晋承魏为金，赵承晋为水，燕承赵为木，秦承燕为火。且魏之得姓，出于轩辕，厚土载以国姓（拓跋），臣愚以为宜土德。”
秘书丞李彪、著作郎崔光等人说：“秦之既亡，魏乃称制玄朔，拓跋承魏，受命于云代，与先魏称制玄朔，一脉相承，应为水德。”
司空穆亮等大臣赞同李彪的观点，孝文帝下诏：“魏承晋为水德，行次为‘水木火土金’”，皇帝一锤定音，结束了这场辩论。
“行次”“水德”议定，洛阳是众水环绕之地，迁都洛阳就有了充分的理论根据，为以后的迁都埋下伏笔。但拓跋宏就迁都一事仍十分慎重，反复征求李冲的意见。
李冲从地理环境，人口状况，军事态势等各方面进行阐述，提供了几条意见，作为迁都的理论依据。
地理环境：平城地处塞北，天寒地冻，六月飞雪，风沙弥漫；这种地方建立的都城，已经与北魏声名赫赫的国际地位不相匹配了。按照勘舆理论（风水学说），都城必须是兴旺王者之气的地方，前方势如潮涌，后方山环围护，虎踞龙盘，五岳臣服。这样的地理位置，在北魏的版图中，唯有邺城和洛阳可供选择。
人口状况：依传统儒学理论，皇帝是天子，百姓是子民，皇帝是舟，子民是水。按李冲的意思，当今皇帝是一条巨龙，平城这样浅窒狭窄的池子已经装不下这条巨龙了，拓跋宏非“池中之物”，必将遨翔九天，得有更广阔的空间让其发展。
李冲为啥用这样的春秋笔法呢？原来，自道武帝拓跋珪以平城为都城后，几十年来不断地从各地迁徙大量的战俘、牧奴、百工匠人、汉族知识分子，“外来户”聚居“京畿”，以“计口授田”的牧转农人员从事农业生产，供应平城官员、兵民的生活所需和六镇戍守的前线军粮。尤其是灭秦、灭夏、灭姑臧、灭北燕之后，平城的人口成几何数据般增长，官吏队伍更是日益宠大，粮食供应问题就慢慢凸现出来。
平城这个囤积粮食的“池子”，平时还能勉强保障供给，一遇灾荒年，放赈发粮，“池子”里就没有什么东西可捞了。当年就曾为此而有过迁都的动议。
以当时的交通工具，驮运粮食完全靠“明驼”运载，从关内运粮到平城，不仅沿途自然消耗多，更有无数的“耗子”在各地劫粮，造成的粮食成本不论从军事损失还是物力损耗上都是极其昂贵的。
再从军事态势上分析：平城的地理位置几乎与柔然接壤，北边只有六镇戍守一道防线，一旦柔然冲破六镇的防线，平城就完全暴露在柔然的铁蹄之下。若是柔然围困平城，那时整个北魏帝国的圣皇宗庙，祖宗灵牌，后宫女眷都将遭覆巢之灾。
当年世祖太武帝“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巍然不动”的英雄气概已成昨日黄花，后宫更没有花木兰，窦太后一类的女性可以担任女将军，率敌抗战。就是当时，平城也曾被柔然的铁蹄践踏。
更深刻一点说，随着鲜卑人种和汉、羌各族人口的杂交繁衍，此时北魏境内的人口再没有一支是“纯天然”的鲜卑狼崽，而是多了一些文静柔弱，少了一些狼性狂暴。
柔然如旷野飓风，呼啸而来，席卷而去，行踪飘忽，噬血成性，拓跋宏再要组织铁骑部队对付柔然的快速反应部队，已感困难。再要对柔然发动毁灭性的打击，喊几句口号可以，要倾全国之力，靠二万五千里长征去打击居住在穷山恶水的贝加尔湖畔的蠕蠕，北魏统治者真还得认真的掂量掂量。
还有最根本的一点：雄才大略的孝文帝拓跋宏随着国内战线的南移，他此生的终极目标是“打过长江去，统一全中国”，使拓跋氏成功地化蛹为蝶，成为中华民族的正统君王。这所有的因素都集中为一个焦点——迁都。
既然北魏的迁都成为势所必然，都城选址就成了首要问题。迁都的改革派又为此分成两派。
北魏都城的选择最终有两处，最近两百年来一直以都城的面貌称雄中原的洛阳和邺城，邺城是曹魏苦心经营多年的根据地，地处黄河北岸，曹操曾据此遥控指挥汉室，羯胡石勒也曾据此称帝，前燕慕容俊曾在此登基。文成帝拓跋浚就曾经有过迁都邺城的动议。
另一派认为，邺城地处黄河之北，对南方的影响力自然不如洛阳，洛阳管控天下，靠水运就可从全国各地调运粮食、布帛，解决战争的后勤供应，而且以雄武过人的魏武帝，烈士暮年还壮心不已的曹操，最终还不是把都城确定在了洛阳吗？
北魏定下“行次”，应以水德，洛阳是中华传统文化河图洛书的肇祥之地，正是“水德”的集中表现，首选之地。这些优势，是邺城所无法比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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