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睿的死并没有拖延改革的步伐。文明太后祖孙二人按照原有的顶层设计，决定从文化根基上全面向汉文化靠拢。以汉文化为源头，实施文化改革。文化牵涉到民族的根基，文明太后决定从几个方面入手，让融合汉民族的各族人民全面汉化，实现文化大一统。
一，订立婚姻法，禁止同姓婚姻。禁止士民之家不顾氏族，下与非类婚偶。在中国的地域上，秦汉以来的婚姻秩序是十分混乱的，进入北魏更是如此。
拓跋游牧部落实施的是抢婚制（至今西南地区云贵等省一些少数民族还保留着这种原生态婚姻活化石），只要是看上了谁家的姑娘，抢回家去即成为新娘，也不管她是否是自己的姨妈或者舅娘。前文所述的拓跋珪抢夺贺兰芯，后者就是前者的姨妈。
马背上的民族对婚姻一贯采取的是实用主义的态度，只要能传宗接代，至于什么血统，血缘，血脉，统统可以忽略不计。所以对婚姻缺乏羞耻感，“姐死妹填房，妹死娶丈母娘”的现象屡见不鲜。
婚姻法的颁布，对乱伦、乱辈，不利于基因遗传的“昏姻”行为给予了有力地遏制。在一千五百年前的北魏，此举不论从人种学，还是社会学，伦理学方面，都是个极大的进步。倒是以“正朔”自居的汉邦诸帝国，在婚姻伦理方面反而远远落在了这个“异族”“戎狄”的后面，诸如后来的李治娶武则天，唐玄宗娶杨贵妃，对恪守汉家伦理道德的“正朔”君王们都无疑是一个极大的讽刺。
二，普及教育，文明太后从诛杀乙浑事件中切实地感受到了文化的重要性和不可替代性，如果不是因为乙浑的文化水儿不平，他若读懂了文明太后那封向冯熙求救援军的藏头诗，那个野蛮的家伙，一旦对冯太后刀剑横颈，不难设想，哪里还有祖孙二皇帝的今天。
而北魏要崇尚汉学是很有基础的，世祖拓跋焘征服西凉后，迁徙了凉州以常爽、索敞为首的汉学大儒一百多名高级知识分子到平城，兴办学校，培养青年学子，李冲、李奕等人就是这次汉文化迁徙中结出的硕果。北魏手到擒来，从这些优秀的知识青年中选拔品学皆优的士子充实干部队伍。
这条举措，较之汉朝时从地方选拔“贤良方正”又是一个大大的进步。此举，更成为隋朝设立科举制度选拔官员的雏形和先声。
三，加强治安管理，建立巡警制度。进入封建社会以来，介于犯法和非犯法之间的打架斗殴，酗酒闹事，侮辱妇女，酒驾等事件的处罚，历来没有一条成文的规定和处理标准。这些事情，刑法不好处理，又是极大地影响到安定团结社会局面的危险因素，不处理还不行。
于是，文明太后命令各州郡“设置谨慎、正直的健勇者数百人，负责街道、通衢的巡逻防务。”“执喧斗者而已，吏民始得安乐。”这个治安管理机构有点像巡警和城管执法大队的联合体。这个组织对人员的选拔、考核还是很严肃的，不是说某书记打个招呼，或者某首长一个电话就能够搞定的，还要选择“谨慎，正直”（品德第一）的人员充当城管干部。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把社会治安纳入管理。
四，更改、制定法律大法，废除原有不适的法律条款。法律条令的修改、撰写必须要有德高望重的法学专家牵头，李冲自感难以胜任，推荐九十岁高龄的法学家高允担任主编。
高允本来已经因病退休，在家颐养天年。文明太后派专车把他老人家接到平城，拜镇军大将军、中书监，特许乘车进入宫廷。见了祖孙二皇可以不下拜行礼。
因高允一生清廉，家中贫薄，为让高允安心制定律令，解除后顾之忧，在规定的“班禄”外，命中央乐团每五天派一支十人的乐队，到高允的家中演奏传统名曲，丰富他老人家的文娱活动；每天早晨，由皇宫御膳房将烹制好的食品送到高家，每月朔、望之日还送去高档名贵的牛酒，以示慰劳。财政部按月送上丝绢布帛、衣服棉被。请高老夫子进宫教授时，还特意在宫门前为他准备好拐杖。
经过高允、高闾等人几年的努力，公元482年冬终于修成初稿，共八百三十二章，罪惩门房、衙役、勤杂人员的条项占十分之六，以大辟罪惩戒的条文二百三十五款，杂刑三百七十七款，庞杂的法律文本终于试行。
完成了这个浩大的工程，高允的生命也就走到了尽头，九十八岁那年，无疾而终。
在北魏百年中，高允和崔浩是最具影响力的两个大知识分子。
高允历事五帝，从拓跋焘时，出入三省（中书省、吏部、秘书省），五十余年，提拔和保护了不少人才。处之高位，却恪守清贫。他是一代宗师，在文学、艺术各方面的造诣都很高。
在佛学进入中国的初期，高允对佛学研究重在生发育养，也恪守佛徒操守，好生恶杀，饮食清淡。他的崇佛素食，对文明太后起到了很大的影响，太皇太后因而也“被服俭素”，每餐的菜品只有素食两三样。
高允在音乐方面很有造诣，常常和中央乐团的乐手们“击节弦歌”，赋词作曲，指挥演奏，还分别管乐、弦乐，打击乐，实行分声部和弦配器。他对中医学也有很精到的了解，以自己的心得写有医学专著《议何郑膏盲事》。可惜音乐和医学方面的专著佚失，不然，我们可以窥见一千五百年前的记谱法是否使用的工尺谱。今天，我们还可以钩沉更多的医古文，发扬祖国的中医理论，说不定会产生更多的屠呦呦。
高允一生学而不厌，昼夜吟咏，手不释卷。不仅自己好学，更重视对下一代的教育培养。为改革教育体制，他曾多次奏请皇帝“崇建学校，以厉风俗。”请制大郡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学生一百人（读者注意，彼时的“学生”不是现行的学生概念，而相当于市委党校的干部学员）；次郡立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学生八十人；中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二人，学生六十人；下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学生四十人。“其博士取”世履忠清，堪为人师者，年限四十以上（不似现在伪造一张牛筋大学的文凭就可以混进去的）。助教亦与博士同。年限三十以上。
这样具体的教改很具可操作性，立即被皇帝采纳，“郡国立学，自此始也”。高允入仕北魏五十余年，担纲领头从事的改革涉及到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婚丧嫁娶，到丧葬制度的改革，都有具体的可操作办法，由此得到朝廷上下的尊重，连皇帝都称呼他为“高老令公”或“高老夫子”，足见其人脉之广。所以，九十多岁的高允还被皇帝请回朝堂，要他再费心竭力制定法律改革条款。并安排中黄门（中级太监）苏兴寿随行搀扶高老令公。
一年冬天，路上大雪封路，太监搀扶高允进宫，半路上突然窜出一条凶恶的野狗，把高允扑倒在地，摔得不轻，搀扶他的小太监苏兴寿吓得面如土色，高允好半天才从雪地里挣扎起来，还安慰太监不要害怕，放宽心进宫去。“我不会把这件事张扬出去的”。
果然，这个突发事件被高老夫子彻底隐瞒，至死也无人知晓。还是苏太监吊唁这位受尊敬的老人时，自己说出来后才为人所知。
还有一天，皇帝在西郊太庙有事垂询，命御马车夫前去接高允，御车载着高允前行，半路上，也不晓得啥子原因，御马惊厥，疯狂跳跃，致使御车颠覆，高老夫子被压在马车下，额头上、眉头处都有三处撞伤。祖孙二皇帝送高允住院治疗，殷情看望，派最好的御医为他疗伤。
高老令公险些因车祸丧命，按刑律御马车夫将获罪问斩，高允住了一天院，就强忍着伤痛回家了。临别时对祖孙二皇帝说自己无病无伤，请求赦免御马车夫的罪过，不要处罚他。御马车夫也因此免罪。
当年，显祖拓跋弘平定青州、齐州，迁徙两地的士子到平城，这些类似战俘的移民在京城承受着饥寒和白眼，这些人中，有很多还是高允的姻亲。
高允卖掉了房产和可变卖的东西，拿出了所有皇帝的赏赐赡赈移民，使他们得以温饱，不受歧视，还从移民中选其有才能的人士，申报朝廷选拔擢用。
高允还精通数术，他甚至为自己算了一卦，说是能活一百岁，皆因积阴功阴德的缘故，又因没保护好撰修国史的崔浩，致使其罹难，为此短了两年的阳寿，所以只能活到九十八岁。他的话，至今引为奇谈。
高允谢世，他未竟的事业转由高闾提出。按照高允的总体设计，政治、经济、文化、教育都已经得到落实，最重要的国防建设却还没提及。高闾来了个依样画葫芦，在朝会上提出在六镇设置六大边防军区，串联建设六镇之间长城的计划。
为了这次军事改革，拓跋宏专门在皇信堂召开军事会议。高闾宣读奏章说：“北狄凶悍愚昧，和禽兽一样，他们长于野战，不善于攻城，我们如果能制其所长变为所短，即使他们的兵马来得再多也不足为患。历代来边患无法遏制，都是因为北狄兵马倏忽无常的缘故。《易经》说，‘王公设险以固其国’，在什么地方设险，以什么设险呢，就是在地势开阔的地方构筑长城，我军原在六处要塞地设有六镇，称为六镇守军。现今在六镇之北修筑长城，在要害的地方开设门户，筑造一座小城防守，多置弓弩，报警烽火，北狄若来时，我军凭城可守，敌方无法攻破城防，无处劫掠，只能退走。若以六镇最西的沃野镇（今内蒙古五原东北乌加河北）到最东的怀荒镇（今内蒙古集宁市东北）计算，东西不过一千余里，若一人一月修筑三步宽的地方，则三百人三里，三万人三百里，千里长城，十万人一月就可筑成。至于兵力，改六镇戍守为六大军区，配置军火、粮食、后勤供给，每个军区一万人的部队，征集附近郡四万人，京师二万人为武士，分为三军，二万人专习弓射，二万人专习骑矟，修立战阵，采取诸葛亮八阵之法，为平地御寇之良方。”
拓跋宏同意了军事会议的决定，在防御北方柔然一线设立兵强马壮的六大军区。相沿成习，以后在各地设置的军区都称为“镇”。镇守一地，保一方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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